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自由与容忍》读后感（精选13篇）
胡适《自由与容忍》读后感 第1篇
谈《容忍与自由》的读后感
前日有幸，听到语文老师谈，胡适《容忍与自由》，期间不乏老师自己对这些耿耿君子的无限钦佩之情，但更多的讲的是胡适之容忍与自由给今天的我们什么启示，深有体会。我课下果断找到原文细心拜读。
我认为，他提到的四恶必杀，和他自己理解的一样，多少有些绝对。因为不能将名族的文化觉悟，归结于几步旷世著作。无神论，也或有神、有鬼终究是个人心理能力的表现，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人们保持自己的文化经典的虔诚、绝对信服，这一点从根本上讲是没有错的。从这一点上讲，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的体现，而某些人刻意的要将自己的什么什么论强加于民众，迫使他们觉醒，这多少有点强人所难。除非是将《天演论》、《马克思》思想，自然地传向民众。而不是在所谓文化先驱报纸、期刊上发表一篇自己的所谓理论，然后以文化人的姿态将同意的民众化为进步着，将另一类归为迂腐。
人要有自己的思想，人，合法、合理的拥有自己的思想，这本身就是自由实现与否的一种标准。胡适先生在任北大校长期间，正是以这种自由、博采、大胆革新的姿态，北大招进许多有着新思想，新潮学的年青一代，正是这些人，将更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推向了更远，这是我讲的一点对于自由的观点。
当下，由于各种不当的行为，对于传统的道德观产生巨大的冲击，为什么总是有路人，看到年轻的小女孩躺在血泊中视而不见，为什么总是有滑到的老人面临生命的危险，却总是无人问津。这些路人、旁观者，难道不受良心的谴责吗？在这种情况下救人与不救人确实是一个人的自由。老吾所老，幼吾所幼，这种传统道德的呼声，在这种所谓的自由的环境下竟然是那么的无力。
同样的事情，韩国发生金融危机之时，民众竟然自愿拿出家传金器，结婚戒指，甚至养老金等。出来与国家共患难，好多人讲难道中国人没有韩国人觉悟高吗？难道我们真的已经道德沦丧到受人发指了吗？
两种自由的抉择，两种不同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胡适先生讲自由，应该讲清楚，那些情况下应该自由、那些情况下不应该自由。比如说老人跌倒的时候，救人是必须的（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些是不可能的，万一遇到碰瓷怎么办），说不定正是他对于自由的定义太自由化了，误导了我们呢，呵呵。当然如果一个名族要真的将这些道德也法律化，不自由化。那么这必定是一个即将沦丧的名族，必定是一个，即将迫切需要给每一位民众大脑都植入一种道德芯片的民族。
韩寒讲，“自由就是自己还有一张嘴，能在理智的情况下说出心声、自由就是自己还有一双脚，在即使不能动的情况下，也能随心所欲、自由就是你还相信我、我还相信你。”对啊，我觉得自由的前提就得是信任--------对自己价值观的信任、和对社会、对他人的信任。
讲完自由再讲容忍，就一切简单多了，胡适先生总是鼓励年轻人，大胆的假设，小心去求证、包容不同观点。这是两种姿态。学术研究对于浮躁、势力是丝毫不能容忍的。但是新思想对于假设的程度是没有容忍上限的。学术上是这样，胡适先生在为人方面更是堪称模范，且不谈，面对众多优秀女子的痴心追求坐怀不乱。她在家庭方面颇多忍让，虽有“妻管严”之名，但家庭十分和睦。但是对于妻子反对他资助学生一事，他也是毫不留情的不予忍让。他即使是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就任驻美大使期间，也是拒收俸禄。不是他真的不需要，而是仅仅是想为国家节省开支。对于艰难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容忍力，但对于帝国主义对于国家主权的侵犯却坚定地说“不”。从他这种行径上我想我读到的是：“容忍可以，但得看是什么事，具体事，具体说。我可不是对于所有的事都能理智的去容忍的。”
我喜欢韩寒，不是因为有权威人士说，韩寒身上兼有鲁迅和胡适的品质，而是我自己读到的：他总是能将容忍与自由把握的很好，即使有些事情他真的做的不好，但就跟我们讲容忍一样-------人无完人我还是喜欢他。胡适什么都做得很好，但总觉得神交过似的，还是很有距离。立做榜样倒是可以，立做偶像却是很难谈及。
通读《容忍与自由》全文，胡适先生看似从学术的角度讲了自由、容忍。实则结合他的一生，这本身就是他自己，为人、价值观、处事态度的一种综合体现。中国人总是喜欢立起一个又一个模
范，用他们的行为做标准。如果你也赞同这样，那么请在在自由思想的前提下，将胡适先生立为自己的模范，终生效仿之。
以上是我自己读完本文联想到的一些人、一些事、和感悟到的一点观点，多有青涩狂妄之意，还望不要见笑。
11级物信系电信一班
乐鹏
2012年5月26日
胡适《自由与容忍》读后感 第2篇
胡适先生对于“容忍与自由”的见解，本人深表赞同，也有切身体会。随着年龄阅历渐长，越来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加重要，只有可以容忍各家观点、不同意见时，才能收获真正的自由，才不被禁锢。自由是免于外力的压迫，真正的自由社会是有包容性的社会。自由的前提是容忍，社会应当允许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政治理想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的人。
书中还详细阐述了白话文运动的前因后果，十分有趣。事件的起因竟是康奈尔大学的男同学们为欢迎女同学的秋季入学，夜晚租船游湖，不曾想天公不做美，下起了大雨，不得不将船靠岸，众人还被淋湿了衣裳。男同学中有位诗歌爱好者任叔永据此做了一首诗，并寄给已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胡适读后回复：诗是好诗，只是一半是古字，一半是白字。戏剧性的是这篇回复引来哈佛大学的梅光迪同学的批评，为证实自己正确，胡适寻找到大量证据可以证明自古以来，被一直传唱的优秀诗词、戏曲、文学小说都是白话文，并提出“文言是死文字，白话才是活文字”的见解。19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并得到了陈独秀的积极响应。自此，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拉开了序幕。
胡适一生未加入任何党派，保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尽力避免谈论政治，提倡少谈点主义，多研究些实际问题，追求法治社会，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勤谨和缓”四个字是胡适毕生恪守的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准则，“勤”是努力不懈怠，不偷懒，不走捷径;“谨”是谨慎不粗心;“和”是不武断不乱发脾气，要虚心和和气气;“缓”是指不急于轻易下结论。对于做学问，他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要相信“功不唐捐”，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
另外，胡适还积极为女性平权呐喊，呼吁减少对女性身体思想的束缚。他还结合自身的经历，给大学生们求学择业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几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非常值得借鉴。
容忍与自由 第3篇
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危险
【解析】胡适晚年回顾说，所有的主义和学理都是该研究的，但我们应把它们当一种假设的观念来研究，而不应把它们当成绝对的真理或终极的教条，或是把它们当成宗教信条一样来奉行、来膜拜。这样才能培植自身创造性的智慧，训练我们对解决当前团体和社会里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从含有迷信的抽象名词或学理中解放出来。
我曾说过：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要知道舆论家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我看了这种消息的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是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作一种教训吗？”什么样的教训呢？这个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人所共知。现在中国政客又要利用它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它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不同：决不是这一个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我谈我的，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
这都由于一个懒字
我因为深觉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奉劝现在新舆论界的同志：“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地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算不得舆论家，只可算是钞书手。
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主义”摆在脑后做参考，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教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新思潮的意义
研究问题 输入学理 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
【解析】胡适认为，“评判的态度”乃是“新思潮”的根本意义与共同精神，要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打破既定的观念。他主张针对具体的问题，以积累渐进的方式推动中国文化的解放和改造。他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的构想，自成理路。不过，“新思潮”的流播，虽需要社会条件的配合，但往往也会受其制约；而且，正如余英时教授的提醒，当时的思想世界，是由多重而又变动无常的“心灵社群”（Community of Mind）构成的；因此，胡适的论说，也只是一家之言，并非普遍真理。然而，对于那些既存的制度风俗、圣贤教训或是公认的行为与信仰，胡适希望人们都要出于“评判的态度”，他的提示，值得吟咏回味。
近来报纸上有过几篇解释“新思潮”的文章。我觉得或太琐碎，或太笼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据我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是种新态度。此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仔细说来，它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1）对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3）对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吗？”
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小脚是“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这叫做“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我以为现在所谓“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根本上都得有这公共的一点—评判的态度。
容忍与自由读后感 第4篇
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有不少提法都让后人称道，尤其那句“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重要”更是赢得后人们的青睐。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对胡适而言，这句话先是出自他的一位老师之口。
读了这篇文章，我随着作者古今中外的畅游了一番，给我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感，我也越发觉得人若要进步就需要革新，需要包容。我们需要得到包容谅解就先得谅解包容别人，就象这社会这世界给予我们，以及我们所应该去报答的。
这篇文章是胡适总结自己过去年轻气盛和当下经过了很多事情后所得出的想法，就是容忍远比自由重要，而只有足够的容忍的基础上才会有足够的自由。
起初胡适把这篇文章定名为《自由与容忍》，后觉得不妥，遂易之。
因为文章本身就是要突出“容忍”二字而“自由”我相信只是作为作者对“容忍”二字的衬托，也是对曾经自己所认为的，执着的一个反剩
作者由布尔先生的对话引出本文的观点：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胡适甚至认为“容忍”既为一种自由的精神，同时又是一种民主的精神，或者说它就是自由之根本。容忍既是自由存在可能的前提，也是自由最后所成就或者所归属的社会秩序形态和个人思想行为的重要准则。换言之，一个健康的社会，只有容忍不同的思想存在，容忍有不同的声音，才能使人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这两篇文献中，胡适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不容忍、主张容忍异己、容忍反对党的主张。
在胡适看来，如果一个社会缺少容忍精神，不能容忍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声音，那么这个社会必定会产生唯我主义，而走向极权专制。
胡适不仅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还认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有不少提法都让后人称道，尤其那句“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重要”更是赢得后人们的青睐。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对胡适而言，这句话先是出自他的一位老师之口。胡适秘书胡颂平写过一篇追忆胡适的文章，题为《胡适先生写字的故事》，讲的是1958年12月16日的晚上，胡适先生对胡颂平谈起十七八年前在美国去看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伯尔先生的一个故事。胡适对胡颂平说：“这时伯尔先生快八十岁，早已退休了，他和他的夫人住在一个山上。那天我去看他们的时候，伯尔夫人亲自动手做菜请我，伯尔先生和我谈了很多话。
有一句话，我至今还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其实容忍就是自由：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胡颂平说他当时听了很感动，就请求胡适先生把这句话写给他，胡适答应了，并当即在胡颂平的工作桌上“拿了一张已经截去一小半的信纸来写”。尽管这样，我们依然要感谢胡适，感谢他留下了老师对他说的这句虽非“惊天地”却是“泣鬼神”的话。
随后作者回忆自己17岁那年发表的一篇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文章，于是总结这几十年过去后，自己对当初那篇文章的态度。作者用了很多个“50年前我没有想到„„”来再次论述自己的的观点“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发现“容忍”远比“自由”重要。
50年过去后，胡适先生仍是原本的自己，依然是个无神论者，依然“不相信一个有意志的神”，“依然不信灵魂不朽的说法”，但是在这之外，他的个人处世态度却完全地变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享受了40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所以要用自己容忍的态度去报答世界对自己的容忍，于是再一次提到自己作这篇文章的观点：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越觉得容忍有重要的意义。
之后作者开始感慨在宗教自由史，思想自由史，政治自由史上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并例举了马叮路德和约翰。高尔文在欧洲革新运动上的例子，阐述过去非此即彼的异端邪说，因而导致互相残酷撕杀，无所不用其极，而这种性质是无助人类社会在和平与发展中迅速获得更大的进步。
最后，胡适先生很自然地把话题放到政治思想上，通过与陈独秀的书信再次表达作者对武断不容忍态度的反对和觉得自由的重要性。
近年来，思想界大谈自由主义。但都是对西方的理论资源的阐述与发挥，却遗忘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者胡适。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于留美时期，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掀起了自由主义的狂飙，影响巨大，流风所及，汇成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但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真正发挥与系统表述是在四十年代中期以后，他晚期思想不仅未改初衷，而且变得浑厚、深沉、圆熟。这期间胡适思想进展表现在：他着力于自由主义基本内涵和行为规范的思辩，不再使自由主义沦为一种宣传性的口号，奠定了其学理的基础和理论的构架。胡适注意到“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故胡适特别嘱意建立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他明确提出自由主义的意义在于争取思想自由；建立捍卫人民基本自由的民主政治；容忍反对党、保障少
数人的权利；推动和平渐进的改革、实行立法的方法。他反对那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偏执态度，特别提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把容忍纳入自由主义的行为规范。其所思所想，既有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精髓，又有胡适本人的思想结晶。读之让人感慨不已。
读了这篇文章，我随着作者古今中外的畅游了一番，给我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感，我也越发觉得人若要进步就需要革新，需要包容。
《容忍与自由》读后感 第5篇
“容忍”与“自由”，于我而言，就是当一个人因某人某事而恼怒时，如果无法容忍，就无法释然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不安灵，自由便无可言说。我想，这大概是对胡适先生的文章最通俗的理解了。
从写作角度来讲，胡适先生用他17岁那年发表的一篇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文章，来阐述他对布尔先生的对话引出本文的观点：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再总结这几十年过去后，自己对当初那篇文章的态度。胡适先生用了许多个“50年前我没有想到……”来论述自己“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发现‘容忍’远比‘自由’重要”的观点。
50年的时光，胡适先生仍是原本的自己，依然是个无神论者，依然“不相信一个有意志的神”，“依然不信灵魂不朽的说法”，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能从他的文章中看出他的个人处世态度却完全地变了，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享受了40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所以要用自己容忍的态度去报答世界对自己的容忍，于是再一次提到他作这篇文章的观点：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越觉得容忍有重要的意义。
在胡适先生利用古今中外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路历程：从年轻气盛到能够随年龄增长体味到容忍的重要性，从无法容忍到包容，然后在思想上及行动上获得自由。这些都可以从他对《礼记·王制》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理解中发现; 而且在中国古代“四诛”与西方宗教迫害的举例中，我们更能看出他对“容忍与自由”的深致理解，从而让我们随他的脚步，随他的亲身感受，一点一点的吸纳他的信念，最后明白他对“容忍与自由”的深刻感受。而胡适先生通过与陈独秀先生的书信再次表达他对武断不容忍态度的反对和觉得自由的重要性来表达他的政治思想时，这让我们更加实在地明白他的“容忍与自由”。
“容忍远比自由重要，而只有足够的容忍的基础上才会有足够的自由”这应该就是胡适先生总结自己过去年轻气盛和当下经过了很多事情后所得出的想法吧。
《容忍与自由》读后感 第6篇
容忍与自由，粗看二者意思无所关联，而细琢磨起来含义很深。我以为容忍与自由二者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如果没有容忍便没有自由，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感悟其中道理，一个家庭，假如成员之间不能互相容忍对方的缺点或生活习惯，不允许、容忍对方持有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或看法，久之这个家庭就会出现不和谐之音，人心不悦。社会也是这样，当我们走向社会与不同人接触时，总是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念，不能接受或容忍别人的观点，争高论低，引起纠纷矛盾，久之互看不顺是非不断，人心压抑。扩而大之，便是国家，世界上有200余个国家，社会制度不同，各民族宗教信仰不同，如果不能相互容忍包容，相互不能友好往来，久之互为利益而争，国之不和。这样一来一个家庭不和睦；一个社会不和谐；一个国家不和平，岂不就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了吗？当今中东地区战火不断，有的国家内部矛盾重重，恐怖事件时有发生，不都是把自己的观点认定为是吗？不能接受容忍别人而引发的吗？
反之，我们把念头一转，学会了容忍，它表面看是你接受了别人，更深一层是你已经学会为别人着想，一个家庭之中都互相为别人着想，家庭便和睦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都能互相为别人着想，社会就和谐了，国家之间能互相着想，互相尊重，世界就和平了，世界和平了我们每个人还会不自由吗？这就是容忍带给我们最大的好处。容忍是门功夫，真能作到了，它的确能帮我们解决问题。
胡适《自由与容忍》读后感 第7篇
时下中国对胡适与蒋介石关系的评价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点，官方多将胡适描画成国民党蒋介石的“御用文人”，民间则往往对胡适寄望过高，视其为以一人之力对抗独裁政权的民主斗士。本文则在此之外，通过比较胡适-蒋介石与林语堂-蒋介石的关系，试图重构出更接近“本相”的胡适与蒋介石：首先，作者借由比较胡适和林语堂笔下的蒋介石，指出林语堂对中国的现状与前景皆为悲观，其冀望于一个开明的独裁领袖来改变中国的现状，因而他对蒋介石的评价以赞扬为主，少有批评；胡适则不然，其坚信民主方为未来中国的出路所在，在对待与蒋介石的关系上，也较林语堂更为平等。其次，作者提出，胡适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以道抗势”的传统，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台湾，他仍能直言不讳，屡次触犯蒋介石；而晚年林语堂则代表“以道辅政”，抱有“国之安危系于蒋氏一身”的信念。由此可见，胡适的确是一位独立自主的知识分子，问题在于，独立自主并不意味着“以卵击石”，胡适从不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典型，面对蒋介石时，他亦有温和持重的一面。另外，蒋介石的宽容与大度，也是胡适犯言直谏却安然无事的原因所在。忽视了这些史实，仅仅依靠自由斗士或威权领袖的标签化解读来分析胡适与蒋介石，我们则难以辨清他们在历史当中的复杂“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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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读后感(肖鹏) 第8篇
嘉善新世纪学校 肖鹏
最初，是被“容忍”、“自由”这两个词所吸引，不由得就选了这本书来读。细读之中，越来越体会到胡适先生的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这样的观点，如今社会彰显个性，我们需要得到包容谅解就先得谅解包容别人，就象这社会这世界给予我们，以及我们所应该去报答的。
作者反复要说明的道理，就是“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他人的容忍是你自由的前提。胡适先生用他一生来感悟这句话，因为他的一生起起落落，跌跌撞撞，他曾担任过台湾省中央研究院院长时，与雷震共同创办《自由中国》杂志，触犯了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雷震被捕，杂志也被勒停，之后又在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主办的亚东科学教育会议上作了25分钟的演讲，又被批判围剿，指责他贬低中国古老文明，力主向西方现代文明看齐。因而病倒。随后两年，又在中央研究院，召开院士会议期间，在最后一次酒会上致开幕词，他说；“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围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多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从这话可以看出，胡适先生他的容忍的态度，他大度谅解的心扉。他用着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他的宽容。
这令我不禁想到近些年来紧张的师生关系、紧张的医患关系，也许双方之间最缺乏的，就是适当的容忍了。如果彼此之间有那么一点点的容忍，许多令人扼腕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我是一名教师，对此就深有体会。有一个学生，中午在教室和同学玩耍时不小心磕着了膝盖，流血了，但是当时我不在，并不知情。学生去找了其他老师，老师让学生到医务室诊治。下午我返回学校，学生并没有跟我提起此事，那个老师也没跟我说。结果到晚饭时，这个学生来跟我讲，说膝盖破了，疼的厉害，我第一时间安排学生到医院治疗，然后迅速通知家长。没想家长不分青红皂白，对我一顿责怪。当时我很郁闷，甚至有想辞掉班主任的冲动。至今，对此事我都无法释怀。现在想想，家长对孩子的受伤很紧张乃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老师并非刻意不告知，也不想孩子受伤，家长应该多些容忍的心态。我作为老师，也应该理解家长的心情，毕竟孩子都是家长的心头肉手中宝，家长的几句责备不必太放心上，关键是做好我该做的工作，对得起天地良心就够了。
通过看这篇文章，我有了深刻的理解。文章中所说的那个自由，容忍给了我们很多见解。关于自由，这文章完全打破了我一贯的看法，也是这段时间切身体会到的观点: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先说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人明显的挤兑你，可你还的微笑面对他，承受住了压力，然后/ 2
体会到了更大的心灵自由度；再说个长远的，我这个人很怕别人的拒绝，之前有人一次拒绝我就直接放弃了，然后最近有人拒绝了我三次我还能坦然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舒心一笑，体会到拒绝并不可怕，那是别人的自由，而我需要做的，我都全力以赴，也没留下什么遗憾，最终获得心灵的解脱。我觉得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回报社会对我的容忍。
通过看这篇文章，我的感想也颇深。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只有容忍不同的思想，容忍不同的声音，容忍不同的呼声，才能使人人有思想的自由，有说话的权利。现在才真正明白，对人待物需要容忍的度量，我们要学会尊重人的权利。我们可以看不惯别人的为人处世的作风，但是一定要容忍。这样才能学会好好处理关系。容忍其实是自己必须容忍别人的观点，别人才能自由，相反的别人容忍自己的观点，自己才有自由而言。我自己转念一想，的确如此，就像卢梭曾经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所以容忍是必要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不仅要学会容忍，还要学会这篇文章带给我们知识的精髓。然而这篇文章让我学会谦虚求学，知识浩瀚无界，自己所学不过小之又小的一部分，就算有所成就，也不值得骄傲自豪，应该继续扩大自己的学识，继续学，“以有涯追求无涯”。以及先生对待科学的态度，严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人生的意义在于我们怎么看待人生”。而不是盲目的去追求所谓的成功。我们要学会以一切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种种磨难。在困难面前，我们要学会容忍，不要老去抱怨，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生活不会因为你是谁就会额外给予你什么。也不会因为你的抱怨而分外的怜惜你。所以我们要学会以一颗容忍的心态去面对。我们要学会抛弃我们一直坚信的不会错的心理，敞开心扉去接受，去容忍，去理解，去宽容别人的观点。也许我们在包容他人的观点时，他人也在接受你的理论。我们要始终以一颗包容的心去理解，学会去容忍，因为容忍是相互的。
容忍与自由读后感800字左右 第9篇
本书选取的是胡适先生所写的《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在这篇文章里面写道：”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特别主张的应用是有限的，方法的应用是无穷的。“ 受人之鱼不如受人之渔。特别主张适用于特定情况下的特定历史阶段，而方法往往能帮助跟好的找到特定时期应有的特别主张，本书的3卷分别文明 ，自由，社会，者各层次来表达作者在特定历史情况下的思想主张。这位在特定时期被抹黑的作家，如今又被放到另外的一个高度。很多人重新认定其文学大家巨匠的地位。
我们要什么样的文明是胡适对思想文明和学术教育诸领域之思考，将西方文明传入后的新思潮做了一定的个人的独到见解，主要是以再造文明为核心。卷二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自由?强调“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期待容忍“异己”，更不要“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始能向和平改革的道路前进，培养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有人味。人性温暖。人性正能量， 对于欲望的放肆也是人性的一种表达形式。 而具有人味的文明社会。需要社会每个组成部分及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拥有“容忍”这是根本也是文明社会的奠基。卷三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胡适向来以“易卜生主义”论式出发，倡导健全的个人主义，强调“把你自己这块料铸造成器”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呼吁养成独立思想的能力，并应为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承负完全的责任。个人成则家国成，这是如今提出的提高全民素质的先驱，正是因为素质低才会提高，当时当把其提高到口号的高度，可想其低的程度是不是已经相当棘手了? 健全个人主义，社会机构都必须健全个人主义机制。而这一对天生的冤家，是相依相生的。
“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饿。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设法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催眠。这不就是现如今的真实写照吗? 民国的学者如实看到不是他们的理想主张在未来的革命中得到实现，这是怎样的一种可悲。先辈的思想及此。还看今朝。
容忍与自由 第10篇
我们谈到英国文学大师阿克顿（Lord Acton）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写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十七岁的时候（一九○八）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我说：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排 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 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
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我在那时候已是一个无鬼论者、无神论者，所以发出那种摧除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礼记》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我在那时候当然没有梦想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一九二三）会很热心的给《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我在那时候当然更没有想到那个小孩子在二、三十年后还时时留心搜求可以考证《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时候也完全没有想想《王制》那句话的历史意义。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这样的：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梦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郑玄注里用了公输般作“奇技异器”的例子；更没有注意到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叙述五十年前主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故事，为的是要说明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我到今天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信有一个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灵魂不朽的说法。但我的无神论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有一点根本的不同。我能够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够容忍一切诚心信仰宗教的人。共产党自己主张无神论，就要消灭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绝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这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态度了。
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也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总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诚心的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的容忍并且敬重—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试看欧洲的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约翰·高尔文（John Calvin）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又都渐渐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许别人起来批评他们的新教条了。高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居然会把一个敢独立思想，敢批评高尔文的教条的学者塞维图斯（Servetus）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锁在木桩上，堆起柴来，慢慢的活烧死。这是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事。
这个殉道者塞维图斯的惨史，最值得人们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运动原来的目标是要争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尔文和他的信徒们居然会把一位独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烧死呢？何以高尔文的门徒（后来继任高尔文为日内瓦的宗教独裁者）柏时（de Beze）竟会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条”呢？
基本的原因还是那一点深信我自己是“不会错的”的心理。像高尔文那样虔诚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确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笔确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末他的意见还会错吗？他还有错误的可能吗？在塞维图斯被烧死之后，高尔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一五五四年，高尔文发表一篇文字为他自己辩护，他毫不迟疑的说：“严厉惩治邪说者的权威是无可疑的，因为这就是上帝自己说话。„„这工作是为上帝的光荣战斗。”上帝自己说话，还会错吗？为上帝的光荣作战，还会错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infallible），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我的意见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当然都是“魔鬼的教条”了。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
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各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现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第11篇
2012年，距离胡适逝世已整整50个春秋。近年来，对于这位新文化运动巨擘的研究，在中国内地正重新成为显学。
上海书展期间，在上海作短暂停留的周质平，围绕“胡适的思想遗产”、“胡适的文化主张”、“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等话题，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独家专访。
周质平1947年生于上海，1970年毕业于台北东吴大学中文系，1974年获台中东海大学硕士学位后赴美。1982年获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也是蜚声全美的对外汉语教学机构“普北班”的创办人。
作为海内外知名的胡适研究专家，周质平的研究广泛涉及胡适的思想、学术乃至婚恋等各方面，著有《胡适的情缘与晚境》、《胡适丛论》等专著，并曾主编了《胡适早年文存》、《胡适未刊英文遗稿》等英文资料集。
“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胡适是一个中心人物。”周质平对胡适作出了这样的总体评价。周质平认为，坚持民主的道路、对异己的容忍态度以及认清国家、政府、政党之间的关系，都是胡适留下的思想遗产。在周质平的眼中，胡适“始终代表着知识分子的良心”。
对于胡适是蒋介石“御用文人”的说法，周质平从新近解密的“蒋介石日记”中找到了反证：胡适逝世后，蒋介石表面上送了一副挽联，却在当天日记中写，自己“反攻大陆”最大的绊脚石终于被搬掉了。
“这样的胡适怎么可能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周质平说。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经说过，“胡适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和中国人重见的时候，他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温和，再度成为中国思想界久旱之后的甘霖。”在你看来，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解读和把握胡适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
周质平：首先是坚持民主的道路。五四运动提出了两个最响亮的口号：“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可是当时一直有人说中国并不需要“德先生”，在这一点上，胡适的观点和当时蒋廷黻、丁文江这些人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
胡适始终坚信民主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二战早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样的大独裁者，使德国、意大利在短时间内声势浩大。很多人怀疑中国是否也应该走这种道路？胡适却始终没有动摇过。在他看来，民主是一个最基本的方式，他甚至将民主称为“幼稚园的政治”，是最容易施行的。胡适认为不能用诸如中国人口太多、教育程度低、交通不发达等种种借口来说中国人还不配施行民主。胡适说，民主当下就得开始，也许开始的时候会犯一些错误，但人们会在错误中调整和学习，不能因为怕犯错误就始终不施行民主。
还有就是对异己的容忍。借用伏尔泰的话就是：“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胡适说过一句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是他晚年说给蒋介石和国民党听的。
《瞭望东方周刊》：“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你对他的这种观点怎么看？
周质平：对于中国人来说，“容”和“忍”两个字要分开来看。中国人“忍”有余而“容”不足。中国人“忍”的功夫很深，“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就是一种“忍”。“忍”是一个弱者对于强者的态度——我没有能力抵抗你，只能忍耐。“容”则是包容，是强者对弱者的态度。“忍”是一种隐忍，是勉强的，包容则代表了宽大的心胸。所以中国人更需要的是“容”。
胡适的意思是说，笔杆子的力量不见得比枪杆子来得小。所以枪杆子固然需要容忍，笔杆子也需要容忍。这当然是很高的境界。“当道和人民之间谁应该容忍？”这也是胡适那篇《容忍与自由》的文章发表之后，周策纵与殷海光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允许不同的意见同时存在于这个社会中。我们不求一致，而要追求多样并存，要允许思想的多样化。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老百姓始终在忍，忍得够了。我们希望有权力的一方能够“容”。中国的希望就在这里，在于更进一步地体现一种信心和包容。
《瞭望东方周刊》：除此以外，胡适还留下了什么思想遗产？
周质平：就是要分辨国家、政府和政党这三个概念。他认为，在历史长河中，国家是千秋，政党只是朝夕。政府和政党有更换，国家则是千秋万世的。“国”是在党和政府之上的，我们应该爱这个“国”。所以他在抗战时期去做驻美大使时，一再强调他是在为中国服务，是为了中国的抗战，而不是为国民党，更不是为蒋介石。
他在文化上激进，在政治上温和保守
《瞭望东方周刊》：胡适的文化主张中有什么是可以借鉴的？
周质平：他认为对于外来文化要有充分的接纳。胡适的意思是说，两种不同文化接触的时候，每一种文化自身都有情性。这种情性是必然存在的，它可以保留住每一种文化的特点。这个特点你不需要特意去保留，它就会在那里，不会因为两个文化的接触消失掉。
有人认为胡适可能对祖国的文化没有信心，其实不然，他对于每种文化都有充分的信心。在他看来，中国人不会因为吃吃西餐、看看外国电影就变成外国人。你看看香港，没有比香港人西化更深的中国人了，150年的殖民地，但你到香港去，却能感受到香港人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
胡适的态度是：我们在接纳外来文化时，不要先存着取长补短的意识。应该先尽量接纳，接纳后自然会有—个筛选，会呈现一个中国特色。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在胡适那里没有“体用”之说。
周质平：对。在我看来，他最大的贡献应该就是在西化的过程中，终于打破了所谓“体用”的概念。
《瞭望东方周刊》：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在文化主张上是比较激进的，而他在政治上则比较保守，倾向温和渐进式的改良。你怎么看待他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周质平：是，他在文化上激进，在政治上温和保守。这与他受杜威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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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对他最大的影响，是说所有的改变都是局部的改变，而非通盘的改变。所以，在政治上，胡适相信现有的制度有它存在的意义，应该在现有制度上做一点一滴的改变，而不是全然推翻。但是胡适的这种态度也有一个例外，他对于孙中山推翻满清政权还是支持的。他曾经认为如果戊戌变法能成功就更好，但他后来还是觉得孙中山推翻满清政权是必要的。
可是在文化上，他又觉得对于一个老旧的文明必须有新的成分来激起一个新的生命，（对于外来文化）不能在还没有接受之前就先进行筛选。他在《我们对于近代西洋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就提出打破中国人的“精神物质二分法”。有些中国人常常自诩自己的文明是精神文明，说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胡适觉得这样的分法是没有道理的。他用了个比喻，说我们不能坐在舢板船上自夸精神文明，而嘲笑五万吨大汽船是物质文明。他认为只有在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上，才能创造出高度的精神文明。
1927年胡适再赴欧美。当时，他给老师杜威写过一封信，说他这次出来，没有兴趣谈中国的精神文明。他说自己不像泰戈尔，在洋人面前大讲东方的精神文明。他认为东方的精神文明只是落后和贫穷的遮羞布。在这一点上，他的态度和梁漱溟、冯友兰是不同的。
很多人误会胡适是要“打倒孔家店”的，其实他自己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字眼。他对于孔子还是相当推崇的。我们常把“五四”视为一个“反孔”的时代，其实“五四”那一代中的很多人，包括胡适、林语堂等，他们是提倡还孔子的本来面目，而不能受宋儒太多的影响。因为我们后来谈到的孔子往往是经宋儒解释过了的，把孔子讲得很不近人情。
胡适写过一篇文章叫《说儒》，在这篇文章里将孔子抬到了非常崇高的地位。他也经常引用并一再提倡《论语》中的一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宗国之爱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经说过，与他的中文著作不同，胡适在英文著作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却有着诸多维护。这是为什么？
周质平：这是民族主义情绪的体现，是与生俱来的。
“胡适日记”中曾有关于“国界与是非”的一段论述，他希望自己能超越国界来论断是非。这种超越国界的是非，在论断外交事务和军事冲突时，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在评论祖国文化时，这个超然而且客观的态度，就很不容易维持了。
我发现，胡适的中文著作中所认为的中国人最应该改革甚至抛弃的东西，在他的英文著作中都在设法尽量维护。这是他的一种“宗国之爱”——我自己对这一点也有很深切的感受，在洋人面前，我也会很自然地替中国辩护。这在胡适的英文著作中处处可以看到。
《瞭望东方周刊》：有哪些具体的例子？
周质平：在中文著作中，他常常强调中西文化之异，说西方文化有民主和科学，中国人在这方面比较缺乏。同样一个议题，在他的英文著作中却说，这些看似外来的观念，在固有的中国文化中，并非完全“无迹可求”，而固有的中国文化也并不排斥这些来自西方的概念。比如《尚书》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另外，他还把“科学”的概念从物理、化学转化为一种思想方式，比如他认为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用实际的证据证明一个字的读音，也是科学的方法。
所以说，胡适总是有意地为科学、民主、自由这些自晚清以来即为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西方价值观念找寻中国的根。
另外一个例子是他对中国妇女的看法。
在中文的材料中，他为中国妇女呼号，说中国人最对不起的就是中国的女人。1928年，他在《祝贺女青年会》的讲稿中指出：“‘把女人当牛马’，这句话还不够形容我们中国人待女人的残忍与惨酷。我们把女人当牛马，套了牛轭，上了鞍辔，还不放心，还要砍去一只牛蹄，剁去两只马脚，然后赶她们去做苦工！全世界的人类里，寻不出第二个国家有这样的野蛮制度！”
而在胡适的英文著作中，对中国妇女的遭遇却少有这样沉痛的呼号。在他两篇专论中国妇女的英文论文——1924年发表的《中国女叔的宣言书》（Achines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和1931年的讲演《中国历史上的妇女地位》（Woman’s Place in Chinese History）——中，胡适则认为中国妇女的问题历来受到知识分子的注意，而中国女子在历史上的地位，并非悲惨不堪，历史上有许多出色的女子，她们的历史地位，即使男人也是望尘莫及的。
任何一个人写任何东西都很难不带有自传的色彩，这也反映他的一种个人经历。仔细想想决定胡适一辈子命运的正是两个女人——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
胡适的“浅”不是“肤浅”的“浅”，而是“深入浅出”的“浅”
《瞭望东方周刊》：过去胡适一直被认为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而近几年，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公开，我们也在其中看到了他对胡适的种种不满。对于胡适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你怎么解读？
周质平：胡适觉得当时国家的统一是最重要的，需要有一个人出来统一中国，他当时认为蒋介石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其他人没有这样的威望和号召力。可是他对蒋介石的能力和作风也是极度不满的。
30年代时，他第一次见蒋介石，就送了蒋一本书，是他写的《淮南王书》，里面说的是“无为”。他曾在《独立评论》上公开写文章，说蒋介石什么事都要管，这不叫总理万机，叫“打杂”，是越权侵官。后来，蒋介石70大寿时，胡适写了《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文中讲述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两个故事，目的是告诉蒋介石“不可多管细事，不可躬亲庶务”，劝他“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大势’的元首”。
“蒋介石日记”公开后，我们注意到，胡适和蒋介石关系最紧张的时期是在蒋介石的晚年。蒋介石要连任台湾的“总统”，胡适始终公开反对，说蒋介石把“中华民国”的“宪法”带到了台湾，就有责任在台湾严格执行这个“宪法”，“宪法”上写了“总统”只能连任两届，蒋介石要做三届，他就不支持。还有“雷震案”，国民党说雷震是“匪谍”，胡适则作证他不是“匪谍”。
1958年，在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就职典礼上，蒋介石出席并发言。他对“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央研究院不但为全国学术之最高研究机构，且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对于蒋介石的这种说法，胡适毫不留情面地当场否定，说“中研院”不是为了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要提倡科学和民主。蒋介石回家后在日记中写道，自己这辈子都没受过这样的屈辱。
胡适死时，蒋介石表面上送了一副情真意切的挽联，但他在日记中却说，“反攻大陆”最大的绊脚石终于被搬掉了。
蒋介石曾多次邀请胡适到国民党政府中出任职务，胡适始终拒绝，他说要做政府的“诤友”。在他看来，如果做了“国府委员”，就成了政府的尾巴，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所以除了为中国抗战而出任过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再没有在政府担任过任何职务。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宣传费有剩余，他也都退还给了政府。
这样的胡适怎么可能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
《瞭望东方周刊》：最后还想请你对胡适做一个概括性的评价。
周质平：我想还是得说，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胡适是一个中心人物。他最大的贡献是打破了学术界和民间的隔阂。很多人说胡适“浅”，在我看来，胡适的“浅”不是“肤浅”的“浅”，而是“深入浅出”的“浅”。正是因为他的“浅”，可以打通学术界和民间这两个原本不相通的层次。
第二，胡适的影响遍及学术、社会、政治等各个层面。在学术上，他对于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语法、小说的考证等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提供了一种典范；社会改革方面，他提倡个人主义，对很多中国人都产生了影响；在政治上，他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不相信暴力流血的革命，认为社会的改变必须从一点一滴开始。
还有就是胡适的人道精神。他自己曾记过一个小例子，陶渊明当县令时，曾给儿子请了一名长工，并附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胡适年轻时读《陶渊明集》，对这句话，印象深刻，并影响了他一辈子。我们今天重读胡适，他的这种人道精神，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人类的悲悯情怀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胡适始终代表着知识分子的一种良心，代表社会的清议传统。有这种清议传统对政府和社会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读《容忍与自由》有感 第12篇
在文中，胡适提到了“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接下来举出了年轻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与容忍背道而驰的文章进行自我反思。能够反躬自省就是一种容忍，对自己过失的容忍。对于任何事物都应该在充分的认识后才能发表评论。这样的评论才具有时代意义和尊重原创的精神。
“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容忍与自由》）这里将不容忍的根源讲出来了。“喜同而恶异”是人性中的普遍现象。所有的争吵也都是因为与己所持意见相左而产生的。然而中国自古就有“宰相肚里能撑船”，试想，人的肚子里怎么可能装下一条船呢？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了。但是的确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于容忍的思考。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上层阶级是极不愿意听到正直的柬言的。所谓“忠言逆耳”，太多的大臣就是因为直言上书为自身乃至家族招致祸端。《赵氏孤儿》中的赵循就是不懂得向皇帝献媚、说好话，不懂得和那些小人勾搭成奸，使得被奸臣“恶异”，最后被诬陷，放恶犬咬死，满门抄斩。这是权臣奸臣的“不容忍”。而后来赵氏孤儿对杀父仇人的报复绝不能说是不容忍。这是原则问题，当了18年的义父又如何？一个人连道德都沦丧了，和他谈容忍又有什么意义？相比之下，轰动一时的马加爵杀人案，却能够得到更多的谅解。他的道德被室友逼到了极限，毫无自尊可言。穷是他的错吗？那些人凭什么耀武扬威，对他人格侮辱呢？他们太过自由的行为将马加爵的容忍极限打破了。这里如果说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那就是马对于他们的言行太过容忍了。他的案例值得我们永远思考和反思。
一个王朝的兴衰与否，很大一部分是取决于帝王是否愿意察纳雅言。但是，做到宰相肚里能撑船尚且不易，何况帝王乎？中国人一向注视面子工程，比如，晚辈不能忤逆长辈的意思。那九五至尊的皇帝就更加不可能那么容易的接纳不同的意见了。唐太宗与魏征的故事便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唐太宗虽然有时对于魏征太过耿直的性子气得牙痒痒，但是对于魏征正确的且对国家有益的建议还是会欣然接受。唐太宗还是非常大度的，至少对于帝王来说。因此更可以看是容忍是自由的前提。如果唐太宗也听不得逆耳之忠言，那大臣的自由进谏之风遍不可能开启，那对于国家的治理一定不是一件好事。
容忍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容忍不等于纵容。容忍是建立在每个人不同的价值取向上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个度。在这个度之内可以自由的驰骋。要学习容忍，首先可以从广泛阅读经典开始。学会容忍不同的思想，这才是真正的容忍，这样才可以活得真正的自由。
容忍与自由 文言文 翻译 第13篇
一、作家作品
胡适：字适之，现代著名诗人、文史学者、思想家。青年时代留学美国，1917年回国以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宣扬民主、科学，倡导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率先从事白话新诗与文学史的写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胡适在我国哲学史、文学史、古典小说和古籍整理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中，都有重要成果。著作有《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等等。
二、写作背景
《容忍与自由》一文写作的时代背景是：国民党退至台湾已经数年，台湾当局对外试图给各国一个岛内是“安定中求进步”的自由乐土的印象；对内则采取高压政策，压制“五四”以来发展的各种思想。1958年12月，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自由中国》发表题为《欣幸中的疑虑》的文章，暗责蒋介石之任“总统”属于“违宪”，这直接触怒了蒋介石。1959年3月3日，台北地方法院借口传讯了雷震。在此种情况下，胡适写了《容忍与自由》，初题为《政治家的风度》，后改做《自由与容忍》，最后改定为《容忍与自由》。由此可见《容忍与自由》是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胡适对于封建专制统治的一次上谏，但更重要的是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袖对同志们发出了一种规劝，指明一条“温和”的道路。
三、主旨
本文选自《胡适作品集》，最主要阐述：容忍为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原文：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了母校康耐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我们谈到英国史学大师阿克顿（LordActon）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完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还更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十七岁的时候（1908）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我说：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掌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
解释：《王制》曾经说过假借鬼神的名义借以卜算举动妖言惑众的人要把他杀掉，我就奇怪了，数千来之所以掌权的人都希望自己成为补救时艰、阐明事理的人，虽然他们都希望自己成为这样一个人，却糊里糊涂的不注意，让那些提倡有神论的人在我国得以盛行，于是让我神州民族变成了一个黑暗的世界。
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我”那时已经是一个无鬼论者，所以发出那样摧除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我在那时候当然没有梦想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1923）会很热心的给《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我在那时候当然更没有想到那个小孩子在二三十年后还时时留心搜求可以考证《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时候也完全没有想想《王制》那句话的历史意义。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这样的：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异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解释：凡是断章取义曲解法律，擅自改变事物的既定名称而另搞一套，“用邪道扰乱政令的人，杀掉。凡是制作靡靡之音、奇装异服、怪诞之技、奇异之器而蛊惑民心的人，杀掉。行为诈伪而又顽固不化、言辞虚伪而又巧言利舌、所学陷入异端而又自以为博闻、言辞谬庚而讲得冠冕堂皇，以此蛊惑人心者，杀掉。凡是假托鬼神、时辰日子、卜签招摇撞骗以蛊惑人心者，杀掉。上述的四种被杀者，不再接受他们的申诉。
原文：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体制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郑玄注里用了公输般作“奇技异器”的例子，更没有注意到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了《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梦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而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态度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诚心的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的容忍并且敬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的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了。
第二部分：指出“人类的习惯是喜同恶异”，提出容忍难以实行的心理根源。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试看欧洲的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约翰·高尔文（John Calvin）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又都渐渐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许别人起来批评他们的新教条了。高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居然会把一个敢独立思想、敢批评高尔文的教条的学者塞维图斯（Servetus）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锁在木桩上，堆起柴来，慢慢的活烧死。这是1553年10月23日的事。
这个殉道者塞维图斯的惨史，最值得人们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运动原来的目标是要争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尔文和他的信徒们居然会把一位独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烧死呢?何以高尔文的门徒（后来继任高尔文为日内瓦的宗教独裁者）柏时（Beze）竟会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条”呢?
基本的原因还是那一点深信我自己是“不会错的”的心理。像高尔文那样虔诚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确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笔确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么他的意见还会错吗?他还有错误的可能吗?在塞维图斯被烧死之后，高尔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评。1554年，高尔文发表一篇文字为他自己辩护，他毫不迟疑地说：“严厉惩治邪说者的权威是无可疑的，因为这就是上帝自己的说话。„„这工作是为上帝的光荣的战斗。”
上帝自己的说话，还会错吗?为上帝的光荣作战，还会错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infallible），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我的意见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当然都是“魔鬼的教条”了。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们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第三部分：指出“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错误的。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
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当时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现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陈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五、学习要点与难点
1.历史上不容异己的例子
从宗教自由史，思想自由史，政治自由史三方面来讲，举例子最多的是宗教迫害。
（1）思想自由。胡适本人十七岁时发表文章，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要求实行《礼记·王制》上的一句话：“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十年之后，当胡适一班人离经叛道反传统时，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引用《王制》中的话，要“杀”胡适和他的朋友们。
（2）宗教自由。西方宗教改革后，原先向罗马教庭争自由要宽容的新教徒，又反过来摧残异己。1553年10月23曰，曰内瓦执掌宗教大权的高尔文，竟把敢于批评他的学者塞维图斯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捆在柴堆上用火慢慢烧死。
（3）政治自由。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一面赞同“容纳异己，自由讨论”的原则，一面又断言，在“以白话为正宗”的问题上，“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2.掌握“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是不正确的态度，这样一种“我不会错”的心理，再加上所谓的正义的火气，使人丧失了容忍的雅量。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对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此而来。可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而作者对这种思想的批判，是建立在“宇宙无限，人的认识有限”的理性的观念之上的明知思考。
那么，人是否一定坚持己见?要视情况而定，一味的坚持自己愚昧错误的看法，只会使情况更糟；但如果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就应该坚持，但是也要听听别人的意见，要有容忍的心，不能压服，这样才是对的！
3.不能“容忍”的心理根源是什么？
不能“容忍”的心理根源是“人类的习惯是喜同而恶异”。“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
4.本文论证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归纳法中的例证法。本文运用三个典型事实论据，最后归纳出
本文的主题思想。
5.掌握本文“言之有物，明白清楚”的大家风范：
从自身经验谈起，坦诚进行反思和批判，不着重从理论的层面进行剖析，而是从具体实例出发，将理论的阐述融汇于平易的白话之中，易于为读者接受。“言之有物，明白清楚”，这是一种胸有成竹，透彻于心，而后返璞归真的境界，具有大家风范。
6.本文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