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会计价值观（精选10篇）

共同会计价值观 第1篇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建立全球统一的财务报告体系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作为拥有全球最大资本市场的美国,自然在建立全球统一财务报告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财务报告体系是否能从根本上在全球统一,全球共同会计价值观对其的导向是关键所在。在此过程中,美国的会计教育和学术研究必将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2007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就“是否可以允许非美国公司根据IFRS编制财务报表,而无需按照美国GAAP调整净收入和权益的账面价值”向公众征求意见,这让美国资本市场大为吃惊。更出人意料的是,它还就“美国公司是否可以按照IFRS编制财务报表”向公众征求意见。接着,SEC分别于2007年7月2日和8日,发布了“关于非美国公司(财务报表)的提议”(SEC2007a)及“关于美国公司(财务报表)的提议”(SEC2007b)。11月15日,SEC决定取消“要求非美国公司调整根据IFRS编制的财务报表”的规定(SEC2007c)。SEC的这些行动标志着全球财务报告已进入全新的阶段。此外,美国还积极参与了许多其他活动:(1)IASB及其前身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的创立;(2)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和IASB的全面趋同行动;(3)强化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OSCO)的地位;(4)参与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国际审计准则的制定。早在SEC于2005年发布的“路线图”中,就已针对取消“2009年之前要求采用IFRS编制财务报表的非美国公司调整报表”的规定,提出了应采取的系列步骤(Nicolaisen,2005)。因此,SEC近期针对非美国公司展开的行动并不完全出乎意料,取消对非美国公司的调整要求后,取消对美国公司的调整要求是自然的事。因为,如果根据IFRS编制的财务报表能够保护美国投资者对非美国公司的投资,那么就也能保护对美国公司的投资。我们为什么需要全球财务报告?一般认为,全球财务报告能够为投资者及其他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更相关的信息,从而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本文将首先阐述全球财务报告与美国公认会计原则的关系,包括介绍IASB的使命、IASB为完成使命所采取的措施、IASB在全球财务报告方面的进展现状以及IASB与FASB的关系及双方在趋同方面所做的努力;紧接着讨论了美国会计教育界应如何应对全球财务报告,包括关于全球财务报告的教育内容、对财务报告概念普遍存在的很多误解,最后明确应从全球化的角度开展全球财务报告教学,以培养学生适应全球化工作的能力;最后讨论了与全球财务报告相关的研究课题,如会计理论研究为准则制定提供指导的途径及其原因,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技术议程以及财务报告全球化有关的研究课题。

二、全球财务报告准则与美国公认会计原则(GAAP)

IASB的使命是制定一套能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的高质量的全球会计准则:“一套”意味着全球仅制定一套会计准则,全球所有公司都必须遵循;“高质量”?说明不是制定一套低质量的准则;“全球”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公司都接受并运用该准则,全球会计准则是实现全球统一财务报告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一套统一的准则,在全球范围内的实现财务报告一致将是无稽之谈;但准则并不是全球财务报告的充分条件,因为准则的应用效果还取决于诸如执行力、立法和审计等财务报告体制的其他方面,而这些方面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全球共同会计价值观的导向。因此,IASB要推动准则在全球的一致运用,最根本的是要确立全球共同的会计价值观。目前,在现实操作层面,IASB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式:采用和趋同。就采用而言,有一百多个国家允许或要求部分或者全部公司采用IFRS,如欧盟、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都要求所有公开上市的公司或者部分非上市公司采用IFRS;还有一些国家已经公布了拟采用的计划,如加拿大要求其上市公司从2011年1月1日采用IFRS。在趋同方面,IASB与有趋同意愿的国家密切合作,以使双方准则最终一致。美国、日本和中国是趋同的典型。目前,在趋同方面,FASB与IASB的合作最为积极。首先,双方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相似;其次,有人将IFRS视为“原则导向”,而将GAAP视为“规则导向”,但是,“原则导向”与“规则导向”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一般而言,FASB比IASB提供更为详尽的会计原则应用指南,但是IFRS和GAAP都既包括原则也包括规则,只是对原则或规则的侧重不同而已(Schipper 2003)。在所有的重大技术项目上,IASB和FASB都紧密合作。2002年,双方共同发布“诺沃克协议”(Norwalk Agreement),同意寻求有关财务报告问题的共同解决方案。虽然该协议没有涉及太多细节,但是这是双方建立趋同关系的第一步,此后,双方的关系不断发展、巩固。目前,FASB和IASB就议程中的大多数都展开了合作,相关人员同时为IASB和FASB工作,双方用同样的报告在相同的时间内分析相关问题。双方在趋同方面所做的努力的最终目标是使其颁布的准则一致,因为他们认为,即使解决方案在技术方面达成一致,而未能在准则中使用相同的术语,使用准则的人仍会认为其中存在差异。IFRS3(修订稿)和SFAS第141号(R)(IASB2007;FASB2007)是IASB和FASB共同颁布的第一个准则,除由于遗留问题产生的少量差异外,其他的文字表述都完全相同。

美国GAAP和IFRS要实现趋同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一是双方需要保留其现有的准则,由于许多旧准则不完全一致,保留“遗留”准则就会导致更多的差异,而不是趋同。二是双方面临不同的政治压力,这些压力有时相互抵消,而有时彼此强化。三是各自工作主次有别。在某一特定时刻,一方认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另一方并不这样认为,如此,如果一方解决了该问题,而另一方没有,就会影响趋同。例如,FASB在IASB之前发布了关于公允价值计量的SFAS157号准则(FASB2006),但两套准则中关于如何确定公允价值就存在差异。四是准则形式不同,尤其是指南的详细程度不同。FASB的准则采用规则导向,而IASB的准则采用原则导向,应用时更多地依赖职业判断。这些挑战使得一些业界人士认为,要想实现全球采用一套会计准则的目标、效果最好的方法是美国全面采用IFRS,而非趋同。然而,即使美国采用了IFRS,要想使相同的会计准则得到等效运用,还必须在共同会计价值观的导向下才能实现。

三、全球财务报告对美国会计教育的挑战

学生是会计行业的未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会计教育也应面向全球。这就意味着会计教育界需要改变现行关于全球财务报告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国际财务报告课程通常侧重讲述各国在会计观念和财务报告方面的差异,这些内容能加深对学生会计发展过程的理解。但如前所述,已有100多个国家允许或者要求部分或者所有的公司采用IFRS。在这种背景下,现行的财务报告课程的内容已落后于时代。此外,在全球财务报告的教学中,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理解财务报告背后的概念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概念进行职业判断。同时,帮助他们逐步确立全球共同的会计价值观,以使他们将来能适应全球性的会计工作。为此,在全球财务报告课程的内容和方法上,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重大改革:

(一)概念剖析以及职业判断能力的培养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编报并理解财务报告的基础,故财务报告的讲授应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入手。虽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也会发生变化,但其变化频率要比准则低得多。因此,如果学生能够理解概念框架,学生掌握的知识就更有生命力。在现行的IFRS和美国GAAP中,都既包括原则性的规定,也包括规则性的规定,但是二者的功能不同:原则性的规定用于解释如何运用框架概念来解决具体问题,而规则性的规定通过解释让公司理解应该如何满足原则,是对原则的补充,并使其可操作,因此,规则不仅反映了概念和原则,还结合实际情况,提供了具体的处理方法。如果学生理解这一点,就不会对“即使在相同的概念和原则指导下,不同国家(地区)的准则仍然不同”感到诧异了。反之,如果会计教学只关注规则,学生将无法理解这一点,并且他们的知识也会在短期内过时。以IFRS3和SFAS141(R)中规定的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为例,在一起企业合并中,需要确定一方为并购方,即取得被并购方的控制权的公司,该原则性的规定源自概念框架中“公司的财务状况表应该反映其控制的经济资源以及对这些资源的所有权”的理念。如果两家企业合并,拥有控制权的一方需确认因并购而获得的资产或承担的负债,而规则性的规定则进一步详细说明如何确定一家公司是否拥有另一家公司的控制权。根据IFRS3,会计主体根据国际会计准则(IAS)第27号中的控制权标准判断是否有控制权;SFAS141(R)也采用同样标准,即如果一家公司拥有另一家公司50%以上的投票权,就认为它就拥有另一个公司的控制权。在概念层面,IFRS和美国GAAP基本没有差异;而在原则层面,仍有一些差异,如资产价值重估。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规则层面,如金融工具的计量,尤其是与套期保值、利息资本化和减值有关的计量问题。学生应该了解这些差异,惟有如此,才能理解当前与金融工具有关的问题。但随着GAAP要么与IFRS趋同,要么美国公司采用IFRS,这些差异很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会计教育工作者应该确保学生理解财务报告背后的基本理论,包括微观和宏观经济学、财务学、信息经济学、激励的作用和效应、理性预期理论、组合定价理论等。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指出,“财务报告的目标是提供用以经济决策的信息”(IASB2001,12段)。显而易见,掌握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是理解财务报告的基础,这些基本理论明确了资本供给者需要哪些信息以及财务报告信息对他们决策的影响。随着会计准则制定者在准则中更全面运用概念框架,掌握这些理论显得尤为重要。学生应该明白财务报告的主要职责是向外部资本供给者提供信息,而不仅仅是记账那么简单。会计学专业的学生应该学习估价理论以及如何审计对资产和负债的估值,因为目前财务报表中的许多数据都是现值的某种形式的估计值,如金融工具、并购获得的资产或承担的负债、减值的资产以及一些非金融负债。尽管公允价值是否应该作为某些特定资产和负债的计量基础仍存在众多争议(后文将详述),但IASB和FASB还是将公允价值视为一种重要的计量属性,这是因为IASB和FASB均认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能够满足概念框架所要求的财务报告目标及信息质量特征。因此,如果财务报告课程不把估值概念和技能作为教学的重点内容,学生将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知识。关于信息质量特征,Barth(2007)曾指出,公允价值具有相关性,能够如实反映资产和负债的价值,有预测价值,具有及时性、中立性和可比性。公允价值具有相关性是因为其反映了与经济资源和义务相关的现实状况,而这是财务报表使用者做决策的基础;公允价值能够如实反映资产和负债的状况,是因为其反映了风险,并对预期现金流入、流出进行了合理估计;公允价值具有预测价值,是因为其有助于预测未来现金流,而现金流是投资者在评估权益时所感兴趣的问题;公允价值信息之所以具有及时性,是因为其及时地反映了经济环境所发生的变化;公允价值之所以中立在于其无偏性;公允价值之所以具有可比性,是因为其取决于计量时的资产和负债的特征,而不是资产取得时或承担负债时的特征;因为公允价值在每个时期都反映了同一类型信息,也增强了一致性(可比性的一个方面)。在共同会计价值观导向下的全球统一财务报告体系中,教育学生如何进行专业判断是会计教育的重点之一。必须使学生明白,虽然财务报表表中的数字具有精确性,但是这些数字是无数专业判断后的结果。学生通常对许多情况下都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感到惊讶,随着“原则导向”准则的广泛应用,没有唯一正确答案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即使通常看来明确的规则,在实际运用中也需要职业判断。掌握概念框架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财务报告中的职业判断,因为他们将清楚财务报告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准则的“结论”部分解释了准则制定者是如何思考问题、如何应用概念框架、如何权衡不同解决方案的利弊以及最终如何形成准则的,所以它能很好的帮助学生进行职业判断。另外,会计主体披露的会计政策及对资产和负债有重大影响的风险,会帮助学生更深刻的理解职业判断。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培养学生职业判断能力的同时,必须注重会计价值观的教育,否则,学生在今后的实务工作中进行职业判断时将缺乏正确的导向,势必造成不良影响,如会计舞弊等。此外,还应教育学生具有全球化视角的会计价值观,这也是推动全球统一财务报告体系的必经之路。

(二)消除普遍存在的误解

在与会计准则制定者、会计教育工作者及其他业界人士的沟通中,我们发现,人们对IASB和FASB的概念框架中的一些会计概念存在诸多误解。同时,因为许多会计师,包括教育工作者都忽略了财务报告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从而加深了这些误解。由于会计课程设置更加具体化,且侧重于交易的处理,这导致有些教育工作者似乎已经游离出了会计理论。教育工作者应该将框架中的概念作为会计理论中的重点内容来研读和讲解,但是,目前,许多会计教育工作者花在这个上面的时间和精力是远远不够的,反而使得学生不得不从准则条款中反向推导相关概念,造成了本末倒置。本文认为,目前大众对财务会计的基本概念在以下九大方面存在误解:第一,不存在“配比原则”。配比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资产或负债确认或计量的依据。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指出,配比是指对同一交易或者其他业务直接和共同产生的收入和费用同时或者共同确认(FASB 1985,146段,IASB2001,95段)。如果会计准则要求会计信息满足质量特征和概念框架中的其他标准,配比就是应用准则的一个结果。但是,概念框架中的配比概念不允许在财务状况报表中确认那些不满足资产或负债定义的项目(IASB2001,95段),这样,对不能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支出,就不能确认为递延费用,对不会导致未来经济利益损失的现金流入,也不能确认为递延收益。第二,财务报表中很少有数据按历史成本计量。资产和负债最初通常是按交易确定的价值,即历史成本计量。但是,随着其他一些计量方式在财务报表中的广泛运用,按照历史成本计量的通常只有现金以及通过现金交易的土地,而所有其他数据实质上都反映了自交易日以来的时间、事件或者环境的变化。短期资产或负债的金额,如存货、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如果没有减值,都是按历史成本计量的,但是,一旦公司确认了存货的减值,或者计提了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就不再是历史成本了。同样,公司也会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或者对无形资产进行摊销并在减值时进行重估或者抵消,摊销长期负债的溢价或者折价。因此,事实上,经过减值、摊销、重估或者其他方式重新计量的数据都不是历史成本。因此,将计量之争归结为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之争是完全是一种误解。第三,谨慎性不是会计信息的一个质量特征。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指出,会计信息应该是不偏不倚的,因为这是可靠性和中立性必须具备的特征(IASB2001,31段和36段)。概念框架将谨慎性解释为“在存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进行估计判断时的小心程度,以避免高估资产或收入或者低估负债或费用”,其强调谨慎性并不意味着可以故意低估资产或收入,或者高估负债和费用。但是,如果会计处理不保持应有的谨慎性,财务报表将失去中立性和可靠性。第四,可靠性不是精确性或者可验证性。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认为,当信息不存在重大错误或者偏见,能够被使用者所依赖,如实反映了它想表达的或者合理预期可表达的财务状况表的内容时,信息就是可靠的(IASB2001,第31段)。据此,可靠性主要指如实反映,而不是精确性,一个精确的数据不一定是现实经济现象的真实情况。由于普遍存在的误解,在IASB和FASB共同修改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时,双方用如实反映取代了可靠性这一术语(见IASB2006a,BC2.26-BC2.28段)。第五,财务状况表比收益表变得更加重要。其原因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对财务报表要素的定义是以资产为中心展开的,并且收入和费用也是根据资产和负债的变化进行定义的。重点关注财务状况表中的资产和负债,并不是因为资产和负债比收入和费用重要,而是因为会计准则制定者还不能在不参照资产和负债的情况下,形成一个在概念上连贯且可操作的方式来定义和计量收入与费用、利润与损失。第六,财务报告的目标不是向根据公司信息进行决策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信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明确指出,外部资本供给者是财务报告的主要使用者(IASB2001,第6段),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利益相关者认为财务报告不重要,他们也需要利用会计信息进行相关决策。但是,IASB和FASB共同修改的概念框架的讨论稿明确指出,这些利益集团不是财务报告的主要需求者,他们认为财务报告的主要需求者应是那些不能从公司获得所需信息的外部资本供给者,包括潜在的和现有的债权人(IASB2006a,OB11段)。第七,“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不一定比“原则导向”的准则严格。有人认为原则导向下的会计准则缺乏严格的规则,会给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另一些人则认为原则比准确的规则更难传播,规则更经得起交易结果的检验(如Breeden1994,FASB2002,Nelson等2002),“原则导向”的准则能产生更高质量的会计数据(Webster和Thornton2004)。准则到底是“原则导向”还是“规则导向”?这只是一个程度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第八,“规则导向”下的会计准则不一定能增强可比性。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讨论稿认为,可比性是能够使使用者辨认两种经济现象的异同的信息质量特征(IASB2006a,QC35段),换言之,可比性意味着相同的经济业务会得到相同的会计信息,不同经济业务得出的会计信息不同。讨论稿指出,可比性已经和一致性混淆到一起了(也可参见Zeff2007)。同时还认为,过分强调一致性会使不同的经济业务得到相同的会计结果(IASB2006a),这不是可比性。此外,规则并不能考虑到所有情况,通常会有例外,这也会降低可比性。第九,其他综合收益(OCI)确认的不完整性。虽然大多数与价值变化相关的项目都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但是并不是所有项目都在OCI中确认。例如,所有的衍生工具,无论它们是否是套期保值的一部分,最初都是按照公允价值确认的。同样地,即使收入和费用的其他项目很可能受相同经济现象的影响而导致价值增值,但该增值也没有被确认。

四、全球财务报告研究展望

会计学术研究对准则制定有指导意义吗?这是大家长期以来争执的焦点。有些学者认为没有意义,因为会计准则是公共物品,准则制定者只有站在监管者的角度才会权衡社会的整体福利,所以,任何单一的学术研究不足以明确某一具体准则应该是怎样的;而有些学者认为学术研究对准则制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因为学术界的研究能为准则制定者提供理论支撑,从而使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具有可操作性。本文研究经验表明,学术研究对准则制定是有指导意义的。IASB的工作人员面临着许多问题,他们通常求助于学术界,希望学者们能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虽然IASB的工作人员并非专业的研究人员,但他们能够理解相关问题以及学术界的研究结论。具体而言,学术研究对准则制定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学术研究能将财务报告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乃至经济学理论联系起来,为准则制定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第二,学术研究能帮助准则制定者明确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第三,学术界人士不是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利益团体,所以他们能始终站在中立的角度研究问题。

(一)技术议程中的议题

学术研究对准则制定提供指导的途径之一是研究与IASB的技术议程相关的问题,尤其是收入的确认和计量、财务报表列报、租赁、公允价值、保险合同、企业合并、非金融负债、负债和权益、概念框架等,这些问题也是FASB的技术议程中的问题,所以美国的学术界对这些问题并不陌生。但是准则制定者和学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通常不一样,准则制定者从议程本身思考问题,而学术界更多的关注跨领域的问题,如公允价值是否能作为计量基础、相关性和如实反映的相对重要性、不确定性和风险如何确定并处理、确认和披露的相关事宜、管理层的动机和判断如何影响会计数据、如何区分负债和权益、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有哪些信息需求、准则制定的成本和效益等。首先,公允价值是否能作为计量基础,这不仅涉及到收入、租赁、保险合同、非金融负债、负债和权益等具体准则,还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密切相关。会计准则制定者最为关心的可能是我们能得到如实反映的公允价值吗?或者至少我们能通过现行的计量方式得到尽可能如实反映的数据吗?虽然IASB和FASB都认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能满足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所描述的财务报告的目标和财务报告信息的质量,但他们不确定我们是否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得到公允价值。如果得不到,是在什么情况下得不到?原因是什么?如果能得到,能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所有的资产和负债吗?有人认为,经营性资产不能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而金融性资产可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这个观点正确吗?为什么?这个观点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的标准有什么关系?随着公允价值的逐步运用,会引发新的问题投资者需要关于公允价值的什么信息?SFAS157号(FASB2006)要求扩大关于公允价值的披露范围,这能满足投资者的需求吗?其次,公允价值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如有人认为公允价值计量适用于披露,但不适用于确认,有道理吗?为什么?也有人认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会增加收益的波动性,是这样吗?如果是,是什么使收益的波动性增加了?是公司基本面的变动还是会计人员操纵的结果?还有人担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会给管理层提供更多操纵数据的机会,是这样吗?如果大多数的资产和负债都按照公允价值计量,那利润和损失代表什么?这种情况下的利润和损失能与财务报告的其他信息一起作为投资者决策的基础吗?再次,收入何时确认以及如何计量?IASB和FASB目前都在研究收入计量模型,他们所提出的模型都是以资产负债法为基础的,这与概念框架是一致的。IASB和FASB的模型的共同点在于都没有附加标准,差异在于它们关于公司对客户义务的计量方式不同,一个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另一个采用分摊顾客所得计量。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是基于市场参与视角,在合约发生时即确认收入;采用分摊法计量是基于合同执行视角,只有在合同明确指出存在可交付的款项时才能确认收入。第四,IASB和FASB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应是怎样的?应该将资产和负债分为长期和短期的吗?应该将财务报表中的所有项目都划分为经营性、投资性和融资性项目吗?如果应该这样,如何定义这些类别?采用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提供了更多的有用信息吗?财务报表各种项目的分类标准是什么?投资者希望得到关于确认的金额的什么信息?第五,IASB和FASB都在考虑采用资产负债法处理由于租赁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应该被确认,何时确认?每一项权利和义务都应单独确认吗?有的权利和义务能合并当作一项资产和负债处理吗?不同国家不同形式的租赁会影响处理方式吗?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点问题是如何计量权利和义务。租赁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能像其他资产和负债一样处理吗?能用其他资产和负债的计量方式计量这些权利和义务吗?如房屋、厂房、设备的使用权能与自己拥有的房屋、厂房、设备采用相同的计量方式吗?如上所述,公允价值是一个跨领域的问题,它与租赁也有关。如保险合约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计量负债,是采用公允价值、现值还是其他计量方式?为什么?最后,由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IASB和FASB制定会计准则的基础,所以关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例如,概念框架指出,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向外部资本供给者提供有用的信息,这是最恰当的财务报告目标吗?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也会给财务报表的其他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吗?投资者如何使用财务报表的信息?财务报表应包括哪些信息?这些信息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会计信息应该具备哪些特征才能达到财务报告的目标?修改后的概念框架将相关性和如实反映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特征,合适吗?如何定义财务报表的要素?计量这些要素时,应采用什么样的记账单位?如何处理不确定性?选择计量基础的标准是什么?

(二)财务报告的全球化

会计学术研究对全球财务报告提供指导的另一途径是研究与全球化本身相关的问题,如不同国家会计的差异比较、全球化给资本市场带来的影响、根据不同会计准则得到的会计数据的质量比较、除了准则以外其他可能对会计信息造成影响的因素分析。(1)国别差异分析。不同国家会计的差异比较一直是国际会计的研究重点,如不同国家对同一交易会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哪个国家的处理方式能提供更好的信息?什么样的信息是更好的信息?各国的制度、法律等环境有什么影响?其影响效应如何在财务报告中体现出来?通过研究国际会计差异,能使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有关全球财务报告的问题。首先,这类研究为全球性的问题提供了国际化的视角。如各国关于应采用历史成本还是公允价值计量的争论一直都很激烈,但各国的争论重点和视角是不完全一样的。其次,有些研究置于国际环境才具备研究基础。如如果你对资产重估感兴趣,并想做实证研究,就必须从允许资产重估的国家获取数据;如果你对后进先出发计量存货感兴趣,可能就只能从美国获取相关数据,因为后进先出法在其他国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第三,通过这些研究能加深我们对不同制度环境下某一问题的理解,如我们可以通过不同国家的养老金计划学习有关养老金的会计处理。第四,这类研究能够指出全球会计准则制定者在制定全球会计准则时需要考虑各国不同的特征,准则制定者一般会将经济学作为全球的平衡器。国际会计研究给了我们许多启示,例如,研究发现,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为所有交易都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虽然很多人认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善和质量最高的财务报告,但它也不是完美的,其他国家对某些情况的处理可能更好。(2)根据不同准则得到的会计质量比较。比较根据不同国家(地区)会计准则生成的会计信息的质量是国际会计研究的另一重点。Alford等(1993)、Lang(2002)、Leuz等(2003)比较了美国公司根据美国GAAP和其他国家的公司根据其自己国内的准则得出的会计信息质量,发现美国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更高。Barth,Landsman,Lang和Williams(下称BLLW,2007)研究发现,根据美国GAAP进行处理的美国公司得到的会计信息比根据IFRS进行处理的非美国公司得到的会计信息质量更高。就交叉上市的公司根据国内会计准则编报的20F表而言,BLLW发现非美国公司根据IFRS和根据美国GAAP得到的会计信息质量没有显著不同。关于会计信息质量比较,还有大量研究空间和机会。如采用不同的衡量财务报告质量的方法、检验更近年代的会计质量的差异,因为2005年才开始广泛运用IFRS,对根据IFRS编报的财务报告的质量可能受转换或者学习效应的影响。此外,在现有研究的样本期间内,又有更多的国家采用了IFRS或者在近几年内将采用IFRS。为此,今后的研究可以将样本扩大到这些国家的公司,以提高检验力度,增强结论的普遍性。(3)全球资本市场效应。不少实证研究都发现,更高质量的披露和更透明的财务报表能降低资本成本(Botosan,1997;Botosan和Plumlee,2002;Barth等2003;Barth、Konchitchki和Landsman,2007)。如Leuz和Verrecchia(2000)研究发现,采用IAS或者美国GAAP的公司比采用德国会计准则的公司的买卖差价低,股票换手率高。Barth等(2008)用盈余管理、及时的损失确认以及价值相关性等维度衡量会计质量,发现根据IAS得到的会计数据质量比根据非美国的其他国内会计准则得到的会计数据质量高。Ashbaugh和Pincus(2001)发现分析师对采用IAS的公司的盈利预测错误比采用非美国的国内会计准则的错误低,这也是其会计质量更高的体现。(4)除了准则以外的其他影响财务报告质量的因素。即使很多国家同时都采用了IFRS,但由于受到各自文化和历史的影响,其会计信息质量不完全一样。因此,即使制定了全球会计准则,我们可能也无法达到全球财务报告的一致。为此,如能建立全球共同的会计价值观,在其导向下,全球财务报告将距其目标更近。研究还发现,财务报告质量除了受到准则因素影响外,还受到经理层、投资者和审计师的动机等因素的影响(Ball等,2003)。此外,公司治理在财务报告质量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Ashbaugh和Warfield,2003)。研究还发现,会计准则并不能涉及到所有的实务并且通常落后于实务(Ball等,2000;Ball等,2003)。如果某些国家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全球会计准则可能并非最优选择(Eccher和Healy,2003)。通过分析性的研究发现,在类似的基本环境下,会计准则会形成不同的均衡状态(Nagar和Petacchi,2005)。但小的制度变化可能使这个均衡状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结论不禁使我们要问,为什么会呈不同的均衡状态,是否有希望达成一致的均衡状态?(5)未来研究的问题。关于财务报告全球化,还有许多问题亟待研究。诸如: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国家和公司都采用全球会计准则?如果全球财务报告能产生净收益,为什么有的国家不采用全球会计准则?是因为改变会计体制的转换成本太高还是因为政治压力使得某些国家不能放弃制定国内会计准则?制定出全球通用的会计准则可能吗?很显然,IASB认为是可能的,并且一直在试图这样做。但还没有一个人证明可以这样做。全球制定一套会计财务报告准则是最优的吗?还有一些未知因素使得全球会计准则不是最优的吗?如全球会计准则不能反映公司在某些情况下的经济状况吗?如果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IASB和FASB一直都承受着政治压力,这些压力包括各界对政府的游说、政府凌驾于准则之上等。如商业媒体对IAS39号金融工具准则在欧洲引发的争议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报道,以至于在欧洲委员会最终的准则中删除了相关段落。紧接着,欧洲委员会又恢复了这几段,允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但没有恢复关于套期保值会计的内容。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委员会(Australia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AASB)删除了IFRS中的一些可选择的会计处理方法。它认为,在财务报告准则中提供太多选择会降低可比性。但是,最近,AASB指出,采用IASB制定的IFRS,从而保证世界范围内的可比性,这比保证澳大利亚国内的可比性更为重要。因此,AASB又恢复了之前它删除的内容。与这些议题相关的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政治在会计准则制定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政治压力是什么?来自不同国家的政治压力是相互抵消还是彼此增强?准则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压力的存在使准则质量更高还是更低?换言之,政治压力是提供了一个健康的压力,还是降低了结果的质量?

一些研究发现,构成财务报告全球化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财务报告的系统性问题,而不是会计准则本身。但是,现有研究很少述及如何排除这些阻力。值得研究的问题包括:哪些机构对财务报告起着关键作用?前面的研究所发现的阻碍因素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公司在采用国际准则时的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还是系统性问题?我们如何实现在全球范围内一致运用和执行会计准则?需要证券监管部门采取更多的监管措施吗?会计事务所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我们需要依靠公司的自愿行为吗?什么样的机构和激励措施有助于确保全球财务报告的一致性?信息环境如分析师、新闻媒体、评级机构、市场微观结构和债权人等扮演着什么角色?更加及时的报告、更高质量的披露、更多的监管、更严格的审计管制、更强的执行力度或者世界范围内采用一致的证券监管方法会有什么样的效应?我们能预测这些效应吗?毫无疑问,财务报告的全球化是有成本的变革通常需要付出代价。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全球财务报告提供的安全港湾更少了,线条清晰的规则也更少了,因此,相关人员需要更强的专业判断能力,以处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要提高会计师的专业判断能力,并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被一致运用到实务中,建立全球共同的会计价值观是必经之路。虽然很难确定财务报告全球化的收益,但许多人还是坚持认为其收益是超过成本的。如财务报告全球化可能的收益包括全球财务报告准则能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吗?全球财务报告准则有利于资本配置和跨国贸易吗?全球财务报告能减少不同国家的投资偏见吗?全球财务报告准则的质量更高吗?有人认为,全球财务报告不仅能增强资本的流动,而且还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学习了全球财务报告语言的学生将能在世界范围内使用这个语言,有证明表明全球财务报告带来的这些收益吗?

五、结语

生态文明：时代呼唤人类共同价值观 第2篇

人类社会为什么要追求公平、正义？从理论上讲，人类的行为是利己的，无论是经济学原理，还是自然法则都强调了这一点。但是，这些利己行为如何从个体构成群体、形成人类社会，就必然要涉及“公平、正义”理论。如果没有公平、正义存在，群体就没有结合的基础。在人类发展史上，公平、正义的追求一直存在并延续着，不同历史时期对“公平、正义”的理解始终存在差别。古希腊神话所推崇和表达的是“强权既是公理”的公平正义观。人类进入现代文明，合作与竞争已经成为人类行为规范的主要价值体系。因此，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里面讲到，正义应该满足这样的原则：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这是当今社会最具价值的公平正义说法。既然人类社会一直都在追求“公平、正义”，我们就可以将它视为人类的共同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可以成为评判社会政治制度的依据，凭借这个依据，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专制与民主的区别。显然，专制不能导致公平、正义，因为在普遍原则上独裁者的行为是利己的，他对事物的判断与决策必然要利于自己，自然就会损害他人；而民主制度通过不断选择、不断纠错的过程，通过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方式，能够最大程度克服利己行为对公众的伤害，实现“公平、正义”。显然，在追求目标上，两者之间并非并列，而是极端对立的关系。因此，没有必要再将“专制与民主”并列称为可以自由选择的意识形态。

在逻辑认识上，可以说：既然专制本身是反民主的，那么，就无法再用民主来为专制本身寻找逻辑的理由。前面说到：“公平、正义”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也是人类社会的底线。我们对价值观的选择，就是要建立在不违反基本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因此，“公平、正义”不仅是人类共同价值观，而且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准则，也是我们必须遵从的伦理底线。

共同会计价值观 第3篇

共同控制资产, 是指企业与其他合营方共同投入或出资购买一项或多项资产 (有关的资产不构成独立的会计主体) , 按照合同或协议约定对有关的资产实施共同控制。每一合营方通过其所控制的资产份额享有共同控制资产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 按照合同或协议约定分享相关的产出并分担所发生的费用。其会计处理原则为:首先, 根据共同控制资产的性质, 确认本企业拥有该资产的份额。其次, 确认与其他合营方共同承担的负债中应由本企业负担的部分以及企业直接承担的与共同控制资产相关的负债。再次, 确认共同控制资产产生的收入中应由本企业享有的部分。最后, 确认与其他合营方共同发生的费用中应由本企业负担的部分以及本企业直接发生的与共同控制资产相关的费用。

共同控制经营和共同控制资产在概念和会计处理原则上有以下共同点和不同点。共同点在于: (1) 不论是对资产还是对经营活动, 合营各方实施的是共同控制, 任何一方不能实施单方面的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 (2) 合营各方实施的共同控制是有章可循的, 即合营各方都要遵守合同或协议的约定实施控制活动, 任何一方在没有合营他方同意的情况下不能违背合同或协议的约定进行控制。 (3) 合营各方共同进行的经济活动及合营各方形成的共同资产都不构成独立的会计主体。 (4) 共同控制经营和共同控制资产的会计处理原则相似, 即合营各方按照合同或协议约定, 归集各自在共同控制经营或共同控制资产中的相关成本费用, 同时按照合同或协议约定分享经营活动或资产带来的经济利益。不同点在于:对于共同控制资产, 合营各方一般要按照各自的份额进行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即合营各方的账簿记录中会增加新的资产;对于共同控制经营, 每一合营者使用的是自己的资产, 并备有自己的存货, 投入资产时只是资产在各自账簿记录中明细科目的变换, 即合营双方各自账簿记录中并没有增加新的资产。

共同控制经营和共同控制资产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一种特殊方式, 不能按照一般的长期股权投资账务处理进行核算, 因为其不是独立的会计主体。为了将其与其他经济活动区别开来, 笔者认为应该在科目设置、会计核算、报表列报及附注中做出以下设计: (1) 增设明细科目。在涉及共同控制经营和共同控制资产的资产、负债、成本及损益类会计科目下增设“共同控制经营”、“共同控制资产”明细科目。 (2) 托管经营共同控制资产的单位, 应该设置备查账, 对共同控制资产和共同控制经营发生的全部费用和收入进行登记, 然后计算合营各方的成本费用及收入分割单, 合营各方根据分割单在自身账簿中设置明细科目进行会计核算。 (3) 根据重要性原则, 若共同控制资产在合营企业的资产中占较大比重, 企业应在报表中的资产项目下设置子项目, 反映企业的共同控制资产情况;在收入、成本、费用项目下设置子项目, 反映与共同控制资产、共同控制经营相关的收入、成本、费用。报表附注中要单独披露共同控制资产的性质、金额、折旧、减值情况等, 同时应披露共同控制经营产生的收入份额、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重, 承担的与共同控制经营有关的费用及成本、负债等, 并对共同控制经营的性质做出说明。

合营各方的账务处理为:在出资购买共同控制资产时, 按各自的出资份额, 借记“其他应收款”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收到购入资产原始凭证分割单时, 借记“固定资产共同控制资产”等科目, 贷记“其他应收款”科目。根据托管企业编制的共同控制经营费用分配表, 按应承担的部分, 借记“生产成本共同控制经营”或“其他业务成本共同控制经营”、“制造费用共同控制经营”等科目, 贷记“原材料共同控制经营”、“应付职工薪酬共同控制经营”、“累计折旧共同控制资产”等科目。根据托管企业编制的共同控制经营收入分配表, 按应享有的部分, 借记“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等科目, 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共同控制经营”或“其他业务收入共同控制经营”等科目。处置共同控制资产时, 借记“固定资产清理共同控制资产”、“累计折旧共同控制资产”、“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共同控制资产”等科目, 贷记“固定资产共同控制资产”等科目。结转清理净损益, 借记或贷记“固定资产清理共同控制资产”科目, 贷记或借记“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科目。

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和坚守 第4篇

李君如：说实在的，我原来也有这个感觉。但是冷静下来想一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内生于心、外显于形的大善之德，是靠死记硬背背出来的吗？是的，也有人背过，那么背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有核心价值观了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有些人可以把文件背得滚瓜烂熟，但胡作非为的还是胡作非为，搞腐败的还是搞腐败。

显然，我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学习，要熟读，要背诵，这些活动都是必要的，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靠死记硬背就可以培育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了解这24字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从而在历史的深入理解和自然领悟过程中把它们内化于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做人干事、处世待人的“一定之规”。

记者：关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12个词24个字的理解，一般被分为“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个人层面”三个层面，每一个层面都是4个词8个字。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划分？

李君如：首先，这是我们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要达到的总目标的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就需要有先进的价值观念加以支撑。而要建设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只有从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都形成与此相适应的价值观，才能获得成功。

其次，这是我们今天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个人层面都有许多问题，是多层次多层面的问题。习近平明确地说过：这三个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

再次，这是由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者的关系决定的。恩格斯曾经说过，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自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特殊力量。这里讲的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国家的起源上讲，在社会中各种利益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社会中占优势的阶级就建立起国家这样的上层建筑；从国家的存在状态看，它居于社会之上统治和管理着社会；从国家面临的风险看，它极有可能被权力所异化，走向反面。至于在社会中，又有一个社会与公民个人的关系。社会是由公民个人组成的，社会可以说是公民个人的总和；但公民个人又是有不同的利益要求的，社会只能尊重公民个人而不能包办公民个人的利益。这就发生了社会与公民个人的复杂关系。所以，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要考虑这三个层面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要求。

记者：您能否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深入谈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

李君如：毛泽东曾经提出一个很深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是这样回答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同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12个词24个字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我们头脑里固有的，而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的，是在我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是当代中国历史性大反思和时代性大变动的深刻总结。

比如，要了解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家层面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8个字的价值目标是怎么形成的，只要回想一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就可以明白了。

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出要“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根据党的八大提出的“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尽可能迅速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和目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很朴素，甚至认为共产主义生活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后来经历了一系列曲折，致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受到很大影响。“文革”结束后，我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当代中国历史性大反思和时代性大变动的历史起点。

需要指出的是，要理解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形成，还应弄清什么是我们所说的“现代化”。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对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从内涵上作了分析，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的现代化还包括“高度物质文明”、“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等任务和目标。这种认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党的十二大报告也是这样提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目标中没有“富强”这两个字。

记者：那么，当时为什么没有提到“富强”这个词呢？

李君如：由于过去一个时期内长期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把抓生产等同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把致富等同于搞修正主义。所以在一个时期里人们都不敢言“富”，谈“富”色变。直到经过一轮比一轮深入的拨乱反正，在全面改革开始后，党的十三大才把“富强”两字和“民主”、“文明”一起写进了党的基本路线。当时的提法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在这样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势如破竹地推进，甚至在国内外政治风波这样严峻的考验面前都挺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越走越宽广。

随着政策的放开、改革的深化、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分层加剧，社会成员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突出了，社会矛盾增多了，群体性事件也接连不断地发生。针对这种情况，在我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以后，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任务，并且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提了出来。十六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布局，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布局。也就是说，我们党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把社会建设也纳入到工作全局中来考虑和部署了。十七大把“和谐”这两个字写进了党的基本路线。这样，我们的奋斗目标就由“富强、民主、文明”三个元素构成的现代化，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个元素构成的现代化。

实际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就是我们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中追求的四大价值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以此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价值引领，作为凝聚全党全社会的价值共识。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这样，来自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是当代中国历史性大反思和时代性大变动的深刻总结。只要联系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路，不需要死记硬背，就可以记住什么是我们要坚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

记者：社会上还有一种议论说，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就是改革开放也有30多年了，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出这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此，该怎么看呢？

李君如：这并不奇怪。实践是个过程，认识的形成和成熟也是个过程，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必定是一个过程。中国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比如在西方，“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的形成，就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几个世纪。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反对天主教教会对人和人性的束缚，形成了强劲的人文主义思潮；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进一步反对教皇统治和教会内部的特权、腐败；到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深刻地批判了世俗君主制度，才形成了广为传播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念；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自由、平等、博爱”逐渐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口号，但并没有马上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一直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才成为官方格言，二战时期还被改为“劳动、家庭、祖国”，二战后到1946年和1958年才被写进法国宪法。

记者：那么，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与个人层面的价值目标有何联系？

李君如：我们讲“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不能仅仅理解为这只是国家追求的目标，与我无关。事实上，国家的追求就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国家”这个词，是个地理概念，更是个政治概念，是与政权相关联的概念。而我们国家的政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因此国家追求的价值目标从其实质来讲，就是全国人民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更何况，英文中的“country”、“state”在中文中译为“国家”而不是“国”。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国”离不开“家”、“家”离不开“国”，国家好了，我们大家都会好。所以，在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时，不要认为这与我无关，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追求。

记者：社会层面上的价值观又是怎样形成的？

李君如：我们在前面讲到“历史性大反思”，又讲到“时代性大变动”，“反思”是对历史的总结，“变动”是现实的变化。这种变动、变化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而且主流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给中国带来新变化和新走向的大变动。我们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新意，新就新在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这样的时代性大变动中出现的新变化和新走向。在社会层面上，我们提出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4个词8个字的价值取向，就是反映中国社会新变化、新走向的新观念。

前面讲到欧洲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反对宗教对人和人性的束缚，然后经过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一步一步形成的。在我们中国，夏商周也是宗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提出“敬鬼神而远之”，“仁者爱人”的思想出现了，“有教无类”的思想出现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出现了，“和为贵”的思想出现了。这意味着中国人开始从宗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走了出来，于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观念也伴之而生。但是，那时思想最解放的人还没有从“君子”与“小人”的等级观念中解放出来，“自由”还不是被贬为“小人”的人民群众的权利。到后来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从宗教占统治地位走出来的中国人又被一整套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三纲五常”的纲常体系套住了。随着这个体系日臻完备，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局面，这就导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吼声。

这场浩浩荡荡的思想解放运动，尽管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否定一切的片面性，但让中国人接受了“人权”、“民主”、“自由”、“科学”等新观念，进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应时代进步潮流而生，并站在这个时代进步潮流的前锋，为中国的文明前途奋斗着。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高高地举起了“民主”、“自由”的大旗。当1949年毛泽东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候，中国人民不仅从统治中国几千年的“三纲五常”的纲常体系中解放出来了，而且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统治中解放出来了，开始享受到了“民主”、“自由”的喜悦。

但是，“自由”是有层次的，是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而且，自由在发展过程中是要付出代价的。在美国，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又富有哲理的名言：“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无偿的。毛泽东也在哲学的层面上说过：“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因此，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时候，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处在“必然王国”，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的“自由王国”，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缺乏经验，在怎么样把解放出来的人“组织起来”的问题上走了一段弯路。特别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人”的社会管理体制下，人民群众内部隐藏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束缚住了。这就决定了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必定会开始新的思想大解放。

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发端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思想大解放。这次思想解放运动还在深入，它带给中国的是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大进步大发展。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自由”、“平等”等人类文明中的进步观念，在中国进一步入脑入心，确立起来了。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不仅确立了“自由”观念，而且对“平等”观念也有了新的认识。本来，马克思主义就认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场经济是在平等的商品交换中实现的。没有平等就没有市场经济。平等和自由一样，也是我们倡导的社会价值取向。

在我们倡导的价值观中，除了“自由”、“平等”，还有“公正”、“法治”。如果说“自由”、“平等”是社会给每个人提供的发展条件，那么“公正”、“法治”就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要信守的原则和规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公正”、“法治”是“自由”、“平等”的保障。

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的思想大解放，今天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到一个具有现代治理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使得我们的社会一步一步成长为一个能够让思想的解放、生产力的解放、社会活力的解放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这就需要我们在社会层面上不仅要形成自由、平等的价值取向，还要倡导能够维护自由、平等的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

记者：公民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4个词8个字的价值准则，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李君如：对于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创造的传统文化，毛泽东要求我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进行科学的总结，要求我们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要求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我们在批判封建主义的时候，不能把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也简单地否定了。同样的道理，我们在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时，也不能把那些与历史进步潮流相悖的文化糟粕也继承了。

在我们要倡导和培育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能够体现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8个字，这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我们的古人常讲：“精忠报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精益求精”，“民无信不立”、“言必信，行必果”，“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人者，人亦善之”、“知恩图报，善莫大焉”等等，讲的都是怎么做人待人的问题。“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这些好的思想文化传统，在当代的表述和弘扬。

在一个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价值目标的国家里，在一个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价值取向的社会里，公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公民呢？从公民自身来讲，要爱国，要敬业；与此同时，还要解决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就需要倡导诚信、友善。简单地说，“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8个字，讲的就是对自己要好，对别人也要好。这是每一个公民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奉行和坚守的最基本的价值准则。

记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入脑入心的问题，更是应大力培育和践行的问题。那么，当前我们该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

李君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因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十分重大。

要让“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不仅要了解这24字是怎么形成的，是针对什么问题提出来的，还要下大力气培育和弘扬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弘扬，不能光说不练、只说不做，一定要在践行中培育和弘扬。我们古人历来重视道德教化，而这种教化不是单纯地“教”，还要在“践行”中化为内心的自我规范。比如古人常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修”、“齐”、“治”、“平”就是“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明确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这不仅讲要“践行”，还强调要联系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来“践行”。我们应该认真地领会和把握这个要求，并努力把这个要求变为现实。价值观是内生于心、外显于行的东西，是要通过“行”表现出来的。“行”，就是“办”。

共同会计价值观 第5篇

关键词：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生态共同体

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研究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 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 再加上经济全球化、网络信息化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思想处于多元化的状态。当代大学生作为当代青年中的佼佼者, 思想的多元化势必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形成和确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健康积极向上是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主流, 但也存在着一些偏失现象, 究其原因很多, 但价值观教育合力尚未形成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是个全面、复杂、系统的工程, 涵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自我教育等多个要素。大学生进入高校后, 学校是他们主要的学习、生活场所, 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里面度过的, 学校教育对他们的影响也是最为直接的。作为主导地位的学校教育, 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和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其历史原因, 一定程度上对价值观教育的整体效果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但是, 他们不仅仅只接受着学校教育, 社会是个开放的包容的社会, 大学生们在平日的生活学习中还受到来自于社会和家庭等各个方面的影响。所以, 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不断提高家庭教育的水平, 这都影响着最后的教育效果。

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 目前, 我国社会教育也有所失正, 不讲诚信、不赡养老人、不遵守社会公德的行为屡见不鲜, 这些丑恶的社会现象正不断的“染黑”大学生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大学生只要到社会上走走, 就会有心理的落差, 就会发现社会真实现象和他们在学校里接触的教育反差极大, 于是他们会迷茫, 会无所适从。另外不良媒体低级媚俗的节目泛滥, 不良场所灯红酒绿的声色污染, 不良商家利欲熏心的诱导纵容都给他们的心灵蒙上了一层一层的阴影。因此, 社会环境, 不论是积极因素或消极因素, 自始至终都对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产生促进或促退的作用。

作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 家庭教育在价值观教育中具有特殊的作用, 然而, 当前中国的家庭教育现状也并不是十分理想。家长们过分的注重孩子的分数而忽视了心理健康教育以及道德素质教育, 再加上现在的学生在家里都是“小皇帝”、“小公主”, 从小就得到大人的溺爱, 久而久之, 形成了“唯我独尊”、“我行我素”的性格特征。另外, 有的家长由于教育方式方法选择上的不正确, 这也无形中使家庭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

价值观教育生态共同体由校内和校外两个教育系统组成, 校内教育系统包括学生、课堂、课程, 校外教育系统则由社会、学校、家庭三个要素构成。价值观教育生态共同体具有共生性、共处性、共振性和整体性四个基本特征, 其中“共生性”要求价值观教育生态共同体内各个要素之间产生“共生效应”, 形成价值观教育合力;“共处性”要求在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大学生与周边事物发生联系、相互影响, 发挥各要素之间的“共处效应”;“共振性”强调价值观教育的核心和关键是实现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心灵上的“共振”, 这样才能发挥教育的疏导与转化作用;“整体性”要求生态共同体内各个要素之间需要协调发展, 只有校内和校外两个教育系统进行有效的配合, 才能实现价值观教育生态共同体的“共轭效应”。

然而, 当前我国价值观教育生态共同体建设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生态共同体各个要素之间自成一体、相互孤立, 缺乏沟通、相互排斥, 整体观念和合作意识淡薄, 一定程度上讲, 各要素对其在价值观教育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功能、赋予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定位不清晰, 生态共同体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有机的整体, 各要素之间产生内耗, “共轭效应”难以发挥。因此, 逐步优化价值观教育生态共同体的内部结构, 积极建立和完善生态共同体的作用机制, 可以有效的降低各要素之间的内耗, 真正发挥生态共同体的“共轭效应”。具体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有效整合社会资源, 积极支持大学生价值观教育, 教育部门应该努力挖掘社会资源, 打造一批高质量的价值观教育基地;第二、优化社会环境, 做好正面引导, 这要求我们积极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 加强舆论导向和道德品质建设;第三, 加强学校与家庭教育的配合, 提高教育影响的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不仅仅体现在思想上, 更多的体现在教育行为上, 要加强对家长的“培训”, 努力提高他们的教育能力;第四、强化校内教育系统的合力, 价值观教育是个全方位的教育, 教育内容广泛, 所涉及的部门众多, 在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 各部门应职责明确, 通力合作, 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因此, 在新时期, 积极整合资源, 努力打造价值观教育生态共同体, 促进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相互协调和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相互协调和配合对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意义, 可以总结归纳为“三个有利于”。首先, 有利于整个价值观教育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有效衔接。社会、学校和家庭以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几乎占据了大学生的整个学习生活。这三个方面任何一方面出现缺失, 都将使对大学生的各种教育无法有机地衔接起来, 大学生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将放任自流, 一些腐朽没落的思想也便有了可乘之机。其次, 有利于保持整个价值观教育在方向上的高度一致。如果社会、学校和家庭这三个方面的教育在方向上不能保持高度的一致, 那么, 它们之间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合力, 各自的作用不仅会互相抵消, 还会给大学生的价值观形成造成混乱。最后, 有利于实现各种教育间的优势互补, 加强整体教育的有效性。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除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有所不同, 而且在教育内容、方法和手段上也各有各的特点和优势。家庭教育往往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学校教育具有系统性、科学性、专业性等特点;社会教育在形式上相对比较灵活, 内容上具有多样性、及时性、实用性等特点。

共同经营参与方会计处理解析 第6篇

合营安排的关键是判断一项安排是否存在共同控制。当企业面临重大经营机会而无法独立运作时, 企业可能与其他企业以共同经营的方式来获得盈利机会。在合营安排准则中不仅明确了合营安排的定义, 同时对共同经营也有正式描述。首先, 共同经营是指共同控制一项安排的参与方享有与该安排相关资产的权利, 并承担与该安排相关负债的合营安排。其经济实质是, 根据合营方获得回报的方式来认定此项安排的性质, 从而再确定是合营安排的哪一类别。简单来讲, 就是共同控制的一项安排其参与方对资产、负债、净资产的哪一类享有权利或者承担义务, 据此判断是共同经营还是合营企业。其次,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提到的相关概念与合营安排准则的名称虽然相同, 但是却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在实务中要严格区分。

二、正常经营情况下判断一项合营安排是共同经营的三个要件

1.合营安排未通过单独主体达成, 认定此安排为共同经营。在实务工作中要理解的经济实质是单独主体的达成要成为合营安排的起点。

2.在单独主体法律形式下, 若赋予参与方权利和义务的判断, 即单独主体持有的资产和负债是各参与方的资产和负债, 此合营安排无疑也是共同经营。

3.分析其他事实。若参与方实质上是合营安排中所需现金流的唯一来源, 该合营安排实质上为共同经营。原因在于: (1) 各参与方实质上有权享有, 并有义务接受由该安排资产产生的几乎所有经济利益, 同时也承担了需求、价格、存货等产生该经济利益的相关风险。 (2) 持续运营和清偿负债必须依赖于合营方。

三、非正常经营下判断一项合营安排是否为共同经营

在清算、破产等情况下, 此时法律权利义务的相关性相对比较薄弱。在合伙企业构建的合营安排中, 正常经营中权利义务正常。在合伙企业清算阶段, 合伙人只享有合伙企业清偿第三方债务之后应分得的剩余资产, 此情况仍被分类为共同经营。

四、关于共同经营参与方的会计处理

(一) 共同经营中, 合营方的会计处理

1.一般会计处理原则。合营方应当确认其与共同经营中利益份额相关的下列项目, 并按照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一是确认单独所持有的资产, 以及按其份额确认共同持有的资产;二是确认单独所承担的负债, 以及按其份额确认共同承担的负债;三是确认出售其享有的共同经营产出份额所产生的收入;四是按其份额确认共同经营因出售产出所产生的收入;五是确认单独所发生的费用, 以及按其份额确认共同经营发生的费用。

合营方可能将其自有资产用于共同经营, 如果合营方保留了对这些资产的全部所有权或控制权, 则这些资产的会计处理与合营方自有资产的会计处理并无差别。

合营方也可能与其他合营方共同购买资产来投入共同经营, 并共同承担共同经营的负债, 此时, 合营方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确认在这些资产和负债中的利益份额。

共同经营通过单独主体达成时, 合营方应确认按照上述原则单独所承担的负债, 以及按本企业的份额确认共同承担的负债。但合营方对于因其他股东未按约定向合营安排提供资金, 按照我国相关法律或相关合同约定等规定而承担连带责任的, 从其规定, 在会计处理上应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

2.分析单独主体的法律形式。

例1:甲和乙同属两个建设单位, 最近两公司成立了单独主体A。甲和乙签订一项合同以共同完成一项与政府之间的合同, 即建造一所宏志学校。由A代表两公司与政府签订合同, 并提供城建及相关服务、具体实施该安排。有关安排的资产和负债由A持有。甲乙两公司明确了各自的参与份额且双方共同控制该安排。最后合同安排是两公司向政府上交竣工合格的宏志学校。甲乙两公司在合同中还有约定: (1) 该安排中明确了甲乙两公司各自参与的份额, 则在相关活动中按份额分享所需全部资产的相应权利。 (2) 按份额承担该安排的各项债务。 (3) 按份额分享该安排相关活动产生的损益。

通过例1可以看出:甲乙公司通过A主体实施安排资产并承担负债。本例的单独主体是A, 此安排通过A达成。A的法律形式并没将甲和乙与A分开。很显然, 宏志学校工程合营安排属于共同经营。

3.分析合同安排。

例2:接例1。通过单独主体形式达成的合营安排A公司属于共同经营。因此甲乙两公司根据会计准则规定对A公司相关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会计处理。假设合营安排A公司对甲乙两公司所占权益的比例为50% (见表1) 。

甲公司财务报表的记录与A公司相关信息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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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合营安排各参与方可能同意共同拥有和经营一项资产时, 相关约定规定了各参与方对共同经营资产的权利, 以及来自该项资产的收入或产出和相应的经营成本在各参与方之间分配的方式。每一个合营方对其在共同资产中的份额、同意承担的负债份额进行会计处理, 并按照相关约定确认其在产出、收入和费用中的份额。

例3:2013年1月1日, 甲和乙两公司共同出资购买一栋办公楼, 各自拥有该办公楼50%产权。购买此楼的用途用于出租。双方签订合同:此楼相关活动决策需甲和乙一致同意方可做出;甲和乙的出资、收入分享、费用分担比例均为各自50%。此楼买价为4 000万元, 由两公司以银行存款支付, 预计使用寿命20年, 预计净残值为270万元, 采用年限平均法按月计提折旧。该楼租赁合同约定, 租赁期限为10年, 每年租金为240万元, 按月交付。该写字楼每月支付维修费2万元。另外, 甲乙公司约定, 该楼的后续维护和维修支出 (包括再装修支出和任何其他的大修支出) 以及与该楼相关的任何资金需求, 均由甲乙两公司按比例承担。假设甲乙两公司对这项投资性房地产均采用成本法进行后续计量, 暂时不考虑税费等影响。

分析:首先, 此投资活动为合营安排;其次, 此投资活动是合营安排中的共同经营。原因如下: (1) 甲和乙共同控制此楼。与此楼相关活动的决策由双方一致同意方可做出。 (2) 明确约定了甲乙两公司享有该安排中资产的权利、相应收入的权利、承担相应费用的责任等。 (3) 此合营安排并未通过一个单独主体来架构。

甲公司相关会计处理如下:

(1) 出资购买办公楼时:

(2) 每月确认租金收入时:

(3) 每月计提办公楼折旧时:

(4) 支付维修费时:

4.合营方自共同经营购买不构成业务的资产的会计处理。合营方自共同经营购买资产等 (该资产构成业务的除外) , 在将该资产等出售给第三方之前 (即未实现内部利润仍包括在合营方持有的资产账面价值中时) , 不应当确认因该交易产生的损益中该合营方应享有的部分。即此时应当仅确认因该交易产生的损益中归属于共同经营其他参与方的部分。

例4:甲和乙两公司共同设立一项安排B, 假定该安排确认为共同经营, 甲乙两公司对于安排B的资产、负债及损益分别享有50%的份额。2013年12月31日, 甲公司支付采购价款 (不含增值税) 80万元, 购入安排B的一批产品, 甲公司将该批产品作为存货入账, 尚未对外出售。该项产品在安排B中的账面价值为40万元。

本例中, 安排B因上述交易确认了收益40万元。甲公司对该收益按份额应享有20万元 (40万元×50%) 。但由于在资产负债表日, 该项存货仍未出售给第三方, 因此该未实现内部损益20万元应当被抵销, 相应减少存货的账面价值。但乙公司对该收益应享有20万元 (40万元×50%) 应当予以确认, 乙公司享有的20万元收益反映在甲公司存货的期末账面价值中。当这类交易提供证据表明购入的资产发生符合资产减值损失准则等规定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 合营方应当按其承担的份额确认该部分损失。

5.合营方取得构成业务的共同经营的利益份额的会计处理。合营方取得共同经营中的利益份额, 且该共同经营构成业务时, 应当按照企业合并准则等相关准则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但其他相关准则的规定不能与本准则的规定相冲突。企业应当按照企业合并准则的相关规定判断该共同经营是否构成业务。该处理原则不仅适用于收购现有的构成业务的共同经营中的利益份额, 也适用于与其他参与方一起设立共同经营, 且由于有其他参与方注入既存业务, 使共同经营设立时即构成业务。

例5:甲和乙两公司共同设立一项安排C, 假定该安排构成一项业务, 且属于共同经营。甲公司和乙公司对于安排C的资产、负债及损益分别享有50%的份额。甲公司 (非关联方) 于2013年12月31日购买了甲公司持有的全部安排C的利益份额, 购买对价为200万元, 交易费用10万元。甲公司所取得的单独持有的资产及共同持有的资产份额以及所单独承担的负债及共同承担的负债份额的公允价值见表3。

假定不考虑所得税, 甲公司取得的该共同经营利益份额中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160万元, 甲公司支付的对价为200万元, 甲公司应相应确认商誉40万元。

合营方增加其持有的一项构成业务的共同经营的利益份额时, 如果合营方对该共同经营仍然是共同控制, 则合营方之前持有的共同经营的利益份额不应按照新增投资日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二) 共同经营中不享有共同控制参与方的会计处理

1.一般处理原则。对共同经营不享有共同控制的参与方, 如果享有该共同经营相关资产且承担该共同经营相关负债的, 应当按照合营安排准则第十五条至第十七条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否则, 应当按照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即如果该参与方对于合营安排的净资产享有权利并且具有重大影响, 按照长期股权投资准则进行会计处理;如果该参与方对于合营安排的净资产享有权利并无重大影响, 按照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进行会计处理;向共同经营投出构成业务的资产并取得共同经营利益份额的, 按合并财务报表及企业合并等相关准则进行会计处理。下面仅对共同经营不享有共同控制的参与方 (即非合营方) 会计核算进一步分析。

2.初始阶段共同经营非合营方会计处理。

例6:甲乙丙三方于2013年合作经营一项目, 共同拟定一项协议安排, 根据该协议安排的约定, 甲方拥有该项目50%的表决权, 乙方与丙方分别享有30%和20%的表决权。协议条款约定, 所有对该项目相关活动的回报有重大影响决策均需要超过75%表决权的参与方一致同意, 方能实施。甲方以专用设备作价投入, 账面折余价值40万元, 投资作价50万元, 占合营项目利益份额为50%;乙方以专利技术作价投资, 账面摊余价值10万元, 投资作价30万元, 占合营项目利益份额30%;丙方以现金20万元投入, 占项目利益份额20%。共同经营参与方协议安排初始财务状况如表4。

根据以上资料共同经营初始阶段各参与方会计处理如下:

(1) 甲方会计处理:

(2) 乙方会计处理:

(3) 丙方会计处理:

3.后续阶段共同经营非合营方会计处理。

例7:据协议条款约定和前例资料, 后续阶段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资料见表5。

根据以上资料后续阶段各参与方会计处理如下:

(1) 甲方后续会计处理:

同时甲方后续会计处理:关联交易未实现损益调整。

(2) 乙方后续会计处理:

同时乙方后续会计处理:关联交易未实现损益处理。

(3) 丙方后续会计处理:

对合营安排准则合营安排中的共同经营, 需要深入理解其内涵和经济实质, 本文探讨的只是几个点。在合营安排共同经营中还有很多种情况, 不确定性强, 比如共同经营中关联交易的会计处理、合营方向共同经营投出, 或者出售不构成业务的资产的会计处理披露相关信息等业务, 需要我们以后进一步深入探讨。

摘要：《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 (以下简称合营安排准则) 的实施给会计界注入了新的血液。但是准则复杂的条款给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带来些许困惑。究竟怎样理解合营安排准则条文背后的经济实质, 在实践中提高管理核算质量, 是会计人员不容回避的命题。本文在对合营安排准则学习的基础上, 选取其中的共同经营为研究主体, 以举例的形式分析其应用, 以期能为相关人员提供一定的指导。

共同会计价值观 第7篇

一、企业行为与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关系

1. 控制活动行为

控制活动行为是确保管理层的指令得以实现的政策和程序, 旨在帮助企业为保证其控制目标的实现, 其用以辨认并处理风险所必须采取的行动业已有效的落实。控制活动出现在企业的各个阶层与各种职能部门, 它包括经营活动的复查、业务活动的授权和批准、业绩评价、实物控制、职责分离等。

2. 信息和沟通行为

一个良好的信息与沟通系统有助于提高内部控制的效果和效率。围绕在控制活动周围的是信息沟通系统, 该信息系统识别、捕捉、交流内部和外部信息, 使企业内部员工能取得他们在执行、管理和控制企业经营过程中所需的信息, 形成有利的外部沟通环境。

3. 监督行为

监督是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评估内部控制执行质量的过程, 且它应是一种实时过程, 随时进行自我评估和内部监督。整个内部控制必须施加以恰当的监督, 在必要时对其加以修正。

二、基于企业行为加强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必要性

1.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必然要求

会计信息是整个经济信息的基础性信息。会计信息的规范、及时、准确、真实决定了其质量的高低。因而, 会计信息质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其他经济信息的有效程度。贯彻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财经法规, 是企业进行合法经营的先决条件, 而内部控制正是确保它们被切实贯彻执行的措施和手段的集中体现。健全完善的内部控制, 可以对企业内部的各部门、各流转环节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 对所发生的各类问题能够及时反映, 及时纠正, 从根本上保证国家方针政策和财经法规的贯彻执行, 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规范性。

2. 保证财务活动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会计活动是否得到适当的授权和批准, 是否符合有关财经法规的要求, 直接反映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执行有关财经法规的情况。因此, 保证企业会计活动的有效性、合法性是内部会计控制的一项重要任务。健全有效的内部会计控制通过审批、审核等一系列控制措施, 可以对企业财务活动进行全面的控制, 制止各种违反有关财经纪律的行为, 督促企业内部各部门严格遵守财经纪律, 保证各项财务活动的有效性、合法性, 从而使企业所提供的会计信息真实性、透明度比较高。

三、当前我国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存在的问题

某企业主营业为娱乐服务业, 于2009年10月投入试营业, 在此之前企业的管理工作集中在工程建设上, 财务部的主要工作是保证按期支付工程款, 以保证企业基础建设能如期开放, 因此忽视了对内部会计控制体系的建立, 造成了会计流程混乱, 监督失控。

1. 货币资金管理不合理

当前, 某企业货币资金管理中现金收入的会计控制设计不合理、制度执行不严格, 为企业的资金管理留下隐患。比如为方便客人结账, 财务部在餐厅、酒吧、专卖店和娱乐前台设置了四个收银点。客人可以选择在消费地点结账, 也可以用前台发放的信息卡记账然后在前台结账。这样设置收银点增加了内部会计控制的控制点, 给现金收入的管理带来很大问题。

2. 固定资产会计核算与管理不善

第一, 固定资产的价值核算不准确。一些应当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资本性支出被一次性计入当期费用, 例如企业娱乐设施改建的费用本应计入固定资产核算, 但会计人员却错误地将其作为收益性支出一次计入费用。第二, 固定资产接收制度没有严格执行, 财务部在没有得到固定资产使用部门的验收证明的情况下, 仅凭货款支出凭证和发票金额来记录固定资产的价值, 而没有记入其他与固定资产相关费用, 造成实际使用的固定资产价值与账面不符;还有一些已在使用的固定资产因尚未付款就没有进行任何账务处理, 使得资产和负债的金额都不准确。固定资产核算不准确, 必然造成计提折旧错误、当月入账费用与实际不符。

3. 存货管理失控

第一, 盘点工作没有落实, 存货的使用情况和库存商品保管情况不能及时反映到财务部, 造成存货的丢失、毁损不能及时反映在账面上, 当月成本及费用小于实际发生;第二, 财务部没有监督仓库盘点工作, 不能及时发现仓管人员管理不善、舞弊现象;第三, 会计人员成本核算不熟练, 很多商品一经验收、付款即全部计入当月营业成本或费用。这种做法一方面使得营业成本和经营费用的核算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即成本费用高于实际;另一方面, 由于存货以无账面反映, 给日后存货管理造成困难。

四、基于企业行为的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措施

1. 货币资金的内部会计控制

货币资金是企业流动资金中最活跃的部分, 容易被侵占、挪用、贪污, 因而企业加强货币资金控制十分重要。货币资金业务管理失控的常见情形主要有少列收入或截留各种现金收入:公款私用, 挪用资金;虚报冒领, 虚列支出;出借账号, 违规操作;涂改凭证, 虚构内容;延迟入账, 挪用现金;重复报销, 贪污现金;库存现金超额存放;白条报销, 白条抵库。

为防止这些现象的发生, 企业采用先进的娱乐管理系统加强对营业收入的控制, 明确了营业收入收缴程序;对货币资金业务建立了严格的授权审批制度, 授权批准方式、权限、程序、责任和相关控制措施, 规定了经办人办理货币资金业务的职责范围和工作要求。

规定审批人应当根据货币资金授权批准制定的规定, 在授权内进行审批, 不得超越审批权限;经办人应当在职责范围内, 按照审批人的批准意见办理货币资金业务。对于审批人超越授权范围审批的货币资金业务, 经办人员应拒绝办理, 并及时向财务主管及审批人的上级授权部门报告;对于重要货币资金支付业务, 实行董事会决策和审批, 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防范侵占、挪用货币资金等行为。

2. 固定资产的内部会计控制

为了确保固定资产的真实、完整、安全和有效利用, 企业进一步完善了固定资产内控制度。

(1) 制定固定资产年度预算制度。固定资产的增减变动数额一般较大, 为了保证固定资产增减变动的合理性, 各项固定资产业务的发生, 都必须按照固定资产预算办理。对实际发生的结果和预算之间的差异, 应当做出合理的解释。

(2) 制定授权批准制度。企业将固定资产的负责购置、审批、购建、检验、使用、验收、废弃保管等职务分开, 由不同的人员分别办理, 并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所有的固定资产业务必须经过适当的授权才能办理。所有固定资产的取得、处置和出售均须经过主管部门适当的授权和批准, 并使用固定资产请购单、报废通知单等事先按顺序编号的凭单, 防止未经授权与审批所发生的固定资产增减的变动。

(3) 制定固定资产登记录制度。对发生的所有固定资产业务, 都必须填制和取得合法凭证, 并根据合法的凭证及时登记固定资产账。固定资产业务的有关凭证要按规定送交各部门, 各部门在按规定办理之后, 要签字盖章, 并妥善地将凭证归档保管。

3. 存货的内部会计控制

在日常经营过程中, 存货的周转快, 流动性强;在会计核算上, 存货项目多, 业务复杂, 存货项目的错报对会计报表其他项目具有牵涉性的影响。笔者建议完善以下存货内部控制的程序。

(1) 严格遵守采购流程。请购时, 各使用部门须按预算请购需要的存货, 在与仓库核对确无可使用存货后, 填写请购单并由部门负责人签字确认, 送交财务总监及总经理审批。采购部门在收到有财务总监和总经理签批的请购单后, 发出订购单, 写明所需购入物资品名、数量、价格、企业指定的供应商, 并由被授权的采购员签名。供应商由企业定期通过竞标的方式选定, 对于特殊商品只有唯一供应商可提供的须报授权董事批准。订购单一式四份, 使用部门、财务部、仓库管理人员及采购员各一份。

(2) 严格验收手续。仓库管理员在收到货物后, 应比较所收商品与订购单上的要求是否相符, 并填写一式三联、预先编号的验收单, 作为验收、检验依据。对没有订购单或不符合订购单要求的物品不能接收。所购物资在入库前, 必须由财务部、行政部和仓库管理人员同时在场验收, 对验货有专业要求的应当及时通知使用部门派人共同验收, 合格后方可办理验收手续。

(3) 合理摆放、保存己验收的商品存货。已验收合格的商品应归类摆放, 保证物品先进先出。

(4) 每月盘点存货。财务部每月30日为盘点日, 对各个仓库的存货进行抽查或全面盘点。负责成本核算的会计根据账面记录的上月结存和本月的采购及领用情况, 结出月末库存商品余额。同时, 各仓库也根据自己的实际库存填制由会计下发的盘点表。财务部根据对比的情况, 决定全面或抽查的商品种类, 但对于高价值的物资如高尔夫用品、酒水等无论数量多少都进行全面盘点。

共同会计价值观 第8篇

一、多元文化主义与多元文化教育

(一) 多元文化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 (multiculturalism) 是近20多年来活跃于西方学术界、教育界和政治界的一种政治和社会理论。“多元文化” (multicultural) 一词的涵义和用法在不同国家、不同语境下有较大的区别。本文所讨论的是狭义层面的多元文化主义, 即国家层面与少数族裔有关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文化思潮。

在英国, 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根源于“二战”后50和60年代起不断涌入英国的移民少数族裔群体。对于非白人的少数族裔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差异和社会压力, 英国公众和社会开始是排斥, 并引发了剧烈的种族冲突。在后来的同化和融合政策下,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反种族歧视的法案, 对移民至英国定居的少数族裔给予包容和认同, 从而缓和了英国白人和少数族裔移民的矛盾冲突与紧张关系。1997年, 新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大选, 新工党执政的初期,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英国得到了系统的推行。随着英国学校出现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学生, 有关多元文化主义的利弊得失以及移民政策的恰当与否得到了英国社会各界日益广泛和热烈的讨论。

(二) 多元文化教育

按照英国著名多元文化教育家詹姆斯林奇 (James Lynch) 的观点, 多元文化教育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是指“在多民族的社会中, 为满足各少数民族群体或个体在文化、意识、自我评价方面的需要而进行的一场教育改革运动, 其目的是帮助所有不同文化的民族群体学会如何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积极和谐地生活, 保持群体间教育成就的均衡以及在考虑各民族差异的基础上促进相互尊重和宽容”。[3]在实践层面, 英国多元文化教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提高公民教育课程的地位, 并通过公民教育培养学生对多元文化的尊重。要求学校将“种族平等的意识渗透到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 学校创设必要的氛围, 对少数民族给予更多的接纳、理解和合作, 以防止对少数民族的冷淡, 减少少数民族学生心理上的恐惧”。[4]

第二, 政府采取措施以提高少数族裔学生的学业成绩。面对少数族裔学生学习成绩较差的问题, 工党政府于1979年设立了“少数民族儿童教育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通过调查研究, 先后于1981年和1985年发表了两份被认为是英国多元文化教育里程碑的报告《阮姆顿报告》 (Rampton Report) 和《斯旺报告》 (Swann Report) 。这两份报告的主要结论有:导致少数族裔学生学习较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包括有意或无意的种族歧视、教师的负面态度、少数族裔家长的观念、教育制度没有成功地满足少数族裔的需要、少数族裔未能融入主流社会等。为此, 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来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成绩, 缩小差距, 帮助少数族裔学生克服因语言等因素造成的学习困难。

第三, 在课程上, 学校要满足所有个体的需要, 包括少数族裔学生的特殊需要, 特别是宗教等方面的需要, 在满足学生宗教信仰方面的需要时, 应该注意避免学校进行的宗教信仰教育和学生的基本宗教信念之间的冲突。

第四, 努力为少数族裔学生营造平等的学习环境。英国政府出台的《2010年平等法案》专门就教育各环节的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关于种族平等方面的规定, 以中小学校为例, 该法案规定所有机构都要承担消除种族歧视、提升机会平等、提升不同种族群体与个体间良好关系的责任。各机构必须制定种族平等政策, 并对如何执行写下书面陈述。所有机构还要承担评估与监控其各项政策对不同种族群体师生带来的影响, 特别在学生入学和发展方面以及教学人员招聘和职业发展方面”。[5]

二、英国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思

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 在促进英国社会整合和少数族裔教育水平提高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出台之后, 在一段时期内颇具成效, 较好地处理了少数族群在国内与主流社会的关系, 使其各居其位,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们对主流社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有效地实现了社会整合”。[6]英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充分尊重、保护了少数族群的文化以及政治权利, 从受教育情况来说, 在多元文化教育政策下, 少数族裔的受教育情况比起20世纪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

然而, 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2005年伦敦的地铁爆炸案以及近年来英国发生的多起骚乱事件, 逐渐改变了英国国内有关多元文化主义争论的力量对比。进入21世纪后, 多元文化主义受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和质疑。特别是伦敦地铁爆炸案的制造者几乎都是英国土生土长的拥有合法公民身份的少数民族极端分子, 这一现象引起了政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思。当时的工党政府首相布莱尔在针对该事件发表的讲话中提出:“迁居英伦不只是一种权利, 定居于此更带有一份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要分享和支持那些支撑英国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念。”[7]此后, 布莱尔首相和教育部长鲁斯凯利 (Ruth Kelly) 等政要更是多次公开质疑多元文化主义。

布莱尔的继任者工党前首相布朗则提出, 应该以共同价值观来增强国家凝聚力, 并多次强调“英国国民性” (Britishness) 的概念。布朗认为, “英国国民性”是彰显英国个性的一种核心价值观念, 应该以此作为团结少数族裔, 增进国家认同的基础价值观念。布朗还提议, 为了通过对国民身份意识的加强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保持英国的不同部分团结在一起, 应该设立一个“英国日”类似于美国的“独立日”或法国的“巴士底狱日”的爱国庆祝日。[8]在此背景下, 英国政府开始强调公民资格应该是公民自己挣得的。一方面, 英国政府日益收紧了移民政策, 另一方面, 对于国内已经获得英国公民身份的现有移民, 则强调他们应该熟练掌握英语, 能够适应、分享和支持英国社会的共同价值观。

2011年2月, 在出席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期间, 英国现任首相卡梅伦公开发表讲话称多元文化主义在英国已经宣告失败。他表示, 英国多年来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助长了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使本土恐怖主义得以滋长。卡梅伦说:“英国的教育政策没能向少数民族描绘出那种他们愿意归属的社会前景, 英国社会甚至对那些行为与主流价值观相悖的封闭群体进行容忍, 而所有这些原因导致一些有不满倾向的少数族裔青年缺乏归属感, 在寻找归属和信仰的过程中, 少数族裔青年可能会落入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怀抱之中。”[9]卡梅伦还表示, 过去在多元文化政策指导下, 政府鼓励各少数族群文化独立发展, 这导致国家认同感的缺失, 一些年轻人转向了极端主义思潮, 英国也因此面临着极端主义的威胁。如果想击败这种威胁, 就要改变过去失败的政策。他呼吁以“更加主动、更为强硬的自由主义”政策, 来积极推动平等、法治、言论自由和民主, 以制造更有凝聚力的国家认同感。他表示, “英国必须放弃失败的多元文化主义”, “坚决捍卫自由的西方价值观”。卡梅伦同时主张加强推广“国家认同”, 强调建设以英国公民社会价值观为基础的主流意识形态, 以阻止人们投向极端主义。[10]

如果说工党政府只是开始意识到国家认同和移民责任的重要性问题, 那么以保守党人为首相的联合政府则是直接公开否定多元文化主义。近几年来, 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多国政要之所以得出多元文化主义失败的言论,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焦虑于异质文化对国家认同和国家安全产生的挑战。尤其是担心移民群体的文化认同与国家倡导的公民身份认同之间出现激烈的分歧和冲突。欧洲各国政府日益感到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保护需要纳入到国家认同的共同价值观框架内。在金融危机、经济下滑和社会不稳定的背景下, 国家的安定和繁荣更需要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力。

其实, 移民带来的文化多样性在英国社会已经是既成事实, 而这些少数族裔的文化也并非都与英国主流文化有剧烈冲突。即便是穆斯林群体, 大多也反对穆斯林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虽然有些群体并不完全认同英国和英国的主流价值观, 但更多的少数族裔群体是认同英国和主流价值观的。正如“穆斯林拥护英国组织” (Muslims4UK) 的主席伊纳亚特邦拉瓦拉 (Inayat Bunglawala) 所说的那样:“英国穆斯林中的绝大多数都为自已是英国人而感到骄傲, 少数极端主义团体的荒唐行为让他们感到厌恶。”[11]穆斯林青年组织“拉马丹基金会” (The Ramadan Foundation) 的首席执行官沙菲克 (Mohammed Shafiq) 也表示:“英国的穆斯林们也非常痛恨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并且我们也一直致力于消除这种邪恶。但是, 说我们不认同宽容、尊重、自由的价值观是对我们极大的侮辱和错误。”[12]

在反思多元文化主义存在问题的同时, 英国政府也应该反思为什么会频频出现少数民族青年走上反社会的极端主义道路。究其根源, 这与英国社会存在的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不公平有极大的关系。英国少数族裔在就业收入、受教育水平、健康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与白人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三、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变化

(一) 公民教育

在上述背景下, 英国对与多元文化主义相关的教育政策进行了调整。21世纪初, 英国政府开始“注重英式价值观的灌输和少数族裔作为负责任’的公民的参与积极性的提高”, “学校的多样性教学已经被改变, 同时公民教育中的中学课程被建议应该加入名为同一性和多样性:共同生活在英国’的内容。这意味着所有的学生都会被教授有关英国共同价值和生活的知识, 包括对当代问题和相关历史背景的了解”。[13]由于公民教育课程自2002年进入国家课程以来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2007年, 英国教育与技能部对公民教育课程发起了新一轮改革。除了要求把公民教育纳入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以外, 英国资格与课程局 (Qualifications and Curriculum Authority) 对公民教育的内容也作出了一些调整。公民课更加强调了传统价值观的教育。“课程改革草案明确指出, 学校教育应该反映促进机会均等、形成健康公正民主的价值观、有利于发展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等基本目的”, “并肯定了对真理、正义、诚实、信任、责任感等美德的信念。可见, 新国家课程的目标主要是帮助儿童逐步成长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公民, 能自由地选择一种有价值的生活”。[14]

2011年, 在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在英国失败的同时, 卡梅伦强调政府将注重对“英国人的共享价值” (British shared values) 的培养。卡梅伦提到了各种价值观: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民主和法治以及不论种族、性别或性取向人人享有的平等权利。显然, 这些价值观既是英国主流社会的共享价值观, 也是英国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英国政府和政要的态度表明, 包括少数民族受教育对象在内的公民教育已经由关注多元文化转向强调对共同价值观的教育。

(二) 语言与宗教文化教育

在语言教育方面, 当前的卡梅伦政府主张英国所有的移民必须讲英语, 学校必须向学生讲授英国的共同文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当前英国政府的语言教育政策整体上强调的是如何帮助少数族群更好地掌握英语。政府相信, 英语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促进少数族裔学业成绩的提高, 同时英语作为英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帮助少数族裔进行“文化适应”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通过语言教育进行英国文化和共同价值观的熏陶, 能够缓和公众对文化差异的负面情绪, 从而发挥语言教育所具有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具体的语言教学策略上, 也由之前的以移民者的母语为基础进行翻译更多地改为直接以英语进行教学。

在宗教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方面, 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学校出于对自身的宗教文化和语言的坚定信仰, 坚持通过学校讲授相关知识, 这种做法如今遭到了更多的批评。批评者认为, 政府不应该增加拨款数量来支持这些学校的发展, 因为这种学校的教学理念不利于国家团结和社会稳定。[15]在多元文化主义受到推崇的时期, 移民群体所保持的一些不利于学生学习的宗教习俗得到了宽容和默许。例如, 信仰某些宗教的许多学生要在特定时间参加宗教活动和举行宗教仪式, 因此会错过学校正常的课程学习时间, 有些学生甚至也错过了补修的时间。缺乏连续性的教育是导致这些学生学业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失败的学习体验进一步造成了不少学生中途辍学。这些问题让一些学校和老师伤透了脑筋却又无可奈何。在英国, 虽然白人以及那些已融入主流社会的少数族裔也普遍信仰基督教等宗教, 但在“政教分离”这一为主流价值观所倡导的重要原则下, 英国的主流社会是世俗主义的,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持续的宗教改革已经大大简化了宗教仪式对人们世俗生活的束缚, 这使得主流社会的学校和学生与宗教礼仪能够保持适当的距离。如今, 在多元文化主义遭到质疑的背景下, 英国政府和教育部门有更充分的理由对学生的出勤和学业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宗教文化与教育的关系上, 政府政策一方面既要坚持, 另一方面也将更多地考虑如何与保持英国社会团结和国家稳定的目标相一致, 如何与提高学生学业成绩的目标相一致。

(三) 女童教育

英国政府平等办公室 (Government Equalities Office) 201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 英国少数族裔中的男女平等差异巨大, 华裔女性和加勒比黑人女性的平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 甚至超过白人女性, 而巴基斯坦裔女性和孟加拉裔女性的经济收入水平无论与同族群的男性相比, 还是与其他族群的女性相比都低很多, 甚至处于贫困状态。[16]造成这种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对男女平等和女童教育的态度不同。例如, 按照孟加拉裔的传统, 女孩到了15岁就要嫁人。很多移民英国的孟加拉家庭的女孩也不能挣脱传统的束缚, 到了15岁就被父母要求嫁人而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归家庭。就儿童的受教育权利来看, 孟加拉女孩比起男孩更处劣势。如今, 英国主流社会对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对于那些少数族裔中处境不利的女孩, 政府过去因多元文化主义的掣肘而未能进行强有力的政策干预, 如今奉行“强有力的自由主义” (muscular liberalism) 的新一届联合政府则有望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改变部分少数族裔女童受教育状况, 卡梅伦也曾告诫一些少数族裔团体, 称如果这些团体不支持对于女性权益的保护并推动所在族裔与主流社会的融合, 那么政府将彻底停止对他们的资助。[17]2013年, 英国教育与技能部和就业与养老金部 (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 报告检视了社会正义原则在各个层面的教育与福利机构所发挥的作用, 强调政府将采取措施确保儿童能够获得应当的支持, 并完成他们的学业。

四、结语与启示

多元文化主义较之以前的种族主义、同化主义等思潮有了很大的进步, 多元文化主义反映了一个现代自由社会的本质, 多元文化主义驱逐了种族主义, 取代了同化主义, 体现了尊重差异。英国政府把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恐怖和骚乱事件的根源完全归结于多元文化主义是有失偏颇的。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英国官方及主流观点可能夸大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在卡梅伦宣布英国多元文化主义失败后, 就有一些少数民族团体对此提出了批评, 称卡梅伦“把有失公平的责任强加于少数族裔群体, 在要求少数族裔实现融合的同时, 却没有强调广大社会如何帮助移民获得英国的接纳”。“卡梅伦的讲话表明中右翼的欧洲政府联合对多元文化主义发动了攻击, 但这种过于简单化的做法不可能成功解决极端主义所带来的问题”。[18]

少数民族团体对卡梅伦的上述批评是有道理的, 英国政府现在强调国家认同和共同价值观是正当的, 无可厚非的。但是必须指出, 英国的共同价值观并不是“中立”的, 它代表的更多的是以西方和白人文化为主的价值观和利益, 而不能完全体现少数民族、普通民众和不同群体的价值观, 这种根本性的价值和利益矛盾是客观存在的, 绝不是因为推行多元文化教育而产生的结果。同时, 少数民族和部分弱势群体的某些不适应社会进步的落后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也加剧了这种矛盾, 并在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条件下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冲突和破坏性的重大事件。

无疑, 英国政府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思也是有其合理成分的, 过去一段时期, 英国政府在强调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的时候, 没有足够地重视国家认同和共同价值观的教育。为了一个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任何一种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 虽然需要得到尊重和理解, 但绝不能凌驾于国家认同和民族国家的共同价值观之上。单纯强调多元文化, 可能造成了一些移民群体对于自身的文化认同与国家倡导的英国公民身份认同之间产生较大差距, 而不是和谐的。多元文化主义支持或者默许少数族裔形成自己独特的社区, 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 除了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族群之间的隔离之外, 也延缓了甚至是阻碍了少数族裔在保持自己文化的同时, 能够入乡随俗, 融入主流社会。

从受教育情况来说, 在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政策下, 一方面, 少数族裔的受教育情况比起20世纪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另一方面, 目前少数族群的受教育程度依然普遍要比白人低很多, 而部分少数族裔文化上存在的问题确实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首先, 一些族群在对男女接受教育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偏见, 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其次, 大部分外来移民来到英国时都保留着母国的语言习惯, 而第二代移民在家庭环境影响下也同样保留着这一习惯, 对英语的运用不熟练, 而到了国民教育阶段, 在使用英语的公立学校中第二代移民在知识掌握上就存在一定困难, 因此导致他们往往难以完成正常的学习任务, 也不易与本土英国学生之间进行很好的交流和沟通。”[19]部分少数族裔群体受教育程度不高, 意味着他们只能从事那些收入低且缺乏社会保障的低端行业, 甚至是失业。而就业和收入的低水平又反过来限制了他们融入主流社会的能力, 形成恶性循环。

多元文化主义在英国的发展轨迹及其所引发的争论表明, 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 为了提升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 尊重多元文化, 必须在国家认同和共同价值观的前提下来构建和践行。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在重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语言的同时, 必须强调培育和践行代表由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诉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国家认同, 处理好多元统一的辩证关系, 切实采取措施, 促进少数民族在教育、就业等方面的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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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新现实：共同创造价值 第9篇

对于高层管理者而言，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数字化、生物技术和智能材料方面的进步，为企业提供了创造全新产品和服务、实现业务转变的大量机会。竞争蓝图中存在的重大不连续性——普通的连通性、全球化、产业管制的放松和技术的汇聚与交融——正使得产业边界和产品边界日益模糊。这些不连续性在世界范围内释放着信息、资本、产品和观点，从而使非传统竞争者在根本上改变竞争现状成为可能。同时，竞争在日益激化，利润率也在不断下降。为了获得成功，管理者不能再仅仅关注成本、产品与过程质量、速度和效率。为了实现赢利性增长，管理者还必须不断地探求新的创新与创造力之源。

于是，在21世纪的经济中，就出现了一种似乎矛盾的悖论：消费者拥有越来越的选择，但却仅有较低的满意水平；高层管理者具有更多的战略选择，但却只能产生较小的价值。我们是否位于这样一种全新的工业体系的顶端——其特征与我们现在所认可的特征完全不同？

这种刚刚出现的情形，迫使我们去重新审视传统的以企业为中心的价值创造体系，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里，虽然上述体系一直都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的价值创造参照体系。我们深信：答案在于一个截然不同的前提——以共同创造价值为中心的前提。共同创造价值，起始于消费者在工业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变化。

最基本的变化是消费者角色的转换——从彼此孤立到联系在一起，从无知到见多识广，从被动到积极主动。新式消费者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

信息获取

通过前所未有的大量信息，有学识的消费者可以做出更精明的决策。对于那些习惯封锁住流向消费者信息的企业而言，这种转换是激进性的。上百万通过网络连结在一起的消费者，现在正在共同挑战产业的传统，从娱乐业到金融业和健康护理业，无一幸免。

例如，积极主动的健康护理消费者（不再是被动的治疗接受者，又称为患者），正在通过互联网来学习疾病和治疗的消息，追踪医生、医院和诊所的记录以及最新的临床药品测试与试验程序——同他人分享个人体验。消费者现在可以大胆地质疑为其实施治疗的医生，可以更完全地参与到自己的治疗方案与过程之中。

全球观

消费者可以从世界各地获取有关企业、产品、技术、绩效、价格和消费者行动与反应的信息。在20年以前，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在北美小城镇的商品经销特权，影响了当地青少年的驾驶欲望。今天，在互联网上列出了七百多种汽车车型的清单，任何地方的年轻人都可以梦想拥有其中的一款，于是在可便捷购得的车型和消费者最理想的车型之间就形成了严重缺口。

虽然信息的地域限制依然存在，但这种限制正在逐渐消失，从而进一步改变了企业的竞争规则。例如，消费者跨越地理边界对产品范围、价格与绩效进行认真的审查与比较，这种行为限制了多国企业可以改变不同地理区域的产品价格或质量的自由。

网络化

人往往具有一种自然期望，那就是希望围绕共同利益、需求和经验而聚在一起。互联网的突破式发展和信息传递与电话技术的进步更是强化了人们的这种期望，使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具有开放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这种发展带来的结果是通过“主题消费者社区”，消费者之间可以不受地域或社会障碍的制约，共享某些思想和感受。而且，这种社区也带来的新兴市场的变革与原有市场的转变。

消费者社区的力量来自于其独立性。例如，在医药产业，有关消费者对某种药品实际体验的“口碑”，正对患者的需求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样，远远超出了医药企业自己所声称“功效”收益的影响。这样，消费者的网络化就使自上而下的传统营销沟通方式倒置了过来。

试验

消费者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实验和开发产品，特别是数字产品。让我们看看MP3的例子，它是由学生卡尔海因茨?勃兰登堡所开发的用于数字音频编码的压缩标准，由德国弗朗霍夫学会推向公众市场。一旦擅长技术的消费者开始试验MP3，一场真正的音频文件共享运动就会迅速对音乐产业形成严峻挑战。类似地，世界各地软件用户的集体智慧，也是共同开发流行软件成为可能，如Apache网络服务器和Linux操作系统。

当然，互联网也使消费者共享非数字领域的信息成为可能。有抱负的厨师之间彼此分享菜肴烹调方法，园艺爱好者分享种植蔬菜的窍门，房屋住户分享如何改进住房质量的知识等等。更重要的是，消费者网络使代理试验成为可能，也就是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知识和教训。世界各地见多识广的消费者的多样性，创造了广泛的技能，技巧和利益基础，任何人都可以加以利用。

行动主义

伴随着学习活动，消费者可以在决策时形成更强的辨别能力；随着网络化，消费者可以相互鼓励采取行动和发表见解。消费者正对企业和彼此之间提供着越来越多的自发反馈实际上，已经有成千上万的网站在推动和维持消费者行动主义，而且许多都已特定企业和品牌为目标。例如，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的网络管理员，把消费者的抱怨张贴出来，以示改进。网络博客通过文本、图像和网络链接等方式展现个人的世界观，它有利于公众表达意见和进行争论。

那么消费者变换角色的净效果是什么呢？企业不能够再独立自主地采取行动、涉及产品、开发生产流程、精心制作市场营销信息和控制没有消费者干预的渠道。消费者目前正在努力争取在经营体系中的每一部分发挥其影响力。在新工具的帮助下，出于不满足现有选择等方面的考虑，消费者希望与企业互动、与企业一道共创价值。把互动作为共同创造的基础，是我们所面临的新现实的关键所在。

共同会计价值观 第10篇

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包含三个方面: (1) 组织主体专业人员。教师成为教育专业人员已成为一种趋势, 教师不仅要掌握教书育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还必须扩充教育领域的新知识, 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 进行持续不断的学习和探究。所以, 高职院校教师是专业学习共同体的主体。 (2) 组织环境共同体。学习共同体营造信任、支持、共同目标和尊重等多样化的氛围, 这正是教师专业发展的生态变革取向所提倡的教师专业发展环境, 能增强教师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有效促进高职院校教师的专业发展。 (3) 组织关键学习。专业学习共同体中的“学习”是教师将工作实践和专业发展紧密结合的学习。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修炼”, 即通过学习活动认识到自己的不完善,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习”;二是“对话”, 即人们在特定情境中一起共享知识和培养能力, 这是“学习”的新意义。专业学习共同体为教师之间的沟通、交流搭建了一个平台, 教师围绕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合作学习, 在习得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实现自我成长。因此, 专业学习共同体对高职院校教师的专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价值

构筑良态学习环境,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每一位教师都有自己个人化的教学经验和知识结构, 即使是同一学科的教师在教学内容的处理、教学方法的选择上也不尽相同。Blackman指出, 教师专业发展的本质是同事间不断经过意见交换、感受分享、观念刺激、沟通讨论来完成的。而传统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 教师之间竞争多于分享, 更注重实现个人层面的专业发展。在专业学习共同体中, 教师的专业学习是围绕教学实践中的实际问题进行的现场学习。高职院校课程与实践的联系非常紧密, 因此, 这些课程的教学更加需要教师之间的合作, 更加需要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教师相互配合、齐心协力地培养学生。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正好符合这种需要, 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在专业学习共同体中, 教师之间在相互尊重与信任的基础上, 形成一种民主、和谐、进取的学习氛围, 在实践工作和专业提升过程中形成一种反思能力。针对不同的境况提出不同的学习和教学策略, 教师之间能形成相互协作、相互学习的环境, 促使教师找寻到不同的专业发展起点, 在动态环境中不断调整自己而不断发展, 教师将学习的新知识纳入自己已有的知识结构, 从而完成专业知识的建构。因此, 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是专业成长和变革的最好的背景。

营建学校共同愿景, 改进学校管理效能英国学者Southworth在1994年发表的题为《学习型学校》的论文指出, 学习型学校具备下列特征:重视学生的学习活动;教师应不断学习;鼓励教师和其他同事合作或相互学习;学校是学习系统的组织;学校领导者是学习的领导者。这恰恰是普通学校所不具备的。有一点尤为重要, 那就是学习型学校通过成功营建与发展学校成员深度共享的集体承诺 (即共同愿景) , 清晰地说明在学校里所有成员应该相信什么, 应该努力创造什么。因此, 对高职院校来说, 即是追求学校成为“学习共同体”, 从而使学校具有发展性的价值。学校获得发展和成功的内在机制在于教师。教师发展和建立专业学习共同体的目的在于建立教师共同愿景, 改革教师共同体文化, 提升教师素质, 最终实现高职院校的办学目的。通过教师团队建设, 把高职院校组织结构从权力集中的金字塔式转变为权力分散的扁平式, 并使这些团队成为最基本的组织学习单位。教师在民主和谐、共同学习、彼此促进的氛围中逐步形成专业学习共同体, 这不仅增加了教师的个体知识, 同时也增加了高职院校的组织知识, 改进了学校管理效能, 保证了学校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改进教育教学实践, 实现学生真正发展在专业学习共同体中, 教师和管理者通过互动合作, 不断追求学习和分享实践, 从而提高专业水准, 最终目的是让学生受益。因此, 专业学习共同体的终极价值在于帮助改进教学实践, 提高学生的学业, 实现学生的真正发展。当教师分享想法、学习新的或者更好的教学方法、并在教学过程中实践新方法时, 他们的学生是最有可能的受益者。高职院校教师在专业学习共同体中成为了真正的学习者与持续的学习者后, 他们自然成为了更有成效的教师, 他们在日常教学以及实践活动中不断改进自我的教学思想与行为。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的最直接反映就是他们的教学方法更有效、在学生中更有人格魅力。这一结果, 极大地促进了学生的兴趣、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机, 使学生自身也成为一个真正的学习者与持续学习者。同时, 教师通过专业学习共同体能相互帮助、共同承担学生的学习责任, 共同改进教学活动, 共同鼓励学生取得成就, 为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信心与形成有效的学习方法提供良好的支持性大环境。

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特征

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具有五个重要特征:共同的发展愿景、良好的学习氛围、健全的学习机制、教师的集体反思和民主的领导方式。这五个特征把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与一般教师团体区别开来。

共同的发展愿景共同愿景是组织中人们所共同持有的意象或景象, 它创造出众人是一体的感觉, 并遍布到组织全面的活动, 而使各个不同的活动融汇起来。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共同愿景的内容与形式会因学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但其本质是坚定不移地促进教师专业水平的提升, 促进学生学习成绩的进步。其特点在于:一是发自内心的意愿;二是个人愿景的集合;三是持久的愿景。它是人们心中一股令人深受感召的力量。一些学校通过学校计划建立短期的“愿景”并将其写入学校规章, 这些短暂愿景只能说是短期目标, 并没有深入到组织成员的意识和行为中, 很难在组织内扎根。

良好的学习氛围在传统科层管理模式的学校中, 教师之间竞争性较强, 教师之间经验交流和学习很少。虽然也有经验交流式的教学观摩, 但在竞争环境下教师处于一种被动状态, 甚至有些学校将之变成教师评定的一种形式。而共同体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 打破了教师之间孤立的状况, 为教师学习提供了稳定、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学习氛围。在这种学校文化氛围中, 教师能够辩论、研讨和容纳分歧。他们乐于分享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赞扬彼此的成功, 并在对方遇到困难时提供帮助。因此, 良好的共同学习氛围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沃土。

健全的学习机制传统观念认为, 教师学习是个人的事情, 学校并没有责任为教师集体学习提供支持条件。而在专业学习共同体中, 学校通过物质条件保障和建立良好的交流机制, 从而保障教师共同决策、合作学习以及分享实践经验。物质条件包括确定共同的时间、提供学习地点、为教师学习提供财政支持等。在专业学习共同体中, 教师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交流机制, 如学校为教师创设多种交流渠道并鼓励教师在实践中不断沟通, 通过这种相互交流, 教师可以建立起彼此间的尊重和信任, 以更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沟通方式多样化, 可以是定期反思性会谈, 也可以是讲座、论坛、讨论、合作研究、行动研究、网上交流等, 或者通过每日公告, 加强教师的双向沟通。

教师的集体反思古人有“吾日三省吾身”、“反求诸己”、“知不足然后能自反”。杜威认为:“反思可以将孤立、怀疑、矛盾和干扰的局面转变为清晰、连贯和和谐的局面”。可见, 反思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手段。通常来说, 私下反思自己所做的事情, 要比让我们接受别人的评论更容易。人们总害怕别人的评论将会让我们难堪而不是给我们启发, 所以, 很多反思都是从教师私下对教学的分析开始的。但私下进行自我反思的方法存在着内在的问题, 也就是说, 当我们使用这些方法时, 并不能完全避免否定和扭曲。任何靠自我汇报和自我分析的方法都存在着局限性, 而教师的集体反思能打破这一局限。在专业学习共同体中, 教师之间打破了隔阂, 他们一起观察教育实践, 就实践中出现的“关键事件”进行分析、讨论, 通过他人来审视自己的教育实践或聆听他人的陈述, 促使我们检查、重构和扩展自己的实践理论。

民主的领导方式在传统组织中, 管理者都处于不可动摇的地位, 学校也是如此。领导者掌握着决策权, 决定学校的发展方向, 教师只是负责教学工作, 无权参与学校事务。而在专业学习共同体中, 这种权责关系发生转变, 校长、教师的角色都发生了转变。决策再也不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 校长邀请教师参与决策, 分享领导权, 教师作为决策者可以对学校的改革发表看法, 他们的提议也会得到学校的重视和支持, 他们之间是合作、协商的关系, 形成“不是跟着校长干, 而是和校长一起干”的局面。

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构建策略

发展教师个人愿景, 建立共同体愿景共同愿景为共同体的学习提供能量, 所以, 共同愿景对于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是至关重要的。但共同愿景不是自动生成的, 也不是由上级赋予的, 而是基于自身条件, 由教师个人愿景发展而来的。因此, 高职院校教师个人的发展愿景是教师实现共同学习和实现自身专业发展的基础。高职院校应建立全校发展规划 (SDP) 机构, 研究和部署全校的发展战略规划, 专门收集教师对未来愿景的想法和意见。研究制定一整套周密调研方案, 为教师建言献策提供充裕的时间和可行方式, 让教师充分表达个人愿景, 对教师的愿景陈述进行归纳、比较及反馈补充, 从中总结出共同愿景, 从而形成教师整体的共同愿景, 作为全校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转变校长领导角色, 引领共同体建设在建立和维持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过程中, 高职院校领导者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创建过程中, 学校领导者首先要明确自身的角色, 才能在以后的工作中发挥其重要作用。学校校长首先应该是学习共同体的倡导者, 表现在建立共同愿景、培养教师领导者和组建学校新领导班子等方面的行为。其次, 领导者是持续的学习者。领导者在鼓励教师参与共同学习活动的同时, 自己首先要扮演“学习带头者”的角色, 成为所有教职工学习的榜样。再次, 教育领导者应该是引领者。引领, 不仅仅意味着提供支持, 服务于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发展, 也意味着沟通和对话, 排除强制干预和消除矛盾及异化。可以说, 学校校长的引领是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创建的必由之路。

改善正式学习组织, 建设学习型组织目前, 学校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 通常都是以系或专业为主要组织形式, 这些是教师合作的正式的支撑组织。但由于行政管理的地位不平等, 使得教师在协作学习活动中处于不平等状态。另外, 系别、专业的不同, 也为教师之间的合作交流设置了无形的障碍。总体上来看, 无论是管理组织因素, 抑或是学科专业因素, 都在客观上抑制了教师参与的积极性。教师之间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提出问题, 教师互相学习、共同成长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 逐步完善正式的教师学习组织, 建立非正式学习组织, 通过两者互相补充来实现管理的弹性化和顺畅化。在对教师合作组织的管理活动中不应有过多的行政化干预, 而应仅限于宏观管理和指导。同时, 以研发项目为基础, 在全校教师间进行合作共享, 为各个层面的教师提供更多的平等合作的机会。这样, 既保证教学资源的共享, 又可以集中全校资源, 进行项目开发, 从而推进学校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提升。

构建学校合作文化, 营造教师学习氛围要在全校营造自然的合作文化, 首先校长自己要有合作意识。校长要认识到合作本身对学校的综合发展、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有重要意义。其次, 要有意识地激发教师的合作意识。作为校长, 在自身具有合作意识外, 还有责任和义务向本校教师灌输团结、合作的理念, 改变教师传统的单兵作战的职业意识和习惯, 在全校营造一种合作、互动的文化氛围。要鼓励教师在资源、项目等方面进行交流共享;避免教师“刻意的合作”, 让合作成为自然状态下教师的无意识习惯行为, 才是真正的合作;改善教师“非赢即输”的思维模式, 实现教师个体以及教师群体的“双赢”。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实质就是专业化学习, 是教师终身学习的过程, 应将学习文化渗透到教师工作中, 为教师搭建学习平台, 为教师学习提供支持, 重视学习软、硬件建设, 如加大对图书馆的投入, 保证教师期刊专项费用, 建立学习网络等, 让教师深深体会“终身学习”的观念, 最终形成一种“时时是学习之时, 处处是学习之处, 人人是学习之人”的学习氛围。

摘要：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是生态变革取向的教师专业发展重要形式。它不同于过去仅注重教师个体层面的学习, 而是强调教师团体的合作学习, 以此来建立教师的可持续专业发展能力。专业学习共同体对高职院校教师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其特征主要体现在具有共同的发展愿景、良好的学习氛围、健全的学习机制、教师的集体反思以及民主的领导方式等五个方面。高职院校应从教师愿景、学校领导、学习组织、合作文化等四个方面构建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

关键词：高职,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价值,特征,创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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