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育智库范文（精选4篇）

高校教育智库 第1篇

关键词：新型,广告智库,高校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4年2月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定义, 智库主要是指: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 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 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 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高校智库是中国智库的类型之一, 是国家“软实力”和“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政府决策、企业发展、社会舆论与公共知识传播具有深刻影响。科技部办公厅对我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10年, 我国智库的数量为2408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计划”项目组2013年1月份发布的《2012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显示, 中国智库数量仅次于美国, 位居全球第二位。国家广告智库建设近年来日益受到政府部门和高校的重视。2011年,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批准成立的中国传媒大学广告研究院 (又称国家广告研究院) 就是国内首个国家广告智库。

1. 智库发展概况

《全球智库报告2014》中指出, 目前全球共有6681家智库, 其中美国1830家, 中国429家, 英国287家, 是世界智库数量最多的三大国家。

2013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 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形势的发展, 智库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现有智库专门服务于教育事业的不是很多, 但是很多智库均有着高校背景, 如美国有50%左右的智库均属于高校。《全球智库报告2014》中, 我国有七家智库入围“全球智库150强榜单”, 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金融研究院。

2. 高校广告智库建设的必要性

2.1 社会价值的体现

广告行业产业化规模趋势突出, 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 广告业是现代服务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塑造品牌、展示形象、推动创新、促进发展、引导消费、拉动内需、传播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以高校为起点, 建设广告智库, 对于党和政府制定决策, 广告及相关行业专家交流沟通, 以及广告学专业人才的培养需求等方面, 均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2.2 经济价值的体现

广告产业是国家文化产业战略的重要构成。全国广告经营额占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目前已经很高。广告智库的建立, 可以有效整合与广告有关的相关资料信息, 加强政府、企业及高校的广告资源共建共享。从而提高国家对于广告行业的重视与管理, 推动广告行业自身的科学发展, 将高校科研成果有效转化为广告行业的利润, 促进广告行业经济价值的提升。

2.3 文化价值的体现

广告行业在我国的起步较晚, 且地位不高。我国广告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受重视程度不高, 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力低, 社会及经济贡献率不高。所以以高校为阵地, 积极投入广告新型智库的建设, 可以在国家相关管理规定的引导下, 融合行业专家的行业需求及发展动态, 促成广告相关信息资料数据库的建立和科研成果的形成。同时, 广告学者可以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以更好地提升广告学等相关专业的学科地位及文化价值。

3. 新型高校广告智库建设的主要障碍

3.1 定位不清晰

我国智库研究的起步晚, 且多属于官方和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创建, 完全植根于高校的智库比较少。广告智库发展, 缺乏成功经验及成熟的理论指导, 由于涉及政府、企业及高校等多方利益主体, 加之缺乏以广告为特色的高校智库的成熟经验及理论的指导, 所以新型高校广告智库的建设, 仍处于摸索阶段, 定位不清晰。

3.2 资源配置整合不合理

高校广告专业与政府及企业的联系不是很紧密, 既缺乏智库建设及运作等方面的制度与机制保证, 也缺乏来自于政府及企业方面的资金、信息、经验、技术等方面的扶持。高校广告智库从总体而言, 可利用的各种资源匮乏, 且整合利用率不高。

3.3 成果转化实效性不显著

高校广告科研成果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纵向课题轻横向课题、重数量轻质量等方面的普遍问题, 所以实际用于政府决策及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广告科研成果, 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信息资料并不是很多, 实效性不突出。

4. 高校广告智库建设基本方略

4.1 高校智库的战略定位—体现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及文化价值

2014年2月10日, 教育部《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的实施, 为高校广告学专业智库建设提供了政策指导和支持, 指出要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 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新型高校广告智库的定位应以专业为依托, 体现“新”与“特”的优势和特色。

新型高校广告智库应依托大学广告专业, 保证其独立性与科研性, 同时与大学发展内涵及功能相适应, 充分利用和整合大学资源, 采取灵活的组合方式, 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 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目标, 以服务决策咨询为方式, 发挥理论创新、文化传承、决策咨询、应用研究、政策建言和对外交流及人才培养等功能的综合性机构, 同时是高校核心竞争力提升和职能拓展的重要表现。

4.2 提升高校广告智库资源配置整合的科学性、合理性

智库需要专业化的人才及专业化的软、硬件条件相配合, 这些资源的整合, 是智库建设的关键, 是智库创健中非常艰难的一项工作。

4.2.1 软、硬件资源

广告智库虽以高校为依托, 但应保持其独立性与创新性。高校广告智库建设所需的硬件资源及软件资源, 均是首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硬件方面, 包括资金、设备、场所 (如实验室、工作室等) , 均应与政府及企业单位积极沟通, 或者通过社会公共力量, 获取相应的支持。软件资源方面, 包括专业的技术人员及应用软件, 可借助高校学术人才及社会技术专家等, 综合加以运用。通过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存储、传输等手段, 构建多元化、多功能化的广告智库, 从而实现广告数据的共建共享。

新型高校广告智库的创建, 应采用先进的管理理念, 为广告信息数据的开发及运用, 科学整合各项软、硬件资源条件。

4.2.2 人力资源

人才是高校广告智库的重要资源。高校广告智库的人员必须明确高校广告智库的真正意义及优势。一是广泛地接触政府, 了解政府的政策导向, 为国家广告产业政策和法规、国家广告传播战略提供咨询内容。二是提升广告智库建设所需的专业能力, 充实广告专业素养, 具备与政府及广告行业沟通及信息收集的能力, 同时, 还应具备较强的咨询报告撰写能力。

4.2.3 内容资源

高校广告智库的核心是内容, 智库的内容应该服务于智库的定位, 覆盖与广告信息资料有关的所有应用领域。作为高校广告智库, 应广泛地收集和科学整理各项内容资源, 包括广告行业的现状与趋势、高校广告专业的人才培养、媒体发展概况、营销学相关资讯、有针对性的行业市场概况、传播理论的发展状况等。

4.3 智库建设的成果体现及应用

高校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殊机构, 就广告学专业而言, 汇聚了大量的广告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学、营销学、公共关系学等方面的知识和人才, 与之相伴随而产生的成果多体现在时效性的学术论文、多样化的研究报告、科学性的专著、多元化的数据库或者信息库、广泛接触受众的传播媒介以及与之相关的横向课题及纵向课题等方面。广告学专业高校智库, 可以结合政府及行业需求, 收集及分析相关数据资源, 生产各类信息产品。一方面, 为强化政府对于广告行业的政策制定及管理活动提供依据, 为行业发展提供科学指导;另一方面, 促进了高校广告学专业教育产学研的转化及资源的共建共享, 真正实现了“数字化校园”的理念。

参考文献

[1]廖秉宜.高校国家广告智库建设刍议[J].广告大观 (理论版) , 2014 (10) .

[2]朱毅凯.交互式智库:高校数字化校园建设中的一种新型组织模式[J].中国电化教育, 2012 (02) .

高校教育智库 第2篇

2017 年3 月30 日，笔者参加了《信息与决策》杂志社邀请的在汉部分智库学者座谈会，几十位与会者大多来自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政府智库和武警方面各有代表出席。在搭建智慧平台和创建新型智库的主题下，与会者聊过往、话未来，谈经验、说规划，讲成绩、述抱负，慷慨豪迈，好不热闹，俨然智库建设的春天已然来临。恭听之余，感慨良多：民间智库多有以智生财、在商言商的意味，无可厚非。而高校智库代表们的发言大多津津乐道于论文发表怎样计入绩效、报告出炉如何赢得领导批示、课题申报通过什么渠道得到宏扬等等，似感觉缺少智库应有的学术立场与社会关切的态度，因以自抒鄙见，以示请教。今应编辑部再三催约，兹将当日谈话整理如下，以就教方家。

高校智库建设首先应戒滥。智库本来是帮助决策者深谋远虑的咨询机构，自身建设理应成为智慧成果的样本，成为最能体现谋略所在的杰作。然而，不少高校智库建设在基本的规划方面都表现得差强人意。给人自家事都拎不清，还能关怀更多的疑惑之感。平心而论，近些年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高校智库，相对于党政军系统内设智库、社会科学院系列和民间智库而言，既属新鲜事，也应是稀罕之物。然而本埠几所“211”高校，一家二三年间新建智库20 余个，另一家则原有智库性质的机构加上新建的已然过百，且从国家、省部级到院校级一应俱全。“985”高校就更不用说了。本来中国是缺少党政军体制外智库生长土壤的，没想到闻风而动高校智库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其兴也勃，其情也盛。在这里，且不论高校智库创建发展的客观外在环境，仅就高校智库的建、管、评体制鼓励铺摊子、摆铺子把学校搞成智库超市，似应引起我们尤其是各级决策部门及其领导注意。

高校智库是隶属于高等院校而组建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机构。由于高校是专业人才密集的地方，通过智库的方式，将原来分散在院系各个部门的专业人才组织起来，形成合力与智慧再生产力是其优势。由于有作为大学既有经费来源支撑，又有大学传统与现实的声誉优势招揽政府、社会和企业的经费支持和项目委托，级别高一些的智库，还能得到项目和投资，加之有招收硕博研究生的资质，不乏生产数据和论文报告创造者，因而完全可以超出那些作为“内脑”的智库，绝非民间智库能望其项背。相对于高校，民间智库是由民间出资组织并必须体现社会公众意识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和反馈的机构。无论从经费来源、项目信托，还是问题讨论准入与接受空间方面，都存在困难。可见，高校智库凭借上述优势虽然立项快，建的多，然却也审慎不够，难免泥沙俱下，甚或滥竽充数。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其次，高校智库要明“内”“外”之别。与会者不只一人发言提到中国原来没有智库，这一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以前有没有“智库”这一说法，与以前存不存在智库，是两码事。从语用上讲，智库肯定是个新词。1999 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有“智囊团”词条，没有“智库”词条，2009 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也没有智库词条。但中外百科全书中没有，并不意味着现实社会不存在。中国党政军都有自己的智库，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事科学研究院，各级政府下属政策研究室、社会科学研究院等等应该说都是智库。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各级政协、“人大”的各专门委员会都可以智库性质而论。这些智库服务的主体很明确，承担的任务也很具体，智库和服务主体的从属关系也很紧切。这些都构成了各决策主体的“内脑”。而新起的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则是决策者所需要的“外脑”。高校智库建设首先要明“内”“外”之别。

“内脑”具有很多“外脑”无法比拟的优势，比如决策者对项目的拟构意向、项目在系统工作中的轻重缓急、综合信息的来源、围绕项目调度各种资源的权能等等，都非“外脑”可以比拟。但是，“内脑”既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也难免因为距离太近产生视觉盲区和由于难以调整焦距而产生成像变异。所以，必须要有“外脑”这样一个更大的参照系统。“外脑”有“外脑”的优势。“外脑”如果是一个身份的定位，那么，就有歧视之虞，这一问题非但是现实存在，也并非自我矮化，应该说是自知的表现，是相对自主和独立，相对超然而坚持自己的前提基础。“外”既是一种定位，也是一种视角，更应该是一种超然事利之外，可以言公、必须言公的责任伦理。所以，高校智库首先要研究的问题是“内外脑”的“边”与“际”在哪里。既不要越俎代庖瞎掺和，又要坚守智者的底线和操守。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当为必为，不当为必止。要自觉意识到高校智库是当下政治体制和机制下原有智库必要的丰富。不要也不应要求与“内脑”享有平等的权责。职责和权能不同，动作机制必然不同。“内脑”是为决策者提供方案，以便实施;“外脑”是为决策者及其“内脑”提供理论模型、理念、系统参照，评估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不替人决策，更不硬塞结论。如果高校智库一味追求与“内脑”的`平等，则必然同质化，同质化不但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一定会导致价值虚无。决策者正确决策需要不同参照系的比较和权衡进行综合考虑，以决定取舍。特别是随着社会的不断持续发展，将来也许可能会成为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和攸关长远决策的必要构成和主要依靠。因而高校智库既应依赖社会发展与进步，也应注意自身的发展与进步。有时甚至应务虚。因为大家都很务实，务实即不赘言;因为大家都不屑于务虚，所以专门提出务虚。务虚不仅必要，而且必须，这是高校智库最应该有别于其他智库之处。建库伊始，要做一些更为基础的研究，基础研究不仅需要强有力的专业支撑，而且需要时间更长，关注更宏观。何况做任何基础研究都应该有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考量，而非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走马灯似地更换。要做普适性的中外智库史的长时段、中时段和当下智库生存环境的研究和比较研究。没有前史研究服务，就像没有预习的新课，没有前戏的求欢，结果必然不会好到哪里去。弄不好恐怕连话语方式和交往姿态都难以准确把握，哪能希冀有良好的互动。此外，还要有所擅长专业领域问题的专门史研究。没有这样的务虚，当下问题从哪里来?历史上曾有过哪些解决方案?利弊得失何以生成?创新问题解决的支点立于何处?解决问题的现实杠杆长短力度如何把握?解决问题的向度根据什么校准?在胸无成竹心中无数的情况下，智库提供的解决方案如果只是为了迎合决策者所好，替别人作意在必先的文章，甚至是单纯为了某位领导批示而实则不切合实际，那么，一定难以赢得决策者应有的尊重。因为今天的决策者无论在智力、学历、资历、履历等方面都不逊于甚至超过一般高校智库学者，尤其高层次的决策者，“未能远谋”，非古之所谓“肉食者鄙”，实分工不同、职司有殊、绩考有别、着眼点不一样罢了。他们不缺胆识与眼光，所缺者恰恰是折冲这些胆识与眼光的专业背景，需要有对其所执之事或拟行之事的逻辑是否符合历史逻辑和现实事实与长远利害的判断与评议，需要更加专业化和科学性的评判。如果在知识结构大同小异的背景下，没有对问题的专门研究，是很难提出超越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智慧方案的。

中国是十分重视借智成事的国度，在这方面同样有悠久的历史。小到个人修养以成君子都要善于借鉴客观外在的条件，孔子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荀子讲“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也就是说哪怕是行军打仗，本来是以武力决定胜负的军事行动，也要强调“谋攻”。孙子《谋攻》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下则攻城。”大到国家崛起，没有不借智引智的。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述西秦之兴由借外智而已。东方之国合纵抗秦，孟尝田文、春申黄歇、平原赵胜和信陵无忌四公子竞相养士，各拥门客数千。可以说，在中国社会无论大历史或小转折的每一个关头，军前帐下、宫中帷幄哪里没有晃动着智谋者的身影?谋士、师爷、军师都是智谋者的曾用名。现代社会单靠一人之智已不足应对复杂的事物，才有参谋部、顾问团、智囊团、咨询公司之类。聚众智为一体，更加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科学化而成为重大决策不可须叟或缺的存在。前者是以单一个体方式服务于个人或团体;后者是以专业团队方式服务某些特定的机构或面向所需要的泛在机构，区别如此而已。但凡出言即说中国从前没有智库，智库西来者，都有必要补上务虚这一课。

再次，高校智库应兼具学术立场与社会关切。高校智库和党政军体制内智库最大的不同处应该是学术立场，学术立场也是体现自身专业和价值所在的重要特征。学术性不仅体现在智策方向的选择上，体现在专业基础上的科学性上，而且还体现在自觉智库生产与传统学术生产方式异同而开创新的学术范式不同上。高校智库有其先天的学术基因优势，作为智力生产的最重要的场所，高校有积久的学术制度、分明的学科体系、谨严的院系机构。这些既是专业化的体现，也是协同创新的崇山险壑。

所以，尤其要自觉警惕以纯然传统的学术习惯来归化智库生产。传统学术可以在一定的体制和机制下进行按部就班式生产，有些甚至可以为学术。然而智库却一定要具有应用导向，有社会关切的自我意识和行动能力。要明确智库的工作是在为政治决策者或企业决策者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服务，要了解服务的对象。应学会如何在做政治决策或企业参谋和做学术之间找到平衡，这两者的定位是有显在区别的。

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作过很经典的阐述。他在“以政治为业”演讲结束时说：“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只有领袖才能做这样的事，即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然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然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117 这是韦伯给准备以政治为业的大学生的忠告，想必从事智库工作的学者也应该明了这一点。马克斯・韦伯在分析了“专业官吏的兴起”及其特征和在决策中的地位之后，明确说“在私有制经济的企业中，情况也十分类似。”]67 智库学者虽然不是政治家或以政治为业者，但如果没有对政治家或以政治为业者的同情之理解，没有同样将信念和责任结合在一起的素养，是难以担当其智谋大任的。诚然，作为高校智库学者仍然是以学术为业者，在学术已然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学者不仅要有个性、热情，还要有年深日久的专业修炼。学者也许有自己的好恶或价值判断，但是，“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 38 学者是科学工作者，他需要有个性和勇气，但又不能逞丝毫的义气，也不能意气用事;热情是他产生学术灵感的前提，但“这热情，无论它达到多么真诚和深邃的程度，在任何地方都逼不出一项成果来。” 24 至于学者兼领袖之决策者，马克斯・韦伯说，这不是神的特别垂青，就是用错了地方。他说：“最重要的是，不管他们是不是领袖，他们的位置根本没有为他们提供就此做出自我证明的机会。” 42 高校智库学者更应该坚持具备学术精神和学术立场，同时对所面对的问题应具备专精的训练和深入的研究，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切的社会关切，对政治有深刻的理解，对政治决策者抱有深厚的理解与同情，如此方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智库学者。

二战时期，美国文化学者鲁丝・本尼迪克特受战时情报局委托，进行日本民族性研究，所提供的报告(中文译为《菊与刀》不断再版)为美国战后统治日本采取何种方式提供了强有力的决策依据，成为智库学术的典范。这种典范性可以从多个方面阐述，但鲜明的问题导向与科学理性之学术立场的坚守，无疑是智库学者应该学习的。由于美日当时处于战争状态，本尼迪克特无法到日本实施田野调查，只能通过观察出身在美国的日本人、阅读日本读物、观看日本电影、纪录影片等二手资料完成工作。日本著名评论家川岛武宜曾经感叹：“本尼迪克特依据这些事实栩栩生动地描绘了日本文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诸多特征。”作者没有受两国交战的影响，坚持学术理性的立场，客观看待日本文化和这种文化养成的日本国民性，从而得出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结论。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众多西籍东译著作中，深受上至知识精英下到普通读者欢迎的有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er,1928-2016)的《第三次浪潮》和《权力的变迁》。这两部著作是关于人类社会不久将至的“未来”所做的预测，成为集体和个人调整事业和人生向度的参考。前者所预测的“未来”今天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中国早已成为现实;而后者所言在中国今天正在徐徐展开中。托夫勒人生经历丰富，当过工人，从事过记者职业，但使其名声显赫的是其作为智库学者所做的工作，他曾受聘担任著名的罗素・赛奇基金会特约研究员，康乃尔大学特聘教授，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研究员，IBM 等跨国公司顾问。《权力的变迁》所言人类权力的转移依次经历“力权”“绿权”和“智权”分别表示以体力决定权力分配、以金钱决定权力分配(因为美元是绿版币，所以把金元决定权力分配称之为“绿权”)、以智力决定权力分配。这被视为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宣言。这样的划分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便于学术表述时将时空序列和学术描述主体作一体化陈述，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经历的每一个时期并非只有一种权力形态存在，而是多种权力形态交相作用，共同成就社会的权力构成形态;二是不同时代不同权力特征在权力分配权重中存在绝对差距。如果按照后一种理解，则今天无疑应该属于智权的时代。智权时代不仅是以知识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形态，而且更加凸显了智库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重要作用。三个时代，“力权”和“绿权”虽然在将要到来的世纪协同发挥重要作用，但将被“智权”主导。考察托夫勒作为智库学者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坚守学术立场与社会关切，两者缺一不可。

最后一点，对高校智库工作要有科学的评价。一是要对智库建设有实事求是的评价。上面谈到了对智库学者素养的一些基本要求，这说明并不是每个高校的学者都有做智库学者的潜质，与其滥竽充数，不如宁缺毋滥。二是，对智库学者的评价能否还像传统学术评价论文、课题加专著一样论数不论质，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新的评价能否以学术导向、客观价值和委托性质等综合因素结合起来考察，这不是本文所能言之的。智库工作的评价还要考虑当下决策主体和咨询主体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涉及非科学技术领域的一切重大社会决策时，话语权非因智而生，有时候恰恰相反，智因权生，即有权即有智。这显然给大大小小的决策带来了风险。过去对这种不智决策者造成的一切后果，有一个委责的说法，叫做“交学费”。高校智库所提供的决策咨询如果没有科学的评价导向，自然也只能成为别人交学费的委责对象。如此岂不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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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一流高校智库的全球扩张 第3篇

国际一流智库(包括高校智库)不但研究本国的各项公共政策,而且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等政策议题开展长期、细致、全方位的跟踪研究。 反观我国的各类智库,对国际和其他国家事务的“精确政策研究”较为缺乏,导致关键时候相关决策的信息支撑缺乏或反应迟缓。

从国际趋势看,一方面,各国智库多为解决本国或地区的问题而生,另一方面,国际介入和全球扩张俨然成为国外一流高校智库重要的发展动向。中国高校智库要为提升本国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做出贡献, 必须积极影响和参与全球性事务。

如同大学排行为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创造了条件, 智库排行的盛行也为智库的国际比较、竞争和合作提供了平台。 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属的“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 是目前最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评价系统。 自2007年开始,该项目发布年度 《全球智库报告 》,高校智库是其中一个排名类别。 表1是2010—2014年期间,至少有4年进入“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高校智库排名的机构名单。

从表1可以看出,美、英等发达国家高校智库的影响力稳定地占据统治地位。 同时,智库影响力与其所在大学的类型高度相关,一流智库通常诞生于国际一流研究型大学。 另外,根据“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 的统计,中国高校智库2013年有两家入围(分别为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4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智库入围,这表明近年中国高校智库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扩大。

“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本身是一家高校智库,在实施排名的同时, 该项目还在80多个国家提供智库发展所需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项目, 并以此为基础,努力构建区域性和全球性的智库合作网络,创造合适的全球公共政策产品。 2013年,有来自120个国家参与了智库的提名和排名流程。上海社会科学院还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建立了合作关系,被授权发布《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的中文版。该项目的影响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各国智库寻求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动力。

当前是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智库发展快速升温的时期, 同时也是全球智库处于转型发展的时期。 智库需要更多从全球层次来思考和处理国内、国际问题。 目前,世界顶尖的高校智库活动都体现出明显的国际化导向,大量的研究项目及其运行都是跨国进行的。这些研究机构通过在海外(重点在中东、俄罗斯、东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分支机构,或设立区域性的专题研究项目,或与其他国家的政府、智库部门建立合作关系,在安全、环境、自然资源、经济、健康、 贫困和发展等带有全球意义的领域开展研究、收集数据、提供政策建议。

如哈佛大学 “贝尔弗科学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设立了专门针对叙利亚、印度与南亚、中东、伊朗、俄罗斯等地区问题的研究项目;赖斯大学“詹姆斯·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设立了针对墨西哥和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触角遍及了全球各大洲; 哥伦比亚大学2013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设立“全球中心”的战略举措,该校智库“地球研究所”跟进学校的全球化战略,在肯尼亚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推动当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项目。

注:“-”符号表示该机构没有出现在当年的智库报告中

为支撑全球问题研究的人力资源,这些高校智库通过国际访问学者、国际奖学金制度、国际学生交流项目、博士后项目等途径,吸引世界各国的学术精英, 特别是吸引与研究项目相关国家的学者加盟,充分利用他们的语言和人脉优势,强化这些智库的全球网络力量。 以波恩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为例,从1998— 2014年期间 ,该中心共招收了来自50多个国家 ( 其中多数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136名博士生。

面对国际一流高校智库的全球扩展态势和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需要,我国的高校智库有必要将全球化作为自身建设的战略目标。 具体而言,政府部门和高校可以从以下7个方面着手:

第一, 充分利用高校已有的国际学术合作网络, 加强与国际顶尖智库 (包括高校附属和专业智库)建设的经验交流和项目合作,将智库合作纳入院校国际学术合作计划中。

第二,发挥高校智库的多学科优势,拓展智库的跨学科力量,加强区域、国家问题定向更加精确的研究项目。

第三,国家为中国高校智库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创造条件,鼓励智库深入“国际研究现场”,并以塑造本土化政策和实践为最终目标。将智库的国际合作作为我国对外交流和发展援助的重要途径和载体。

第四, 设立国际智库人才交流的国家奖学金,鼓励国内外智库学者的双向交流,将国际人才培养与智库国际项目的拓展结合起来。

第五, 高校智库应多渠道聚集和储备多语种、多学科人才,注重相关领域最新情报的收集、跟踪和数据库建设,打造国际一流智库建设所需的人力和信息的基础设施。

第六,政府部门应主动邀请高校智库参与外交活动,将高校智库打造成民间外交帮助高校智库掌握本领域的国际政策动态,为高校智库更好参与、影响国际事务搭建政策研究供需对接的信息渠道。

高校教育智库 第4篇

教育部简报〔2011〕第109期

由民进中央和北京师范大学共同组建的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以下简称政策院）自2010年1月成立以来，采取首席专家加团队、专兼职和长短期聘任相结合的研究组织方式，汇聚国内外教育政策研究高端人才，紧紧围绕教育规划纲要开展对策性、前瞻性研究，为国家重大教育政策的研究制定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库作用。

积极围绕国家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展教育政策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政策院院长严隽琪多次参与课题调研并亲自撰写研究报告，由她根据前期调研成果撰写的“关于加强高校国际研究机构建设的建议”，得到胡锦涛总书记和刘延东、戴秉国国务委员的高度认可并获重要批示。为客观、深入地了解分析教师绩效工资政策实施的主要问题、原因，并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政策院组织专题组集中对全国东中西部12个省份、22个市和55个县进行了深入调研，形成的专题研究成果得到了刘延东国务委员和教育部相关部门的充分肯定。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受教育主管部门委托，政策院分别组建了两支跨院校的研究团队，在全国范围进行了深入扎实的调研，分别提交了《幼儿教师专业标准》和《关于加强幼儿教师培养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专家建议稿，为相关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政策院的整体策划下，一批知名专家围绕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与社会融合问题、高考改革、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新疆双语教育改革与发展等热点难点问题正在展开深入研究。

服务国家教育改革发展重大需求，积极开展教育政策咨询和成果转化。政策院成立之初，适逢2010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政策院迅速抓住这一建言献策的良好机会，组织北京师范大学若干知名专家将最新研究成果直接转化成为“两会”建议、提案或大会发言，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关于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政策实施问题、原因与对策建议”、“关于建立地震灾区儿童青少年心理援助长效机制”、“关于建立竞技体育新举国体制”3份提案成为2010全国政协的重要提案，有的已由中央督促多部委重点商办，切实起到了推动改革工作的积极效果；由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提交的“中小学生网络使用与网络成瘾状况与建议”，经民进全国政协委员在大会上发言后，引起多方共鸣。在教育规划纲要第二轮征求意见过程中，政策院通过撰写文章、巡回宣讲、做报告等多种途径和方式进行解读，积极引导广大公众和师生对纲要的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牵头组成多学科多领域专家，及时编写《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解读》，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层次分析，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

举办高水平的会议与论坛，集思广益，为国家教育改革发展建言。教育规划纲要甫一颁布，政策院即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为主题，隆重召开了专题研讨会，紧紧围绕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从不同角度对优先发展教育、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基本普及学前教育、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推进区域教育均衡、创新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优化教育评价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讨，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可资借鉴的政策建议。在2010年教师节前夕，政策院以“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推进教师队伍建设政策制定”为主题，举办了第三届中国教师发展论坛，深入研讨了保障教师法律身份地位和教师待遇、完善教师培养培训制度、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以及完善免费师范生制度等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建议。此外，政策院还受邀与中国教育学会、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石家庄市政府、华东师范大学等主办了多次形式多样、主题突出的会议和论坛，为推进教育规划纲要贯彻落实营造了良好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