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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范文
来源:漫步者
作者:开心麻花
2025-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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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范文(精选10篇)

《寒夜》 第1篇

烤了一阵火,精神稍微振作些,背部总是发麻,没办法干脆睡了。刚上床就知道今晚难熬到天亮。从崇山中学调到十二中,轻装上阵,一只箱子,一个电饭煲,一床二十年前在师范读书的被子,买三只碗和一床席子,带上几本书就安家落户了。席子铺在高低不平的床板上,人睡在上面总发出吱吱的响声。被子卷成了一个睡袋,无法蜷成一团,脚冷如冰,全身寒颤着无法入睡,人世间的是非、真、善、美、名利与理想,奉献与追求都成了寒夜探究的大课题。

我调十二中,已54岁了,在崇山中学工作了34年,那里有我的家,有贤惠的妻子,有同舟共济的老师,有饱经风霜的父老乡亲。学校的一草一木都沐浴着我的汗水,每一级台阶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学校每一块十强中学的奖牌都凝结着我的心血,熟悉的环境,和谐的校园,稳定的工作,多么让人留恋啊!为了吉庆的教育,挥泪来到了十二中,这里虽然四十年前是我的母校,但人世沧桑,确有到乡翻似烂柯人之感。

回顾自己一期的工作,天没亮就带领学生进行晨跑,备课精心钻研教材,上课精神抖擞,作业详细批改,卫生一尘不染,班风独树特色,师生和谐相处,总之,做到了尽职尽责。检查自己与领导的关系,独来独往,不蔓不枝,静中求乐,心远地自偏,没拜门任何领导,自然无案牍之劳形,谈笑无高朋,往来皆学生。生活平平淡淡,青椒拌豆腐,饭菜各一碗,怡然自乐。陶醉于丹青之间,潇洒于挥毫之际,沉思于韵律之中,有自己的的追求,不争熊掌和鱼,知足而心静。

夜更深了,校园除了呼呼的北风外,可以说万籁俱寂,学校邻居家的狗在不停地叫着,很可能是天气太寒冷了,主人没有给它一个温暖的窝,冻得受不了只好哀鸣,我祷告起来,可怜的小狗啊,你一定挺住,如果冻死了,主人一定用火锅吃了你。冬天吃狗肉能增加人体的阳气,抵御寒风。我对狗的命运产生了伤感,怪那主人不管事。

一阵风把我的窗户玻璃吹烂了,寒风冲进屋来,我的洗脸架倒了,桌子上的教案本吹落在地,日光灯管砰的一声掉在地上,我赶紧起来堵窗户,拿什么堵呢?屋子里空荡荡的,在紧急情况下,脑子一下灵活起来,抓起一块火桌板堵住了窗子,再用绳子捆紧,屋子稍微平静了一点。突然我想起了寝室里的学生,拿起手电飞快地跑向寝室,透过玻璃往里一看,他们都熟睡了,两人一床睡得好好的,还听到了鼾声,虚惊一场,心里踏实了许多,轻轻回到了自己的房子,腿有点发抖,廉颇老矣,饭量未减我信了。

睡意全无,不做寒号鸟,明天一定回家讨一床很厚的被子,睡个安稳觉,一时兴起,全身好像都热了,但马上又失望了。大雪封山,商旅不行,没膝的大雪要一个星期才能溶化,班车停开,步行太难了。打开柜子一看,有米,有油,但无菜,吃一个星期的白饭,打点盐汤,体验一下红军生活这是一种乐趣。

在屋里不停地走着,苦闷中又产生了一种激情,有一部电视《戈壁母亲》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剧中那位独守边防哨所的战士军槐他的处境比我更差,我觉得自己成了幸运儿。两年后,如果同学们用鲜花和掌声欢送我离开讲台时,教师的酸甜苦辣我都尝了,这是一种乐,我会说四十年的教学生涯有点特色,这个不眠之夜会引出更多的话题。

成本文化助企业走出经济寒夜 第2篇

挑战“贵气”与“惰性”

每当冬天来临, 企业都要对设备、管道进行季节性的防冻保暖维护, 确保生产不受严寒影响。经济形势好的时候, 一俊遮百丑, 大手大脚惯了的企业感觉不到问题的存在。一旦经济转寒, 资金周转困难, 就捉襟见肘, 问题显现, 企业不但要加厚棉衣, 还要从小处着手, 对管理上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加上厚厚的补丁, 紧缩开支, 杜绝浪费, 提高资源利用率, 将每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过紧日子不仅仅是节约成本, 更大程度体现了一种危机经营, 而这种危机经营又不仅仅在危机降临的时候, 关键在于日常坚持。过紧日子也不仅仅是控制, 更多的是开动脑筋想办法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困难的时候最需要的是办法, 只要有从紧开支、厉行节约那根弦, 方法永远比问题多, 只要你想做, 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

技术创新是企业节约的关键。建设资源节约型企业不仅要有观念的创新、制度的保障, 还需要科学技术的进步。只有发展节能、增效、降耗、减污的高新技术, 才能使节约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企业管理机关要大力推行电子信息等先进技术, 努力改进管理方式, 科学设置工作流程, 不断提高办事效率。只有做到了这些, 才能体现节约的效能, 才能使有限的资源实现价值的最大化。

业界人士称, 目前的市场压力是新中国成立后石化工业历史上罕见的。面对市场严峻挑战, 巴陵石化强化企业最核心最基本的成本管理, 用“成本文化”建设这“无形之手”推动有形挖潜。2009年2月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对巴陵石化建设“成本文化”应对危机的探索作出重要批示:“成本管理是企业最核心最基本的管理。国企特别是央企, 在成本管理上还大有潜力可挖, 巴陵石化的经验就是一个好的例证。”

与同行其他企业一样, 2008年对巴陵石化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 石化产品市场价格作“自由落体运动”, 生产成本与产品价格严重倒挂。面对这样的考验与挑战, 巴陵石化实施了一项“成本文化”建设系统工程, 在点滴中引导员工转变观念, 为企业赢得效益。继2008年在节能、降耗、提质等环节实现降本增效8600万元后, 2009年前两个月, 该公司主要原材料消耗及能耗又有新的下降, 降本挖潜1600余万元。

管理学上, 有个猎狗追逐受伤兔子的故事。一天, 猎人带着猎狗去打猎, 猎人一枪击中了一只兔子的后腿, 受伤的兔子开始拼命奔跑。猎狗在猎人的指引下飞奔着去追赶兔子, 可是追着追着兔子就不见了, 猎狗只好悻悻而回。猎人开始骂猎狗:“没用的东西, 连一只受伤的兔子都追不上。”猎狗听了很不服气:“我尽力而为了呀!”兔子带伤终于跑回了洞里。它的同伴在庆幸的同时感到很惊讶:“那只猎狗那么凶, 跑得那么快, 你还受了伤, 怎么跑得过它呢?”兔子说:“它是尽力而为, 我是全力以赴, 它没追上我最多挨一顿骂, 而我要是不拼命跑的话早就没命了。”

同样的奔跑, 但付出与热情并不一样。兔子奔跑的目标是救自己的性命, 而猎狗的目标只是为了一顿饭。有什么样的目标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兔子的目标是为了救自己的性命, 所以跑起来是全力以赴;猎狗的目标是为了一顿饭, 所以跑起来只是尽力而为。

巴陵石化开展“成本文化”建设, 就是提升员工的工作目标, 由尽力而为向全力以赴转变。主要针对两大问题:一是发展观念上的“旧”, 国有特大型石化企业“贵族习气”浓厚。一些干部职工认为背倚中国石化这棵“大树”好乘凉, 管理粗放、大手大脚, 缺乏市场竞争意识、成本质量营销意识;二是企业文化上的“惰”。有的单位事事习惯按“老规矩”办事, 工作习惯和标准非常“恋旧”, 存在大量生产、管理陋习和漏洞。

2008年下半年以来, 公司深入开展一场主题教育:强化企业全员市场竞争观念, 不断增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 动员广大干部职工立足岗位, 建设“成本文化”, 即在生产、管理活动的始终, 贯穿“锱铢必较”的挖潜增效意识。破除旧理念, 养成新习惯。

为了激励员工投身“成本文化”建设, 巴陵石化设立了新产品提成奖、技术进步奖、工艺优化奖、“金点子”奖等10多个创新奖项, 最高个人单项奖励近10万元。他们把制约生产和成本控制的“瓶颈”, 在各事业部设置成若干课题和项目, 面向全体职工招标攻关;企业的例行检查, 分别奖罚前十名和倒数十名, “倒逼”各事业部查问题、找差距、抓整改、求进步。每个月的经济活动分析会, 各项消耗与最好水平比、与计划比、与奋斗目标比、与上年同期比、与上年消耗比。“五比”数据一目了然。

种种措施下, 该公司2008年54项主要产品物耗有33项创历史最好水平。2009年前两个月, 公司与计划可比的52项原材料消耗指标有47项完成计划, 有42项稳定降低。公司综合能源消耗量同比下降17.16万吨标准煤。

该公司的专用码头每年大约有240万吨原油及各类石化产品在此吞吐。对于每天要接卸6000吨原油的码头站员工来说, 按以往的工序, 抽油泵抽不出油, 就意味着这条船已经卸完。这种操作模式已持续了很多年, 职工也都习以为常。但在企业“成本文化”建设过程中, 职工很快发现了一个“历史问题”:在每条原油驳船的舱底, 竟然有厚度约4~5厘米的原油没有抽上来。大家一测算, 一条约70米长、24米宽的驳船, 有近20吨、价值8万元左右的原油存在舱底;仅此一项, 公司每船就要多掏16万元冤枉钱!

发现这一情况后, 码头站上上下下再也坐不住了, 大家集体研究如何“刮舱底”。很快大家想出了办法, 利用每条驳船有10个密封舱这一结构特点, 通过控制各仓位吸油量, 使驳船按照需要向一定角度倾斜, 再将舱底油泵吸出来。虽然这样做需要职工登上船甲板, 在艰苦的环境中一干就是五六个小时, 但凭着这种“刮舱底”精神, 他们每年能为企业“刮”回约2500吨原油, “抠”出1000万元经济效益。

公司热电事业部有两台锅炉制粉系统的磨煤机入口漏粉严重, 不但影响现场环境, 还增加电耗。锅炉车间检修人员精心调整设备, 不仅消除了漏粉, 每天还减少电耗1200千瓦时。随后, 又对锅炉阀门作了调节, 炉水取样装置溢水被消除后, 设备每天减少水耗约240吨, 一个月就可省出7万余元。在锅炉检修、工作面等部位日常清洁过程中, 经常要排出大量含有煤灰的废水。过去, 职工不屑于算这样的“小账”。但如今, 在该公司很多锅炉房, 废水都要经过沉淀处理, 清水排出, 粉煤收回, 节约了大量能源。

成本标杆指引企业向前进

管理大师德鲁克讲过, 管理是一种实践。企业追求卓越也是一种实践。卓越不是去发掘一个已有的东西, 它没有捷径, 不能速成, 没有现成的东西可套取, 卓越是从实践中不断磨练出来的。要撬动地球, 除了要有足够长的杠杆, 关键是要找准四两拨千斤的支点位置。支点正确才是达到结果的核心。卓越绩效是撬动企业全球化的杠杆, 支点是以效率和节省资源为出发点, 每个企业的支点是不一样的。要精准地找出自己的支点, 企业需要建立自身的数据系统, 去洞悉那些内部看不见的层次之间的联系和次序。

成本是企业的牛鼻子, 牵住了成本, 就等于控制了企业的一切。怎么牵住成本?关键在于立什么样的标杆。以国际先进水平为标杆, 企业就越走越幸福;以国内先进水平为标杆, 企业只能维持温饱;以企业历史最好水平为标杆, 企业将迅速滑向死亡的深渊。

追求卓越演绎着“高绩效”的企业文化。“高绩效”文化致力于追求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甚至是市场最高水平的目标追求超越过去、超越对手, 而不是满足于已取得的突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 企业的降本工作既要顾及眼前, 摆脱危机, 保证基本生存, 也要顾及长远, 使企业活得更好更久。二者如何兼顾?我以为, 企业的降本工作要从远处着眼, 从眼下着手, 抓住调整契机, 重新定位战略发展, 把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定得更高更严, 然后按照战略步骤倒推当下要达到的水平, 这样就能把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有效地统一起来。

当然, 企业的目标必须有参照物, 进行科学比对。起步指标是否具有竞争力, 取决于标杆的水平。以高水平的企业为标杆, 就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通过洞察标杆企业所为, 研究标杆企业成功的实践, 整合标杆企业的经验和知识为己所用, 从对标的差距中发现自己的潜力, 帮助企业少走弯路, 尽快找准自己的坐标位置, 促使企业加速前进, 更快赢得市场机会。

目前中国企业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基础管理薄弱。无论是传统企业还是IT企业, 一旦做到一定规模以后, 再上不去就死掉了;能生存下来的企业, 都是基础管理比较好的企业。既然中国企业的管理问题并不是缺乏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思想, 而是在于最底层的、距离最近的基础管理方面, 那么, 这“最后一公里”的路该怎么走呢?笔者以为, 这“最后一公里”的基础管理必须创新。这个“新”并非刻意要造出许多管理程序、管理规则, 而是要将已有的先进管理理念不折不扣地长期落实下去。正如人人都会走路、跑步, 也知道走路、跑步这种运动有益于健康, 但是, 容易不一定能做好, 知道不一定能做到。很多管理的基本观念, 比如, 适应现代成本管理需要, 应用价值工程, 成本最低化理论和方法, 坚持技术与经济相结合, 掌握成本核算理论与方法等, 人人都知道, 但是真的要在企业中有效应用这些管理工具, 恐怕大部分人都做不到家。

《寒夜》 第3篇

寒夜联句

作者:陆龟蒙朝代:唐体裁:联句 静境揖神凝,寒华射林缺。--陆龟蒙

清知思绪断,爽觉心源彻。--皮日休

高唱戛金奏,朗咏铿玉节。--陆龟蒙

我思方寥,君词复凄切。--皮日休

况闻风篁上,摆落残冻雪。--陆龟蒙

寂尔万籁清,皎然诸霭灭。--皮日休

西窗客无梦,南浦波应结。--陆龟蒙

河光正如剑,月魄方似i。--皮日休

短烬不禁挑,冷毫看欲折。--陆龟蒙

巴金:寒夜春秋一百年 第4篇

2003年9月26日,在位于蓉城青羊宫百花潭公园的慧园广场上,一座高达3.2米的巴金青铜塑像隆重揭幕。这是巴金老人的家乡和国内文化界送给这位世纪老人百岁华诞的重礼之一。两个月来,这座塑像及其身后根据巴金“激流三部曲”作品意境修建于1987年的具有川西民宅风格的慧园园林,已成为成都旅游业的一个新亮点。

11月25日,是巴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自10月起,在上海、北京、成都等地,都有很隆重的纪念和庆祝活动举行。第五届上海国际艺术节组织了一台名为“传世之《家》”的演出活动,从10月22日晚上首台演出的川剧《激流之家》开始,轮流上演了沪剧、越剧、话剧等四个剧种根据巴金的小说《家》改编的作品。11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举办《巴金百岁喜庆艺术大展》,国内外50多位著名艺术家以油画、国画、素描、雕塑等多种精湛的手法表现了巴老的肖像、巴老作品中的人物场景等艺术形象。

可惜,这些活动巴老都不能亲自到场。在上海华东医院,他已躺了整整五个春秋。

11月25日这天,国务院授予巴老“人民作家”荣誉称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向巴老颁发证书。

李家四少爷

巴金本名叫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11月25日出生在成都市正通顺街一个官宦之家。从他的高祖李介庵作为幕友离开祖籍浙江嘉兴,定居到这条街上,到尧字辈的巴金这一代,已经是第五代人了。那是一个上上下下连主子带仆人百来十号人的大家族。在三十多个堂兄弟姐妹中,尧棠排行老四,被人们叫作四少爷。

这座大宅院很像《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也是这些十来岁的少爷、小姐、表少爷、表小姐们的乐园。他们经常一起看戏、演戏、玩游戏、编印自己的刊物、行酒令……里面就有许多跟“红楼梦”有关的内容,比如掷大观园图、吟诗作对、批评红楼人物等,而且“那时候在我们家里除了我们这几个小孩子外,就没有一个人不曾熟读过《红楼梦》。父亲在广元买了一部十六本头的木刻本,母亲有一部精美的石印小本。大哥后来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印本。我常常听见人谈论《红楼梦》,所以我当时虽然不曾开始读它,就已经熟悉了书里的人物和事情。”这就难怪人们会将影响了几代人的巴金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家》喻作“小红楼”了。

巴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大家庭里被人叫着四少爷长到19岁,虽然有过许多欢乐、也被许多人宠爱,但是也经历了比普通家庭多无数倍的人间悲剧的黑暗与不平,以至他无法再忍受下去,于是跟三哥一起,在当时已经替父当家的大哥尧枚和偏爱他们的二叔道溥的帮助下“逃”了出去。

“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

据巴金研究者发现,巴金最早发表作品是在17岁。那是一篇题为《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的政论文,发表在1921年4月1日的《半月》上。之后,陆续有诗歌、短篇小说和译作发表。第一篇小说是《杨嫂》。但是,他本人在许多地方谈到自己的创作与作品时,都只称完成于1927年至1928年的《灭亡》是写作的开始,是第一部作品。“巴金”这一署名也是从这部作品开始用的。

那时,他在巴黎。

巴金离开成都后,先到上海求学,后来又进南京东南大学附属高中读书。1927年1月15日,跟好友卫惠林乘法国邮船“昂热号”离沪赴法。

法国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和当时欧洲政治流放者的庇护所,对巴金的吸引由来已久。早在十五六岁时,就因为经常读到大哥从华阳书报流通处买回来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五四新思想读物,又受留日回来的二叔和三叔影响,树立了为社会献身的信仰。就是在那时,他读到陈独秀翻印的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中译本和流亡美国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的许多文章,深受影响。甚至满怀激情地给陈独秀和高德曼写信。后来,还跟被他称作“精神母亲”的高德曼保持了通信往来。他在自传中大段摘录了高德曼给他的回信,并说“她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

但是到法国不久,他接到了家里破产的消息,终止了学习。之后,接受广州革新书局的聘请,补译克鲁泡特金的《狱中与逃狱》,开始职业翻译和写作。此后短短两年时间,他独立或与人合作翻译了十多部著作,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灭亡》,还发表了四五十篇政论文章。

这些作品完成以后,他就寄给上海开明书店一个叫周索非的朋友,来帮他安排发表和出版。他在自传中说:“我自小害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所以,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以后名气很大、约稿很多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是周帮他做。他只管埋头写稿子。

当时,他将《灭亡》寄回去时,原本是打算用一部译著的版税来自费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的,没想到却被《小说月报》的代理主编叶圣陶看中,连载了四期。在他回国后,“巴金”的名气已经很大了,报刊和出版社纷纷跟他约稿。他说“(回国)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我不停地写着。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他就这样不停不歇地一气写下去,完成了他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抗战三部曲”——《火》、《冯文淑》(《火》第二部)、《田惠世》(《火》第三部);“人间三部曲”(系巴金研究者所归结)——《憩园》、《寒夜》、《第四病室》,以及很难一下数得过来的其他中、短篇小说、散文、译著等等,成为三、四十年代国内最高产的作家。

在抗战后期,巴金因为必须将更多精力花在编辑刊物、翻译书稿、以及一些社会事务活动上,小说写得便少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寒夜》完成于1946年,出版于1947年。研究者认为,《寒夜》尽管没有《家》的影响广大,却是巴金创作中艺术成就最高、达到炉火纯青的一部著作。

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

著作等身,儿孙满堂,功成名就,誉满天下,长命百岁……巴金几乎拥有了人所向往的一切值得幸福与骄傲的因素,但正如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所言,“读过《随想录》的人们都说,巴金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在这个人人都追求轻松自如的年代,“唯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难。”

其实,巴金的痛苦远不止在文革中与文革后,早在还是小孩的时候,他就朦胧地为那些活得卑贱、死得不公的下人们痛苦;少年时为自己过早失去双亲痛苦;稍大时,为那个表面和气、实际上充满了倾轧、自私、残酷、阴谋、欺诈和堕落气息的封建大家族痛苦,为深陷其中、做了牺牲品的、最爱自己的大哥痛苦——他早期的两部重要著作中篇小说《灭亡》和长篇小说《家》,都曾题了献辞,送给大哥,可惜,大哥没有等到读过刚刚出版的《家》,就不堪生活的屈辱与重压而自杀身亡了;为自己身陷战争与离乱之中的国家痛苦;为自己对理想的追求与迷惘痛苦;为那些贫病交加、活着没有尊严、死后没有体面的小知识分子痛苦……而最大的痛苦,是文革中的屈辱,和文革后不能原谅自己的精神重压。

文革开始后,他的朋友、同事纷纷被“打倒”,人人自危中,他也曾力求自保,但那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作为作家,他有《家》那么一部“大毒草”,怎能不被批斗,而他不仅仅是作家,还是翻译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曾经奋斗不息所获得的成就越多,这时转化成的罪责也就越多,遭受的批判、屈辱、磨难就越多,甚至连他坚持一生不拿薪酬只挣稿费和让妻子萧珊做“义务编辑”都成为一种罪……在那样的年代,他所付出的代价、遭受的痛苦与折磨不比任何人少,最痛心的是失去了最爱的人——妻子萧珊。但是,在他古稀之年,在噩梦过后,他首先不能原谅和放过的是自己——是自己人性中的弱点。

早在法国时,他不仅学会了写小说,还接受并一生认为让·雅克·卢梭是自己的精神老师,影响他的,不仅是卢梭的理论,还有他勇于解剖自己讲真话的精神。厚厚的五卷本《随想录》就是巴金解剖自己、清算自己、鞭挞自己的“讲真话”的“忏悔录”。

他这样说自己必须这样做的理由:“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

在身体和精神双重的痛苦与艰难中一笔一笔写就的厚厚五卷本《随想录》,让他将一生的所有的理想和追求最后浓缩为三个字:“讲真话”。

永远的故乡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这是巴金1983年6月29日写成的诗《愿化泥土》。

巴金19岁初出夔门,颠簸一生,只回过五次老家。最后一次返回家乡只是高高兴兴地会老友,亲亲热热地叙家常。这不是旧时代的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也不是百万富翁荣归故里,问田求舍,巴金带回来的只是对故乡的一片深情。这位一生写了译了几百万字,用火热的心和语言滋润了几代年轻人的心的作家,已经在老家人民的心中,建立起一座无法拆毁的纪念碑。

《寒夜》 第5篇

一、思想观念冲突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 新旧思想冲突多以父子冲突表现, 而《寒夜》则以婆媳冲突着重凸显。

汪母“从前念过书, 应当是云南昆明的才女”[1], “三从四德”的传统思想使她潜移默化地接受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一切规范。早年丧夫的她将全部的心血都付诸于儿子身上。小说中多处展现了汪母的勤劳“他的眼光停留在母亲的头上, 她的头上象撒了一把盐似的。他才注意到她竟然这样衰老了, 头发全变了颜色。她忽然取下眼镜, 用力柔了几下眼睛, 又把眼镜戴上, 继续工作。”[2]汪母为儿子付出的一切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 这体现了传统女性强烈的自我牺牲意识, 而这种“自我牺牲”, 对于汪文宣来说也许是母爱的伟大, 但对于曾树生而言, 却是毫无理由地妥协于父权宗法制社会。五四运动对于“人的发现”, 最大的受惠者便是女性。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宣扬“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 使人人能享受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3]。在新思想的洗礼下, 她追求个性解放, 肯定女性的个人价值 ;她活泼开朗、对美好生活充满了无限的渴望 ;她爱自由, 主张不虚度青春。此外, 她还拥有经济上的独立, 这也有悖于父权社会对于女性的规范。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用当年的自我牺牲来衡量儿媳妇的言行, 在曾树生看来是传统思想对于女性的禁锢。不同的思想观念使婆媳间无法彼此认同, 丧失了沟通的可能性。

二、文化心理冲突

早年丧夫的汪母在心理上游走于代替父权的刚强和“恋子情结”的柔情的极端, 逐渐形成了畸形的“寡母心态”。当寡母遭遇及时行乐的儿媳, 婆媳冲突一触即发。

汪文宣早年丧父, 汪母极其自觉地模糊了性别, 主动承担起父亲的责任, 但母爱的柔情却也从未褪去。汪母将全部的情感都倾注在汪文宣的身上, 儿子成为其情感上的依靠。然而儿媳的介入打破了原有的状态, 汪母已失去掌控儿子生活的权威, 而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汪文宣情感上的背离。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爱妻子胜过了爱自己 ;掏心掏肺为儿子付出的自己却不及什么都不做的儿媳, 这样的现实, 如何让一位寡母欣然接受?一次次的婆媳冲突中, 无论“战况”如何, 汪母都是当之无愧的失败者, 因为儿子的态度已然摧毁了寡母内心的强大。作为新时代的女性, 曾树生不会像汪母一般委曲求全, 因为曾树生接受的文化, 所宣扬的是倾听内心的声音, 大胆追求内心对情感的渴求。“她不关心小宣, 小宣也不关心她”[4], 这是汪文宣绝望的叹息, 也是为人母的曾树生的悲哀, 她不需像汪母那般为家庭牺牲自己, 也不意味着毫无顾忌地贪图自我的享乐。人生在世, 需要扮演的角色不仅仅只有妻子, 为人母的责任更是沉甸甸的负于肩上。

寡母的艰辛着实令人动容, 但畸形的母爱却消解了母爱的伟大 ;及时行乐的情感诉求是年轻生命的真实状态, 但无所顾忌地追求却忽略了本应承担的责任。

三、婆媳冲突新探——男性角色

汪文宣本应是全家的顶梁柱, 然而他却为肺结核病所扰。“远在浪漫派运动出现前, 由结核病生发出来的那些描绘爱情的隐喻——‘病态之爱’的意象。从浪漫派开始, 该意象被倒转过来了, 结核病被想象成爱情病的一种变体。”[5]因此, 身体上的疾病引申为爱情病的困扰 :“病态的”的丈夫无法满足妻子的情欲, 虽是客观存在的丈夫, 但从妻子的角度却形同虚设, 疾病的隐喻更将男性相对的软弱从身体的不健康引向了情感上的不健全。爱恋被生活的琐碎磨灭, 他们在感情上出现了不平衡 :汪文宣仿佛像是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 而曾树生却选择了及时行乐。如果说疾病是影响夫妻间感情的一部分因素, 那么汪文宣在情感上也无法满足曾树生对爱的追求、对情感的需求, 而这种积怨最终在婆媳关系中得以释放。加之, 经济上的拮据迫使男性失掉了话语权。曾树生靠“当花瓶”的工资养活全家, 使得汪文宣时常觉得自己比妻子低一等。父权宗法制社会中, 由男性撑起的家 (特指经济方面) , 却转而依靠一个弱小的女人, 男性自然丧失了高高在上的家庭地位和话语权。在无休无止的婆媳冲突中, 汪文宣无法指责曾树生, 因为妻子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 他也无法说服母亲, 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一家之主的话语权。

男性虽未直接参与到婆媳冲突中, 但身体上的不健康、情感上的不健全、经济上的不独立, 使汪文宣失掉了家庭的话语权, 难以平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婆媳冲突。

纵观婆媳冲突,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家庭战争中, 没有谁是获胜的一方, 汪母、汪文宣、曾树生都曾在一个个寒夜中体味各自的悲哀。

摘要:婆媳冲突作为较为复杂的一组家庭关系, 体现着婆媳间思想观念、文化心理上的激烈冲突, 是造成婆媳冲突的显性因素。通过疾病的隐喻, 挖掘出男性角色的缺失成为引起婆媳冲突的隐性因素。身心健康状况与经济是否独立左右着夫妻间是否能够和谐相处, 进而影响婆媳关系。

关键词:婆媳冲突,思想观念,文化心理,男性角色

注释

1[1][2][4]巴金.寒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P293, P449, P423.

2[3]周作人.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P11.

《寒夜》 第6篇

个人内在的性格冲突是普遍存在的, 复杂的人性展现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满、富有层次感。E.M.福斯特曾提出过小说中的“扁形人物”、“圆形人物”。“扁形人物”即类型性人物、漫画式人物, “是作者围绕着一个单独的概念或者素质创造出来的”。[2]而“圆形人物”则是立体的、复杂的, 读者无法用三言两语加以定义, 却深有亲近之感, 《寒夜》中三个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即是如此。

汪文宣是《寒夜》的线索性人物, 身为大学毕业生, 他怀揣兴办教育的理想, 而身为普通知识分子, 只能为现实所迫在一家小出版社的琐碎工作中维持生活;他爱自己的家人, 又恨她们没有止境地争吵。小说中其他人物对汪文宣最多的评价是“老好人”, 他凡事总是先想到别人, 面对母亲与妻子的冲突, 他为了避免伤害双方而艰难地充当着调解人的角色;面对同事的无情, 他谦和忍让;为了不给家里人增加负担, 甚至隐瞒自己的严重病情而这种“老好”实质上是他性格中叛逆与怯懦两者冲突的调和物, 其实他不满时局, 不满上级的态度, 经常在心中发出无声抗议:“天啊,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什么人都欺负我!难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消磨光吗?就为了那一点钱, 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3]然而谁都没听他鸣不平, 面对同事的欺负, 他虽义愤填膺, 但最终“哼都不哼一声, 只是温和地点点头”。他不满意自己“老好人”的身份:“为什么没有胆量呢?难道我就永远是个老好人吗?”他心中有着叛逆的种子, 但是为了维持生活, 他只能选择忍受, 他变得多疑甚至惶恐, 上级的一个眼神在他看来总是工作不认真的警告, 妻子的一点不满总让他惶恐不已地安慰道歉, 面对婚姻危机, 身为新兴知识分子的他甚至怀念起旧式婚姻, 确是“一个既屈从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懦弱性格, 又妄图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调和起来的时代的落伍者”。[4]当一切生活都偏离了他的理想, 叛逆与怯懦的冲突进而上升到生与死的冲突, “活着好, 还是死好?”这是他经常扪心自问的主题, 他不想对生活屈服, 想等抗战胜利, 等家中境况好转, “留一点安慰和希望”, 心中大声呼喊“我要活”, 却最终在生活的打击下绝望地走向死亡。

与汪文宣是大学伉俪的曾树生未通婚媒即与之同居, 并生下了孩子小宣, 可以说是一个新时代女性, 可她与丈夫同样都怀着兴办教育的理想, 却只能在银行里当“花瓶”。她“怕黑暗, 怕冷静, 怕寂寞”的性格注定了那寂寞冷清的家留不住她, 对丈夫的爱是她留在家里的唯一牵挂, 然而丈夫的懦弱, 婆婆的刁难、儿子的冷漠无不让她时时彷徨是为了责任而留下, 还是为了自由而离开。与婆婆的多番争吵让她厌倦不已, 汪文宣的劝解效果在她的质疑下一次次减弱, 她最终乘上了与他人远走的飞机。曾树生似乎是无私的, 尽管有婆婆的嫌弃, 她仍靠当“花瓶”贴补家用, 对生病的丈夫不离不弃, 离家后还按时汇钱, 实质上却逃脱不了自私的本性。“我要自由”是她离开家的华丽宣言, 然而她追求的“自由”只是热闹与好生活, 除了有限的享乐以外, 她还能追求到什么呢?她厌恶汪母说自己是“花瓶”, 却羡慕那些富丽光鲜的太太生活;她越来越意识到“她不能救别人, 至少先得救出她自己。不然她会死在这个地方”。口口声声说“我并非自私, 我只是想活, 想活得痛快”, 事实上是为了自己那虚无的追求。“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 也不会放弃她的追求’, 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5]如果说曾树生开始对丈夫还有爱, 那么在丈夫生病后就更多是一种怜悯与责任了, 而在责任与自由中, 她选择了自由, 选择了自私。

汪母在小说中更多是以一种封建保守的形象出现的, 作为过去读过书的闺秀, 现在却沦落到了“二等老妈子”的地步, 面对着活泼艳丽、赚钱养家的儿媳, 她的自尊受挫, 对儿子的独占心理更让她心中不平, 于是她屡次向媳妇发难, 争吵也一次次升级。汪母表面上对媳妇凌厉挑剔, 实则是她的自卑作祟,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她那样看不起我”, 她认为媳妇轻视自己, 便拿出可笑的封建武器来维持自己的自尊:“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她是骄傲的, 又是自卑的, 她无私地爱自己的儿子, 认为自己一切是为了儿子着想, 事实上却是为了不与媳妇分割子爱的“恋子情结”, 为了不在媳妇面前失去维护自己婆母权威的最后筹码。汪母嫌恶媳妇, 拉拢小宣, 加速了这个家的溃散, 间接性地害了儿子。

在抗战语境下, 三位主人公迫于生存压力, 都在某种程度上逃避生活:汪文宣用内心的谴责逃避对现实的不满, 曾树生用虚妄的追求逃避现实责任, 汪母用精神胜利法逃避内心的自卑。正是黑暗的社会环境让他们的人性冲突更加激烈。

“一部内容复杂的小说, 往往既需要圆形人物, 又需要扁平人物”。[6]作者对少年老成的小宣、热心人钟老、势利眼小潘等人物未深入着墨, 却也让主人公的饱满形象得到衬托。

由汪文宣、曾树生、汪母三人组成的三角关系是《寒夜》中最突出的地方, 构成了小说中家庭生活的主题, 其中婆媳矛盾占据主要地位。汪母是守旧派的代表, 曾树生是新派的代表, “各人只顾自己, 谁都不肯让步”, 而汪文宣则处于两者之间。汪母恪守封建教条, 维护长辈权威, 曾树生则追求自由, 不甘束缚, 加上两者皆为好强之人, 自然常常发生碰撞, 而汪文宣懦弱忍让, 充当“老好人”, 却落得一个凄惨下场, 妻子嗔怪他:“你为什么这样软弱。”选择离他而去;母亲也怨他处处为妻子说话。汪文宣想抚慰双方, 其立场的不确定性却使矛盾继续发展, 在主人公之间的人性冲突中深化。《寒夜》中的婆媳冲突往往由婆婆首先发难, 媳妇则据理力争, 主题无外乎婆婆对媳妇的入门方式、生活方式的不满与嘲讽, 最后在汪文宣的调解中结束。每次冲突过后似乎回到原点, 有一段波澜不惊的平静期, 然暗流涌动, 推动着矛盾的升级。这一系列冲突呈现出一种螺旋上升的模式, 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终于让矛盾彻底爆发, 汪文宣苦心维系的薄弱纽带不可避免地断裂了。除了性格以外, 她们的伦理角色的不同也决定了矛盾的存在, 汪母是一个好母亲, 却难以成为一个好婆婆;曾树生是一个好妻子, 却不能成为一个好媳妇。母亲嫉妒媳妇“抢”走了深爱的儿子, 不能忍受与其他女人分割儿子的爱。

此外, 汪文宣与其同事的人性冲突也是一条暗线。时局艰难, 周主任却还要让下属出资为自己做寿;汪文宣生病, 同事们怕传染竟然联名写信要求和他分开吃饭;明知虚伪, 吴科长仍让他写满篇谎言的吹捧话汪文宣虽然心存正义感, 厌恶阿谀奉承, 却与大的社会氛围格格不入, 他在公司的不合群反映了黑暗社会中的残酷人际关系, 这也是他懦弱忍让性格的形成原因之一。

巴金说:“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作家把人物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结合起来, 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寻找人物命运的根源。”[7]小说通过展示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 反映了社会的悲剧。“国统区”的腐朽统治、黑暗的社会环境造成了人性扭曲, 正是人性冲突的根源, 也是家庭悲剧的根源。

小说开头便是人们逃难的情景, 将读者引入了混乱的“国统区”重庆, 老百姓时刻担心着下一个被炸弹炸死的是不是自己, 同时也要为生活而忙碌, 而一些人却灯红酒绿地发着国难财。在汪文宣的公司中, “一些人一事不做, 拿大薪水”, 而像汪文宣这样真正劳苦的人却只有一点点报酬;他明白:“这个年头, 人是最不值钱的, 尤其是我们这些良心没有丧尽的读书人。”作者以冷静的旁观者身份将一切都呈现在读者面前, 却让读者深深感受到了“寒夜”的气氛;人们对人性化待遇的要求与非人性的社会相冲突, 社会的冷酷就像寒夜的冽风, 这种社会环境使人们在生活的重压下扭曲了人性, 让人性的不可克服的丑恶面暴露得更为明显, 从而加剧了人性的冲突。

汪文宣与曾树生曾是怀抱着远大理想的新时代青年, 因志同道合而结合, 采用了未婚同居的新派作风, 但是激情却在婚后琐碎的生活中被磨平, 爱情也在追求自保的现实压力中凋零。曾树生在离开后给丈夫的信中写道:“像我们这样地过日子, 我觉得并没有幸福, 以后也不会有幸福这不是一个人的错。我们谁也怨不得谁。不过我不相信这是命。至少这过错应该由环境负责。”两人的爱情与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同的是, 子君和涓生的悲剧是人性困境的产物, 而汪文宣与曾树生的悲剧不仅仅是人性困境的产物, 更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社会环境充当了他们的人性冲突的催化剂, 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悄悄瓦解着他们的爱情。曾树生活泼好动、追求享受的性格与汪文宣愈见懦弱的“老好人”性格形成了鲜明对比, 直到曾树生再也无法忍受。汪母的责难也是造成家庭破裂的重要原因, 黑暗的社会让汪母不得不靠自己一向嫌恶的媳妇供养, 汪母的骄傲与自卑形成了一腔怒火而得不到申诉, 只有找错误的对象发泄。

小说中另一些人物, 虽然着墨不多, 但有着深刻的意义。钟老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 在汪文宣最困难的时刻给了他不少帮助, 然而最终死于霍乱, 这说明在黑暗的社会环境下个别好人的存在也不能带来任何改变, 人的价值在腐朽的“国统区”根本无人重视。小宣是家庭中的一员, 少言寡语而且老成, 俨然又一个汪文宣, 暗示着在汪文宣死后, 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仍然存在着;但是小宣毕竟只是一个孩子, 还有改变的希望, 文章的结尾没有交代小宣的归处, 暗示了一点希望在抗战胜利后这样的小知识分子是会发展, 还是会继续随波逐流;社会是会迎来黎明, 还是会继续停留在寒夜。

汪文宣在庆祝抗战胜利的夜晚凄凉地死去, 与外面的热闹喧嚣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家庭的悲剧正是千千万万个在“寒夜”中挣扎的家庭的缩影, 正如人们所抱怨的:“胜利是他们的胜利, 不是我们的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 却倒了胜利楣。”在寒冷的夜中, 亲情、爱情都只是微弱的烛光, 虽然能够发出一点温暖, 却禁不住长夜漫漫。曾树生最后回到了故地, 却早已物是人非。“夜的确太冷了, 她需要温暖。”小说以此结尾。黑夜过后, 终将黎明, 社会的确太黑暗, 需要光明来散播温暖。一场由充斥着人性冲突的悲剧暂时结束, 小说的结局是阴暗、绝望的, 却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

参考文献

[1][5]巴金.谈《寒夜》.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北京第一版, 第223页.

[2][6]朱乃长译.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

[3]巴金.寒夜.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北京第一版.

[4]张慧珠.巴金创作论.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年8月第一版, 第440页.

《寒夜》 第7篇

关键词:巴金,《家》,《寒夜》,小说叙事模式,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叙事技巧

巴金是我国二十世纪现当代文学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他的创作生涯从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灭亡》开始, 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家》和《寒夜》是巴金前后期小说的代表作, 《家》是巴金的成名之作, 是一部向封建制度提出控诉的作品;《寒夜》是巴金的巅峰之作, 是一部为小人物“诉苦和呼吁”的小说。这两部小说在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叙事技巧上有很大的不同。通过对这些不同之处的详细分析, 我们可以基本把握巴金前后期小说叙事模式的变化。

叙事时间的演变

中国现代小说在叙事时间上一般采用连贯叙述, 交错叙述, 倒装叙述等多种叙述模式。巴金在小说的叙事时间上进行着不断地变化, 巴金前期的小说《家》在叙述时间上更多地采用连贯叙述, 随着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 巴金都按照故事发生的先后顺序, 整个小说的叙述时间集中在五四运动以后的1920年到1921年间, 叙述的字里行间有明显的时间提示, “过了两年, 五四运动发生了”, “旧历新年快来了”, “暑假来了”, “瑞珏生产的日子近了”等。[1]到40年代, 巴金写《寒夜》的时候, 在叙事时间安排上显得更加成熟。《寒夜》当中运用了连贯叙述、倒装叙述和交错叙述等多种方式, 整部小说写的是1944年冬季到1945年底国民党统治区的所谓“战时首都”重庆的生活, 小说开篇介绍汪文宣的出场, 然后随着人物的地点移动, 主人公又回忆起之前发生的夫妇争吵的事, 采用倒装叙述。然后按照故事发展的需要, 巴金采用连贯叙述。这样几种叙述模式相互转变, 使得情节发展更加顺畅。

叙事结构的转变

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 人物、情节、背景依然很重要。这三者在小说文本中相互影响, 相互渗透。背景, 即人物所处的环境, 可以看做是对人物的转喻性或隐喻性的表现, 作为环境气氛影响着小说中的人物。每一本小说几乎都会给出特定的背景环境。从巴金前后期小说的背景来看, 这些背景是随着当时社会时局的发展而改变的, 这正符合小说一定程度上反映我们的社会。《家》写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1920年到1921年间, 《寒夜》写的是1944年冬季到1945年底期间, 这样的时间背景都是以作者亲身经历的时代为原型的。《家》是1933年完成的, 《寒夜》是1946年完成的, 小说文本的背景时间是要先于现实时间的, 这体现了作者的小说创作更多的来源于生命体验。

就小说情节而言, 巴金先后期的小说由复杂多变的情节变为简单明了的故事情节。《家》描述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地主家族高公馆的历史, 它是逐渐没落和衰亡的封建制度的一个缩影。小说不是从某一件事开始展开的, 而是从大家庭生活重复多次的描述情节发展。小说布局了鸣凤投湖、高老爷重病、梅与觉新的重逢、觉民抗婚等多次波澜性情节, 同时在整个情节布局上还添加了一些小波澜, 有一些小的情节主线, 如小说中安排了觉新、觉民、觉慧相类似的经历, 三个人都经历了爱情的受阻。这些情节彼此联系, 重复加深, 逐渐推向矛盾的高潮。《寒夜》相对家而言, 情节趋于简单化。小说主要写了这样一个小家庭:两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毕业于上海某大学教育系, 靠作校对和做“花瓶”勉勉强强维持生活。动荡的时局和失业的威胁加剧了这种困苦生活, 而夫妻之间由于这种困苦生活和婆媳间的纠纷, 最终两地分离。到最后, 男主人公终于离开人世, 这个家庭也彻底破裂了。小说中几次写道汪文宣和曾树生的感情纠纷, 他们俩的分分合合给小说的情节增加了些许悬念。从一个封建大家庭的故事到一个都市小家庭的故事, 小说的情节虽趋于简单, 但是作者的叙述笔调依然相当精湛。

就小说人物方面, 巴金前后期小说的人物由典型多样性变为典型单一性。《家》中所写的高公馆, 有二十几个大大小小的主子, 几十个供他们派遣、奴役的仆人、轿夫, 人物与人物之间尊卑分明, 等级森严, 在众多人物之中, 作者塑造了觉慧、觉民、觉新等年轻一代的典型形象, 同时也塑造了端珏、梅、鸣凤、琴等女性“牺牲品”的典型形象。而《寒夜》着重写了汪文宣、曾树生这两个典型形象, 通过表现人物的复杂性格展现那个时代人们的困窘。

叙事技巧的演变

巴金自己曾说:“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他不考虑艺术方法和技巧, 并不是没有艺术方法和技巧, 作者所用的方法决定在他自己的形象思维的特点, 这是无形之中的, 而方法本身也在作家接触和表现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在小说的叙述技巧方面, 巴金有自己独特的创造。

这种叙事技巧在巴金前后期的小说中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从最初的直抒胸臆向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心矛盾转变。《家》中那些直抒胸臆的人物以“觉慧”为代表, 当他对有些事情明确不满时, 他会直接表示出来, 哪怕是没有人搭理他。而《寒夜》当中的主人公更多的是心理独白, 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他站在门口, 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他想:进去找她说话?—不好, 说不定会把事情弄糟。那么回书店去, 等待另一个机会, 再找她谈话吧。——不出来吧。——不好, 这会伤她的面子。并且要是她不理他呢?要是另一个人帮忙对付他呢?万一吵起来, 他没什么权利约束她。”[2]汪文宣始终没有进去, 他始终处于一种徘徊的心态, 这更加突出《寒夜》的悲剧性, 人物总是自己对自己诉说, 导致双方之间缺少交流, 到最后分道扬镳, 家庭分裂。

总结

从《家》到《寒夜》的叙事模式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见巴金前后期小说的不同特征。巴金用他的笔给我们描绘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 从不同的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和叙事技巧方面, 展现了现当代文学史一道新的风景。

参考文献

[1]、巴金.《巴金选集.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寒夜》 第8篇

关键词:《寒夜》,《围城》,人性深度,生存困境

《寒夜》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是在抗战接近尾声时开始创作而于抗战胜利后得以完成和出版的, 是巴金小说创作中的顶峰之作。《寒夜》写了抗战时期国统区重庆一个小职员的悲剧人生, 老实忠厚的男主人公汪文宣, 在生活艰难、家庭破裂及旧制度的重重打击下, 从一个怀有“救人济世”理想的大学生, 变成了意志消沉、见人低头、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 最后在贫病交困中死去。在这篇小说中, 巴金将抗日战争中人的日常生活, 人的情感状态、人与命运的无奈抗争, 描绘得淋漓尽致。国外有评论家这样赞扬说:“《寒夜》是这样一部杰作, 它触及到人们内心世界深处, 是真理的片断, 生活侧面和爱情与绝望的呼喊。”不仅如此, 《寒夜》在艺术水平上也达到了不资炉冶, 自然天成的高度。小说没有人为安排的紧张情节, 一切都是平凡的。在创作中, 作家虽然把“我”这个叙述者隐藏了起来, 不轻易打破第三人称的叙述语言, 力图保持一种纯客观的感觉, 冷静地提供一些画面、声响、动作和现象, 对人物作客观描绘。但是同时, 作家又竭力捕捉汪文宣、曾树生细微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 深入开掘人性。尤其是汪文宣, 几乎在他所有出现的场合都有其心理活动的描写, 作家借此推动整个小说的进展。

可以说, 《寒夜》代表了巴金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 它以小人物的悲剧展示了现代社会中普通中国人的真实生活。贫困病痛固然是汪文宣的症结所在, 但人特别是亲人间的隔膜、有意无意的伤害, 以及由此造成的个人的孤独才是他最深切的痛苦。年青时教育救国的理想在平庸琐屑的生活中变得暗淡, 身处抗战的艰难岁月, 汪文宣总是以“等到抗战胜利的时候”安慰自己, 但现实还是粉碎了他最后的幻想。《寒夜》触及到的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形而上的问题:人的生存的有限性和理想的超越性之间的矛盾。对于身处夹缝中的汪文宣而言, 朋友和家庭是他唯一的安慰, 是支撑他继续活下去的动力。他委曲求全地维系着家庭, 正因为这寄托着他仅存的理想和希望。当朋友死去, 妻子出走,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失去给了他最后的也是致命的打击。这不仅是汪文宣这样身处下层的小人物的悲剧命运, 而且是人之作为人的无法摆脱的矛盾。巴金将人的这一生存的悲剧本质揭示出来, 从而达到对人的终极关怀, 同时这使得《寒夜》达到了一种人性的深度。

钱钟书的《围城》几乎与《寒夜》同期发表在《文艺复兴》上, 相对于《寒夜》而言, 《围城》具有更为明显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主潮是情性的高涨, 一直存在着“情大于理”的倾向。而创作于四十年代中后期的《围城》却对人的生存困境展开了相对冷静的观照, 从而旁逸出文学主题, 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中轴线。在《围城》的序言里, 钱钟书这样写道:“在这本书里, 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 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 只是人类, 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钱钟书对人性弱质的高度兴趣促使他严肃地思考现代文明与人类的关系, 深入地体察辗转于现代文明重压下的人性困境, 从而在《围城》中揭示出整个人类意义上的人性弱点和人性困境。在《围城》里, 虚荣满街在跑, 如苍蝇灰尘, 飞粘在每一个人身上, 买假文凭的方鸿渐, 伪造剧作家签名赠书的范小姐等, 又如三闾大学教授们谈起往日的荣光无不得意地长叹, 汪处厚挂念在南京的房产, 陆子潇说在抗战前有三个女人抢着嫁他, 李梅亭在上海闸北“补筑”了一所洋房, 方鸿渐也把沦陷区的故宅大了几倍钱钟书正是要通过对虚荣心这一普遍的人性弱点的描写来揭示人性的颓败。

此外, 钱钟书站在知识本位的立场上对《围城》中食古不化和全盘西化的旧式人物和新式人物展开了深刻的文化批判。这些新旧人物表面上个个挂着教授、学者的头衔, 但真正要从知识上追问他们的学问, 却一个个露出了乖丑。钱钟书批评这些人物, 首先就是从知识方面, 揭破这些人的虚假。在高等学府, 如果说连知识者的知识都是假造的, 那么, 可以想见, 由这些人物把持的学府氛围是一种怎样的世界。

以《寒夜》和《围城》为代表的一批高品质的战后反思文学的诞生既是文学自身从战时走向战后的内在必然要求, 同时又得益于至抗战中后期开始的文艺界对文学路向的新调整。

以张扬民族意识、强化文学救亡功能为基本特征的抗日救亡文学思潮, 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存在着文学的救亡使命和文学自身使命的尖锐冲突。因此, 许多作家、文艺理论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促成了抗战中后期文学思潮的变迁。抗战中后期文艺思潮的调整对于整个四十年代文学的发展,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现实主义主潮下, 文学开始了多元化的历史进程, 如以主情的现实主义为其审美特征的七月派文学思潮, 讽刺与暴露文学思潮, 历史剧创作潮等。文学路向的调整虽然使抗战文学的内在结构发生了某些深刻的变化, 但是, 就文学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看, 抗战时期的文学始终处于战时文艺的框架内。而战后文艺理论要求作家通过创作不断提高读者的思想水准和艺术审美能力。

随着抗战的全面结束, 战时文艺理论并没有及时地、创造性地转换为战后文艺理论, 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作家的理论视野、思维方式和审美想象空间。而巴金的《寒夜》和钱钟书的《围城》在挖掘人性的深度和展示生存的困境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超越了同时代的作品, 为战后文学创作提供了优秀的借鉴和启示。在这两部作品中, 作家都极力避免是与非的简单对立。在《寒夜》中, 对曾树生这个人物形象, 作者没有进行片面的批评, 而是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和悲悯;而对软弱、妥协和退让的汪文宣, 作者表现出他那软弱的外表之下堪称坚强的东西他牺牲了自己, 保全了人性, 使得这个形象具有了人性的悲剧意义。同样, 在《围城》中, 即便到最后, 我们也不可断言方鸿渐和孙柔嘉之间的感情已荡然无存, 只不过为了寻找新的生活空间不得不先走出这一步。《围城》的中心意象是一座被围困的城池, 具有一种相当普泛的人生象征意义;“寒夜”也包含着巴金对于“黎明”一类意象代表的事物的希望。所有这些都使得这两部作品具有了多重解读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和把握作品的意蕴和价值所在。

谁在寒夜温暖我 第9篇

“夫人,有困难需要我帮忙吗?”“没有,我很好,谢谢你!”我大声地回答,冲他摆摆手。借助车灯微弱的灯光,我看到后面停着一辆红色皮卡。“夫人,我看到你的车胎瘪了。”车外的男人继续向我大声喊道,我对他说:“已经有人赶过来帮忙了,不用麻烦你了,谢谢你!”

“夫人,你不用害怕,”车外的男人敲着窗户说,“我现在就回到我自己的车里等着,如果有人来了,我就离开;如果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人来,我帮你换轮胎好吗?”

我打开手机,在通讯录里搜索着可以帮忙的熟人。我看到了前夫的电话号码。“眼下只有这个该死的浑蛋离我最近,看来只好求他帮忙了。”

这个该死的家伙居然没有接电话。“夫人,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没有人来,雨越来越大,等道路变得泥泞起来,就更不好换胎了。”车窗外又出现了那个男人影子。

我叹了一口气,在心里祈祷上帝保佑我。如果他是一个黑夜杀手,我该怎么办?如果他真是一个杀手,就随他去好了,反正我也不想活了,女儿都被人家抢走了。我心一横,推开车门就下了车。出乎我的意料,我发现他很英俊,高个子,蓝眼睛,金色的头发。

“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我绝对不会让你这样美丽的女士一个人待在这马路上。”他说。

“咯嗒、咯嗒……”他吃力地摇着千斤顶的手柄,想把汽车顶起来,可是道路已经变得泥泞不堪,千斤顶吃不住劲,总是滑倒在地。最后他只好放弃了换胎的念头,建议我随他一起去他家里。“我哪儿也不去,就坐在车里!”我固执地告诉他。“下半夜會更冷,到时候你肯定受不了!”他耐心地劝说我。他告诉我他的家离这里还不到五里路。尽管我相信他说的话,但我心里还是很害怕。

我问他:“这深更半夜的你不待在家里,难道你的妻子不担心吗?”他低下了头:“我妻子两年前遭遇车祸去世了,我现在和母亲住在一起。”

他的家离这里很近,住在那里明天早上过来修车很方便。再说今天我倍感孤独,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住一夜,对我来说,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终于坐上他的红色皮卡和他一道离开了这里。他告诉我他叫布莱恩,我告诉他我的名字叫玛丽。20分钟后,皮卡车在一所没有灯光的房子前面停下来。看着这所黑乎乎的房子,我的心底突然升起了一股凉气。他用一种平静的语气向我解释道:“这个时候,我母亲早就睡着了。”他打开灯,我很吃惊地发现,房间布置得非常漂亮。

“房间布置得真漂亮!”我说。

“谢谢你的夸奖!”他回答道,“我和妻子把我们所有的积蓄都花在这所房子上。可是,如今这些却成了我痛苦的回忆。”

房间里很静,静得有些吓人,恐惧像波浪似的一阵阵向我袭来。他母亲到底在哪儿?他妻子真的因为车祸离开了人世吗?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告诉我已经到了睡觉的时候,他说我睡在卧室的床上,他睡沙发。我起身检查了一下卧室门上的锁,看看是否安全。他也来到了卧室,为我准备床铺。

等他离开卧室,我马上将门锁好。我脑海里尽是他的身影,在这个阴冷的寒夜,他把自己温暖的床让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此时,他肯定蜷缩在沙发上,全身冷得发抖。想到这里,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促使我从床上爬起来,打开了卧室的门。“沙发上肯定很冷,要不你也到床上来睡觉吧!”就这样,他躺到了我的身边。虽然我静静地躺在这张陌生的床上,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我的呼吸急促,胸口剧烈地起伏着。终于我转过身来,躺进了他的怀抱,他顺势和我拥在一起。

当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这个时候布莱恩已经不在我的身边。忽然我遇见了一个老太太,看到我她惊骇万分,大喊大叫起来。我大声地告诉她,我和布莱恩在一起。老太太立马停止了叫喊:“你在胡说些什么!你待在我儿子的房间里究竟想干什么?”老妇人声色俱厉地对我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是布莱恩带我来这里的,昨天晚上我和他待在一起。他起床比我早,可能到外面锻炼去了。”

“我儿子布莱恩两年前就去世了,这间房子是他和妻子的卧室,一直都空着。你是怎么进去的?如果你不如实回答,我马上就报警。”老妇人恶声恶气地威胁我。我跑回房间,抓起一件衣服套在身上,我要赶紧离开这里,谁知道这个疯老太婆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呢?

第二天,保险公司派人把我的车修好以后开回来。一周后,我把我自己的这段浪漫经历告诉了我的闺蜜格罗莉亚。“是吗?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赶快告诉我!”格罗莉亚急不可耐地对我说。

“他叫布莱恩,他的家就在路边的农场里,那附近有座小山,那条路叫做富兰克林大道。”同时我也感到纳闷,为什么布莱恩后来一直没有主动和我联系,因为我们彼此已经交换了手机号码。

“你说的那栋房子是不是白色的?四周围着密密的木栅栏?”格罗莉亚突然大声地问道。

“是啊,就是这所房子,我遇上了我的白马王子。”我余兴未尽地说道。

“不,这不可能!两年前有个叫布莱恩的男人就在那所白房子里自杀了!在这之前,他的妻子遭遇车祸离开了人世,当时她正在给自己的车换轮胎。他深深地感到自责,他恨自己当时没有亲自帮她换轮胎,他最终选择了自杀。当年这件事被传得沸沸扬扬,你那时正好被公司派到外地工作,所以不知道。”听格罗莉亚这样说,我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我仔细地回忆着那天晚上的细节。我掏出手机,拨打布莱恩留给我的那个电话号码。“嘟……嘟……嘟”随着振铃声响起,我的心口扑通、扑通乱跳。终于我听到电话被接通,可是对方却始终没有说话。半晌,话筒里突然传出“咯嗒、咯嗒”的声音—这正是摇千斤顶手柄发出的响声。我吓得尖叫起来,一下子扑进了格罗莉亚的怀里。

《寒夜》 第10篇

关键词:梦,现实,苦痛

汪文宣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做校对,领导的威严、少得可怜的薪水令汪文宣丧失了蓬勃之气,甚至到了甘受其辱的境地。如果说工作的不如意是造成汪文宣自信心和原有人格丧失的导火索,那么家庭的不和谐则是导致他人生悲惨结局的一团明火,引爆了他人生的整体性悲剧,耗尽了他的精神与力量。

一、现实与梦的混淆

1. 主观上躲避现实,期望沉醉于梦中

现实的残酷使汪文宣更加软弱,以致出现了精神错乱和幻觉,想象与梦境无形中成为他宣泄压力的途径,他常把不幸现实想象为噩梦。因为吵架把妻气走了,而他却想象着妻在回家的路上,“一个梦!一场噩梦!现在过去了!”[1]他将昨日的争吵、今日的烦忧归结为梦,希望从苦难的现实中解脱出来。

此外他还以酒精麻痹自己。苦闷的汪文宣遇到了落魄的同学唐柏青,失意之人相逢惺惺相惜,面对柏青的以酒消愁, 他认为“总有醒的时候”,转而又想“醒来岂不是更苦吗”, 于是就拼命喝酒。[2]他想举杯消愁来麻痹自己,淹没对现实的不满和忧愁。

2. 无意识中从残酷现实走向恍惚梦境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将人的心理结构划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三个层面。而汪文宣则不停地在前意识和潜意识两者间徘徊游荡,常常分不清现实与梦境。当同事们都在谈论着战争的不利形势以及如何逃难时,“他觉得自己还是在梦中”[3]。在办公室的屈辱加重了他的悲观,在家里母亲的诉苦与妻的夸耀都不能给他安慰,汪文宣其实一直都处在孤独的单行线上,没有可以真心倾诉的对象,也没有人用力量将他解救出来,而他又是百分之百的自觉的“受难者”, 将苦难都藏于心底和被窝里的哭泣。

二、在梦境中再现现实生活的纠结苦痛

1. 对已知情形的恐惧与无奈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汪文宣白天的担忧和思虑在晚上则变为梦。梦中他和妻发生了争吵,紧接着敌人打来了,他要去找母亲而妻竟牵着儿子走了。这个梦主要体现了两点,一是汪文宣在母亲和妻子中间忍受夹板气,二是在他心里母亲是最重要的。有一次他梦到衣服被烧焦了,“他嘶声大叫‘救命’”[4]。“救命”这两个字是人类遭遇困境时求生的本能反应, 而现实生活遭遇了诸多苦难汪文宣都没有喊“救命”。或许它一直潜伏在汪文宣心里,但是现实生活中就算他喊也无人应答,所以在梦中他终于无所顾忌地喊了出来。

2. 对未知情境的担忧与焦虑

重庆随时会沦陷,他劝说妻跟随陈主任调任兰州。但他内心深处极不情愿,独自承受着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与痛苦便在他的梦中展现出来。“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她丢开他跟着另一个男人走了。”[5]汪文宣一直担忧妻和陈主任的关系,妻魅力十足,而自己显然无法与陈主任相提并论,也无法满足妻的需求,。苦痛的黑暗之网无情地网住了他,令他无法呼吸。

三、沉浸在过去美好的梦中

1. 对理想的回忆

当现实的重担压得人喘不过气时,过去的美好回忆显得尤其珍贵。“‘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满是理想,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他做梦似地微微一笑”[6]。谈及过去的理想汪文宣是快活的,方能感觉到他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一个人的存在。而妻的离去和病痛的折磨带走了他一切希望,绝望中他又回想起大学时代的抱负,“花园般的背景,年轻的面孔……全在他脑子里重现”[7]。他和妻相识于大学,有着共同的教育事业理想,那是汪文宣最有希望、最富活力的一段时光。

2. 对妻子的思念

当曾经深爱的人离去后,难免会追忆与她有关的点点滴滴。汪文宣饭后散步时走到他和妻曾光临的咖啡厅,他点了两杯咖啡,一杯放在自己面前,一杯放对面,要服务生给对面那杯加牛奶。“‘你喝罢,’他端起杯子对着空座位低声说”, “他仿佛看见她对他微笑。他高兴地喝了一大口。”[8]这段情景催人泪下,尽管生活剥去了他原有的光环,但在爱情上他始终是一个巨人。我想这也是爱的一种高境界吧,爱到深处却选择放手。

四、“梦”的艺术手法的作用分析

“梦”的手法在人物塑造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且详略分明,对汪文宣“梦”的描述与解释使小说更加富有张力。从结构比例来看,对过去美梦的回忆少,关于现实的苦痛的梦多,两者的对比更加突出了小说主题及主人公的悲惨命运, “我写《寒夜》就是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9]。我想如果在和平年代,善良、老实、有理想的汪文宣一定会是翩翩君子,儒雅有为的青年。

参考文献

[1][2][3][4][5][6][7][8]巴金.寒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5、31、63、76、137、22、15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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