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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探析论文范文
来源:盘古文库
作者:漫步者
2025-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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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探析论文范文第1篇

11月的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已进入深秋时节,空气中已有了丝丝寒意,但来到固始却感到了一股热情似火的亲情,一扫深秋的寒气。11月8日至10日,由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和政协河南省委员会主办,信阳市人民政府、河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河南省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固始县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第三届中原(固始)根亲文化节”在豫南地区的固始县举行。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王富卿,中国侨联副主席乔卫,全国台联副会长胡有清,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邓永俭,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义初、信阳市市长郭瑞民、台湾中华侨联总会理事长简汉生,以及来自美国、南非、马来西亚、缅甸等13个国家,台、港、澳地区,以及20多个省、市的政要、学者、宗亲代表、商界精英、文化名流、新闻记者共1000多人参加开幕式及相关活动。

简短而热烈的开幕式

11月9日上午,开幕式在固始县华夏根亲文化园广场隆重举行,大会由中共信阳市委常委、固始县委书记焦豫汝主持,固始县长曲尚英致辞。台湾中华侨联总会理事长简汉生、信阳市市长郭瑞民、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邓永俭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简汉生致辞说,通过已经成功举办的两届根亲文化节,台湾各地的乡亲父老,对于中原文化的传播、传承的轨迹有了深刻的了解,现在闽台粤赣以及海外各地都深深地受到河洛文化传播的影响。而当年,首先把中原文化传播到东南、促进我们民族的大迁移、大开拓的代表人物就是“开漳圣王”陈元光。今天,两岸同胞要凝心聚力,充分发挥先人的开拓精神,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维护好、建设好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热烈的掌声和喜庆的气氛中,信阳市委书记王铁宣布文化节开幕。王富卿、乔卫、胡有清、陈义初、郭瑞民共同启动开幕式彩杆。

开幕式之后,还举行了辛卯年光州固始寻根拜祖大典。出席开幕式的领导、来宾代表向固始南迁先民纪念坛敬献了花篮并敬香献礼。信阳市政协副主席陈伟琳恭读祭文。随后,全体起立,向南迁先民纪念坛三鞠躬,表达对固始南迁先民们的无限缅怀和敬仰之情。寻根拜祖大典在精彩的乐舞表演《根亲颂歌》中落下帷幕。

谈发现、寻记忆、求认同

11月18日,作为文化节的第一项也是十分重要的活动,以“发现、记忆、认同——纪念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研究30年”为主题的“第四届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研讨会暨河南省对台交流基地授牌仪式”,在固始县行政中心会议室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汪毅夫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还有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义初,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宋丽萍等。

曲尚英县长首先介绍了固始县情、民情和研讨会的由来。他说,两千年来,固始先民经历了4次大规模移民南迁,成为中原地区向闽台一带移民的肇始地和集中地。这些南迁先民的后裔后来逐渐播迁至港、澳、台、粤及海外各地,他们所到之处,不仅承传了先人的奋斗精神和文化素养,也把“固始”这一祖根符号铭记传承,并融入到他们生生繁衍的血脉之中。固始因此成为闽粤台港同胞、海外侨胞魂牵梦萦的“唐人故里·闽台祖地”,被誉为“中原第一侨乡”,并造就了“台湾访祖到福建,漳江思源溯固始”的“根文化”现象。1981年,厦门大学黄典诚教授在《河南日报》发表《寻根母语到中原》,自此揭开了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研究序幕,至今已达30年之久。30年来,我们不断深入与闽台渊源关系研究,深化与闽台地区的交流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2008年举办了首次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研讨会,到目前,研讨会已连续举办4次,每一次都有新共识、新成果,充分证明了固始根亲文化的深厚积淀,也充分体现了挖掘根亲文化的巨大潜力。

宋丽萍主任在致辞时说,举办此次活动,既是巩固和扩大前3届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研讨会的成果,也是进一步加强和深化豫、闽、台两岸三地交流与合作的重要举措。前不久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打造华夏历史文化新区,传承弘扬中原文化,充分保护和科学利用全球华人根亲文化资源,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河南省台办高度肯定固始在根亲文化发展与创新方面所做的工作,经研究决定,将固始批准为河南省对台交流基地。希望固始县能以授牌为契机,进一步发挥根亲文化的作用,加强豫台两地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岸同胞的血缘感情,为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来自台湾、福建等地的21位专家学者紧紧围绕主题,从历史学、考古学、地名学、语言学等方面引经据典,围绕固始与闽台文化、固始與闽台人物、固始与闽台姓氏、固始寻根资源开发与研究、新形势下豫台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展开研讨。研讨会上,相关研究机构负责人对专家学者的学术报告作现场点评。据统计,近年来,固始和台湾两地互访交流达4000多人次。第四届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研讨会,进一步拓宽了豫闽台两岸三地交流的新渠道。

开漳圣王回故里 联谊寻亲话亲情

11月9日,开漳圣王陈元光塑像从台湾回到故里——固始县陈集镇陈元光祖祠,接受当地乡亲们的瞻仰,当天上午,圣王像被护送到安放地——位于开漳圣王酒业公司内的开漳圣王纪念馆内,并举行了隆重的塑像安座仪式。简汉生先生一行率领台湾同胞50余人出席仪式。仪式上,简汉生和曲尚英共同为开漳圣王陈元光塑像揭幕。

塑像坐姿总高88厘米,身着“文物甲”,左侧是文袍,右侧为武甲,显得神态威严。据悉,为了表达两岸根亲相连的感情,台湾中华侨联总会和固始县举行“开漳圣王回老家”活动,由台湾护送一尊开漳圣王陈元光将军塑像回固始。11月4日上午,开漳圣王塑像从台湾省云林县斗六市福兴宫出行,踏上千里返乡的旅程,回到陈元光的故乡。固始县根亲文化研究会会长陈学文恭读颂文。简汉生和陈学文共同为开漳圣王像上香,全场宾朋向开漳圣王像三鞠躬,共同缅怀、追思开漳圣王的丰功伟绩,表达对开漳圣王的无限尊崇和敬仰之情。

此外,文化节期间还举办了一系列的根亲文化活动:

“回望原乡——闽台百家姓氏源流巡展”开展仪式在固始县根亲博物馆举行。这次巡展共展出92个由固始入闽迁台的姓氏史料、族谱;海峡两岸三地书画联展暨李乾山个人书法展在固始县根亲博物馆开展。海峡两岸书画艺术传承发展交流研讨会的召开,聚集了来自台湾金门、福建云霄的书画艺术家和固始县书画艺术家共同进行研讨并现场挥毫泼墨,现场创作了多幅书画佳作。纪念陈元光建漳1325周年暨恭迎开漳圣王像活动在位于陈集镇的陈元光祖祠内举行。福建省云霄县政协主席郑俊生率恳亲团到陈氏将军祠及云霄庙参观,瞻仰了开漳圣王塑像,听取了陈政、陈元光及魏敬夫人的事迹介绍,参观了展出的文物、族谱、图片等,并向陈元光祖祠和云霄庙捐献8万元现金。一场名为“根之情”的文艺晚会精彩上演,吸引了海内外宾朋和固始的群众一同欣赏。豫、闽、台两岸三地游氏宗亲畅叙亲情、共商发展。台湾宾客参观了开漳圣王纪念馆……

这一系列充满乡情、亲情、温情的根亲文化活动,把两岸民众和海内外华人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河洛文化探析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在国民经济素质和综合国力提高的前提下,中国第三产业发展迅猛,餐饮业发展呈稳步上升趋势,市场竞争激烈。海底捞在如此残酷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了24年,无论是海底捞的企业文化还是服务营销,都成了其他餐饮企业争先恐后模仿的对象。海底捞的成功是餐饮业的一个奇迹,其中的“秘密”还需进一步探析。

关键词:海底捞;企业文化;服务;激励机制

1引言

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是一家以经营川味火锅为主,融汇各地火锅特色于一体的大型跨省直营餐饮民营企业。公司从最初的麻辣烫小摊,到全国知名的餐饮连锁,董事长张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公司始终秉承“服务至上、顾客至上”的理念,为顾客提供“贴心、温心、舒心”的服务,为员工创建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实施人性化和亲情化的管理模式,提升员工价值,创造客户价值。海底捞富有特色的企业文化,成为了其他企业争相模仿的对象,营造温暖的家文化,给予员工平等的尊重,带给顾客五星级的服务,使得海底捞成为了餐饮连锁的一个奇迹。

企业文化是近来企业都在强调的一个概念,企业文化是抽象的,因为它存在每一位员工的思想中,同时企业文化又是具体的,它表现在企业员工的行为中。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它能激发员工的潜力,凝聚员工的向心力,创造员工的归属感,赋予员工荣誉感。海底捞的企业文化是海底捞一直引以为傲的,深入每一位员工的内心,再由员工感染每一位顾客,海底捞真正达到了将企业文化深入人心的程度。

2海底捞企业文化现状

2.1收获人心,营造家文化

海底捞是典型的餐饮连锁企业,对于餐饮管理来说,收获人心是其中一大重点。海底捞董事长张勇深谙这一道理,提出了“把员工当做家人”这一理念,24年海底捞一直在做这件事。

海底捞的新员工入职时会有员工培训,培训的内容细致到如何使用ATM机、如何乘坐地铁,这不仅仅是员工培训,而是在帮助来自农村的员工融入这个企业、融入这个城市。海底捞有独特的师徒制,每一位员工都有自己的“师傅”,这样可以消除员工的不安全感,能够帮助员工尽快融入到集体中来。

餐饮行业大多都是包吃包住,但是很多餐饮企业人员住的是地下室,吃的是店里剩下的食物,而海底捞的宿舍房间设施齐全,有正規的物业,甚至连衣物都有专门的阿姨洗[1]。海底捞的补贴政策相比与其他企业也要高出很多,有交通补助、餐饮补助、话费补助等。在海底捞还有一种特殊的补助叫“嫁妆”,店长及以上级别员工离职,会得到企业给的一笔钱,但是拿走“嫁妆”的至今只有三人,这是海底捞对员工的一种承诺[2],这个承诺让海底捞的员工流动率每个月只有10%左右,店长以上级别的员工基本不会流动,而其他大部分企业员工流动率在20%以上。

2.2合理授权、适当激励

海底捞在全国50多个城市拥有200多家直营店,如今业务也开展到了海外,拥有四万多名员工,面对这么多的员工张勇很谨慎,对人力资源这一部分很有规划,他认为激励是过河的独木桥,而授权则是一根平衡木。

在海底捞,激励机制随处可见,领导随时保持和员工在一起的状态,一旦发现员工有做得好的地方就会进行激励,有的是口头激励,特别优秀的还会申请物质和金钱奖励[3]。新员工入职时,领导会进行自我介绍,向员工展示那些东西是员工应该学习的地方,并且坚持和员工站在同一战线上,这样就能激发员工的斗志。而对于创新这一块,海底捞也有自己的小创意,例如在成都分店就有三块板,黑、黄、红三种颜色分别代表没有创意、有创意但不能推广、有创意并且可以全国推广,员工都努力不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黑板上,因此海底捞的创新层出不穷。有些在全公司推广的创意,该推广的创意会以提出该建议的员工的名字来命名,这种做法激励员工不断创新。

充分信任合理授权,只有授权才是信任员工的表现[4],海底捞通过有效的授权和放权来激发员工的自豪感和凝聚力。上至区域经理有百万以上的自主权,不用过问上级领导;下至普通员工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判断,自主决定是不是可以给客人免费送一些小菜,甚至遇到不满意想免单的顾客时,员工可以及时做出决定,避免顾客抱怨。这种自主性能使员工产生“企业主人翁”的自豪感,因此对这个“大家庭”的归属感会更加强烈。授权是对员工的尊重,尊重员工才能实现员工价值,最终才能创造客户价值。

2.3服务至上、顾客至上

海底捞的变态服务备受称赞,在海底捞等餐的时候,能够享受免费水果、免费茶水、免费美甲,免费上网,免费玩牌等服务,在厕所还能免费刷牙、补妆。吃饭时能够及时送上你所需要的物品,例如袖套围裙等,海底捞还提供手机套和热毛巾,这样的服务堪比在飞机上所享受的服务。海底捞菜品丰富,价钱公道,分量足,还能点半份菜,没吃没动的还可以退菜。海底捞就是敢于突破常规,为客户创造价值。出去吃饭等位的现象很常见,但大都是干等,海底捞却把等待变成了一种享受,把等待变成了一件容易的事,留住了更多的顾客。

2017年海底捞的老鼠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大众都以为会看到海底捞公关的各种解释,但是到来的只有公关的道歉以及坦诚,这令大众措手不及,无一例外地选择原谅海底捞。网上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来形容这个公关危机:这个锅我背,这个错我改,员工我养。如此坦率的企业、人性化的管理、诚挚的服务,最终赢得了大家的青睐。

3海底捞企业文化存在的问题

3.1员工文化水平较低

众所周知海底捞的晋升制度是非常公开透明的,服务员可以脚踏实地地做,最后达到总会计师的职位,这使得海底捞员工的文化水平大都在高中及以下。海底捞董事长张勇在一次采访中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海底捞不需要精英,需要的是踏实、能干、善良的人,精英是为国家做大事的人”,这句话清晰表达了海底捞员工的文化层次定位。餐饮服务行业的一线员工普遍文化较低,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现象将会有所改变,员工“高知化”将成为必然趋势,海底捞如果不做出改变,发展将会变得变缓,到达瓶颈期,缺少精英人士的专业支持的企业,很难有新的突破。

3.2奖惩机制标准差异化

海底捞设有奖励制度和惩罚制度,惩罚制度有非常嚴格的标准,而奖励制度却充满了主观性。这样会使得员工不满,自己努力工作得到的奖励只有一点,犯了一个小错误却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就是典型的奖惩力度不平衡。犯错有迹可循,做得好却找不到标准,完全依赖领导者的公平性。长期以往下去,员工的积极性会消退,员工流动率会增加。

3.3员工缺乏竞争意识

海底捞有一套作业标准以及企业文化,在新员工入职时就会被告知如何去做才能提高工作效率,才能让顾客更满意,员工在一开始便接受了这样的输入,形成了固定思维。餐饮服务是个很枯燥的行业,服务员每日重复着相同的动作,要保证一定的效率,这就使得员工缺乏竞争意识,只想着完成既定目标,没有想过突破自我。随大流不会出错,但也不会取得成功,而创意就来自于和别人的不一样。

海底捞抵触“空降兵”,招聘方法一直采用内部选拔,人才聚集速度缓慢[5],也使得老员工的竞争意识减弱,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思想“领导者是从基层做起的”。内部选拔虽然可以保证企业原有的企业文化,但是常年不流动的水,只能变成一潭死水,丧失活力。

4对策及启示

4.1定期培训吸纳人才

海底捞应从内部提升和外部提升两个方面综合提高员工的文化水平。

内部提升则是在企业内部全面提升,对于普通员工应当进行定期培训,包括计算机、语言、管理等等,提升员工知识储备的同时,还促进了员工之间的感情。而海底捞的高层大都是从基层一步步提拔上来的,因此在晋升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提升员工的管理能力和综合素质,鼓励店长及以上级别的领导者到到高校进修,开拓员工的知识面。

外部提升则是广纳人才,鼓励高校毕业生到海底捞就业,如今本科毕业生越来越多,人们的文化水平逐渐提高,小学生当董事长的时代将不复存在,因此吸收新鲜血液,才能真正给企业带来活力。到高校进行招聘,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也是给海底捞更多的出口,有输入才能更好地输出。还可以给大学生提供勤工俭学的岗位,吸引更多的人关注海底捞。

4.2建立透明的奖惩制度

奖惩力度不平衡的原因是奖励制度不够透明,主观性太强,奖励往往由领导做出判断,领导的意识会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例如员工的外貌、工龄以及天气的好坏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和奖励制度形成对比的则是惩罚制度,太过标准的惩罚制度会让员工觉得企业很没有人情味,如果能适当模糊一下惩罚制度,而列出非常详细的奖励标准,会让员工觉得有了努力的目标,减少了恶意竞争。将员工的注意力从避免犯错转移到如何得到奖励,才是消除员工不平衡心理的根本办法。

4.3建立合适的竞争制度

建立合适的竞争制度能让员工有一定的危机感,给员工设定一些目标,并用公开透明的奖励制度激励员工,使得员工努力完成目标。员工每当完成一个目标就会有满足感,而这个满足感将会继续延续到下一段工作目标中。如果竞争制度过度,就会本末倒置,太过激烈的竞争会造成员工的心理负担,适当的竞争制度才是提高员工积极性的良药。

5启示

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人们在满足了低层次的生理需求之后就会向更高层次追求,最终达到自我实现。海底捞一直在做两件事,一是让员工满意,二是让顾客满意[6],正确的目标设定和企业文化建设,让海底捞越走越远。企业文化的中心思想就是以人为本,对于海底捞来说,人无非就是员工和顾客,尊重员工才能让员工达到自我实现,产生让员工为企业付出的主观性,才能让顾客满意。企业文化是企业背后一只无形的手,从企业存在时就在推着企业前进,是企业的灵魂所在。很多企业在模仿海底捞的时候,都只能做到形似神不似,学得会经营模式,却学不会海底捞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才是海底捞的核心,是员工自豪感的聚集地,更是员工幸福感的生产地。

参考文献:

[1]李艳红,王莹.企业文化真招牌——以海底捞为例[J].中国集体经济,2017(13):50-51.

[2]黄铁鹰.海底捞你学不会[J].当代电力文化,2017(12):88.

[3]万鹃. 企业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7.

[4]靳冬梅. 海底捞企业文化管理研究[D].咸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

[5]余吉安,杨斌,王曼.餐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成功之道——以小肥羊和海底捞为例[J].华东经济管理,2014,28(11):115-122.

[6]刘艳红,袁俊.马斯洛需求理论视角下的海底捞服务创意研究[J].价值工程,2016,35(28):42-44.

作者简介:曾晗(1997-),女,汉族,四川中江人,西南科技大学,研究方向:人力资源及企业管理。张桃(1996-),女,汉族,四川成都人,成都文理学院,研究方向:财务会计。

河洛文化探析论文范文第3篇

内容摘要:本文从文化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方面对何卫华撰写的《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2017)一书进行了评析。该著作分析了文化研究作为政治事件出现了历史语境,探讨了文化中蕴藏的政治和革命要素和大众传播的政治潜能,揭示了文学表征和权力以及意识形态间的关联,运用威廉斯的观点论述分析了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本文认为,通过文化研究理论的比较和对比,该著作清晰地阐明了威廉斯理论的独到之处和现实意义;以威廉斯的文化批评为视角,对一些经典文学文本进行了重新解读;引介了威廉斯的独特的文化研究术语,加深和拓展了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关键词: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希望的资源”

作者简介:桂宏军,武汉轻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文化是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超级大国的地位依靠的不仅仅是其经济和军事力量,也是由于其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文化影响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凝聚力,中华文明几千年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中就有文化自信。在当今互联网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的内涵和作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此背景下,何卫华的《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可以说是应时之作。正如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一样,文化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非常广泛和多样,文化理论的兴起与当代社会转型以及相关知识生产有紧密联系,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和观察角度的改变,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變化(王逢振 1)。在当前全球化趋势和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原有的界定不足以解释这些新的文化现象,而互联网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众性,而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的重要观点就是文化的大众性,因此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对于评判当前的互联网背景下的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包括导论和结语共七章,该书分析了文化研究作为政治事件出现了历史语境,探讨了文化中蕴藏的政治和革命要素;探析了大众传播的政治潜能;论述了文学评论中“文化批评”方法,从“情感结构”、“惯例”和“可知共同体”的角度揭示了文学表征和权力以及意识形态间的关联;运用威廉斯的观点论述了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大众文化,指出大众文化具有颠覆性、民主性、娱乐性、介入性的特点,中国的文化研究可以从威廉斯的思想中汲取养分,成为威廉斯意义上的“希望的资源”,从而推动中国的文化民主化及和谐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何卫华 229)。在当今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如何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如何让大众传播不受资本逻辑的控制的同时充分发挥其潜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威廉斯的理念对以上问题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在这几个方面。

一、文化研究使命的再省思

“文化研究”的定义犹如“文化”一样,也是难以简单确定的,因为文化研究的兴起是多重文化背景交织的结果。通俗文化各种新形式、青年文化、反传统、新媒体等,加之由于移民和散居现象出现的跨文化特征,这一切使得文化固有的边界和传统的定义被不断打破,因此文化研究理论随着时代在不断继承和发展中。本书作者立足当前的历史语境,研究了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探索了威廉斯的思想渊源,既有和马克思、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思想、福柯、鲍德里亚的比较和对比,既有纵向的追溯,也有横向的梳理,作者通过这些比较和对比论述了威廉斯的文化理论。

作者首先论述了对文化内涵的政治和革命的重构,威廉斯对他所认为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进行了重新建构,重新阐释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二者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而是不可分的、相对的(229),这为文化的政治介入提供了理论依据。威廉斯将文化重新定义“一整套生活方式”,这一定义将利维斯的精英文化所忽略的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引入到学术殿堂内,从而强调了文化的能动性和介入性,威廉斯将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部分地寄托在包括大众文化的“文化”上。这里作者用“霸权”、“主导文化”、“残存文化”和“新兴文化”(85)等概念清楚地论述了威廉斯的文化观,威廉斯用类似解构主义的方法,消解了文化的霸权表象,取而代之的是普通大众都参与的“共同文化”,“共同文化”是由差异性的个体共同参与建构的,这与以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对“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反抗类似。作者通过与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比较论述了威廉斯所认为的大众传播的政治潜能。威廉斯认为当时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一方面会成为利益阶层的新的、强有力的和高效的操控手段,在鲍德里亚所描绘的后现代社会中,媒体制造的各种影像逐渐取代了现实,能指和所指已脱节,“真实”的内容已不复存在,人们接触到的只是各种“漂移”的符号。另一方面,新的传播技术不仅可以将信息更高效传播给更多人,也能让更多人更便捷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之中,促进了民主的实现。

从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的大众性和介入性的特点对于当前中国文化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底层文化和各种非主流文化不断走向前台,冲击着传统的精英文化,这一进程可以被认为是威廉斯意义上的“文化民主化”。当今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政治更加开明,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传播手段更加多样便捷,这些使得文化生产、文化需求和消费有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因此在当今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转型中,大众文化的崛起有其必然性。从威廉斯文化理论的大众性和介入性的视角看,中国的大众文化中有以下特征:大众文化的颠覆性,文化民主性不断增强,受众的主体性,政治性。

在威廉斯那里,作为“介入性”知识,文化研究承载着重新激活英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任;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文化研究不仅仅是以理论话语的形式存在,也能够不断介入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213)。在威廉斯那里,文化研究的目标是为底层代言,在关注边缘人群文化形式的同时,还必须深入分析其中的政治潜能,通过对边缘群体文化的关注,可以更好地让整个社会关注到这些群体。同样,在当下中国,通过各种新型文化媒体对一些弱势群体的曝光,引发社会和政府关注,从而有可能使他们的生活改善。

二、经典文学作品的重新解读

文学作品的解读有多种理论,有的聚焦于文学作品本身的内容或形式,如新批评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有的强调作者一方,如现象学批评文本的本质是作者写作时头脑中的纯粹的意识,与作者的生平无关;有的关注的是读者一方,如英伽登认为读者在阅读中确定作品中的未定点和填补其中的空白;有的关注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如解构主义。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文本的含义发生了蔓延,新的文本尤其是纸质文本以各种形式出现,新的历史语境下文学研究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化研究的兴起使人们不再拘泥于对传统定义的文本进行单一的内部研究,即那种依据文学文本中的语言层面,从语言结构、语义、修辞方法等角度对文本内部的构成性因素逐层加以分析的方法,而是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对文本的生产机制、传播、移植、旅行和接受的全过程进行扫描,从中透视出问题所在(王逢振 105)。这种从社会发展的动态角度观察文本的演化的文学评论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原有研究方式的不足。

作为一种文学评论方法,“文化批评”探索文学表征和权力以及意识形态间的关联(何卫华 27),这种批评有特定的政治使命和现世关怀,这种发掘文本的字里行间的权力和意识形态暗流的方法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角度,很多经典作品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重新解读。《傲慢与偏见》描写的是作者生活的乡村的绅士的日常爱情婚姻故事,没有提及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但小说中的悠闲宁静温文尔雅的乡村生活是建立在作者所忽略的对社会底层的剥削和对殖民地的掠夺的基礎之上的,小说中描写的“可知共同体”实际上是作者有意选择建构的结果。 亨利·詹姆斯的“国际题材”小说将美国人的“天真”和“纯洁”与欧洲人的世故和颓废进行了对比,但实际上去欧洲的美国人都是百万富翁,他们的“纯真”是建立在以不纯真的手段获取的金钱上面的,因此詹姆斯笔下的人物缺乏现实基础,是作者有意选择和建构的。同样,简·奥斯丁小说中呈现的田园风光和悠闲的乡绅生活所掩盖的是社会底层生活,《简·爱》中的爱情故事中罗彻斯特的财产也来自于他在牙买加的殖民产业。《呼啸山庄》讲的是炽烈的追求平等自由独立的爱情故事,并不涉及政治经济制度,从威廉斯的“文化批评”的角度看,作品中对强烈的情感的描写的表征下面是对“可知共同体”所体现的压制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反叛。《远大前程》描写了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发展,揭示了主人公对进入上流社会的期望以及幻想破灭后的道德感受和精神反思过程,然而故事中主人公的成长是以海外殖民为背景和基础的,小说中的殖民被赋予了魔力,为现实矛盾提供了一种想象性的解决方式;殖民地可以神奇地改变人的经济社会地位,借助这一戏剧性因素,小说中的各种矛盾和现实社会问题得以解决。在诗歌中,田园诗将乡村理想化,呈现的是虚饰的、被扭曲的和充满着意识形态的乡村图景,“反田园诗”展示的则是对抗性的想象乡村的方式,通过描写乡村生活中的苦难、剥削和压榨,揭露和批判田园诗所传达的虚假意识形态。

三、关键理论术语的重新探析

本书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对威廉斯的一些文化研究术语进行了重新探析,术语是理论的凝练和现象的抽象,这些术语对于提高文化批评的理论深度和视野广度具有很大意义。上面提到的“可知共同体”是文本呈现给读者的社会空间,对读者而言,这一空间中的人物、情景和事件是真切的、实在的和可知可感的存在。实际上,“可知共同体”往往不能反映碎片化的现代社会,“可知共同体”受到作者主观因素的限制,是作者有意的选择和建构(178)。“可知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的辩证性、整体性和历史性的观点。詹姆逊认为作为认识对象的客体(例如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是不可分割地同一个更大的整体(如更为广阔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是和作者的思想意识联系的,而作者的思想意识又是历史语境的一部分(Selden 113)。因此作品的内容必然有主观的和历史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威廉斯的“可知共同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观点。

“情感结构”和“惯例”等文化研究术语的引介也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通常研究文学作品往往是把作品放在政治经济的背景下考查,而威廉斯的“情感结构”不同于这种政治经济背景,政治经济背景的角度是一种简单机械的决定论,即文学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也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威廉斯的“情感结构”也是作品的时代背景,但它强调的是通常所用的分析概念所不能传达出的那种独特的对时代的感受、情感和切身体验,其中有“客观的”整体生活方式,也有个体的现实体验,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是林林总总的生活整体(何卫华 152)。“情感结构”比经济基础的内涵更丰富细腻,而经济基础角度的文学作品研究所看到的往往是一种被动的简单的粗线条的反映。“情感结构”和文学作品的意义能更好地契合,例如埃德蒙·斯宾塞的《仙后》中表现的勇敢忠诚的骑士精神和《爱情小唱》中用色彩绚丽的形象对真挚热烈爱情的描绘与伊丽莎白一世的太平盛世文化繁荣的“情感结构”有很好的契合,而马修·阿诺德的诗“多佛海滩”的景物描写中流露出的低沉忧郁的心情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与当时社会的市侩风气的“情感结构”有紧密的联系。

在威廉斯的文化理论中,“惯例”是指“艺术和文学中某种也已确定的关系或这种关系的背景”,例如在戏剧中,观众和演员的类型、戏剧中人物的打扮装束、人物对话、角色出场和介绍都有章可循,威廉斯用“惯例”来剖析文学形式中隐藏的意识形态的操控(158)。例如萧伯纳的戏剧把握各种社会问题,描写各种社会腐败堕落现象,其内容的中心是社会批判,但由于其中的机智俏皮风趣的对话和传统的戏剧形式等“惯例”,读者往往不一定能充分感受到作者的社会批判性,而荒诞派戏剧的内容所揭露的社会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虽然不及萧伯纳的戏剧,但因其戏剧形式对“惯例”的突破,给读者的社会批判性感觉更强烈。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研究了形式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称之为“形式的内容”或形式的意识形态分析,即文学作品的形式中隐含着意识形态的内容(马新国 569),威廉斯的“惯例”体现了这种观点。

此外“城市”和“乡村”也被威廉斯作为文化研究术语,用来阐释当下世界格局中的等级秩序,这是威廉斯最富创新的分析之一(何卫华 172),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似乎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已经消失。但威廉斯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全新阶段,各种压制和剥削表现得更为赤裸和强烈,这种本质同样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为了攫取市场、原材料和势力范围,通过政治、文化和军事干预,遥远的异国他乡演化为工业化了的英国的“乡村”,例如爱·摩·福斯特(E. M. Forster)的《印度之行》中的印度。这一理解新型殖民关系的视角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更为广阔的视角。

在威廉斯的思想中,威廉斯不断将目光转向现实社会,将大众文化的民主化和各种现代传播手段视为“希望的资源”。正是对文化研究精髓的精准把握,何卫华因此在这本著作中始终强调,文化研究不应该仅仅描叙文化现状,还应该介入社会,烛照未来(217)。对代表大众文化和蕴含意识形态的“希望的资源”的研究对于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也具有重大意义,这也是本评论所選取标题之意义所在。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何卫华:《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He, Weihua. Raymond Williams: Cultural Studies and “Resources of Hop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Ma, Xingu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Literature Theor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2.]

Selden, Ramen.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王逢振:《文化研究选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Wang, Fengzhen. Cultural Studies: A Selected Reader.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责任编辑:刘晓燕

河洛文化探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 反腐倡廉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关系到党生死存亡的重大课题。本文通过分析中国特色廉政文化的基本内涵,理顺其发展脉络,研究现实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从而试图探析推进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中国特色 廉政文化建设 策略

一、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建设的背景

1945年,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延安深入探讨了历代兴亡周期率问题,提出了用人民民主进行反腐倡廉的新思路。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预防腐败,警惕“糖衣炮弹”和“两个务必”的问题。建国后,在全党范围内为反对执政初始时的腐化苗头而开展整风运动,进行“三反”、“五反”斗争等等。进入新世纪,中央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大格局的战略思想,为廉政文化建设指出了方向。2003年,中央纪委十六届二次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标本兼治。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以下简称《实施纲要》),号召全党全社会“把思想教育、纪律教育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积极推动廉政文化进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从全局上规划和推进廉政文化建设。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2007年,党的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把“廉政文化”概念写进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继而强调“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把廉政文化建设提高到关系机制、制度和体系建立的层面,为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指导思想。

二、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腐败文化的影响与侵蚀

当前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廉政文化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腐败文化对全社会的影响和侵蚀,在现实生活中正严重地扭曲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成为廉政建设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早年瑞典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通过对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细致研究后提出腐败文化的概念,“当一个国家腐败之风盛行,以至腐败成为全社会的行为准则,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一种‘稳定的社会心理时’,腐败文化就形成了”,由此还衍生出“泛腐败”、“腐败民俗化”等概念。也就是利用公共权力非法的占有公有或私人的财富的行为,在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思想、评论、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文化积淀。

2.廉政廉洁思想真正实现入脑入心的困境

虽然,我们的积极探索总结出不少有益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也研究出不少创新的思想和观念,但在全国大多数地方的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许多好经验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廉政廉洁的思想观念并没能根植于党政干部、公职人员以及广大社会民众的心中,廉政思想入脑入心的效果不理想,自然拒腐反贪的自觉行动就更谈不上,现实和目标存在很大差距,这也是当前廉政文化建设面临的另一大难题。

3.中国特色廉政文化的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1)理论研究准备不足

有些地方缺乏理论准备,没有深入的从本地实际出发开展广泛的基础调研工作,没能为理论研究收集丰富的现实材料;还有的地方没能充分给予足够的支持,不能发动各方力量,仅靠党政机关的工作者进行研究,这是无法拓宽思维视角,提出正确的理论,须知廉政文化理论的发展是理论界、文化界的专家学者和全社会的各方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

(2)理论研究零散片面

各地在进行廉政文化理论研究时,容易陷入只研究本地现实问题的误区,只是就问题研究问题,没有从宏观的角度、从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视角深入,只看到了问题产生的表象,不能看到内在的联系,呈现出零散片面的理论研究现状,不能形成科学的、系统的、全面的廉政文化理论。

(3)理论研究条件落后

由于受到思想认识、经济发展等条件的制约,一些地方对廉政文化理论研究没能高度重视、给予足够的支持,理论研究的条件落后,研究人员知识结构陈旧、年龄老化,研究经费不足,在这种状况下,廉政文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只能是空谈。

三、构建中国特色廉政文化的策略

1.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建设必须以科学的廉政理论为指导

中国特色廉政文化要深入持久的进行下去,离不开廉政文化理论的指导和支撑。没有正确的廉政理论统领廉政文化建设,在实践中就会迷失方向、出现偏差,达不到预期的目标,甚至出现反效果。因此,必须坚持以先进的廉政文化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不断推动廉政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

2.在“大宣教”格局中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根据《实施纲要》的精神,建立和完善“大宣教”工作格局,整合各方面力量积极推动“六进”,形成面向党员领导干部为核心的社会全体成员的廉政思想道德教育的合力,不断培养提升党员干部的“官德”,不断教化塑造社会民众的“民德”。

首先,推动廉政文化进机关。机关、干部的形象作风直接决定人心向背,关系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党员干部是廉政思想教育的重中之重,要将廉政文化建设融入机关文化建设中去,通过各种方式,切实地帮助党员干部牢固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理念、“恪尽职守、鞠躬尽瘁”的勤政理念、“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清廉理念、“身体力行,为人师表”的表率理念、“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自律理念以及“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节俭理念,使廉政思想理念驻扎在每个干部心中。

其次,推动廉政文化进社区。在扁平化的未来社会里,社区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社区中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廉政思想道德的宣传教育活动,使人们在休闲娱乐的同时轻松愉快的接受廉政道德观念,潜移默化的提升自身廉洁自律的思想,增强监督意识。

3.积极开展各项活动,打造廉政文化产品

要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最广泛的宣传推广,可以通过举办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各种类型的廉政文化活动,吸引群众参与进来,形成良性互动。举办勤政廉政典型事迹报告会、组织专题讲座和培训是必不可少的,还可以开展廉政征文活动、廉政格言警句创作征集活动、廉政知识竞赛、廉政书法比赛、廉政歌唱比赛、廉政文化丛书展、廉政漫画巡回展等等,既丰富了群众的业余生活,又在活动中教育了群众。

四、结论

当前,全国各地兴起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高潮,但总的说来,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许多问题仍有待探索研究。笔者認为,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建设的最大意义在于为廉政建设找寻到道路,通过文化的内化作用和惯性力量,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崇廉尚廉的社会风气,找到真正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方法。

参考文献:

[1]江春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论[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2]张希贤.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研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3]周卫东.廉政理论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4]郑又贤.廉政文化建设的难点及其探解[J].东南学术,2007,(3).

河洛文化探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高职校园文化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起导向、规范和激励作用,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间接但恒久的强大力量,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是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基于学生自主发展素养、职业胜任素养、社会参与素养的发展需要,生本化、职业化、人文化是高职校园文化的建设向度。在实践路径上,高职院校应从精神、物质、制度和行为等层面切入,构建富有“自主精神”的自主学习生活文化,富有“工匠精神”的就业创业文化,以及富有“家国情怀”的社会实践文化。

关键词:核心素养;校园文化;高职院校;建设向度;实践路径

在党和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下,我国职业教育取得长足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新跨越。高职教育已经由规模扩张数量发展转入内涵发展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全面推进内涵建设,提高育人质量,塑造教育品牌,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把校园文化建设作为实现以质图强,以质增效的重要抓手,纳入重要日程,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上都取得丰富的成果。然而,由于大多数高职院校办学实践时间比较短,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主要精力和投入集中在规模扩张和外延发展,而对文化育人建设不同程度地存在认识重视不够、积淀不深、投入不足、规划不系统等问题,以致文化建设的体系构建、特色凝练、育人效果受到制约。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广泛开展社会实践。”[1] 因此,面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诉求,高职院校如何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校园文化育人的实效性,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为此,本文基于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背景,探讨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对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价值,以及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向度和路径。

一、发展核心素养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核心素养(key competencies)概念最早由国际经合组织(OECD)提出,之后引发广泛热议。对核心素养的定义,虽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但本质上殊途同归。核心素养主要是指在特定的情境下應对复杂需要,尤其是应对知识技术快速更新和经济全球化挑战所应具备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核心素养是个体适应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关键素养,对个体过上有品质、有责任感的生活不可或缺,对人的全面发展发挥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学生核心素养通过接受相应的学段的教育逐渐生成,具有可迁移性特征。根据 2016年9月13日公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研究成果,核心素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大方面,包括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核心素养。[2]

学生核心素养是宏观层面教育理念的具体化和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操作指引,是对“培养什么样的人”的中观层面回答,为专业建设、课程教学、校园文化建设等各项工作提供具体遵循。校园文化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也是学校非常重要的软实力。校园文化作为一种学校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建设、淬炼、沉淀而形成的独特场域、价值理念和制度规范,对学生核心素养发展起着导向、规范激励作用,是培养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间接但恒久强大的力量。“文化育人的本质,就在于以人类文化的正向价值为引领,教化人走向道德、理性、真善美,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追求。”[3]  因此,发展核心素养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核心素养为校园文化建设实践指引方向。

二、基于核心素养的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向度

结合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定位,基于学生自主发展素养、职业胜任素养、社会参与素养的提升,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应遵从生本化、职业化、人文化三个向度,构建共生发展、互通互补的文化育人体系和场域,从而发挥文化育人的独特功能。

(一)校园文化建设的生本化

自主发展素养是学生作为个体人应具有的自主学习、自主管理等品格和能力。对个人而言,只有具有较好的自主发展素养,才具备生存发展(或曰较好地生存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培育学生自主发展素养,离不开以生为本的校园文化氛围营造。

高职校园文化建设要树立生本理念,关切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终身发展,从理念到行为、从景观到制度,突出自我学习、自我管理的价值取向,建设富于探究理性、批判思维、实证思维、管理思维的文化活动场域,增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以及自我规划、自我激励、自我沟通、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激发探究和创造的热情,形成开放性思维,从而为学生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当前一些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表层的工具性价值取向太强,深层的目的性价值取向偏弱。表现在:第一,走进唯技术技能为重的认识误区,一些师生将高职教育简单理解为就业谋生,“为了饭碗而来,奔着工作而去”。 第二,受网络文化渗透,一些山寨文化、快餐文化、市井文化充斥校园,科技文化、学术文化不浓厚。“表面上开展着多种娱乐性和应时性的形式文化,拘泥于活动形式丰富多彩和场面隆重热烈,陷入了‘为了活动而活动’的误区。”[4] 这不利于促进学生批判思考、理性探究等精神品质的发展。

(二)校园文化建设的职业化

职业胜任素养是指学生作为职业人应具有的工匠精神、团队合作、技术技能应用、实践创新等品质和能力。随着经济社会的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知识技术更新不断加快,职业快速更迭,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等从业价值取向,以及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沟通能力、合作能力等成为职业通用而必备的品质。高职院校面向生产、管理和服务一线培养适应企业发展需要的高技术人才,其人才培养过程具有职业性和实践性特征,要求实现学生培养和职业岗位零距离对接。这种零距离不仅是知识、专业技能的“零距离”,还是价值态度的“零距离”。学生唯有具备职业胜任核心素养,才能更好适应职业环境变化和职业岗位变迁。

学生职业胜任素养的培育,离不开职业文化环境的隐性作用。职业文化在培养学生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心、高超的技能、良好的个人修养等方面发挥独特功能。因此,高职院校要坚持职业化导向,开放办学,校企合作,整合资源,构建职业文化的三个时空(课堂时空、校园时空、社会时空),形成职业元素丰富、职业特色鲜明的文化场域,助力培育职业胜任力强、深受企业欢迎的人才。

(三)校园文化建设的人文化

社会参与素养是指学生作为社会人融入社会处理涉及自我和社会关系问题时应具有的核心价值观、实干担当、实践创新等品格和能力。学生社会参与素养的形成,要求校园文化具有丰富深厚的人文精神,使学生在人文实践、体验、感悟中涵养人文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对人诚信友善,善于团结协作,勇于社会实践创新。

人文是一种对人生价值意义以及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学者称其为“一种无我无私的态度,一种社会关怀以及对生活目的与生命意义的意识。”[5] 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人文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参照,通过理念、物质、制度、行为等具体途径,大力实践社会主义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党和人民在伟大的斗争中形成的先进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尤其是在当前思想多元、价值多元的网络时代背景下,大學生因涉世未深,思想观念容易受到冲击,亟需加强校园文化的人文精神建设。

三、基于核心素养的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实践路径

基于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诉求,高职院校应从精神、物质、制度、行为等层面,构建文化理念、载体、机制、场域,树立生本化、职业化、人文化等系列文化品牌,促进学生核心素养提升。

(一)构建富于“自主精神”的学习生活文化

高职院校要树立“一切为了学生的未来”理念,营造自我学习、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校园文化氛围。在价值理念层面,结合校情院(系)情,提炼关于自主学习、健康生活的理念,树立“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批判学习、创新学习”“时间管理、健康管理、情绪管理”等观念。在环境层面,优化设计校园网站、微信公众号、宣传橱窗、主体形象墙等媒介,嵌入渗透有关自主学习、健康生活的价值观念、标识观念;通过利用现代化信息网络技术平台,大力建设翻转课堂、云课堂,营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深度学习环境氛围。在行为层面,要常态化、高质量开展演讲大赛、辩论大赛等活动,让学生在文化大餐中培养训练开放思维、辩证思维、逻辑思维;要大力开展生命教育、生活教育、生态教育,举办校园感动人物评选、生涯规划大赛、“精管善理讲坛”、宿舍管理文化节、心理健康文化节等活动,强化学生乐学善学、精管善理、自主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二)构建富于“工匠精神”的就业创业文化

在精神层面,要积极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根据学校和专业特点,提炼“敬业、专注、坚守、创新”等工匠精神内涵特质;大力宣传弘扬“守纪、勤奋、竞争、合作、创新”等企业理念,使之成为学生行动指南。在环境层面,在校园内规划建设就业创业文化广场,以及职业展演、职业应聘、职业指导等功能一体化的现代化职业指导工作场所,营造职业文化情境;利用校园空间,展示企业的文化,“使学员较早地了解到企业的文化,培养学员的‘亲商’意识,而且可以让企业未来走进校园举行人才招聘时有宾至如归的感觉”[6];整合各种媒体资源,在充分利用教室、实训室、宣传画册、橱窗、标语、报纸等传统媒介的同时,精心打造校园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APP等新媒体平台,大力宣传能工巧匠的奋斗精神和工匠情怀,建设“工匠情怀”场域。在制度层面上,引入借鉴企业的管理方法,如末位淘汰制和“5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管理等;建立实施大学生创业素质学分认定制,健全创业项目孵化机制,在校内校企合作建立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实行创业项目双导师制(学校导师、企业导师),培育学生创业精神、创业能力和创新意识。在行为活动层面,广泛深入开展“职业活动周”、“科技文化节”等文化活动,让工匠精神元素融入学习生活环境;开展素质拓展、团队建设、模拟招聘、“百名就业之星”展览等企业元素鲜明的文化活动;举办创业指导论坛、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创业引领行动、创业项目推介交流会、创业成果展等“创”字系列文化品牌活动。

(三)构建富于“家国情怀”的社会实践文化

首先,以党建文化为引领。党建文化建设符合校园文化建设对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的需求,能更好地提振校园人文精神,引领先进文化。在价值层面,要学习、树立和弘扬党建文化中的思想组织观念、行为价值观念、标识观念。在环境层面,将党建文化融入校园环境、视觉环境设计,运用现代化的光、电、影等科技手段,打造党建文化平台,建设党群服务中心、党员工作室、党建文化墙等,进行党徽、党旗、党的重要思想和价值理念、党员先进事迹的呈现,实现党建文化的直观体现;在学生食堂、学生宿舍公共区域开辟空间,嵌入式建设“党员之家”,设置学习区、展示区、服务区等区域,营造党建文化氛围。在行为活动层面,深入开展党的纪念活动仪式、党员政治生日、党组织主题实践、党建文化节、社会公益活动等,让学生在学思践悟中提高思想境界。

其次,深化社会实践文化建设。在精神层面上,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提炼丰富校训、校风、教风、学风中的人文内涵,增强学生实干为民、担当奉献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物质层面,开辟合适的校园内外空间,如在广场、宿舍公共区域、合作企事业单位等,加大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平台建设力度,为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提供条件;在机制层面,实施大学生社会实践学分制,推行社会实践培养学分,规范培养载体,完善考核机制,促进学生参与素养提升。结合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历史文化,在校内建设一些人文景观设施,如文化长廊、雕像、雕塑等,并深入挖掘和宣传蕴含其中的人文精神。在行为层面,通过“名人名师名匠”大讲堂、文学名著朗诵、“真人图书馆”、“阅读沙龙”、“时政论坛”等载体,营造良好的人文氛围,厚植家国情怀;通过组织开展社会调查、“三下乡”、公益实践等实践活动,让大学生深入到社会、生活、农村、街道、工厂,在体察社会问题、思考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中强化社会担当精神。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1).

[2]核心素养研究课题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J].中国教育学刊,2016(10):1-3.

[3]刘襄河,孔江红.新时期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J].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5).

[4] 陈秋明.文化育人的独特价值[N].光明日报,2017-01-19(14).

[5]郭为藩.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M].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2:10.

[6]孙海泉,吴优芬.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企业化与人本化思考[J].教育与职业,2005(36).

责任编辑  韩谦

河洛文化探析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市场发展也开始得到重视,文化市场内容更是精彩纷呈。广义上指能够提供文化服务的场所即为文化市场。文化执法则是与文化市场相关联的由文化执法部门负责监督和稽查的活动,目的是为了保障文化市场环境更加的规范、健康和有序。近几年来文化市场迅速发展的同时,文化市场的管理出现了较多的问题,这就需要发挥文化执法的积极作用。文章主要对文化执法在文化市场发展中的促进作用进行研究。

关键词:文化市场;文化执法;作用研究

文化市场的发展一方面对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文化市场像雨后春笋般迅速地发展起来,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更是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了很大的经济效益。文化市场的发展,例如文艺表演,传统的艺术表演不仅带给人们精彩的视觉冲击,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回顾,有助于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增强国民的民族自豪感。但是在文化市场发展过程中也会充斥着一些较为低俗的活动,更是影响了我国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发展。为了保护文化市场的发展,发挥文化市场的积极促进作用,文化执法活动的存在具有必要性。

一、我国文化市场行政综合执法的必要性

文化执法主要是通过相关执法部门对以上文化市场活动进行监督、稽查,确保我国的文化市场在一个规范、法制、健康、有序的范围内进行。文化市场行政综合执法作为保护和调整文化市场经营秩序,实现文化市场管理的具体标志,其质量水平,与实现民族文化市场管理和国家经济的发展直接相关。第一,文化市场行政综合执法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需要。文化市场发展遭遇瓶颈,发展跟不上时代的变化需要,综合执法盘活了执法活力,提高管理水平。第二,文化市场行政综合执法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文化市场行政综合执法是一种新兴的执法方式,适应了我国行政部门的大部制改革。第三,文化市场行政综合执法是打造高质量高水平执法队伍的需要。只有明确执法分工,才能更好依据规定开展执法活动。第四,文化市场行政综合执法是适应全球化,提升综合国力的需要。“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进程引动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生活全球化进程。”文化市场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程度的高低。

二、文化执法在文化市场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1.监督文化市场的活动,科学指导文化市场管理工作

督察文化市场的活动,正确指导参与对文化市场的管理规划工作,只有深入市场,能及时、全面地了解文化市场的发展状态,才能达到文化执法部门在管理文化市场过程中才能达到完美和想要的效果。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执法人员通常要深入到各市区县等进行文化市场的查访,在不让人察觉的情况之下,一一排查文化市场所存在的问题。例如,以××省为例,由省级文化部门的执法督察人员定期的每周一次派出特指人员去不同地区的文化市场进行按下调查走访,在当地的文化执法部门的配合下,向省级反应各地文化市场所存在的问题,再由省级部门针对市场存在的问题指定有效的政策制度解决问题,这样不仅打击了文化市场发展中的混乱的行为,而且市场发展环境状况能使国家及时全面掌握。由此,湖北省的文化执法部门就取用了这种方法,在2010年揭发了多数非法经营的网吧,规范了当地多数网吧合理的经营。

2.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促进文化市场发展

对于文化市场的发展来说,文化执法人员的执业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对于它有着重要的影响。文化执法人员在执行监管任务中要注意,贯彻公平的原则,有责任感,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贯彻落实为人民服务。将依法行政,为经营者提供优质的服务两者相结合,实现在管理和服务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广大的经营者才会积极配合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从而使文化执法部门的工作量得到有效的减少,使执法效率提高。第二,提高文化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对于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有着积极的影响。如今文化市场发展日新月异,文化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也会千奇百怪,所以文化执法人员更需要随时提高业务水平,将每一次的任务都当作一次就机会,那么在长期的努力下业务素质肯定会得到提高。同时文化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的提高,对于应对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有积极的影响,可以更加高效公正地为文化市场的发展出一份力。

3.强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队伍建设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的素质明显提高,但总体水平还有待提升。执法队伍,是专门负责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领路人,建设一支高政治觉悟、高业务水平、高清风廉洁的队伍,才能更好的加强管理。首先,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先进思想文化强化行政执法人员的观念。其次,加强业务知识学习,培育良好的法律素养,强化执法人员的业务素养。再次,规范队伍作风建设,转变作风,更好的为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服务。最后,加强队伍监督,落实评议考核制度,促使行为规范。

三、结语

文化市场在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不仅有好的一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因此文化市场发展表现出了双重性,如果将文化运用的好的话,不仅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群众的文化知识,还能丰富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对弘扬传统文化有着巨大作用;反之,文化市场运用得不好,可能就是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种“迫害”,而且也不利于国家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文化教育。为了促进文化市场的发展,发挥文化执法的作用很重要。所以我们文化执法部门要不断提高监管技术,进一步提高对文化市场的认识,努力改进工作作风,加强文化市场的监管力度,推动文化市场更加健康的发展,我们相信,提高文化市场行政综合执法,必然能够适应历史的发展,提高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1]于洪艳.论理想的文化执法模式[J].改革与开放,2009(03).

[2]周翔宇.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研究[J].宪法学与行政法学,2013,15(9):67-68.

[3]杜红梅.文化执法在文化市场发展中的促进作用探析[J].群文天地,2012,15(8):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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