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风险投资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
传统的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中国建设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需要，造成了大量社会组织合法性或合理性的缺失，导致了合法的社会组织具有较强依附属性并存在着对社会组织监管不足的问题。经过双重管理体制下弱化业务主管单位的改革、特殊区域内探索一元登记管理的改革，以及对部分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的改革，双重管理体制进入后双重管理阶段，实行直接登记与双重管理并行的双轨制度。社会组织的管理应围绕着登记、服务和监管三个层面重新进行定位，并努力实现三层管理的协同互动，构建“三层协同”的新型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
关键词：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双重管理；三层协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66.2万个[1]，“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7%。它们在行业规范、学术研究、教育、医疗、区域交流等各个领域不断壮大，并在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改善政府公共服务、满足人们结社需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社会组织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其背后存在的问题。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我国的社会组织还面临缺乏资金、活动场所、办公设备、人才及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和组织内部管理混乱等问题[2]（p.362）。究其根源，双重管理体制被认为阻碍了社会组织合法身份的获取[3]，是目前制约中国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制度性因素之一[4]。
那么，针对双重管理体制的弊端，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之后，什么样的新型登记管理体制方能满足社会组织日益发展壮大的现实需求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
一、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及其弊端
“双重管理”，是指对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及日常管理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的体制。目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和《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共同构成了我国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的基本制度框架。以民办非企业单位为例，在登记和管理两个环节实现了双重管理的制度安排。在登记环节上，业务主管单位负责对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初审，并提供批准文件；登记管理部门接受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申请，并做出是否登记的决定。在管理环节上，登记管理部门负责的管理职能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年度检查、监督检查及行政处罚等业务；而业务主管单位除监督、指导民办非企业单位活动外，还要负责对登记管理部门上述行为的事前审查、初审或协助查处工作等[5]。这种双重管理体制，体现了政府对社会组织“限量供应”的策略，适应了在当时中国公民社会刚刚兴起背景下对社会组织严加管理的需要。但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组织的不断壮大，这种双重管理体制的弊端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越来越不适应中国建设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需要
改革开放前，在管制型政府体制下，社会管理具有行政计划色彩和高度集权特征。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完善和公民社会日渐兴起，政府职能调整和行政审批制度也相应将改革关注点逐渐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管理领域。也就是说，政府不仅要向市场放权，也要向社会放权，这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下放的调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6]。由此可见，社会管理体制伴随着改革开放，正在由集权走向分权，从政府控制走向社会自治。这意味着，依法限制政府权力、加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必将是未来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主导方向。而双重管理体制本质是适应政府管控社会组织发展的压制型管理模式，不仅不适合建设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发展趋势，也限制了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发展。
（二）造成大量社会组织合法性或合理性的缺失
按照双重管理要求，社会组织要获得合法身份，必须取得业务主管单位的同意。在这个过程中，往往面临着两方面难题：一方面是寻找业务主管单位的困难；另一方面是业务主管单位拒绝的风险。
这是因为，现行社会组织管理条例对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不仅广泛而且缺乏细则，导致社会组织无法确定或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此外，
对于业务主管单位而言，在没有明确约束和激励机制下，通常都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而且接受社会组织的挂靠又会增加自身责任与压力，自然能推则推，千方百计找理由拒绝社会组织的申请。因此，寻找业务主管单位的困难以及争取业务主管单位同意的门槛过高，是众多社会组织放弃登记的最主要因素。这就造成了大量社会组织无法获得合法身份，处于非法的状态之中，“根据政府部门和专家调研的估算，民间组织的实际数量可能是登记数量的10倍”[7]。也是同样原因，一些社会组织为获得合法身份，便于开展活动，转而通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以企业身份存在。这种看似合法的身份，显然无法统一机构属性与所开展的业务，又无法使组织享受到政府各项优惠和支持，实际上是一种不合理身份。无论缺乏合法性，还是以不合理身份存在，都影响了对社会组织的统一规范和监管，也造成了它们发展中的困惑和难题。
（三）导致合法的社會组织具有较强依附属性
独立性是社会主体的主要特征，萨拉蒙认为非营利组织应具备独立性，即独立自主处理组织内部事务及外部交涉的资格[8]（p.102）。在双重管理体制下，一方面，政府习惯了传统管控社会组织发展的思维，相关部门缺乏对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的重视，并依托自身政策和资源优势，吸附了大量的社会组织。
另一方面，业务主管单位的设置，使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业务性的联系，社会组织希望从业务主管单位那里获取更多行政资源，主管单位也愿意将业务范围内的事务部分交由社会组织来完成，这容易导致业务主管单位人员兼任社会组织领导职务，部分社会组织成为业务主管单位的延伸机构，甚至以“二政府”形象存在，失去了社会服务的独立性。这不仅造成了由于登记制度高门槛制度内外社会组织发展境遇的差异，也使得制度内合法的社会组织越来越缺少独立开展服务的能力。
（四）存在对社会组织监管不足的问题
双重管理体制设计的本意是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和监管，但实际运行中普遍存在着对社会组织放任不管或简单审查的问题。一方面，为降低对社会组织监管成本，登记管理部门比较注重对登记环节的监督以及以材料审查为主的年检制度，使整个监管重点前移和外移，而对社会组织的具体活动，由于社会组织数量庞大、业务繁杂，难以有效履行监管责任。另一方面，双重管理要求实际也是双层监管，降低了管理和监督风险，但同时也分化了监管责任。简单说，其中任何一个部门监管不作为，其后果由两个部门分担，这容易导致双方监管实质无人监管局面的出现；无论是登记管理部门还是业务主管单位都存在能力限制，难以对庞大的社会组织提供有效监管。
二、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的改革探索与评价
自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建立时起，不仅理论界围绕着该体制的改革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部分地方政府也开始根据社会组织发展的实际需要，探索这种体制的改革之路，有的是在体制框架内寻求优化，有的则对该体制实行了不同程度变革，总体体现了从简单行业向其他领域、从地方到中央、从个别地区向全国发展的趋势。
（一）双重管理体制下弱化业务主管单位的改革
在传统的双重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在面对社会层面降低登记门槛、提供更好管理服务需求的同时 ，又承担着来自上层管理在制度执行和统一上的压力，难以承担打破双重管理体制带来的风险。因此，在体制框架束缚下，创新驱动使部分地方政府寻求折中策略，在保留双重管理的基本制度规定下，通过内部调整或外部补充的方式进一步弱化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能或压力，为社会组织登记提供便利或创造有利条件。
1.北京：依托枢纽型社会组织推进业务主管单位的集中
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是从2009年开始的，主要改革思想体现在北京市社会建设“1+4”系列文件中，“枢纽型社会组织”是一个关键性概念。通过在现有社会组织中选择政治体系内的人民团体或与政府有紧密联系的社会团体，将其确认为枢纽型社会组织，并由其承担业务主管单位职能，形成由枢纽型社会组织为业务主管单位和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为登记管理机关的新双重管理模式。自2009年
4月首批正式确认了市总工会、市文联、市社科联等10家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开始，北京市又分别于
2010年底和2012年下半年确认了两批枢纽型社会组织，基本实现了对市级社会组织的全覆盖。它们分别负责全市职工类、科学技术类、法学类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和管理。在此基础上，“培育区县、街道层面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打造市、区、街三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网络”[9]。枢纽型社会组织实际上成为特定类型业务主管单位。原来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行政部门，除少部分有特殊职能的，原则上也不再接收社会组织成立申请，并逐步将机构、人员、资产、财务等方面的职能交由枢纽型社会组织，今后对社会组织只行使行业指导职责。
枢纽型社会组织建立在双重管理体制基础上，符合双重管理的制度框架，嵌入性较好。此外，通过确定枢纽型社会组织，适度集中了分散的业务主管单位并进一步统一了登记注册的标准，这样社会组织更容易找到业务主管单位从而获得合法性身份。但北京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实践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最为突出的是降低了服务和监管社会组织的能力。原因在于，身份集中未带来资源的集中，且枢纽型社会组织在政治体系内属于权力偏弱方，所具有的资源并不多，面对大量需要业务指导的社会组织，其监管程度和培育的效果也是有限的。
2.上海：增设社会服务局分担业务主管单位的部分职能
上海市在双重管理基础上，以行业协会为突破口，增加了一个服务机构，共同行使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能，构成了所谓的三重登记管理体制。具体分为两个建设阶段。第一阶段，建立行业协会发展署。2002年，在前期对行业协会发展调研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市行业协会发展署，负责行业协会的总体规划、布局调整、政策制定、统筹协调等职能。这意味着行业协会的双重管理扩展为登记管理部门、业务主管单位和行业协会发展署三方共同管理。第二阶段，改组成立社会服务局。2004年，在行业协会发展署的基础上通过合并改组成立了上海市社会服务局，原有的三方共同管理的格局没有变，但扩大了共同管理的范围。社会服务局的成立将三重登记管理体制的适用范围从行业协会扩展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市场中介组织三类[10]。
上海增设社会服务局的改革，由于保留了原双重管理部门，改革的风险和阻力都比较小。此外，社会服务局在登记环节中可以发挥一定审查作用，更有利于对敏感类组织成立的控制；增设服务机构，分担了原来业务主管单位的部分职能，尤其是在规范社会组织发展、促进社会组织交流合作、提高社会组织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减轻了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能压力。但专门成立一个服务机关，意味着社会组织登记又多了一个管理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注册门槛，不利于合法的社会组织的数量提升。同时，增加一个服务机构后，在职能上容易与现存的双重管理部门出现重叠和交叉，埋下了社会组织管理中的不协调或冲突隐患。
（二）特殊区域内探索一元登记管理的改革
对双重管理体制的突破，最直接的就是取消业务主管单位的设置，建立由一个部门负责的一元登记管理体制。由于制度统一性限制，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改革难度较大。但一些特殊地区，特别是被确定为各类改革试点的区域，在地方创新驱动和中央特殊性许可下，率先突破了现有制度桎梏，建立起一元登记管理体制。根据改革程度的不同，可分为准一元登记管理体制和一元登记管理体制。
1.深圳通过渐进式改革建立准一元登记管理体制
深圳市双重管理体制的改革采取了分阶段、分领域的策略，经过三个时期，实现了从行业协会到其他领域的改革推进。第一个时期，在2004年，从行业协会领域开始改革，成立行业协会服务署，由其统一行使行业协会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责，构成了行业协会服务署与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共同管理行業协会的新双重管理模式。第二个时期，在2006年底，将行业协会服务署和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合并，组建市民间组织管理局，使其同时行使行业协会的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部门的职责，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行业协会直接登记的效果。第三个时期，到2008年，在前期行业协会直接登记基础上，扩大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的范围，“对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管理的体制”[11]。由于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创新策略和成果，深圳于2010年获得了第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但深圳市建立的所谓直接登记管理体制，还没有彻底地实现一元登记管理：一方面，仍然保留了业务主管单位，只是将其与登记管理部门合二为一，民政部门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只是对部分社会组织实现了直接登记的安排。所以，深圳建立的是一种准一元登记管理体制，但其创新性探索为国家放开登记管理权限、实现部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提供了宝贵经验。
2.北京中关村在相关政策支持下构建一元登记管理体制
北京市中关村是我国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上，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一是北京市人大颁布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2010），提出除特殊情况须经批准以外，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向市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体制等以立法形式予以确定。二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下发了《中关村社会组织改革创新试点工作意见》（2010），明确提出了中关村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和管理、取消业务主管单位、由政府部门根据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和类型进行业务指导等意见。三是北京市科委等十个单位联合下发了《北京市促进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加快发展的意见》（2011），提出了对中关村现有社会组织、产业联盟登记管理扶持发展的工作安排，中关村数字内容产业协会等部分社会组织实现了直接登记注册。中关村在国家对社会组织实现双重管理体制没有制度改变的情况下实行一元登记管理制度，有着特殊原因：一是作为国务院戰略布局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具有突破国家现行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的特权；二是区域范围不大，便于登记管理；三是园区内社会组织构成比较简单，主要是经济领域的社会组织，以行业协会和技术联盟为主，直接登记的风险较低。
以深圳、北京中关村为代表的地区通过建立一元（准一元）登记管理体制，都简化了登记注册的程序，减少了业务主管单位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促进合法的社会组织数量增加。但在国家双重管理体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其他地区学习和复制的可行性不大。此外，一元登记管理体制本身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登记管理部门的压力增大。既要承受直接登记后社会组织增加带来管理成本提升的挑战，又要独自面对由此可能带来的政治或社会性风险。二是带来了监督和培育上的困难。培育社会组织所需要的资源主要掌握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政府各职能部门手中，登记管理部门具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主要职责是登记注册和监督管理。在取消业务主管单位设置后，登记管理部门很难再有足够的资源用于社会组织培育之中；就监管效力而言，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由一个统一的登记管理机关进行监督管理，其难度要比双重管理体制下更大。三是取消业务主管单位的改革阻力较大。剥离业务主管单位和社会组织的管理关系，不仅限制了业务主管单位的管理权限，而且也影响到了那些习惯挂靠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利益，因而会遭受来自业务主管单位和社会组织的双重阻力。
（三）对部分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的改革
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提出，要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以下简称“四类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制度。这在中央层面对部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改革方向和要求。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民政部积极推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进行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并于2016年8月公布了该条例的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四类社会团体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可以直接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与此同时，也在积极制定《四类直接登记社会组织认定标准》和《全国性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暂行办法》等政策。随着这一系列制度的修订和出台，部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管理体制成为全国统一的要求，并有了制度性保障。此外，自2013年3月开始，全国共有2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试行或开展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工作，有1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出台了推进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的相关政策文件，如《上海市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若干规定》（2014）、《甘肃省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暂行办法》（2015）等。各地区部分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改革以来，极大促进了社会组织数量增多，“截至2014年底，全国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约3万个，占同期登记的社会组织40%以上”[12]。
可见，当前实现对部分政治性不强、经济风险低的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是多年来对双重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一大成果，也体现了社会组织管理分类、分级管理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实行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发展壮大。但目前的改革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受益范围仅限于四类组织，其他如政治法律类、宗教类、涉外类等社会组织，则被排除在直接登记的制度之外。这不仅有制度不公嫌疑，而且将原来统一的双重管理体制变成了直接登记与双重管理并行的双轨制度，制度运行成本将会升高。二是直接登记确定了四大类型的社会组织，但对这四类社会组织划分标准和具体范围没有具体说明，容易造成日后登记管理中的混乱。三是当前的改革还侧重于社会组织登记端的改革，对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和政府监管作用的发挥未给予应有的重视。
三、“三层协同”的新型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构建
从前期的改革探索看，登记管理制度作为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制度安排，已经走向部分直接登记管理与部分双重管理并存的后双重管理阶段。本文构建新型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就是在这种后双重管理体制阶段，针对如何更好解决双重管理体制遗留问题并最大程度实现新制度有效运行，从而形成新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互助关系来设计的，基本思路是构建一个“三层协同”的管理体制。所谓“三层协同”就是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下，以壮大社会组织和提升社会组织能力为导向，构建以登记为基础、服务为关键、监管为保障的社会组织管理新体系，并实现三者协调、整合和一体化发展的管理新格局。就本质而言，“三层协同”与“双重管理”有显著区别，后者是从政府角度出发为了更好实现对社会组织管控而设计的，前者则是从社会组织角度出发为更好地满足社会组织发展而提出来的。此外，“双重管理”设计是通过对政府相关部门的登记管理职能划分实现的，“三层协同”主要是围绕如何更好地实现社会组织发展而对政府相关管理职能的一种调整、协同和整合。
（一）登记层面：进一步完善分类登记管理的新制度
首先，继续扩大直接登记的范围。以公益性为分类标准，凡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社会服务、协助政府提供公益产品、满足人们社会生活需要的社会组织都应被逐步纳入直接登记的范围。同时，下放登记审批权限，实行基层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安排，充分发挥基层社会组织在开展公益活动、满足公众需求、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的作用。通过不断扩大直接登记的范围，形成“放开一大片，限制一小部分”的格局，最终建立起一个以一元登记为主体的登记管理制度，彻底结束双重管理体制的历史。
其次，加快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的修订和完善。当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取得了实质性成果，这有助于对分类管理体制的确认，也为各地区实现部分社会团体分类登记管理提供了指导和法律依据。应加快进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落实党中央对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精神，探索社会组织分类登记的范围。同时，为新修订的登记管理条例顺利实施，可进一步出台实施细则或管理办法，重点对纳入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的性质、特征、基本范围等问题给出明确标准，并使之成为登记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探索完善辅助性的登记管理制度。对社会组织实行登记管理，即使不断降低登记门槛，也会有大量社会组织由于各类原因不去登记或无法登记，更何况还有大量历史遗留下的不合法、不合理存在的社会组织。为实现国家对社会组织更全面的信息掌握和登记规范，应通过辅助性制度来补充登记管理制度的不足。如探索社会组织的备案制度，对那些没有达到登记标准的社会组织，提供另一种给予合法性身份的制度安排。同时，还可以推行公益法人认定制度，通过将从事特定公共服务或政策鼓励的社会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认定为公益法人，可以将现有登记注册制度引向纵深发展。
（二）服务层面：形成以社会组织需求为导向的服务机制
登记管理体制改革应转变控制和规范的管理思路，重点要在管理中解决好社会组织的培育和能力提升问题。因此，满足社会组织的需要将是政府服务作用发挥的目标指向。
首先，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是一体两面的。在社会管理中，如果政府一味重管理、轻服务，就难以实现政府、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平等合作。只有明确政府的服务角色，建设服务型政府，才能更好地迈向社会本位的社会管理。此外，中国公民社会尚处于发展初期，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能力还差强人意，更需要政府的大力培育和服务。
其次，构建完善的社会组织服务体系。针对社会组织普遍存在着资金、技术、人才不足的问题，完善的社会组织服务体系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健全财政支持体系，对于非营利性、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完善免税政策，对于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实行税费减免优惠等；不断拓展民间的投融资渠道，创新重点领域社会组织的投融资机制；建立有长期战略性的培训机制，不断提升组织工作人员专业技能、理论素质和服务精神；健全社会组织的财务制度、人事管理、职称评定、岗位培训、社会保险等配套政策，构建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政策体系等[13]。
最后，不断创新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和方式。在服务平台上，可借鉴企业孵化器的理念和建设经验，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器（服务园），对进入服务平台的社会组织提供活动场所、资金支持和信息服务等关键性的服务等。在服务方式上，应更多实现政府直接提供服务向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转变，使社会组织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社会管理，从而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增进自身服务能力。
（三）监管层面：建立多方合力的社会组织综合监管体系
首先，建立健全社会组织信息公开机制。信息公开是对社会组织实施监管的基础和前提。为实现有效监管，必须健全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机制。这包括实现信息公开的完整性，克服过去只重资金来源而不重使用过程或结果的信息披露；保障信息公开的及时性，要定期公开公益基金收支明细情况等相关信息；创新信息公开的方式，不应仅仅停留在传统的信息公开渠道上，要创新多样化的信息公开方式，便于公众知晓和查询。为此，需要借助制度明确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义务，并对拒绝履行义务或公开不完整、不及时的社会组织进行处罚。
其次，建立多方合力的监督体系。在政府层面，既要发挥好登记管理部门在登记、备案、年检、执法监察等方面的监管责任，又要发挥行业主管部门在行业上的监督管理职责和作用，还要加强有关部门在人事、财务等方面对社会组织的指导和监督；在社会层面，进一步激发社会监督和媒体监督的力量，完善政府和社会相结合的监督体系。同时推动成立不同门类、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民间组织联合会或社会组织联盟，充分发挥其自律自治功能，利用自身力量来监督规范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
最后，实行动态监管与过程监管相结合。在继续严格年检制度、避免单纯资料审查和形式化基础上，实行年检定期检查与经常了解社会组织活动情况的日常监督相结合，一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同时，针对社会组织的公益活动尤其是重大活动要实行备案并进行全程监督，防止出现不良现象。为此，应不断创新有效的监管方式，如建立社会组织评估机制，加强对组织的流程监督与绩效评估，或在社会组织所在的行业、领域内确定或聘请监督员对社会组织活动进行监督等。
（四）三层协同：实现登记、服务和监管的一体化发展
首先，这三个层面的管理活动是内在关联和相互影响的。登记管理有助于对社会组织的规范化管理，也便于相关部门对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提供服务或进行监管；服务工作做得好，也会对社会组织的登记和监督产生促进作用，如通过提供税收优惠等方式可以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到相应的机构登记注册，使社会组织的活动处于法律约束和政府监管的范围之内；监管本身就内含了服务内容，监督体系的完善也會使登记管理机构降低注册时的压力和政治风险，不断扩大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范围。因此，从本质上说，登记、服务和监管是可以也是应该实现统一发展的。
其次，以协同政府理论引领三层管理的协同建设。协同政府作为一种行政学思潮和改革实践，“直接针对管理‘碎片化’问题，强调的是通过目标、组织、文化等不同层面的分解与整合，有效提高不同政府部门间的合作协作水平，以实行更为整体化的行政行为或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政府形态”[14]。目标整合、组织创新和信息共享是各国协同政府建设的主要做法[15]。为此，一是相关管理部门要重新梳理自身的职能体系，推进目标整合。登记管理部门在对不同社会组织实现差别登记的同时，更要有针对性地强化相应监管职能，而把有关服务职能调整给相关部门；业务主管单位要更多从登记审查转向对社会组织日常业务的指导和监督；相关的人事、财政等部门则要更多探索如何改进服务方式，更好为社会组织提供服务。二是不断通过组织创新，促进各部门协同发展。如成立社会组织综合管理委员会，负责社会组织建设的战略决策，以及对相关政府部门管理活动的协调事务等。三是加快社会组织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规范信息搜集的标准，畅通各部门资料交流渠道，实现各管理部门对社会组织服务和监管的信息互通和共享。
最后，需要为三层协同的登记管理体制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对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修订工作的开展使登记管理方面有了最基本的制度保障，而新条例可重点加强对监管环节的制度安排。同时，为实现登记、服务和监管在制度上的进一步融合，应配合出台《关于加强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工作的意见》、《关于培育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指导意见》等政策制度，进而与相关登记管理条例相衔接。在分类登记管理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对不同登记状态下的社会组织如何实施监管和服务，这样才能形成登记、服务和监管有效运行并相互配合的制度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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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英秀]
货币政策风险投资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货币的时间价值是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资金使用中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标准。但在我国，长期以来不承认货币时间价值的存在，不注意利用货币的时间价值，在经济工作中造成很大损失。主要论述了货币时间价值的含义、产生的客观基础、与投资决策的关系，以及它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货币；时间价值；投资决策
一、货币时间价值的概念及来源
货币的时间价值是指资金在经历一定时间的投资和再投资所产生的价值。它反映的是由于时间因素的作用而使现在的一笔资金高于将来某个时期的同等数量的资金的差额。资金的循环和周转以及因此实现的货币增值，或多或少需要时间，每完成一次循环，货币就增加一定数额，周转的次数越多，增值额也越大，因此，随着时间的延续，货币总量在循环和周转中按几何级数增长，使得货币具有时间价值。
那么，货币的时间价值是怎样产生的呢？西方经济学者普遍认为，货币所有者要进行投资，就必须牺牲现时的消费，因此，他要求对推迟消费时间的耐心给予报酬。西方经济学者的这种观点，只是说明一些表面现象，并没有提示出货币时间价值的实质，既不全面，又不确切。因此，我们要从货币时间价值的产生原因、真正来源、表现形式、计算原则等方面做出科学的分析。
1.要正确理解货币时间价值的产生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告诉了我们货币时间价值的实质。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的货币其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值。”也就是说，（1）“如果把它从流通中取出来，那它就凝固为储藏货币，即使藏到世界本日，也不会增加分毫。”（2）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货币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但货币本身并不能增值。资金的价值是它所代表的一定数量的货币和物资的价值；资金的使用价值在于它是企业生产经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要素之一，并能在生产过程中得到增值。但由于资金分属不同的所有者，而资金的所有者不可能无偿地让渡资金的使用权，资金的使用者也不可能无偿地使用资金。这样，就必然地形成了货币的时间价值。那就是资金所有者把资金全盘让渡给资金使用时，要取得一定的报酬；而资金使用者也必须把资金增值的一部分交给资金所用者，从而形成使用资金的成本。
2.要正确认识货币时间价值的真正来源。从一般经济现象来看，货币投入生产经营过程后，其数额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长。企业资金循环和周转的起点是投入货币资金，企业用它来购买其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的各种资源，包括物力和人力资源等，然后生产出新产品，产品出售时，得到的货币量大于最初的投入量。我们把这部分的差额叫做剩余价值。马克思没有用“时间价值”这一概念，但正是他却提示了这种所谓“耐心的报酬”就是剩余价值。换句话说，货币的时间价值实质上是资本的增值，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3.要正确认识货币时间价值的表现形式。举一个例子，譬如，你现在有1 000元暂时不用，存入银行储蓄所，定期一年，让银行代为运用，到期以后你可以从银行收到1 109.8元，多得的109.8元就是你推迟消费这1 000元而从银行得到的报酬，即通常所谓“利息”。在实际工作中，人们把利息（109.8元）占原存入本金（1 000元）的百分率（10.98%）称为“利率”。这里的“利息”、“利率”就是货币的时间价值。因此，我们可以说货币的时间价值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绝对数，即利息；另一种是相对数，即利率。
4.要合理解决货币时间价值的计量原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精辟地论述了剩余价值是如何转化为利润、利润又是如何进而转化为平均利润的，并指出到最后投资于不同行业的资金，将大体上获得相当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投资报酬率，即货币的时间价值是在没有风险和通货膨胀条件下的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
二、货币的时间价值与投资决策
货币时间价值应用在投资决策方面，有两个相关概念必须首先弄清楚，那就是“终值”和“现值”。
所谓“终值”，就是指某一特定金额按规定利率折算的未来价值。在商业数学中，“终值”就是指“本利和”。
所谓“现值”，就是指某一特定金额按规定利率折算的现在价值。在商业数学中，“现值”就是指“本金”。
“终值”和“现值”是联系一定“利率”和一定期限的相对概念，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函数关系，即互为逆运算。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类问题，我们是花40万元买一幢现房值呢，还是花36万买一年以后才能住进的期房值呢？我们想买一辆汽车，是花20万元现金一次性购买呢，还是每月支付6 000元，共付4年更合算呢？所有的这些都需要我们考虑到货币的时间价值。货币的时间价值揭示了不同时点上所收付资金的换算关系，这是正确进行财务决策的必要前提。在投资决策中，根据货币时间价值原理，把不同的时点上的投资额和不同时点上的投资收益折算成某一时点的上现值，可以正确评价其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从而作出科学的可行性分析。
企业的投资需要占用企业的一部分资金，这部分资金是否应被应用，可以被占用多长时间，均是投资决策者需要运用科学方法确定的问题。因为，一项投资虽然有利益，但伴随着它的还有风险，如果决策失误，将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灾难。对于任何一项长期投资决策方案，决策者总是期望未来能获得的报酬的总金额要比原始投资的金额更要多一些，这样才能体现价值的增值。但未来得到的报酬的现金流入量和原始投资的现金流出量发生在不同时期，根据货币的时间价值观念，不同时期货币的价值是不相等的，只有把不同时点的货币收支换算到相同的时点上，再予以对比，才能评价投资优劣。
对投资项目评价时使用的指标分为两类：一类是贴现指标，即考虑了时间价值因素的指标，主要包括净现值、现值指数、内涵报酬率等；另一类是非贴现指标，即没有考虑时间价值因素的指标，主要包括回收期、会计收益率等。
三、货币时间价值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可见：不管是涉及到个人投资决策，还是涉及到企业的投资决策，货币的时间价值在任何社会经济形态下的日常经济生活中，都是客观存在的，都将会在社会生活中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长期以来不承认货币时间价值的存在，不注意利用货币的时间价值，在经济工作中造成很大损失。比如，企业争投资、争设备，流动资金占用过多，固定资产利用率低；材料采购多多益善，物资大量积压，产品不适销对路，紧俏商品不能快进快销，资金周转缓慢；分析投资项目时，对不同时间的收支同等看待，使不少项目建设工期长，胡子工程多，资金回收慢，投资效果差。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人们已经认识到货币时间价值的重要性，并开始利用它作为调节企业行为的经济杠杆。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我们应该明确地认识货币时间价值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认识充分利用货币时间价值的重要意义，树立起货币时间价值观念，做科学的投资决策。
对于个人投资看来说，要掌握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方法，也就是将不同时点的资金换算到相同时点上的方法，然后正确评价其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作出科学的可行性分析。对企业来说，应用一批专业的财务管理人员，还应用一批效率高、能力强的市场调查人员，收集决策所需的资料，以便决策人员进行周密的市场和全面的可行性论证，保证决策的安全性和科学性。企业应对投资权限加以控制，严格审批权限，要求职能部门按程序工作，在严密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进行严格审查，制约乱投资的行为，提高投资可靠性，效益性。企业还必须建立相关制度保证其投资决策的贯彻实施，对投资进行规范管理。实践证明，牢固树立货币的时间价值观念，可以促使企业努力减少资金的占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不断增加花色品种，降低产品成本，力求做到适销对路，加快商品流转，并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当然，企业的投资决策不能只考虑到货币的时间价值，还有项目自身的一些因素以及政府的政策因素，这些都要有相应地考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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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天民.现代管理会计学[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王 莉]
货币政策风险投资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滨州科技服务业由于产业比重偏低、资金支持不足、专业程度不高、机制建设滞后等方面的问题，遭遇发展瓶颈。文章认为可以通过加大政策及资金扶持、健全管理体制、培育与优化外部环境、构建科技服务公共信息平台、建立特色科技服务体系等各种应对策略，以突破发展瓶颈，实现滨州科技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滨州;科技服务业;跨越式发展;瓶颈;对策
1 科技服务业的内涵与特征
1.1 创新性与知识性集中相统一
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为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改进了生产工艺流程，降低了能耗，提高了效率。而科技服务业的创新发展，要求其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知识技能、从业资格，尤其需求高学历、高素质的知识型人才。
1.2 高技术性与科学性相统一
从产业角度分析，高技术性和科学性在科技服务业的形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从价值贡献方面分析，高技术、科技价值在其提供的价值服务中占有绝对优势，并可以通过服务增值服务，创造产品价值之外的新价值。
1.3 专业性与服务性相统一
当科技服务业针对特定的服务对象、客户时，提供高度专业化的服务，有利于科技服务型企业的服务产品更具备深度、个性、高水平与高质量的特点，占据有利市场。
2 滨州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及瓶颈（SWOT分析）
滨州立足于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开发建设主战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把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放在转方式调结构的显著战略位置。由此可从优势（S）、劣势（W）、机会（O）以及威胁（T）四个方面来分析滨州科技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可见，劣势（W）与威胁（T）即是滨州科技服务业发展的瓶颈。
2.1 科技服务业发展的优势分析（PEST分析）
2.1.1 政治环境分析（P）
2012年以来，滨州市政府提出了“实现六个翻番，再造一个新滨州”，推进“两区一圈”建设，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深化改革开放的新举措。滨州市新设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海经济开发区，大力增加对工商业的扶持力度，提供有效的经济政策，旨在招商引资，着重发展以科技服务业为中心的第三产业，从而提高全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2.1.2 经济环境分析（E）
滨州经济资源丰富，无棣、沾化两县盐碱荒地达260余万亩，拥有海岸线240 km，拥有丰富的矿产、石油、地热资源，石油总储量6亿t，天然气总储量164亿m3，宜盐面积144万亩，原盐生产能力500万t。黄河贯穿东西94 km，小清河、徒骇河等10多条河流穿境入海，年引黄河水13亿m3，年调蓄水能力近20亿m3。滨州是山东原棉、粮食、蔬菜、水果、肉禽、水产、林产的主产地之一。邹平鹤伴山、博兴麻大湖、无棣碣石山、沿海湿地、贝壳堤岛、滩涂等，不仅直接有利于科技服务业的发展，也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源，而其他产业发展又促进了科技服务业的发展。
2.1.3 社会文化环境分析（S）
滨州的人文资源丰富，文化的传承年代久远。惠民孙子文化、博兴董永故里等人文资源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深具黄河文化特色的老粗布、剪纸、泥人等民间工艺品广受社会各界喜爱，胡集书会、吕艺吕剧、渤海大鼓等民间艺术源远流长，成为促进滨州科技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2.1.4 技术环境分析（T）
滨州市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的人数约30万，具有中专教育程度的人数约50万，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为滨州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优秀的从业技术人员。同时，滨州在互联网建设普及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计算机更新速度提高，从而为科技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2.2 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劣势分析
2.2.1 科技服务业的产业比重偏低
2014年，服务业完成投资685亿元，同比增长20%，增幅高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2%，比第二产业高0.9%，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36.2%，较上半年提高2.4%。但是在各行业中，滨州服务业同比第一、二产业所占比重明显偏低，而科技服务业所占比重更少。
2.2.2 科技服务业的资金支持不足
政府对科技服务业的扶持力度不够，资金支持与科技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尚有差距。科技服务业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仅占第二产业的70%左右，增速虽然高于第二产业十几个百分点，但是基数低了100多个亿，投入偏低致使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动力不足，从而使科技服务业的产业活力不足，行业竞争力不足以及整体实力也明显不足。
2.2.3 科技服务业的专业程度不高
滨州市的科技服务机构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在人才吸引方面力量不足。人才总量不足，专业型、复合型人才引进培育不足，从业人员的专业化程度不高，专业服务能力弱、服务方法和手段比较单一，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社会认可度也相对较低。
2.3 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威胁分析
2.3.1 科技服务业的政策法规保障缺乏
在滨州科技服务业属于新兴产业，从法律角度分析，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范其发展，也没有确切表明科技服务业所处的法律地位，在对科技服务业的管理和法律事务的处理上依然沿用关于服务业的相关条例，缺乏独立的法律法规予以保障。从政策方面分析，滨州市虽然出台了发展科技服务业的相关政策，但具体政策的实施细则依旧不够完善，具体实施环节尚待改进。
2.3.2 科技服务业的市场竞争压力偏高
从内部视角分析，滨州科技服务业的设置相对零散，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规模化的组织体系，没有形成与我市产业结构特点相匹配的特色科技服务体系，导致市场的竞争压力偏高，各个企业相互竞争、互相牵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增长。从外部视角分析，滨州市成立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鼓励招商引资，使滨州市由外商直接投资的科技服务业比重不断提升，从而导致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加大。
3 实现滨州科技服务业跨越式发展的应对策略
3.1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争取政策支持
滨州在城市战略规划与发展过程中，应不断寻找突破旧有发展模式的具体路径，始终以“科技立市”为核心理念，构建科技服务公共信息平台，为促进科技服务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在招商引资方面，降低准入资格，提供鼓励措施，竭力促使关系科技服务业重大发展的项目有新突破，做好项目对接，争取资金支持、财政项目支持。在降低税收方面，对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进行一定的减免和优惠。
3.2 创新科技管理体制，促进科技服务业的长足发展
针对传统的金融体系、运作方式、市场条件、管理体制以及业务开展方式和相关金融政策等多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创新性改革，通过采取对重大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有利于突破创新，改进旧的计划方案，变革固有的管理方式，促进科技服务业发展战略的制定，提高决策的正确性，促进科技服务业的长足发展。
3.3 培育优化外部环境，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高水 平的科技交流与合作
深入实施“三步走”的科技人才工程和政策，吸引培养科技领军人才、卓越技术型人才和高水平的创新团队。改进和完善激励制度，加大科技计划开放合作力度，大力引进外地优秀人才特别是顶尖人才，支持归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留住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1] 程梅青，杨冬梅，李春成.天津市科技服务业的现状和发展对策[J].中国 科技论坛，2003，（3）.
[2] 杜振华.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约束与政策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
2008，（12）.
货币政策风险投资论文范文第4篇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执政党、政府、社会甚至是公民个体都有明确的要求。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看，它要求社会各治理主体，特别是组织化的主体，如政党组织、行政机构和社会组织要增强法治意识，运用法治的方式来整合社会、供给政策和反映诉求，唯其如此，才能降低执政成本、行政成本，社会矛盾才能有效化解，整个社会才能稳态运行。
法治，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降，人们对其有着种种解说，但最根本的有两点：法律的合法性和法律的可执行性。前者要求法律要得到民众的认同，它要反映社会民众普遍的利益诉求；后者要求法律制定出来后必需得到执行，否则法律就会被虚置。那么，要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将法治思维、法治意识贯注其中，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首先，要遵循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没有程序就谈不上法治，程序是政策、法律重要的理性化显现。科学的公共政策制定，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行为，而是一个科学化的过程。它包括问题界定、议程设置、政策形成、政策合法化、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等前后相连的众多步骤，且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遵循法治化的思维，就是要有科学化的公共政策制定程序，要把它作为启动公共政策制定的前置条件。
其次，要对公共政策进行法律风险评估。公共政策的权威性不仅来自其制定的部门层级，更重要的是其制定过程、政策内容是否符合已有的法律规定，否则，就构成了程序上的违法和内容上的违法，从而会消解政策的权威性。在公共政策制定的风险评估中，对该政策所涉的相关法律特别是上位法，要有一个系统的梳理、比照和评估的环节，尽量避免法律与政策间的矛盾与冲突；对实在难以规避的矛盾与冲突，制定部门也要有规范化的处理机制。
再次，要搭建民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制度化平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要求其制定过程的开放性并有公共利益形成的制度化机制。这种制度化机制要求相关的政策制定部门要畅通民众参与渠道，搭建公共政策各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制度化平台，通过完善听证会、政策讨论会等方式来吸纳各方诉求。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一方面通过他们间的博弈、辩论，有助于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另一方面，他们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也是政策合法化的过程，人们在参与过程中更能了解到政策本身的精义，从而有利于公共理性精神的培养，也有利于后面公共政策推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搭建平台让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既有利于增进人们对公共政策认同，也有利于公共政策执行的高效，它符合亚氏对法治两方面的解释。
最后，要建立起公共政策失误问责制度。将法治思维贯注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起公共政策失误问责制度。管理学家法约尔认为：责任是权力的孪生物，是权力的当然结果和必要的补充。有公共政策制定的权力，必需负之以相应的责任。现实中有些地方之所以会出现漠视程序与规定随意决策、任意拍板，不注意民众与利益相关者参与，搞一言堂、“关门决策”，就是因为失误后可“拍屁股走路”、“安全着陆”。所以，要建立起容易操作的公共政策失误问责制度，如公共政策后评估制度，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在实施一段时间后要接受相关机构的评估，评估的结果同考核、人大等相关制度对接，增强其权威性和严肃性。在这方面，上海市闵行区率先建立的公共政策评估制度具有极大的正向意义。
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需推进依法行政；要推进依法行政，必需增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法治意识。这是公共政策制定科学化、民主化要求，也是社会稳态运行、党和政府合法性持续增进的必走通道。 （作者系上海市委党校研究生部主任、 校公共政策项目组组长、教授）
货币政策风险投资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坚持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以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在更大的范围、更广阔的领域、更高的层次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实施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开放战略，努力提高对外开放的新水平；必须转变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 ；必须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必须实施“走出去”战略；必须深化对外经济体制的改革；必须用科学的发展观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关键词：如何提高；对外开放；新水平
收稿日期：2006—06—08
项目来源：湖北省社会科学人文科研课题的阶段性成果，科研课题编号为省教思政（2004）13号，课题名称：邓小平理论与改革开放的中国研究。
作者简介：刘行坦(1954-)，男，长江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曾在全国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开放的世界呼唤开放的中国，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次伟大实践。邓小平继承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对外开放的思想，敏锐观察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科学的总结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和经验教训，系统提出了对外开放的理论。邓小平关于对外开放的理论内容丰富，既论述了对外开放的目的和实质，又指出了对外开放的战略、政策、措施，既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形式，又制定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主旋律，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找到了动力源，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对外开放理论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改变了人民的精神面貌，加快了中华民族走向富强的前进步伐。面对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坚持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思想，对于我们以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在更大范围、更广阔的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对于实施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开放战略，对于提高对外开放的新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要努力转变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
要使贸易大国变为贸易强国，必须转变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第一，要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改变出口主要依靠低成本和拼数量的方式，改变粗放型和数量型的发展模式，使出口主体形式多样化和贸易形式多样化。优化出口商品的结构，努力创造具有自己知识产权、自己品牌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控制资源性、高耗性、高污染产品的出口，扩大新技术产品和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档次、花色品种和效益。要提高加工贸易的产业层次，改变产品贸易量增加而贸易增加值低的现状，加快产品的升级换代，使出口贸易从数量上的扩张，向提升质量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方面转变，在出口产品中使成套机器设备、精密仪器、高精装备，交通运输技术产品的比重加大，真正做到以质取胜，按国际标准组织出口商品的生产、实现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第二，要调整进口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落实科技兴贸战略，优先进口国内发展必需的、重要的、紧缺的高新产品、高新设备、高新技术和具有战略性的资源，实现战略物质进口来源的多元化、方式的多样化和渠道的稳定化。第三，要发展绿色产品贸易，适应国际环境保护的潮流，健全我国环境保护标准，严格控制高耗能和高污染产品的贸易，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贸易结构，讲究生态环境效益，做大做强国内绿色产业，扩大绿色产品出口，在国际绿色产品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第四，要改革和完善对外贸易体制，形成出口增长主要依靠质量和效益的机制，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建立统一、科学的外贸管理制度，形成内外贸一体化的管理机制，健全国际贸易摩擦的有效应对机制，积极开展同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扩大企业外贸经营权，推进国家贸易方式的电子化和贸易手段的网络化。
二、要努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利用外贸是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如同邓小平所说“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改革”。我们要把利用外资同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企改组改造相结合，鼓励跨国公司投资农业、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引进外资是实施开放战略的基本点，引进外资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基本条件。如何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第一，要把引进外资同提升国内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相结合，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相结合。外资数量本身不是发展的成就指标，它是反映经济开放程度的指标，通过引进外资，对现有企业进行改造、充实和提高，改变技术进步缓慢和生产工艺设备落后的状况，依靠技术的优化升级实现规模经营，努力提高结构优化效益、规模经济效益和区域分工效益。从主要依靠增加大量资金投入转变到主要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上来，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份额。第二，要合理利用外资，发展开放型经济，改变经济中的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差、附加值低的状况，通过引进一批高附加值、高技术的产品，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进步，做好引进技术的转化、吸收和创新。第三，要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加强对外资产业和区域投向的引导，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扩大外资直接投资规模，引导外商参与国家鼓励的基本建设项目，包括农业综合开发和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的建设项目；拥有先进技术、能改进产品性能、节能降耗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技能项目；能提高产品档次、扩大出口、提高创汇能力的项目；能综合利用能源防止环境污染的技术项目。第四，利用外资要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产业政策和偿还能力，利用外资的重点要放在农业、水利、能源、交通和重要原材料等行业方面，要降低借款成本，多利用长期优惠贷款，降低商业性贷款比重，调整债务结构和币种结构，建立有效监督机制，加强和改善对外借款的宏观调控和项目管理，防范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维护国家经济主权。
三、要努力实施走出去的战略
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是新阶段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要“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如何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一要更好的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在国际市场中求生存谋发展，充分利用国外自然资源，科技资源和人才资源，实施战略性的海外投资，在科技密集的国家和地区设立研发机构或高技术企业，创立我国自己的世界级名牌产品。二要把技术设备、产品带出去，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在互利互惠的双赢中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带动商品、技术和服务出口，提高商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在国际分工与合作中提高占领国际市场的能力，提高出口竞争力，提高在国际项目的中标能力。三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开展跨国经营和跨国投资，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中做到以企业为主，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和增强国际竞争力为目的。投资的重点要放在能源、原材料、高技术等领域。四要正确选择走出去的具体形式，或投资办厂、或跨国购并、或股权置换境外上市、或设立研发中心、或创办工业园区。对外承包工程要从土建、分包向总承包、项目管理承包发展。五要逐步完善对外投资的法律法规和服务体系，健全投资风险防范机制，简化审批手续，加强对企业海外投资的管理和监督，防范在对外投资中国有资产的流失。
四、努力深化涉外经济体制的改革
扩大开放必须同涉外经济体制的改革相协调，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促进开放。如何深化涉外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方面，要完善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要加快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和管理体制的建设，形成与我国发展、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要在涉外经济运行方式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在涉外经济的行为主体方面，保证各类企业在对外经贸活动中的自主权和平等地位，建立内外统一的市场体系和企业主体；要健全和完善保障公平贸易的管理制度，建立应对贸易和投资争端的快速反应机制，健全我国技术壁垒体系和反倾销、反垄断体系，善于运用国际通行规则保护和发展自己；要完善外贸运行监控体系和国际收支的预警机制，用全球的眼光观察世界和筹划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依法管理涉外经济的活动中强化服务和监督，运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保障投资者的权益；要把行之有效的开放措施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要加强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规范行业标准和产品标准；要实行政企分开，加快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规范和简化审批程序，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提高行政效率；制定和完善市场准入标准，完善内外贸一体化的管理机制，建立加入WTO后的长期应对机制，制定评估开放效益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消除别国对我国的歧视性贸易限制，形成国际贸易摩擦的有效应对机制；积极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程序，形成维护经济安全的风险防范机制。
五、要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现实要求，是发挥比较优势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迫切要求，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国内发展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对外开放是国内发展的强大动力。统筹国内发展要着眼我国的长远发展，抓住战略机遇期，综合考量政治、经济、外交、改革、发展、稳定各个因素，推动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统筹利用两个市场，发挥两个市场的互利作用，把扩大内需和利用外需相结合；要统筹利用两种资源，加强实施境外资源利用战略，缓解国内资源约束和短缺，建立多元和稳定的境外资源供应基地；要统筹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把我国劳动力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发展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劳务输出，提高吸纳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能力；要统筹推进区域合作，形成若干外资密集，内外结合，带动力强的经济增长带；要统筹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强环保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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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风险投资论文范文第6篇
1 全面二胎政策下的投资逻辑分析
长期以来, 经济学界对于需求与供给谁是决定方存在争议, 但是对于投资来说, 满足市场需求是投资获得持续、稳健效益的前提与基础, 因此全面二胎开放带来的投资机会也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个关键点。传统的研究多是从收益率的财务视角来分析投资机会, 这种微观式的分析框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由于孕婴童产业本身是一个不够成熟的朝阳产业, 过于微观的研究分析难以给予可操作性强、实效性好、实用优的策略与建议, 因此本文从孕婴童的生理发展周期来分析二胎政策开放带来的投资机会, 具有可以分为四大阶段:第一, 产前孕妇的需求投资机会;第二, 婴儿 (0-1岁) 带来的需求投资机会;第三, 幼儿 (1-3岁) 带来的需求投资机会;第四, 学龄前儿童 (3-6岁) 的投资机会。毫无疑义, 以上四个阶段是二胎政策带来的投资机遇窗口, 但是从投资回报的周期来讲, 学龄前儿童阶段的投资收益期较远, 因此孕妇产前、婴儿及幼儿阶段的投资更符合产业投资的收益逻辑。
2 基于孕婴童的生理发展周期的投资机会研究
如前所述, 孕妇产前、婴儿及幼儿阶段的投资更符合产业投资的收益逻辑, 因此文章本部将详细分析这3个阶段的具体投资方向与机会。
2.1 以孕前检测、辅助生产及产后医疗为主线的孕前投资机会
对于孕前的孕妇来说, 顺利、安全、健康的生育后代是其核心需求, 基于这一需求逻辑, 在该阶段的投资必须围绕这个重点来进行。首先, 为确保对腹中幼儿的健康状况进行实时跟踪与把握, 孕前检测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与方法, 故而孕妇及胎儿检测是投资的重点, 并且国家对该领域的支持力度持续增强, 这必将给该细分行业的投资带来助推力量, 进而强化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其次, 解决育龄妇女的怀孕问题及辅助孕妇生产也是当前需求比较旺盛的方向, 尤其是随着社会生活节奏快、生育年龄偏大及生活习惯的改变, 育龄妇女的怀孕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由此衍生出了投资机遇;再者, 产后抑郁症、产后肥胖、产后身体指标异常等情况也普遍存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国家、社会、家庭对于该情况越来越重视, 因此孕后产妇的健康医疗值得投资者重视, 数据显示, 我国妇幼保健所诊疗人次由2010年的7.6%快速上涨到2017年的20%以上, 在新增人口快速增加的条件下, 未来孕妇产后医疗的次数还会进一步增加, 投资的边际要素持续向好。
2.2 以婴儿奶粉、生活用品及婴儿保健为主线的婴儿投资机会
长期以来, 婴儿产业的发展一直孕婴童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不仅是因为社会及家庭对于婴儿的重视程度高, 更在于这个子行业的行业壁垒不断提高, 有利于产业投资项目盈利的可持续性延展。基于以往的投资实践经历, 婴儿阶段的投资机会分为三个方向:第一, 婴儿奶粉行业的投资虽然是重点, 但在现有寡头竞争的市场格局下, 奶粉行业的蛋糕虽大但中小投资企业却难以分享到行业发展良机, 并且随着我国奶粉配方注册制政策的出台, 未来技术、资金、产品安全控制能力偏弱的奶粉企业将难以立足之地, 而抢先布局的企业倒是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与投资机会;第二, 婴儿生活用品方面, 由于门槛偏低, 该领域的投资应该成为资本重点关注的子行业领域, 并且要从需求者便利性、实效性、实用性的角度来创新产品设计及生产, 从而把握生产需求主线, 最终赢得市场份额;第三, 婴儿阶段的免疫力较弱, 因此婴儿健康产业正处于行业需求爆发的前期酝酿阶段, 婴儿用药的需求必将快速增长, 但该细分行业的投资要注重技术的积累与产品的研发,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握到市场需求的重点, 最终获得良好的投资收益。
2.3 以幼儿服装、益智娱乐及学前早教为主线的幼儿投资机会
幼儿阶段处于学龄儿童的前期, 其教育属性的需求开始增强, 因此在幼儿服装、益智娱乐、学前早教方面可以加大投资。首先, 在幼儿服装方面,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 服装行业也迈入了“互联网+”时代, 各种新潮的幼儿服装品牌开始迅速发展, 且幼儿服装的优势在于:成本低、毛利高、产品更新换代快, 故而值得资本力量重点关注;其次, 益智娱乐领域的投资机会也要尤其重视, 在我国, “不要让孩子输在了起跑上”的育儿经观点普遍存在, 许多家长甚至在孩子一出生就送往相关教育机构进行潜在智力挖潜培训, 因此在此领域强化投资是首选, 与此同时, 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 许多家庭对于婴儿的娱乐需求非常重视, 这从我国婴幼儿玩具市场的发展速度就能印证, 2013年市场成交额达到415.27亿元, 年增长率18.75%, 相较2010年增长50.57%, 未来随着新生儿童数量的快速增加, 我国幼儿玩具市场的发展空间会进一步加大, 并且益智类的玩具需求更会快速增加, 因为这符合中国家长的育儿出发点, 此外,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2015年童装产业报告》显示, 童装产业产值年增长率可达25%~30%, 远高于成人服装业, 因此, 幼儿时期, 投资应该重点关注儿童服装、玩具生产商、动漫传媒提供商。
结束语
全面开放二胎是我国生育政策的重要拐点, 将给我国孕婴童产业带来极佳的投资机遇。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下, 二胎政策开放下的投资机会必须要符合孕婴童生理发展周期规律, 即把握以孕前检测、辅助生产及产后医疗为主线的孕前投资机会, 以婴儿奶粉、生活用品及幼儿保健为主线的婴儿投资机会, 以儿童服装、益智娱乐及学前早教为主线的幼儿投资机会, 并且要充分把握各个阶段投资收益持续性最强的细分子行业。
与此同时, 全面开放二胎带来了许多投资机会, 但也必须认识到:孕婴童产业关系到国家的未来、社会的稳定、家庭的幸福, 因此监管者要强化监管, 注重对市场优胜劣汰的宏观调控, 确保企业的合法合规经营;行业自律组织要积极配合监管层, 并出台行业行为规范, 约束市场主体的盲目性投资动机与行为;投资企业自身更要重视产业投资的合法合规, 要特别重视孕婴童的身心安全与健康, 力争充分把握住全面二胎政策开放带来的孕婴童产业投资机会, 实现资本高效、稳健、可持续的增长。
摘要：全面开放二胎是我国生育政策的重要拐点, 将给我国孕婴童产业带来极佳的投资机遇。基于孕婴童的生理发展周期, 本文认为二胎政策下的投资机会也将具有较强周期性, 因此孕妇产前期、新生儿、婴幼儿三个阶段是新增投资应该重点把握的机会, 具体对应:以孕前检测、辅助生产及产后医疗为主线的孕前投资机会;以婴儿奶粉、生活用品及幼儿保健为主线的婴儿投资机会;以儿童服装、益智娱乐及学前早教为主线的幼儿投资机会。
关键词：二胎政策,周期投资,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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