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精选12篇）

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第1篇

关键词：经济复苏,政策退出,金融市场,资产价格,货币供应

一、LUV：全球经济复苏的多选题

复苏进程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形势的主题。全球经济虽已触底，未来二次探底可能性也很小，但复苏之路远非一马平川。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至少在同比意义上实现了V型复苏，但这些国家还无力带动其他主要经济体快速复苏。很多证据显示，欧洲和日本将经历L型复苏，美国经济境况稍好，有望出现U型复苏，但至少从失业率等指标看，美国经济将在底部停留较长时间。近期美国经济的好转主要是由再库存化的存货周期推动，在其出口和消费真正增长之前，这种“无就业增加的复苏”只能是微弱的。

对发达经济体来说，理解和预判危机-复苏演化的一个有效视角是，对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进行归纳分析。哈佛大学的罗格夫和马里兰大学的瑞恩哈特对包括大萧条在内的20次危机的研究显示，相对这些危机的一般表现而言，当前的危机还有较长的路要走。首先，一般而言，危机爆发后的资产市场会经历深度而长久的下跌。房地产价格会经历持续6年的下降，下跌幅度为35%，股市下跌要持续3年半左右的时间，累计跌幅达55%。其次，随着金融危机而来的是产出和就业的显著下滑。一般而言，危机之后失业率将累计上升7个百分点，这个上升过程会持续4年以上，产出平均下降超过9%，不过产出下降的持续时间比失业率上升持续时间要明显较短，差不多两年时间。最后，政府的实际债务迅速增加并维持在高位。

危机史对当前危机提供了三点重要启示：

其一，即便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企稳，但复苏之路通常相当漫长，而不大可能出现V型复苏。历次危机显示，产出可能会较早止跌，但失业率和房地产市场却要经历更长的恶化过程。从这点来说，即便当前美国经济初现好转迹象，但失业人口可能继续增加，房地产也可能持续低迷，这将制约美国经济的复苏势头，并迫使其在低位徘徊。

其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复苏过程很可能还要经历反复。1929～1933年的大萧条期间，美国股票市场出现过4次幅度超过20%的反弹。而伯南克的研究也显示，走出大萧条的复苏经历了多次反复。第一次银行危机的爆发(1930年11月12日)使得美国从1929-1930年衰退中实现复苏的努力付诸东流;1931年年中的金融恐慌使初露端倪的经济复苏退化成一场新的衰退;在1933年3月实行银行休假时，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分别陷入谷底。

其三，国家层面上的去杠杆化压力将持续困扰许多国家的复苏进程。在许多发达经济体，非政府部门的去杠杆化部分是以政府部门的增杠杆化为代价的。经济下滑大幅致使财政收入大幅下降，而大规模刺激计划大举增加财政支出，缓慢的经济复苏使得财政政策一时难以退出;同时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定，财政融资的不确定性和成本高企，加之一些国家经常帐户持续赤字，预计在相当长时间里，部分国家的财政状况将处于警戒状态，不排除发生主权债务违约事件的可能性，进而对国际货币体系构成挑战。

在发达经济体未明显脱离底部之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实现了强劲反弹。这一反差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脱钩(Decoupling)”假说。事实上，既然中国经济在超日赶美，那就不会完全受制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宏观基本面的快速好转，表明中国只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就实体经济而言，只有出口出现了明显下滑。中国的金融部门尤其是银行系统本身是稳健的。正因如此，一揽子刺激计划才得以迅速发挥作用。中国政策的有效性固然得益于强有力的领导体制，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未受危机冲击发生动摇也是重要原因。发达经济体也出台了类似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效果并不显著。

中国经济基本面有望重新回归“高增长、温和通胀”的大格局。中国经济有望在2010年延续较快增长态势。在通胀形势上，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但一般物价出现明显上涨的可能性较小。新兴市场在经历率先复苏之后，也正先于发达经济体遭遇高通胀的考验。日前越南和印度均已宣布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胀。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更为强劲，但总体通胀形势会好于越印两国。新兴国家的通胀主要不是实体经济复苏的结果，自然灾害导致粮食产量下降是主因。

值得注意的是，一年多来的大规模刺激宽松政策的负面效应已有显现。产生上述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货币信贷环境以及项目审批过于宽松，产能过剩问题凸显。超过经济增长率的货币增速虽尚未带来显性的一般物价上涨，但它们并没有消失，在某种供给冲击下，通胀压力有可能迅速上升，而资产部门也将不断面临泡沫化风险。此外，大规模扩张之后的信贷质量问题有可能不断出现，政府融资平台的偿债能力将面临考验。

二、危机凸显出的宏观经济新特点及其政策含义

（一）经济危机越来越让位于金融危机

过去25年时间里，全球主要经济体经历了所谓“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期，即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通胀基本处在低位，然而金融危机却时有发生，包括日本的资产价格泡沫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美欧的信贷危机以及近期的国际金融危机。自1930年代以后，经济史中已很少单独提及经济危机，取而代之的是金融危机的肆虐。危机越来越以金融危机的方式表现出来，一方面可以在金融领域缓冲掉经济周期的大部分痛苦，使得实体经济遭受更少的冲击;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受金融部门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不是相反。对金融危机更成功的解释是受人类所谓动物精神支配，这使得经济周期变得更不可控。

理论认识还有待跟上这一转变。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主流理论家还习惯于从实体经济中找寻金融危机的总根子，但这一线索已变得日益模糊。上述危机主要是资产价格泡沫崩溃的结果，甚至国际资本投机在许多危机爆发中起到了较大作用，因而从实体经济角度解释经济周期的有效性明显下降。

这次危机主要是场金融危机。从危机治理来看，与传统的经济危机相比，金融危机更多地是源于信心和流动性危机，伴随着市场恐慌和资产价格的大幅下挫。这两点央行的印钞机能够解决大部分问题。危机爆发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及时性超过了大萧条的开始期。这是大萧条没有再次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危机表现形式的转变使得货币政策应更多地从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而不仅是实体经济来考虑退出。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下，资产价格已经出现了明显反弹，但实体经济仍有较大困难。放松银根主要是应对资产价格下挫而不是实体经济危机。实体经济的明显衰退，在一定程度上是资产价格下降以及信心危机导致的。这意味着，一旦资产价格和市场信心有了确定性恢复，整体政策就应该逐步转向中性。实体经济的困难应更多地依赖财政政策。

（二）资产价格越来越相对独立于一般价格变动

金融部门的发达致使传统的货币数量理论适用性下降。近几十年来的一个重要宏观现象是，各国经常出现无明显通胀下的资产价格上升。金融部门和制造业的发展对宏观经济所带来的不同影响，是造成资产价格与一般物价脱钩的主要原因。制造业的发达抑制了一般物价上涨，而金融业的发达吸收了货币供给。制造业的繁荣增加了一般商品的供给，而金融业的发达创造了货币需求。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只是在金融部门流转，而不是像传统理论认为的那样，会主要流入实体经济。中国有可能比成熟经济体更容易出现资产价格和一般物价的脱钩。中国货币供给主要作用于投资，并增加一般商品的产能，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CPI上升。在成熟经济体，货币供给增加部分是消费信贷增加的结果，因而会刺激消费，并引致通胀压力。

资产价格高涨，而一般物价稳定也使得传统宏观调控理论部分失效。当格林斯潘在1997年被问及这一问题时，他直言不知道如何解决。美联储的确也没有成功应对这种挑战。1990年代的美国股市在新经济和高科技浪潮的推动下，经历了一轮大牛市，与此同时，一般物价水平却保持在低位。美联储迟迟没有找到启动紧缩周期的依据。主要原因在于，美联储主要盯住的是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生产率、通胀率以及产出缺口等。将这些指标与当时的货币政策对照起来看，美国货币政策的方向、节奏和力度均契合经济周期。与此类似，在2000年高科技泡沫破灭的初期，经济仍在高速增长，失业率走低，通胀压力高企。这些关键变量为紧缩政策提供了切实依据。日本是另一个失败案例。资产价格泡沫在1990年破灭之前，一般物价平稳，日本央行因此将利率保持低位，以刺激出口增加和经济增长，致使泡沫急剧膨胀。

不存在通货膨胀而资产价格高涨时的困难之处在于，央行面临相互冲突的两个目标，而只有一种工具。央行通常选择的是，以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坐视资产价格走高。历史经验显示，长期来看，这种政策的风险是很大的。未来的政策导向要求宏观调控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并引入相应的逆周期机制，抑制金融投机。

（三）“脱钩”世界的宏观政策错配风险

从各国经济情况出发，美联储、欧央行、英格兰银行以及日本银行均在最近的议息会议上决定将利率继续维持在历史低位，并暗示将持续一段时间。澳大利亚、以色列、挪威等较发达国家曾掀起一轮小型加息潮，但加息周期在这些国家大都没能延续，也没有得到更多国家响应。迫于国内通胀压力，印度和中国均上调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菲律宾央行则上调了短期再贴现窗口利率，但无一选择升息。

全球政策博弈也推迟了货币政策退出的时点。对于很多国家而言，先于主要经济体加息需要承担较高的政策成本。加息使得国际资金流入国内，将通过外汇市场带来本币升值压力，进而影响本国的出口。从这点来说，尽管部分新兴经济体客观上有较早加息的条件和需要，但是考虑到它们对本币升值压力的担忧，也将会尽力避免出现这种状况。

此外，中央银行之所以会推迟加息，是因为它们还有替代政策可选。除了将利率降至零附近之外，中央银行还通过各种数量宽松政策扩大了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在加息之前，各国央行会先进行数量宽松政策的退出。这些退出相比降息，对本国汇率和出口会造成更少的影响。预计各国会逐步缩小数量宽松的规模、停止部分刺激政策、设定甚至提前结束数量宽松的截至日期等等。这些政策将被置于加息之前。

应该指出，从经济基本面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提前退出的压力。中国经济已确定率先复苏，通胀形势和流动性局面都要求货币政策更早向中性过渡。

三、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中的几个问题

(一) 宏观政策如何在保持基调不变的同时, 合理微调, 在保增长和管理通胀预期间达到合理的平衡点

自货币政策2009年8月份提出动态微调开始, 宏观政策已经不再是一边倒地保增长了。日前, 治理产能过剩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房贷政策有所收紧, 现在又进一步明确了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重要性。应该指出, 这些调整实际上只是由宽松向中性的回归, 并且这个回归是结构性的, 在速度上是渐进缓慢的, 在力度上是小步微弱的。在相当长时间里, 政策面的整体效应还是扩张性的, 而不是收缩性的。这些调整有助于继续巩固经济复苏势头, 同时加快结构调整, 并防止通胀压力上升。

(二) 从宏观审慎监管和金融稳定的视角, 更多地关注资产价格变动, 以及流动性在各部门的分布

如果通过分解构成物价指数的各个项目来研判未来的通货膨胀趋向, 通常会认为出现明显通胀的可能性不大。的确, 许多普通商品部门都拥有很大的生产供应能力, 从而这些商品价格很难出现持续大幅上涨。但仅关注传统的物价指数已无法适应现代经济周期。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在通胀预期和流动性管理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近些年国内外的经济周期显示, 即便在资产价格不断膨胀、金融市场风险急剧放大的时期, 一般消费物价指数也并不一定就伴随有明显上涨。回顾过去25年来的全球物价走势, 各国央行相当成功地实现了稳定物价的目标。但就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而言, 这一时期发生金融泡沫和危机的频率却在不断上升。更重要的是, 所有这些泡沫都是在低通胀环境下发生的。

为此, 各方政策首先应更加关注资产价格。货币政策是否应需要考虑资产价格, 一直是存有很大争议。然而, 金融危机再次证明, 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 日益成为经济周期的重要诱因, 并会危及金融稳定。此外, 资产价格的大幅调整在多数时候是经济的领先指标。次贷危机之后, 监管趋势是向投资银行基金等影子银行系统扩展。对这些传统银行业之外的金融机构提出更高的稳健性要求, 也是为了限制泡沫的过度膨胀。我国也应该将资产部门变动更多地纳入到政策考量之内。

其次, 货币环境不仅要关注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 还要考察整体流动性状况以及流动性在各部门之间的分布和流动。危机之后, 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思路受到各方关注。这一思路倡导宏观政策当局应该跟踪考察经济活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 特别要关注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环境下, 宽松的流动性格局所造成的过高的杠杆率和金融工具的期限错配。

（三）国内政策调整不能囿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政策的调整周期，我国货币政策应更多从国内经济金融环境出发保持主动性和灵活性

各经济体复苏的进程参差不齐，客观上要求在不同时间启动退出或紧缩周期。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率先复苏国家而言，美国政策的退出时点可能过晚。做好率先进入紧缩周期的准备，适度调控流动性宽裕局面。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已领先复苏，资产价格涨幅较大，通胀压力也将较快到来，这要求国内相关政策要提前紧缩。提前进行货币政策微调，能起到边际意义上的改进，回收部分过多的流动性。

未来一段时间的宏观数据还将进一步显示，中国经济至少部分脱钩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这将对国内宏观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带来长远而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宏观政策需要考量越来越多的来自国际层面的因素，但同时也要注意保持自身政策的相对独立性。大量观点强调有关国内政策需要从发达经济体角度来考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政策相对独立性的讨论。

认为中国不能先于美国紧缩，主要是担心加息会吸引热钱流入。应该注意到，已有多个央行已先于美联加息，这些国家中还包括了小型开放经济体。就国际帐户的开放程度来说，这些国家的开放程度要大于中国，国内市场对利差的敏感性要高于中国。现阶段，热钱进出中国是有一定成本的。热钱流入中国最为看重的还不是利息收入。利差在资本流动动因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中国的退出政策更多地从数量型工具开始。

（四）权衡数量型与价格型工具的利弊得失

当前我们主要依赖着行政性和数量型政策工具来完成率先退出的任务。这些政策工具一方面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另一方面，行政性和数量型政策工具也能够将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失调效应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在中国货币政策的退出上，利率和汇率政策将被非常谨慎地使用。一直以来，众多学者对率先启动加息总是持有排斥态度，认为这会加剧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国内泡沫化压力。提前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但这需要较多的条件。此外，在敏感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面临较大压力。2007年“汇改”的重要背景是中国出口规模空前膨胀，以至于看不见20%左右的汇率升值所带来的影响。而这个背景在当前已不复存在。

值得研究的是, 利率和汇率同时保持稳定的难度有可能增加。在未来一段时间, 加息和升值可能会有一个会成为必要的紧缩手段。如果继续冻结这两个政策工具, 就需要更加依赖信贷控制和资本帐户管制的行政手段, 经济基本面有可能较为令人满意, 但也会掩盖很多问题。此外, 这些价格性工具一旦被锁定, 许多结构调整工作的难度将有所增大。当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 获得贷款就等于获得一笔补贴, 这反而会增加中小企业和民企企业的贷款难度。从维持外向型增长模式而言, 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必要的, 但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有可能在危机前的程度上进一步强化。

（五）及时传递正确信息，引导公众对通胀形势形成合理判断

通货膨胀预期是否会自我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面在治理通货膨胀上是否具备公信力，以及公众如何评估未来通胀的程度及持续性。货币供应量在一段时期出现明显增加，并不会立即诱发通货膨胀，及时有效的沟通是控制通胀局面的必要一环。

从危机治理来看, 与传统的经济危机相比, 金融危机更多地是源于信心和流动性危机, 伴随着市场恐慌和资产价格的大幅下挫。这两点央行的印钞机能够解决大部分问题。

央行通常选择的是, 以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 坐视资产价格走高。历史经验显示, 长期来看, 这种政策的风险是很大的。

未来一段时间的宏观数据还将进一步显示, 中国经济至少部分脱钩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这将对国内宏观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带来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阿克罗夫、希勒《, 动物精神》, 黄志强等译, 中信出版社, 2009年。

[2].Bernanke Ben S.“Nonmonetary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3, 73, (3) , 257-76.

[3].Bernanke Ben S., Essay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4].Bernanke Ben S., Alan Blinder“The federal funds rate and the channels of monetary transmiss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82 (4) :901–921.

[5].Eichengreen, B., K.H.O’Rourke.2009.A Tale of Two Depressions, In progress.

[6].弗里德曼、施瓦茨, 《美国货币史 (1867-1960) 》, 巴曙松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7].辜朝明, 《大衰退:如何在金融危机中幸存和发展》, 喻海翔译, 东方出版社, 2008年。

[8].Rogoff Kenneth, Carmen Reinhart, “Is the2007US Sub-Prime Financial Crisis So Different?An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mparison”,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98 (May2008) :339-344.

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第2篇

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立足中国的具体国情,西方的经济理论过去、现在、将来均解释不了中国经济实际.21世纪初叶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正视中国的`国情特色,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作 者：陈端计 Chen Duanji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刊 名：吉林财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LIN COLLEGE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年，卷(期)：2003 “”(2) 分类号：F120.3 关键词：中国经济   宏观经济调控   西方经济学   国情特色   路径选择  

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第3篇

关键词:农村;经济;建设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参加合作经济组织的选择是自由的,理性的。当个人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可能选择“非合作”博弈;在共同利益驱使下,则可能选择“合作”。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参加合作经济组织,各级地方政府当有所为有所不为:提供制度服务,减少行政干预即政府有关部门应从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中解脱出来,为农民参加合作经济组织提供一系列服务。

一、明确政府的职能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农村经济逐步市场化,农民群众必然一步一步走上合作经济的道路,这是由市场规律所决定的。故地方各级政府在组织农民群众走合作经济道路时,决不能搞行政命令,“拉郎配”。政府的职能是宣传、引导、制定法规政策、提供帮助和服务。政府各职能部门,如农业、工商、审计、税务等部门,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业务进行指导,对财务进行监督审计,规范管理,保证其健康发展。

二、提供法律保障

目前我国合作组织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与保障,有法不依的现象比较普遍。加强立法工作和政策支持,给予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必要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国际经验表明:凡是合作社立法比较完备的国家,合作社事业都取得了持续稳定的发展,因此完备的立法是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有力保障。虽然我国的合作经济有些历史,但至今还没有一部专业的合作经济法律,这使得不论是农民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还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和经营中都遇到了难以解决的矛盾,比如法律地位、贷款免税等问题。这也是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步履艰难、发展迟缓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尽快制定出台有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制建设重点是出台《合作经济组织法》,在内容上应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宗旨、性质、法律地位、产权安排、组织成员的资格与责任权利、经营范围、组织机构与管理原则、财务管理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三、提供信息服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经纪人”深知利润最大化的决策原则,家庭经营的预算约束也十分有效。为解决因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导致农产品供求失衡和农民进入市场高昂的风险成本问题,作为一种职责,政府有责任为农民提供信息导航的公共服务。

四、提供资金援助

解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费问题,可以从5个方面着手:

必须规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有交纳会费的义务,但会费不能太高,不能增加会员负担。

根据责、权、利一致的原则,享受协会服务的会员(或非会员)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承担落实某项政策的具体任务的,要给予相应的物质(如技术设备等)支持或资金支持。

对从事一定经营活动,确有还贷能力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银行要为其解决贷款问题。乡镇政府以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设立基金,为农民合作经济的贷款提供担保,从而解决贷款担保的问题。

要适当减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登记、检查等费用,禁止向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任何类型的摊派(如强行订购报刊等),杜绝“吃、拿、卡、要”行为。

五、搞好组织辅导、培训、咨询活动

政府要组织学术界和实践部门进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证研究,并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培训“企业家”。有理论指导,又有真正懂得合作经济机理并能很好地与实际相联系的“企业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就有望兴盛发达。各级政府要认真履行职责、不断拓展服务领域,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立、登记、运营等提供辅导和咨询服务,积极创新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工作机制。

六、抓好试点示范

实践证明,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先抓典型,开展试点示范,然后在巩固试点成果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逐步推开,稳步地一批批地办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典型示范、总结推广,既使广大农民亲自体验或亲自看到参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好处,从而调动更多的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也使政府部门领导在实践中掌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经验,然后再去指导实践,还增强对有意兴办或参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吸引力。建议有关主管部门及时总结经验,有效扩大示范面,同时应根据示范组织的界定和要求去认真规范这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七、坚持党的领导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工作,也是群众工作。加强党对合作事业的领导,始终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新农村建设,努力营造和谐社会,更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要切实加强党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政治领导,把党的惠农政策通过农民合作经济传达到社员手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把党支部建设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战斗堡垒;加强思想和文化建设,努力倡导互助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引导广大社员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加强政府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领导和扶持,通过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扶持农业、农村和农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努力建立和谐社会。

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第4篇

近年来金融危机爆发越来越频繁。尤其是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更可怕的是造成全球投资者信心崩溃。如何树立“比货币、黄金还贵重的信心”,已成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难题。

实际上最近的金融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最初实体经济基本面并没有显著恶化,只是由于虚拟经济的波动拖累了实体经济,最终导致整体经济衰退,正如伯南克所描述的“小波动,大周期”。以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为例,据IMF统计,美国抵押贷款和相关证券规模不足1.4万亿美元,已将全球经济拉入泥沼,不能自拔。可见,金融经济周期一旦形成,治理起来则事倍功半。截止到2008年全球已经获批的救市方案金额已逾4万亿美元,救市规模已远远大于次贷规模,但让人失望的是这些前所未有的全球联手救市措施仍然不能驱散次贷危机的阴影,达到止滑提速和提振信心的作用。

很明显,金融危机期间负向波动被金融市场缺陷和人们的悲观预期放大了,中央政府要治理危机并从中摆脱出来,避免或降低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影响,关键要治疗公众的悲观预期和心理恐慌。

二、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的恢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要治理危机,首先要理清金融市场缺陷和心理预期在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传导机制,才能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

1、国外学者有关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国外学者主要从金融市场缺陷市场信息不完全导致的预期偏差角度间接描述了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角色。费舍尔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认为,经济繁荣阶段由于微观主体乐观预期导致的“过度负债”与经济萧条阶段基于悲观预期的“债务清算”形成了金融经济周期,危机爆发后企业为清偿债务而廉价销售使净值下降,引起利润水平下降甚至破产,进一步导致产出和就业水平下降。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心理预期是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决定因素,就业水平、货币需求、投资水平以及经济周期都与之有关。伯南克和哥特勒的金融加速器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缺陷在经济萧条时期被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放大,导致企业净值降低,外部融资困难,从而使得投资下降,产出减少,危机进一步加剧。米尔顿从委托一代理问题的逆向选择出发,分析了金融危机下微观主体中银行的行为:负向冲击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准备金,银行可贷资金将减少。银行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和法定准备金率的要求,防范陷入“挤兑危机”和“流动性困境”,采取压缩自身信贷规模、规定更加严格的信贷合同、催还企业贷款和提高信贷实际收益率等措施。其直接后果是企业的可贷款规模减小,成本上升,投资急剧减少,整体经济的活跃程度降低。

2、国内学者有关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国内学者则主要从心理预期角度论述了微观主体在金融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角色。刘骏民,许圣道等认为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传导和深化中非常重要原因在于虚拟经济是以心理为支撑的价值系统,其独特的定价方式与人们的预期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且由于现代金融市场固有的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贪婪、恐惧和从众心理决定了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注定了虚拟经济具有过度波动性和敏感性。刘春航,张新指出在宏观经济波动比较大的环境下,心理预期所发挥的作用更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心理预期来间接影响投资行为。宏观经济政策之所以不能直接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主要原因之一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参与者只有在完善的金融市场,才能对各种宏观政策信号作出及时地反应,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都认为金融危机期间,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完全,心理预期在危机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传导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治理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大部分研究在选择宏观经济政策治理危机时都忽视了金融加速器和心理预期的重要作用,而主张选择明确的扩张财政政策,辅以适当扩张的货币政策甚至中性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期间当利率水平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无论货币数量如何增加,再也不会使利率下降,进而不会使投资和产出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失效,从而主张选择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治理衰退。货币主义学派代表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货币政策认为,应避免货币政策受政治因素左右,不管经济出现什么情况,央行都应保持稳定的增长率,确保经济主体享有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预期,以实现经济稳定。

但是,在次贷危机中我们观察到一个事实:危机期间理性预期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机制发生改变。经典理性预期假定认为公众能够对政策制定者的行为做出合理预期,事先估计扩大货币供给带来的物价上升,从而在物价上涨之前,工人就会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从而导致雇主因为成本增加而放弃扩大生产的打算,因此货币政策失效。但是,在这次危机期间,由于失业人数增加和就业压力倍增,工人失去提高工资的动机和谈判筹码,结果是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同时利率下降,企业投资成本降低,从而最终导致企业因为投资成本降低而扩大雇用人数,扩张生产,提高产出水平,即扩张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而且,从逻辑上讲,扩张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恢复最有效,扩张货币政策则对恢复虚拟经济最有效,危机起源于虚拟经济,继而拖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衰退是因,实体经济衰退是果。如果只重点治理实体经济衰退,而虚拟经济仍未恢复的话,实体经济还是会被虚拟经济拉入泥沼。所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树立投资者的乐观心理预期,有利于恢复虚拟经济进而使整体经济复苏。

四、一个简单博弈模型

在上一节的分析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通过一个两阶段的非完美信息博弈模型来论证和描述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在治理危机中发挥作用。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府与公众包括企业和家庭的基于市场缺陷的非完美信息动态博弈过程:政府通过发送各种信息或信号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企业和家庭观测到信号后形成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政府根据企业和家庭的预期再重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过程。在详细描述博弈模型前,我们需要了解几个函数:

1、企业产出函数:

式中表示充分就业时的产出水平,u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为公众预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b<1反映了金融危机下真实产出小于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d为调整因子,d>0表示宏观经济政策与预期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对产出的作用。这个产出函数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在金融危机时期意料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能影响产出水平。

2、政府收益函数:

这个收益函数的含义是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使“产出低于目标水平的损失”与“宏观经济政策松动导致的通货膨胀、声誉损失之和”最小。式中C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松动有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在政府收益函数中的权重,C值越小表示政策制定者关心失业或产出增长更甚于通货膨胀,由于凯恩斯主义者主张干预,所以在金融危机时期,倾向于选择较小的以获取较低的失业水平或较高的产出水平,即。

3、企业的收益函数:

企业收益函数告诉我们企业总是试图正确预测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在时他们的收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具体博弈模型描述如下:

I.参与者:政策制定者,公众(企业和家庭);

Ⅱ.政府类型:凯恩斯主义者,自由主义者;

Ⅲ.博弈顺序:

a.自然赋予政策制定者某种类型C,政策制定者向公众发出选择紧缩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信号;

b.公众形成对第一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

c.政策制定者观测到预期,其后根据收益最大化原则选择第一期的真实宏观经济政策;

d.公众观测到(但不能观测到政策制定者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然后形成对第二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

e.政策制定者观测到,然后选择第二期的真实宏观经济政策。

这个两阶段非完美信息动态博弈的均衡解告诉我们: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公众能够明确判断出政策制定者的类型,因而他们预测的宏观经济政策松紧程度与政策制定者实际实施的宏观政策能都达成一致,从而不会形成悲观预期,能够做出与政策制定者期望相同的投资决策,有利于较快走出危机泥沼。

但是在非完全信息条件下,公众只能够观察到政策制定者的现行政策,而无法观测到政策制定者的类型,即不知道他们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在悲观预期和风险厌恶的双重约束下,公众可能减少投资,因而不利于经济恢复。为了让公众明确自己的类型,政策制定者在实施第一期的救市措施时,可以通过突破以往尺度的宽松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来表明自己的类型,使公众相信政策制定者会继续采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直至经济复苏。从而有利于提振公众信心,使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复苏起来。

五、政策建议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微观主体的心理预期及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应。因为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需要获得公众的理解、接受并主动配合。

(一)金融危机期间,货币政策依然有效

对实体经济而言,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影响微观主体的心理预期,使消费者对未来更加明朗,减弱谨慎动机,提高消费倾向;可以降低企业投资成本,使投资预期收益率大于投资成本而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对虚拟经济而言,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公众信心恢复,有利于资产价格上升,资产价格上升又可以通过托宾q效应、莫迪利安尼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进一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与消费带来积极影响,最终形成良性循环,从经济周期中恢复过来。

(二)政策制定者传递政策信号的明确性会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政策制定者在治理危机期初选择明确的政策信号有利于化不完全信息为完全信息,从而有利于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透明度,便于公众理解政策制定者和树立信心。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制定者在表明自己的危机治理态度后,要保证按照态度传递的信号制定政策并严格执行,以向公众巩固其在危机中的积极态度,从而有利于经济恢复。

(三)注重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时机、方式以及加大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解读

宏观经济政策要随金融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要及时而有节奏地出台,在避免有些宏观经济政策滞后效应时,也要防范滥用宏观经济政策而可能造成的通货膨胀隐患。宏观经济政策出台方式要尽可能有创造性,比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宏观经济政策,一方面可以有效防止同类宏观经济政策的边际效益递减,另一方面也明确地向公众传递信息,并调整了产业结构。另外,政策制定者通过主要媒体加大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解读也非常重要,因为部分微观主体对政策发挥作用原理理解不是非常深刻,有可能影响政策发挥的有效性。

摘要：本文在分析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和回顾治理危机的典型宏观经济政策基础上,用一个博弈模型刻画了金融危机期间政策制定者与公众的博弈过程及在该过程中公众的心理预期变化路径,指出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有利于危机治理,但政策的有效性关键在于政策制定者在治理危机期初就向公众传递明确的信号,表明自己的类型,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经济的较快恢复。

关键词：心理预期,博弈,政策制定者,公众,宏观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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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第5篇

，我国经济处于由低谷走向复苏的拐点阶段，但在经济逐步回升的同时也面临着加入WTO后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增大、国际经济回落使得外部经济条件恶化、出口困难加重的局面。所以，今后两年我国经济将面临严峻考验，同时也是我国“十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能否得以顺利实现的关键时期。因此，、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应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一、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依据

1.保持经济增长目标，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首先，扩大投资需求是启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而扩大投资需求的举措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财政政策的支持。扩大投资的主要方向是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农田水利、环保及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产业目前普遍存在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仍不能满足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在基础设施拥有水平方面，我国的许多指标都低于世界平均值。因此，加大财政对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成为当前经济特别是财政工作关注的焦点。虽然财政扩张过程中存在一定风险，但主要通过财政扩张形成的社会基础设施也可以为经济长期发展提供优良资产，从而降低扩张的风险程度。

其次，积极启动消费需求，依赖于政府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目前城乡有效需求相对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民和乡镇企业承担的税费过重，农民收入连续数年增长幅度小于经济增长速度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二是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处于改革的关键阶段，养老、医疗等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增加居民个人的负担数额，居民对远期消费的预期存在一定顾虑。因此，要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适当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到位增强居民远期消费的安全感。

再次，高居不下的失业、下岗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化，需要我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失业、下岗及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不解决，内需扩大就将遇到障碍。只有相对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才有可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特殊需要。

2.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的任务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产业结构失衡，农业基础仍然薄弱。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虽有所好转，但与经济社会成长的要求相比，仍然供给不足。通讯、生命科学、新材料、新能源和海洋科学等高科技产业在世界范围的迅速发展，也对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新的课题。

工业内部结构不尽合理。主要问题是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增长不协调，加工工业低水平重复，一些基础性第三产业(如邮电、通讯)和新兴第三产业(如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科技等)发育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更是制约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的主要障碍，消除障碍应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进行内涵式结构调整，以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在全社会科技投入总量不足、总体水平偏低的情况下，政府应弥补这一缺口，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在直接增加政府投入资金的同时，应从税收、信贷和其它政策方面配合产业政策给予大力扶持。

3.缓解国企困难状况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旧体制与新体制交替时期各种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国有企业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从法律上讲，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国有商业银行，它们的债务债权最终都由一个主体――国家财政来承担。因此，财政是消除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核心所在。实际上，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与财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拨改贷”后，财政不再对新建企业投资，国有企业唯有靠借贷来发展自己。长期以来，过重的税负及名目繁多的摊派和其它费用导致企业无力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国家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双重财税政策使国有企业处于竞争的劣势。企业职能和财政职能的错位更是拖累了企业，养老、医疗保险等本应由财政或全社会承担的负担却由国有企业来承担。虽然，这是转轨时期难以避免的问题，但在社会保障改革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国家财政有责任通过国有资产减持、社会保障基金设立等方式与国有企业共同承担责任，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4.配合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我国目前处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中央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让市场在经济运行中以其特有的竞争机制，将经济资源配置到需要的行业和地区，减少经济运行中的无序，缓解冲突，缩短转轨和转型过程，保证平稳、顺利地实现市场化改革目标。目前由于失业问题显性化，全社会范围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历史的欠账需要归还，所以财政部门必须从社会安定的角度出发，保证退休人员的生活稳定，保证病人所需的医疗费用，保证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同时，在物价持续走低的形势下，农产品收购的任务迅速增大，收购、储运所需的财政支持迅速增长。此外，提高教育普及程度和教育深度，也需要国家财政给予更多的财力支持。

5.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由于自然地理和历史基础的原因，我国经济发展的东、西部之间一直存在较大的差异。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其自然地理优势和科技文化环境优势大力发展经济，取得了显著成就，进一步加大了与西部和内地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国家适时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西部和内陆地区开放的同时，增加了对西部和内陆地区的公共投入，以改变我国东、西部长期以来存在和正不断加大的差距。事实上，解决东、西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不仅是东、西部关系的调整，而且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长期稳定的战略性问题。为保证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财政必须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特别是对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财政投资，为此，适度的财政扩张政策应当是必要的和连续数年所必不可少的。

二、继续实行适度财政扩张政策的具体措施：

1.继续扩大公共支出

财政支出重点：一是用于农业的支出。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基本要求。为保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地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基本衣食需要，必须在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上，加大对农业包括水利事业的投入，通过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水平的提高，增强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以保证国民经济基础环节和发展潜力得以持续，国家各项宏观政策如粮食、水利和环境保护政策得以落实。二是用于科技教育的支出。科教投入的增加是科教兴国的需要，是经济科技含量、产业结构调整和人才资源发展的客观要求，切实保证科教投入是经济持续增长和提高国民素质的不竭源泉。三是用于国企改革的支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完成向真正经济实体的过渡，需要一个转轨时间，而转轨过程中国家有必要对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推进之际，才是我国经济全面焕发活力之时。各级政府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加强财政监管，优化支出结构。

2.适当调整税收政策和制度

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同时，对于重点投向进行适当的税收优惠，规范各种行政性收费，实行费改税。商品税政策的调整应以增值税为重点，尤其是对设备更新快、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行业和产品品质、成本和设备投入差异较大的能源、矿产企业，有必要加快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对主要用于宏观经济调控需要的消费税则可考虑部分税目的减免问题，如对农用柴油、军用柴油、生产用(包括工程用、矿山用、建筑用)汽车轮胎、农用汽车轮胎(如农用拖拉机、收割机等和公共汽车轮胎)等，实行消费税减免或定期减免，应是有利于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

各种税收优惠可结合《当前我国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予以实施。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应成为税收优惠的主要方面，对研究开发、设计等费用实行税收抵扣。当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将新产品投入大规模生产时，政府应采取加速折旧或建立技术准备金方式在计税前予以扣除，并对新产品给予税收减免。

加快费改税进程，以减轻企业负担。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取消各种乱收费，确需保留的可以降低收费标准或相关项目归并，属税收性质和具有税收功能的收费应尽快并入税收。

3.稳定公债发行，强化财政投融资

以来，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国家财政利用银行利率下调、银行和社会闲置资金较多、国家筹资成本较低的有利时机，连年大规模发行公债作为扩大公共投资和内需的基本措施，业已起到实际效果。但连续数年大规模的公债发行，也必然会有偿债高峰期的到来，财政不得不考虑如何面对偿债高峰。所以，今后一段时期保持公债发行规模稳定，将是一种必然的政策选择。同时，可考虑发行针对保险公司、社会养老金的专项国债，专门用于国内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也可考虑增发外债，增强外资对中国的投资信心。必要时还可考虑让一部分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地区，由中央代理发行一定规模的、用于长期建设投资、投资项目由地方设立和管理、到期由地方归还的地方公债。另外，在国企改革的抓大放小’中，变现一部分国企的股份来从事公共工程及基础设施等的投入，其余可作为国家资本金注入企业用于企业设备更新及技术改造，或注入社会保障基金。

近几年，财政收入中的两个比重明显提高，财政收支增长幅度明显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财政收入每年增长一千多亿元，收入增长的良性机制已基本形成，国家财政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明显提高。加之配合公债政策，可保证政府拥有充足的财力在近期内甚至较长时期内实行适度的财政扩张政策。在用好公债政策的同时，还要关注其它政策方面，特别是财政投融资、利用财政资金的有偿使用机制等，既用活一部分财政资金，又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适度扩张财政政策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一)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现阶段的客观选择

在我国现阶段或一个较长时期内，宏观经济调控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由中国改革和转轨时期的经济发展特点所决定的。

首先，我国还存在着通货膨胀回升的潜在危险。我国正面临着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财政困难、国企困难、农业基础薄弱以及潜在的固定资产投资冲动都是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从我国经济发展客观实际来看，底实现“软着陆”后，国民经济沿着“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轨道运行，执行政策要注意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不能陷入“膨胀一紧缩―再膨胀一再紧缩”的怪圈。因此，对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应持谨慎态度。

其次，放松货币政策在当前对启动经济作用不大。商业银行本身追求盈利最大化，不会把资金投放到一些资金回收期长、盈利少、但对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的行业上，因此对于改善经济结构的作用受到商业银行经营目标的限制。此外，下调利率虽对经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经过多次下调的利率其进一步下调的空间已十分有限，而且，在经营目标的左右下，企业和银行贷款的动机都不会特别重视利率的小幅变动，所以，降息在我国已有的经济机制下，其刺激货币需求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

再次，通货膨胀政策无助于失业问题的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与西方国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我国的就业问题既有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隐性失业显性化问题，也有特殊人口政策带来的长期后果，这种失业现象无法通过放松银根来得到彻底解决。改革和转轨时期的根本问题是稳定发展问题。只有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使经济能够稳定、持续发展，才能创造出较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实现货币稳定一经济增长一充分就业的良性循环。同时，如果通过放松银根来刺激经济增长，那么其带来的通货膨胀，也必然给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带来困难，反过来，又会要求国家提供新的社会保障增量来维持平衡。

最后，在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求货币供应在各个不同时期应当表现出弹性。如经济增速正常或偏冷，而物价涨幅较低时，可以进行适时适量的增加，以配合财政政策刺激国内有效需求，而这种“微调”主要指阶段性的适度松动，这与总体上较紧的货币政策并不矛盾。

(二)应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与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涉及到方方面面，以下几个问题需要予以特别重视和考虑。

1.通过规范财政收支提高两个比重

经过连续几年财政收入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的总量调整，目前国家财政的预算收入已占GDPl5%，如果加上预算外资金和制度外财政部分，财政总规模占GDP比重应当在25%―30%之间，政府财力总规模并不小。所谓“小”和应继续提高两个比重的说法，主要是指财政集中在预算内的收支和集中在中央财政的收支较小。同时，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要求、还是从当前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的要求看，继续大幅度增加税收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无助于财政扩张的效果。因此，当前之急应是统一财政，整顿财税秩序;扭转非财政部门越权行使政府职能参与分配的现象;严格规范收费项目和收费权限，并通过立法将必要的收费逐步改为正规的地方税收;清理整顿各种基金、周转金及其它财政体外循环的游离资金，并通过整章建制，使之纳入严格的、科学化、规范化的财政管理与监督之下。最后应通过改革，彻底解决财政包揽过多和应管未管、以及管理方式不当的问题，使财政的职、责、权相对应。

2.完善金融调控

保证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一步加快职能转换，提高管理水平，理顺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关系，把商业银行办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在目前的经济社会环境下，银行要减少并逐步消除政策性和社会性职能，真正树立银行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要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减少坏帐呆账，加强金融工具的创新，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加快资金周转，配合货币政策，达到控制调控基础货币、实现适度从紧货币的目的。

在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尤其重要。要支持企业战略性改组，加速完善和发展资本市场，促进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地发展，而不是时涨时落。应认识到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发展对我国经济稳定和发展，对转换经济机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当然，在资本市场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新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有时甚至是较为严重的问题，但如果没有资本市场10多年风风雨雨的发展，也不会有国有企业改革顺利进行的大好局面。

大力发展住房等个人消费信贷。各商业银行从扩大自身业务发展角度考虑，应该积极探索和发展消费信贷，促进消费需求与生产需求协调、同步发展。同时，探索和积极发展个人金融服务的各个领域。

3.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作

首先，财政、货币政策制定上，应相互协调，可考虑组成一个主要由这两部门的若干负责人和有关专家参加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一个议事机构，定期举行例会，例会议案只具有专家建议性质，对两部门或对货币政策委员会和财经委员会或预算管理委员会起指导作用，而不具有强制性。其次，尽快建立财政投融资体系，保障货币政策免受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再次，在国债政策上应体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货币政策共同作用于国债，有利于协调各自的政策。目前上市流通国债总量偏少，银行利率也非市场利率。财政和央行要对国债发行量、国债利率、品种和发行方式进行协商，财政应优先考虑中央银行在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时对国债的期限结构、无券化程度、利率水平的要求。最后，财政、货币政策应从城乡消费结构的调整上增加需求。

4.宏观调控的实现还依赖于微观基础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速度效应所造成的经济效应结构、产业结构失调，往往使财政、信贷资金投入产生扭曲的不良后果，演化出一种“高速度一高投入一低效益一更高投入需求”的恶性循环。财政、货币政策都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四、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讨论

财政部部长项怀诚5月9日在上海指出，政府将积极主动地调整财政政策，深化财政改革，转变财政职能，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项部长的讲话传递了一个有关政府将积极主动地调整财政政策的重要信息，引起理论界和国内外的高度重视。

20，我国已经连续第五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一项过渡性的政策措施，财政扩张有利于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率，有利于增加需求、增加就业，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为此，五年中，仅建设性国债就发行和计划发行6600亿元，中央政府背上了较重的债务负担，中央政府的债务依存度高达50%，债务余额占GDP16.3%，财政赤字2002年将超过3000亿元。我国财政政策的风险在逐步增大已是不争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淡出”是肯定的。但“淡出”的时机和方式却是一个需要十分慎重和认真研究的问题。

笔者以为，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现实选择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经济运行完成由“低谷”到成长的转折。第二，公共支出对经济的拉动已经起到对私人部门的“带动”作用。第三，社会总需求出现稳定的增长态势。而目前我国经济尚未具备上述基本条件。

首先，从经济运行状况看，90年代初期以来的经济下滑趋势虽然在到达“底部”，开始出现回升，但由于“911事件”的打击和国际经济状况的影响，的经济增长率重新下滑，这表明经济运行总态势需要对“底部”进行重新检验。换言之，2002年和20将是考验经济运行曲线的关键两年。因而这两年应当是“拭目以待”的两年，而非转换财政政策方向的有利时机。

其次，公共部门支出对私人部门的“带动”效应不明显，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仍然在起伏不定之中，企业和个人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所占比例没有明显改进。积极财政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也应当慎重对待运用方向的转换。比较恰当的是在继续保持财政扩张的同时，适当调整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在主要着力于公共部门本身的支出的同时，加强对私人部门投资政策的调整和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引导，只有私人部门投资有了真正的增加和投资动力，我国经济的能动性恢复才有了比较牢固的基础。

再次，社会总需求未能表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9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品价格指数一路疲软，和19更是降到负数，20虽有回升，但仍在0附近，同样需要一个恢复过程。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更不理想。

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第6篇

人民币汇率高估与出口衰减

为什么近一段时间中国出口量的萎缩比全球还严重？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和进口收缩显著；第二，人民币汇率被高估，抑制了中国的出口。

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出口商品市场份额的变化与人民币汇率的相对升贬值幅度有很明显的联系。例如，人民币相对欧元升值幅度最大，中国出口商品在欧洲市场的份额损失也最大；人民币对日元也有明显的升值，在日本市场上，中国出口商品份额的损失也比较明显。在此期间，人民币对美元相对稳定。但在美国市场上，中国出口商品份额的损失也很明显，原因也许在于其他竞争对手的货币相对于人民币在快速贬值，挤占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

自2014年年中以来，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相对于很多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出现了显著的升值，这对中国出口商品竞争力造成了损害。2015 年中国出口实际增速第一次慢于全球贸易增速，更多地体现了人民币汇率高估对出口活动形成的抑制，也加剧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困难。2015年8月11日汇改至今，人民币部分地修正了对美元、日元、欧元汇率的高估。

实际有效汇率高估与银行不良资产加剧

从结构分布来看，目前银行业的不良重灾区分布有以下特点：从行业上看，主要分布在两大行业——商贸和制造业，这两大行业是可贸易程度最高的行业，最容易受到汇率高估的冲击；从区域分布上看，沿海地区是首先爆发的重灾区，这是因为沿海地区是过去的出口强省（市），集中分布着可贸易程度高的行业。目前，不良资产已经开始向内地扩散，东北地区问题尤其严重，虽然东北外贸部门在经济中的份额不大，但却集中分布着农业、机械制造、化工等可贸易程度高的行业（可贸易程度是指行业的性质，而与某个企业是否从事外贸无关）。

由于可贸易程度高的行业其坏账压力相对更大，所以，银行对这些领域的信贷越来越审慎，由此造成了政策部门所谓的“脱实向虚”“金融不支持实体”等现象。

换言之，如果我们提前预估了实际有效汇率高估和银行不良之间的关系，那么，在2015年7月之后就平稳压缩对可贸易程度高行业的风险敞口，那么，到现在我们的资产质量就会好很多。

货币、财政政策的被动选择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长期高估，直接决定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走向选择。

从财政政策来看，其主要进行逆周期调节，在经济下行压力大时，为了实现“稳增长”，就不得不继续扩大财政赤字。因此，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否高估会直接决定财政赤字率的高低。数据资料与这种判断完全一致：如果上一年出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高估，那么下一年财政决算赤字率就会扩大，反之，财政决算赤字率就会缩小。这种情况与我国的决策逻辑完全吻合。上一年出现了汇率高估，经济下行压力大，到年末中央经济体工作会议时，就会决定在下一年扩大财政赤字率。

从货币政策来看，在需要动用财政政策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放松就是必需的。资料显示，只要上一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高估，下一年的社会融资规模相对于GDP就不得不扩大，因为在需要财政刺激时（财政赤字率扩大），货币政策也需要配合行动。

在利率政策方面，由于汇率高估造成通缩，最终会迫使央行降息。如果未来人民币汇率高估不消除，未来就还需要降息；反过来，如果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较大，从而令实际有效汇率高估程度得到明显修正，那么，利率就接近周期性的底部。

在法定准备金率政策方面，从历史数据观察，一般要在人民币相对实际有效汇率发生明显变化之后两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才会因之而进行调整，即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低估时上调，在高估时下调。与基准利率1年的时间延迟相比，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两年，明显迟钝。

反映在当下，就是目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与汇率的高估程度相比，明显过高。这意味着，对于市场无期限长期资金的失血，央行对其中的一部分仅仅是以短期期限的资金进行平补的（比如，2015年外汇储备减少5000亿美元，相当于外汇占款减少约3.2万亿元，而同期仅降准2.5个百分点，大约相当于释放了2.3万亿元的长期资金进行平补，其中约9000亿元的缺口是用3个月的SLF、SLO、逆回购等方式进行平补的）。从期限结构的角度看，货币政策宽松程度与经济基本面并不完全匹配，未来需要更多降准。

人民币汇率暴跌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相关，汇市、房市、股市和债市互相制约、互相影响，而这其中汇市最容易攻陷也最不好控制，因为许多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在我们掌控之中，靠砸外汇储备来稳定汇率更不是长久之计，外储急剧下滑时，货币当局必须顺势而为。

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第7篇

一、2008年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从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 到继续深化改革的2006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 近几家达到两位数字的增长。在我们面对经济增长总体好形势的同时, 也要看到“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稳定、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 主要是经济增长速度偏快, 结构性矛盾突出, 发展方式粗放, 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 物价上涨压力增加, 体制机制性保障还没有根本消除”。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战略性的综合治理, 需要国家下决心做出不懈的努力。

对2008年的经济发展, 宏观调控首先就要解决经济发展速度偏快这样一个重要问题。2007年上半年, 我国经济在高位上呈缓慢上升走势, 经济发展速度有所加快, 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5%左右, 必须针对此增幅进行宏观调控, 以避免经济从偏快走向过热。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由偏快转向偏热的趋势在加强。

2007年宏观调控力度明显, 有些调控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适时出台。如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利率和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三大调控措施, 取得一定效果。2008年继续贯彻这样的宏观调控思路还可能产生后续效应, 对经济增长的稳定和适宜调控是有利的。

从经济发展需要看, 2008年需要完善和加强宏观调控, 进一步提高市场基准利率水平, 继续收缩资金的流动性。近期基准利率特别是存款基准利率的调高, 缩小了存货利差, 但幅度不够大, 还有空间。同时警惕国际“热钱”大量流入。要进一步运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票据等手段, 加大回收市场的流动货币等综合措施, 稳定货币供给, 抑制经济过快增长。总体上看, 要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 从稳定需求, 特别是股市需求的角度出发, 调低货币供应量。

二、规范股市发展, 促进经济与社会稳定

随着上市公司业绩的好转, 股市投资价值提升, 股权分置改革等基础性制度建设取得进展。我国股市走出低速, 从2005年7月份开始出现恢复性上涨之后, 国内投资者信心恢复, 奠定了国内股市上涨的基础。加上国内资金充裕, 居民储蓄巨大, 可投资领域不多, 股市上升吸引加大, 散户投资者蜂涌入市, 大批资金从银行转入股市, 推动A股市场持续火暴。国内股市过热主要是内资推动, 外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前的情况是股市的市盈率已经很高, 结构性泡沫已经出现, 居民和资金涌入股市, 产生了众多隐患。一是新股民风险意识淡薄, 在国内股市监管不够严格和投机炒作存在的情况下, 容易导致上亿股民跟风, 造成股市大波动, 这可能引发社会问题。二是用于炒作的大量银行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股市, 如果出现股市的泡沫破灭, 股市的损失可能转化为银行呆坏账, 从而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此外还可能引发其他的连带效应, 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这种潜在的可能风险必须严格防止。国家有关方面已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并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需要进一步强化, 既要考虑有众多股民这一因素, 也不能因此而放缓调控的步伐, 愈早采取措施愈好。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股市的市场特征很强, 有其自身规律, 股指特点与经济运行特点不同, 不能用稳定经济的模式去稳定股指。

2008年, 政府首先要做的是加强监督管理, 加强股市制度建设, 规范股市发展, 严厉打击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规违法行为;进一步严查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 而且彻底严办;进一步严查企业资金违规违法炒股和挪用公款炒股, 加大惩办力度;加强对境外资金的监管, 严防外资违规违法流入股市。对股市的发展和监管是综合性问题, 要与中国整体改革的推进相结合。特别是金融改革和多元化资本市场的建立, 对股市的改革发展和引导国内投资者借助专业机构进行投资, 以及提高股民素质等工作需要配合进行。

三、改善对投资的调控与管理

2007年以来,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现出反弹的态势, 值得认真关注。投资中增加较快的是企业应对汇率升值, 出口退税降低和国家加大节能减排工作力度而加快技术改造等领域, 但原有投资中就有不合理投向等因素, 新增投资应对原有不合理投资进行替代。从投资持续反弹的情况来看, 2008年对投资进行调控是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运行的重点。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 月度累计投资增速呈现逐月加快的情况。新开工项目及其计划投资额增加更猛, 预示2008年投资增速有加大的可能。

我们要重视固定资产投资加快的三个原因:一是企业加快技改步伐是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加快的主要原因;二是房地产供不应求是房地产投资反弹的重要原因;三是部分产能过剩行业投资快速增长是相应投资反弹的重要原因。

2008年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稳定总需求, 推进投资的市场化改革。继续控制投资需求过快增长, 并加强以下几个方面措施。

(1) 坚持减少资金流动性, 严格控制信贷。

(2) 合理引导投资方向, 在合理调整结构的情况下, 重点压缩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

(3) 提高生产要素价格和准入标准, 抑制低效投资项目, 完善并严格执行节能、降耗、环保、安全、技术等方面的市场准入标准。

(4) 改善政府职能, 强化地方政府对投资的影响, 加强对地方政府贷款项目的审查。

四、继续引导内需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我国经济的增长使广大居民进一步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 这既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也是多年来宏观调控的目标, 它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出现这种情况是来之不易的, 也是初步的和不稳定的。我国要继续执行引导消费的方针, 在政策调控上必须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2008年, 减轻居民消费后顾之忧的保障措施应加大, 如完善和规范城乡居民社保制度, 扩大社保覆盖面;出台较多严厉的制止教育高收费、乱收费的措施, 强调中、小学的义务教育性质;对医疗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政策等等。这些与全面推进改革密切相关, 通过改革加大、加快国家化解未来可能加大居民支出的举措, 促使居民消费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在2008年, 需要注意的是消费结构升级, 对中长期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我们要注意到, 这一轮消费结构升级以买房、买车和装修等为热点, 对房地产投资和相关工业发展的带动作用较强, 对资源和土地压力在加大。因此, 对这部分消费的增长应适度引导, 不能过于旺盛, 以利于经济协调发展。总之, 适度引导消费结构升级速度, 对稳定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

五、稳定外贸发展, 支持进口

2007年以来, 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 截至2007年8月, 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3697.1亿美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4%, 高于2006年的23.8%, 其中出口7657.3亿美元, 增长27.7%, 高于2006年全年增速27.2%, 进口6039.8亿美元, 增长19.6%, 低于2006年的20%, 尽管相差不大, 但从方向上看, 表明中国适当提高进口的设想尚待落实。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发展中, 外贸占有很大比重, 其中加工贸易比重很大, 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 又表明中国在世界经济分工格局中的地位。这种情况的改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而且涉及国际经济, 不仅是中国的事。因此, 在短期内, 可能会有一定的贸易结构和数量关系的调整, 但难以有根本性变化。国内外对此都应有清醒的认识, 支持进口、促进进出口平衡、减少贸易摩擦是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

2007年, 我国出台了鼓励进口的政策和措施, 进一步简化企业的进口程序, 并实施《自动进口许可管理目录》, 取消了338个税目的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等一系列鼓励进口的措施。

从外贸情况看, 我国外贸顺差较大, 而且还有增长可能, 2008年需进一步采取必要政策措施。政府近期采取的限制“两高一资” (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 产品出口等政策, 既有利于缓解出口增长, 又有利用于环境改善与能源节约, 要重视加强政策执行力度, 可考虑从控制出口过快增长角度调整税收政策, 也可以考虑必要的主动配额等控制措施。

我们要继续关注美国房贷市场波动对美国经济和消费的影响及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特别是要关注对我国金融体系可能带来的冲击及风险防范问题。因此, 我们在贸易的多元化方面要继续努力。

六、控制CPI涨幅, 防止通货膨胀

2007年上半年我国GDP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经济增长速度, 虽然由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储蓄投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有条件较快发展, 但同时要注意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问题, 其中物价上涨速度过快, 就是一个重要问题。

2003年以来, 中国经济高增长, 但物价指数保持温和上涨, 这种所谓“高增长、低通胀”的出现引起了高度关注。经过相关部门的很多分析, 得出结论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情况的存在是造成此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这种情况有一定的影响限度, 出口和消费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以及其他因素的变化, 有可能改变这一状况。

2006年世界粮食减产, 加上美国等产粮大国将玉米用于生产生物质能源, 国内粮食市场供求发生变化, 以及国内玉米加工乙醇能力增长较快等因素都会推动物价的上涨。

2007年以来, 我国猪肉等副食品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8月31日, 36个大中城市猪肉 (精瘦肉) 价格每500克13.06元, 比4月上涨了50.8%, 比上年同期上涨了70.3%。猪肉价格上涨, 带动了牛羊肉和禽蛋等副食品价格以及部分食品、制成品和餐饮业价格的上涨。这种情况已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国务院先后出台了4个文件, 概括起来有十个方面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2008年要继续狠抓落实。

消费物价的上涨, 有长期高速经济发展的积累因素, 也有国际粮食价格上涨的因素, 以及有粮食用途扩大、消费和出口增长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情况复杂。

我国经济总量需求偏热, 已接近通货膨胀的边缘;需求偏热与生产能过剩 (或结构性过剩) , 使通货膨胀延迟产生;贸易顺差增长到一定水平, 消费增速达到一定程度, 对消费物价上涨推动加强, 流动性过剩对物价上涨也会推波助澜。估计2007年的CPI可能超过4.5%, 2008年CPI还有继续上升和向通货膨胀靠近的可能。

总体看, 物价涨幅提高, 反映的是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主因的市场作用的结果。2008年, 国家除对物价采取直接的治理措施外, 根本上还是要着眼于对经济发展的综合调控来控制通货膨胀产生的可能性。

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第8篇

关键词：经济转型,收入分配,消费,内需

扩大内需、促进消费,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已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迫切需求。扩大内需的核心在于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然而, 当前的收入分配政策存在的一些问题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提高, 对于实现消费的稳步增长, 经济的转型产生了消极影响。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 关系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是一个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1 当前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的表现形式

我国目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 国民收入水平较低, 增长较慢。首先, 国民收入分配中长期以来存在向政府倾斜的状态。据统计, 19782007年, 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7%, 而同期城乡人均收入增长率仅为6.7%, 两者相差约3个百分点。1996年至2008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90%, 而职工平均工资和工资总额则年均增长11.20%和12.38%, 远远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幅度。数据对比表明在国民收入这个大蛋糕的分配中, 国家拿走的比重大大高于普通国民, 造成个人收入增长较慢。其次, 在企业分配中, 普遍存在利润挤占工资的现象。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 从1995年到2007年, 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所占份额下降了12个百分点, 而企业盈余则上升了8个百分点。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年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 1990至2005年间, 我国的劳动分配率 (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 从53.4%降到41.4%, 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的比重却从21.9%增加到29.6%, 可见“中国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

另一方面, 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比较突出。一是贫富差距过大。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表明, 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8, 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基尼系数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 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 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二是城乡差距过大。以2008年统计公报为例, 我国的城乡收入之比, 1978年时为2.57:1, 到2008年则扩大到了3.36:1, 绝对差超过万元, 远远超过1.7:1的国际公认的城乡收入差距警戒线;三是地区差距过大。突出表现为东部和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如2007年, 浙江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37411元, 而同期贵州省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仅有6915元, 后者仅为前者的18.48%。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最终会通过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差异变现出来;四是行业差距过大。垄断是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 目前, 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两到三倍, 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 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到10倍之间。

2 收入分配不合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 目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失衡的倾向, 如果任由这种状况继续发展, 将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首先, 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扩大内需, 而拉动内需是以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为前提的。而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中分配比例的快速增长, 一方面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 阻碍了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却没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保障职能, 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 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 储蓄倾向上升, 进而抑制了国内需求。其次, 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资本和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失衡, 工人工资水平长时间内得不到提高。在工资只够维持其本人及其后代的简单生活的情况下, 劳动者很难利用劳动报酬不断提高本人及后代的素质。而企业竞争、国家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竞争, 人力资源投入不足, 将严重制约长期经济竞争力的提高, 使我们的产业结构难以实现快速升级, 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 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最后, 不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长期严重落后于企业利润增长速度, 劳动者消费能力有限, 并且很容易造成劳资关系紧张。同时, 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过大也造成了社会分配不公现象的普遍存在, 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对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外部风险。因此,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解决现行的收入分配问题是关键所在。

3 调整我国当前收入分配政策的思考

调整收入分配政策, 持续提高全民消费水平和能力, 是实现社会经济转型和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 对于我国经济摆脱过度的外向依赖并实现向消费转型的自我平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可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

3.1 国家适当放权让利

由于国家、企业和居民间的初次分配体制不合理, 致使“国富民不强”, 在追求国家整体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的同时, 大众福利改善速度却一直远远落后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水平, 直接导致了全民消费的缓慢增长。通过国家适当的放权让利, 将能极大地促进经济转型目标的实现。放权有两层主要含义:一是从“大政府”转变为“小政府”, 即简政放权、大幅压缩目前庞大的政府开支, 应适当放手让市场自行调节。二是加快“国退民进”, 逐步减少非必要的国有经济成分, 解决国有垄断带来的效率损失, 打破高度垄断行业的民营禁入, 消除明里暗里的竞争壁垒, 在诸多领域“不与民争利”。通过放权让利, 政府逐渐减少对社会财富资源的掌握和垄断, 努力做到“还富于民”, 才能更好地提高广大国民的福利水平, 通过扩内需、促消费来实现经济转型和健康可持续发展。

3.2 提高国民收入

提高国民收入重点在于着力提高中低收入者, 特别是农民的收入水平。由于边际消费倾向不同, 数量庞大的中低收入者仍将是最重要的消费主体和扩大内需的主要推动力量。因此, 收入分配格局要不断提高个人, 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从而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 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此, 要积极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通过进一步加强相关法律政策的制定并加强对企业实施状况的有效监管, 大力推动能够代表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工会组织的建立和作用的发挥, 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同时, 根据经济增长状况、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并参照国际惯例合理确定并及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改变目前我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过低的状况, 稳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水平。另外, 必须继续增加对“三农”的投入,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9亿农民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 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才能真正提高我国的消费率, 促进经济结构转换, 城乡差距缩小、社会经济和谐发展。农产品价格直接关系到农民增收, 影响农民消费, 因此, 要适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提高农民收入。在充分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的同时, 还要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 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3.3 有效调节收入差距

一方面, 要加快个人所得税改革。据统计, 目前我国工薪收入者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到全部个人所得税的45%～47%, 而工薪阶层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仅为1/3。这就意味着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承担了过重的税负而高收入者的税负却很轻, 个税使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因此必须尽快进行改革。通过调高个税起征点, 改革税收课征方式, 加强纳税人个人收入信息的监管等途径, 改变个税主要由工薪阶层、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缴纳的不合理现状, 真正做到收入少者少纳税、收入多者多纳税, 以有效调节收入。另一方面, 分配中的公平问题是人们最为关注、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 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与稳定, 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针对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要引入竞争机制, 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与重组, 消除其不合理的垄断高收入, 促使企业按照市场要求、市场标准加强人工成本管理, 制定合理的工资标准。对于社会反映较大的国企收入过高现象, 要加强对企业管理者过高收入的监督与规范, 如制定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合理的收入比例范围。同时, 需尽快制定和颁布《公务员财产申报法》, 将财产申报制度作为打击腐败, 促进社会公平的一项重要制度, 以有效规范公务员行为, 调节公务员与一般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促进廉政建设, 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服务环境。

3.4 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

当前, 我国社会保障水平低、覆盖小、不完善是制约消费、影响社会和谐的一大因素, 急需加快建立与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 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 重点要对农民养老、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以及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的群体的社会保障做出制度安排, 努力使全体人民享有社会保障。其次, 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提高优抚对象的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 不断改善城乡困难群众的生活水平。第三, 为有效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不断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最后, 为实现“居者有其屋”, 解决老百姓对于住房的迫切需求, 各级地方政府加大廉租住房建设力度, 扩大廉租住房保障范围;加快经济适用住房建设, 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居民住房问题。住房问题解决了, 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才能得到切实的提高, 消费意愿将会得到极大的刺激, 对于扩内需、促消费、保增长才真正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理翔.做好促消费这篇大文章[J].中国国情国力.2010 (5) .1.

[2]杨宜勇, 池振合.2009年中国收入分配状况及其未来发展趋势[J].经济研究参考.2010 (6)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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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士英.经济转型的五大保障[J].中国发展观察.2009 (10) .18-20.

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第9篇

关键词：县域综合实力,扶贫政策,因子分析

一、新疆贫困分布及资金投向

据国务院2001年新标准确定的新疆全省扶贫开发重点县有30个，其中，南疆21个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人口数占全疆贫困人口总数的85%;北疆9个重点县(自治区级3个)，贫困人口占全疆贫困人口总数的15%。截至2005年自治区现有贫困人口数约188万人，南疆的和田、喀什、克州和阿克苏地区贫困人口数仍然较多，减贫难度较大。从扶贫资金的投入方向看，流向比较集中，绝大多数的扶贫资金投向了30个扶贫工作重点县，投入的扶贫资金占全部扶贫资金总额的80.69%，插花乡、困难乡占13.99%，其他县的扶贫资金仅占5%。

二、新疆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实证分析

1. 研究方法的选取。

因子分析法是通过一定的数据处理和合成模型把整个指标体系反映的差异综合成一个指标, 综合后的指标用以反映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整体差异。它涵盖的信息往往更为全面。

2. 指标的选取。

本文把研究对象定位为新疆68个县级行政单位。根据综合性、全面性、可行性和指标选取科学性的原则，本文选取了县域经济中的8类共17个相对指标(见表1)综合反映2006年新疆68个县域社会经济状祝，数据主要来源于新疆调查年鉴(2006)、新疆统计年鉴(2006)等。

3. 分析结果。

将200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68个县的17个指标原始数据标准化正向化处理后, 建立6817的规范化指数矩阵, 运用SPSS11.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因子分析。综合得分排序结果(见表2)。

三、模型结果分析

1. 综合得分区间分析。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扶贫开发重点县的综合得分普遍较低，得分最低的10个县均为贫困县，30个贫困县中仅有5个综合得分为正值。此外，部分非贫困县综合得分也较低，如特克斯县排名仅为第58位。

2. 综合得分地区分布分析。

从地区分布来看，得分排名最后10位的均为扶贫开发重点县，集中分布在南疆地区三地州、边境一带。说明南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贫困程度深，南疆三地州是扶贫工作的重点和新农村建设的难点。

3. 地区综合实力差距分析。

在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县级整体经济指标上存在明显差距，特别是第三产业增加值非扶贫开发重点县是扶贫开发重点县的51倍;在公路里程数、化肥使用量 (折纯量) 、亩均农业机械总动力、人均全年用电量要素投入指标上同样存在差距，其中化肥使用量非扶贫开发重点县与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差距达到近8倍。

4. 贫困地区农牧民生产生活差异分析。

以综合得分第67位的阿合奇县为例，该县地处西部边境，属高寒地区，是30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该县贫困程度深，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

*表示为贫困县。

四、对策建议

1. 对南疆片状分布的贫困区域统一规划。

按地区分布，得分最低的10个扶贫开发重点县都集中在南疆，边境一带。建议针对贫困区域片状分布的特点，对该地区打破行政界限，进行区域性的扶贫规划。

2. 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

贫困地区第二、三产业规模小、发展层次低，对经济发展还是无法起到应有的支撑和拉动作用。建议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大力发展贫困县的农村第二、三产业，激发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

3. 注重生态项目的开发。

排名较低的县自然生态环境条件恶劣，主要表现为气候干旱，水资源缺乏且时空分布不均，盐碱、风沙等自然灾害，环境承载力弱。扶贫政策应加大对生态项目的投入。

4. 加大非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投入。

从综合得分排名上看，排名第49～58位的10个县中，有5个是非贫困县，按照资金80.69%投入比例，排名较后的非贫困县的不能够获得充足的扶贫资金。但是，这些地区发展同样不可忽视，建议扶贫政策也应兼顾这类地区。

参考文献

[1]黄晓舟, 王红玲.财政支农资金绩效实证分析[J].商业时代:理论, 2005, (30) :11-14.

[2]李汝.我国财政对三农投入效益的实证分析[J].乡镇经济, 2005, (1) :20-21.

[3]杨伟.如何利用财政政策发展西部地区[J].财会研究, 2000, (2) :8-9.

从经济后果观谈会计政策的选择 第10篇

关键词：会计政策选择,会计准则,经济后果

一、“经济后果”的提出

关于“经济后果”的思考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美国, 当时已有铁路会计等突出事例, 但是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20世纪30年代, 美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 人们将这次危机的部分原因归咎于缺乏统一的会计惯例。会计标准的不完全性使得董事和会计师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任意组合数字。正是这次经济危机揭开了美国会计规范的序幕。此后很长时期准则制定机构致力于从技术的角度制定会计准则, 力图使所制定的会计政策成为不偏不倚的技术规则。

美国经济学家简森和麦克琳于1976年提出“代理人理论”, 强调人们的行为为其自身效用 (利益) 所驱动, 不同个人和利益团体又受制于多种契约关系 (contractualrelationships) 的约束。以企业为例, 管理者作为业主的代理人管理企业资源, 管理者只有在符合自身利益情况下采取行动促使企业资源增值。但是, 在缺乏有效的监控机制时, 管理者可能通过将企业资源转移给自己 (如利用报酬计划) 和逃避职责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然而, 业主 (股东) 亦会做出理性的反应, 可能削减管理者报酬或是拒绝为企业提供资源。因此, 管理者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得不考虑所需承受的“代理人成本” (agencycost) , 从而愿意接受一定的监控机制, 借以减少其代理人成本。

经济后果研究正是在“代理人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经济后果”一词的最先提出是美国著名会计学家斯蒂芬A.泽夫, 1978他在《“经济后果”学说的兴起》一文中指出, 经济后果指的是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者和债权人决策行为的影响, 即会计报告会影响管理者和其他人的决策, 而不仅仅是反映这些决策的结果。根据该理论, 瓦茨和齐默尔曼在1986系统地阐述了报酬计划、债务契约、政治成本这三大假说, 认为尽管资本市场是有效的, 但是会计政策的选择和变更会通过影响各种契约成本, 对管理人员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 进而改变投资者的信念, 影响公司股票的价值。

本轮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 社会各界忙着找出罪魁祸首, 人们将这次危机的部分罪名也加在了会计的身上:公允价值成了金融危机的原凶之一;会计也成了金融危机的救"市"主。公允价值计量与金融危机的相关性, 成了金融界与会计界在危机拯救中的一个争议热点。

二、会计政策选择带来的经济后果

(一) 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此处利益相关者主要指投资者和债权人。他们对企业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所提供的有关财务信息和会计报表的可信性。会计政策选择由于会影响到企业的财务信息和价值体现, 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其对投资者的影响来看。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投资者对企业内部信息的具体了解越来越依赖于会计信息, 而管理当局可能因某些原因对投资者隐瞒了不利的会计信息, 使得投资者不能客观地评价管理当局的经营业绩, 必然会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从其对债权人的影响来看, 为了降低风险, 债权人通常会要求在债务契约中规定一些限制性的条款, 而这些限制性条款一般都是依据会计信息订立的, 对条款的监督, 也是通过会计信息进行, 这样就使会计程序方法与违约的可能性大小直接相关, 从而为管理当局的会计政策选择提供了可能。

(二) 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虽然从理论上讲, 会计准则的变化, 只是在某些方面改变了会计信息的规则, 并不会改变公司的真实价值。但从实际来看, 由于会计规则的改变, 对公司的财务特别是损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少公司的收益水平大为提高, 主要是净利润和留存收益增加, 特别是因股权投资和金融资产所带来的相应变动。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会给企业产生不同的利润和财务状况, 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每股收益和价值体现。

(三) 对税收的影响

企业为了减少纳税或延迟纳税, 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以达成其目的。这主要表现在资产计价方法的选择上。不同资产计价基础会产生不同的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从目前的会计实务看, 特定资产如应收账款、存货、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价仍然以历史成本为基础, 但期末计价实际上是遵循公允价值。由于这些资产相关的减值损失是净收益的扣除项目,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提取可能的损失必定会影响净收益的减少, 进而影响税收的减少。

(四) 对国家经济的影响

由于会计政策的选择不合理和不恰当, 甚至会计政策的乱用和滥用, 将会影响着企业的财务信息。虚假的财务信息将会使社会公众对企业财务信息产生不信任, 当上市公司滥用会计政策改变了观察的数据, 就会影响股票价格, 而实际的业绩却大大相反, 其结果不仅造成财务混乱, 失去诚信, 对市场经济秩序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大量的会计资料失真, 不仅将直接影响国家的财税收入, 造成各项经济指标失真, 最终导致国家经济政策与实际的偏离, 影响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 并且也危害了市场经济秩序, 不利于企业乃至社会的经济发展。

三、我国会计政策选择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后果分析

(一) 会计准则制定的法律环境不够完善

会计政策是会计准则的实施手段, 会计政策选择是在会计准则界定的范围内进行选择的, 是一种剩余选择。因此, 要分析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 先要分析会计准则制定的法律环境。我国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 采用政府集中制的会计准则制定模式, 在准则的制定方面还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第一, 从准则制定机构看, 由国家财政部制定。在我国, 财政部在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中起绝对作用。第二, 从准则的制定程序来看, 缺乏大众的广泛参与。参与会计政策制定人员缺乏代表性, 几乎全是技术型的理论界人士和政府官员, 仅是政府机构和国有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代表, 其他利益代表极少参与。第三, 从对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的影响的评估来看, 有关机构并不注重对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产生的经济后果的评估, 政策制定以后似乎就了事了, 就交差了, 至于以后可能会产生什么问题, 则抱着走一步看一步心态。

(二) 契约约束力不强

在市场经济运行效率比较高的国家中, 报酬契约和债务契约对管理者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 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对这两种契约的影响, 是导致会计政策选择经济后果产生的直接原因。然而, 在我国, 报酬契约和债务契约对管理者的约束、影响相对较小, 这与我国的实情有关。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任免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决定, 其年度报酬一般由政府制定, 企业与管理层的利益很少与会计信息有密切关系, 大部分企业未实行业绩报酬计划, 考核和业绩评价中极少用到会计信息, 有的即使协议有所规定需视其经营绩效而给予相应报酬, 最终也极少按规定执行。所以经营管理者并不注重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另外, 我国债务契约的行政特色浓厚, 国有企业从国有银行所获得的债务有些是按照行政程序, 通过当地政府的协调获得的, 贷款程序对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要求不多, 因此对企业的约束并不强。

(三) 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

公司治理结构主要指现代公司制企业在领导、管理、激励、约束方面的制度和原则, 它涉及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在责、权、利上的划分和相互制衡, 是一种双向的、相互的控制关系和制度结构。会计系统是在一定的治理结构下运行的, 必然要受到所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同时, 会计系统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科学、严密的企业组织管理和公司治理对它的引导和控制。当企业组织不完善, 缺乏必要的内部和外部控制时, 会计信息就可能成为内部人控制以及欺骗股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工具。没有健全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就不能保证会计政策选择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会计信息质量就会大打折扣, 公司治理各相关利益主体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四) 外部监督体系有待加强

在我国会计信息对企业的上市发行、特别发行和退市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因此, 许多上市公司通过选择有利于自身的会计政策, 来避免停牌及退出资本市场。这种特殊的资本市场监管一定程度也在引导着上市公司进行会计政策选择。但是, 证券监管部门在对公司的新股发行、配股、特别处理和退市政策等方面的审核和处理很多时候给人感觉似乎只是在履行程序, 流于形式, 并未达到真正履行其监管的职责。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监督是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外在约束力量, 但从目前的实情来看, 我国注册会计师的执业环境并不理想, 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难以保持独立、客观、公正的立场, 其审计监督结果自然也就受到影响, 并没有达到其应有的社会监督效果。

四、经济后果观对我国会计政策选择的启示

由于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出现三种经济后果:中性经济后果、良性经济后果和恶性经济后果, 因此, 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兼顾公平与效率,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合理保护各利益集团, 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和维护国家利益, 应避免“恶性经济后果”的发生, 保持“中性经济后果”, 尽可能地追求“良性经济后果”。

(一) 完善会计准则制定的法律环境

1. 制定机构要树立技术观和经济后果观的理念

在会计准则制定时, 要树立协调技术观和经济后果观的理念。技术观反映了准则制定的理性原则, 经济后果反映了准则制定的可实施性和有效性, 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依赖。技术观从技术的角度出发, 认为会计准则是在财务会计理论指导下的、不受各利益阶层所左右的、无歧视和无偏见的技术性规范, 而经济后果观认为, 技术上完美的会计准则, 因未能充分考虑利益阶层的利益需求, 未必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而被执行, 所以在会计准则的制定上, 应特别注意考虑有关利益相关体各方的经济利益。经济后果观不是对技术观的全盘否定, 而是要求在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不能单纯从技术角度出发把技术性作为唯一标准, 还要尽可能的兼顾各方利益, 并应侧重考虑会计准则对社会相关各方经济利益的影响, 从而达到两者的统一。

2. 制定程序要增强利益相关方的关注和广泛参与性

要鼓励工商界和金融界的利益代表积极参与会计政策的制定。通过多方途径增强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和参与, 积极听取和收集各方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并在相关网站对意见和建议进行适当回复, 体现制定机构的认真态度, 使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的制定尽可能体现透明民主、兼顾公平和效率, 避免不必要的负面经济后果。

3. 制定机构要反复评估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

制定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时所处的经济环境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任何人无法准确地预测未来, 在制定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时也只能是有限理性。会计准则的制订程序应是利益阶层各方均能接受, 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应对已颁布实施的会计准则和已运用的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进行反复评估, 及时评价已实施的会计政策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产生的效果, 评价其是否能够产生预期的经济后果, 及时修正已实施的会计政策中不完善或是不合时宜的规定。

(二) 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

1. 规范企业管理者行为

企业管理者行为对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可以说掌握着“生杀大权”。因此, 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 必须是使管理者行为能够得以规范。要改进管理者激励机制, 如果单纯以会计信息作为管理者激励契约的依据, 管理者有更大的需求选择会计政策。在管理者的报酬方案中, 应适当引入会计收益以外的其他指标来衡量其经营水平。同时, 要提高管理者的管理水平, 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应注重整体优化。由于会计政策选择所处的环境日趋复杂, 从单一动机出发进行的政策选择所产生的效用往往十分有限, 甚至适得其反。因此, 企业管理当局必须全面分析企业所处的环境形成最优化会计政策组合。

2. 强化独立董事的内部监督作用

现代企业制度下, 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是通过特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程序, 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相互合作、相互制衡的机制。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内部董事的比例普遍过高, 这样就难以发挥董事会的监督作用, 而主管部门的介入, 则无法消除政府对企业决策的行政干预。因此, 增加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独立董事, 特别是保持一定数量的具有专业知识、经验丰富的、且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独立董事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对经理层实行有效监督的重要措施。

3. 提高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要采取多种形式对企业会计人员进行后续教育和培训, 不断提高他们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修养, 让他们充分认识会计政策选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确保会计人员做到既具有扎实的会计知识、积极的创新意识、敏锐的职业眼光和充分的主观判断能力, 又要不断地更新知识, 熟知现行的财经法规和会计准则, 注重会计政策选择效果的整体优化, 以便在工作中结合企业实际、恪守职业道德, 在给定的会计政策空间里自由驰骋, 确保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合理性和恰当性。

(三) 加强外部监督体系的建设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不仅依赖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 同时也需要依赖对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选择执行的监督和管理以及对资本市场的监管。会计政策选择是管理当局做出的, 作为经济人, 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当然会考虑自己的利益, 因而要想加强管理当局合理恰当地进行会计政策选择, 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仅靠其自身是不现实的, 只有不断从外部环境加强对管理当局的监督, 才是可行之路。

1. 加强证券部门监管力度

在我国, 要想建立一个公平健康运行的证券市场, 证监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证券监管部门要完善监管理念, 深化形式审核。把审核的主要力量放在重点事实、重点数据和公司规范运作的核查上, 对信息不明、不详、可疑之处, 提出合理质疑。其次在善于利用最新技术, 提高监管效率。通过建立上市公司联络平台、上市公司日常业务管理系统和网上信息监管系统, 大大提高了监管效率。最后, 要通过媒体信息、举报材料、公司调研、约见谈话等多种形式, 多渠道获取监管线索;通过摸底普查、集中整治、遏制不规范的做法, 在市场中树立规范意识。

2. 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监督是企业合理运用会计政策选择的外在保证, 增强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的法律效用, 有利于健全企业的外部约束机制。应进一步加强对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证监会或由证监会的独立委员会应该担当监管职责, 检查他们的执业质量, 并有权对违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进行处罚。

随着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在上市公司的运用以及进一步推广, 会计政策选择已成为一种必然, 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越来越明显, 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如何规范会计政策选择, 使其达到公司会计政策的整体优化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汤孟军, 李桂兰.契约论视角下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研究[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 2008, (1) .

[2]张一贞, 夏冰.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和成本[J].经济问题, 2006, (1) .

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第11篇

【关键词】房地产信托融资 货币政策 330新政 信贷额度

2015年3月，央行宣布存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降息不仅利好于股票市场，更促进了楼市春季回暖。随后于3月下旬，政策出台对拥有1套住房且相应购房贷款未结清的居民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40%；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普通自住房，最低首付20%，拥有一套住房并已结清贷款的家庭，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购房，最低首付30%；个人将购买两年（含2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免征营业税。楼市新政的出台极大促进房地产市场从灰暗期走向光明，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提速期，房地产健康有序发展对于稳定宏观经济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利率变动与房地产走向并不成单一相关关系，由于房地产市场极大的波动性，投资者需正确把握本次宏观政策的真实走向再做出投资决策，我国也应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畅通房地产市场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利用货币政策促进房价稳定变动，逐步改善居民住房条件。

房地产价格的诸多影响因素中，信贷额度和利率水平是价格指向最主要的风向标。从330新政后，房地产市场成交量逐步回升。全国到各地房地产新政策不断出台，楼市复苏迅速，随后的4月全国主要城市住宅签约套数上涨幅度达到了5.8%，同比涨幅达22.5%。购房者对房源的原则趋向于区域性核心高的，地理位置趋于核心的，商业配套齐全的，故一线城市成交量远高于二三线城市，并且二手房市场也收益颇丰。然而表面形势走好的房市事实上隐藏着诸多危机。首先，由于降息对一二线城市房产影响重大，降息后会在一二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中形成分化带，投资者更倾向于购买一线城市房产，由于大城市中富余大量剩余劳动力，故降息会更加刺激一线城市的投资和刚需。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为了减少已建房源跟上全国房价变动趋势，稍幅降价也是一种推销措施。目前我国区域范围内已建房源存量可满足全国购房需求4年有余，表面上供过于求的局面事实上一二线城市稀缺三四线城市过剩，形成不良分化带。第二，中国住房空置率太高，2015年IMF提供的数据为中国目前住房空置面积达10亿平方米。按国际经验数据，商品房空置率在10%以内时这种泡沫是正常的，我国目前没有精确住房空置率统计数据，从IMF分析来看由于2014年以前开工建设率太高，房地产开工率远高于销售率，造成林立密集楼房的区域往往没有住户，造成大范围土地资源闲置。第三，由于房地产资金需求量大且开发周期长，房产贷款则以滚动式积累前进，即房产项目开发成功后用项目作为抵押去偿还前一期贷款，故房地产金融具有长期巨大信贷风险。第四，我国住房政策对楼市行情起到一定短期微刺激作用，对改善型需求具有利好作用，但目前改善型需求在市场层面已经下降到30%左右，具有改善型需求的投资者不乏具有长期购房经验对于政策出台持观望态度并不急于交款的用户，故住房政策在我国真正反映到房价上还需一定时间。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房价变动可以看出，影响房地产价格的最主要是经济调控政策。本次利率下调会对当前房地产价格起到托底的作用，降息后资金用起来更便宜，会极大降低开发商和购房者的融资成本，在银行申请按揭贷款购房的投资者也会享有利好条件。相比之下对于购房者的优势大于开发商，故短期内房地产会经历一段火热时期，但由于部分区域房产库存很大，开发商不会动用大笔资金购买新用地，故二手房交易量会因此有所提升。住房公积金持有者最低首付为20%会让刚性需求观望者出手购房，二套房购买者门槛的降低利好于改善住房需求投资者，两项措施共行有利于改善当前供过于求的局面，房价适度上涨中可以减少库存，市场将得以实现均衡。然而金融支持过度将会导致房地产风险的产生。目前我国采取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容易诱发流动性过剩和房地产的投机炒作，因此央行才制定货币政策的同时也应与监管机构密切检测房地产运行指标，要求商业银行发放合理的房地产业授信总量，加强信用规模的限制，从源头上防止房地产泡沫的产生。

由于房地产产业的关联性极强，当房地产市场繁荣时，会带动钢铁，家具，电器等一系列产业发展，当房地产出现危机或泡沫破灭时，信贷违约将会造成金融危机产生风险同时消费与投资需求也会受此影响，故调控房价稳定市场是任何一个大国发展经济不可小觑的着力点。此次政策出台相应会导致房价上涨，消费者选择在房价上涨之前出手购房是最佳时机。在面对房地产市场的极大波动性，政府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控制相应的力度，加大对房地产信贷的控制力；同时在保持房地产也发展的情况下也应不断扩大融资渠道，大力发展房地产信托基金；监管房地产业整个产业链的协调发展；保障中国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普及性，从源头上保护中小购房者供应度，保障房的供给增加有利于缓解房产刚性需求降低房价；利用此次利率政策调节鼓励二手房市场的发展，二手房市场有利于优化房地产结构，二手房价对于稳定房价有重要作用。稳步跟进利率政策，楼市稳定上扬才能持久造福经济。

参考文献

[1]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管理信息部课题组.《房地产金融风险影响宏观经济安全的相关研究》.2010年第三期.

过度教育的经济学分析及政策选择 第12篇

我国教育资源利用低效的状况由来已久,一些学者早已注意到这个现象,他们曾作过如下研究:魏新最早估算了大型联合企业中工人过度教育的发生率;闵维方实证研究了过度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效应;赖德胜提出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市场缺乏流动性或流动成本高导致发达地区人才过剩;文东茂估算了大学毕业生发生过度教育对收入的效应;康宁认为政府计划安排的人才规格和规模与市场需求和学校需求之间存在冲突,有可能造成滞后性影响,引起总量上的结构失调与局部性过度教育;张曙光用筛选理论和工作竞争理论分析了教育深化过程中过度教育的现象。2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过度教育,但并没有深入地研究我国过度教育的真正内涵。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分析我国发生过度教育的必然性,提出我国发生过度教育的困境,并探讨治理过度教育的政策选择。

一、过度教育的经济学分析

(一)过度教育形成的体制诱因

我国过度教育的形成与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密切相关。由于制度原因,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扩大了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所有制之间的收入差距。收入差距在地区上表现为东部地区的收入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在行业上表现为垄断行业的收入高于竞争行业的收入,在所有制上表现为国有制企业的收入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收入(排除中外合资和外资企业)。如果收入差距过大并超过某一临界值,即高学历工人在高收入地区或部门从事低学历工人的工作所得收入高于在低收入地区或部门从事与其学历匹配的工作所得收入,他就有动机选择在高收入地区或部门从事比自己学历要求低的工作,从而在这些部门和地区容易发生过度教育。如一个本科毕业生在银行从事前台营业员的工作的收入高于他在企业从事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的收入,他就有可能选择在银行工作。另外,人力资本流动规律是从收益低的地区和部门流向收益高的地区和部门,高学历毕业生集中流向高收益的地区和部门,也容易造成这些地区和部门发生过度教育现象。

(二)技术结构变迁理论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过度教育是技术结构变迁的结果,该理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得到验证。3我国是否因此发生过度教育,我们从理论上推导是成立的。我国技术结构处于快速变迁时期,技术变迁增加了工作结构对受教育者的技术需求。为了满足技术结构变迁对工人技能的需求,我国实施高等教育扩展战略,促使越来越多新生劳动力涌入劳动力市场。这些新生劳动力是否能被充分运用,依赖于用人机制的用人弹性和要素替换成本,如果用人机制僵硬,或者要素替换成本高,企业不能及时用新生劳动力替换以前的工人,那么高等教育水平的新生劳动力相对于以前较低教育水平的工人处于过度教育状况;同时,员工队伍得不到更新,短时期内,企业将出现教育不足的现象。不过,企业器重高技术劳动力,并给予他们较多的培训机会,过度教育的工人在同一个公司里能够得到较高的工龄收入;相反,教育不足的工人的工龄收入越来越低。

(三)筛选理论和教育投资“逆向选择”行为

教育本身并不提高一个人的能力,而是为了向雇主显示自己能力的信号。雇主通过学历高低把不同的人分配在不同的岗位上。受教育时间越长,表明受教育者的能力越高,获得的工资也越高。由于教育时间能够增加个人在未来工作竞争中的比较优势,而且较长的教育时间意味获得更高的工资,这个现象促使人们积极投资于教育,以此向劳动力市场提供较高的教育资格。然而教育年限不能完全代表技术水平,受教育者的这种行为会明显地引致过度投资教育的现象。教育投资的“逆向选择”行为发生了,人们进一步投资教育,为了使他们的能力显示出来,事实上,他们开始拥有的技术水平完全能胜任以后的工作,根本用不着浪费继续投资教育。

我国在教育扩展时期,教育门槛不断降低,对不同级别学校的毕业生一视同仁,加之假文凭、缩水文凭泛滥,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育的信号作用。个人不得不对自己进行过度的教育投入,以便获得一张防御性文凭对付文凭的泛滥,从而导致文凭失去了筛选的价值,这就是罗纳德多尔指出的“文凭病”(Diploma Disease) 4。“文凭病”只会促使雇主抬高录用标准,使高等学历工人从事本身需要低等学历工人作的工作。这在我国表现的很突出,教育规模扩大到一定时候,出现文凭贬值的现象,雇主倾向于盲目抬高招聘条件,追求高文凭人才,一定程度上直接诱发了过度教育。

(四)成本替代理论

受教育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体系尚未成熟,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工人的工资差距不大,意味着他们之间的替代成本不高,导致用人方在用人过程中产生替代行为,“越位”使用受教育劳动力,即在较低的工作岗位上用高等教育水平劳动力替代低等教育水平劳动力;而受教育劳动力在激烈的竞争中也愿意降低自己的初始工资水平,与用人方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妥协,结果用人方在不增加劳动力成本的条件下产生了过度使用教育资源的行为。例如,目前我国用人单位在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的价格成本上没有很大的差距。根据国家人事部最新公布的工资标准,转正后中专毕业生核定工资为924元;大专生为945元;本科生为1016元;硕士生为1070元;博士生为1238元。也就是说,国家核定的中专生与博士生之间的工资成本价格差只有314元,本科生与硕士生之间差为54元。不同受教育水平劳动力工资差距不大,使用人方失去要素成本约束,产生了用高等教育水平劳动力替代低等教育水平劳动力的行为,从而发生了过度教育现象。

(五)教育“替代”理论

过度教育是教育扩展时期教育数量替代教育质量的表现。同样是大学生,发展中国家培养的大学生和发达国家培养的大学生在质量上可能有很大差异。一些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来的教育就面临着学生数量与教育质量替代的问题。近几年来,我国各级的入学人数大大增长,但教学资源的增长却未能赶上学生数量的增长,从而降低了教育质量,造成供给的质量与需求的质量不符合,即高等教育者不能胜任与其学历匹配的工作,于是降格录用必然产生。倘若高学历劳动力不愿被降格录用,就可能导致比较广泛的所谓“知识失业”。经验研究表明,我国接受成人教育的工人就是因教育质量不足而被降格录用的一个典型案例。调查研究显示,与同等学历的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工人相比较,接受过成人教育的工人更容易从事比自己学历水平要求低的工作,即更容易发生过度教育,这主要是由我国成人教育质量不足造成的。5

另外,我国为了实现经济超常规发展,不但从规模上迅速扩展教育,而且从结构上跨过初等、中等教育,优先选择投资高等教育。然而,迅速扩展高等教育,破坏了教育结构适应经济结构的均衡原则,即经济所需教育以中等教育为主,如果中等教育无法满足经济需求,会产生高等教育者替代中、低等教育者的现象。人才结构与社会需求不适应,必然会出现研究生替代本科生的工作,本科生替代专科生或更低学历者的工作。

二、我国发生过度教育的困境

人力资本的错误配置会降低人力资本的效率。舒尔茨认为“一种错置的资源就无异于配置的是一种低生产率的资源。”并且,舒尔茨还认为人力资本同样存在折旧问题,闲置会带来人力资本的贬值,“当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时,人力资本便会退化”6。我国过度教育是一种隐蔽起来的社会损失。有的地方或部门人力资本储存高,处于闲置状态,有的地方或部门人力资本匮乏,结果使有限的教育资源不能充分运用在“刀刃”上。除此之外,发生过度教育将会产生如下效应:

(一)过度教育降低个人工资收入

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有风险的投资,如果得不到有效的使用,这种资本将丧失其作为资本的价值,当然作为培养人力资本的教育产业也会随之降低其价值7。因为在教育使用过程中,教育不被充分运用,意味着受教育者的劳动生产率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受教育者的工资决定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下降后,个人工资也随之下降。我国学者估算了过度教育收益率,通过1995年数据的估算发现,过度教育收益率(1.2%)小于工作所需教育收益率(5.8%),说明过度教育工人的收入会受到损失8;通过2002年数据的估算得出,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比具有相同教育年限且在层次对应岗位工作的人低9.55%(若以毕业生人均月收入为1000元计,则相当于低95.5元);9通过2004年数据估算得出,过度教育工人的收入损失为15.1%。10经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我国过度教育工人的收入损失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

(二)过度教育使政府投资成本上升,收益下降,加重了政府投资负担

对于政府投资教育占很大比重的国家来说,过度教育不仅是个人的损失,个人发生过度教育的收益损失最终上升为整个社会收益的损失。受教育者的技能不被充分运用,直接造成社会教育收益率下降,甚至出现了教育投资无效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初,在马来西亚、加纳、肯尼亚等若干国家中,培养一个中学生费用是小学生的11.9倍,一个大学生是小学的87.9倍。据统计,我国在受过初等教育的每5300人中才产生一位博士,换算一下,这相当于每投入3,580万元才培养出一位博士。如果按照这样的计算方式,那么高等教育者从事低等教育者的工作,意味着浪费了多少倍的教育资源。在同等条件下,如果将这些投资转向其他收益更高的项目,政府所得收益率将高于教育收益率,意味着过度教育使政府投资产生很大的机会成本。在高等教育不充分运用的条件下,政府实施的投资策略是继续推进高等教育投资,结果进一步加深了过度教育发生的程度,也进一步加大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同时也加重了政府投资负担。

(三)过度教育降低工人劳动生产率

由于我们不清楚教育怎样作用于生产力,加上数据缺乏,难以精确估算发生过度教育对生产力的损失程度。不过,闵维方教授和曾满超教授以一家中国汽车制造厂为研究对象,发现当员工的受教育程度超过其工作岗位的要求时(即过度教育),员工表现出较低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努力程度,因而劳动生产率也比较低。11从工作流动来看,过度教育工人为了得到与自己学历匹配的岗位,经常转换工作。频繁的跳槽对个人可能是明智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过高的转换率会造成社会生产率的损失。并且,过度教育者频繁转换工作的现象使企业和个人陷入到不稳定的困境中,导致企业不愿意对人力资本进行风险投资,个人在工作流动中又负担了较多的工作转换成本,总体上降低了工人的生产效率。

(四)过度教育使我国本来就已经失衡的教育结构进一步畸形化

过度教育会误导教育投资结构,使本来就已失衡的教育结构进一步畸形化。教育活动是一种投资行为,市场对教育的需求是派生需求,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结构最后引导教育产业的投资结构。如果市场出现明显的过度教育现象,间接地向社会发出一个信号,似乎中低级人才已经饱和,误导教育供给者又把投资目光投向本科生和研究生,迫使普通高等教育过分扩张。有限的教育资源就难以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初、中等教育的发展势必受到影响。如许多部门、企业都把学历标准放在第一,只录用大专以上的人才,有的甚至只招聘本科以上人才。片面追求高学历的做法,使中等职业学生的就业雪上加霜,直接带来的后果是影响了中等职业教育的投资。人们本身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资不看好,恶劣的就业形势更加降低了他们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资信心,结果高等教育投资日渐上涨,中等职业教育投资被削弱了。

三、我国控制过度教育的政策选择

在西方国家,教育不被充分利用后,个人重新考虑他们对教育的投资,有可能投资到其他更有利益可图的地方,这会影响到教育需求。公司有可能改变工作结构来更好地利用这些过度教育资源,有可能通过重新设计工作组织方式来扩大他们的技术需求如组建自主工作队伍,使工人有更多自主权,或者甚至彻底进行工作组织的变化,使工人自己拥有公司,从而他们可以民主、自由地经营公司,通过这种方式使工人的技能被充分利用。政府通过调控受教育工人的供给和需求来解决过度教育的问题,比如,通过宏观政策来影响私营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如通过税收对公司进行激励,使公司更好地发挥技术工人的作用,政府也可以通过改变教育私人成本影响人们的教育需求。

我国发生过度教育的原因和过度教育的实质都不同于西方国家,决定了我国教育政策也有别于西方国家。我国体制改革实行了渐进式改革,以避免激进改革引致各种矛盾激化而付出高昂的代价;与此相对应,我国过度教育问题必须在体制改革和体制完善中才能得以解决,教育扩展也应该实行渐进式的、适度的扩展原则,从而避免体制诱导下教育和就业之间矛盾的激化,并进一步导致教育资源浪费和教育扩展无效的结果。另外,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资源使用更加强调市场化的制度环境,所以从制度上保障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教育技能被充分运用是解决我国过度教育问题的关键。

政府优化教育投资结构,个人理性投资教育。国家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才资源,其比例以高、中、初三个能级为1:3:20的结构较为合宜,即人才需求结构中,初、中级人才需求量最大。12我国政府对未来的教育投资结构应该继续偏向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而且注重中等教育多样化发展,保持普通中学教育、中专教育、职业高中和技校分布合理的构成。同时,政府还需继续推行高等教育投资的市场化和多元化,实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促使个人理性投资教育,从根本上优化教育投资结构,防止过度教育的发生。

对于企业,学历并不是越高越好,企业应该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合理接纳各类不同层次的人才,实行以岗定人、适才适用的原则。一个成功的企业,员工的学历和知识层次应该呈金字塔结构,金字塔的顶端,是企业的高层次管理人员,人数约占1/10,他们掌握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其学历应是企业内部最高的;金字塔的中部,是中层管理人员,人数占2/10,他们的管理和协调能力应较强,应具备大专和本科以上学历;金字塔的底部,是一线技术和业务人员,人数占7/10,他们的业务能力和操作能力应较强,具备中专或职业教育学历即可。13企业的人力资源只有形成这样一个高中低搭配、层次互补的结构才能合理有效地利用人才。

高等院校在扩招时期不容忽视教育质量,正确定位办学模式和办学层次,强调不同层次办学模式的竞争优势,促使不同层次院校的毕业生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他们的教育技能。从我国经济的技术结构看,我国除了需要一大批高层次、高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开发新产品、开拓新领域外,在数百万个企业中,需求量更大的是中等水平的应用型人才,即使在将来,中等水平的应用型人才也会在企业职工人数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而现实中,我国院校办学盲目追求高层次和学术型。这种办学模式不但不符合经济技术结构的需求,而且培养出来的学生雷同,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容易被更高学历的求职者替代,造成劳动力市场上盲目攀比学历的现象。事实上,特色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被替代的可能性较小,经验研究表明,我国参加过职业教育的工人发生过度教育的概率较小,看来发挥职业教育的作用仍然是我国充分利用教育资源的政策选择。

最终,需要在受教育劳动力市场上发挥市场价格的有效性。提高资源配置效应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发挥市场价格的有效性。过度教育是对教育水平和工作层次不合理的匹配,为了合理配置资源,需要充分发挥工资在受教育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合理拉开高等教育水平和低等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使高等教育水平和低等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能够较合理地反映其成本的差距,以防止用人方失去成本约束,越位使用高等受教育者。尤其重要的是,对于高低工资部门间的人才不合理的流动应加强管制。最好是能建立一个全社会范围内以教育水平或技术水平为标准的最低工资水平界限,从而防止由于高低工资部门间的差异而造成受教育劳动力过多地流入高收入部门。

摘要：当个体所受教育水平和工作技术水平不匹配，或者个体所受教育水平高于工作需求水平，就会发生过度教育的现象。由于教育快速扩展，我国虽然总体属于教育不足的国家，但不同程度地发生了过度教育现象，其实质有别于西方国家，我国过度教育是制度约束下教育和就业矛盾的产物。过度教育使个人乃至国家的经济价值都会受到损失，要求政府、企业和高校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过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