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动摇坚持并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精选2篇）

毫不动摇坚持并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1篇

毫不动摇坚持并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新形势下，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实质上是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一项根本的政治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根本政治保障。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个好制度

为什么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议会制民主呢？

其一，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所决定的，西方国家的各种政体是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体服务的。我国《宪法》总纲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国体，同时又是最高层次的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体，这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1954年，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时，范文澜问：“主席，您总讲国体、政体，我对此还不甚明白”。毛泽东同志回答说：“国体就是内容，政体就是形式”。范文澜当即说：“主席，我明白了”。毛泽东同志用哲学中形式与内容这一基本范畴把十分抽象的国体与政体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国体讲的是各个阶级及阶层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不同地位，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而政体讲的则是国体实现的形式，是如何为的问题。国体这一内容决定政体这一形式，而政体这一形式是为国体这一内容服务的，但也必然反作用于国体这一内容。这就是国体和政体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政体可以实现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大团结，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并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进而保障人民充分享有各种正当权益。而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之间，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相互斗争，因此，它们推行的“总统制”“两院制”“三权分立制”“多党制”等是为其内部相互制约，从而更好维护它们对劳动人民的永续专政和盘剥。

其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主权”民主，西方是“资本主权”民主。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历经多次修改和修正，但此条文却岿然不动，这充分说明了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主权的性质与本质的重要性。不仅宪法上作此规定，而且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全面体现。人民按照宪法与选举法的规定选举人民代表，使与人民内部各阶级及各阶层构成相适应的各界代表到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通过听证、咨询、网络等多种途径和形式，保证人民直接参加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而在西方国家，从本质上说，垄断资本操纵竞选、投票、议会、立法、行政和司法，用貌似公平、公正的程序和形式，确保实质上的资本当家作主。

其三，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西方国家是“三权分立”。1954年，在讨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毛泽东同志还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形象地比喻为“如来佛的手掌”，并明确指出“我们的主席、总理，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出来的，一定要服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议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罢免主席。主席也不是政府，国务院不向他报告工作。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安全。有议长，有总理，又有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了毛病，那毫无办法，只好等四年再说。”在我国，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而西方国家中，无论是总统制国家的议会还是议会制国家的议会，都不具有高于其他机关的法律地位。在典型总统制的美国，国会与总统和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律地位是平行的。在典型议会制国家的英国，政府与议会是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关系。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为了保证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性质，而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是为了保证他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

其四，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一院制”，而西方国家实行的是“多党制”和“两院制”。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现行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什么是民主集中制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就指出：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有见识的西方思想家、政治家也对西方过度分权的政治体制提出质疑。

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过60年的实践，其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并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习近平同志所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

正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也便成为国内外极少数人首要攻击的对象。他们的攻击和否定，往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谓徒有其名为借口，宣称人民代表大会只是奉党和政府“旨意”而行事的官僚机构等，妄图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引向全盘西化的道路。也有人主张应实行多党制和直选制，认为全国人民和全党人人一票，就可以解决根本问题。这恰恰符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给我国设置的与西方资本主义“接轨”的“路径图”。在当今中国，搞一人一票的竞选制，必然会很快步入一个动荡、**甚至内战的局面。因此，坚持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意义，就是坚持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放弃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的政治发展道路，随之而来的，必定是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面临新形势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完成新的艰巨而光荣任务的需要。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承担着沉甸甸的使命。同时，也应清醒看到，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同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正确行使自己的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等，职责光荣而艰巨。要完成这些光荣任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必须根据新的情况和形势，与时俱进地进行完善和发展。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大自身建设的需要。当前，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的具体体制、机制、程序、规范以及具体运行上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人民代表结构构成仍须进一步调整，人民代表特别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作用要进一步发挥，各层次各领域中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范围和程度有待进一步扩大，立法的起草、论证、协调和审议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立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化趋势仍须进一步遏制，“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的制度在少部分地区流于形式的情况亟待改善，各级人大对预算决算的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仍须进一步加强。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制度在人大各项工作中仍须进一步完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与人民群众特别是与人大代表的联系有待进一步密切等。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依法深化改革的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全会结束后，各部门、各行业和各领域深化改革的举措不断，成效渐显。必须强调指出，此次全面深化改革，应在法治框架之内推进，尤其是其中关涉重大的改革措施，都必须于法有据。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全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坚持和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加强立法协调，及时将重大改革决策转化为国家法律，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我们坚定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自信，并不是说，它就完美无缺了，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完善和发展。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而在这三者有机统一中，关键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坚持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特别强调党的领导，这是因为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使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支持和保证国家政权机关依照宪法法律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和协调一致开展工作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只能是党的主张；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的，应当是党组织推荐的人选。唯有如此，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方能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党和国家的权威方能得到维护，团结统一方能得到维护，也才能始终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做好中国的所有事情，关键都在党。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样如此。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我们的政策正确，方向正确，才能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独特优越性。

人人起来负责。资本主义民主本质上是资本当家作主。而社会主义民主的途径是人人起来负责，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原则和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和监督。人人起来负责，既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人起来负责，其根本的制度载体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使人人起来负责，我们便必须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国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都应密切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对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倾听、有回应。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工作抓手，切实凝聚起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最充分地调动起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形成人人起来负责的良好政治局面。

坚持依宪立法，依宪监督。立法权和监督权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两项重要权力，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能否按照宪法的规定正确地行使其立法权和监督权，是具体衡量人大工作的两项重要指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宪立法，能够有效地规范立法活动，能够使国家立法制度进一步健全，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前最为重要的是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体制和程序，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人大常委会依宪监督即依照宪法的规定行使监督职权，应当围绕国家工作大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应当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行使监督职权；应当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施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应当将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向社会公开，以确保自己在行使监督权的同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经济和文化支撑。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也必须要有相应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保证。各级人民代表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论做何种工作，说到底都是为人民服务，这就要求必须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人民群众时刻保持血肉联系，把广大人民的所想、所思、所求，经由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的法律程序，转化成为国家意志，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毫不动摇坚持并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2篇

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关系认识

在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关系认识上,是自马克思开始至今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即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160余年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无不与此有密切关系。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与革命。其继承则是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其革命则将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其基础的核心基石则是生产力理论,即生产力理论成为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分水岭。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既不懂得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又不懂得人类社会形态衡量的根本标准也是生产力。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将社会主义置于生产力极大发展,并在此前提下的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到“涌流”(马克思语)的基础之上。没有这个基础,就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没有这个基础,就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甚至动用行政乃至国家力量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那就只能搞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后,针对其学说的反对者再以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来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时,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论调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尖锐且愤怒地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论调的“卑劣”与“反动性”,并诚恳地告诫后人,在未来时代要高度警惕这些貌似正直无私的所谓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主义

极其遗憾的是,在马克思以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形成了“天字号第一”的最大问题。在这最大问题上,包括提出和推行“新经济政策”前的列宁,后来的斯大林、毛泽东在其理论和实践中都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把消灭私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来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从而陷入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泥潭。

“十月革命”后的列宁,在认识和建设俄国社会主义时,犯了将所有制标准作为根本标准的错误而在其“被狠狠地痛打一顿之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全集》(中文二版,第73页)),并果断地停止“战时共产主义”而强力颁布和推行“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经济政策”使俄国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不仅得到了挽救,而且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苏维埃政权的吸引力大大增强。其后的斯大林出于个人集权专制的需要,于列宁逝世不到两年的1926年就开始停止,到1929年就彻底中止行之有效的“新经济政策”。而利用已经集中起来的行政权力强硬搬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公有制的理论,在实践中将其无限放大,并进而通过法律形式将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到一体,作为衡量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其后在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中,斯大林将此“模式僵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更是利用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将其理论与实践作为模式强力推行。这给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灾难性的极其严重的后果:硬是活生生地将生动活泼的社会主义“打造”成人类社会形态的“百慕大三角”,而成为社会形态的死亡陷阱。

在中国,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实践也完全如此。在理论上,毛泽东认定,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尤其,毛泽东还反过来推论:一个社会形态,只要消灭了私有制,就必然是社会主义。基于此种理论认识,毛泽东于1953年,就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开始了消灭私有制的所谓“社会主义过渡”。到1956年,在通过强力地、人为地,甚至是动用“国家意志”、“国家力量”实行“一化三改造”后,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在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从所有制开始。邓小平的改革也从所有制开始。“邓小平的所有制开始”则是回到唯物史观的基石上来,大胆、坚决、系统地纠正错误,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不折不扣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

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离马克思设计的社会主义尚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小平同志于此尖锐深刻地指出:“我们搞几十年社会主义,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要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搞够格,一是从认识论上要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天字号第一大问题,其结论之一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之二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三是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二是解决“搞够格”的方法论问题,结论首先是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4页),并进而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基础本质加以认定。

“以公有制为主体”

自党的“十二大”提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经“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到“十六大”、“十七大”明确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可见,以公有制为主体贯穿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整个过程。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政治学意义认识

“以公有制为主体”决定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既是执政党的政治诉求,也是其经济诉求。即作为主体的公有制,肯定是社会主义制度政治和经济的支撑点之一。在马克思社会形态衡量标准体系中,公有制标准虽然不是衡量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但肯定是主要且重要标准——可以这样认定:没有公有制为主体就没有社会主义。斯大林等的错误在于把公有制标准作为衡量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从而违背了唯物史观。但是,如果放弃或否定公有制这条衡量标准,放弃和否定公有制为主体,显然也就放弃和否定社会主义了。如前所述,中国搞了社会主义,但是不合格,根本原因就是忽略生产力乃至否定批判生产力,把生产关系即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乃至唯一标准,颠倒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对于私有制的消亡问题,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强调在生产力极大解放与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即“涌流”基础之上,肯定是“扬弃私有制”,实现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社会财富的公有制即“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至于这种公有制到底是什么形式,马克思没有明晰,也不可能明晰。中国现阶段实行的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到底与马克思设计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什么程度的关联度,这是值得探讨与探索的。现时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其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标准的差距十

分巨大——因此,用马克思的公有制标准来检测和衡量现时中国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实际状况,显然是不合适的。至于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包括中国,公有制到底应当是什么样的形式或日实现形式,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摸索、探索,只能如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也如同资本主义在其数百年历程中那样探索前行。过去照搬照套,犯了重大错误,今天仍然要于此高度警惕。张亚斌先生在其《中国所有制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研究》一书中,就公有制经济的功能与作用认为:第一解决“市场失灵”;第二解决“市场不足”;第三“调整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第四“调整国民经济的运行”;第五“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第六“实现国家战略利益”。(张亚斌《中国所有制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其研究成果值得肯定。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学认识

首先,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社会主义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共性是,都十分注重国有经济解决市场不足的功能,但中国更强调国有经济在实现国家战略利益与调节国民经济结构目标方面的作用,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更广泛地进入竞争性与赢利性产业。因为中国的国有经济大量地分布于基础性产业、支柱产业、主导性产业或潜在性主导产业,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起着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稳定国民经济运行、控制国民经济的制高点、决定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重要作用。至于这种由国有经济来主导国民经济的定位作用,是否完全符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尤其是这种定位的功能意义和目标,在实际中是否能完全实现,这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从已经实施的这数十年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始终起伏不定,其运行过程中“行政力量”与“国家力量”太强硬,这是十分显然的,这于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改革与建设是有冲突的。

其次,集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大量地存在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内容。集体所有制与国有制共属公有制,因此,其产权都具有公有产权的一般特征,即具有非排他性或外部性。但集体所有制的产权毕竟不同于国有制的产权,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集体所有制产权的非排他性是相对的,在产权主体集合体内部是非排他的与难以界定的,但对外其产权是排他的,边界也是明确的;二是其产权主体(即现实或潜在地具有从某种经济资源中获得收益并参与其运行的权利的人)集合中的元素要远少于国有制,因而其内部交易费用可能要大大小于国有制经济的内部交易费用。由此而决定,集体所有制经济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一方面它像国有经济那样具有公有产权的特点,因而能解决部分的市场失灵与市场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其产权安排的非排他性是相对的,这就决定了集体经济比国有经济更易于走向市场,更易于与市场机制融合。同时,由于其产权主体集合体中的元素较少,交易费用也较低,如果两种制度的收益是一定的,集体经济就可能比国有经济更经济或更有效率。总之,集体经济兼具国有经济与私人经济的产权特征,从而在国有经济与私人经济之间形成一种自然的独特的形式,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生命力,这正是集体经济能广泛地存在并能获得迅速发展的原因。(张亚斌《中国所有制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48页)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从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强调指出“积极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的同时,又重点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理念以来,中国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上进一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到中共“十七大”召开时,国有企业终于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性低潮中走了出来,到2009年,国企创造了历史的辉煌。

在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底的抗御世界金融风暴中,中国国企所作出的砥柱性贡献是举世瞩目的。到2009年底,央企营业收入由2003年的4.5万亿跃升到12.6万亿元,年均递增18.7%;实现利润由2003年的3005.9亿元增加到7977.2亿元,年均递增17.7%;国企资产迅速增加,从1999年的9万亿元,猛增到2009年的43万亿元,10年间翻了几番。当然,笔者指出在公有制经济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须强调指出,公有制经济、国企尤其央企在依赖“行政权力”、“国家力量”上,对于阻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建设上的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中央和国家最高层于此切不可以掉以轻心,否则,前30年的改革历程的继续深化将成泡影。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并与公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必然性。党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非公有制经济在新时期的产生和发展起了根本性作用,从时代性、规律性上看就是反映了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必然性。笔者在拙作《民营经济与中国现代化》(华文出版社2008年11月版)一书中对此作了专门论述。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治学认识

民营经济的双重所有权意义认识

民营经济是老百姓自己当家作主的经济。这种当家作主,是直接的当家作主,是完全意义上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从所有制的角度讲,业主是企业的主人,对自己的财产具有不可争议的自主权与处置权。从市场运行角度讲,现阶段中国大多数民营经济实体,还是实行的业主经营体制(因为大多数民营经济实体还达不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资产程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中国的民营经济业主,具有双重的所有权意义:一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无条件地享有人民共和国的主人翁权力和利益(这种权力和利益部分是通过行使权益而获取,这与所有公民一样,如宪法规定的公民权益等;部分是作为民营经济实体的业主或法人代表,享受到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保护、支持和帮助的法律的政策的措施权力和利益);二是作为民营经济实体的业主或法人代表,则在个人合法财产(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上)则享有完全的受法律保护的权力,《物权法》的颁布是其标志。相对于非业主的其他中国公民,民营经济实体的业主们这种双重所有权意义,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意义和作用十分巨大。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自发的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8页)马克思指出:民营经济的运行,更主要的依赖于资本,借助资本的进步功能。“而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获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它以前的奴婢制、农奴制即自然经济文明形态相比较,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

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社会上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或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为较显著的缩短结合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5—926页)所以,“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个世纪的统治时间内所创造出来的财富比过去所有世纪创造出来的财富总和还要多得多。”(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正是基于此,马克思认定资本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杠杆,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对资本家依靠资本对无产阶级剩余劳动的无情榨取采取了彻底的批判态度,尖锐地指出资本从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天起,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并进而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人类最美好的制度,它,必将被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所取代。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资本的社会进步杠杆功能去撬动社会大发展,另一方面则必须有效控制和衰减资本的血腥性和残酷性。民营经济的社会进步价值享受者体现在国家分配制度上,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没有效率优先就无法实现兼顾公平。民营经济能较好地体现效率优先,但在兼顾公平上,就当前中国的实际考察,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民营经济实体,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主要体现在业主对员工的剥削程度上。这就,必须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去实现这一任务:将剥削放在阳光之下,即实现“阳光下的剥削”。所谓“阳光”就是法律制度体系。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既能有力保障和保护民营经济业主的双重所有权,促使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实现效率优先,又能有力地保护民营经济实体的广大员工的合法权力和利益,从而使兼顾公平有实实在在的社会基础。

民营与民强

现代社会实践的无数事实证明,新生事物可以自发产生,但很难自发持续发展,必须有执政党(通过政府)的大力支持。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有其自身的历史必然性,但改革中的具体内容则必须是由自上而下推动的,大如经济体制这样的内容,小到具体体制机制。执政党(通过政府)在推进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首先是构造体制外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然后是体制内放松控制,下放权力,再逐步将体制内和体制外通过市场衔接起来。体制外空间的形成,体制内独立性和自主权的放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致富致强的机遇与空间。

民强的第二个重要体现是效率。真正的效率是全要素效率,是各类生产要素的总效率,其中包括个人资本、企业家经营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效率。而民营资本在效率方面明显地高于其他资本的效率。而且,也正是民营资本的出现和民营资本效率的提升,则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资本和全社会生产效率的持续提升,这是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彻底告别短缺经济和贫穷落后的一个基本原因。

民强的第三个重要体现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几千万个个体工商户的产生和发展,几百万家私营企业的崛起和拼搏,还有几千万自由职业者的出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追求创业自由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国家政策不断推进创业自由的一个主要结果。这几百万、几千万个人和家庭,通过自主创业,通过创新,为个人创造了价值,骄傲地实现了人生价值;为社会创造财富,不断地创造和积累了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地增强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民营经济还是中国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为构建创新型国家作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数据反映,我国大多数的新技术、新发明、新专利、新产品均来自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

民强的第四个重要体现是敢于与国际资本较量。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形式包括:建立营销网络,建立加工基地,开展资源合作开发和农业综合开发,建立境外开发中心等。投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在地域分布上,我国民营企业已经在全球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经营和投资,其中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占将近一半。

民营与国强

执政党在构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时,将国强的侧重点倾向于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上,而民营经济的重点社会诉求在于富民方面。这一方面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另一方面表现执政党关于民生为主题的社会建设意识强化,这是十分值得肯定的。纵观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当今处于强国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可以说各自在除开众多其他原因(诸如对外扩张,商品、资本输出,乃至对外掠夺等)之外,有一规律性的原因则是通过民营而民富而民强而国强。2006年至2009年的四年中,中国GDP总量中,民营经济贡献达6点左右。这一贡献是历史性的,是功不可没的。

近代世界社会历史的轨迹是这样表示的:民营→民智→民创→民富→民享→民生→民强→国富→国强。世界如此,中国也必然如此。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认识

它是多元所有制结构存在的必然结果

我国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从整体上看,生产力发展水平本来很低,经过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仍然低于发达国家,特别是各地区、部门、行业之间以及同一地区、部门、行业内部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呈现出多层次的状况。生产力的这种状况造成了双重结果:一方面,成熟的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尚未成形,生产社会化程度不足,以致不能实现全社会公有化来容纳全社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在达到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高度物质生产力之前,非公有制生产关系还具有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生命力,其历史使命没有完结。因为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任何一种生产关系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消亡的,只有在“生产力扩大到建立公有制经济所必要的程度”,“在废除私有制所必要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的现实生产力水平下,不能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只能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以适应生产力水平总体还落后以及不平衡、多层次情况,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可见,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并与公有制经济的长期共同发展,首先是多层次生产力状况决定的多元所有制结构存在的必然结果。

实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客观需要

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固然要靠公有制经济这支主力军,但也应该充分发挥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生力军作用。实践证明,我国民营经济产生20多年来,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积极作用,充分表明了其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在社会主义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公有制经济这支主力军需要私营经济这支生力军与其共同发展,来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包括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完整的经济体系,没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但只有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没有非公有制经济,也建不成市场经济。其一,市场经济的本性要求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民营经济是一种天生的市场经济,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之一;其三,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有各自大显身手的领域,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的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