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哲学思考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我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二元性,并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但我国的农村仍能保持一定的安定、团结、发展和支持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这是由于中国“家族主义”为特征的传统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它的富有对家庭、家族及社会的保障功能,以及制度本身的“路径依赖”,使得这种非正式制度不但没有弱化,而且人们沿着这种既定的路径延续,把“家族主义”与保障功能有效地结合并达到一种良性循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这种正式制度安排,应考虑到创立新制度的“连锁反应”,考虑其所处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即“家族主义”一非正式制度,并与“以资产为基础的政策”和有效的法律制度结合。
关键词:家族主义;非正式制度;路径依赖;农村社会保障
1 家族主义及其保障功能
家族主义,从不同的视角其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含义,从社会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家族或家庭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持社会哲学意义上的家族主义观点的学者主张以家族为核心来建构社会生产生活和管理的各种制度和组织;第二种含义,从家族的角度出发,认为是指一种家族利益或家庭利益至上的价值观;第三种含义,杨国枢从人格及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出发,将家族主义视为“个人作为家族的一分子对自己的家族、家人及其相关事物所持有的一套复杂的态度系统”。
这些观点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家族主义的内涵并且都在家族对家庭的安定、团结、保障等功能上持相同的态度,即家族主义具有对家庭、家族及社会的保障功能。而笔者认为从家族主义的保障功能来看,对于家族主义的定义应该是这些观点的综合或扩展。
家族主义之所以能保障家族和谐、延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家族主义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农业经济形态密切相关,并且能够很好地融和。对传统中国人而言,家族主义的主要功能即在于能够促进家族的和谐、团结、延续及昌荣并能有效适存于直接或间接以农耕为主的生态及环境。这些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经济特征:表现在家族内部以“族产”来维系家族的生存,从而保障家族的延续。②互助精神:这种互助精神作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部分在家族主义的内部教化可以得到了很好的发扬,从而能够在社会上推而广之,使得家族的和谐及延续并有了精神上的无形保障。③敬老养老:敬老养老的传统道德规范在维持社会的和谐及稳定上起到社会保障的功能作用。
2 从“家族主义”及其“路径依赖”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考
在我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生活保障主要依赖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生了根本变化,主要是建立集体经济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很明显后者经济实践证明其对农民的保障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方式却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它的保障依赖于家族或家庭,所以它仍是一种家族、家庭保障的范围内进行的调整,而且在保障农村人口的生活安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就农村社会保障而言,在农村还在着不少问题:部分农村贫困人口还没有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或是纳入保障的农村贫困人口享受的保障待遇水平还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其保障发展的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投入较少等等。
可见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非常不完善的,或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不存在的。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在社会保障方面城镇与乡村分别实行不同的、相互独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的社会保障主要是以社会救助为主体,对传统的家庭保障的依赖程度不减,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发展由于缺乏有效的金融制度的支持,而农民为发展农村经济或是为生计,以家族为网络核心的“金融圈”的作用就突显出来,这种维系家庭生活、保障经济资金支持中起重要作用的家族主义观,从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它所具有的功能就得到突现。从而使得这种传统“家族主义”为依托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沿着这种制度本身所具有“路径依赖”继承和延续。
从“路径依赖”的角度分析,这种具有的以家族为生活的核心,拥有保护、和谐及团结家族的功能,而且由于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在管理、教化等方面的作用,以家族利益或家庭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以及由此推而广之的泛家族主义在农村保障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传统家族主义,因为它在促进家族的和谐、团结、延续及昌荣有重要作用,而且在我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没有转变为一种合理的或较为合理经济、社会结构的情况下“家族主义”的保障功能在家族、家庭仍至社会上沿着它原有的路径有延续,并且几千年来的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它能有效适存于直接或间接以农耕为主的生态及环境。而家族主义这种非正式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二者在很在程度上拥有一致性,并且可以说我国这种传统的以“家族主义”为依托的“家庭保障”是社会保障制度未建立前的一种最有效的保障制度。正是这种延续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由于这种制度安排本身所具有保障功能,人们才会依然朝着这种制度安排的路径的既定方向前进,而且在某些方面强化,产生良性循环。因此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远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我国的农村仍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3 我国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思考
当前,面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政府责任不到位,然而在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城乡二元性更是突显,农村和城市二者不公平的程度在不断提高,那么建立一种有效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就更加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因此,我国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时,应考虑到创立一种制度必然会产生“连锁反应”,应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从农村的实际出发,从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出发,从公平的原则出发,应充分重视文化传统“家族主义”的功能作用,立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丰富农村家庭养老内涵和外延,将我国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我国文化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相结合,在这种非正式制度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将“家族主义”与“以资产为基础的政策”和有效的法律制度结合形成一种合力社会保障制度模式。
(1)重视“家族主义”的“路径依赖”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上的基础作用。“家族主义”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种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在我国农村深深根植于人们心中,而且“家族主义”在经济特征、互助精神、敬老养老的保障功能说明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够起着保障家庭延续、家族延续,达到家庭、家族和谐广之社会和谐的作用。因此,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及泛家族主义结合我国农村的宜农生态环境能够给予农村在生活上以基本保障,从而也能够为建立有效的法律制度及增加农民收入的正式制度给予非正式制度去支持。
(2)建立“以资产为基础的政策”。“以资产为基础的政策”是迈克尔•史乐山教授提出的,从一种发展的角度,“以资产为本”。因为这种政策能够保障农民的收入的来源、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而我国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上最主要问题就是资金问题,建立“以资产为基础的政策”就能够给予农民以自我保障能力,同时我国的农村在“家族主义”的作用功能上具有充分的理性。因为在中国,农民已经把“家庭主义”这种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观念与农村保障有效地结合一起,因此稳定的收入对于农民来说才是基础,因为这种低成本的保障方式下,社会所获得的收益是最大化的。从西方经济学关于效用论分析,在这种成本很小的情况下,农民的收入能够得到提高,农民的满意程度就会得到提高或保障能力就会得到增强,因此可以说这种设计是符合国情的。
参考文献
[1] 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 何平.社会保障概论[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4]迈克尔•史乐山.什么是以资产为基础的政策[J].中国社会保障,2005,(3).
[5]陈少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陷与政府责任[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4).
和谐社会的哲学思考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这一命题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误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能成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社会和谐的价值更加凸显,但也不能用“和谐哲学”来代替“斗争哲学”。为了防止对共产党哲学基础的简单化与庸俗化,并鲜明地表述其特征,应该始终坚持“共产党的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关键词:共产党;斗争哲学;和谐哲学
文献标识码:A
针对近年来理论界出现的否定毛泽东“斗争哲学”的思潮,西南大学育才学院王进教授撰写了《“斗争哲学”辨》一文(载《探索》2010年第3期,以下简称《辨》文),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斗争锐气和革命锋芒”对“斗争哲学”进行捍卫的理论勇气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这一命题本身我们并不敢苟同。
一、“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命题不能成立
我们认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在实践中是非常有害的。
1.“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这一命题在理论上不能成立
《辨》文指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是共产党斗争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矛盾的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是理解斗争哲学的一把钥匙。”我们也用这把钥匙来理解“斗争哲学”。
《矛盾论》根据列宁关于“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的思想指出:“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在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上,“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以上关于矛盾的统一性与斗争性的论述是把毛泽东的哲学看成是“斗争哲学”的主要理论依据,但是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并没有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两年后,他在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一书时,又进行了进一步思考,他指出:“具体的斗争形态也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说斗争无条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说具体的矛盾。”也就是说,所谓斗争的绝对性是就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而言的,不是讲某一具体事物、某一具体矛盾、某一具体的斗争形态。若就某一具体矛盾而言,其斗争性也是有条件、相对的,同一性也能成為绝对性。即“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他还联系事物运动的两种状态来论证:“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这才是列宁‘相对中有绝对’之意”。辩证法重视研究矛盾的斗争性,但以实现矛盾的同一性为目的。列宁早就指出:“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互相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冯友兰认为共产党的哲学是“仇必仇到底”,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更不能把共产党的哲学概括为“斗争哲学”,因为共产党的哲学也是强调“仇必和而解”的,当然这种“和”不是无原则的和,而是一种包含着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协调和统一。
2.“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命题在实践上也不能成立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新中国建立,在这长达28年的时间中,一直处于革命党的地位,斗争的环境极为艰险,在这种情况下,必然重视研究矛盾的斗争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了矛盾的统一性,而且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恰当地利用了矛盾的统一性,才取得了斗争的胜利。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共产党受到国民党的大肆屠杀,但当日中矛盾上升到主要矛盾的时候,共产党仍然以“兄弟睨于墙”的精神,主动“捐弃前嫌”,与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就生动地体现了“斗争性”在一定条件下也是相对的道理。1940年3月21日,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谈到,“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的观点是错误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毛泽东从民族利益出发,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进行国共谈判,1945年10月8日,在出席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设宴欢送回延安的宴会上,毛泽东说:“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矛盾统一性的作用,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坚持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在革命战争时期,主要利用矛盾的斗争性,特别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矛盾,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矛盾不再表现为对抗和冲突,可以利用矛盾的统一性,即在维护矛盾统一体的前提下通过矛盾双方互相调节来解决,也正是基于这一理论,毛泽东提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双百”方针和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1957年10月,毛泽东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矛盾的判断,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看做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错误判断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歪曲夸大,他们极力宣扬“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并把“斗争哲学”简化为“阶级斗争的哲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步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而不是“战争与革命”。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和谐的价值更加凸显,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并把“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
二、为什么会认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既然“共产党的哲學就是斗争哲学”的命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能成立,那么为什么这一命题又曾一度被奉为真理,甚至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坚持这种观点呢(如《辨》文的作者)?我们认为,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误读的原因,也与特定的历史条件分不开。
1.教条主义的影响
深入剖析“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这一命题的错误根源,必须从毛泽东两次公开承认“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说起。
第一次是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同志们!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放弃斗争,只要团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第二次是1958年8月,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的一个文件中这样说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有所不同罢了……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
事实上,就是在这两次肯定“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评述中,毛泽东也没有忽视团结的作用。在第一次肯定“斗争哲学”之前,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讲到斗争,我们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我们是在自卫的立场上和它斗,我们是有理的;这斗争是局部的,对我们有利才斗;但是这种斗争又是暂时的,为了团结我们是有节制的。”只有把这一段论述和后面关于“斗争哲学”重要性的论述结合起来思考,才能理解毛泽东所说的“相对中有绝对,绝对中有相对”以及“斗争要以同一为目的”的道理。在第二次肯定“斗争哲学”之后,毛泽东马上又指出,处理党内斗争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日看,二日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在这里,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把矛盾的斗争性与统一性结合起来。
正如《辨》文所说:“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看一种思想或学说是否正确,要看它的整个思想体系,而不能仅看它的只言片语。对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理解也应该是这样。”如果不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而仅仅从只言片语上去理解共产党的哲学,则可以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教条主义盛行的时代,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毛泽东公然承认“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其对这一命题的传播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大家不应忘记,就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那我们能不能据此认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老子哲学”或者说是“退让哲学”呢?
2.没有对“斗争”这一概念从哲学意义上与政治意义上进行区分
《辨》文认为,正确理解“斗争哲学”的涵义,必须把哲学意义上的“斗争”与政治意义上的“斗争”区别开来,这一观点我们也是同意的,但与《辨》文作者理解不同的是,把共产党的哲学看做是“斗争哲学”的失误恰恰在于没有把哲学意义上的“斗争”与政治意义上的“斗争”区分开来。
毛泽东第一次肯定“斗争哲学”的概念是从国民党将领邓宝珊的话引起的,重点是借用邓宝珊的话论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从政治意义上说的,而不是从哲学意义上说的。有学者分析指出:“从这一段话看,所谓‘斗争哲学’中的斗争,是特指阶级斗争、革命斗争,而不是对立统一规律所讲的一般意义上的矛盾的斗争性,这一点在当时是很明显的。”与第一次肯定“斗争哲学”的情形相类似,毛泽东于1958年再次肯定“斗争哲学”的概念之前,首先把庐山会议上的斗争定性为阶级斗争,并指出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而在肯定了“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之后,又阐发“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观点。
据此而论,第一,毛泽东不仅从来没有从哲学意义上说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也并非毛泽东所言,毛泽东不过是借用国民党将领或者政治家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的思想。第二,毛泽东两次提到的“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都是从政治意义上讲的,而不是从哲学意义上讲的,重点是为了强调阶级“斗争”,而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斗争”,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在理解“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这一命题时,常常会把“矛盾=斗争”,把“斗争哲学=阶级斗争的哲学”了。虽然《辨》文作者认为:“毛泽东‘斗争哲学’所说的矛盾的‘斗争’,是哲学意义的广义的‘斗争’即矛盾双方的‘互相排斥’,而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阶级斗争’。”但他又指出:“只要共产党还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就要不断地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及其影响作斗争。直到阶级完全消灭之后,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条件,这种带有政治性质的斗争哲学才会让位于非政治的以组织社会生产为主要内容的斗争哲学。”在这里,《辨》文作者显然认为“斗争哲学”是“带有政治性的”,而不是“非政治性的”,事实上,《辨》文也在多处从政治意义上使用“斗争哲学”的概念。
3.中国民间文化反抗精神的消极影响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这一命题之所以容易被中国人民接受,从社会历史根源上说,也与中国民间文化具有丰富的反抗精神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反抗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广大人民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心理障碍,但如果不加分析地直接用这种反抗精神去理解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性,则很容易受到消极的影响而把共产党的哲学看做是“斗争哲学”。
毛泽东出生在农村,自幼个『生不好束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受反抗精神浓厚的湖湘文化熏陶,使他在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深受其影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毛泽东便把这种反抗精神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结合起來,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对中国农民反抗精神进行了高度赞扬和肯定。他旗帜鲜明地认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毛泽东还直接把这次农民运动称为“造反”,他说:“这回农村造反的结果,地主阶级的威风普遍地打下来,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政机关,自然跟了倒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便学习彭铁匠的反抗精神,积极投身到带领广大农民群众的“造反”运动中,并成为这支“造反”队伍的领袖。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大多是农民出身,并长期在农村坚持战斗,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能不深受民间文化反抗精神的影响,作为在封建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中国民间文化既有封建性的糟粕,又有广大的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产生的革命性的精华,并且,精华与糟粕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难分难解地糅合在一起的,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与民间文化相结合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区分好民间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化”民间文化,并要防止用民间文化来“化”马克思主义。民间文化中的反抗精神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果引导得当,也可以激发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但是这种反抗精神也意味着缺乏法律和规范意识,特别是当共产党从革命的政党转变成执政党以后,更是要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工作,如果不对民间文化的反抗精神予以正确地引导,则很可能造成社会的失范和无序,其破坏性就会显现出来。
三、共产党的哲学也不是“和谐哲学”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斗争哲学”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特别是近年来,在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之后,一些学者在反思“斗争哲学”危害的过程中,提出用“和谐哲学”代替“斗争哲学”的观点。我们认为,既不能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也不能用“和谐哲学”来代替“斗争哲学”。
1.“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面性理解
在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重视矛盾的斗争性,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但正如真理往前走一小步就变成谬误一样,当我们把斗争本身当做目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显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本质。在和平建设时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必须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才能使社会保持平稳有序地发展,这时强调矛盾的统一性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用“和谐哲学”来代表共产党的哲学,同样是以偏概全,也容易发生简单化和庸俗化的错误。因为无论是“斗争哲学”还是“和谐哲学”都只是强调矛盾对立统一性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矛盾思维或者对立统一学说也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部分,就统筹兼顾这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方法来说,既有矛盾思维,强调矛盾的斗争性与统一性的合理结合,也有系统思维,强调系统与要素的有序互动。
2.“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都无法鲜明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
毫无疑问,中西文化都既有丰富的斗争思想,也有丰富的和谐思想。用“斗争哲学”或“和谐哲学”来代表共产党的哲学,都无法鲜明地表述其特征。就斗争思想而言,正如毛泽东所说,“斗争哲学”是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先发明的。不仅在中国民间文化中有丰富的反抗精神,在西方,斗争思想更是源远流长,古希腊奴隶主赫拉克里特就认为,“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就和谐思想而言,和谐观念向来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甲骨文和金文中已有“和”字。《广韵》释此概念日:“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尚书·尧典》载:“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后汉书·仲长统传》中云:“政专则和谐。”在古代典籍中,“和”与“和谐”被应用到天、地、人各个方面,用来表示其处于一种均衡、协调和统一的状态。在西方,“和谐”概念源于古希腊哲学,是指事物之间最佳的结合。毕达哥拉斯首先把“和谐”作为哲学的根本范畴,提出“美德乃是一种和谐,正如健康、全善和神一样。”从苏格拉底开始,“和谐”被引入社会领域。莱布尼兹首先表述了“先定和谐”的观念。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在《全世界和谐》一书中提出“和谐制度”与“和谐社会”。魏特林把社会主义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海德格尔在反对主客二分的传统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人与万物不是对象化的关系,而是相通相融、共处互动的关系,主张一种“万物一体”的和谐境界。
四、结 论
早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毛泽东就认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1942年5月21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胡锦涛同志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形成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矛盾的斗争性与统一性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离开统一性的斗争性,也没有离开斗争性的统一性,“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都只抓住了矛盾的斗争性与统一性的一个方面的特征,而且,矛盾的斗争性与统一性原理也只是对立统一规律一个方面的内容,这一原理并不能代替唯物辩证法,更不能代替内容丰富且不断变化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了防止对共产党哲学基础的简单化与庸俗化,并鲜明地表述其特征,我们应该始终坚持“共产党的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和谐社会的哲学思考论文范文第3篇
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更好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构建和谐玄武营造良好氛围。和谐社会是人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人的利益得到充分体现,人的愿望得到充分表达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政治基石,也是人民实现民主权力的基本途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和完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谐社会内在地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畅通民意渠道,协调各方关系,妥善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形成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区人大将在区委的领导下,进一步发挥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努力推进我区政治文明建设,实现依法治区。一是要始终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把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有机统一起来,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进一步畅通民意表达渠道,通过人大代表,广泛了解各方面群众的要求,倾听群众的呼声,使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定、决议更好地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中,要把一些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用制度形式固定下来,逐步完善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制度,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本届人大以来,我们积极做好制度创新工作,先后修订完善了公民旁听人代会、常委会讨论重大事项决定等多项规章制度,切实提高常委会的工作质量。今年初,在全区各街道设立人大街道工委,这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项具体举措,有利于进一步畅通民主渠道,发挥法制保障作用,推动社区文化、卫生、治安、管理、服务等工作的健康发展,将人大监督工作落到实处。二是要切实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村民自治、居民自治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直接管理自己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事务,是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基本形式,也是人民实行直接民主的一种制度。人大常委会要组织代表通过视察、检查形式,进一步推进完善村级民主和社区民主,动员多方参与,开发制度功能,整合社会资源,深化社区建设。继续推动村(居)务公开,厂务公开、政务公开,提高公开的质量,保证人民群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从而使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村(居)自治原则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得到全面贯彻,并按自治制度有效运作。三是要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玄武进程。依法治区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举措,法治玄武是建设玄武和谐社会的根本所在。通过完善法规、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法律监督、法制教育和法律服务等途径,全面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法治化,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推进地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要更好地督促行政机关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法定权限、法定职责行使权力,努力建设一个透明、诚信、负责、理性的法治政府,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
和谐社会的哲学思考论文范文第4篇
一、和谐社会建设对政法新闻报道的要求
(一) 为民众提供参与政策决策的新渠道
新闻媒体事关人民群众基本利益, 其在维护社会安定、引导主流舆论方向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法新闻可以让新闻受众在第一时间获取到国家的法律政策信息, 也可以了解一些事关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重大涉法案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政法新闻需要借助自身的传播功能, 为群众提供参与决策的新平台[1]。
(二) 提升民众的法治意识
法治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核心环节。公民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提升, 可以有效促进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工作的开展。利用政法新闻加强法治内容宣传, 可以让公民对自己的行为举止进行约束, 进而促进自身法律意识的提升。
(三) 发挥自身的监督功能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一项重要职能。利用新闻报道的形式对一些群众不知情的事物进行展示, 可以让法制新闻更好地发挥出维护正义和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的作用。根据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 政法新闻需要成为推动执法公正、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
二、以政法新闻“民生化”改革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措施
(一) 在政法新闻报道中坚持民本取向
政法新闻的“民生化”改革, 是对民生新闻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生动性特点急性吸收借鉴的新闻改革模式。从民生视角和普法工作两方面入手, 开展新闻报道, 可以有效拉近新闻与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对于政法新闻的记者、编辑人员而言, 在政法新闻报道中遵循民本取向, 可以让政法新闻摆脱以领导为主的报导思维。以全国两会报道为例, 根据网络渠道所获取的调查结果, 保障性住房、收入分配、物价调控、反腐问题、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是人民群众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央视在两会期间推出的《聚焦两会》系列节目, 对两会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展示, 《小撒探会》和《我有问题问总理》等栏目也重点关注了一些热点民生问题。这种报导形式可以让新闻受众第一时间了解到政府在民生问题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及这些措施所取得的成效。
(二) 从民众视角出发分析问题
以大众角度为新闻出发点, 可以让政法新闻借助平民视角赢得群众共鸣。对于新闻记者和编辑人员而言, 民众所需要的内容、新闻信息与群众利益之间的联系性, 是新闻报道中所不可忽视的问题。以央视《今日说法》栏目为例, 在6.26国际禁毒日前后, 该栏目推出了与禁毒工作有关的节目, 节目首先利用故事口吻讲述了一些公安边防部队破获的大型毒品案件, 然后请专家利用法律知识讲解毒品的危害等内容, 这种新闻宣传形式可以让新闻报道更好地拉近与群众之间的距离。
(三) 注重政法新闻的二次开发
重大政法新闻的二次开发, 也是促进政法新闻民生化的有效措施。利用延伸报道增加政法新闻的服务性, 可以让新闻在分析事物本质的基础上获得受众的认可。以中国青年报的《十九大报告为何不提GDP翻番目标》为例, 该新闻针对十九大报告中未提及我国未来GDP翻番这一目标的问题, 通过反映记者采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伟民同志的过程的方式, 阐释了这一问题的原因, 现阶段产能不足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通过质量、效率、动力方面的变革实现经济增长, 是我国当前所要采取的措施, 在十九大报告中不提翻番目标, 是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全面发展的表现。这种对新闻细节内容进行深入挖掘的方式可以让这篇报道的吸引力得到提升[2]。
(四) 利用新媒体平台增强新闻与民众之间的联系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让微博、微信等工具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公开利用新媒体平台加强与群众之间的互动, 也可以让政法报道与民众之间的联系得到强化, 例如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会播报一些案件的进展及防骗知识、协查通报及报警技巧等内容。
三、结论
政法新闻的民生化改革是增加政法新闻活力的重要措施, 对政法新闻报道的正面作用进行充分发挥, 可以有效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工作的开展。
摘要:政法新闻报道是事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政法新闻“民生化”改革的开展, 可以增强新闻与群众之间的联系。本文主要从和谐社会建设对政法新闻报道的要求入手, 对借助政法新闻“民生化”改革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措施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政法新闻,和谐社会建设,民本取向
参考文献
[1] 李丹.浅析新媒体下政法新闻的困境与出路[J].新闻研究导刊, 2017, 8 (15) :230+275.
和谐社会的哲学思考论文范文第5篇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当前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们党政治上始终坚持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就是“理论体系”, 在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体系”, 必须充分学习科学理论、用于指导实践, 用这一体系来教育全党、全国、全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要保持指导地位不动摇, 马克思主义还要不断发展, 用于指导具体实践, 在意识形态领域, 也要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全军官兵也要学习“理论体系”, 要深刻领会其科学内涵和特色本质, 掌握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要理论联系实际, 把党员、干部和官兵对“理论体系”的学习同研究解决实际问题联系结合起来, 让其在指导实践上发挥巨大作用;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也要加强和改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要融入现有的教学体系之中, 推进“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二、坚持和丰富“理论体系”正面临难得机遇
当前, 世界上正在发生普遍和深刻的变化, 中国也正在进行深度变革。从国内层面看,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社会主义各方面建设得越来越好,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效显著。建设中国的伟大实践、中国道路的发展经验、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经验教训, 为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坚持和丰富“理论体系”开辟了广阔天地, 提供了宝贵借鉴。从国际层面上看, 随着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低迷, 国外专家智库都在竭力寻找解决方法, 他们更加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不少西方学者试图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找到出路, 通过不断学习社会主义的理论来优化资本主义制度。以上种种都为宣扬我们的理论, 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创新、坚持和丰富“理论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国际条件。
三、坚持和丰富“理论体系”的几个落脚点
一是吸收改革开放经验, 继续坚持科学发展。坚持和丰富“理论体系”, 要紧扣科学发展, 兼容并蓄, 既重经验又学教训, 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经验学深悟透, 对待国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注重从理论上研究分析, 抓住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研究解决, 在转方式、促改革, 加强各方面建设上取得重要研究成果, 为全面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二是认清时代特点, 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坚持和丰富“理论体系”, 必须勇于站排头, 打头阵, 坚持站在前沿, 摸清时代脉络, 认清世界形势特点, 准确把握时代特征, 反映时代诉求。当今世界复杂多变, 气候万千, 要深刻把握其形势特点, 预测发展走向, 进而创新理念、完善发展战略, 建立新优势, 勇立潮头, 使“理论体系”更加适应时代发展, 使中国制度越来越完善, 使中国的发展道路不管是国内, 还是在国外都能越走越宽, 越走越远。
三是继续解放思想, 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坚持和丰富“理论体系”, 就要两手抓, 两手硬。一手抓思想, 一手抓实干, 二者缺一不可, 力求理论创新用于实践, 在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应该对自己的理论树立高度的自觉和自信,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持续发展, 更加适应时代要求, 更加普及大众, 在世界走红。在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研究我国国情、认清社会经济和部队建设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上,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新和指导。
四是总结实践经验, 把握规律特点。要使党的新理念、新观点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就必须做好以下两点:必须认真研究把握新形势下理论工作特点和规律;必须认真总结吸收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尤其要认真总结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 多看积极面, 认真吸收推广, 看透阴暗面, 避免重蹈覆辙, 深刻认识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实践出真知, 对人民群众实践中的鲜活经验, 要积极吸取, 认真把握,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深化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另外还要认真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深化规律认识, 巩固和加强制度建设。
摘要:“‘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坚定不移地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行, 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更好地坚持和丰富“理论体系”, 是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识,思考
参考文献
[1] 辛向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1.
和谐社会的哲学思考论文范文第6篇
1 转变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
现代教学论认为, 教学是一种严密组织起来的传授系统.促进学生发展的最有效的活动, 是培养学生个性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教学观念的转变是实施主体性教学的前提, 离开这一前提, 将难以改革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 主体性教学将难以实现。教学观念的转变应落实到教学方式的改进上。教学方式是构建教学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教学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它是联系教师和学生的重要纽带, 是实现教学目标和任务的必要条件。《学记》中指出:“善学者师逸而功倍, 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 又从而恕之。”学生善学不善学与教师善教不善教是密切联系的。传统的教学方法是重教轻学、重灌轻导、重结论轻实践。往往把学生当作接受知识的机器。压抑了学生的理解能力、创造能力和想象能力的发挥及自主学习的热情。其结果是学生死记硬背, 唯书为上, 缺乏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拼搏进取精神, 使得应该最贴近生活的社会学科远离生活, 也大大影响了学生学习的兴趣的积极性。
因此, 我们要改革课堂教学方式, 激发学生主动学习情趣, 使学生愿学、乐学。主动学习是学生主体学习中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 教师要充分挖掘发挥他们所蕴藏的巨大的能动作用, 正确处理好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关系。
2 严把上课关
自辅教学的课堂教学模式为“启、读、练、知、结”。“启”和“结”由老师担任, 中间的“读、练、知”由学生执行,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老师应积极指导、辅导学生, 及时发现问题。在“读、练、知”的时间内, 学生应自己积极钻研教材, 认真做联系和核对答案, 也可自由交流探讨。
“启”就是从旧知识引进新问题, 设疑激趣, 调动学生的求知欲望。在有预习的前提下, “启”时考虑阐述新旧知识间的动态发展和思维过渡, 但不代替学生阅读和思考, 需精心设计, “启”得新奇、适度。
“读、练、知”就是学生阅读, 做练习、对答案 (及时反馈信息) , 三者可以交替进行。在此之前老师可以提出阅读要求, 精心设计阅读提纲 (思考题) 。此时老师应尽量不要打断学生的活动, 要让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按照“粗、细、精”的三步读书法进行。课内主要进行“精”读。这是课堂教学五环节的关键。要“读”的仔细, 理解透彻, 以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做练习与自检或他检的习惯, 做到“练”的规范、扎实, “知”的深刻。同时, 也要培养学生善于提问题和思考问题的好习惯, 采取多种形式充分启发学生思维, 逐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
“结”就是把书本中的内容和学生认知中存在的问题, 以教师为主导, 形式多样地进行小结。课堂上要花时间讲透、避免出现“夹生饭”现象, 我们可采用提纲式、总结式、板演式、对比式、辩析式、归类式等多种小结方式, 来加强和巩固学生的学习成果, 要注意暴露老师自辅教学思维过程, 注意培养学生良好思维品质。
3 注重教学方法, 培养创新人才
3.1 创设质疑情景, 促进主动探究
“学起于思, 思源于疑”, 学生有了疑问才会去进一步思考问题, 才能有所发现, 有所创造。而在过去的初中社会课教学中, 学生往往少主动参与, 多被动接受;少自我意识, 多依赖教师, 学生被束缚在教师、教材、课堂的圈子里, 不敢越雷池半步, 其创造个性受到压抑和扼制。因此在教学中要把学生当作是教学的主人, 教师的教是为学生的学服务;要鼓励学生自主质疑, 去发现问题, 大胆发问。创设质疑情景, 让学生由过去的机械接受向主动探究发展,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和创造个性。
如在讲授初三社会课第五册的《按劳分配》的基本形式这一节时, 一名学生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报酬也分工资、奖金,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拿的工资、奖金不是按劳分配形式, 而我国工人拿工资、奖金就是按劳分配的形式呢?”教师及时肯定学生敢于向书本挑战, 善于提问的精神;然后为学生分析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以及与社会主义国家工资的本质区别;进而使学生进一步理解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内涵及意义, 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3.2 注重个性培养, 营造创新氛围
虽然人的创造能力的培养离不开教育, 然而如果教育不得当, 其结果就会相反。传统《社会》教学的通病是一味地讲求整齐划一, 忽视学生的个性。事实上, 一个人的个性与创造性有着密切的联系。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人的个性是一种由体力、智力、思维情感、意志、情绪等等熔成的最复杂的合金, 不了解这一切就谈不上教育。”营造一个个性得以自由发展的宽松的课堂氛围, 是开发人的创造力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压抑个性自由就是压抑创造欲望, 埋没创造性人才。
《社会》课教学中, 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回答, 往往是由老师讲, 学生用红笔划出, 全班统一一种答法。实际上, 这种答法只是教师的看法, 学生只能在教师圈定的范围内对某一问题作出回答, 这就压抑了学生的创造个性。长此以往, 学生往往依赖于教师, 上课不用脑筋, 只是被动地接受答案。要使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个性, 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能力, 就应该让学生去发现问题, 寻找答案, 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如在讲到初三社会课第八章环境问题这节“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对策”时, 先让学生了解教材的七个对策, 然后引导学生打破教材局限, 思考其他对策, 结果有许多学生思考出了许多教材没有讲到但是又很合理的对策。如加强环保行政力度, 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企业开业审批程序;如反对地方保护主义, 坚决关停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等等。寻找环保对策的过程, 激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 他们的创新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3.3 开发情感智力, 锻造创新品质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戈尔曼在《情感智力》一书中首次使用与智商相对应的情商概念, 并且认为在对一个人成功起作用的要素中智商占20%, 情商占80%。因此决定一个人成功的主要因素不是智力因素而是非智力因素。情商即情感智力, 包括人的动机、兴趣、情感、意志和性格, 在人的创造活动中, 这些因素能起到启动、定向、引导、维持、强化、调节、补偿等重要作用。情感智力也是要通过教育来开发和提高的。
今天的学生生活条件好, 许多学生从小娇生惯养, 怕吃苦、怕困难、意志薄弱、依赖性强、心理素质差。而我们社会课就担负着让学生学会做人的重任这是开发情感智力的实质。因为只有学会知识, 又学会做人, 才能更好地创新。因此, 社会课教学要改变过去轻视非智力因素作用和忽视做人教育的状况, 注意和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 满足学生的好奇心,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上进心, 这些都能成为新的动力源。
4 结语
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远不止此。随着课堂教学改革的深人, 还将会有更多更复杂的问题, 但主体性教学的理想课堂:平等、民主、和谐的课堂教学模式, 在教室中不仅能充盈着教师的热情, 更能激起学生的活力, 在师生的交流中双方都能终身受益。
摘要:本文结合初中社会学科教学实践, 提出了几点改进教学措施, 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