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香事范文（精选4篇）

古代香事 第1篇

古代香事

摘要：用香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时尚之都巴黎就是一个香水之都.闻香可以识女人,闻香更可识文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也已成为世界香水消费大国.十大香水品牌:从香奈儿、雅诗兰黛、到古驰、迪奥、伊丽莎白,中国人已经不再陌生.前不久,还有人在北京办了一个香水瓶收藏展.十大品牌中却没有一个属于中国,这当然是很大的遗憾.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中国曾经是一个有着悠久用香历史的文明古国.作 者：黄宏 作者单位：期 刊：中华文化画报 Journal：CHINESE CULTURE PICTORIAL年，卷(期)：,“”(4)分类号：

古代香事 第2篇

“香风难久居, 空令蕙草残”

1983年, 在上海青浦福泉山高土台墓地发现了一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高等级大墓。尽管这个墓地出土玉、石、陶器达170多件, 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一只看似普通的泥质灰陶熏炉。这件熏炉呈六角竹节纹, 带盖, 盖上有三孔为一单元的六组18个小孔。这件东西尽管高不足11厘米, 直径只有9.9厘米, 却引起了专家的注意。因为这是一个仰韶文化晚期的墓。这个灰质熏炉明确说明, 我们的先民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已先于世界各种文明, 使用熏炉用香了。 (图一) 其实早在辽西牛河梁女神庙遗址红山文化堆积层中, 就已出土了一只陶熏炉盖, 虽然炉身已经缺失, 但它是一只熏炉盖则是确定无疑的。稍有遗憾的是, 这两个重要的考古发现, 其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意义, 似乎没有被考古学界、文化学者充分的重视和宣传, 还没有被纳入众多文化史的著作中, 甚至很多权威的出版物, 都还沿用我国的古代用香源于战国的传统说法。

熏炉最初的功能, 也许主要是为了驱虫消毒。《周礼注疏》卷第三十七记载:“翦氏掌除蠹物, 以攻萤攻之, 以莽草熏之。”中国南方, 蚊虫滋生, 在尚未开发的先古时期, 蛮荒之地, 更是蚊虫肆虐, 熏香是人类生存之必需。所以熏香的风气南方要比北方为甚, 熏炉的出现, 南方要早于北方, 使用也更加普遍。长沙西汉张瑞君墓出土的铜器上就明确有“熏炉”二字的铭文。

考古资料提供了这样的数据:广东发掘的400余座汉墓中, 共出土熏炉112件, 近半数的墓葬中出土熏炉;而在洛阳绕沟发掘的220余座墓葬中, 仅出土熏炉3件。这说明早期的熏炉实用的功能, 要远远大于审美和生活质量提高的功能。但是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生活的发展, 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 人们对生活环境质量有了更高追求, 用香成了人们社会交往礼仪中的重要元素, 对熏炉的审美功能也更重视了。这时也才真正称得上古谚所云:“薰者, 烧取其烟以为香也”, “薰以香自烧。” (《汉书.龚胜传》) 。西汉初期的豆形熏炉, 虽然还是陶质的, 但有的做工已经十分考究, 具备了审美的功能。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就出土了一个豆形陶熏炉, 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图1) 这个熏炉虽是陶质, 但做工精致, 通体涂黄色, 再用红黄两色彩绘花纹, 盖顶的一只鸟还可以转动。钮周围饰以双划纹折线两层, 内层作三角形, 外层作八角形, 间有三角形镂孔。有意思的是熏炉中还装满与高良姜、辛夷和香混合在一起的茅草。这类陶熏炉在早期汉墓中出土不少。

陶质熏炉多出土于两汉早期, 上部呈早期的博山炉形式, 山峦起伏中间饰以树和野兽。这类熏炉的出现, 实际上已有了文化、审美的意义, 它的塑形和纹饰中含有不少的文化符号, 只是有的还没有被破译。汉诗咏熏炉曾有:“香风难久居, 空令蕙草残”句。这倒是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香薰的一个诗化写照。这时的熏香已不是简单地驱蚊灭虫。而是为人们营造一个舒服、高雅的生活环境。含有香豆素的蕙草香气似乎还不够浓郁, 于是又将高良姜、辛夷等混合在一起, 组成了马王堆一号墓陶熏炉中焚香的材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木塌上有书“蕙一笥”者, 即指出土物中的茅香一笥, 这种专门配置的香料的出现标志着熏香已经从驱蚊灭虫的俗事, 变成了赏心悦目、有文化内涵的雅事, 它具有了把观赏、工艺、礼仪甚至文学、艺术交融为一体的特点, 使熏香成为了一项审美活动。

“请说铜炉器, 崔嵬象南山”

博山炉开始出现在南方地区。但很快就遍及北方和中原。而中原地区的这类熏炉都是铜制, 有的还错金错银, 或者通体鎏金鎏银, 显示了中原工匠高超的技术和工艺。博山炉中最出名的当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铜错金博山炉。这个炉上部铸出“博山”, 山势重叠, 峰回峦转, 神兽出入其间, 虎豹奔走, 小猴嬉戏, 甚至还有猎手巡弋山石, 猎杀逃窜的野猪。炉通体用金丝错出纹饰。金丝错落有致, 流畅精致的线条, 衬托出飘逸的山势。炉座透雕出三条翻腾于波涛间的蛟龙。此墓同时还出土了鎏银人物骑兽博山炉和龙凤足带盘熏炉。人们可以从中一窥皇族王室日常生活的奢侈、气派与精致。汉诗云:“请说铜炉器, 崔嵬象南山。山枝似松柏, 下根据铜盘。雕文各异类, 离娄自相连”。对博山炉做出了生动形象的描述。

我收藏的几只铜质博山炉, 也有可圈可点之处。

一是镂空雕神人瑞兽博山炉。 (图8) 整炉高21.5厘米, 径12.5厘米。炉盖上群峦间有羽人与兽隔山对持、猴乘鹿背嬉戏、胡人与兽执手相欢、有角神人双手叉腰、鹿奔神山间和神鸟立于高石六组镂空图案。炉座上雕出三条蟠龙, 龙口大张, 十分威猛。这个炉造型端庄、大方, 比例得当, 锈蚀包浆自然, 铜色皮壳都很开门, 应为博山炉中的上乘之作。

二是仙山神人透雕炉座博山炉。 (图9) 炉高16厘米, 径9厘米, 从尺寸上讲, 比前面那只要稍小些, 但纹饰遍布全器。炉盖上有人兽对歭等六组图案, 炉体刻有两圈蔓草纹, 炉座透雕三龙图案。我不由自主地想到齐·刘绘《咏博山香炉诗》中形容的:“蔽野千秋树, 出没万重山。上镂秦王子, 驾鹤乘紫烟。下刻蟠龙势, 矫首半衔莲”。我在地摊上淘到这只炉时, 锈蚀严重, 经先后用多种除锈方法除锈, 方才将纹饰一一现出。

三是带承盘博山炉。 (图10) 这个炉小巧可爱, 高不过11厘米。承盘径为13厘米。但炉盖上的山峦简明大气, 承柱底座刻有蟠龙, 炉座在一承盘上。炉有承盘, 说明古人已有了环保意识, 用炉熏香时, 承盘中置水, 既可以为炉体降温, 又可以吸附飞出的烟尘, 还可以增加空气的湿度。使用时, 烟气流转, 宛如海山仙山。

其基本形制很快成熟定型, 有人认为这是汉武帝亲自设计的。相传汉武帝嗜好熏香, 专门派工匠按海上仙山——“博山”之形象设计了博山炉。这似乎有点政府统一设计、组织计划推广的意思, 当然这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证据。博山炉的出现, 按《西京杂记》又有一说, 称:“长安巧工丁缓者......又作九层博山香地炉。镂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但是“博山炉”的出现, 确实是与汉代统治阶层推崇道教的崇仙学说, 全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向往长生不死的神仙境界有关。上下一结合, 有人引领, 又有普遍呼应, 自然就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

仙山神人透雕炉座博山炉

带承盘博山炉

“拂胸轻粉絮, 暖手小香囊”

铜制博山炉成为熏炉的主流样式, 统治了从汉到唐几百年。到两晋南北朝, 随着中国瓷器制作的发展和佛教文化的西来, 熏炉的形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磁器具有实用与观赏、技术与艺术相互交融的特点, 特别是到了两晋与南北朝, 具有“天开云破”、“千峰翠色”的青瓷的出现, 使其与原始陶器和原始磁器比较, 更具有美观华润、坚实耐用、富有玉质感的特点, 正如杨万里“烧香七言”所言:“琢瓷作鼎碧如水”。越窑、龙泉、洪州等烧制青瓷的名窑, 都烧制了许多造型优美、工艺精湛的磁熏炉。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出土的青釉凤顶熏炉、黄岩灵石寺出土的青瓷香球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典范之作。

我收藏的几只两晋南北朝青瓷熏炉也很有特点。

层莲瓣纹, 一圈水波纹, 一圈蕙草纹。中间留有三角形镂孔和圆形镂孔。釉质有玻璃感, 明亮通透, 但另一侧釉面受土蚀严重, 釉面失光, 可知这只炉一侧倒于土中。炉身高19厘米, 径17厘米, 此器似应有盖, 惜已失。

越窑球形四系熏炉

二是镂空青釉立鸟熏炉。 (图12) 此炉下呈豆形器身, 上有全镂空熏盖, 盖顶有立鸟, 熏盖镂空, 10组三角形大镂孔和5组三角形小镂孔, 盖下部和炉身上部还饰以双线划纹和剔出三角和点状装饰。尽管土蚀严重, 全器釉层有的已经失光, 但是由于汉原始青瓷釉层厚, 并有聚釉现象, 土蚀反而造成了一种釉色斑驳的特殊效果, 釉薄处已露胎, 面釉厚处积釉呈青绿色。此器高21厘米, 径16厘米。

其三、四为一对两晋南北朝莲瓣博山青瓷熏炉。 (图13、14) 这对熏炉的釉色十分亮丽、青翠, 正所谓“九秋风露越窑开, 夺得千峰翠色来”。此器形以8莲瓣高耸为峰, 峰峰笔立, 错落有致, 显出山势险峻、挺拔秀美, 正中有一立鸟, 昂首远眺, 似要展翅而飞。可以想见, 当一缕青烟从山峦顶部袅袅升起, 香风袭人, 那是一种何等的诗情画意, 你就可以细细体味当时诗歌所吟“欢作沉水香, 侬作博山炉”的忘情物我了。两晋南北朝时, 豪门士族争奇斗侈, 皇族士林出入“无不熏衣剃面, 傅粉施朱”, 这类香炉的精致自不待言了。

五是影青缕空蔓草瓣香球。 (图15) 香球是在汉代出现、唐宋年间发展起来的一种更为精致的熏炉。《西京杂记》所指“卧褥香炉”, 应是这类香炉的肇始, 而陕西西安何家村窑藏及法门寺地宫等出土的唐代银香球, 则是这类器物的典范。司马相如曾在《美人赋》中舖陈“芳香芬烈、黼帐高张。”、“寝具既设, 服阮珍奇, 金鉔薰香, 黼帐低垂。”“金鉔薰香”, 何为金鉔, 早有明末清初的史学大家、《国榷》的作者谈迁考证, 金鉔就是香球。它是置放卧室床榻帷帐之间的。我的这个影青镂空蔓草莲瓣香球, 与黄岩灵石寺塔出土的青瓷香球、易县净觉寺舍利塔地宫出土的香球, 造型极其相似, 也应是床第卧帐中物。不知当年曾为哪位美人所用。

唐代的多角瓶一般角长心实, 宋代的多角瓶角短心空。这个熏炉的“博山”部分采用了多角型, 也有特殊的美感。

酱釉多角熏炉

唐白石镂空香球

七是唐白石镂空香球, (图17) 这个香球上部镂空雕出的蔓草纹饰, 与波斯银器的纹饰相同, 可见沿着丝绸之路, 西域文明传入中原所成就的大唐盛世。在石器上作镂空雕应是有相当难度的。顶部有六瓣莲花围绕一球状盖纽。汉以后, 熏炉的材质逐渐呈多样化, 至明清还有玉质、金银器、珐琅器、竹木漆器等新制香炉。但我收藏的唐白石熏炉, 应是使用石质材料较早的。呈球状说明也应为卧室所用的香球一类。可以想见, 有这样精湛的透雕, 色白滑润, 尽管我没有清除表面的土蚀, 石质中遍布的云母没有充分地显现, 但石质仍闪烁着云母的晶莹亮泽, 当初的奢华和精致是可以体会的。香球可以熏衣熏被, 可以暖手, 可以把玩, 定是增加了不少卧榻情趣。想必“拂胸轻粉絮, 暖手小香囊”指的正是这样的香球。

“沉麝不烧金鸭冷, 淡云笼月照梨花”

熏香是个雅事, 古往今来, 不少文人墨客把焚香郑重其事地与烹茶、插花、挂画并列为四艺, 不少唐宋诗人都有咏香诗。李商隐的《烧香曲》:“漳宫旧样博山炉, 楚娇捧笑开芙蕖”。苏东坡更在《寒食夜》中留下了“沉麝不烧金鸭冷, 淡云笼月照梨花”。写得幽丽凄迷、委婉动情。

苏东坡说的“鸭”, 指的是一种唐宋元明时十分流行的鸭形熏炉。它得到唐宋文人墨客的青睐, 香事与香诗, 又以吟赏鸭熏的诗词为多。为什么“鸭”为文人青睐, 未及细考, 但有专家认为, 这与佛学的传播有关。但这个解释也有问题, 佛教尚未传入时的战国, 鸭形器就有不少, 此事似要专论。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所藏的北宋青白瓷鸭熏, 景德镇珠山出土修复的明素三彩鸭香熏等, 都是这类熏炉的精品。

我也收藏一只青铜鸭香熏。 (图18) 它与江西吉水出土一件鸭香熏大致相同。鸭熏有承盘, 鸭身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镂出条状熏孔似为鸭翅, 下层刻有羽毛, 铜锈使其更有毛感, 整体造型写实, 富有美感。五代十国时的徐夤吟“香鸭”:“不假陶镕妙, 谁教羽翼全。五金池畔质, 百和口中烟。嘴钝鱼难啄, 心空火自燃。御炉如有阙, 须进圣君前。”

文人的参与, 使香熏文化多了一层文化意味。我还收藏一只宋代白釉狻猊香熏。 (图19) 高14.5厘米, 径12厘米。这只香熏器身有残, 十个贴塑人物均已无头, 但长袍宽袖, 有的拱手, 有的垂袖, 衣服上还饰以云纹, 口沿又浅刻花卉, 炉盖上除贴塑花卉纹饰外, 还立有一狻猊, 口大张, 炉香从此袅袅升起。狻猊为龙生九子之第五子, 据说“形如狮, 喜烟好坐”。故香炉多喜以此为盖。这样的熏炉, 文气重, 发人悠思遐想, 虽残尤珍。

除了斗诗, 也好斗香。唐中宗时就有一种高雅的集会, 达官显贵“各携名香, 比试优劣”, 名曰“斗香”。至于女人和风月场中以此助情助兴, 更是十分普遍。唐代长安有一叫“莲香”的名妓, 国色天香, 所到之处“蜂蝶相随, 盖慕其香也”。汉时有胡人金日禅有一种体香发散, 被称为金禅香, 其香使其深受汉武帝的宠信;而杨贵妃“三千宠爱集一身”, 也是其香使唐玄宗不能自拔;甚至到了乾隆帝, 还有一个来自新疆的香妃, 引发多少香艳佳话。

青铜鸭香熏

“博山炉中百合香郁金苏合与都梁”

文人的参与使熏香有了更多的文化意义, 而宗教更使熏香有了神圣感和仪式感。早期的博山炉, 反映的是道教的西王母、东王公的神仙境界, 而其后东渐西来的佛教, 更使熏香与宗教祭祀融为一体。现有考古资料表明, 北魏早期的佛教造像上已经出现有香炉的图像。而这以后的各类熏炉, 很多都有莲瓣的装饰。佛教的典籍中充满了对香的比拟和描述。梵文的香, 就包含有与佛有关的意思。很多汉译佛经中都有对香炉和香料的描述。东晋《佛说灌顶百结神王护身咒经》第四称:“佛告天帝释若男子女人……烧名香, 胶香婆香安息香”, 隋《佛本行集经》卷第六称:“种种妙香, 似熏彼座, 无量无边, 宝炉烧香。”何为“名香胶香婆香安息香”, 何为“种种妙香”, 这就涉及到高级香料的输入问题。

宋代白釉狻猊香熏

早期高级香料是从南海输入中国的。当时使用的龙脑香, 又称冰片, 就是从苏门答腊岛的木材中蒸馏而出的。汉通西域后, 更从西方输入苏合香。南朝梁吴均有诗云:“博山炉中百合香、郁金苏合与都梁, ”苏合是产于小亚细亚的一种金缕梅科乔木香。而百合香则是将沉香、白檀香、苏合香、甲香、龙香、麝香等“细挫捣成末”做成的混合香料。此外, 《西域旧国》中提到的外来香料还有狄提、兜纳、白附子、薰陆、郁金、芸胶等, 来自安息诸国的香称为“安息香”。

古代香事 第3篇

与此器物最为接近的考古出土同类型器物，当属明定陵的金瓶，原报告称为匙箸瓶，“一件，颈细长，筒形，两侧附贯耳，扁圆腹，圈足……瓶通高12.2、口径2、圈足径4.9厘米，重122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文物出版社，1990年）。器物的大小和造型，两者均十分接近：贯耳与口沿平齐，细长直颈几乎等粗细，扁鼓腹浑圆，矮直圈足。出土时瓶内插有金箸一双，金铲一把。铲头部扁平，圆形，细长柄，通长10.7、铲头部径2.9厘米（图三）。同出的尚有铜香盒、金香薰及瓷香炉等香事用品。定陵的时代明确，下限在1620年左右。

此类“炉瓶香事”固定组合的出现最早约在元代，“元代出现了线香，不过旧日的香饼香丸依然与它并行，薰燃香饼所必需的香合于是与香炉、箸瓶以及箸与香铲结为固定的组合，即所谓‘炉瓶三事…。明清时代，炉瓶三事成为室内精巧的陈设小品（扬之水：《香合》，见扬之水：《香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因此长兴明墓出土的两件器物是作为香事的“炉瓶三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的这种焚香习俗，是两宋香事的余绪，无论是其器物外形、组合，还是香事使用习俗，均与两宋特别是南宋以来的香事密切相关。

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使香事得以在民间普及

由于唐末五代的长年战事，北方丝绸之路阻塞，加上宋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和政府对商业的扶持，使得海上贸易迅速增长，很快取代了北方陆路交通，东南沿海成为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宋海外贸易是其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经济手段，自宋始，政府鼓励扩大海外贸易规模，设立市舶司，制定我国最早的市舶法——《元丰市舶条法》，海外贸易收入的财政比重增加（许兵：《宋代市舶制度述论》，河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02年5月，第39页。在宋高宗南渡之初，整个财政收入很少的时期，相对来说市舶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最大，“绍兴年间约占百分之四、五”，“南宋中叶仍可达百分之三左右”。可以说市舶收入不仅是宋王朝平时的一项重要收入，在宋王朝陷入财政危机的时期，还成为支撑整个财政的重要支柱之一），宋经营海外贸易的获利一般在十倍左右，此时商人取代了波斯和阿拉伯国家的地位，成为中外贸易中的主导力量。“当时中国的出口品多半是制成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进口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进口物品多不是民生必需，使宋政府对物品专卖取得高额利润成为可能，政府直接参与进口品的营销，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始，进口商品由国家专卖。在太宗至仁宋年间军队人数大增，军费开支远大于正税的谷物年收入，茶、香药、犀象牙在此时是钱物交换重要的折中品，政府在需要经费时，常把皇宫内库的香药、珠宝用于市籴军需，称为“便籴”（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大量香药因此流入市场。进入寻常人家的不只是堂前新燕，细细风来细细香更是呼吸之间就能感受的事物，至此，香事开始氤氲在两宋的诗词歌赋、梨园教坊中。

宋代文士是香事流行的主因

赵宋王朝平定天下后，急需在文化上证明自己是奉天承运的权力继承者，于是郊祀封禅等国家典礼就有着远比现代重要的意义。政府以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内部威胁，武将地位下降，使文人成为宋代政权管理层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思想主导着国民的文化取向，对文士的推崇使国民在文化上提升了对政权的认可度。宋代文人的地位颇高，太祖曾经密立一碑于太庙之夹室，谓之誓碑，上书“不得杀士大夫”（清·王夫之：《宋论》卷一《太祖》，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重文士使国内充满知识风气，士大夫阶层的儒雅成为唯一的时尚，世人争相效仿，焚香、品茗的生活习惯日渐成为民众热心的前沿。

宋代政治环境宽松，文士因社会体制给予的经济保障，生活悠闲，静谧的书斋庭院，文朋墨客焚香品茗，在袅袅琴声中神定气闲是当时常景。沿海地区经济崛起，生活富足，使得居民有能力购买、使用香料、香具，从此悬浮的风雅化作日常，进入寻常巷陌。焚香、薰衣、佩香囊、制香烛是香药使用的普遍方式，民间还有香药配酒、入药、入茶、入汤等多种用法记载。一时间合香成风气，别出心裁自创香方也是士人生活乐趣之一。《香谱》《岭外代答》《游宦纪闻》《墨庄漫录》等书中多有记载各种合香之方，“蜀人以榀椁切去顶，剜去心，纳檀香、沉香末，并麝少许，覆所切之顶，线缚蒸烂。取出俟冷，研如泥。入脑子少许，和匀，作小饼烧之，香味不减龙涎”（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

焚香不再是宗教祭祀和达官显贵的专利，各式香具也应文士的需要而生，香炉、香盒的外形，较唐代明显缩小，这与香料的价格居高应该不无关系。为香事烧造的各种瓷器在此时进入鼎盛期。此时“冰瓷莹玉，金缕鹧鸪斑”的炉香烟影，氤氲着宋词歌赋，流淌在千年思绪中，至今牵惹文人的情怀回到无限辽远。

南宋文士的审美品味，使得香事内敛雅致

长期生活在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相对悠闲的文化氛围中，此时不论江山如何四面楚歌，国家留下多少创伤和仇耻，世人都争先忘记，回避现实、享受舒适成为多数文士的目标，南宋的军事和外交相对软弱，但其文化的优越感并未受到挑战。从北宋到南宋，原本分享的权力逐渐被皇帝和权相集中起来，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不断萎缩，沮丧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士大夫的典型心态，南宋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刘子健著，赵冬梅译：《中国转向内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精英文化变得前所未有的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有时甚至是悲观，此时的士大夫，心常囿于儒学而行思佛老，虽摆脱不了功名之念，审美却趋向淡漠人生、寄寓自然的意蕴，讲究与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自然冥合。其中高人逸士的性情更古淡而近于拙，疏脱不拘，不随时好。寒梅相伴、焚香听雨的文士情怀成为时人附庸的主流。

香药最能体现文士清雅的用法还是焚香、制烛，多数用性价比较高的瓷器，宋代设计的香具品种多、式样简洁清新，成为后代炉瓶的仿制的标准。龙泉窑的产品正好唱和着士大夫们“窗明几净，闲临唐帖，深炷宝奁香”的清净、轻秀的审美取向。宋代文人的风雅使当代的香具产生重大的变革，和他们的生活习惯、爱好汇合，造就了香事的鼎盛期。文士居室设暖阁，是越冬的普遍做法（扬之水：《古诗文名物新证》，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314页）。阁小，仅容一张床、一架书、一瓶梅、一炉香、一张琴，居者便已“乐哉容膝地”，在“纸帐梅花醉梦间”的清幽诗境里，“净扫一室，晨起焚香”，目光扫过“胆瓶花在读书床”，享受琴书对眼的清闲，能容下的只是“傍琴书而变灭”的养心情结。在此容膝的清境里，能放下的炉、瓶，除了尺寸要求，更重要的是拥有与心境相和的纯净、清淡的神采，香事更多是作为一种生命情结和文化品格而存在。从此瓶、炉、盒的香具组合开始在宋人中定型，花香之事的繁盛，使“梅花纸帐”点缀着宋诗的清韵，弥漫开来，一直浸润到元、明。

元代的政治经济状况，影响香具的使用特色

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后，汉文化是大蒙古帝国治下多种文化之一，不占优势地位，儒家经典丧失了政治权利的解释权，造成汉儒文化上的危机感和心理上的失落感（吴志坚：《元代科举与士人文风研究》，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2009年10月）。传统中国文人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这种传统对人的谦逊礼让的作风，使得很多争端无法启齿，用不着法理学上高深奥妙的原理对人身、财产加以严格的规范（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7年）。元统治者一改此风，放弃了雍容闲雅的宽容，则下层无所不用其极。民风的这种改变使得士人的精神世界无法继续缥缈于“山色棱层，荷花浪漫”中，需为现实而谋稻粮。元儒仍有入仕机会，不过数量少，即使能通过科举入仕也只能居于核心权力的边缘，这使他们在社会上所受的尊崇远不如宋。

元朝的财政制度一直没有定型的机会，不能以正规的收入应付国家支出，官员的收入也不足支付家庭的日常用度（《大明会典》记载当时小麦的国家收购价是每石0.52两白银，知县每年是24.49两白银的俸禄）。文人只能对当政者以边缘人群的无知去嘲弄（《草木子》卷四下第82-83页：“北人不识字.使之为长官，或缺正官，要题判署事及写日子，七字钩不从右而从左钩转，见者为笑”），却无力改变现状，读书不得志，优越心态日渐衰落。

香事在此处分化成两个支脉，一脉奔涌进线香的快餐时代；一脉幽幽流回经堂和少数文人雅室。价格低廉的线香自元始散布在民间，线香的出现使得香具的改革成为必然。国师八思巴以转世重生和巫术式仪节来管理人心，这些对不识字的农民极具影响力，引领着民风奔涌人粗俗简陋的节奏，远离了宋时雍容。元代民间喜欢“安排香桌儿去，我待烧柱夜香咱”，元人对心灵境界的要求与宋人不同，更欣赏“心事悠悠凭谁说？只除向金鼎焚龙麝”的直白表达。镂木为范、香尘为篆的复杂工艺只在宗教祭祀场所和有怀古情结的文士书房才用。文士不免受到时风之影响，对香具的要求趋于实用、方便，此时炉、盒、箸瓶成为固定的组合，箸瓶中放的是点香用的箸和香铲。能查到最早有“炉瓶三事”内容的画是《祗园大会卷》，为日本释氏僧作于元代“至正丙午佛生日”（扬之水：《香合》，见扬之水：《香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箸瓶的使用时间较画出现应更早，但该是元代才有的风气。

宋人对器物的精致、典雅要求很高，讲究意境的清幽，瓷器中的炉、瓶、盒三样，用途应是瓶养花、炉焚烟、盒盛香。燃香工具尽管是“惜香更把宝钗翻”的精致物品，但和瓶中花、盒中香、炉中烟这些让心灵“澹然与世两忘”的缥缈体验感，仍是两个境界之物。宋人的品味不会允许这些工具与养心物品同时摆放在书房的养眼处，宋时和炉、盒放在一起的瓷瓶只是盛放花草这类风雅之物件。宋代留下的名画中对此也多有记录，如南宋刘松年《秋窗读易图》（图四）中，水畔树石中敞开的秋色，涌入儒雅书房，书桌上最重要的物品就是小巧工致的焚香炉，炉边一盒，没有放焚香工具的瓶。此外宋代名画中，没有发现炉边有箸瓶摆放，琴、炉边见到有笔筒，室内陈设的瓶中皆有花草。不然就是尺寸很大，显然不是放箸铲之瓶。元代“炉瓶三事”应是仿效宋时古旧的想象，融合了方便使用的要求而成。之后再讹传到明，进入了香事的另一道风景。

明代香事盛景

明太祖出身寒微，寄迹缁流，且赋性猜疑，深恐智识分子讥刺，初起事时装作礼贤下士，大事已定便屡兴文字狱，并极力设学兴教，用廪禄刑责造就出一批听命唯谨的新文人，代替老一辈士大夫。这是明代巩固君权的方法，也是明初几次文字狱的起因（吴晗：《胡惟庸党案考》，见北京市历史学会主编：《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洪武期间的做法，使明代文人的地位较元代有所提高，但和宋代宽松的政治学术氛围有本质的不同。政治上的严酷使文人的思想只能禁锢在对古典的疏解上，不敢对现实提出任何变革。对文字狱的惧怕，使文人科举成名后不再把理学思想放在首位，只能将注意力转入小学，对古意多做揣摩，并借对古意的诠释抒发压抑的思想。

当时国家支出据测达到岁入的二到三倍，国家用增加农民徭役和增加“加耗”等税收课目以解决财政问题。中下层官员的收入维持全家略有不足，和普通民众的收入差距并不明显（郭心玥：《试析明代中后期的财政与物价民生》，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在如此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明人的思想权力被剥夺，风雅只能是对古贤模仿，不敢稍有思想性的革新出现。明代香具只在宋原有器形上有少许细节的变化，基本是仿宋器物。明人远离尘世的向往只能在书画和小说中体现，静院焚香，闲倚素屏，今古总成虚假，想象中的风雅陂生存压力毫不容情地牵扯到现实。

香事在此时只能被浓缩着挤入日常，选合适之古器搭配花草，在明文人圈里，遂成一时风尚。“春、冬羽铜，秋、夏用磁，因乎时也。堂夏宜大，书室宜小，因乎地也。贵磁、铜，贱金、银，尚清雅也”（明·张兼德《瓶花谱》），“磁器用官、哥、定窑古胆瓶，一枝瓶、小蓍草瓶、纸追瓶”（明·文震亨《长物志》，中华书局，2012年）用以插花或供清玩。此时代的“炉瓶三事”已成定例，浙工明墓中出土成组的香具，是一套瓷制贯耳瓶、炉，此外应该还有香盒，瓶中插香铲、香箸，是墓主人生前的使用习惯。燃香用的香铲、箸等工具是金属或玉石这类不易燃、硬度高之物，此种用法有宋代火阁中香具的外形，只是将“青瓷瓶插紫薇花”改成放置燃香的工具。这是元代以来的做法，明人有意拟古，便以此讹传为本。也有在炉边另设一对花瓶插花的摆法，文人书房的陈设失去了宋代精心设计的随意，增纤靡而合于俗。

明定陵中除香事用品，同出还有金勺、匙、金箸、金尊等成套食器，其中食匙的外形与香铲接近，但香铲的铲头部为扁平状，主要功能应该是按压或抹平香灰；而食勺、匙头部位有凹陷，可舀起固态、液态食物，两者头部造型完全不同，决定了其功能不能相混。明人将香箸、铲等放入精致小瓶，可能是受宋代食具摆放的悠风轻拂，撩拨起明人思古之积愫，于是在最能体现南宋深致的香事用品上“移宫换羽”，入“韵悠悠彩袖香飘”之境。在贵州遵义发现的南宋播州土司杨价夫妇墓（周必素、彭万：《贵州遵义南宋播州土司杨价墓》，见国家文物局：《201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5年），是未经盗扰的南宋地方领主墓葬，出土有金瓶箸匙和银瓶箸匙各一，匙头有凹陷的舀物空间，摆放均为匙、箸柄朝上，头部朝下，这符合取用食器时的卫生要求。此墓葬同出物品皆为食器，有盘、杯、壶、盏等，没有发现任何香事用品，可以确定瓶中放置匙箸是当时贵族食器摆置的方式。定陵中的香铲头径大于盛放的瓶口径，所以平时摆放应是头部朝上，取用时直接拿铲的头部，说明香事用品对卫生没有较高的要求。

明代书画中也多有炉瓶三事的固定用法，马轼在《稚子候门》图中展现了当时文人理想中的书房，窗中显露出琴、香炉、箸瓶，瓶中有香铲、箸。此水墨作品有南宋画院流派印记，人物树石，笔笔有致，诗意盎然，可感受到作者对宋文化的向往。书房这个最有文化氛围的静处，是思古的雅境，在此绝无功利的空间，以读书涤除尘虑，让情愫徜徉于静寂而幽秘的沉思之境，此画借陶渊明的书房定格了文士想象中的唯美。

文人香事 第4篇

中国古代香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文人雅士的重要推动, 历代文人诗词、画作、和香学著作都记录了大量文人与香的密切关联。文人雅士不仅品香, 很多还亲自编撰香谱、制作合香、设计香具、制定香席仪规等, 并将其内化为一种生活美学和哲思。可以说, 用香是古代文人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风雅之事。

一、著书立作

天然香料种类繁多, 不同种类、不同配比、不同辅料、不同工艺均可能使最终合成的香料千差万别。古时文人亲自制香来表达自身的精神追求, 然焚香作为一种艺术活动不同于书画可长久留世, 香飘烟散之后便无可被后人追忆。故古时文人雅士借著书立作的方式将香方香谱加以整理记录, 也有对品香用香之心得的记载, 这些文字留存至今的以宋代以后为多, 成为还原古时用香文化场景的重要依据。

宋朝香事发展至鼎盛, 众多文人编撰整理香方香谱, 但有些已佚失, 仅存书名。洪刍的《香谱》是北宋较早的记录香谱的著作, 也是现今保存较为完整的香谱类著作之一。它广泛收罗历代合香配方、用香方法和用香史料, 并通过用香事项对上下两卷进行了四大分类:香之品、香之异、香之事和香之法, 此分类也被后来各家香谱的撰写所沿用。此外宋代还有陈敬之《陈氏香谱》、颜持约之《香史》、范成大之《桂海香志》、叶廷珪之《名香谱》等著作问世。宋代香谱主要记载了当时文人士大夫充满创造性的合香技法, 并以此重现当时文人阶层的精神生活的风雅精致。

明清时期, 社会经济飞速发展, 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中均有体现, 尤其东南沿海地区, 依托宋元以来建立的社会经济基础,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在此背景下, 江南地区的文人香事得到很大支持, 可查证的香事著作有周嘉胄的《香乘》、屠隆的《考槃余事》、高濂的《遵生八笺·燕闲清赏》、文震亨的《长物志·香茗》、沈立之的《香谱》等。其中周嘉胄的《香乘》为历代香学文化的集大成者, 《中国人名大辞典》中记载, 此书竭尽二十余年之力著写, 旁征博引, 所有研究香学者必以此书为首。全书共二十八卷, 书中涉及香事香料的史、谱、记、卷、录的文献总结, 辑明代以前香事香料, 十分详尽, 该书被收录于《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

二、吟诗颂香

“独坐闲无事, 烧香赋小诗” (陆游《移花遇小雨喜甚为赋二十字》) , 吟诗咏香是文人雅士品香后的风雅见证。文人的焚香活动从嗅觉、视觉、触觉、听觉全方面地体察香与周围环境所共同形成的意境, 并通过自身敏感细腻的感受力将其主观地升华为一种情感体验。对于风雅的文人而言, 香不仅仅散发气味, 不同的香所含有的微妙气息更是有语言、有灵魂的。

文人对香的描述经常用到通感的修辞, 如黄庭坚曾形容“韩魏公浓梅香方”的香气如“嫩寒清晓, 行孤山篱落间”, 将香的气质表述为一个真切的三维立体场景体验, 淋漓鲜活。唐代诗人李贺的《神弦》:“女巫浇酒云满空, 玉炉炭火香鼕鼕。”“鼕鼕”为象声词, 形容鼓声, 此处将听觉通感于嗅觉, 形容炉中香火似带有咚咚之声。咏香诗词中也见比喻的修辞, 如陆游《焚香赋》形容香气“绵绵如皋端之息”“蔼蔼如山穴之云”, 迷蒙清幽的情景跃然眼前。又如宋代陈去非的《焚香》:“明窗延静书, 默坐消尘缘。即将无限意, 寓此一炷烟。当时戒定慧, 妙供均人天。我岂不清友, 于今心醒然。炉烟袅孤碧, 云缕霏数千。悠然凌空去, 缥缈随风还。世事有过现, 熏性无变迁。应是水中月, 波定还自圆。”炉中一柱香烟如云, 袅袅升起, 呈现碧色, 又慢慢散开, 一缕一缕变化成细雾上千, 凌空而去, 随风飘渺, 在悠然的香气中安静阅读、参悟道法、消解尘缘。

三、品香悟道

文人雅士的用香文化是经过用香功夫的学习和涵养修持之后升华而成的一种生活诗意和美感, 是一种内化后的精神提炼。《陈氏香谱》中记载了黄庭坚收录的一款名为“意可”的香方, 其中的跋文说, 此香由山谷道人从东溪老处获得, 而东溪老从历阳公处获得。众生的行为力量不可度量, 将此香在鼻端环绕二十五次, 要想增上一定要此香才可。况且用酒泡玄参, 用茶熬煮紫檀, 鼻中已充满这种香气, 可持续地证悟不生不灭的诸法之相。有心之人以鼻参此香, 对佛法之理定会处处参透。

以香参禅道最早见于《楞严经》 (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 又名《中印度那烂陀大道场经》) 。其中香严圆通篇中提到, 香严童子闻沉水香发明无漏, 通过鼻根入圆通, 证得罗汉果位, 获得解脱和圆通之顿悟法门。品香悟道并不是贪恋香气, 使自身失去本心, 而应做到嗅香时休止:“随所闻香, 即知如焰不实, 若闻顺情之香, 不起着心;违情之臭, 不起瞠心;非违非顺之香, 不生乱念, 是名修止。” (《小止观》) 即当闻香之时, 若利用鼻子对香气过度用力捕捉, 其实是虚无没有根据的, 而如若能做到内心不被香气所牵制, 不因顺情的香气着迷, 不因违情的香气惊恐, 才能证得周围法界, 到达圆通无碍的精神法门。

四、雅集斗香

燕居焚香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文人雅士常在花园庭院或幽室之中设香席以“试香”, 士人借香这种媒介相聚, 寻求共同的精神追求。周嘉胄《香乘》卷十一有载, “韦武间为雅会, 各携名香, 比试优劣, 曰香会”, 说的是雅会斗香。品香斗香时需要有一系列规则指引, 除了对香气的风格、香雾的形态、留香的时间等香料本身的品质的考评以外, 对焚香的环境要求也极为考究苛刻。从香具的形制、材质、到香几、香桌的配搭、再到周围光、声、色环境的配合, 力求与香品的气质相辅相成, 不得产生违和之感。因此文人雅士对香席仪规也自有一些审美规范, 不同的焚香情景和状态应配以不同的香具。

明文震亨《长物志》中有说, 在花园中焚香, 最适合在天然形成的山石之上放置木鼎式的香炉, 便更见山林野趣, 有返璞归真之感。在香室中, 则常布置一些用于观赏的名贵沉香, 形如山峦起伏的沉香木, 配以托盘托架, 谓之沉香山子。如苏轼《沉香山子赋》中描述海南沉香:“宛彼小山, 巉然可欣。如太华之倚天, 象小孤之插云。”此外, 香室中通常还挂画、插花, 挂画宜高, 且室内只能挂一幅, 若两壁或左右相对悬挂, 则俗。花以素净洁白、含苞未放者为好, 否则艳丽盛放之花繁华喧闹, 无法勾画出香室枯淡和令人期待的意境。《长物志》中还有提到如何布置香室:在日常使用的坐几之上放置一个日式小几, 上面放置一个香炉, 一个盛放生香和熟香的大香盒, 两个盛放沉香和香饼一类的小香盒, 一个盛放香匙香筷的香瓶。室内不可同时出现两个香炉, 不可将香炉放置在靠近挂画的桌子上, 也不可将瓶子和盒子对列摆放, 这些都是俗套的做法。此外在香炉的选用上也有讲究, 夏天适合用陶瓷香炉, 冬季适合使用铜质香炉。

五、怡情悦兴

文人雅士爱香用香, 不但焚之, 也常要风雅蕴藉、暗香浮动。将阴干香草制成的香囊系于衣袖中的肘臂上, 香气自袖筒中隐隐散出, 可谓袖底生香。唐冯贽《云仙杂记·大雅之文》中有记:“柳宗元得韩愈所寄诗, 先以蔷薇露灌手, 薰玉蕤香后发读, 曰:‘大雅之文, 正当如是。’”可见, 用香已被文人内化为日常的修行, 更有尊敬与礼节的意味在。

士人亦以香熏书, 不仅可以防虫, 阅读时更有缕缕暗香袭来。早在三国《典略》中有载:“芸台香辟纸鱼蠹, 故藏书台称芸台。”明屠龙在《考盘余事·书笺》中提到, 在梅雨季节来临之前收纳图书, 将书晒至干燥, 放入柜中, 将芸香、麝香、樟脑一并放入, 并以纸糊门, 可以防止蠹 (蛀书虫) 蛀。古代文人也在墨中添加香料, 书画时墨汁清香, 提神醒脑, 同时亦可为书画防虫。“松烟二两, 丁香、麝香、干漆各少许, 以胶水溲作挺, 火烟上薰之, 一月可使。入紫草末色紫, 入秦皮末色碧, 其色俱可爱。”是为南朝梁代冀公制墨的配方。另宋人张遇的“油烟制墨”:“以油烟、麝香、樟脑、金箔制墨, 状如钱子, 因以闻名。”又有“吴叔大以桐油、胶、碎金、麝香为料, 捣一万杵, 而使墨光似漆, 坚致如玉, 因以扬名”。

香事更是士人描写闺阁绣闼精致生活和无尽闺怨不可或缺的意向, 是文人风雅情趣的见证。冒襄在《影梅庵忆语》卷三中大篇幅描写他与其妾秦淮名姝董小宛静坐香阁、细品名香的画面。“历半夜, 一香凝然, 不焦不竭, 郁勃氤氲, 纯是糖结。热香间有梅英半舒, 荷鹅梨蜜脾之气, 静参鼻观。”试想炉中香烟氤氲, 红袖在侧, 斜倚薰篮, 与其一起细想闺怨, 此情此景浪漫不已。

六、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