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部差异范文（精选12篇）
东西部差异 第1篇
一、东西部地区运输发展差异分析
1.自然地理环境和位置造成东西部交通运输的差异。我国东部地理环境主要是平原及低矮的丘陵, 土地肥沃, 气候温和湿润, 雨水充沛, 适合多种农作物生长, 交通建设也便利;而西部地区主要是高山高原, 崇山峻岭, 沙漠戈壁, 气候总体特征是干旱寒冷, 水土流失、沙漠化比较严重, 交通建设也极其不便。
2.经济发展基础的不同造成东西部交通运输发展的差异。从西方的第一支洋枪打开中国的大门开始, 东部地区的经济在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带动下, 快速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 东部地区更是获得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但是西部地区, 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 没有办法与外界形成很好的交流, 信息闭塞, 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再加上本身生产力较东部地区低下, 没有先进的生产技术, 没有大的投资商, 西部丰富的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开发利用, 经济发展不起来, 而没有经济, 就不可能建设起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体系。截至2011年, 就铁路和公路而言, 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仍很大, 如表1所示。
万km
表1结果显示, 截至2011年, 东部地区高速公路里程达15 810万km, 西部为3 314万km, 东部铁路、公路干线比较密集, 明显比西部发达。
另外, 在基础设施方面, 西部地区每百平方公里土地面积铁路里程和公路里程分别为0.55 km和6.97 km, 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少0.87 km和6.35 km, 比东部地区分别少2.76 km和28.5 km。
3.政府政策对东西部交通运输发展的影响。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下, 国家的政策明显向东倾斜。改革开放初, 国家为了缩小与世界的经济差距, 采取了区域非均衡发展的战略。这使东部地区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 使东部地区较快地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并快速发展;而西部地区的计划经济被强硬地拉入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运行, 这使西部不管是生产力还是人文、经济、教育都在市场经济下运行得极为不协调, 东西部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此外, 国家为了促使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 利用东部的区位优势, 大力投资建设交通项目, 东部地区的交通体系逐渐完善, 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这不仅促进了国内运输业的发展, 还开拓了对外贸易, 如远洋运输。如今, 东部地区的交通网络密度很大, 不管是铁路、公路还是水运等, 都能四通八达, 运输非常便利;而西部地区仍然主要靠铁路运输, 而且铁路线路也很稀疏。
4.东西部地区行政管理体制对运输发展的影响。尽管西部地区的税收征管力度并不低, 但受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财政收入一直偏低, 再加上庞大的人员负担, 使许多西部地区的政府变成了“吃饭”财政。一些西部的县级财政更是捉襟见肘, 甚至拖欠干部工资数月以上, 国家规定的许多调资政策也未能兑现。政府财政的严重困难, 造成其公共服务水平的下降, 许多本应由财政承担的责任无法实现, 对运输发展也造成很大影响。而东部不管是经济规模还是经济发展水平之所以都远远高于西部, 其财政富裕是一个重要原因, 富裕的财政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运输设施的建设。
二、东西部地区运输发展差异对比结论及建议
1.结论。综上分析, 造成东西部地区运输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有:东西部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差较大, 经济发展的基础不一致, 政府优惠政策的偏向性, 行政管理体制的差异性。
东西文化差异（模版） 第2篇
东西方的价值观、文化、历史、信仰、风俗习惯、人的心理、性格、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都差异极大。
.自我价值观
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在价值观方面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自我价值观为中心,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一切个人从道义上讲都是平等的。整个社会极力推崇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以个人的进取精神、个人的成功来衡量人生价值。这种自我文化与资本主义的个人自由主义哲学密切相关。自由主义哲学认为:人群中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有能力做出理性的选择。因而西方人都极力地体现自我,追求独立自主和自由。自己的言谈举止不受他人左右,也从不干涉或打扰别人的隐私。
总之,自我文化与集体文化不是孤立的。集体与个人是对立的统一。只有不断更新观念,才能适应改革开放,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流交际。
三.注重仁义的文化与崇尚利益的文化
按照中西双方的价值取向的差异，可以把中西文化分别概括为注重仁义的文化与崇尚利益的文化。
中国传统价值观总体取向是重义轻利。作为支配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其基本主张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提倡义利发生矛盾时，应当舍生取义。泛道德主义的中国传统，用道德解释一切，国民乐于言义耻于谈利，重道德修养，轻外在事功的价值取向，导致科学在古代中国失去独立的人格价值和社会地位。从而表现出重义气，轻功利，好保守的人格精神。
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个人的权益的实现,并且认为它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与生既来的,是天赋的。故此，功利主义始终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起主导作用。西方社会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个体追求物质利益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西方社会经济与科学的发展。在最大限度地谋求自身的利益观念的驱动下，科学与技术在西方尤为受到重视，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在西方非常发达。在现实生活中，西方人表现出求新奇、好创新、重功利的人格精神。
四.钟爱和谐的文化与积极探索的文化
根据中西方文化的具体形态的不同，我们可以把两者分别归结为钟爱和谐的文化与积极探索的文化。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强调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处理在人与人关系问题上，中国的文化自古至今就一直重群体轻个体，重和谐轻抗争，强调宗法性、纪律性。中国文化始终把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作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反对人的独立意志和积极进取，培养人的群体观、顺从诚敬意识等，寻觅的是一种中庸的、调和的处理途径。中国文化的那种和谐观念，同时也体现和培育了国民顺从、屈服、保守与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精神。从而也造成了谦虚谨慎、含蓄内向的柔弱的文化品格。
东西部差异 第3篇
关键词：碳排放；碳强度；区域差异；工业经济
中图分类号：F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80-02
一、东西部工业经济碳排放特征与差异
（一）东西部工业经济碳排放估算
本文从碳排放总量和碳强度两个指标对工业经济碳排放的东西部差异进行分析。碳强度是碳排放强度的简称，是碳排放量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用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同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并揭示出一个地区工业发展水平和工业经济发展模式。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供的碳排放计算方法计算碳排放量。计算公式为：
C=■Ei×Ek
式中C为碳排放量（万吨）；Ki为第i种能源碳排放系数；Ei为第i种能源的消费量，按万吨标准煤计；i为能源种类。选取我国工业部门主要消耗的九种能源：原煤、焦炭、原油、燃料油、汽油、煤油、柴油、天然气和电力，估算东西部工业经济碳排放量。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的参考系数如下表1：
各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如下表2：
本文中，各种能源用于工业的消耗量来自各年度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工业GDP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但资料中西藏、海南2002年和宁夏2000年至2002年的数据缺失，但因为碳排放量比重较轻，不影响结论，予以忽略。
（二）东西部工业经济碳排放差异
1.碳排放总量的差异
东部工业经济碳排放总量远远高于西部，2010年达到西部的1.68倍。东西部工业经济碳排放量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东部的年均增长率为12.75%，西部地区的年均增长率为12.38%。东部在2006年至2007年间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年份，且在2010年末，有加速增长的趋势。西部总体呈现平缓上升的态势。东西部工业经济碳排放量差距总体上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
2.碳排放强度的差异
西部工业碳排放强度一直高于东部。这说明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协调性相对西部较好。西部碳强度逐年下降，年均减速为4.77%。这说明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好，随着经济发展，单位GDP增量带来的碳排放增量越小。东部11年间变化幅度很小，总体上经历小幅上升再下降的趋势。
二、东西部碳排放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西部重工业占比大，能源消费多
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除云南、广西等少数省区外，西部其余省区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重工业中采选业、冶炼业等耗能高的产业占有很高的份额。西部地区重工业能源消费占西部地区工业能源消费的比例一直在75%以上。
（二）东部工业结构优于西部
有研究表明，工业经济中，东部在高技术水平的行业总产值比重高于西部，而西部的行业总产值主要依赖于技术水平低的传统行业。西部虽然发展了一些高技术水平的行业，但是技术水平低的行业比重仍然相对较高，不同技术等级的行业发展有较大的差异，不能有效促进工业结构技术水平的提高。
（三）西部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
西部相对东部缺乏资本、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基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西部长年依赖资源开发以拉动经济增长。资源依赖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具有挤出效应，各种经济要素向资源型行业流动，使高耗能行业得到发展快速。西部地区粗放型的能源利用，使碳排放进一步增加。
（四）东西部发展阶段和理念不同
高耗能企业可以就地转化当地的资源，且关联度强，与采矿、电、煤、运输业依存度大。为了经济总量的上升，对待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西部没有全面提高“绿色门槛”。东部的企业由于成本不断上升，投资报酬递减，纷纷寻求新的低成本市场。通过“梯度发展”向新的腹地挺进是东部企业的必然选择。西部通过低廉的电价、低成本的土地征用等招商政策正好满足了东部地区不能容纳的“双高”企业。
三、政策建议
（一）分区域制定减排政策
东部的工业结构进入优化阶段，重工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占较大比重。西部工业发展滞后，轻重工业比重失调，重工业又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技术水平落后。中央政府有必要结合东西部各省市的具体发展阶段件制定不同的减排政策。对于因经济发展落后、工业企业技术水平低而不能短时间内达到减排目标的地区，可以适度放宽碳排放的约束指标。
（二）提升重工业技术水平
工业企业的技术水平越高，单位产成品的能耗越低，碳排放越少。东部的碳排放量高于西部，但碳强度却远远低于西部，正是东部工业技术水平高于西部的反映。因此，西部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重工业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资源依赖型经济不能长久地存在下去。使高耗能企业不再耗能高，才是缩小东西部工业企业碳排放差距的根本途径。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减缓碳排放必须依赖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后者的实现需要借助能源效率的提高和能源结构的改善。目前我国已经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并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西部应适度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进行传统产业改造，由GDP主导型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式转变。
参考文献：
[1]史安娜，李淼.基于LMDI的南京市工业经济能源消费碳排放实证分析[J].资源科学，2011，（10）.
[2]刘源.西部地区工业结构调整构想[J].经济纵横，2000，（8）.
[3]肖黎姗，等.中国省际碳排放极化格局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1）.
[4]陈秀益.基于技术水平的东中西部工业结构比较研究[D].重庆：重庆工商大学，2008.
[5]方勇.中国碳排放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D].南京：江苏大学，2011.
探析东西部高校档案馆发展的差异 第4篇
一、上海交大档案馆与宁夏大学档案馆工作现状
1. 上海交大档案馆（以下简称交大档案馆）现状。
交大档案管理工作和服务模式超前，尤其是档案的信息化、数字化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列，给其他高校起到了表率作用。其档案工作能够走在全国高校前列，首先是因为地处经济信息发达地区，率先对其馆藏信息资源进行了数字化管理；其次是工作人员综合素质高，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三是领导的高度重视，机构健全，人员结构较为合理；四是馆藏资源丰富，并能充分挖掘、利用馆藏资源为学校和社会服务；五是资金投入较为充足，各馆、室之间具有很好的协作精神。“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管理，一流管理要有一流的档案”，这是上海交大前校长翁史烈院士对高校档案的作用进行的高度的概括[1]。
2. 宁夏大学档案馆现状。
由于宁夏大学地处内陆欠发达地区，经济落后，信息滞后，这种现状造成档案工作发展滞后，其表现为：一是宁夏大学档案馆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不能适应迅速增长的档案工作量和档案现代化管理的需要；二是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不能适应新载体、新领域档案管理的需要；三是档案宣传缺乏力度，形式比较单一，不能适应档案工作应有的环境需要；四是馆藏数字化率低。
二、两地区差异所在
1. 档案队伍建设、人员结构及素质上的差异。
(1）档案队伍建设差异。上海交大档案馆引进了硕士、博士专门人才，并鼓励培养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硕士以上人员已占全馆人员的40%以上。档案队伍专业面基本覆盖了档案管理与研究、史料编研、陈列展览设计、档案装裱、科技教育史研究、系统开发与维护、录像与编辑等[2]，是一支充满活力和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档案工作团队。宁夏大学档案馆学历普遍偏低，专业人才和复合型人才较少，没有档案专业毕业的人员，缺乏开拓创新精神。（2）人员结构差异。从人员知识结构分析：由于上海交大地处经济发达地区，人才济济，尤其高校更是人才聚集之地。档案馆工作人员结构合理，文化层次高，现以交大档案馆人员结构为例：档案馆在编人员37人。其中研究馆员3人，副研究馆员7人，馆员16人。学历层次为：博士2人、硕士10人、在读硕士3人、本科19人、硕博人员占总人数的40%。在这37人中，其中：档案专业毕业的有6人[3]。宁夏大学档案馆人员结构为：档案专职工作人员12人，其中馆长1人，副馆长1人；具有研究生学历2人，本科学历7人，大专学历3人，具有副高职称人员2人，馆员3人，助理馆员4人。在这12人之中无一人是档案专业毕业的[3]。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两馆之间人才知识结构上的差距。
2. 经费投入、技术设备、信息化建设的差异。
(1）经费投入差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虽然各高校档案部门面临的主要问题都是经费严重不足，但由于东部高校地处经济发达地区，国家在经费的投入上也倾斜于东部高校。据了解交大对档案馆的资金投入每年少者都在几十万，并且如需添置设备可以随时申请专项资金。有了充足的资金做后盾，他们配置了档案现代化管理设施、设备及信息技术的引进与协作。而宁夏大学地处经济落后地区，资金缺乏，档案馆每年只有几万元的经费，与交大相比相差悬殊，这些经费只能应付日常办公开销。（2）技术设备差异。上海交大档案馆现代化设施齐全，固定资产高居全国高校档案馆前列。配备了供装订案卷用的先进的大型装订机；维护恒定调节库房内温、湿度的恒温恒湿设备；安装了供入库、调卷使用的专用电梯等先进的设施。宁夏大学由于经费紧张，致使库房里基本的设施空调、恒温恒湿机无法配置，只配备了小型的家用加湿机。（3）信息化建设差异。上海交大有专业的信息技术人员，并且与校外的信息公司合作开发软件、签订合作协议，对馆藏档案进行了信息化、数字化。而宁大无专业的信息技术人员，更无合作项目和合作协议。虽然引进了信息化系统，但由于资金有限，很难对馆藏档案进行数字化，更无从谈起数字档案馆。因数字档案馆产生于发达的信息社会，它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以及现代高新技术的支撑。
三、馆藏资源及发挥功能的差异
档案资源建设既是学校档案部门的生命，又是立馆之本、强馆之基、活馆之源。上海交大档案在这方面发挥得非常出色。
1. 馆藏资源的差异。
上海交大档案馆是百年老校，有着悠久的历史，有无数的名人、名家、名流，文化底蕴深厚，馆藏资源十分丰富，门类齐全，共17大类，库存档案17万余卷。它的馆藏特色是完整地保存着自建校以来所有学生的成绩表；校史资料丰富，建有2000多位知名校友人物档案。而宁夏大学档案馆建校时间相对短，文化底蕴浅，馆藏资源少，存量只有3万余卷，特色不够鲜明，不能适应日益多样化的档案利用需求。
2. 发挥功能的差异。
一是上海交大建立了校史博物馆以及相关学科的专业博物馆，使之成为省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充分发挥了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教育功能；成为宣传学校，走向世界的传媒基地；发挥了以史资政，咨询服务的功能；并成为联络校友，支持办学的融资桥梁；是传播知识、专业见习的理想场地。二是档案史料研究、校史研究以及档案编研工作非常活跃，每年公开或内部出版专著数十部；一些档案史料、档案学术研究论文被全国人文社科顶尖杂志录用刊发，为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三是立足馆藏，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举办档案文化、校史文化、名人档案、特藏档案等专题展览。宁夏大学目前还没有建立校史博物馆，网上校史馆正在筹建中。校史研究及档案编研工作几乎没有开展起来，有部分校史资料也是校办与有关部门完成。档案文化、校史文化宣传展览工作力度很小。
四、如何缩小两馆之间差距
1. 鉴于地区等因素而导致高校档案工作发展不平衡与差异的现实，每年的高校档案工作研讨会办会地点应多选择在西部地区，这也是推进地区高校档案工作发展或是“活动支边、会议解困”的一种重要形式。
2. 针对西部高校档案工作人员知识结构的不合理及人员专业素质偏低的状况，西部高校应向学校申请引进档案专业技术人员与高学历人才，并利用东西部对口支援的契机、教育部“质量工程”项目，每年向学校争取派人到东部高校学习交流的机会，多向东部高校学习他们先进的工作理念，先进的管理手段，超前的思路和开拓创新的精神，以提高人员的素质。积极鼓励在职人员攻读学位、短期业务培训、外出学习交流，加大学术压力和岗位压力，努力营造档案工作人员成才环境，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使西部高校档案工作不落后于时代，与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同步。建立和培养一支与学校内涵建设相适应的档案工作队伍。
3. 宁夏大学档案馆应抓住学校“211”工程建设和国家对学校财政投入逐年增多的有利时机，主动争取学校的支持，按照行业规范，加速推进馆藏档案的信息化、数字化工程，把档案的开放鉴定纳入档案利用的日常工作之中，力争通过数年的建设，使学校档案信息开放程度和档案社会化服务程度有一个新的飞跃。教育部办公厅在201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中强调，“高等学校应当将高校档案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学校预算，保证档案工作的需求”，《办法》的第五章第三十八条还进一步规定：“高等学校应当设立专项经费，为档案机构配置档案管理现代化、档案信息化所需的设备设施，加快数字档案馆 (室) 建设，保障档案信息化建设与学校数字化校园建设同步进行。”[4]教育部的这一规定是西部高校档案部门争取资金最好最有力的依据。
4. 宁夏大学档案馆要充分认识档案资源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学习上海交大等高校档案馆的先进理念，不断创新发展思路，努力探索学校档案资源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信息化建设促进档案工作现代化，树立“大档案”的观念，开创具有学校特色的档案资源建设体系。加强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要在完善设施，更新内容，有效开放，优质服务，提高水平上下功夫，使之成为青少年的第二课堂，广大师生的精神家园，展示高校软实力的重要窗口，对外交流合作的大平台；探索集成服务，在校领导、档案行政部门协调下，实现区域性和全国高校档案信息的集成共享，加快数字档案馆建设，使学校档案信息更好地服务于学校师生员工、服务于社会公众。
我们探讨两高校档案工作的差异，就是为了发现和掌握东、西部高校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规律，找出差距，取长补短。宁夏大学在档案管理上应汲取上海交大档案馆先进的管理理念，开拓创新的精神，尽快缩小我校档案工作与上海交大档案馆的差距，更好地发挥高校档案的社会作用，更好地为本校、本地区和全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肖秋惠.我国数字档案馆与电子文件中心建设述评[J].档案学通讯, 2008 (6) .
[2]袁继军, 胡凤华.浅论数字档案馆知识服务[J].兰台世界, 2010 (2下) .
[3]江西“全国高校档案资源建设专题学术研讨会”陈华新会长的讲话, 200858.
东西方文化差异 第5篇
1.东西方价值观存在的差异
首先我们要从与自然的关系入手，那便是我们所说的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既然说到这里，我们要明确，我们东方主张的是天人合一，而西方主张的是天人相分，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中国的“世界观”又称“宇宙观”，宇宙万物乃天地自然“大用流行”演化而来，宇宙（天）与人（物）合二为一。“群经之首”的《易经》认为，“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即所谓“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中国的“人生观”也指“心”性，《礼记·礼运篇》云，“人者，天地之心”，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人与天地之间，存在着血脉亲缘的伦理涵摄关系！宇宙富含着天命、天理、天良、天网、天帝，“心”包括有心性、良心、心眼、心知、心意、心神，“天理”与“心性”，相互鱼贯，融通为一！中国人讲“良心发现”，并非果真“发现”什么外在客观的“天理”，而是指“天理”原本存在于“良心”之中，“天理”与“良知”相互启示，彼此“发明”。中国式的“天地良心”，所昭示的“宇宙与人生和谐如一”，从另一维度，表现了“世界观与人生观的统一性”。因是之故，立于宇宙天地之间的人，可以以其自主的积极性，一方面赋予自然进化的世界以“道德意义”，另一方面又可以以自己的生命，参与自然演进，纵浪大化。
西方世界观认为，宇宙万物乃上帝凭借“自由意志”，花了六天时间创造出来的，“造物主”与“被造物””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这个神圣而绝对的真理，只能由“先知”按照上帝启示，被“先验发现”出来，而不是“经验发明”出来。西方人生观认为，所谓的人生意义，不过完成上帝赋予人的神圣使命。上帝（或“物自体”）属于神圣、不可知的绝对“他在性”，万物则属于世俗、可感知的相对“此在性”，“他在”与“此在”之间，呈现“神人对立”的主客二分关系，神依照“神迹”来主导人或物，人或物必须依附于神——这种以上帝为本位的核心价值观，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婴儿出生，必须到教堂接受洗礼；成人结婚，必须进教堂见证爱情；法院开庭，必须向神圣做出保证；总统就职，必须手按《圣经》宣誓；甚至钞票之上，都印上“我们信赖上帝”（In God We Trust）的显著标志……这种“宇宙与人生乃被造，并遵循着制造者的规则运行”的思维范式，折射出西方“世界观与人生观的统一性”。当然，近代“文艺复兴”所提示的“人文主义”，现代哲学所强调的“存在主义”，其实质，不过是人在“天人对立”的紧张关系之中，开始向神夺回人的主体性地位。
其次，东西方文化中人对变化的态度是不同的。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的生活则被“万物不变”，或“万变不离其宗”，“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精神所笼罩。尽管近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他是在稳定中求进步，求发展。美国文化的真谛在“变化”二字，核心思想是“无物不变”，而且变化永无停顿。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变化体现出不断打破常规、不断创新的精神。
第三，在动与静，做人与做事上也有区别。在谈论民族性格的问题时，李大钊先生曾指出，东方属于静的文明，这是有道理的。儒家关心人的主体，偏重柔，主张“明心见性”，求内省及人格完善，以达到德的境界。在道家与佛家的影响下，中国人又讲究“虚静”，“修身养性”，“谦虚自律”，自我压抑。可以讲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强调如何做人，而不尚做事。做好人成了人生最高理想，而且道德本身就是最高的报酬。西方从古代希腊的海洋文化起，就企图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争取个性解放；在个人奋斗中克服常规，求变，求动是他们精神的动力，并在做事中发展这一动力，因此“做事”，“有所成就”就自然变成了他们的重要的文化取向或价值观念。
第四是人的天性观。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中国人传统的人性论是性善为本，这种人性论渊源于孔子思想，他指出，“性相近，习相远。”孟子发展了孔子性本善说，注重发扬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及“是非之心”等与生俱来的善性。“人之初性本善”是中国文化中基本的人性论。影响西方的基督教的人性论是“人之初性本恶”，人们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这就是被西方学者广泛称之为的原罪说。以原罪为起点的西方文化，为改变原罪，人们不断忏悔，设法改变罪的本性，努力超越现世，奋起变化，这就造成西方人求“动”，求“变”的心态。
第五是关于人机关系，是群体，集体主义取向还是个人取向。在群体取向影响下，中国人提倡凡事以家庭，社会和国家利益为重，个人利益在必要时可以忽略，可以牺牲。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极端崇拜个人主义。在西方，个人主义这一重要概念充分体现在以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为代表的哲学传统之中。根据洛克的观点，“生物的个体是自然的基本单位”。
第六是时间取向。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儒道两家思想相反相成，二者都主张回归自然，回归过去。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我们可以讲中国是一个传统导向的社会，这说明传统的思想规则、方法等延续至今，为大家认同，变成集体的无意识，而且规定人们的行为。这意味着，在时间上，中国是一个以过去取向为主的社会，或者重视过去的社会。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一切着眼于未来，因此未来取向是他们的重要的价值观念，对他们来讲回归过去如同走向“原罪”，因此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第七我要谈谈自己的看法。首先与我而言，即使是了解和接触了西方文化，我依然喜欢咱们的中国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大气磅礴却又内敛含蓄。价值观方面上中国人大部分所拥有的价值观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他人着想的，很少为自己的得失而斤斤计较。隐私和空间来说，西方人更注重隐私与空间，这不代表中国人不在意，中国人讲究包容与开放，我们喜欢将好的东西与大家分享。但是也是有底线的分享，并不是毫无保留的。
2.论述东西方在社会结构的差异
谈论这点就让人想到了层级文化与民主，平等文化。美国等国家的文化都偏向于更加扁平化或更加民主的结构，在这种文化中，无论工作说明书怎么写，工人们都可以为自己和同事考虑不同的责任水平。
东方社会则强调家族及阶级层次。中国人通常认为向上级或是长辈提出不一致建议是不对的，甚至会影响双方感情。3.论述高语情境与低语情境文化的特点及自我的感受
根据“情景”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可将文化分为高情景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和低情景文化(low-contextculture)。高情景文化的特征是：在沟通过程中，只有很少的信息是经过编码后被清晰传递出来的，人们在交往过程中重视“情景”而非“内容”，注重建立社会信任，高度评价关系和友谊，关系的维持比较长久。沟通是含蓄的，人们对含蓄的信息非常敏感，个体从早期就学会了准确解释这些含蓄的信息。“高情境文化”在东方文化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在西方工业化早期家族式企业中也较为普遍，从通俗意义上可理解为重感情的人际关系；而低情境文化是与高情境文化相地对比而存在的，在现代企业及社会管理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强调了制度和理性的人际关系。两种沟通与传递信息的方式都有着一定的优点：高情境文化可以更好地传承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仁义泛爱的人文精神；有利地社会的和谐和管理的融洽；而低情境文化可以更好地以制度和刚性的表达来实现秩序与管理的规范性；但另一方面，两种沟通与传递信息的方式都存在着一定缺陷：高情境文化往往过多地注重了人情，以人治 代替法制，在操作上往往缺乏效率；而低情境文化则过多地强调了理性，在执行中又陷于机械与刻板。
东西方文化差异一瞥 第6篇
问候用语：中国人和别人打招呼，一般都以对方的处境或动向为思维出发点，如“您去哪里？”、“您是上班还是下班？”等。而西方人往往认为这些纯属个人私事，不能随便问。因此，他们打招呼时总是说“Hi/Hello!”，“Good morning/afternoon/evening/night!”，“How are you？”，“It’s a lovely day，isn’t it？”等。
亲属称谓：英美人对亲属的称呼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只区别男性和女性，却忽视配偶双方因性别不同而出现的称谓差异。例如，英语中只有“grandfather，grandmother”，而汉语里却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再如，英语中只有笼统的uncle和aunt，而汉语中则有比较具体的“伯伯、叔叔、舅舅和姑妈、姨妈”等。还有，英语中表示晚辈的nephew和niece是不分侄、甥的，表示同辈的cousin也不分堂、表和性别。
考虑问题的主体：中国人喜欢以对方为中心，考虑对方的情感。比如“你想买什么？”、“您想借什么书？”等。而英语中，人们说话时往往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例如“Can I help you？ /What can I do for you？”等。
面对恭维：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是谦虚谨慎，听到别人的恭维和夸奖时会加以推辞。如当别人夸你说“您的英语讲得真好。”时，你会说“哪里，哪里，一点也不行”。别人夸你“菜做得很好吃”时，你会说“过奖，过奖，做得不好，请原谅”。西方人从来不会这么谦虚，他们对恭维一般表示谢意，表现出一种自强和自信。例如：—You can speak very good French. —Thank you. 因此，我们在和西方人交往时要注意：英美人称赞你时，你千万不要说“No，I don’t think so.”。这种回答在西方人看来是不礼貌的，甚至是虚伪的。
电话用语：中国人打电话时的用语与平时用语没有多少差异。例如“喂，您好。麻烦您叫王伟接电话。”；“我是张英，请问您是谁？”等。英语中的打电话用语与平时用语差别很大。例如“Hello，this is John speaking. Could I speak to Tom，please？”，“Is that Mary speaking？”等。西方人一接到电话一般都先报自己的号码或者工作单位，如“Hello，52164768. This is Jim.”。许多中国学生刚开始学英语时常常会说“Hello，who are you，please？”，这样说既不合英语的习惯，也不礼貌。
接受礼物：中国人在收到礼物时，一般是先放在一旁，等客人走后，才会打开。主人收到礼物时会说“哎呀，干吗还送礼物，真是不好意思。”或“让您破费了。”等客套语。西方人收到礼物时，一般会当着客人的面马上打开，并连声称赞说“Very beautiful! What a wonderful gift it is! Thank you for your present.”等。
打招呼时的用语：中国人见面时喜欢问对方的年龄、收入和家庭情况。西方人很反感别人问及这些私事。另外，在西方，如果没有血缘关系，对男子统称Mr，对未婚女子统称Miss，对已婚女士统称Mrs。 中国人重视家庭、亲情，认为血浓于水，为了表示礼貌，对陌生人也以大爷、大娘、大叔、大婶等相称。
体贴他人：西方人向对方提供帮助或表示关心、同情时要看对方是否愿意接受，而中国人帮起忙来一般是热情洋溢，无微不至。比如，一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看到一位老教授蹒跚地过马路，出于同情心，他飞步上前，挽住老人，要搀扶他过去，但是他得到的回应却是怒目而视。请看下面的对话：
Chinese student：Mr White，you are so pale，are you sick？
English teacher：Well ... yes. I have got a bad cold for several days.
Chinese student：Well，you should go to a clinic and see a doctor as soon as possible.
English teacher：Er ... what do you mean？
中国人建议患病的人尽早去看医生，以示真诚的关心。而美国人对此却难以理解。他们认为：难道我的病有如此严重吗？因此，遇到这种情形，只要说“I’m sorry to hear that.”就够了。
东西部经济差异的非正式制度分析 第7篇
地区的风俗习惯、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等非正式的约束制度更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思考、行为模式以及相关地区的经济运转,它们表现为地区个体间默认的共识并且带有较强的自我实施性。它通过亲属、血缘网络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 推动制度创新、提供经济信息、节约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发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一是规范作用。非正式制度实际内化在人们的观念和行动中,引导人们与环境以最经济的方式达成 “契约”。非正式制度因其自身的稳定、路径依赖性以及群体内的普遍性使其作用比正式制度的持续性更长,作用更强( 这体现为社会生活中移风易俗的困难) 。二是评价作用。非正式制度的规范作用决定了它一定带有某种价值尺度和评判标准,统一了个人在观察、理解世界时的道德观和伦理观。三是凝聚作用。非正式制度的形成本就是属地范围的人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规范、评价的共识。它由亲属间继承、培养、强化,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增强认同并凝聚起团体。
2 东西部经济差异的非正式制度阐释
2. 1 西部地区的非正式制度
2. 1. 1 微观层面
微观层面的非正式制度体现为社团、群体单元的面对面的互动和交往。在欠发达地区,人们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进行交往,个人命运、受到的评价与所属的村落的紧密联系,与群体成员依存度高,甚至是简单的标签化的: X村的某人。因此,非正式制度经过长期感性教化和代际文化传承成为行为主体这一微观主体的耳濡目染的、内化的个人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来自观念的差异将引来不同主体一致、积极主动而又自愿的 “口诛笔伐”: 自身的心理压力、外部的谴责甚至是 “私刑”。西部地区的人们在社交网络中无意识地把自己隔离,很少或几乎不再主动与其他的( 群体之外的) 社会关系建立联系。因此,在微观层面来看,非正式制度对经济甚至自身是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西部欠发达地区贫困人口表现出的封闭性导致了自身生活方式的超稳定性,并进一步固化了其贫困的状态,陷入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的恶性循环。
2. 1. 2 宏观层面
从宏观层面来说,西部地区受制于区位因素、浓厚的小农文化基础和多元化宗教习俗带来的冲突等因素,因而在经济期初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反作用于其他非正式制度因素,使得与东部地区的差异越来越大。我国小农文化、小农经济相较其他小农文化有一定特殊性: 不仅有自我封闭、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等特质,而且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农民的人际关系与家乡、土地相伴而生,血缘、亲缘与乡土把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西部欠发达地区自古与社会、政治和经济中心远离,并且受制于没有优良地理位置与港口优势,人们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高,这使得他们没有积极性,甚至于无暇参与到贸易中来。先天的不足以及后天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农本思想在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强化,而国际化、信息化社会、互联网的冲击,使得这里的人们应接不暇,老一辈无力跟上时代步伐,走在主流社会的边缘,新的理念令他们难以接受。
另外,宗教文化与西部地区人们的生活、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联系密切,也因此不断复制形成了仪式性、例行性活动,拥有超强的稳定性和不易,乃至不容“外人” 改变的性质。宗教的共识和价值规范是个人、群体处事、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人们更信奉的是宗族、长辈的训诫和家法,人们自小就拘囿于这样一个熟人的范围内,为示区分,抵制着异质文化的冲击,封闭自己。
2. 2 东部地区非正式制度
我国东部地区由于天然的自然地理条件的缘故,使得居民有一种吃苦耐劳、富于探索、敢于冒险的开拓进取的精神。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潮商、徽商等商人群体由于人多地少或者地质不适宜,只得无奈从商、外出谋生。而借由天然优势发展港口,开展港口贸易也成了他们的选择。而现代技术不发达的时代,西部地区精耕细作,勤勤恳恳,渐渐发展成以实用为主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集中体现在宋代我国商品经济的萌芽。加之渐渐地,地理环境的差异引起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变迁,内化为本地区居民的风俗习性,世代传承。这可以从宁波等城市的发展紧紧围绕其港口得到例证。此外,非正式制度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自我带入“熟人”社会的非正式制度,与之同化,以此来获取就业的信息和机会成为人们最为经济、最为现实的选择。外出的务工以及经商都可以见到以 “老乡”文化进行抱团,形成某一地区、某一行业都由某一区位的人所掌握的情况。
3 对策和启示
虽然正式制度可以短时间产生质变,但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过程通常要日积月累。所以要使西部的非正式制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对非正式制度进行引导、改造和培养,有扬有弃。
首先,克服狭獈的民族观念和地域观念,打破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观念,实行对外开放,提倡 “走出去,引进来”的观念,让因循守旧的人走出其生活 “舒适区”,使他们开阔眼界,并把所学、所识带回来; 引进技术、人才、资金,依托地区特色、开发地区的优势,发挥每个民族特长,实现发展的双赢。其次,转变落后的经济观念。不单纯依靠农、林、牧业,而对生产资源深加工,发展商品经济; 改变农户“小富即贵”、安于现状的特点,引导农户参与市场经济,向他们普及市场规律、认识市场风险,把自己的特色产品推向市场。最后,在准确认识、评估非正式制度存在的社会环境、运行逻辑和合法性基础上,通过正式制度设计作用于非正式制度,使非正式制度迁移。如可以根据当前西部地区人民受教育水平,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入手,渐进式改变西部地区人才匮乏的情况,提升其人力资本等。
4 总结
区域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新时期的重大国家发展战略。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的差距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深刻认识东西部经济差距的客观表现,揭示产生差距的多方面原因和要素,对东西部经济差异的非正式制度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可以推动西部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摘要：经济的发展、东西部的经济差异不仅受到法规、准则等正式制度的影响,也受到文化习俗、道德规范等非正式约束制度的影响。文章从非正式制度规范、评价、凝聚作用入手,结合东西部地区非正式制度的具体差异,从而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启示和建议。
关键词：非正式制度,经济差异,制度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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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部差异 第8篇
20世纪60年代后的新增长理论强调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OECD (1996) 提出知识经济概念, 认为知识经济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 并建立了知识投入、知识存量、知识流量、知识产出、网络知识、知识与学习的衡量模型[1]。此后, 关于知识经济的模型不断改进, 1999模型强调知识产业和全球开放对知识经济的双向拉动, 2001模型强调创新引领和经济转化, 2005强调研发创新与全球互动[2];Scott Stern等 (2000) 提出, 区域创新能力分析框架既考虑创新要素投入, 又考虑与创新系统环境有关的其他因素 (产业结构、教育程度、金融支撑、外贸依存度等) 的影响, 据此模型, 国家创新系统绩效的差别不仅取决于该系统的创新能力, 而且还受到基础设施、创新环境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3]。胡鞍钢、熊义志 (2000) 采用OECD的知识获取-吸收-交流模型, 对我国知识发展的地区差距特点、成因及对策进行了分析, 发现中国知识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巨大[4]。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 (2008) 建立了知识创造-知识流动-企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环境-技术创新绩效的评价体系评价研究, 显示中国西部地区的创新水平一直比较落后[5]。张林、孙碧清 (2008) 建立了投入要素、产业发展、创新功能和环境模型, 通过对广东及广西比较研究发现, 欠发达区域存在“创新困境”的问题[6]。可见, 西部创新能力弱已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短板。对西部地区知识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研究中, 学者观点差异较大, 有围绕科技创新重点、模式、基地展开的观点, 也有产业选择、高校核心和制度创新的观点, 还有资源技术、二次创新和创新能力完善的观点以及自主创新的观点。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认为, 西部地区知识经济发展环境落后, 但因缺乏系统思考, 整体针对性较弱。
随着知识经济研究的发展, 系统、互动、进化的观点在创新理论研究中越来越深入, 然而已有研究多集中于知识经济投入产出过程的解释。知识经济发展的投入要素具有多维特征, 不仅包含资本, 也包含劳动力和技术, 要素投入结构具有分维特征, 区域产业特征会影响投入效果, 在不同的系统结构中会有不同表现;且知识经济的产出也是多维的, 不仅包含了知识创新产出, 也有知识经济产出。知识经济发展环境更是多层次的, 原有基础、开放环境、制度基础等, 都会不同程度影响知识经济发展的效果。可以认为区域知识经济是一个系统, 比较区域知识经济发展差异需要系统观点。本文将基于系统理论对区域知识经济进行认识深化, 通过建立知识经济系统认知与测度模型, 比较研究中国东西部知识经济发展差距及成因。
二、区域知识经济系统研究模型
(一) 区域知识经济系统认知模型
系统是由要素组成, 要素之间的位置、比例、组合与作用关系构成结构。结构是指诸要素相互作用的在该系统范围内联系的内在形式, 系统要素及其结构所构成的空间到达的范围就是系统边界。要素和结构反应的是系统内部状况, 影响其运行的基础和作用的范围则构建了系统环境。系统“功能”指各要素在一定的环境中相互作用产生的效能总和。从系统论出发, 区域知识经济也是一个系统。知识经济投入要素是该系统的最基本成分, 不仅包括知识的载体劳动力的输入, 也包含资本、技术和研发主体。任何系统都需要要素的投入, 但是, 各种要素在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尽相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要素的地位会出现变化。
1. 区域知识经济系统的结构。
区域知识经济系统结构是指知识经济系统内部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及其时空关系的内在表现形式, 结构反映系统内部关系。知识经济系统结构可以表现为要素配置、产业结构、市场结构等。由于结构不同, 同样的要素投入会具有不同的效益, 结构状况会影响到系统功能, 从推动创新的角度而言, 高级结构意味着知识经济功能强劲, 低级结构意味着知识经济功能弱小。
2. 区域知识经济系统环境。
区域环境是知识经济系统存在和演化的必要条件, 包括知识经济系统运行的经济基础环境、消费市场环境、对外开放环境、制度环境。区域知识经济系统与环境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关系, 这些交换关系既影响区域知识经济要素的投入特征、又影响知识经济系统的结构特征, 当然环境也可以直接影响到知识经济功能。
3. 区域知识经济系统功能。
功能是指系统内部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和作用中表现出来的性质、能力和功效。区域知识经济系统功能包括内部的自组织功能和外部的适应性功能, 知识经济自组织功能包含了自我发展功能与创新功能, 外部的适应性功能包含了社会带动功能和自然环境保护功能即生态效益。
对于区域经济知识系统, 功能是核心, 是知识系统内部固有能力的外部表现;要素、结构、环境都是影响功能的因子, 知识经济功能的大小是要素、结构和环境的集中综合反映, 知识经济系统的要素及其结构是它之所以具有对外界发生作用内在根据, 而外部环境则影响和制约着知识经济系统功能的实现和发挥, 具体关系见图1。
(二) 区域知识经济系统测度模型
基于系统论的观点, 本文建立基于知识经济要素-结构-环境-功能的测度指标体系 (见表1) 。根据研究对象和测度指标体系, 选取1999-2011年东西部23个地区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劳动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采集数据;个别缺失数据, 由中位数值推算得到。
采用熵值法计算要素-结构-环境-功能各部分各个指标的权重 (权重见表1) 。按照熵值法标准化的要求, 本文选择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X17) 、国有控股工业占工业企业的数量 (X19) 、恩格尔系数 (X29) 、单位GDP能耗 (X45) 为负向指标, 其余的指标为正向指标。根据权重值计算1999-2011年东西部的各省市区知识经济要素-结构-环境-功能各个部分以及综合得分, 再运用泰尔系数评价东西部知识经济系统要素-结构-环境-功能的差异情况。
三、东西部知识经济系统发展差异趋势分析
(一) 东西部知识经济投入要素差异趋于下降, 资金差异较大
从表2可以看出东西部地区知识经济投入要素的差异较小, 而且趋于下降。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内差异, 达到总差异的70%以上, 而区间差异则相对较小, 这也说明了要素的流动性与集聚的性质。东部地区内部的差异是区内差异的主要来源, 达到了0.098, 而西部地区内部差异为0.038, 可能因为具有较高流动性的要素趋向于向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几个发展较好的省份集聚。从二级指标的差异情况可以看出, 差异由大到小依次是资金、技术、主体、劳动力, 技术的差异值下降趋势明显, 而劳动力的差异值的变化相对来说较平稳。表1熵值法权重的结果可以看出, 权重由大到小以此为劳动力、资金、主体、技术。权重高的劳动力差异较小, 而差异较大的资金权重较小, 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东西部地区知识经济投入要素差异较小的原因。
(二) 东西部知识经济发展结构差异趋于下降, 要素配置、产业结构差异较大
表3显示, 知识经济发展结构的差异较大, 整体趋势是逐渐减小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内差异, 基本上达到总差异的90%, 区间差异则相对减少。区内差异方面, 东部地区的内部差异稍大于西部地区的内部差异。从二级指标差异结构看, 差异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要素配置、产业结构、市场结构。要素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差异程度基本相当, 虽然有下降的趋势, 但相对与其他部分的差异来说仍较大, 平均值基本上达到0.3。市场结构的差异相对来说较小, 但是整体来看趋于上升。由表1熵值法的权重可以看出, 三者的权重相对均衡都较高, 因此总的来说要减少东西部知识经济发展结构的差异要更加注重减少要素配置、产业结构差异, 同时要关注市场结构差异上升的问题。
(三) 东西部地区发展环境差异趋于下降, 经济基础、市场环境、对外开放差异较大
表4显示, 知识经济发展环境的差异较大, 但整体趋势是减小的, 区内差异约占总差异的70%, 而东部内差异稍大于西部内差异。知识经济发展环境的二级指标中, 经济基础环境、对外开放环境、消费市场环境的差异较大, 平均值分别达到0.349、0.269、0.274, 而且整体的趋势有所下降, 这也印证了东西部地区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二级指标中制度环境的差异值相对来说最小, 平均值仅为0.138, 不足其他三个二级指标的一半, 但是其发展趋势在2006年以后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 即说明近几年东西部地区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科技费用的比例的差异是在扩大的。由表1熵值法权重可以看出, 经济基础环境、对外开放环境权重较大, 消费市场环境次之, 制度环境最小。因此总的来看, 要减小东西部地区知识经济发展环境差异, 需要关注改善知识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基础环境与对外开放环境, 其次是消费市场环境。
(四) 东西部知识经济发展功能差异趋于下降, 自我发展、创新功能差异大
表5显示, 知识经济发展功能差异是趋于减少, 区内差异是总差异的主要来源, 东部内差异稍大于西部内差异, 其中东部内差异是趋于减小的, 而西部内差异相对来说较平稳。二级指标中, 自我发展功能的差异最大, 总体来说是上升的, 近几年有稍微下降;社会带动功能的差异也较大, 而且下降的趋势明显;创新功能的差异相对较小, 整体趋势较平稳;生态效益的差异一直较小。由表1熵值法的权重结果显示, 创新功能、自我发展的功能的权重较高, 社会带动功能的权重较小。因此, 要减小知识经济发展功能的差异, 要注重落后地区知识经济的自我发展功能、社会带动功能的发挥。
总体来看, 知识经济系统各部分差异最大的为知识经济发展环境, 最小的为知识经济投入要素, 知识经济发展功能差异与结构差异则大致相当, 且差异基本上是在逐渐减小的。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内差异, 且内部差异的来源主要是东部地区内部差异。知识经济投入要素差异小, 而且东部地区的内部差异值远远高于西部地区的内部差异值, 基本上达到2倍以上, 而知识经济发展环境、结构、功能方面东部内部差异值与西部内部差异值基本相当, 原因可能为知识经济投入要素相对于其他部分具有较高的流动性, 造成东部内部差异远大于西部内部差异, 而相对而言知识经济发展环境、结构可控性要小, 且受到区域经济基础影响。
四、东西部知识经济发展功能差异的原因解析
(一) 要素、结构、环境差异对功能差异的影响程度不同
在得到东西部知识经济系统各部分的1999-2011年的差异的基础上, 基于投入-产出的角度, 考虑东西部知识经济投入要素差异 (DYS/DYS0) 、发展结构差异 (DJG/DJG0) 、发展环境差异 (DHJ/DHJ0) 对于知识经济发展功能差异 (DGN/DGN0) 的影响。DYS、DJG、DHJ、DGN一组分别代表要素-结构-环境-功能的总差异;DYS0、DJG0、DHJ0、DGN0一组分别代表区间差异。为了保持数据的优良特性及避免异方差, 这里将数据取对数进行分析。在进行分析之前为了避免伪回归, 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检验的结果显示各时间序列均为1阶单整。在此基础上考察是否指标是否具有协整关系, 对总差异与区间差异分别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得出回归结果 (见表6和表7) 。
注:*、**、***分别代表10%、5%、1%的显著水平;括号内为相应估计的t统计量。
注:*、**、***分别代表10%、5%、1%的显著水平;括号内为相应估计的t统计量。
分别对上述2个模型得到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判断其是否稳定, 运用ADF检验结果显示, 均拒绝原假设, 即残差E不存在单位根, 为平稳序列。即LOG (DYS) 、LOG (DJG) 、LOG (DHJ) 、LOG (DGN) 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LOG (DYS0) 、LOG (DJG0) 、LOG (DHJ0) 、LOG (DGN0) 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表6结果显示, 知识经济发展结构总差异、知识经济发展环境总差异对于知识经济发展功能总差异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中知识经济发展环境总差异影响较大, 知识经济投入要素总差异与功能总差异负相关, 且不显著。可以说明, 功能总差异受到了要素投入之外的因素的影响, 要改善功能缩小差距, 就需要大力改善环境和调整结构。表7的区间差异的回归结果显示知识经济投入要素区间差异对功能区间差异影响较小, 且仅在10%显著水平上显著;知识经济发展环境区间差异对功能区间差异的影响最大, 正相关且显著;知识经济发展结构区间差异对功能区间差异的结果显示负相关。结构区间差异与功能区间差异的负相关, 可能是功能调整与结构调整的不匹配, 即结构优化、结构区间差异减小, 东部地区功能的改善更多, 造成东西部地区功能区间差异的增大。
(二) 减少东西部知识经济发展功能差异措施分析
从表6的结果可以看出, 要改善知识经济发展功能的差异, 主要从知识经济发展结构、环境两个方面考虑, 尤其是知识经济发展环境, 即可以通过大力改善环境、调整结构来减少知识经济发展功能的差异。
由第三部分知识经济发展结构差异的分析可知, 减少东西部知识经济发展结构的差异要更加注重减少要素配置、产业结构差异, 同时要关注市场结构差异上升的问题。指标层面主要影响指标为反映要素配置的R&D经费/教育经费 (%) 、高技术产业就业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 (%) , 反映产业结构的高技术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 , 反映市场结构的外商投资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占工业企业的比重 (%) , 即总的来说知识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要减少功能差异首先可以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发展高技术产业、发展第三产业等措施, 其次也要关注三资企业引进问题。
由第三部分知识经济发展环境差异的分析可知, 要改善东西部地区发展环境差异更需要关注改善经济基础环境与对外开放环境, 其次是消费市场环境。指标层面的主要影响指标为反映经济基础环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人均各项存款余额 (元) 、银行业金融机构人均各项贷款余额 (元) , 反映对外开放环境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 (百万美元) 、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进出口商品总额 (千美元) , 反映消费市场环境的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 (元) 、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 (元) 。总的来看, 知识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首先要注意改善自身的金融环境、提高对外开放的能力, 其次要关注提高居民收入、刺激消费等措施来改善知识经济发展环境, 进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知识经济发展功能的差异。
表7的结果可以看出, 要减小东西部的功能差异, 西部地区主要可以通过改善其环境, 减少知识经济发展环境与东部的差距;增加投入要素, 减少知识经济投入要素与东部的差距;注重结构优化与功能改善的匹配, 即优化结构的同时注重发挥其对发展功能增强的带动作用。总的来看要减少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知识经济发展功能方面的差异, 主要的措施与减少总差异的措施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西部地区也要增加自己的投入要素, 如高技术产业就业人数、研发经费等措施来减少要素差异。同时西部地区要注重结构差异与功能差异调整的匹配, 即发挥结构优化对功能优化的带动作用, 进而减小东西部间的功能差异。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1.东西部知识经济的差异方面, 知识经济系统各部分差异最大的为知识经济发展环境, 最小的为知识经济投入要素, 知识经济发展功能与结构差异则大致相当, 且差异基本上是在逐渐减小的, 区内差异是差异的主要来源。
2.通过对东西部地区知识经济发展差异的分析发现, 知识经济投入要素中差异较大的为资金;知识经济发展结构中差异较大的为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知识经济发展环境中差异较大的为经济基础环境、对外开放环境与消费基础环境;知识经济发展功能中差异较大的为自我发展功能、社会带动功能。
3.回归分析得出LOG (DYS) 、LOG (DJG) 、LOG (DHJ) 、LOG (DGN) 四者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 且发展结构总差异、发展环境总差异对于知识经济发展功能总差异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发展环境总差异的影响最大。而模型中知识经济投入要素总差异 (LOG (DYS) ) 对知识经济发展功能总差异的影响很小, 且不显著。因此要改善知识经济发展功能的总差异则可以通过减少知识经济发展结构、发展环境的总差异来实现。LOG (DYS0) 、LOG (DJG0) 、LOG (DHJ0) 、LOG (DGN0) 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环境区间差异对功能区间差异的影响最大, 要素区间差异对功能区间差异的影响较小, 结构区间差异与功能区间差异的变化不匹配, 即东西部地区结构优化, 带来东部地区的功能发展远远高于西部地区的功能发展, 进而造成结构差异改善, 功能差异反而扩大。
4.从总差异改善的角度来看, 知识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可以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发展高技术产业与第三产业、引进三资企业等措施来改善自身的知识经济发展结构, 进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功能差异;可以通过改善自身的金融环境、提高对外开放的能力, 提高居民收入、刺激消费等措施来改善知识经济发展环境, 进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知识经济发展功能的差异。从东西部间的差异改善的角度来看, 在关注总差异改善的措施的同时西部地区要增加投入要素如高技术产业就业人数、研发经费等减少东西部知识经济投入要素的差异;西部地区在改善结构与东部地区的差异的同时更要注重结构优化对功能发展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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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部差异 第9篇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增大, 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领域也开始由生产加工环节向设计研发环节扩展。尤其是近年来, 众多外资企业纷纷在中国设立了研发机构, 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逐年增加, 技术创新活动也日益增多。随着外资企业在中国研发网络的进一步发展, 其技术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国家创新系统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2007年, 在我国所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中, 外资工业企业的总数占36.5%, 研发经费投入占30%, 专利申请量占37%, 其中发明专利的申请量比重更是达到42%, 这说明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已经成为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 从东西部区域划分来看, 东部外资企业的研发经费占全国外资企业总研发经费的90.28%, 西部仅为 2.58%;专利申请量东部占92.34%, 西部占3.34%, 可见我国东西部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差异。截至2007年, 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的2903家外资企业中, 大多数集中在上海、深圳等中心城市。因此我国东西部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区域差异分析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于我国东西部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回顾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发现, 在国外, 许多学者关注跨了国公司研发全球化在行业上表现出的不平衡性问题。Pearce[1] (1989) 和Kuemmerle[2] (1999) 指出电子和医药行业研发活动的国际化程度较高。Dalton和 Serapio [3] (1999) 等人研究发现, 美国境内的研发机构中, 信息电子、生物制药以及化学行业则是外国公司在美国境内建立研发机构数量较多的行业。Gassmann和Zedtwitz[4] (1999) 、OECD[5] (1999) 等研究指出, 一国的市场发展水平、外资企业投资与市场占有的行业特征及该国某些专门科研知识的供应情况等因素会对外资研发机构的行业分布产生影响。这些研究对了解外资企业研发机构的建立及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国内, 江小娟、冯远[6] (2000) 对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的48家外资高技术企业的投资行为研究发现, 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分工差异是理解外资企业在中国研发行为差异的重要解释变量。吴贻康[7] (2000) , 薛澜、王书贵、沈群红[8] (2001) 则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的方法, 对外资企业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的动机进行了讨论, 同时他们认为政府的有关政策有利于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研发性投资。从区域角度进行的研究中, 殷醒民[9] (2003) 较早注意到了外资企业技术创新的区域问题, 认为上海、广东和江苏是我国外资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最集中的区域, 指出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区域集中性将成为我国工业技术创新体系的新特点。朱有为、张向阳[10] (2006) 对我国各省的大中型外资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分析, 并进一步探讨了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区域差异和效应。
上述研究表明, 对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已引起人们关注并有一定数量的研究, 但从区域角度进行的研究仍然不足, 尤其是从东西部地区的角度对我国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问题还未有涉及, 对其显著差异及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因而, 本文基于我国东西部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显著差异这一现实特点及前人在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区域差异方面的研究, 对我国东西部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区域差异的进行多尺度系统的影响因素分析, 并进一步用聚类分析对东西部各省市的外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区域分类。
2 研究方法及数据采集
为了对我国东西部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本文决定采用量化的方法将我国东西部大中型外资工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SPSS统计软件, 通过因子分析, 来探讨我国东西部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差异的影响因素, 并采用聚类分析对我国东西部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分层, 以此更清晰地了解我国东西部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区域差异性。
本文采集2007年的相关省级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因子分析及聚类分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10个省市。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市区。由于西藏和青海相关数据的局限, 本文的西部地区包括除西藏和青海外的10个省市区。所有变量为年度观测值, 根据资料的可得性, 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8》。
3 东西部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差异性因素分析和聚类分析
3.1 指标体系设定和变量选择
目前, 区域总体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已有不少设计方案和相应运用 (吴显英[11], 2004;谷国锋, 滕福星[12], 2003等) , 但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外资企业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及运用研究相对较少。纪宝成, 杨瑞龙[13] (2004) 依据企业技术创新效果的逻辑顺序, 认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可以从技术创新投入, 技术创新潜在产出以及技术创新实际产出3个层次的指标进行测度。殷醒民[9] (2003) 则从技术投入指标, 改善技术开发支出结构指标, 技术引进贡献度指标和技术开发产出效果指标来分析比较外商企业区域技术创新能力。
综述与借鉴不同学者对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 遵循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相结合、可比性和客观性相结合、重点性和准确性相结合的原则, 本文设定的外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设定为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2个一级指标构成。技术创新投入指标又分为投入量和投入效率2个二级指标;技术创新产出指标也相应分为产出量和产出效率2个二级指标。与4个二级指标对应, 累计共有32个三级指标, 这是评价体系的基础指标。这一评价指标体系的特点是层次简洁, 重点突出, 指标分布均匀, 采用了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相结合的设定方式, 力求较为全面地反映外商企业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3.2 因子分析
首先, 进行因子分析的适用性检验, 以此确定所选择的指标是否适合因子分析。经检验KMO统计量为0.696, 大于0.5, 说明因子分析效果可以接受;Bartlett值为986.195, p<0.0001, 即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不是一个单位矩阵, 可以进行因子分析。综合以上检验结果, 因子分析的适用性可通过。
其次, 根据特征值大于等于1的原则, 可以选取5个影响东西部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差异性的公共因子 (见表2) 。
由表2可知, 前5个主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已达到85.558%, 保留了原始数据绝大部分的信息。同时, 由变量共同度表得出, 除A18的变量共同度较低以外, 其它变量的共同度均在0.52～0.978之间。可见5个主因子对大部分数据给出了比较充分的概括。因此, 本文确定保留5个主因子。在此基础上得到5个主因子旋转后的因子荷载矩阵 (见表3) 。
由表3知, 主因子1包括A1、A2、A3、A4、A5、A6、A7、A8、A9、A10、A11、A12、A13、A16、A22、A23、A24、A25、A26、A27, 即有科技机构的企业数、有科技活动的企业数、企业科技机构数、工程技术人员、科技活动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微电子控制设备原价、科技机构经费、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技术改造经费、技术引进经费、R&D项目经费、工程技术人员占年末从业人员的比重、新产品产值、新产品销售收入、新产品销售利润、科技活动项目数、专利申请数、拥有发明专利数, 因子1主要反映这些指标变量的信息。因此主因子1可命名为技术创新总量因子。它解释了原指标变量50.775%的信息。
主因子2包括A18、A28、A29、A30, 即有科学家和工程师占科技机构人员的比重、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新产品销售利润占产品销售利润的比重, 因子2主要反映这些指标变量的信息。因此主因子2可命名为技术创新产出效率因子。它解释了原指标变量11.609%的信息。
注:因子提取方法为主成分法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otation Method: 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a Rotation converged in 6 iterations.
主因子3包括A14、A15, 即有科技机构的企业数占企业数的比重、有科技活动的企业数占企业数的比重因子。主因子4包括A17、A19、A20、A21, 即有科学家和工程师占科技活动人员的比重、微电子控制设备原价占生产经营用设备原价的比重、开发新产品经费占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的比重、企业资金占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的比重。因此本文把主因子3和主因子4合在一起组成新的主因子, 命名为技术创新投入效率因子, 它解释了原指标变量16.331%的信息。主因子5包括A31、A32, 即有新产品开发项目数占科技活动项目数的比重、发明专利数占专利申请数的比重, 因此可以命名为技术创新潜在产出效率因子。它解释了原指标变量6.843%的信息。
在对各公共因子进行合理解释后, 通过计算各地区的综合因子得分 (见表4) , 判断东西部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性水平。各地区因子综合得分表表明, 东部各省市 (除河北和辽宁) 的因子得分为正, 西部各省市的因子得分均为负。从综合排名来看东部10个省市均在前10名, 其中广东、江苏、上海位居前三名, 说明这三个区域外资企业在技术创新投入总量和产出总量上都具有很大地优势。从而证明了东西部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性十分突出。
3.3 聚类分析
在综合因子得分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采用快速样本聚类 (K-MeansCluster) 方法对东西部各省市的外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区域分类。根据相关检验, 将东西部的20个省市分为3类较为适宜 (见表5) 。
综合以上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结果, 按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特征和强弱可以把东部的10个省市和西部的10个省市分为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 包括广东、江苏和上海;第二层次是次强区域, 包括福建、天津、辽宁等7个省市;第三层次为较弱区域, 包括河北、陕西、内蒙古等10个省份。由此可见, 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的区域几乎大部分集中在广东、江苏和上海等沿海发达省份, 区位分布较为集中。本文采用2007年各省市的截面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 可能会由于异常值因素影响东西部各地区外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排名及分类结果 (如某些西部省区的技术创新产出效率指标变量由于基数较小, 因此数值往往较高) 。但从已有分析结果判断, 本文的综合排名及分类基本上符合客观实际情况。
4 东西部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差异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研究得出, 造成我国东西部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差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4.1 东西部外商投资分布的区域差异是东西部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差异的直接影响因素
外资企业投资行为的层次是随投资总量和投资经验在某一区域的累积而不断提升的。随着外商投资在某一区域的不断集中, 相关外资企业的投资会从初期的生产加工领域逐步向研发、设计、营销、总部管理等中高端领域拓展, 从而该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相应提高。2006年, 外资企业在东部10个省市的投资总额为14236亿美元, 占全国外商投资总额的83.37%, 在西部10个省市投资总额仅为1000亿美元, 只占5.86%。改革开放以来, 东部相对于西部吸收并累积了更多的外资份额, 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由于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总量较底, 外商投资的层次仍然是以生产加工领域为主, 所以技术创新活动及投资相对较少。
4.2 外商投资的行业选择也是我国东西部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差异的主要原因
外资企业投资的行业选择与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相关的, 因此外商投资的行业选择也是我国东西部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差异的主要原因。截至2007年, 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涉及电子通信、生物制药、精细化工、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 这些行业主要集中在广东、上海、江苏等区域。由于这些区域吸引外资较多、加工配套能力较强、产业集群发展较快、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较为集中, 基本上具备了外资企业所选择的条件, 因此是外资企业技术创新活动集中、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的区域。而西部地区还不具备相应的条件, 因而还不能成为外资企业研发活动选择的主要区域, 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
4.3 东西部的投资环境差异也是我国东西部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差异的重要原因
中国及经合组织成员国 (OECD) 的经验表明:改善投资环境, 提高技术创新人才的供应能力是促进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的有效手段[5]。影响我国东西部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差异的环境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市场体系差异
与东部地区相比, 我国西部地区市场体系发育滞后, 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结构单一, 功能不全;市场监督机制弱化, 无序竞争现象严重。这种状况往往使对市场网络有着很高依存度的外资企业处于窘境之中, 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都会面临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 对外资企业投资产生限制性地消极影响。
(2) 政策差异
目前西部地区还具有政策方面的一些制约因素, 如在投资方式上, 某些产业或者产品规定中方控股的政策, 抑制了外资企业投资先进技术的积极性。此外, 西部地区对外资企业投资的政策歧视现象也不同程度存在, 实行以国民待遇为核心的公平政策, 是当今全球经济发展中引进外资的通行规则, 但西部地区在这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别。
(3) 基础设施方面的差异
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 投资能力有限, 加之地形地貌复杂多样, 致使其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系统长期落后, 构成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在立足于长期性和系统性的投资的今天, 外资企业对以基础设施系统为主的投资环境有着相对更高的要求。因此, 落后的基础设施系统无疑是西部地区制约外资进入的主要因素之一。
(4) 人力资源方面的差异
尽管西部地区剩余劳动资源众多, 成本低廉, 可以为外资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充足的生产要素基地。但同时必须看到, 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普整体质较低, 不能满足外资企业对具有较高技术素质的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不仅如此, 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型人才更为稀缺, 供给与需求错位的矛盾相当突出, 这也从人力资源方面造成了东西部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性。
5 结论
第一, 因子分析表明, 我国东西部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技术创新总量因子和技术创新效率因子。
第二, 聚类分析来表明, 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上海。我国东部地区的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 西部地区 (除重庆) 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都较弱。
第三, 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明显的区域集中性和东西部差异性。这种局面的存在进一步扩大了我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的差距。外资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成果在相应地区的应用及产业化, 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加强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也带动了我国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但是更应该看到我国东西部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差异性的负面效应。
东西方生活差异趣解 第10篇
试想一下,如果一位地道的东方人与我们交谈时,时而“耸肩”,时而“嗯哼”,那必会是一件折磨人的事,令我们难以接受。同样,东方人特有的行为举止或一颦一笑也是“老外们”模仿不来的。东方人或西方人彼此没有在对方的生存环境中成长过、体会过,自然也就不会真正理解对方的生活方式,若期望将不同的生活方式同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在看待东西方生活方式的差异上,不同的人难以理解对方行为为什么会是那样,而不是这样,也远远不会真正了解对方内心的价值取向,当然就不能完全绝对地评论孰是孰非,这样才是正确接纳不同生活差异的最佳心态。
东方人在表达个人观点时,非常擅长用委婉的语言说明目的,常常拐弯抹角,明明是“是”却要说成“不是”,可还要费尽心思将“不是”变成“是”,如此是是非非,反反复复,听话者的确需费一番功夫才能真正领悟。可是如果不这么表达,又怕得罪了什么人,甚至怕别人说自己做事肤浅东方自古就有“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话到嘴边留半句,理到真时让三分”的处世经验。如果不是一个地道的东方人,还真的难以听出这“弦外之音”。西方人则认为说话办事直入主题,简单明了,既省时又省力,如果连说句话都要绕来绕去,岂不是耽误做事的效率。
第二个方面在生活方式上,东方人从来不喜欢独来独往,即使看到有人不善合群时,一定会认为此人性格孤僻怪异,说不准还会“心理阴暗”一个人生活显得可怜又冷清,一家人快快乐乐在一起才有安全感,尤其是到了节假日东方人最重视的就是团聚,少不了在一起吃喝玩乐一番,以加深彼此间的情谊。而在一些西方人的观念中,他们则会认为自己的私人空间和时间无比重要,在独自生活中可以享受宁静之美,甚至感觉比在群体生活中更加充实。
在时间观念上,东方人最习惯的用语就是“大概”、“几点左右”、“差不多”等等,譬如约定时间集体参加某项活动,通知了几点几分在哪集合,大家一定是在约定时间的左右陆陆续续到来,因为总有一些难以预知的事情出现,以防万一,还是给自己留出些空余时间比较妥当。但是在更多西方人的想法中,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约定好了几点几分在哪见面,就一定要严格守时,否则就是浪费了的时间,对他人不尊重
抑或一眼见到那副关于人际关系的对比图,很多人一定会哑然失笑。的确如此,东方人在人际交往中最讲究建立“人脉关系”,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为了自己出门好办事,就一定要在平时下足功夫,各行各业的人都需要接触,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能派上用场。人脉的广泛,朋友的多少也成了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喜怒不形于色”是东方人表达情绪的最高境界。什么是“沉稳”,什么是“涵养”,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为大气度之人。东方人习惯含蓄,即使受了委屈,为了顾全大局,也是能忍则忍。反之,如果把什么都摆在脸上,被别人摸透了心思不算,也显得此人缺少心机,容易吃亏。而在西方人的头脑中,为什么要让自己活在遮遮掩掩中,有什么不快,有什么不满就要大声发泄出来。西方人的自我意识比东方人要强很多,表达观点直截了当。他们会很难想象,如果在与人交往中还要学会揣度对方表面背后的心思,那将是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
回到日常休闲中,东方世界的人口多是几十年来面临的严峻问题,东方人的生存压力、生活节奏相比西方国家要多出许多倍,不少人担心自己的节奏一旦慢下来,就可能被社会所淘汰。拿“排队”、“星期日的街景”、“餐馆里”这三件小事的比较中,便可一目了然。东方人喜欢热闹,就是排个队,都得争先恐后挤到前面,说不定能抢到先机,万一晚了,办不成事,岂不是既浪费了精力,又浪费了时间。再说,平时工作起早贪黑,哪有闲暇走出户外,好容易盼到周末或假日,就得抓紧时间去街上血拼狂购。看看“黄金周”时各大旅游景点那攒动的人潮,就知道东方人平时工作得多辛苦。有了机会和几个亲朋好友在一起吃个饭,大家就是图个热闹,把自己最近的见闻感受互侃一番,既联络了人脉,又增长了见识如果连吃个饭都悄无声息,说话还要窃窃私语,做什么都神神秘秘,那和特务接头又有什么分别呢?
从抑郁症看东西方文华差异 第11篇
抑郁症的机理至今尚未彻底搞清，但它和血清素有很大关系，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血清素的另一个常用名叫做5-羟色胺，这是人脑中很常见的一种神经递质，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血清素的多寡和人的情绪密切相关，含量低的人容易抑郁。市面上流行的抗抑郁症药物多半是以血清素为靶点的，其中最有名的百忧解就是通过抑制中枢神经对血清素的再吸收来增加血液中的血清素含量，从而减轻症状，最终达到治愈的目的。
血液中的血清素含量还和SLC6A4基因有关，这个基因负责编码血清素载体，它有两个常见亚型，一个短（S），一个长（L）。S型的人对负面的信息较为敏感，遇到逆境时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容易焦虑，易患抑郁症。统计显示，70%～80%的东亚人体内含有这个亚型，相比之下，只有40%～45%的欧洲白种人是S型的。但奇怪的是，早期的心理学统计显示，东亚人患抑郁症的比例反而比欧洲和北美要低，这是为什么呢？
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琼·西奥认为，这个看似很奇怪的悖论恰好说明基因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远比大家想象的要紧密的多。她认为东亚传统文化强调集体主义，S型个体在集体的庇护下更容易生存，因此得以保留了下来。反过来，S型个体因为对负面信息较为敏感，比L型个体更加善于感知同伴们的愤怒或者恐惧，因此也就更善于提前做出相应的改变，从而避免冲突，使得集体主义这种思维模式变得越来越强大。
西奥博士目前任教于美国的西北大学，她组建了一个心理学研究小组，专门研究基因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个典型的边缘学科，有个奇怪的名称，叫做文化神经科学。科学家们想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不同人种之间的性格差异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不同人种之间在身体结构上是不同的，这个肯定没人反对。具体到每一个人的性格差异也很明显，这个结论应该也没有人反对。问题在于，不同人种之间在性格上有差异吗？这个结论就有些争议了。事实上，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公元7世纪出版的欧洲百科全书《词源》的作者，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曾经指出，不同人种不但相貌不一样，而且性格也大不相同，这是有规律可循的。此后的欧洲哲学家，比如笛卡尔和约翰·洛克等人也都曾研究过这个问题，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现代心理学诞生后，科学家们对东亚人和欧洲人进行了很多次心理测试，结果都证明两者之间确实有差别，前者注重集体主义，善于整体思考，后者更推崇个人主义，善于分析细节。这个差异的开始时间非常早，有研究显示，欧洲和东亚的孩子从3岁起就在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别。
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呢？自启蒙时期开始，关于这个问题诞生了两套不同的解释体系。一套用达尔文进化论来解释两者的区别，认为人类性格的形成是适应环境的结果，没有别的原因。另一套体系则用到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认为这是文化差异导致的结果，和基因无关。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领域又诞生了一个新的体系，将上述两者结合了起来。新的体系认为人性的差异是文化和基因协同进化的结果，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换句话说，文化也可以像基因那样优胜劣汰，而基因也可以被文化所改变，不再只是环境变迁的结果。西奥博士是该领域一名冉冉升起的明星，她的研究为这个新理论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但是，西奥博士的理论只是解释了东亚人和欧洲人的性格是如何在进化过程中被强化的，它本身仍然需要一个初始推动力，这个推动力是什么呢？西奥博士认为是传染病。众所周知，越是热带地区传染病的种类就越多，传染病高发地区的居民为了减少被传染的机会，就会变得越来越不愿意和陌生人打交道，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排外，越来越强调小圈子集体主义。和寒冷的欧洲相比，东亚地区气候炎热，人口密度也更大，导致这一地区的传染病非常多，最终培养出了东亚人独特的性格。
这个理论有个名称，叫做病原体假说。与之竞争的还有一个理论，称之为现代化假说。后者的大意是说，当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个人财富积累得越来越多时，就会导致其成员越来越重视分析性思维，越来越鼓励个性发展。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假说越来越不吃香了。比如，日本和韩国都已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不少地方也在迎头赶上，但这些地区的人民仍然表现出强烈的集体主义倾向，说明社会发展水平和性格差异之间的相关性很小，不足以解释欧亚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别。
今年5月9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论文，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这篇论文的主要作者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系的托马斯·塔尔海姆博士，他认为东亚人和欧洲人在性格上的差异源自饮食习惯的不同，东亚人喜吃大米，进化出了集体主义，而欧洲人喜欢吃面食，进化出了个人主义。
听着很奇怪吧？其实塔尔海姆博士的意思不是说这两种主食在营养成分上有什么神秘的差别，而是说种水稻和种小麦的方式不同，导致两地农民进化出了不同的生活习惯，进而影响到了性格的发展。在他看来，水稻属于劳动密集型农作物，需要很多人合力修建灌溉系统，相互商量分配水资源，所以稻农们必须学会相互合作，避免冲突。相比之下，小麦虽然单产比水稻低，但种小麦基本上无需灌溉，所需劳动力也较少，麦农不需要和他人合作就可以自给自足了。
这个解释听起来貌似很有道理，但需要设计一个实验去验证它，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经过一番寻找，塔尔海姆教授在中国找到了最合适的试验对象。中国以长江为界，江北和欧洲一样适宜种小麦，江南则以水稻为主，和大部分东亚国家一致。但中国无论是江南还是江北，人种和语言文化都是类似的，只是农作物不同，如果南方人和北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差异，就可以排除文化或者种族的影响了。
于是，在中方研究人员的帮助下，塔尔海姆教授从6座中国城市招募到了1162名志愿者，先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测验他们的思维偏好，再统计他们到底是吃米长大的还是吃面长大的。当他把两组数据摆到一起进行统计分析时，发现两者确有关联，吃米长大的中国人更符合传统东亚人的思维模式。
那么，如果原来种水稻的人停止种地，这个差异是否还会保留呢？这就是塔尔海姆教授下一个研究计划试图回答的问题。
回到抑郁症的话题。从抑郁症的发病率上来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很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集体不再那么温暖了。正如前文所述，中国人当中带有S型血清素运载基因的比例很高，天生就比欧洲人更容易得抑郁症。如果中国社会不能提供足够的安慰，那么抑郁症很可能成为转型时期的中国所面临的一个严重的健康隐患。
（摘自《大众健康》）
东西方建筑文化的差异 第12篇
一、东西方建筑文化发展简介
过去, 我们以文化圈来区分世界时, 常常轻率地使用东方、西方的简单概念。东方和西方似乎是代表传统和现代的意味, 东方的定义在明确之前, 那样的偏见是自然形成的, 至少产生在近代化的国家和社会之间, 我们以西方为成功的发展模型, 不只是物质的, 以至价值体系都以之为一个规范。我们从以下几个角度看东西方建筑文化的发展。
从建筑材料方面来看, 在现代建筑未产生之前, 世界上所有已经发展成熟的建筑体系中, 包括属于东方建筑的印度建筑在内, 基本上, 都是以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来营造的, 属于砖石结构系统。唯有我国古典建筑是以木材来做房屋的主要构架, 属于木结构系统, 因而被誉为“木头的史书”。中西方的建筑对于材料的选择, 重要的是由不同文化造成的:西方以狩猎方式为主的原始经济, 造就出重物的原始心态。从西方人对石材的肯定, 可以看出西方人求智求真的理性精神,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是世界的主人, 人的力量和智慧能够战胜一切, 中国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方式, 造就了原始文明中重选择, 重采集, 重储存的活动方式;
从建筑的空间布局来看, 中国建筑是封闭的群体的空间格局, 在地面平面铺开。中国无论何种建筑, 从住宅到宫殿, 几乎都是一个格局, 类似于“四合院”模式。中国建筑的美又是一种“集体”的美。西方建筑是开放的单体的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 采用“体量”的向上扩展和垂直叠加, 由巨大而富于变化的形体, 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整体。
二、不同角度上分析东西方建筑文化的差异
(一) 世界观
顺应自然与征服自然是东西方文化的基本差异, 中国文化相对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中国人认为天地间的日出日落、四季循环是一种自然现象, 自有其独特的规律。我们的祖先认为通过调整自己的行为和生活环境, 从而使自己处于健康吉祥的状态, 突显出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西方文化则强调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 注重想象与理想的表达。欧洲古典园林显示出对自然的一种反抗、征服之势。以凡尔赛宫的园林为例, 其布局对称、规则严谨, 花草树木被修剪得方方正正, 建筑平而也是规则的几何形, 无不显示出人的力量和几何的美。
(二) 臆念化与精神性
在中国人的概念中, 空间中存在一种视而不见、触而不觉却无所不在的东西, 这东西就是“气”。中国人用“气”来理解并创造建筑空间, 空间的要义不在其神圣、高尚, 在以“气”为基本的空间内涵的基础上, 建筑空间在形体、结构诸方而的规定性上, 就必须顺应这一特性, 也就是所谓的臆念;西方文化认为, 建筑的发展是物质与精神两者之间此消彼民的过程, 是两者的统一。他们认为建筑空间中的“精神性”不具泛指性, 一般指教堂等宗教性建筑的空间特定部分。这类建筑空间有厚重的四壁, 环绕着或狭小暗淡。室内与室外, 有着严格的区划。
(三) 追求意境与追求形式完美
以中国园林作为东方古典园林为例, 其常运用象征和比拟的手法来体现意境。“一池三岛”就是运用象征的手法来获得神。东方崇尚自然, 将自然风景在狭小的庭园内再现, 在对比上注重动静结合。从广阔的自然中概括出最具感染力的艺术形象, 并贯注以个人的感情, 令人产生共鸣, 从而产生出一种情景之外的意境, 即所谓“意在境外”。
相反, 西方文化强调形式, 注重物的形式以及给人的快感。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圣彼得大教堂, 无论形式、空间, 都是令人赞关的。在时间跨度上, 从罗马时期的斗兽场到文艺复新时期的圣彼得大教堂的立而, “三段式柱式, 券拱, 帕拉第奥母题”等经过多年推敲而形成的精致典雅、形制严谨的建筑构图形式, 被精彩应用着, 柱式竖贯立而, 券拱穿插柱间, 尽管它们的建筑性质截然不同。
(四) 政治色彩与世俗色彩
中国人历史上“重道轻器”, 士大夫等知识阶层研究的多是四书五经之类, 对于自然科学技术不甚重视。即使有《园治》《营造法式》之类御用建筑规范, 但其服务对象也只局限于统治阶层。而文人雅士则倾心于山水之间或楼台亭阁, 以寄情明志。统治阶层借建筑与园林来突显自己的超凡脱俗、高人一等, 以表现政治统治次序。而广泛性、大量性的各地区各民族的建筑地方民族建筑则始终处于自发发展之中, 没有官方机构对此给予专门记载研究。形式格局沿传至今的各地民居完全是经历了千百年的积累、调整后的建筑结晶。
西方自古希腊市民共和国以来的一段时期, 推崇思想交流, 强调各阶层的对话,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 产生了大批的思想家、哲学家。受思想文化影响的建筑因从而走向了市民化的发展方向。与中国古代不同的是, 无论贵族豪宅, 或是市民所在的街巷, 其布局都是以教堂等神圣空间为中心展开的。
三、结论
西方人与东方人的差别, 再大莫过于哲学观念的差别。前者多以一元论看待事物, 注重个体, 非此即彼, 文化以神本位为主导, 注重精神;而中国则是不二论, 注重事物之间的关系, 讲究互动,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文化以人本位为主导, 注重实用经验。
摘要：本文以建筑材料、建筑的空间布局等方面为载体, 简要简介了东西方建筑文化发展, 从世界观、臆念化与精神性、追求意境与追求形式完美、政治色彩与世俗色彩等角度分析了东西方建筑文化的差异, 得到东方与西方建筑文化的差异就是哲学观念的不同。
关键词：建筑文化,文化差异,哲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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