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范文(精选12篇)
北京城市 第1篇
北京的物流现状
物流“围城”的尴尬
城里人的吃、穿、住、用、行所需物资都是物流人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运往城里的, 物流是保障、维系城市正常运转的关键。据统计, 北京市2010年的总货运量已近3亿吨, 而其中80%的货是进城的。车辆从不同的方向将货物运到北京, 第一道关便是进不去城, 因为北京市五环以内凡是有路的地方都设立了醒目的大货车禁行标志, 车辆只能屯集在五环以外或更远的地方。但城里人的生活和工作是要正常进行的, 城里人急需的物资便只好按城市管理部门规定的车型、路线、时间慢慢地实施物流的城市配送、分拨和中转。大货车是被拦住了, 但大货车换成小货车、一车货分成几辆车甚至十几辆车往城里运, 同样的货物, 通过增加车次、增加市区车流量的方式实行配送, 这是一种很不科学的管理举措。也许城市管理者的初衷是想减轻城市交通的压力, 但效果适得其反, 车辆的增加使得道路拥堵形势愈演愈烈, 导致配送效率也越来越低。
由于囤货点远离市区, 城市配送车辆往返的次数减少, 原先一天能跑三、四趟, 现在只能跑两趟甚至一趟。而客户的需求越来越高, 货车在市区的运营速度越来越慢, 物流服务商为了满足客户需求, 只能靠增加车辆共同去挤这有限的道路和有限的时间, 导致物流配送难度越来越大, 成本越来越高, 送达及时率很难满足客户的要求。“最后一公里”成了城市物流的肠梗阻。
城市资源分配失衡
城里的车辆在不断增加。截止2011年4月底, 北京市机动车数量为490万辆, 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净增了50万辆, 加上难以计数的外地进京车辆, 北京市成了小汽车的王国, 将面积为1368平方公里的城区围了个水泄不通。北京堵车的独特风景令初到北京的人惊讶, 也令常驻北京的人烦恼, 更令开车的司机犯愁。
北京的城市资源分配失衡, 存在着“重人流”、“轻物流”现象。具体表现在物流车位的严重稀缺和客货车辆限行、限停差异等方面。北京等城市为公交车大客车设置了专用车道, 意在方便市民出行和减少小汽车的流量, 但相当多的有车一族不听那一套, 有车了谁还愿去挤公交?小车照跑不误。管理者又想了新办法:限号行驶。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一些人就买第二辆车对付。
而比人流量更大的物流车辆通道, 至少现在在一些城市管理者看来是根本没有增设的必要。我们还很难在城市中看到物流车的停车位, 配送车辆进得来却停不下, 因为没有停靠权。之前, 城里有一句响亮的口号“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人民管”。上半句说对了, 下半句就不灵了, 城市管理者给物流人出了一道不小的难题。为了缓解越来越大的配送压力, 一些人只好客货混装, 将中巴车贴上深色的玻璃膜, 客车载货, 偷偷地进城, 好像是城里的“地下党”。
城市结构不合理
城里人多, 北京市目前常驻人口已增至1961万 (含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 , 流动人口超过了1亿。北京的本地人口和外来及流动人口的比例是1:16, 是全国外来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经分析, 城市人大致分为三部分, 一部分人在服务城市, 一部分人在管理城市, 一部分人在享受城市。物流人属于第一部分。
北京在迅速的扩大, 居民楼不断地外延, 但购物中心依然盘踞在城市的核心地段。物流人把货物从五环外配送到市中心的超市, 然后住在四、五环边上的人再开车赶到市中心购物, 把货再拉回来, 造成相互徒劳往返, 这就是典型的“折腾”。
北京的马路年年扩建, 但车辆天天递增, 修多少路才够用?周长32公里的二环路、48公里的三环路、65公里的四环路和98公里的五环路全成了流动的停车场。今年4月1日傍晚, 在金台饭店参加中国先进物流企业颁奖大会的几位老总结伴到位于东四环的和众集团驻地, 十几公里的路程硬是走了三个多小时, 真让这些外地老总们开了眼界, 一位陕西的同行感慨地说:北京可不能再来了。
要想减轻城市的交通压力, 科学、合理的城市布局至关重要, 城市的购物、医疗、教育、娱乐、休闲等服务设施要按居民的居住分布情况统筹、兼顾发展, 对城市的未来发展要有预见性和前瞻性, 从目前的情况看, 只要城市的购物中心点不变, 修多少环城路也没用。
农超对接的物流缺失
实施“农超对接”是政府关爱民生的时髦话题, 北京市周围原来的菜地“种”满了钢筋混凝土森林, 菜园子越种越远, 现在种到了河北、山东、河南或更远的地方。时令和差季蔬菜、瓜果, 不同季节来自不同的省份。春节的蔬菜主要来自南方和山东及附近的大棚菜, 春节过后以四川、广西、云南菜为主, 78月份来自河北的坝上、内蒙和东三省地区, 可以说现在全国都是北京的菜地。据统计, 每天由外地进京的蔬菜不少于两万吨, 去年, 仅新发地一家蔬菜市场的交易量就达78亿公斤。北京市人口越聚越多, 蔬菜需求量越来越大, 但蔬菜供需链条并不完整,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种菜的不知道该种什么。在种植品种选择上存在着盲目性, 只凭判断和老经验, 或跟风随大流, 别人种啥跟着种啥, 因品种过度集中, 差异化小, 导致市场的菜品稀缺或过剩。
二是不知道种多少。全国菜农之间组织化程度低, 缺少相互沟通, 有的地方政府图政绩, 靠拍脑门搞什么“大棚县”或“蔬菜走廊”, 导致种植面积不稳定, 产量、供需不协调。
三是掌控不了销售价格。政府政策变动、自然灾害及菜贩子囤积、油价上涨等综合因素都可以导致蔬菜价格大起大落。菜农大赔、大赚亦是常事, 但赚钱后的狂热和赔钱后的低迷导致市场越来越难预测。
四是流通环节信息不畅。全凭菜贩子主导市场, 菜贩子是什么赚钱倒腾什么, 一不赚钱立马撒手, 随意性大。如今年春节期间, 山东的菜农一公斤彩椒采摘价格1.7元, 到了北京的超市一公斤标价22元。可同是一个地方, 满地的芹菜几分钱一斤都卖不出去。
五是城里人不知道菜园子里种什么, 只能是超市里有什么就买什么, 异口同声地喊买菜贵、菜贵坑民, 另一边却是菜农喊卖菜难、菜贱伤农, 形成了一对鲜明的矛盾, 搞得政府很没面子。
菜园子、菜贩子、菜篮子之间缺少物流这条线, 这条线应该在生产初端和消费者之间发挥主导作用。
垃圾包围城市
城市环保总离不开垃圾这个话题, 据报道, 北京市每天生产垃圾5000吨以上, 还有很多垃圾去向不明难以统计, 如拆迁垃圾就地掩埋、厨余垃圾进下水道、市郊垃圾随地焚烧等等。即便按这个数字亦是不小了, 如全部掩埋每天需要蚕食1666平方米耕地 (按深度3米计算) , 这个帐不敢再算下去。
据餐馆厨师介绍, 一斤叶类蔬菜下锅前仅剩七两左右, 其余三成是垃圾;活猪、牛、羊及鸡鸭运到北京屠宰, 其中净肉 (含内脏) 和毛皮、骨血、粪便比例是各占一半, 也就是说公路满载行驶的运菜车辆有相当一部分是往北京运垃圾, 且这些垃圾还要由环卫工人运出来, 一来一往要增加多少无效益劳动?
每逢过年过节, 物流人忙着送货, 满街的人忙着采购, 节后, 不论多高档的礼品盒、包装盒全变成了垃圾。家具包装、电器包装、一次性纸杯、一次性筷子等等。城外一片片树木倒下去, 城里一车车垃圾运出来, 从某个角度讲, 我们的生活是奢侈的, 浪费是惊人的。因此, 垃圾的回收、加工、循环利用是实现环保的关键。
北京的物流突围之策
唤醒环保意识
实现城市绿色、低碳、环保物流, 物流企业应首当其冲, 率先遵守国家节能减排的各项规定。从我做起, 坚持使用排放达标车辆, 合理装载、科学选择运营路线, 充分利用车辆货箱和仓库空间, 循环使用包装材料。坚持节约能源、节约土地;坚持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坚持当前效益与长远效益兼顾;坚持与道路和谐、与城市和谐、与人和谐的原则, 自律、自尊, 以实际行动影响同行业、制造商、经销商和广大市民的环保意识, 共同打造一个和谐的物流运作环境。
物流服务精益化
城市物流应围绕城市化建设和市民生活改善需求发展, 其核心是保障居民的舒适性、安全性和便捷性。提高服务水平、实施精益化服务是发展城市物流的必举之策。一是实现物流服务商与生产制造、商贸流通、城市管理等行业的有机结合, 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和物资的重复流动;二是各物流企业实施集约化运营, 采取联合、联手配送办法, 充分提高车辆实载率, 尽量避免车辆相互空驶。三是建议打造一个由政府支持、物流企业联合实施的公共信息平台, 掌控货物空仓和爆仓, 指导、协调城市物流综合发展、良性运作。
打造绿色物流走廊
一是在蔬菜及食品生产地与城市的超市之间打造若干条绿色物流走廊, 实施快速、准确、安全的食品物流运输。二是在蔬菜、肉类和乳业的生产源头建立若干物流加工基地, 从事蔬菜加工、屠宰、速冻、保鲜等, 实施净菜、净肉进城, 将冷链、恒温技术融入整个物流服务环节, 保证食品安全、提高物流效率、减少垃圾进城。三是实施公路与铁路、航空、水运无间隙接驳, 实现货物快速中转。将各地的农牧产品、时鲜蔬菜、果品与北京的餐桌联系起来需要多种运输方式联合运作。
理性选择城市发展之路
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是一个综合学科, 有着深奥的内涵;城市绿色、低碳、环保物流是一门现代话题, 需要各行业细化的分工和紧密的配合。目前需要解决的是大量的城市配送需求和道路交通管制的矛盾、人流与物流地位待遇不统一的矛盾。城市是物流的载体, 需要建立一个机动车进出城的综合枢纽调度中心, 负责人流、物流各种交通工具的调度接驳, 建立畅通的信息服务指挥平台, 实现数字交通、智能交通和绿色物流设想。从未来讲, 科学、合理的城市布局、在北京周边设立若干卫星城区、适当控制机动车数量增长是城市发展中长期的理性选择。
让废旧物资成为“蓝海”
从城市垃圾整体情况分析, 不可回收的厨余和渣土垃圾约占37%, 其余是可以回收、加工再利用的, 目前, 北京市仅有18处垃圾处理厂, 这远远不能应付每天产生的垃圾数量。
物流企业在从事城市配送的同时, 可延伸逆向物流服务环节。一是设立专门机构收购废旧家电、包装材料和其他废旧物资, 利用车辆回程将其捎出城外, 实施分拣、加工循环利用。二是购置专用车辆和设备从事厨余垃圾加工, 将宾馆、饭店大量的剩饭剩菜脱水、发酵、烘干, 制成颗粒肥料还原农田。三是与生产商和销售商联合, 实施返修商品原路回流。
此举益处有三:一是可充分利用车辆回程空驶, 减少尾气排放和市区车流量。二是可减轻环卫工人压力, 及时净化市区环境。三是可促使废旧物资变废为宝, 再生利用, 并直接增加物流企业的经营收益。
因此, 请政府给予有积极性的物流企业必要的支持, 如办理经营许可证, 给以土地、设备、资金等政策优惠。物资回收、垃圾处理是物流业的“蓝海”, 属朝阳产业, 有着广泛的发展前景。
北京城市认识实习 第2篇
专业:城市规划班级:0809071班 姓名:韩婷学号:080907108
城市认识实习报告
实习时间:2011年7月3日至7月17日
实习地点: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天安门广场,国家大剧院,后海,前门大街等。
实习目的:通过城市认识实习巩固和深化所学的理论知识及为后继学习累计感性认识。城市规划专业城市认识实习安排在本学期的最后两周,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具有代表性城市热点问题的实地考察和专项调查,获得城市规划的感性认识,进一步加深对城市规划理论的理解。通过对城市的认识,应该全面体会城市规划的主要原理和主要思想在城市实际中的运用。
实习带队老师:刘英、张晓阳、朱丽娟、王峰玉
前言:
2010年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使生活更美好”。的确,感性地说,城市承载了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与梦想。
学习城市规划这个专业已经三年,但是对于城市与建筑的概念还是局限于书本和身边事物。今年暑假实习,学校给了我们一个为期两周的城市认知实习给予了我们一个“走出去”的机会。在朱丽娟老师、刘英老师、王峰玉老师、张晓阳老师等的带领下,采用实地观察与现场讲解、讨论的形式,通过对北京的典型城市空间和标志性建筑的实地考察、写生和认知,增强了我们将书本知识和城市发展建设实践结合在一起的能力,让我们大致了解一个城市发展的脉络、城市用地布局与空间结构、城市优秀地段和建筑空间的尺度和形式,让我们认识到评价一个城市不仅要学习它的成功之处,也要发现它的失败之处,汲取经验教训,完善自身的只是体系。
时间虽短,感触颇多,遂整理成报告,以作总结。
正文:
古老冷峻的城墙,巍峨的殿宇,宽敞的街道,来来往往的车辆,络绎不绝的人流,林立高楼象梦一般展现在视线里,一根根石柱,一片片石瓦,一块块石砖,圆明园的残痕断臂留在记忆深处,这就是小时候匆匆游览北京时印象。那时的我,也只是以一个普通游客的眼光去模糊认识这个作为我国首都的城市。
自从上了大学,并开始学习城市规划专业以后,一直很想再去看看这个大城市,再从专业的角度去看看这个城市,在去北京之前实习之前,我也在网络上搜集了很多关于北京的规划、建筑方面的资料,了解了很多各方面专业的评论和看法。
这次北京给我的印象和小时候完全不同。现在的北京最大特点就是努力地没有特点。存在的问题都是老问题,这其中最大的恐怕就是:作为历史悠久的首都,古典的城市味道已经丧失怠尽了。普遍的街道、角落,是和其他大中城市一样的风貌,甚至还不如某些城市做得好。新旧混杂,不同风格的建筑不和谐的林立在市区。古典的保护,大都是点式的,缺乏面,缺乏整体系统的配合,似乎是因为追求快速的现代化、国际化。在土地稀缺的今天,古城墙被毁坏到只留不足五米的一段,与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相对的是安德鲁巨蛋国家剧院。
一、古典的保护。
在百度等搜索引擎中搜索保护四合院,以类似的关键词去搜索,结果正如标题所示,北京,拆那。
这些年来,旧城改造热火朝天,成绩不俗,不少居民的确住上新房,改善了居住条件。
但是这并不是什么“改造”,而是大片四合院、历史街区胡同整个拆除、推倒重来。大拆之下,不少本非危房,实为可改造利用的旧房四合院,甚至有些名人故居、有价值的历史街区也都成片拆光。保护的呼吁声抵挡不住推土机的轰鸣声。这样拆下去,古都风貌除了故宫以外都将荡然无存。
我特意到后海附近的胡同和四合院逛了逛,这里可以说是北京胡同最聚集的地方,然而放眼望去看到的却是堆积在地上的水泥沙石,在胡同墙边忙着重新修葺新的旧胡同的工人,老建筑拆一个就少一个,新的假古董根本无法代替,新的旧胡同已经没有了岁月流逝所留下的痕迹。由于赋予旧城难以承受的过多的所谓现代化功能,不得不以牺牲历史文化名城文化遗产为代价,以旧城改造为名大拆大建,许多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遗产如北京民居四合院街区不但未得到认真有效的保护,反而遭到较大的破坏。而新建筑虽建得也不少,但由于见缝插针式的零散布局,难以形成成片成街的新气候。新的不新,旧的更旧,致使城市总体形象十分杂乱,毫无特色。
与胡同相比,城墙的拆除更令人扼腕。我在今年清明节的时候去了西安旅游。西安的城墙保护的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参照西安的城墙,试想如果北京的内城城墙能够保存至今会是什么壮观的景象,也就是现在的地铁环线被雄伟宽大的明城墙所围绕。借用梁思成老先生的想像图,“城墙上面面积宽敞,可以布置花池,栽种花草,安设公园椅,每隔若干距离的敌台上可建凉亭,供人游息。由城墙或城楼上俯视护城河与郊外平原,远望西山远景或禁城宫殿,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三十九点七五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北京市的城墙一定会大大阻碍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但是我相信如果能够保留下来,一定会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现在的各位城市规划大师一定会用巧妙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
二、保护性城市设计
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中,我们看到,北京现在的旧城建设已开始就一个地区或地段应用城市设计的方法来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大栅栏及前门地区的改造保护规划进行了国际竞赛方案投标,尽管网络上依旧有很多人批判大栅栏地区的规划,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相比其他旧城区的改造,大栅栏地区的改造的确是非常成功的。
我相信只要理清做好保护性城市设计的思路,以整体协同的观念在城市设计中慎重处理新老建筑的关系、文化与功能的关系、建筑形象与空间环境的关系,把城市构成诸要素统一协调,共同凸显该街区城市设计的主题。
在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建筑文化遗产方面,北京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代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于旧城保护主旨来说,我认为应该尤其注重北京古都文化精神的灌注,亦如京剧的“京韵”、“京味”,与新区形成对比强烈的文化风貌反差,突出其鲜明的特色。对于旧城区的城市设计来说,特别是不应该随意改变或破坏旧城原有的形态格局和城市空间环境氛围,包括体量、高度、空间尺度等控制要素。要避免过分强调现代功能要求的满足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强制性地开路拓宽,盲目追求壮观气派。“中国不能成为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正如吴良镛院士所说,我们现在的危机在于,在西方往往只是书本、杂志或展览会上的畸形建筑,现在竟然在我国一个又一个的盖起来了。随着建筑史这短暂的一页翻过去,它们将成为时代的“伤疤”,成为北京的“伤疤”,永远记录下我们的“伤痛”。
三、文脉承续与创新
北京既是历史文化名城又要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两者到底怎样结合,实际上也是一个新旧如何协调统一,如何处理好新旧关系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先读懂旧城这部历史巨著,一个四合院,一条胡同,有多少说不完的故事,藏有多少深沉的历史信息。要广为调研,深入挖掘,而且还须有相当的人文历史艺术修养和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情感。
首都的现代建筑理应有京味的文脉继承,当然也要有时代的创新。新建筑在北京不同的地段对文脉承续与创新应有不同的要求,其担负的艺术任务也相应有所区别。在二环路以内旧城,越接近旧城核心,其传统文脉影响越强烈,这些地段的新建筑在维护古都风貌上应有更多的配角意识,要表现出对传统建筑文化更多的谦恭与尊重。要更多地考虑与老城区传统建筑风貌的协调。在格调上传统文化精神和传统意味应更浓厚一些。而不应当使新建筑在旧城核心过于强调突出自己,搞更多的所谓强烈对比的创新。
文脉承续不全在形式上,更多是在内涵神韵上,体现中国气派与精神。包括空间序列,数字关系,韵味氛围以及设计原理原则的提炼等多方面,形式是可以多样化的,包括可以尝试采用所谓“新古典主义”手法,我认为中国美术馆就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例子。那些力求淡化文脉传承,外在形式全面创新的现代化创作的探索应该规划到三环路以外去,新建筑尽可以在新区进行对未来建筑的大胆创造。但是纵观国内建筑设计史和国外建筑设计史,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区,新建筑无论怎样探索创造仍然有个文脉问题,只不过表现形态、内涵与文脉联系的方式及强度有所变化而已。建筑在本质上是有地域性、民族性和文化性的,完全照搬舶来品风格并不是时代性的表现。北京应当成为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建筑风格的大舞台,而不是变成制造建筑游戏的冒险乐园。
北京城市之美 第3篇
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来感受“北京之美”,画家通过画笔、导演通过摄像机、音乐家通过旋律……那么作为一个建筑师呢?每天看着我们身边的这座城市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一幢幢新建筑拔地而起,一条条街道展露出新鲜的面貌,毋庸置疑这些建筑,就是北京之美的最佳展示。
仅仅一个CBD便足以让我们引以为豪,那里是国际大师建筑作品的展廊,每一栋作品都值得我们回味:位于银泰中心顶层的酒店,是足以俯瞰北京的空中大堂;新光天地令人称赞的顶级品牌旗舰店一条街、世贸天阶250米长的壮阔天幕带给人们一种全新的商业体验,未来的国贸三期,将刷新北京历史新高!不得不说,城市确实是因为这些建筑而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然而,单纯的一栋建筑多么壮丽并不能代表北京之美。北京之美,北京城市之美,北京建筑之美,是美在和谐。新与旧的和谐、中与西的和谐、人与建筑的和谐、环境与建筑的和谐。
古老的建筑一直焕发着永恒的魅力,崇山峻岭间蜿蜒的长城、庄严肃穆的天坛、山水生动的颐和园、皇家气派的故宫、人文气息浓郁的国子监以及安静悠远的北京胡同,每一样拿出去都可以成为北京的LOGO。但是,北京拥有的,远远不止这些,北京以博大的胸怀、兼容天下的气度、拥有了更多数得出名的现代建筑。
2007年评选的世界十大建筑,北京坐拥三席,世界上知名的建筑设计机构,在北京几乎都找得出他们的作品。北京,几乎成了每一个建筑学子一生都享用不尽的建筑博物馆,这是怎样的一种气度和胸怀!于是我们看到了,天安门边上那颗沉静于水中的明珠——国家大剧院;古老的北京饭店与东方广场相映成趣;挑战最高难度建筑形式的中央电视台新址;鸟巢和水立方为世人奉上令人叹为观止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比赛场馆。
北京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正以大地为书、建筑为笔,书写着美好的未来。当然,北京并没有仅仅关注建设,它更关注环境、关注自然。奥运公园的规划设计中绿色先行,从此北京城拥有了一颗硕大无比的绿肺,昆玉河的水越来越清亮起来,而首钢的搬迁,不仅刷亮了北京的天空,也使得京西成为又一个宜居的大花园。
北京城市中轴线初探 第4篇
轴线是人类审美最原初的一种认知, 对事物对称美的追求。勒·柯布西耶 (Le-Corbusier) 在《走向新建筑》中研究了轴线的重要性:“轴线 (Axis) 、圆形、直角都是几何真理, 都是我们眼睛能够量度和认识的印象, 否则就是偶然的、不正常的、任意的。几何学是人类的语言。”因此, 轴线在城市规划设计的影响中意义十分重大, 轴线是一座城市的秩序维持者, 具有极强的导向性。北京城市的总体规划发展是以中轴线为基础展开, 城市建设伊始就按照中国古代《考工记》的理想城市形态而演变发展至今。在当下, 北京中轴线的现状格局存在诸多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 仍需要对中轴线为主导的北京城市整体风貌进行科学深入的研究。
1 北京中轴线的基本概述
1.1 历史沿革
北京的城市中轴线大体分为:元明清—民国—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阶段。
元朝1267年, 首先在积水潭东北岸 (今鼓楼处) 确定为全国的几何中心, 设立中心台, 建中心阁。由中心台向南引一条正南正北的直线, 确立为全城的中轴线。
明朝北京城的中轴线沿袭了元大都的中轴线基础, 向南北两个方向进行了延伸。城市整体的纵深感增强, 空间序列更加丰富。
清代沿用明朝轴线格局, 并未做较大改变。对城楼建筑的名称做了部分更改。
民国时期北京中轴线发生了较大改变, 以“保护, 为我所用”为发展原则。1) 先农坛北部、西部成为工厂街市, 一半以上坛墙被拆除, 天坛南墙也被拆除, 两坛之间的天街两侧形成了天桥平民市场和简陋居住区, 为了铺设电车轨道拆除了天桥;2) 正阳门被改造, 瓮城被拆除, 正阳桥也被改造;3) 中华门内千步廊和天安门内皇城墙被拆除, 中央公园向市民开放, 并改名为中山公园, 增设了太庙南门, 东、西、北三面皇城墙全部被拆除, 地安门被孤立;4) 地安门至鼓楼前大街面貌全部更新;5) 紫禁城南部开放为古物陈列所, 成立故宫博物院。
对中轴线上古建筑的修缮和保护, 体现了这条历史轴线在城市的地位依然重要;适当的改造并没有削弱它的重要性, 现代交通的发展又起到了发展、加强中轴线的作用。
1.2 形成原因
北京中轴线的形成原因与历代建都居天下之中的原则相一致。自古以来, 从都城选址到城市建设来看, 一直受“择中”观念的支配。战国末年《吕氏春秋·慎势》记载:“古之王者, 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择国之中而立宫, 择宫之中而立庙”。这种择中统治的思想一直为统治者重视和继承, 成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指导思想和设计理论, 由大到小, 由外到内, 层层相套, 形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一种构图模式。
通过中华文明的天文地理概念, 歌咏北京是天下的中心, 大地的轴心, 上应天轴。古人认为北辰是天的中心, 固定不动为天轴, 众星围绕它运行, 北京上应天象以象天极 (即天轴) , 成为大地中心。北京在下则为地轴, 地轴源于天轴的概念, 天轴是古人假想的贯穿于宇宙的中轴。古人按照天轴的概念为大地设想了一根地轴, 它贯穿南北 (子午线) , 北京地处北极, 位于地轴的顶端, 如北极星一样固定不动, 天下山川皆绕着北京而布局。
“中国”一词就含有“中央之国”的意义。《周礼·大司徒》提出选择王城要建在“地中”的设想, 至少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代就有了中轴即中央子午线的概念。
2 中轴线对现代北京城市整体规划发展的影响
2.1 城市空间形态
长约25 km的北京中轴线历经南北多次延伸, 形成今天的城市空间格局。20世纪80年代末, 举办亚运会, 中轴线进行了北延。2008年举办奥运会, 又再一次向北延伸, 以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为终点。北京城市中轴向南则延伸至南苑地区。中轴线不再是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的历史格局。
城市轴线通常是指一种在城市空间布局中起空间结构驾驭作用的线形空间要素。北京的城市轴线作为城市的脊梁, 通过古代建筑现代建筑的序列组合, 形成了很强的线性空间形态。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04年~2020年) 》提出:“中轴线以文化功能为主, 以中部历史文化区、北部体育文化区、南部城市新区为核心, 体现古都风貌与现代城市的完美结合。”
北京市整体空间形态由传统中轴和南北新中轴相结合, 由南至北呈“现代—历史—现代—生态”的基本态势 (见图1) 。
1) 南部南苑, 大红门、木樨园城市新区及商业贸易文化区。
在北京城市发展中的南城计划的推动下, 南部中轴线为重要发展节点。存在服装商贸核心区 (CBC) , 辐射影响到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海子湿地公园等。形成了商业贸易, 高新技术, 生态涵养的整体布局, 最终促进南城地区发展。
2) 中部古都旧城建筑风貌历史遗存, 集中体现了古都的历史文化精髓。
以明清古代建筑为主的历史文物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政治文化建筑为主要构成, 形成了北京城市的几何中心和政治文化中心。
3) 北部亚运村和奥运场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地区形成体育文化发展和城市绿色生态两大核心主题。
亚运场馆和奥运场馆及公园的建设则成为城市新地标新遗产, 体现了古都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弥补了旧城内部大型公共活动空间和绿色生态建设的缺失与不足。
因此在城市空间形态中, 传统中轴线和南北延伸中轴线在经济文化、历史政治、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产生着重要影响。
2.2 城市交通组织
北京中轴线连接了南北两端城市环路, 并与东西轴长安街相交, 形成了环形十字的交通格局。从东西方城市轴线特征来看, 西方城市轴线多为交通主干道, 交通通畅, 而东方城市的轴线则以对称建筑物的中轴为轴线贯穿而成, 对于城市交通而言, 北京城的城市轴线则对交通产生了“障碍”的影响。所谓的“障碍”是针对当今城市交通需求的一种阻碍, 汽车行人则要绕建筑而行。新中国的城市建设中, 则靠修筑道路来解决这种阻碍, 拆除建筑并拓宽中轴线的道路或绕过建筑物在两侧筑路。例如永定门城楼未恢复前, 公共交通可在中轴线上穿行;前门地区的保护改造则修建了前门东侧路和西侧路。两种方式来解决中轴线上的“障碍”。
3 中轴线在北京市整体规划发展中的问题反思
3.1 历史文物遭到破坏, 修缮保护规划设计不完善
民国时期, 正阳门被改造, 瓮城被拆除, 正阳桥也被改造。中华门内千步廊和天安门内皇城墙被拆除, 东、西、北三面皇城墙全部被拆除, 地安门被孤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设, 中轴线的破坏进一步加深, 地安门因疏导城市交通被拆, 南部为修建道路将护城河拉弯取直, 拆除了永定门城楼及瓮城。
修缮保护规划设计中, 修缮复建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且存在较大争议, 永定门的复建则并没能恢复历史的原貌, 瓮城箭楼从现状看也不再有恢复的可能性。中轴线申遗推动下的地安门南移复建方案争议则更大, 复建计划取消。
中轴线也体现出南北城市发展的不均衡, 两次重要的北移, 将城市经济发展的重心更加偏北, 南部经济、文化、城市的风貌整体与北城差距较大。
3.2 交通组织的混乱, 城市空间连贯性较差
民国以来城市建设几乎都出于对交通组织疏导改造原因, 对中轴线的风貌产生了破坏, 进行了拆除遗存修路筑桥的大手术。这种交通改建模式发展至今日形成了诸多交通问题, 例如:内城的道路拥堵, 车辆激增停车无位, 公共交通工具、私家车、人行相互混行等。中轴线作为道路交通, 连接了各大旅游景区:天坛公园, 前门天安门地区, 故宫景山北海地区, 钟鼓楼后海地区及北部的亚运村奥运场馆森林公园等, 更加剧了交通的拥堵。而这种破坏仍在持续发展, 前门地区的保护修缮, 将原有中轴线设计为步行商业街, 而开辟了东西侧路, 两条道路却拆除了地面上的古建院落, 看似是保护了中轴线, 却破坏了城市的整体肌理。
中轴线的交通组织没能较好的连贯整个城市空间, 历史遗存被交通干道孤立, 加之周围的高层建筑, 历史文物则淹没在城市中。复建之后的永定门城楼则被周围的道路桥梁围困, 孤立突兀, 公众参与性较差。
3.3 南北延伸区域与旧城整体协调性差, 区域问题突出
南部作为城市服装小商品商贸的主要经济主体, 带来了诸如人口杂乱, 城市建筑景观风貌混乱, 与旧城城市风貌不相协调。地区交通组织尚待优化, 整体发展与北部城区差距较大等问题。
北部地区基于亚运村, 奥运场馆的建设形成现在的轴线格局现状。该地区后奥运时代的资源利用问题较为严重, 由于规划设计面积庞大, 场地资源浪费, 区域内部交通可达性差。整体的规划设计与内城联系不紧密, 协调性差。
4 与巴黎城市中轴线对比
4.1 共性
巴黎的城市主轴线为东西向:卢浮宫—丢勒里花园—协和广场—香榭丽舍大街—戴高乐广场—雄狮大街—拉·德方斯新区。两座城市的轴线上都存在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两座城市的轴线经过历史的发展演变, 多次被改造和延伸, 端头都为新的城市发展区域。巴黎的拉·德方斯新区兴建于1960年, 是由老城的轴线继续延伸而形成。因此北京和巴黎的城市轴线都起到了连接老城新城的作用。
4.2 差异
二者差别则较多, 从城市的整体布局看, 巴黎的城市为自然形态, 主轴线的形成是逐渐形成, 不断积累丰富的过程。而北京的城市轴线则在建都之始就已确定, 城市总体呈方格网状布局, 城市以中轴线对称展开, 这与巴黎城市布局的自然形态的肌理所不同。
巴黎城市轴线主要由道路组成, 开放通透;北京则为建筑坐落在中轴线上, 轴线穿过建筑而存在, 相对封闭。巴黎在新老城之间的轴线联系上较为紧密, 从大凯旋门处可以到拉·德方斯地区新凯旋门的天际轮廓线。城市轴线间建筑物的对景借景较好, 相呼应的程度很高。同时这体现了西方城市轴线当人在观看的同时, 对于轴线上的建筑的认知识别度较高。而北京城市中轴线的新老城的联系则欠缺设计, 新老城、新老建筑间互动性差。
5 未来北京整体发展与中轴线关系展望
5.1 保护与修复
古都北京是世界城市建设史上重要的文化遗产, 中轴线申遗工作的开始更加强了对中轴线的保护与修复。回观历史的建设可以说北京中轴线的保护与修复存在着多样的问题, 是破坏还是保护争论不休。因此在未来的保护与修复过程中, 需要科学论证保护规划, 参照国际先进做法, 征求民意。去除保护之名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 真正做到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
5.2 新建设计与改造建议
5.2.1 旧城中轴线区域
新建设计和改造是基于保护和修复基础之上的工作。制定合理的整体规划与详细控制性规划, 具体设计改造与整体保护规划方向相一致。减少大规模的拆改建, 尤其是复建活动。对近现代的文物建筑, 街区街道风貌, 古树植被绿化进行合理的规划、保护、再设计。对于局部的公共空间进行有限度的改造, 加强基础设计建设, 增强人的参与度, 使中轴线活力增强。交通组织上, 优化交通出行方式。多以公共交通为主, 使用租赁自行车等绿色交通工具, 部分地区采取步行街等形式, 整体分区域保护设计。
5.2.2 南北延新中轴区域
南部地区应整治现有混乱的城市中轴线建筑风貌, 城市风貌杂乱, 与旧城区域和北延区域的城市风貌相差较大。尽可能的对建筑景观再设计, 与古城风貌结合, 打造南部开端良好形象。地区人口较为复杂, 合理疏导控制人口, 改造周边地区社区环境。整合地区优势资源, 结合南部南海子湿地, 在南五环地区可以进行生态设施建设, 形成一南一北的绿色生态格局。
北部地区在原有奥运场馆的基础上, 继续兴建了中国科技馆及在建的新的观景平台及中国美术馆新馆等设施。针对区域问题, 应多进行文化设施建设, 积聚人气, 激活区域。
6 结语
中轴线体现着古都北京多元文化、传承传统、连接着现代化的城市建设。而重新认知, 保护和发展中轴线则是对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做出巨大贡献。
摘要:阐述了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演变发展过程及形成原因, 探讨了中轴线发展中存在的交通组织混乱、整体协调性差等问题, 并与巴黎城市中轴线做出对比, 提出了未来保护与修复、新建设计与改造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中轴线,保护修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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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学院就业前景 第5篇
学院前身海淀走读大学,成立于1984年,是新中国第一所具有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资格的民办高校。
建校以来,学院坚持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以“改革探索、勤奋进取、艰苦创业、开拓前进”为校训,以城市就业人才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服务现代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高素质人才,在探索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培养应用型人才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与经验,从而在名校林立的首都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民办高校的一面旗帜。
北京城市学院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发展最快的高校之一,学校规模不断扩大,硬件设施日益完善。目前学院拥有主校区、城北、大学城三大校区,占地面积550亩,图书馆藏书108万册,实验实训室140余个,并建有配套齐全、功能先进的体育馆、计算中心、学生公寓等设施,校园网络辐射范围广,方便快捷。
“面向市场,自主办学”是学院始终坚持的办学理念,经过不断的整合优化,学院现已形成多层次、多学科、多形式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专业体系与办学格局,本、专科专业近百个,拥有理、工、文、法、管理、经济多个学科学位授予权。学校还面向社会开展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育、职业资格与技术等级证书培训,发展社区教育。全校全日制在校生28000余人。
学院拥有专任教师800余人,兼职教师余人,专任教师中50%以上具有高级职称或硕士、博士学位;兼任教师队伍相对稳定,多为来自周边高校、科研院所的优秀教师和生产、建设、管理一线卓有成绩的实践专家。师资力量的多样化为日常教学带来了鲜活的生命力,也为民办院校师资队伍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宝贵的经验。
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学院十分重视教育研究和科学研究。近年来,我校教师共发表论文1200余篇,专著、教材130余部,先后成立人工智能、信息安全等多个研究所,在民办高等教育、高职教育和人工智能、信息安全、城市信息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并多次获得国家和北京市奖项。
学院大力推进国际化,实行开放式办学,先后同二十几个国家的高校建立了学术交流和合作关系,每年都互派教师和留学生,通过多种形式开展与国外合作办学,培养开拓型、国际化高素质人才。
学院以其扎实的培养能力、鲜明的办学特色和良好的社会声誉吸引着万千莘莘学子,成为历年考生报考的热门高校,招生规模连续多年居全市各普通高校前列,是全国唯一一所重点专业进入二本录取批次的民办大学。学院毕业生以“适应能力强、实用本领多、综合素质高”著称于京城各大用人单位,涌现出一大批行业骨干和就业新星。据北京市统计,学院的毕业生就业率连续九年在首都六十多所高校中名列前五名之内。在保持高就业率的同时,学院更注重就业单位的高质量,为毕业生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平台。
今天的北京城市学院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面向未来,北城人将继续深化改革,锐意进取,为建设新型的综合性大学,为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北京的全球城市之心 第6篇
在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西方主流的经济指导思想后,全球化成为其中重要的趋势之一。这一进程在空间上需要一些门户城市和中介,“全球城市”概念的提出者萨斯基娅·萨森指出它们就是全球城市,例如伦敦、纽约和东京。
传统的全球城市研究过分强调全球范围内的讨论,将现实中存在于不同空间尺度的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互动与联系轻描淡写,甚至根本忽略。
只有将两者之间存在的组织空隙中所隐含的联接同时考虑,才能获得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斯科特在世纪之交提出了全球城市区域理论。比如,上海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长三角地区的繁荣和区域整合为上海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并提升上海在全球经济中的枢纽地位;而上海作为大陆的门户城市又巩固了其作为长三角的经济中心地位。
需要京津冀协同发展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提升了北京作为全球资本枢纽和控制中心的地位,并进一步促进了北京产业升级,使北京成为全国现代服务业最发达的城市。在此背景下,北京建设全球城市或者世界城市的呼声越来越高。
2014年财富全球500强中,总部位于北京的达到52家,超过东京、巴黎、纽约和伦敦等公认的全球城市。但北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城市区域,一个缺乏强大腹地支撑的城市,犹如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不可能形成长久的全球竞争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的网络与流动空间,必须与地方空间接轨。因此,以北京为核心建设全球城市区域需要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才能为北京保持可持续的竞争力提供保障。
发挥市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作用
京津冀地区内部发展差距较大。
而京津冀的协同发展,顾名思义,一是协调发展和区域整合,二是发展速度上不能差异太大。所以,京津冀地区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区域一体化和高度城市化的全球城市区域。
从经济地理角度讲,京津冀协同发展实际是河北省内经济主体与京津内的经济主体建立经济联系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京津冀区域世界形成的过程。这里的经济主体不是空间主体而是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机构等市场经济主体。也就是说,区域战略的指导作用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发挥市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总之,任何城市或者区域都是一个全球流动与地方特定的历史交接、重叠与共存的过程。
北京城市空间发展问题与对策 第7篇
近年来,北京城市发展遇到了许多新矛盾、新问题,其中城市空间的无序发展是最为明显的问题之一。城市空间无序发展的两大表征为城市资源向中心城区过度集聚与城市空间无序蔓延(“摊大饼”式发展):一方面,城市功能不断集聚于城市中心,优质城市资源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区,大量城市资源集中在四环以内,新城区的城市资源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人口由于城市中心拆迁改造等原因流动到郊区,四环以外建设用地增量迅速增加,职住分离情况较为严重,城市空间扩张呈现“单中心+环线”的蔓延趋势(俗称“摊大饼”式发展)。
二、原因与形成机制
本部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城市资源向中心城区过度聚集的原因与形成机制
城市资源集聚指的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并产生强大的经济效果和向心力,促使资源在城市空间内分布密度逐步提高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城市经济就是一种集聚经济,它背后的经济原理就是规模报酬及规模报酬递增。
规模报酬指的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出与产出规模之间的关系。规模报酬递增意味着产出增加的比例高于生产要素投入增加的比例,形象地说就是产生了“1+1>2”的经济效应。造成规模报酬递增的原因主要有专业化分工,外部性、大规模投资的不可分割性等。学界普遍认为,规模报酬递增是导致经济活动出现地域性集聚现象的重要原因。由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规模扩大伴生的地理上的集中就有了强烈的内在经济动力。有的学者就指出,规模报酬递增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最主要内部因素,除了地理自然属性等外因解释经济空间集聚现象之外,无论是内部规模经济、地域化经济和城市经济等角度去解释城市发展,其本质上都是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共同内因的。也就是说,城市的发展就伴随着经济活动和资源的集聚,资源的集聚是城市空间扩张与发展的必然现象。①
但是,城市经济活动和资源的集聚并不是无条件的,当城市经济活动和资源集中超过某一限度后,过度集聚将会带来规模报酬递减从而造成规模不经济,产生资源扩散的离心力,城市经济活动和资源会出现从中心向外扩散的现象,直至达到一种集聚与扩散的动态平衡。在这城市资源向心——离心这一动态过程需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市场机制通过价格这一信号,通过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调节机制来实现资源配置,将集聚带来的成本与收益变动清晰地展现出来,如果集聚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集聚还将持续下去,而当集聚带来的成本大于收益时,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城市资源从中心城区向外扩散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
当由于外部性因素如垄断、行政干涉等因素介入后,市场机制失灵,价格失去了准确传递价格信号的功能,城市资源集聚带来的成本与收益变化难以准确显现给生产者,即使出现资源过度集聚的现象,但对于单独的经济个体来说,仍然是收益大于成本。由于离心力的匮乏,造成这种过度集聚现象持续下去。因此,北京城市资源向中心城区过度集聚主要原因是:由于非市场的外部因素的干扰,造成成本、收益以及价格的传导不适切,一些本应该传到给经济个体的价格信号扭曲,进而影响个体经济市场决策机制,城市资源的向心—离心动态机制失灵,城市资源配置格局失衡。简而言之,在城市空间发展中“看不见的手”没有发挥作用。
(二)城市“摊大饼”式发展的原因与形成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摊大饼”式发展是一种对城市空间增长形象化的描述,学术界将这种现象称为“城市蔓延”。它包括城市外拓和地方城镇蔓延两个方面,前者指的是城市建成区不断向外围农村拓展空间,后者指的是中心城外围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北京城市的空间蔓延进程中,后者所占的比例较大。
城市蔓延并不是中国特有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蔓延也是广泛存在的。例如,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由于经济持续繁荣与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美国城市蔓延就呈现出以城市道路为扩散渠道的格局,大城市的空间增长以交通主干道为依托由中心向外辐射。②拿北京的城市蔓延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城市蔓延形成机制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欧美国家的城市蔓延的主要形成机制是经济发展中的交通设施水平提高,而北京的城市蔓延的形成机制则是由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土地制度与财税制度不健全等因素构成的。
1. 北京的城市蔓延与经济发展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是其宏观的政治经济背景。一段时期内,地方政府的GDP至上的政绩观和只求速度不求效益的错误发展观必然导致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土地利用方式,在地方政府退出一般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背景下,通过土地出让来招商引资和获取城市建设资金以提升政绩成为地方政府的必然选择。
2. 现行土地制度与财税制度的影响
土地制度与财税制度是造成“摊大饼”式样发展的主要原因。我国中央政府不直接掌握土地,地方政府既负责土地管理,又负责国有土地经营,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在财政压力下,利用手中的垄断权力、寻求土地增值最大化是地方政府的自然选择,不仅如此,分割的二元土地市场制度造成了农用土地与建设用地转换过程中的巨大租金空间。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压力日益加大。北京各项公共开支巨大,不仅要承担本地公共服务事业,而且还要为中央党政军机关提供服务和保障,资金缺口巨大,而现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难以完全覆盖缺口,常规的公共财政预算内收入数量与增长速度又有限。所以,政府就需要通过预算外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来改善财政情况,而卖地所得的土地出让金是政府性基金收入的主要来源(实际上,土地财政不仅仅指的是土地出让金,而且包括以土地为抵押的土地融资,土地金融等)。③土地财政收入数额巨大,而且资金流转速度超过预算内税收,巨大的利益使得地方政府有了卖地扩张式发展的原动力,导致了城市空间扩张呈现出由中心向外摊开,城市扩张主要发生在城乡交界处,这些地区的快速发展进而带来城市功能混乱、人口无序、交通和环境拥堵等城市病现象。
3. 城市规划软约束和传统政绩考核制度不合理
城市规划软约束和传统政绩考核制度不合理也是助推城市“摊大饼”式发展的重要原因。由于种种原因,城市规划虽然有立法保护,但是难以严格按照法律秩序,难以实现“规划硬约束”,城市规划没有权威。一些部门和政府官员的“越权干预”,使得规划的权威性削弱,规划难以完整地执行,规划被随意修改的现象比较普遍。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财政收入两大指标是地方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现行的土地招拍挂的制度下,地方各级政府往往出于政绩考虑,在任期内有偿出让土地一次性收取了未来50~70年的收益,透支未来的土地收入来进行城市建设,发展经济。一方面,通过卖地,可以直接完成财政收入考核指标,缓解财政支出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将卖地所得大规模投资于城市建设,既可以创造“看得见”的政绩,也可以改善营商环境,促进招商引资,间接拉动地方GDP增长。
从表象上来看,城市资源向中心过度集聚和城市“摊大饼”式发展是两个不同问题,有着不同的原因与形成机制。但从其本质上来看,两者都是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没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造成的。因此,在城市空间发展中还是要坚持市场导向,利用“看不见的手”来实施资源调配的最优化。
三、对策性建议
北京城市空间无序发展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系统问题。因此,实现北京城市空间发展的有效治理需要有辩证思维和系统思想,要从大局出发,通盘考虑。
(一)遵循的原则
在这过程中要本着以下原则。
1.“加”、“减”并举
城市发展要坚持市场导向,要让市场机制做加法,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要政府权力做减法,让政府起到“裁判员”作用。不仅如此,还要坚持功能疏解和人口疏解同步,功能疏解与城市空间优化同步,推进产城融合,切实提升城乡结合部规划建设和管理服务水平,保护生态用地和农用地,形成有利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生态缓冲地带。
2.“引”、“控”结合
充分发挥轨道交通对城市空间增长的引领作用,加快优化现有轨道交通网络,建立多层级、功能分工明确的轨道网络。与此同时,完善基本农田和绿化隔离带对城市空间的条供给制,形成中心城区与新城、新城与新城之间的绿化隔离空间。
3.“监”、“管”齐同
强化城市经济发展与空间增长的管理与监督,加强规划实施督查,制定城市空间增长便捷考核指标体系,纳入各区县党政领导干部考核体系,进一步强化离职审计,加大审计作用。
(二)具体建议
具体的对策性建议如下。
1. 提升对新增功能和新建项目的禁限原则,合理控制中心城发展规模
禁止违背总体规划实现中心城园区扩张和空间格局突破;除增强必要的国际交往和文化展示功能外,严格限制新功能的拓展;严格限制新建住宅开发项目和大型公建项目;严格限制教育、医疗、行政办公、商业等大型服务设施的新建和扩建;严格限制待开发的热点区域高密度开发;严格按比例配置中心城生态绿化指标,建设优美宜居城市环境。
2. 加快通州副中心建设,形成“多中心”发展格局
建立土地、投资、基础设施、重大产业项目和公共服务优先向通州新城倾斜的配置机制。通过土地供应、资金投入、职工住房等各方面的倾斜政策,引导国家级科研院所、央企总部、外企总部等向通州新城发展,鼓励有影响力的学校、医院等整建制外迁通州新城。按照“多中心”发展的思路,培育顺义、大兴等重点新城成为新的中心。在地理空间和产业发展上进一步统筹通州、顺义、大兴的发展定位和规划,加强三者之间的一体化,构建能够积极承接中心城区功能的城市综合体。
3. 统筹协调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发展,增强面向京津冀地区的经济辐射力
建立统筹协调机制,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六高”合理分工、密切协作、共同发展。在“六高”内坚决淘汰不符合“高精尖”发展要求的企业,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创新成果的转化运用。将更多的研发、流通环节留在区内,努力使生产环节向区外转移。在产业链的空间配置上向南部城区乃至天津、河北延伸,实现跨行政区域产业对接和产业梯度配置。
4. 发挥中关村“一区十六园”的产能疏解平台作用,促进区县资源配置更加科学
北京市区县功能定位已经10年了,对区县发挥资源禀赋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区县的发展,有必要重新审视区县功能定位,赋予其新的内涵。重点应围绕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挖掘区县潜力,合理进行产业分工。可运用中关村“一区十六园”的战略平台,通过制定发展规划、建立协作机制,充分利用好园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引导核心园区的部分产业向各区县园区流动。应从管理体制、产业政策、财税政策、考核制度上保障核心园区功能疏解和各区县协同发展。
5. 在新城区构建“城市综合体”,促进产城融合
在高端产业功能区周边形成的新城区,除配套建设住宅区外,还要按照人口和服务半径,配置商务、金融、通信、交通、医疗卫生和教育文化等设施,实现产城融合,减少职住分离。引导核心功能区内的大型服务企业进入新城区或在新城区建立分支机构,促进新城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提升。加快建设公共服务设施,促进优质的医疗、教育、文化等资源向新城区流动。
6. 加大对新城及各区县的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加大对区县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提高城市发展建设基础保障能力,提高新城的转移对接能力,以优质的公共服务扩大新城品质和吸引力,推动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要素向新城转移。在医疗方面积极落实医改18条,加大对高端医院的引进力度。创新优质教育资源的培育机制,用户籍指标从全国招优秀校长、优秀教师,实现教育质量跨越式提升。加强圈域基础设施对接,推进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提升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和互联互通水平。同时,探索建立中心城和新城住房置换服务平台。给予住房置换相应的税费减免,鼓励和引导市民在单位附近就近居住、就近生活,完善配套政策,减少职住分离。
7. 统筹基础设施和大项目建设,夯实区县产业差异化发展的载体
一方面,各区县特别是远郊区县要在持续提升区域综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城市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环境建设,有效承载区县产业的差异化发展;另一方面,积极谋划大项目建设引导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改造升级,将差异化发展要求落实到项目建设上,形成高端引领、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产业发展模式。
8. 研究产业准入政策,制定区县产业差异化发展的标准
在全市范围内对产业发展进行统筹规划,并结合各区县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实施有差别的准入政策,促进产业梯次转移和合理布局。将土地、环保、能耗、产能、劳动者素质等与产业差异化发展相关的政策与行业准入管理制度挂钩,形成引导企业区域选择和布局的作用力。
9. 着力培育高端产业和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形成区县产业差异化发展的引擎
一方面,要发挥“六高四新”功能区的产业引领作用,以功能区为核心做大做强不同区县的特色主导产业,培育优势产业集群,实现高端产业的产业链在区县间合理布局;另一方面,在研究制定“不符合首都战略定位的产业目录”基础上,首都功能核心区要合理疏解聚人、低端、低效的产业;城市功能拓展区要提升高端产业发展质量,控制低端产业和外来人口的过度集聚,着力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城市发展新区要优化升级生产性服务业,逐步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生态涵养发展区要积极培育低碳绿色、高端高效的产业结构。
1 0. 制定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规划,打造区县产业差异化发展格局
一方面,要构建市级层面的区域和重点产业发展统筹协调机制,围绕部分区县产业的同质发展、无序竞争等问题,从市级层面整体规划;另一方面,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框架下,以产业疏解转移和产业联合作为重点,打造跨区域的发展格局,进而推进区县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差异化发展。
1 1. 加大对地铁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增加核心区地铁密度,提高地铁运力和效率。首先,进一步加快城市核心区地铁建设步伐,提高城市核心区地铁站密度,进一步加密城市核心区的地铁路网,甚至可以在一号线下面增加复线,增加核心区30千米半径范围内的地铁线路密度。改扩建现有地铁线路、站点和出入口,改善优化地铁换乘条件,进一步提高地铁换乘和通行效率,改造、优化及增加地铁入口,方便居民出行。加快快线铁路和市郊铁路建设步伐,包括S3、S6号线的建设步伐,要充分利用现有铁路资源,发挥民间资本作用,做到合理布局,统筹安排。创新民间资本参与北京市郊铁路建设和运营的体制机制,激发民间资本参与北京市郊铁路建设和运营的积极性。
1 2. 创新实施“首都财政”和完善首都政府政绩考核制度
加大中央财政对北京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降低政府对土地出让金和土地融资的依赖程度,釜底抽薪式地解决“土地财政”问题。完善政府绩效考核,强化区县产业差异化发展的激励机制。随着北京城市战略定位的新认识,“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功能的明确,要对区县绩效考核体系做进一步完善,在调整和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要求下,强化对资源承载、人口调控方面的考核。对符合功能定位和差异化发展要求的区县,可探索建立市级税收返还、重大项目资金支持等鼓励政策;对于不符合发展要求的区县予以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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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群租”现象治理对策研究 第8篇
在全国尚未颁布《城市房屋租赁管理法》的前提下, 北京市政府应率先修订《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关于公布我市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制定适合规范群租房屋租赁行为的地方规章。可根据实际情况,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放宽对人均居住面积或人数的限制, 在“N+1”模式的基础上, 设计出更加科学、人性的群租房屋改造规定。逐步承认群租房屋租赁合法性。根据首都综合治理办公室联合居委会、物业对北京市级挂账房屋违法出租重点小区的摸底调查及其他综合评估, 北京市政府选定试点小区, 承认试点小区内群租房屋租赁符合北京市相关地方规定, 同时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主要内容为, 试点小区内的群租房屋必须经过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员会等部门的认定, 符合建筑安全与消防安全的群租房屋方可到工商部门领取试点租赁许可证。承租人必须符合《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 具备暂住证等相关证件, 且必须按时到社区管理中心等相关部门进行合同登记。群租房屋租赁业主或转租人、承租人遵守业主委员会等自治组织的自治规则。试点成功后, 北京市政府还可在此基础上制定《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法》等地方法规, 面向全市, 承认群租合法性, 建立完备的群租房屋租赁许可证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规范房屋中介机构的法律条文。
二、设计多元互动治理模式
管理权分享给多元治理主体。社区党组织引导群租人员组建自治组织———群租客自治平台加入群租治理之中。北京市政府承认业主委员会与群租客自治平台的自治权利, 修订《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或制定《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法》, 增加业主、群租人员必须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业主公约或群租客自治公约的相关规定;授予居委会、物业对管辖范围内房屋租赁行为的监督、巡视、阻止权。通过提高自治组织规则的法律权威性, 用法律维护各治理主体的合法权益和自治权利。另外, 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员会联合企业共同建设公共住房, 授予企业部分建设、运行权力。当然, 授予多元治理主体权力或承认多元治理权利的同时必须明确其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保证权责一致。一旦各治理主体放弃履行自身义务, 自治组织、有关执法部门将严格按相关自治规则、法律法规予以惩戒。
制定优惠政策, 鼓励多元参与。北京市国税局税收优惠政策把群租房屋租赁业主遵守《业主公约》作为享受政策的前提条件;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试行) 把群租人员遵守《群租客自治公约》纳入申请公共租赁房屋的资格条件, 激励业主和群租人员自觉履行各自的责任。北京市政府申请专项资金提供居委会、物业治理“群租”现象所需资金, 鼓励基层组织发挥自治力量, 参与群租治理。建议北京市工商局对连续5年严格遵守群租房屋租赁法律、法规的房屋中介机构授予荣誉称号及物质奖励, 鼓励房屋中介机构自觉履行法律责任, 主动为群租治理贡献力量。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员会全面贯彻《关于贯彻落实公共租赁住房税收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同时提出提高公共住房建设中商业配套设施的建设比例的政策;北京市国税局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鼓励企业利用自有地开发建设公共租赁住房, 鼓励开发商利用商品房用地建设部分公共租赁住房, 增加小户型住房建设数量。立法立法规定企业必须为其雇佣的非本市城市户口员工提供合法集体宿舍等住房保障。
保证及时互动, 以合作为运作机制。北京市政府完善北京市群租治理公众参与机制。制定联席会议制度。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联席会议, 由住房城乡建设委员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工商局、司法局、市公安局、首都综合治理办公室、企业代表等多单位参加, 共同承担群租治理责任。社区党组织邀请基层组织、群租客自治平台代表、业主委员会代表参加联席会议。通过联席会议, 各治理主体面对面交流沟通, 及时向政府、党组织汇报治理困境, 相互提出治理建议, 保证信息的上下, 平行对等、准确传递, 有助于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相互协商, 联合行动。制定听证会制度。北京市政府治理“群租”现象的相关部门组织多元治理主体定期参加该部门制定相关治理规定的听证会, 维护多元治理主体平等参与相关政策、法规制定的表达权, 保证政府相关部门掌握多元治理主体的利益诉求和政策意见, 实现民主决策。政府充分利用网络工具扩展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群租治理的渠道, 建立北京市政府群租治理公众微信号, 方便政府与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微信平台相互沟通。同时, 多元治理主体之间也建立平行的沟通互动平台或者举行交流会。
三、完善公共住房保障机制
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政策只面向具有北京市户籍的居民, 非本市城市户口的外地人无权享受廉租房政策。因此, 北京市政府应建立外来人口住房保障机制有规划、分批次逐步解决外来人口住房难的问题。北京市人民政府应取消保障房申请的户籍限制, 将外来人口保障性住房政策纳入到《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试行) 》及《北京市城市廉租住房管理办法》之中。
制定外来人口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准入条件, 逐步把外来人口纳入北京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中来, 增设外来人口公共租赁住房申请通道, 按一定比例预留相应数量的公共租赁住房专门分配给符合准入标准的外来人口, 保证政策的公平。另外, 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可将外来人口住房公积金的管理规定纳入《北京市实施<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若干规定》, 规定企业必须建立外来人口公积金, 企业与个人共同负担, 按累进制通过存入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委托银行开设的专户内的形式发放, 保证专款专用。
北京市政府进一步完善双轨制住房供应体系, 创新保障性住房类型, 满足社会各阶层的住房需要。政府与市场合作, 对于市场住房供应体系, 政府主要履行好监管、调控、政策制定等宏观决策者的相关职责, 利用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企业、房东将闲置房源投入房屋租赁市场。政府保障房供应体系需要设计符合多元人群主体的保障房政策, 北京设计的自住型商品房产权型保障房没有户籍限制, 适合外来人口和中低收入的夹心层人群, 扩大了受众群体, 但目前建设数量仍然不足。双轨不是完全平行, 政府和市场要相互合作, 北京政府可通过出让部分土地收益, 降低住房建设成本, 并再合同中明确产权份额等, 发展共有产权保障房。
摘要:面对“覆盖面广、初具规模”的“群租”现象, 北京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措施清拆群租房屋, 但目前“群租”现象并没有从源头上得到解决, 治理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与挑战。本文从管理理念、法律、公共住房三方面提出治理对策, 为今后政府突破治理困境, 制定治理对策提供参考与借鉴。
北京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 第9篇
1 城市规模的经济学涵义
1.1 城市发展产生的规模效益
城市的发展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发展起来的,是为了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从这一角度说,城市的不断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一个小的集市不可能准备齐全的商品满足人员的需要,那样成本太大,得不偿失;大城市就不一样,可以提供丰富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居住在那里的人员需求,物品周转速度快,效益高。大城市产品服务齐全,生活便利,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城市,大量的人员聚集又会产生更多的需求,反过来又会刺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最后的结果就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
另一方面,城市发展中很多行业都具有规模效益的特点,这促使城市不断地扩张。比如:电信业、自来水业、燃气行业、供热行业、公共交通行业。这些行业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具有规模效益,即在发展初期,投入的固定成本很大,如果此时进入服务的人员少,则成本很大,提供的服务质量就会很差,这就是人口少的小城市面临的情况。但是,一旦接受服务的人员增加,其服务质量将大大改善,直至达到服务便利,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这就是人口多的大城市遇到的情况。城市中的服务行业,都面临建设初期投入成本大,一旦建成,随着服务用户的增加,边际成本递减,行业的规模越大,平均成本越低,企业的效益越好,公共服务的质量也会提高,由此这些行业就形成了自然垄断,因此,城市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并不断地扩张。
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聚集不仅使各种公共服务的质量得以提高,人们生活更加便利,而且有利于创新发展。科技和文化创新发展中心大部分都来源于人员极度密集的大城市群,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优势大都体现在国内几个中心城市区域,比如: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英国的伦敦等世界城市。这些特大城市的发展,细化了城市的社会分工,满足了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动力,体现出很强烈的规模效益的特点。
1.2 城市发展产生的拥挤成本
城市的不断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固然有其好的一面,但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其拥挤成本也在不断地加大,即城市规模扩大的边际效益增加的同时,其边际成本也在加大。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土地面积的限制,人口密度必然增大,就会造成拥挤成本上升。比如:高层建筑的增加,造成单位建筑成本上升;土地价格的提高,使得各行各业在经营过程中的成本自然上升,这些都是人口密度增加导致城市拥挤成本增加的例子。
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密度增加,交通行业为满足需要也必须向多方面发展,比如:修建地铁,建设高架桥梁,修建大型停车场,这些设施的建设都是城市规模扩大导致拥挤成本上升的例子。
还有造成环境破坏的成本。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大,导致空气污染,噪声干扰,水资源破坏以及城市垃圾的处理。这些都是城市规模扩大产生的拥挤成本。城市规模扩大产生的拥挤成本显然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一种负效应,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科学合理地处理好这一问题将有助于城市未来的发展。
1.3 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平衡分析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密度不断增加,一方面,鉴于众多公共服务行业具有的规模效益的特点,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益随人口增加而提高,人民生活更加便利。人口密度加大,城市的规模扩大,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创新发展的动力更加强劲,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各种产业链之间的协调,并形成相互衔接、有效促进的格局,这就使得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密度增加的边际效益突显;另一方面,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密度增加带来的拥挤成本也在加大,各种所谓的“大城市病”都在考验着城市发展的未来,可以说,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密度增加带来了城市发展边际成本的加大。因此,从经济学的理论上说,城市发展规模就应该处在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平衡点上。
2 北京城市规模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2.1 目前的状况
按照《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 800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率控制在1.4%以内。其中户籍人口1 350万人左右,居住半年以上外来人口450万人左右。2020年,北京市城镇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 600万人左右,占全市人口的比例为90%左右。
然而,截至2015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 152万,远远超出了规划指标,也反映出规划严重脱离实际,没有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客观需求。
2.2 存在的问题
(1)北京人口不断地增加导致的“大城市病”问题。不断增加的人口,造成城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教育资源短缺、土地资源匮乏、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随着北京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变得越来越突出,已经严重影响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
(2)“大城市病”体现出的本质问题。北京市出现的这些“大城市病”只是城市规模不断地扩大,人口不断地增加所暴露出的城市发展中的表面问题,本质问题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公共资源供给不足,规划不到位,管理不当造成的,而从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所产生的“大城市病”等一系列城市发展中的表面问题,到形成这些表面问题所反映出的公共资源供给、规划和管理等本质问题,其中深层次还是我们应确立一个什么样的与北京城市未来发展相适应的城市人口调控指导思想的问题。
3 北京城市规模调控的对策建议
3.1 基本原则
北京城市规模调控应打破目前因为人口不断地增长导致“大城市病”因而严控人口规模扩大的指导思想。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让市场机制在北京城市规模和人口调控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服务于市场机制,必要时才可以用行政手段弥补市场的缺陷,从而释放人口巨大潜能,促进北京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3.2 北京城市规模发展的几点建议
3.2.1 北京城市规模的发展要坚持“两分法”
一方面,北京城市规模扩张不可避免的带来“大城市病”问题,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教育医疗资源缺乏、土地供应短缺等问题。另一方面,历史经验和世界各国的发展路径表明,大型城市的人口聚集有利于人才之间智慧的相互碰撞并极大地推进科技创新的发展;城市人口聚集有利于公共资源发挥规模效益的优势,改善公共资源的质量;城市人口聚集有利于促进不同行业之间需求和供给的有效匹配,更加容易形成产业链条,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应客观分析北京城市规模扩张的利弊得失,充分看到城市规模扩张带来的益处,在城市规划和管理过程中趋利避害,以城市的不断发展来解决“大城市病”问题。
3.2.2 顺应城市发展规律,使市场价格机制在调控城市规模上发挥决定作用
第一,市场经济讲究的是市场规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价格机制,北京城市规模调控也必须遵循市场为主的客观规律,让价格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城市人口的不断扩张,居住者存在一个成本选择问题,导致住房需求强烈,房价必然上升;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资源需求和供给程度也必然可以通过价格得以体现,价格机制也必然反过来对人口不断增加的成本给以反作用,最终影响居住者是否进入大城市的抉择。这些方面都会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看不见的手”自发进行调节,形成良性发展。在这方面,政府应尊重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要简单的用行政手段取代市场作用,比如:人为的限制跨地区的人口流动,人为规定一个城市规模的承载力限额,对于超过限额的行为,采取行政手段进行禁止。
第二,用价格机制解决城市规模扩张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针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负外部性问题,如,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应运用价格机制,将污染和拥堵的成本分摊给造成这些问题的个体或组织,在成本压力下,这些个体或组织将重新考虑自身的抉择。在城市人口规模的调控方面,一个人能够在一个城市合法就业生活,本身就意味着符合市场对生产要素的需求,也符合城市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所以,不应该人为的提出限制人口规模的行政政策。
第三,在充分发挥市场价格机制在城市规模调控方面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一是政府要为城市规模发展提供合理的规划指导和公共服务;二是在出现外部性问题时,需要市场价格机制与行政手段进行合理匹配,最大程度应用市场价格机制解决问题,避免对城市发展产生人为阻碍;三是在不得不考虑应用行政手段调控城市规模发展时,要更加注重效率基础上的公平目标,实行对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实现城市规模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EB/OL].http://www.baike.so.com/doc/G729408-6943704.hyml.
明代北京城市商业范围及市场分布 第10篇
一、城市商业空间分布
永乐迁都北京之后,随着政权的稳固,北京城内商业渐趋兴盛。永乐以后,城中“闾阎栉比,闻闺云簇。鳞鳞其瓦。盘盘其屋, 马驰联害,车行毅击,纷纭并驱,杂遥相逐。富商巨贾,道路相属。 百货填委,邱积山蓄”;[3]卷六至明中叶城内已非常繁华,万历时谢肇制则言“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4]卷三。城内商业贸易兴盛状况,在《松窗梦语》中亦有记载,京师“彼其车载肩负,列肆贸易者,匪仅田亩之获,布帛之需,其器具充栋与珍玩盈箱,贵极昆玉、琼珠、淇金、越翠。凡山海宝藏,非中国所有,而远方异域之人,不避间关险阻,而鳞次辐辏,以故畜聚为天下饶……东南财货与山海珍藏无不聚辇毂下,诚为塞途积路”,城内商贸繁盛情况可见一斑[2]卷四。
明代疏通大运河之后,元代曾依赖于漕粮运输而兴盛起来的城北鼓楼商业区日渐衰落。同时,城南的正阳门地区因为北京商货流通渠道而逐渐兴盛起来,而因此造就了大明门至正阳门之间的棋盘街商业街区。
1.正阳门地区。棋盘街位于大明门与正阳门之间。《长安客话》记载:“棋盘街,府部对列街之左右,天下士民工贾各以牒至, 云集于斯,肩摩毂击,竟日喧嚣,此亦见国门丰豫之景。”[5]卷一嘉靖末年万历初年所作 《皇都积胜图》 描绘了棋盘街地区的繁荣状况。画中所见,由北京郊区而至的络绎不绝的马驮、车载、肩挑、 手提的运输线,在正阳门和大明门之间的“朝前市”上,出现了布棚高张、纵横夹道的情景,出卖货物的摊子一个挨着一个,冠巾靴袜、衣裳布匹、绸缎、皮毛、折扇、雨伞、木梳、蒲席、刀剪锤头、 陶瓷器皿、灯台、铜锁、马镫、马鞍、书籍、字画、纸墨、笔砚、彝鼎、 佛像、珠宝、象牙、草药、线香、纸花、玩物等应有尽有,数不尽,看不完[6]。
正阳门外大街亦十分兴盛,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 正阳门外廊房胡同,从北向南,依次有头条、二条、三条、四条和西河沿街,商品贸易异常活跃。其中头条胡同主要为灯笼市,这里聚集了二十多家灯笼铺,尤以文盛斋、华美斋、秀珍斋三家最为出名;廊房二条胡同,是玉器古玩商铺集中之地;廊房三条胡同,以经营针头线脑等小商品而闻名;廊房四条胡同(今大栅栏)的店铺经营品种繁杂,清代这里成为北京城内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西河沿街介于正阳门和宣武门之间,商贩多在此屯货和住宿,由此带动了本地区的饮食等消费,因而此地以小型旅店和饭馆居多。
2.东、西牌楼。东西城的东四牌楼及西四牌楼地区是城内另外两处重要商业区。东四牌楼商业区称为东大市,因其位于运河商货进城之交通要道而逐渐兴盛起来。东大市附近仓储众多,除元代设立的七座仓储外,明代又增设禄米仓、新太仓、旧太仓、南新仓、富新仓和海运仓。同时,随着灯市作为明代北京城内重要的定期市集的兴盛,也带动了灯市口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明代灯市主要陈设于今灯市口大街、灯市口西街、灯市口北巷、同福夹道一带,创设灯市的目的则是“太祖初建南都,盛为彩楼,招徕天下富商,放灯十日”,迁都北京之后仍袭旧制。清代灯市移至外城,灯市口作为地名得以保留。明代每逢灯市开市几日,这里“长安东陌游人乐,开市荧煌竞挥霍。元日元宵半月忙,奇灯奇货千家错,商贾骈肩利往来”[5]卷四。此外,作为古代社会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东大市附近聚集了众多的妓院酒楼,这里的勾栏院为当时城中规模最大之地。
西四地区的商业中心位于西四牌楼附近,称为西大市。永乐迁都北京之后,外地货物进城通道除可由水路经东边朝阳门之外,由西北地区经陆路而至的商货则走西侧西便门进城,并集聚在西直门及阜成门附近,由此造就了西四牌楼商业区的繁荣。明代北京居民日常饮食消费所用的猪牛羊等牲畜都来自西北地区,并集中在西大市商业区贸易,久之便形成了专门的骡马市、 羊市及猪市。同时,城内燃煤多由北京西山运来,也都集中在西大市销售。此外,西四牌楼附近集中了众多的戏院和妓院。西安门外的砖塔胡同,为当时著名的“歌吹之林”,这里一度是北方杂剧的活动中心。同时,与东四牌楼相对应,西大市的勾栏院亦热闹异常。灯红酒绿下的西大市商业区,其休闲娱乐消费的繁荣, 同样带动了西四牌楼商业区的兴盛。西大市商业区内重要的街道除骡马市、羊市、猪市外,马市多销售从大西北和北方游牧部落贩运来的马匹。此外,还有缸瓦市、皮货市、箔子市、皮毛市等专业性的商品市场。
二、专业市场及特征
定期市集是古代城市商业贸易的重要形式。明代北京较为重要的定期市集主要有灯市、庙市,以及都城所特有的内市三大市集形式。
1.灯市。灯市及庙市是明代北京城内规模最大的节日类的集市。民国年间的调查称,“明代北平城中,最繁盛之庙会,为灯、庙二市。庙市,谓都城隍庙庙会,灯市则初为上灯时节所开之市”[7]。 明代北京灯市原设于五凤楼前,后迁至东华外。灯市开市日期为每月的初五、初十及二十这三日。灯市原为元宵观灯而设,后来逐渐变为定期交易货物的集市。《日下旧闻考》记载,“前明灯市在东华门王府街东,崇文街西,亘二里许,南北两廛,即今之灯市口也。 市之日,凡珠玉宝器以逮日用微物,无不悉具。衢中列市,棋置数行,相对俱高楼。楼设氍逾帘幕,为宴饮地”[8]。每逢开市之日,“省直之商旅,夷蛮闽貂之珍异,三代八朝之古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衙三行,市四列,所称九市开场,货随队分,人不得顾,车不能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也”[3]卷四十五,市中繁华由此可见一斑。对此,明人谢肇淛记载,灯市“每岁正月十一日起,至十八日止,则在东华门外,迤逦极东,陈设十余里,谓之灯市。凡天下瑰奇钜丽之观毕集于是,视庙中又盛矣”[4]卷三。此外,关于灯市繁华的贸易景象,史料记载,“灯贾大小以几千计,灯本多寡以几万计,自大内两宫、与东西两宫,及秉刑司礼世勋现戚,文武百官,莫不挟重赀以往,以买之多寡较胜负。百两一架、二十两一对者比比。灯之贵重华美,人工天致,必极尘世所未有,时年所未经目者,大抵闽粤技巧,苏杭锦绣,洋海物料,选集而成,若稍稍随俗,无奇不敢出也”。据记载,明朝灯的种类繁多,有纱灯、纸灯、麦秸灯、走马灯、五色明角灯等。灯上的绘画争奇斗艳,有百花如梅、兰、竹、 菊、桂花、牡丹,鸟兽如凤、鸾、龙、虎等,还有鱼虫、十二生肖等。 随着灯市的繁荣,灯市已由最初观灯之所成为重要的市场,时人言“争说看灯市里忙,行来片片锦珠光。长安白昼迷人眼,不见灯场见市场”[9]卷二。
2.庙市。关于明代北京庙会的兴起,在民国年间《北平庙会调查报告》记载:“明代建都北平以后,新建庙宇更多,以都市商业发达及庙会自春场香火向前发展之结果,而庙市因之兴起。”城中所建庙宇中,“如土地庙、白云观、护国寺、东岳庙等,明代均有庙会”[7]。其中尤以城西的城隍庙庙会规模最大,《燕都游览志》记载:“庙市者,以市于城西之都城隍庙而名也。西至庙,东至刑部街止,亘之里许。其市肆大略与灯市同,第每月以初一、十五、二十五日开市,较为灯市一日耳。”[3]史料记载,城隍庙市,“月朔望、念五日,东弼教坊,西逮庙墀庑,列肆三里”。城隍庙市物品丰富,交易繁荣,“图籍之曰古今,彝鼎之曰商周,匜镜之曰秦汉,书画之曰唐宋,珠宝象玉、珍错绫锦之曰滇粤闽楚吴越者集”[9]卷四。可见庙市商品除日用品之外,还有诸多珍奇商品。在此经营的商人甚至还有远涉重洋的外国商人,据《谈经》载,“碧眼胡商,飘洋番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城隍庙的市场交易非常规整,“大者车载,小者担负,又其小者挟持而往,海内外所产之物咸聚焉。至则画地为界限,张肆以售”。对于购买者而言,“持金帛相贸易者,纵横旁午于其中,至不能行,相排挤而人,非但摩肩接踵而已”[10]卷二八八。
庙市的贸易商品种类繁多,且多有贵重之物,所谓“庙市乃为天下人备器用御繁华而设也”。明代北京城内的城隍庙市与灯市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古董贸易场所,正如时人所述,“天下马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林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驘,京师城隍、灯市之古董”[11]。及至庙市开市当日,“日至期,官为给假,使为留车,行行观看,列列指陈,后必随立以抉手, 抬之以箱匣,率之以纪纲戚友,新到之物必买,适用之物必买,奇异之物必买,布帛之物必买,可以奉上之物必买,可贻后人为镇必买,妾腾燕婉之好必买,仙佛供奉之物必买,儿女婚嫁之备必买, 公姑寿诞之需必买,冬夏著身之要必买,南北异宜之具必买,职官之所宜有必买,衙门之所宜备必买”[12]卷二十四。凡此种种,可见庙市商货十分齐全。
除城隍庙会外,东岳庙会规模亦十分可观,《宛署杂记》载, “是日行者塞路,呼佛声振地”[1]卷七,其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东岳庙坐落于朝阳门外神路街北口,因明代建城后漕船及商船无法直接抵达积水潭,只能改由陆路经由朝阳门进城,由此东岳庙渐趋兴盛起来。明代东岳庙会除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大帝诞辰之日外,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均有庙会,其中尤以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大帝诞辰日最为热闹,是日“道途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香纸填塞道路,一盛会也”。在这一日,京城百姓扶老携幼,“倾城齐驱齐化门,鼓乐旗幢为祝,观者夹路”,庙会呈现了“帝之游所经,妇女满楼,士商满坊肆,行者满路”的热闹景象。
3.内市。内市则是都城仅有的贸易形式,主要为内廷交易而设。明代在玄武门外(今景山前街)为内市,宫殿之制,前朝后市。 在玄武门外,每月逢四开市,听商贸易,谓之内市。关于内市的开市范围,《日下旧闻考》载,“内市在禁城之左,光禄寺入内门,自御马监以至西海子一带皆是。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三日俱设场贸易”[12]卷二十四。
内市位于禁城之左,过光禄寺入内门,自御马监以至西海子一带皆是。内市集期为每月初四、十四、廿四这三日。这三天内, “例令宫内残役擎粪秽出宫弃之。时各门俱启,因之陈列器物,借以博易”。内市虽也有“日用衣帛食物器用之类”,但其主要为皇室、宦官以及上层勋贵所设,商品主要有各色珠宝珍奇,亦即“若奇珍异宝进入尚方者,咸于内市萃之,至内造如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永乐果园厂之髹器、景德御前作坊之珐琅,精巧远迈前古。四方好事者,亦于内市重价购之”[13]卷五。
除上述三市之外,“每月逢三则土地庙市”,又被称为外市, 市中所售之物“系士大夫庶民之所用”。同时,正阳桥附近又开设有穷汉市。顾名思义,外市与穷汉市中所售商货均以日用品为主。明代北京城内专设书市,位于大明门及礼部门附近。史料记载,明代北京城内书肆大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以及拱宸门之西,花朝(即二月十二日传为百花生日)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均为日中贸易所。
综上,明代北京城市商业规模已成熟,城内形成了繁荣的商业街区,包括正阳门地区以及东四、西四牌楼商业区。同时,定期性的商业集市———灯市、庙市以及内市三大市集是城中最主要的商业贸易形式。此外,诸如外市、穷汉市等自由的贸易形式也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市贸易范围。明代北京城市商业在经历了初期的萧条之后,随着永乐迁都之后作为都城地位稳固之后,城市商业亦得到快速发展。从市场分布范围、商业贸易形式来看, 明代北京城市商业的发展,奠定了清代及至当今北京城市商业发展的基础。
摘要:明代北京城市内形成了繁荣的商业街区,包括正阳门地区以及东四、西四牌楼商业区;同时,定期性的商业集市——灯市、庙市以及内市三大市集大大丰富了贸易形式。此外,诸如外市、穷汉市等自由的贸易形式也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市贸易范围。
北京着力建设“世界城市” 第11篇
2010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的一大亮点是北京将“着眼建设世界城市”。这也是“世界城市”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并将北京的建设瞄准了“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要“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目前称得上是国际大都市的有纽约、伦敦、东京等。
报告中明确了世界城市应具备的特征和支撑条件,即其具体特征表现为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地、信息发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5个方面,并具备以下6个支撑条件:一是一定的经济规模,二是经济高度服务化、聚集世界高端企业总部,三是区域经济合作紧密,四是国际交通便利,五是科技教育发达,六是生活居住条件优越。
2010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全面推进“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建设的重要一年。从“十一五”到“十二五”,北京,正站在新的起点上。据了解,“世界城市”现在处于研究阶段,“十二五”规划将呈现建设细则。
北京这两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举办奥运会等极大提升了北京的国际化、现代化水平和综合竞争力。随着我国国家影响力的提高,作为首都的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也日益提升。这些都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提供了底气和信心。
“2009年是首都发展历程中很不平凡的一年。”北京市2009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取得显著成效,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圆满成功。初步核算,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865.9亿元,比上年增长10.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完成地方财政收入2026.8亿元,增长10.3%。
2010年是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开局之年。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2010年政府工作总的要求。
当前,首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阶段。面对我国国情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新变化,面对首都在国家工作大局中应承担的重要任务,面对推动首都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历史责任,我们必须立足当前,着眼建设世界城市,坚持高标准建设、高质量管理、高水平服务,进一步提高现代化、国际化水平,使首都的发展建设与国家和人民的要求相适应。
北京“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第12篇
关键词:智慧城市,指标体系,北京
一、智慧城市
(一) 智慧城市的相关研究背景
城市作为人类的交易中心和集聚中心, 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出现, 是人类社会步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城市人口和城市规模持续加速增长。然而, 城市化过程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的过程:低效的城市管理方式、拥堵的交通系统、难以发挥实效的城市应急系统、远不完善的环境监测体系, 等等。
当城市面临这些实质性的挑战时, 城市必须应用新的措施和能力使城市管理变得更加智能。城市必须使用新的科技去改善自身的核心系统, 从而最大限度地优化和利用有限的资源。随着全球物联网、新一代移动宽带网络、下一代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轮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深入应用, 在基础设施和传统城市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 城市智慧化建设是一个重要趋势, 也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2008年, IBM提出“智慧地球”理念:“智慧地球”是由智能化的各个行业、各个社会层面、各个组织机构甚至个人组成的, 并基于飞速发展的信息、网络和计算技术, 可以创造出更有智慧的行业甚至更有智慧的地球。2010年, IBM正式提出“智慧城市” (Smart City) 的崭新理念, 指出“智慧地球”需从“智慧城市”着手, “智慧城市”是“智慧地球”的核心要素和突破点, 是“智慧地球”落实到实际的具体区域做法。
(二) 智慧城市的概念
“智慧城市”指的是以一种更智慧的方法通过利用以物联网、云计算等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改变政府、企业和人们相互交往的方式, 对于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等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快速、智能的响应, 提高城市运行效率, 为居民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智慧城市”的价值在于为城市经济注入智慧活力。在当今城市经济发展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的现实条件下, 对于科学发展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技术的需求更加迫切。而“智慧城市”正是通过综合利用各类信息技术和产品, 加强城市内人与物及其行为的全面感知和互联互通, 大幅优化并提升城市运行的效率和效益, 实现生活更加便捷、环境更加友好、资源更加节约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
二、“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与实践情况
(一) 研究“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作用
目前国内外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研究很多。如:新加坡2006年推出的智慧国2015计划, 它通过对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 以及利用咨询通信产业进行经济部门转型等多方面的战略规划, 意在达成新加坡成为一个由资讯通信所驱动的智慧国家与全球都市的未来愿景。同样在2006年, 韩国政府启动U-City计划, 其核心是通过建设遍布整个城市的互联网网络使得市民可以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方便地使用或办理各项社会服务。我国在继承其电子政务、城市信息化、数字城市方面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基础上, 也引入了“智慧城市”治理理念, 北京已经基本实现了“数字北京”的设想, 正逐步向“智慧城市”发展, 上海、武汉、南京、宁波等城市纷纷开始智慧城市的建设的研究。
然而,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由于缺乏一套“智慧城市”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 导致盲目建设, “形象工程”大行其道, 实际效果并不显著。“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是由一套科学系统的评价指标构成的, 对“智慧城市”建设成果进行量化计算、科学评测的方法体系, 是“智慧城市”建设的行动指南, 也是检验智慧城市成果的具体体现, 将起到引领、监测指导、量化评估等作用。开展“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课题研究势在必行, 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和社会意义。
(二) “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发展现状
1、上海“智慧城市指标体系1.0”
2011年7月初, 上海浦东“智慧城市指标体系1.0”正式对外发布, 该指标体系包括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智慧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务、智慧城市信息服务经济发展、智慧城市人文科学素养、智慧城市市民主观感知等5个维度, 19个二级指标和64个三级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一座城市如果两项指标达标率均超过80%, 就将迈入“初级智慧型城市”的门槛;而核心指标实现100%达标, 一般指标的达标率也超过90%, 这座城市就将成为“成熟智慧型城市”。
2、“智慧南京”评价指标体系
“智慧南京”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城市智慧产业领域、城市智慧服务领域、城市智慧人文领域四大部分。“智慧城市”基础领域评价指标体系, 包括5个指标项;城市智慧产业领域包括7个指标项;城市智慧服务领域包括4个指标项;城市智慧人文领域包括7个指标项, 总共23个评价指标。
三、智慧北京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基本思路
(一) 智慧城市指标选取的基本原则
1、科学性原则
由于智能城市设计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评价体系应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 以智慧城市的框架为出发点, 指标体系的设计既要科学合理、简单易行, 又要具备各时期城市发展的鲜明特点, 客观地反映智慧城市的质量水平。
2、系统性原则
应把城市的基本信息化水平、智能应用水平、信息资源、生态环境、城市创新水平等视为一个整体的大系统, 建立从信息技术与环境、资源、人相互协调的整体大系统中来考核智慧城市的建设状况。
3、可行性原则
在设计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时, 应尽可能选择有代表性的主要指标, 在考虑相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同时, 可行性尤为重要。要保证指标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以确保指标数据搜集的及时性。
(二) 北京建设智慧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国内外现有评价体系, 以及评价体系的建立原则, 考虑到遵循智慧北京建设的现状, 逐步建立智慧北京评价指标体系。许多文献设计智慧城市时通常描述其工业、教育、参与能力、技术设施以及多样的“软因素”等几方面内容, 本文建立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 智慧城市人文科学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智慧政务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智慧节能环保评价指标体系四大指标体系。
1、智慧城市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由7个二级指标组成 (见表3-1) , 根据北京市2011年的相关数据以及测算, 给出了相应的参考值。
2、智慧城市人文科学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主要衡量市民对智慧城市发展理念的认知、对基本科学技术 (包括信息化技术) 的掌握, 以及市民生活的幸福程度等。主要包括4个二级指标。
3、城市智慧政务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智慧政务评价指标体系是反映智慧城市的政务效率以及公共参与程度, 由6个二级指标构成。如表3-2所示:
4、城市智慧节能环保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智慧节能环保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各种传感终端和感知网络, 对环境 (主要是大气、水源等) 进行实施监测、预警, 并做出相应的处理。主要包括4个二级指标如表3-4所示:
参考文献
[1]刘文云、葛敬民.国内外信息化水平测度理论研究比较
[2]IBM白皮书《您的城市有多智慧?帮助城市衡量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