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经济与地区发展范文第1篇

一、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及问题

(一) 体制僵化多重限制

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主要症结在于包括政府体制、企业体制以及市场体制在内的多重限制。由于东北地区长期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 政府的长期干预与隐性限制导致了多项政策、方案、规划的落实存在偏差, 部分大型国有企业竞争意识差、政策依赖性强, 影响市场整体运行机制, 抑制了市场竞争机制及创新驱动的发展, 转型升级缓慢。加之黑、吉、辽经济际之间未形成区域联动效应, 难以实现信息对称、资源互补, 致使东北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滞后、速度放缓。

(二) 经济增速持续走低

当前我国进入了以经济中高速稳定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倡导改革创新驱动为特点的经济“新常态”。由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与我国经济“新常态”的不适应性, 自2013起, 东北各省国内生产总值持续走低, 低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 (以黑龙江省为例, 见表1-1) , 并曾一度出现黑龙江省GDP全国垫底、东三省GDP排位落居全国后五名的现象[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数据网-统计年鉴

(三) 生态资源严重破坏

鉴于东北老工业基地为我国重工业发展摇篮的历史形象, 在2003至2013年的第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十年间, 东北地区大力发展重工业, 工业产值急剧上升, 国民经济增长也随之显著提高。但短短的十年间造成东北地区部分资源濒临枯竭、难以再生;森林覆盖率降低、草原退化率严重、土地沙化加重, 空气、水等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质量急剧下降。

二、东北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机遇

(一) 政策机遇

自2003年做出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之后,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及规划。201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2];同年8月, 印发《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三年滚动实施方案 (2016-2018年) 》;同年11月印发《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同年12月出台《东北振兴十三五规划》。

(二) 地缘优势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9月提出的涉及65个国家、44亿人口、年生产总值约21万亿美元的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经中亚、俄罗斯到欧洲等三条国际大通道。东北地区是连接东亚与欧洲的重要通道, 且处于东北亚地区的核心位置。根据201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指示, 东北地区主动应主动融入,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战略, 努力将东北地区打造成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的中心枢纽, 加强东北振兴与俄远东开发战略衔接。

(三) 区内发展优势

产业转型升级是对接东北地区“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内容。自2013年以来, 黑、吉、辽三省三产结构占比逐年变化 (见表1-2) , 从数据分析得出, 虽然近年东北三省经济整体涨幅低, 但从产业结构而言, 产业结构改善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数据网-统计公报

此外, 东北地区现已初步形成了承接“一带一路”建设较为完善的经济基础和基本条件, 具备了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互联互通基础, 装备制造业发达、具有转移优势产能的产业基础。

三、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对策

(一) 转变政府职能

以市场机制为主导, 适当发挥政府工作职能。将政府体制、企业体制以及市场体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限制性降到最低。避免低质生产及产能过剩, 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注重科技创新力的培养及提升。

(二) 加强区域联动机制

从政府合作、行业联盟、企业合作、科研合作等多个层面将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形成区域经济发展集群, 加大文化合作交流。凭借我国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在辽宁挂牌成立的港口、黑龙江对俄贸易发展、吉林工业发展等多重优势, 实现信息对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做好省际衔接, 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对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

(三) 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绿色经济是伴随可持续发展观而产生的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方式, 目的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面对东北地区生态破坏严重、资源濒临枯竭的现状, 应进一步优化地区经济结构,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同时凭借东北地区独有的农业发展优势, 倡导生态农业、绿色农业。提倡工业生态化, 形成绿色产业集群。

摘要：以东北老工业基地著称的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重工业生产基地, 多年来形成了良好的制造业发展基础。近些年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乏力, 下行压力不断增大。自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提出以来, 东北地区以其独有的资源及地缘优势积极融入其建设当中, 本文旨在研究如何能在此过程中彻底解决“东北现象”问题又不盲目赶超, 扎实践行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倡议的《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 落地、实现东北地区新一轮振兴。

关键词：“一带一路”,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经济

参考文献

[1] 李昕.东北三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研究[D].2017.21-23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6 (13) .

[3] 于凡修.东北老工业基地创新驱动发展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4] 卢艳芳.基于绿色视角探讨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J].经贸实践, 2018 (1) .

工业经济与地区发展范文第2篇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区域协调发展亮点频现的一年。一年来，中央围绕深入贯彻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现将2011年我国区域发展领域的重大事件予以盘点，旨在与大家共同分享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

大事件之一：“十二五”规划纲要对区域发展做出新的战略部署，区域发展战略体系更加完善。2011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用了一篇三章，系统阐述了未来5年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明确提出了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和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战略等方面的重点任务。与以往相比，“十二五”规划纲要在促进区域发展战略部署方面呈现出四个亮点：一是战略体系更加完善。“十一五”规划仅提出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十二五”规划则把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特色城镇化战略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战略体系框架更为丰富而完整。二是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继承原有思路的基础上，凸显了对培育新增长极的高度重视。比如西部大开发地区提出推动呼包鄂榆、广西北部湾、成渝、黔中、滇中等10个经济区的发展，东北地区提出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等5个经济区的发展，中部地区提出推进太原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等6个区域的发展，东部地区提出推进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10个区域的发展，合计明确31个重点区域的发展任务。三是主体功能区战略更加强调实践。“十二五”规划纲要把主体功能区思想上升到战略高度，并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体系、实行各有侧重的绩效评价制度、建立健全衔接协调机制等方面，对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作了全面部署，进一步夯实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基础。四是城镇化战略中更加体现人文关怀。“十一五”规划《纲要》的提法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十二五”规划在突出构建城市化空间布局等要求外，更加注重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同时对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提出了积极推进的思路和要求。总体来看，“十二五”规划纲要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一步明确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内涵、方向目标、重点任务和具体措施，为新时期全面推进地区经济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大事件之二：“十二五”规划顺利开局，中央领导同志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2011年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开局之年，面对国内外各种矛盾和困难，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大力解决突出问题，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危机成果，促进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实现了“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近年来，为切实凸显宏观调控的综合效果，中央不断强化区域政策的积极作用，出台了一系列区域规划和政策性文件，培育形成了一批辐射带动力强的增长极，明显激发了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和自我发展能力，区域发展呈现出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为有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对近年来区域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都分别对当前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了积极评价，区域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大事件之三：区域政策体系呈现出细化、实化、差别化的显著特征，区域经济新版图基本形成。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完整地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近年来，围绕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国家在四大板块开发格局的基础上，科学梳理我国区域经济布局，有针对性地制定了重点地区的区域规划和区域性政策文件，出台了主体功能区规划，统筹谋划重点开发开放的经济区和城市群，培育形成竞相发展的多极化开发格局，区域政策空间尺度进一步缩小，日益呈现出细化、实化、差别化的特征，区域经济发展版图得以重构和优化。近年来的发展实践充分表明，赋予区域性政策的区域发展速度和质量要明显优于其他区域。最新统计显示：2011年，我国地区生产总值超过万亿元的省份已达到23个（比上年增加了6个），广东继续领跑，成为第一个GDP迈入5万亿元的省份，而江苏、山东也突破4万亿元，紧随其后。排在前列和近年来进入这一阵营的省份，基本上是区域政策覆盖密度较大的地区。

大事件之四：各地区经济增长继续企稳趋缓，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2011年，各地区坚决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迎难而上，锐意进取，经济运行各项指标好于预期，调控效果逐步显现。据统计，2011年前三季度，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生产总值（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分别增长10.6%、12.8%、14.0%和12.9%，仍保持较快增长水平。从增长速度来看，受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各大地区经济增速较上年同期普遍出现回落迹象。与上半年相比，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增速分别回落了0.2、0.1、0.2和0.1个百分点，增速呈现趋稳态势；与上年同期相比，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增速分别回落2.0、1.3、0.1和1.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经济增速继续保持最快且回落幅度最小。从各地区增速和经济比重对比来看，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发展速度继续保持快于东部地区的良好态势；2011年前三季度，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GDP占地区合计的比重分别为52.6%、20.5%、18.7%和8.2%，与上年同期相比，东部地区比重减少0.9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地区比重分别增加0.5和0.4个百分点，区域发展差距趋于缩小，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令人欣喜的是，各个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呈现出积极变化，如2011年前三季度，北京、上海、浙江3省市GDP同比分别增长8.0%、8.3%、8.5%，增速列全国各省区市的倒数前3位，但上海、北京、浙江3省市的竞争力和发展质量又分列全国第1、第2和第5位，这充分反映出上述地区更加注重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大事件之五：中央批复实施了一系列新的区域规划和政策性文件，重点地区开发开放力度继续加大。2011年，着眼于细化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党中央、国务院在近年来已开展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重点地区开发开放的区域规划和区域性政策文件。一年来，为促进东部地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国务院相继批复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和《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国务院批准设立了舟山群岛新区，批复了关于横琴开发的有关政策。沿海地区的规划政策体系和层次更为完善，空间开发格局更为优化。围绕进一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认真落实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的指导意见，支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支持山西开展经济转型试点工作，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向纵深层次积极推进。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国务院出台了《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我国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批复了《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为进一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积极推动资源型城市和地区转型，组织实施了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专项，编制了“十二五”东北振兴规划。随着诸多区域规划和区域性政策文件的深入实施，重点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开发开放力度加大，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和辐射带动作用显著加强。

大事件之六：中央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予以高度重视，对口支援新疆、西藏等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2011年，在已经制定实施促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等少数民族地区有关政策的基础上，国务院专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均具有了专门的扶持性政策，明确了新时期各个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目标和重点任务。为扩大新疆对外开放水平，国务院还出台了《关于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的若干意见》，赋予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进一步完善对口支援工作机制，为促进新时期新疆、西藏等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和有关援藏会议，研究部署全年对口支援工作。中央进一步调整完善了经济、干部、人才、科技等全方位对口支援工作格局，首次明确了对口援藏、援疆资金实物工作量，并要求各支援省市以规划为依据有序推进对口支援各项工作，切实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优越性。对口支援工作对于缓解欠发达地区发展瓶颈，破解发展难题，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加快与全国其他地区同步实现全面小康步伐，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初步测算，2011年，内蒙古、广西、宁夏、新疆、西藏地区生产总值（GDP）同比分别增长15%、12.3%、12%、12%和12.6%，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疆、西藏增速均高于2010年水平，展示出民族地区蓬勃的发展势头。

大事件之七：区域合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国际国内区域合作载体不断实化。2011年，我国国内外区域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合作载体明显实化。为积极引导产业跨地区转移，继2010年国务院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建立我国第一个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之后，2011年国务院又批复了《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设立了湖南湘南、湖北荆州、广西桂东、重庆沿江、宁夏银川5个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积极创新产业转移承接机制和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2011年，不同地区间合作交流的深度广度不断拓展，重点区域一体化深入推进，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西咸、长株潭、长吉等地区在战略规划、产业发展、政策法规、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市场体系、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的合作深度不断加大，合作机制不断完善。2011年，国际区域合作得到积极拓展。沿边地区开放开发力度进一步加大，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向北开放步伐加快；我国与东盟、东北亚、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合作积极推进，对外国际通道、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规划建设进程明显加快，我国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大事件之八：中央对扶贫开发提出新要求，农民收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统计，2001—2010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累计达到2043.8亿元，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幅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2011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分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形势和任务，全面部署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贯彻落实工作。为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的标准提高了92%，将更多的低收入人口纳入了扶贫范围；中央同时决定全面推进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将六盘山等11个连片特困地区和西藏及四川、云南、甘肃、青海4省藏区，新疆南疆3地州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并在武陵山片区率先开展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上年增加1058元，增长17.9%。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11.4%，增速同比提高0.5个百分点，实现了连续8年较快增长。2011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979元，比上年增加2701元，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继2010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协调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

大事件之九：全国海洋经济试点工作全面实施，海洋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新亮点。2010年4月，国务院同意开展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2011年，国务院相继批复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同意设立了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这些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是我国区域发展从陆域经济向海洋经济延伸、加快推进陆海统筹、拓展国民经济发展空间的重大战略举措，标志着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进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自上述战略规划批复以来，山东、浙江、广东三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广泛动员，建立了高效有力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出台了相关指导意见和配套政策，启动了一批产业项目和重点工程，试点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据统计，目前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接近10%，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2011年，我国海洋科技取得重大突破，“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突破5000米海深，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大事件之十：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重点流域、重点区域和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2011年，国家研究起草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分解下达了“十二五”节能目标。支持重点节能工程建设，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研究制定了“十二五”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完成了部分省市循环经济统计试点，安排专项资金支持15个城市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33个城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单位建设、6个园区循环化改造。继续推进天然林资源保护二期、京津风沙源治理、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防护林体系建设和退牧还草等重大生态工程，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积极推进生态补偿机制立法和生态文明试点示范。加大投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积极推进重点流域、海域污染治理，太湖等重点湖泊水质进一步好转。国务院审议通过了《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积极探索有利于青海藏区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

工业经济与地区发展范文第3篇

摘要: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必须要有良好的法治环境。建设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的法治环境,既要建立《西部开发促进法》为基本法的法律体系,又要修改完善不适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更要提高西部地区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只有这样,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才会在良好的法治环境中有序推进。

关键词:空间结构;法治环境;制度建设

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必须加快经济空间结构演进。加快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可以确保西部地区的有序开发和经济空间结构的优化演进。

一、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现状分析

经济空间结构(简称空间结构)由点、线、网络和域面四个基本要素组成。空间结构中的点、线、网络和域面具有特定的经济内涵和相应的功能。点、线、域面之间有不同组合方式,在区域中最合理的表现为节点相互依存,通道配套运行,域面协调发展,各种空间经济实体的联系交错密集,呈现网络化系统。

经济空间结构演进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提升的过程。演进的动力来自于经济空间结构的内在机制和外部环境。从内在机制来看,经济空间结构的演进是分工发展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展开,而分工与市场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经济空间结构自我演进的进程。经济空间结构的演进也受到外部力量的推动,这种外力通过中央和地方关系及区际联系体现出来,外力对结构变迁的效果则取决于它们对内因变化的影响程度。法治环境是经济空间结构向上提升的外在动力。

西部地区经济空间开发,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关中地区、川西地区、陇西地区曾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创造过高度的古代文明。西部地区在几百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云南的元谋猿人至今有170万年的历史。在新石器时代,东西部的发展差距不大,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夏商周三个王朝的中心横跨黄河流域今天的晋、陕、豫、鲁等省,东西差距也不明显。秦汉以后,不断开发、不断移民,经济社会都有较大的发展,形成了相对发达的以关中地区为极核的西部经济中心。唐宋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向东南推移,西部地区逐渐呈现落后的状态。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就是中国经济中心向东南推移的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空间结构得到了优化提升。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为了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国家于2000年启动了西部大开发。

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16 655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47 455亿元,年均增长达到11.6%,超过全国同期经济增长水平,与全国同口径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的差距不断缩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9个百分点;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72亿美元增加到786亿美元,年均增长近25%。”[1]2008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8 256.58亿元,占全国GDP的17.8%。西部大开发的九年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最快,发展质量最好,综合实力提高最为显著,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九年。

九年多的西部大开发,从经济空间结构分析,西部地区空间结构演进初步形成了西陇海—兰新经济带,长江上游成渝经济带,南贵昆经济区,呼包—包兰—兰青经济带,环西部边境经济带;西部各省市区在经济空间开发上已初步形成了广西西江经济带,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昆明—瑞丽经济带,昆明—景洪经济带,藏南河谷经济带,攀西经济带,甘南经济带,银川平原经济带,河套平原经济带,青海盐湖经济带,天山北坡经济带,塔里木盆地边缘经济圈。

西部大开发,推进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日趋合理,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一是区域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西部各省、市、区之间,与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西部的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也存在较大的差距。西北的甘肃、青海、宁夏的发展差距,明显大于陕西、内蒙、新疆。西南的四川、重庆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贵州、云南、广西。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地方年度统计公报,按常住人口计算,2008年重庆市的人均GDP是17 952元,贵州的人均GDP只有8 788元,相差9 164元。新疆的人均GDP是19 726元,甘肃的人均GDP只有12 085元,相差5 560元[2]。从人均GDP来看,西部的区域差距呈U字型状态,形成远西部地区、近西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低的格局。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在持续拉大。2000年东部的人均GDP是10 768元,西部是4 606元,相差6 162元;2008年东部的人均GDP是36 658元,西部是15 993元,相差20 665元。若贵州的人均GDP与东部的上海相比,相差8.25倍,2008年上海人均GDP是72 538元。二是城乡格局难以打破。西部地区广阔的落后的农村经济与现代的发达的城市经济并存的格局依然很牢固,并有扩大的趋势。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了6∶1;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达到了6倍。西部的城乡差距、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更大。三是产业层次低下。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东部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远没有形成有特色的产业,特别突出的是西部地区一些资源性产业,产品的链条不长,深加工的能力不强,难以支撑西部地区的经济空间结构演进。四是交通远没有形成网络。经济空间结构演进依托的交通网络还相当薄弱,西部地区的公路乃至铁路的路网密度远不如东部,且通达条件差,西部地区省与省之间的公路连接,特别是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公路主干道的连接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五是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国内外的部分企业利用东西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将部分环境污染大、能耗高的产业转入西部,加重西部的生态环境恶化。西部地区资源的开采并没有给当地带来富裕,而带来的却是环境的污染和人民的贫困。六是资源开发浪费严重。西部地区矿山企业布局散乱,生产规模小,大矿小开,回采率极低,资源流失严重,浪费严重;水资源的污染触目惊心,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塔里木河流域有60 %以上的河段不同程度受到污染,10% 的河段污染严重。七是发展工业不切实际。西部地区工业布局混乱,适合和不适合工业发展的区域都在发展工业,都在倾全力招商,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环境,也没有效益。八是合同的履约程度低。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法治精神可视为契约精神,法治精神的精髓是公平正义。参与市场经营的主体,都是平等的,靠合同来规范双方的交易行为。合同法是变动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是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则。由于签订合同的双方都缺失法治精神,合同不兑现的事时常发生,也难以解决。因此,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进一步演进必须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用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良好的法治环境,保障西部大开发的顺利推进和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的优化演进。

二、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必须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

西部地区良好的法治环境对于西部大开发的有序推进,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具有极其重要作用。法学家夏勇说,讲西部开发的法律问题,最关键、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讲法治(the rule of law)。第一,西部开发是一种主要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开发,所以要特别强调循法守则。第二,西部开发亟需建立合理的开发与发展的秩序;第三,西部开发急需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在国家财政支持有限、西部人才大量流失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够使资金和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西部?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律是市场交易的准则,投资安全的保障,政府行为的尺度。依法办事是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最佳信用。法治环境乃是最佳的投资环境。如果说资本、技术和人才的输入是“输血”,那么,法治环境就是“活血”机制。如果一个地区的法律意识薄弱,政策随意变动,税外收费苛繁,合同难以履行,那么,该地区的资本、技术和人力市场就不会有可靠的利益预期和利益安全,就不会产生任何体现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海内外投资者也就会望而却步。对于成熟的市场主体来讲,尤其是对那些想到西部发展的有商业远见和事业心的客商来讲,毫无疑问,法治环境要比临时的、短期的甜头更具有吸引力[3]。

2000年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时要求西部大开发必须统一规划、部署、协调、组织,所有的规划、方针、政策要用法律的稳定性和强制力来保障。西部大开发是在市场调节和国家调控有机结合的框架下启动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以法治保障下的国家宏观调控为前提。西部地区实现经济社会利益的增长,不仅需要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更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运用法律规范和制度引导资源的流向,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的扩展,最终形成一体化的经济空间开发格局。

西部大开发九年来主要依靠的还是国家宏观调控,法治保障作用还没有显示出来。由于缺少法治的保障,西部大开发中不可避免出现了盲目、无序和浪费的现象。这在自然资源开发中特别严重,有资料显示,长江上游的小水电开发,由于技术力量薄弱,支流的开发近乎掠夺性开发。不少流域由于投资主体不同,造成流域开发缺乏整体规划;梯级电站之间无法协调,既造成了流域资源的严重浪费,又使开发利用效率低下,影响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国家确定的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特色优势产业发展[4]。重点建设的基础设施,主要集中在公路、铁路、机场、输气管道干线、电站、电网、信息传输设施、市政基础设施、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也是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的载体。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巨大,具有极强的公益性,需要立法确认和规范,才可能达到市场主体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共生共进的均衡,奠定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的坚实基础。

西部地区是国家的生态屏障。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已经十分脆弱。自1978年以来,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环境资源立法明显加快,可以说,在森林、草原、矿藏、河流、土地、环保、水土保持等主要领域已经基本上有法可依,但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有效遏制地方和部门在自我利益的驱使下破坏生态环境,不断出现“一边治理,一边破坏;一方治理,多方破坏”的现象。西部大开发必须处理好环境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的关系,自然资源要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找到自然资源的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均衡点。这就需要从制度上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功能修复的问题,需要建立利益平衡的制度机制并使之规范化、法律化,以充分调动各类利益主体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西部地区环境承载能力弱,有了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调整,落后地区人口的无限制增长、经济建设带来的资源和能源的枯竭、生态环境的破坏、企业和政府的短期行为,才有可能得到有效控制。

特色优势产业是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的支撑。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关键是产业结构不合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具有典型的资源型、初级化特征,缺乏核心竞争力,且产业结构严重趋同,过分追求小而全的发展模式,没有形成特色优势产业。因此,西部大开发应根据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通过政府有效的宏观政策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调整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加强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解决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问题,选择以市场为导向的西部特色产业,大力发展生态农业、集约化农业、农牧产品深加工、旅游业等特色产业,建立能源、冶金、石化、机电一体化、稀有金属材料、航空航天等主导产业群,实现产业结构的效率最大化。西部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必须要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调节,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为西部不同区域特色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西部大开发,国家配套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优惠政策意在通过权利与义务的重新配置,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西部地区的迅猛发展。地方的优惠政策应该尊重市场规则,遵守国家法律,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当地人民的利益。目前,不少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已经出现了乱给优惠,不惜血本,恶性竞争的不良现象。国家应该从法律上明确优惠的原则、权限、程序、范围和时限,尽可能用法定优惠替代行政优惠。凡需要给予西部与现行法律规定不同的优惠政策,必须经过立法明确规定之后,再予推行。国家应加快制定统一的优惠原则,并根据各地区和行业的具体情况,制定分层次的优惠幅度,各地不得自行突破。凡出台的地方性优惠政策必须经上级政府和同级人大批准后公布实施。条件成熟后,应尽量将优惠政策上升为法律,保证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有一个公平的投资环境。

西部地区地域广袤,有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1.4%。西部地区地形也很复杂,高原、盆地、沙漠、草原相间,主要有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柴达木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和四川盆地。沙漠地貌主要集中分布在西部地区。国家可考虑西部未利用的国有土地实行特殊的开发制度。在西部地区,城市和已经开垦的农村土地仍然坚持现行土地法律和政策,但对于数量巨大的未利用荒地、沙漠,可考虑在宪法和法律确立的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运用法律机制,通过授予开发者更明确、更长久、更稳定、更充分的土地权利来加以治理和利用。据有关资料显示,西部十二个省、市、区仅适宜开发的农用土地约6.3亿亩,占全国农用后备土地的一半以上。政府可考虑将一定面积待开发治理的土地以低价、无偿或先期注入资金扶持的方式,承包给个人,在治理开发的前期给予贷款、补贴、贴息、雇佣工人工资、医疗保障等政策,规定100年不变(因为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承包者拥有充分的土地使用、转让、经营管理权。还可鼓励一部分人长期甚至一生以植树种草、治理土地为业,等到土地治理开发产生明显经济效益时,政府可通过经济手段将承包者所得利润用于土地更大面积的治理开发,形成土地开发的良性循环。国家还可考虑,建立一种允许开发者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权期满后自动顺延的制度。承包者在承包期满后,如果没有法律规定的撤销承包权的情形,则其权利自动顺延,以此鼓励西部地区土地的生态开发和利用。

三、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的法治环境建设

建设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的法治环境要多管齐下:既要立法,而且立法要适度超前,又要修改完善不适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还要提高西部地区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

1.加快立法进程,规范西部地区开发秩序。立法开发在西部大开发启动时有关专家、学者就多次提出过。用成文法律规范区域开发行为,带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发达国家区域开发的重要经验和普遍做法。美国在19世纪为开发西部出台了《鼓励西部植树法》、《沙漠土地法》等法律,极大推动了西部开发的进程;20世纪60年,又相继颁布《地区再开发法》、《加速公共工程法》、《公共工程与经济开发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引导西部地区的开发进入新的阶段。德国1969年颁布实施了《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两德统一后,确定了区域经济促进区,东部五个州全部划为区域经济促进区。统一后短短五年时间,东部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就缩短了1/3,现在基本达到了一体化发展。日本在开发北海道过程中,制定颁布《北海道开发法》、《国土综合开发法》,并从1952—1997年连续实施了五期综合开发计划。中国开发西部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西部地区的实际,加快西部地区的立法进程。通过立法把西部大开发的指导方针、战略目标、重点任务、组织领导机构、开发资金渠道、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责任、开发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等等,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保证西部大开发有序推进,以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内在精神。西部大开发是由国家颁布政策率先启动的,2000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00]33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73号)以及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国发[2004]6号)及其国家相关部委颁发的配套文件。这些文件历经九年仍然在发挥作用。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开发欠发达地区的经验,结合我国西部开发的实践,本着注重实效、突出重点、逐步完善的原则,加快西部开发法制建设步伐,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法律保障。抓紧起草《西部开发促进法》和《西部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和完善西部开发法律法规体系。”

西部开发法律法规体系应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应是作为基本法的《西部开发促进法》。2004年3月国务院提出“抓紧起草《西部开发促进法》”时,全国人大就把制定《西部开发促进法》列入全国第十届人大五年立法规划,由西部开发办牵头,成立了“西部开发促进法”起草领导小组和起草工作小组,并形成征求意见稿。据2005年7月28日《法制日报》报道的信息,《西部开发促进法》着重从生产力布局调整、运用经济杠杆、人才培养和环境资源保护等方面进行规定,并于2005年底提交国务院审查[5]。快四年了,《西部开发促进法》应尽快颁布,作为规范西部大开发的基本法。

第二个部分单行法。《西部开发促进法》颁布实施后,国家应根据西部地区的开发需要以及立法条件和时机的成熟度,制定相关的单行法律。在投资方面,应尽快制定《西部投资法》,规定资金的筹措,国家投资的比例,资金的管理,使用程序;依法鼓励和保护投资主体的利益,有序推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在产业发展方面,应尽快制定《西部工业布局法》,调整西部开发中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通过法律措施促进市场主体的培育,使工业成为西部地区的支柱产业,以缩小东西差距,解决产业布局东轻西重、北重南轻的格局,将工业发展逐步从发达地区引向西部,确定用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并确定在边远地区大力创办大学和科研机构,摧生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在边境开发方面,西部地区有2万公里的边境线,与十三个国家接壤,我国的五十六个民族有三十多个民族在西部地区六个省、区的边境线上跨境而居,有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国界线内侧依次紧靠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区域,有贫困地区、较发达地区、发达地区。边境开发有他的特殊性,应尽快制定《西部边境地区开发法》明确规定边境地区开发的地域范围、目标、任务、原则和手段,明确西部边境地区开发的程序、法律责任、政府作用、职能分工以及开发资金的筹措和使用,促进西部边境地区和谐发展。在人才培养方面,应尽快制定《西部人力资源开发法》,明确规定西部地区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流动、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知识产权的保护,教育投资的比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配置,鼓励各类人才向西部流动,尤其要利用西部地区已有的人才资源,发展高科技产业,带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和经济空间结构的演进。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尽快制定《西部生态环境保护法》,着重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封山绿化、水土保持、修渠灌溉、土壤改造、生态功能修复作出规定。正在制定的《西部地区环境保护监督条例》要尽快颁布实施,并结合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补充、修改、完善,上升为法律。在流域开发方面,应尽快制定《长江流域管理法》、《黄河流域管理法》、《塔里木河流域管理法》,统筹全流域水资源和河流开发的活动,规范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具体行为,将流域的水能开发、矿产资源开发、森林保护、生态修复等纳入立法保护范围,形成大生态,绿河川的开发格局,更好地造福人类。

第三个部分地方法规。根据我国宪法、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省会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民族自治州、自治县的人大享有立法权,可以制定地方法规,依法引导地方发展。四川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就可制定岷江、雅砻江等省域河流的开发条例,规范开发行为,确保流域资源的综合开发,获得最佳边际收益。国务院各部门也可根据西部开发的实际需要,制定相应的部门法规,依法引导西部地区的有序开发。

建立西部开发法律法规体系是一个过程,既要加快速度,也要讲求质量。《西部开发促进法》从提出到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到起草送审,已是九年有余了。九年来靠政策推动的西部大开发力度在减轻,各方支持的力量在减小,发展速度也在放慢,人才仍然留不住。仅就人才而言,西部地区待遇低,条件艰苦,与东部地区人才的收入相比,相差有的超过10倍。国家完全可以加快西部地区人才开发的立法进程,就像芬兰一样,把在边远地区创办大学和科研机构纳入立法范围,吸引、培植一大批人才到边远地区创业,形成用高新技术产业带动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在立法的方式上改变过去由部门立法再送国务院审查后送国家人大批准的方式,可采取招标的方式由法学专家组成起草小组,根据西部开发的实际需要,充分考虑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找到各方开发主体利益的均衡点,避免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垄断化,垄断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法律化的倾向。一些法律法规制定出来,无法实施,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从国家利益出发,没有体现科学发展观,更多地保护了部门利益,这是部门立法的必然结果。比如,我国现行的有关水资源保护的法律主要有四部:《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这四部法律对我国的水资源保护问题已作出了全面的规定,但实际上在立法理念与实践中,这四部法律本身及其相互之间没有找到利益的均衡点,以致于在河流出现严重污染时,现行法律无法发挥作用。国家通过招标立法,既可以提高立法的质量又可加快立法的速度,更便于实施。

2.修正完善法律法规,引导西部地区可持续开发。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国家要在创制新的法律、法规的同时对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和不利于西部大开发的法律、法规、规章要及时修正完善。当前尤其要尽修正完善《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是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必须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尽最大努力延续使用期。我国矿产资源总量大,但人均少、禀赋差,大宗、支柱性矿产不足。中国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据《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年)》的测算,“到2020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将超过35亿吨,2008—2020年累计需求超过430亿吨;石油5亿吨,累计需求超过60亿吨;铁矿石13亿吨,累计需求超过160亿吨;精炼铜730～760万吨,累计需求将近1亿吨;铝1 300～1 400万吨,累计需求超过1.6亿吨。如不加强勘查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届时在我国45种主要矿产中,有19种矿产将出现不同程度的短缺,其中11种为国民经济支柱性矿产,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上升到60%,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在40%左右,铜和钾的对外依存度仍将保持在70%左右。”[6]中国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特别丰富,占全国储量的50.45%,45种主要矿产资源储量的50.81%集中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富集了64%的煤炭资源,53%的石油和83%的天然气资源以及主要的稀有金属矿藏。但西部地区在矿产资源的开发上秩序混乱,乱采滥挖、采富弃贫、低回采率问题特别严重。

造成矿产资源开发秩序混乱最关键的原因,是缺乏严厉的法律规定。有序、和谐开发矿产资源,必须修正完善《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法》是1986年3月19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后又于1996年作了一次重大修改。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矿产资源法》在某些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其中的一些规定与当前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必须作相应的修正。《矿产资源法》应作六个方面的修正:一是应明确矿产资源必须集中统一管理。既要明确主管部门的职能,又要处理好与协同管理部门的关系,尤其要明确规定稀有金属矿藏的开采、加工、储备、出口审批程序,未经法定部门审批,不得勘探、开采、加工、出售、出口稀有金属矿产品,违反必须承担法律责任,确保战略资源的永续利用;规定西部地区已查明的钨、锡、锑、稀土等稀有金属矿藏实行保护性开采,建立特定矿种的矿产地储备基地。二是要有环境保护的规定。开采矿产资源不可避免对地质环境造成破坏,应增加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条款,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保矿山企业自觉履行保护、治理矿山地质环境的义务,使矿山企业的开采行为更加规范,避免只注重经济效益,忽视地质环境的保护和治理。三是对矿业用地要有复垦的强制性规定。矿区范围内的土地不能按一般的建设用地的管理办法来管理,必须要有特殊规定。勘探和采矿中造成的土地破坏要有复垦的强制性规定。四是对尾矿利用应作出明确规定,对矿山固体废料资源要有依法管理、有序开发的条款,明确尾矿的所有权和开发权。五是对矿产资源勘查要有明确规定。矿产资源是国有资源,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可由国家垄断开发,收益由全中国人民共享,不是谁有钱就可以取得探矿权,就可以取得采矿权。中国已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充足的财政收入,可以支撑矿产资源的勘查费用。国家应每年拿出足够的资金用于地质勘查及重要矿种和重点成矿区带的勘查,有计划地赎回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矿藏的外资矿山、私有矿山。六是对国家储备稀缺矿藏的地方政府给予相应的补偿,使其在保护期间,经济上得到足够的补偿,保证经济社会能够稳定发展,国家最终得到边际开发和边际收益的均衡。

3.大力提高西部地区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依法推动西部开发。西部大开发需要制定和修改若干法律,更要遵守和运用现行法律。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领导干部的法律知识在总量、结构和获取方式上存在明显差距,法治观念也相对淡薄,加快西部大开发步伐,推进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必须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法律素质是指领导干部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律己的一种能力。提高西部地区领导干部法律素质,可从五个方面着力:一要认真学习法律知识。领导干部必须学会运用法律手段进行领导,改变过去那种单纯用政策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的做法,克服“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错误做法。领导干部学习法律知识,既是适应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的需要,也是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学法、用法和自觉遵守法律的需要。因此,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既要注重法律知识的学习,更要注重法治理论的培育,打好法律知识的功底。二要注重更新法治观念。由于西部的部分地区从奴隶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有的地区曾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有厚重的封建文化的积淀,也由于我们过去实行了多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习惯于按领导人意见办事,以致有的领导干部法治观念淡薄。依法推进西部大开发,必须清除不适合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传统观念,特别是人治思想的长期影响,使法治思想在领导干部的头脑中扎下根来,超出法律许可的特权,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三要注重法制的宣传教育。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良好法治环境的重要因素。领导干部应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采取积极可行的措施,加大法制宣传教育的力度,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素养。四要注重在实践中改进工作方法。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要注重改进工作方式,从运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推动工作转移到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并举推动工作上来,特别要突出法律手段的运用,不断提高依法管理、依法行政的能力。五要注重培育法律至上信仰。领导干部要有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忠于事实、大公无私、廉洁奉公和有以身殉法的精神,更要在心目中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敬畏宪法和法律,使权力的运作受制于法律的引导[7]。

开发西部,加快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必须加强法治环境建设,不但需要公正执行法律、法规、规章,修改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和不利于西部大开发的法律、法规、规章,而且还需要制定一系列有利于促进西部大开发的法律、法规、规章。只有这样,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才会和谐推进,有序运行。

参考文献:

[1]王政.区域协调谱新篇——西部大开发综述[N].人民日报,2008-10-14,(02).

[2]国家统计局.地方年度统计公报[EB/OL].http://www.stats.gov. cn,2008.

[3]夏勇.论西部大开发的法律保障[J].法学研究,2001,(2):23.

[4]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Z].国发[2000]33号.

[5]张鑫.《西部开发促进法》将于年底提交国务院审查[N].法制日报,2005-07-28(01).

[6]国土资源部.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Z].国土资发[2008]309号.

[7]吴大华.营造西部大开发良好的法治环境[J].中国法学,2004,(1):6.(责任编辑/ 姜超)

工业经济与地区发展范文第4篇

摘要：文章通过利用HLM模型来研究山东省91个市县生态环境保护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废气的排放量与当地第一第二产业总产值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预示着一种环境随经济增长恶化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生态环境保护；地区经济发展；HLM模型

一、 引言

本研究通过构建环境污染指标与经济指标之间的计量模型，来深入分析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生活美好，以及人文和谐之间的关系。

二、 文献回顾

在有关环境污染数据与经济指标关系的研究中，大多数的学者使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 Curve， EKC）来刻画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關系，Seldon和Song（1994）分析了四种不同的空气污染物的排放与当地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为了描述环境污染及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毛显强（2011）提出了污染——经济时间弹性系数，这个系数主要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间环境污染变化与经济发展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它的值等于上述两者之间的比值。其中的计算指标需要选取较有代表性的环境污染变量指标和经济变量指标，环境污染变量指标可包括环境污染排放量指标，如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在经济指标方面可以选用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生产总值、行业增加值等；在财政状况关联性的研究问题上，可以选取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等作为经济指标。

除此以外，我国经济的发展是基于先进的科学技术、高素质的人才和良好的政策与投资环境的基础之上，发展科教文卫事业（在本文中体现为在影响因素中考虑到了中小学在校学生数和医院病床数对经济指标的影响）不仅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和输送大量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也能极大地改善人们的医疗状况，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也能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改善投资环境，最终还是能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陈延（2001）提出科教文卫较为发达的城市，其经济实力也相应较强，通过对江苏省13个市的调查研究，用因子分析来探寻科教文卫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一个因子在指标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卫生机构数上游较大载荷，为综合因子；第二个因子在指标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和小学在校学生数上有较大载荷，为基础因子。李俊（2012）认为地区医疗卫生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相成的关系，经济发展对于当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经济发展的成功可以为医疗卫生事业提供大量的资金投入以及人力、物力、信息和技术支持；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对地区经济发展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良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来影响经济发展中的各个群体，延长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劳动者的平均寿命和平均工作时间，更好地保护劳动生产力，从而促进经济健康平稳可持续地发展。

综上所示，在本研究中，我们选取了包含废气排放的指标平均SO2和平均NOX以及土地面积、年末总人口、年末单位从业人口、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小学在校学生数以及医院病床数这些指标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构建计量模型来探讨自然、人文环境对经济指标的影响。

三、 计量模型与实证方法

1. 样本描述。根据《山东省2011年统计年鉴》，本文收集了山东省91个市县2011年的县级单位主要统计指标。与此同时，还登录到“山东省省控及以上重点监管企业自行监测发布”网站进行数据搜索，通过点击“自动检测数据发布——重点废水监管企业、重点废气监管企业、城镇污水处理厂”等条目，汇总了山东省91个县、市的环境监测数据。

2. 模型和分析工具。检验企业废气排放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涉及地区和企业两个层面的变量，且企业数据嵌套在地区数据之中。对这种多层嵌套数据，传统的方法通常是将地区、企业变量都看作是同一水平的变量，直接在企业层面对数据进行分析。这实际上是在假设同一地区内的不同企业数据是相互独立，但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因为一个地区内的不同企业存在废气排放等多方面的相似性。类似地，我们不应对不同地区的企业样本和同一地区的企业样本建立同一假设，否则可能会影响回归系数的无偏性、有效性以及一致性，可见利用传统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具有分层特点数据会存在一定的缺陷。基于此，本文将利用传统回归方法和多层线性模型（HLM）假说进行检验，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两种不同分析方法产生的结果。

地区第一、第二产业总产值差异既会受到不同企业间废气排放的影响，也会受到不同地区间不同因素的影响。通过HLM模型可以分析出两者对地区第一第二产业总产值方差分布，无任何自变量的情况下的模型公式如下：

基于零模型总方程的分析可以得出，第一第二产业总产值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企业间的差异以及企业所在地区的差异两个方面，由于两种差异对第一第二产业总产值的影响各有不同，因此本文将分别列明企业以及地区特征变量对不同地区第一第二产业总产值的影响。本文首先基于企业变量在同一地区间的影响是不变的这一假定，通过在第一层方程中加入企业间的特征变量，分析其对第一、第二产业总产值的作用；然后，本文通过在第二层方程中在加入不同地区的特征变量，分析不同地区的企业对第一、第二产业总产值的影响。各模型公式如下：

3. 废气排放与地区经济发展。

（1）传统回归分析。本次废气排放与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中选取了包含废气排放的指标平均SO2和平均NOX以及土地面积、年末总人口、年末单位从业人口、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小学在校学生数和医院病床数。

设传统回归方程为：

（2）HLM模型的分析。为了更好地考虑各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本文拟进一步利用多层线性模型（HLM）对假说进行检验。本次废气排放与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中企业特征变量包含废气排放的指标平均SO2以及平均NOX；而地区特征指标分为土地面积、年末总人口、年末单位从业人口、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小学在校学生数以及医院病床数。

基于HLM模型，本文利用了HLM7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地区第一、第二产业总产值差异既会受到不同企业间废气排放的影响，也会受到不同地区间不同因素的影响。通过HLM模型可以分析出两者对地区第一第二产业总产值方差分布，无任何自变量的情况下的模型公式如下：

基于零模型总方程的分析可以得出，第一第二产业总产值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企业间的差异以及企业所在地区的差异两个方面，由于两种差异对第一第二产业总产值的影响各有不同，因此本文将分别列明企业以及地区特征变量对不同地區第一第二产业总产值的影响。本文首先基于企业变量在同一地区间的影响是不变的这一假定，通过在第一层方程中加入企业间的特征变量，分析其对第一、第二产业总产值的作用；然后，本文通过在第二层方程中在加入不同地区的特征变量，分析不同地区的企业对第一、第二产业总产值的影响。各模型公式如下：

根据表3的数据显示，一个县的政府财政支出能正向地影响该县的第一二产业总值，即一个县的政府财政支出越高，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县的第一二产业总值也越高。这说明了县政府财政支出对于一个县的第一二产业发展起积极作用。第二，一个县的中小学在校学生数以及医院病床数也会显著地影响该县的第一二产业发展，这一点符合人们日常感受，即教育水平越高和医疗条件越好越能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第三，一个县的土地面积与总人口数目会反向地影响该县的第一第二产业总值。这说明在生活中，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人越多，土地面积越大就越能促进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人均生产效率以及单位土地的生产效率才是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因素。第四，统计分析表明，一个县的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目对于该县的第一二产业总值的影响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这一发现跟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不相符，可能是由于所收集的数据量不足，进而影响了统计模型的有效估计。

四、 总结

本文基于传统回归分析以及HLM模型，分析了山东省91个县市废气排放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关系。HLM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废气的排放量与当地第一第二产业总产值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预示着一种环境随经济增长恶化的发展趋势。

HLM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废气的排放量越大往往使得一个县的第一第二产业生产总值越高，即一个县的第一二产业生产总值会随着废气排放量的增加而提高。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废气排放量是影响一个县第一第二产业增长的主要原因，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若废气的排放量越大，说明工厂生产情况越好，进而影响了该县的第一第二产业发展。鉴于HLM模型更加充分地反映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因此，本文也认为一个地区废气排放对地区经济有显著的影响。

此外，我们也发现教育水平越高和医疗条件越好越能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污染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发展可以通过人文和生活环境的改善来替代。

参考文献：

[1] 张红凤，周峰，杨慧，郭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规制绩效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9，（3）.

[2] 段华平，朱琳，孙勤芳，卞新民.农村环境污染控制区划方法与应用研究[J].中国环境科学，2010，30（3）.

[3] 陈金华.居民对海岛环境与发展感知的实证研究[J].经济地理，2008，01.

[4] 张陈俊，章恒全.新环境库兹涅次曲线工业用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5）.

[5] 盖美，胡杭爱，柯丽娜.长江三角洲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脱钩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13，（2）.

[6] 吴鹏举，李翠丹，黄伟奇.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关系[J].生态环境，2009，（7）.

[7] 朱清海，梁蓓蓓.基于社区视角下的农村环境管理探讨[J].河南社会科学，2012，（20）.

[8] 张雷.多层线性模型应用[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2014年度课题“中国特色美丽乡村创建战略研究”（项目号：E08）。

作者简介：夏学杰（1979-），男，汉族，湖南省常德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5-09-14。

工业经济与地区发展范文第5篇

摘要：为了考察“十一五”期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程度，文章采用TOPSIS方法对八大综合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以农业和矿产采掘业作为主导产业的区域经济发展缓慢，而以出口贸易和制造业作为主导产业的区域经济发展则相对较快。最后根据测度结果进一步将八大经济区归类为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八大经济区；协调发展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飞速发展，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2位。各地区在经历了连续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由于受到自身的资源禀赋、政策制度、领导者执政能力等多方面影响，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遵循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利用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这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然而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国的基尼系数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不利于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严重甚至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及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进行合理的分析有利于为相关部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本文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程度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 研究方法

從20世纪90年代起，有关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问题就成为经济学者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能够用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方法包括统计学中的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广义熵指数等方法。如蔡安宁、庄立、梁进社（2011）采用人均GDP的基尼系数测度了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3大经济区域之间的差异，苏南县域经济的发展大大先进于苏北与苏中的县域经济发展，进而提出了壮大苏北与苏中的区域措施和政策；孙继琼、徐鹏（2012）采用泰尔指数对四川5大经济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化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呈现倒“U”型的变化趋势；刘炳炳、李豫新（2012）在进行环新疆经济圈内各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测定时，是在采用了数理统计方法的基础上又运用了变异系数分析方法，研究结果表明了环新疆经济圈内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差异显著，是不平衡的。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包含多个指标的综合性概念，上述方法由于自身定义问题，导致测度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近年来，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些缺陷，并尝试解决相关问题。如袁晓玲，仲云云（2010）等学者就认为：采用TOPSIS方法能够将不同指标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评价，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及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因此，本文将采用TOPSIS方法对我国区域发展差异进行测度分析。TOPSIS方法的原理如下：

（1）TOPSIS方法是逼近理想解排序法的简称，其借助正理想解Q+和负理想解Q-对评价单元进行排序。所谓的正理想解就是评价对象希望得到的最优的解，负理想解就是被择方案中最差的解。如果我们令xij（i=1，2，…，m；j=1，2，…，n）表示第i个评价对象的第j个指标值，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评价方案矩阵X=xij。

（2）由于各个评价方案中指标的单位不同，直接计算会让评价结果受到影响，因此需要将原始数据做无量纲化处理，即将所有数值的取值范围映射到[0，1]区间上，得到标准化的矩阵Y。无量纲化处理的标准为：如果希望该指标值越大越好，则选择公式（1）；反之则选择公式（2）。

zij=（xij-min（xj））/（max（xj）-min（xj））（1）

zij=（max（xj）-xij）/（max（xj）-min（xj））（2）

（3）通过对评价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wj，并求解加权规范化评价矩阵Z，权重的确定既可以通过主观赋权法如层次分析法获得；也可以通过客观赋权法如信息熵获取。然后根据规范化矩阵可以求出正理想解Q+和负理想解Q-，其中Q+=（x1+，x2+，…，xn+），而Q-=（x1-，x2-，…，xn-），这里xj+和xj-分别代表评价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4）分别计算出各个评价指标值与正理想解Q+和负理想解Q-的欧氏距离Si+和Si-，最终计算出各评价指标与理想解的相对贴进度Ci，其中相对贴进度Ci=Si/（Si-+Si+），相对贴进度Ci值越大，说明了其与理想解越接近，该评价对象的发展状况越好。欧氏距离算法如下：

Si+=（3）

Si-=（4）

三、 区域经济差异的实证分析

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在充分考虑指标的代表性以及获取难易程度的前提下，本研究主要选取了2006年～2011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台湾）的经济总量指标（GDP）、地区富裕程度指标（年末储蓄存款余额、财政收入）、产业结构指标（非农产业占GDP比重）、对外开放程度指标（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总额）、人民生活水平指标（居民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基础进行分析。鉴于现有研究多将我国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进行分析，而单独某个区域包含众多省份，所能够提供的信息过少，因而这种区域划分方法已经不合时宜。本文采用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最新区域经济划分方法，将我国三十余个省市划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分别为东北经济区、北部沿海经济区、东部沿海经济区、南部沿海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区、大西南经济区、大西北经济区。其中，文中用到的所有原始数据全部来自于所在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2. 区域经济差异的测度分析。一般而言，我们通过对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就能够直观发现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

根据TOPSIS方法的计算步骤，采用我国31个省市2006-2011年的经济发展数据，在Excel软件中对八大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确实存在，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为综合评价值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故我们依据评价值可以将八大经济区进一步划分为三个梯队，具体来看：

（1）东部沿海经济区和南部沿海经济区处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两个区域的综合评价值全部或大部分都在0.60以上，东南沿海地区也一直都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引擎，这两个地区所包含省份的GDP排名均比较靠前，也都属于人口大省；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较早的沿海开放政策、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便利的海上运输贸易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尤其是2010年与2011年这两年南部沿海经济区的综合评价值分别达到0.620与0.635，已经逐渐成为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排头兵。（2）东北经济区、北部沿海经济区、大西南经济区和大西北经济区处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二梯队，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异不算太大，综合评价值基本都介于0.56～0.60之间，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大量的资金和人才迅速涌入这些地区，同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为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但由于之前基础薄弱，起步较晚，发展缓慢，目前距第一梯队中的省份还有一定发展差距；北部沿海经济区地处京津唐工业基地，位置靠近中国的政治中心，具有非常明显的区位优势，区位内科研院所众多，人才集聚效应显著，技术创新能力在国内首屈一指。（3）黃河中游经济区和长江中游经济区处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三梯队，它们的综合评价值基本都介于0.53～0.56之间，这两个区域都属于内陆地区，但又靠近我国内陆最长的两大河流，属于重要的粮食主产区，部分省份拥有一定的矿产资源和有色金属工业基地，由于地理位置深入内陆，硬件设施落后，同时多年来大量的人力资源外迁，无法像东部沿海省份那样吸收大规模外商企业落户，尤其诸如山西、陕西、内蒙古三个省份的经济发展仍然建立在地下矿产资源的开采上，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径单一，因此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前两个梯队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

四、 结论

本文对我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的经济发展差异进行了测定分析。最终得到结论如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显著存在，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对八大经济区进一步划分结果认为：东部沿海经济区和南部沿海经济区属于经济发达地区，东北经济区、北部沿海经济区、大西南经济区和大西北经济区属于经济次发达地区，黄河中游经济区和长江中游经济区属于经济欠发达经济区。因此，为了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缩小区域经济间的发展差异，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要对各个经济区做出一个合理的战略定位，充分发挥各个经济区的地域优势和资源禀赋，打造各大经济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尽量与其它相邻省份形成产业链互补，努力延长产业链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第一梯队的经济发达地区面临着用地趋紧、用工成本上升、原料价格不断上涨与外部市场动荡等内外部条件恶化等问题，加快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步伐成为必然选择，通过淘汰落后产能与低附加值产业，集中精力发展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业，打造新的经济的升级版。第三梯度的欠发达地区需要在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基础上做好承接产业转移的准备，同时又要综合考虑本地区的基础设施与环境承载力等。

（2）对不同的经济区域需要采取差异化的国家宏观调控。由于各个经济区域的不同特点与发展态势差异，实施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有针对性。如要有意识地增加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减少对经济过热地区的财政投资，再如要持续加大对承接产业转移效果不明显地区的扶持力度，逐步减少效果明显的区域的支持等。最后，要破除制度性障碍，加强经济区内部各省份之间的联系，建立健全“互帮互助”的政策机制，不断推进各经济区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强科技创新性成果在区域内的推广和共享，并建立长效合作机制。鼓励东南沿海经济区的经济发达省份对口支援经济欠发达省份，可以在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提供大量的援助，但一定要确保政策延续性和实施效果。

参考文献：

1. 张元兴，张绍良，郑群飞等.区域经济差异测量方法述评.统计与决策，2008，（4）：50-53.

2. 蔡安宁，庄立，梁进社.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测度分析——基于基尼系数分解.经济地理，2011，31（12）：1195-2000.

3. 孙继琼，徐鹏.四川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化——基于Theil指数的分解.财经科学，2012，（2）：95-102.

4. 刘炳炳， 李豫新.环新疆经济圈内各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研究.中国软科学，2012，（2）：108-114.

5. 袁晓玲，仲云云，郭轶群.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测度与演变分析——基于TOPSIS方法的实证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0，（2）：33-39.

6. 李刚，迟国泰，程砚秋.基于熵权TOPSIS的人的全面发展评价模型及实证.系统工程学报，2011，26（3）：400-407.

作者简介：李婉君，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日本爱知大学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3-12-28。

工业经济与地区发展范文第6篇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任务和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总体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做出新的重大战略部署，鲜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是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的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为此，民族地区必须深入贯彻中央的战略部署，加快促进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下面，就以青海省为例，就民族地区文化体制改革谈几点认识。

一、民族地区及文化体制改革现状

我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边疆、山区和牧区，多居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区辽阔，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4%。这里人烟稀疏、地理条件恶劣、经济落后、文化产业滞后。主要包括青海、新疆、内蒙、宁夏、西藏、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独特的地域特色、丰厚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资源禀赋，也是民族地区在全国文化产业版图中实现差异化竞争的重要基础。青海省发展文化产业正式起步于2003年，起步虽晚，但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拥有“花儿”演唱、藏戏、昆仑玉、热贡艺术、藏族织毯、民族服饰、工艺美术、传统手工艺等特色鲜明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近十年来，我省积极探索发展青海民族地域特色文化产业的新方法、新模式，因地制宜，大胆实践，狠抓民族文化品牌的塑造、文化旅游精品剧目的生产、农牧民文化技能技艺培训和文化“走出去”工程，初步形成了工艺美术、文化旅游重点推进，艺术品业、文艺演出、文化娱乐等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目前青海有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8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34个、示范户9个，青海省三级以上工艺美术大师4人，二级以上民间工艺师87人。2007年省政府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来，先后投入扶持资金近5000万元，对青海文化产业大厦改造、《秘境青海》、《雪白的鸽子》文化旅游剧目创作演出以及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园区等特色文化产业项目进行了重点扶持，对全省热贡艺术、堆绣、石雕、剪纸、石艺等示范性强、市场潜力大的文化旅游产品开发项目给予资金扶持，从源头上有力地支持了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加快了该省文化产业多业态、特色化、品牌化发展步伐。

二、民族地区文化体制改革的特殊性

现阶段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体现了以下几个特殊性：一是文化产业发展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但整体规模偏小，GDP贡献率整体偏低。青海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仅为1.1%。二是市场机制初步形成，但总体上文化产业市场化程度还不高，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仍然存在。三是文化资源有所开发，但深度开发仍然不够，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不多，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还没有发挥出来。四是文化市场有所发展，但整体上仍然发育不足，表现在书报刊、电子音像、演出娱乐、在影视剧等文化产品市场方面，不仅规模小，而且比较分散。随着改革的推进和越来越多的文化市场主体的涌现，文化市场建设滞后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

与文化产业发达地区相比，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整体上处于起步、培育和探索的初级阶段。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必须从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实际出发，正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才能科学把握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合理地找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特殊路径，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做强做大，推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尽快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三、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体制障碍

民族地区相对滞后的文化体制改革越来越成为束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障碍，这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特别是文化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了很大的压抑，文化人才大量流失，文化原创能力降低，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受到削弱。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制约着文化发展的障碍随处可见。概括说来，制约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各种弊端和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发展缓慢 受经济总量偏小的影响，民族地区目前的人均收入刚超过1000美元，处于全国的中下等水平。广大的群众还未实现小康的生活水平，他们的收入主要用在了吃、穿、住等基本生活需要上，因此很少有钱来进行文化产品的消费。物质条件的落后决定了精神消费的水平，这是制约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和阻力。

（二）文化管理体制滞后 政府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实行国家统包统管为主的文化管理体制，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抑制了文化事业单位和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致使文化事业发展缺乏活力。在管理上，政府没有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企业做区分，文化事业单位没有转为企业，而是按照行政事业单位的模式和机制办事，政企不分，缺乏效率，只讲投入，不讲效益，造成文化资源的浪费。政府对文化事业实行统包统筹，集政、事、企为一体，造成政事、政企不分、管办不分，使得一些文化主管部门成为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这些文化单位的领导者既是政府的公务员，享受公务员的待遇，又具有国有事业性质，享受着事业单位的各种优惠政策，同时还是企业的主管，享受着企业的工资、奖金、福利，这些既得利益使得他们缺乏改革的动力。

（三）文化市场发育滞后 在观念上，人们还没有把文化生产力看作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营性的文化产业认识模糊，特别是对文化市场存在顾虑。群众对盈利性的文化产品不愿去消费，造成文化市场不能充分发展。加上文化商品的内容老化，流通渠道不畅，限制了文化市场的发展和壮大。政府领导在机制上缺乏市场意识，没有建立起包括资金、设备、技术、人才等资源方面的竞争和激励机制。在实践中没有充分开发把经济效益当作文化产业的重要目标，结果造成了文化市场发育的不健全，文化产业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四）缺乏完善的文化管理法规 目前我们还未从立法上落实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法规，造成文化管理上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十分突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行政审批和行政命令的手段来管理文化工作，文化管理部门权力过度集中，缺乏法制意识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一些重大的产业及活动可能因为领导一时的失误而造成重大的浪费和损失。政府换届或新的领导上来很可能会改变文化政策而影响了文化建设的连贯性。

（五）文化投入不足，文化设施落后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经济总量小，财政收入比较困难，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欠佳，加上政府缺乏前瞻性的文化体制改革，未形成健全的文化企业。加上投融资渠道单一，主要由政府投资，民间和社会资本被排斥在外，限制了文化企业的繁荣发展。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偏小，特别是对于社会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的财政支持不足，结果使得公益性的文化设施长年陈旧，在全省范围内缺少一些标志性和综合性的文化公共设施和娱乐场所。

（六）文化人才流失严重 民族地区过去在文化评比活动中多次获得大奖，但有不少是聘用了省外的文艺人才和专家。由于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落后的影响，文化事业单位的工资待遇偏低，加上整个文化体制改革尚未实行，文化事业单位的分配机制和用人机制不当，使一些优秀的文艺人才缺乏工作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步被内陆、沿海先进省市所吸引和挖掘，结果造成了民族地区文艺人才不同程度的流失，给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循环性的困难。

四、进一步优化民族地区文化体制改革

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按照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要求，紧紧围绕培育市场主体、整合文化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完善市场体系。

（一）在培育市场主体上求突破 培育文化企业，推动文化企业做大做强，是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在城区，要积极推进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形成更多有活力、有实力的文化企业，成为推动各门类产业发展、活跃文化市场的生力军。同时要通过降低进入文化产业的门槛，鼓励社会资本以各种灵活的形式进入文化产业，形成各类文化企业多方投入、共同发展的生动局面。在农村牧区，扶持和引导各民族的民间文化传人创立文化产业示范户，以他们独有的技艺绝活开发特色文化产品，成为民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带头人；引导和支持文化底蕴深厚的村寨、乡镇作为各类文化产品生产的“专业村镇”走向市场，带动当地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

（二）在推进产业集聚上求突破 推进文化资源有效整合，使分散的资源集约化，是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途径。整合文化资源，一是以资产或产权为纽带，打破条块分割、行政壁垒和行业垄断，运用市场机制推进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联合、兼并和重组，形成拥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产业集团，使之成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战略投资者。这几年，青海省积极整合文化资源，按照“一企一制、成熟一个、改制一个”的原则，对经营性文化单位进行了公司制改造，着力在新闻出版、演艺等行业培育一批大型产业集团。青海省文化艺术服务公司改为公司制民营企业；青海工艺美术厂、青海人民剧院、青海省文化厅招待所改为国有控股、职工参股的有限公司；青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省文物商店改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青海省民族歌舞剧团、省杂技团合并，组建了青海省民族歌舞剧院；青海省京剧团、省话剧团、省平弦实验剧团合并，组建了青海省戏剧艺术剧院。在调整布局结构的同时，不断完善演艺院团内部运行机制，深化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实行了全员聘任制，拉开了分配档次，促进了艺术生产，增加了演出收入。与改革前相比，青海省民族歌舞剧院、青海省戏剧艺术剧院演出收入增长了45%。随着改革的深入，还会继续进行资源整合，推动形成更多有实力、有影响力的大型或较大型文化企业，带动青海文化产业的发展。二是根据区域文化资源的禀赋特点和产业链相关效应，以中心城市为重点，提高产业集中度，鼓励发展各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形成集约化程度较高、产业链较长的文化产业集聚区。三是着力打造混生性文化产业项目，尤其要把文化旅游与民族演艺结合起来，集合市场、资本、技术及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打造有市场前景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不断形成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

（三）在打造文化品牌上求突破 优化文化资源配置，积极推进文化品牌建设，是提升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打造民族文化品牌，首先要梳理本地文化资源，花大力气摸清文化家底，为打造文化产业项目和民族文化品牌创造条件。其次要加强对文化品牌的策划。要把目标瞄准市场，不断寻找资源与市场的“结合点”。三是加大对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和品牌建设的投入，重点扶持那些民族个性鲜明、地域特色突出、社会需求广阔、能形成较长产业链的文化品牌，使其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近年来，青海依托高原文化资源，打造了环湖赛、河湟民俗文化节、黄河文化节、郁金香文化节、热贡文化和唐卡艺术节等一系列知名节庆品牌，建设了藏文化、黄河奇石、昆仑玉、排灯、皮影等一批文化产业园区，推出了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京剧《天马歌》、藏戏《纳桑贡玛的悲歌》、民族歌舞《高天厚土》、秦腔《湟水情》及《六月六》《彩虹飞落的地方》《姜国王子》《青海·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等各类文艺佳作，扩大了青海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四）在培育文化市场上求突破 由于受人口居住分散、消费水平低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引导和培育文化市场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一是积极引导文化消费。深入研究本地区文化消费的特点，找出制约文化消费的主要因素，通过多种方式拓展群众文化消费的途径，引导文化消费朝正确的轨道发展。二是积极打造文化市场平台，既要大力发展书报刊、音像制品、文艺演出、工艺产品、推动市场上规模上档次；又要大力发展资金、技术、劳动力等文化要素市场，有效解决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三是大力发展市场中介组织，为文化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进一步活跃文化市场。四是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监管，培育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场环境，从而吸引更多的文化投资者到民族地区创业。

（五）在优化发展环境上求突破 推进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必须加快形成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环境和保障机制。要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实现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主要管理直属单位向社会管理转变，切实履行好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切实把各项政策用好、用足、用活。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在逐步增加公共财政对文化事业发展投入的同时，抓紧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积极探索建立文化产业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基金，通过贴息、补助、奖励等多种形式，支持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建设。要加快文化产业投资信息服务平台建设，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方式组织文化产业项目推介会，发布相关信息，为文化产业融资提供必要条件和优质服务。要加快文化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建立与文化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为文化产业人才创业提供必要的条件。

（作者单位：青海省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