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1篇
补语是述补结构中补充说明述语的结果、程度、趋向、可能、状态、数量，目的等的成分。补语与述语之间是补充与被补充，说明与被说明的关系。
述宾结构。基本语序都是述语在前宾语在后，但是古代汉语里在某些条件下宾语要置于述语前，这是古代汉语语法的特点之一。
述宾词组：由述语和宾语两部分构成，述语在前面，由动词充当，宾语在后面，是述语支配、关涉的对象。例如：
学习外语 喜欢打球 来自北方 值得高兴 看了一次
述补词组：由述语和补语两部分构成，补语在后面，对述语加以补充和说明。主语述补词组的述语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形容词，助词“得”是这类词组的标志。例如：
摆放整齐 檫洗干直接宾语
直接宾语是谓语动词的承受者，间接宾语表示谓语动作的方向(对谁做)或动作的目标(为谁做)，间接宾语紧接在谓语动词后，但它不能单独存在。 净 高兴得很 奇妙极了 宾语
呼伦贝尔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2篇
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
@作家徐坤(北京市作协副主席)：莫言的演讲，俺听过许多次，基本上是超过奥巴马、赛过马英九因为他不用别人代笔，自己张嘴就来赶脚这篇演讲稍微有点不对路子，像篇评论文章而非演讲稿。与莫言平常的纵横捭阖谈笑风生如入无人之境的演讲水平有一定距离。
蒲松龄 (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代表作《聊斋志异》。
黑孩 莫言作品《透明的红萝卜》的主人公，小说发表于1985年，为莫言的成名作，与莫言同期创作的短篇小说《枯河》构成姐妹篇。它创造了令人难忘的、被侮辱、被遗忘的“黑孩”形象，他的特点是倔强、粗野、机敏、沉默寡言、生命力旺盛。莫言曾表示，黑孩算得上是他小说的一个原型。
威廉福克纳 美国作家。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作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
姑姑 管贻兰，莫言作品《蛙》就是讲述姑姑的故事。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基层的妇科医生，从18岁开始一直干到70岁，由她接生的孩子差不多有一万个。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的30年里，姑姑在东北乡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檀香刑》 这部小说有一个马尔克斯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开篇：“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不会想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手里;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评论者认为，这部小说是对魔幻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派小说反动，更是对坊间流行的历史小说的快意叫板。
《天堂蒜薹之歌》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彼得英格伦建议，阅读莫言应当从1995年首次以英文出版的《天堂蒜薹之歌》开始。这本书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乡村版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也曾被比作中国版的《愤怒的葡萄》。
《生死疲劳》 作品以轮回的结构，叙事天马行空，自由恣意。语言极有弹性。内容是一个发生在家乡山东高密的“六道轮回”故事。莫言曾多次提到，之所以创作这部作品，是出于对农民的一种同情，对于下层生活的关注，他认为自己骨子里还是农民。
六道轮回 传说中，六道是众生轮回之道途。佛教相信，任何人若遵守五戒，可得六根整然人身。若在五戒上，再加行十善，即可生到天界。以善恶诸业为因，能招致善恶不同的果报，是为业果。众生行善则得善报，行恶则得恶报。一切众生，都会在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中循环往复，这就是轮回。我们会注意到，莫言前面多次提及母亲的善意，实为中国传统中最朴素的价值观，善念护身。
内疚 莫言曾经在媒体采访中引用著名的贝多芬和歌德的故事，他说，随着年龄增长，对这个问题就有新的理解：当面对国王的仪仗扬长而去没有任何风险且会赢得公众鼓掌时，这样做其实并不需要多少勇气;而鞠躬致敬，会被万人诟病，而且被拿来和贝多芬比较，这倒需要点勇气。
我一直反感那些不把自己当作普通百姓的人，我看到那些模仿贝多芬的行为，就感到可笑。
正文
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得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地，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
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说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蒋泥(作家，《大师莫言》一书作者)
故事是莫言的生命
莫言的讲演里突出了这个最为本质的东西，“讲故事”。通过讲故事，莫言建立了他的“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nationary realism)王国，而非magic realism(魔幻现实主义)王国。正如我在《大师莫言》里分析的，“魔幻”属于拉美，“幻觉”属于神秘的东方世界，古老的中国。在这里，诞生过神怪小说，以《聊斋志异》和《西游记》最为著名，“神怪”即“幻觉”。《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同样有着“幻觉现实主义”的痕迹。“幻觉现实主义”和“神怪小说”有差异。莫言本质上是中国古老的土壤酝酿出来的。他找到自己的根，拥抱传统，拥抱大地，创出新型的艺术，开辟“幻觉现实主义”新路。
张柠(文学评论家)
莫言的故事实现文学的超越
呼伦贝尔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3篇
A． Beutler和Jules A． Hoffmann，获奖理由是“先天免疫激活方面的发现”；Ralph M． Steinman，获奖理由是“发现树枝状细胞及其在获得性免疫中的作用”。 三位科学家没有在一起共事，而依相关论文发表先后，斯坦曼最先，1973年；霍夫曼其次，1996年；博伊特勒最后，1998年。三位诺奖得主发现的免疫系统激活的关键原理，彻底革新了我们对免疫系统的认识，改变了对免疫系统的理解。
1健康防御的系统──免疫系统
生活中病原微生物（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时时威胁着我们，大多数人们拥有强有力的防御机制所以未能患上疾病。这是因为我们奇妙的人体配备了有力的健康防御系统──免疫系统。人体的“健康防御系统”共有两道防线，首先是先天性免疫，又叫自然免疫。先天性免疫反应会在人体被病毒、细菌、寄生虫感染后迅速启动，主要作用是在“入侵者”进入人体时作出第一反应，通过发炎等手段消灭入侵微生物，防止它们的进一步侵害。
一旦这道防线被攻破，人体防御系统的下一道防线，立即“进入战斗状态”，这就是适应性免疫，又叫获得性免疫。这道防线会“集中火力”消灭已被感染的细胞，消除它们对人体健康的威胁。
人类和其他动物通过免疫应答使自身免受细菌和其他微生物的攻击，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探寻免疫应答的“守护者”。人体免疫系统的构造在20世纪已经被逐步揭示，比如抗体的结构构成、T细胞识别外来物质的原理等。但是，在Bruce A． Beutler；Jules
A． Hoffmann和Ralph Steinman的相关研究发现之前，先天和获得性免疫的激活以及先天和获得性免疫的间的“互动”及调控机制一直扑朔迷离。
2Jules A． Hoffmann和Bruce A． Beutler发现先天性免疫传感器
1996年，Jules A． Hoffmann做了开创性的发现，他和他的同事们研究了果蝇是如何对抗感染的。他们研究了携带几种不同基因包括Toll基因（该基因参与胚胎发育，由1995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ChristianeNüsslein-Volhard发现）突变的果蝇。当Jules
A． Hoffmann用细菌或真菌感染果蝇时，他发现Toll突变沉默，这是因为其不能组织有效防御。他得出结论：Toll基因产物参与了病原微生物的传感，为了防御病原微生物应当激活Toll基因。
Bruce A． Beutler曾一度探寻可结合细菌产物的受体──脂多糖（LPS），它可导致感染性休克──一种参与免疫系统过度反应的威胁生命的状态。1998年，Bruce A． Beutler及其同事们发现，对LPS耐受的小鼠携带一个与果蝇Toll基因十分相似的基因。这种Toll样受体（TLR）被证明是一种难以理解的LPS传感器，当与LPS结合时，可激活导致炎症反应的信号通路，如果LPS剂量过大，可导致感染性休克。上述发现显示，当遇到病原微生物时，哺乳动物和果蝇利用相似的分子激活先天性免疫。至此，先天性免疫传感器最终被发现。
Bruce Beutler和Jules Hoffmann发现人体许多细胞中都有一种重要蛋白质，这就是“Toll样受体（TLR）”。该蛋白质可识别不同病原体，并在细菌入侵时快速激活先天免疫反应。
能识别微生物并激活先天性免疫的受体蛋白质的发现，揭示了身体免疫应答过程的第一步，也掀起了先天性免疫研究的热潮。目前研究人员在人和小鼠中发现了大约10余种不同的TLR，每种TLR可识别微生物中常见的特定类型的分子。不同类型TLR基因突变可导致感染或慢性炎症性疾病风险升高。
3Ralph Steinman发现控制获得性免疫的新型细胞
1973年，Ralph Steinman发现了一种被其命名为树突细胞的新型细胞。他推测这种细胞在免疫系统中有重要作用，并检测了树突细胞是否可激活T细胞──一种在获得性免疫中发挥关键作用并形成对不同物质具有免疫记忆的细胞。在细胞培养实验中，他发现树突细胞的存在导致T细胞对外来物质的活跃反应,具有激活T细胞功能的独特作用。这些发现最初受到怀疑，但Ralph Steinman的后续工作证明，树突细胞这有着激活并调节适应性免疫系统的本领:会激发Ｔ淋巴细胞，从而启动适应性免疫系统，引起一系列反应，如制造出抗体和“杀手”细胞等“武器”，杀死被感染的细胞以及“入侵者”。
Ralph Steinman和其他科学家的进一步研究转向了回答一个问题，即获得性免疫系统如何决定当遇到不同物质时是否应当被激活。源自先天性免疫应当并被树突细胞感知的信号被认为可控制T细胞激活。这就使免疫系统有可能对抗病源微生物而避免攻击内源性分子。
4“合力”成果──免疫反应的激活机制的意义
三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构成“合力”，揭示免疫反应的激活机制，使人们对免疫系统的理解发生“革命性变化”。
在揭示了人类免疫应答激活的先天和获得性阶段。为我们认识免疫系统的激活和调节机制提供了新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免疫系统可攻击我们自身的组织。使得发展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成为可能。在预防和治疗感染、癌症和炎症性疾病提供了新线索，开拓了新方法、新路径。
目前用来治疗自身免疫疾病的新的药物，很多现在正在开发的免疫治疗癌症的药物都是利用了他们所发现的这些机理和原理。如：传统的疫苗的作用在于预防，而以3人所获研究成果为基础，新型疫苗着眼于以新颖手段治疗癌症，获称“治疗性疫苗”，旨在调动人体免疫系统对肿瘤发起“攻击”；再如：他们的成果有助于治疗一些炎症类疾病，如风湿性关节炎。
近十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及其主要成就 ２０１１年，美国科学家布鲁斯巴特勒、卢森堡科学家朱尔斯霍夫曼和加拿大科学家拉尔夫斯坦曼。他们发现了免疫系统激活的关键原理，这使人们对人体免疫系统的认识有了革命性的改变。
２０１０年，英国科学家罗伯特爱德华兹。他创立了体外受精技术，因此又被誉为“试管婴儿之父”。医学统计显示，世界上约有１０％的夫妇有生育问题，而体外受精技术可以帮助其中绝大多数夫妇实现有自己后代的梦想。至今，全球已有４００多万人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出生，其中许多人以自然受精方式生育了后代。
２００９年，美国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卡萝尔格雷德和杰克绍斯塔克。他们发现了端粒和端粒酶是如何保护染色体的，这一发现解决了一个生物学的重要课题，即染色体在细胞分裂过程中是怎样实现完全复制的，同时还能受到保护不至于发生降解。
２００８年，德国科学家哈拉尔德楚尔豪森及法国科学家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和吕克蒙塔尼。豪森发现了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ＰＶ），这种病毒是导致宫颈癌的罪魁祸首。巴尔－西诺西和蒙塔尼的获奖成就则是发现了艾滋病病毒（ＨＩＶ）。
２００７年，美国科学家马里奥卡佩基、奥利弗史密斯和英国科学家马丁埃文斯。他们的一系列突破性发现为“基因靶向”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深入研究单个基因在动物体内的功能并提供相关药物试验的动物模型成为可能。
２００６年，美国科学家安德鲁法尔和克雷格梅洛。他们发现了核糖核酸（ＲＮＡ）干扰机制，这一机制已被广泛用作研究基因功能的一种手段，并有望在未来帮助科学家开发出治疗疾病的新方法。
２００５年，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他们发现了导致人类罹患胃炎、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的罪魁幽门螺杆菌，革命性地改变了世人对这些疾病的认识。２００４年，美国科学家理查德阿克塞尔和琳达巴克。他们在气味受体和嗅觉系统组织方式研究中作出贡献，揭示了人类嗅觉系统的奥秘。
２００３年，美国科学家保罗劳特布尔和英国科学家彼得曼斯菲尔德。他们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上获得关键性发现，这些发现最终导致核磁共振成像仪的出现。
呼伦贝尔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4篇
1.1 在家庭生活中培养儿童的内在精神
福禄贝尔强调精神力量对人的重要性, 认为自然和精神达到统一才能实现“生命统一”, 儿童本身对“精神的统一体”有着内心的渴望, 并指出这种渴望是人实现真正的发展和形成的基本条件, 然而充分满足这种渴望的首先是家庭生活。因此, 对儿童最初的内在精神的培养应在儿童与父母相处的家庭生活中进行。在早期的家庭生活中儿童与家庭成员之间产生的共同感情是儿童最初的精神力量的根源, “这种首先把孩子同母亲、父亲和兄弟姐妹结合在一起的最初的共同感情是更高的精神上一致的基础”。父母在孩子幼年时期应给予其更多的关爱并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1.2 在家庭生活中树立科学的儿童观
(1) 正确认识儿童的发展阶段。
福禄贝尔认为教育应顺应儿童身体和心理发展的规律, 并将儿童的教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婴儿期、幼儿期和少年期。他指出人的发展应是循序渐进的, 在发展的过程中, 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继续, 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基础, 人的教育应按照儿童本性连续的协调的促使他们在各方面得到发展。福禄贝尔特别强调家长应正确认识儿童年龄发展与身心、情感、智力发展水平等相匹配的问题。他写道:“父母常常容易忽略和轻视的一点是:当一个人到达少年期时, 他们便相信他是少年了, 并把他作为少年来对待, 而只有当他到达幼年和随后的少年期时他与他的智力、情感和身体的要求相符合时, 才成为少年和青年”。
(2) 正确认识儿童自我发展的本能。
福禄贝尔认为儿童生来就有发展的可能性即本能, 提出教育的任务就在于促进儿童的自我活动和内在本质力量的发展, 挖掘儿童内在生命的潜力。从儿童刚出生起, 人们就应当和必须按照他的本质去理解他和正确对待他, 让他自由地、全面地运用他的能力。他形象的描绘到, 小鸭子喜欢奔向池塘, 小鸡喜欢用爪子刨地, 而小燕子喜欢在飞行中觅食, “人们给幼小的动物和植物提供安宁的环境, 并力求避免用暴力干扰他们, 因为人们知道, 相反的去做会妨碍它们完美的发育和健康的成长”。以此来警示家长, 不应把家长过去的成长模式和使命强加于儿童, 从而毁灭了儿童自我发展的天性。
(3) 正确认识儿童的世界。
儿童眼中的世界和成人眼中的世界是不同的, 成人应多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去观察和理解儿童的世界。“幼儿其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但是我们看不见;幼儿的生活是生动活泼的, 但是我们感觉不到”, “我们说他天真, 因为我们不理解他, 因为我们没有看的眼睛, 没有听的耳朵, 并且还缺少同情孩子的感情”, 所以往往我们无法理解儿童的世界, 也就无法向儿童解释清楚生活的意义。
1.3 在家庭生活中重视儿童的游戏活动
福禄贝尔强调游戏的教育价值, 指出幼儿的游戏有高度的严肃性和深刻的意义。游戏是发展儿童自主性和创造性最好的一种方式, 而儿童的游戏最初是在家庭中与母亲的相处中产生的, 孩子也是从最初与母亲的游戏中开始了解自我, 了解客观世界的。母亲以愉快地做游戏的、逗引的方式引导孩子去认识他自己未曾看到过的和观察过的鼻子、耳朵、舌头、牙齿等身体部分是十分重要的。这样, 母亲的天性和爱把孩子狭小的外部世界由整体到局部、由近到远的逐渐展现在他面前。
2 福禄贝尔的家庭教育思想对我国家庭教育的启示
2.1 家庭教育应凸显儿童精神成长的意义
儿童内在精神的培养在家庭教育中显得弥足珍贵。儿童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庭中度过的, 父母是儿童最为重要的教育者, 父母也是儿童精神最初的“守护者”。关照儿童的精神已经成为“儿童的世纪”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的精神力量是人的本质力量, 儿童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 有着其独立的精神世界, 并以此孕育未来之人格和精神世界。然而, 很多家长在教育中忽视了儿童精神的独立性和存在性, 往往以成人的要求和眼光对待儿童, 导致儿童精神的削弱和消逝。儿童的教育应是“关注精神的教育”, 以关照和塑造人的精神为终极的价值取向。教育尤其是儿童的教育不应是单一的注重外在的知识传授、规则的训练或技能的习得, 更应注重对儿童的情感、品性、志趣等内在精神世界的培养和关注。
2.2 家庭教育应尊重儿童自我发展的主体性
教育应顺应儿童身体和心理发展的规律, 尊重儿童自我发展的天性。儿童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 不是成人的缩小版, 更不是成人生活的延续, 家庭教育应充分尊重儿童自我成长的机会。家长不应成为幼儿成长的“控制着”, 而应该是一个良好的“指导者”, 引领幼儿的成长, 而不是抹杀其成长的主体性。现今随着经济世界的日益发展以及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 很多家长在对儿童进行教育时更偏重于知识、技能等功利性的学习, 而忽视了儿童自身发展的兴趣和需要。相当多的家长本着“技多不压身”的观点, 为孩子选择了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和兴趣班, 而不顾孩子自身的感受, 这种揠苗助长的教育方式, 严重的摧残着儿童的身心世界。家长和教育者只有注重儿童发展的主体性, 了解儿童发展的兴趣与需要, 才能真正的为儿童提供他本身发展所需要的东西, 指导和促进其发展。
2.3 家庭教育应体现亲子游戏活动的价值
游戏与儿童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游戏是儿童最喜欢的活动也是最主要的活动方式, 父母是儿童游戏的最初指导者和亲密伙伴。父母积极地参与幼儿的游戏, 与幼儿在游戏中产生愉悦的互动, 不仅能提升游戏的品质, 同时也有利于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尤其我国目前多为独生子女, 在家庭中缺乏游戏的伙伴, 很容易养成单一的依赖电视、游戏机等作为游戏的替代的习惯。所以, 家庭中的游戏活动不仅有利于幼儿的发展, 同时也能满足幼儿对于家庭亲情的需要和渴望。另外, 在亲子游戏中, 父母也能体会到游戏的愉悦感和亲情的温馨, 从而舒缓工作压力等。在家庭亲子游戏中, 家长应该具备科学的游戏理念。首先, 家长在游戏中应避免游戏的功利性, 多注重游戏中家长与幼儿之间的情感体验的获得。其次, 可将游戏融入到家庭生活中去, 不要为了游戏而游戏, 很多家长只是在专门的时间进行游戏, 这样就割裂了游戏和生活的联系。
摘要：家庭教育是福禄贝尔学前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指出家庭生活对儿童来说就是他生活的楷模, 会对他的生活发生强烈的影响。福禄贝尔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 提倡应在家庭生活内关照儿童内在精神的培养, 强调在家庭生活中树立科学的儿童观, 以及重视家庭内的游戏活动对儿童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福禄贝尔,家庭教育,儿童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