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党员制度创新（精选6篇）

发展党员制度创新 第1篇

以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至今,主要的成就是来源于制度的变革和创新.但由于制度绩效递减和某些制度创新的边际性,也由于制度创新中路径依赖的客观存在,导致当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障碍.这些制度障碍的.存在表明,只有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才能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

作 者：黄新华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管理教育中心,福建,厦门,361005刊 名：广东经济管理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DONG INSTITU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年，卷(期)：19(3)分类号：F121关键词：经济发展 制度障碍 制度创新

发展党员制度创新 第2篇

如何改进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和机制，使政府在GDP指标之外更多的关注社会发展可持续性，如何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既立足于本地资源供给，又更好的利用国际资源，面对大量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和城镇生活，如何合理分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对方辩友，这一系列问题，难道可以通过业务发展来解决吗？

请问对方辩友，金融制度创新都包括哪些方面？

请问对方辩友，业务发展是指什么？

答案

金融制度创新通常包括什么

包括 ：金融组织变革或引进；拓展新市场或增加原金融商品的销售或市场结构的变化；管理的组织形式创新；金融文化领域的创新。

例子

正是制度的创新，使得英国在产业革命时期的科技、经济实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十七世纪横扫欧洲的经济危机中，英国和荷兰受到的影响最小，究其原因，诺思发现，在两个成功的国家里，制度创新的成果――产权制度的建立，使人们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并把资源投入发明与经济发展中。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蒸蒸日上之时，超级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却在一夜之间在世界上消失。这座大厦在兴盛了六十多年后崩塌，实在是由于苏联僵化、落后的体制不得变革、无以为继。制度创新使得苏联科技、经济大发展，制度的僵化又使得苏联一败涂地。对比思考，个中奥妙不难参透。

人们能否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关键在于自身潜能的发挥。人们在活动中往往会因为潜能得不到充分发挥而无法实现效益最大化。究其原因，制度是一个要害。制度能否给予人们的行为足够的激励以及激励程度的大小，是制约人的潜能发挥的关键因素。因此制度创新才能推动业务发展。

制度创新以其激励功能，鼓励和促进行为者的经济发展活动。制度的不断创新和完善，刺激着科技成果不断的涌现和被应用，因此可以说，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新的动力源。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自身的发展。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

人类发展中的合作与竞争形式以及组织人类活动的规则的执行体制是经济史的核心。

西方两次经济革命的开展使其成就今天的业绩，与其说是科技的进步促进了西方经济社会的展，不如说是制度的创新使得科技创新的成果能有如此的本领将其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因为，两次经济革命“都蕴含了根本性的制度重构”。

制度创新有关国家兴衰

我国改革开放自农村改革始，农村改革始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采用。

说到银行的创度创新对业务的推动，不得不提农村合作银行，无论从产权形式还是治理结构来看，农村合作银行都是农村微观金融制度的一种创新。

面对入世后外资银行的竞争压力，我们既要克服恐慌、悲欢心理，又要充分估计外资银行的巨大冲击力，克服盲目乐观的思想，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于我国的银行业来说，关键是必须抓紧时间，强化创新，深化改革，增强竞争实力，力争在与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中，与狼共舞，立于不败之地。

银行业的业务发展一定要是基于制度创新的。只有在政府和银行自身花大力气进行制度创新，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银行又为业务发展理顺了整个创新思路，以及为创新打好组织架构的基础，才能开始谈业务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制度的创新，合理的制度，可以使经济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配置，使生产要素实现新组合，使资源利用方式取得进步。没有制度创新根本谈不上发展。制度创新是对传统观念、理论、体制、技术进行革命性扬弃的过程。

制度创新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财物流动性很强，社会关系多种多样，没有制度保证，人们的物质利益、各种权利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承认和保护，社会也不可能达到有序的状态。

业务发展一定是基于制度创新的，只有政府和银行自身花大力气进行创新，从而创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而区域性中小银行又为业务发展理顺了整个思路，以及为业务发展打好了组织架构的基础，才能开始谈业务发展。

制度创新是一个带有根本、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它决定了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西方经济学家马克思对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制度至关重要。

主席，评委，对方辨友大家好；

我方的辩题是制度创新推动业务发展，下面由我为大家阐述我方的观点：制度创新是指：改变原有的制度安排。用不同的行为规则确立新的关系，激励和组合”。确立新的关系，激励和组合”既包含着量的变化，又包含质的飞跃，最终目标是促进发展。制度创新既可能是把闲置的社会资源重新组合起来，进行有效益的社会经济活动；也可能是重组没有被有效利用或利用效率较低的社会资源，使经济活动较之前更加有效；还可能是对社会资源及其利用方式、管理手段的根本变革。制度虽然是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但是其创新却可以充分激发其潜能，调动字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是现代企业的标尺。并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恰恰是制度层面的问题。制度的不断创新是推动业务发展的标尺，发展是硬道理。从以往经验看在企业面临挑战时，终还是要在发展实践中，通过创新的思维和措施来解决。积极推动制度创新，尽快完善建立适合创业企业的规则体系和制度机制，有利于实现更为科学合理的估值与定价，制度创新是推动业务发展的必要手段。

因此，我方观点为：制度创新推动业务发展，谢谢大家

制度创新是从根本上保障了，稳定的制度环境，这样才能从内在发挥推动业务发展的作用。

制度创新可以提供更加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并可以调动经济行为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新业务的发展可能会给社会生活带来新气象，但只有支撑业务发展的社会制度得以确立和巩固，这些新的业务才能对现实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实现从内在到外在的转换。

优化制度创新，可以客户规模和性质，以及不同的需求，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使各部门分别成为相对独立的利润中心，这样各部门能有效收集市场的需求信息，很快发展相关业务生产出相应的产品。

强化内控，细化岗位操作流程

落实岗位责任制，执行基本的服务规范。

西方经济增长的起源，可以远远追溯前几个世纪所有权结构的确立过程，该结构为更好地分配社会财富和社会活动创造了条件。为业务发展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提供了刺激。

也就是说，业务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人力的开发，继而到经济的推进，都是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结果，制度起着关键性的作

用。

新制度学派代表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说：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形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社会收益。

中国保险制度的创新发展浅析 第3篇

“从保险法学到保险数学,从综合保险学到微观保险学、宏观保险学,保险学逐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保险学以保险商品关系为研究对象。在此简介保险的性质与功能。

1. 保险的性质

在魏华林、林清宝主编的《保险学》第三版教材中,编者基于保险“内涵量的规定性必须使其外延量能概括所有的保险经济现象”,下定义“保险是集合具有同类危险的众多单位与个人,以合理计算分担金的形式,实现对少数成员因该危险事故所致经济损失的补偿行为。”这一定义适用与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适用于古代的行会合作保险或相互保险——不一定体现大数法则,而在今天保险人基于大数法则、中心极限定理,运用精算技术来预测风险集合的发生规律,风险集合由独立同分布的风险个体汇聚而成。值得注意的是,人寿保险中大部分产品带有储蓄性质,固定返还的储蓄部分为自保额,不固定返还的补偿部分具有经济互助的保险性质。

保险的社会性质是值得关注的。保险活动蕴含参与平均分担个别成员实际损失补偿的个体的一种分配关系。其中也就包括被保险人之间、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保险人与再保险人的分配关系;保险分配与财政、工资、信贷等分配关系的关系。保险分配关系受社会生产关系、经济体制制约。在我国保险发展有其特殊性,保险行业经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民国时期、新中国建立及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文革时期、两年停滞与改革开放时期、上世纪90年代至入世前夕、入世之后时段。今天保险公司所面临的需求是多样的,源自于潜在或现实的保险消费者、股东与债权人、员工、政府、社会公众(社会责任)等,彼此之间存在博弈。

保险服务是保险的子集合,保险活动涵括保险服务、风险管理、运营管理。

2. 保险公司的性质与功能

保险公司作为风险集散的服务中介,补偿损失。保险公司与灾险打交道,具备防灾防险功能。随着社会发展,保险公司具备社会管理功能,主要表现为社会成员提供多层次保障,防灾防损之际协调社会危险管理,累积投保人等信用信息时有助于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介入危险事故处理时可润滑社会关系。

保险公司具有金融属性。投保人以保单为金融资产,借助保险公司融通补偿资金,保障被保险人资产,保险的金融职能有助于风险群体融资。再者保险可以向市场传达企业信用信号,有利于企业融通资金,助于银行贷款收回。为保障保费增殖与巨额赔款准备、营业利润,保险公司可将补偿基金投入货币市场而主要投放在资本市场,是资金市场上的重要提供者。此外保险公司具有吸收储蓄功能,与金融业竞争储蓄资源。

二、保险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现状

保险国内保险公司短视弊病染指激励制度、人才培养制度。保险市场属于寡头垄断市场,竞争不充分。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当下薪酬激励制度助长大量机会主义行为。营销人员收入主要依赖于业务量而不在于业务质量。国有保险企业人事制度行政色彩浓重,其绩效考核在于短期的业务规模而非企业价值创造,与此同时从从前的激励不足演变为激励过度,激励与约束失衡。保险公司在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也反映于不科学的成本核算中。而英美保险公司经理薪酬透明度高,绩效评估涵盖短期经营业绩与长期价值增长;德国将短期、中期、长期激励有机结合;日本保险公司注重声誉激励,这都是值得国内保险公司借鉴的。

三、保险代理人制度与诚信制度现状

面对保险人、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保险代理人诚信问题严重。一方面我国许多专业保险中介机构从其他非专业中介发展而来,没有建立科学管理制度,经营粗放,内控薄弱,企业文化建设滞后,缺少长远发展规划,诚信意识较差。另一方面,我国保险营销大军良莠不齐,相当一部分人以保险营销为暂时谋生饭碗。而保险公司的激励制度尤其佣金激励制度、人力资源培训制度多有缺陷,助长机会主义行为。资格考试制度粗放,法律制度建设滞后,监管制度并不完善,诸如政府及保险监管机构、行业自律组织、消费者组织、新闻媒体等监督力度不足。我国体制变革具有复杂性,相关利益团体博弈。这都影响保险代理制在我国的良性发展。

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保险代理制度产生根源在于交易费用的节省,而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受崇尚集体权威的传统文化意识影响,较容易接受保险代理人这一形式,国内保险公司可以借鉴其保险代理制度,重视代理人专业素质。在日本,寿险营销人必须接受专业训练,通过日本生命保险协会的资格考试,通过大藏省审核,注册登记后方才获准就业。一般寿险商品营销资格分为寿险营销人(初级)、中级寿险设计师(中级)、上级寿险设计师(高级)和综合寿险顾问(特级)。其中高级资格考试除了要求掌握高级保险商品知识外,还需法律、税务、银行利率等相关知识,保险公司一般要求从业人员在从业两年后获取该资格。“新国十条”制定2020年保险深度5%(保费收入/国内生产总值)、保险密度3500元(保费收入/总人口)的目标,对于我国营销员和保险中介提出更高的专业素养要求而不应限于保险知识。综合寿险顾问需通过人身保险大学课程考试而后方可获得。在执业资格方面,台湾地区的监管机构要求非常严格,强调由保险公司提供的职前培训、在职教育训练。保险公司可通过不同的佣金支付标准,调控销售行为,激励新的销售方式;通过合理的佣金结构建立分级客户佣金控制体系,满足市场多元需求;选择合理支付方式,促使保险代理人目标与委托人目标趋向一致。

处理保险代理人诚信问题,可以从非正式制度入手,包括训导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行为在一段时间内累积到一定程度,就能够构成与实际人格相似的数字人格,即以在交易中体现出来的数据为基础的个人的公共形象,被用来作为该个人的代号。”在会计学中,全面、系统、连续的信息记录要求可以适应保险代理人资信评级和信息披露制度而被移植。

四、保险业战略与管理制度的创新

保险服务创新则是指通过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创造企业竞争优势,满足市场需求,从而创造企业价值。保险服务创新内容涵括七项。产品创新、服务技术创新、服务过程创新、服务形式化创新、组织创新、服务专门化创新、市场创新。其中保险服务形式化创新是指服务要素具体化、标准化。保险服务专门化创新着手于针对特定顾客问题的解决办法。

目前我国保险服务创新薄弱,滞后与市场需求,主要在于寡头垄断市场上创新激励机制不健全,且缺乏创新保护机制。

摘要：2014年8月13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新国十条”。文中点明了发展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成保障全面、功能完善、安全稳健、诚信规范,具有较强服务能力、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现代保险服务业,努力由保险大国向保险强国转变。”当下保险业融入社会经济全局,成为重要参与者。本文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立足于制度变迁与创新,试图探看国内保险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来源,尝试简单地提出解决途径;发现问题,便于往后学习进修。下笔仓促,信息有限,也未作深入了解。

关键词：保险公司,制度变迁与创新

参考文献

[1]魏华林,林清宝.保险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0-39.

[2]徐谨良.风险管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97-100.

[3]王艳.中国保险公司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D].吉林大学经济学院,2014.

[4]王国炎,汤忠钢.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J].江西社会科学,2003,(4):48-52.

三大制度创新推动商会发展 第4篇

会员入会资格联审制度

商会的规范化，是商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尝试。比如我们对会员入会资格管理制度进行了规范、完善和创新。我们制定了一个联审制度，具体做法是我们结合异地商会的特点，联合各地市驻京办对会员的入会资格进行综合审核，每个会员入会，要先过品格审核关。新会员的入会先经过秘书处初审，然后我们把初审通过的人员资料报送到各地市驻京办审核，由各地市驻京办对会员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质、以前的经营情况进行审核，通过后再上报商会理事会通过。副会长以上的职务资格还需要进一步由省驻京办进行审核。通过这样的严格把关，我们的会员政治道德素质得到了很好的保障。第三届商会至今四年多，我们商会会员没有发生过一起违法违纪事件。

秘书处工作量与工资联动制度

秘书处如何进行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这是目前各商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大家常常面临人才流失，有时能留住一个好的人才比培养一个好的人才更为重要。我们认为要留住人才，同时发挥好人才的作用，工作业绩考核制度和薪酬制度设计非常重要，我们商会目前采取工作量与工资联动挂钩制度。“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是人才的普遍心理，所以如何在薪酬与工作量的关系上有一种科学处理，是保证员工心理平衡的关键，也是解决员工队伍不稳定的一个重要举措。对此，我们引入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方法，对每个员工每周工作进行量化统计，根据工作量大小和完成质量来定工资，每月工资是浮动的，实现了多劳多得，少干少取。这样，由于多劳多得，员工工作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公平感加强了，稳定性也得到增强。

入会会费预收制度

会费是一个商会收入的主要来源，主要为开展各项业务，举办各种活动提供经费支持，因此收会费对每个商会来说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商会从第三届起一直保持会员缴费率100%，其中除了严格按照章程规定，对逾期未缴纳会费作退会处理外，还在于我们在会费收取方面实施了一个预交会费制度，即对于新入会会员，在报名申请加入我会时，审核通过之前先预交会费，如讨论通过，则颁发正式会员资格证书，预交改为正式交纳；讨论未通过的我们会将预收的会费如数退还。另外，我们在使用会费方面，秘书处每个季度会向监事会汇报经费使用情况，每半年召开的常务理事会及理事会上，监事会要向大会作财务报告，切实做到了会费使用的公开、透明，会员知道了每一分钱的用处，因此交会费也比较积极主动。

会员活动创新化

丰富的活动是一个商会的灵魂，也是提高商会凝聚力的基础。但如何搞好会员活动，却是商会工作的一个难题。这里我想介绍我们商会的两个品牌活动：一个是浙商沙龙，另一个是会长联谊会。

相信每个商会都有类似的困惑，就是会员那么多，如何办一个活动把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会员凝聚到一起，让他们坐在一起有话说，有主题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从2008年5月开始创办了一个面向所有会员的主题沙龙活动，也就是我们每月一期的“北京浙商沙龙”。

每个月的19号，我们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场地，邀请一位主讲嘉宾，就某一领域会员感兴趣的话题或者当前的热点进行演讲。每个沙龙设计为2个小时，前一个半小时为主题演讲，后半个小时为会员自由交流时间，我们还在沙龙中设有值班律师与项目交流台。会员参加沙龙，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交流，精神上有启发，业务上有交流，沙龙成了会员每月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也成了我们商会的一个品牌活动。现在已经举办了四十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玉、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等政界领导，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新东方教育集团徐小平、希望工程发起人徐永光、央视原著名主持人王利芬等知名人士都到我们沙龙里当过嘉宾。

我们另一个品牌活动是从2011年6月开始创办的一个面向商会副会长以上职务会员的活动——会长联谊会。这个活动创办的初衷主要是为了给副会长以上的高层会员搭建一个更加直接、便利的交流平台，从交流、联谊的角度去给副会长营造轻松的交流空间，弥补了沙龙面向大众化，不利于深入交流的弊端。会长联谊会每三个月举办一期，现在已经举办了四期，每期由1-3位副会长轮值主办，所有的场地安排、活动设计、经费支持都由轮值主办单位负责，商会秘书处主要负责组织联络工作，这样商会的压力就减轻了很多，也提高了会长们的积极主动性。

如我们第三期会长联谊会便由三个副会长组织了四十多个企业家到越南进行了为期4天的商务考察，全程由三位轮值会长策划安排，提供经费。现在有很多会长已经开始预约作为会长联谊会的主办单位。可以说，会长联谊会的举办进一步拉近了会长之间的距离，对于商会凝聚力、号召力的提升有非常大的影响。

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 第5篇

一、经济发展与制度

西方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时，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革，它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化，主要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保罗・萨缪尔森就说：“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还是富国。”这四个轮子或者说增长的要素就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因而“总生产函数”的“数学表达式是：

Q=AF(K，L，R)

其中Q=产出，K=资本对产出的贡献，L=投入的劳动力，R=投入的自然资源，A代表经济中的技术水平，F是生产函数”(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

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上述经济增长模型中，制度是被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外生变量而排除在外的，它并不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演进过程。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建立经济模型时，一般把明确界定的产权、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和零交易费用当作暗含的假设。然而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这种过于苛刻的假设条件也是难以成立的。由此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时，特别是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或陷入停滞的原因时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对此评价道：“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一旦用它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它就不大济事了”(道格拉斯・C・诺斯，1991)。因此，正像约翰・M・凯恩斯曾预言的那样：“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其病不会在上层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够明白、不够普遍――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很少可非议的”(J・M・凯恩斯，1988)。

正是在批评并修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定的基础上，罗纳德・科斯建立了制度分析理论，这一理论经过后来者的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以新古典方法研究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诺斯在其一系列论著中系统地分析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他在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论述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道格拉斯・C・诺斯、罗伯特・托马斯，1989)。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指出：“一种经济长期变化的主要来源是结构变迁，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政治―经济组织的变迁及其相应的激励效应是将结构变迁的所有来源理论化的基础，而且还有包含着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的制度改变”(道格拉斯・C・诺斯，1991)。至此，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由于把产权结构、交易费用、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信息不对称以及国家(政府)、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了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并且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显示出与现实经济发展的更好契合。

事实上，早在19世纪，马克思所创立的经济学体系就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分析框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也承认，马克思是第一个研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经济学家。诺斯曾确认：“这里的一个例外是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他企图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马克思最早阐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将技术限制与制约同人类组织的局限性结合起来所作的先驱性努力。”“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道格拉斯・C・诺斯，1991)。

当然，尽管都关注制度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但马克思的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对生产力(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变迁的辩证关系所作的表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1859)。可见，马克思研究的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关系，其目的主要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历史规律，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事业提供理论和思想武器。但同时，马克思也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的自我调节，并认为这种自我调节虽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但却能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者所研究的制度范畴也有所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区分为制度结构(或称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把支配具体交易的规则称为制度安排，而把社会基础性的规则称为制度结构，认为制度结构是制度安排的总和。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说的制度基本是指制度安排。戴维斯和诺斯就认为：“制度安排可能最接近于制度’一词最通常使用的含义了”(L・E・戴维斯、D・C・诺斯，1991)。而马克思研究的侧重点则近似于新制度经济学所谓的“制度结构”及其根本变革。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更关注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说，是由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世界观所决定的，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的、合理的制度。同时，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有很大关系。他们生活在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而且认为这种制度基本上是合理的、有效的，没有体验过、也不认为会发生社会制度层次或资源基本配置方式方面的根本变革，因而对他们来说，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动机去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变革。

可见，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范畴作为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变量来加以研究，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从本质上他们还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永恒的、合理的制度来看待的。这是我们在借鉴和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时必须要有的清醒认识。另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不发达和不完善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方面，还体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因此，研究制度的发展和演变的意义更为明显，而且这种研究必然不能仅仅局限于制度安排层面，而必然涉及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乃至社会制度方面的变革。

综上，本文认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经济制度，同时，制度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制度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阻碍经济发展，使经济陷于停滞，甚至遭到破坏。因此，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增长函数之外，是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期，不仅各种制度

安排不健全、不成熟、不协调，而且整个制度结构也在发展完善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

二、经济发展与创新

20世纪初期，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独树一帜的。熊彼特把“创新”作为其“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创新。而“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生产手段的新组合”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熊彼特，1990)。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开发生产一种新产品，或开发一种产品的新的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或经营方法，而这种新方法并不必须建立在新的科学发现基础上;(3)开辟新市场;(4)获得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生产或经营的新的组织形式。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这样，熊彼特就把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纳入了经济发展的研究视野。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创新理论”的特点是：(1)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创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作用。这与马克思主义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相似的。(2)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作为“内在因素”的作用。(3)强调“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些观点在传统西方经济学中并不多见。

传统西方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它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化。而熊彼特则认为，“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作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熊彼特，1990)。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用生产技术、生产方法和经济中制度因素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从而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谛：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创新。而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归根结底是由制度决定的，是制度的函数。

探索经济发展的方式和原因是经济学的一个古老命题。有学者根据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和主要形式，把人类所经历的经济增长范式划分为“亚当・斯密方式”、“福特方式”、“索洛方式”和“熊彼特方式”(Mokyr,Joel,1990)。其中，斯密增长方式是指社会分工和新技术的采用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和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福特增长方式是指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一种广义的规模效应。大规模生产和制度建设能够降低生产和社会成本，它既包括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等直接生产成本的降低，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体系的投入和改进、产权制度的确立等社会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提高的生产效率。索洛增长方式是指由资本深化引致的经济增长。由于在给定的产业技术水平条件下，产出的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比率，如果净资本的形成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则人均产出将增加，经济将出现增长。熊彼特增长方式是指由于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增加而导致的经济增长。这种知识包括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前者表示一种新的信息可以使人类以较低的投入生产给定的产品，或者生产出新产品。制度知识包括对新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认识、应用。熊彼特的增长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依靠技术和组织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综合上述几种增长方式，本文把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类：(1)技术进步。(2)规模经济。(3)社会分工与专业化(广义的社会分工甚至可以包括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一个经济体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互不越位、配合协调的经济体，只有这样的经济体才充满活力、具有内在的不断创新的能力)。(4)制度建设(资本深化应该是经济增长的表象和结果，所以本文未把它列入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中)。其中，规模经济是微观企业的生产组织制度适应技术要求而变动的结果，社会分工涉及整个经济体内的生产组合和协作方式，它们都可纳入经济制度的范畴进行分析。因此，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也就是说，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创新。

有关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观点在这里有必要再多谈几句。亚当・斯密除了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以外，还提出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在斯密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是等同于经济发展的，因此，“斯密定理”无疑是说，经济发展根源于劳动分工，但其制约因素是市场规模。回顾一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不难看出，不断发展的社会分工促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疯狂进行海外扩张，开辟海外市场，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斯密的观点是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际的。又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实现新的劳动分工和开辟新的市场都属于创新，所以，这又证实了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创新。

陈平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劳动分工，但劳动分工不只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并提出了一个“广义的斯密定理”，即劳动分工受三种因素的限制，第一种因素是市场规模，这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结果，因为在市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任何技术的边际收益最后都会递减。第二种因素是资源的种类。由于边际收益递减，在有限的市场利用一种资源的收益是迟早要下降的，这时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新的技术革命就意味着开辟新的资源，如发现新的矿产、培育和发现新的脑力资源、开发新的信息。资源种类越多，创造财富的机会越多，不能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就没有发展前途。第三种因素是环境的涨落。系统的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稳定性大，那么它的代价就是复杂性或者说发展的机会;如果要发展得快一点，那么牺牲的就是稳定性。比如，传统中国社会的优越性就是稳定，因为它是个简单系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要比西欧社会稳定。但其代价就是牺牲了工业革命的机会。如果环境的涨落非常大，大起大落，那么这个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它就会从复杂系统简化为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比较高。只有一个系统的涨落相对比较小，这个系统才有可能从简单系统演化成复杂系统。因此，陈平不同意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创造力的观点(当然农民战争不是自觉战争，是统治阶级逼出来的)，因为如果环境涨落非常大，就会使社会发展经常被打断重来。所以中国好多发明都会失传，好多发明重复发生，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能够连续积累

知识的系统。这样，就会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只有鼓励创新和发明，不断创造新的资源，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这个社会系统才能从简单向复杂演化，才能产生劳动分工，产生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形态。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往另外的方向演化。

从另一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化的过程，是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过程。那么，什么是工业化?徐长生(2001)比较了对工业化含义的两种不同理解，一种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化是一种过程首先，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在这两种比率增加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以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他认为，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钱纳里(H.Chenery)、库兹涅茨(S.Kuznets)等人也持有相同或类似的观点。另一种是张培刚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的工业化定义：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张培刚解释说：“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称为被诱导’(Induced)的生产函数。从已知工业化的各国的经验来看，这种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部门来说明”。“这些基要的创新或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更进一步地加强了伴随现代工厂制度、市场结构及银行制度之兴起而来的组织上’的变化”。

徐长生认为前一种定义是对工业化的“狭义”的理解，而后一种则是“广义”的理解。其实，不仅如此，本文认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是对工业化的表象和结果的描述;而张培刚基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工业化定义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则更侧重于工业化的实质、动力、起因、发生机制的分析。前一种定义描述了由工业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张培刚的定义则承袭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工业化定义为不断创新的过程，也就是认为工业化的原因是出现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

什么是发展?本文认为，发展就是创新。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的关键或者说根本在于能否实现创新。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创新，是经济资源得到了更为有效的配置，是生产要素实现了新组合，是资源利用方式取得了进步，而不是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如储蓄(资本)、劳动力等――数量的增减。没有创新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创新是指人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部领域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从广义上讲，创新是对传统观念、理论、体制、技术进行革命性扬弃的过程。创新有相对性，并非只有全人类的最新成果才是创新，只要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内引入一种新的成果，并能够增进该经济体的经济福利，就是创新。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包含了一切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创新活动，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基本上限于技术与企业组织创新，至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他只看作是创新的社会效应，并不是他研究的创新本身。而本文讨论的创新既包括微观层面的技术与组织创新，也包括宏观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认为它们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同时，要实现经济发展和创新还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这里强调了四个观念，一是资源组合观念，为了实现发展，经济资源必须组织在一起，分散的、处于自然状态的资源，只是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如乡村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同时，银行中也有大量居民储蓄，这时，应该说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是具备的，但这却不一定必然带来发展，如果银行的储蓄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闲置劳动力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这些闲置的资本和劳动力仍然存在于生产体系之外，经济仍然可能停滞。只有当生产要素被有机地组织起来，潜在的`生产力才可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

二是变革观念，如果前述闲置资本(储蓄)和劳动力虽然实现了结合，但是却没有实现新的结合，继续已有的或原有水平的生产组合，进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那么带来的不是经济增长，而很可能是(结构性的)生产过剩。只有实现了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建立了新的生产函数，新生产要素的投入才可能带来经济发展。

三是效益观念，就是只有有效益的增长才是真正的增长。如果组合在一个经济体中的生产要素不能被有效使用，实现的是没有经济效益的组合，虽然会生产出产品(服务)，但也不会实现经济发展。如很多人都奇怪，经济规模曾居世界第二位的苏联，其经济总量为什么会突然大幅度萎缩至不足原来的一半?其根源就在于它的很多生产是没有效益的，很多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还没有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值钱。

四是创新的层次观念，生产函数的创新可以分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创新和“被诱导”的生产函数的创新，基要的生产函数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能够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被诱导的生产函数随着基要生产函数的变革而变化。而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内涵也是变化的，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基要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在熊彼特―张培刚建立其理论的时代是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部门。而目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部门的生产函数显然更为“基要”。制度创新可分为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的创新，制度结构的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制度安排的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制度结构的创新是带有全局性的创新，是制度安排的创新的总和，能从根本上决定制度安排创新的方向和进程;制度安排创新的不断积累也能引起制度结构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基本制度比较成熟，能增进社会福利时，其创新基本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基本制度不稳定时，就会发生制度结构的创新。

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的新组合，能够建立新的生产函数，特别是在基要的生产函数方面有新的突破;或者处于变动中的经济体，其制度变革的方向是资源利用方式实现了进步，那么，它就会实现发展。而且，它不仅能够利用其本身的经济资源来发展，还会成为一个发展的磁体，能够吸引经济体以外的资源参与它的发展。

所以，创新包括科技的新发展、新突破，新资源的发现和利用，新市场的开拓，新的资源组合的出现，新的生产方式的采用，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包括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等。概括地讲，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科技创新能够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市场，提高原有的经济组合的效益，甚至可能带来新的经济组合;制度创新既可能是把闲置的经济资源组合起来，进行有效益的经济活动，也可能是重组没有被有效益地利用的经济资源，进行有效益的经济活动，还可能是对原本有经济效益但效益较低的资源进行重组，进行更有效益的经济活动，或者是从根本制度上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

变革。重大的科技创新能够带来经济组合方式的变革，或带来以前从未有过的经济组合;制度创新不仅能够使科技创新的潜力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甚至可能诱导出新的科技创新。

本文的经济发展概念的内涵就是指包括以上几层意义的创新。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因此，经济发展函数的表达式为：

G=f(I，T)

其中：G=经济发展，I=制度，T=科技。

制度(I)与科技(T)的关系是：以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决定制度，制度对科技具有反作用，制度既能促进科技创新，又能阻碍科技创新。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就是创新活动密集的时代。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就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历史。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正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期，创新的重要性愈益明显，这对各国的经济社会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

三、制度与创新

现在，应该给制度下一个定义了。

研究制度问题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制度下了不同的定义。舒尔茨(1991)认为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诺斯(1991)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他还说，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来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组成。斯考特(Schotter,1981)认为，当行为当事人处于一种重复博弈状态时，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的行为就具有一种规律性，当且仅当这种规律性是真实的并且是共享性的知识的时候，它就是制度。汪丁丁提出，制度可以被理解为关于如何协调分工的人们的知识的载体。

汪丁丁的定义侧重于制度形成过程：制度是在世代相传过程中，经由人类理性不断积累和筛选的协调分工的知识。舒尔茨和诺斯的定义概括了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功用：制度表现为人们合作、竞争及其他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正式的规则、守法程序及非正式的道德伦理规范;其功用在于约束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使人们能对他人的行为做出预期，减少不确定性，以降低交易费用。

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又可以分为：(1)基础性规则(属于制度环境或制度结构范畴)，如宪法秩序等国家基本制度，它是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方式的基本规则，是决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秩序的基础，具有普遍约束力，是制定规则的规则。(2)制度安排，它是在基础性规则框架内约束特定行为和交易的具体操作规则，包括成文法、习惯法和自愿性契约等。非正式规则包括：(1)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或叫“文明”，它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文化积淀，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它对各种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形成、发展以及外部规则的引进等都具有深刻的基础性影响，是人们必须接受而难以改变的，以至于布坎南(1989)认为，应该把这种由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与制度严格区别开来，因为前者是我们不能选择、不能重新构造的，并始终对我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而后者则是可以通过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来推动其不断演化的。(2)意识形态，它“由相互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它必须解释现存的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是如何成为更大的体制的组成部分的”(诺斯，1991)。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信念体系，人们通过它来判断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决定制度效率或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最重要的非正式规则。

新制度经济学所讨论的制度主要是指正式规则中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规则中的意识形态。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制度结构(制度环境)―制度安排的分类是交叉的，也就是说制度结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但他们所强调的制度安排“必须至少用于下列一些目标：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

总之，理性有限的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不确定性，既有侵犯别人利益的动机和可能，也面临着自己的利益被别人侵犯的风险;同时，个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还需要与他人合作，而且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经济行为主体的合作日益复杂和广泛。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那些能够减少不确定性，有助于人们对未来建立长期预期，保护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不受不合理的侵害，有利于经济行为主体合作，能够保证个人利益，从而保证社会整体利益实现的行为规范，就被筛选并固化下来，成为了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它代表统治阶级利益，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服务。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反过来，制度又是影响经济科技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那些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不断扬弃和代替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是有生命力的制度。

由于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创新，而制度则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是制度的函数，所以，从研究经济发展的角度，本文给出如下的制度定义：从宏观的角度看，制度是由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同时又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反作用，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制度是约束机制，它维护一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降低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制度也是激励机制，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能促进和刺激经济发展，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则是经济发展的桎梏。从具体经济行为主体(包括法人和自然人)的微观角度来看，制度可以被界定为行为规范，它是约束机制，规定人们的行为界限，约束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并使经济行为主体能够判断他人的行为，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形成长期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个人效用;制度还是激励机制，较优的制度就是较能激发经济主体的潜能和创造力的制度，较劣的制度则会压抑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因而从本质上说，制度是一定约束下的激励机制的组合。

由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经济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创新的过程。那么，从宏观的角度看，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质是技术或基要生产函数的不断创新，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实质，也就是制度能否使社会的创造力充分释放出来，从而不断推动技术及基要生产函数的创新。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微观角度看，制度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主体的利益，也体现在它能否使所有经济主体都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发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利益，也就是体现在对经济主体的创造性的激励或抑制。一句话，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

制度是刺激创新还是阻碍创新。能够激励创新的制度就能充分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就是好制度。那么，好制度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承认整个社会经济是各经济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有机结合，那么，要使制度把促进社会技术和基要生产函数创新，与充分调动和发挥各个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统一起来，那么，这个制度就必须是激励相容或称自选择的。也就是说，各个经济主体按照这个制度所提供的信息，在自利的内在激励下所做出的决策对于他们每一方来说都是最有利的，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最有利的，即实现了纳什均衡。如果一种制度能够使经济人在自利的内在激励下所做出的决策与该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相符，或者说，如果一种制度所发出的激励信息恰好是对经济主体的自利行为的激励，那么，经济主体就会自愿选择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就会自动实现，而这种状态就是纳什均衡。所以，理想的制度是实现了纳什均衡的制度，是能充分激励创新的制度，是当事人作为自己的一个最优选择而自觉遵守的制度，因而是最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规范。显然，至少在现阶段，这样的制度并不存在，制度只可能逐渐并无限趋近于纳什均衡。

在强调制度激励创新的功能的同时，还应指出其中暗含的几点：首先，制度不仅是激励机制，它还是一种约束机制。它决定了行为人的行为规范，其中最基本的是不能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如果必须损害，那么必须通过谈判相应地付费。说理想的制度是纳什均衡就包含了这一点。其次，制度要能鼓励创新、促进发展，使人们自觉地遵守它，它就必须能够使人们形成一种稳定的、长期的预期。也就是说，它要使人确信，如果干了坏事，一定会受到坏事后果的惩罚;如果做了贡献，一定能够得到回报(这就是产权制度的精义)。否则，如果无法确定一个人的行为后果由谁承担，行为人就有积极性追求短期利益，而不会进行长期的投资和创新。第三，能有效激励创新的制度必然是开放的制度(陈平，2001)。

人类社会的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演变之中，理想的制度形态是纳什均衡，是各经济主体及整个经济体系的创新潜能被充分释放的制度。因此，制度变迁就是制度为了更好地促进创新而不断调整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逼近纳什均衡的过程。无论以效益更高的制度代替原有制度，还是降低交易成本，抑或提高经济效率，都是通过创新来实现的。也就是说，高效制度对低效制度的替代、交易成本的下降、经济效率的提高等，都是制度变迁的目的和结果，而制度变迁过程的实质则是创新。没有创新，就不能实现制度变迁，制度必然陷于僵化、停滞。

总之，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制度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是通过激励或压抑创新实现的，因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创新。因而，好的制度是能持续激励创新的制度，同时，这种制度本身也应是充满生命力的、开放的、不断调整和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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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和农村经济发展 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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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总体上增长较快、效益比较好，但经济的繁荣集中表现在城市，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农民收入比较低、剩余劳动力过多农民贫富差距大、农业投入相对少等现象。这不仅制约了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进程。鉴于农村经济在我国的重要地位，研究发展农村经济问题就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必须探寻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有效对策，尽快解决发展农村经济的问题。

一、发展农村经济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以占世界近7%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2%的人口，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仍很低，这主要是由于存在诸多问题，限制其快速发展。

1、农民收入比较低

当前，农村农的产品产量递增趋势并不是很理想，一些农产品产量时高时低，农民增产增收难以得到保证。由于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产品产量和农民收入无法得到保证。而且因为有的地区遭受洪涝、旱灾等，引发了农产品产量普遍持续降低的现象，导致了农产品单位产量明显降低。特别是近年来，很多农产品低价运行、频繁波动，增产不增收，甚至出现了增产减收等不良趋势。取消最低农产品保护价格收购以后，粮食价格持续走低，粮食丰收却减收。农业的整体发展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主要由于农业产业科学技术含量比较低，既不能保证农产品的质量，也不能稳定农产品的产量。农产品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不高，逐渐形成了恶性循环竞争，争相调低农产品价格，严重影响了农业产业的收入与效益。而且农资价格居高不下，既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也压缩了农民增收的空间。

2、农业科技发展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农业科技对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我国现有的农业科技水平还远远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我国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发展中的贡献率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据有关专家介绍，我国农业科技发展水平在大多数领域仍落后于发达国家10-15年，从而使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缓慢。例如，近几年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虽然已经提高到了45%，但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发达国家农业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都在75%以上，德国、英国等甚至达到90%。所以说世界农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农业科技的重大突破和农业技术的不断发展。”另外，农业科技推广网络不健全，力量非常薄弱。目前，我国县以下农技推广部门普遍受到经费短缺、人员外流、人员配置不合理、技术和手段落后、信息不灵等因素的困扰，多数基层农技推广部门和单位有钱养兵、无钱打仗，无力农技推广。

3、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

剩余劳动力过多，是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虽然我国农村资源极为丰富，可谓是地大物博。但是，由于农村人口数量比较大，人均占有资源相当比较少，人多地少的矛盾尤为突出，而按照我国现有的生产技术水平和人均资源占有量，合理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比较少，必然就催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人口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同时，由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逐渐提高，也必然会带来农业资源总量的持续下降，而农业产业所需的劳动力也会持续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仍将继续扩大。这样，明显不利于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不 利于农业规模经营，更不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4、农民贫富差距很大

农民贫富差距大，是制约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瓶劲。当前，我国很多农村地区贫富差距已经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发展极为不平衡，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全面发展。而且即便是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地方，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财富逐渐在向少数人聚集，而多少人则生活刚刚解决温饱，甚至没有解决温饱，低收入人群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异常艰巨。那些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则大部分搬迁至交通便利的地区居住，严格地影响了当地农民群众共同致富奔小康的进程。

二、制度创新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战略举措。纵观建国以来国内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变迁,通过制度创新,建立符合不同时期农业生产实际情况的制度安排,是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1、制度创新是推进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1.1、在人类社会经济变迁的过程中,经济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和自然禀赋状况,具体的制度安排对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发展总是和制度变革相联系的。同时,经济的发展也可以而且确实会导致制度的变迁。制度对农业经济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变迁、制度效率的改善来影响其他各要素投入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实现的。制度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直接贡献是指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同其他投入一起共同推动农业经济的增长,直接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间接贡献是指制度作为外生变量对其他要素投入起保证、激励、阻滞或诱导作用,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经济政策也必须得到不断调整与完善,否则就难以适应新的实践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寻求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制度安排是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

1.2、农业政策的变迁、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演变等制度因素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同样的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和生态条件下,农业生产经营状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安排是否合理,以及依附于具体制度下经营组织安排能否有效地促进现有资源的利用和促进新技术在农业中的推广和应用。林毅夫在对中国1978-1984年间农业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的研究中发现:1978-1984年中国农产品以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42.23%,而其中的46.89%归功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耕作制度的体制改革。这充分说明了制度创新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农村税费改革和政府对农业生产的直接补贴等农业政策创新,则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2、合理的制度安排是保证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

2.1、近年来,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差距的拉大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日益影响着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与农村社会的稳定。1998年以来,来自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的收入是负增长,部分粮食主产区和占全国总农产大多数的纯农

户实际收入也是减少的。农民增收问题面临很大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底发表的《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报告指出,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突破3.3倍,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显著。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扣除柴草等不可能成为消费基金、“三提五统”和用于再生产的部分,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5:1-6:1。纵观建国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过程及形成原因,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隔离政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以及不合理的农村税费安排等制度因素,是造成当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我国农村在以家庭经营为主的经营形式下,如何实现与大市场的联结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2.2、要改变当前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局面,必须通过大规模的制度变革来增加农民收入。要继续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落实粮食直补、化肥补贴、农机具补贴等“四补贴”政策;增加农村地区教育经费支持,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加快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进一步加大中央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准。

3、以有效的制度安排推进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3.1、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耕地面积的减少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要在人均耕地1.4亩的基础上解决13亿人口的吃穿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而且解决我国农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将农业的发展从保证食物安全的单一目标转化为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益的多重目标,在保证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的同时,加快建设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都迫切需要依靠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效益。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积极发展品质优良、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优势农产品,扩大养殖、园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绿色、有机食品生产,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加快农业技术推广,发展农村循环经济,转变农业增长方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