互联网与反腐败（精选4篇）
互联网与反腐败 第1篇
技术的不断变革使得媒体传播发生深刻的革命, 微博等新兴社交媒体实现了传播方式到内容的双重变化, 新媒体的媒介化社会形态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对于民众生活、社会结构乃至社会发展趋势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近年, 网民通过官员在公开场合出现的照片监督公职人员的风气正在兴起。
2012年8月26日, 在陕西省延安市发生了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一张现场报道照片中露出微笑的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受到网民集中关注, 微博纷纷出现其佩戴多块名表等问题。9月21日, 陕西省纪委确认, 身陷“微笑门”和“手表门”的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存在严重违纪问题, 依据有关规定, 撤销其省纪委委员, 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早在2008年12月, 南京市江宁区原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因发表“查处低价销售楼盘”言论而遭到网友人肉搜索, 被爆出抽天价香烟、戴名表等腐败嫌疑, 被网友称为“天价烟局长”, 周久耕随后受到有关部门的审查, 并被移交司法机关。
两起典型的互联网反腐事件都有类似的起源高调迕逆民意的官员, 其问题随后被一张时空定格的照片揭开, 从而将行为放大到了转型期中国的网络舆论场 (1) , 永远地定格在历史空间中。纪检介入后发现严重违纪问题, 最终事主丢官去职, 平息民愤。之后, 各地官员们在穿戴方面悄然进行了改变, 许多地方的领导都对手表讳莫如深。这件事除再次验证了网络反腐的巨大威力之外, 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吏治和官风的清明, 客观上起到了对官场奢侈之风的遏制作用。
一、事件主体的“光靶效应”
在茫茫人海之中, 当阳光照射到某个人身上时, 他就变成了众矢之的, 受到四面八方的关注、调查、问询和质疑。李良荣和喻国明等众多学者指出, 媒介化社会的形成将影响力辐射到每一个人, 网民从传统“受众”变成自媒体化“参与众”, 拥有了社交媒体所赋予的关注、调查、问询和质疑能力, 体现在以内容分享、评论转发、收藏置顶和线下讨论为主的全媒体权利上。本文认为, 当互联网上大多数受众将这种权利和能力投射到某一事件及主体的时候, 能量汇聚成太阳一样的光芒, 穿透传统时空局限和地域体系结构的一切障碍, 照射到事件主体之上, 从而形成标靶。当所有人用各种制度标准和规则理解去监督衡量某一个体时, 往往能发现并放大问题缺陷, 形成舆论风潮, 从而倒逼组织机构进行程序调查, 最终以体制内制度性约束完成对事件主体的处理程序。
在许多场合的私下交流中, 一些官员对于网络舆论场的态度偏向于负面和嫌恶, 认为网络舆论场充满了乌合之众与网络暴民的身影。与此同时, 他们又开始严肃地看待媒体潜能和时空定格下的自身符号, 从衣着穿戴到言行举止开始谨慎行事。对于公职人员而言, 这种谨言慎行既是必要的, 也是必需的。互联网监督的勃兴形成了一种显著的体制外约束力量, 这是一种产生于网络民意监督, 推动大众媒体卷入, 获得政府机构关注并启动纪检程序的解决路径。由于起源突发的偶然性和事件发生的概率性, 这种看似“隔墙扔砖”“枪打出头鸟”的网络监督机制, 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威力巨大的阳光照射能力, 并与事件主体的言行狂悖程度成正比, 形成以事后监督控制来约束公职人员, 并促使公职人员事前自律的超道德约束。
作为启动互联网监督的诱因, 发生“光靶效应”的前提条件是该事件主体在具体事件上高调迕逆民意和触犯“众怒”。整理以往案例发现, 在生命安全、生存安全、健康、生育、就业、教育等公民基本权益上, 最容易发生忽视和破坏基本权益的事件。此时, 事件主体言行举止挑战到公众的伦理道德底线和公开规则, 如果严重背离了公平和公正等社会理想规则, 就会导致“众怒”的形成。
一国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对最大公约数的全社会信奉基础上, 包括政府宣导、社会伦理和公众守望的理想规则。当行为事件挑战了一种公开宣导的社会秩序时, 也就意味着事理冲击延伸到了公开规则层面, 从而具备称之为舆情事件的燃点和爆点。然而, 这类行为事件极有可能作为潜行规则而事实存在着, 并因事件主体经常性的工作和日常行为而被广泛地忽视, 进而忽视了事主在跨越表达界面时, 微小言行“过线”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规则歧义和严重破坏性。
“光靶效应”还体现了阶层属性问题。事件主体往往是社会地位较高, 拥有社会资源、一定的权力和财富的人群, 总是处于非对称权力结构中的上层, 从而具备特定的阶层代表性, 也吸引了大量底层民众的关注。由于现阶段不平衡加剧和“阶层固化” (2) 等原因, 已经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文本标签, 如“富二代”“官二代”等。这种文本标签, 更是将一种“文本差异”表达在实际传播中, 往往蕴含了不良事件的指代性, 因而形成了文本敌对化的符号表征。该符号进一步加持在社会认知中, 从而形成一种态度鲜明的、非黑即白的、对于转型期深层次社会问题的表面化理解。这种“文本差异”的根源在于社会矛盾的积累和阶层差异。改革开放30多年来, 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 贫富差距客观上也在不断加大, 权力和资源路径下的代际传承, 已经成为媒介化社会传播中不可回避的现象。
因而, 当光芒照耀到享受着不公开不透明福祉的事件主体时, 其行为的合法性、收入的合法性、身份的合法性, 都将经受一种由情 (公众舆情) 入法 (公开制度) 的全面严格审核程序。而事件主体由于长期依托并隐蔽在不需要公开透明的规则保护中, 很容易滋生腐败行为和失衡的跋扈心态, 促使其时空定格画面和社会行为剪影在网络的舆情监察程序面前曝光, 在严格的法律检查程序面前落马, 以不光彩的结局验证了公众行使互联网反腐传播权利的预先假设。
二、互联网传播受众的丛林
社交媒体的互联网世界, 拉近了每个人的传播距离。这种效应在网络公众应对突发事件时尤为凸现。由于传播的相对性, 每一名受众在自媒体状态中, 可以主动地无限接近和关注舆情事件主体;与之相对, 舆情事件主体就不得不被动地“囚禁”于“光靶”之中, 饱受网络公众的“围观”, 包括被广泛知情、被评论、被批判、被监督, 不但丧失了互联网传播的主动性, 而且可能完全无法作出应对。
微博等社交媒体完全打破了传统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网络, 任何个人在网络上面对的都是无限多的个人, 当海量的受众质疑信息扑面而来时, 事件主体将要面临一个被无限受众、无限媒介、无限问题来批判有限个人的情况。更何况, 这种无限来源是隐蔽的和潜在的, 具备“丛林”的特征。
本文提出社交媒体反腐中的“丛林”观点, 认为相对处于“光靶”的事件主体而言, “丛林”是指事件主体之外的互联网传播受众的传播状态, 其典型效应包括:
其一, 互联网“丛林”的受众是匿名的、隐蔽的和不可预测的。因此, 受众的传播行为, 包括关注、知情、转发、评论、监督等行为, 都是来自“丛林”状态的信息共有和交换。
其二, 受众能够认知到其相对于事件“光靶”处于“丛林”中, 因而有意无意地增强了对于事件“光靶”的批评攻击意图。
其三, 事件主体难以辨别和应对网络受众的传播。由于互联网社交媒体用户数达到了上亿数量级的规模, 使得信息传播受众和潜在传播来源广袤而无法估量。依据幂律法则, 由于分母巨大, 而使得分子仅为一的事件主体, 不能有效识别和处理来自某一受众的传播信息, 因而导致并加剧了这种信息黑暗。
在网络舆情事件中, 一些富有正义感的网民往往充当着“公民报道者”的角色, 他们把事件发生的全过程甚至是事件发生的相关背景资料编辑整理上传到互联网上, 使广大网民了解事实的真相。作为网络舆情事件的主要传播者, 他们中间有揭秘者、发帖者、各种专业人士以及法律界人士等, 他们和广大参与讨论形成“围观”的网民一起组成网络舆论大军, 共同讨伐事件中涉及的一些相关人员及组织。随后, 传统媒体的跟进参与则推动了现实社会的行政管理与制度管理体系对事件的处置。
“丛林”的复杂构成决定了事主难以认知。由于受众对于事主而言, 具有匿名性、隐蔽性和不可预测性等特征, 因而其组成来源更为广泛, 动机目的也不一致。这也使得互联网反腐具有新闻特征和社会传播动员的基础。“丛林”包括公众、媒体、公知、政府官员、社会组织、街头巷议、外评观察家、评论员、“深喉”、竞争者、其他干系人等等, 形成复杂的“丛林”关系, 完全超越了金字塔组织严密而严格的管理结构, 也不能通过强有力的行政制度来统一行动、摆平纷争。正是这种社会化力量的崛起, 造就了个人或单一组织无法对应的社会化力量集群。对于具体事件、某个案例事主而言, “丛林”是深邃的, 也是力量庞大超凡的。
“丛林”具有一定的光明性, 互联网反腐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性监督和规制力量, 新传播者对公权力拥有者和使用者进行逆向授权, 体现了公权力的真正所有者是“最广泛的社会公众”, 并由其中最活跃的、最积极的、在社交媒体影响力上主动领先的新生力量主导了这种开放性的媒介化社会进程。体现了自媒体时代自授权的受众传播权利建设, 包括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与之相对, “表哥”等“光靶”落地, 源于不法公职人员依仗其在传统制度和组织层级中的权力和资源, “自然而然” (由于潜行规则的固化和泛化, 从而形成一定程度上对公开规则的渗透) 表现为监察社会和规制舆论的权力滥用, 实质是捍卫和保障自己不法的既得利益、地位和权力, 沦为抗拒社会制度和社会批评的对立面, 甚至成为一种压制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负面力量。
最终, 舆情在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中激荡并湮灭。从“丛林”中投射的微弱星光聚沙成塔, 将潜在的公职人员照成“光靶”。“光靶效应”的结果不是黑暗战胜了光明, 而是网络社会自发的光明的传播行为, 消除了公职人员阶层中的腐败现象。
三、“光靶效应”的深层次成因
网络传播权利的不平衡是互联网反腐“光靶效应”的基石。这种权利不平衡, 涉及两大主体, 跨越了两个舆论场。网络权利不平衡既是现象, 也是结果, 根源来自政府和网民群体不同的媒介依赖。网络受众以个体为主体, 广泛地拥有新媒体能力, 怀有强烈的实践公民新闻权利的意愿, 并积极地运用已经形成的网络权利, 哪怕它是不平衡的。对应于管理者, 以组织为主体, 职务个人在新媒体能力的自由运用和自主表达上是滞后的, 其在新媒体发布的沟通意愿上也是迟滞的, 往往侧重于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 更不能很好地倾听公众意愿和心声, 这种过度倚重于传统媒体舆论场的传播方式, 造就和加大了网络媒体权利的不平衡。
基于这种不平衡的网络传播权利结构, 很容易在对立情绪上找到“攻击点”和“突破口”。因而, 一旦出现“光靶”事主, 就会吸引“丛林”的集中传播, 形成舆论场结构化的一次对立情绪宣泄和表达。国民文化传统也是轻证据和逻辑, 而偏重于情感加道理, 这就使得网络“站队”化表达更为突出, 成为我国互联网暴力网络文化传播泛滥和理性声音“沉默螺旋”的归因。高调迕逆民意的官员, 一旦在互联网上被传播, 就会在不平衡网络传播权利前, 丧失身份地位合法性, 并且由于其“越轨言行”而逐步丧失其在制度范围内传播权利的合理性。
同时, 社会发展的道德变化趋势决定了阶层道德的差异对待方针。在当代社会进步过程中, 传统伦理道德的解构显而易见, 但是对于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伦理道德要求在上升, 这一矛盾将长期存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国民倾向于认可社会管理者的公信力, 对其进行道德美化 (也赋予了其更高的道德冀望) , 但实际社会运行中往往是欠知情和缺乏监督的, 因而生活中是道德宽容的。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更是以宗法礼乐等规则, 来向全社会成员标榜一个神圣的道德准则, 将其作为维系国家、家族和社会的凝聚力量之一。现代社会文明建立起大规模商业组织, 赋予妇女工作和参政权利, 普及面向平民的新闻出版和教育制度, 促成了公众传统的具有封建烙印的伦理标准和道德能力的解体, 这种趋势在80后、90后的年轻人中间更为明显。公众对于社会精英的伦理道德认知和标准也在下降, 人们倾向于更为认可个人支配意愿及权利, 而不是用道德约束其遵从传统社会的礼化规则。但是这种宽赦在公众层面很难适用到公职人员, 对于公职人员的高标准道德期望, 仍然是民众普遍的道德冀望, 并且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制度性承诺和全球化规则体系的比较印证。在全社会实际的道德约束能力和标准下降的时代, 却要求最具有社会权力和资源的公职人员践行全社会最高标准的道德能力, 可以预计, 除非公职人员的公权力受到制度性约束, 并且完全地服务于公众、受监督于服务对象及公众, 完成媒介化社会的一体化进程, 否则这种矛盾就不会得到改善, “光靶效应”将长期存在于这种阶层道德感的不平衡状态中, 并继续鼓励受众实践互联网监察的反腐职能。
四、小结
互联网反腐已经成为媒介化社会不可阻挡的趋势和有效手段, 开始占到反腐案件查处的一定比例, 是政府和组织内部对伦理守则自我约束的有效补充, 也是社会系统纠正和防范的重要机制之一。同时, 它也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的有效解压阀, 是打通两个舆论场在社会热点、突发舆情事件中的文化及发展方向的媒介中心, 是约束公权力拥有者个人及社会资源拥有者的重要警钟和“隐形高压线”。
2013年5月9日,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 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 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 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 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要解决“四风”问题, 这次教育实践活动明确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4句话、12个字, 概括起来就是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只有解决了媒介化社会中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毫不脱离的阶层统一本质, 才是解决社交媒体传播穿透社会现象的根本道路。
摘要：2012年“8·26”特大交通事故照片引发“微笑局长”事件, 事件中安监局局长受到网民集中关注。本文以此事件为代表, 探索了舆情传播显现出的“光靶效应”, 通过定义对舆情事主的“光靶效应”及分析网络受众传播状态, 深入研究了传播规律、阶层属性、矛盾碰撞过程, 发掘其社会性成因并提出应用对策。为全面认识互联网反腐的传播价值和意义, 充分理解和积极应对公众传播权利的实践创造, 严肃认真对待网络反腐的社会机制表达及其蕴含的改革诉求, 提供了建设性策略和参考意见。
腐败与反腐败问题 第2篇
关于腐败的概念，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实质是一种非正式的获取政治影响的过程，当某个群体感到其核心利益在正式政治体系内被忽视或被认为是非法之时，这一群体的成员就会被吸引到那些获取影响的非正式渠道中去，而这些渠道又往往以腐败的形式表现出来。
为何官多，何以成患？
“官多”和中国几千年一贯制的“官本位”、“重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一旦拥有了官位，往往就有了掌握其他社会资源的可能，故容易吸引人们趋之若鹜。今天“得官”是五花八门，虽然有比较正规和正派的“考而优则仕”、“绩而优则仕”，但也有任人唯亲的“血而优则仕”、玩弄权术的“术而优则仕”和巴结上级的“诌而优则仕”、还有赤裸裸的买官卖官的“钱而多则仕”。买官卖官似已成为官场痼疾，它将上下级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一手交钱，一手交官”。这自然意味着“权力”在迫不及待的要求“变现”。有识者不无悲哀地评论说，屡见不鲜的卖官事件可以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腐化到什么程度。当局者强词夺理“贫有道，贪亦有道。”但权力本是天下公器，岂容个人用来为一己之私！且贪污所得也无非是民脂民膏。所以，不论其贪是“有道”还是“无道”，“贪”这件事本身就是不正当的，就是罪行。因为他设计把并非应归自家所有的掠入自家囊中。当官者的腐败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
掌握权力者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谋取私利的腐败问题，一直是民众至为关心和愤慨的问题。虽然对贪官污吏的惩治不绝于耳，但社会上的腐败问题依然严重。如此我们不应努力从制度上考虑怎样防范这样窃夺公器和公财的“梁上君子”吗？而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反腐经验，尤其是市场经济等制度先行发展的地区，就说离内地最近的香港、台湾。
香港商业文化发展较早较盛，一度也出现过严重的权钱交易、贿赂收买等腐败现象，但毕竟法律制度比较严密周全，尤其是声名赫赫的专门机构廉政公署成立后，依法处理了一些大案要案，吏治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官员比较自律，因为他们知道始终有法律和舆论的力量在盯紧他们，而由于在市场经济的法制制度也比较健全，对公司企业也有相当有力的监管。另外在文官系统又有一整套长期形成的严密考试、选拔、任免和监督制度，通过金钱来直接获取内部的任免和提升也就相当难下手。台湾08年连续爆出一系列涉及陈水扁“第一家族”的弊案，反映出当局者严重的品格和公信力危机，这固然说明民选的权力也难免被玩弄乃至贪渎，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在发现和推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恰恰也还是民主的制度在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些弊案诸如内部交易、收受礼券、假发票报销、家人揩公家之油等，这些事情都是以权谋私，是权利的僭越，也都被民意机构代表的在野党紧紧地盯住。陈水扁也许还可利用他掌握的地区最高权力而暗中干扰司法，但他绝不可能是他免受批评、免受舆论抨击和司法介入，甚至他反复道歉、屡做谦卑态而仍被穷追猛打，这的确使我们看到了制度反腐的某种基本希望，乃至鼓舞人心。
香港的经验主要在法制，台湾的经验主要在民主。当然，这都需要一种自由公开的舆论环境和民间社会的组织力量。港台属于中国，从民族国家来说属于一家，故他们的经验应当说更为切合大陆，至少没有什么不可学的“国民性”障碍。我认为，“一国两制”的原则并不是消极隔离的，还是可以积极互动的。那么，在最牵动社会民心的反腐败问题上，也有理由开始一种积极的制度借鉴和互动。
汹汹舆情 互联网成为反腐第二战场 第3篇
毋庸置疑，互联网正在成为反腐的第二战场。
汹汹舆情昭示着普通民众对腐败的深恶痛绝。而网络以其公开、透明、快捷的特点，让每个草根网民都有了第一时间揭发腐败行为的权利，并很可能掀起一阵反腐的舆论狂潮，最终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压力，快速推动现实反腐的进程。于是，今天我们看到，抽“天价烟”的周久耕倒下了，“香艳日记”的主人公韩峰栽了，拥有13块名表的杨达才现出了原形，坐拥22处房产的蔡彬也出事了……
不过，在欣喜于网络反腐力量的同时，我们更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网络反腐平台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被正义者掌握，也可能被居心不良者恶意利用。网络反腐，它需要结合现实的反腐行动才能生效；否则，网络反腐可能沦为一场自娱自乐的网民狂欢。
第一章 贪官频遭“人肉”搜索后落马
很难说清有多少贪官倒在网络反腐的利剑下。但有数据表明，网络正成为监督中国官场的“鹰眼”。
中纪委网上举报中心的数据显示，举报网站开通半年就受理举报32500宗，月均2700宗。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全国网上举报案件数量年均达3万宗之多。
互联网已名副其实地成为打击腐败的第二战场。
“微笑哥”落马
在亿万网民的监督下，无数贪官纷纷落马。最新的大案是“微笑哥”杨达才。
8月26日凌晨2点多，陕西延安境内的包（头）茂（名）高速公路上，一辆双层卧铺客车和一辆装有甲醇的罐车发生追尾，瞬间窜起的熊熊火苗吞噬了包括司机在内的36人的生命，另有3人受伤。
中午时分，来自中央和陕西的各级领导、事故处理人员和记者涌到现场。其中包括当天早晨6点多从西安出发，驱车4个小时赴出事现场的陕西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达才。
当杨达才走到出事故车车头一侧，停下来听交警汇报时，他非常不合时宜地笑了。而他满脸堆笑的这一瞬间，被现场的新华社记者定格在镜头中。杨达才的贪腐人生也由此被曝光。
当天下午4点左右，杨达才在事故现场的“微笑照片”便在网上广泛传播。短短数小时，杨达才激起无数网民的愤慨，网民们纷纷加入到对“微笑哥”的讨伐中。
其中，一位网民无意间注意到杨达才手腕上的手表价值不菲，没想到这成了杨达才落马的源头。
在“人肉”搜索下，杨达才被发现竟然拥有名表13块，而且都是世界知名的奢侈品牌，最贵的一款市场售价达到数十万元。
杨达才因为微笑，随后又因手腕上的名表，被网友们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他因此被网友们嘲讽为“表哥”。
面对网上的质疑，杨达才应新浪之邀接受微访谈，就“微笑”和“名表”展开回应。在访谈开始前，网上已经有超过2000条的提问在等着他。
杨达才是一个合格的“演技派贪官”，他没有避实就虚，回答了网民最关心的问题，他一方面不忘道歉，表达愧疚；另一方面解释了微笑和名表的由来。
据杨达才自述，在巡视现场突然听到有人用陕北方言说了句“一满球烧光了”后，他一下被惹笑了。并且，当时现场气氛很压抑，他想用自己的微笑让汇报的基层同志放松放松。
至于名表，杨达才说是用10年来的合法收入购买的，并就购表行为“已经向纪律监管部门做了汇报”。
杨达才的应答，一度扭转舆论劣势。然而，这是他的谎言。9月21日，陕西省纪委官方网站“秦风网”发布消息，鉴于杨达才在8·26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不当行为和拥有多块名表等问题，经调查发现，杨达才存在严重的违纪问题，撤销其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
从“微笑哥”到“表哥”再到“表叔”，在网络的作用下，杨达才被拉下马只用了27天。
沉沦的天价香烟主角
杨达才因微笑而起，却倒在名表之上，这很容易令人想起，2008年同样因名表而落马的前南京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
引发网民对周久耕的贪官身份发起穷追猛打的线索是，一条与他收入水平完全不相符的天价香烟。
2008年12月10日，周久耕因发表“和物价部门一起对个别低于成本价销售的楼盘进行查处”的言论被“人肉”搜索。其间，网友发布《腐败不腐败，看照片江宁房管局长抽什么烟》的帖子，以文字配图的形式证实，周久耕所抽的蓝边黄盒香烟是1500元一条的“南京九五之尊”。而猫扑论坛网友“保存一百年”更是上传了一组周久耕开会时的照片，并将其左手边放着的一盒香烟做了圈点，来了个特写。
网友纷纷质疑：“一位局长能抽这么高档的香烟吗？”
紧接着，网友又在《周久耕局长抽名烟、戴名表》的网帖里指认周久耕左腕上所戴手表是“江诗丹顿”，价值约10万元。接着又有网友发帖说，周久耕的名表不止一块，在不同场合他戴的表也不同，而上传的照片显示周还有一块“劳力士”手表。
随着“人肉”搜索的继续，相继有网友爆出周久耕有四套住房，每天开凯迪拉克车上班，江宁某房地产公司老板周某某系周久耕弟弟等“猛料”。如此一来，网友对周久耕的炮轰愈演愈烈，不少网友甚至依据“人肉”搜索的结果向南京市有关方面加以举报，引起了南京市高层的高度关注。
2008年12月28日，江宁区纪委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认定周久耕擅自发表不当言论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同时还存在用公款购买高档香烟的奢侈消费行为，决定免除其区房管局局长职务。随着调查的深入，周久耕的腐败问题陆续浮出水面。2009年3月23日，周久耕被刑事拘留，4月上旬被转为逮捕。
在网络舆论的监督下，检察机关在短时间内查明了周久耕涉嫌的全部犯罪事实：从2003年至2008年1月间，其先后收受9人共25次贿赂，涉案金额共计107.12万元人民币，11万港元。在法庭上，周久耕还在抱怨：“我不就是发表了几句不当言论吗，如今这网络也太厉害了……”
第二章 网络成为反腐主阵地
网络反腐案件从曝光到查处呈现出新的规律：网民发帖——网友顶帖——形成热点——媒体追踪——事件放大——官方介入——真相大白。在这一层套一层的追问中，使得网络成为反腐的第二战场。
腐败与反腐败(王沪宁编) 第4篇
1、定义：以公职为轴心；以市场为轴心；以公益为轴心；
2、范围
3、原因：现代化诱导论；需求未满足论；阶层结构虚弱论；拜金主义；政府形式缺陷论；公 共官员薪金过低论；……
4、分类
5、标准
6、方法：道德主义；历史主义；文化主义；经济主义；……
7、效应：正负
8、对策
对腐败性质的分析，阿诺德· ·海登海默，政治腐败：比较分析选读》，1970 对腐败性质的分析，阿诺德·J·海登海默，P.15。《政治腐败：比较分析选读》。，1、定义、概念和标准、定义、经济学家内森尼尔·莱夫：腐败是个人或集团用来影响行政部门活动的超法律的行为。因此腐败的存在 仅仅表明这些团体比其他人更多地参与了决策过程。1.1 意义种种 《牛津英语词典》列出的 9 种含义。1.2 当代社会科学的定义（1）以公共职位为中心）戴维·H·白利：当腐败与贿赂特别有关时，腐败一词意味着不正当地使用权威以得到个人利惠，这种 利惠不一定是金钱。M·麦克缪兰：如果一位公职人员接受钱款或某种价值做了他的职责允许他做或不做的什么事，或者出 于不正当的理由做了合法的处置，他就是腐败的。J·S·内伊：……因考虑（家庭、私人团体）金钱或地位上的好处而偏离公共角色规范职责的行为；或 者违背了某些规则而以谋私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贿赂（运用报酬改变处于委托职位上的人的判断）、裙带关系（以亲疏关系而非功绩用人）和不正当的占有（非法占有公共资源以供私用）。（2）以市场为中心的定义）上述，莱夫 雅各布·范·克拉弗伦：一位腐败的文官视其公共职位如一种经营，他将寻求最大限度地扩大这个职位 的收益。因而职位表成了一个“最大化的单位”。他收益的多寡有赖于市场状况以及他在公共需求曲线 上发现最大赢利点的能力。罗伯特·蒂尔曼：腐败意味着从指令性价格制定模式转向自由市场模式……（p18）（3）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定义）卡尔·弗里德里希：不论何时，作为负责某项工作或富有某种责任的职员或官员的掌权者，受非法提供 的金钱或其他报酬利诱，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和公众利益的行为，腐败就可以说存在 了。阿诺德·A·罗哥、H·D·拉斯韦尔：一项腐败行为违背对至少一个公共或公民秩序体系的责任，事实 上与任何这类体系不相容。一个公共或公民秩序将共同利益置于个别利益之上；为个别利益侵犯共同利 益的行为是腐
败。
谁的规范设定标准？ 谁的规范设定标准？ 詹姆斯· 布莱斯： 腐败可以包括哪些运用金钱通过有罪的或至少是非法的政治手段达到私人目的的方式，因为它们诱惑负有公共职责的人违背职责，滥用职权。罗伯特·布鲁克斯：但有法律的定义是否就够了？ 约瑟夫·J·桑图里亚：当一定时代最好的舆论和道德在考察一项行为的意图时，判定它意味着为私人 利益而牺牲公众，这项行为就应被视为是腐败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西方标准对非西方标准 将西方标准强加给其他社会，可能是有效地比较分析政治腐败现象的一个不错的前提。
2、公共职位概念和规则的演变、以公共职位为中心的定义的缺陷是它完全排斥了对前科层化体制中腐败行为的讨论。2.1 科层体制中的公共职位 克拉弗伦：纯粹世袭统治权为基础的印加或其他体系中，“严格意义上的腐败没有出现”。2.2 公共职位作为封地或财产 2.3 常任官员的成长 官职买卖曾被看作是对腐败的制约。2.4 公职人员的科层概念
3、对腐败“发生”的行为和规范研究、对腐败“发生” 腐败基本上是各类交易活动。3.1 四种政治义务关系 以家庭（亲属）为基础的传统体制 以庇护关系为基础的传统体制 以上司-随从为基础的现代体制 以公民文化为基础的体制 3.2 四种共同体中腐败行为的范围 微小腐败，常见腐败，严重腐败 3.3 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和评价 黑色腐败，灰色腐败，白色腐败
关于腐败的理论，乔治·本森，P42。美国的政治腐败》 关于腐败的理论，乔治· 本森。美国的政治腐败》 《美国的政治腐败，1977 《，1.政治机器的善行 政治机器的善行 2.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腐败理论 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腐败理论 “功能性的腐败理论” ：经济发展的腐败理论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腐败是伴随着迅速的社会和经济的组织过程而产生的 支持者：C·J·弗里德利克；J·S·内伊；奈？
3.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的社会学理论 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的社会学理论 罗伯特·K·莫顿：腐败的政治机器作为一个无效的政治结构的替代物 奈尔·J·斯梅尔塞：腐败是“在结构性的社会报酬不公正与不平等的情况下，特别容易滋生的一种人 们蓄意的行为。”对腐败的道德反应就是不顾事实。多雷西·海德·布雷西：政治腐败的功能方法。腐败执行了一些其他社会过程没有执行的功能。腐败的代价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