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作品文学翻译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网络文学翻译作为一种新的翻译模式，正逐渐走进人们的学术生活。网络文学翻译相比传统文学翻译，有翻译技术、网络平台作为支撑，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网络文学翻译与传统文学翻译相比有哪些优势、劣势，翻译质量如何保障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网络文学翻译;传统文学翻译
作者简介：杨颖，硕士，四川传媒学院英语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文学逐渐兴起，网络翻译也层出不穷，这对传统文学翻译产生了冲击。网络文学翻译相较于传统文学翻译有一些新特征，例如：更即时、更多互动、受众更广、更便捷等。 相对于传统文学翻译的唯一性和权威性，网络文学翻译有更多可塑空间，当然网络文学翻译误译、漏译现象也时有发生。
一、传统文学翻译
传统文学翻译是以纸张为媒介，译者把自己的译文逐字逐句誊写在纸上，由出版社编辑出版，最后印刷上市的(张英洁，2013：7)。传统文学翻译的译者完全脱离网络，不借用电子词典或翻译机器，不使用计算机录入文本，这也是最早的一种翻译方法。
二、网络文学翻译
网络文化是当代影响范围最广、传播速度最快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以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契机，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网络也给文学的发展创造了平台，网络文学随之产生。外国文化的流行让翻译外国畅销文学作品成为翻译爱好者一种文学时尚。网络文学翻译就是指翻译行为的网络化，包括把传统文学翻译作品上传到网络上或者直接在网络上利用翻译工具进行文学翻译。这种网络化的文学翻译给文学翻译提供了更大众的平台，让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学翻译的翻译策略，以及译者、读者的角色等。(郭振星，2013)
三、网络文学翻译的新特征
(一)即时性
与传统文学翻译相比，网络文学翻译具有即时性。外国文学畅销作品很快能呈现在网上，与之相应的中文版也会在网上随之推出，翻译者可能是翻译专家，也可能是民间翻译团队或个人。网络文学翻译的即时性特点，使读者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了解文学作品的故事内容，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当然，和传统文学翻译的严格措辞、编辑、校对相比，网络翻译的质量参差不齐。
(二)互动性
在传统文学翻译中，译者通过自己的理解，把原版作品翻译给读者，与读者没有互动，不同读者对翻译作品的理解也大相径庭。互联网给译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创造了交流的平台。在网络翻译中，没有绝对的权威，翻译成为人人可以参与的活动，翻译可以是个体行为，也可以是集体行为，如众多译者在网络上翻译接力。读者可以评价译者的翻译，提出建议或批评，这有利于译者重新审视自己的翻译，提高翻译质量。读者与读者之间也可以交流阅读心得，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文学作品，剖析人物性格。互动给译者与读者营造了一个轻松交流的氛围，使文学作品变得更生动。
(三)便捷性
阅读传统翻译作品需要通过纸质书籍，而阅读网络翻译作品显得更加便捷和快捷。网络化的生活让很多人都养成了网上阅读的习惯，上网閱读的人数越来越多，读纸质书籍的人越来越少，网络文学逐渐兴起，网络文学翻译成为了文学翻译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网络文学翻译的便捷性还体现在修改方便。译者通过鼠标操作就可以增删译稿，对译文进行反复修改，通过互联网交流，逐渐完善译文。传统文学翻译的修改就显得不那么便捷，但传统纸质翻译更便于收藏、保存更久。
(四) 快餐化
网络文学作品通常篇幅比传统文学作品精短，选材更自由，翻译更多为意译。翻译者大多是网络文学的爱好者，在翻译过程中报着娱乐心态，而非盈利目的，更多的使用网络用语等轻松诙谐的语言，有时缺乏传统翻译的严谨态度，有时会出现错译、漏译现象。这更像一种快餐文化。
(五)读者角色多样化
(1)读者兼文学翻译的批评者
读者阅读传统文学翻译作品只能自我吸收，而阅读网络翻译作品可以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评论，他们兼翻译作品的批评者。有的评论一针见血、成熟客观，有的评论显得主观偏激，不管批评是否到位，文学批评在网络平台下更加大众化。
(2)读者兼文学翻译的译者
读者们在批评网络译文的同时也争相传播自己的译文，做起了翻译作品的译者。网络民间译者声势浩大，力量不可低估。集体竞译推动了网络文学的繁荣，推动了翻译市场的发展。专业的翻译有时甚至会参考民间翻译，例如哈利波特系列作品之“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就是民间译者率先译出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采用的。(张艳琴，2007：17-18)
四、网络文学翻译的质量探讨
网络翻译的质量受到一些传统译者的质疑，如：利用机器翻译会降低翻译质量，多人合译使翻译风格无法统一，网络翻译缺乏科学的态度等等。笔者认为，译文质量与选择的翻译工具、翻译方式没有必然联系，而与译者有关。传统文学翻译的译者大多是翻译大家，五四时期，文学翻译家同时也是著名作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人，他们首先是文学家，其次才是文学翻译家。而网络文学翻译由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的脱离，译者水平的参差不齐，才造成了网络文学翻译的质量鱼龙混杂。但值得一提的是，传统文学翻译作品不一定都是优秀作品，网络文学翻译作品也不一定质量不高。传统文学翻译经过了出版社的严格校对、编辑、包装来保障质量，同样网络文学翻译也可以通过读者对其进行优胜劣汰来保证质量。
对于网络翻译质量的探讨又引出一个新课题即文学翻译是否需要专业化。文学翻译不同于科技翻译，文学本来就是语言创造的艺术，“文学翻译是要用另一种语言工具，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品读原著一样从中受到启发、获得感动和美的感受”(刘建林，2009)。文学翻译并不要求译者的精确翻译，而是需要译者的再创作。过于精准的翻译，不一定能达到文学作品的感染力，也不一定满足读者的需要。
五、结语
网络文学翻译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这不同于传统翻译理论所要求的译语表达与源语表达最大程度实现对等，也不再拘束于源语文化需植入译作之中的专业化要求。当代网络文学作品题材丰富、现实感强、风格多样、消费节奏快，这些特征相对传统文学作品来说，对译者的领悟能力、翻译能力和文化素养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者对于原作的取与舍，对于源语文化的传递与回避，对于目的语文化的植入与放弃，都是需要译者的再创作。网络文学翻译这种翻译形式不会降低文学翻译的质量，它可以作为传统文学翻译的补充，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作品，同时给传统文学翻译提供借鉴。网络文学翻译的即时、快速传播的特点满足了读者一睹为快的愿望，读者可以给译者提出更多建设性意见帮助提高作品的翻译质量。网络文学翻译和传统文学翻译需要相互借鉴、互为补充、共同发展，这样文学翻译质量才会提高，文学翻译才能朝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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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建林.文学翻译不宜“专业化”[N]. 光明日报. 2009-12-03 (006).
儿童文学作品文学翻译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文学翻译与美学关系紧密、渊源深厚。无论文学翻译实践还是文学翻译理论与批评，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中西方传统美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这是中西方文学翻译界的普遍事实，也是文学翻译美学的理论基石。在全球化持续深化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的新时代背景下，文学翻译美学需要既坚守民族性的主体地位，又同时坚持世界性的对话合作，在中西方译论的相互差异性与彼此互补性中为文学翻译美学建构理论上的统一性与创新性，这已经成为新时代文学家和翻译家责无旁贷的文学人之担当和译者之任务。
关键词：文学翻译 美学 中西方译论
文学翻译与哲学或美学关系紧密、渊源深厚。无论文学翻译实践还是文学翻译理论与批评，都一定程度上受到哲学尤其是美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这是中西方文学翻译界的普遍事实，也是文学翻译美学的理论基石。从哲学和诗性的角度来看，文学翻译本质上就是一种美学体验活动或审美创造过程，它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诗性表达与艺术再现。朱光潜、郭沫若和林语堂等著名美学家、文学家和翻译家都将文学翻译看作一种完完全全意义上的艺术创造与再创造行为，文学翻译被赋予与文学创作几乎相当的艺术价值与美学意义。
文学翻译不仅仅是将由一种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转换为由另一种语言再创作的作品，它超越语际转换意义上的文字转换、意义对等、形式相似与内容吻合，它更是对艺术美的探索、追求与创造，呈现非常显著的审美特质、艺术品质与生命强力，好的文学翻译可以为译入语读者提供一种几近等同于译出语读者一模一样的审美体验与艺术感受。“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1]19-20錢钟书所言之“化境”，更多的是译文能够传递出原作的意境、风格与美，而不仅仅限于形式与内容的原滋原味儿。美学在翻译中的表现在文学翻译中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难怪诺瓦利斯如此定义哲学，“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2]4诺瓦利斯用富有诗意的语言赋予哲学以艺术之使命和审美之意境，而文学翻译刚好象征着译者努力在译文中寻找原作者精神家园的审美性冲动与艺术化旅途。
林语堂根据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翻译经验，提出“忠实、通顺和美”的翻译美学理论，他认为文学翻译与美学密不可分，一切文学翻译活动都是建立在美学基础上的审美感受、体验与创造。译者不仅要尽可能原原本本地在译入语文本中再现原作品所蕴含的审美形式、特质与感知，而且要通过自我的审美认知与意识在译入语文本中对原作者的语言、个性、风格与意境进行审美性的阐释与升华。“什么因素使作家的语言具有表现力？在分析文学作品的风格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这一问题，我们探讨这一问题的途径当然是美学的。”[3]160正如朱光潜所言，缺少审美性的文学和缺少文学性的美学，都是有缺憾的、不完美的。翻译美学这一概念具有明显的本土性，它是中国译论对世界翻译界做出的重要理论性贡献。在全球化持续深化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的新时代背景下，文学翻译美学需要既坚守民族性的主体地位，又同时坚持世界性的对话合作，在中西方译论的相互差异性与彼此互补性中为文学翻译美学建构理论上的统一性与创新性。
一.“以中为本”
当代翻译理论的形成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与译论的基础之上，并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作为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翻译美学与传统哲学、美学有着难以割裂的关联和不曾断裂的谱系。为何一国语言作品可以在异国得到读者的青睐、市场的热捧和文坛的认可？这绝对是一个超越语言本身的问题，它与哲学和美学不无关系。“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亦即言与意，文与道之间的关系。……言为心之声，为意之形。……意属形而上，言属形而下，前者为一，后者为多。二者颇似哲学中谈论的体与用，道与器的关系。就此理解，意与言，原本与译文应是统一的，道可传，意可宣。某一真意，可用土语向本乡人传达，亦可用京话向国人传达，可用文言与白话向旧、新人传达，亦可用英、法、德文向异邦人传达。翻译的哲学基础，即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同理同之处，才是人类的真实本性和文化创造之真正源泉；而同心同理之处亦为人类可以相通、翻译之处，即可用无限多语言去发挥表达之处。”[4]5无论身处何地、来自何国，人类的本性之基与文化之根存在很多相通之处，分享许多共性的“心”与“理”。就文学翻译而言，原作者也好译者也罢，他们因为分享相近的世界体验、相似的生命感悟与相通的审美感知，才使得文学之传播成为可能、保持顺畅。
中国传统译论的审美品质从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论争里即可见一斑，并在孔孟之“尽善尽美”的著名论断中得到更进一步巩固与深化，它们是“中国传统文艺美学中文与质的命题在译学中的反映和借鉴”[5]79。美学与译事的结合，不仅对像佛经翻译等传统翻译活动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现当代翻译实践与理论探索同样价值非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传统译论是文学翻译美学的理论性基础与保障，它们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交织、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因为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诗学、经学乃至书画等国学思想为其理论根基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一系列相互关系又有机结合的翻译研究命题；它上溯两汉佛经翻译评鉴，下迄明清‘西学’翻译感言，且延揽其后在学理上与国学思想一致、在学缘上与国学一脉相承的翻译理论。”[6]56古典文艺美学思想是中国传统译论得以逐渐形成和快速发展的源泉，它推动着传统译论从佛经翻译的初级探索阶段发展到严复翻译的局部高潮阶段，并在鲁迅、钱钟书和傅雷那里抵达相对顶峰的阶段。诚如方梦之在《译学词典》中为翻译美学所下之定义，翻译美学意在“揭示译学的美学渊源，探讨美学对译学的特殊意义，用美学的观点来认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译不同文本的审美标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7]296。与之对照，文学翻译美学旨在揭示文学翻译的美学渊源，讨论美学在文学翻译中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美学凸显文学翻译的艺术特性，并借助美学思想建构文学翻译的审美化标准和实现文学翻译审美再现的审美性路径。
中国传统译论具有明显的融合性、丰富性和历史性等特点，虽然整体上缺乏完整性、系统性与理论性，但的确也形成了诸多富有美学色彩的代表学说或经验之谈。王秉钦在《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中，将其归纳为“十大学说”，具体包括“古代的‘文质说’（以之谦等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严复）、现当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意境论’）（茅盾）、‘神似论’（傅雷）、‘化境论’（钱钟书）、整体（全局）论（焦菊隐）”[8]4。尽管被划分为十种不同的学说，但是这十大译论学说之间实际上有着看似独立实则互相关联的传统渊源与历史承继，它们基本上都以哲学、美学、文艺学、文学和语言学等传统思想为依据与源泉，正如穆雷提出的集哲学、美学与文论为一体的“三渊源说”所阐释之观念一样。因而，文学翻译美学当以中国传统美学与文论思想为根为本。
许渊冲根据自己的文学翻译实践提出“美化之艺术”的观点，其中“三美”包括形美、音美和意美，“三化”意指深化、浅化和等化，而“三之”则涵盖知之、好之和乐之。这是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全面继承、交互整合与高度概括。美学在推动中国传统翻译实践与理论建构方面可谓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文质之争、美信之辩一直贯穿其中，各种译论之形成、发展与创新皆万变不离其宗。历史上，孔子、老子、孟子、墨子、韩非子、王充、刘勰、柳宗元、之谦和玄奘，以及严复、鲁迅、林语堂、王国维、傅雷、钱钟书等现当代翻译大家均对此有过各自的感悟与阐述。
由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时至今日依然对中国的翻译实践与理论影响深远。“信”“达”“雅”是三个相互独立但又彼此统一的美学命题，所谓“信”指的是求真、诚信，所谓“达”指的是通达、顺畅，所谓“雅”指的是清逸、雄俊。傅雷主张“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理念，他在总结自己和他人翻译实践与译论的基础上将“形似”“神似”两个看似彼此相悖的美学概念引入文学翻译。重“神似”意思是注重内在性，但不重“形似”意思并非是轻视甚至否定外在性，它更多的是一种以“神似”为根本的形神兼备。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建构“化境”的翻译新标准。“文字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9]57钱钟书所谓的“化境”，有种出神入化之含义，即译文几乎已经达到与原作相当的艺术境界。对文学翻译而言，“化境”可谓一种至高审美境界，它和原作一样“才貌双全”。中国传统译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它在推动我国翻译事业全面发展、快速进步的同时，凸显中国美学之文学价值，见证文学翻译与美学的相融相通。
二.“洋为中用”
由于文化观、文学观、审美观和语言观等思想观念的显著差异，中西方翻译理论之间存在诸多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对立的地方。对于其差异和对立，研究意义与价值已经不言自明，而且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在注重中西方译论差异性的同时，如果忽略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同点，对中西方译论的健全与发展并无益处，甚或可以说，看到相似性并在翻译理论建构中充分利用这些相似点同样不可小视。故而，文学翻译美学的理论构建需要首先做到以中为本，并同时兼顾洋为中用。
中国传统译论整体上理论性欠缺，实用性突出，这是其与西方传统译论的重要区别。与之相比，西方翻译理论具有明显的思辨性、系统性与抽象性等特点。中西方译论之所以一个务实一个务虚，“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包孕各自译论传统的中西方思想哲学传统之间，存在着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区别。在教化人们如何认识世界、了解人生的过程中，儒教也好，道教、佛教也好，都强调人的悟性，强调人对事物的往往无法‘言传’、只能‘意会’的领悟；而起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西方思想哲学传统，则强调人的理性思维，强调人对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应当、同时也能够做出理性的认识，并能予以形式上的解释。”[10]16-17悟性顾名思义是感悟、意会，理性显而易见是思辨、推理，它们决定了中西方译论在源点上的不同和在本质上的差异，进而为各自的文学翻译打上不一样的审美化印记。作为建立在中国本土的翻译理论话语，文学翻译美学需要做到坚守本土、洋为中用，实虚结合、感悟贯通，只有这样方可更进一步丰富并深化文学翻译美学的理论价值，并为世界文学翻译事业做出中国原创性的贡献。
历史地看，西方译论源远流长，其发展与创新过程均与西方传统美学思思一脉相传。西方译论开始于受柏拉图（Plato）哲学思想深刻影响的西塞罗（Cicero），他取柏拉图美学思想之所长，并将之恰当运用于翻译中。比如，在处理柏拉图所倡导的绝对理念时，西塞罗认为好的翻译是建立在译出语好的文本之上的，但过于强调复制、模仿必将导致译入语文本的僵化与呆滞，达不到预期的翻译效果。所以，翻译的过程不应该是词与词的转换，而应该是意与意的对等。作为西塞罗翻译观点的追随者，霍拉斯（Horace）同样不赞成将译出语文本视作唯一理念与绝对上帝的翻译思想，相反更看重自然、真实而流畅的译入语翻译效果。从这个意义来看，西塞罗等人的翻译思想已经萌生出美学的枝芽，其历史渊源之悠远甚至可以与中国传统翻译美学思想相媲美。
伴随着基督教传播面和影响力的持续扩大与不断提升，《圣经》（Bible）翻译蔚然成风，杰罗姆（Jerome）、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杰罗姆在翻译《圣经》时，遵照的依然是西塞罗的翻译理念，他强调《圣经》拉丁语译文的自然流畅之美，能够传达古罗马《圣經》的思想与意旨，保持译出语文本的精髓与风格。正因如此，杰罗姆翻译的拉丁语版《圣经》成为天主教唯一承认的通行版本，足见其翻译做到了再现古罗马《圣经》之神韵与精华。作为《圣经》翻译的另一位大家，马丁·路德倡导译入语文本应该具有与译出语文本相同的美学意义和艺术价值，否则只是语言上的翻译并不能传达原文之审美风韵。也就是说，译入语文本必须“具有读者能领悟的、在审美上令人满意的本土风格”[11]45。成功的文学翻译应当是同时满足语言和美学双重层面的“模仿”，它既完整呈现译出语文本之原貌，又准确传递其神韵，可谓神形兼备才是最完美的翻译效果，这一点与中国传统译论可谓不谋而合。
西方翻译实践与理论在进入19世纪下半页后，逐渐进入以语言学为标准的译论时代，20世纪中页以降西方译论逐步完成向现代语言学的转向。整体上而论，西方译论的审美色彩开始淡化、美学影响逐渐式微，但并未完全失去自我的诠释话语权，例如接受美学和陌生化美学等翻译美学理论便得到较为快速的发展和较为广泛的认可，而且与中国文学翻译美学的互补与融合日趋明显。
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它由德国文学美学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伊泽尔（Wolfgang Iser）提出，是一种颇具国际影响力的美学思潮和文学批评理论。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它涉及到译出语作者、读者和译入语译者、读者等更为重要的因素，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正是其理论形成之基础。所以，接受美学同时批判传统的文本中心论和作者中心论，转而强调读者的能动作用和中心地位。“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个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存在。”[12]26读者是文学作品及其译本的独一无二之面向，作品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更多的是通过读者得以实现。尤其是在翻译作品时，除了考虑译出语文本、作者和译入语文本等因素外，更要将包括译者在内的译入语读者放在一个突出的中心性位置，因为读者是发掘和接受文学作品美学内涵与审美创造的主体。文学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在更广的地区和更多的国家传播与流通，也即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和审美需求。但是，“原语的读者能够理解得清清楚楚的东西，译文的读者未必能够理解。因此，译者总是面临一个取舍的问题” [13]9。接受美学更倾向于一种归化的翻译策略，但它并不能化解文学翻译中所有的审美性问题。文学翻译不能为了接受而接受，否则必将导致译入语文本无法准确传递译出语文本之美之韵。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取舍”问题，恐怕还需要将陌生化美学纳入文学翻译的视野。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原本是一种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被文学翻译借以表达翻译过程的陌生化审美性。陌生化审美指的是文学翻译过程所产生的他者、异质和惊讶等审美体验与感受，它是文学作品中人物、环境、符号和风俗习惯等审美意象在包括译者在内的译入语读者身上的映射与反映，它可以提升读者的审美愉悦感与好奇心。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称之为“新奇的快感”，黑格尔（Hegel）称之为“新奇感”，而新奇正是陌生化审美的最突出表现。陌生化对译者的要求主要在于，尽量在译入语文本中保留那些对译入语语境而言看起来模糊的、陌生的、新奇的和不确定的东西，以便在再现译出语文本审美实际的同时增加译入语文本的陌生化审美体验与快感。“翻译过程中译者适当抛弃语言的一般表达方式，将目的语的表达变得‘陌生’，以更新译者和读者已丧失了的对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使译者确实能够将原作中的差异性传达出来，以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14]36。陌生化代表差异的存在，也就是说文学翻译应该为译入语文本注入一种新颖的风格、新奇的体验以提升译入语读者对译出语作品的期待感与容忍度，进而帮助原作品更加顺利地完成在异域空间的中心化蜕变与经典化建构。
三.余论
在全球化日益显著的当今社会，翻译实践已经渗透到现实社会的各个角落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学翻译已经占据地区间、国际间文化交流、传播与融合的制高点。作为指导文学翻译活动的重要理论，翻译美学在提高文学翻译水准、扩大文学传播面向、提升文学交融程度等方面正在扮演者日渐重要的角色，发挥着日益强大的功效。中华文化是一个开放度和包容性很强的文化形态，所以在过去上百年的时间里，我们引进、译介了不计其数的西方文学作品，正是这些文学作品促使我们对照、反思、珍惜、坚守和弘扬自我之传统文化与现当代文学。历史进入新时代，我们肩上的责任更重大、目标更宏伟，我们肩负中国文学“走出去”“走进去”和“留下来”的伟大使命，因而如何将中国文学之美译介到西方并逐步被西方读者接受，已经成为当下文学家和翻译家责无旁贷的文学人之担当和译者之任务。
文学翻译美学，不管源自哪个国家或来自哪个地区，也不管由哪位文学家或翻译家首先提出，都应当成为海内外文学翻译事业的共享资源与公共财富。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纠结于文学翻译美学姓“中”还是姓“西”的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互学互鉴、补短取长，在中西方传统译论的深度交流、碰撞与融合中共同推动当下文学翻译美学的不断创新、持续进步。要创新就必须对话，要进步就必须合作，因为故步自封只会导致倒退与淘汰，唯有对话语与合作才是文学翻译美学双赢之出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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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张媛媛，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讲师，从事文学翻译研究）
儿童文学作品文学翻译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日渐强烈，国内各类文化存在的形式也随之越来越丰富。在西方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出现强烈冲击的背景下，外国文学作品与中国古代历史的接洽与融合极为关键。通过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阅读，可以使我们刷新对西方文化的认知，缓解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形成具有现代特征的文化氛围。文学翻译作为不同文化的桥梁，在世界范围中的关注度和可研性方面明显突出，因此，本文将通过对外国文学的发展背景的分析引出外国文学翻译传达思想的主要导向，望对业内起到借鉴作用。
关键词：外国文学;翻译;思想传达;指向变化
语言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良好沟通的重要交际工作，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的起源，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科技乃至全人类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翻译是语言与语言之间相互转换的媒介，更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桥梁。通过翻译可以将语言不同表现形式所表达的内容直观展现在公众的面前，对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规范化的翻译标准是文化传播的先决条件。通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中国文化在层次上得以提高，可以说两种文化在激烈碰撞之后擦出了“友谊”的火花，这也体现出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规范性、完整性等特点，对未来文学翻译工作的发展方向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一、外国文学的内涵
外国文学主要是指中国文学以外的西方文学，是构成世界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世界文学的历史起源早在几千年之前，在人类文明的深厚积淀下逐渐孕育出的一种文化瑰宝，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欣赏价值也在不断的深化和提高，可以说是国家精神文明体现的灵魂，为后人文化素养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对外国文学著作的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相较于早期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研究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有着质的提升，对外国文学主要思想内容的研究也逐渐形成了体现中国特色的逻辑思维体系，不再跟随西方文学家的思维逻辑，利用一种文化之间碰撞出来的独特视域充分解读外国文学作品，深入西方国家的文学流派和思想发展，可以说我国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研究逐渐向世界标准纵深和发展，在此背景下，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和公认[1]。
二、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工作现状及问题
1.外国文学翻译的历史背景
外国文学的翻译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比较研究，是对不同文化的不同语言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深刻的剖析和研究，进而通过翻译的媒介实现语言的认知表达、阐述和再创造，直至目前为止，我国对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已有近一百多年的历史。
在“五四”期间，各界学者在对国情进行充分剖析的情况下提出了“思想救国”的发展观，但在传统封建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以及社会动荡的局势下，思想救国的尝试性发展建议的反响平平，根本原因是社会局势已经在社会中造成了不小的恐慌，人们对此未来发展无暇顾及，无力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艰巨使命，然而在西方文化日渐盛行的情况下，各界学者对曲线救国的思想观念有了新的认识和改变，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即将到来，这也是外国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
自改革开放以来，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发展观推动了各国文化的互惠互融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发展，在此期间，大量的外国文学著作流入中国，在国内文学界掀起了强劲的思想浪潮，人们对外国文化认知的迫切需求使得文学著作的翻译工作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同时，对外国文学翻译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当时，由于国家打开国门，经济、文化、社会和科技的发展都处在起步阶段，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研究无法得到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政策方面的支持，研究成果并不乐观，使得外国文学作品在翻译质量方面存在欠缺，这在很多早期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中国都有体现。
2.现代外国文学翻译工作现状
近几年，我国在外国文学翻译课题上的研究次数越来越频繁，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发展性也随之不断深化。在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由于受传统文化思想的禁锢，翻译工作人员对外国文学作品所传达逻辑思想的解析并不能充分诠释文学作品的内涵，译本的汉语言规范化也未达到国际化水准，语句不通、词不达意、错字频出等情况普遍存在，严重误导社会公众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解读方向，充分体现出目前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工作尚存在诸多问题，缺乏规范化管理，不利于文学的跨文化交流和发展。
另一方面，出版社在外国文学翻译中的作用极其关键。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流通方式主要是通过出版社流向社会，以供社会各界文学爱好者审读。众所周知，外国文学作品在翻译后要通过出版社的排版和校对方能出版，但由于出版社工作内容相对复杂，校对工作相对笼统，工作人员会根据译本的主要内容对汉语言译本文学作品加以处理，往往在出版后才能发现问题所在，导致翻译工作失效，根本原因是由于出版社的整体管理体制存在漏洞，管理水平不高，监管和校验机制并不完善，对外国文学翻译思想传达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三、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中思想传达的指向确定
回顾“五四”期间各界学者对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优异成绩，通过对思想的解放以及大部分国外文化精髓的借鉴，以李大钊为为首的文人义士在当时掀起了强烈的思想浪潮，各界学者纷纷倡导“思想救国”的发展观念，通过翻译媒介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内涵进行深入的解读和剖析，明确社会发展与文学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在当时，混乱的社会局势下，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仍然能够达到借鉴作用[3]。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者大多有着国外留学经历，文化素养较高，开放的思想以及基本的语言翻译能力在当时的翻译工作发挥着不小的作用。另一方面，当时的翻译工作者不仅注重译本的质量，对文学作品的流派、体裁以及内涵等多个层次的解读也更加充分，这也成就了现代外国文学翻译的不断发展。
在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背景下，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必须秉承尊重原著的基本原则，在用词、造句、再创作等方面最大程度的还原作者在文学作品里所表达的主要思想和内涵，充分发挥汉语言博大精深的魅力，在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视域下，对外国文学的发展背景、文学特点以及思潮和流派加以深刻的研究，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方法[4]，在审视中国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研究的薄弱环节以及翻译作品的规范化程度，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翻译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指导方向和语言基础，才能更快更好的推进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实现跨文化、跨国家的发展走向更高的阶梯。
此外，在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译者要避免传统封建文化影响出现的故步自封问题的出现，在翻译工作中充分体现多元化特点，例如，尝试研究文学与哲学、文学与人类语言、文学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丰富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内容，使得译本更具全面性和客观性，满足翻译工作的多元化需求。外国文学翻译还需要考虑到出版社的作用，在译本完成后，出版社应对译本进行系统、全面的校对和重组，构建完整的外国文学作品出版体系，完善体系内各环节的工作内容，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优化译本成刊流程，对译本的语言、语句、愈发以及思潮等方面进行精密的核查和校对，全面保障文学译本的高质、高标，为文学爱好者提供更好的阅读享受，丰富文学素养，以期国家对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客观研究，为文学作品译本确定思潮。
結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承载着国与国、文化与文化、人与人之间友好交流桥梁搭建的重任。在外国文学翻译过程中，翻译工作人员要明确己任，以认真、负责为工作原则，对翻译工作进行严格、规范化管理，从根本上提高译本的质量，为外国文学翻译的思想传达指导方向的确定提供有力依据，从而实现推动国家经济向全球化方向发展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刘宇. 试论阐释学视野下的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指导作用[D]. 浙江工商大学， 2015（08）：224-228.
[2]陈冰雯. 阐释学视角下的文学作品复译—《了不起的盖茨比》新旧译对比研究[D].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5（01）;34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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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丽. 对话：文学翻译的社会指向性[J]. 晋中学院学报， 2018（01）：106-108.
儿童文学作品文学翻译论文范文第4篇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类青年项目“批评语言学视角下的中日近现代儿童文学创作意图之比较研究”（L201783675）。
摘 要：本文试从日本近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着眼，以代表作家的作品创作形式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综述法梳理并分析近代社会背景下不同历史阶段的作品创作的形式特点及其流变规律。着重对作品内容进行解读，凸显作品的创作意图，剖析其创作形式发生流变的内外动因，揭示日本儿童文学的创作目的及其社会功能。
关键词：日本儿童文学;御伽噺;红鸟运动;生活童话;现实主义儿童小说
作者简介：张婷婷，女，辽宁大连人，博士学历，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日语语言文学与文化;刘蒙歌，女，河南洛阳人，大学学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
引言：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运动是日本步入近代化的标志。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儿童文学的诞生。日本儿童文学的诞生虽然比西方晚了上百年，但是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推动以及日本人热爱学习的精神，促使他们步入翻译西方儿童文学著作的道路，期间诞生了数部外国著名儿童文学的优秀译本。其中，若松贱子翻译的《小公子》在当时被称为明治时期少年文学译本中的代表性作品。这些译本可以说是日本儿童文学诞生的有力铺垫。
“一般，多数学者主张1955年（昭和三十年）是现代儿童文学的起点”[1]（笔者译），也就是说日本儿童文学中的所谓“近代”是截止到昭和三十年的。以此为据，本文试从近代早期（明治时期）、近代中期（大正时期）和近代后期（大正末期至昭和三十年代）三个历史时期入手分析各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归纳其流变规律。
1、近代早期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
1.1日本儿童文学的诞生
明治维新提倡“文明开化”，在社会文化方面，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所以，明治初期是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阶段。日本儿童文学真正的诞生是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当时最大的出版社博文馆创刊的“少年文学丛书”便是其标志。岩谷小波（1870-1933）创作的《こがぬ丸（黄金丸）》是刊登在上面的第一部作品，叙述了一只叫黄金丸的小狗在猎犬的帮助下为父报仇的故事。黄金丸的父亲中了狐狸的奸计，被老虎杀死。在经历重重困难后，黄金丸最终在猎犬的帮助下为父亲报了仇。这部作品一经出版，便立刻引起了巨大反响，国家和地方的报刊、杂志纷纷刊登评论文章。当时的指导性杂志《国民之友》在《黄金丸》刚发售的时候就在书评栏中反复刊载评论。多数人称赞这部作品开了新风，但是也有评论说它只是关于复仇的老套故事。菅忠道在他的书中写到：
岩谷小波后来回忆说，这部作品在现在看来比较落后，但是在当时却是弥足珍贵的，是儿童文学的一块基石。[2]（笔者译）
1.2岩谷小波与御伽噺
继《黄金丸》之后，岩谷小波又陆续发表了许多作品，他的这些作品被称为“御伽噺”（讲给孩子们的童话）。作为明治时期最大的儿童杂志《少年世界》的总编，岩谷小波身边聚集了很多弟子。“御伽噺”成为了他们当时的创作形式，并且贯穿了整个明治时代的儿童文学。
岩谷小波的“御伽噺”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成为儿童文学的代表，是因为它们对明治时代的儿童的成长，以及大正时代之后国民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其作品不太偏西欧化，充分考虑到了读者的理解能力，写作风格有自己的特色。
岩谷小波曾说，谎言有两种。一是像事实一样的谎言，二是像谎言一样的谎言。前者是罪过，而后者却是天真和单纯。童话就是这样一个天真又充满爱的谎言。他认为童话不仅对儿童教育有辅助作用，更是一种精神教育。同时，童话并不是逗孩子们开心的工具，而是切合日本当时的时局以及社会需求的。
日本的儿童文学之所以在明治时期诞生，是因为具备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一是新的儿童观的产生，二是日本跨入了近代的社会阶段。新的儿童观就是承认儿童的人格，认为除学校教育以外，还应给儿童能够从中获得快乐的文学作品。日本跨入近代化后，普及义务教育，于是关于儿童教育的杂志丛书相继诞生。岩谷小波的御伽噺充分适应了国家对儿童教育的路线，广受欢迎，并为此后的大正儿童文学做了铺垫。
1.3冒险小说的流行
明治初年，翻译文学中冒险类小说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广受青少年读者的喜爱。森田思轩翻译的《十五少年》与若松贱子翻译的《小公子》在当时被称为明治时期少年文学译本中的代表性作品。明治二十三年（1890），矢野龙溪创作了名为《浮城物语》的冒险小说。它并不属于少年文学，而是一本政治小说。主要反映出了日本帝国时期的“南进论”，不仅受到了青少年读者的喜爱，更是对后来的少年冒险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治二十九年（1896），森田思轩翻译并出版了《十五少年》，它迎合了甲午战争后日本想要向海外扩张谋求发展的思想潮流，广受追捧。
对冒险小说的流行趋势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岩谷小波的弟子押川春浪（1876-1914）。押川春浪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日俄战争即将打响之际，创作了《海底軍艦（海底军舰）》等一系列作品。因其采用了武侠小说的形式而著名，成为了日俄战争中代表性少年刊物。
《海底军舰》是押川春浪根據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以第一人称的讲述方式，描写了旅行家柳川龙太郎在结束了世界之旅后，于返回日本的途中，受朋友所托，携少年日出雄同返日本。然而在途径印度洋的时候遇到了海盗船的袭击，柳川和日出雄两人漂流到了一个孤岛上。这个孤岛是一个名叫樱木的海军大佐从一年半以前就开始建造的“秘密造船厂”。柳川加入了秘密造船厂的建造，和众人一起，克服重重难关，最终建成海底军舰，彻底消灭了海盗。
学者冈崎由美曾指出：
因其深受法国作家维恩（凡尔纳·儒勒Jules Verne）的影响，故在类型上更近似于科幻惊险小说，大都以现代的冒险家漫游各国，探索秘境为主要内容。[3]
其实，这部小说不仅在内容方面受到了凡尔纳作品的影响，极具冒险与挑战，尤为突出的是其思想层面上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
总之，冒险小说在这一时期十分流行。这种以满足刺激、惊悚等感官需求为主的冒险小说美化了帝国主义侵略思想以及种族歧视观念。可以说，这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儿童文学的一般创作形式。
1.4近代早期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特点
在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浪潮中被翻译出来的《通俗伊苏普物语》、《鲁敏逊全传》等面向成人的故事，像民间故事一样以口头讲述的形式走进了儿童的世界。明治24年，岩谷小波创作的《黄金丸》，成为刊登在《少年文学丛书》的第一个作品，并且敲响了日本儿童文学黎明的钟声。从此，少年文学开始成为真正的儿童读物。《少年文学》发刊的同年，《幼年文学丛书》也被计划发行，岩谷小波为“幼年文学”创造了“御伽噺”这个用语。“御伽噺”由此开始普及起来。
“御伽噺”这一创作形式的特点是重视“教育意义”和“娱乐性”，而忽略原著的“文学性”，省略了原著中的人物性格、心理描写以及环境描写，只保留了故事的旨趣，赋予故事简单朴素的风格。
虽然岩谷小波创作的是以健康的常识为主旋律的进步的文学形态，但保留了封建的影子，思想境界不够深远。而他的弟子押川春浪所引导的文学形态，一方面是将岩谷小波未完成的国民教化的任务不断推进，另一方面则是舍弃了岩谷小波的保守的儿童文学创作，尝试极具近代批判精神的创作形式，反映黑暗的现实社会。其创作特点是将青少年强烈的民族意识与国家主义结合起来，给青少年灌输海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思想。
2、近代中期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
2.1《红鸟》杂志与童心文学
大正时期，市民情调和近代艺术的兴起对日本儿童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铃木三重吉（1882-1936）作为大文豪夏目漱石的得意门生，在众多名作家的帮助下，于大正七年（1918）创办并主编了《赤い鳥（红鸟）》杂志，并且由此发起了“红鸟运动”，激励了童心文学的创作。
《红鸟》创刊的主要目的是，在否定以往的、低级无味的作品的基础之上，提倡纯艺术的、有价值的、纯洁美妙的创作。[4]
应邀参加红鸟运动，为《红鸟》撰文写稿的名家不在少数。《红鸟》还掀起了童话、童谣的热潮，类似的童话杂志也相继创刊。总之，正如坪田让治所评价的那样，“那个时期，没有写过一篇童话的作家屈指可数”[5]
大正时期的“童话”推崇“童心主义”。童心主义不只是强调儿童心理的特殊性，而且是和思想以及文学的角度结合起来的。最早将童心作为文艺理念并付诸于文学创作实践的是小川未明。
小川未明主张童话不一定是仅仅面向儿童的，而是面向一切拥有童心的人的。秋田雨雀也曾说过童话是为“永远的孩子”创作的。大人为儿童展现的童话世界是大人对自身的生活的反省。但是，秋田雨雀同时也指出，即使童话是大人的理想世界，大人也不能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儿童。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的人，要让他们自由地成长，大人只是在一旁帮助他而已。这是秋田雨雀的儿童观及教育观。
2.2 小川未明的童话创作
伴随童话流行的这股热潮，积极投入童话创作的名家大有人在，但是也有围绕着童话的创作而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作家，小川未明（1882-1961）便是其中一员。一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露出了它的弊端，各种因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问题使得劳动大众苦不堪言。小川未明作为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发起人，出版了一系列对劳苦人民饱含同情的作品。
小川未明于大正十年（1921）创作的童话《赤いろうそくと人魚（红蜡烛与美人鱼）》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个充满幻想的作品其实反映了现实的儿童问题。故事讲述了一个生活在深海里的人鱼母亲听说人间是个温暖的地方，便把刚出生的女儿送给了一对卖蜡烛的老夫妇。两人把女儿抚养成了一个美丽的人鱼姑娘，但是因为人鱼姑娘能够画出畅销的画作，老夫妇便利欲熏心，对女儿的过度劳动不管不问，后来甚至把她当作物品卖掉了。这篇童话作品反映的社会问题有“弃子”“童工”以及“人身买卖”，表达了作者对弱者的同情和以及对不公的愤怒，同时也揭露了当时社会遗留的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弊端给儿童带来的伤害。
小川未明的童话是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先驱。将社会主义思想用浪漫主义手法表达出来是小川未明童话的一大亮点。
2.3近代中期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特点
为了把明治期的说书性质的御伽噺转变为文学性强的童话，提高儿童文学的质量，铃木三重吉在众多文坛名人的协助下创办了《红鸟》杂志并发起了“红鸟运动”。红鸟运动不仅止于“童话童谣运动”，还发展到涵盖音乐、儿童画、自由诗、自由画等方面的“综合性儿童文化运动”，这是“红鸟运动”最大的特色。
近代中期童话的特点是重视“童心主义”。“童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由美、诗心、惊异、灵魂和永生构成的。描写对绝对事物的探究，通过幻想性童话是最合适的。”[6]（笔者译）
岩谷小波所代表的御伽噺含有封建道德观念，宣传的是仁义忠孝，劝善惩恶的陈旧儒教思想，迎合了明治時期富国强兵的时代风潮。而大正期以《红鸟》为代表的童话则是基于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新思想，响应的是探索个人生存方式的时代风潮。与岩谷小波的“御伽噺”相比，小川未明的童话更具有近代文学思想性。明治到大正的儿童文学从“御伽噺”发展到了“童话”（这里的童话在当时泛指创作儿童文学），这是作家创作形式的流变，也是日本儿童文学的质变。
3、近代后期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
3.1桢本楠郎与无产阶级儿童文学
如果把大正时期的儿童文学比喻成百花齐放的春天的话，那么大正末期至昭和前期这段时期便是儿童文学的寒冷冬天了。
昭和二年（1926），日本爆发金融危机，民生处于崩溃边缘。在这样的经济大萧条中，大正时期儿童文学的支柱性杂志基本都停刊了。虽然在1929年停刊的《红鸟》杂志于1931年重新复刊，但是再也回不到那个繁盛时期了。取代大正时期童心文学的是无产阶级儿童文学。
桢本楠郎作为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理论指导者，于1930年出版的《プロレタリア児童文学の諸問題（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诸问题）》和《プロレタリア童謡講話（无产阶级童谣讲话）》这两部评论集，成为了那个时期儿童文学的里程碑式作品。这两部评论集的主要内容是对大正时期童心主义儿童文学的超阶级性的批判。桢本楠郎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是最早而且是比较系统的理论，这一点是必须予以肯定的，但是他的理论的政治性太强，并且偏急进主义倾向。
3.2坪田让治与生活童话
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后来遭受了日本政府的疯狂镇压，当时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家只好把“生活童话”[7]当做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伪装。“生活童话”主要描写劳动阶级的儿童的现实生活，其中成就卓著的要属坪田让治（1890～1982）。
昭和二年（1926），坪田让治的第一部小说集《正太の馬（正太的马）》出版，同年，他第一次在《红鸟》杂志上发表了作品《河童》，接着又发表了第二个作品《善太と汽車（善太与火车）》。且通过《お化けの世界（妖怪的世界）》（昭和十年发表）这部作品确定了他的文坛地位。并且，在此期间他投稿于《红鸟》杂志的“生活童话”推进了日本現实主义儿童文学的发展。
坪田让治于昭和十年（1935）在《红鸟》杂志上发表的小说《魔法》，是他的儿童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小说讲述了一个叫善太的男孩半开玩笑似的对弟弟三平说自己会施展魔法，正说着要把和尚变成蝴蝶时，刚好有一只蝴蝶飞了过来，幼小的三平便信了魔法的存在。第二天，善太对三平说“我会用魔法从学校回家”，三平便信以为真，在家满怀期待地等哥哥回来。当狗冲他跑来时，他大叫：“你就是哥哥变的吧，我认出你来了！”可是回到家的哥哥终于无法继续编造谎话了，而且看着弟弟被自己捉弄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弟弟三平终于明白哥哥说的不是真的，便和哥哥打闹起来。
这篇小说中的儿童形象极具真实感，坪田让治对文中儿童的心理、动作及表情的描写十分细腻。
正如朱自强在他的书中所评论的那样：坪田让治并不像小川未明、滨田广介等人那样，用象征的、诗的、童话式的方法描写儿童，而是用小说式的、现实性的手法来描写儿童，他成功地塑造出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感的活生生的儿童形象。[8]
如上所述，昭和前期的儿童文学界付出了诸多努力，期间也诞生了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及作品，但总体而言还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天。原因主要是战争的影响以及政府的束缚。
3.3现实主义儿童小说
昭和二十年（194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处于寒冬期的日本儿童文学也随着战争的结束而逐渐出现了转机，日本儿童文学的创作形式也从“童话”向“小说”转变。究其原因，日本战败后受美国控制，甚至可以说是变成了美国的附属地，日本儿童也不再像战前那样受到保护。被美国驻扎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夺走生存区域的孩子们，深深体会到了社会现实的残酷，再也无法用童话唤起他们美妙的幻想了。因此，描写现实的儿童小说开始成为了时代的潮流。
战后现实主义的里程碑是山中恒的《红毛小狗》[9]昭和二十八年至昭和三十一年（1953-1956），山中恒的小说《赤毛のポチ（红毛小狗）》连载于《小伙伴》杂志上。名叫和子的主人公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有一天她意外得到了一只可爱的红毛小狗，却又被有钱人家的孩子馆田武抢走，并被他辱骂为“乡巴佬”。然而，和子在经历了种种残酷的社会现实后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慢慢成长了起来。
这部作品通过对当时社会的贫富差距及底层人民的穷苦生活的描写，表达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孩子们的同情和鼓励。
作家唐戈云在文章中这样描述山中恒的作品：在多角度展示日本的教育制度、教育方式和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同时，作者也温热地关注着孩子们在压抑中、在成长过程中潜在的求知愿望和抗争意识、自由意识。[10]
3.4近代后期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特点
《红鸟》杂志由于昭和二年的金融危机而衰败，童心文学也被无产阶级儿童文学所取代。无产阶级儿童文学批判童心文学脱离了社会性，认为在创作儿童文学时应该考虑儿童所处的社会环境。虽然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特点是政治性太强，在现在看来没有很多值得鉴赏的，但是它不仅影响了儿童文学界，还影响了教育界。而生活童话作为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伪装，它的特点是偏现实主义，它也确实推动了现实主义童话的进步。
日本的儿童文学向小说转变的原因主要是战后儿童的问题已经无法用童话来应对。大多学者认为小说是从1954年山中恒创作的《红毛小狗》开始的。山中恒的作品成为战后小说的鼻祖不是因为他的写作方法，而是因为他活用连载的优点，把握变化中的社会形势并反应在作品中的创作态度。他的作品特点是通过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融入作品反过来再去影响现实，这也对后来的很多作品产生了影响。
结语：
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儿童文学的诞生以来，为构建和改良日本儿童文学，为儿童书写美妙篇章的近代作家，不仅仅是以上列举的几位，只是由于篇章关系举出了典型的代表。日本儿童文学以翻译外国著作为铺垫，以岩谷小波开创的“御伽噺”为开端，“御伽噺”又逐渐发展成为“童话”，“童话”后来又向“小说”转变。儿童文学作家们为适应社会的需求和时代的潮流，成就了儿童文学创作形式的流变。分析日本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后，可以从侧面看出日本社会文化以及教育方面的特点，比如深受童心主义儿童观影响的教育观，即“主张让儿童躬行实践， 通过体验感知社会， 感受世界， 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10]
日本的儿童文学的创作基本都是反应社会需求的，比如岩谷小波的作品都是以仁义忠孝的教育为根本，目的是回应明治时期国家富国强兵、立身出世的时代要求。虽然传播的是劝善惩恶的古老儒教思想，但是实际上也适应了明治时期的社会需求。另外也有对社会的批判，比如小川未明的作品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给儿童带来的伤害。但是儿童文學始终不变的目的是通过创作更好的作品，帮助儿童更好的成长和进步。
正如前文说道，岩谷小波认为童话并不是逗孩子们开心的工具，而是切合日本当时的时局以及社会需求的。的确，儿童文学并不只有娱乐功能，它更多的是社会功能。通过切合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儿童文学的创作形式产生流变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其“教育”这一社会功能。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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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作品文学翻译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已有百年历史，在以周作人、陈伯吹、蒋风和浦漫汀为代表的第一、二、三代学者，以及曹文轩、梅子涵、朱自强、吴其南、王泉根、方卫平等第四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已经形成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日前由黑龙江省伊春市委宣传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主办，伊春市文广新局协办的中国儿童文学第五代学者论坛上，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庄正华表示，当下儿童文学创作和市场越繁荣，就越需要儿童文学理论、评论的支持，并引导观念的变革和艺术的创新。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位高校教师、儿童文学研究者、知名作家围绕各自不同的研究主题宣读了研究成果，并展开热烈而富有学术精神的研讨。
论坛以“新时代儿童文学的课题”为研讨主题，分为“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儿童文学：史论评论”“儿童文学：阅读教育推广”“儿童文学与伊春生态文化建设”“儿童文学与森林文化讲座”五个单元，旨在梳理当前中国儿童文学面临的诸多问题，寻求解决方法和路径，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提供思想层面的滋养和理論的支撑与引导。北京大学教授、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以《我的儿童文学观念史一个第四代学者的回忆》为题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认为，儿童文学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这里所说的人性基础至少含有道义感、审美意义和悲悯情怀。
儿童文学作品文学翻译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目前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在加快自身的全球化进程，从经济、文化、及历史等层面进行变革，不断与其他国家接轨，并加速学习与融合。而英语作为目前全球应用范围最广的一门语言，在世界各国都受到了欢迎，英语更是作为了一门官方交流语言，便于各国群众沟通互动。而英语文学语言则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可以反映出英语国家的艺术内涵和文化素养，在实际的英语文学翻译中，艺术语言的处理显得尤为关键。
关键词：英语;文学翻译;艺术语言
引言：
翻译作为翻译者对于文学作品及其他文字内容的再次理解和重新阐释，需要翻译者根据被翻译内容的核心和内涵进行再次加工和改编，并且不能改变原有的意义和内核。在英语文学翻译中艺术语言的翻译更是需要翻译者注入心血，注意技巧和原则的把握，如此方能满足读者对于原著的期待与诉求，达到艺术性和真实性的高度统一。
一、英语文学翻译艺术语言的概述
（一）英语文学翻译的基本概述
语言是人类最为直接的表达方式，通过语言可以表达出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情绪，也可以表达出自己对周围事物及他人的看法。而文学语言和日常生活所用的语言又有着根本上的区别，它有着艺术特征，可以渲染出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作者寄托的思想情感，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情感共鸣，和作者进行精神上的交流和感情上的互动[1]。而英语文学作品作为西方国家的母语，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记录了西方国家的人文历史和风俗风貌等，读者可以通过英文文学作品来了解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及民族风情等等，加深自己对国外文学的理解。
但为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人员必须要达到下列几个标准，才能将英语文学作品翻译成优秀的作品。首先是翻译人员必须对自己所翻译的作品有足够的了解和深入的研究，一定要自己熟读作品，了解作者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其次是翻译工作人员需要拥有高水准的专业翻译技能，尤其是在英语语言理解方面，更是要达到翻译所要求的水平[2];另外，翻译人员在翻译时不能只顾着将英语作品的原文翻译出来，而要同时注重翻译作品的合理性，也就是翻译作品需要符合汉语语法的要求，使得国人在阅读时流畅通顺，不存在误读和不理解语义的情况;最后一点是对于翻译人员精神层面的要求，在翻译一本英文著作时候，翻译人员要和作者达成精神层面的契合，理解且认同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这样翻译出来的作品才会更加打动人心。
（二）英语文学翻译的基本原则
在实际的英文翻译中，有三项基本原则是翻译人员必须遵守的。一是翻译的目的性，简而言之就是翻译者翻译此本英文著作的目的，为什么要翻译这本著作、希望通过这本著作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希望这对译著对读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诸如此类的目的，都是翻译者在翻译工作开始前需要思考并明确的。二是翻译者必须熟悉中国语言的语法要求和国人的阅读习惯，在翻译时融入到翻译工作中去。三是翻译者对于原文必须保证忠实性，尽管翻译不是照搬原文或者简单的改写，但是在翻译时一切工作都是围绕原文展开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手法可以有所不同，但核心内涵却不能偏离原文，这就是翻译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
二、英语文学翻译中关于艺术语言的处理原则
在艺术层面，适当的夸大和编造是被允许的，但基于语言文学的真实性和现实性，在英语文学翻译中，关于艺术语言的处理却必须遵守下列原则：
（一）结合时代背景的原则
在众多世界英文世界名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所撰写出来的艺术作品，诸如《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等名著，文中内容都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或是处于战争年代或是抨击当下的资产阶级政权等等，各有特色。因此，翻译者在翻译这些著作时，就必须根据英文作品撰写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翻译，对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社会现状、及时代特征等等都有足够的了解，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文章的思想内涵[3]。这样才能更好的处理好著作中的艺术语言，进行艺术的二次创作和加工，给读者呈现每个时代不同的韵味和文化特点。
（二）重视翻译作品的流畅性原则
文学作品的一大特点就是艺术性，而翻译作品同样要求语言艺术，但在把握好艺术性原则的同时，翻译者也要注重作品语言的流畅性。外文作品和国内作品的语言表达形式必然是不相同的，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国内读者也不尽相同，此时翻译者就要注重运用多种表达形式，打破传统的语言形式。每一个读者心中都有着自己所认为的哈姆雷特，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翻译者不同特点的译著，给读者带去了不一样的印象和影响。如世界名著《简爱》，所描述的故事不仅具有极强的故事性和生动性，而且还富含着深刻的寓意，给读者以积极的精神能量。这本书在全球各国皆有译本，并且被四十多种语言翻译过，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读者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翻译和加工，每一个版本的语言表达方式也不相同，但都得到了读者的喜爱和支持。
（三）确保翻译作品有合理的译文规划
在进行英文作品的翻译工作前，翻译人员需要对所要翻译的作品做出一个合理明晰的译文规划。在充分考虑译文艺术性的同时，要结合本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语言習惯，对作品的翻译做出一个具体规划。翻译作品的二次加工并不是简单的直译，而是要对文学作品重组，运用本国语言对其艺术的再创作，确保不懂得英语语言逻辑和思维习惯的读者人群也能准确无误的读懂翻译的作品[4]。翻译不能运用死板的模式加工，而是要灵活多变的创作与创新。
（四）遵守美学原则
文学作品之所有具有艺术性，就是因为其是艺术美的高度升华，文学作品可以带给人们以心灵的启迪与慰藉，给予读者以美的享受，陶冶读者的情操，使读者再阅读时感受到文学的启发与艺术的灌溉，从而丰富自己的人生价值。如果翻译者所翻译的作品呆板无趣，丝毫没有美感和艺术感，那么给读者带去的价值是非常低的，而且还会让读者对文学作品产生反感。因此，翻译者在翻译时就需要遵循美学原则，尽量将作品的语言翻译得优美动人，提高读者的享受感。
（五）其他英语文学翻译的艺术处理原则
除了上述翻译原则外，在进行英语文学翻译时，翻译者还需要把握以下细节和原则：首先是需要对文学作品进行适当删减和修改，对于一些不必要出现的内容进行删减，对于作者表达模糊读者无法理解的内容则需要翻译者结合时代背景和具体情况进行艺术加工，而有些特殊情节需要解释的，翻译人员也要适时的补充，尽量让读者对作品达到充分理解。而在修辞手法的运用方面，翻译者也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修改，国内和国外的修辞手法有着极大的不同，翻译者要运用适合得当的修辞手法进行翻译，而不是直接省略，忽视作品的艺术性。
三、结束语
翻译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在语言的艺术性和作品的真实性方面需要做到高度统一。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要遵循好以上几大原则，对艺术作品进行二度创作，赋予其新生命和全新的内涵。这样才能让读者感受到英语译著的文化内涵，感受到文化的熏陶，感受到语言艺术的魅力。
参考文献：
[1]种道静. 英语文学翻译中艺术语言的处理[J]. 枣庄学院学报，2017，34（03）：77-80.
[2]曾帅. 浅谈英语文学翻译中艺术语言的处理原则[J]. 海外英语，2019（07）：119-120.
[3]闵亚华. 英语文学中艺术语言的翻译原则 [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18（15）：183-184.
[4]汪湘君. 浅谈英语文学翻译中艺术语言的处理原则[J]. 国际公关，2020（02）：276.
武汉东湖学院英语系 湖北 武汉 43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