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 理性问题是贯穿西方哲学史的重大问题，后现代主义哲学使得传统中在理性主导下不受重视的个体性、相对性、多样性、丰富性等价值重回人们的视野，利奥塔、福柯就是这一时期哲学家的重要代表。利奥塔的“异识”说提出了元叙事崩溃之后后现代科学知识确立合法性的原则，在此基础上重新反思知识分子的作用，并提出“语位链接”，在赋予事件无限意义的同时，重新赋予了主体自由。福柯一方面以知识类型的划分为出发点，提出“人的死亡”命题，另一方面提出了后现代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关心自己”，再次展现了主体通过转向自身获得真理的可能性。

【关键词】 理性;后现代主义;利奥塔;福柯

一、何谓理性

人类哲学发展史贯穿着对于理性的思考。

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将哲学的视角从自然转向了人事，人类开始关注自身内心蕴含的原则，并开始运用这些内在原则规定外部世界。柏拉图用“四线段”说明两个领域、两种知识的区别，他将理性知识与幻想、信念、数学区分开，将理性知识与哲学，与辩证法相等同。他将灵魂区分为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理性控制思想活动、激情控制合乎理性的情感、欲望支配着肉体趋乐避苦的倾向。他认为理性把人和动物分开，是不朽的。同时，理性对应着智慧，是灵魂的不朽。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的灵魂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灵魂学说，并做出一个著名定义：人有理性的动物。从此，人与理性开始不可分割，并且随着哲学的发展这种联系不断加深。

中世纪，理性成为神学和信仰的助手，频频被卷入神学与哲学的论辩中。理性辩护主义的代表奥古斯丁在上帝存在的知识论证明中提出，“理性却认识这一切，并认识自身。因此理性拥有严格意义上的知识。”而在他的“光照说”中，感性和理性作为人最基本的两种认识能力，感性搜集材料、理性运用规则将这些材料加以分门别类的整理。早期经院哲学家安瑟尔谟表示辩证法可以用作解决神学问题的理性工具。他的口号是“除非我相信了，我决不会理解”，在他的论证里，上帝被界定为“可以设想的最伟大的存在”，如果上帝仅仅存在我们之中，他就可以成为更伟大的，那么，上帝就会成为“可以成为更伟大的最伟大的可能存在”，因此，为了避免这个矛盾出现，“可以设想的最伟大的存在”必定在现实中存在。

17世纪和18世纪是理性的时代。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认为人乃思想的实体，人的本质在于心灵，心灵的本质不是智能，而是意识，即认识到某人自身的思想及其对象。斯宾诺莎认为只有理性可以让人摆脱动物性的奴隶。而休谟主张，意志被因果性赋予了必然性。康德说，“人类知识有着两个来源，它们或许都来源于一个共同的但不为我们所知的根源，它们就是感性和知性。通过前者，对象被给予我们;通过后者，它们被思想。”因此，知识就是认知者和认知对象共同作用的事情。但是，虽然我可以将作为一个认知者的我自己和认知对象区分开来，我却永远也不能知道事情自身是怎样的，因为当我认知它的时候，我仅仅是如同我有着特定结构的心灵允许我的那样认知它。康德论证说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人类心灵是不可能达到对实在全体的理论认识的。而黑格尔则提出了这样一个普遍命题，“凡是合理的都是实在的，凡是实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提出，实在的实质是思想、理性，最终的实在是绝对理性。他认为，在理念中，主观的东西（形式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质料的东西）处于统一之中。但是理念包含自己的辩证过程，即生命、认识和绝对理念。这样，理念乃是自我意识的范畴;它在其对象中认识自身。因此黑格尔逻辑学的整个流变过程就是从最初的存在概念不断运动最终直到理念概念。

19世纪中叶，叔本华、尼采开启了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理性在传统哲学中的主导地位，但是非理性主义本身所具备的不彻底性或温和性限制了它对理性的批判。紧随其后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承担起了批判理性的任务，明确地指出了理性自身所具有的极权性和压迫性，并且提出“公共理性”“交往理性”等后现代哲学的理性概念，中和了近代理性的无限性，重新确立了人应当应用有限的智慧寻求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愿景。

二、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理性与主体

近代理性的无限性特征具体体现为同一性原则，这种同一性原则把寻求最高价值作为人存在的终极目标，认为真正的东西是在时间和历史之外存在的永恒之物。但是这样导致的弊端就是：易使人们过分注重统一而忽略多样性、差异性的价值，从而导致边缘文化和生存方式的消失;过分追求最高价值而忽略现实中的人与生活，从而陷入价值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注意到了在理性星空下人自身主体性的迷失，开始了重拾人类主体性的尝试。

利奥塔以“异识”为出发点的语位政治学为确定人的主体性原则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异识”的第一层意思是指同语言游戏之间的异质性和不可通约。利奥塔一直强调微观叙事，他认为传统理性主义者对于知识同一性的追求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元叙事”。利奥塔认为，近代科学知识合法化，主要依靠两种“宏大叙事”，其一为思辨性的宏大叙事，即人类的生命或黑格尔的“精神”可以通过知识的累积而不断进步。知识话语只有在“精神”进程之中占有一定位置，才能够具有真理的价值;其二为解放的（或自由的）宏大叙事，认为知识是人类进步的基础，在这个叙事中，知识被看成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基础，因而，知识的发展受到了尊重，因而是它们将人们从人性的痛苦中解放出来。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这两种元叙事也逐步崩溃，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元叙事：性能叙事，即知识从它的内部体系来说，必须被转译为一种信息;从它的外部的运用来说，必须能够成为在市场上加以出售的商品。知识必须要符合一种原则：效能最大化的原则，即输入尽可能少而与输出尽可能大。

利奥塔揭示了普遍理性的困境，他所说的“合法性危机”即是我们在现代性的行程中遭遇的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等，这些都与理性主义勾画的理想蓝图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利奥塔引入了“后现代”的概念。利奥塔看到了“效用”原则对研究活动的冲击，他认为，科学研究的进步是由于不断地有来自体系外的内容、因素冲击着原来具有完整性和同一性的体系，然而效用原则的介入或者说资本力量的介入，使得研究人员为了获得研究资助而放弃“真”的原则，转而服从“效用原则”。效用原则似乎成为整个社会所遵循的原则，教育也不例外。利奥塔说：“即使效用原则不总是在帮忙制定政策，总的看来它使高等教育机构臣服于现实权利。”这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机构完全丧失原有的“展现全部知识”的伟大职责，而是说，高等教育机构不再专注于知识或真理的传播，反而越来越成为一种具有功能性或服务性的机构。显然，如果说后现代科学知识与元叙事无关，那么也该和效用原则保持距离。因此，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科学知识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有关知识合法规则的话语（明确地）存在于知识自身。”也就是说，知识的合法规则在于从知识的自身之中展开追问，以悖论的形式，产生新的成果、新的论断。这样，科学将摆脱决定论的形式，在未定性中突破总体性，在悖论中突破一致性。然而随着元叙事的解体，作为把握着总体的人类主体也面临着被解体的命运，这就是利奥塔的知识分子理论。利奥塔认为在后现代社会，知识话语各自为政，呈现出一种异质的、非总体化的特征，因此主体将会由于不同的知识原则而被分解，从而将会承担不同的社会功能，正如同语言游戏之间的异质性和不可通约，功能与功能之间是不能直接过渡的，因此，一种社会功能的承担必定会影响另一种社会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随着技术在全社会的普及，越来越多拥有着专业技术的、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走向政府、公司、社会管理等部门，接受着在“效用原则”下公认的考核体系。在这个体系下，他们从原本追求“真”原则的、追求理想的知识分子慢慢异化成为追求效益最大化，追求最大产出比的员工。因此，利奥塔认为，面对知识成为首要生产力的今天，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再是提供新的普世的元叙事，而是应该对社会做具体的微观的分析，像福柯提倡的那样，做安于特定领域工作的“特殊的知识分子”。

语位的独特性是“异识”的第二层含义，即是语用事件之间的不可通约。利奥塔区别了“表象”和“处境”。他认为言者、听者、含义和指称是每一个语位在“发生”时都必需的四个事例，即，当一个事件发生时，它是没有具体内涵的“表象”，只有将表象限制在具体的“处境”当中，语位的言者、听者、含义和指称才有了具体的内涵。如此一来，我们永远不能到达语位最本源的意义，也不存在着对意义的唯一正确的再现;意义的阐释将变得多样化，每个人对一个事件的阐发都是他将已经发生的事件加入自己的特定理解后将其再语境化的过程。语位链接的规则是：“链接是必然的，如何链接则不是必然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突破既定的规则，创造新的链接，感受在“此刻”这一瞬间“事件”所绽放出来的无限可能。创造新的链接，就是利奥塔在他的语位政治学中赋予主体的自由。通常情况下，在语言环境中，人会作为倾听者和说话者存在。作为倾听者，人无法跨越时间、历史，凌驾于他人和传统之上;作为说话者，却可以自由的选择某种链接方式来“语境”化事件的“表象”，甚至用一种新的链接方式来打破事件原本由确定的规则所赋予的意义或价值，从而展现出事件的无限可能。

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等著作中，福柯认为，精神病学、医学、人文科学知识，都应该被看作是关于人的知识，这些知识不仅是由人构造出来的，而且也施用于人本身。也就是说，在知识权力框架内，知识的主体同时也是知识的客体。他在《词与物》中他把 16 世纪以降的西方文化分为四个“知识型”时期：16 世纪的文艺复兴知识型、17 至18 世纪的古典知识型、19 世纪以来的现代知识型以及当代知识型。他认为，在古典知识型时期，科学话语将人规定为在经验科学中讲话、劳动和生活着的主体，此时的人，只是具有抽象的人性，而不能被称作真正意义上的人。只有在进入现代知识型时期，人类开始将各种历史条件、时间等因素纳入知识，“成为知识对象的内在因素，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人’诞生了”。但是，他也承认人的有限性，伴随着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知识型的消失，人文科学中作为知识观念的“人”也终将会消亡，而与之相关联的“先验主体”和“意识主体”也将会消亡。这就是福柯“人的死亡”的观点。尼采指出：“上帝之死不意味着人的出现而意味着人的消亡;人和上帝有着奇特的亲缘关系，他们是双生兄弟，同时由彼此为父子;上帝死了，人不可能不同时消亡，而只有丑陋的侏儒留在世上。”所以，继尼采宣布上帝之死之后，福柯宣布人的死亡。

福柯受到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启发，提出了后现代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关心自己”。“关心自己”就是“是个人的生存过程中一种永久的刺激的原则、行动的原则、焦虑与担忧的原则”，这是它的第一层含义。另外，关心还是对自我保持警惕、警醒的一种形式，借此个人时刻对自己加以反思，只有经过自我反思与醒悟才有能力关心他人。最为重要的是，关心包含一系列的行为、实践及技术，也就是说，关心不仅仅只是一种情感或反思能力，它更是一种实践智慧。值得注意的是，福柯认为，关心自己的实践及作为关心的主体——“自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关心模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他说：“在关心自己的历史中，认识自己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或功能。因此，认识自己所展现的知识内容也不会在任何时候都是相同的。这就是说，需要加以探索的各种知识形式本身也不是相同的。这也意味着，由对自己加以反思所构成的主体本身，不管是适合于哪一种关注样式，也是会改变的。”对于主体如何能够认识真理（自我的真相是其中之一），福柯提出“精神性”，即“为了达至真理所经历的必要的转变……是一整套的探究、实践与试验，诸如净化、禁欲苦行、弃绝、目不斜视、改变生存等，这些都是为了通达真理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当然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为了主体以及主体的存在”。在福柯看来，精神性与真理具有三重关系：第一，主体并不具有先天的获得真理的权利或能力，因此，精神性要求主体必须通过转变自身的存在方式，对自身展开思考从而改变它使事物展现在面前的方式;第二，“没有主体的转向或主体的改变，就不可能存在真理”，这种主体的转向或改变主要通过爱和劳作这两种方式来达成;第三，一旦通达真理的通道被打开，真理會对主体产生“返身效应”。即是说，主体通过转向自身获得真理，而真理也在这个过程中使得主体达至自身的完满状态。

三、小结

从古希腊哲学到近代哲学，理性从最初只作为人与宇宙心灵相通的思辨，到作为神学和信仰的助手，再到形成囊括宇宙万千问题的理性哲学体系，理性一步一步确立了它在哲学领域乃至人类社会领域的主导作用。但理性的极权性和压迫性问题逐渐突出，在理性笼罩下人的主体性、差异性、丰富性等价值被忽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注意到了在理性星空下人自身主体性的迷失，开始了重拾人类主体性的尝试。这一尝试包括利奥塔的异识论，他提出了元叙事崩溃之后后现代科学知识确立合法性的原则，在此基础上重新反思知识分子的作用，并提出“语位链接”，在赋予事件无限意义的同时，重新赋予了主体自由。福柯一方面以知识类型的划分为出发点，提出“人的死亡”命题，另一方面提出了后现代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关心自己”，再次展现了主体通过转向自身获得真理的可能性。在知识经济日趋壮大、个体价值逐渐迷失、各类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的现代社会，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于理性主义的反思是积极的，如何才能在资本盛行的现代社会找到自身，确立自我，这应当是每位现代人思考的问题，如何在偌大的星空下找到自己的方位和方向，更应当是现在正处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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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石德金，刘卓红.“异识”的政治：对利奥塔政治哲学思想的一种解读[J].现代哲学，2010，（01）.

作者简介：

王佳，女，四川绵竹人，硕士，电子科技大學成都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现代性；现实

一、后现代主义一个难以界定的“现实”

后现代主义像野火一样在全球四处蔓延，其贯穿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各个学科和领域。但在中国真正卷起后现代主义旋风的当是后现代主义“教父”美国杜克大学的弗杰姆逊教授，他在北大开的专题课即是《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从此之后，后现代主义传遍了整个中国学界，而时至今日，“后学”并没有因为其存在诸多的争议和本身难以化解的矛盾而逐渐消失，相反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现实”不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文化视野与话语中，而且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逐渐在社会中初露端倪，这个“现实”也再一次验证了黑格尔的“存在既是合理的；合理的也必然会存在”这样一个话语的狡佶。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传统、现代和后工业化时代相浑融的社会，对“后现代主义”言说的意义和理解，学界更是众说莫一。众所周知，概念、原则、本质本来就是“后现代主义”反对的对象，而这在后现代主义本身得到了很好的践行。在中国，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概念，一个“运动”的概念或者批评概念，甚至仅仅只是一种风格概念或概念形式。即便在“后现代主义”的肇源地西方，它也无规范可循。按照大卫格里芬的解释，“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杰姆逊却只承认后现代主义只是一种文化描述话语，一个逐渐生成的巨大代码。哈桑甚至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专事摧毁的运动，并把它视为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特征。而后现代主义哲学代表人物利奥塔德则论述到：“后现代总属于现代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想成为现代作品，必须具有后现代性，因此，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初始状态，而这种状态是川流不息的。”

但无论“后现代主义”多么难以理解和把握，作为一个“现实”本身便是它的价值之所在。“现实表明，如果使思想水平仅仅停留在对后现代主义的现有理解上，那么无论是拒斥、欢迎还是扬弃都无助于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在我们的世界中，真正短缺的不是资源，不是美德，而是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因此，尽管在中国，有人提出中国还没有资格配用这个摩登术语，也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会杂交出一个第三者，还有人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匆匆而过，已走向了后现代主义之后，但是不管我们怎样“建构”、想象它，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现实”是我们必须面对并认真研究的，“对后现代主义的盲目拒斥就象与风车作战，而对后现代主义盲目接受就象欢迎一个影子。”

二、后现代主义一个难解的谜思

对后现代主义的论述与见解则更是五彩缤纷，但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它与高扬理性、科技、民主旗帜的“现代性”的关系。“后现代主义”消解已有的世界观，批判现代性，认为“现代性不仅导致世界的异化，而且导致了人的异化，人象吉普赛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异化世界的边缘。”对现代性的批判似乎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要义与必然选择，也成为后现代主义确认其身份和价值的路径与方式。其实批判性也一直是西方现代性发展的重要要义，且从没有停止过，所不同的是，后现代主义把这种批判发展到“解构”、甚至是“颠覆”，否认基本的常识与共同理解的可能，在现代性看来不可理喻的观点与形式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却大张旗鼓，它带来的新颖与刺激在学界和社会卷起一阵阵浪花，不停地拍打着现代性累积的古老海岸。

但无论是从空间上还是从时间上考察，都不存在一个与“后现代主义”相对应的全指的社会生存品质和样式。“一定数量的人们显然相信，文化在某个时刻的断裂已经出现，其标志可以从我们文化活动的整个范围内被察觉到。”然而，似乎很少人在其根本性质与假设中断裂的时间达成共识，更少人在如何最充分在刻画它对于我们的文化产品的影响的问题上有相同的意见。“与指称一个历史时期和一种类型的社会现代性，后现代并不指称什么，它只是一组文化现象，严格的说，即就商品社会和被公众及私人的官僚体制理性统治的市场而言，我们仍然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如沈语冰所说“后现代主义一天也没有作为一种思想现实’存在过，而是始终作为一个问题’存在着。”而且“作为一股极端个性化的社会运动，后现代主义形成不了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变革力量。”如果后现代主义不与科技和制度为代表的现代性力量和解并结合，它只能停留在抽象的阴影的王国里顾影自怜。“因此为了摆脱这种无奈，一直有“实用主义”传统的美国人又开始了一种新的尝试，他们企图确立一种“实用的后现代主义”，或者常被人们称道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这也是后现代主义者试图寻找理论脱困的路径之一，但也不免给人以缘木求鱼的感觉。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看到这种新的尝试与努力能为“后现代主义”找到一个可行的路径与有说服力的方向。

人们也怀疑高扬反“现代性”旗帜的后现代主义其实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或者顶多只是它的另一种形式。“现代性”的早期话语中往往已经包涵了“后现代”的一些命题，这些命题在西方现代性的早期经典阐释中已表现出来，如韦伯等人因焦虑于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系统对生活世界加以制度化控驭所造成的异化现象，从而引发对现代理性的推崇与批判相互交错的论述。因此早期现代性论述中所构成的内在张力，正好说明“后现代”的诸多命题其实早已隐含在“现代主义”的内在结构中，只不过在等待着爆发和颠覆其统治权的时机而已。正如查博特(C．B．Chabot)所说：“我们对现代主义缺乏一个充分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解，使得许多为后现代主义所作的论辩变得似是而非，许多被冠以后现代之名的东西，都直接来自早先的现代性’作家。”“他们后现代主义者’假设我们事实上正在目睹某种真正的后现代文化的出现，而我想质疑这个假设。在我看来，某些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事实上是现代主义本身内部的一种晚近的发展或衍变，这种说法至少具有同样的似真性。”

再次，后现代主义更容易让人诟病的是它的方法论原则。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性“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联系是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困境的根源。后现代主义反对“决定论”，而事实上，它不是建立在一种庸俗的社会决定论之上(比如詹明信)，就是建立在某些启示录式的独断论之上(比如博德里亚)。后现代主义反对“二元思维”，但他们却以自己的实践否定了自己所确立的原则，他们在对待现代性时又不自觉的陷入“二元思维”的陷阱，割裂两者的内在联系，以反对现

代性自居，甚至为了反对而反对，从而成为一种新的语言霸权，失去了本身的真理性和反思性。桑托尔(F．F．Centore)就指出：“后现代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非官方的国教，一种新的救世神话，具有普世的有效性，每一个好公民都必须遵守。事实上，不追随这一自由共识的人犯下了叛逆罪。”事实上人们正是这样认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它们是在以自己所反对的方式来反对自己所反对的。

三、后现代主义一种现代性危机的彰显

后现代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根源在于以现代科技为代表的现代性推动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变，这种现代性转型的极致便是鲍德里亚所称的“消费社会”的来临，“它巨大的转型力不仅使人们空前的脱离了传统的社会秩序，而且对人们基本生活存在的个人特征也有重大改变。”正如韦伯等社会先知所预见的现代性一方面极大的解放人类，但另一方面又在制造自己的“囚笼”。当人类在征服自然世界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制造了另一个更不可把握的世界，既是齐美尔的“客体文化”世界，这个客体文化正在如脱缰的野马，挣脱它的缔造者，并反过来奴役他时，人们的主体安全感被剥夺，同时他们也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无奈，就象深陷在一个泥潭中，不能有所动作，不能反抗，只有等待死亡的来临，否则只会加速自己的死亡，与其看见自己一步步沦陷，还不如回归一个纯真的“本我”，忘却历史、传统、社会、他者，而以主体死亡、欲望碎片、戏仿、甚至是精神分裂和竭斯底里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开始进发，它否定现代性的一切，甚至否定自身，一切都是虚无缥缈，在“人就像沙滩上的足迹，一个浪头打来将无影无踪”的无形作弄下，“上帝死了”，“人死了”，“哲学死了”，“现代性死了”，甚至说出了“千万别把我当人”，而对不确定性、异质性、片段性、甚至怪诞性却充满了热情，他们宣布“主体是一个语言学的约定”；“心灵是权力碑文的表面”；“人道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谬误”；“世界以无人始，亦以无人终。”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则更加加注了社会转型期的普遍历史特征和中国个体的历史文化特色。在转型期，社会的骤变与动荡，普遍的社会不安全感，社会集团的集体愤懑与躁动欲等极有可能转化为一种行动的社会情绪，这不仅仅在中国，在欧洲，美国都曾一次次见证。不仅是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而且每一次生活方式的巨变和原有社会的信念体系的崩溃它都需要寻找一种路径来找到自己的宣泄口，这在过去表现为有组织的战争、革命、斗争，而在强大的结构化的现代社会里，这一切都变得不可能，因此此时它的表象则是分散的个体的后现代主义，加上一些人的刻意的追究与装扮，使得它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成为转型期社会情绪彰显的表象和“安全阀”。在中国这种变化更为深刻紧张：在被现代性颠覆了的整个中国社会，曾经对现代性笃信无疑，“实现现代化”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追求与强烈愿望，为此政治社会几乎湮灭了个体的一切自主意志，“文化大革命”便是这种理念和信仰在中国社会和文化领域发展的极致，结果当“文化大革命”的理想被无情的摧毁后，被强制社会释放出来的人们的信仰瞬间坍塌，困惑、不安和惊惧的社会情绪开始弥漫，而正在这时，他们又被以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到市场社会，市场的多变性、不安全感和非归属感则迅速奔袭而来，再加上中国社会体系的不健全，“安全阀制度”的欠缺，使得社会情绪盲目奔腾而找不到宣泄口。在80年代，人们还企图以传统的斗争性手段来表达对这一切的不满与抗争，但结果证明这是徒劳无益的，于是转入了一场持久的自贱式的对现实的对抗与反对，与当下复兴的大多处于秘密状态的宗教一起成为对现实社会缺乏信心的人们表达存在的方式与寻找生命解脱的路径之一。

在中国，我们还不得不关注关于承担在中国彰显“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群体知识分子。中国式“后现代”思潮的出现与西方意义上的“后现代”思潮所具有的功能作用不完全相同，它的出现首先与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在社会生活中角色定位的迷茫，及试图寻求重新自我认同的道路这一历史背景息息相关。中国知识界的相当一部分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以启蒙民众的姿态扮演着“文化英雄”的角色。但在九十年代后，一方面固守纯粹学术立场的知识分子在市场化的大潮中顿觉孤立无援，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人文社会科学的边缘化，对自己所处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更觉焦虑，他们需要一套全新的理论来作为“符号”标示自己的存在与价值；另一方面有了更多自由空间的中国知识分子也逐渐开始了自身知识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与转型，他们不再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济世情怀，而社会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理想光环也逐渐在他们的心里褪色，他们更加强调以“自我”，甚至是“本我”为中心的学术生活。

因此，本文从后现代主义这样一种文化和社会现实出发，认为无论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是多么的泛滥、矛盾与冲突，其形式又是怎样的丰富而让人难以把握，但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它的一个最普遍，最根本的特征：它们来自于自己的批判对象“现代性”上，它们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海滩上的沙塔，而是一种现代性危机的社会和文化观照，如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所指出：“新的后现代主义表现了晚期资本主义中新出现的社会秩序的内在真相。”对现代性可谓爱之愈深，恨之愈切，以致于后现代主义之价值“不在于提出一组替代性假说，而在于表明任何建立诸如此类知识基础之不可能性，它的目标似乎就在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否定，对后现代社会则很少有构想和说明”。尽管他们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对文本和文化现象的解构与颠覆有时候是多么的无情与刻薄，但它的实质是对现代社会及其生活之中的人的另一种关怀，只不过这样一种态度转变为无奈、困惑和对现实的苛责或投降。它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补充，放大了现代社会里的另一个不引人注意的领域，提醒人类戒骄勿躁。后现代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反响已经在促进人们反思自己的生存境况方面起到了不少的作用，在肆无忌惮的现代性社会里，有后现代主义这样一种微观的惊醒，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收稿日期：2006-01－15

作者简介：朱海龙(1977－　)，男，湖南东安人，湖南师范大学期刊社编辑。

(责任编校：茶山秋泉)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当前我国现代国家法律制度和现代国家经济治理法制体系的显著发展优势表现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和具体概括，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加强全社会对于坚持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牢固培育。步入新历史时代，发挥我们铸牢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核心意识的显著政治优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推进依法治理，促进各族人民的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当代中华民族的伟大繁荣复兴。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治理体系;制度优势

在近期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会议中全面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发展优势，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将深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摆在了突出的战略位置，在全社会坚持加强民族团结工作，坚持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泛凝聚各族群众的精神力量，促进各民族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促进各族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共同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下，为加快实现当代中华民族伟大繁荣复兴而作出共同努力。实践证明，坚持牢固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积极主动推进民族团结，反对各种形式的错误思想的侵蚀和渗透，有力地推动促进民族地区的繁荣和谐发展，保障了社会稳定和国家的团结统一。因此深刻理解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显著优势，对于促进推动我国民族工作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积极作用。

1 党的领导是坚持牢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著优势的根本保证

在新中国发展道路实践中，党中央创造性地把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民族理论同中国现实民族工作内容的具体工作实际相紧密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民族解决中国民族实际问题的正确发展道路，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始终坚持共产党对于解决民族问题工作的统一领导。

1.1 党的领导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

当前我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中华民族大团结等核心利益方面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迫切需要国家妥善处理应对。党中央是领导我们各项事业的政治核心，党的坚强领导体系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保证。坚持拥护党的领导是正确应对反分裂斗争严峻复杂形势的必然政治要求，也是努力推动民族地区持续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的客观现实需要。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坚持不断前进继续以共同铸牢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政治主线，团结一致带领全国各族群众共同建设伟大祖国，铸牢共同体为维护中华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团结，就注定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随意挑拨我们的民族兄弟情谊，没有任何外界势力可以阻碍中华民族发展的步伐。

1.2 党的领导是实现民族团结的核心力量

实践证明，只有始终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实现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民族团结是党处理一切民族问题的根本理论立场和政治原则，在当前全面建设建成小康以及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背景之下，民族团结工作的一系列制度、措施和目标实现的关键在于始终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因此，必须坚决贯彻学习落实习总书记的新时代思想，坚定不移地坚持落实党对一切民族工作的统一组织领导，把加强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加强民族团结工作、铸牢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积极推动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正确认识民族和我们国家的根本关系，不断增强民族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保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沿着党的正确轨道向前稳步推进。

2 维护国家统一是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著优势的核心要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悠久历史渊源是由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决定的。当前，在全社会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教育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正确的民族国家观，深刻认识国家统一利益是各民族最高政治利益，铸牢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政治根基。

2.1 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人民共同书写的。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了祖国疆域、祖国历史、创造中华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四个方面，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为我们增强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政治思想上的支撑以及方法论的指导。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通过共同的政治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凝聚各族群众人心，用共同的目标和追求不断激发各族群众的爱国情怀和强烈的国家认同，创造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和氛围，维护国家统一和经济社会稳定，凝聚力量为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繁荣复兴努力服务。

2.2 民族团结是国家统一的重要内涵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不断融合，形成了血脉相连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生活在这片中华热土上的中华民族兄弟姐妹长期友好、和睦相处、携手努力并肩、团结奋斗，共同建设着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凝结出了生死相依的血肉纽带和兄弟情谊，共同努力推动了当代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现代化社会的进步。坚持铸牢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大程度充分发挥现代治理体系的显著政治优势，必须坚定不移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下指导的重大政策方针，不断增强和巩固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中华民族同心大团结，不断增强培育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认同和中华民族情感，为当前深入新时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繁荣复兴提供重要政治保障。

3 依法治理是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著优势的重要方式

3.1 将法治思维贯穿于民族工作全过程

依法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也是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著政治优势的重要方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过程中贯穿现代化的法治思维，必然要求我们推进持民族工作法治化，用现代法治思维准确认识民族问题、分析民族发展问题、解决民族问题，提高运用法治方式破除一切干扰，维护民族团结的能力，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不断前进得以创新发展和完善。在具體工立法作中，就是要坚持依法处理我国民族事务，不断总结完善民族工作中行之有效的立法经验和有效做法，使之法治化、制度化，为加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发挥作用。

3.2 坚持和完善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的民族团结法治体系

1949年后，党的历代领导结合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政治实际，创造性地研究制定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公正行使区域自治权，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关键就在于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完善切实有效的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相关法律体系。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要用法律来正确规范和指导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充分发挥立法对促进民族团结的理论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通过建立公正的民族权益保障体系，尊重和保障各族群众的合法权益诉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集中体现了我国坚持各民族成员一律平等，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实现全体成员共同团结奋斗、繁荣发展的这一个显著政治优势。事实证明，只有我们不断始终坚持和继续充分发挥这个显著优势，就能以不断增强的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的伟大精神力量为动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完成实现。

4 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著优势的重要表现

4.1 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是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各民族的繁荣发展程度虽有差别，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加快实现全面融入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要始终坚持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思想引领，加快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协调发展，促进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摆脱贫困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平均合理分配，通过完善差别化的合理区域发展政策，促进推动我国民族地区和全国少数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让全国人民共享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丰硕成果，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群众的精神满足感、幸福安全感，让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伟大成果惠及各族人民。

4.2 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前提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要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没有各民族繁荣发展就没有中华民族整体的繁荣发展。要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民族成员之间形成经济体系上相互依存、发展过程中相互扶持、发展成果上共同分享的经济命运共同体，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繁荣发展的美好诉求。

5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著优势的根本奋斗目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念是党中央立足于新的时代坚持和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时度势提出的重大政治思想战略，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历史责任担当和强烈的使命追求。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理想和实践中，结合中国当前现实实际提出要在全社会不断铸牢中华民族伟大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一理念是新时代做好民族工作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和基础。

5.1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已经深深融入了各民族成员的血液中不断流淌，凝聚成为新时代推动祖国更好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息精神动力。“各民族之所以能够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能够聚为一体，这来自于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于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中国梦不仅寄托着全部中国人的追求，也依托于每一代中国人民的团结和共同凝聚。在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础上，将加快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统筹谋划、协调推进。

5.2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团结各族群众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和谐命运共同体，中国各民族成员只有共同团结奋斗、和衷共济，才能真正拥有理想的生活和目标，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强大正能量。新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坚持以牢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内容为主线，把各族人民群众紧密的团结在一起，不断推动促进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广、凝聚力更强的和谐命运共同体的探索和实践之中。在坚持不断铸牢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下，全社会各族成员更加紧紧依靠，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理论自信与定力，不断努力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向前发展，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体制的完全现代化，为加快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伟大祖国的繁荣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不断努力奋进。

参考文献

[1]《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解读：“中国制度”的13个显著优势[N].央广网，2019-12-02.

[2]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N].新华网，2019-09-27.

[3]王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J].民族研究，2018，（1）.

[4]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2019-09-28.

作者簡介：阿米娜·艾海提（1994-），女，维吾尔族，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黑格尔的美学思想是关于艺术在西方历史上最全面的沉思，一部杰出的“艺术史百科全书”。根据黑格尔的美学理论为依据，追溯了西方建筑的三个重要发展。论述了建筑艺术从象征型、古典型到浪漫的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并揭示了出现现代主义思潮引发的西方建筑美学观的变化。

关键词：黑格尔；西方建筑；艺术哲学

1 艺术的研究：黑格尔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巨匠，在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中，通过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将理念主宰一切并推动艺术的各个环节，并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2 黑格尔对于建筑美学的精神释义

黑格尔对建筑的定义：“建筑的任务在于对外在无机自然加工，使它与心灵结成血肉因缘，成为符合艺术的外在世界。”[1]在建筑的初始阶段，人们还未找到合适的形式与材料来表现其精神内涵，只能根据重量规则创造物质。建筑艺术的特点是：它的形式是外在自然的形体结构，有规律地和平衡对称地结合在一起，来形成精神的一种纯然外在的反映和一件艺术作品的整体。[2]建筑的首要目的是供人、神居住的场所，并且与艺术无关，表现实用性。直到日常生活、宗教信仰、政治仪式的出现需要某种具体的建筑形式得到满足，并在此出现一种动机——“艺术形象”，这时作为艺术的建筑才出现。因此，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建筑都是象征型艺术的代表。通过象征性内容的出发点，建筑不仅作为实际应用的遮蔽物，同时它还是人们精神生活的表现。所以，建筑虽然主体上属于象征型，但自身又受到三种艺术思潮的影响，经历象征、古典、浪漫三个发展阶段。

2.1 独立型、象征型的建筑

象征型建筑的特点是像人们暗示形体、结构等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思想：它不是为人的家庭生活和政治仪式以及宗教信仰而服务的，也不是单纯的功能使用范畴，它是一种独立自主的象征。建筑本身通过启发性的思考唤起人们的普遍观念，通过象征型的手段和方式，以幻想和主观随意性的自由独立发挥为主。例如埃及金字塔建筑群。

2.2 古典型建筑

依黑格尔来看，古典建筑体现的象征性意义即原来的独立意义被建筑的应用性所局部取代，建筑本身不再完全是某种精神象征了，而转变成替代那种普通法则或神邸等精神性东西进行服务的工具，建筑与神邸本身分离了，建筑有了自己的独立性和应用性。此时，建筑是奉献给神的需要，并非为人所用，从而把精神性的需求提高到目的性的“美学”。例如，在希腊建筑中我们看到了充满比例关系与几何构成较为严密的建筑学原理。

2.3 浪漫型建筑

浪漫型建筑在形体结构、内部尺度和精神需求方面都符合基督教信仰和解脱的目的性，同时还满足人类的实用性要求。建筑本身象征着上帝的精神，其根本目的和内容就是希望能从有限之中摆脱出来而到达无限，其迫切程度和寻求超脱的决心，完全超过了象征型建筑甚至是古典建筑。[3]浪漫型建筑将应用性转化为高尚的精神功能和独立性；将完全无机的物质性东西彻底转化为有机的精神性事物；将个体与整体彻底的融合，同时又使得个体与整体两方面的个性都更加突出，而且正是利用个体和整体个性的矛盾性和强烈对比来强调他们各自的特点，并显现由它们相互融合而带来的巨大效果；知性的力学原理和应用性在浪漫型建筑中被推向了极限，甚至走向了超知性。在黑格尔看来，哥特式教堂是建筑领域发展的高峰期。

浪漫型建筑的目的和内容是上帝精神，它似乎要接近最高理性及终极目的，但它仍没有达到审视目的判断力层次，它只是达到了审美判断力的最高层次，即美的极端形式——崇高和伟大。为了表达人类对神学的崇拜和解脱愿望，建筑的形式被不断的演绎到夸张与无形的程度，崇高伟大静穆被扩大到无限量，从而造成想象力与知解力的极端不和谐，强制人们在先验和超验的理性观念中寻求对应物，必须一直追索到无限空间才可以满足需求。

3 对于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思考

19世纪以后，西方建筑进入现代主义时期，西方建筑艺术流派纷繁复杂，如“机器美学”、“装饰就是罪恶”、“房屋是居住的机器”等主张，从多方面不同角度根据功能需求论述“功能主义的技术美”。认为功能是建筑美学的基础，通过新材料进行表现，不追求过多繁复的装饰效果，而是以基本单元进行重新编排与组合，创造出简洁明朗、富有生动韵律的“乐章”，这就是所谓的“形式追随功能”。

关于现代主义建筑的理论观点，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表现：第一，强调建筑与经济、时代、文化相结合，同当时的工业时代息息相关。第二，号召建筑师注重实用功能，摒弃一切不必要的装饰。并且在关注建筑实用的同时关心社会经济问题。第三，发挥现代材料、结构和新技术的特质。第四，按照今日的建筑逻辑，灵活自由地进行创造设计。[4]工业革命之后，欧洲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新材料、新技术、新观念的不断涌现，人们追求的是技术革新和提高生产效益与生产效率。

新技术、新时代、新产品、新生活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传统习俗的观念，甚至两千多年的传统建筑文化也受到了严重的批判与遗弃。在这一时期的建筑美学中，科学技术是主流，它试图改变和影响人们的传统习俗和审美观念，与黑格尔的建筑美学所提出的理论要求有强烈的对比和反差，仿佛这更是建筑美学领域的新风潮。建筑被推举为时代的代表，要摆脱任何历史上过时的建筑样式的束缚，创造新形式的建筑，即要割断历史，割断文脉，走向新建筑。[5]然而，在深层次的本质内涵意义并没有发生变化，其审美观念与审美标准仍然是追求艺术的普遍性、明晰性与和谐性。

4 现代建筑美学的走向

黑格尔对建筑美学的独特见解，自印象派以来的现代艺术到以包豪斯为标志的现代主义，基本上体现了黑格尔的哲学范畴。现代建筑扎根于人们的生活、生产中现状之中，它运用新的艺术语言，扮演者新的艺术角色。因此，我们不能仅从古典美学中去探究它的内涵与意蕴，而需要站在现代人的视界之上，通过独有的艺术语言形式去阅读现代建筑。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 王轩.建筑灵魂缔造[D].青岛：青岛理工大学，2012.

[4] 吴焕加.论现代西方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

[5] 王受之.现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中国古代建筑和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是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两种建筑类型。虽然这两种建筑类型相距甚远，但在建造技术、构造方式上却有着相似之处。以比较的方法分析梳理两种建筑的社会历史背景、意识形态、生产力技术条件，以及两类建筑空间的形式与功能、结构与技术等方面的共同点与区别，从两类建筑空间形成的内外部因素比较本质差异，进而发现当代中国建筑存在的问题，为继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和吸收西方外来建筑文化提供依据和帮助。

关键词：中国古建筑；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空间；比较分析

一、东西方两类建筑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比较

（一）中国古代社会和西方现代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比较

1.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中国古代建筑的空间形式与古代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由于造铁技术的限制（冶金技术并不普及成熟）和战时防卫敌军的需要，利用砖瓦材质建造高台建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到了秦汉时期，大量出现的铁器工具广泛应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俗称铁器时代。铁器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一次大跨越，这使得人们可以利用铁器对木材进行加工，使古建筑木架构成为现实并日趋成熟，形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木架结构形式。但纵观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一直非常缓慢，社会生产关系从最先的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2500多年的封建社会，都是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劳动生产关系，真正以工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关系一直到清朝末期都未能形成。

2.西方现代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西方现代社会自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生产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生产关系由工业革命前的手工业工厂模式发展为工业机器工厂，标准化流水线的生产模式引入工业生产和房屋建筑设计。英国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有着深远影响，其中对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材料和结构上的改进和提升，打破了原有的西方传统建筑的跨度与支撑结构的限制。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劳动者通过劳动只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却无法给社会提供大量的物质资料，自然也无法提供大量的建筑材料及工具。所以在中国古代如遇上大的自然灾害破坏了房屋建筑需要重建，并不能做到像西方现代主义建筑那样能够快速高效地重建。

（二）中国古代社会和西方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比较

1.中国古代社会的意识形态

中国古代建筑主要形成于有着2500多年发展历史的封建社会。中国古建筑空间形式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古建筑的空间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占主导思想地位的儒家思想，讲究“天人合一”，讲究“等级制度”， 这种封建社会主流思想意识形态对官方的皇家建筑和民间的古民居都有深入影响。

民居建筑中北京的四合院是受到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意识形态影响的典型。四合院的空间反映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等级地位，其空间布局反映了古代封建社会家庭等级制度的意识形态。

2.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形成时期社会的意识形态

關于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形成时期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部分在查找史料记载的基础上得出，另一部分是根据有关史料推理得出。

据建筑史料记载，“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最早是从欧洲的德国、前苏联以及荷兰发展兴起”]。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强调功能第一，形式第二；反对多余的装饰，建筑上采用钢筋混凝土、玻璃等预制构件材料；以几何简洁的形式出现，以至于它的形式发展到后来简到极致。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现代主义建筑的设计思想非常理性而务实科学。那么在当时为何会在欧洲出现这种类型的建筑？为何会将现代主义建筑形成之前的欧洲社会主流的建筑类型抛弃呢？这必然和现代主义建筑形成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社会人的意识形态比西方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保守很多，对新事物的接受较之西方现代社会更为排斥。

二、中国古建筑空间与西方现代主义

建筑空间材料的比较

（一）中国古建筑空间的材料应用

古代中国的建筑空间与当时社会的建筑材料、建造技术有着必然的联系，建筑空间受到建筑材料的限制和影响。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利用天然地洞，作为自己的栖息之地。洞穴的空间由于受到洞土材质的条件限制，其跨度和高度都较为狭小和低矮，比如现今发现的河北省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四方洞。而到了秦汉时期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和铁器工具的普及，人们利用铁器对木材质进行加工，使得木材质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一种主要材料，但木材质作为古代建筑的主要材料有其缺陷性。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木材的缺陷也日益暴露。

（二）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空间的材料应用

历史上无论任何时期的建筑用材都不是孤立的，都和当时建筑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都有着紧密联系。作为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同样也不例外。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由于受到英国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建筑材料生产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以及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形成时期当时社会以强调设计民主化、设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材料上以工业化大批量的生产方式，以材料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出现。在西方现代主义建筑中大量使用了钢筋混凝土、玻璃、钢材等现代材料，以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形式出现，强化空间的功能性。

三、中国古建筑空间与西方现代主义

建筑空间体量和布局的比较

（一）中国古建筑空间的体量和布局

中国古代建筑由于受到建造技术、建筑材料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古代人们意识形态的影响，无论是皇家建筑还是民居建筑，空间的体量上一般不向上发展，而是向平面方向发展，以“间”为单位，不断向四周扩展，最终形成建筑群的空间格局。

（二）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空间的体量和布局

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空间形式极为简洁，空间开敞通透，空间的界面形式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整体空间给人以纯净之感。众多周知，现代主义建筑的设计理念强调功能和实用，强调功能和空间的有机结合，反对任何多余的装饰，在这种设计理念主导下，以开阔通透的空间和极简的界面形式出现就不足为奇了。另外，钢材、混凝土、玻璃等现代建筑材料使建筑的框架结构得以实现，解决了空间跨度和高度的限制。

四、中国古建筑空间与西方现代主义

建筑空间结构的比较

（一）中国古建筑空间的结构形式

古代中国建筑的木架构形式是中华古建筑文化中的精髓。由于古建筑材料长期不变，以木材为主，为建立在木架构基础上的各种形式的演变提供了条件。

木构架的结构形式在中国古建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演变成为形成以下主要的结构形式：抬梁式、穿斗式、井干式，这三种结构形式虽然不同，但都同属于框架结构体系。

（二）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空间的结构形式

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空间结构形式以钢筋混凝土为主要的框架结构，这种钢混结构的应用得益于工业革命以后带来的结果，特别是工业化社会对钢材材料的改进，对建筑空间的结构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既然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空间结构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形式，必然有其合理性。

通过以上梳理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建筑和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结构体系其实质都是框架结构体系。但由于建筑材料的不同，中国古建筑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木材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在空间的跨度和高度上，以木材为主的木架构形式无法做到像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大跨度的空间形式，尤其在建筑空间的高度上受制最为明显。而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时期所使用的钢筋混凝土使得建筑整体牢固性要远远强于中国古建筑，混凝土类似于“超级胶水”将整个建筑的钢筋全部浇筑在一起，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使得建筑的高度得以突破。

五、总结

比较中国古代建筑空间和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空间的意义在于弄清东西方两类建筑空间形成的成因，以及两类建筑空间的共性和区别。在比较两类建筑类型的过程中，剥离中国传统古建筑空间表皮形式，有助于看清其深层次的建筑历史文脉和空间类型本质，找到中国传统古建筑的“DNA”，为当代中国建筑继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提供依据。而面对西方的现代建筑类型，我们以鲁迅先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现代建筑中的优秀一面。通过比较中西方两类建筑，比较出西方现代建筑的优缺点和局限性，有助于正确看待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文化和本质，为中国当代建筑继承传统建筑文化和吸收西方外来建筑文化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李乐山.工业设计思想基础[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2]王宏建.艺术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

[3]赵慧.晋商民居装饰中的“行业”遗风[J].装饰.2006（03）.

[4]王受之.世界現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徐翔，东南大学在读硕士，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任教师，实训室主任。研究方向：环境艺术设计。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保罗-亨德米特（1895-1955）为小号和钢琴所创作的《奏鸣曲》是他在20世纪创作文献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亨德米特的作品总是让人有些捉摸不透，但通过对他的《奏鸣曲》的学习和演奏，我开始慢慢学会了欣赏他的作曲技巧和他独有的和声语言，加之对作品细节的学习让我更加深入地喜欢上了亨德米特的作品。作为一名作曲家而言，他的作品产量丰富，被广泛演奏，成就卓越。在当时的一代人中，他被视为佼佼者。他曾在法兰克福（1908-1914）学习小提琴和作曲，他的学习过程中，受到了学院风格和现代主义艺术风格双方面影响。作为演奏家，他曾是法兰克福交响乐团的成员，不久后成为了该乐团的首席。他同时也参加了几个最优秀弦乐四重奏组（1910-1920）。亨德米特的《奏鸣曲》中，我们听到的第一个旋律（1-9小节）就是该曲的主题，被分成了两个动机。方块3（第27小节）开始转调，小号的加入（28-29小节）标志着下一个部分动机的开始，由此直到方块5，亨德米特开始谱写他的节奏织体，并由此开始了小号与钢琴之间戏剧性的音乐陈述。1939年，亨德米特在瑞士创作了一系列奏鸣曲，包含了单簧管、圆号和小号。在此期间他从德国出逃并最终于1940年移居美国。亨德米特的《奏鸣曲》是小号众多保留曲目中最难演奏的曲目之一。在生理机能上对该曲目保持音的控制和精确性的要求，使该曲的风格自成一派，同时在演奏的专注度和音乐情感表现上也要求颇高。

【关键词】亨德米特；小号；奏鸣曲

保罗-亨德米特（1895-1955）为小号和钢琴所创作的《奏鸣曲》是他在20世纪创作文献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亨德米特的作品总是让人有些捉摸不透，但通过对他的《奏鸣曲》的学习和演奏，我开始慢慢学会了欣赏他的作曲技巧和他独有的和声语言，加之对作品细节的学习让我更加深入地喜欢上了亨德米特的作品。

一、保罗-亨德米特

作为一名作曲家而言，他的作品产量丰富，被广泛演奏，成就卓越。在当时的一代人中，他被视为佼佼者。他曾在法兰克福（1908-1914）学习小提琴和作曲，他的学习过程中，受到了学院风格和现代主义艺术风格双方面影响。作为演奏家，他曾是法兰克福交响乐团的成员，不久后成为了该乐团的首席。他同时也参加了几个最优秀弦乐四重奏组（1910-1920）。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服兵役成为了一名打鼓打击乐手，感受到了音乐穿越政治的力量。兵役结束后，他将自己的主要乐器从小提琴改为了中提琴，也就此释放出了他创作的能量，创作了大量新的风格的作品。亨德米特成为了当时令人敬畏的新音乐创作家。

二、曲式分析

亨德米特的《奏鸣曲》中，我们听到的第一个旋律（1-9小节）就是该曲的主题，被分成了两个动机。方块3（第27小节）开始转调，小号的加入（28-29小节）标志着下一个部分动机的开始，由此直到方块5，亨德米特开始谱写他的节奏织体，并由此开始了小号与钢琴之间戏剧性的音乐陈述。第二个主题是一段如歌性的旋律，出现在方块6之前（47-54小节），如第一个主题一样，第二个主题也进行了重复性的出现，之后建立了一个如结尾性的音乐材料。戏剧性的乐章（67-84小节）重复着开场的主题，围绕这D的主和弦进行，最终在方块9后（84小节）解决到了D。这一段可以被认为是发展部的开始。接下来进入呈示部（85-107小节），几乎用了与第二主题同样的引用，重复主题并使用了双重伴奏的技巧。接下来的部分进入了12/8的节奏，该部分不呈示部的转换相同，以同样的织体直到进入方块14的9/8拍节奏（124小节）。旋律开始改变（119-122小节），由B-C-D的模式进行重复（124-126小节），给人一种回归的感觉。半音阶的旋律在方块14（127小节）回到主题，虽然在我看来再现部缺乏第二主题的旋律，但仍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主题再现（127-142小节）。

方块23，开场主题再现（7-10小节），配以庄严的号角（7-8小节），小号的半音阶旋律增加了戏剧性的惊叹效果（9-12小节），然后进入相对轻松的进行曲旋律（12-15小节）。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半音阶旋律解决和庄严的号角（16小节），然后再以半音阶进行解决进入曲子的B部分。B部分（17-50小节）是一个歌唱性的乐章，使用了大量模仿和加速的谱曲方式。和前面相同，主题的三个部分依次呈现，先由钢琴进行演奏（17-26小节），然后是小号以第一主题作为旋律进行回答性的演奏（26-29小节）。最后是钢琴与小号共同进行主题的省略性交替演奏（30-33小节）。一个简短的转调（33-34小节）建立了下一部分卡农主题，先是两拍子的卡农（35-38小节），然后是一拍子的卡农（38-41小节）。接下来的新主题以很厚重的织体在小号和钢琴之间进行模仿（42-45小节），之后在方块28解决到了纯五度和纯八度（46小节）。小号接着以第二个陈述部分的方式展示出新的主题（46-50小节）。整个A部分（51-67小节）以新的节奏型为基础，加以唯一的终曲。在一个引导性的小节后，开场以模仿四度音程的形式完成A部分的第二乐章，由小号演奏作为节奏基础。主题的材料是有很多长的保持音构成，没有使用短而轻快的节奏型。接下来的有钢琴伴奏进行号角般动机，演奏出主题。小号和钢琴同时进行坚定的模仿演奏，然后慢慢淡出进入下一个悲伤的主题乐章。终曲的主旋律引用了整个《1710赞美诗》，和巴赫使用的《赞美诗》前奏曲有和同样的标题。

三、结尾

1939年，亨德米特在瑞士创作了一系列奏鸣曲，包含了单簧管、圆号和小号。在此期间他从德国出逃并最终于1940年移居美国。在他自己的日记中曾表达了当时的感受：我总是把自己看作是一只在陷阱前鲁莽起舞的老鼠。也就是在这种危机的环境中，他创作了这首忧郁的小号《奏鸣曲》。

当我带着这样的思维再次研究这一曲目时，其中的一些片段会带给我新的意义。第一乐章带给我一种追逐感，在追逐中冲向最后的摧毁。其中钢琴不可逃避的节奏性，在方块4和方块12出现，坚决的小调三度和旋像是为当时欧洲紧急的时局而发出的警报。感觉更为轻巧甚至柔和的第二乐章，给整个乐曲的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性形成一种回应。第一主题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种歌唱，音乐却是给人以接近死亡的感觉，其中小号与钢琴的对抗般的演奏，让我联想到马勒《第五交响曲》中死亡的一幕。最后的颂歌部分，素描出亨德米特自身的情感，带给人们以甜美的希望，充满了巴赫般的编曲，最终在最后两个小节进行解决，带给全曲新的力量。

亨德米特的《奏鸣曲》是小号众多保留曲目中最难演奏的曲目之一。在生理机能上对该曲目保持音的控制和精确性的要求，使该曲的风格自成一派，同时在演奏的专注度和音乐情感表现上也要求颇高。该曲目如果设置在一个曲目量较为丰富的音乐会中，着实是对演奏者体力的一种考验。尽管对亨德米特《奏鸣曲》的写作技巧和乐谱研究对演奏会起到很大的帮助，但是我们仍然会遇到诸多节奏型非常困难的演奏片段，这便是亨德米特作品的精彩与独特之处。这也是让此曲成为众多演奏家的钟爱曲目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哈克特著.20世纪音乐理论和分析[M].布锐斯大学出版社，1997（奥兰多）.

[2]http：//www.handelandhaydn.org/learn/history/history_home.htm 哈弗音乐词典[EB/OL].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