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地位范文（精选12篇）
婚姻家庭地位 第1篇
一、秦汉时期妇女在家庭中的权利
首先女性拥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权。秦汉时期, 虽然女性在择偶和婚姻问题日益受制于父母的权威, 但毕竟秦汉是礼制文化的形成期, 先秦习俗还有不同程度的遗存, 女性在婚嫁上还有着一定的自主权。这我们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中还能找到证据。如《史记·张耳传》卷八十九载:张耳“尝亡命, 游外黄, 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 己其夫, 去抵父客, 父客素知张耳, 乃谓妇:‘必欲求贤夫, 从张耳’。女听, 乃卒于请, 嫁之张耳。”[1]1999张耳的妻子在嫁给张耳前曾嫁给一个才智都很平庸的人, 她对丈夫很不满意。当她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认识张耳后, 为了追求理想中的伴侣, 与前夫离婚嫁给了张耳。这个例子极具代表性, 说明了汉代前期女子能自主选择婚偶, 且不会遭到社会的鄙夷, 妇女在婚恋上有一定的自由和决定权。甚至在上层家庭, 女性在婚恋上也有一定的自主性。《汉书·外戚传》记载:“元后母因嫉妒被休, 更嫁为河内荀宾妻;汉高祖的薄姬原是魏豹之妻;景帝王皇后先嫁金氏, 已生一女又进太子宫;王皇后之母臧儿先嫁王仲, 再嫁长陵田氏;宣帝外祖母王娼初嫁王更得, 再嫁王乃始;元帝傅昭仪的母亲先嫁傅昭仪的父亲, 再嫁魏君郑翁。”淮南王刘安“生子迁为太子, 取皇太后外孙修成君为太子妃。主谋为反具, 畏太子妃知而内泄事, 终不近妃, 妃求去, 王乃上书谢归之。”在东汉, 《后汉书》中还记载有梁鸿、孟光的故事。孟光“肥丑而黑, 力举石臼”, 到三十未寻下合适对象, 父母问她欲找怎样的人方满意, 她说:“欲得贤如梁伯鸾者。”梁鸿闻后即聘娶之。二人婚后伉俪情深, 并成就了举案齐眉的佳话。这个例子都说明了汉代女子在择偶上是有一定自主权的, 像孟光则是完全自主婚姻。另外, 我们还可以从文献中挖掘出女性在婚姻问题上相对自主的例子, 如《汉书》中的卓文君奔司马相如, 阳信公主许平阳侯曹寿等, 都体现了女子积极主动地寻求婚姻对象, 具有一定的择偶自主权。
其次女性在离婚改嫁问题上也拥有一定的自主权。秦汉时期是礼制的初步发展和形成期, 正因为处于这样的过渡期, 秦汉遗留了先秦时的许多风俗, 其中包括婚恋风俗。秦汉时期, 对于女子的离婚改嫁的问题上尽管已一定程度地确定了男性的主导权, 有律令明文规定了“七弃三不去”, 但并没有达到严苛的程度, 还是有主动离婚改嫁的女子存在。如李陵之妻, 在李陵被匈奴战俘, 待其归乡后, 其妻“闻已更嫁矣”, 只留下了“女弟二人, 两女一男, 今复十余年, 存亡不知”。另如《汉书·朱买臣传》记载, 朱买臣之妻, 因朱买臣“家贫”, 又“歌呕道中”, 其妻无法忍受丈夫的贫困而离婚, “买臣愈益疾歌, 妻羞之, 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 今已四十余矣。女苦日久, 待我富贵报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 终饿死沟中耳, 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 即听去。”“求去”, 即主动要求离开朱家[2]860。可见, 当时的女子还是有一定的离婚改嫁自主权的。
第三是财产的继承权。《汉书·司马相如传》中记载, 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私奔, 卓王孙以为这是家门大耻, 说:“女至不材, 我不忍杀, 一钱不分也。”但得知司马相如高升后, 却“喟然而叹”, 不仅转变观念以为“使女尚司马长卿晚”, 而且还“厚分与其女财, 与男等”。卓王孙孙分给卓文君的财物既可以看做她的嫁妆, 也可以看做是她继承的家父的部分财产。因为秦汉时期, 除了嫁妆外, 妇女也是可以和其他兄弟一样, 可以继承父辈的家产的。如《风俗通义》中记载, 沛县有一富裕人家, 其妾过世后, 留一小儿, 而正妻又不贤惠。在他临死前, 因担心正妻贪享家财而小儿无份, 于是在族人面前留下话:“悉以财属女, 但遗一剑与儿, 年十五以还付之。”由此可见, 女儿在秦汉时期也是有财产继承权的, 即使出嫁, 也可以获得家产分配。
第四是教育权。秦汉时期, 男子与女子的受教育权是不平等的, 但并不是说女子教育就会被忽视。在我国, 女性教育主要是学习女红、妇德和相关礼法, 目的是培养符合男权社会的贤妻良母。女子教育主要是学习持家技能和进行婚前教育, 正如《礼记》中所记载的, 要学习“执麻枲, 治丝茧, 织纴组紃, 学女事, 以共衣服, 观于祭祀, 纳酒浆笾豆菹醢, 礼相助奠”, 这是女子从小就要学习的。到了出嫁前三个月, 还要接受为人妇的教育。而贯穿于这二者始终的则是对女性妇德的教育。女性接受教育, 除了皇室设专门学堂, 一般情况下, 都是以家庭教育为主, 依靠家长尤其是母亲的传授。当然, 女性教育也与她们的家庭背景有莫大关系, 家世显赫者, 家中即会聘请专门的女师负责教习。汉代女性受到良好教育者多是集中于上层社会, 有些女性的才气甚至超过了许多男子, 如班昭、蔡文姬、班婕妤, 等等。其中班昭因博学多才被称为“曹大家”, 并著有专书《女诫》。
第五是参政权和社会活动参与权。秦汉时期, 妇女参政和参与社会活动是当时女性活动的一个特点, 不同阶层的女性都不同程度地参与着政治或社会活动。尤其皇室女性, 后妃参政者, 如吕后, 她不仅帮助刘邦处理各种政务, 还帮刘邦清除了韩信、彭越等心腹之患;孝文窦皇后, 其最大的影响则在于推行黄老思想, 倡导无为而治,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 文帝景帝时期经济恢复, 海晏河清, 出现了历史有名的“文景之治”的盛世, 这与其宽民政策是分不开的。此外, 还有公主参政者, 如鲁元公主、馆陶公主, 等等。还有贵族、官僚女性, 甚至一些平民女性参政者, 这些女性都或多或少, 或有意或无意, 或积极或消极地参与了当时的政治活动, 她们往往是通过在家庭中影响夫君而达到影响政治的效果。另外, 在社交方面, 女性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而是也同男子一样参加社会活动。如《汉书·爰盎传》记载的州闾之会, 当时“男女杂坐, 行酒稽留, 六博投壶, 相引为曹, 握手无罚, 目眙不禁, 前有堕珥, 后有遗簪, 髡窃乐此, 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 合尊促坐, 男女同席, 履舄交错, 杯盘狼藉”。由此可见汉代风俗, 男女可同席而坐, 并一同饮酒娱乐。同时, 汉代妇女可以自立门户, 参加家庭社交活动。在汉代, 丈夫服兵役或出门在外, 那么妻子在家就可以自立门户。妻子不但要负担起田间主要劳动, 而且要独自处理迎接宾客、宴饮宾客、出送宾客等活动。使妇女可以与男子一样, 参加社交活动[3]51。
二、秦汉时期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
首先, 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上。秦汉时期, 于夫妻双方而言, 男子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妻子权利和影响是有限的, 但在母子关系上, 母亲的意见和教诲对子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尤其在重视孝道的汉代。如东阳县县令被杀死, 众人推举陈婴为首, 甚至欲立其为王。陈母听到消息后, 劝他说自我嫁入陈家, “闻先故未曾贵”, 但“今暴得大名”, 此乃“不祥”之兆, 于是建议陈婴“不如有所属, 事成犹得封侯, 事败易以亡, 非世所指名也”。陈婴最后听从母亲的意见。另如, 王陵之母。刘邦和项羽争天下时, 项羽为了招降王陵, 将王陵之母放至军中。但她偷偷请求使者给王陵传话:“愿为老妾语陵, 善事汉王。汉王长者, 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然后便“伏剑而死”。王陵深为母亲的言行所感动, 终于跟随刘邦平定天下, 成为安国侯。
其次, 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 一般是由父亲做主决定, 但母亲对于子女的婚姻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甚至能导致夫妻的分离。如《后汉书》中记载的华仲妻故事。华仲妻本是邓元义前妻, 当邓元义不在家时, “妻留事姑甚谨”, 但“姑憎之”, 将其“幽闭空室, 节其饮食, 赢露日困”, 可是妻还是“终无怨言”。当邓元义之父知道后, 流涕曰:“何意亲姑反为此祸?”接着“遣归家更嫁为嫁为华仲妻”。在邓元义与其妻婚姻破碎的问题上, 其母亲的影响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 是其母亲的喜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夫妻二人的分合。这个故事同时让人想起东汉时代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 焦仲卿和刘兰芝由相爱而被迫分开,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焦母造成的。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焦仲卿, 但在以孝治国的汉代, 焦仲卿是无法违背母亲意志的[4]56-58。
再次, 秦汉时期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还能从丧葬礼制中看出来。汉代注重孝道, 父母过世, 子女要为双亲服丧, 服丧期多为三年。《哀帝纪》:“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 为宗室仪表, 益封存万户。”河间王因为母亲守丧三年而赢得了好名声, 更被加封万户。汉代已从制度上保证了服丧的社会价值, 并助长了以服丧时间长短来显示“孝”敬父母的程度。另外, 在服丧期间不能完婚, 根据汉制, 丈夫在父母以及祖父祖母等长辈直葬期间是不能娶妻的。不仅为父服丧如此, 为母服丧亦如此, 可见, 当时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仅次于父亲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99.
[2]班固.汉书[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3]刘厚琴.论汉代妇女的地位[J].聊城师范学院学报, 1994 (3) .
从唐代婚姻看唐朝女子的社会地位 第2篇
美术与设计学院08级2班侍海兰08090215
内容摘要: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又是“开放型”社会，表现在许多方面，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可从婚姻制度、婚俗文化、妇女的婚姻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得到表现，再结合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一步探讨妇女地位相对较高的原因。关键词：唐代、婚姻、女子、地位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观念一直占主导地位，妇女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地位极其低下。相对而言，唐代妇女是幸运的。她们处于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又属“开放型”社会，其开放特点不仅表现在政治制度、民族政策、外交关系等方面，而且反映在民间礼俗和婚姻制度上。她们受到的封建束缚和压迫相对较少，一改过去哭不露齿，站不依门，行不露面的传统，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她们拥有广泛的权利：参政权；受教育权；财产继承权；家庭成员的决定权；家庭事务的管理权；自我意愿的决定权；婚姻的决定权（包括初婚决定权、离婚决定权、再婚决定权）。下面我就唐代的婚姻制度、婚俗文化、妇女的婚姻生活和社会生活，谈谈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不妥之处敬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愚生将感激不尽。
一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和婚俗文化
法律是在阶级社会中产生并用来调整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强制力量,我国几千年来有关婚姻、家庭的法律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在秦朝，秦律已经有了对婚姻、家庭问题的简单规定。到了唐朝，封建社会进入了全盛时期，法律也趋于完善，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６５１年）颁布的《永徽律疏》（简称唐律），它得古今之平，在中华法系中堪称最为完美的一部封建法典。其中，对于婚姻制度的规定，在结合礼教的过程中，兼顾社会生活和民风民俗，将情礼法恰当结合，缔造了封建时代最为开明先进的婚姻法律制度。从对“七出”、“义绝”等前代婚姻法律制度的继承，到“和离”制度的提出，对唐代的婚姻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对婚姻条件的详细规定，对离异、寡居妇女再婚的鼓励，对协议离婚的肯定，众多的优点集中于一部唐律之中,使得唐律作为一部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法典闪现出民法性的光辉。
二唐代妇女的婚姻生活
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首先表现在青年男女择偶相对自由和对美满婚姻的大胆追求上。《唐律·户婚》规定：子女未征得家长同意，已经建立了婚姻关系的，法律予以认可，只有未成年而不从尊长者算违律。这条规定，从法律上为他们的自由择配开了绿灯。
《唐律疏议》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民间也有“无媒不得选”的说法，但实际上有不少青年男女不尊此种束缚，自己选配婚姻,拥有婚姻的决定权（包括初婚决定权、离婚决定权、再婚决定权）,也有家长允许自主婚姻。如玄宗时，宰相李林甫“常日使六女戏于窗下，每有贵族子弟入谒，林甫即使女于窗中自选可意者事之”，让他的女儿们自选佳婿。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礼教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而服务的，当权者往往比下层百姓更注重礼法，更加维护礼教的权威，社会上的流行风尚也大多是由上而下普及的，身为当朝宰相的李林甫如此，下层百姓自不待言。
三唐代妇女的社会生活
唐政权在风俗习惯上有较多的鲜卑时尚。而唐朝多民族统一国家所采取的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也使得周边少数民族的习俗不断涌进中原，给唐朝社会带来影响。这使得唐代妇女得以在社会舞台上发挥其作用。
四唐代妇女的文化素质
唐代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妇女重文习诗的风气也十分盛行，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文学家和优秀的作品。女皇武则天就颇有文学造诣，《全唐文》收其文61篇，《全唐诗》收其诗46首。中宗之上官昭容也是位才女，极善文辞，据说“每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数首并作，辞甚绮丽，时人咸咏之。”唐代名妓薛涛，以才华横溢著称。元稹曾作诗称其“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像这样有文学造诣、濡染翰墨的女子不在少数，至于散见于各类笔记小说中的知书善诗章的女性更是不胜枚举。遍布各个阶层的才女和她们的作品一道构成唐代文学及各类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书目：
《中国古代史》第四、五编杨毅，赵秩峰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版
《中国封建意识形态考——儒家学说述评》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家庭地位战：买单的永远是孩子 第3篇
这位悲怆的母亲名叫汪金红，1972年12月出生在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一户农家。她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四处打零工。1994年春节后，她随乡亲来到南京市秦淮区一家服装厂打工。随后，她经人介绍，认识了南京本地小伙子徐卫新。徐卫新比汪金红大5岁，在一家国企做技术工程师。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进入谈婚论嫁的阶段。
可徐卫新的父母不同意这桩婚事，他们觉得儿子找个外地打工妹做媳妇很丢人。但徐卫新却坚持要娶汪金红。1998年5月1日，汪金红和徐卫新结婚了。
婚后不久，汪金红随徐卫新回父母家吃饭。吃完饭后，汪金红好心帮婆婆周英收拾碗筷，周英却阴沉着脸说：“你别碰，这些碗筷贵着呢！”汪金红十分难堪，而徐卫新不吭一声。
慢慢地徐卫新渐渐显露出作为城里人的优越感。1998年年底，徐卫新让汪金红辞职在家做全职太太，汪金红以为丈夫是体贴她，便应许。然而不久后，汪金红就发现自己因为没有了收入，在家里的地位更低了。家中无论大事小事都由徐卫新做主，稍不如意，他的脸就拉得老长。有一次，徐卫新给汪金红50元钱，交代她到菜市场买一条鱼。可汪金红发现菜市场的鱼都不新鲜，便改变主意买了一只鸡。谁知，徐卫新回到家竟大发雷霆，指责汪金红擅自做主。
丈夫的责难令汪金红难受极了！她弱弱地解释了一番，然而徐卫新听不进去，继续教训她：“你一个乡下人，要钱没钱，要工作没工作，我不嫌弃你就不错了，你别得寸进尺！听好了，以后凡事都要征求我的同意！”听罢，汪金红气得眼泪直淌。她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工作，改变自己在家里的地位！
2000年4月，经过半年多的考察，汪金红发现在夫子庙一带开店能赚钱，便把想法告诉了丈夫。徐卫新先是不同意，后经不住她的软磨硬泡，便把双手一摊：“随你的便，不过我没本金给你。”
无奈，汪金红只好选择摆地摊赚取开店的本金。此后一年的时间，汪金红起早贪黑地忙乎，赚到了9万元钱。2001年8月，汪金红在夫子庙有了自己的店面，专卖服装，并雇了一名打工妹帮忙。
由于汪金红诚信经营，服装店很快就步入正轨，并开始盈利。汪金红用赚得的钱补贴家用，减轻了徐卫新的生活负担。然而，即便如此，她仍得不到徐家人的好脸色。
2002年春节，汪金红和丈夫到婆家吃团圆饭。她以为自己今非昔比，婆家人对她的态度应该会好一些。岂料饭桌上，大家仍对她爱理不理。汪金红只好讨好地对周英说：“妈，你喜欢什么样的衣服，我明天到店里给你挑几件？”周英不屑地说道：“我不喜欢路边摊的衣服。”接下来的时间里，汪金红没有再说一句话。当其他人举着杯子互相敬酒时，她只好转过脸去偷偷抹眼泪。
2002年9月16日，汪金红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顺利产下一个胖嘟嘟的男婴，取名正正。汪金红心想：母凭子贵，这下自己在徐家总该翻身了吧！可现实再给她当头一棒：徐家人只重视正正，对带正正到这个世界的汪金红却不管不问。见此，汪金红不禁对这份婚姻起了悔意。
到2008年年底，汪金红已在夫子庙开了4家店面，资产达到了百万元。可事业成功的她，却痛苦地发现，渐渐长大的儿子与她不亲热！原来，在她忙生意的这几年，儿子一直由周英和徐卫新照顾。
2009年7月的一天，在武定新村小学读一年级的正正放暑假，到汪金红的店里来玩。汪金红忙于进货，便将儿子送到了李刚家。李刚也在夫子庙开店，与汪金红既是竞争对手也是友好伙伴，他的儿子与正正年龄相仿。没想到李刚却告诉她，儿子去上培优班了。看着正正，李刚显得很意外，问汪金红：“正正没上培优班吗？”
这晚，汪金红躺在床上难以入睡，儿子是她的命根子，也是她在徐家的筹码，她决心要将儿子雕琢成精品，令徐家人刮目相看！
父母互不买账狼烟四起
汪金红从营业员中提拔了一名精干的助手，帮她打理4家店面，同时各店面她还充实了两到三名营业员。安排好工作后，汪金红就将正正送进了培优班。
妈妈回归家庭，按说正正应该高兴，可他心中却充满怨恨。原来，汪金红半年前许诺这个暑假带正正去海南玩，可如今他海南没去成反倒要补课。徐卫新对妻子回归家庭原本也很欣喜，可当他得知她竟送儿子上培优班后大惑不解：“正正才读小学一年级啊，这么早就培优吗？”汪金红解释道：“一年级是起跑线，不能输啊。”夫妻俩为此争论不休，几天互不说话。
2009年9月，正正进入小学二年级，汪金红又给他报了周末培优班。这天周末早晨，正正怎么也爬不起床，汪金红气得要拿拖把打他。徐卫新一把夺过拖把，朝汪金红面前一扔：“你疯了吧？正正才多大啊，你就如此强迫他！”在徐卫新的坚持下，正正破天荒地没去培优班上课，汪金红气得一肚子火。
当晚在饭桌上，徐卫新当着汪金红的面，对正正说：“爸爸希望你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然后朝着你的特长方向努力。”正正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徐卫新的话似乎给了正正极大的鼓励，此后他竟不再看动画片了，而是看历史连环画。他豪情万丈地对徐卫新说：“爸爸，将来我要当一名了不起的历史学家！”徐卫新抚摸着正正的头，欣慰地说道：“爸爸看好你哦！”
这一幕刺痛了汪金红。她怒不可遏地说：“他是我的儿子，他将来要走什么路我也有决定权！”
徐卫新不明白随口的一句话怎会引发妻子如此激烈的反应？联想到妻子之前因为儿子的教育问题多次与自己发生冲突，徐卫新恍然大悟，原来妻子是想通过套牢儿子扳得家庭地位主导权啊！
2010年6月，正正期末考试在班级排名中等。这晚，正正给徐卫新讲书中的历史故事时，父子和睦的一幕使汪金紅不淡定了，她像一阵呼啸的风扑向正正，夺走他手中的书，迅速撕成了碎片，边撕边骂：“学习成绩倒不见有起色，却整天看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以后再看我就烧了你的书！”正正吓得大哭。徐卫新见儿子哭了，当即就甩了汪金红两巴掌。夫妻俩旋即扭打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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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英得知儿子儿媳为了孙子的教育问题起了冲突，便心急火燎地赶来劝架。汪金红思来想去后认定，徐家人故意与她作对！为了与她作对，徐家人竟不惜牺牲正正！如此一想，汪金红对徐家人恨得咬牙切齿！
没想到，正正在父母的吵闹中，性格越来越孤僻，在学校里几乎没有朋友。
绝望悲愤下她毁了全家
2011年3月9日晚上9点多钟，汪金红见丈夫一身酒气地带着儿子回家，便问父子俩怎么才回来。徐卫新没有回答。正正答道：“爸爸被提拔为副总经理了，今天爷爷奶奶给爸爸庆祝去了！”
“你升职为何不告诉我？你还当我是你的妻子吗？”汪金红追问徐卫新。然而，徐卫新始终沉默。不一会儿，他就上床呼呼大睡。汪金红失眠了：她努力证明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可徐家人却越来越把她当空气，她的婚姻保卫战彻底失败了！现在，丈夫已经升职，丈夫和婆家人将来肯定会更轻视自己！
2011年11月，徐卫新一家搬进了武定新村，这是徐卫新公司分给他的商品房。巧的是，周英一家也住在这个小区。此后，周英常常打电话约徐卫新回家吃饭。这天在周英家吃饭，汪金红随口说了一句正正“写字要写端正”，却再次引火上身。周英得意地对汪金红说：“卫新从小就喜欢拆家里的各种电器，我们从没对他说个‘不’字。他正是在我们这样的鼓励下，才顺利地考上了大学机电系。大学毕业，又从事技术员的工作，然后一步步做到分管技术的副总。”接着，周英又说道：我希望正正也能将他爸爸的优点发扬光大，说不定将来真能成为历史学家呢！汪金红却另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婆婆借丈夫的成功打压自己！
2012年6月，正正的期末考试成绩刚过及格线。汪金红慌了，再次提出暑假送他进培优班，徐卫新不为所动。汪金红心中的仇恨在发酵。
2012年9月，新学期开学。汪金红再次提出送正正进培优班，徐卫新仍不答应。汪金红撒泼道：“如果正正不进培优班，那学校也别去读了。”随后，她要正正寸步不离她的视线。
2012年9月3日，老师见正正还没去报到，便给徐卫新打电话催促。周英得知此事，赶过来对汪金红大骂一通。被骂的汪金红忍无可忍，愤而提出离婚。没想到，徐卫新和周英满口答应。周英说：“离婚可以，正正留下。另外，离婚的要求是你提出的，那你就净身出户吧！”汪金红怔怔地看着周英，恨不得冲上前去撕破她的嘴脸。
9月4日，汪金红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陪正正去学校报到。当晚，她问正正愿意不愿意去培优班学习，正正摇了摇头。随后，她又问正正：“如果我和爸爸离婚，你愿意跟我生活还是跟爸爸生活？”正正毫不犹豫地说：“我和爸爸生活！”汪金红的心彻底跌入了谷底。
当晚11点多钟，徐卫新回到家得知妻子问了儿子离婚的事，不禁生气了：“你跟儿子谈什么离婚啊？他还小，你这样只会伤害他！”汪金红怒了：“我和儿子的关系，早就被你和你妈伤害了！”
两人一直闹到次日凌晨两点多钟，徐卫新有些乏了，便想去睡觉，汪金红却一把拉住他：“事情没解决，你休想睡觉。”徐卫新狠狠地踢了汪金红一脚：“还有什么事没解决？你这个泼妇！你怎么不去死啊！”
徐卫新的这句话，点燃了汪金红求死之心。她要以死令丈夫和儿子悔恨。随后，她顺手拿起茶几上的水果刀，准备割腕自杀。可在下刀前，她又想到，不能便宜了丈夫和儿子。于是，她冲上前去朝丈夫连捅几刀，徐卫新很快就倒地不动弹了。正正见此一幕，爬到徐卫新身旁，指着汪金红说：“你是坏人！”正正的这句话令汪金红捅向他的手没有丝毫的犹豫。确认丈夫和儿子已死，汪金红割腕自杀……
9月5日早晨，周英来看望儿子和孙子，发现了这惊魂的惨状，遂拨打了110。警方到場后发现，徐卫新父子已死亡，汪金红尚有鼻息。
2012年9月6日凌晨4点左右，汪金红在医院苏醒，被警方提审，她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编后：
这个真实的案例让人触目惊心。在独生子女的家庭，孩子俨然成了家庭的核心、夫妻的命根子。由此，家庭地位战的升级版出现了——通过控制孩子来赢得家庭地位。那么结果就是，孩子成了牺牲品。互联网热门词汇——“父母皆祸害”主题讨论曾经吸引万人加入，80后、90后们在网上发泄着对50后、60后父母的抵触情绪。这让“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的父母感到惊讶“这是为什么？”故事中可怜的孩子正正就更让人悲哀了，他在父母所谓“都是为你好”的理念下，实则成了争斗的牺牲品和砝码。
虽然这是一个个案，但又有多少父母能明白这样的道理：如果真心爱护孩子，首要工作就是经营好婚姻。此外，在孩子教育上的分歧，也应成为夫妻沟通和彼此尊重的课题。
责编/梅子
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促进家庭英语教育 第4篇
一、农村家庭英语教育存在的问题
1. 多数家长未能对孩子的英语学习提供有效帮助
农村家长文化水平普遍偏低, 加上自身不懂英语, 很多家长在指导孩子学习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而且, 不少家长的思想存在家庭教育的误区, 在孩子英语学习上不能给予有效帮助。有的家长根本不重视教育;有的家长认为初中英语才是主课, 小学英语随便学学就行了;有的家长认为英语学习是学校和教师的事, 只要学校教育得好, 孩子的成绩就一定好;有的家长很重视教育, 但急功近利, 忽视学生学习过程的监督, 只重视最后成绩, 成绩好了, 表扬一番, 成绩差了, 拳脚相加。
2. 教师未能调动和发挥家长的积极性
第一, 教师往往首先关注所教学科, 其次才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 最后才关注家长。这就造成教师难以和家长进行有效的沟通。学生英语成绩较好时, 教师怠于同家长交流, 很少同家长就学生的学习情况作深入的分析;学生英语成绩很差时, 教师要么完全指望家长规范孩子, 要么抱怨家长不配合、家长素质低。
第二, 教师以“教师家长学生”的单线联系方式与家长进行沟通, 使家长成了家庭教育的主体, 孩子成了家庭教育的客体。家长照本宣科地实施教师的建议, 孩子被动地接受家长的条条框框, 结果教师和家长做了许多工作, 但在客观上忽视了孩子的真实感受和需求, 剥夺了孩子学习的独立性。
二、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发挥家长的辅助作用
学生是联系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桥梁和纽带, 不能很好地开发这个资源, 就不能实现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有效结合, 学校教育也就成了“无土之木, 无水之禾”。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学校教育要以人为本, 关注学生的终身学习和长远发展。家庭教育也应该这样, 即受教育的主体应是学生而非家长, 家长的作用在于为孩子努力创设一种良好的学习条件。能否真正实现家庭教育功能的关键还在于, 家庭教育是否能真正从孩子角度出发, 想孩子之所想, 急孩子之所急, 给孩子之所需, 而不是掩埋学生的本我个性, 只一厢情愿地进行成人理想化的家庭教育改革。所以笔者认为, 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是解决现有问题的关键, 孩子的问题还需通过孩子自己来解决。在家庭英语学习中, 教师努力的方向不是用家长来规范孩子, 而是用孩子来引导家长。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家庭英语氛围的营造。
“用孩子来引导家长”, 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孩子懂得什么, 怎么能和家长平等?在农村家庭教育环境中, 为了更有效地营造家庭英语学习氛围, 树立学生的主体地位, 教师可以尝试一种新的家校沟通模式:教师学生家长学生教师家长。即教师先同学生提前交流, 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 同时鼓励学生自己同家长进行正面交流;然后再由家长和学生共同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案和途径, 最终达成共识;最后由学生将商议结果反馈给教师, 由教师和家长建立联系, 公证学生和家长所达成的协议。这确保了当家长单方面毁约时, 孩子在心理上有一个坚强的依靠, 而不至于使孩子成为家长的从属, 最终在家庭教育中丧失主体地位。在这一模式中, 学生成为联系教师和家长, 促使双方有效沟通的中介;而教师和家长之间是一种平等且互通合作的关系;在教师和家长的共同努力下, 最终达到促使学生主动、独立学习英语的目的。
1. 突出学生成绩, 吸引家长主动关注
改变家长的固有认识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 也不可能单纯通过学校的教育得以转变。有的教师认为没有充足的时间与家长交流, 即便有时间也不可能同所有家长建立联系, 这样会费钱、费时又费力。然而, 如果教师能让家长主动与自己联系, 那么所获得的效果就会大有不同。如何使家长主动与学校配合?一个关键就是让家长看到孩子优秀的一面。当孩子在英语学习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或取得优秀的成绩时, 家长多半会主动和孩子一起关注英语。所以, 突出学生的成绩是吸引家长主动关注的有效途径。在日常教学中, 笔者尝试了以下做法, 收到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其一, 推行英语学习积分单。根据学生实际, 把学生在晨读、课堂和家庭中的表现量化成分数, 使家长能直观地看到学生的成绩, 增强孩子的学习动力, 强化家长支持的信心。 (见表1)
其二, 设立教学开放日。请家长在教学开放日参与到课堂听课中, 让家长更直观地看到孩子的进步, 再次强化家长支持的信心。
其三, 设立温馨家庭奖。对每一个主动与教师沟通和交流的家长进行奖励。具体做法为:给获奖的学生颁发荣誉家庭奖, 并允许他们把全家福照片张贴到学校指定的位置, 让家长因为孩子而骄傲, 让孩子因为家长而自豪, 进而引导其他更多的家长主动关注孩子。
2. 突出学生得失原因, 引导家长有的放矢地督促学生
正像之前谈到的客观原因一样, 很多家长已经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但因为自身的文化水平有限, 心有余而力不足。怎样才能让这些家长有的放矢地督促他们的孩子呢?在实际教学生活中, 笔者采用给学生“拍数码照片并附上赠言”的方式, 收到了理想的效果。笔者以一个月左右为周期颁发一次月奖, 对有一定进步的学生进行奖励:笔者用数码相机免费为进步学生拍照、用个人彩色打印机打印并附上相关留言, 对学生进行肯定、鼓励, 帮助他们典藏一段美好的时光。以下是几则照片赠言。
赠言1:你用你的刻苦、认真、仔细听课和扎实复习收获了成功, 祝贺你, 继续保持!
赠言2:你聪明、善良、乐于助人, 值得每位同学学习!为你的爸爸妈妈而感到高兴!
赠言3:虽然你不是最棒的, 但你是进步最快的!继续多向别人请教, 进步会更大!
赠言4:聪明是你最大的优势, 不能静心思考却是你最大的绊脚石, 克服它, 会更棒!
通过这种拍照附赠言的方式, 教师帮助家长对孩子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让家长清楚地知道孩子的问题所在, 促使家长有的放矢地督促孩子。这不仅使学生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所长、所短, 而且也实现了教师与家长的有效沟通。
3. 突出学生个人周期目标, 引导家长对学生形成合理期待
面对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依然是多数家长的心声。但很遗憾的是, 多数家长只重视孩子的学习结果而忽略了孩子的学习过程,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个体差异。孩子处于弱势, 怎样让孩子的成绩不被家长轻易否定, 同时又不至于让家长失望呢?笔者尝试了这样一种方法:让学生在每次考试前都写出一个带有阶段性学习目标的计划书, 一般以一个星期为宜, 然后带回家让家长过目并签字。这样家长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孩子的学习近况、孩子的真实水平, 以及督促孩子的侧重点, 从而有效地规避“拔苗助长”的现象。 (见表2)
4. 突出学生情感, 引导家长主动和学生建立平等的家庭关系
婚姻家庭地位 第5篇
刘 洋
最近《爸爸去哪儿》这档节目特别火，嘉宾是林志颖、郭涛、张亮父子和王岳伦、田亮父女，他们在乡村一起生活的经历，每一期看过之后，感觉非常好，进而反思经历这样的生活对于孩子来说是难忘的经历，是一种成长。从执行任务的表现，反射出孩子们处事方式，体现出来的的习惯、品质与智慧，很多方面在家长身上都能看到自家孩子的影子，作为一名一线的教师深切体会到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是当下社会环境中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之一。
一个人最早是在家庭里接受教育的，当他逐渐长大，开始走向学校，去接受更加系统的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一个人一生中受教育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模式，这两者应该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孩子教育不能只推给学校，家庭与学校教育融汇贯通，家庭与学校加强联络，共同努力才可促进和谐教育。
一、家庭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奠基石
小孩一生下来，最先感知到的是自己的父母、家庭成员和家庭环境。0-5岁是人的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家庭成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是孩子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孩子的语言、智力、行为习惯、情感、个性、心理品质都在这个时代开始形成和发展。因此，家庭教育在人的一生中起着奠基的作用。
二、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最可靠的同盟军
当孩子进入学校后，即使最好的老师，也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解决学生的全部问题。学校教育必须得到家庭教育有力的协助。老师、家长密切配合掌握学生各方面情况，统一目标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因材施教。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坚强的后盾和可靠的同盟军，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和发展。学校教育如果离开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支持与配合，其教育效果就不能分发挥出来，只能陷入孤掌难鸣的境地。
三、家庭教育具有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难以替代的功能
家庭，是一种具有婚姻或血缘关系的日常生活的最小社会细胞。家庭和学生密不可分，两者既有亲情关系、经济关系、又有教育关系。其教育功能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难以替代的。家庭教育，不像学校教育那样正规，是以无意识的自然的隐性教育为主。学校教师有工作调动的情况，作为家长的这种“教师”子女
无法选择，因而是“终身制”的。家庭是一所永久的学校。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包括:胎教，婴幼儿期的教育，儿童期教育，少年期教育，青年期教育，成人期教育。家庭教育囊括了各级学校教育的全部内容，它既有思想品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卫生保健教育、审美教育、也有劳动教育、心理素质教育等，所以，一个学生素质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教育水平的高低。难怪法国福罗培尔这样说:‘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握在母亲手中”。
四、家庭教育的误区，在对子女教育的内容方面，失之偏颇。
家长普遍希望子女能获得高学历，进而找到一份好职业。不少家长为子女设计了一条高中—大学—社会精英的理想成才之路。一些家长更是把自己当年未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孩子身上，盼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孩子能光宗耀祖，出人头地，教育培养孩子的目的不是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好公民。事实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做物理学家、数学家、政治家、音乐家、画家，而是所有的儿童都要成为社会的一员—“成人”。《爸爸去哪儿》这档节目中，育儿的着眼点应放在培养孩子具有适应各种环境、独立生存能力、有责任心的社会人上。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早就指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家长应该树立素质教育的观点，那种只重视让孩子成名成家的做法，是不适应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的。
婚姻家庭地位 第6篇
关键词:农村;婚姻消费;女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D42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0—0027—02
在我国农村,婚姻消费从20世纪中后期至21世纪初,由于受到政策法规、经济体制、文化变迁等因素影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婚姻消费在我国农村变化尤其明显。而作为女性,婚姻家庭的研究主体,婚姻消费的行为者,她在婚姻消费变化过程中处于怎样的家庭、社会地位,对婚姻消费变迁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笔者对此进行了探究。
一、 婚姻消费的变迁
婚姻消费即是指婚姻缔结过程中所形成的消费总和。它主要包括订婚消费、彩礼、嫁妆、婚宴消费、喜钱等物质和金钱消费。我国的婚姻消费变迁经历了从婚姻偿付到婚姻资助和姻亲互惠的变迁历程[1] 。姻偿付是指在传统文化时期,女方家庭向男方索要的彩礼,用以补偿养育女儿所付出的辛劳和费用。在这一过程中,女性成为一种交换礼物。到了现代社会,婚姻消费逐渐成为对新建立家庭中一种资助。男方家的彩礼会以嫁妆的形式返还给新婚夫妇家庭。女方家出于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和姻亲关系中的身份地位考虑,加强了对女儿的直接资助。在男女双方家庭达到一个平衡交换的过程之后,由于男女双方家庭出于平等地位,尤其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的当下农村里,婚姻消费成为男女双方家庭的一种财产转移,同时,男女双方也承担着对家庭姻亲亲属的责任与义务。这时,婚姻消费又逐渐演变为一种姻亲互惠关系。这个阶段是以男女平等交往,感情交换为基础。
二、 女性地位的凸显:从“男尊女卑”到“男女平等”
1. 婚姻消费中“彩礼”象征意义的变化:在传统社会中,男方家庭流向女方家庭的彩礼,是男方对女方家庭养育之恩的感谢,同时也是对女性权利转化的一种标志,受益者是女方家庭,女性自己没有对彩礼的支配权。20世纪50—70年代,由于受大跃进、集体公社、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社会政治、文化运动的影响,婚姻消费处于低谷阶段。农村基本生活水平都难以得到保障,婚姻消费中的主要彩礼就仅是男方送一套(或几套)衣服。到了20世纪80年代土地改革,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实行,地方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彩礼从物质性支付转变为物质性和金钱性支付。
案例1:(新开组,女,L)我婆家公公是个剃头匠,他那时到处“赶场”给人剃头,思想就开通些。在我和丈夫1986年结婚时,除了有两套衣服外,就送了200元钱。他说那个时候衣服样式、花色也年年一个样,比较多了。他认为,“送十多套衣服要穿好久,送钱比衣服实用,有这钱可以随时买衣服,也不会过时。当时我是我们生产队第一个结婚收到现金的。”
彩礼的用途已经在两个家庭之间悄悄发生了转变。女性对彩礼有了支配权。彩礼从对娘家的补偿,转变为对新婚夫妇新家庭的资助。而现在,当地男女双方结婚,男方家庭送多少彩礼的现金,女方家庭一是不允许收为己用,二是要在已有的彩礼现金上添加一些。普遍现象是添加同等的数额为宜,如果女方高于男方彩礼现金的数额,就说明女方家庭优于男方家庭,少之则相反。这习俗的变迁,体现出“彩礼”用途和支配权的转变。现在更多女性在新家庭中对彩礼的管理与支配已经占有了决定性作用。
案例2:2010年1月的一场婚礼。在結婚当天,男方送了20 000元现金彩礼给女方,但是当男方迎娶女方进门时,女方压礼先生(负责清点和派送彩礼(嫁妆)的人,一般为至亲。)却放上了一张40 000元的人寿保险单。双方亲戚因此产生了纠纷。(此保险单,属于每年只能获取分红利息,而不能取也不能另作它用。)这就是新娘母亲为防止新郎结婚后乱花乱用,而想出的对策。据女方亲戚知情人讲,原本新娘母亲是想存银行,给个存折或存单,让新娘管着。但是为了保险,才想出这个方法。但是这也不符合当地习俗规矩(因为女方家收取男方20 000元现金,这钱是一定要拿出来的,不然会被认为这钱是卖女儿的钱)。最后女方母亲通过电话联系答应在新人回门当天(结婚第二天)将40 000元现金交给新人。新郎也表示,这钱由新娘保管,如果有需要开支的,两人共同商议决定。
2.新家庭的资本储备增多:杨善华 [2] 认为,“结婚消费本身就是婚姻礼仪的一种表现,体现着一定社会(社区)的婚姻行为规范,从而反映出一定社会(社区)的婚姻文化模式。”婚姻礼俗的变迁,促使婚姻消费有所变化。在传统社会中,新娘能为新家添置的主要是物品,来源多是父母添置或娘家亲戚赠送而来;而受传统文化影响,当地习俗沿袭到今天,新娘嫁到男方家,还有“敲棒槌”、“给过桥红包”等习俗。“敲棒槌”的形式多样,有的是在饭桌上,由新娘送给男方的长辈亲戚一张帕子(1元～5元不等),男方亲戚就要还礼一个红包(几十元,上百元不等,看各家经济条件而言);也有的是在新房中,新娘陪嫁的被子很多,就送出些给男方亲戚,男方亲戚再还礼等。“给过桥红包”是指新郎在迎娶新娘的路上,遇到有桥通过的,要下车背着新娘过桥。过完桥,新郎家的压礼先生要给新娘“过桥红包”,图个吉利,寓意“一路顺风顺水,平安到达”。这些习俗礼仪中,新娘是最终受益者,可以自由支配这笔钱财,这也为新人新家庭的建立储备了更多资本,提升新娘在婆家的地位。
案例3:村里的秦妈说,她大儿子去年(2009年)结婚,媳妇家陪了十多床被条。媳妇就给了一床被条给她,做为长辈,她还是很大方的给了300元钱。她说媳妇当时还给了她姑呀,幺爸家等亲戚,具体多少钱就不知道。这个(习俗)就是明显“敲”老辈子一笔,图个热闹,也喜气。
3.姻亲互惠,平等交往:在现代农村中,虽然外出打工逐年增多,娶外地媳妇(外嫁)现象逐年增长,但是本地媳妇依然受到青睐,加之家庭规模缩小,姻亲关系更是密切。在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中,婚姻消费在近些年逐渐转化为婆家与娘家共同对新婚夫妇的资助。娘家也通过嫁妆展示自家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能在姻亲关系的建立中处于积极位置。亲属关系的弱化导致姻亲关系互动较过去更为频繁。尤其是对于独生子女或双女户的家庭,女性在家庭中扮演了多角色。新家庭的建立受到双方父母的资助,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新婚夫妇也需要承担照顾、赡养双方父母的责任。女性在这个姻亲互惠阶段,具有平等权利,娘家地位也因此提升,与婆家有平等对待的权利。
案例4:(黎家父亲)我们家是村里的双女户,大女儿出嫁后,由于我们这儿地势比女婿家那边好,所以结婚后不久,他们就决定,在我们这儿建新房。地基是我们女方家的,但是修建新房的钱由男方家出。一共建了三间两层楼房。他们年轻人一间,我们双方父母各一间。我们就在这底楼开了个小商店。现在儿女都外出做生意挣钱,我们老的就在家帮忙带孩子。
三、 在婚姻消费变迁中女性的作用
1.女性资源的短缺助长婚姻消费多元化:在传统农村社会中,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造成了当地男女比例失调,婚姻挤压现象出现。其原因存在诸多方面,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当地年轻人外出打工者多,在外地女性比男性好找工作。年轻的外出女性增多,外嫁女也逐年增多。导致当地在一定时期内女性资源短缺。“男多女少”的社会结构使得当地男青年不容易找到结婚对象,未婚女性则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因此,女方就会对男方提出诸多要求。这就促成了婚姻消费逐年的增长。在当下农村,男性娶媳妇要是没有50 000元,就甭想娶到。婚姻消费内容更是多元化发展。现在的农村,除订婚、结婚彩礼(包括现金及首饰)消费、婚宴消费等传统消费内容外,还有拍摄婚纱照、结婚录像、请乐队演出等消费行为。
2.女性个体经济收入变化促使嫁妆不断增加:新娘对嫁妆的置办经历了过去靠父母承担到现在由父母和自己共同筹办的过程。在过去,年轻人主要是依附在各自家庭中,凡事都是靠父母操办,结婚这等人生大事儿更是父母做主。新娘由于年轻,没有经济收入,对于自己的嫁妆完全没有发言权,父母决定做什么就送什么,做多少就送多少。在父母看来,养女儿就是赔钱的买卖。但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中逐渐出现年轻人外出打工的现象,年轻女性也在父母带领或朋友陪同下,相约外出打工。日积月累,她们不仅到外地见了世面,受到了城里人婚姻观念的影响,同时也为自己积攒了嫁妆钱。经济上的独立,树立了农村女性的自信心,同时也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女性逐渐参与到婚姻消费行为中,同时也积极为自己的嫁妆进行筹划。这为家庭消费减轻了负担,同时由于嫁妆来源的多元化,也增长了婚姻消费。
案例5:(刘家媳妇)我是2003年结婚的,在外打工三年多,回来经村里人介绍和我现在的丈夫结婚的。当时我们家姐妹两个,我是姐姐,嫁妆就是由我父母和我各自出一半的钱来置办的。如摩托车、电视机、冰箱等就是我自己买的。
四、 结论
对于变迁中的婚姻消费而言,女性这一消费主体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无论是对于消费行为、社会消费结构、消费内容等变化都有一定的主导作用,这与女性从传统社会家庭地位向现代社会家庭地位转变有紧密联系。因此,从农村婚姻消费变迁的过程中,探究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当下农村婚姻家庭问题研究。比如,离婚率的增长问题,家庭纠纷问题等都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熊凤水.婚姻偿付·婚姻资助·姻亲互惠——对农村婚姻支付实践的尝试性解读[J].新疆社会科学,2009,(1).
婚姻家庭地位 第7篇
一、两汉女性的工作领域范围
对于主流思想来说,汉代女性一般活动范围被定义在家事和纺织这两个方面,男耕女织的深入更加树立了人们对于古代女性的家庭观。其实在两汉时期,女性可以从事的工作领域虽不可与男性比较,但是就从事谋生劳作的范围来说,还是十分广泛的。汉代女性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当中也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主流地位。
1. 汉代“女绩”。
当时汉代的“女绩”为女性从事工作的主要范围,“女绩”指女性从事纺绩工作,而纺织则是“女绩”当中的一个步骤,纺绩工作是从蚕桑到制作成衣的整个步骤,纺织裁衣是对汉朝女性的基本要求,两汉女性从少女时期便开始学习纺织技术,在《焦仲卿妻》中有对刘氏的这方面的具体描写,即“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而这看似复杂的纺绩工作恰恰是女子初期必须学会的技能之一,西汉有“临淄之女,织纨而思行者”一说,而对于当时的东汉来说,当时的刺绣、裁衣等技术已经上升到为贵族提供服务的水平,而纺织技术的差异也成为了评价当时女性贤良淑德标准,如《陌上桑》中“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足以看出桑蚕纺织在当时社会当中的重要性,它不同于传统的男性行业,纺织是在家庭当中学会的必要技术,也是女性日后成家的主要技能[1]88。
2. 农牧业的参与者。
在宋代农牧业当中,女性充当的角色虽不为主导地位,但是女性劳动力在农耕与养殖当中也尤为重要,两汉时期对于农耕参与方面,时常见到的便是女性帮助夫君送饭和看护庄稼。对于经济状况较为普通的人家来说,女性也充当着农耕当中的重要劳动者,如“妻尝之田,曝麦于田”,因此汉代女性不仅仅局限于“女织”状态,对于人口和劳动缺乏的状态下,她们的参与也是较为普及的。观察汉代的畜牧业饲养牧畜虽为男性的主要工作,但是女性也同样起协助作用。因汉代喜野外放羊赶牛[1]92,为安全起见,女性对于家中圈养的禽类颇为看护,所以这是一种男女分工状态,在互相协助的作用下完成农牧业劳动力。
3. 手工艺品的制作。
汉代女性在手工艺品的制作当中其实早有记载,最具典范性的便是编席和织履,《汉书》中有记载这方面的情况,如“织履以给方进读”,讲的就是失去丈夫的母亲为供儿子翟方进读书的故事,就连古籍《华阳国记》和《三国志》当中也有女性“织履为业”的记载,因此汉代女性单独制作一些手工艺品谋生或是主持家内生计的例子并不少。就是当时的汉朝而言,女性对于从事较为复杂的器具类工艺品并不是擅长的范围,这由女性自身的特点所决定,不过对于编席、织履、刺绣等女性擅长的工艺品制作还是有所成就的。
4. 从事经商活动。
古代女性并非一味待字闺中,在《史记》中明确记载过两汉时期的女性经商是件很普及的事情,“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利数世”,这里面恰恰描述的就是当时女性的从商经历,因为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说,有些商业范围并不适合男性。而对于一些从商经济的领域来说,女性也可以独占优势,如首饰、布料、胭脂和一些精美典雅的手工艺品都是她们从商的经营产品。除此之外,女性经营的客栈与饭馆也多有记载,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到临邛之时也是酒楼行业为生,当时的卓文君也为此出力,她在店内当垆卖酒,并且主要掌管店内事宜,所以在两汉时期女性经商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也成为了家庭收支的主要来源。
5. 做佣工,谋生计。
对于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来说,为了谋生不得不去参与一些雇佣工作,“独夫妻推撵”“佣作以给食饮”恰如其分地展示出了当时女性并不是一味的守在家中,不过这些工作有些夫妻同行,或是中年妇女为谋生计不得已的行为。女性作为佣工的出现较为处于社会底层位置,在汉代的历史当中,妇女以乳母身份出现的频率也同样很高,不过乳母从事的工作对象属于当时的皇家贵族,汉代对其乳母的要求也是极为严格的,乳母一般为中年妇人的工作的范围,也是当时汉代社会的一种雇佣式需求。能够从事于雇佣劳作的女性一方面是为了维持生存生计,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社会需求的原因,一些工作范围较为适合女性,而这也成为汉代雇佣关系的一种表达。
6. 自家经营的劳作活动。
这里面的家务劳作不单单只是女性基本家庭生活中从事的活动,而是家内自主经营的劳作内容,我们可以从汉代《诗经》当中了解到许多,如“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因此可看出当时的汉代女性以采摘为家庭的劳作内容,而这部分劳动成果将其分为家用和生计,女性既可以从商也可以为自家用品做准备。而且对于女性的其他活动范围来说,还有许多,比如女性善于烹饪和酿酒,就汉史来说,女性学习烹饪不仅仅应用在家庭普通饮食当中,对于当时宴席、招待还有从商均发挥自己这方面的技巧,因此东汉期间,古人喜宴请或招待,均为女性主厨,这个也是汉朝的基本待客礼仪,而女性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
二、女性家庭主要地位研究
随着汉代发展的逐渐成熟,女性也开始具备了生存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恰恰是建立在家庭的支点上,就此而言,女性在家中的主体地位又是怎么样的?两汉女性为了家庭的生计与未来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如果说男性是中国古代家庭中的外在支撑点,那么古代女性就是家庭内在动力。
1. 女性不是纯粹的弱势群体。
在汉代,男性的主导地位在社会、家庭上都体现得尤其明显,对于女性自身来说,也充当着家庭的付出者,而妇女的付出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其实对于古代的男尊女卑观也并不是一味的绝对,女性处于弱势,这其中大多部分是由于女性先天弱于男性的体质特点和表现特点,古代更强调的是一种男女各司其职理念,传统的女性发挥的正是这种母性作用。汉代时期,对于处在生活条件较为底层的弱势群体,在家庭的压力下,女性一方面要勤俭持家,另一方也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女性的工作范围能帮助家庭脱困,因此女性纯属于主内的情况并不充分肯定,这种主内意义在维持家计,为家庭谋取一个支撑点,并非全是因为女性被拴在传统的条框之中不能参与其他活动,它是视条件而定,也是对女性自身的一个更高的要求[2]119。
2. 从劳作技能中体现的操行品德。
在劳作的领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女性的坚韧与扎根于社会的工作技能,对于女性来说,妇女职责不仅仅体现在家庭琐事之上,古代对于女性基本劳动技能要求也同样严格,如少女时代就要学会纺织、养蚕等等。从劳作技能出发,我们更能看到的是古代妇女的一种操行品德,纵观于汉代女性教育,其中女工部分为主要的学习内容,女子当家德行的必备也是建立在技能基础之上。考评女性德行女工是第一步,如《诗经》当中明确描写到刘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就是这样的社会背景,劳作技能已经成为妇女家庭地位的标准,女子对于家庭的付出已经充分地开拓到生计方面,她们是家庭劳作的参与者,也是协助丈夫收入辅助者,汉代有不少早年丧父或妻随夫从商的例子,卓文君就是典例。因此封建制度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女性活动领域的缩小,它是一种职责规划,让男女在家庭、社会乃至国家当中处于正确的位置,以道德约束行为,妻子具备的劳作技能恰恰是衡量操行品德的标准[3]11。
3. 女性家庭地位分析。
对于当时的古代来说,女性的地位到底如何?汉代重视女则教育,意为对女性行为的一系列规范,从少女时期到成家以后女性的教育都是极其严格的。那么女性在家中的地位到底是如何的?其实古代女性地位并非与男性产生对比,从外在表现看来,男性是社会的支撑点,但是从子女的教育来说,女性充当着模范作用,古代女性在劳作技能、品德等各个方面十分严格。这也是由于古人早已意识到,社会的未来发展与女子品德有很大关系,女以母德为基础,而基础的技能恰恰是能体现出女子是否端庄、乖巧和具备淑女风范,劳作技能也是女性奠定家庭地位的基础,因为它恰是评价贤妻标准的衡量因素,如果一个女子是懒散而不自知的,那么对于古代当时的条件来说,这必然成为女子成家的阻碍因素。
由两汉女性的劳作领域出发,我们看到的是古代女子的自我约束与劳动精神,汉代历史的种种迹象表明,女性参与的劳作范围较为广泛,而女子技能也成为衡量女性德行的标准。两汉女性在家庭当中的地位并不趋于弱势,而是以谦卑之行对后代示以典范,传统礼教深深影响着古代女性的社会观念,而她们也成为古时家庭的付出者。女人在于家庭对子孙后代有深刻的影响,她的地位是表现尊卑实则高贵,付出并不意味着在家庭没有主体地位,只是这个主体地位被赋予家庭背后的支撑点,没有男性的表现张力,恰恰是这样才能够让古代家庭更加持久和谐。
摘要：女性在中国古代的领域当中一直以“贤妻”“主外”进行标榜与称赞,她们赋予低调传统的形象,而“男主外”养家观念让我们自然而然地将劳动力的核心价值放在男性这边,对于女性来说,她们的家庭地位所受到的关注度远远大于本身的独立生存能力。追溯汉朝,女人工作的例子数不胜数,两汉时期女性也拥有自己的工作能力,以此谋生养家。
关键词：两汉,女性,工作,生存
参考文献
[1]彭卫.汉代女性的工作[J].史学月刊,2009(7).
[2]曹大为.中国古代女子教育[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2).
婚姻家庭地位 第8篇
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脑科学的发展, 人们日益意识到0～3岁早期教育的重要性, 它既是人生的开端也是终身教育的开始。我国近几年出台的文件都大力提倡对婴幼儿实行早期教育。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明确提出要重视0～3岁的婴幼儿教育;《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也明确指出幼儿园教育要与0～3岁婴幼儿的保育教育做好衔接等。而现状是我国大部分0～3岁婴幼儿处于散居状态, 家庭是婴幼儿生活、成长、学习的主要场所, 是影响婴幼儿家庭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那么, 不同的家庭背景会对婴幼儿家庭教育产生怎样的影响?
目前, 国内外研究中衡量家庭背景差异的一项重要指标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SES)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邓肯 (Duncan) 提出的社会经济地位量表框架[1], 儿童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由父亲的职业、学历和家庭收入三个因素决定。本调查中, 问卷填写人以母亲为主, 因此, 本研究将用母亲的学历代替父亲的学历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依据。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 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城区 (青秀区、西乡塘区、兴宁区、良庆区、江南区) 部分0～3岁婴幼儿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由研究者自行编制, 问卷内容将家庭教育要素确定为家庭背景、家庭教育物质条件、家庭教育观念、家庭教育方式、家庭教育内容。此次问卷共发放160份, 回收问卷142份, 回收率为88.8%。其中, 有效问卷131份, 有效回收率为81.9%。对所有数据采用Spss16.0 for window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
有效样本填写人的基本情况是:母亲83人 (占总人数的63.4%) , 父亲35人 (占总人数的26.7%) , 外公2人 (占总人数的1.5%) , 外婆4人 (占总人数的3.1%) , 爷爷1人 (占总人数的0.8%) , 奶奶6人 (占总人数的4.6%) 。样本填写人以父母为主。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家庭收入显著影响家庭教育物质条件
0～3岁婴幼儿主要通过与环境互动进行学习, 家长为孩子提供的物质环境越丰富, 幼儿操作的机会就越多, 获得的经验也越多, 也更有利于孩子的发展。
卡方分析结果显示, 家庭人均月收入与家庭教育物质条件提供之间存在极其显著差异 (P<0.001) 。如表1是家庭人均月收入与图书、画报、音像品数量和种类的卡方分析表, 据分析结果显示, 家庭人均月收入越高, 家长为婴幼儿购买的图书、画报、音像品的数量越多、种类越全。表2是家庭人均月收入与玩具数量的卡方分析表, 数据显示, 超过一半的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为子女购买的玩具数量达到21件以上, 而低收入、中低收入家庭一半以上仅为子女购买10件以下的玩具。另外, 家庭月收入越高, 家庭玩具数量达到31件以上的比例越高。
(二) 父亲职业、母亲学历与家庭教育观念的关系
1. 父亲职业显著影响教育期望
表3是父亲职业与教育期望的卡方分析表, 由数据分析可见, 父亲职业与教育期望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P<0.05) 。父亲职业阶层越高对子女的期望也越高。如家长对子女的学历期望中,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以研究生为主, 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本科为主, 城乡无业失业或半失业者以大专为主。
2. 母亲学历对教育观的影响尤为显著
表4是母亲学历与早期教育目的的卡方分析表, 由数据分析可知, 母亲学历与家庭教育观存在极其显著差异 (P<0.001) 。母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认为早期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幼儿综合能力, 塑造良好性格以及增加与同龄婴幼儿的接触机会, 而中专及高中以下学历的母亲认为早期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开发智商、增长知识与技能。
3. 母亲学历显著影响学习观
游戏是0～3岁婴幼儿学习的方式之一。母亲学历越高, 持有的学习观越正确。表5是母亲学历与玩玩具是学习的观念的卡方分析表, 表6是母亲学历与利用日用品做玩具的态度的卡方分析表, 由表5、表6数据显示, 中专以上学历的母亲高度认同游戏也是学习的过程, 鼓励婴幼儿在家利用日用品当玩具玩;而高中以下的母亲对此认同度较低。
4. 母亲学历对儿童观的影响不显著
调查数据分析表明, 母亲学历并不显著影响其儿童观 (P>0.05) 。绝大多数家长认为婴幼儿是有自己想法的, 应该尊重孩子。
(三) 母亲学历显著影响家庭教养方式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教育子女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 是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其对儿童情感表现的一种组合方式。[3]教育方式越民主, 孩子发展空间越大。
卡方分析结果显示, 母亲学历与家庭教养方式之间存在极其显著差异 (P<0.001) 。母亲学历越高, 家庭教育方式越民主。表7是母亲学历与处理孩子做错事的方式的卡方分析表, 数据显示, 大专以上学历的母亲在孩子做错事时, 主要采取一起分析原因的措施, 中专、高中以下学历的母亲采取批评指责的措施。表8是母亲学历与处理孩子遇到困难的方式的卡方分析表, 数据显示, 当孩子遇到困难时, 大专以上学历的母亲主要采取帮助孩子想办法、鼓励独立解决问题的方式, 中专、高中以下学历的母亲主要采取直接帮助孩子解决问题的方式。
(四) 母亲学历、父亲职业与家庭教育内容的关系
1. 母亲学历显著影响孩子习惯的培养
叶圣陶先生说:“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 就是要养成习惯。”0～3岁婴幼儿处于生命之初, 是形成良好行为习惯的关键期。
表9是母亲学历与自己收拾玩具习惯培养的卡方分析表, 表10是母亲学历与孩子生活自理能力培养的卡方分析表, 由表9、表10数据显示, 母亲受教育程度与孩子良好习惯培养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P<0.05) 。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 越重视孩子良好习惯的培养。日常生活中, 高中以上学历的母亲更鼓励孩子自己收拾玩具, 自己穿衣、吃饭等。
2. 母亲学历、父亲职业与家庭教育中知识技能
的学习、游戏开展、身心健康教育、艺术教育、社会性教育之间差异不显著
调查结果显示, 母亲学历、父亲职业与家庭教育中知识技能的学习、游戏开展、身心健康教育、艺术教育、社会性教育之间差异不显著 (P>0.05) 。
在家庭教育内容上, 家长普遍重视孩子知识技能的学习。90.1%的家长认为识字很重要, 经常在家给孩子念儿歌、讲故事;99.2%的家长在家教孩子简单的数学。
在游戏的开展上, 89.7%的家长每天会花半小时和孩子一起玩游戏。家长对孩子游戏的重视程度较高。
在身心健康教育方面, 家长不仅重视身体健康而且重视心理健康。91.8%的1.5岁以上家长每天带孩子户外活动1小时以上, 92%的家长经常带孩子出去认识大自然。同时, 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 52.7%的家长同意孩子通过哭等途径发泄自己的不快情绪。
在艺术教育方面, 82.5%的家长重视艺术的学习, 在家教孩子儿童歌曲、认识各种颜色、学跳简单的舞蹈等。
在社会性教育方面, 所有家长都重视孩子与同伴建立良好的友谊, 重视分享、合作等品质的培养。
四、小结
(一)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婴幼儿家庭教育物质条件、教育观念、教育方式有显著影响
本研究表明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家庭教育物质条件的提供、家长教育期望、教育观、学习观、教育方式以及婴幼儿习惯的培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婴幼儿获得的物质条件越优越;在教育观念上, 家长越重视孩子综合能力及性格的培养, 认为游戏是婴幼儿学习的主要方式;在教育方式上, 家长以民主的方式对待孩子, 孩子获得的发展空间越大;在教育内容方面, 家长重视孩子习惯的养成。
(二)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家庭教育内容的影响较小
由于所有的家庭均重视语言、数学的学习, 重视游戏、社会性教育、艺术教育、身心健康教育, 所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家庭教育内容中知识、技能、游戏、社会性教育、艺术教育、身心健康教育方面的影响较小。因为0～3岁是人的生命之初, 这一阶段以养育为主, 家长也普遍重视孩子的健康, 重视孩子的游戏。而就知识掌握方面而言, 0～3岁婴幼儿需要掌握的是粗浅的知识, 所有家长都有能力教子女一些简单的认字、数学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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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广西南宁市统计局2008年南宁家庭人均月收入统计标准:550元以下为低收入, 551～1100元为中低收入, 1101～1350元为中等收入, 1351～2150元为中上收入, 2150元以上为高收入.
婚姻家庭地位 第9篇
1 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
1.1 社会资本概述
社会资本是指表现为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间、并可以为这种人的关系中的成员提供一定的便利,以社会结构资源为主要形式的为个人所拥有的资本财产,近些年,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已经扩展到了经济、政治乃至心理学的范畴了,本文为了研究社会资本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之间的关系,将其界定在经济领域的范畴中进行分析,表现为一种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而获得的资源。
有研究表明,在市场制度建立的比较完善的西方国家,人们在就业过程中会很自觉地挖掘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来获取相关的信息与帮助,面对劳动力市场在运行过程层中出现的资源的停滞与流失的状况,帮助自己找到合适的工作。
1.2 社会资本下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就业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个人和家庭往往是服从于社会的,社会关系在各种资源的分配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无形的资本,主要是寄托在家庭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其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还是家庭,也就是说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水平的和地位的高低决定了毕业生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的水平的高低,所谓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就是指跟家庭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种类以及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等几个因素有关系的可以为毕业生的就业提供指导和帮助的一些现有条件。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社会资本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那么社会资本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作用从本质上来说是通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来体现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可以对毕业生的就业渠道进行扩展,为学生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就业信息 ;可以为毕业生提供经济上的援助,毕业生不会因为经济上的紧迫问题而盲目做决定,降低就业的质量与水准 ;再者,可以降低无用信息的干扰,找工作过程中的搜索成本有所下降。
2 研究数据的选择及分析
在本次关于大学生就业与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所涉及到的变量比较丰富,其中既包括自变量又包括因变量,自变量主要是指毕业生家庭汇总的各种信息数据,比如父亲和睦的受教育时间长短、父母职业的等级属于高层中层还是基层、家庭年均总收入以及每一个自变量在不同的等级中所占的比例等等,因变量是指随着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因素,比如学生对于就业方向的选择意愿、对求职单位的工作性质的期望、对收入水平的期望、是否愿意去农村或者西部落后地区、对于找工作有没有足够的信心、是否非常积极努力的与用人单位进行联系、求职中的花销、是否已经被用人单位录用等等内容。
通过不同的计量模型对以上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分析,以此来衡量社会资本对于大学毕业生求职的影响程度。
3 社会资本与就业方向的选择
在教育工作不断普及的几天,不少大学毕业生愿意继续读书深造,因此,现阶段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方向有三种选择,一是直接就业,二是直接考研或者留学继续深造,三是介于就业与深造之间的一种模糊状态,但这是一种不由自己的主张决定的状态,是因为找工作的路子走不通或者继续深造的路子走不通而出现的第三状态。其中,处于前两种状态的毕业生比较多,而在学生做决定的时候往往会因为一些家庭的因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具体来说,选择毕业后直接出国或者读研深造的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一般都比较高,而且表现为家庭经济水平越高,学生毕业后越是不愿意直接就业,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或者在职业中所处的地位越高,学生毕业后进行出国深造的几率就越大,学生往往不急于直接就业,至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本身已经有足够的经济积累,并不急于子女毕业后赚钱,而且有能力为子女的继续读书提供资金支持,使毕业生延迟就业具有可能性。
4 社会资本与就业意向
就业意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所抱有的价值观和心理判断准则,当然,与毕业生所掌握的就业信息量的多少以及价值的高低都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毕业生有比较好的社会资本加以利用,可以帮助其进行信息的拓展,在实际调查中,有2成以上的学生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帮助其获取很多的信息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自己做出比较合理的决策。
5 社会资本与求职行为及初次就业结果
通过毕业生找求职单位的数量的分析可以发现,家庭情况比较好的学生再找工作时所付出的努力就少,相应的找工作的成本支出也比较少,这大概是因为其对家庭的依赖性比较大并不着急于谋生 ;另外,在求职费用的花销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花在简历的制作、个人着装方面的装备上的资金与其他学生比起来并没有特变显著的差别。
最后,在工作的着落问题上,在参与调查的学生中,找到工作和没有找到工作的人数基本上式一比一,而找到工作的学生中有近五分之一的学生认为社会资本对就业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而没有找到工作人认为自己工作的落实与否与社会资本有关系的只占到17% 左右。
6 结束语
婚姻家庭地位 第10篇
近年来, 有关妇女地位问题的研究相继展开, 其中有全国妇联妇女研究、中国社科院所做的大规模调查研究, 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并为各地区深入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例证, 但是各地情况的差异性很大, 影响妇女地位的因素也比较复杂。所以, 若要深入、具体地了解中国各地妇女地位不同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小范围的社区调查研究显得十分重要。为了更加全面的分析女性的家庭地位, 笔者主要调查了家庭内是否存在家庭暴力, 并做了分析。可以很明确地知道, 存在家庭暴力的家庭, 必然是一个夫妻家庭地位不平等的家庭, 拥有平等地位的人不可能试图运用武力去解决问题和冲突。
2. 家庭地位
2.1 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 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 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者其它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精神、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家庭暴力直接作用于受害者身体, 使受害者身体上或精神上感到痛苦, 损害其身体健康和人格尊严。家庭暴力发生于有血缘、婚姻、收养关系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间, 如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子女、成年子女对父母等, 但妇女受丈夫的暴力侵害是最普遍的, 她们受到的身心伤害也最大, 家庭暴力尤其指丈夫对妻子施暴。家庭暴力会造成死亡、重伤、轻伤、身体疼痛或精神痛苦。
笔者统计了存在家庭暴力的家庭占被调查总数的百分比, 通过下面这个图表, 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 只有39.7%的被调查夫妻从不会在吵架时动手打人, 剩下的家庭都存在不同类型的家庭暴力。但还是可以看出丈夫偶尔动手的情况占20.5%, 远大于妻子偶尔动手的比例 (7.7%) 。
2.2 家庭暴力下夫妻对婚姻的满意度
虽然大多数家庭存在家庭暴力, 丈夫偶尔动手的比例远远大于妻子偶尔动手的比例, 但仍有很大一部分家庭是夫妻双方从不动手。家庭暴力会影响到夫妻对自己的婚姻满意度吗?
图1是女性在有家庭暴力时对婚姻满意度的体现。
图2是男性在有家庭暴力时对婚姻满意度的体现。
对比两图, 可以看出, 家庭暴力对婚姻满意度是有很大影响的, 无论男女, 在双方从不动手的情况下, 对自己的婚姻满意度最高, 在双方偶尔有动手的情况中, 婚姻满意度次之, 在丈夫或妻子经常动手的情况下, 婚姻满意度最低, 还可以发现在女性中存在着对婚姻很不满意的人群, 而在男性的调查中却不存在对婚姻很不满意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笔者认为, 男性在遭遇让自己不太满意的婚姻时会积极寻求与妻子的和谐相处, 营造家庭和睦的氛围来挽救婚姻, 当所有的努力都失败时, 他会去寻求另外一段感情, 摆脱这个令人不满的婚姻;女性在不满意的婚姻里也会积极寻求营造幸福家庭的方法, 但是当女性失败时, 这些对婚姻不满意的女性, 大多还在痛苦的婚姻里忍受, 根本没有想过如何解脱这种桎梏般的婚姻。中国的婚姻导向主要是注重婚姻的稳定而并不注重婚姻的质量, 与此同时, 社会舆论又强调女性的母爱和宽容, 造成对女性的婚姻误导,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女性抱怨:“早就想离婚了, 要不是为了孩子, 这日子早都过不下去了。”等等诸如此类的语言。
这足以警示社会婚姻文化导向应从重稳定转向重质量。研究结果表明:婚姻质量是婚姻稳定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和基本保障, 只有婚姻质量提高了, 婚姻当事人的自我感觉幸福了, 夫妻关系才可以稳定长久。因此, 社会应该把婚姻质量作为衡量生活质量和稳定婚姻关系的主要指标, 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增进婚姻主体的福利和满足, 提高他们婚姻质量的人文关怀上, 而不应该让婚姻当事人肩负起不该由个人承载的过重的社会压力。
以上是在婚姻中出现了家庭暴力这一个指标时, 夫妻对婚姻满意度的一种表现。然后笔者从总体、宏观上测量了夫妻各自对婚姻的一个认同程度和满意程度。
3. 反思与检讨
既然夫妻双方对自己的婚姻满意程度有一定的思考, 那怎么才能实现一个和谐的家庭, 理想的婚姻呢?
3.1 理想的婚姻类型
与此同时, 笔者分析了被调查者认为的较为理想的婚姻, 61.5%的人认为理想的婚姻是各自具有独立的空间, 且对对方事业是支持的, 25.6%的人认为理想的婚姻是在家庭中是共同成员, 家庭外互不相干和互不过问。
在社会交往方面, 夫妻各自都拥有很大的自由, 也拥有很高的满意程度, 这说明夫妻关系正朝向良好和谐的方向发展, 夫妻能给与对方生活空间, 和社会交往空间, 也正体现了夫妻之间的信任与默契, 人们所追求的理想婚姻生活是拥有更多的空间。
3.2 对自己婚姻的满意度
柱状图显示从宏观总体上把握, 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婚姻还是比较满意的, 对自己婚姻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的人数还是少部分。那么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婚姻更幸福美满呢?
3.3 实现幸福美满婚姻的条件
认为婚姻要幸福的最重要的条件, 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平等相处坦诚相待 (占总数的42.0%) , 共同承担家庭责任 (占总数的27.2%) , 经常沟通和交流 (占总数的17.3%) 。
其中男性认为要使婚姻幸福最重要的是平等相处坦诚相待 (占总数的25.9%) , 其次是共同承担家庭责任 (占总数的11.1%) , 经常沟通和交流 (占总数的7.4%) 。
而占被调查人口总数32.0%、占女性人口总数63.0%的女性认为要使婚姻幸福, 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和平等相处坦诚相待是同等重要的, 它们都分别占了总数的16%, 其次是经常沟通与交流 (占总数的9.9%) 。
由此可见, 男性与女性在认为婚姻幸福的要求和认知上是有明显差异的。男性在婚姻中更注重的是平等相处坦诚对待, 这一项比女性高出9.9个百分点。而女性认为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和平等相处是同样重要的, 其次女性认为要共同承担家庭责任比男性高出4.9个百分点, 经常沟通和交流才能使婚姻幸福也比男性高出2.4个百分点。为什么女性更注重与男性共同分担家庭责任呢?笔者在这里推测, 被调查女性所理解的家庭是和通常意义上的家庭责任是有所区别的, 她们所理解的家庭责任可能更具体, 更局限于家务劳动和家庭琐事的管理。在调查过程中, 笔者在部分女性被访者填写完问卷之后, 与她们做过简单的交流, 提出自己的疑惑, 如:面对大量的家务劳动, 为什么会觉得满意呢?很多女性都会这样回答:“不满意有什么办法?满意不满意都得自己做, 还不如满意点, 做家务时心里还舒服。”据此, 笔者认为更多的女性还是希望能够与丈夫共同承担家务, 共同承担这一具体的家庭责任, 由此也可以显示, 尽管女性对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表示满意度较高, 但实际上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还是比男性低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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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邓伟志, 徐榕.家庭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婚姻家庭地位 第11篇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SES)；家庭；入学语言准备；教育公平
一、问题提出
入学准备状况是对儿童能否顺利适应小学学习要求的一种预测性评估。语言准备是儿童入学准备的重要内容之一，语言准备状况即儿童人学时的语言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入学后儿童的学习适应状况。
家庭是学前儿童生活和成长的主要场所，是影响儿童入学准备状况的重要环境因素之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是目前国内外研究中普遍采用的衡量家庭背景的一项指标。大量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在入学时已处于准备不足的状况，其中，语言准备不足是一个主要方面。国外一些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儿童词汇积累的速度较慢，词汇相对贫乏，进入学校学习以后更容易出现学业不良的状况。霍夫(Hog)的研究表明贫困家庭中的儿童处于劣势的语言学习环境，贫困会对儿童的语言发展产生持续的消极影响。国内近年也有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的词汇、言语表达和读写能力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
为进一步了解家庭背景对儿童入学时语言准备的影响，我们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儿童的语言准备状况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从接受性语言(听)、表达性语言(说)、早期阅读(读)、写前准备(写)四方面深入了解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前儿童语言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取样的方式，在北京市六所生源不同的小学的—年级新生中抽取样本150名，最后获得有效被试143名，男生85名，女生58名；年龄在5.8-82岁之间，平均年龄6.63岁，标准差0.43。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学前儿童语言准备评估工具》对样本儿童进行测试，内容包括听、说、读、写四个部分，每部分由2～4项指标组成，共12项。评估指标主要参照《幼儿园与小学衔接的研究报告》和《3～6岁儿童发展指南》的语言部分测试题编制，并在听取了专家的审议意见后进行了修改。以样本儿童入学后学习适应的状况为效标，计算出测试的效标效度为0.604；同时，根据测查结果对试题进行项目分析，删除两道区分度不好的试题后，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05。样本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信息通过家长问卷方式获得，经过分析，143名样本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布为：高层37个，中层59个，低层47个。
研究采用个别施测的方式进行，测试时间约为20分钟。数据收集在儿童入学后的3周内完成，以减少小学教育对儿童的影响。语言准备测查结果中，无明显等级区分的项目分为通过、不通过，采用0.1记分，如同音辨别、写字笔顺等项目；而对于预测故事、讲述等项目则依据儿童的表现水平，采用等级记分。最后用SPSS011.5统计软件对全部数据进行处理。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儿童在语言准备上的整体差异
将儿童语言准备评估的各项得分相加并转化为Z分数，比较不同层次家庭儿童语言准备的差异。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儿童在语言准备的总体状况上存在极显著的差异(P<0.001)，其中听、说、读三方面的差异均在0.001的水平上呈显著性，写前准备差异不显著(P>0.5)。
两两比较发现，在听的准备方面，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在说和读方面，高SES家庭的儿童与中、低SES家庭儿童差异显著。在写前准备方面，三个层次家庭的儿童均无显著性差异。详见表1。
(二)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儿童语言准备差异的具体表现
1、听(接受性语言)。
本研究有关听的准备方面的测查主要包括同音辨别(同音不同义)、复句理解、作为听者的语用技能等项目。其中，对作为听者的语用技能的评价是通过提供缺乏条件的应用题，看儿童是否提出质疑或在面部表情上表现出困惑进行的。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SES家庭的儿童在同音辨别、听者的语用技能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P<0.001)，复句理解在0.05水平上差异显著。两两比较发现，在同音辨别、听者的语用技能任务中，高SES家庭儿童的表现显著好于其他两组儿童，中、低SES组间差异不显著；在复句理解任务中，高、中SES家庭的儿童均显著好于低SES家庭的儿童(P<0.05)，而高、中两组之间差异不显著(见表2)。
2、说(表达性语言)。
本研究通过考察儿童语言表达的清晰性、逻辑性、词汇的丰富性、作为说者的语用技能四方面的发展水平对其说的准备状况进行评价。说者语用技能的测查方式参考王海珊研究中采用的“编水果谜语给人猜”的方法进行。
表3显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在表达性语言各项指标上都呈现出显著性差异。其中，语言表达的清晰性和词汇丰富性在0.01的水平上差异显著；语言表达的逻辑性在0.05的水平上有差异；在作为说者的语用技能方面，三组之间的差异极其显著(P<0.001)。
两两比较来看，高SES家庭儿童在语言表达的逻辑性、词汇的丰富性和作为说者的语用技能三方面均显著优于中、低层家庭的儿童。其中，较其他两组儿童而言，高SES家庭儿童的语用技能更是表现出发展的优势。在“编水果谜语给人猜”时，这组儿童往往更能够较准确地把握水果的特点并用语言表达出来，而且当听者表现出对儿童所表征的不清晰之处有困惑或因此产生判断错误时，能够及时补充有用信息，做出较为适当的反应。而在语言表达的清晰性上，高SES家庭的儿童和低层家庭有显著差异，高与中、中与低SES家庭的差异均不显著(P>0.05)。
3、读(早期阅读)。
儿童的阅读准备水平在本研究中是通过图画理解(给四幅图排序，然后将其表述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和故事预测(给出故事图画，让儿童根据图画所提供的线索推测故事的发展)两项任务来考察的。结果显示，不同SES家庭儿童在图画理解和故事预测任务中的总分均呈现出显著差异，并且均为高SES家庭的儿童明显好于中、低层家庭的儿童(见表4)。
本研究中，图画理解任务具体包括对画面人物、背景、情节(内容)、关系(排序)和主题的理解等五个子任务。②分项分析的结果表明，各类家庭儿童在理解画面人物和画面关系两项子任务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他3项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性水平(P<0.01)。两两比较发现，低SES家庭儿童在
理解画面人物、背景、情节(内容)和故事主题4项任务上均与高SES家庭的儿童呈现显著差异；与中SES家庭儿童的差异仅表现在理解故事主题上。而在理解画面背景、情节内容上，高、中SES儿童的差异也达到显著水平(见表5)。
儿童完成故事预测任务的情况主要从儿童利用画面线索发展出的故事是否与主题相符、故事中的想像是否合理和故事结构是否完整三方面进行分析。③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SES家庭的儿童在这三方面都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高SES家庭儿童在三方面都显著高于中、低SES家庭，中、低SES家庭之间差异不显著。测验中，高SES家庭的儿童能根据图画提供的线索更加准确地把握故事主题，展开丰富的想像，讲述的故事情节相对复杂且合理，整体结构也更加完整(见表6)。
4、写(写前准备)。
本研究中，写前准备测试是请儿童在田字格内写自己名字中的任意一个字，通过观察其写字时的握笔运笔动作、字体的空间布局和写字的笔顺三方面来评定其准备状况。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家庭SES对儿童的握笔运笔动作和字体的空间布局没有明显影响，即不同组儿童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但在写字笔顺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高、中SES家庭儿童笔顺项目的得分明显高于低层家庭的儿童(见表7)。
四、讨论
(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语言准备的影响
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国内外关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语言发展具有显著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且证实这种影响是比较全面的，涉及听说读写四个方面，表现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在12项指标中的10项语言任务上的得分率呈显著性差异。
然而，本研究也发现，在一些相对简单的知识技能类任务上如写前准备方面，家庭背景的影响相对较小，因为这类与动作和知觉发展关系较为密切的能力主要伴随着生理成熟而发展，不需要很多的学习经验。而在需要较多的学习经验和较高层次认知能力的语言任务上，家庭背景的作用就十分突出地显示出来，例如接受性语言中的同音识别、复句理解；表达性语言中的词汇的丰富性、表达的清晰性和逻辑性；早期阅读中的图画理解和故事预测；作为听者和说者的语言运用技能等方面，三类家庭儿童的得分率均表现出显著性差异。其中，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在同音识别、词汇的丰富性、表达的逻辑性、图画理解、故事预测、作为听者和说者的语言运用技能7个项目中均显示出相对于其他两类家庭儿童的优势。这一结果与美国一项儿童早期发展的纵向研究(ECLS-K)结果一致。这项研究发现，不同家庭背景儿童在阅读能力上的差异比字母识别、语音知识上的差异更加显著。也就是说，不同家庭儿童在语言发展方面的差异更多表现在复杂能力上。
(二)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儿童语言准备差异的原因
家庭中母亲是儿童的主要照料者，尤其是在婴幼儿阶段。国外大量研究发现，母亲从儿童出生之日开始对儿童语言输入的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幼儿期语言能力的发展状况。母亲言语的数量、所用词汇的丰富性、问问题的比率、言语长度可以有效预测儿童的言语发展。母亲语言输入的质量是造成不同阶层家庭的儿童在词汇积累和运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一个关键因素。在儿童3岁时，其接受性语言和表达性语言的发展水平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之间已经显示出显著的相关。
父亲职业和家庭收入是家庭中两个紧密相关的因素，这两者往往直接决定了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环境，继而影响到儿童早期成长的环境中是否有丰富的刺激和充足的学习材料。威廉斯(Williams)研究发现家庭中的学习资源(包括有教育价值的玩具、特定教育材料、书籍、买书与借书、家庭电脑)的数量和利用度与儿童入学准备能力呈显著的正相关。贫困家庭低质量的学习环境是造成其儿童发展落后以及学业失败的重要原因，㈣国内学者郝波、梁卫兰的研究也发现，儿童的词汇量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还通过父母的教养行为和亲子互动模式对儿童语言发展产生影响。英国“开始读书”(BookStart)阅读研究中心2005年发布的研究数据表明，1～3岁婴儿期的语言习得机会有近50％出现在亲子共读中。在儿童发展的早期，亲子谈话、亲子阅读等对儿童的语言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父母能与儿童进行愉快而温暖的交流，那么就会刺激儿童表达和交谈的欲望，丰富和累积其语言经验。母亲与儿童语言互动的模式是造成儿童语用技能差异的关键因素。高SES家庭的父母往往较多与子女展开高质量的互动活动，如对话、交谈、分享阅读，有目的地指导儿童的图画观察和故事讲述，从而提高了儿童的语言能力。
不少研究揭示，社会经济地位不利的家庭不仅自身不能为儿童提供丰富的学习环境，而且也没有条件保障儿童接受高质量的学前机构教育。而相关研究表明，优质幼儿园教育对儿童的数学和阅读能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能促进儿童认知、言语、识字、数学技能的发展，为儿童提供更好的入学准备。
本研究以母亲的学历、父亲的职业和家庭收入综合评定家庭的SES水平，发现母亲的文化程度较高，家庭经济收入较好的家庭儿童的语言能力更强，语言准备的状况更加充分。而那些母亲学历较低的低收入家庭，其儿童语言准备的各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这种不足一方面与家庭及其社区为幼儿所提供的语言发展环境质量较差(如课题组深入家庭的个案研究发现，低SES家庭往往缺乏图书，鲜有亲子共读活动；较多使用指示性语言而较少使用解释性语言等)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无法为儿童选择优质的幼儿教育机构有关。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是多重因素造成了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儿童在语言准备方面出现诸多问题。
(三)为缩小差距，建议政府推行补偿性早期教育政策
语言既是交往的工具，又是思维的工具。作为交往的工具，语言的发展水平可能直接影响儿童的信息交流与沟通；作为思维的工具，则可能直接影响其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本研究考察了儿童语言准备状况与数学准备状况之间的关系，发现儿童的语言总分与数学总分之间呈显著相关，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证明了上述观点。
有研究表明，早期语言能力的不足会对儿童入学以后乃至成人以后产生持续的消极影响，包括学习适应和工作生活诸方面。低SES儿童由于早期家庭环境的不利而落后于其他儿童，而没有机会接受早期机构教育会再次加大这种差距，使得这部分儿童今后更有可能处于学业失败、适应不良的困境之中。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陆续启动了一系列早期干预项目，以为处境不利儿童提供补偿教育，包括美国政府推行的提前开端计划(Head Start Program)、卡罗来纳初学者项目(Carolina Abecedarian Project)；英国政府实施的确保开端计划(Sure Start)等。近年来，英美等国家又相继增加了针对父母、父母和儿童两代人的干预和促进家庭之外的社区生态系统发展等项目。所有这些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即改善社会经济地位不利家庭的状况，促进儿童的平等发展，真正实现教育公平。
婚姻家庭地位 第12篇
关键词：家庭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 如何寻找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经和方法, 一直是困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新课题。家庭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可以实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赢。
一、家庭教育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目前, 在高校大学生中, 大致有三种类型的学生, 一种是目标明确型。他们有明确的学习目标, 态度端正, 学习主动性强, 自律, 有责任感和善于与人合作, 大概占40%左右。第二种类型是顺其自然型。这部分学生知道学习, 但学习主动性不强, 愿意随大流, 自律性稍差, 占学生的50%左右。第三种类型是放任自流型。因不同原因导致他们不爱学习, 无学习目标, 沉迷玩乐, 混大学, 占学生的近10%。
有良好家庭教育的学生往往是属于第一种类型和第二种类型的绝大部分。良好的家庭教育并不取决于父母的学历和地位, 我们在学习优秀的大学生问卷调查中发现, 有50%的学生来自农民家庭, 80%以上的学生家长受教育水平在高中以下, 家庭困难的学生占51%。但这些孩子在父母那里学会了待人以诚、积极乐观、温和宽厚的优秀品质。其中, 学生们认为父母在做人和性格塑造上对自己影响最大。
第二种类型的学生占学生的大多数, 并且往往容易被我们忽视, 对这些学生的教育尤为重要, 只要老师正确引导, 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及时建立同家长的联系,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会进入成功者行列, 如果不抓住时机, 会有一部分学生成为第三种类型的学生。我们经家访、同学生谈心后了解到, 第三种类型的学生所出现的问题大多是因为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家庭教育出现了偏差。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同家庭教育相结合, 有利于避免教育的“真空”状态和“后教育”状态
所谓真空状态是存在于家长和学校之间的误区。学生家长往往在孩子升入大学后就彻底放松了, 一是认为孩子长大了该懂事了;二是孩子一般上学离家较远且住校, 对高校缺乏了解;三是认为孩子上了大学就是进了“保险箱”。我们在一次家长会上讲解学校有关学籍管理规定时, 一位家长吃惊地问:“上了大学还有退学啊?”所以, 家长一般是孩子说什么信什么, 缺乏同高校老师的主动沟通。高校老师认为, 大学生应该具有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和行为能力, 应该受更深层次的教育, 更人性化, 更尊重学生;同学生家长联系是否是“无工作能力”的表现。以上误区会导致学生在上大学后,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真空状态, 对于第二种类型的学生会出现滑坡现象, 第三种类型的学生会出现问题后, 再进行教育的现象, 对家庭和学校造成不该有的损失。
如果学生在报考学校前和在接到录取通知书时, 家长就了解学校相关信息;高校老师自学生一入学就以召开家长会等方式宣讲有关政策, 掌握学生基本情况和家长联系方式, 公布老师的通信地址、电话、信箱等, 及时同学生家长取得联系, 定期寄送学生喜报、罚单、成绩单等, 建立起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绿色通道, 就会避免许多问题的发生。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同家庭教育相结合, 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健全人格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 学校里一切问题都会在家庭里折射式地反映出来, 学校复杂的教育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困难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家庭。现在的大学生独生子女的比例较高, 在高考的指挥棒下, 家长把孩子考上大学看成了唯一的选择。为此, 孩子的学习成为家庭中压倒一切的要务。只要能满足孩子的学习, 家长做什么都心甘情愿。绝大多数的家长只关心孩子的学习, 对孩子的能力培养、心理健康、综合素质等可以说无暇顾及。大学前的家庭教育已使许多大学生养成了懒惰习惯和依赖心理, 这导致了大学里出现了幼稚园现象;出现人际敏感、抑郁、焦虑、偏执、敌对等心理健康问题的大学生也不在少数;诚信缺失、拜金主义、迷恋网络等也大有人在。另外, 因家庭经济困难导致学习压力较大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作为家长不能顾及“面子”, 把孩子的或家庭的问题掩盖起来, 这只能导致恶性循环。高校教师可以通过学生的学籍簿、电话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 通过大学生的心理测试和观察了解掌握学生的心理状况, 学习相关的知识, 掌握沟通的技巧, 针对不同家庭和不同学生采取不同的思想教育方式。高校还要通过开展各种寓教于乐、丰富多彩的学生实践活动, 培养大学生的责任意识, 让学生学会感恩。学生有了一颗对家长、老师、朋友的“感恩”的心, 才有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才能不畏任何险阻勇往直前, 才能承担起当代大学生应承担的责任。
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同家庭教育相结合, 有利于提升学校竞争力
家长在帮孩子选某所大学的时候, 不仅要看这所大学的名气、教学水平, 更要关注这所大学的校风建设。学校的培养目标、文化理念都要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和所培养的每个学生身上。高校老师在同学生家长电话、网络、书信等沟通时, 不仅了解了学生的情况, 同时也在传递着学校的培养目标、文化理念和育人职责。我想没有一个家长会不为之感动的!
我们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 学生家长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学生家长就是我们大学精神的传播者, 是大学宝贵的资源, 是我们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保障。美国一著名大学校长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曾指出:“学校与学生家庭联系沟通, 一方面, 实现向家庭渗透教育的社会职能;另一方面, 能广泛地获取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对提高学校的社会声誉, 调整学校结构,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提高办学效益大有裨益。”社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作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共同对象是不可分割的。目前, 家庭教育的作用和价值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 只有我们真正发挥家庭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 才能真正实现“让每个人都成功!”
研究家庭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一方面, 希望能引起高校的重视, 充分利用家长资源, 开辟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 也提醒广大家长重视孩子在各个阶段的教育, 发挥家庭教育的激励功能、示范功能和调控功能, 不仅重视知识, 更要重视能力和素质。
参考文献
[1]曲建武.识读大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2]王长民.论大学生的家庭教育.教育发展研究, 1997, (1) .
[3]吴宪.高校与学生家庭联系沟通机制的研究.学生工作研究, 2005,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