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易》筮（精选9篇）
春秋时期的《易》筮 第1篇
1、表里山河
出自《左传 僖公二十八年》：春秋时，晋楚决战之前，晋文公的谋臣，他也是晋文公的舅舅子犯劝文公参加决战，他认为即使仗打败了，凭太行山和黄河之险，也可固守无虞。原话为：“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指晋国外黄河而内太行山，地理形势使国防极为稳固)，必无害也。”后世常用“表里山河”说明地理国防之固。而元张养浩在《潼关怀古》中：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者，意踟蹰。中的“山河表里”即用此事，一方面说明潼关形势的险要;另一方面反衬诗人一路所见秦汉宫阙的破败，百姓处于战乱之际的无边苦难。
2、甘拜下风
出自《左传 僖公十五年》： 在秦晋韩原之战中，晋军大败，晋惠公被秦兵所俘获，晋大夫头发蓬乱下垂的拔帐随行。秦穆公劝说道，：“二三子何其担忧也!寡人准备请晋君去我秦国，岂敢太过分呢(这是表面上安慰晋国大夫等人的放话)?”晋大夫于是三拜稽首道：“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风。”实际上晋大夫这番话，是与秦穆公约誓，希望他说了话要算数。“下风”的意思就是你的诺言不仅天地共鉴，我们在下这些做臣子的也都听见了，希望你不要食言。“拜下风”原是谦恭卑怯的举止，后逐渐又演化成“甘拜下风”的成语，用为甘居下列的自谦词。
3、背城借一
出自《左传 成公二年》：公元前五八九年，晋、鲁、卫三国的联军击败齐军后，齐顷公派大臣宾媚人(即国佐，曾主持齐国之政)带上贿赂去见晋军主帅却克，当晋方提出屈辱齐国的苛刻条件(必以萧同叔子就是齐侯之母为人质，并且将齐国境内田间的垄亩变成东西走向，这样道路、水渠都将成为东西方向，以便晋军的行动)时，宾媚人本着维护齐国尊严，坚决地加以拒绝，并准备决一死战(原话中为背城借一)。鲁、卫两军主将，都劝告却克与齐停战求和，晋终于放弃了继续进攻的主张，签订了盟约，齐国得以转危为安。后来以“背城借一”表示誓与敌人决一死战。
4、班荆道故
出自《左传 襄公二十六年》：春秋时，楚国伍子胥的祖父伍举与蔡水师子朝(文公之子，公子朝)的儿子公孙归生是好朋友。伍举娶与王子牟(即申公)，王子牟因犯罪逃亡后，楚人皆言：“王子牟逃亡实为伍举护送之。”于是伍举也因受牵连而逃奔到郑国，然后准备到晋国去。恰在这时，公孙归生也将要去晋国，二人在郑国郊国相遇。他们“班荆(扯草铺地)相与食(坐在上面，一面吃东西)，而言复故(一面攀谈返回楚国的事情)。后以“班荆道故”指朋友在途中邂逅相逢共话旧情。
5、苌弘化碧
出自《庄子外物》 苌弘是春秋时周敬王的大臣刘文公所属的大夫。刘氏与晋范氏世代通婚姻，在晋卿内讧中(所指为公元前490年即周敬王三十年，赵氏击败范氏和中行氏)，苌弘曾帮助过范氏，晋卿赵鞅为此声讨他，晋君怪怨周敬王，周敬王便把苌弘杀死。苌弘死于蜀(今四川)，蜀人感之，以柜盛放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玉，及精诚之至也。当然化碧之说为后人的演义。后来常以“苌弘化碧”来比喻忠贞之人含冤而死;或指为国献身，忠烈精神长存。像明末著名将领袁崇焕就有死后，鲜血化碧一说。
6、悬梁刺股
出自《战国策 秦策一》：苏秦游说秦王，上书上次，秦王没有采纳他的主张，他回到家中，父母妻嫂都不理睬好。他伤感之余，刻苦自励，夜以继日的努力攻读。夜里读书至困欲睡时，就用锥子刺扎大腿，以便清醒起来，继续学习。这种勤苦自强的精神，历来被人称颂，成为旧时劝学的典型事例。后世常以“刺股”用为勤苦读书、奋发自强的典故。
7、操刀伤锦
出自《左传 襄公三十一年》：春秋时，郑国大夫子皮想让自己的一个小臣尹何，担任私有领地的邑大夫的官职。因为郑子产是他晚年举荐而执政的，可能认为提拔尹何，子产不会反对。郑子产主张“学而后入政”，这样才不致把事情办坏，才是用人稳妥的办法;如果“以政学者”，那就是拿“政”去开玩笑，这是对“政”的不负责任，这将给“政”造成危害。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子产以“未能操刀而使割“，”美锦不使人学制“作比，阐明不可本末倒置。以今天的眼光看，学而后作虽无可厚非，但干中求学，干也是学，也是不能偏的。后人“操刀”“伤锦”合二为一，用来比喻才薄力单，难以预胜任。
8、楚幕有乌
出自〈左传 庄公二十八年〉：楚伐郑，郑国得到其他诸侯国家的援救，迫使楚军连夜撤退。楚军为了防止郑军及诸侯国援军的援救，军队于夜间悄悄撤走，却留下了空空的营幕作为掩护。军幕空虚，所以乌鸦才栖止在上面，郑国人由此判断出楚军营内的虚实，才停止了向桐丘奔逃。后来用这个典故，常指败退或军事力量的空虚。
9、丁公凿井
出自《吕氏春秋 察传》：春秋战国时宋国一个姓丁的人因为家中无井，所以就在自家院中打了一口井，他觉得这样一来，洗涤和取水就不需要专用一个人了，说是等于得到了一个人的帮助。有人听到这话后就把它传讹了，说丁家打井得到了一个人。后来就以此比喻以讹传讹，或主观主义凭空解释，把事情搞得颠倒悖谬。
10、大义灭亲
这个故事就比较有名了，在〈东周列国志〉上也有记载，不过我要讲的则是出自〈左传 隐公四年〉：春秋时，卫国石蜡之子石厚，与公子州吁共谋杀君篡位。石厚为了安定国内人心，去求计于自己的父亲。石蜡因之而设计，借陈桓公的帮助，乘他们到陈国之机，逮捕了州吁和石厚。卫国派人到濮杀死了州吁，石蜡派家臣到陈杀死了石厚。《左传》因此称赞道：“君子曰：石蜡，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同与，就是一同处死的意思)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大义灭亲”原指为君臣大义而灭父子私情，后用以泛指炎维护正义而不徇私情。
春秋时期的《易》筮 第2篇
西施苦思了三天，云鬓懒理，衣衫不整，饮食无味，眉心紧蹙。吴王不安地问她什么事不开心?西施以手捧心说：“大王，不知为什么，臣妾近来又常感到胸口疼。”
吴王忙召来最好的御医。但西施服了药，“病”反而更重了。吴王说：“有谁能治好你的病?”
“能治好我病的是我的堂伯父施老医生，住在越国的苎萝山上。臣妾儿时胸口痛，一吃他的草药就好啦。”
吴王马上派出特使。几天后，施老医生匆匆带了一包草药，来到馆娃宫，跨进椒花房。切脉问诊后，觉得西施并无大病，只是肝经稍郁，就开了方，交给吴王说：“大王放心，娘娘不过是偶染小恙，马上就会好的。”
吴王大骂：“老朽莫非想耽误娘娘的病?”
施老医生不顾西施的暗示，生气地说：“娘娘是我的侄女，凭什么说我要耽误她?”
吴王勃然大怒，拔出宝剑，直向施老医生劈去。西施“啊”地惊叫一声吓昏过去。施老医生忙上前抢救。西施醒过来后，连声道：“大王，杀不得!杀不得!杀了施老医生，臣妾就无救啦!”这时，外传相国伍子胥求见，吴王对西施说：“放心吧，寡人就叫他守在你身边，直到病愈。”
吴王走后，西施向堂伯父讲明了装病的原因。又拿出地图，将它反摺，做成一朵白花，教他如此这般，然后亲自送他出了内苑。
施老医生手持白花，正要跨出内宫大门，伍子胥突然拦住了去路，说：“娘娘的病还没有好，怎么就走?”
施老医生道：“娘娘乃思念亡父，结郁成疾，现在对症下药，不出三日保能痊愈。”
伍子胥又问：“手里拿的是什么?”
“娘娘做的花，叫小人带回，献于亡父坟前。”
“大王有令，凡出入内宫者，均要检查!”
西施见伍子胥要夺花，忙掀帘而出，质问道：“伍相国，难道我的东西，你也要检查?”
伍子胥只得放行。施老医生跨出内宫大门，谁知台阶未下，吴王又到。
伍子胥忙奏道：“大王，老医生说要回越国。臣认为，他应该永远留在宫中。”
吴王连说有理。
施老医生说：“娘娘乃小人侄女，我能常住在宫中，吃的山珍海味，住的琼楼玉宇，何乐而不为啊!可小人来时，没有多带当地草药，百宝箱也没带来，让小人回家一趟再来，定效犬马之劳。”吴王答应。
试论春秋时期鲁国的虫灾 第3篇
一、春秋时期鲁国虫灾的状况
我国古代农业病虫害包括的种类很多, 见于《左传》中发生在鲁国的虫害有以下五种:螽、蜚、螟、蜮、蝝, 共计16次, 其中螽9次、螟3次、蜚2次、蜮1次、蝝1次。明确记录蜚、蜮为灾者各一次。还有一年发生两次病虫害。这些虫类究竟为何物?又如何致灾。
螽, 又叫蝗螽, 以其善飞, 也称飞蝗, 为危害禾本科植物的主要害虫, 俗称麻札、马札、蚂蚱。在我国古代文献中, 对蝗虫的文字记录最早见于《左传·桓公五年》:“秋, 大雩。螽。”但考古文物证明, 人们对蝗虫的认识更加久远。在安阳殷墟的妇好墓中曾出土了一件玉雕蝗虫, 它圆眼突出, 又翅并拢, 下有两个较大的后肢前屈, 栩栩如生。在甲骨文中也有不少有关蝗虫的记载, 如有的甲骨文反映蝗虫出现在田间。癸酉卜:其……弜亡雨?蝗其出, 于田?……弜? (《合》28425) 有的是向祖先告祭, 蝗虫要来了。如贞于王亥告秋爯 (《合》9630) , 弜告秋于上甲 (《合》33230) 。有的为息止蝗虫而卜问。如庚辰卜其宁秋 (《合》33234) , 贞其宁秋于帝五丰臣于日告 (《屯》930) 。这些都表明, 在商代已经对蝗虫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范毓周先生明确提出:中国的甲骨文记录了世界上最早的蝗灾[1]96。
蜚, 害虫名, 体轻如蚊, 形椭圆, 发恶臭。群集食稻花, 令稻不食。《左传·庄公二十九年》:“秋, 有蜚, 为灾也。”
螟, 一种食禾害虫。杨伯峻注:螟, 蛾属, 昆虫类鳞翅类, 幼虫曰螟, 棲稻之叶腋或茎中, 蛀食稻茎之髓部, 《尔雅·释虫》所谓“食苗心螟, 螟是也”。春秋时期, 螟害极易成灾。
另外还有一种虫灾叫蜮, 音域, 又音或。《吕氏春秋·任地篇》云:“又无螟蜮。”高诱注云:“蜮或作螣。食心者螟, 食叶者螣。衮州谓蜮为螣, 间相近也。”然则蜮即《诗经·大田》“去其螟螣”之螣。《后汉书·明帝纪》引《诗》作“去其螟蜮”, 尤可证螣与蜮为一物。
蝝, 据《说文》引董仲舒说及《尔雅》郭璞注, 为飞蝗之幼虫, 未有翅者。据《汉书·五行志》引刘歆说, 则以为蚍蜉之有翼者, 食谷为灾。杨伯峻先生认为后者可靠[2]758。
二、春秋时期鲁国虫灾的特点
1. 多发生在夏、秋时节。
《春秋》纪月, 常于每季之初标出春、夏、秋、冬四时, 如“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四时之纪, 西周早已有之, 且以建寅为正, 与实际时令相合。杨伯峻先生认为:《春秋》之四时, 不合于实际时令。殷周之春皆今之冬。以《诗经》考之, 民间之四时, 皆夏时也。以传文考之, 晋即行夏时者。相传周王朝于每年末颁布明年历书于诸侯, 诸侯奉而行之[2]。春秋时期鲁国的16次虫灾, 有14次发生在秋天的八、九之月, 一次发生在十月, 两次发生在十二月。这两次发生在冬季 (十二月) 的蝗灾记录是否属实, 当时人提出了质疑。季孙曾问于孔子, 孔子答曰:“丘闻之, 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 司历过也。”孔子认为这是掌管历法的人弄乱了时令, 蝗灾不应该发生在冬天, 应该在天气较热的季节出现才是。发生在十二月的蝗灾记录是不符合时令的。从中可知春秋末鲁国历法已经发生了紊乱。结合杨伯峻先生的观点, “殷周之春皆今之冬”, 将季节向前推三个月, 就能合理解释鲁国冬天发生的蝗灾了。如此则后一年的十二月出现的蝗灾同属此类问题。现代虫灾发生时间也多在夏秋之季, 即现代科学研究中所谓的夏蝗和秋蝗。因为这两个季节气温较高, 且比较干燥, 适宜病虫害的发育繁殖。
2. 常与旱灾同时发生。
蝗虫的生活习性是喜干不喜湿, 其他几种虫害的特点也基本与之相似, 所以虫灾常常与旱灾结伴相生。如公元前707年, “秋, 大雩。螽。” (《左传·桓公元年》) 《诗经·大雅·云汉》有载:“旱既大甚, 蕴隆虫虫。”都说明了旱、蝗相伴而生的特性。
3. 虫灾频发引起了饥荒。
《春秋》一书, 记事简约, 没有详细说明虫灾所带来的影响, 但从对后世虫灾发生的状况考查, 的确能对当时鲁国造成巨大危害。如公元前594年, “秋, 螽。冬, 蝝生。饥。”两次虫害发生的时间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夏天和秋天, 造成整个年度农业的歉收, 引起了饥荒。我们可以从一些文献记录中想象出蝗虫到来时的场面。《左传·文公三年》记载了与鲁国接壤的宋国发生的一次蝗灾, “雨螽于宋, 坠地死也。”又《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十月庚寅, 蝗虫从东方来, 蔽天。”可见蝗虫来时遮天蔽日, 落时如大雨倾盆, 其数量之多, 规模之庞大。现代科学研究表明, 蝗灾的主要蝗种具有繁殖速度快、生殖后代多、食性广、食量大、扩散迁飞能力强等生态学特性, 常常是蝗灾过后片叶不剩。如此频繁的虫灾对农作物的吞食可想而知, 如果夏秋两季皆遇虫灾, 又缺乏储备的话, 那饥荒是在所难免的。
三、春秋时期鲁国虫灾高发的原因
春秋时期鲁国虫灾高发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 春秋时期鲁国农业种植面积和作物种类的不断增加直接导致了虫害的增多。春秋时期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铁器农具、牛耕的使用以及水利的兴修, 使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大量的荒地被开垦, 农业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商周时期, 我国的主要农作物有稷、黍、稻、麦、高梁、荏、菽、麻等。稷、黍、稻、麦、高梁都属于禾本植物。春秋时期, “鲁国的农作物以麦、禾为主”[3], 《广雅·释草》云:“粢黍稻其采谓之禾。盖凡谷皆以成实为费, 禾象穗成, 故为嘉谷之通名, 谷未秀曰苗, 已秀曰禾。”众多的禾本类植物的广泛种植为蝗、蜚、螟、蜮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食物来源, 这是春秋时期鲁国虫灾高发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 黄河流域 (中、下游) 的气候特点为虫灾的发生提供了有利的自然环境。据现代科学的研究, 飞蝗是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的蝗虫, 已知有10个亚种, 其分布遍及欧、亚、非、澳四大洲。我国有3个亚种:东亚飞蝗主要分布在东部季风区 (在此区由北向南每年可发生2~4代) ;亚洲飞蝗主要分布在西北干旱半干旱草原区 (在此区除新疆的土鄯托地区可发生2代外, 均每年发生1代) ;西藏飞蝗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寒区的许多河谷与湖泊沿岸地带 (在西藏和青海南部, 多每年发生1代) 。就春秋时期鲁国出现的蝗虫而言, 属于东亚飞蝗一类, 其形成与东亚季风关系密切。有关蝗虫的生长环境, 明代著名学者徐光启说:“幽涿以南, 长淮以北, 青兖以西, 梁宋以东诸郡之地, 湖广衍, 溢无常, 谓之涸泽, 蝗则生之。”[4]指出了蝗虫滋生的气候环境是在那些易发生旱灾和水涝的地方。
陈永林认为:黄河流域蝗灾特点主要表现为, 黄河流域 (特别是中、下游) 在大水泛滥后, 经常发生严重的旱灾。水、旱灾害的交替发生, 使在沿湖、滨海、河泛、内涝地区出现许多大面积的荒滩或抛荒地, 这就直接形成了适于蝗灾发生并猖獗的自然地理条件[5]。这和四百多年前徐光启所观察到的蝗灾繁殖环境完全吻合。春秋时期的鲁国地处黄河下游, 境内有大野泽, 有众多的河流和湖泊, 为害虫的滋生提供了合适的生存环境。这里又是我国东亚季风影响的典型地区, 夏秋两季高温多雨, 且降雨不均衡, 少雨时, 造成干旱, 雨水充沛时则又多出现水涝。这既利于食禾类虫害的滋生, 又利于其繁殖后代。另外, 由于黄河断流时间是夏秋季 (7~9月) 和春夏季 (2~6月) , 这期间正是东亚飞蝗的发育和繁殖期, 河道的断流直接加剧了河南、山东等省黄河滩地飞蝗的滋生。
总之, 春秋时期, 由于鲁国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 再加之农业耕地面积和农作物种类的不断扩大和增加, 越来越多的虫害随之而起, 对鲁国农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范毓周.甲骨文[M].人民出版社, 1986.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中华书局, 2000.
[3]杨朝阳.试论鲁国的重农传统和农业生产[M].中国农史, 1990.
[4] (明) 徐光启.农政全书[M].岳麓书社, 2002.
春秋时期的武德思想 第4篇
1武德
“武德”一词从古至今已有很多前辈对此做出明确的定义，这里我就不再过多的加以论述了。所谓武德，即武术道德，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习武者在社交活动中所应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和其应独具有的道德观和意志品质。
1.1“武德”的起源和发展
“武德”一词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左传宣公十二年》书中出现，提出了：“武有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功定、安民、和众、丰财”。这个时期的武德思想主要是针对国家军队中的大小将领和士兵，对其思想上的一种统治，也可以将其在狭义上定义为“军规”。在武德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其自身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儒家等各派思想的影响，其本质主要表现为“仁”、“义”、“礼”、“信”、“勇”五个方面，唐宋时期出现了反映剑侠生活的传奇、志异等，对武德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英雄形象家喻户晓，侠义行径更是在民间大家争相模仿。
1.2“武德”的作用
“武德”是在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道德行为这五个方面，针对习武者而做出的特定的规范。社会生活中的日常道德，是建构武德的基础，民间武谚中所谓的“未曾习武，先习德”，就是指这层涵义。武德思想的培养其最终目的是在于帮助习武者形成正确的道德认识；使习武者形成良好的道德情感；培养习武者顽强的道德意志、坚定的道德信念；规范其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
2春秋时代的武德思想
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较为特殊的一个历史阶段，在历史上对于中国古代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各方面，都具有较为浓厚的时代色彩，是中国古代各个方面迅猛发展的大转变时期。其主要特点为：①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迅猛发展；②学术研究的空前繁荣，为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③战争频繁，促进了传统武术的发展。春秋时期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也正因为如此，才促使了这个时代的不断进步。
2.1历史背景
春秋时代，各国诸侯相互之间内战外战不断，相互之间的争斗甚是激烈，这种激烈的战争从最初的政治斗争开始，最终将其通过国家之间或是帮派之间的武力上的战争表现出来。春秋时期的240年间，战争次数竟达480次之多，各国各派相互之间频繁的战争，使得当时的铸造业得到迅猛的发展，作战兵器逐渐由铜制兵器向铁制兵器过渡，铸造出的兵器外形更为多样化。《墨子》、《管子》、《韩非子》等著作中都涉及到了铁制兵器，如铁钩、铁锤、铁甲等，这是春秋时代开始进入铁器时代的标志之一。
2.2春秋时期“武德”的發展
在《左传宣公十二年》中的“武有七德”讲的是对将领及士兵的道德要求，但与武术中的“武德”有很大的渊源关系，可以说是武德思想的前身。武德的理论很丰富，其萌芽、形成和发展，整个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武德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其基本内容却长期保持着相对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春秋时期的武德思想也不例外，下面将从传统武德思想本质的五个方面进行逐一的分析。
2.2.1“仁”。武术发展到春秋时期，由于受到“仁”的思想的熏陶，在其自身的思想内涵中便溶入了这种思想。随着儒家思想在当时的快速发展，使得“仁”的思想成为了武德思想的核心，起着对习武者的行为的道德判断和其价值取向的指导作用。“仁”的基本含义就是要用广博的爱心去爱一切人，所谓仁爱，是指习武者必须具有相当的涵养，遇事要能忍则忍，在一般的情况下不得与人交手，即使被迫应招，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能骤施杀手，当时武德的仁学中心思想还充分体现在武技之运用上。
2.2.2“义”。春秋时期，伴随着当时军事武艺的发展，武术的表演性、竞技性、娱乐性以及健身性等社会功能也已经出现，从而使得民间的习武之风愈演愈烈，而在当时，战争频繁，百姓民不聊生，有许多武林人士不惜冒生命危险为平民百姓除恶扬善，伸张正义，在当时，这样的人被百姓称之为“大侠”。
2.2.3“礼”。春秋初期，“礼”的观念一直被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在当时，“礼”被视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规范，无论是高官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必须以礼待人，依礼行事，尤其是在鲁国，对礼的重视程度相当之高，上至国家大事，下到来往小节，都强调依礼而行。《礼记·曲礼上》记载“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所以，习武者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对“礼”的观念及行为也是十分重视。
2.2.4“信”。“信”是指诚实可靠、信守诺言，它同“礼”的观念一样，从人有道德观念的那天起，便一直被延续、继承。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已是武林中的一种时尚，而这种思想不光在武林中，在民间也因为有了武林中人的传播和身体力行而被百姓所推崇，百姓与习武者相互监督，形成了一种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使得当时人们的道德行为都有所规范，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2.2.5“勇”。“勇”指的是勇敢、勇猛。在春秋时期，“勇”不光指的是一种行为，更多所指的是一种气质，一种品德，一种做事的风范。春秋时期战争频繁，各诸侯国为了自身的利益，都非常重视对军队的建设，所以把军事训练作为一项重要的国事来开展，又因与夷狄杂处，不崇尚武艺便无法在那个列国混战、攻伐剧烈的时代生存。《汉书·刑法志》载：“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由于当时的战争已经由车战向步骑战过渡，步卒逐渐取代了车兵，使得参加战争的人数增加，所以士兵体质的强弱、作战技能的高低就成为了军队战斗力强弱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各国都加强了对步卒的训练。
参考文献：
[1] 李学勤，孟世凯等.春秋史与春秋文明[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4.86-113，202-221
[2]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1-25,50-51
[3] 邱丕相.中国武术文化概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74-82
[4] 冯锦华.论加强武德教育的重要性[J].沧桑.2008,5.196-197
周易占筮方法 第5篇
《周易》占筮方法历代以来讳莫如深，多有隐藏。笔者研究数卷著作，结合实践验证，方法确然可靠，笔之于书，以正简册。下录易传论述原文，并用白话翻译。注：【】文字为笔者所加。
天一地
二、天三地
四、天五地六，天七地
八、天九地十。
天数一地数
二、天数三地数
四、天数五地数
六、天数七地数
八、天数九地数十。天数
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数有五个，地数有五个、五个数字相加各有合数。
天数二十有
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
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二十五，即1+3+5+7+9=25;地数三十，即2+4+6+810=30； 天地之数共计五十五，即25+30=55；
这些数造成了各种变化，并且使得鬼神之道得以运作。大衍之数五十【有
五、去六以为六爻】。
在进行广泛推演时，准备五十五根筹策，相应地去掉六根筹策，作为一卦含有六爻位置的代表。
其用四十有
九、【置一于前、以象太极】。真正使用的是四十九根筹策，从中取出一根筹策放置在占筮者面前，用以象征究竟真实之存在。
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
将此四十八根筹策任意分成上下两组，上面的一组象征上天，下面的一组象征下土；
从象征上天的一组中取出一根筹策放到上下两组中间，这样三部分象征上天、下土、中人的三才。
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於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
接下来，再以四根筹策为一个单位。将上面的一组除以四，得出余下的筹策合并到一块放在左边，用以象征闰月。
由于每五个回归年中有两个闰月，所以再将下面的一组同样除以四，得出余下的筹策合并到一块放在右边，用以象征第二个闰月。
做完上述步骤，左边的筹策和右边的筹策，以及放在上下两组中间的一根筹策，共计三个部分。把这三个部分的筹策合并到一个地方，即是一变完成。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乾卦的策数是二百一十六，即6×4×9＝216.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坤卦的策数是一百四十四，即6×4×6＝144.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
总数是三百六十，相当于地球在黄道一年运动的360度。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易经》上下两篇，共有六十四卦，其策数是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就相当于万物的数目了。即64卦，共计384爻。阳爻192个，阴爻192个。192×4×9+192×4×6＝11520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因此之故，要经过四次经营（分
二、挂
一、揲
四、归奇）才能形成《易经》的一爻。
经过十八次变化才能形成一卦。
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八个经卦代表初步的成就，由此引发而延伸出去，再按感触的类别扩展出去，天下可能取象的事物就全在里面了。
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
《易经》天地之道，使其功能与效应显得神妙无比，所以它不但可以用来应付各种需要，也可以用来助成神明的化育。
子曰：“ 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先生说：“了解变化的人，大概也会了解神明的作为吧！”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经》在四个方面展现了圣人之道：用在言语方面的人会推崇它的言辞、用在行动的方面的人会推崇它的变化、用在制作器物方面的人会推崇它的图像、用在卜筮方面的人会推崇它的占验。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
因此，君子准备有所作为、准备有所行动时，用言语去询问。它就会接受提问并且像回音一样地答复。不论远的、近的、幽隐的、艰深的，它都可以使人明白未来的状况。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於此？
不是天下最精微的智慧，谁能做到这些呢？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
夹杂着五组筹策相互的演变，交错综合相关的数字。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贯通其中的变化，于是形成天下的形态。推究其中的数字于是确定天下的现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於此？
不是天下最卓越的变化，谁能做到这些呢？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易经》的卦象没有思虑、没有作为、寂静不动的样子，一旦受到感应就能通达天下的道理。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於此？
不是天下最神妙的力量，谁能做到这些？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
《易经》这本书，是圣人用以探究深奥与研究几微的凭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由于深奥，所以它能贯通天下人的心意。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由于几微，所以它能成就天下人的功业。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由于神妙，所以它不匆忙却迅速反应，不行走却照样抵达。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先生说：“《易经》在四个方面展现了圣人之道”，说的就是这些。操作演示 大衍筮法 一定要记住
大衍之数=天地之数=55，55（天地之数）-6（爻位数）= 49，49-1（太极）=48.第 一 变
1、分二上天24 下土24
2、挂一上天24-中人1=23
3、揲四上天23/4=5···余数3，下土24/4=5···余数4，4、归奇 上天余数 3 中人 1 下土余数4 3+1+4=8 48（筹策数字）-8（奇数）=40（一变之余）第 二 变
1、分二上天20 下土20
2、挂一上天20-中人1=19
3、揲四上天19/4=4···余数3 下土20/4=4···余数4
4、归奇上天余数3 中人 1 下土余数4 3+1+4=8 40（一变之余）-8（奇数）=32（二变之余）第 三 变
1、分二上天16 下土16
2、挂一上天16-中人1=15
3、揲四上天15/4=3···余3 下土16/4=3···4
4、归奇 上天余数3 中人1 下土余数4 3+1+4=8 32（二变之余）-8（奇数）=24（三变之余）如上所述，四营为一变，三变为一爻。
一卦有6爻，按上面的方法一步步来便可以得出一个卦象。必须记住：
得一爻需要三变，每一变需要经过四次经营，即“分
二、挂
一、揲
四、归奇”，从第一爻至第六爻，都必须用48根筹策进行四营三变，一爻一爻的来，方能够得出一卦。四十九根筹策取出一根作为‘太极’，在推演时‘太极’这一根筹策不能动，代表“究竟真实之存在”
如上所述，每次变化后的余数就是：
4或8（我们将‘4’称为“少”；‘8’称为“多”）将“少”与“多”进行排列组合就会得到八种情况。因为2的3次幂就等于8.现在排列组合如下：
444就是老阳，48-4×3=36； 888就是老阴，48-8×3=24； 884、848、448就是少阳，48-20=28； 844、484、448就是少阴，48-16=32； 三变之余后得数字
36就是老阳数，在卦中阳爻变阴爻； 32就是少阴数，在卦中不变； 28就是少阳数，在卦中不变；
24就是老阴数，在卦中阴爻变阳爻。
（注：36、32、28、24分别除以4，可得9、8、7、6）此占筮方法可以求得阴阳老少出现概率的平衡：
老阳出现的概率是：8÷64＝0.125 即算1000次，老阳9会出现125次； 少阳出现的概率是：24÷64＝0.375 即算1000次，少阳7会出现375次； 少阳出现的概率是：24÷64＝0.375 即算1000次，少阴9会出现375次； 老阴出现的概率是：8÷64＝0.125 即算1000次，老阴6会出现125次；
8+24+24+8=64，与六十四卦的个数相等，由于占筮会出现变卦，因为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整体就会有64的2次幂等于4096种大的形势，24576个位置，足以回答人们所有的问题。小衍筮法
还有一种比较方便的方法，用于紧急的情况下去占筮，基本次序也是仿照大衍筮法，省略了一些程序叫做小衍筮法，笔者也全部写出，供读者学习。1.①准备55根筹策，减去6根筹策；
②从剩下49根筹策的取出1根筹策根横置在占筮者面前，作为“太极”； ③用余下的48根筹策占筮。2.①左手捧48根筹策底部； ②右手放在筹策中部； ③额头抵在筹策上部；
④默思所问之事情，令注意力专注，屏住呼吸，在心静息沉之际。3.①信手将48根筹策分成两组； ②左手象征地；
③右手象征天，放在桌子上； 4.①从右手象征天的部分，取出1根筹策；
②夹在左手小指之间。（这象征天、地、人三才。）5.①用2根筹策为一个单位，4个单位为一组，象征四季。
②即2×4=8,将左手象征地的部分除以8,余数为0～7,加上左手小指间夹的1根筹策，即可以得1或2 或3或4或5或6或7或8，作为下卦。6.①再将48根筹策合为一堆，②再如上面所述3—5的步骤，从而得出上卦。
7.《易经》是用来预测未来的，所以先画下卦，再画上卦逆推未来。8.先天易八卦图
乾天1, 兑泽2, 离火3, 震雷4, 巽风5, 坎水6, 艮山7, 坤地8，用所得的下卦、上卦数字，组成本卦，即占到的本卦。
本卦代表当前形势，至于要想知道未来趋势，要看之卦。如此还需要再进行一个程序，得到变爻。9.①用48根筹策，分为天、地两组； ②从右手地的部分，取出1根筹策
③夹在左手小指间，（象征天、地、人三才）； 10.①以2根筹策为一个单位，三个单位为一组，即2＊3=6;②将左手象征天的的部分除以6得余数0～5, ③加上左手小指间的1根筹策即得1或2或3或4或5或6，数字1对应初爻，数字2对应二爻，数字3对应三爻，数字4对应四爻，数字5对应五爻，数字6对应上爻。一卦有六爻，由下至上，分别为：
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上爻。占筮工具：
筹策55根，用长度25厘米的竹子制作即可； 占筮原则：
不诚不占、不义不占、不疑不占； 断卦原则：
不搞迷信、不给建议、不涉利益；
如何用《周易》解卦，古今学人多有论述，学者可参考朱熹《周易本义》所讲的解卦方法。至于能否占断准确，可以说是很准的。然对此，笔者不愿过多论述，断卦这种事要凭借对《周易》文本的理解程度，研究者占筮、断卦积累的经验，以及一时的灵感。一般说来，没有六七年的学习是掌握不了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 第6篇
老子《老子》;孔子“五经”
诸子百家
科技
天文
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十九年七闰
《甘石星经》
物理
《墨经》
文 学
《诗经》
屈原《离骚》;诸子散文
艺 术
《妇女凤鸟图》《御龙图》嵌错赏功宴乐铜壶、编钟
医 学
扁鹊与四诊法
教学建议
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 第7篇
出自《左传 僖公十五年》： 在秦晋韩原之战中，晋军大败，晋惠公被秦兵所俘获，晋大夫头发蓬乱下垂的拔帐随行。秦穆公劝说道，：“二三子何其担忧也!寡人准备请晋君去我秦国，岂敢太过分呢(这是表面上安慰晋国大夫等人的放话)?”晋大夫于是三拜稽首道：“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风。”实际上晋大夫这番话，是与秦穆公约誓，希望他说了话要算数。“下风”的意思就是你的诺言不仅天地共鉴，我们在下这些做臣子的也都听见了，希望你不要食言。“拜下风”原是谦恭卑怯的举止，后逐渐又演化成“甘拜下风”的成语，用为甘居下列的自谦词。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 第8篇
一、春秋战国时期主流的政治思想和法律表现
1、以孔孟为代表的德主刑辅思想, 主张伦理道德教化百姓, 通过礼乐教化加深对社会的依附感。
子曰:“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提出免除刑罚、免除暴力、避免过分虐杀的政治主张。孔子提出的德治的具体方法有: (1) 注重教化的熏陶, 刑罚的处罚次之; (2) 反对过分的榨取民众的权力, 主张“使民也义”; (3) 以身作则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子曰:“其耻,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4) 荐举优秀贤良的人才;孔子这种以德治国的儒家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民从内心树立起主人翁的责任意识, 便于国君管理国家。但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动荡的群雄争霸的特殊时期, 各个诸侯国的君主都想将权力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实现统一的局面。因此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不能为各诸侯国君王提供一种强权的统治工具, 相反却消减了帝王的需求, 这种治国思想适用于统一后的和平年代。
2、以荀子为代表的“礼法并重”的治国思想。
孔孟之后的荀子, 继承了儒家的注重礼的传统思想, 承上启下的开拓了适合当时实时环境下的法治思想。荀子认为治理国家单纯的依靠礼来约束人的行为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社会, 治理国家要“导之以道, 禁之以刑”“听证之大分, 以善至者, 待之以礼;以不善之者, 待之以刑”, 这种治理国家, 既要考虑到重视法律也要坚固传统的伦理道德。荀子的思想在继孔孟之后对法治的重视程度有了一定的提高, 但比较来看, 礼仍然是首先要考虑的。
3、以商鞅为代表的“法治”思想。
“一断于法”的提出标志着春秋战国时代进入了法治的进程。《定分》:“法令者, 民之命也, 为治之本也, 所以备民也”。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分工现象, 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 出现了资产积聚在少数人手中, 拥有对商品等的所有权, 如果没有一项规则制度来确定所有权制度就会出现“令奸恶大起, 人主夺威势, 亡国灭社稷之道也”。初看起来, 商鞅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确对社会的治理提供了一套高效的法律制度, 但深入的思考就会发现这种忽略人民基本权利保护的法律, 依靠它来治理社会只能够更加加强君主专制的统治, 在法治的进程中对民主的发展并无推进作用。因此这种社会的实践虽然已经重视到法律在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 但却忽视了人作为国家基本成员所享有的基本权利。
4、韩非兼取“势、术、法”三家之长, 加速法治的进程。
提出只有将法律统一才能够将社会稳固和轻罪重罚的指导思想。韩非子在法治的进程中提出“法之所加, 知者弗能辞, 勇者弗敢争, 刑过不必大臣, 赏善不遗匹夫”这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 这是对严刑重罚的有力补充, 推进了法治民主的进程。
二、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多种法律理论的经济因素
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会群雄争霸, 因为这一时期正处于由奴隶制社会转向封建制社会时期。一种社会制度的变迁必然会引起人们内心占有掠夺的天性。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 社会分工必然导致资产的重新分配,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导致剥削方式的产生, 却而代之奴隶对奴隶主的依附关系。弱者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强者通过剥削弱者来实现新的社会分工。这些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必然条件。《管子·轻重甲》篇中“聚佣而煮盐”可以看出在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中已经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
当然, 在春秋战国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并非是偶然现象, 当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财富过于集中时, 交换彼此手中的权力就更适应社会的发展趋向, 这些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经济的发展, 必然需要选择出一种一般等价物作为支付的标准, 随着大宗交易的频繁, 黄金在春秋战国时期所谓一种货币形式通行于各地。资产的过分集中, 为了活跃整个市场经济, 部分资产的拥有人就需要将其财产以借贷的方式重新投入市场, 完成市场的再次良性分配。这些新兴的生产关系必然需要一种新的约束规则去加以规范, 如果仍然适用于孔孟提倡的依靠伦理来约束人的行为, 那就会出现无所依靠的现状, 因为这些新的生产关系是儒家思想中所没有存在的。因此相关法律的提出就很重要。
三、春秋战国时期应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在法治方面的创新
为了应对社会制度的变迁,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系列迎合新环境的法律制度。动荡的社会, 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标准适用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成文法的公布解了燃眉之急。成文法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诞生不仅给当时的社会民生带来新的变革, 同时也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法经》, 其体例和内容, 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后世历朝历代的法典皆继承和延续了《法经》并在其基础上发展。虽然孔子等反对晋国公布成文法, 认为成文法的公布将贵族和庶民不分等级, 会出现无“礼”的秩序, 违背了基本的礼法制度。出现礼崩乐坏的现象, 是社会失去原本统一的节制。尽管儒家思想统治千年, 但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转型期, 如果仍然坚守儒家思想治理国家, 无法满足社会的要求。成文法公布标志着法律的统一适用, 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推上了法治的进程, 是法治发展的质的飞跃。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君主为了肃清国内的秩序和管理君臣, 也提出了一系列适用于当时实际情况的具有特色性的法律。比如:被庐之法 (治理官员的法律) 、仆区之法 (窝藏按照偷盗罪处罚) 、茅门之法 (树立法律的威严) 。这些都是所提出的适应这一特殊时期的法律。
在立法思想中, 体现出了刑无等级、轻罪重罚、事断于法的指导思想, 将法治推向正规的进程。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罪名适用于当时的环境下, 如:降敌匿奸罪、弃灰于道罪、非法留宿罪、人人不善最、殿上犯禁罪和一些列的刑罚:鞭刑、罐耳刑、刖刑、族刑、赎刑等与时俱进的刑罚制度。这些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特殊的法律制度, 也是为了适应这个特殊的时期所适用的法律。
四、结语
从整个中华法系的发展过程中,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无疑是一个转折点, 它对法治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虽然在探索如何完善法律制度的道路上出现了很多不同阶段的发展, 但都对法治起到了良性的推动, 为后世的法律制度的完善做下铺垫。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群雄争霸诸侯混战造成社会动荡, 急需适时的法律来约束社会的秩序。不同的政治主张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导致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不能机械的继承先前的法律制度, 各个流派的政治思想主张不同程度的促进法律的发展和完善, 为后世的法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春秋战国时期,法律制度,政治思想,经济因素
参考文献
[1]王立民.中国法制史参考资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刘开兵.春秋战国时期“法治”、“德治”思想探析[D].南京:河海大学文学院, 2004.
春秋时期的两性关系 第9篇
夏姬原是郑穆公的女儿，后嫁给陈国的夏御叔，生下一个儿子，叫夏征舒。夏御叔死后，夏姬同时与陈灵公、孔宁、仪行父君臣三人保持着情人关系。陈灵公经常穿着夏姬的内衣在朝廷上炫耀，还公然邀请大臣孔宁、仪行父一起到夏姬家喝酒、鬼混。三人喝了酒就更肆无忌惮，陈灵公对孔宁、仪行父说：“我看夏征舒这小子长得很像你们啊。”孔宁与仪行父则说：“我看他长得也像您啊。”说完三人哄然大笑。夏征舒已经成年，听到谈话，感觉受到了莫大羞辱，就在三人喝完酒离去时射杀了陈灵公。孔宁与仪行父赶紧逃跑，才免于一死。射杀了陈灵公后，夏征舒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篡夺了陈国的政权，自立为陈侯。这便是陈国历史上有名的“夏征舒之乱”。
楚庄王以平乱为由出兵，很快又把夏征舒杀了。楚庄王杀了夏征舒，但没杀夏姬，不但没杀，他自己也被夏姬迷得神魂颠倒，甚至要娶夏姬。但楚国大臣申公巫臣劝阻了楚庄王，说夏姬是祸水，跟她有瓜葛的男人都会倒霉；再者，大王您要追求仁德，而不是追求女色，“贪色为淫，淫为大罚”。听了这一番劝谏，楚庄王放弃了夏姬。随后，楚国大司马子反又要娶夏姬，申公巫臣再次劝阻，后楚庄王将夏姬赐给一位作战勇猛的军官连尹襄老。但“跟夏姬有瓜葛的男人都倒霉”的判断，像魔咒般跟随着这位风流美丽的女人。不久，尹襄老也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战死，连尸体都被晋国抢了去——夏姬又一次成了寡妇。
成为寡妇的夏姬被楚庄王派人送回了郑国。不久，申公巫臣借出使齐国的方便，绕道郑国，在驿站馆舍中与夏姬相会、成亲。随后让副使回楚国复命，自己则带着夏姬私奔到了晋国。私奔之事惊动楚国上下，楚国大司马子反更是醋意大发，下令将巫臣的家族成员一网打尽。申公巫臣发下毒誓，要报复子反。他报复的手段是让晋国帮助吴国发展军事，吴国的军事实力由此大增。晋、吴两国对楚国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夏姬，这个女人居然能对“国际局势”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这恐怕是她自己都不曾想到的。对于夏姬“性开放”引发的恶果，晋国叔向的母亲作过经典的概括：“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可无惩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是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灵”是申公巫臣的字，子灵的妻子害死三个大夫、一位国君、一个儿子，并且导致一个国家（陈国）灭亡，这么严重的恶果，难道还不值得充分警醒吗？
“万恶淫为首”，混乱的两性关系常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道理在今天也并不过时，现在查出的很多贪官，他们之所以走上腐败道路，原因不也经常是“没经受得住金钱和女色的诱惑”吗？我们当然不能把贪官腐败的责任全推到女人的身上，就像不能把陈灵公、夏征舒等人的悲剧全推到夏姬身上，但我们不得不说，人类在性事上的作为确实是很多恶性事件的重要诱因。
夏姬之外，齐国美女文姜也是春秋时期两性关系混乱的代表。文姜是齐襄公的妹妹，她还没出嫁时就与哥哥（当时齐襄公还在做世子）通奸，后来嫁到了鲁国，成了鲁桓公的夫人。文姜嫁到鲁国十五年后，齐襄公向周天子的妹妹求婚。按照周朝礼法，齐国要邀请跟周天子同姓的诸侯国君来为齐襄公主持婚礼，鲁桓公由此成了为齐襄公主持婚礼的人。文姜听到消息后，非要跟丈夫一起回齐国，这本来就不合“春秋礼法”，可鲁桓公架不住耳边的唠叨，答应了文姜的请求。更荒唐的是，回到齐国后，文姜和齐襄公旧情复燃，再次通奸、乱伦。鲁桓公非常恼火，痛骂了妻子。不料，文姜向兄长兼情人的齐襄公告了自己丈夫一状。为了掩饰丑闻，齐襄公设宴款待鲁桓公，同时交待公子彭生在送鲁桓公回驿馆的路上将其杀死。果然，彭生送鲁桓公回驿站，在车内猛力拉折了鲁桓公的肋骨，鲁桓公一命呜呼——一桩兄妹通奸的乱伦丑闻最后发展成了一起谋杀案，而被谋杀的主角竟然是堂堂鲁国国君。
乱伦丑闻曝光后，文姜自己也异常羞愧。鲁桓公死后，鲁庄公即位，鲁庄公即文姜的大儿子。鲁庄公虽知父亲是被母亲和舅舅合伙害死的，但他也拿这个风流的老妈没办法。顾及孝道，他还得派人去接文姜回鲁国。但文姜羞于回鲁国见儿子，她在车子走到齐国和鲁国交界时感叹道：“这里既不是鲁国，也不是齐国，我该在此安身啊！”并派人回复鲁庄公说：“我性爱闲适，不愿意回宫。如果非要我回宫，除非我死之后。”于是，鲁庄公只好在祝邱为母亲建馆舍。从此，文姜就来往于禚和祝邱之间，直到终老。
在一个变革时期，社会上原来的清规戒律松动了，人们在经受心灵焦虑的同时，也获得了行为上的自由和观念上的解放。有多种多样的行为模式可供人们选择，至于怎么选，就看每个人的思想境界和智力水平了。大多数人的思想境界和智力水平其实都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转型时代，他们没有坚定的价值观和充分的定力，难免会被时代裹挟。人们随大流，“跟着感觉走”，很容易摇摆，也很容易成为权力、金钱和情欲的奴隶。如此，一批又一批的人在社会转型时“跌跤”甚至“流血”，也就不足为奇了。但看官如果就此认定春秋时期的两性关系极其混乱，那恐怕也是有些武断的。史书上还记载了一些别样的事例，可窥探到当时两性关系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