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理论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我国盛唐时代，经济欣欣向荣，文化清新灿烂，国威震撼四方。首都长安一时成为世界经济文化的繁华交流中心。
一、外国使臣往来络绎不绝
长安，这个精心规划、气象宏伟的大都城，在隋唐以前的中国不曾有，在当时的世界上也不曾有。日本模拟长安的建制，先后兴建平城京和平安京。中亚伊斯兰诸教国以至拂菻、天竺，也都流传颂着长安的盛况。随着唐朝国威的远播，长安吸引着各国精英汇聚，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亚洲、非洲、欧洲诸国，都不断有使臣来往，长安城外国使者之多，为前代所未有。
西方诸国——建国中亚的昭武九姓国：康国、史国、曹国、支国、石国等自唐初至开元间，屡有使者来长安。唐太宗时，康国献金桃银桃、植于苑囿。开元时，康国、史国又遣使献纳胡旋舞女。大食遣使来唐，进马匹方物。使者谒见，立而不拜。唐太宗以“大食殊俗”，特予准许。波斯国也在贞观年间与唐通使，“献活褥她（同蛇）”，能人穴取鼠。开元天宝间，前后遣使来唐十余次，带来波斯的方物。当时沟通东西方商业来往的东罗马（拜占庭），唐代史书上称为拂菻。据《旧唐书》记，自贞观至开元，拂菻国前后五次遣使来唐。
东亚诸国——唐朝初年，天竺戒日王建立大帝国，贞观十五年，遣使来唐，建立友好关系，唐太宗答书慰问，此后不断有使者来到长安。开元间，南天竺、北天竺和中天竺也各遣使来唐“朝献”。泥婆罗国贞观二十一年遣使来唐，带来菠绫菜、浑提葱。立国于东南亚的骠国、真腊、扶南、林邑、瞻博（占婆）、室利佛逝、师子、盘盘、单单（今吉兰丹）诸国，也屡有使者来到长安，并且带来本国的物产和文化。高丽、新罗、百济三国，唐初即有使臣来长安。新罗统一半岛后，派遣来唐的使者，络绎不绝。北海之北有流鬼国，距长安一万五千里。贞观十四年（六四。年）遣使者佘志来长安，唐太宗封佘志为骑都尉。
日本的“遣唐使”——六○七年，日本遣大礼小野妹子使隋。隋朝统治期间，日本前后遣使三次。唐代，日本继续派使臣来中国。据日本史书所载，前后任命“遣唐使”共有十九次之多。其中六次为迎接日本遣唐使回国或送还唐朝去日本的使臣，称“迎入唐使”或“送客唐使”。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自六三。年至八九四年前后有十三次。唐中宗至唐玄宗时代，日本四次遣使，规模浩大，号为最盛。
日本的遣唐使不同于一般单纯基于政治目的的遣使，而是有意识地前来观摩摄取唐朝的中国文化。遣唐使官一般是选择文艺优秀通达经史的文臣，使团人员中包括医师、阴阳师、画师、音乐长，并有众多的学问僧和国学生同行。一次来长安的遣唐使，多到几百人。唐中宗到唐玄宗时代的几次，都达到五百人左右。天宝乱后，唐朝对入京人数加以限制。每次得入长安者，限八十五人（一说六十五人）。日本遣唐使归国后，多位列公卿，参与国政，唐代的文化制度随之介绍到日本。
在长安供职的外国官员，唐朝廷广泛吸收充当文武官，为唐朝统治者服务。不仅当时立国的各少数民族，如契丹、回鹘、吐蕃等族，每有在长安供职的官员，而且亚洲许多国家的个别人员，例如大食、波斯、突厥、安国、康国、天竺、高丽、新罗、百济、日本各国人，也有不少旅居长安，接受唐朝的职事。其中一些人世代留住长安，与士人相往还，在文化交流中作出了贡献。
二、长安的外国留学生
各国遣唐使来唐，都有留学生随同前来，回国时，也每每偕同学成的留学生返回。可以说，遣送和迎还留学生也是遣唐使的一个重要职责。每次随遣唐使来中国的留学生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二、三十人，都在长安国学肄业。在长安的日本留学生，至少留住数年，多者到二十余年、三十余年。他们的生活起居渐染唐风，回国后也就传播于日本。留学生本来担负着传植文化的任务，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作用十分明显。隋末来中国、唐初归日本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僧旻（一作日文）、南渊清安（一作请安）等人，把唐朝的律令制度，介绍回国，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显然与此有密切的关系。革新的中心人物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南渊。高向和僧曼任国博士，直接担负着革新的任务。移植唐文化的留学生，对大化革新的作用是重大的。唐德宗时（日本桓武天皇延历时），自中国学法律归国的大和长岗与著名的归国留学生吉备真备，依唐制删定日本律令，矫正差误。大和长岗成为当时日本最负盛名的法令家。至于中日两国学术文化方面的相互传流，留学生更是重要的媒介。在长安的外国留学生，除日本外，最多的是新罗。新罗没有流传像日本那样详细的历史记录，但据《旧唐书》记，开成五年一次归国的新罗留学生，就有一百零五人之多。《唐会要》记贞观时，高丽、百济、新罗遣子弟入国学。大抵自唐太宗时起，新罗等国即不断有留学生来到长安。开元时，唐遣邢畴去新罗吊祭，唐玄宗对邢畴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使充此。”新罗在当时是文化很高的国家，以至当时的日本也往往派留学生去新罗留学。往来长安的新罗学生，不仅加强着新罗和唐文化的相互吸收，而且也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着桥梁的作用。渤海国数遣诸生来长安太学学习，唐朝的制度文化也随之传到了渤海。
三、宗教和乐舞传播
长安是唐朝的文化中心，也是全国的宗教中心。唐初，陆续有外国僧侣前来长安。玄奘回国后，在长安广译经典，佛学达到极盛境界，更加吸引着外国僧人，其中主要是天竺和日本的僧人。唐初来长安的僧侣中，较著名的是中天竺的波颇（光智）。波颇曾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学法，后来到突厥传教。庙高祖武德九年（六二六年），唐使去突厥，随唐使同来长安，住兴善寺翻译《大庄严论》等佛典。唐高宗永徽元年（六五二年），阿地瞿多（无极高）自西天竺携梵经来长安。永徽三年（六五五年）中天竺僧人布如乌伐耶（福生）到长安，令在慈恩寺安置。福生先曾游师子国和南海诸国，搜罗大小乘经律论一千五百余部带来中国。次年，唐朝命往南海诸国采取异药，六六三年重返长安。南天竺僧跋日罗菩提（金刚智），游师子、佛誓（室利佛逝）等国，泛海至广州。唐朝廷敕迎就长安慈恩寺译经。中天竺僧戍婆揭罗僧诃（净师子）经迦湿弥罗至突厥，又经吐蕃来长安。著名的北天竺婆罗门僧阿目怯跋折罗（不空金刚），幼年随叔父来长安，师事金刚智。开元二十年（七三二年）经诃陵、师子国，游五天竺，广求密藏，天宝五载还长安，携回经论五百余部并师子国王表。唐玄宗召见，许翻译所赍梵经，密宗经典由此传布开来。
长安城内还汇集有大批的外国乐舞人和画师，他们经由不同的途径来到中国，传播着各自的民族艺术。北朝时代，西域乐舞已陆续传人中国，唐代广泛传播。但唐代传人长安的域外艺术，已远不限于西域一隅，而且包括了南亚和东亚的许多国家。
拂菻的杂技幻术自汉代已传人中国，唐代更多有弄幻术的艺人来到长安。天竺国的杂技也在东汉安帝时就已传来。《旧唐书·乐志》说：“大抵散乐杂献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中亚昭武九姓国的音乐歌舞家，在长安城内，为数最多。安国的安辔新，被称为“舞胡”而著名。唐朝十部乐中有安国乐、康国乐，可想而知在长安的两国乐舞人，必然不少。曹国人曹保一家，以弹琵琶著名。曹保子善才、孙纲都是蜚声艺林的琵琶名手。自居易《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诗说：“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又李绅悲悼曹善才的诗说：“紫髯供奉前屈膝，尽弹妙曲当春日”。自居易《琵琶行》也称长安倡女曾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曹氏一家当是长安弹琵琶的泰斗。《太平广记》引卢言《卢氏杂说》称“歌曲之妙，其来久矣。元和中，国乐有米嘉荣”。南亚东亚诸国中，骠国曾在贞元时派遣国王雍羌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率乐工三十五人，带来十二（一作二十二）种乐曲，到长安演奏。东西方诸国的大批乐舞人才先后聚集在长安，对交流各国的民族艺术贡献巨大。
四、商贾云集传播着文化
长安城中留居着大批的西域商人。《通鉴·德宗纪》说，“九姓胡冒回约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新唐书·回鹘传》也说“昭武九姓国与回鹘同来，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货殖产甚厚。”除由回纥而来的一路外，还有经由海道一路而来，其中多半是大食、波斯人。他们先自南海到广州、由广州经洪州（江西南昌）、扬州、洛阳而到达长安。长安城中的西域商人，盛时总数达数千，组成为一个极富有的集团。西域商未必如此忠实，但正说明他们完全可以上下其手，获取暴利，致富是很容易的。西域商经营珍宝致富，为数最多，同时也“举质取利”，即兼营高利贷敲剥。长安城内贵族子弟商人百姓贷西域商本钱，岁月稍深，西域商征索不得，每多向官府告讼，纠葛不决。西域官商唐聚于长安，是一个庞大的剥削集团，但同时也就把西域的风习和物产带来了长安。就经济而言，新罗的人参、牛黄、海豹皮、镂鹰铃、总布，日本的玛瑙、琥珀、珍珠绢，印度的宝石、珍珠、棉布、胡椒，印尼的象牙、瑁、生犀，阿富汗的名马、玻璃、金精，伊朗的菠菜籽、波斯枣，罗马的红玻璃和东非的特产大量输入。富商在东西方往来货殖，同时也往来传播着文化的种子。
五、唐代文化对当时世界的影响力
唐代长安聚集着众多的各行各业的外国人，盛况空前。对唐人说来，外域传来的文化，都是开发耳目的新事物。对到达长安的外国人说来，唐朝长安也是启迪心智、增长才干的宝地。
丝织品之西传：唐代以丝绸为主要输出品，中西丝绸贸易繁盛。中国的丝织技术，如脚踏纺车、印染技术等通过安息、条支等西域国家传人西方及印度；唐代工匠也到中亚、西亚各地传授纺织技术，欧洲的丝绸业随之发展起来。
造纸技术之西传：唐玄宗天宝十年，唐与大食爆发怛罗斯之役，唐军为大食所败，大批士兵被掳，其中不少为造纸工匠，造纸技术遂传人大食，再辗转传至欧洲，对欧洲以及世界文化的传播起了极大作用。
学术知识西传：唐代曾将中国文字、经书输入高昌，高昌的刑法、婚姻风俗等多摹仿唐风，西域各国如疏勒、焉耆等亦学习中国文字及风俗，穿中国衣冠。在丝路一带，考古学家亦发现《史记》、《论语》的竹简断片，可见中国书籍文化已在唐朝传至该国。而西域各国及吐蕃、南诏等均遣皇子来长安留学，使唐代长安成为当时西域人留学的中心。
工艺技术西传：中国的绘画及纺织法西传，盛行于阿拉伯。印度人亦效法中国的铸铁及凿井术。唐代的丝绸、茶叶、纸张、药材等也输往西域及天竺、波斯、大食等国家，并通过波斯转销到西方各地。
设立外贸机构：中外贸易发展迅速，唐政府于是在重要港口广州设立“市舶司”，并于武威、张掖等陆路要冲置“互市监”，分别管理对外贸易，长安亦吸引很多西域弟子来华学习，使长安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六、西方文化对唐代的影响
物产方面：由于波斯、回纥及阿拉伯商人的贩运，西域的香料、药物、珊瑚、宝石、良马等输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
工艺方面：唐代吸收了西域的琉璃制造术，使陶瓷的制作更精湛，研究制作成“唐三彩”。至于唐代的丝织品，由于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往往编有佛经故事的画像，或织上波斯的花纹图案。
艺术方面：唐代的绘画和雕刻深受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可见一斑。此外，唐代流行跳胡腾舞、胡旋舞，弹琵琶、奏高昌乐曲、天竺乐曲，足以反映西域文化对唐代艺术的影响。
宗教方面：唐代中国僧人玄奘、义净等，前往天竺游学取经，使佛教在中国更为流行。此外，西域各国的宗教，如景教、袄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均于此时传人中国。
文学方面：随着佛教的传人，唐代小说传奇、变文等在内容上更形丰富；韵文方面也因音乐的盛行及佛经中梵文的翻译而对切韵法有所改良，影响到近体诗对格律的追求。
对外贸易理论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作为中国边疆大省的新疆,地处于中亚腹地,自古以来便是沟通中西亚与欧洲的重要通道,也是国内外伊斯兰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因其天然的地缘优势,对外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本文以新疆为例,对改革开放30年来(1978—2007)产品出口的规模,产品结构变迁,以及出口国家的变动进行梳理分析。从出口的角度分析了民族文化对产品市场的影响以及对相关产业的促进,希望可以找到改革开放后新疆出口大致脉路,并对民族特色产品贸易与文化互动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和方向。
关键词:出口;民族特色产品 ;文化; 消费偏好
一、相关概念界定
1、消费偏好的定义以及文化因素对偏好的影响
消费偏好是指消费者对于所购买或消费的商品和劳务的喜好,又称“消费者嗜好”。它是消费者对商品或劳务优劣性所产生的主观的感觉或评价。偏好受文化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等多种因素影响。
2、商品的文化意识性
指蕴含在商品中的文化背景,消费者在消费这一类商品时会感受到商品中蕴含的文化,并产生一定的效用。
商品尤其是文化商品是具有意识性,这是因为商品在生产设计宣传上不可避免得会打上创作者的主观印记,创作者的价值观,意志,感受等都将通过符号化与形式化形成具体的产品,以此向社会表述。大众对这些商品进行消费时,必然会被作者的观念和倾向所影响。或者赞同或者反对,并以此形成对消费者正的效用或负的效用。
3、附加值
由于产品创造并满足了客户更高层次的需求而使企业获得的超额回报。也即消费者为得到产品或服务而付出的价钱与企业为产品付出的成本之间的差值就是附加值,差值越大,企业获得的附加值越高。产品附加值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通过企业的内部生产活动等创造的产品附加值和通过市场战略在流通领域创造的商品附加值。高附加值产品,是指”投入产出”比较高的产品。其技术含量、文化价值等,比一般产品要高出很多,因而市场升值幅度大,获利高。
二、新疆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商品的变迁
1、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出口商品结构变迁描述
通过数据显示,我们很容易根据新疆出口额的增长率将新疆出口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八十年代新疆出口额以每年34.7%的速度高增长。1992年到1997年出口额增长比率大幅度下降,平均每年增长9.36%。再到新千年出口额以几乎每年35%-40%的速度飞速增长。数据只是表象,仅仅告诉我们新疆在不同时期出口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出口额,出口商品名称,出口国家三个层次上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出口变迁,并试图找到其背后起作用的真实原因。
2、出口商品结构变迁
出口商品表描述了新疆出口的变迁。从八十年代主要以低附加价值的几乎没有加工的农产品,工业原料。到九十年代出口经过初级加工的农产品工业品以及一些科技含量和出口附加值较高的商品。再到现如今出口极具民族特色和民族文化特征的商品。这是本文对新疆出口阶段划分的主要依据之一。这些商品从更深一层的角度说明了新疆在产品出口方面的改革历程。也对近三十年新疆出口额变化率给出了一个解释。
新疆出口贸易的两个转折点
一、1990年的出口倒退是新疆出口发展的第一个转折点,这之后,出口商品明显发生了改变。农业原材料出口出现大幅度收缩,初级工业品,具有较高文化意识性的日用百货,家具以及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电子商品成为了出口商品的新支柱。
二、2000年后的出口商品走上了以劳动密集型和商品文化意识性较强的道路。这成为新疆出口发展的第二个转折点。出口策略很明显的做出了强化商品文化意识性的选择。在对这一时期的相关政策阅读中,笔者发现1998年出台的一项关于大力发展新疆民族产品的政策对出口商品政策转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该政策的主要内容为:为适应市场经济形势发展,继续扶持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九五期间,民族贸易,民族用品生产主要享受三方面优惠。一,优惠利率。二,税收减免。三,设立专项投资。通过表格,2000年后,出口额成倍增长,而其主要出口商品,正是各种民族生产生活文化用品。新疆的民族文化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普遍的欢迎。
3、出口国家的构成变迁
关于出口阶段划分的第二个依据在于新疆主要出口国家的变动。当今国际贸易更多依赖海运,而新疆恰恰是一个离海最远的城市。这就注定了新疆出口的成本会更高一些。结合新疆出口的低附加值商品。使得新疆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弱竞争力。但新疆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新疆具有得天独厚的边境贸易优势。从表格我们注意到,新疆同巴基斯坦一直有贸易往来。可巴基斯坦在80年代始终没有成为新疆产品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同时,新疆在80年代同中亚五国积极开展贸易联系,但这五国不仅没有借地理优势成为新疆产品的最大进口国,甚至只占了新疆出口额的很少一部分。相反,倒是欧洲国家,美国,日本之类的国家成为了新疆主要出口国。直到1990年以后新疆对边境国家的出口才崭露头角,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新疆边境出口占总出口比重在1997年以前一直在34%到41%之间徘徊。联系上文,我们注意到尽管新疆在八十年代出口额增长比率颇高,但其实际出口额没有多高。相对来说,尽管九十年代出口额增长缓慢。但其实际出口额已渐成规模。而边境贸易在2000年后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尤其是2002年以后,新疆边境出口贸易额占到新疆出口总贸易额的70%—76%。新疆主要出口国家名单则证实了边境出口扩张这一点。我们由此可以推断,新疆在出口上是具有地缘优势的。
三、文化与出口的互动
我们注意到新疆在八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事件新疆1988年打开中东市场该市场却没有得到发展和1990年的出口额倒退与新疆文化在这一时期因自我封闭而停滞不前极其吻合。文化是社会意识的表现,一个社会意识表现为保守,固步自封,那么与之相应的对外交流政策也会随之表现为保守的形态。前文提到新疆在改革开放后十来年均采用一种出口政策,缺乏进取精神,最终导致了1990年的出口负增长。新疆在改革开放初期便与四十个国家及地区建立贸易关系,到1990年与新疆建立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仅为四十二个。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文化保守思想的影响。
民族文化的影响不仅在国际上产生诸多影响,对新疆产业发展政策制定也表现出自身的影响力。1998年新疆文化活动的主题之一是讨论民俗文化与当代社会。这一年也是制定和颁布《新民族贸易政策》的一年。我们在对出口国家与文化交流国家进行对照同时发现,进入新千年后,文化与出口结合的更紧密了,积极扩大自身影响力。新疆的每一次国际商品展销会都能看到民族文化的身影。
1、文化与出口的互补
新疆的优势是什么?自然是其雄厚的民族文化以及以其文化为依托的民族商品。这类商品的基本特点是尽管产品附加值不高,但都具有高产品文化意识性。了解自身优势,发展扩大这一优势,并最终获取收益。这便是新疆出口要做的。新疆在新千年出口方面充分认识并发展了这一自身优势。2000年后的新疆出口近乎爆炸式的增长便得益于此。民族用品的出口本身也是民族文化的出口。消费者消费这种商品的过程也是在解读新疆民族文化的过程。让消费者更加了解新疆文化,从而进一步扩大文化的影响力。
2、文化影响消费偏好的天然优势
新疆对中亚五国的出口来说,中亚五国国家主体民族在新疆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民族。并且民族文化也是同根同源,如哈萨克斯坦与新疆的哈萨克族。就此而言新疆对中亚出口有着天然的优势v。新疆民族众多,各个民族文化交流广泛。这些产品在出口后,被中亚消费者消费,并引起这些消费者感情上的共鸣,让消费者得到更大的效用。同时,消费本身也是具有习惯性的,当他们对新疆的商品产生信任后。在同等条件下,中亚地区的消费者更愿意选择从新疆到来的商品。
3、商品的文化意识性
从商品竞争力的角度来看,根据商品的需求理论,精神效用较强的产品其需求曲线与普通商品的需求曲线是不同的。他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而供给曲线是向左下方倾斜的。也就是说精神商品的销售量会随价格的升高而升高。这主要是因为需求曲线还代表了另外一个含义,产品的边际效用曲线。普通商品是边际效用递减的,而精神产品,其边际效用是递增的。具有强商品意识性的商品通常会表现出精神商品的这一特性。很难估算出拥有商品意识性的商品会为消费者带来多少额外效用,同样,也很难估算出能够抵消多少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带来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于相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因为其文化偏好的相同,或者相似,即对同种商品的消费会得到大致相同的效用,边际效用曲线无疑会变得的平缓。对于在与消费商品文化正好相反的文化背景下生活的消费者,其边际效用曲线就会骤然下降,乃至直接出现负效用。基于上诉原因,笔者认为,出口商品的商品文化意识性会在流通领域创造商品附加值。
商品的意识性改变需求曲线的弹性后使得商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大大加强了,当然,这指的是商品出售给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消费者,商品意识性带来的最少为零的正效用。需求曲线更富有弹性让商品价格只要有微小的变动销售量就会有很大的提高。
我们从上文表格中可以看到,新疆从改革开放以后便开始同中亚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几乎所有产品都有出口,包括产业附加值高的电子产品,可都没有形成规模。一度甚至在中亚市场比不上远在大洋彼岸美国加拿大。但自从1998年国家再次强调并支持民族商品的发展,民族商品迅速繁荣并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以后,中亚地区几乎一夜之间便成为了新疆出口的重要地区。出口额更是以令人震惊的增长速度增长。可以说,民族文化为我们打开了新疆产品在中亚的大门。
四、结束语
现如今的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多元社会,人们越来越注重对文化产品的开发与研究。并为此发展了多门学科。西方发达国家在很多产业中已经认识并利用文化的优势为自身谋取更大的利益了。作为民族众多的新疆,在文化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新时代新经济的今天,我们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发展自身,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站稳脚跟。这就需要我们积极的探索与研究。从而为新疆的产业发展提供一个正确的方向。
注释:
①保罗•萨米尔森,微观经济学[M]人民邮电出版社
②企业市场营销[M]高等教育出版社
③经济学词典[M]高等教育出版社
④新疆年鉴
⑤中哈经济贸易合作前景与思路对策(中)国研网2006,10.27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米尔森,微观经济学[M]人民邮电出版社
[2]企业市场营销[M]高等教育出版社
[3] 经济学词典[M] 高等教育出版社
[4]新疆年鉴1985-2007
[5]The nature of equilibrium in markets with adverse selection[M]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1 Spring Wilson.c.1980
[6] 中哈经济贸易合作前景与思路对策(中)国研网2006,10.27
[7]Hicks.JR.1956. A Revision of Demand Theory [M]Oxford Clarendon Press
(作者通讯地址:新疆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830046)
对外贸易理论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本文以CNKI收录的2003年-2017年有关新新贸易理论研究的中文文献为数据来源，使用Citespace V软件，通过共词聚类分析和战略坐标图示，采用引文分析和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技术，对新新贸易理论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期刊分布、作者分布以及该领域的研究方向，热点等进行了梳理。结果发现：“城乡差异”、“二元边际”、“农业龙头企业”、“融资约束”等问题是关注的主要热点；“汇率变动”、“出口利润”、“移民网络”等是比较新颖的研究内容。
关键词：新新贸易理论；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战略坐标图
一、引言
随着贸易实践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也在不断演进。新新贸易理论是国际贸易的理论前沿，其从微观层面分析了企业的贸易和投资等国际化路径选择，以及外包和一体化等全球组织生产选择。前者以Melitz为基础，即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后者以Antras为基础，即企业内生边界理论。本文以2003年-2017年我国新新贸易理论研究领域的中文文献为研究对象，归结国内研究的前沿方向、代表科研机构、高产作者及其关系、潜在研究主题等信息，为之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依据。
二、文献来源和数据统计
以中国知网（CNKI）的期刊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在“经济与管理科学”范围内检索主题词“新新贸易理论”、“金融约束”、“企业出口”，时间范围是2003年-2017年，获得有效数据1596条。并对有效数据进行了同义词、缩写词的规范和统一，机构的合并等标准化处理，从而保证软件运行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三、研究工具和方法
本文利用citespaceV软件绘制相关知识图谱，通过信息可视化的研究方法，对文献进行量化分析。基于上述在CNKI数据库搜索得到的文献数据，通过合理设置引用（C）、共被引（CC）、共被引系数（CCV）三项阈值，绘制出直观且易于识别理解的新新贸易理论领域知识图谱。
在战略坐标图的构建中，本文主要运用共词分析、聚类分析等文献计量的方法，并利用citespace软件获得关键词共现矩阵，然后构建战略坐标图，以此来展示新新贸易理论领域的当前研究热点与潜在热点。
四、实证分析
1.关键词共现
运行citespace软件，设置“Time Slicing”为“2003-2018”，设置时间切片为2年，点选关键词（keywords）为分析内容，阈值设定为（2，4，30）（2，4，30）（3，4，20）。运行结果生成2003年-2017年新新贸易理论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共获得高频关键词320个。在project文件夹中生成320×320的矩阵。
2.战略坐标图分析
（1）研究领域象限分布
以聚类的关注度为横轴、新颖度为纵轴绘制战略坐标图（图1）。在图中，48个聚类有8个聚类位于第一象限，21个聚类位于第二象限，12个聚类位于第三象限，7个聚类位于第四象限。根据战略坐标图各个象限的含义来看，“城乡差异”、“二元边际”、“农业龙头企业”、“融资约束”是2003年-2017年新新贸易理论研究的热点。而“质量调整价格”、“间接出口”、“自我选择”、“出口经验”、“汇率变动”、“出口利润”、“移民网络”等则是这期间新新贸易理论研究中比较新颖的研究领域，有可能成为新新贸易理论未来的研究热点。
（2）研究热点和潜在热点
图中聚类17的新颖度和关注度都较高，根据其聚类成员可知主要是关于“二元边际”方面的研究。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是基于新新贸易理论形成的，对贸易流量变动的结构性分解。分解二元边际对于中国出口增长的不同贡献有助于正确认识我国出口增长的路径、性质和贸易利得。学者们关于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的研究大致包括概念界定、实证测度、探讨二元边际对贸易福利的作用机制以及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
聚类32是“融资约束”方面的研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出口贸易持续快速增长，自2007年起便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但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实体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出口增速明显减缓。其中，外部资本的可获得性以及资金成本过高等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存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出口企业融资约束等也问题受到了国内许多学者的持续关注。
在战略坐标图中，2003年-2017年间关注度较高，但新颖度相对较低的研究内容主要有“发展中国家”“外贸出口”“加工贸易”“企业异质性”等，这些研究方向提出较早且备受关注，研究较为成熟，在我国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处于基础支撑的地位。另外，具有新颖度却缺乏关注度的领域主要有聚类28，33，48。
聚类28主要是关于“汇率变动”问题。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处于不断升值的趋势，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对外贸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呈现出更大的波动性，因此，汇率变动成为近年来新新贸易理论研究领域兴起的研究方向。
聚类33是关于“出口利润”方面的研究。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新兴市场经济增速放缓，此外，劳动力成本上涨与人民币升值也在不断压缩着出口企业的利润。国内的学者主要探讨了影响企业出口利润的各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以及应对出口利润下滑的对策。
聚类48为“移民网络”相关的研究。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社会结构及关系对生产和消费没有任何影响，而近年来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发展起来的新新贸易理论揭示了企业与贸易对象国之间的关系对贸易模式的重要意义，但从社会网络角度进行探讨的文献还不多。长期以来，我国海外移民网络随着对外移民数量的增加而大大扩展，其已经明显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因此移民网络是新新贸易理论的一个潜在研究热点。
五、文献的分类排序特征
1.高产作者
运行citespace可视化软件，设定阈值为（2，3，0），（2，3，0），（2，2，0），以2008年-2018年為时间跨度。输出的网络图谱所涵盖节点共209个，以及节点之间的连线共112条。在2003年-2017年新新贸易理论研究领域，发文量最高的是南京大学的张杰（19篇），其次是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施炳展（16篇）和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的汤二子（16篇）。
2.高产科研机构
运行citespace可视化软件，设定阈值为（2，3，0），（2，3，0），（2，2，0），以2003-2018年为时间跨度，生成高产科研机构知识网络图谱，得到节点147个，连线113条。
在2003年-2017年间新新贸易理论领域发文量最高的科研机构是南开大学（118篇），其次是中国人民大学（42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41篇）和厦门大学（23篇）。
六、结语
本文运共词聚类分析和战略坐标相结合的文献计量方法，描述了当前新新贸易理论研究领域中文文献的研究现状、热点和趋势。此外，我们还进一步统计了2003年-2017年间新新贸易理论领域的高产作者、高产科研机构等信息，希望这些分析结论能够为我国今后的新新贸易理论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但由于检索条件和软件运行可能存在一定误差，最终的具体数据与分析结果不能达到完全的准确，需在今后的研究中做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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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理论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国际分工理论发展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期间经过古典阶段、新古典阶段和新贸易理论阶段，反映了国际贸易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古典、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贡献主要是揭示了贸易互利性的“双赢”理念，并解释了产业间贸易现象；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现象，并将贸易分工理论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但是，新理论与传统理论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对贸易分工理论的演变和发展进行评述，对于纠正学术界对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的某些“误读”，并以正确的理论来指导业已融入全球化的中国经济实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国际分工理论 中国对外贸易 启示
一、国际分工与国际分工理论的发展
自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原理至今，世界已经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漫长历程，而国际分工理论也在不断的发展中适应新的国际市场环境。亚当·斯密认为，国际分工的基础是先天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有利的生产条件，各国按照各自绝对有利的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将会使贸易双方获利。大卫·李嘉图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比较优势原理，即各国互惠贸易可以通过生产利益较大或较小的商品来进行。在提倡自由贸易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中，绝对优势原理和比较优势原理可以算得上为国际分工理论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一步，并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支配地位达一个世纪之久。然而，李嘉图的这一理论建立在一系列近乎苛刻的静态分析的假设之上：只考虑两个国家两种商品，各国劳动同质，生产成本不变，没有运输费用，生产要素在国内完全流动而在国际间不能流动，市场完全竞争，不存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等。这一系列假设抽离了现实的经济环境，在当今世界贸易中适用范围很小。
20世纪3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伯尔蒂尔·俄林 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提出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用在相互依赖的生产结构中的多种生产要素理论，代替李嘉图的单一生产要素理论。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被视为现代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的基石。由于俄林在其著作中采用了他的老师赫克歇尔1919年用瑞典文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的主要论点，因此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也被称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194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再论国际要素价格均等》一文中论证了这一定理“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来解释贸易格局，而要素价格均等定理则反过来分析国际贸易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国际贸易的发生增加了对相对丰富资源的需求，从而提高了它的价格，也就是增加了它的报酬，另一方面减少了对相对稀缺要素的需求，从而降低了它的报酬。通过国际贸易，可以改变一国的经济结构，使生产要素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从而使产量增加，收入增加。这些分析对于一国如何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参与国际贸易分工以获得贸易利益，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如果说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的是产业间贸易的话，那么，新贸易理论分析的主要是产业内贸易。国际贸易从产品内容上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一国进口和出口属于不同产业部门生产的商品，即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另一种是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即一国既出口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型制成品，两国互相进口和出口属于同一部门或类别的制成品。对于这些国际贸易的新现象，分析产业间贸易的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是难以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以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吸取了以往国际贸易理论的合理因素，创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提出了所谓“新贸易理论”。这些经济学家利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来解释国际贸易新现象，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产品差异化等概念和思想来构造新的贸易理论模型，分析产业内贸易的基础，得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结论。
二、国际分工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启示
1、国际分工新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启示
（1）一个国家只有将所拥有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形成竞争力
比较优势是由一国资源禀赋和交易条件所决定的静态优势，是获取竞争优势的条件。竞争优势则是一种将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的综合能力的作用结果。比较优势作为一种潜在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根据生产要素禀赋，我国一直以来具有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但是，在当今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并不一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这主要是因为：一是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往往是具有垄断优势的产品，而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并不具有垄断优势。二是我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程度低，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不高，这种中低档次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与发达国家高技术工业制成品交换的贸易条件越来越恶化。三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歧视性的贸易政策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受到诸多壁垒的阻碍，在国际市场上发展的空间越来越有限。因此，我国要确立把比较优势转换为竞争优势的外贸战略。
（2）不断进行创新，保持技术领先地位是一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
由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可以推知，创新国是国际贸易利益的最大获益者。这是因为，在产品的新生期和成长期，创新国以其技术优势垄断了国内和国际市场，因而可以获得大量超额垄断利润；在产品的成熟期进入所谓的“大规模生产”阶段，创新国可以获得巨额规模经济效益；在产品的销售下降期和让与期，创新国在国外投资建厂，输出其知识产权和品牌，延长其产品的生命周期，在国际市场上继续赚取利润。因此，走在创新前列，率先发动产业革命的国家会异军突起，成为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目前，我国工业制成品技术多是引进，自主创新较少，造成我国制成品特别是高技术产品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这是我国对外贸易产品质量提高和结构升级的障碍。所以，实施创新战略，强化本国技术创新，将是形成我国竞争优势的当务之急。
（3）发展高层次的产业内贸易，是提高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在给各贸易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同时，还加快了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企业家精神在不同国家同一行业内的传播和扩散，给同类产品生产上档次提供信息，并通过规模经济，实现不同国家在产品层次上的分工，实现产品生产的国际化，从而促进一国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一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由此可见，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是提高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的贸易格局基本上还是建立在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而产业内贸易则较不发达，这种贸易格局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影响了我国的竞争力。因此，加快发展高科技产业，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同水平差异产品之间的贸易，是形成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4）政府在增强国际贸易竞争优势中起着重要作用
根据战略性贸易理论，对于高科技产业在关税和其他方面政府给予适度保护，将有利于顶住外国进口产品的强大冲击，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有利于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性政策，还能促使企业具有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并带来外部经济。
（5）中国对外贸易的新战略：创新竞争优势战略
在国际贸易理论创新不断，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的条件下，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战略也必须适时创新。我国对外贸易的新战略应选择创新竞争优势战略。所谓创新竞争优势战略，就是以竞争优势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以发展高科技产业为手段，以追求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贸易战略。
一是积极促进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经营策略创新，形成我国的竞争优势。国际贸易新理论认为，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能否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的形成又在于一国是否具有创新能力和促进创新的机制。因此，中国要想提高国际竞争力，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必须对制度、科技和经营管理等进行全面创新。在制度创新方面：就涉外经济管理制度而言，应由行政管理型向服务管理型转变。为此，要完善进出口商品管理体制，使配额和许可证招标制度等符合统一、科学、公开和规范化规则；同时，建立与完善反倾销、反补贴、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法规，创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就企业制度创新而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大胆创新用人机制、分配机制和激励机制。制度的合理与完善会使分工优势更加明显，增强一国的竞争优势。在科技创新方面：要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形成促进科技创新和创业的资本运作和人才汇集机制；要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不断增加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不断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积极研制和开发新产品，形成高技术投入→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高收入→高积累→高增长→高技术投入的良性循环，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防止出现由于大规模出口导致“不幸的增长”。在经营策略创新方面：要实施经营高效策略。所谓经营高效策略是指一国通过低成本高效率地向国际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而营造优势的一种策略，与传统的成本领先策略不同，经营高效策略不仅要求一国想方设法降低出口成本，而且特别强调对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动做出反应，营造速度领先和成本领先的双重优势。
二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形成高技术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提高产业内贸易指数。竞争优势理论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是产业的竞争优势，要在对外贸易中获得更大的比较利益，必须致力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全球竞争突出表现为高科技水平的竞争，由此带来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表现为世界贸易格局上就显现出各国出口商品结构的知识、技术密集化。因此，在未来竞争中，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就是高科技产业。另外依据产业内贸易理论，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能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同种类差异产品之间的贸易，是提高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发展高技术产业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有选择、有重点地加快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和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要综合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扶植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要全方位改革现行教育体制，实现教育与经济的有机结合，通过加强素质教育和提倡终身教育提高全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要建立高效的人才激励机制，为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由此创造出适合高技术产品发展的宏观环境，以产业的发展带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
三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由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首先，要依据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坚持以质取胜的战略，提高出口商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其次，要以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指导，一方面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另一方面鼓励和支持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对外投资，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再次，要重视产业内贸易理论，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开拓新兴市场，努力扩大出口，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个追赶型的中国尽快成为贸易强国。四是实行政府适度保护政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缺乏国际竞争优势，客观上要求实行适度贸易保护，这与传统的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是相吻合的。另外根据战略性贸易理论，应该对高科技产业给予适度保护和扶持，因为高科技产业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该产业的发展会推动一国技术水平的整体提高，增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
2、比较优势原则对我国出口产业体系调整的启示
通过对国际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原则的考察，将促使我们对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原则做出全面和动态的认识，并对我国制订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调整出口产业结构、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第一，国家间生产技术、要素禀赋差异等狭义的比较优势不是国际贸易的惟一基础，规模经济开辟了国际贸易利益的新源泉。因此，一国既要谋求与自己有差异性、互补性的国家进行贸易，同时也谋求与本国有相似性的国家间的贸易。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国外出口产业结构调整规律，我国参与国际贸易活动的目的不仅仅着眼于通过国际分工和交换获取静态贸易利益，提高消费水平和增进国民福利，更重要的是通过贸易发展促进信息、物质和思想的交流，激发本国的创新机制，从而带动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因此，除了继续发挥我国贸易活动中传统的比较优势外，须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国际经贸易理论的规模经济优势原则，逐步建立起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互补性和竞争性国际分工并举的出口产业结构体系，以充分获取通过规模经营、降低成本来赢得规模经济优势所产生的新的比较利益。
第二，各国所能拥有的各种比较优势都是可以变化的。因此，不应安于和保持短期的比较优势现状，要善于从动态角度认识和利用比较优势原则，适时地根据本国比较优势转化的可能性，将那些潜在的、处于发展中的优势逐步培育成现实的比较优势，以主动谋求和维护本国贸易的长期利益。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从中长期看我国较强的比较优势将由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方面移向规模经济优势。在比较优势的战略转移进程中，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可以使比较利益的转移带上更多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应将既有的比较优势与未来可能出现的规模经济优势有机结合起来，预测和构筑一个有现实可能性的比较优势变动体系。尤其应培育和扩大规模经济优势原则下贸易产业的规模经济效益，并重视技术创新和劳动者素质提高对我国生产和贸易格局调整的重要作用，以促进我国比较优势的多元化和动态化发展。
第三，运用新贸易理论为基础的贸易政策调整我国出口产业结构。因此，在培育和调整我国对外贸易比较优势时，应根据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特别是长期以来，在传统贸易理论影响下参与的劳动与资源密集型国际分工模式所面临的贸易市场份额缩小、创汇能力下降、贸易条件恶化等不利影响，政府可借鉴战略贸易政策而制定相关的贸易干预和管制措施，改变单纯地运用高额关税保护幼稚产业的做法，在一定时期、一定行业范围和适当程度上采取多样化贸易措施，引导已具有一定竞争实力的汽车、机械、化工、电子、冶金等行业的生产规模相对集中，以进一步扩大这类行业的生产规模，提高产品生产差异化水平，促进这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大型企业和集团形成较强的规模经济优势，并鼓励其积极参与国际水平分工，从而培育和促进中长期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主导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第四，重视技术创新对规模经济和贸易模式调整的作用。应从提高国家竞争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角度出发，逐步培育和构建企业和国家的技术投资、开发与创新机制、以及技术吸收与输出机制，并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市场营销与管理能力对提高此类战略性产业的资源利用效率、改善产业质量及提高专业化程度的作用，尤其应发挥科技生产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所产生的产品差别化优势及规模经济优势的作用，培育和促进具有现代规模经济特征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集团的较快成长，促进我国企业逐步扩大参与国际产业内贸易交易。同时还可发挥高技术产业发展对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技术改造与提高的有效带动作用，从而使我国出口产业体系从整体上逐步形成一种技术创新的、可持续保持贸易利益的规模经济优势，以带动我国出口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国际竞争能力的不断增强。
总之，我国的对外贸易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不少的问题。用国际分工理论来指导我国的对外贸易，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努力使我国从世界贸易大国转变成为世界贸易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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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理论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理论分析
摘要：文章分析了2000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中各个产业竞争力的变化情况，发现通讯服务业竞争力下降最多；电影音像业竞争力提升最大。在分析其原因时，遵循了迈克尔·波特的理论框架，采用产业组织理论的方法，分析了中国两个产业的竞争程度。发现通讯服务业始终保持着高寡占型的市场结构；电影音像业的竞争程度则不断加强。因而，文章认为竞争力的变动情况与市场结构密切相关，高度竞争的市场结构能够中能够成长出高水平的国际竞争力。这与波特的钻石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都是相符的。
作者：战岐林
对外贸易理论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随着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进一步发展，文化经济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经济形态，文化贸易在国际贸易格局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际文化贸易中， 一些国家基于各种诉求，对文化贸易设置歧视性条款，使“文化例外”成为处理文化贸易摩擦的准则。显然，这些国家夸大了文化贸易的特殊性，“文化例外”原则面临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因此，文章按照宏观到微观再到宏观的顺序，首先分析WTO框架下“文化例外”原则的理论困境；其次，运用福利分析法研究常见文化贸易保护政策造成的福利损失；最后，探讨如何在WTO框架下解决文化贸易摩擦。
关键词：文化贸易；文化例外；世界贸易组织
在全球化贸易体系中，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导致国际文化贸易的选择困境：在文化产品的对外贸易中，各国是应该坚持自由贸易原则，即在与文化相关的国际贸易中实行贸易自由化，还是应该坚持“文化例外”原则，即对与文化相关的国际贸易进行监管或限制。中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为保护弱小的文化产业，“文化例外”原则成为中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惯用原则。
近年来，关于文化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主要以法学或者管理学为切入点。例如，澳大利亚学者塔尼亚·芙恩对WTO框架下的文化贸易保护主义作了开创性的研究；中国学者李怀亮则以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为目的，以文化战略的部署与策划等为手段诠释了新的文化贸易政策；单万里则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了“文化例外”原则的内生缺陷。但是现阶段少有将法学、文化学、管理学、国际贸易学等综合运用于文化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文章从剖析WTO规则下的文化产品流通出发，分析文化贸易中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阐述“文化例外”原则产生的原因、内涵及效用，进而探讨在WTO框架下解决文化贸易保护主义问题的举措，寻求解决国际文化贸易争端的路径。
一、 WTO规则下的文化产品流通与贸易保护
（一）WTO规则下的文化产品与文化贸易
1.WTO规则与文化多样性保护
一般而言，WTO体现了贸易自由化的目标，或者至少体现了其作为实现更
广泛社会和经济目标的一种手段的价值[1]。但是面对日益增长的文化贸易额，
由于各成员国观点的巨大差异，WTO却未对其作硬性规定。WTO对文化贸易争端最早的仲裁是1997年加拿大期刊案：加拿大关税令规定只要进口到加拿大的期刊中5%以上的广告内容针对加拿大市场就不允许进口，对不同版本的期刊征收货物税，并且对进口期刊实行与本地期刊不同的邮寄费率[2]。同时也强调“任何成员采取措施保护文化特征的能力，不在讨论中” ①。不过，当时的GATT还是通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指出“保存文化可能成为一个理由用来保护‘地理标识’”的隐忧②。同时作为专门从事文化保护的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全球化造成文化趋同而担忧，强调文化的民族性，根据国情不同可以有不同的文化态度。这成为以法国为代表的历史悠久的国家在文化贸易中强调“文化例外”的法理依据。
对待文化，两个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国际组织提出不同的看法，形成不同的协议，造成世界各主要贸易国家在文化贸易问题上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的国家十分看重传统文化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避免在国际文化贸易中处在弱势地位而带来严重的贸易逆差，因此，对待外来文化持审慎态度，主张文化贸易保护。另一阵营的国家因在文化贸易中占有利地位，出于实用主义的理由视文化贸易与其他贸易无差异，强调WTO框架下的非歧视、自由、公平贸易原则，对文化贸易无特别限定。当然，这并非说明这些国家不重视文化，而是由于其文化生产能力强大，认为无论是本国文化还是外来文化都能为我所用。当前，世界上所有国家几乎都认可文化承载了不同民族历史前进的记忆，是民族实践的产物，更是民族的财富，文化的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WTO框架下各国为保护民族文化而设置贸易壁垒也成为国际贸易争端频发的重要原因，探讨合理的解决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2.文化产业与文化产品及服务
文化发展新趋势是与经济互相融合、渗透，成为产业。文化产业化已经成为各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重要考量标准。
与普通行业相比，文化产业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有其特殊性。文化产品与服务是高层次需求，大多属于精神层面，这种需求随着居民消费水平增长而提高。一般而言，在一个国家消费水平不高的阶段，文化产品与服务消费通常规模较小、水平较低，而当消费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文化产品与服务消费需求将急速扩大，政府会对文化产业加以扶持，对文化产品与服务贸易进行调控；因此，“文化例外”原则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后，短短30年间就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产生重大影响。
3.文化贸易的特殊性
作为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文化贸易已成为当今全球贸易竞争的重点领域之一。现今，文化产业在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产值中亦占有很大比重，正成为其出口支柱产业之一，并且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迅速。正如学者沃尔夫所言，“文化、娱乐——而不是那些看上去更实在的汽车制造、钢铁、金融服务业——正在迅速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驱动轮”[3]。
一个发达的文化产业必然需要一个健全的文化贸易流通体系。与其他产业不同的是，文化产业不仅有实物贸易，还有服务贸易。流通环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与一般行业的差别更为明显。由于文化消费需求难以判断，相较生活必需品，文化消费难以用理性预期加以衡量，导致文化消费品难以确定消费对象。此外，得益于现代科技的帮助，文化产品的流通更为便利，文化服务的提供更为迅捷。从产品生产到最终被消费者购买的时间较短（文化服务甚至是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并且相对更加容易依靠科技的帮助而绕开贸易监管，导致为文化产品或服务制定贸易政策的难度加大，也使在流通领域监管文化贸易更加困难。
（二）文化贸易中的贸易保护主义
在WTO框架下，政府通常制定一个尽可能使有代表性的个人福利最大化的贸易政策。然而，自由贸易也会导致一部分人利益受损，尤其是国内生产效率低下的部门或者幼稚产业，利益受损者会游说政府采取限制贸易以保护他们的利益，于是，各式各样的贸易保护政策应运而生。
贸易保护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根除，即使在最为自由的共同贸易区，如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是如此。可以预见的是，贸易保护政策正朝着越来越隐秘的方向发展。政府并不会承认自己是为了保护本国贸易而制定某项政策，而往往是宣扬为了创新或者环保而制定一些发展中国家无法达到的进口壁垒，因而越来越多地出现技术或者绿色壁垒[4]。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化例外”原则的提出，“文化例外”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
早期的文化贸易主要是书画等艺术品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份额较小，并且主要客户是社会上流阶层，专门的文化贸易保护无从谈起。20世纪中叶，随着文化贸易额攀升，文化贸易保护主义也随之兴起。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GATT缔约方就已经对怎样对待文化进行了激烈争论③：奥地利、秘鲁等国建议，保护国家或文化的特征和价值，应在ATS之下规定一项一般性例外④，埃及和印度赞成在服务贸易中，文化存在一般性的例外⑤，但是澳大利亚和欧共体却对这种看法表示了怀疑。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各国并未对文化贸易中是否存在一般性例外原则达成共识，最后GATT缔约方对此问题“同意不一致”⑥。这主要还是由于各方文化观点的巨大差异。正是基于这点“不一致”，各国获得制定文化贸易保护政策的契机。仅在3年之后，加拿大期刊案和美国诉讼土耳其对外国电影票房征收25%市政税（对本国电影则不征税）一案成为最早诉诸WTO仲裁的文化贸易保护案件⑦。
二、“文化例外”原则的内涵及产生原因
（一）“文化例外”原则的内涵
“文化例外”最早由法国提出，在密特朗时代达到顶峰。1982年，时任文化部长的雅克朗认为文化商品和服务传达的观念、价值和生活方式，超越了其他任何商品，超越了商品价值而反映民族国家的多重身份及其公民创新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在世界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中，可以对外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进口设置壁垒，本国政府也可采取财政补贴的方法资助本国的文化产业而不算是违背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自由”的精神[5]。法国提出该原则后，迅速获得欧洲大陆及其他文化产业弱势国家的广泛认同。
在WTO框架下，“文化例外”原则是将文化贸易例外于一般产品贸易，对别国文化产品或服务使用歧视性条款的政策。无论这项原则的实施是否基于保护文化初衷，“文化例外”原则都产生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后果，其只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文化贸易自由例外[6]，因而并不能有效保护本国文化产业。迄今为止已有许多国家采用文化例外原则，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总体而言收效甚微。随着希拉克政府的上台，法国“文化例外”原则在国内也受到诸多质疑，逐步让位于“文化多样性”原则[7]。法国国内开始意识到坚守“文化例外”原则成本巨大，并且容易引起贸易摩擦，所以开始寻求在WTO框架下与自由贸易的平衡。
（二）文化例外原则的产生原因
1.对待文化的认识存在巨大分歧
文化例外贸易保护政策出台的最大因素是WTO成员国对文化和文化贸易的不同看法，他们无法达成一个关于文化贸易的有效“共识”。正如其他乌拉圭回合谈判项目一样，文化贸易问题主要源于欧盟与美国无法达成一致。众所周知，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十分重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些国家极端强调“文化产业”中的“文化”属性，特别重视高端、精英文化，而轻视并激烈反对美国式娱乐“文化”，包括好莱坞电影、肥皂剧和迪斯尼乐园等。因此，在文化贸易方面，法国是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坚决反对者。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法国以“文化例外”为由，坚决反对文化市场的自由贸易，几乎为此退出整个GATT谈判。后来，法国又引入“文化多元性”原则，以减轻自身在谈判中的压力。
但是，在实施这种例外性文化贸易政策时，法国面临相当大的困难，除了在WTO谈判中的巨大压力外，还有文化领域巨额的财政补贴引来的争议，巨额补贴本身是以税负形式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另外，即使在文化界，“文化例外”原则也受到挑战。一位长期研究法国电影的学者指出：（文化例外） 过分强调“文化”可以独立于“物质”之外，难以行之久远[8]。
2.文化产品巨大的正外部性效益
一些国家强调文化产品巨大的正外部性效益。加拿大文化政策审查委员会的一项报告指出，文化活动是一种“有价值的用益”并且强调“文化互动对释放社会的创造性潜力，对启迪和丰富人格，具有明显的价值”。同时认为“（市场）有可能不能反映对文化产品的全部需求”，尤其是现在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只显示了其对当今一代的益处，而实际上，文化产品的外部效应能长期并持久地传递给后代。该委员会认为，公众多半不了解文化活动带来的社会效益，有必要进行干预以改变这种认知失误[8]。因此，赞同“文化例外”的学者认为，多消费本土文化产品可以增进本族群的纽带，激发消费者对本族群创造更多贡献或提高本族群的国际地位与声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今社会并非一个个封闭的单元，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只有本土的文化才对该族群有正的外部性效益或者本土文化的外部性效益更高。同时，现在的贸易体系是全球分工合作的体系，本族群相关的文化产品甚至服务完全可以由其他族群的某人或者某组织提供。
3.出于发展本国幼稚产业的需要
幼稚产业理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很有市场。这些国家认为，通过例外性的贸易保护条款，可以保护本国相对幼稚的文化产业，等到本国文化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可以改变这些贸易保护政策。所以这些国家在WTO谈判时采用拖延战术，以期达到扶持本国文化产业的目的。赞同幼稚产业论的学者认为，本国经济体内部的不健全可以通过与外部经济体的关系解决，从而使本国某行业发展更为合理。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国际贸易并非导致本国文化产业发展不健全的根源，但是他们仍然暗示贸易政策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⑧。
然而，回顾一些国家的发展历程可发现，扶持政策出台相对容易，但是退出却非常困难。一些国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一些本不应该被扶持的产业上，甚至这些金额大于这些产业的产出。经济学家指出，某些行业的缺失更应该由直接针对问题根源的国内政策修补，而非波及面更广的国际贸易政策。这一发现同样适用于文化产业。
4.希望打破美国的支配性地位
美国的支配性地位在音像产业尤为明显[4]。由于大量娱乐公司集中在好莱坞，好莱坞产生了马歇尔所说的两种外部经济——专业化的供应商和劳动力市场基础。同时英语在全世界的高认知度产生了巨大的消费市场，使美国生产文化产品更具效率，一些国家购买美国的文化产品相对于本地制造的文化产品更便宜，即使这些产品是跨越了半个地球并且加上高额的关税。有证据表明美国的文化产品大量依赖于出口，有学者根据文化多样性提出对美国生产的文化贸易产品设置一些保护性条款，这些条款的叠加产生了针对别国文化贸易产品的例外性条款。
但是这样的理由在贸易领域显得并不充分，因为文化产品与服务由美国生产或提供仅仅是因为其生产效率高，使价格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甚至比本国生产）更具优势[6]，并非源于美国的“文化倾销”。
5.保护本国文化安全
主张“文化例外”原则的国家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保护本国文化安全。一个民族的存在，除了领土、人口、政治、经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文化。文化凝聚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包涵着一个民族的智慧，文化浸淫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失去自己文化的民族，相当于失去精神家园，很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更谈不上光辉的未来。
但是，这种想法很显然涉及一个原则：自由社会的个人有权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文化消费⑨。如果有人以捍卫本国文化独立的名义，对本国居民的文化消费设置限制，很明显地侵犯了其权益。当今社会是多元社会，对外来文化采取包容、借鉴、吸收的态度，是对自身文化充满自信的另层表达[4]。
三、 “文化例外”原则在文化贸易实践中的应用
国际文化贸易发展到今天，贸易保护手段也越来越隐秘，无论是进口国还是出口国的普通居民都难以洞悉贸易保护对自己的损害。因为，给一小部分生产者提供的保护，可以使生产者获得很大的收益，同时由广大消费者来支付这些代价，每个消费者都只承担了很少一部分，似乎
感受不到压力。这说明了为什么包括文化贸易保护在内的贸易保护政策被广大消费者所忽视，但是如果对这些贸易保护手段进行福利分析就可以知道，这些保护手段存在很大的危害。
（一）关税
关税是最古老，也是最常用的贸易政策工具，但是由于其太过明显，现在越来越多的WTO成员国对其“投鼠忌器”。最初，一些国家可以对外国的书刊、电影拷贝等征税，也可对文化产业外围领域的乐器、文具等产品征税。近期，采取文化贸易保护政策的国家主要采取国内税的方式规避WTO规则，如1997年土耳其对外国电影票房征收25%的市政税。
正如图1所示，当一国征收进口税后，该商品的国内价格便高于世界价格，国内消费者承担损失。虽然要素提供者和政府可以从中获利，但是依然不能弥补社会福利的损失（图1中e和h分别代表厂商无效率的生产以及外国消费者无效率的消费）。关税以保护本国文化产业不受外国文化产业冲击为出发点，却牺牲了本国福利，还容易引起他国惩罚性的关税报复，所以从GATT到WTO，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消除关税壁垒。
（二）出口补贴
出口补贴是指对出口国产品的公司或个人的支付，同关税一样，主要用在实物领域。对一些国家大力扶持的产业，各国政府一般都使用出口补贴帮助其出口创汇。例如，中国一些文化产业园区对出口国外的动画、电影等施行补贴或奖励。
如图2所示，虽然出国补贴提高了出口国国内商品的价格，但是却降低了这些商品在进口国的价格，政府耗费了巨大的补贴成本，得不偿失（即图中acdef部分）。同时，虽然生产者获得了补贴利益，但是会减弱生产者的竞争意识，对培养有竞争力的企业大为不利。另外，政府一般会对符合自身意识形态取向的文化产品或服务提供补贴，但是企业应该面向的是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补贴实质上是政策性地割裂了生产与市场。同时，如图所示，出口产品在外国市场的价格下降，导致本国贸易条件恶化。
（三）进口配额
配额是对可能进口的商品实行的直接进口数量限制。在文化贸易中，进口配额是电影行业最主要的贸易政策工具。 在中国，进口配额也是调控电影进口的最主要贸易政策工具。近年来国内每年进口约20部分账电影，其中主要是美国电影。然而，美国认为中国的电影分账制度违反国际贸易法，并诉诸WTO。该纠纷在2011年3月得到裁决，结果有利于美国，中国拒绝接受最终结果，但愿意承担世贸组织的罚款。2012年，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时与美国副总统拜登达成协议，中国将在原来每年引进美国电影配额约20部的基础上增加14部3D或IMAX电影。
如图3所示，当一个政府实行进口配额后，会使本国商品供给减少，本国价格上升，高于世界平均价格。消费者损失：a+b+c+d+e，本国要素提供者收益a，政府以租的形式获益：c+d，但是整个福利损失：b+e。同时，补贴也造成“租”的存在，而这些“租”由谁获得，往往与腐败相关联。
（四）国产化率要求
国产化率要求可谓是WTO成员国使用的最主要贸易政策工具，主要被使用在电影、电视、广播中，要求国产内容最低率。例如，加拿大政府在其广播业政策中明确要求“每一个广播企业，在节目的制作和播放中，应当最大限度地，并在任何情况下不低于优势性地使用加拿大的创作和其他资源” ⑩。在这种政策思想下，加拿大广播电视和远程通讯委员会要求“对加拿大普通的无限广播者，加拿大的节目占电视广播时段的60%，傍晚钟点的50%……广播电台播放的‘通俗’音乐曲目，其中的35%应当根据政府规定的计点制度属于‘加拿大的’”[11]。中国的国产化率要求主要体现在电视动画片播放上。为扶持国内动画产业，广电总局于2006年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电视动画片播出管理的通知》，要求将国产动画片和境外动画片的全天播出时间比例调整为7：3，这个比例之前为6：4。除了对全天的播出比例调整外，这项政策更规定在少儿节目的黄金时段，即17：00到20：00，不得播出境外动画片，甚至连合拍片也未能豁免。按照通知，合拍动画片若要在上述时段播出，必须报广电总局审批，而且一事一报，逐项审批[12] 。
需要强调的是国产化率要求既没有产生政府收入，也没有产生配额“租”，只是将福利损失平摊到每个消费者身上，由于消费者大都没有实际的经济利益损失，使这种贸易保护手段更为隐秘。
四、在WTO框架下解决文化贸易保护主义问题的举措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单一的“文化例外”原则无法解决文化贸易中的各种争端，需要大胆探索在WTO框架下解决文化贸易保护主义问题的新举措。
（一）最优文化贸易政策——尽可能减少贸易限制
1.文化贸易政策的效果
政府制定某项文化例外政策会使这种文化与其市场需求产生矛盾。这些政策的结果是要素提供者多生产具有某种文化要素的产品或服务，但是生产者提供生产或提供服务的动机是利润最大化，这就与生产者的生产动机产生矛盾。另外，由于这些文化例外政策的实施，生产者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只面向某一部分消费者，但是对于厂商来说，国际性的市场才最符合他们利益，因此，例外性的文化贸易政策不仅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对生产者而言也不符合其长远利益。即使暂且认同各国有这样那样的“正当理由”为文化贸易制定“例外性”条款，这些政策也需要达到最“合理”的水平，即所谓制定最优文化贸易政策。
2.尽可能少的贸易限制
在世界范围内消除贸易障碍，实现普遍的最惠国待遇成为WTO的目标。因此，评估一项政策是否最符合WTO精神，就在于其是否使贸易限制最小化，福利损失最小化。“文化例外”原则并不能真正保护文化，自由贸易也不会损害文化，因此，在无法完全消除贸易保护政策时，可以使文化贸易政策的若干例外性条款受到某种限制乃至于减少到最小化，而不会损坏该国政府的文化保护目标。在政府制定某项文化贸易政策的时，应评估其是否能在这项政策达到其既定目标的同时，尽可能少地限制自由贸易。
（二）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的可能性
近年来，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也引起了新的问题：在WTO框架下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制促使文化贸易进出口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如美、德、英、法等的文化贸易额占全球文化贸易额的一半以上。文化产业经历了一个国际化、集中化的重组过程后形成了世界市场上优势集团的垄断局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文化贸易领域纷争不断，如何实现文化贸易的公平发展以确保文化多样性，成为WTO自由贸易体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除WTO框架内的双边、多边磋商以及仲裁机制外，各国还会在其他国际组织框架内寻求解决文化贸易相关问题的方法。
（三）探索两种可能的调控手段
1.对各国例外性文化贸易政策所产生的后果进行总量控制
如果一国政府基于政治原因，不可能完全放弃例外性文化贸易政策，那么必须考虑如何使这些政策的福利损失最小化。一个可能的手段是，对一个国家的例外性文化贸易政策所产生的福利损失实行总量控制。
由于WTO多边磋商或者贸易调解仲裁耗时太长，并且需要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使某一特定例外性贸易保护政策在被WTO判定为违规之前，就已经实质上发生效果。所以，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对每一项贸易政策进行磋商难以达到，而对一国总的文化贸易政策实行总量控制变得更为可行。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政策所产生后果的评估应该交由第三方进行独立核算，使这项制度更为公平合理。
2.对例外性的贸易政策实施权实行可转换交易
对WTO成员国的贸易政策实施权实行可转换交易的具体方式如下：首先，对不同国家确定可以“合理”使用贸易政策的数量，然后对不同贸易政策施行分级定价，最终，如果有国家要在自身确立的数量之外新增贸易保护政策，则需要竞拍或者向没有用完自己配额的国家定向可转换购买。当然竞拍与购买都需要在第三方交易所完成。这项措施确保成员国能够有一定数量的贸易保护政策可以使用，另外还可以相应地提高使用贸易保护政策的机会成本，尽可能将文化贸易保护政策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五、 结语
在WTO框架下，市场的逐渐融合的确导致了世界各地文化趋同，并且难以否认的是文化趋同的确会造成一些文化的丧失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动画片播出管理的通知，2008年2月19日。。但是，以此为理由，以“文化例外”为旗号，为贸易设置歧视性限制是不合适的。文化本身可以跨越政治边界使各国获得最先进的生产技术，那么文化贸易保护政策就没有理由持久存在。“文化例外”原则使用至今，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总体上收效甚微。
当然，虽然完全自由市场贸易只在理论上成立，世界各国都会制定不同的贸易政策，但是各国政府需要探索并实践最优文化贸易政策，力争将这些政策造成的福利损失最小化。世界贸易组织是现如今最为有效的处理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的平台，对文化贸易问题的解决最终也需要在WTO框架下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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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ultural trade protection base on cultural exception principle
DING Zhe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29， P. R. China）
（编辑 周 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