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范文（精选5篇）

鲍德里亚 第1篇

关键词：鲍德里亚,马克思,消费社会,符号体系

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思潮登上学术舞台, 传统的理论框架以及构成这一框架的概念, 开始受到后现代学者的批评, 并由此展开了对现代性的全面地反思。这一思潮渗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 形成了后马克思时代哲学研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在这一思想大潮中, 让·鲍德里亚是法国著名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早在20世纪80年代,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伦纳就认为:“在某些圈子里让·鲍德里亚正不知不觉进入到文化场景的中心, 在许多‘后现代’期刊和团体中, 鲍德里亚正被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哲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其他学科中正统理论和传统智慧的挑战”。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鲍德里亚是后现代理论的教父。学者们认为, 鲍德里亚的思想并不是一种文化时尚, 而是对现代生活提出了许多质疑和挑战, 并开启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

鲍德里亚喜欢说自己是一个没有背景的人, 他于1929年出生在兰斯。尽管他的祖父母是农民, 但他自己的家庭已过渡到城市生活, 并从事公务员的工作。他的生活环境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环境。他曾在公立中等学校努力工作, 以补偿生活的不足, 鲍德里亚在艰苦的条件下成为家庭中唯一一位研究学术的人, 第一个从事知识分子工作的人。他曾经想做一名农艺师, 但没有如愿, 他曾经希望得到长期的大学教职, 也没有成功 (他现在已经退休) 。私下里, 鲍德里亚喜欢称他的生活总是处于“一种实际的割裂状态”。他说:“我总是存在于一种虚拟的决裂状态中:与大学, 甚至与政治世界, 而后者, 我总是以保持一定距离的方式卷入其中……”鲍德里亚的这一回忆的话语, 显现了他的理论风格:那就是总是走向边缘化, 总是与现有的东西进行决裂, 在根本上是同“现实”本身决裂, 而这种决裂由于60年代之后那种乌托邦精神的消失, 走向了一种悲观的境地。

1966年, 鲍德里亚在南特和反结构主义者亨利·列弗菲尔一起完成了社会学的学位论文。后来, 他在巴黎高师和罗兰·巴特建立了联系, 并于1969年在《交流》发表了一篇论物品和符号功能的重要论文。鲍德里亚的《物品体系》 (1968年) 一书回荡着巴特的《时装体系》的声音。鲍德里亚是一个在后来反对符号但同时又用符号进行写作的人, 他的大量言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他为法国的日报《解放》写文章的时候就是一例子, 当时他明确的声称:“1991年的海湾战争并没有发生。由于人们谈论的总是过去, 争论经常是乏味的”——鲍德里亚的观点的出发点与代码的意义和现代社会与科技的发展有关, 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 真实的、自然的对象已为符号所掩盖, 甚至已被其取代。

对“消费社会”的分析阶段, 是鲍德里亚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他还处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影响之下, 主要是结合符号学与精神分析理论展开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分析。在《消费社会》这本书中, 鲜明地体现了鲍德里亚这种理论尝试, 相较于法兰克福学派, 在对消费社会的分析思路上, 有了明显的超越。对于这本书, 读书大学的L·P梅耶教授指出:“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是对当代社会学的一大贡献, 在包括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凡勃伦的《休闲阶级论》和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的社会学书系中, 鲍德里亚理所当然地取得了他应有的位置。”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中, 消费从属于生产, 消费就是对物品的需要与满足。但在鲍德里亚看来, 随着物体系时代的来临, 消费这一概念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消费不再是一种被动的吸收过程, 而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 这种关系不仅体现了人与物品间的关系, 而且也体现了人和集体以及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正是在这种主动的关系中, 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活动模式, 形成了对物体系的全面性地回应。他批判加尔布雷斯所说的“需求实际上是生产的结果”, 他认为“需求体系是生产体系的产物才是正确的”。他说:“两者的意义又有很大的区别, 根据需求体系, 我们知道需求并不与相关的物有关, 不是一个一个产生的, 而是作为消费力量, 作为更大的生产力范围里总体的支配性而出现的。”在书中他总结到:“在消费社会中, 被消费的不再是物品, 而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结构本身, 这种关系已延伸到历史、传播与文化关系的所有层面, 而且最后所有的关系理念都成为了消费品, 在消费之光的照耀中, 一切都成为了消费品。”

鲍德里亚看来, 消费构成了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为了消费品, 不仅是物品, 而且包括人的身体、心理、观念, 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的自然性欲在今天都难以逃脱成为被消费的对象, 或者说, 在今天, 凡是不能成为消费对象的东西, 都不具有存在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 所有的物都只能存在于消费场中。

第二, 消费品的普遍存在, 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着合法的根据。因为消费社会论证了资本主义平等的神话。平等在资本主义大工业进程中并没有体现出来, 进入消费社会后, 福利革命力图实现平等的诺言:即在需求和满足原则面前人人平等, 在物与财富的使用价值面前人人平等。所以鲍德里亚说:“‘福利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 或简单地说是人和一场原则上宣称人人平等, 但又没有能够根本上实现这一革命遗嘱的继承者或执行者”。鲍德里亚认为, 福利国家和消费社会里的政治游戏, 就在于通过增加财富的总量, 从量上达到自动平等和最终平衡的水平, 来消除人们之间的内在矛盾。因此消费社会的平等实际上是一种平等的幻觉, 但正是这种幻觉使消费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外表, 成为不在场的纯洁证明。与平等相关联的是增长的合法性。消费社会使所有的人都承认丰裕的自然性, 我们把物品的丰盛当作一种自然性的存在来接受。匮乏与不平等本身正是消费社会所要捕获的内容, 同样, 关于匮乏与不平等的批判也是消费社会所要捕获的内容, 因为这种匮乏与不平等反而成为丰裕的合法性基础。消费社会的合法性与社会体制层面的合法性构成了一种共谋关系, 在整个体制和意识形态中弥漫开来。

第三, 消费的“个性化”, 使个人换上了消费“强迫症”, 只有将自己的一切都置于消费之中, 人们才能获得安宁感和实在感。现代社会是追求个性的社会, 而个性的获得就在于自己消费的物品不同于他人消费的物品, 物体系之所以作为系列出现, 正与现代社会“个性化”要求相匹配, 这使得现代“个性”永远与消费物的获得具有同构性特征, 可以说, 个性的获得是通过拜物教的方式完成的。在鲍德里亚看来, 现代拜物教的深层表现在于, 我们不再把自己的消费定位于外在物品上, 而是定位于自身的“自然”存在上, 通过将自身的“自然”存在孤立出来, 构成自己膜拜的对象。消费的过程中, 表面上我们是为了保持自己的个性, 而在深层上, 当这种消费品成为社会的普遍标准时, 没有消费就是没有进入消费社会的标志, 这构成了现代人的深层负罪感。消费成了消除这种负罪感的必然方式。

鲍德里亚是从双重逻辑来分析消费社会的, 一方面他承袭了马克思分析生产社会的思路, 另一方面又以德波、勒菲伏尔特别是巴特德理论为基础, 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解码。在第一个层面上, 他遵循的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思路, 把消费当作生产体系的必然结果与逻辑延伸。鲍德里亚坚持资本主义体系决定着消费体系, 坚持对消费社会的历史性与批判性分析, 消费社会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通过对符号内在运转过程来揭示消费, 构成了消费社会的第二重逻辑。由于受到了结构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鲍德里亚在分析消费社会时, 虽然在主导思路上遵循着马克思的生产逻辑, 但已经将符号学运用到消费社会的批判分析中。他认为, 只有在这个分析逻辑中, 消费才能作为一种主动的结构真实地呈现出来, 即消费本身构成了一种意义领域, 这个意义领域成为吸引着人们消费的“黑洞”, 使人忘情地被吞没于其中, 但在表层上, 正是人主动进入的过程。如果物在消费社会中只是一个符号——物, 那么消费社会作为一种主动的结构就是一种似符号学的结构, 对消费社会的分析要借用于符号学理论才能真正揭示其内在的逻辑。

鲍德里亚要说明的问题是:虽然消费受生产逻辑所支配, 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消费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自组织领域, 在这个自组织领域中, 一切物品都变成了具有文化意义的物品, 也就是说, 物品的原始功能性层面让位于物品的符号文化层面。“物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以及其外延领域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的, 然而在内涵领域里, 它便只有符号价值, 就变成可以多多少少被随心所欲替换的了”。从符号学的观念来看, 消费作为一种主动的结构, 是一个以符码编码组织起来的结构, 而个别的消费行为就类似于语言的作用一样, 在这个意义上, 个体性的消费本身就是在语言意义的消费那打圈圈的过程。符号的变化关系导致了差异性的产生, 这种差异性之间的替换关系才能形成具体消费品之间的系列关系, 这种系列关系又似乎体现了“个性化”的要求, 但实际上这种个性化的要求只是符码编码的必要要求。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意指关系构成了意义的产生过程, 而差异则使意义可以无限地被生产出来, 当意义与符号的外在环境结合起来时, 就完成了从意义向一时性形态的转变过程, 这才构成了大众文化的内涵。在意义的这种产生过程中, 符号以一种形式化的、去除内容的方式发生作用, 这是以大众主动地被吸收为基础的, 因此说消费社会是一个主动的结构, 也是在双重意义上说的:一是大众的主动的被吸收;一是消费变成了物体系的主动行为。这就是消费社会中符号意义逻辑的运转过程。

消费被符号所操控, 这构成了消费社会的深层逻辑。符号操纵消费的目的, 在于社会区分原则, 即通过对符号——物的占有和消费, 个体将自己的社会地位凸现出来, 使自己与他人不同, 符号——物的意义就在与这种社会区分的逻辑中, 也正是在这种社会区分逻辑中,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另一种支配与控制, 即通过主动的进入到消费社会中, 通过身份差异无意识地认同了消费体系以及相应的物体系。

鲍德里亚以符号为基础的消费分析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动摇了加尔布雷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在真实与虚假、人造与现实需要之间区分的有效性。在消费社会中, 既不是物, 也不是主体占据着统治地位, 而是符号统治一切。鲍德里亚说, 必须避免消费主义的批判和以复兴道德主义为代价的单一经济的观点。在阐述这一点时, 鲍德里亚在他的消费社会的分析结尾提出了一个观点作为他此后所有著作的试金石。这一观点是:在消费话语中, 存在着一个反话语, 即被拔高的话语的丰富性处处都会被消费社会的批判所复制——甚至达到广告常常有意戏仿广告的程度。鲍德里亚的局限性正好可以在现代科学本身的局限中找到。这就是:代码还不是完全的主导, 鲍德里亚有力阐述的社会现实的克隆还不是事实, 因为我们仍部分地生活在代码所及的范围之外。但他所批判的消费社会的种种, 值得我们反思与探究。

参考文献

[1]鲍德里亚.刘成富, 全志刚译.消费社会[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鲍德里亚一个不断越界的理论家 第2篇

鲍德里亚1929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阿登省的兰斯一个平民家庭,他长期在一所公立中学教德语。1962——1963年间他在萨特主编的《新时代》上发表关于卡尔维诺、约翰生的文学评论,同时还翻译一些德国文学作品。1966年他在巴黎第五大学完成了他的社会学论文《社会学的三种周期》,从此改变了他的学术研究兴趣和方向。1968年,鲍德里亚的理论处女作《物的体系》出版,从此法国少了一位优秀的德语文学翻译者,却多了一位独具个性的哲学家和社会批判理论家。鲍德里亚2007年3月6日在巴黎病逝。

鲍德里亚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这样介绍自己:“我的祖父母都是农民。我的父母则是城市公职人员。传统的家庭是以离开乡村到城市定居的方式演变的。可以说,我是家族成员中第一个从事研究工作的人,这是一种决裂,是弃旧图新的开始。”鲍德里亚就是这样一个总在决裂、总在创新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但与思想家和哲学家相比较,他更强调自己的独立特行。他说:“我既不是一个哲学家,也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我既没有走上相应的学院派之路,也没有在合适的学院中工作。我在大学的社会学系教学,但我不认为自己在从事社会学或哲学化事业。理论家?我算是。形而上学家?也许是。道德家?我不甚了了。我的著作从来都不是学院派的,也不是说有更多的文学色彩。它在不断地变化,变得更少理论,变得无须提供证据或参照引文。”鲍德里亚是一个总在越界的理论家,是一个很难给他的理论定位的理论家。他因为他内心的需要而写作,他仅仅为自己而写作。巴黎的文学月刊《读书》杂志的主编弗朗西斯·布斯耐尔这样评论鲍德里亚:“他不选择立场,非常独立。”1988年9月21日的英国《卫报》就以“鲍德里亚是谁?”为标题,用整版篇幅对鲍德里亚加以报道,称其为“社会学教授,大灾变的预言家,大恐慌的狂热抒情诗人,没有中心的后现代荒原的痴迷描述者,纽约文人圈最热门的人物”。

鲍德里亚对德语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说乃至艺术摄影等都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20世纪50、60年代曾经是欧洲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盛行的时代,鲍德里亚显然对符号学完全脱离政治经济的分析研究颇为不满;同时,他又认为昔日马克思的研究忽略了,或者说没有看到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开拓一片新的研究天地。于是,1981年他出版了《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

鲍德里亚认为,身处后工业社会中的人,已经完全生活在一个根本无法触及“实在”的世界之中,他们根本不知道实在为何物,看到的只是象征符号,或者说幻象。“实在”和对实在的描述、解释和塑造已没有区别,我们生活在一个仿真的时代。“我们处在‘仿真的逻辑’之中,这种逻辑不再同‘事实的逻辑’以及‘理性的逻辑’有任何关联。‘仿真’的特征就是模型先行,所有的模型都以这个事实为基础——模型最先出现,其循环就像炸弹的轨道那样,构成了事件的真正的引力场。”因此,符号这个概念在鲍德里亚的理论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鲍德里亚曾经认真研究过政治经济学,但他不是从社会物质生产的层面去考察劳动产品,不是考察社会生产关系,而是从消费的意义层面上对作为符号的商品进行考察,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活动的意义结构进行考察。以往的经济学家注重研究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是,他们忽略了商品的符号价值,而后者在当今社会里已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在鲍德里亚看来,以往纯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者物质生产理论只是一种“商品拜物教”,符号学或者文本生产理论只是一种“符号拜物教”,两种理论都没有将对符号形式的分析同对商品形式的分析结合起来,因此,鲍德里亚所做的工作就是努力将二者结合起来,创造一种“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理论。鲍德里亚认为:

如今,消费(如果说该词具有不同于庸俗经济学家的含义的话)恰恰说明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商品完全被当作符号,被当作符号价值,而符号(文化)则被当作商品。……如今任何东西(物品、服务、身体、性、文化、知识等)在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都不能够单独被作为符号来解释,或者单独被作为商品来把握,在一般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起主导作用的任何东西既不单独是商品也不单独是文化……而是不可分割的两者的结合体……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集聚在一种复杂的模式中,从而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的最普遍的形式。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商品的使用价值指的是“物品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效用”,譬如食物能充饥,衣服能御寒等。物的使用价值取决于它的自然属性,离开物体就不存在。物的使用价值只有在使用即消费中才能得到实现。鲍德里亚则认为,仅仅对“物”作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显然是狭隘的,因为有许多“物”是难以还原到这种两分法之中去的。比如礼物,就超越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种二分法。礼物交换依据的不是对交换物的估价或等同性原则,而是人与人之间相对的交往性。这种交往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象征交往”。鲍德里亚在考察了原始部落的古代制度后指出:原始部落的礼物交换并不是物物交换的一种简单行为,而是具有丰富内涵的人类活动,这种内涵包括丰富的道德、经济、法律、审美、宗教、神话、社会乃至语言蕴涵。又比如结婚戒指也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它似乎仅仅是为了夫妻或情人之间的交换而存在的。

鲍德里亚还以艺术品拍卖为例,进行了十分精彩的分析。艺术品拍卖的情形显然也超越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种二分法。所拍卖的艺术品常常并不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那些竞买者也并不是因为他们欣赏艺术品才去竞买,而是因为他们通过竞买艺术品,可以证明自己的特权身份,证明他们的优越地位。归根到底,“竞买”就是要获得别人不曾获得的物品,以表明自己是独特的、唯一的。艺术品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所需要的只是竞买本身。“竞买”已经变成了一种代表身份地位的符号,而这种符号的价值才是竞买者真正关心的。另外,在艺术品拍卖时,艺术品也常常并不出现在现场,出现的只有有关艺术品的图片,艺术品只是作为一个符号被拍卖。最后,成功的竞买者也并不使用或消费艺术品,他们的需要早在竞买现场就已经获得满足。因此,被拍卖的艺术品所具有的应当是符号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

有关艺术品拍卖的例子形象地说明了当今世界“商品”和“符号”所经历的裂变。正如符号与它的所指物完全脱离一样,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与它的交换价值完全脱离了关系。当符号失去了它的所指意义和所指物后,它也就不具备任何符号之外的指涉性,它只指涉符号自身。商品也一样,在后工业化时代,人们所看重的已经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符号价值。譬如,小孩喜欢吃“肯德基”,往往并不只是为了,或者说主要不是为了充饥,而是因为“肯德基”代表着一种荣誉、一种特权、一种快乐。因为所有的孩子都喜欢吃肯德基,因此“我”也不能例外,否则,“我” 就会被排除在孩子们这一共同体之外。又比如现在的各种名牌产品,人们消费“名牌”,也常常并不是因为名牌产品具有某种具体的使用价值,而是因为“名牌”代表着一种身份,一种地位,一种特权。“名牌”的价值就在于它具有某种特殊的符号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消费本身已不是一种享受,而变成为了生产的目的而采取的行动,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生产本身。

鲍德里亚 第3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学术思想界经历了一个急剧变革的过程。尤其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 现代化和高科技的发展, 高速公路、高楼大厦、购物中心以及电影、电视和报纸等大众传媒在法国的迅速出现, 标志着法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新特征正在深刻地改变法国人的日常生活, 急剧推动着社会变化, 催成新型的社会秩序的形成。许多法国理论家把这种新型的社会转型称之为“消费社会”、“技术社会”、“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等等。在这场急剧变革的思想运动中, 鲍德里亚开始关注和研究新的消费社会的特征。他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商品和物的研究开始, 逐渐进入对现代消费社会的研究, 并逐渐开始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消费社会的理论。他从物的消费进入符号消费的领域, 建立了以符号消费为主导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体系, 并从人们对“物”的消费行为中, 看到物或商品对人的本性的支配与异化, 看到深层的“符号”消费。

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论述是从商品开始的。他认为在消费社会中最根本的变化是“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 而是受到物的包围”, 从而强调物的丰盛和商品的系列化与系统化。包围消费者的商品以整体的面目出现, 消费不仅仅是一种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行为, 也不仅仅是一种享受, 而是一种沟通体系和交换结构, 起到一种社会组织的功能。鲍德里亚从“物的形式礼拜仪式”、“消费理论大众传媒性与休闲三个方面揭示了消费神话的产生原因与过程, 分析了消费社会的深层结构。在消费社会里, 消费品构成一个符号体系永无止境地刺激着人们的欲望, 而不再是反映人们的需要。大众媒介作为一种诱惑工具, 促成了消费的全面深化, 使消费的范围无处不在, 个体沦为了媒介的终端接受器。

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物之所以能被消费, 物不仅有交换价值, 更重要的是因为其具有功能价值, 也就是具有使用价值, 而鲍德里亚则认为消费不等于需要的满足。“消费不是被动的吸收和占有, 而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同时他指出消费对象, 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 它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满足, 皆不足以定义消费的概念:它们只是一种事先的必要条件。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 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 它的定义, 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信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 而是在于, 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的东西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 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 由这时开始, 构成了……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鲍德里亚又说:“要成为消费的对象, 物品必须成为符号, 也就是外在于一个它只作意义指涉的关系—因此它和这个具体关系之间, 存有的是一种任意偶然的和不一致的关系, 而它的合理一致性, 也就是它的意义, 来自于它和所有其他的符号—物之间, 抽象而系统性的关系。这时, 它便进行‘个性化’, 或是进入系列之中, 等等。它被消费—但被消费的不是它的物质性, 而是它的差异性。”“被消费的东西, 永远不是物品, 而是关系本身——它既被指涉又是缺席, 既被包括又被排除—在物品构成的系列中, 自我消费的是关系的理念, 而系列便是在呈现它。”

在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世界里, 消费的前提是物必须成为符号, 符号体现了物品消费中的人际关系以及差异性。而消费对象不能从任何具体的需求之类的概念出发予以理解, 而只能从不断变动的符号象征关系中作出解释。这种变换不定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一种永无止境的激发人们欲望的能量。正是由于消费对象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使人们对消费对象的使用价值的需求转换为“为欲望而欲望”的需求, 从而, 过去意义上为满足需要的消费被转变为消费欲望的消费, 亦即对欲望本身的消费。

在鲍德里亚看来, 在消费社会里, 消费与生产相比已经处于主动地位, 具有生产特性。消费生产着商品的品牌和等级, 生产着整个符号体系, 帮助生产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也生产着个人的社会身份。总之, 消费是一种积极建立关系的方式。消费生产着个人的社会身份。

消费不仅仅是物或商品的消耗或使用, 而且是为了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大众通过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品牌等级而获得社会等级。消费活动的过程可以被看作是所谓超现实层面上的一种符号运作过程, 消费把社会重新进行分类, 而让消费者得到某种自以为是的自由或自我实现的感觉。

鲍德里亚对消费文化研究的后现代主义符号学观点, 为探讨后现代社会的新的支配方式与组织形式提供了有益启发, 尤其在传媒、消费、时尚、休闲等日常生活事件的符号意义中, 看到了当代权力与社会再生产的隐蔽机制。但是,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 于鲍德里亚符号权力分析逐渐脱离了早期将消费的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尝试, 而表现出明显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思想可以溯源到索绪尔和巴特的符号理论。索绪尔首先区分了语言与言语这两个范畴, 为语言符号所具有的能指和所指的功能也必须处于此一关系结构中才能理解。鲍德里亚深受巴特的符号学理论的影响, 为只有符号学才能阐明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指称、表象和符号系统的重要性, 能对表象、语言、权力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加以重新考虑。鲍德里亚强调符号的能指性, 视或否定符号的所指, 体表现就是否定作为符号的物品的功能性和使用性, 终走入符号游戏的王国。按照鲍德里亚的消费逻辑, 费及其人的活动成了一种符号能指的游戏活动, 消费的内容, 被消费物的功能性则离人们越来越远。

但从物的消费分析到符号的消费分析的转变, 德里亚从理论上深刻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人们每天都在报纸和电视媒体炮制和宣传的“符号”里进行驯化, 们的精神完全被各种广告的物品符号所麻醉。在大量广告符号的包围中, 通大众迷失于“失去质量的符号”, 失自己的理性观察力和判断力, 一味的追求符号所带来的价值, 的主体性就会沦丧另一方面, 们也应该看到, 德里亚的符号批判理论中的符号创造价值是基于品牌的树立, 牌就是一个符号, 本身从观念上包含着产品的附加值, 而就能提升产品的价值。

摘要：本文简要分析了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的转变, 从而探求他的符号消费构建的消费文化的本质。

关键词：鲍德里亚,符号价值,消费文化,品牌

参考文献

[1]张应强.院校管理中的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J].海军院校教育, 2003, (6) .

[2]夏再.什么是学术权力?——读《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J].成宁师专报, 2001, (2) .

鲍德里亚 第4篇

一其人与其书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是法国20世纪70年代之后思想界的一位杰出思想家、后现代理论家。他的理论几乎推翻了法兰克福学派在二战前批判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理论方法,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分析高级资本主义阶段消费社会文化的意识形态本质。美国的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鲍德里亚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由于其彻底脱离现代社会的声明而被人们将他当做后现代性的提倡者[6];亚瑟·克鲁科(Arthur Kroker)认为鲍德里亚是后现代先驱中的第一人[7],克里斯多佛·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更是将鲍德里亚看做是对后现代状况进行诊断的一流专家[8];英国安东尼·吉登斯则指出,“法国后现代主义作家Jean Baudrillard是当代最有影响的传媒理论家之一”[9]。

他在“消费社会理论”和“后现代性的命运”方面卓有建树,一直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则指出,让·鲍德里亚是迄今为止立场最为鲜明的后现代思想家之一,而鲍德里亚的追随者称赞他是新的后现代世界的守护神,是给后现代场景注入理论活力的汹涌巨浪,是新的后现代性的超级理论家[10]143。英国克里斯托夫·霍洛克斯则认为,鲍德里亚的思想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的影响从1996年起被称“鲍德里亚效应”,因为他就是一位“现时代最重要和最具煽动性的作者”[11];更有人认为:鲍德里亚本人就象征着后现代本身[12]。

1968年出版的《物体系》是鲍德里亚的博士学位论文。从这本书开始,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中的客体、符号以及符码提出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分析”[10]144,正式走上了社会学研究的道路。而这得益于鲍德里亚的老师亨利·列伏斐尔(Henri Lefebvre)提出的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批判问题[13],以及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符号学[14]。也正是主要通过这本书,折射出鲍德里亚早期思想中的技术哲学成分。

二技术与技术物

鲍德里亚早期的作品主要局于批判社会学的框架内,试图将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的社会符号学融入亨利·列伏斐尔所倡导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研究。鲍德里亚的这种研究主要集中于消费社会中的物体系(system of objects)以及政治经济学与符号学之间的界面。因此,鲍德里亚是较早应用符号学来分析物体是如何通过构成消费社会的符号和意义系统来被编码的人之一。结合符号学的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及消费社会的社会学,鲍德里亚开始了他为之终身探索的构成我们日常生活世界的物体和符号系统研究。也正是在此社会学研究过程中,展现出了他独特的关于技术物的技术哲学思想。

由于我们仍然生活在生产方式支配着我们的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时代[15],因此,鲍德里亚早期思想主要围绕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物体以及该物体的结构系统而展开。这里首先涉及的就是技术与技术物的问题,这也是思考技术物问题的逻辑起点。

鲍德里亚指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技术物的科技现实毫无意识。然而,科技却主导着环境的重大变革。在他看来,技术物最具体的一面便是科技,因为科技演进和技术物的结构变化是一体的。也就是说,物的科技层次变化是本质的,而技术物在其需求及实用的心理或社会学层面的变化则是非本质的。因为只有从与技术模型紧密一致的结构层次出发,才能理解为什么技术物会被生产及消费、被拥有及被个性化[16]13。这也是哈贝马斯所指出的,技术的历史似乎是目的理性的和后果受到监督的行动的自我产生的物的逐步再现[17]。这个“逐步再现”的过程,在鲍德里亚看来就是要回应人对物的真实生活体验问题、物如何回应功能性需求以外的其他需求的问题以及人对物的日常生活经验究竟是建立在何种文化的、亚文化的或超文化的系统上[16]2。同时,由于科技严格地依赖科技研究的社会条件,因此也就依赖生产和消费的全面体制[16]7。

但鲍德里亚认为,很难通过对技术元(即简单技术元素)和它们之间的意义关系的描述来说明真实技术物构成的世界。因为技术物的合理性与需求的不合理性引出的是一个解决此矛盾的意义构成体系而不是科技模型,尽管科技模型有其基本的真理,但技术物的生活体验真象却持续地与之相分离。也就是说,尽管实用的技术物都参与一到数个结构性元素中来,但它们也都同时持续地逃离技术的结构,走向一个二次度的意义构成,逃离技术体系而走向文化体系[16]5-6。这是当代技术所具有的“去物质性”,正是这种“去物质性”,使得技术物成了一种非物质的标志和象征。

技术的演化也与技术物有关。鲍德里亚指出,科技向我们诉说技术物的一部严谨的历史,其中,功能的冲突在更广阔的结构中得到辩证性的解决。每一系统演变都朝向一个更好的整合,每一个结构完成的系统都会产生新的意义。因此,技术演化便是在简单技术元素(鲍德里亚称之为“技术元”)的排列变化的基础上进行的[16]4。而且,许多物品都在它们各自的功能里相互隔离,是人依据其需要使它们共存于一个功能化的环境里的。更有甚者,形式和技术的引申义还会增加功能上的不和谐,也就是整个需要的体系——社会化或潜意识的需要、文化或实用的需要——整个生活体验的非本质体系反过来影响技术的本质体系,并损害了物品的客观身份。西蒙栋称这种发展类型为“具体化”[18]。技术演化的这种永不间断的动态便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16]161。

也正是在技术演化的这种永不间断的动态过程中,表现出了传统技术物与现代技术物之间的区别——现代技术物的迷你化。鲍德里亚认为,使用传统技术物的是手势在其周围创造的是一个连续但受限定的空间,而现今,技术物建立的则是一个不连续又不受限定的延展。因此,随着科技的进步,技术物迈向越来越极端的迷你化。也就是说,现代技术社会中,机械摆脱了以人为中心的参考点,也摆脱了“自然尺度”而越来越献身于信息的复杂性,开始以人脑为模范,朝向不可逆转的结构集中,朝向小宇宙的精华本质方向演进。因此,普罗米修斯式的影响扩展、以占领空间为目的的技术时代已经过去了,当今的技术时代是想要深度地切入世界之中去运作[16]52。而技术的这种“深度地切入世界之中”就是技术直接地作用于消费社会中的人的日常生活。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上升到荒芜的聪明的高峰,还不如下到愚蠢的绿色山谷,那儿有更多的青草生长[19]。所以,鲍德里亚尝试着进行日常生活中的技术问题研究,思索日常生活中的技术物问题。

三技术物与人

在现代技术物的特征中,尽管自动化的过程是技术上的复杂化和抽象化的过程,但却被当做是进步和现代性的标志。因此,在当前如埃吕尔所谓的“技术的社会”中,鲍德里亚给出了技术物与人的关系。他认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物体拟人主义[16]131。在过去,工具、家具,甚至房屋本身都在它的外形上、用途上清楚地带有人的存在和人的形象印记。但在技术完美的物品(自动化的物品)这个层次上,物与人之间的联系被摧毁了,代之以另一种象征体系:人投射在自动化物品上的,不再是人的手势、能量、需要和身体形象,而是人的意识上的自主性、人的操控力、人的个体性和人的人格意念。因此,鲍德里亚认为,自动化与个性化并非完全冲突。自动化不过是个性化在物品层次的梦想实现,自动化是枝节部分最完满的呈现形式,而人和物之间的个性化关系便是透过这种边际性的分化作用来进行[16]132-133。因此,在我们的技术文明中,技术和技术物都在承受和人所承受相同的奴役——具体的结构程序,也就是技术的客观进步,所受到的阻碍和退化,和人的关系具体社会化的程序,也就是社会的客观进步所承受的一致。也就是说,个人和社会的结构与技术和功能的模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6]144。

但是,在技术物形式的完成中遮掩了一个基本的欠缺:经由形式的普遍传导性,我们的技术文明尝试去补偿,与传统工作手势相连的象征关系的隐退,去补偿我们的技术威力所导致的不真实感和象征面的空洞[16]54,而形式的完成也将使得人成为它的力量的纯粹观照者。而且,当今的技术物的目的性极度发展,使得技术物几乎成为一个全面性程序的主导者,而人在其中不过扮演一个角色或者只是观众。因此,面对技术功能物,人会变得失去功能、不理性、主观,变成一个空洞的形式[16]55-57。不但如此,机器则成了人的等价物,并且在操作过程的统一性中把人作为等价物占为己有[20]。在此过程中,技术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颠倒——技术物由客体变为主体、人由主体变为客体。鲍德里亚的这种技术决定论与法国社会学家、技术哲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的技术自主论(autonomous technology)所表达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埃吕尔极力夸大技术的自主性(autonomy),怀疑人对技术的控制能力,认为人是外在于自主性的技术主体的一种客体,它不可避免地为技术主体所左右和奴役[21]。

因此,在鲍德里亚看来,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富裕的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22]1。在这个物的时代,人自己也慢慢地变成了官能性的人了,人们根据技术物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一代人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人们自己[22]2。也就是说,主体的欲望不再处于世界的中心,而是客体(技术物)的命运处于世界的中心。客体(技术物)通过其“邪恶的天赋”本质,为自己的被从属化和边缘化向主体“进行了报复”,使客体能够挑战主体想了解、控制和征服其世界的愿望。而且,在现代技术所造就的虚拟世界中,对世界真实的缺席随着技术的日臻完善而越陷越深。现代媒体技术则把每一个事件都原子化了,时间被彻底清除掉了,人们已经被抛离了原来所处的时空[11]42。这也是鲍德里亚后来在《命定策略》中所表达的思想。

而且,现代技术把对世界的幻觉和对现实的远见吸收进入“实时”和虚拟之中,这些东西是与幻觉正好相反的东西。技术现实吸收幻觉的一个后果就是,可信度取代了信仰这一人们自身作为主体的属性之一。于是,人们判断事件的时候依据的是密码和模式,而不是某条形而上学或人文主义原则[11]82。这正像吉尔·德勒兹所指出的,通过拟像与仿真这种“抽象的机器”对物体进行复制重复的过程中,遮蔽了物体,消解了一切否定性的空间,人也在其中迷失了自我,成为局外人[23]。在仿真与拟像中,没有时间和空间,它所产生的是一种即时性的和在场的体验,是一种由虚假运动感所产生的眩晕。

因此,鲍德里亚一直坚持认为,不仅是人工智能,而且整个高技术性都表明这样的事实:在其复制品和假肢、其生物克隆和虚拟影像的后面,人类趁机消失[24]。而且,技术的发挥就意味着人类已经不再信任其特有的生存,并给自己确定了一种虚拟的生存,一种间接的命运。由此,鲍德里亚认为技术正在变成一个不可思议的冒险,它不止是改变世界,其终极目的可能是一个自主的、完全实现的世界;而人类则可能会从这个世界中退出[24]42。

对于这种在技术社会中人的异化过程的原因,鲍德里亚曾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即技术所导致的“一个新的操作场域”的出现[16]50-52。技术不止是发明了新的操作,更重要的是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分割操作场域,将它分割为完全不同的功能或功能集合。面对技术物,人的异化过程(即抽象化过程)因此是来自功能化的分割本身所招致的抽象后果。从而,只有一个抽象的人才能适应新的技术结构,人变得比他的技术物更不逻辑一致,技术物在气氛的组织上超前了,因此也把人的行为举止带走。另一方面,各种技术物也是倾向独立于人的干预而在它们之间彼此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体系并随着它自己的技术演化模式演变,而人在其中的责任不过是实施一种有一天甚至可以被机器自己承担的机械化操控。这样,人在技术物前就完全是一种异化的存在了,成了鲍德里亚后来所谓的“命定策略”。

由此,技术和它负面效应之间逃与追的游戏已经开始了,这就是人类和他的虚拟克隆复制品在迈比乌斯代的可逆轨道上进行的逃与追的游戏[25]。而对于这种不确定性游戏的利害关系,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无法避免它;更糟糕的是,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技术手段来试图减少这种不确定性的时候,却加强了同不确定性之间的联系。这正如美国欧文·拉格兹所指出的,在狭隘的自我中心的价值观和近视的国家制度的框架中实行的“技术性修补”,无补于世界问题的解决,并且也是非常危险的[26]。

四技术物与灾难

鲍德里亚认为,技术物身上患着一个癌症,即非结构性配件的大量繁衍。这些非结构性的元素组成了流行和引导性消费的社会通路,也是这些非结构性元素,技术的演进才会倾向于停顿[16]144。这种非结构性元素使得技术偏离了真正的冲突和需要,对社会所产生的整体损失是巨大的,而且,技术本身又受到流行和强迫性消费的奴役。这一切使得人类的整个文明陷于停顿。因为被征服的空间本身,变成了比征服的障碍更严重的一个障碍[16]146-147。对于技术物的这种境况,美国学者弗洛姆曾指出,建立在以技术进步作为最高价值的发展倾向,不但与我们对理智的过分强调有关,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情感被机械性的、非生命的、人造的东西所吸引。这种非活性物的吸引力在更极端的形式上是一种死亡和腐朽的诱惑,或是表现为对生命的冷漠[27]。很显然,要克服技术物上的这种“癌症”并不容易,技术物与灾难似乎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思想在鲍德里亚后期的观念中表现得越发突出:他认为技术物处于世界核心地位的境况似乎是人类的“命定策略”。

不仅如此,即使是我们的技术文明,它也是一个既系统化又脆弱的世界。物的体系说明了这种系统性,它充满了脆弱、朝生暮死、越来越快速的轮回和强迫性的重复,充满了满足和失望;它有问题地隐去了威胁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真正冲突。从而使人类第一次处于通过消费社会的物体系去到处取代自然力量、需要和技术之间的开放互动,这是“技术社会的幼稚病”[16]151-152。这里,鲍德里亚所指出的“物的体系的系统性”实际上是表明了技术进步的基本法则:人工技巧受到复杂性的向性运动(complexity tropism)的吸引,从而表现出的一种从较简单到更复杂的历史运动趋势[28]204。然而,技术复杂性的增加也使我们面临问题与解决问题之间的动力学反馈的相互作用,最终把每一个连续的解转变为新问题的发生器。而且,问题的复杂性具有更大的增长速率。

对于这种“技术社会的幼稚病”问题,鲍德里亚认为这是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后果。在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技术应用带来了集体环境的破坏。在大众合理化生产中,技术和文化的作用所产生的“文化危害”也是无法统计的;价值的判断在此也使得共同的标准难以确定[22]20。因为在鲍德里亚看来,我们“消费”的是经过技术处理而重新诠释了的世界实体,世界所有的物质、所有的文化都被当成作品、符号材料而受到工业式处理,以致于所有的事件的、文化的或政治的价值都烟消云散了[22]133。这正如E.李尔所揭示的:消费社会的主要代价,就是它所引起的普遍的不安全感[28]217。

在此,鲍德里亚实际上也涉及了技术物对自然的灾难性后果问题。他指出,直到17世纪末,自然还仅仅意味着规律的总和,正是这种规律奠定世界可知性并保证着人与事物之间能够交换各自意义的秩序。但是,到了18世纪,自然不再是规律的总和,而是被看做潜在的力量。而自然地位的上升是由于自然进入到了技术支配的时代。这是主体和自然客体之间明确的分裂,两者同时服从于操作的最终目的。正是在技术等的客观标记下,自然成为最大的所指,最大的指涉。鲍德里亚认为,一方面,自然在本质上是一个被支配的概念,正是科学和技术通过分离的方式把自然无限地再生产出来时,才实现了自然的本质。另一方面,科学与技术正是根据自然本身提供的目的性才这样做的。因此,任何唤醒自然的东西,也都唤醒了对自然的支配[29]。对于该问题,近代的弗兰西斯·培根似乎开辟的“支配自然”的思想先河——他认为人类要对万物建立自己的帝国,那就得全靠技术和科学了,因为我们若不服从自然,我们就不能支配自然[30]。然而,支配自然的结果,恩格斯描述得很透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31]。

因此,在鲍德里亚“后形而上学”(即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会超越其自身的界限,超越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界限)的概念中,后形而上学阶段非常具有反讽性,使我们能够用一种反讽的眼光来观察和思考技术,而超越海德格尔把技术看做是形而上学的终极发展的观点。这样一来,诡计、反讽等不仅是我们人文主义主体性所处的状态,而且还是整个世界的存在状态。在我们利用技术改变的同时,技术也把我们对世界的幻觉展现得淋漓尽致[11]136-138。由于世界正按照一个错觉的路线前进,因此,最明智的就是采取一种错觉的观点对待世界[32]。这是一种“放弃式的解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鲍德里亚的技术悲观主义的色彩,这种悲观色调在他后期的技术哲学思想(如《命定策略》、《完美的罪行》等)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五结束语

鲍德里亚早期对物体系以及消费社会的批判性探究,对当代的社会理论有着重要的贡献,对当代的技术哲学研究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在该阶段的作品中,他将自己扮演成了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和符号理想主义者,尤其是技术决定论思想更是贯穿其思想的始终并在其后期的思想中发展到“极限”。

在对“物”的分析上,鲍德里亚继承了马克思、海德格尔的批判性逻辑。马克思主要从经济-哲学视角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尔主要是从形而上学之思的视角来批判技术统治时代“物”的存在方式,鲍德里亚的现实立足点则是分析消费社会中“物”的存在方式。但在现实的解决方案上,马克思是现实解放、海德格尔是美学解放,鲍德里亚却是放弃式的解放[33]。在这种“放弃式的解放”中,弥漫着浓烈的技术悲观情绪,似乎现代社会中的技术物命定要主宰人类的命运而别无他路——在此,不是人控制技术,而是技术控制人了。

对此,有人认为鲍德里亚夸大了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裂痕,将未来的可能性当成了现有的事实[34],而且是对当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后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提供了一种过早的警告[35]。这本身可能也与鲍德里亚的思维方式和追求的表达效果有关。鲍德里亚认为,经典社会学的目标——现代性——已经被一种新的后现代性所超越。因此,选择一种新的理论策略、写作模式和理论形式是必要的。因此,他最终超越了社会理论而完全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和写作模式,从而为人们洞察当代的社会现象和批判当代经典的哲学、社会学理论提供了便利。而且,鲍德里亚于1984年也指出:我对事物的反映方法不是辩证的……而宁愿是激进的和颠覆性的[36]。

鲍德里亚 第5篇

1 《面对面》的节目内容形式

新闻人物专访节目多选用具备较强故事性的新闻事件当事人,通过与主持人进行一问一答的对话,来向观众呈现出一件新闻事件,或者通过一系列新闻当事人与主持人的对话和现场情景仿真再现让观众身临其境去感受新闻事件。而《面对面》在新闻事件与新闻人物的选择上主要有三种形式,通过这三种形式内容在电视中的播出,以获得观众对于节目的关注度与节目内容中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的认知和认可。(1)通过一系列新闻事件展示一个新闻人物的人生经历,这个“新闻人物的人生经历”也许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精神的写照,也可能代表一种社会面貌或一代人成长的路程等,这些都与观众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人物经历的回顾如同对历史的重现与思考;(2)通过对一系列新闻人物的采访,向受众呈现一件新闻事件。节目通过以对话的形式来对新闻事件进行陈述,反映了某种社会现象或受众所迫切关注与需要关注的社会话题,也揭示了一部分社会群体的心理和生存状态,来引发观众的思考;(3)通过采访一个新闻人物来呈现一段故事或者新闻事件。

从鲍德里亚所描述的消费社会景观的特点看,上述的节目内容形式,多具有迎合受众求知欲与窥探欲的特征,观众在“去历史性”的电视节目中满足了对于新闻人物和事件的求快、求新、求异的欲望。新闻具有“商品性”,《面对面》在节目内容的选择上,囊括了时下的热点社会问题、重大事故灾难、热点人物经历、当下国家政策与面貌等等, 实现了与观众日常生活信息需求的对接。 而人们观看节目更多的是发现新闻背后的人物故事、事件原因以及节目内容设置的符号意义。《面对面》涉及更多的是新闻事件,但对于人物经历的采访不免给节目带来了一定的消费主义色彩, 使观众的关注点转移到了对人物的崇拜、 深度窥探。

2 《面对面》节目主持人的定位

让·鲍德里亚提出,“消费社会的符号消费逻辑使得对视觉享受的要求重新占据了对意义的要求。”电视这一后现代传媒,使得其他媒介不能逾越的距离感和虚拟感消失。人们在电视中看到的主持人如同与自身对话的对象,心中的信息求知欲和视觉的享受被无尽的挖掘和满足。本人将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 《面对面》中节目主持人的定位。

2.1节目主持人的采访风格

采访的形式一般决定了观众对于采访内容买不买单,传播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甚至高过预期,节目的影响力与收视率是否能提升等等方面。《面对面》节目中,在嘉宾与主持人的对话中,主持人通常会采用“质疑”方式对嘉宾“步步紧逼”,实现深层信息、深度新闻、 新闻背后故事的挖掘。主持人不会迎合嘉宾的态度,而是站在怀疑者的角度对话采访对象。而通过这种访谈方式,为观众营造了紧张激烈的心理交锋环境, 满足了观众迫切知道真相的快感。其次, 在对待采访对象的态度上,主持人采取 “平视”的方法消除访谈双方的地位差异性,尽量以不卑不亢的倾听方式平衡了交谈双方的心理状态以此为基础产生互动,使嘉宾慢慢消除心理防线。最终采访对象以接近真实、平凡的口吻诉说心中的故事,与此同时,场外的观众已对此产生共鸣,仿佛自身也经历了一次新闻事件。

2.2节目主持人形象的设计

电视是一个感官致胜的技术产物, 人们面对眼花缭乱的画面和图像,通常会产生只注重感官享受而忽略信息内容的现象。主持人的形象设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电视节目的效果。在《面对面》的节目中,主持人的着装朴素简单,把观众提前带入一个严肃真实的拟态环境中,潜意识诉说新闻事件将要呈现的背景,从视觉上说服观众。并且在节目中, 让观众的注意力停留在采访对象的神情、 行为表现上,让受众的关注点更多的被新闻事件和故事吸引。这样的形象效果, 使得观众对主持人所说的话与提出的问题深信不疑,对于节目的严肃性真实性无所质疑,最终受众变成了对于节目的忠实消费者。

2.3主持人品牌化

前《面对面》主持人王志以其自身严肃、踏实、平易近人的形象在观众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的节目主持人董倩、张泉灵、古兵等都延续了之前王志的主持特点,带给节目以真实、 客观、中立、严肃的特点。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主持人类别品牌化的趋势。人们接触有关《面对面》的信息, 就会联想到这一系列品牌化了的主持人。 那么经过了品牌化的主持人就会形成一种“明星效应”。主持人品牌化符合鲍德里亚所定义的消费主义的概念,人们所消费的已经超越了基本物质需要,转而到了符号象征意义的消费。观众对于主持人品牌形象的买单正是对主持人品牌化符号化之后带来的象征意义,即节目内容的定位与内容的传播目的。所以, 不仅仅是《面对面》决定了主持人的风格、形象、定位等,主持人同样将节目一起带入一个符号化象征化的语境中, 让受众在观看电视节目的同时,身临其境仿佛与主持人、采访对象在一同对话, 并在时间与空间的融合状态下见证新闻事件的发生与历史的回顾。

3节目中的语言符号和图像与画面技术

3.1语言符号的去教化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关于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新闻信息的过程中提到,“各类新闻中的伪善煽情都用种种灾难符号(死亡、凶杀、强暴、革命) 作为反衬来颂扬日常生活的平静,而符号的这种冗长煽情随处可见。”《面对面》 在语言符号的构建和设置时规避了伪善和煽情,节目的宗旨是“面对面的交流, 心与心的碰撞,用对话记录历史,以人物解读新闻。”《面对面》打破了传统的说教与灌输形式,使人物和主持人站在同一水平线上,让人物的话语符号产生意义与象征进行语言的碰撞,以此发现新闻背后的真相与现实。

3.2图像与画面技术的仿真性

鲍德里亚看来,“电视蒙太奇式的剪辑信息就是失去所指的能指的无尽指涉。在消费社会的符号结构中,电视反映的现实并不是真正的现实,而是超现实,一种真实和非真实内爆的现实。”《面对面》对于无法回到新闻现场的新闻事件会通过图像的合成与后期视频的剪辑, 连接成一个完整的新闻背景图像,向受众提供一个电视所反映出的现实而不是现场真实的现实。在2015年8月9日播出的节目《航班上的隐情》中,节目在图像处理方面,对飞机舱室内进行拍摄以及将当时现场凌乱感的再现、当事人手机视频的剪辑、对事件发生后的照片挑选等,最终与人物采访过程合并一体, 随着一个人物的采访话语终止,画面立刻切入对当时新闻场景的重现,在节目内容的最后向观众呈现了拍摄的事故现场照片。这一系列的图像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让观众把拟像当做了现实,在真实与虚拟中徘徊。

4节目的叙事模式

21世纪后人们在心理上对电视的依赖程度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这是消费主义逻辑在媒介层面上的延展。人们在电视中渴望得到真实,甚至是超越真实的真相,人们对电视的认识达到了空前, 同时电视也改变了人们判别真相的认知模式。电视新闻对内容的叙事模式则决定了观众对事件和人物的心理感受和认知结构,受众在对意义的消费中获得解码后的感悟。

《面对面》的叙事模式首先是突出对话性的冲突,但并不是与采访对象进行争吵时的沟通,而是通过对采访对象话语的“质疑”和“追问”,让采访对象产生激烈的心理活动和迫切说出真相与心里话的冲动。主持人希望通过制造对话的“冲突点”、制造相反的假设来挖掘新闻人物的内心世界,并向观众呈现观众想知道的和不能知道的,满足了受众的窥探欲和求新欲的同时提高了节目的收视率和吸引力。

其次是通过对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的故事化,使要陈述的内容连贯、完整, 如同将一部纪实片呈现给观众。《面对面》中的节目内容形态其中最具有故事性的是通过一个事物对新闻人物的人生经历进行呈现的形式。如2014年5月18日的节目《张艺谋:选择归来》和节目内容中提到的《舌尖上的中国》,都是通过一部电影和纪录片来展现了一个人物的特征和经历,用采访对象的话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和事实。

5结语

“在媒介时代,我们从视觉形象中接受的刺激越是丰富,越是强烈,我们对这些视觉形象的感知越是麻木和无动于衷。”作为后现代思想家的让·鲍德里亚无疑对电视媒介有着批判的态度, 电视技术将短暂、快速、零散的信息聚合在一个屏幕中,让人们享受着文化快餐的同时,人们的精神世界随之分解出多元异质的形态,在视觉的刺激和冲刷中进行“狂欢”。电视新闻人物专访节目正是站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广场上,对传统的权威话语、逻辑形式、 绝对化中心、精英统领意识等等传统进行着颠覆和改变。当然,技术的变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不容忽视的,新闻内容的煽情化、消费符号的植入、营销手段对新闻文体的侵蚀、故事统领新闻真相等等现象都不得不引起电视人、媒体人的重视和反思。电视内容的编码营造了超越真实的仿真世界,人们生活在真实中的真实,并且在拟像中解码来自现实的意义和符号以获得新的“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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