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化遗产范文第1篇

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姓名：朱华丽

学号：20110401070 专业：历史学

一、教学目标：

通过探究式课堂教学活动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提供多渠道获取知识、应用知识的机会，使学生养成主动参与、探究发现及交流合作的学习方式。以“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看可持续发展”为课题，围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政策与方法等进行深入的研讨，将其与城市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想结合，从探究式学习活动中让学生自主认识到、并了解到保护文化遗产对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所在。

二、 教学内容：

【提出问题】

首先课堂导入要做到有趣吸引，才能激活学生的问题意识。课堂以几则遭破坏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例子为引导，播放视频加上文字简述，材料为“北京顺义村：为了方便出行，顺义的古城墙被陆续拆掉，仅余下保留在太平村中的一段。”、“江苏周庄：由于旅游业高速发展，苏州市政府准备修建一条旅游公路，修公路欠规划，古镇风貌受威胁。”、“陕西延安“红色文化”“在枣园革命旧址，不少游客把领导旧居里的陈设当成了自己照相留影的道具。参观过程中，不少小游客还挥舞旅游纪念品中的“大刀”向文物猛砍，随行家长也不予制止。”

从以上几个例子吸引学生注意力，调动学生情绪，使学生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这方面的相关信息产生兴趣，对当前我国的文物保护情况及其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充满求知欲，激活了学生的问题意识，使他们主动地进入探究阶段。 【质疑问题】

创设新颖的问题情境，让学生代入情境，在特定的情境中激发自主质疑。选定情境：1953年吴晗坚持拆北京牌楼，梁思成气得痛哭。通过引导学生扮演角色，再现此情境，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梁思成当时的处境与想法，在模拟的实际情境中帮助学生形成强烈的问题意识，引导学生思考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不断激发学生探究学习、深入了解的兴趣。 【解决问题】

课堂讨论是探究性课堂的常态，以合作学习为主要形式，引导学生利用多元化的资源，达到合理解疑的目的。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吗”为主题展开专题辩论，使学生通过专题辩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与更深一层的理解，使学生在辩论中合作，在合作中解疑，在解疑中总结，形成良好的学习方式与学习习惯。 【拓展探究】

总结上三个阶段探究活动的基本收获，请几个同学分享本次探究性活动的感受与心得，对学生运用的探究方法予以总结与引导，给他们往后的探究性学习提建议，促使他们不断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不断提高人文素养。

三、 教学过程

(一)、课程导入(5分钟)：

(1)、以几则文物遭破坏的新闻引出课堂教学内容，播放视频加上文字简述，材料为“北京顺义村：为了方便出行，顺义的古城墙被陆续拆掉，仅余下保留在太平村中的一段。”、“江苏周庄：由于旅游业高速发展，苏州市政府准备修建一条旅游公路，修公路欠规划，古镇风貌受威胁。”、“陕西延安“红色文化”“在枣园革命旧址，不少游客把领导旧居里的陈设当成了自己照相留影的道具。参观过程中，不少小游客还挥舞旅游纪念品中的“大刀”向文物猛砍，随行家长也不予制止。”

(2)、根据以上新闻事件，请学生讨论并请2-3名同学发表对上述事件的看法和想法，根据学生的想法总结出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与联系，点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对社会精神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从而引出本堂课的教学内容：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看可持续发展。

(二)、讲解课程(30分钟) (1)、质疑问题情境代入

选定情境：1953年吴晗坚持拆北京牌楼，梁思成气得痛哭。将该情境的背景及故事发展情节脉络打在ppt上(即：情景一：8月20日，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文物建筑保护问题。 郑振铎态度强硬地说:“如有要拆除的最好事先和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 但吴晗绵里藏针:“全国性的问题请示中央决定。” 林徽因提出，“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保护旧的是为新建筑保存优良的传统”“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她认为民居建筑的保存也是重要的方面:“艺术从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梁思成在发言中指出，“北京市的发展是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一定要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城市的风格。有些单位(如公安、交通、经济部门)考虑得片面”，“在保护古文物建筑工作上，首都应起示范作用，慎重是必要的。” 他搬出了苏联经验，提出“在莫斯科建设中，古建筑在原则上尽量保存下来”。他还以“土地私有”讥讽破坏文物建筑的行径:“北京各机关好像有土地私有’的观念，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爱拆爱建，一点不考虑整体。” 可是，吴晗作答:“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 会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与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等部门共同组织的联合调查小组，对北京城区的牌楼及其他一些古建筑进行调查。最后，吴晗宣布：“对牌楼作出了保、迁、拆三种处理方式，即在公园、坛庙之内的可以保下来，大街上的除了成贤街和国子监的4座外，全部迁移或拆除。情境二：拆卸工人正将大街文物拆迁，梁思成前来向文物道别，失声痛哭。)，使所有同学对当时情境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请6名同学上台，分别饰演梁思成、吴晗、林徽因、郑振铎、拆卸工人，重新演绎出当时的情境，引导台下同学在观看的同时对当时的情境与各人做法进行思考与反思。

(2)、探索问题思考发言

请个别同学就演绎情境发表自己的看法，让其设身处地想如果面临着那样子的问题的人是他，咨询他的想法与做法。 (3)、解决问题探究辩论

从上述情境演绎与问题思考中引出：关于历史文物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与意义。将班里同学分成两个小组，让其对于“历史文物维护是否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进行一个小组辩论。学生通过专题辩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与更深一层的理解，使学生在辩论中合作，在合作中解疑，在解疑中总结，形成良好的学习方式与学习习惯。

(三)、课堂总结(5分钟)

总结上三个阶段探究活动的基本收获，请几个同学分享本次探究性活动的感受与心得。授课者对学生运用的探究方法予以总结与引导，给他们往后的探究性学习提建议，促使他们不断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同时引用澳门文化局副局长陈泽成先生的一段话作为课堂的总结：文物保护其实并不是表面所看这么简单。其实最重要是它背后可以产生很多无形的价值给这个地方的人。因为我们成天都讲可持续发展，文物保护里边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个可持续发展。因为上一代传下来的东西，我们去保护利用，我们不是用完它们，我们会留给下一代，下一代在接过来之后，他们也会利用保护。最后鼓励引导学生在历史文物保护中支持社会精神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四、课前准备：

1、ppt制作：准备好相关的视频、文字材料

2、情境再现道具：配有人物名称的布带梁思成、吴晗、林徽因、郑振铎、拆卸工人;

五、可行性分析

1、课堂以研究性形式展开学习，以提出问题、质疑问题、解决问题与拓展探究四个部分组成，课程开展井井有条，条理严谨，脉络清晰。

2、历史文化遗产是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之一，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社会精神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莫大关联，将二者结合探究，有利于让学生自主认识到、并了解到保护文化遗产对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所在。

3、课堂以探究式课堂教学活动展开，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有利于活跃气氛，鼓动学生的积极参与。

4、探究性活动简单易懂，易于让学生接受并积极投入其中。

六、风险预测及解决方法

1、问题：课堂导入内容较多，学生不耐烦，不对课题展开联想，无法引起其兴趣。

解决方法：尽量丰富内容表达形式，采用视频、文字加图片、讲故事形式等方法勾起学生兴趣。

2、问题：情境再现环节，学生对代入角色并演绎情境可能稍显羞涩与抗拒。

解决方法：老师以身作则，首先扮演角色，带动学生也参入其中，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3、问题：学生之前较少接触辩论，对辩论规则、形式不甚熟悉，辩论赛运作得不够顺畅。

解决方法：老师先简单讲解辩论规则，在辩论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对辩论要求可作出调整。

4、问题：学生无法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无法在总结过程中对课程作一个系统的、全面的总结。

华夏文化遗产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线路；文化遗产；遗产保护；遗产

李 林(1970)，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博士生，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遗产与旅游、旅游人类学。(四川成都 610064)

本文为四川大学985工程二期“南亚与中国藏区”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06JJD85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 or cultural itinerary)是文化遗产体系中出现的一个新概念，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新类型。目前已有许多“文化线路”遗产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文化线路”已在国际遗产保护领域引起普遍关注，近年来更成为世界遗产保护界的热点之一。“文化线路”极大地丰富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其对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的理念更是对传统遗产保护观的重要突破，它的出现将对国际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文化线路”改变了过去世界遗产对人类文明的“点”状展示，而成为以重大的人类活动为脉络的“线”性区域性展示，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了人类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也使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以“文化线路”为经纬的“世界遗产保护网络”成为可能。[1]

一、“文化线路”的定义、特点及研究的必要性

西班牙是最早倡导进行“文化线路”研究的国家，1994年在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下，西班牙政府资助召开了马德里“文化线路”世界遗产专家会议，对“文化线路”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为其后“文化线路”的研究打下了基础。199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该理事会为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主要咨询机构之一)在西班牙特内里弗召开会议，成立了“国际古迹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CIIC，The ICOMO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Cultural Routes)，会议通过了《CIIC工作计划》、《CIIC章程》等文件，标志着“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型的遗产理念得到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界的认同。200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在《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Heritage Convention)中加入了“文化线路”的内容，这在“文化线路”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自此“文化线路”正式成为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的一个新类别。2005年10月，在我国西安召开的ICOMOS第15届大会中“文化线路”被列为四大专题之一，并形成了《文化线路宪章》草案。对“文化线路”的认识，国际上大致经历了从“概念的提出”到“得到国际遗产界的认同”、进而“受到世界遗产界的普遍重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2003年ICOMOS提交给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行动指南》对“文化线路”定义如下：“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地得到体现。”[2]

与其他文化遗产类别相比，“文化线路”有如下显著特点：第一，“文化线路”遗产主要呈线性分布，并具有一定的“长度”。文化线路本质是与一定历史时间相联系的人类交往和迁移的路线，如果说“文化”是其内在属性，是其内涵所在，那么“线路”就是其外在表象、是其最主要表现形式，同时呈现出形态的多样性。第二，“文化线路”遗产的内涵极为丰富，综合价值十分突出。“文化线路”的内容包括构成该线路的一切组成部分，这些遗产不但类型多样，而且内涵丰富，既有自然遗产也有文化遗产，既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也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有个体价值，又有作为线路整体的文化价值，还有承载该线路的自然环境及生态系统拥有的价值。第三，“文化线路”强调线路带来的各文化社区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与重大历史、文化事件密切关联，影响深远，范围广，常体现出跨国、综合性特点。第四，“文化线路”是整体性遗产，具有动态性和连续性。“文化线路”以动态性表征，包括无形的、空间动力特征，揭示文化遗产的非物质的、富有生机的动态维度，其具有连通古今的生机，历史文脉与现实沟通互动而为“文化线路”注入新意。其动态性和历史文脉已经生成并可能仍在继续生成相关的文化要素[3]。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目前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正处于迅速成长时期，一方面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借鉴国际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方法，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遗产保护道路。从相关文献检索结果看，“文化线路”近几年已引起了我国部分学者的重视，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李伟、俞孔坚、孙华等对“文化线路”概念及其遗产保护方法的介绍；姚雅欣、刘小方等对“文化线路”内涵进行的诠释和解析；吕舟对“文化线路”构建文化遗产保护网络的探析，等等。总体看来，研究成果数量比较少，并且涉及内容也很有限，有关“文化线路”案例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仅有关于“京杭大运河”、四川“藏彝走廊”[4]、“川盐古道”[5]保护的极少数学术文章，可见“文化线路”及其理念在我国还未受到普遍关注，这与我国大量潜在的“文化线路”资源是不相协调的。由于“文化线路”这一课题本身所具有的难度和复杂性都是空前巨大的，目前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呼吁，应加大对我国“文化线路”的研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致力于此，从而更快推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进步。

二、“文化线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虽然“文化线路”理念提出较早，然而直到2003年，“文化线路”才开始真正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200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上，一项来自拉美国家的联合申报项目“印加文化线路”吸引了各国代表的注意，该项目以古老的印加文明为主线，穿越6个国家，把历史建筑、考古遗址、文化景观等多种文化遗产串联起来，而构成了当时内涵超过任何单一类型的文化遗产。[6]“文化线路”一经出现，立即受到国际遗产保护界的普遍关注，并且得到了世界遗产中心的支持，项目申报成功。此后几年里，一方面在CIIC的主持下，“文化线路”保护日益步入正轨，延续着对1994年马德里会议中有关“文化线路”的判别、界定和登记等讨论，明确了文化线路保护的范围取决于组成它的各个重要遗产节点元素的保护范围，界定应遵循空间标准、时间标准和文化标准，同时对遗产的真实性判定、预登记、线路评价标准、线路申报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相关决议；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这一类型的文化遗产，在世界遗产的申报名单上，以“文化线路”为主的新类型开始增多。如先后申报成功、引起广泛关注的2004年列入名录的日本“纪仪山圣地和朝圣线路”，该项目时间上跨越了1200年，宗教上包括日本传统的神道教和从中国及朝鲜半岛传入的佛教，保护对象包括山野森林，重要圣迹，朝圣路线；2005年入选的以色列“内盖夫沙漠和香料之路”起始于南阿拉伯半岛最东端，结束于西奈半岛的北端，总长度超过2000公里。虽然世界遗产中“文化线路”项目还很少，但这些时空跨度大、影响深远的遗产项目已开始在国际遗产保护领域发挥作用。

“文化线路”是极富创新性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方法，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具有重要意义，为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空前的机遇。首先，它有利于将更多国家的文化遗产纳入到世界遗产保护体系中来，有利于缓和与解决世界遗产分布的不平衡，并且随着大型线路的保护，将有利于改善世界遗产的保护现状。随着缔约国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本国的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自1994年以来，如何建立一个平衡的、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名录》就一直是世界遗产中心关注的问题，“文化线路”有利于将线路所涉及的各国均纳入遗产保护体系，如2005年入选的“斯塔伏大地测绘体系”就涉及芬兰、挪威、瑞典、俄罗斯、拉脱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等10个国家。其次，作为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型，“文化线路”的出现也为那些跨国跨地区的大型线性遗产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带来了机遇，这类遗产将“文化线路”作为一个整体申报，遗产价值极大提升，并且联合申报的模式也将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对项目获得优先申报权和提高申报成功的几率都有着重要意义。第三，“文化线路”倡导以线路为纽带，对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它使“文化遗产”的内涵更为丰富、遗产的类型更趋多样，可以有效扩大遗产的保护范围，也使遗产价值得到全面提升，并且使得跨国跨区域共同保护遗产成为可能，同时为多国合作保护遗产构建了平台。此外，“文化线路”强调线路的“整体性”特点，如果线路的局部物质形态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并不意味着文化线路没有真实性，其物质形态上残缺的部分、真实性存在和价值可以通过非物质的层面追溯出来，即使“文化线路”中有形文化遗产被损毁、消失，但依据线路的“记忆”，仍然可以修复、复原、再建遗产，使之成为新的资源，而且在“线路”的延伸和发展中，甚至创造未来的“文化遗产”也有可能，这为遗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带来了空前机遇。

然而作为新的遗产类型，“文化线路’使得遗产项目变得更具综合性、更具类型上的广泛性，这一新概念和新类型模糊了遗产类型的界限，使遗产保护面临更广泛和复杂的问题”[7]。因此它也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文化线路”的大尺度及其对线路实施整体性保护的要求为遗产保护实践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面对“文化线路”这类跨种族、跨时代、跨地区、跨文化的庞大的文化复合体，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无力单独承担这样超大型项目的责任，它不但需要国际性的专业组织发挥作用，更需要建立起跨区域、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新遗产保护体系和相应机制，这无疑对现行遗产保护体系是一个挑战。另一方面，从跨国合作保护遗产及多国联合申报世界遗产方面来看，虽然“文化线路”为跨国合作提供了平台，为联合申遗提供了可行性和依据，然而“文化线路”项目综合性大、复杂性强，加上又涉及遗产产权等敏感问题，因此在合作保护及管理、联合申遗等具体操作层面存在很多困难。以我国著名的两大“文化线路”申报为例，跨多国的“丝绸之路”项目拟以我国为主进行申报，虽然得到沿线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的支持，并进行了多次调研和讨论，但终因牵涉面过大而进展不快，又如“京杭大运河”项目申报，仅是国内跨省域的联合就因为存在许多现实难题而进展不顺。此外，“文化线路”有利于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旅游业的发展，尤其是整体性保护规划和旅游规划的建立，但这种跨时空、大维度的规划在实践中又存在难度。

作为国际遗产保护界的“新生儿”，“文化线路”自身也还存有明显不足，如在理论认识方面，虽然有CIIC系列文件、世界遗产组织的相关解释，但对“文化线路”的界定仍然存有较大争议、甚至有相互矛盾之处。在我国也一直存在着如长征故道是否属于“文化线路”的争议。在实践方面各国也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可以说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遗产保护界都存在着如何面对“文化线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问题，这是一个亟待解决、也是需要各方去努力研究、极富有挑战意义的课题。

三、“文化线路”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

我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世界上重要的遗产大国，近年来遗产保护事业虽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受固有体制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与国际遗产保护运动相比，无论在遗产保护理念还是方法上都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一，长期受“文物观”、“历史观”影响，我们习惯于强调我国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惯用文物标准、历史价值来衡量遗产价值，对遗产的认识长期以来仍局限于历史文物和风景名胜框架内；二，“遗产观”明显滞后，国际遗产保护日益强调对遗产保护范围的不断扩大，对文化遗产的认识经历了从“点”(单体遗产)到“线”(文化线路)、进而到“面”(遗产环境)的拓展，对综合性、整体性文化遗产日益重视，然而我国目前对遗产认识很大程度上还停留于孤立的“点”及静态遗产上；三，“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的遗产保护类型和方法，已受到国际遗产保护界和很多国家的重视，我国虽然拥有大量潜在的“文化线路”，但这一新类型和方法还未受到重视，我国既未加入CIIC组织，在相关法律法规中也未涉及这类遗产资源。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之后，我国第一位获得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景观类遗产研究专家俞孔坚教授就曾撰文介绍国外的线形文化及影响，并感叹：“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还没有人对这些文化线路进行专题研究，其专业教育是贫乏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也不包括这方面的内容。”[8]“文化线路”无论作为重新审视人类遗产的新视野和思维，抑或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理念和新方法，还是仅作为新的遗产保护类型，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都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首先，应更新传统的遗产保护观，树立“整体性”保护文化遗产的理念。这是“文化线路”为我们带来的重要启示之一。“文化线路”具有多维度、大尺度的特性，要求我们从多维视野来重新审视文化遗产，充分认识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特性，在遗产保护中要更新传统的“遗产”观，如判定文化遗产价值时不再单纯用“文物”标准来衡量，不过于强调其历史价值，将“文物价值”作为遗产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重视其多维价值及整体价值。同时，“文化线路”的精神属性和连通古今的可传承性，要求我们重视文化遗产的连续性和动态性，在遗产保护中要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动态、活态的遗产，更要从整体性、多维视野出发，建立新的、关联性强的遗产保护理念。“文化线路”对遗产实施“整体性”保护，以线路作为纽带，把线路及其构成部分作为整体资源进行保护，既保护文化遗产自身、也保护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可以有效改变我国遗产保护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不平衡现象：如全国上下都高度重视世界遗产，而对那些具有广泛性、普遍意义，同样是人类财富的各类遗产多视而不见，“重文化遗产轻自然遗产”、“重物质文化遗产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同时把一些过去被忽视的遗产资源纳入到保护体系中来，有利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整体发展。

其次，借鉴“文化线路”方法，遗产保护中设立“文化线路”类型，加大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利用“文化线路”，可以有效扩大遗产保护范围，加强区域性遗产保护。以著名的京杭大运河为例，这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人工运河，流经6个省(直辖市)及18个市区，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目前已发现运河沿线共有文物遗存654处，包括古建筑类遗迹227处，古墓葬类遗迹229处，近现代遗迹15处，石刻及其他类遗存60处，运河文化内容丰富，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建筑艺术、工艺美术、风情习俗、饮食文化、遗物遗迹等；从地域角度看，又包括吴越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秦晋文化、燕赵文化等，可谓是中国的“古代文化长廊”[9]。可以预见，以大运河为纽带实施的“文化线路”保护，将有效扩大遗产的保护范畴，不仅可保护运河沿线的物质遗产，还包括了线路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而生成的非物质遗产、民族风情等，能极大推动该区域遗产的保护。此外还可借鉴国际上“文化线路”的申报、评审、监督、管理等手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层次遗产保护的整体规划等，这些都将有力地促进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进步。

第三，利用“文化线路”方法，促进跨国、跨区域合作保护文化遗产，建立相应保护机制，从而促进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网的建立。“文化线路”具有“跨国界，跨文化，大范围、大尺度、多维度”等特性，它倡导对这些在空间、时间、类型维度上相互联系的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强调遗产的线性、连续性，并不受遗产的地理、行政区域限制，倡导各国加强对本国(境)内线路的立法保护，同时就跨国线路部分各国进行立法合作，并强调公众参与。同时“文化线路”以人类重大历史、文化事件为脉络，它可构筑起一个新的、完整的包括国家性、地区性和世界性的文化遗产保护网络，使世界范围内建立“国际遗产保护网”成为可能，我们可通过“文化线路”来联结国内的文化遗产资源，形成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网”，不但可充实原来的“文物古迹网”，还能建立更小的省(市)、区域性的文化遗产保护网，形成以“文化线路”为纽带的多级国家遗产保护体系。

第四，利用“文化线路”契机，促进我国联合申报世界遗产项目的工作。当前各国申报世界遗产项目的竞争十分激烈，世界遗产委员会规定：每年大会审议的遗产总数不能超过45项，至2007年加入公约的缔约国里有40多个国家还没有遗产列入，他们在申报上具有优先权。我国拥有世界遗产数已位居世界第三位，但我国尚未有“文化线路”遗产入选，而“文化线路”带来的跨国申报的可行性，为我国不少大型线路资源的申报带来了契机，可以积极探索走联合申报之路。

第五，利用“文化线路”特性，促进我国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遗产旅游的发展。“文化线路”因其独特的资源特征及其与旅游天然的内在联系，给遗产旅游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一方面，“文化线路”自身即是极富价值的旅游资源和天然的“旅游线路”，构成线路资源不但内涵丰富、类型多样，且特色鲜明、具有多功能性，自身还常具有互补性，极富开发价值；“文化线路”的线性特征使众多“线路”本身即是经典的旅游线路，例如在我国符合标准的潜在“文化线路”，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也都是著名的旅游线路[10]；虽然就“文化线路”自身而言，其旅游功能并非本质属性和天然使命，然而正因它以遗产保护为目的特性，使以其为基点进行的旅游开发都将着力于遗产的可持续性，这将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和谐共生机制的建立，利于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共赢。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对以“文化线路”为主的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进行过如下总结：“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新课题，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仍处于起步阶段这种整体保护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方式，以面涵点，以线状区域内的铺开带动线上的各个点，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有利于各种社会资源的集中使用。对于文化遗产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失为一种经济、高效的保护策略。”[11]“文化线路”结合我国遗产保护实践，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促进有着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社会价值观念转变较快，是遗产资源脆弱性最为突出的阶段，此时借鉴国际遗产保护经验、更新遗产保护理念、加大遗产保护力度的任务十分紧迫，相信“文化线路”在许多方面都能给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带来启示和借鉴。

[参考文献]

[1]吕舟.文化线路构建文化遗产保护网络[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6，(1).[2]李伟，俞孔坚.世界遗产保护的新动向文化线路[J].城市问题，2005，(4).[3]姚雅欣，李小青.“文化线路”的多维度内涵[J].文物世界，2006，(1).[4]吴其付.藏彝走廊与遗产廊道构建[J].贵州民族研究，2007，(4).[5]赵逵.“川盐古道”文化线路之研究初探[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2).[6]吕舟.文化线路：世界遗产的新类型[J].中华遗产，2006，(1).[7]孙华.“文化线路”成为年度关键词[J].中华遗产，2007，(1).[8]俞孔坚.世界遗产概念挑战中国： 第28 届世界遗产大会有感[J].中国园林，2004，(11).[9]汪芳，廉华.线型旅游空间研究以京杭大运河为例[J].华中建筑，2007，(8).[10]刘小方.文化线路辨析[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5).[11]单霁翔.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初论[J].南方文物，2006，(3).

【责任编辑：彭 勃】

华夏文化遗产范文第3篇

关键词：历史城镇景观;建筑遗产保护;文化分层现象;漳州古城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18.12.011

Cultural Stratification Study of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Heritage： A Case Study of Zhangzhou Old Town

ZHAO Long

引言

唐代贞元二年(786年)，漳州将州治从漳浦县李澳川迁至龙溪县芝山南麓的桂林村(漳州城区)，城池北靠芝山，南邻九龙江西溪，依山傍水，坐北朝南。漳州古城经过千余年的城市建设历程和文化积淀，历史城镇景观中的文化分层(Cultural Stratification)现象比較明显，从街区现存的建筑遗产中能够找到不同历史时期的印记，形成“唐宋古城、明清街区、民国风貌、闽南韵味、侨台同辉”的文化特点。

漳州古城历史城镇景观遗产的文化分层在延续地方特色、织补城市肌理，维护传统街区商业风貌、挽救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的地方感与传统特色，以及激活并振兴街区地方性与特殊品质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本研究针对漳州古城历史城镇景观遗产的文化分层进行研究，在横向维度上，通过“外在层次”与“内生层次”为依据的文化分层体系，从六个层面进行解读;在纵向维度上，针对形成单一文化层的若干亚文化层的叠加与层累过程做进一步的剖析。研究旨在强化漳州古城历史城镇景观遗产的文化价值，维护历史城镇景观的整体风貌，这也是对古城的社会、文化、物质环境遭受到破坏而做出的反应。

1 解读：漳州古城城镇景观遗产的文化分层现象

从宏观角度分析，漳州古城由两个不同层面的文化群(Cultural Cluster)组成：核心文化和次要文化，核心文化源于“自我进化的过程”，而次要文化则是通过“传播”吸收进来的文化。其中，核心文化是决定一个区域文化区别于另一个区域文化的最主要特征，而次要文化则是在不同的时期主动或被动接受外界的文化元素，或是由于内部的改革而产生变化的文化层面，它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1]。两晋至南宋，中原汉人先后南迁，南迁汉人携带来的中原文化在福建东南沿海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与闽越、闽南本土文化多次融合，宋元明清以来在与异域经济文化交流和向外拓展中吸收了东南亚、阿拉伯、西方等外来文化因素而形成的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交织的闽南民系文化[2]。从这个角度来看，核心文化的形成以中原华夏文明为主体，以儒学为核心而带有浓厚海洋性格和地域特征的闽南文化系统，次要文化则是以某历史时期传播进来的文化为主体，对城镇整体文化产生阶段性、片段性、局部性的影响(见图1)。从微观角度来看，如果把古城的历史城镇景观作为一个文化系统整体(Culture Group)，那么构成该文化系统的若干个子系统(文化层)及其亚文化层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对历史城镇景观风貌施加影响。从文化景观遗产演变的规律看来，文化景观具有叠加性的特点，这也正是本研究所要探讨的问题。

基于上述宏观角度、微观角度的探讨，本研究在城镇景观遗产的文化分层中采用横向和纵向维度进行分析。在横向维度上，漳州古城历史城镇景观遗产的文化分层体系以“外在层次”与“内生层次”为依据，分为六个层面来进行解读，外在层次主要是“建筑与景观”，分析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现象的空间属性、空间分布、空间相互作用及空间演化规律[3]，其层累动力源来于空间生产所要的“流”(商品、技术、资本、信息、情感和文化)和相互作用[4]，是物质文化景观的空间实践;内生层次包括“产业与技术”“精神与认知”“民间文化”“海外交流”“宗教与信仰”，其层累动力来源于不同时空背景下文化的流变，是非物质文化景观的空间实践。总体上，文化在漳州历史城镇景观中处于文化与城市共生、文化与景观共生、文化与文化之间共生的状态，外在层次与内生层次以显性、隐性的层累方式存在于历史城镇景观遗产中。

在纵向维度上，漳州古城历史城镇景观中的文化层以“残存继承创造”和“保留延续发展”的演变模式进行叠加、层累，而亚文化层则是该路径下通过符号或者各式表征物在不同尺度范围内(区域、城市、乡镇、社区、邻里)呈现出来，这种呈现可以是整体风貌、局部氛围，也可以是细节展现。单一文化层的叠加、层累过程循着“衰退消亡”“产生存在”“发展延续”的动态演变过程，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沉淀、延伸、衍变(见图2)。当旧文化失去了存在的环境就会从缓慢发展走向日趋衰落，最终留下印记(痕迹)，新文化层覆盖旧文化层，新文化产生影响并在未来创造文化意义上的价值。文化层累始终要通过物质与非物质形态在漳州古城历史城镇景观中表达出来，城镇提供了不同文化层得以展示和延续的平台，各种文化层以文化共生的状态存在并产生影响。

2 分析：漳州古城历史城镇景观遗产的文化分层体系

2.1?城镇景观遗产中建筑与景观文化层

通过场所中的显著特征能够与地区历史本身产生契合，能够维护和诠释与特定建筑及景观有着深刻关联的历史[5]，发掘“显著特征”最直接的媒介就是解读漳州古城内的建筑与景观。对漳州古城运用“景观要素明确化”[6]的方法对促成历史环境的城内外现存建筑与景观进行调查，古城内的建筑与景观要素可以分为九个门类，分别是衙门官署、文教建筑、宗祠家庙、寺观教堂、宅第民居、牌坊亭幢、桥梁水井、码头坝渠、商号作坊，这九个门类现存的建筑遗产基本涵盖了漳州古城文化层累的所有物质要素。

第一，在建筑类型方面，传统的中式建筑涵盖了衙门官署、寺观教堂、宗祠家庙、牌坊亭幢、书院戏台、码头坝渠、桥梁水井等;东西方融合建筑以商号作坊(五脚基)、教堂最具代表性，其中骑楼二到三层不等，建筑样式与竹竿厝类似，但是骑楼在沿街的入口处设计成过廊，采用“前店后厝”“下店上屋”的模式是最大的不同。城内的闽南地方传统民居以竹竿厝、闽南大厝为代表，竹竿厝以红瓦坡屋顶和天井为特色，有一进、两进的筑屋布局。闽南大厝体量较大，主屋采用两坡屋面的硬山式屋顶，屋顶正脊呈弧形弯曲突出燕尾脊的造型，街区内以罗厝、徐厝、刘厝等带有院落空间的大宅子为代表;现代主义建筑以中国工商银行旧址为代表，其建筑造型与骑楼式或非骑楼式店铺完全不同，建筑采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和平屋顶，数量少，在街区不具有代表性;近代历史城镇景观风貌的形成从1918年漳州市政改造开始，周醒南①在进行漳州市政改造的过程中将破旧的店屋改造成为整齐且富有变化的骑楼建筑，赋予漳州城市景观风貌以强烈的地域性特征(见图3)。

第二，在建筑风格方面，与古城内建筑类型相对应的有中式建筑风格、西洋样式或中西合璧式建筑、乡土建筑风格和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四种类型(见表1)。街区内按建筑年代分为：清代以前占9.0%，清至民国占44.5%，建国后至70年代占31.5%，80年代后占15%;按建筑风格分析：西洋样式占1.8%，中西合璧占2.2%，闽南传统样式占59.6%，现代风格占36.4%[7]。中式建筑风格在历史城镇景观中的体现以街区的诸多牌坊和孔庙最具代表性，以中原文化的构造方式进行建造，斗栱、仙人走兽等建筑装饰和构件体现在牌坊和孔庙建筑群中;此外，古城内的店屋街区在部分路段呈现出欧陆建筑风格，在香港路和台湾路形成带有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的历史商業街区，街区内的骑楼式店屋采用的是源于东南亚海峡殖民地时期的五脚基的建造模式，形成整齐的建筑立面;街区内的骑楼与非骑楼式的店屋立面多采用欧式的花草、动物、人物、铁艺、柱式、挑檐、线脚、西式的广告牌装饰作为立面装饰，比如台湾路117号建筑采用了欧式出挑阳台，台湾路141号的天益寿药局在立面装饰上采用了拱形门窗并配有欧式风格的铁艺装饰，窗户之间采用爱奥尼柱式加以分割，一层与二层的檐口及二层顶部的挑檐，其线脚均带有西方建筑装饰元素;乡土建筑风格中的竹竿厝、闽南大厝的建造方式彰显地域性筑屋风格，闽南大厝入口设门斗，有内院主厅，天井两旁设护厝，竹竿厝则是沿街或沿河布局，面宽窄，进深长，适应沿街设店和居住的需求，是城镇景观营造的主体;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历史建筑在古城内不多，其存在丰富了景观的内容，但并不会改变以骑楼式店屋为主体的城镇风貌。

第三，在街巷体系方面，古城内部保存的城镇成长早期的建筑，这些建筑的形式和沿街布局形塑了城镇肌理，在空间结构上维持了“路营巷”完整的街巷梯度，形成网状与枝状街巷分布。民国7年，军阀陈炯明率粤军进漳，拓建街路，将有条件的街路两侧加宽并拓通延长取直，保留明清所建富有南国特色的“骑楼”式街廊，产生了当代都市街廓的形式。骑楼进一步形塑了“街廓”的传统巷弄邻里生活边界，城市道路系统愈发系统化。街道是在原先狭窄坎坷的老街基础上进行扩宽的，并且采用拆城墙的石条铺砌路面，因而改造前后城市街道的布局并没有大的变动，原先街上的许多石牌坊也没有被拆毁或搬迁。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以后，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周围土地得到开发，城市的发展中心外移，原有的市街格局得到保存。古城内外城市道路系统主次分明，主干道、次干道、城市支路明确，古城内街道纹理呈棋盘状并有蜿蜒巷弄穿插其中。

第四，在建筑材料与装饰方面，自明清以来闽南民居建筑上大量使用的红砖、红瓦、木材、水泥。漳州古城内建筑大都采用坡屋顶，上覆U形红瓦，墙体建造采用传统的“油标砖”，进而形成红砖红瓦的城镇景观效果。房体采用原生木依例裁制成柱、梁(枋)、桁(檩)、桷仔条(椽条)、斗、拱等及一些辅助构件，进行组装。在建筑结构上，延续中原地区的柱式梁架采用穿斗式和抬梁式，斗栱覆瓦的建筑形式。闽南大厝屋顶以“燕尾脊”为特色，竹竿厝与骑楼以面宽窄，进深长为特色。骑楼沿街面用柱廊形式，楼高从二层到五层高低错落;骑楼立面多呈三段式组合，由柱式控制构图，构图主要采用西洋手法;骑楼中的窗楣多种多样，有半圆形、弓形、马蹄形、长半圆形，还有伊斯兰建筑中常用的三叶券的变体等，窗台板下，以砖雕、灰雕、水泥雕、砂洗作为商号装饰招牌(号墙)。此外，石造牌坊及青石板铺装路面成为古城内重要的景观特色。

2.2?城镇景观遗产中产业与技术层

在以农业为核心的封建社会，漳州古城的产业与技术层与人地关系的紧张有直接关联。拥有大量的人口和“田不足耕”[8]的福建丘陵地带，从事商业、手工业成为漳州地区的主要生计方式。在商贸发展的驱动下，产业与技术的规模不断发展，古城的区域与跨区域的商业功能凸显出来，建筑中的商业元素和市街空间中开展的生产活动、交易活动逐步成为主导性的城镇景观。

随着唐代中叶以来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及里坊制逐渐在两宋时期被更能促进商业发展的街巷制取代，南方重商主义盛行，漳州城在区域内、区域间、海外贸易方面都得到很好的促进，这些频繁的经济活动都造就了古代漳州城区域性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地位，经济的繁荣助力城市发展，在城镇景观中具体表现为商业性建筑、商业街区、港口码头和商业活动。漳州城内早期因商业活动而兴起的传统聚落经历过历朝历代的“市政整改”或者“旧城改造”，市井面貌已经被新的形式所取代，目前商业文化层在历史城镇景观中体现在沿街设置的店屋建筑，这种以狭长之土地分割手法來获得较多的沿街户数的长形连动式店铺住宅遂成为市街中的主要建筑类型。

宋代秉持“开洋裕国”的国策，福建成为古代中国经济对外贸易最繁盛的地区。对于明清时代，苏文菁教授认为明清两朝的“海禁”，对中国东南的海洋文明却是个致命的打击，明清两朝的“海禁”与闽文化的价值趋向完全悖逆，这种官方意识与民间选择的冲突造成的结果使福建当地民生凋敝、了无生机。但是在对内商业发展方面，漳州城凭借九龙江西溪和北溪所带来的水路航运，在明代时期沿西溪形成洋老洲、新桥、浦头、草寮尾等货运码头。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明朝政府取消“海禁”，在月港②开设“洋市”，在月港的辐射带动之下，古城内部形成民居聚集、店坊罗列的商业和手工业城市[9]。清康熙八年(1669年)时漳州城有四门，东门最为繁荣，南门次之，为漳州城主要的商贸区，银两的主要聚集区，西门的政府机构和驻军较多，而北门的糖业较为发达。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福建陆路提督蓝理建设新行街并直通浦头港码头，街区内形成了锡箔、棉纱、烟草、绳缆和木屐、木桶等行业。20世纪30年代末，澄观道的鱼市、米市和木材行逐渐取代了浦头港的货运和集市。

根据市、区志记载，清代以来，漳州古城内商业网点是按照市场竞争规律和供求需要发展起来的，经营者为竞争，往往同业相聚，逐渐形成带有专业性的笼仔街、粉街、打铜街、做花街、炮仔街、雨伞街、箭仔街、杉巷等。这些行业，都是前店后坊，自制自卖;至民国时期，一些主要街道仍沿着同业相聚的习惯，聚群营业。金融业、商业与手工业特色并存的南方贸易城镇景象成为漳州古城产业与技术层最直接的体现，与这些产业相关的店铺至今仍存在于城镇景观当中，比如天益寿药局、万源钱庄、源溢纱庄等诸多店铺。

2.3?城镇景观遗产中精神与认知层

环境影响精神和认知的产生和发展，同时精神和认知也对环境产生反作用。漳州古城的历史城镇景观与精神和认知产生连接，突出反映城镇景观与历史文化某些共同要素所产生的强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可以解读为地理环境对精神和认知的渗透和塑造，在物质环境中逐渐培养形成的行动策略。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庄国土教授把闽南人文精神概括为两个主要特点：冒险与进取精神;重商与务实逐利精神[10]，这两种精神具体化表现在以出洋、经商为日常生活方式，在文化形态表现为“为天下先”的拼搏精神与兼收并蓄的开放状态。如果把这种地方精神与古城的历史城镇环境结合在一起，体现在商业性历史建筑、商业性历史街区及街区商业活动所构成的环境与文化的框架之内。把古城内的“物”作为解读地方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人的情感与所处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反应”[11]，但是这种地方精神在不同时代都在发生微妙的改变，而这种变化在漳州城的城镇景观中是潜移默化的。

在文化认知层面，漳州古城涵盖闽商文化，海洋文化，侨乡文化，闽台文化，红色文化，耕读文化和儒家文化7个类型。其中，历史街区的商业性特点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及“泛海业渔或业商”[12]的结果，凸显出闽商文化，海洋文化在城镇景观中的作用力;街区的侨乡建筑、侨乡历史、侨乡经济、侨乡交通、侨乡教育[13]体现出古城侨乡文化的特点;“学而优则仕”“耕读传家”“耕读并重”“崇文重教”的价值取向[14-15]则是体现耕读文化的特点。传统的耕读文化和儒家文化作为漳州古城的文化内核，是其他诸多文化类型的基础;而闽南商人的冒险、进取、重商与务实逐利精神与文化认知中的闽商文化、海洋文化、侨乡文化和闽台文化构成密不可分的关系;古城中的红色文化富含革命精神，是意识形态化的景观，“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景观遗产和历史遗迹传达出强大的影响力”[16]。

这些认知类型“在场所精神的发展过程中保存了生活的真实性”[17]，最终与历史城镇景观产生情感意义上的互动，产生对精神的塑造力和对认知的影响力。在漳州历史城镇当中，地方精神和文化认知总是以内在联结、紧密融合的方式塑造民众性格与催生地域文化，对民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制约和形塑，最终体现在兼容并蓄的城镇物质实体环境和弥漫在市井街区中的市井文化气息。

2.4?城镇景观遗产中民间文化层

如果将某些具体的文化层次视作城市文化结构的基本单位，那么城市民俗圈则是这种文化结构的一种模式与类型，城市文化分层是城市民俗圈形成的重要基础，但是另一方面，民俗圈的形成与确立又会反过来强化归属于它的文化层的文化认同[18]。漳州古城内的传统民间文化活动对城镇景观的塑造有不同程度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民间文化，其本身是特定阶层所创造的属于其阶层特有的文化，而创造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使得他们自身有着独特的品味标志，与其他群体区隔开来[19]。

虽然该文化类型在漳州古城历史城镇景观中的存在比较抽象，但是在塑造城镇景观的过程中始终与城镇的物理空间处于文化共生的状态，物理空间和主观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形成“文化空间”，最终古城的城市空间承载着这些多样的传统民间文化。民间传统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产生、发展需要时间上的累积，与之相关的人类活动也离不开一定的活动空间，这些空间提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进行的必要场所[20]。古城存在的物理空间是民间传统文化发生、发展的主要活动场所，传统民间文化类别的不同，所需要的活动空间也各不相同，这种相互支撑的关系使得这些传统民间文化一旦离开了这些物理环境就会失去原有的韵味，失去本来的特色，这样能够很明确的解释历史城镇景观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关联。

传统文化对城镇景观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层面解读，首先是持续性的影响。从时间维度来看，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中所形成的民间文化会在古城中形成叠加与层累，这是一种过程性的关系。具体体现在传统民间文化直接作用于城镇景观上，例如漳州石雕、木雕技艺运用于房屋建造，漳州片仔癀及白眉凉茶制作与销售商业活动。其次是间歇性的影响。这是一种动态化的关系，适应于传统民间文化活动定期发生的情况，比如历史街区的观演文化与戏臺建筑，地方性民俗活动比如赛大猪祈丰年、林前伽蓝药王巡社等与节日期间的城镇景观，这些间歇性的传统文化活动与城镇景观构成相对稳定的文化共性，相互渗透且彼此和谐。

2.5?城镇景观遗产中海外交流层

海外交流对漳州古城的城镇景观塑造起到重要作用，多元文化的汇集改变了漳州古城的城镇生活区域结构，古城当中出现不同的空间划分，由不同类型建筑组成的街道景观开始进入城镇风景之中。当多元文化杂融在一起，城镇成为文化的“熔炉”，城镇景观就具备多元、包容与开放的特点，海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会带入到当地，这是文化叠加、层累的重要契机。

漳州根据地方志记载，宋末元初，已有漳州人移居海外和中国台湾地区，明代漳州人向外移居形成高潮，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越南、日本等国的漳州华侨旅居活动都起始于明代。至18、19世纪，福建地区已经有了很长海洋贸易和海外移民历史，在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下，迫使大量人口外移，漂洋过海谋求生计。明代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海禁开放以后，漳州海澄县月港成为国人出洋的主要口岸，每年从漳州月港进出的远洋大船多达200余艘，漳州人由月港出洋谋生者数以万计[21]。到20世纪20年代(民国八年前后)，东南亚华人估计有510万人，其中福建人(主要为闽南人)约120万人，主要集中在印尼和新马。

在漳州古城城镇景观的形成过程当中，海外华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影响时间长且范围广，体现出行动者的能动性。古城内，店屋建筑及街区是海内外长期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尽管漳州在民国时期借鉴广州店屋街区建设的经验，进行过市政整改，不管是建筑立面还是功能布局上，仍然保留与东南亚殖民时期建筑相同的景观风貌，但是在建筑的部分方面(如建筑材料、门窗样式)折衷地采取了本土化的处理方式(见图4)。杨宏烈认为，从文化交流分析，骑楼建筑是参照中西两种建筑摹本融合而成的一种崭新的建筑形式及其符号系统，它所产生的图像效应、象征意义，综合显示了中国建筑对外来文化的兼容以异质文化的渗透(双向)交汇[22]。建筑营造方式的西化虽然是以西洋文化为模式加以抄袭，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也随之进来，南洋式建筑之所以成为古城的主要景观风貌只不过是因为在历史的某个时期被人为的通过政治力量放大而已，并不能取代地方的核心文化，并且由于民间吸收方式是片段性的，对传统并不造成严重损失[23]。

2.6?城镇景观遗产中宗教信仰层

古代漳州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为宫观寺庙的大量兴建及民间信仰活动的大量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特别是工商业与海外贸易的繁荣更为民间信仰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24]。宗教信仰起到引导和教化的作用，在漳州古城中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分别是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不同的宗教信仰代表不同的宗教文化，在城镇中形成不同的宗教建筑和宗教景观。

首先，本土宗教信仰在历史城镇景观中物化的表现主要以文庙、寺庙、牌坊、祠堂为代表。(1)古城内漳州文庙是代表性的建筑群。漳州文庙作为古代的文教建筑，在宋代普及并成为定制[24]，成为祭孔的主要场所。漳州文庙分前中后三个部分，主要建筑有照壁、泮池、棂星门、左右牌坊、大成门、大成殿、左右厢房、崇圣寺或启圣寺等，组成完整而又严谨的建筑群，传统信仰在建筑细节上的体现主要以建筑装饰物为代表，比如鸱吻、鳐鱼、仙人走兽等建筑构件;(2)漳州古称佛国，截止元代末年，境内大小寺院600余所，直到明朝才开始对寺庙大加裁减，或废或并。古城内现存有东、西桥亭两座菩萨庙(由桥亭改造而成)和珈蓝庙;(3)牌坊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建筑”[25]，用来表彰和纪念某人以达到宣传道德理想、教化民众的作用。清光绪年间记载漳州市牌坊多达400座，根据漳州市城市建设委员记录，列入漳州市编制的文物一览表的石坊达46座，其中明代有27座，清代有19座，代表性的有三世宰贰坊、尚书探花坊、勇壮简易坊和闽越雄声坊，牌坊采用石仿木结构，屋顶多用四坡顶，屋脊装饰宝葫芦和脊吻，屋檐有一定的起翘，牌坊有梁、仿、柱等承重构件和斗拱、雀替、花牙子、雕花板、垂花柱等装饰件;(4)祠堂建筑是祖先崇拜和家族意识的体现。古城内的林氏宗祠建筑没有诸多漳泉祠堂所采用的彩瓷剪贴雕塑，遵循传统闽南大厝建造的方法，并在结构上使用了斗栱构件，坡屋顶采用红色U形瓦配燕尾脊，既融合了中原文化又凸显闽南地方文化特色。

其次，福建的人口构成以各地移民为主，除了从中原传入的佛教、道教之外，从宋代开始也产生了一些地方性的民间信仰，比如妈祖、保生大帝，三平祖师，关公，开漳圣王，闽台玉二妈信仰等。在妈祖信仰之前，当地人信奉的是人格化的精卫和四海龙王。因此，地方性的民间信俗所引发的节庆活动，对历史城镇景观的营造有间接性、间断性的影响。

再次，外来宗教在历史城镇景观中主要以漳州礼拜堂、漳州天主教堂为代表，这是文化交流和人口流动的表现。一方面是西方传教士的传播;另一方面，19世纪至20世纪期间大规模的华人潮涌入东南亚，这些“新客”(Sinkhek)与马来化的海峡华人有所不同，在宗教信仰上仍然遵循传统中国的宗教信仰，但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一些人被强制皈依基督教，家庭生活也逐渐受当地文化的影响。

3 结论及未来研究方向

漳州古城城镇景观的形成过程中，展现出随时间改变、转化、适应与延续的独特空间能力，这个过程融入了不同时代的价值观、经济特征、社会文化、人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即“文化史层”反映动态的人类与环境的连续性，诸多不同最终形成“文化代谢”的过程。因此，文化就以显性和隐性的方式作用于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当中，呈现出文化景观的相互叠加与层层覆盖。

文化是塑造城市特色的重要依据[26]，对外在层次与内生层次的分析及对这两个层次内部的亚文化层的挖掘是解读地方，理解城市文脉的重要方面。通过漳州古城歷史城镇景观遗产的文化分层研究，对古城的文化架构进行了梳理，更加明确的分析出古城在历史长河中不同时期的文化景观的变迁及文化层累在城镇景观遗产中的表达。漳州古城之所以具备地方特色，就是由构成它的文化层所形成的合力使然，一个没有个性的、同质化的古老街区是失败和缺乏吸引力的。未来有以下两个方面是需要继续研究的：首先，基于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研究的漳州古城历史商业街区景观风貌的保存;其次是漳州古城历史文化街区适应性开发过程中地方感与生活文化的营造。

注：

①周醒南，1911年任广东公路处处长，参与广东省惠州、广州、汕头市政工程建设。20世纪20年代，随粤军援闽，在漳州、厦门从事市政建设14年，成绩显著。

②月港位于今龙海市海澄县，历史上月港崛起在15世纪后期至17世纪中期，是我国东南地区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中心，商贸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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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化遗产范文第4篇

学号： 20101002166 班序号：07310215 姓名： 李光冬

专业： 自动化

学院： 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2012.05.1

2一、石窟简介

1.地理位置

克孜尔千佛洞(维吾尔语：Qizil Ming Öy)，又称克孜尔石窟或赫色尔石窟，中国佛教石窟，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克孜尔千佛洞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7千米的河流阶地上，它背依明屋达格山，南临木扎提河和雀尔达格山， 其间 有渭干河蜿蜒流过，东距库车县城约 69千米。 这里绿树成荫、环境优雅，是新疆著名的古代文物遗迹的旅游胜地。 2.石窟概况

克孜尔石窟和敦煌莫高窟同享中国 “四大石窟”之美誉，坐落于悬崖峭壁之上，绵延数千公里。 其中保存壁画的洞窟有 80多个，壁画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 它是我国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龟兹古国地处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冲，曾经是西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龟兹的地理位置决定它成为“西域佛教”的一个中心，也成为佛教传入中原的一个重要桥梁。龟兹石窟窟群比较集中，壁画内容丰富。 3.洞窟形制

克孜尔千佛洞的洞窟形制大致有两种：一种为僧房，是供僧徒居住合作产的场所，多为居室加通道结构，室内有灶炕和简单的生活设施;另一种为佛殿，是供佛徒礼拜和讲经说法的地方。佛殿又分为窟室高大、窟门洞开、正壁塑立佛的大佛窟和主室作长方形、内设塔柱的中心柱窟，还有部分是窟室较为规则的方形窟。最能体现克孜尔石窟建筑特点的是中心柱式石窟。

二、艺术宝库

克孜尔千佛洞被誉为“艺术宝库”，素以优美的壁画著称，吸引着众多的中外学者、画家和游客。

石窟群始凿于公元3世纪后期，于8世纪后期逐渐衰落。石窟群分谷西区、谷内区、谷东区和后山区，绵延3公里，艺术内容主要包括：建筑、雕塑和壁画，现已编号的洞窟有236个，内存壁画约1万平方米，多为描绘小乘佛教本生故事和传教故事。虽然艺术的主体塑像多已毁坏，但壁画尚保存约有5000平方米。 1.多彩壁画

“中国第二敦煌”

克孜尔石窟群现存壁画约 10000平方米，这在世界上是仅次于敦煌画的艺术宝库，堪称“中国第二敦煌”。这里的壁画不仅包括飞天、伎乐天、佛塔、菩萨、罗汉、天龙八部、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经变图画，而且还有大量的民间习俗画：古时的生产和生活场面、西域山水、供养人、飞禽走兽等等。

“故事画之冠” 进入有 “故事画之冠”的17号洞，这里的四壁、窟顶、甬道、龛楣，到处是色彩艳丽的壁画。其中一幅格外引 人注目：只见一峰满载货物的骆驼，昂首而立，眼望远方。驼前两个脚夫 头戴尖顶小帽，脚蹬深腰皮靴，身穿对襟无领长衫，满脸须髯面向前方，正振臂欢呼。在脚夫前面还有一人，只见这人两眼微闭， 神态自若，高举着正在熊熊燃烧的双手，指明了骆驼商队前进方向，这就是所谓“萨薄白毡缚臂，苏油灌之， 点燃引路”的本生故事。撇开它的宗教色彩，不难看出在当年的丝绸之路上，骆驼商队与佛教僧徒的密切关系。

音乐窟

克孜尔千佛洞中第 38号石窟，被称为音乐窟，壁画描绘了龟兹乐队演奏的场景， 左右两壁上，有二十个乐师，每人奏着一件乐器。从手势和乐器的音位来看，都居然停止在一个节拍上!跳舞的人多是体态轻盈的少女，穿紧身薄罗衫，上身半露。她们或立，或蹲，或腾空，或脚尖着地，舞姿优美，柔若无骨;还有一处舞者已经化好妆了，拿着璎珞回头照铜镜，回眸一瞥那种神态可谓栩栩如生。从这些壁画上可以想象，当时位于丝绸之路上的这一古国繁荣的景象。

本生故事画

反映佛教经典的本生故事画，是克孜尔千佛洞的精华，在世界上堪称一绝。它不仅艺术水平高，别具一帜，而且数量也最多。它比敦煌、龙门、云岗 3处石窟的总和还要多出一倍， 在全世界实属罕见。

菱格构图

克孜尔石窟壁画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的菱格构图。在每个菱格中画着不同的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供养故事和千佛故事。敦煌千佛洞描绘释迦牟尼佛前几世苦难苦行，积善积德的故事 ( 即佛教本生故事的壁画)，大多采取连环画的形式，用许多场面展开故事情节;而克孜尔石窟则是一图一故事，每幅图都是从一个“本生故事”中选取最典型的一个情节。

卓越的画师把复杂的故事巧妙描绘在一个菱形画面中。如猕猴王本生故事，是叙述释迦牟尼前世为猕猴王时爱护群猴，最后舍生救猴群的、有着曲折过程的故事。画面上，只见奔逃的猴群面临深涧，追捕的猎人引箭待发，猕猴王前后脚攀住深涧两岸的 树干，以身为桥，引渡群猴。它身上有猴子奔驰，衰竭的体力很快将支持不住，却转面焦急地顾盼稚弱的猴子。这幅画把猕猴王舍生忘死，关心群猴安危的拳拳之情，描绘得活灵活现。

描写这个故事的16开杂志大小佛经有200多页，这里却把这个长长的故事概括在一个画面里，实在令人叫绝。

凹凸画法

这里的壁画还有一绝。它不是画在涂白的泥壁上，而是往泥壁上直接作画。既采用了有覆盖的矿物颜料，也使用了透明的颜料。着色方法不但有平涂的烘染，而且有水分在底壁上的晕散。这种具有独特风格的 “湿画法”，也称凹凸画法，史学界认为，它是古龟兹国人的一种创造，是绚丽的石窟壁画园地里最鲜艳的一枝花朵 2.艺术价值

壁画中佛像线条圆润，表情生动，从衣饰上明显可以看出受印度画风的影响，形成了龟兹壁画的风格，无论从造型上还是用色上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壁画内容除了宗教内容以外，还有许多表现耕种、狩猎、商旅、音乐舞蹈和民族风貌，代表了龟兹石窟艺术深远的意境美、强烈的感染美、真实 的生活美、生动的形象美、完满的和谐美、深遂的神密美。

在克孜尔千佛洞中壁画中同样可以看出龟兹石国当时多民族、多人种的生产生活状态。专家认为，正是由于东来西往的多种文化艺术在西域地区的碰撞融合，才使壁画的艺术水平达到如此灿烂的境界。国内外许多知名专家学者和艺术家们都对这一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3.文史价值

石窟是佛教艺术的重要形式。龟兹石窟窟群比较集中，壁画内容丰富，不仅有表现佛教的“本生故事”、“佛传故事”、“因缘故事”等壁画，克孜尔千佛洞集中了最多的佛教本生故事和姻缘故事，龟兹石窟是一部古龟兹文化的百科全书。克孜尔石窟位于拜城县，属于龟兹古国的疆域范围, 是龟兹石窟艺术的发祥地之一，其石窟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和壁画艺术，在中亚和中东佛教艺术中占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视为群芳之冠;而壁画中每个菱形格就是一个佛教故事，体现了佛教从西向东传播的过程，是研究佛教历史不可多得的信息源。

克孜尔千佛洞不仅有大量宣扬佛教教义的画面，也有畜牧、狩猎、农耕、乘骑、古建筑的真实写照。 这些古龟兹国画师们的宏篇巨作，主要记录着大约从公元三世纪到公元十三世纪新疆地区历史现实生活的图景，为研究古代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民俗等情况，以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形象资料，具有很高的科学和艺术价值，它对研究龟兹社会历史、佛教文化及中西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发展历史

1.初创期

其初创期大约为公元3世纪末到4世纪中叶，存在壁画的有效洞窟多为方形窟。后期有中心礼拜窟特别高大的大像窟,这类石窟的前室都凿出露天大佛像，为仿巴米扬大佛像窟的式样开凿而成,壁画人物，用简单的粗线条勾勒出轮廓，再大笔涂抹，此壁画风格可用“用笔粗犷，色彩明快，人物简单古朴而又不失神彩”来形容，单从画风上也可以看出它的建造是比较早的，以佛传故事为主，反映小乘佛教思想为主，犍陀螺艺术风格较为明显。 2.发展期

发展期大约从公元4世纪中叶到5世纪末，此时就出现了以中心柱窟为中心的洞窟组合，包括僧房、讲经堂、礼拜寺等，形成寺院形态，此时画风为晕染法，菱形格构图，以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内容为主。佛本生故事是讲解迦加牟尼生前许多修行成佛的故事，根据 “轮回转生”理论而形成的，本生故事是最精彩的一个场面的体现，而不是取卷轴连环画的构图形成，且绘画于中心柱的主窟室的菱格之中。 3.繁盛期

再往后到了公元6-7世纪，为其繁盛期，目前石窟中一半都是属于这个时期建筑而成的,造像普遍采用金粉或金箔敷贴。在此方形窟中因缘画较为突出.建筑上以大型中心柱居多。在第8窟的菱格因缘图画的是猴子奉蜜于佛，佛云有虫，猴去虫又奉之，又曰太浓，猴便加泉水以稀之，再奉，佛和众弟子饮了，猴很开心，一高兴跌入水坑淹死了，因前身奉过佛，来生生于富贵人家做了富人。

此类因缘故事在石窟中有100多种上千幅，但内容较难识辨，其种类数量却属国内罕见。 4.衰落期

克孜尔千佛洞衰落于8-9世纪。克孜尔石窟的衰落与战争有关，据克孜尔石窟佛塔下一个断为两截的唐开元三年(715年)纪功碑可知，公元8世纪初，此地曾为大破吐鲁番的一个战场。在克孜尔石窟93窟中刻的一幅攻战图可以看出，此图下部还刻有“来俊俊”三字可能为人名，大约为当时士兵对战事的描述。

四、文物保护

1.疯狂掠夺

克孜尔石窟以其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艺术背景，令人驻足良久，令人浮想联翩。但是，石窟处处满目疮痍，却实在令人心痛，令人惨不忍睹。19世纪末20世纪初，接踵而至的西方探险队从克孜尔石窟劫掠走大量精美的壁画。在许多西方国家的博物馆、艺术馆还陈列着大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

被称为“孔雀洞”的76号洞，高大的石窟里曾以绘有众多孔雀而知名。但打开洞一看，不禁大失所望：不仅石窟正中的一座立塑坍塌，四壁和旧洞上的孔雀画面也刀痕累累，疮痍满目。但从残存在洞顶上的几只孔雀来看，无不翎羽艳丽，栩栩如生。仿佛只要稍的惊动，她们就会振翅飞走。

这些浸透着古龟兹人血汗的惊世之作，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却屡遭外国考古学者和探险家的窃取。甚至在 “取”不走的时候，这些“文明人”还进行丧心病狂的破坏。在克孜尔千佛洞，他们不仅盗走了众多雕塑，还用胶布粘走了大量壁画。30年代初，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考古队的勒柯克，从这里盗走的壁画、塑像和其它艺术品，以及手抄或印刷的汉文、梵文、突厥文、吐火罗文的文书，达上百箱。英国的斯坦因等，也来疆盗走大量壁画。

西洋盗贼疯狂的掠窃，破坏了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的整体美，留下惊世遗憾。一位西方学者感叹，这里的每一种壁画都是无价之宝;在这里即使随便捡块瓦片，都比美国的历史长。 2.自然因素

与中国大多数现存洞窟相同，克孜尔千佛洞也建在一座山壁上，这座山属于砂岩，山体松软，易受大风和雨水的侵蚀。

此外，克孜尔千佛洞壁画是采用矿物颜料绘画而成的，颜料中铅含量大，在洞窟内湿度较高的时候，矿物颜料就会发生氧化，使壁画变色。有些棕红色的壁画现在已变成了黑色，壁画面目全非。

对克孜尔千佛洞壁画构成致命危害的另一个因素是起甲，由于空气干湿度的变化，有些壁画受潮后开始一块一块起甲脱落。

3.保护策略

华夏文化遗产范文第5篇

历史文化遗产凝结了名族的智慧，对我们现代城市的硬件和人民文化思想的软件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就目前看来，我过的状况就城市现代化状况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的矛盾还没得到良好的解决。就上海来说，具体表现有：许多优秀的上海近代史建筑被拆除;现村的一些文化建筑保护不力;基础设施依然薄弱等等。

设现代化城市是当今城市发展的普遍追求目标。城市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因此，城市现代化离不开文化。城市文化是现代化的根基，是城市的气质。每个时代都在城市中创造与留下自己的痕迹。保护历史的连续性，保留城市的记忆，保留可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具有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

保护历史的连续性，保留城市的记忆和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城市化的发展，文化古迹被摧毁不可避免吗?现代化进程中的保护现状又是怎么样的第一章：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

1.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的重要内容

一座城市经济越发达社会文明程度和现代化水平越高，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就越显重要。因为城市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明的生成地。城市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离不开人文创新来引导，现代城市是现代文明和现代经济的聚集地，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是个没有品位的城市，是不太可能持续发展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通过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和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不要小看城市的一块砖、一片瓦、一堆石头，它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反映着城市的历史、社会、思想的变迁。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活化石，代表着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和自然风晴，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2.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

城市的魅力在于特色而特色的基础又在于文化。城市特色，是指一座城市的内涵和外在表现明显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征。城市的危机在于趋同化，失去个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特色内涵的重要集中表现，可以表现独特的城市民俗风隋，它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是^类的共同财富，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城市文化气质与内涵既可以从社会精神文明方面来考察又可从物质环境协调优美、交通井然有序来考察。尤其是建筑风格更容易表现城市的个性，凝聚城市的历史传统和风貌，是独特的人文环境的物化形式。土耳其名城伊斯坦布尔，以完好保持城市轮廓线而闻名，高耸在天际线中的众多的圆屋顶和清真寺的尖塔(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遗迹)，在傍晚时，犹如飘浮在暮色苍茫的天空一样。在上海，从外滩看浦东黄浦江的两岸建筑，强烈地表现了上海城市的个性。失去了外滩，也就没有上海的历史和上海的特色。

第二章 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有着5000多年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像明清皇宫(北京故宫、沈阳故宫) 、颐和园、长城天坛、承德避暑山庄、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大足石刻、莫高窟、布达拉宫、龙门石窟 。这些文化遗存完整地展现了太原历史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反映出地方文明的进步历程，这些历史文化遗存不仅对现代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于后代也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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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

代以来，随着房地产业的快速

兴起，在旧城改造中，开发商

片面追求土地及经济效益，而

忽视了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大

拆大建已造成反映太原特色

的居民区几乎消失殆尽;见缝

插针现象屡禁不止，使原保护

规划中的视线走廊造成阻碍;

城内部分文保文物历史建筑

仍被一些单位占有，得不到应

有的保护;周边建筑在高度、

体量、色彩方面，从不考虑协

调;部分文保单位和历史街区，因旧城改造的需要而

被当做破旧建筑拆除，如八路军办事处、裕德里民居、

上肖墙民居等。

清代的开化寺民居被数十户居民当做住宅;古关

帝庙、圆通寺、以及散布在市区大量寺庙都处于无人

问津的废弃状态，年久失修，日益破损，绿化建设严

重缺乏。

在旧城出现的大规模改造热潮，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了旧城居民的居住水平，对城市建设起到了促

进作用，但城市建设在某些方面的短期性致使名城保

护处于被动和消极的状态。不仅给城市造成了许多社

会问题，而且对旧城的历史文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建

设性破坏。

作为省会城市，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其发展速度

较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同时对旧城改造的进程也加速了，在这种背景下，旧城更新中的历史文化保护就变得尤为紧迫。

第五章 对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现行保护措施与建议

目前，中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要科学有效地保护城市文化遗产，使文化遗产为城市发 展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具体而言，应注意以下六个方面。

一、要探索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通过实施区域规划，缓解在城市性质、规模、布局方面过于集中的压力。文化遗产及其环境不是城市发展的包袱，而是城市发展的财富、资本和动力。要通过整合资源，在继续加快发展的同时，促进文化遗产及其环境的保护，将文化遗产及其环境保护的理念和要求贯彻到城市规划的各个层面。

二、在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好新城扩建和旧城改造的关系。历史文化名城在整体保护旧城的同时积极发展新区，是城市文化遗产及其环境保护的首选模式。北京市现有的城市总体规划，

确定了构筑市区与多个新城相联系的新

的城市形态，有利于保护与建设互不干扰、相得益彰。在整体保护旧城的同时，要对旧城内的传统建筑加强日常修缮、对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加以改善。特别是要动员社会资金，以自助方式进行小规模整治与改造，这有利于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传统特色和原有社区结构。

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护城市文化遗产。一是在重要文化遗产周围设立保护范围及缓冲区，像北京的故宫、天坛等均有保护范围和缓冲区。苏州则划定了“一城二线三片”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并确定了45个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此外，中国的南京、法国的巴黎、摩洛哥的菲斯古城等，都严格控制建筑高度，并制定控高规划以保护原有城市空间形态，维护城市景观的完整性。二是尊重城市原有路网格局。1933年8月，国际现代建筑协会通过的有关城市规划的《雅典宪章》指出，为保存好代表某一时期、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旧城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传统街巷肌理，避免形成超大规模的街坊;在规划上要防止城市快速路穿越，避免破坏原有的路网格局;严格控制旧城内机动车数量的增长，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以形成对旧城未来交通格局的有力支撑。三是加强城市考古研究工作，将城市作为考古的重点对象。

四、遵守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注重保持和发扬城市特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一项简单的、短期性的建设行为，而是一项高层次的、长久性的文化活动。必须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

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坚持保护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原则，不改变文物原状。同时，高度重视城市化的发展带来文化的趋同问题，重视城市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区域文化的差异，重视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五、在扩大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同时，重视保护与利用的结合。文化遗产的保护领域不断扩大，继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保护范畴之后，文化景观、文化线路、文化空间等新视点又引起人们关注。应继续加强研究，把更多的反映人类社会进程的文化遗产列入保护之列，其中包括近代工业建筑的遗产。保护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在于传之久远，造福子孙后代。重视保护与利用的结合，就要挖掘文化遗产潜在的文化内涵、社会价值和对城市发展的积极意义，使文化遗产融入人类现代生活，发挥更大作用。博物馆等文化遗产开放单位，要积极举办各种展览，搭建多种平台，宣传文化遗产保护成就。

华夏文化遗产范文第6篇

近几年来，通过全市文化工作者认真执着的追求和艰苦细致的工作，基本摸清了全市文化遗产资源家底，普查整理出了一批重要的文化遗产项目，建立了基本完备的文化遗产资源档案，编辑出版了一批重要文献。这些都为徐州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那么如何 才能进一步保护?

一是，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工作机制。徐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4年，成立了徐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徐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和徐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中心，对徐州市民族民间文化做了一定的调查了解，并出版了一批文献。2005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后，我市在原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各县(市)、区先后成立了相应的专业机构，全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网络基本健全，为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二是，加大经费投入，强化政策保障。自2005年以来，徐州市政府坚持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当地宣传文化建设的整体规划，实行统一筹划，统一部署，设立了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并逐年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的投入。截至2009年7月底，徐州市及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已累计下拨专项资金360余万元。仅徐州市人民政府5年内就划拨专款240余万元，用于全市文化遗产资源普查、收集整理、研究、宣传、保护和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以及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动的开展。2006年，徐州市出台文件，要求各县(市、区)政府设立每年不低于10万元的专项资金。各级切实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摆上了重要位置。市文化局还专门将原云龙区文化馆办公楼无偿划拨给徐州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作为办公场所，并先后投入50余万元，用于保护中心购置录音笔、照相机、摄像机、微机、打印机、非线性视频编辑机等“文化遗产”普查、申报和数据库建立所需的先进设备。仅市文化局每年拨付给保护中心的日常办公经费就达5万多元，有效保证了日常运行经费开支。2009年上半年，各县(市)区还专门下拨了“文化遗产”普查资料汇编专项经费。各级的财政支持，有力地保证了全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是，加强专业培训，提高队伍素质。培养一批高素质的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是高质量完成“文化遗产”普查和保护工作任务的根本保证。为有效指导全市“文化遗产”普查工作，高标准完成全市 “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全市共组织普查培训班56期，培训人员达2525人次，参与的社会力量达到32000余人。仅徐州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就先后派遣21人次参加了省和国家组织的文化遗产普查培训，并选派周光雷同志到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学习锻炼5个多月。仅市文化局组织全市的业务培训班就达8期，并召开了3期现场会，共发放培训资料2万余册。

与此同时，市文化局还可以经常邀请国家、省、市有关专家和老艺人授课，现场指导工作。先后多次邀请了省文化厅社文处负责 文化遗产工作的领导和省文化遗产专家徐艺乙教授为我们授课;2008年4月，市文化局邀请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张

庆善同志，就文化项目申报工作实施了具体的业务指导和帮带。通过经常性的业务学习、适时组织业务考核、不断组织业务培训，全市从事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工作人员的业务知识进一步丰富、工作能力进一步增强。

四是，实施科学指导，提高工作实效。为扎实推进全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徐州市文化局一方面注重树立典型，强化典型引路;另一方面加强跟踪调度，搞好督察指导。为顺利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我市先后召开了文化遗产普查工作部署会、推进会、经验交流会和现场会等。

2009年4月，徐州市文化局下发了《关于对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汇编工作进行检查的通知》，采取了分片包干、分项会审等方法，积极组织各地开展普查工作 “回头看”，做到“不漏一村一社、不丢一类一项”。仅巡回检查、辅导各县(市)、区普查资料汇编工作，平均每个县 (市)、区达到4次以上，并先后举办了3期辅导培训班、召开了1次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汇编工作现场会、组织了1次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汇编》书稿会审和多次调阅修订。徐州市“非遗”普查工作始终走在了全省前列。2008年 10月，江苏省文化厅在徐州市邳州召开了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现场会，徐州经验在全省得到了大力推广。

五是，加强传承工作，扩大社会影响。市政府和文化部门一方面积极鼓励、资助或推荐文化遗产项目参加市级、省级、国家级或国际上的有关展演、比赛，多渠道培育市场，积极拓展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对代表性传承人，在政策上给予重点扶持，积极鼓励民族民间艺人带徒授艺，加强传承人队伍建设，培养青少年兴趣，使民族民间艺术绝技后继有人。

2006年以来，充分利用每年的“文化遗产日”和重大节日举办各类“非遗”项目的展览、展演等活动，并把“非遗”项目传承工作纳入课堂教学、纳入“送文化”下乡活动之中。经常组织指导 “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传习所和“非遗”项目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同时，积极组织非遗项目传承人参加国内外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演活动。2005年，在江苏省第二届文物节绝技展上，徐州市精选的150余件展品受到了与会领导及观众的青睐和好评，被省文化厅、省文物局授予优秀设计、创意奖;2008年，组织全市71件摄影作品参加江苏省文化遗产摄影大展，其中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作品获得了2个银奖，5个入选奖。王桂英的剪纸艺术曾被上海电视台与徐州电视台联合录制成专题;剪纸艺人张丽君曾获得首届中国民间雕刻、剪纸大赛金奖及江苏省工艺美术最高奖“大阿福奖”;还有剪纸艺人陈永年、石雕艺人岳喜明、“中华巧女”张桂英等，其作品曾多次获国内、国际大奖，被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及个人购买、收藏的作品不计其数，为省和国家赢得了较高的荣誉。

此外，徐州市文化遗产的保护还应该遵循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文化遗产保护的完整性原则，文化遗产保护的永续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