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金融学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信用货币;信用货币制度;国际金融合作

始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经过世界各国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正在得到缓解。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世界性的危机已经过去，相反，在全球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预期增加和国际金融体系弊端没有消除的情况下，世界经济仍然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为了确保世界经济稳定，尽快恢复世界经济的发展，消除金融危机的根源，有必要进一步分析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探讨彻底根除全球金融危机的出路。

一、信用货币的发展及其产生的问题

信用货币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扮演着中心角色。货币是一个受历史演变支配的十分复杂的社会产物，货币的变化过程，对于确定我们经济的增长方式有着重要的作用。当然，信用货币与现实经济结合从来就不是简单的事情，一方面，信用货币无疑是一种公共财产，货币的流动畅通和价值稳定可以为人们提供不可剥夺的重大利益;另一方面，货币又始终具有私人商品特征。既然当今大多数货币形式(如信用支票)是由商业银行在借贷活动时发放的，因而受银行利润目标选择的影响，具有周期性特征。在经济过热时期，乐观主义盛行，典型的结果是贷款过多，比如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的房贷;相反，在低迷时期，又会出现恐慌，引起严重的信贷紧缩，因此引起美国的房价暴跌，借款人还不起贷款引发了金融危机。 　长期以来，美国对全球金融体系保持着实际的垄断控制，这是美国战略目标对货币管理的根本所在。但多年来，这种垄断受到全球经济发展的挑战。在信息革命和通讯技术的支持下，各国的商业银行都引入了自动差损补偿金和基金电子转账，以便向客户提供越来越多的流动资金管理方面的服务。其中，最庞大的要数欧洲市场和其他国际交易市场的银行间票据交换支付体系。信用货币形式和支付项目相对来说不太受规章的制约，货币创新的大量繁衍，强化了货币作为私人商品的特征。今天，世界上货币创造要受到银行和借款客户利润动机的牵制，而不是完全束缚于美国的控制之下，而且信用货币本身也成为产品革新的对象。面对新出现的电子货币，这种货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的一般表现形式是自动柜员机、信用卡、在家中通过银行信息网络操作的银行交易，甚至还有近期发展起来的为用户服务的电子支票体系。电子货币的诸种形式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由银行管理的支票补偿机制衔接在一起。这些对美国全球货币的垄断能力形成了一种新的致命威胁。随着全球新的货币革命，全球金融机制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创造新货币与信贷扩张之间的一种联系，使货币本身变成一种金融资本，一种更特殊的、利息记在商业银行头上的借贷资本。货币从一种商品转变为一种信贷关系，这种转变保证了货币的弹性供应，使经济主体对资金的需求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满足，新的货币体系在把银行的私人货币上升到中心角色的同时，也通过一整套复杂的规定，抵消了货币创造受商业银行利润驱动而不稳定这一根本性质。根据规定，商业银行有别于其他中介金融银行，美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商业银行介入国家债券市场，这种做法与其他工业国家不同。美国的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是公开市场业务，或以最高封顶利率形式通过储蓄利率和银行借贷利率进行调节。这些手段使联邦储蓄银行一般保持了较低利率，同时保证了各银行获得储蓄利率和借贷利率之间的利率差额收益，当各银行受到无支付能力的威胁时，政府便启动最终借贷人的多种机制，以防止金融事件蔓延，导致严重干扰经济的情况发生。

任何国家的金融机构，都期待灵活地管理信用货币，营造一种借贷人即使支出超出自己资源也可以不断得到资助的银行体系，这种管理是依靠自动注入流动资金来支持这些贷款的。债务货币化起初并未引发问题，但发达国家形成了长期的预算赤字。来自商业银行的新的货币形式大量繁殖，这种状况使央行更难以保证货币作为公共财产和私人商品这种矛盾达到平衡。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把对银行一贯实施的价格监控以及限制创造金融产品的政策取消，促成了新一代生息货币的产生。由于美国的商业银行新的货币资产把交易动机和投资动机结合在一起，因此新的货币形式具有利率变化大的弹性特征，利率的变化可能会出其不意地对新的货币形式的增长和发展速度发生作用，而这种不稳定性使依靠国家央行准确地调节国内货币总量变得更难了。

二、美国货币政策与全球金融危机

1　美国政府宽松的货币政策

由于对信用货币放宽管制加剧了全球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因此，各国政府不得不去救援处于困难中的银行，以保障货币作为公共财产的质量。遗憾的是，美国对全球经济的干预总是加剧这种不稳定性。但美国的商业银行却一直认为他们有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帮助，美国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经常试图施行更大的风险战略，这种战略若行得通，其收益会很高，如果行不通，损失则可以转嫁到别人身上。美国人这种侥幸心理本身就说明，当美国的银行无限度地扩大其活动范围时，放宽对银行救援行动的管制要付出潜在的社会成本。更合理的做法是用恰当的规章制度，首先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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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市场加强对货币的调节，人们不得不为经济付出重大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现在看来远远超出了增长的系统风险。现实经济除银行提供的服务费用大大增加之外，甚至日常业务，银行的信贷都变得更昂贵了，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货币管制以来，存款和贷款利率时涨时跌。由于美国银行粗暴地采用了浮动利率贷款体系，因此它们得以把很大一部分与价格相关的风险转嫁到它们的借款人身上。又由于企业和消费者对信贷的依赖，这种风险转移提高了从金融部门引起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近几十年来，高利率水平实际上是美国放宽对本国银行政策监管的结果。华尔街认为价格在美国的监控之下，政策放宽肯定对美国的金融业更有利。美国人是表面上把权力交给市场，其实际目的是加大金融资产持有者与不拥有金融资产的人之间在财产分配和收入上的差距。这方面的两极分化对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日趋产生负作用，特别是当再分配问题影响了掌握生产资源的

人，并且优先照顾那些金融流动资产借贷的时候，不拥有金融资产的人，最多只是间接地与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创造联系在一起。人们非常有理由把这种“食利者”的再生指责为美国让美元统治了天下的根本利益所在，美国人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就是这样在全球巧取豪夺的。这种倾向在很长时期内不能得到抑制。凯恩斯在他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我把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利益阶级看成是一种过渡现象，它完成了其使命以后便消亡。食利者阶级一经消亡，资本主义的其他方面将会有重大的改变。此外，我的主张还有另外一个极大的好处，即：食利者阶级和毫无用处的投资者的消亡，不是急骤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然而，发展经济的能力取决于能否有效地创造出日常消费需求以外的剩余，并把它积累起来用来进行生产投资。 　2　美国货币政策导致美元信用膨胀，引发金融危机 　2007年7月，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前，美元汇率已经从2002年的最高点累计下降了约20%。5年时间内，美元币值下降了25%。美元对欧元贬值更加明显。几年来，欧元逐渐享有一种还很模糊的保障稳定和投资收益的货币地位，其吸引力不断上升。2002年欧元对美元汇率曾经是1:0.86。2008年3月17日，其汇率为1:1.60，之后稳定在1;1.58。对日元的汇率也出现了同样的下滑趋势。而人民币汇率浮动之后，到2008年对美元汇率为1:6.83，而且人民币仍然呈升值趋势。无论如何美元贬值，最深层次的原因都产生于美元的信任危机。

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前，货币投机已经产生了不可抵御的诱惑力，金融自由化是全世界对美国金融霸权的让步，但美国人自己把事情做过了头。当美国商业银行的货币基本上成为“无国籍”的在全世界广泛流通的货币，并且，始终追求着更高效益的时候，我们的国际货币体系却好像以美元为基础。美元事实上已被当作国际货币使用，但美国自己却不为此而负责任，却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制造各种金融衍生产品而形成泡沫，最终使人们丧失了对美元的信任。当泡沫破裂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提出了一条重要的研究思路，就是要研究资本主义为克服自身矛盾所使用的一系列手段。危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资本主义经常性的过度积累，按凯恩斯的话说就是过度投资。危机与资本主义共存，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为了资本而生存，而不是相反;生产手段是以不断扩大的形式实现社会的利益”，资本坚守在攫取无偿劳动的基础上，因此，资本生产的价值便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除了价值实现困难这一顽症外，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其资本利润率下降的难题，用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中的这样一段话去评价美国的金融霸权再准确不过了：现代资本家“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今天的金融自由化也使美国占尽了好处，美国的大公司利用美元涉足几乎全球各地，但是当美元泛滥，而处于无可挽回的信用崩溃的局面时，损失利益最大的也只有美国人自己。

三、美国经济虚拟化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1　华尔街热衷于虚拟经济 　现在全球经济被卷入一种联动之中，华尔街仍在利用美国的大公司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加强金融和财政部门的联系，甚至是捆在一起，以面对不稳定的金融形势和极度变幻莫测的外汇市场的挑战。与此同时，华尔街当然是金融市场的主角。然而它们的参与加剧了金融的不稳定性，因为这种参与使国家货币几乎变成了简单的金融资产。华尔街主导的大企业集团的工业投资水平和投资方向日益受这种态势的影响，并反过来加剧了经济的停滞。

几年来。全球经济在美国所倡导的金融自由化的主导下，工业集团的大公司也越来越多地围绕外汇交易市场组织金融活动，因为外汇市场上的机遇与风险往往高于工业活动。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制度建立和实施以来，外汇交易市场逐渐成为跨国集团关注的焦点，近20年来逐步形成全球化金融体系中心。汇率的不稳定使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每一笔交易，紧紧地系在金融交易的链条上，随着持续不断的金融改革和日益迅速的通讯和管理手段的运用，这个链条拉得越来越长，对许多跨国集团来说，任何一项工业方面的决策，即使是短期前景决策，都要考虑各种各样的金融变量，诸如根据期限国别考虑汇率变化、比较利率等等。这些变化对集团营业额与成就作用影响相当惊人。大的跨国公司的营业额已经高于许多发达国家的GDP，它们影响着数额巨大的日常交易和跨国资金运动。

耐人寻味的是，《财富》杂志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尽管金融衍生产品市场风险极大，被问及的美国主要200家企业的大多数领导层，仍不打算放弃衍生产品市场，他们认为，这类市场依然是美国大企业长期经营战略的一部分。美国的大公司特别是工业公司参与金融市场的投资与投机活动，会导致经营管理成本上升，例如在法国，当初要得到6个月内1美元兑换5.30法郎的担保，就要支付合同名义总额的2.6%，两年内的合同要支付4.4%。在利率期货买卖上，要确保利率在6.5%，两年期合同要支付1.7%的费用，5年期合同要支付6.5%。衍生产品保险的平均费用大约占合同总额的3%～5%。此外，规定过高的费用又会促使参与者增加在市场炒作的数额，这一切也就是持久性地抬高了靠借贷和多种保险进行融资的各种工业方案的经济收益门槛，这也相应地鼓励了持有流动资金的集团把资金投放到金融市场上，以期在选择的期限到来之时获得一笔收入。在欧洲几乎所有的大工业集团都深深地卷入到金融市场的投机之中。当今社会，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向金融资产倾斜的程度最高。

2　美国资本的金融形式与实体经济相脱离

事实上我们看到：近年来的美国经济正以越来越奇特的方式变化着，美国的大企业正在一天天地远离制造业和商品生产，美国的决策者和经济学家们也称这是发达经济进程中所谓正常、自然的转换。目前，美国的出口额占进口额的51%～60%左右，对于这样的全球经济大国，生产性投资不断下滑，而金融投机资金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不知道美国人会不会感到这是危险的。但也有一些美国人认为企业的全新的行为方式，即先扩大资源，再把它们变成各种形式的金融资产。人们不该低估这种行为方式造成的长远影响。根据这种行为方式产生的债权和所有权的广泛流通，不但使债券和所有权的价值膨胀，大公司资产负债表上金融资产的不断增长，使资产的流动与纯生产性资本运动极度脱节。这样，资本的金融形式与生产形式基本脱离。

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曾对金融资本的地位作过分析，马克思认为，资本作为商品的资本或者说货币作为资本也变成了商品。因为，首先，货币作为资本，取得了能够生产利润这个追加的使用价值，

货币作为一定价值额的独立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变成了一个能够自行增值的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变成了资本。这样，货币除了作为货币具有使用价值以外，又取得了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其次，货币资本的所有者本人并不使用这个资本，而是把它们作为可能的资本，作为具有生产利润能力的价值转让给职能资本家。在这里，它们的使用价值正在于它转化为资本而产生利润。这次金融危机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一些企业的生产活动处境十分艰难，有时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但是与此同时，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都获得了巨大利益。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人的损失和收获，我们是很难评估的。

四、全球金融危机的出路

全球金融危机使人们又不得不在货币制度改革上进行考虑，当前各国都在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摆脱经济危机，以避免全球金融市场形成进一步的通货紧缩的压力，这样做确有可能加速全球的产业重组，使金融资本转向支持工业资本稳定的增长。全球各国谁能把这一事情做得更快，谁摆脱金融危机的速度就会更快。为此，世界各国需要以新的方式协调起来，创立新的货币制度。

1　各国之间要协调货币体系改革

目前，金融机构和市场正在全球重新整合，科技的进步也使人们得以绕过地理上的障碍，无论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都争取作无国籍货币。并且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大公司都在实施自己更大范围的生产和销售网络的投资战略，他们的金融总投资资产都布署在跨国证券交易市场上，高度发达的电讯技术手段把这些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外汇交易市场上的日均交易总额仍在14000亿美元左右。其中大部分是为了短期利润目标，这表明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的组织已经达到了很大规模。今天当商业银行货币基本上成为无国籍货币在全世界广泛流通，并追求更高效益的时候，世界就逐步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的多元货币体系，无论美国是否愿意，金融市场再也不是美元独霸的天下了。随着各国和地区经济实力的变化，各个经济板块都在激烈竞争。如果在国际范围内通过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确实有可能稳定关键汇率的话，那么国际间的投机行为就会得到抑制，当汇率和利率稳定的时候，投机活动会失去很多活力，竞争者要承诺通过制度化的合作和协调共同管理外汇交易，尽管现在做起来还有困难，最大的问题是美元的衰败问题，而美元目前还处于中心货币地位，但这种地位正在越来越弱，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协调和合作的机制。 　2　各国央行要采取协调合作的干预措施 　这次金融危机，各国政要和央行行长们普遍的共识是：要避免危机进一步扩大，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发展中的大国要协调合作，加强对危机的治理能力。随着每一次重大世界金融危机的出现，央行作为最终贷款人采取的干预措施也扩展到了国际上。美国的五大投资银行在危机之中垮掉三个，另外两个也步履维艰，花旗银行作为全球最大的商业银行，在200712008年度的一年时间里，股票市值缩减为原来的1/10，致使美国不能不与其他国家采取合作的态度。为了能够治理世界性的债务危机而重构国际金融秩序，各大国央行共同注入大量流动资金，以提高对金融危机的干预能力。这次金融行动最迟缓的就是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因此，美国的金融资产也受到巨大损失。 　3　要制订新的国际金融条例，化解金融危机 　要整治金融的不稳定性，最好要用合适的市场行动及合理的监控措施来保持金融稳定性。这里的问题是，过去的金融管制条例已经过时，应当被新的更恰当的规则所取代。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发生时，各国政府也应保证向那些有竞争力但面临暂时困难的企业提供费用低廉的信贷渠道，不论是由国家保障的借贷形式，或是以补贴以及制订条例规定侧重社会效益好的银行贷款形式。这次金融危机让人们看到美国金融系统大量形形色色的问题和不足，美国当前针对金融衍生产品制订适当的条例十分必要，美国在这方面也应该与其他国家建立广泛的合作，建立真正有利于全球经济的规则，而不仅仅对美国有利。 　4　建立协调与合作形式的国际货币机构来治理世界的支持体系

这次金融危机突出暴露了传统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已经过时，美联储从2007～2008年底一系列调控却没有达到目的。这种状况反映了因向新的货币形式过渡而提出的一个更广泛的问题，高科技和电子货币的广泛传播，威胁着各国央行对支付体系的有效控制，而这种控制却是央行能否管理货币的关键所在。因此，要在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国际货币权利机构治理世界支持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迎接电子货币和新的经济环境的挑战，否则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很难控制。甚至可以试验某种超国家信用货币的出现，如果这种货币能较好地建立起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国家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在结构上的欠缺，而且这种监控对新的金融条例发挥良好的作用也是必要的。无论如何，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体系都将会发生深刻的变革。

货币金融学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摘要：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问题备受关注。除了实体性的国际货币金融机制外，作为组织支撑的国际货币组织机制也亟需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下简称IMF)作为最大的国际金融组织，近年来金融监管低效、危机防控失当，其组织机制重构势在必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机制的重构，是更清晰地定位IMF、提高其运作效率、增强其危机防控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重要一环。该重构直指IMF双重属性的实质、撼动美国金融霸权的地位，需要循序渐进，需要实力和战略的综合运用。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组织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问题备受关注。除了实体性的国际货币金融机制外，作为组织支撑的国际货币组织机制也亟需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下简称IMF)作为最大的国际金融组织。近年来金融监管低效、危机防控失当，其组织机制重构势在必行。

一、IMF组织机制之局限

1944年《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出台，开启了机制化国际货币合作的序幕，奠定了以IMF为协调中心的、基于规则之上的多边合作格局。IMF的介入改变了过去国际货币合作监督与协调不足的状况。但IMF组织机制也存在种种局限。

(一)　IMF决策规则的不公平

IMF采用加权表决制。各成员国拥有的投票权由份额票和基本票两部分组成。但迄今为止，基金组织投票权的总蕾增加了37倍，而基础投票权被严重稀释——在总投票权中的比重从IMF成立之初的11.3％下降到2.1％。成员国的投票权主要由其所持基金份额的大小决定。另外，IMF需要有85％以上的多数票通过的事项不断增加，使成员国之间决策权的失衡进一步加剧。美国占有16.77％的投票权，这意味着它对重大决策享有一票否决权。实践中。十个主要发达国家形成“十国集团”集中投票，几乎可以垄断一切。19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实力不断增长，从1990年至2006年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5，9％上升到25％。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实际贡献极不相称，中国的投票权甚至低于欧洲小国比利时。

(二)　IMF监管规则的“软法化”

IMF的监管职能往往通过IMF与成员国之间的磋商来实现，然而这方面规则呈“软法化”状态。严重削弱其法律效果。其一，磋商的法律效力不明确。磋商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国的态度，即IMF协定中磋商义务是否具有拘束力、应否严格执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执行，基本上都由成员国自行选择。其二，磋商的实施缺乏具体制度支持。进人磋商的条件、程序等规定的缺位。使磋商的实施基本上取决于执行董事会的意志。在具体实践中时常被各种因素干扰，影响其公平性和效率性。

(三)　IMF组织机构的不完善

IMF自成立以来，其组织架构没有进行过大幅调整和充实，存在种种僵化和缺陷。一方面。理事会的正式决策机构缺位。理事会作为IMF的最高权力机关。成员国代表众多，存在诸多掣肘，难以及时应对所有决策问题。有必要设立一个类似联合国安理会的正式决策机构。早在1978年《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二次修改，就提出设立“行政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然而迄今未能建立：另一方面，执行董事会的权力过滥。从法律定位来看，执行董事会是IMF的日常事务机构。然而，目前除协定明确规定由理事会享有的少数权力外，其他几乎所有权力都为执行董事会垄断，加上基金协定的“软法化”和很多条款的概括性，使得实际上执行董事会权力极度泛化。

(四)　IMF的职责和权利不对等

根据IMF协定的规定。IMF承担监督成员国国际收支状况、协助逆差国调节国际收支的职责，但实践表明IMF相应权利却是缺失的：一方面，IMF在帮助成员国恢复国际收支失衡时，无权要求顺差国调整自身的经济政策，只能要求逆差国采取相应的调节措施：另一方面，IMF在化解国际金融或债务危机时常常受少数发达国家的左右，自主权严重不足。总之，IMF的权利缺位使它在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危机时表现软弱，备受诟病。

二、IMF组织机制局限之实质与根源

IMF组织机制局限的实质可以归纳为IMF作为金融中介者和金融监管者的角色混同与冲突，追根溯源，这与操控IMF机制设计与发展的金融霸权息息相关。

(一)　IMF组织机制局限之实质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赋予IMF金融中介者和金融监管者的双重属性。但设置同一套内部运作机制来行使这两种职能。这种混合状况导致国际货币合作的非对称性。一方面，IMF是一个金融中介机构，由成员国注资成立，提供融资服务。IMF资金量的充实和融资服务能力的提高，依赖于经济实力强大的债权国。为保障债权国的资金利益，IMF的组织机制设计并非以主权平等为原则，而是类似公司的保证股东利益原则。典型如加权表决制，就是按照出资额来分配不同“股东”的权利义务，相应地资金需求较大的债务国权利明显受限：另一方面，IMF是一个金融监管机构，承担金融监管的职能，掌握成员国有关国际货币义务的履行情况并作出评估，对成员国之间的货币事务进行协调。但相关监管机构和人员的产生、监管政策的出台以及实施。沿用同一套表决制度。这实际上使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延伸到金融监管领域，加剧了成员国权利义务不均衡的程度。可见，《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赋予IMF双重属性，而在内部运作上却统一适用类似商业公司的模式。这使得IMF成员国的决策权与经济实力挂钩，无法始终贯彻利益均衡的原则；使得IMF的监管受制于资本强国，磋商机制效率差强人意；使得IMF的组织机构权力运作失衡，实为发达国家所把持；使得IMF权利缺失，逐渐边缘化。以上种种，不可避免地给国际货币合作带来不稳定因素。

(二)　IMF组织机制局限之根源

二战以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实力，使其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主导了1944年《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出台，建立IMF，把持其决策机制，推动“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使美元成为等同于黄金的世界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美元霸权的相对衰落，但美元仍是主要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仍扮演着最重要的国际货币的角色。而且IMF协定机制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IMF金融中介职能的强化以及监督磋商制度的扩容，反而更易为美国所操控。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新经济”的发展和欧、日发展的停滞，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美国凭借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使美联储充当起世界中央银行的

“过度特权”角色，向全世界提供低风险、低收益、高流动性的资产。另外，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在事实上控制了IMF的决策，IMF组织运作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越来越受质疑。正如苏珊·斯特兰奇和其他批评家所言，IMF机制“是反映美国利益的，并不如美国的体系理论鼓吹者所说的那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中立的。”

总之，IMF机制是美国经济制度霸权的重要一环，二战以来美国的综合实力虽偶有波动，但对IMF的主导地位从没根本动摇，即通过主导IMF机制的制定、修订和实施，使不对称的国际货币合作现象“合法化”。

三、IMF组织机制重构之前景

虽然目前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略为下降。其他大国实力在增长，但是基于共同利益以及制度演进过程中“惯性”的作用，一定时期内其他国家仍然会接受美国的领导，IMF组织机制的重构必然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需要一个从短期、中期到远期的进程设计。

(一)　IMF组织机制重构之短期进程

从短期进程来看，IMF组织机制之重构可从比较容易达成国际共识的方面着手，以提高IMF的决策平等与运作效率为目标，对已有机制进行修改和补充。

其一，重新审核IMF份额。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投票比重，是推动IMF进行实质性改革的基础和前提。2008年4月，发达国家在IMF的发言权比例从59,5％降为57.9％，发展中国家则从40.5％上升为42.1％。加上前年新加坡会议通过的第一阶段改革成果，中国在IMF的份额增加到3.997％，发言权增加至3.807％，印度则分别为2.443％和2.338％。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还是被低估。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对于IMF份额调整的态度有所松动，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提出2011年1月之前将结束起草关于份额改革的方案，匹兹堡峰会决定新兴国家在IMF投票额度增加5％。可见IMF份额变革进程已经启动，发展中国家应该利用形势发展争取更有利的变革方案。

其二。改善IMF的治理。斯蒂格利兹曾批评IMF：“使人恼怒的……在于所有的事情都是关起门来操作的”。增加IMF的透明度，便于成员国监督IMF从而最大限度地消减IMF组织机制的负面效应。其一,增强IMF决策过程的透明度。IMF主持下的磋商和IMF内部的合议往往不予公开，这容易导致“黑箱作业”从而影响IMF决策的公信力。当然，此改革须适当平衡国际货币合作与各成员国的金融主权。其二，增强IMF资金使用的透明度。从法理上讲，IMF处理融资事务是基于成员国授权。各成员国理应对IMF的活动过程及范围有知情权，IMF应规定一套严格的信息披露程序，保证IMF及时、全面地向成员国说明资金使用方向、使用效果等。其三，增强IMF人事选拨机制的透明度。最近欧盟宣布放弃其独享的IMF总裁提名权，这对于改变IMF总裁选举的不透明和政治化具有积极意义，未来IMF各个部门和层级的人事选拨都应进一步增强透明度，保证地区和专业背景的多样性。

其三,加强IMF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加强IMF和其它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取得国际经济市场监督的有机协调。是弥补IMF组织机制内在局限的有效手段。一方面，与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例如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委员会、WTO等开展合作。合作的重点可以考虑放在推广通用标准、监督标准的使用以及信息资源共享等方面。另一方面，与各种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开展合作，提高风险防范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尤其是着力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提高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二)　IMF组织机制重构之中期进程

从中期进程来看，IMF组织机制之重构应该针对那些对国际货币体系具有重大影响的制度，通过较深层次的调整。使IMF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行之有效的组织作用。

在IMF的决策机制方面，应以公平合理为目标，努力推进三方面的变革：一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以国家主权为依据的基础投票权，增强IMF表决机制的平等性；二是缩减特别多数票表决事项的范围。改变IMF协定中特别多数票通过事项不断增加的趋势，尤其要严格控制85％以上特别多数票通过事项的范围。限制美国“一票否决权”的使用。三是进一步完善份额制和加权投票制。IMF独立评估机构(IEO)进行的自我审视性文件也谈到：“所有的IMF改革……最关键的是改革份额制和加权投票制，这直接关系到IMF的未来。”

在IMF的组织机构方面。应从两方面提高其治理绩效。一是加强理事会的决策机制。设立行政委员会作为理事会的决策机构，并确保该委员会人员组成的广泛代表性，避免由几个主要发达国家成员国控制。二是严格控制执行董事会的权限。使之符合日常事务处理者的身份。首先，董事的构成应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降低指派董事的比例；其次，进一步规范执行董事会的议事规则和工作程序；最后，强化理事会对执行董事会的监督，包括对执行董事会报告的质询，对执行董事会决定的否决，等等。

(三)　IMF组织机制重构之远期进程

在《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六大宗旨中，第一条就是“通过设立一个就国际货币问题进行磋商和合作的常设机构，促进国际货币合作”。可见IMF实际上是一个国际货币问题的磋商与合作平台。要建立一个长期、稳定及富有成效的磋商与合作机制。一个必要前提是当事各方在地位上应该是平等的。然而，在IMF框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力分配明显不均，IMF组织低效，职能异化。

从长远来看，IMF应在条件成熟时，把金融职能剥离开，转移到世界银行；IMF成为货币金融领域的“联合国”，或者说“联合国国际央行”，负责制定国际金融运行的规则，并承担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督工作，稳定世界经济，协调各国利益。在决策上实行一国一票制，成员国主权平等原则得到高度贯彻。

笔者预期，IMF的根本重构须建立在区域金融合作高度发展，以及几个主要货币区的良好协调基础上，唯有如此，才可能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实行单一货币、更新IMF职能。可以预见，这种组织机制重构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版图，触动多方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必将面临重重障碍，注定是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抓住各种历史机遇，推动IMF组织机制重构的进程。例如，此次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向来霸气十足的美国也不得不求助更多国家共同应对，这也就是布什总统赞同的“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和代表性”的重要原因，而且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国家主宰世界的格局越来越难以维持了，七国集团向二十国集团的过渡，对美国霸权也是一种打击。在这些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有可能在现有力量条件下，采取恰当的战略。争取更多话语权，谋求推动国际货币机制的改革。

参考文献：

[1]Edwin M.Truman,“Overview on IMF Reform”，in Reformingthe IMF for the 21st Century，ed.Edwin M.Truman(WashingtonD.C.：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6.

[2]陈世材.国际组织—联合国体系的研究[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

[3]李莉莎.美国的制度霸权与国际经济机制[J].国际经贸探索，2008，(1).

[4]鲁世巍.美元霸权与国际货币格局[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5]P.Gourinehas and H Rey.From World Banker to World VentureCapitalist：Us Extemal Adiustment and the Exorbitant Privilege.NBER Working Paper N0，11563。Cambridge：NBER,2006，

[6][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杨宇光，扬炯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7]刘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份额和发言权改革方案[EB/0L].http：//news.xinhuanet.eom/：fortune/2008-03/29/content_7878985.htm，2008 03 29/2009 12 01.

[8]“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研究”课题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苹[J].经济研究参考，2006，(49).

[9]Alexander Shakow.“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Financial Committee in IMF Governance\".in Studies 0f IMFGovermanee，ed.Ruben Lamdany Leonardo Martinez-Diaz.Washington D.C.：IMF,2009.

责任编辑　王友海

货币金融学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摘 要：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唤醒了东亚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意识，也促成了东亚货币金融的初步合作，东亚\"10+3\"机制不断得以完善和拓展，近年来在复杂的东亚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中，受制于各国的合作意识分歧、东亚美元\"本位\"的固化等因素，东亚货币金融深入合作止步不前、陷入困境，严重阻碍了东亚贸易和投资合作的长远发展。鉴于此，文章主要针对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在全球金融危机下的路径选择进行了分析，以供参考。

关键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全球金融危机；路径选择

1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现阶段的困境

根据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进行衡量，当前的东亚地区已经基本具备了建立共同貨币区所必需的一些基本条件，从上文中的论述可知，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因而建立东亚货币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是，仅根据货币区的相关趋同标准，尚无法就此认为东亚在现阶段就能够建成货币联盟。特别是在当前所处的金融危机时期，由于经济发展状况和市场化程度的不同，金融危机对各国的影响程度轻重有别，鉴于货币合作对部分主权的让渡有所要求，因此各国对于合作的热情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货币联盟的实现更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因为东亚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及特定的政治历史，所以现阶段的货币合作除了要受到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的限制外，更受到政治稳定、民族宗教意识等方面的影响，同时东亚作为身处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区域整体，还要受到区域外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1.1区域性汇率协调和联动机制缺乏

随着东亚区域内投资和贸易一体化的加快，东亚各经济体相互依赖增强，市场与汇率政策的溢出效应日益显现，各经济体都极为密切关注其他各国的货币政策。由于金融危机的传染效益，区域性汇率协调和联动机制的建立已经十分必要与紧迫。虽然东亚各国早已意识到汇率协调与合作对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重要性，但是鉴于汇率协调与合作牵涉到各国的主权货币让渡等敏感因素，因此汇率协调和联动机制一直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长期以来东亚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使得东亚地区的汇率和金融市场一直处于波动状态，这种机制容易受到投机行为的冲击，区域性汇率协调机制的缺乏严重制约了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向深层次发展。

1.2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上存在较大的不平衡

尽管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速度较快，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缺乏均衡性，各国在市场化程度上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这一地区同时并存。而欧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便是各国普遍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且国与国之间差异甚微。就东亚地区而言，既有处于中上等收入阶段的马来西亚、韩国、菲律宾等国，也有位于中等收入层次的泰国、中国，还存在着低收入國家柬埔寨、印尼、越南、缅甸等。而从经济体制来看，虽说大部分已实现市场经济，但鉴于国情的不同，各国实行的市场经济也有所差别，有自由市场经济的日本和韩国，也有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而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实施的则为协调型市场经济体制，缅甸、老挝、越南等则同中国一样还在进行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种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到各国政策制定者参与合作的积极性，从而在根本上限制了东亚货币合作的进一步深化。除此之外，虽然东亚地区拥有东京、新加坡和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但由于东亚各国大多处于经济的起步与发展期，对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的控制还比较严格，各国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还不高，长期债券市场发展也相对滞后。

1.3东亚主要国家在货币金融合作意识和战略上分歧大

东亚主要国家在货币金融合作意识和战略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中日两国。90年代中后期以来日本经济一直萎靡不振，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和国内经济的不景气状况，日本无法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起引领作用，相反，中国在金融危机后外汇储备保持稳中有升，坚持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汇率改革和资本市场渐进开放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同时会进一步削弱日元的国际地位。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调整其日元国际化战略，提出“亚洲日元”，显然不希望亚洲出现另一国际货币，中日对东亚货币合作态度存在着较大分歧，尤其是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货币主导权的争夺几乎无法妥协，再加之近年中日在钓鱼岛问题和中菲、中越在南海问题的争端，使部分国家间合作的信任度降低，这对现阶段东亚货币金融合作造成较大困惑。

2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在全球金融危机下的路径选择途径

2.1加快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统一货币区创建经济基础

当今国际经济合作的理论认为，国家和地区间谋求建立区域经济合作集团，一般要沿着如下由低到高的阶梯进行：缔结优惠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同盟、经济同盟；从区域货币合作现存的实例如欧元区来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要早于货币合作，只有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去推动货币一体化，货币一体化才可能健康发展。因此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也不能违反这一规律，只能从建立自由贸易区开始，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但现实情况却是“货币同盟的建立比自由贸易区更快”，由此可能造成当经济失衡时不能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实施共同的政策合作加以解决，而只能由失衡国家自己承担，这在货币主权进行让渡的情形下，成本巨大，失衡国一般难以承受，而一体化的货币区也就难以为继，这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各国在进行统一货币区建立之前，应加强内部经济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通过协商，建立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及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也就是要坚持按照区域合作的规律来执行，率先建立自由贸易区，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建立货币同盟，这样才可能获取货币一体化的最大收益。当然，先后成立的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说明了东亚各国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2.2合理、准确地设定合作目标

迄今为止，对于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已毫无争议，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人们就已达成广泛的共识---东亚地区的货币金融合作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直接的应对经济危机，更应该是谋求东亚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与持续、稳定发展。鉴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历史文化、要素禀赋、经济结构的差异，各经济体对于危机的应对之策是不同的。所以，这种以直接应对金融危机为目标的合作机制不仅不会促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一步推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将阻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程。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危机是非常态的，经济的发展、综合实力的增加才符合各经济体发展的要求。因此，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最高目标应该是东亚各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共同繁荣与稳定发展”。

2.3促进人民币区域化，形成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良性互动

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也是对外货币金融合作的过程，如前文所述，自2001年起中国与周边国家及经济贸易密切的国家签署大量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尤其是与东亚国家的货币合作具有天然优势条件，中国2002年与东盟國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议，2010年已开始正式启动，目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正处于攻坚阶段，中韩自由贸易区已在2015年签署协议。在此有利的基础上，中国应积极促进与东亚国家区域内人民币贸易结算的规模，充分巩固在原有的CMI（清迈协议）框架和近年外汇储备库建设已取得的货币互换成果基础，继续提升外汇储备库的规模及实际运作效用，增强东盟国家对人民币的信心，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互信基础，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不断提升人民币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地位。由中国主导2015年年内即将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不仅有助于東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良性互动的重要见证。

人民币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影响力的提升，不但有利于扩大人民币在东亚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的信用，拓展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通和使用范围，逐步成为周边国家外汇储备货币。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成为关键货币，势必会逐步影响长期以来“东亚美元体制”的固有格局，进而漫射到欧美发达资本市场。因此通过中国与东亚国家的货币合作逐步扩大除周边地区外的国际货币合作，对增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完全开放、汇率自由化，逐步促使合作方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货币，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有重要推动作用，也将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3结论

综上所述，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世界和东亚地区的经济贸易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当前应当将重点放在如何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层面，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也必将产生更进一步的神话，在这个过程中，合作的双方也必须要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通过不断的协商与谈判，通过理性的决策来促进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不断完善，以促进亚洲经济的复苏与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晓.全球金融危机下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J].东北亚论坛，2010，05：3-25.

[2]杨婷婷.金融危机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路径探讨[J].中国集体经济，2013，13：171-172.

[3]祝小兵.东亚金融合作抵御金融危机的路径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0，03：38-42+88.

[4]王勇辉，王翔.全球金融危机中东亚货币合作的约束与激励机制[J].社会主义研究，2010，05：131-135.

[5]梁云萍.东亚汇率制度选择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东亚货币合作的视角[J].世界经济情况，2005，05：9-12.

货币金融学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摘要】比特币是信息通信技术与现代密码学技术完美结合的产物，自2009年诞生起即获得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分析比特币的属性，指出其本质上属于数字货币，具有货币属性；通过分析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梳理当前各国对比特币的监管政策，笔者认为目前的监管策略重点在控制投机风险，将比特币作为补充性货币将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比特币 数字货币 电子货币

比特币是一种基于P2P网络的数字货币，它是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和密码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其具有去中心化、严格控制供给速度、预估流通总量等优点，自2009年诞生起即获得广泛关注。但是，对于其是否属于真正的货币，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在各国监管机构对其态度尚未清晰的今天，其后续发展趋势也扑朔迷离。

一、比特币是数字货币

对于比特币是电子货币、虚拟货币、网络货币，亦或是数字货币，不同学者的归类不同，无统一界定。

20世纪50年代以后，信用卡的发展催生了电子货币（Electronic Money）的概念。1998年，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将电子货币定义为：通过销售终端、不同的电子设备之间以及在公开网络（例如，因特网）上，用来完成支付的“储值（Stored Value）”或者“预付（Prepaid）”的支付机制。这一时期，欧洲中央银行、岩崎和雄、朱夫昌等关于电子货币还有其他一系列相近但又视角不同的定义。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网络游戏运营商推出各类游戏币，例如腾讯Q币等，许多学者随即开始了针对这种货币的研究，并出现了“虚拟货币”的概念。但是，对于虚拟货币，李翀等将虚拟货币等同于电子货币；李爱君等认为虚拟货币属于电子货币的一种；付竹等认为虚拟货币不属于电子货币，而是一种独立的支付工具。

与此同时，“数字货币”的概念也被部分学者使用。有学者认为数字货币就是电子货币，例如郑宏韬认为数字货币是指对货币进行数字化，是货币的一种电子形式；Plassaras认为数字货币是电子货币的一种，并将数字货币定义为：存储于计算机并通过万维网传输的基于互联网的货币。

从技术基础角度来说，上述各类货币均依托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均属于广义电子货币。但是，由于其应用场景、信用基础不同，所以仍然可以进行清晰区分。

通过上表，可以清晰区分出狭义电子货币、虚拟货币、数字货币三者之间的差别。比特币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狭义电子货币和虚拟的货币的新型货币——数字货币。

二、比特币的货币属性

关于货币，Frederic S.Mishkin指出，货币是在商品或劳务的支付中或债务的偿还中被普遍接受的任何东西；Bernard Lietaer在《货币的未来》一书中给予了一个简洁的定义：货币就是社区内部使用某种东西作为支付手段的一项协议。一方面，Lietaer与Mishkin的观点相近，认为具有最为主要的支付功能的东西即可定义为货币；另一方面，列特尔更进一步，摒弃了无法有效量化的“普遍接受”，转而认定在“社区内部”能够获得认可和接受即可。

（一）比特币的货币职能

上述两种关于货币的定义，都基本承认货币需要具备交易媒介、计量单位、价值储藏三项基本货币职能。

1.比特币具有交易媒介职能。商品行使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需要满足如下条件：必须便于标准化，其价值易于确定；易于分割，以方便“找零”；便于携带；不易变质；必须被广泛接受。

比特币完全满足上述要求：一是标准化，它仅仅是一组网络中的数字，无种类和品质差别。二是易于分割，最小单位是0.00000001BTC，实现了小数点后八位的精确分割，理论上根据需要还可以进一步分割。三是便于携带，它可以在任意一台装有比特币软件的计算机或智能终端上使用，并且还可开发类似IC卡的新型智能设备。四是比特币以数字形式存在于计算机类设备中，不易损耗和变质。五是被广泛接受是一个很难度量的标准，但按照Lietaer“社区”的概念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群体内部被接受即可。截止4月，Cointerest网站显示全球已有4157个商户支持比特币消费；Blockchain网站显示全球持有比特币的用户达到145万，总交易量超过3600万。这些数据表明，比特币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且，由于其具有超越主权的全球化优势，其被广泛接受的潜在优势较当今各国的法定货币更强。

2.比特币具有计量单位职能。货币的价值计量单位用于衡量经济社会中的价值。一方面，比特币可以通过各个交易平台与各国法定货币进行比价，进而将法定货币的计价功能间接传到给比特币，使得比特币也具有计量单位的职能；另一方面，在货币符号化的今天，比特币自身也具备计量单位职能，并且理论上具备独立衡量商品价格的能力。

3.比特币具有价值储藏职能。货币的价值储藏的功能是一种超越时间的购买力储藏。比特币运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将比特币以二进制数据格式存储与网络或电子设备中，由用户的私钥进行保护；通过交易平台可以将其转化为实际购买力。因此，具有价值储藏职能。

（二）比特币的价值体现

比特币的货币职能，特别是交易媒介职能，体现了其使用价值。在进行“挖矿”获得比特币的过程中，投入的计算机设备费用、“挖矿”时的电能消耗和时间消耗以及比特币自身的稀缺性，都使得比特币自身具有了价值。这与开采黄金过程中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转化为黄金的价值非常相似。

（三）比特币的信用基础

在以黄金、白银为主的金属货币时代，货币的信用基础是贵金属自身的价值；当金属货币的成色逐渐变差，货币的价值随着降低，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在以纸币等为主的信用货币时代，货币自身不具备价值，其信用基础是国家信用；当货币量超发，会造成通货膨胀。比特币自身虽然具有价值，但其信用基础仍然主要是以现代密码学为主的信息技术。正是这些技术使得人们对于比特币的去中心化、严格控制供给速度、预估流通总量、不可伪造与复制等特性充满信心，并且愿意接受它。但是，与金属货币和纸币一样，比特币的信用基础并不是无懈可击的。目前所面临的交易平台安全性、钱包软件安全性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信用基础；并且，其所使用的HASH技术、公钥密码体系等都可能被未来证明存在缺陷。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些技术被证明存在缺陷的同时，新的技术也会随之产生，那么使用新技术的新一代比特币也会随之出现，并且这种新旧交替的过程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也不会比通货膨胀更为恶劣。

（四）比特币是法定货币之外的货币

如上所述，比特币是一种货币。但是，当今国际货币体系是以法定货币为基础的。由于如下两方面原因，国家不会轻易放弃对法定货币的控制权，承认比特币为法定货币：一方面，国家通过控制“法定货币”进而获得可观的铸币税收；另一方面，统一的“法定货币”作为一个国家文化、历史与现实的见证与象征，是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比特币短期内必然是法定货币之外的货币。

三、比特币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比特币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虽然由于不同国家的监管政策、交易平台的安全性问题数次引发比特币价格的暴跌。但是，当前比特币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其货币属性被弱化，进而导致其可能被民众所抛弃。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当今货币体系的缺陷。比特币的诸多优点可以克服这些缺陷，因此，当2009年1月份比特币诞生，其迅速引起广泛关注。但与此同时，经历了新一轮金融危机的投资者相比于需要一种新货币，更需要一种新型避险理财产品。比特币恰好满足了这些投资者的投机需求。投资者过于强调比特币的金融属性，囤积居奇，希望获得更高的收益。但这种投资行为导致比特币流动性下降，货币属性被弱化，无法充分履行货币职能。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有可能进一步导致比特币被市场完全抛弃。

（二）各国针对比特币的监管政策

1.德国。德国财政部认定比特币为“记账单位”。这意味比特币在德国被视为合法货币，可以用来缴税和从事贸易活动。

2.美国。2013年8月，美国德克萨斯州地方法院在一起比特币虚拟对冲基金案件中裁定比特币是一种货币，应该将其纳入金融法规监管范围之内。2014年3月，美国国税局明确比特币在美国税务系统中被认定为财产，适用规管股票和以物易物交易的规则。

3.俄罗斯。2014年2月8日，俄罗斯宣布全面禁用比特币。

4.日本。日本目前对比特币采取放任态度，金融厅、日本央行财务省均表示监管比特币不属于其职责所在。

5.中国。2013年12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五个部委印发了《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宣布比特币在中国政府监管范畴内，将不被视为有效的交易结算工具。201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向各分支机构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比特币风险防范工作的通知》，禁止国内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替比特币交易平台提供开户、充值、支付、提现等服务。

总体上，目前除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外，各国对于比特币均采取了审慎监管的态度。中国虽然连续出台对比特币加强监管的，但并未完全禁止比特币，重点仍然在有效控制、化解比特币投机风险。

（三）补充性货币是比特币未来的发展方向

2013年，美国犹他州一对新婚夫妇奥斯汀和克雷格完全使用比特币生活了100多天，包括购买生活用品、给汽车加油等等。目前这对夫妇正在计划使用比特币进行全球旅行。这是一次验证比特币货币能力的社会实验。同时，这次实验也揭示了比特币的货币本质——补充性货币。

补充性货币是对法定货币补充或替代的一种交易媒介。美国的国会山保姆券和时间美元、日本的社区货币、新西兰的绿色美元等均属于补充性货币，并且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高失业率、社区救助等问题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Stodder在对瑞士WIR补充货币体系的研究中发现，WIR与瑞士法郎有逆周期的特征，并且两者具有明显的互补性。比特币具有成为全球化补充性货币的潜质。作为补充性货币，可以避免由于投机性风险而引发的各国监管机构的过度监管，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比特币具有货币职能，其未来发展方向是作为法定货币之外的补充性货币。当前各国关于比特币的适度监管策略以及对投机行为的风险提示，有助于比特币等数字货币良性发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作为补充性货币能够更好地发挥其正面作用。也许，未来比特币等新兴数字货币的健康、良性发展，将预示着哈耶克教授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所描述的场景可能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1]Basle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Risk Management for Electronic Banking and Electronic Money Activities[R].http：//www.bis.org/publ/bcbs35.pdf.1998（03）.

[2]European Central Bank.Report on Electronic Money[R].http：//www.ecb.int/pub/pdf/other/emoneyen.pdf.1998（08）.

[3]岩崎和雄（日），左藤元则（日），沈边（译）.明日货币：电子理财的时代[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01）.

[4]朱夫昌.电子货币概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08）.

[5]李翀.虚拟货币的发展与货币理论和政策的重构[J].世界经济，2003（08）：75-79.

[6]李爱君.电子货币发行主体的法律规范[N].法制日报，2006年5月18日.

[7]付竹.以Q币为视角探析虚拟币对现行货币体系的影响[J].金融经济，2007（04）：16-17.

[8]郑宏韬.数字货币的产生、发展与问题[J].时代经贸，2012（06）：112-113.

[9]Plassaras A.N.Regulating Digital Currencies：Bring Bitcoin within the REACH of the IMF[R].http：//ssrn.com/abstract =2248419.2013（08）.

[10]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美），刘毅等（译）.货币金融学（第六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2）.

[11]贝尔纳德.列特尔（美），林罡等（译）.货币的未来[M].新华出版社.2003（01）.

[12]欧阳彬.论货币与国家认同的建构[J].青海民族研究， 2010（07）：50-53.

[13]贝多广，罗煜.补充性货币的理论、最新发展及对法定货币的挑战[J].经济学动态，2013（09）P4-10.

[14]Stodder J.Complementary Credit Networks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Switzerland’s Wirtschaftsring[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2009（10）：79-95.

货币金融学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摘 要:文章在普尔基本模型和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模型的基础上,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普尔基本模型实证结果表明1996-2009年中央银行应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模型实证结果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认为1996-2009年我国应选择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特别是在2003年以后,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优势更趋明显。总之,在金融创新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优势在逐渐下降,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步由货币供应量向利率过渡。

关键词:中介目标 普尔模型 金融创新

一、引言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作为货币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理论界和货币政策实践者研究的重点。从各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实践来看,其变迁过程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相符合。经济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将干预主义引入经济管理,提出比较完整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理论,将利率作为最有效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以熨平经济波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引发对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操作的反思,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货币主义主张运用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即根据经济规模的大小,为货币供应量确定一个较为长期的合理增幅,并借助货币政策工具使其保持在这一幅度内,以消除投资等经济变量因对利率粘性所引起的货币政策传导失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及经济全球化等因素影响,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可控性也下降了,中介目标的选择重新进入新的争论期。

中国人民银行从1994年开始监控并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从1996年起正式采用货币供应量与货币信贷一起作为中介目标,1998年取消贷款规模,使货币供给量成为唯一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夏斌和廖强(2001)撰文指出货币供应量已经不适合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提出通货膨胀目标制,由此引发了关于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很多争论。秦宛顺等(2002)从货币政策规则角度,考虑了以货币供给和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福利损失,得出以货币供给和以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无差异的,货币当局可以灵活地选择应用。范从来(2004)指出货币当局应该创造出一种有利于货币供应量发挥中介目标的货币控制机制,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常玉春(2004)通过对AD-AS方程的拟合检验发现由于公众预期的变化、利率管制和证券市场的反常波动造成的货币“漏损”使得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已存在较大缺陷。刘明志(2006)通过对比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在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三方面的差异,认为现阶段继续使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而银行间利率作为中介目标是否可行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封思贤(2006)通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分析等方法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正不断降低,实际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好于货币供应量。李春琦、王文龙(2007)也从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三方面对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进行模型分析,研究发现货币供给的可控性降低、可测性较差,但货币供给量与GDP和物价之间的相关性较好。莫万贵、王立元(2008)分析了货币供应量和贷款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和可控性,认为M2和贷款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是密切相关的。彭兴韵(2008)从货币供应量、信贷总量的可控性、相关性及调控手段等方面分析,认为着重于数量控制的货币政策框架的效果越来越弱,应加强利率机制在货币调控中的作用。

上述文献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各种中介目标在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三方面的差异上,由此判定中介目标的优劣。从上述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争论主要划分为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两种,这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争论如出一辙。在各执一词的争论中,普尔(Poole,1970)提出的利率与货币供应量哪个指标更适合作为中介目标的理论模型对于分析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很有用处。普尔基本模型假设中央银行目标产出方差最小化,其确定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一般决策规则是若随机冲击主要来自货币市场,应该选择利率作为中介目标;若冲击主要来自商品市场,货币供应量则是较好的选择。张衔(2004)首先使用这一模型分析了我国中介目标的选择问题,研究认为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仍然是有效的,导致货币政策低效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利率管制造成的货币政策操作程序的内在缺陷。王晓芳、景长新(2006)利用普尔基本模型对1994-2005年我国中介目标选择的适当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此期间的两个阶段内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仍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但在第二个阶段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在逐渐降低。赵磊(2007)也使用普尔基本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进行实证分析,同样得出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当前时期依然有效的结论。三篇使用普尔基本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章都得出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仍然有效的结论,这种完全一致的实证结果难免使我们怀疑普尔基本模型分析我国情况是否恰当?是否遗漏了某些重要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Poole(1970)的基本模型是在严格假定下展开的,忽略了诸如通货膨胀、预期以及总供给干扰这样的一些因素。当然Sargent&Wallace(1975)、Blanchard&Fischer(1989)对普尔基本模型的拓展证明,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的作用,普尔基本模型得出的决策规则也是成立的,并且在许多不同场合下都是非常有用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完全改变了货币政策操作的金融环境,普尔基本模型应对这一新的操作环境进行一定的扩展。索彦峰(2006)将金融创新因素纳入普尔基本分析之中,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认为在金融创新发展的初期,中央银行将优先选择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在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阶段,选择利率充当中介目标将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但是索彦峰(2006)仅对扩展的普尔模型进行理论阐述,并没有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将在Poole(1970)基本模型和索彦峰(2006)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模型的基础上,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进行实证分析,以便探讨在金融创新的环境中如何选择中介目标。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普尔基本模型和引入金融创新因素的扩展普尔模型,第三部分是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结论及政策启示。

二、普尔基本模型及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模型

Poole(1970)的基本模型解释了在一个具有不同形式随机扰动的经济中,怎样选择最优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问题。

(一)普尔基本模型

假设宏观经济存在信息不对称,中央银行不可能完全了解引起利率波动的根本原因,同时假定政策目标是稳定实际产出。在这样的环境下,Poole通过比较两种政策所产生的产出差别来达到分析的目的。令对数形式的Poole基本模型的简化形式为:

yt=-αit+ut(1)

mt=-β1it+β2yt+vt(2)

其中,yt为总产出,it为利率,mt为货币需求,ut和vt分别为实物部门与货币部门的随机冲击。出于简化,假设ut和vt是服从均值为零且彼此不相关的连续过程。(1)式为简化的IS曲线,(2)式货币需求方程是简化的LM曲线。由IS-LM基本模型的简化形式可知,总产出是利率的减函数,货币需求是利率的减函数、产出的增函数。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为L=(y-y*)2,其中y*是目标产出,y-y*是产出缺口,货币政策当局的最优决策规则是选择能够使产出方差最小的变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如果货币政策当局以货币供给作为中介目标,由简化的IS-LM基本模型可知,均衡产出为:

yt=■

如果货币政策当局在期初设定mt为中介目标使得E[y]=0,于是得到货币供给程序下的目标函数值为:

Em[yt]2=■

如果货币政策当局以利率为中介目标,则总产出主要受随机变量 ut(支出冲击)的影响。期初设定利率it使得E[y]=0,则:

Ei[yt]2=σu2

根据最优决策规则,货币政策当局是选择货币供给量还是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取决于两种选择的方差的大小。因此,若

Ei[yt]2

即σ■■<■或σ■■>β■■σ■■+■

则利率操作程序优于货币供给量操作程序,因而货币政策当局应当选择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相反,则货币供给量操作程序优于利率操作程序,因而货币政策当局应当选择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

也就是说,从随机冲击角度看,如果随机冲击主要来自货币市场,即货币需求冲击的方差σv2较大,LM曲线(其斜率为1/β1)较为陡峭,IS曲线(其斜率为-1/α)较为平缓,LM的波动大于IS的波动,则应当选择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如果随机冲击主要来自商品市场(实物部门),即总需求冲击的方差σu2较大,LM曲线较为平缓,IS曲线较为陡峭,IS的波动大于LM的波动,则应当选择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二)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模型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和变化越来越受到金融创新的影响。索彦峰(2006)在普尔基本分析的基础上将金融创新因素引进来,现将其模型表述如下:

三部门经济(略去对外部门)的商品市场均衡条件是Yt=Ct+It+Gt,其中Ct=C0+cYt为消费函数,It=I0-e(A)Rt为投资函数。方程中的参数均为正数,C0和I0分别为自发消费和自主投资,c为边际消费倾向,e(A)表示受金融创新因素影响的投资的利率弹性,Rt是利率。假定政府支出是一个既定的常量G,那么由此得到的IS方程是:

(1-c)Yt=-e(A)Rt+(C0+I0+G)(3)

货币市场均衡条件为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Mt=kYt-hRt,其中kYt和hRt分别是货币的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由此得到内含金融创新因素的LM方程:

Mt=k(A)Yt-h(A)Rt(4)

k(A)和h(A)均为正数,分别表示受金融创新因素影响的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利率弹性。

这样方程(3)和(4)便构成了一个内含金融创新因素的IS-LM模型。索彦峰(2006)参考瓦什(Walsh,2001) 的做法,将方程(3)和(4)构成的IS-LM 模型在稳态附近处理成偏离稳态比率的线性形式并加上随机因素,得到新的模型如下:

yt=-α(A)it+ut(5)

mt=-β1(A)it+β2(A)yt+vt(6)

其中,ut和vt分别代表经济面临的来自总需求和货币需求的随机冲击,并假设它们均服从均值为零且彼此不相关的连续过程。索彦峰(2006)利用产出方差最小化原则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标准。

如果货币政策当局以货币供给作为中介目标,联立方程(5)和(6)可得金融创新下的均衡产出为:

yt=■

如果货币政策当局在期初设定为中介目标使得E[y]=0,于是得到货币供给程序下的目标函数值为:

Em[yt]2=■(7)

如果货币政策当局以利率为中介目标,则总产出主要受随机变量 ut(支出冲击)的影响。期初设定利率it使得E[y]=0,则:

Ei[yt]2=σu2

根据最优决策规则,货币政策当局是选择货币供给量还是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取决于两种选择的方差的大小。可见,金融创新对利率规则下的产出方差无任何影响。这一极端情况是由于总需求冲击主要来自实际因素,而金融创新因素对其影响很小因而略去不计的考虑。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规则下的产出方差具有不确定性影响。

三、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实证分析

普尔基本模型是以产出方差最小化为原则确立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一般规则,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应是促使实际产出逼近潜在产出,即使产出波动最小。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与普尔基本模型中损失函数确定原则是一致的。因此,在这部分我们利用普尔基本模型以及引入金融创新因素的扩展普尔模型检验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最优选择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从1994年开始监控并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从1996年起正式采用货币供应量与货币信贷一起作为中介目标。1998年取消贷款规模,使货币供给量成为唯一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因此,本文将样本期选为1996年第1季度至2009年第2季度。

(一)数据说明及处理

本文以GDP数据代表产出,为了得到实际GDP数据,我们以1995年第4季度为100的定基CPI数据将名义GDP换算为实际GDP数据,然后使用X12方法消除季节波动,最后再取对数。货币供应量选择M2,同样经过季节调整后再取对数。由于目前我国存在存贷款管制利率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等市场利率,所以我们将分别选取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和7天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实证分析的利率指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根据利率变更日期进行季度加权平均,7天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季度算术平均值。名义GDP、M2和7天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均来自于CEIC,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及变更日期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由于金融创新的内容十分丰富,若从利率掉期、期货期权、资产证券化等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构造金融创新变量,往往会忽视其他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影响。Arrau,Gregorio,Reinhart&Wickhan(1991)建议采用广义货币M2与狭义货币M1的比例作为金融创新替代变量,实现从金融创新外部寻找一个替代变量来模拟金融创新过程的目的。陈涤非(2006)研究中国货币需求模型时曾采用Arrua的建议,并根据我国的情况,采用广义货币M2与流通中现金M0的比例作为我们的金融创新指标。我们这里借鉴陈涤非(2006)的做法。同样,首先分别对M2和M0进行季节调整,然后计算经季节调整后的M2/M0比例。由于普尔基本模型中使用变量的对数形式,所以在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分析中金融创新指标也同样采取对数形式。

(二)我国中介目标选择的阶段性划分

我们分析的样本期为1996年第1季度至2009年第2季度,期间不仅包括货币供应量确立为中介目标的阶段,同时还包括我国不断深化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双轨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放松利率管制,推动金融机构自主定价,实现“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改革目标,另一方面发展和完善了市场利率体系,初步建立了以SHIBOR为代表的短期基准利率和以国债收益率曲线为代表的中长期基准利率体系(易纲,2009)。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央银行不断完善利率调控理念和方式,利率已经成为调节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之一。特别是,2003年以来的利率调控在利率调整的灵活性和预调与微调方面明显改善。所以我们以2003年第1季度为断点对整个样本期进行Chow断点检验,判断是否可以将整个样本划分为两个子样本。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以2003年第1季度为断点的Chow检验表明无论是普尔基本分析还是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分析,无论是以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还是以7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利率指标,无论是IS模型还是LM模型,都支持以2003年第1季度将整个样本期划分为1996年第1季度至2002年第4季度、2003年第1季度至2009年第2季度两个子样本期。

(三)普尔基本模型的实证分析

表2的普尔基本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整个样本期内以及1996年第1季度至2002年第4季度期间,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产出波动方差要显著小于以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产出波动方差,后者的波动程度是前者的5-45倍。根据产出方差最小化的选择准则,中央银行都应该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需要注意的是在2003年以后,以7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利率指标的普尔基本分析结果表明,以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产出波动方差要显著小于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产出波动方差,这说明在2003年以后,从完全市场化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角度看,中央银行是可以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但是,也要看到,以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利率指标的普尔基本分析结果表明仍应该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这种对比鲜明的实证结果是与我国双轨制的利率体系密切相关的。2003年开始,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逐步扩大,直至在2004年10月实现了“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改革成效,但这距离存贷款利率自由浮动的市场化运作还有一定的差距。虽然2003年以后,针对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利率调控降低了调整幅度,增大了调整频率,在灵活性和微调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管制利率发挥效力的空间有限,相比而言,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更为合适。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早在1996年就已经实现了完全市场化,在1996-2002年期间,由于我国的利率调控较为滞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对央行货币政策意图吸纳有限,因此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更优;而在2003年以后,随着央行对存贷款利率的小幅多次调整,市场化利率能够在央行同向的连续货币政策操作中准确地把握央行的货币政策意图,换言之,央行管制利率调控措施在市场化利率中得到了良好的传导,使得在此期间,以市场化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更为合适。

(四)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模型实证分析

我们使用M2/M0的对数形式表示金融创新指标(A),而且假设金融创新以线性形式进入到模型中,即α(A)=a1+a2×A,β1(A)=b1+b2×A,β2(A)=c1+c2×A,在此假设下可以对(5)、(6)式进行非线性回归。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分别得到α(A)、β1(A)和β2(A)三个序列,并以其序列方差及标准差的形式代入(7)式计算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目标函数值。表3列示了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分析结果。引入金融创新因素后,我国中介目标的选择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分析准则,1996-2009年我国应选择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非货币供应量。在1996-2002年期间,虽然用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和7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判断分别认为应该选择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作为中介指标,但是应该注意到在此期间,Em[yt]2和Ei[yt]2的差距并不大,说明货币供应量或利率两者中哪一个作为中介目标的比较优势并不明显。而在2003年以后,利率有明显的优势取代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可见,在考虑金融创新因素后,无论是以管制利率还是以市场利率作为利率指标都倾向于选择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这一判断在2003年以后更加清晰。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在普尔基本模型和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模型的基础上,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普尔基本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在1996年第1季度至2009年第2季度整个样本期内以及1996年第1季度至2002年第4季度第一阶段期间,中央银行都应该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需要注意的是在2003年以后,双轨制利率体系下对中介目标的判断存在差异:以市场化利率(7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代表)为利率指标的普尔基本分析支持以利率作为中介目标,以管制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代表)为利率指标的普尔基本分析则支持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而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模型实证结果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认为1996-2009年我国应选择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特别是在2003年以后,利率作为中(下转第14页)(上接第10页)介目标的优势更趋明显。总之,在考虑金融创新因素后,无论是以管制利率还是以市场利率作为利率指标都倾向于选择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权衡普尔基本模型实证结果和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模型实证结果,本文认为在金融创新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优势在逐渐下降,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步由货币供应量向利率过渡。

早在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曾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更多地加强对价格型工具的运用,降低对数量型工具的依赖。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还在逐步深入,金融创新进程也不可阻挡,今后应考虑在货币政策操作中逐步加强利率的地位和作用。在当前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前提下,进一步发挥利率在货币政策框架中的作用,完善利率的市场形成机制,加强对利率分析和监测。加快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逐步建立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机制,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在价格发现、资源配置、风险评估等方面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常玉春.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及其检验[J].世界经济文汇,2004(5)

2.陈涤非.基于金融创新因素的中国货币需求模型验证[J].上海金融,2006(3)

3.封思贤.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6(5)

4.卡尔·E·瓦什.货币理论与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5.李春琦,王文龙.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适应性研究[J].财经研究,2007(2)

6.李学彦,刘霄,姜海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理论研究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2008(4)

7.刘金全,刘兆波.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联性[J].金融研究,2008(10)

8.刘明志.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适用性[J].金融研究,2006(1)

9.莫万贵,王立元.货币供应量和贷款仍是当前合适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J].经济学动态,2008(2)

10.彭兴韵.加强利率机制在货币调控中的作用[J].经济学动态,2008(2)

11.秦宛顺,靳云汇,卜永祥.从货币政策规则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6)

12.盛松成,吴培新.中国货币政策的二元传导机制——“两中介目标,两调控对象”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8(10)

13.索彦峰.金融创新、基本普尔分析与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10)

14.王晓芳,景长新.普勒规划视角下的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评价[J].上海金融,2006(9)

15.夏斌,廖强.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J].经济研究,2001(8)

16.易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J].金融研究,2009(1)

17.张衔.普尔基本分析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4(1)

18.赵磊.宏观经济稳定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基于普尔规则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07(5)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北京 100045)

(责编:贾伟)

货币金融学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摘要：本文选择40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数据建立门限面板模型，考察两次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不同金融发展水平时外汇储备对出口、投资、消费和总产出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对出口具有促进作用，对投资、消费和总产出具有消极影响；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外汇储备对出口、消费和总产出具有积极影响；金融水平取得一定发展时，外汇储备对出口和投资具有消极影响，对消费具有积极影响；金融高度发展时，外汇储备对出口和消费具有积极影响，对总产出具有消极影响。

关键词：金融发展；外汇储备；门限效应

一、引言

外汇储备是各国政府稳定外汇市场、防止外债危机、维持国际收支均衡的重要工具。对外汇储备的需求一般遵循以下原则：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高于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高于资本账户封闭的国家，短期外债较多的国家高于短期外债较低的国家。理论上如果国家金融市场成熟完善，提高政府国际资信能力之后，外汇储备需求应该下降。但1973年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之后，外汇储备并未出现上述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规模整体持续上升，其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速明显高于发达国家。2005年之后，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超过发达国家，其中东亚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有力的支持者，目前其外汇储备占全球规模超过55%。

外汇储备问题涉及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是各国选择不同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因此从不同金融发展水平的角度分析上述问题，有利于对外汇储备的深化管理提供必要的对策建议。

二、相关文献综述

20世纪60年代之后，外汇储备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这一时期学者们对外汇储备研究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外汇储备短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方面。Heller（1960）基本肯定了外汇储备在处理国际收支问题时的积极作用，Claassen（1975）也认同外汇储备规模变动对宏观经济产生不同影响的观点。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规模剧增，各国学者才更加关注对外汇储备宏观经济效应问题的研究。比较一致的研究结论是外汇储备能够干预国内经济的运行状态。一方面，外汇储备通过影响汇率干预国内经济运行。对于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或追求币值稳定的国家而言，外汇储备是实现外汇市场稳定，维护外汇交易者信心，防止国际投机资本冲击外汇市场的有利工具。对于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外汇储备更是维持本币持续低估以实现促进出口带动国内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Edwards（1983）发现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对外汇储备的需求要高于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前者持有外汇储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预防外部金融冲击，而是通过干预外汇市场实现本国货币的稳定。Dooley等（2004）支持外汇储备对稳定外汇市场的积极作用，同时指出，东亚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利用外汇储备维持本币汇率低估，实现增加国内商品出口并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Aizeman（2006）和Lee（2007）则从“货币重商主义”的角度研究东亚新兴市场国家持有高额外汇储备的目的，发现提高商品出口水平是外汇储备稳定外汇市场的结果。另一方面，外汇储备还能够通过货币供应干预国内经济的运行状态。William和Heller（1977）指出，增加外汇储备的直接结果是引起国内货币供给量的增加，进而提高国内商品物价水平，甚至通过贸易品出口渠道最终导致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张曙光和张斌（2007）指出，中国外汇储备增加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国内货币的绝对量增加。外汇储备规模扩大必然引起国内货币供给量的增发，若无有效的货币对冲机制则可能引起国内的通货膨胀或改变投资者的投资态度。尤其对于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而言，外汇储备持有量增加必然导致国内出现通货膨胀。

上述分析肯定外汇储备必然影响国内宏观经济发展，但对外汇储备存在积极宏观经济效应还是消极宏观经济效应，各国学者并未取得一致意见。Popoy（2003）发现扩大外汇储备相对规模有利于提高国内资本产出水平，对国内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Fukuda和Kosei（2010）通过数理模型肯定了外汇储备对国内出口、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必然联系，并指出增加外汇储备有利于国家出口但影响国内的消费水平。如果国家对贸易品生产的投资密度较高，则增加外汇储备能够促进国内投资和国内经济发展。马野驰（2014）以Fukuda和Kosei的研究模型为基础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外汇储备对中国的出口、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都具有积极影响，但近年来积极影响的效果逐渐减弱。

与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反，部分学者更倾向于外汇储备对国家宏观经济影响的负面效应。Mohanty和Turner（2006）发现，持有过多外汇储备的新兴市场国家更容易发生通货膨胀，不利于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指导，提高了政府干预成本，也容易导致国内资本市场发展过热，提高信贷风险的发生概率。Park（2009）以东亚主要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金融危机之后外汇储备的宏观经济影响。他发现金融危机之后外汇储备规模扩大会导致国内信贷水平的下降，对国内投资有明显负面影响，也不利于国内的经济增长。李巍和张志超（2010）将外汇储备、外汇市场和国内消费和信贷市场纳入统一理论框架下分析外汇储备变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他们发现若国家在资本账户开放时能够提高汇率波动弹性，外汇储备规模扩大则能够刺激国内提高消费需求，但对国内信贷规模有明显负面影响，不利于国内提高投资水平。孟秀惠（2012）指出，中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不利于我国金融安全，增加通胀压力，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

部分学者认为外汇储备的宏观经济影响作用机制复杂，对宏观经济各方面影响效果不一。徐明东（2007）肯定了外汇储备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他认为持有高额外汇储备会提高国内宏观经济的发展成本，也提高了政府管理外汇储备资产的难度。但如果中央银行采取非冲销性干预经济的政策手段，则外汇储备规模扩大能够提高国内信贷和负债水平，有利于政府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和消费环境。刘惠好和王永茂（2012）以东亚和拉丁美洲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为研究对象，考察外汇储备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外汇储备规模扩大能够提高国家的投资和出口水平，但不利于消费规模的扩张。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外汇储备的宏观经济效应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基本可以肯定多数国家外汇储备已经超出最优规模并承担较高的机会成本，因此对外汇储备管理和政策实施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三、理论分析和研究方法

1.外汇储备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基础。外汇储备是以外汇形式存在的特殊的货币资产，是开放经济运行的产物，而外汇储备的货币形态决定了其必然通过金融市场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外汇储备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货币供给渠道实现，若外汇储备变动而国内净资产不发生变化，则必然引起基础货币供给的变动，即外汇储备增加会相应增加国内基础货币供给量。另外，若国家追求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必须进行对冲操作以稳定本币汇率。但由于公开市场操作或其他冲销干预手段的时效性，外汇储备变动必然影响国内金融市场，进而影响国内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见图1）。

金融市场是外汇储备对国家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的主要中介平台，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必然影响外汇储备的宏观经济效应。根据马野驰（2014）的研究，综合产业结构布局、现有国际分工模式等原因，各国增持外汇储备的趋势将在长期内存在。而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的有效投资渠道缺失，导致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

2.计量模型和数据说明。本文利用门限面板模型分析外汇储备的宏观经济效应，以Fukuda和Kosei（2007）研究为基础，分别建立外汇储备消费效应模型、出口效应模型、投资效应模型和总产出效应模型，具体如下：

Cont=α1tRESt+α2tGNIt（1）

Ext=α1tRESt+α2tGNIt （2）

Invt=α1tRESt+α2tGNIt（3）

GDPt=α1tRESt+α2tGNIt（4）

其中，Cont、Ext、Invt、GDPt、RESt和GNIt分别表示消费、出口、投资、总产出（总产出数据较难获得，本文选择国内生产总值替代该变量）、外汇储备和国民收入情况。模型具体模拟过程中，为规避收入差距对模型的影响，本文将以上四个变量分别与国民总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相除。其中，消费、出口、投资、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WDI），外汇储备数据来源于IFS，数据范围为1990年到2012年。

为充分考虑不同金融发展程度下外汇储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择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瑞士、德国、丹麦、西班牙、芬兰、法国、英国、希腊、冰岛、意大利、日本、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挪威、新西兰、葡萄牙、瑞典），东南亚和拉美地区的主要国家或地区（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印度、韩国、马来西亚、秘鲁、菲律宾、俄罗斯、新加坡、泰国、乌拉圭、委内瑞拉、南非）等40个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1990年到2012年共2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外汇储备的宏观经济效应。为考察不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下的外汇储备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设置门限面板模型如下：

Con=α1RESI（μγ1）+α2RESI（γ1<μγ2）+α3RESI（μ>γ2）+α4GNI+ε

Ex=α1RESI（μγ1）+α2RESI（γ1<μγ2）+α3RESI（μ>γ2）+α4GNI+ε

Inv=α1RESI（μγ1）+α2RESI（γ1<μγ2）+α3RESI（μ>γ2）+α4GNI+ε

GDP=α1RESI（μγ1）+α2RESI（γ1<μγ2）+α3RESI（μ>γ2）+α4GNI+ε

其中，ε为残差项。I（·）为示性函数（括号内条件满足时I=1，否则为0）。门限变量选择是本文实证分析的重点。世界银行将股票市场价值占GDP比重作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而白钦先（2011）也将上述变量用于衡量日本的金融发展水平。因此，本文用各国历年股票市场价值占GDP比重（Sto）作为衡量各国金融发展水平的门限变量。另外，本文将GNI进行对数化处理，各变量统计特性如表1所示。

四、实证检验和结果说明

为保证模型设立的正确性和准确性，首先应该检验模式是否存在门限效应，然后再对模型进行相关估计和检验。本文选择Tsay提供的方法搜寻门限值。排列回归方法在处理样本观测值时首先按照升序形式对门限变量进行排序，然后以每一观测值作为门限值估计模型，若某一观测值估计模型时的残差平方和最小则将其认定为门限估计值。进而，采用Boottrap方法进行LM检验，分析F统计量的渐进分布形式，计算临界值，最后检验是否存在门限效应。建立门限回归模型要确定门限数目的个数，以便确定模型的形式。根据Hansen（1999）的思路，对上述模型采用最小二乘估计，依次假定存在1、2和3个门限值。对各变量做门限数量统计时，F统计值的检验高度显著，说明均存在2个门限值。

本文实证分析以全样本数据（40个国家）为考察对象，对不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下外汇储备对经济发展影响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由于数据时间序列跨度23年，期间全球经历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特别增加虚拟变量Dum1和Dum2，分别表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1998年到2012年Dum取1，其他时期取0；2008年到2012年Dum2取1，其他时间取0。各变量均通过稳定性检验，均为平稳序列，可建立面板模型，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模型1解释了外汇储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总体而言，国民收入对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统计性显著。模型1-1显示，各解释变量统计性均显著，最具有解释能力。其中，国民收入增加1%则国家出口将提高014%。但金融危机对各国出口的影响则显著为正，即金融危机过后各国出口水平出现大幅度提高，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与其相比，外汇储备对出口的影响则呈现U型变化模式。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外汇储备变动对各国出口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外汇储备占GDP份额提高一个单位，则会促进出口至少相应增加011个单位。模型1-1中，2008年金融危机的哑变量统计结果不显著，结论与模型1-1基本类似。

模型2解释了外汇储备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国民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最重要的因素，模型2-4显示，若国民收入增加1%则消费会增加044%。金融危机对居民消费的消极影响最为明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总消费的影响要高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外汇储备对总消费具有积极影响，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外汇储备对消费的影响程度也不断增加。模型2-1到模型2-4中，均显示具有显著的门限效应，其他各变量也均符合统计标准。总体而言，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单位外汇储备变动对消费的影响较低，仅仅为0008。但当金融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单位外汇储备变动对消费的影响则提高到007。

模型3解释了外汇储备与总投资之间的关系。国民收入是影响总投资最重要的因素，模型中国民收入变量的统计性均显著。模型3-1中各变量影响系数均统计显著，外汇储备对投资的影响基本呈消极影响，仅在金融市场门限值介于244和309之间时为积极影响。模型3-2中，当门限值小于688时，外汇储备对总投资影响系数统计性不显著，介于688和1238时单位外汇储备变动对投资的影响为002，高于1238时则转变为消极影响。模型3-3将两次金融危机变量纳入考察范围后，仅仅在金融市场门限值介于47和687之间时影响系数的统计性显著，外汇储备对总投资具有消极影响。模型3-4中金融危机变量统计不显著，其他情况与模型3-1节基本类似。

模型4考察了外汇储备与GDP增速之间的关系。国民收入是影响GDP发展速度最重要的因素，各影响系数统计均显著。模型4-1中，当门限值低于012时外汇储备对GDP增速影响不显著，其他条件时随金融市场发展则呈现明显的消极影响。模型4-2中，当门限值介于012和10697时外汇储备对GDP增速影响不显著，高于10697时则显著为消极影响，低于012时则为积极影响。模型4-3中金融危机变量均符合统计显著性，但也仅仅在统计变量高于10697和低于0117时外汇储备对GDP增速的影响显著，其中在前面区间时为消极影响，在后面区间时则为积极影响，结果与模型4-2类似。模型4-4中，金融危机变量统计性不显著，结论与模型4-1基本相同。

1.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外汇储备对各国宏观经济影响表现出不同特征。具体来说，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外汇储备对出口、消费和总产出具有积极影响；金融发展水平取得一定发展时，外汇储备对出口和投资具有消极影响，对消费有积极影响；金融高度发展时，外汇储备对出口和消费有积极影响，对总产出有消极影响。

当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低时，意味着国内金融市场普遍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缺少必要的生产和建设的投资资金，金融体制建设也不完善，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具有较高的金融脆弱性，易受国外金融危机影响。因此，在国内金融市场发育滞后时期，政府多数选择出口导向型发展策略，试图通过出口贸易拉动国内经济发展，并获取经济发展的必要投资资金，改善国内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局面。在此时期，外汇储备的主要职能表现在满足平衡各国国际收支和外债偿付方面，也成为各国进口关键性生产设备的主要资金来源，从根本上提高国家出口产品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提高贸易品出口量，推动经济发展，并增加国民财富。而国民收入增加之后，也必将刺激国内对贸易替代品进行消费，并最终提高GDP发展速度，提高国家总产出水平。

当金融发展水平达到中等程度之后，国内融资渠道基本畅通，但各国金融市场发展仍存在许多缺陷，缺少有效的海外投资渠道，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有限，本国货币国际公信力仍较弱。在此阶段，各国基本实现提升自身出口能力并创汇的目标，国内外汇储备相对充足，已不需要通过外债等手段筹集投资发展资金。而外汇储备是以外汇形式存在的货币资产，缺少有效海外投资渠道，也不能作为其他国家主要的储备货币，只能投资于低收益的发达国家政府债券，使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明显提升。此时，由于金融市场在传递货币政策时效果有限，央行货币冲销政策失灵意味着增加外汇储备必然引起国内货币增发，不仅给国内市场带来较高的通货膨胀压力，也不利于贸易商品的出口，因此该阶段外汇储备对出口具有明显的消极影响，也不利国内投资的发展，甚至会对总产出产生消极影响。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基本都面临上述问题，外汇储备被动增加使各国承担高额持有成本，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马野驰，2014）。

当金融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国内金融体制建设完善，能够实现资金在国内的自由流动，国外资本市场建设也取得极大提高，甚至本币的国际影响力也进一步得到提升。在此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冲销效果明显，能够有效解决增加外汇储备而导致货币增发的难题。另外，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也意味着能够将外汇储备更有效地投资于高收益资本市场，改变以往以低收益政府债券作为主要投资对象的窘境。此时增持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大幅度下降，也为贸易品出口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方向，能够促进出口的发展并带动国内消费能力的提高。但必须注意，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基本属于发达国家，其持有的外汇储备规模已远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此时增持外汇储备并不利于改善总产出情况。

2.1997年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更为显著。1997年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对各国出口、投资、消费和GDP增速具有不同影响。总体而言，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出口发展速度和能力明显提高，而其他如投资、消费和GDP等则会出现下降的情况。其中1997年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的总体影响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仅仅在投资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较大，主要原因在于：1997年金融危机是由东亚发展中国家盲目地进行金融深化改革并放开资本账户和实行弹性汇率制度所导致，其国内脆弱的金融环境在国外游资撤离之后迅速出现金融恐慌，并引发国际性金融危机。发生危机的主要东亚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具有紧密的产业联系，危机对上述国家的影响也会迅速传染到关系密切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即全球各国均受到金融危机较大影响。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根源于美国金融产品创新过程中资金链条断裂，由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与美国金融市场之间错综交织的金融联系，使金融危机迅速传递到发达国家，并在发达国家内部产生严重的金融恐慌，甚至出现国家破产等恶劣情况。

由于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性质、传染途径和影响国家群体的不同，使两次金融危机对各个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也有所区别。两次金融危机过后，世界各国均通过提高出口促进国内恢复生产能力，带动国内经济的复苏。东亚主要国家均以对外贸易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尤其在金融危机过后更亟需通过出口拉动疲软的国内经济，因此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总出口增势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对投资的消极影响最为严重，可能由于发达国家内部的金融危机动摇了国内生产力的根本，使国内投资者对生产市场的投资信心急剧下降。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实行“重振制造业计划”就足以说明上述问题，美国和德国等均有目的引导国内制造业，使其成为经济复苏的驱动力。但由于此次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程度小于发达国家，影响规模、范围和程度也均小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因此对消费和总产出的负面影响也相对较小。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和外汇储备对总出口、总投资、总消费和总产出的影响均不相同，且后者在金融发展程度不同时有不同影响。两次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总出口水平均有所上升，但不利于总投资、总消费和总产出。

3.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国家应从适当增加外汇储备向加强外汇储备投资能力建设转变。

（1）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可通过适当增加外汇储备，提高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适当增持外汇储备，在保证外汇储备实现基本职能的基础上，将外汇储备对国内消费、投资和出口的作用最大化，使外汇储备既能保证国内的金融安全，防范由于自身金融脆弱造成国际金融危机，又可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同时，有策略增持外汇储备，避免外汇储备过度积累而给自身经济发展带来过高负担。

（2）当国内金融市场取得一定程度发展后，必须加强外汇储备投资能力建设，将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降至最低。上述问题主要从两方面着手：其一，增加外汇储备向盈利性的海外资产的投资比重，提高自身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宏观控制能力，保证外汇储备既实现稳健增长，又能够将收益最大化；其二，加快本币国际化推进工作，建立本币海外债券市场建设，拓展外汇资产的投资渠道，降低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

1991年中国股票市场价值占GDP比重的021%，2007年达到峰值223%，到2012年下跌到70%。由于中国资本市场不规范，以Sto值代表中国金融发展水平有一定局限性，但研究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外汇储备的宏观效应，对于我国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白钦先，张志文.外汇储备规模与本币国际化：日元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11（10）.

[2]贺金凌.经济增长、货币供给与外汇储备：对货币均衡理论的检验[J].世界经济，2000（10）.

[3]李巍，张志超.一个基于金融稳定的外汇储备分析框架——兼论中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J].经济研究，2009（8）.

[4]刘惠好，王永茂.外汇储备增长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东亚与拉美的数据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2）.

[5]马野驰.东亚产业结构、全球经济失衡与东亚外汇储备[J].经济问题探索，2014（6）.

[6]马野驰.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7]徐明东.全球外汇储备激增及管理策略的国际比较[J].国际贸易问题，2007（5）.

[8]张曙光，张斌.外汇储备持续积累的经济后果[J].经济研究，2007（4）.

[9]孟秀惠.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中国外汇储备的“美元困境”[J].商业研究，2012（4）.

[10]Aizenman J. Lee. Y.and Rhee.Y，International Reserves Management and Capital Mobility in a Volatile World： Policy Considerations and a Case Study of Korea[J].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2007（1）.

[11]Chien-Chiang Lee， Chun-Ping Chang. Pei-Fen Chen，Money demand function versus monetary integration： Revisiting panel cointegration among GCC countries[J].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imulation， 2007，79（1）：85-93.

[12]Claassen. E. M.， 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serves and the Optimum Mix and Speed of Adjustment Polic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5，65.

[13]Donghyun Park and Innwon Park（eds）. Prospects for ASEAN-China Free Trade Area：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J].China World Economy，2009，17（4）：104-120.

[14]Dooley. M. Folkerts - Landau. D and P. Garbe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bility： Asia， Interest Rates and the Dollar， Global Markets Research，Deutsche Bank， 2005.

[15]Edwards. S， 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serves and Exchange Rate Adjustments： the Case of the LDCs， 1964-1972， Economica， 1983，50.

[16]Frenkel. J， International Reserves： Pegged Exchange Rates and Managed Float in K1 Brunner and A.H.Meltzer（eds.）， Public Policies in Open Economies， Carnegie - Rochester Series on Public Policy，1978，9（Amsterdam）.

[17]Fukuda，Kosei. Three new empi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Hodrick-Prescott parameter Empirical Economics，2010，39（3）：713-731.

[18]Fukuda，Kosei. Joint detection of unit roots and cointegration： Data-based simulation[J].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imulation，2007，75（1-2）：28.

[19]Heller. H.R， Optimal International Reserves[J].The Economic Journal，1946，76（302）.

[20]Hansen.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9，93（11）：345-368.

[21]Mckinnon， Ronald and Gunther Schnabl. The East Asia Dollar Standard， Fear of Floating， and Original Sin[J].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4（8）.

[22]Mohanty. M and Turner. P.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Accumulation in Emerging Markets： What are the Domestic Imp Lications？[J].BIS Quarterly Review，2006，September.

[23]Popoy，.V. Accumul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and Long Term Growth，MPRA Paper， NO.20069， 2003.

[24]Triffin. R， National Central Bank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Feb， Issue，1946.

[25]William H. L. Day， H. Robert Heller. The World money supply： Concept and measurement，Weltwirts chaftliches Archiv，1977，113（4）：693-718.

An Analysis of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based on Threshold Panel Model

MA Ye-chi1， JIANG Shu-bo2， WANG Yong-sheng1

（1. School of Economic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7，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Harbin 150028， China）

Key words：financial development；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threshold effect

（责任编辑：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