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区际转移范文（精选6篇）
产业区际转移 第1篇
中国经济一直以来都呈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 但在高速增长的背后, 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日渐凸显。在全球经济需求普遍不振的后危机时代, 如何转变自身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地区间平衡发展已变得迫在眉睫。就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现状来看, 即便是文化同源、自然条件相近的两广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很大差异:2010年广东省GDP约46013亿元, 人均44736元;而毗邻的广西自治区GDP仅为9502亿元, 人均18742元。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 两广地区的经济结构差异并未促成我们想象中的大面积产业对接与转移。
国内已有的相关研究在探讨区际产业转移问题时多从宏观整体的视角出发, 运用增长极、梯度转移理论来论证两广产业对接的可行性, 由于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且实施对象的界定较为模糊, 因而提出的建议存在缺乏针对性与可行性的问题。在如今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们已不能单纯将产业转移视作地理空间问题而忽视其背后的动力机制。魏后凯认为产业转移的实质就是企业的空间扩张过程, 产业转移是大量企业迁移的结果, 而企业进行区位调整的最根本目的是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力。本文将立足于企业的区位选择这一微观理论视角, 通过梳理区际产业转移理论的发展脉络与研究前沿, 从企业层面说明区际产业发展差异的原因, 而后针对两广地区产业转移现状提出相应的建议。
2 区际产业转移理论的微观基础
企业的区位选择与区际产业转移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一般而言, 前者是本质与原因, 后者是前者在宏观与中观层面的表现。区位理论的演进正是伴随着对企业区位选择问题的深入探讨, 因此区位理论实际上从空间角度丰富了产业转移理论的微观基础。下文将沿区位理论的分类方法, 从新古典学派、行为理论学派和制度学派对企业区位选择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简要的梳理。
新古典学派在一系列经济假定下, 将企业自身组织视作黑箱, 得出决定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是传统的与成本相关的区域因素, 如运输成本、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等。其分析方法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框架, 将企业的区位选择视为在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之间权衡的结果, 认为追求更低的成本是企业进行区位调整的主要原因。
行为学派强调企业自身知识有限和行为非完全理性等现实局限性, 因此企业的区位决策无法做到完全最优, 只能是一种以主观上满意为目标的行为。该派理论重点关注了企业区位决策的内部因素, 认为内部因素与企业的扩张相关, 即在当前区位限制了企业扩张时, 企业就有了迁移的要求;外部的原因与新古典学派所考察的成本因素类似, 如交通成本、市场规模和政策环境。行为学派综合考虑了企业内外因素的影响, 其理论视角是对新古典理论学派较好的补充。
制度理论学派的研究关注了企业与环境间的互动。该学派将企业的区位转移视作其与供应商、政府以及其他机构在价格、工资等影响企业生产的关键因素上进行谈判的结果, 认为企业之间的联系不仅包括在生产环节的前后向联系, 而且还应包括其与消费者、公共组织等机构之间的非正式网络。同时, 企业的区位活动需要放在动态环境进行分析, 不仅要关注企业自身的决策行为, 还应考虑影响这些行为的社会因素。由于企业是嵌入在当前的社会制度之中的, 因此企业的区位决策行为会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征。
3 区际产业转移的微观机制
Melitz首先将企业异质性纳入一般均衡模型框架, 从生产效率差异的角度说明了异质性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Baldwin和Okubo认为企业的异质性强化了其在地理空间上的自我选择效应, 即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会聚集到大城市或发达地区, 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则会逐渐向外围转移。此外还有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也同样表明, 企业的区位选择效应是我们分析产业转移问题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Satio认为企业的区位选择效应会导致区域的不平衡, 这是因为异质性企业的区位适应能力以及区位偏好不同, 在市场环境下其各自的条件与决策使其在地理区位上产生了分离:高生产率的企业成本负担能力强, 且往往对市场规模和知识、信息关联等效应具有更强的偏好, 而这些都是外围地区所无法提供的, 因此高效率的企业多向核心地区集聚;而低效率的企业则由于生存能力所限, 被迫迁往欠发达的外围地区。他认为, 相对于集聚效应, 这种异质性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更能促进核心地区的繁荣, 从而加剧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在产业政策的问题上, Baldwin等人认为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是市场作用的结果, 当自我选择效应过大时, 政府的产业转移政策只会吸引效率低下的企业去接受补贴, 使得发达地区转出的都是各行业中效率最差的企业, 结果造成受到政策扶持的落后地区接受的都是低效率、高污染甚至是濒临淘汰的产业。因此若政府试图通过产业转移政策来平衡地区差异, 前期应当做好基础设施建设与制度环境优化等工作, 只有在降低地区的各种显性、隐性交易成本的基础上, 吸引产业转移的政策才能更具实效。
通过对经典区位理论主要流派的对比分析和对理论前沿的梳理, 我们了解到企业自身的条件及其与区位环境的互动关系在理解区际产业转移问题时的重要作用。总结以上研究, 我们将基于异质性企业的区际产业转移过程描述如下:
图中A、B分别代表两个地理、资源环境条件相似的地区, 初始状态下, 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大圆环代表高效率企业而较小的圆环则表示效率较低的企业, 发达地区A由于其较强的市场关联而形成产业的高度集聚。
最初, 异质性企业的区位选择效应决定了企业会集聚于发达地区A来分享巨大的集聚收益, 地区A的既有优势对其下的产业造成了路径锁定效应, 因此很难会有产业转移到其他地区。
当地区A的市场逐渐饱和但地区B的交易成本仍然较高时, 虽然过度竞争等因素造成A地区产业的交易成本上升, 使得扩散效应大于聚集效应, 但对于地区A的任何企业来说, 转入地区B都意味着外部性收益的丧失。高效率的企业由于其成本负担能力较强, 且往往对良好的外部网络环境具有更强的偏好, 因此其转移的意愿相对于低效率企业来说更小。这时, 即便是政府实施诸多的产业政策支持来引导地区A的产业向地区B转移, 也不会起到太大的效果, 反而会导致一些濒临淘汰的低效率企业去赚取政策利益。
地区A中的产业向地区B 转移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企业自我选择效应的减弱, 即地区B至少应与地区A有同样低的交易成本, 这时两地区间是否发生产业转移主要取决于分散效应与聚集效应的角力, 当A地区的拥挤成本过高时, 较高的分散力会使得地区A中高效率的主导企业开始考虑向其他地区转移, 此时地区B政府配合以税收、补贴等政策, 地区A的产业将会随着地区B经济环境的逐渐提升而随之转移。
4 对两广地区产业转移的启示
就两广地区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广东地区的产业集聚能力仍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原因如下:首先, 粤北地区与珠三角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异, 就广东地区内部而言市场还远未达到饱和状态;其次, 从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上看, 虽然沿海地区的过度集聚带来了拥挤、污染甚至犯罪等社会问题, 但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经济层面来讲, 目前这一集聚效应所带来的收益更大, 因此这一客观趋势还将继续存在。
从地区的相对差异上看, 全国一半左右的产品设计企业集聚于珠三角地区, 因此不同于其他多数地区的主导产业多处于低附加值层次, 该地区拥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就广西地区的产业结构来看, 即便是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制造业, 相对来看仍处于欠发达的状态。现阶段广东的本地市场具有强大集聚效应, 不大可能会出现制造业向广西大范围转移的现象, 因此从企业层面来解决两广产业结构差异问题会更加有效。
现实的经济差距决定了目前不是发展广西地区省级产业链的最佳时期, 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与广东的产业链整合上。在充分认识到企业差异性的基础上重点扶持互补性高的产业发展, 突破地域限制、制度限制和交易成本限制, 促成两广地区相似产业中差异化企业的跨区域整合, 按照高端企业、物流配送企业、销售企业与制造企业的合作方式进行大量企业间的整合, 使各个企业的职能都得到充分发挥, 实现更专业化运作和收益共享。
参考文献
[1]Satio.H, M.Gopinath.Plants'self-selectio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regional productivity in Chile[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9, (4) :539-558.
[2]J.R.Baldwin, T.Okubo.Heterogeneous firms,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spatial selection and sorting[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3) :323-346.
[3]M.Melitz.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Econometrica, 2003, (6) :1695-1725.
[4]魏后凯.产业转移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竞争力的影响[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 2003, (4) :11-15.
产业区际转移 第2篇
学者们大多是从产业转出区效应和产业承接区效应的角度进行产业转移效应的研究，而较少社会效应或环境效应的角度进行产业转移效应的研究。
潘未名从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对母国的“产业空心化”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当今世界的国际分工类型开始发生转变，从垂直型国际分工向混合型和水平型国际分工转变，跨国公司开始构建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一条龙的海外生产体系，从而打破了国际产业转移主要转移国内衰退产业的传统模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佳资源配置体系。这样的产业转移就使得母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推动了“产业空心化”的形成。
卢根鑫从正负两个方面分析了国际产业转移效应。对发达国家而言，产业转移的正效应是有利其产业结构转换升级，负效应是降低就业率和造成技术流失和产业“空心化”等；对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正效应是推动产业成长和升级、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和国民生产总值提高等，负效应是产生技术和产业级差，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及污染产业的转移与有害产业的扩散。
陈刚认为，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的经济效应可以分解为：由于较高技术产业移入，引起承接地产业层次提升引致产业“优化效应”；由于高质量产业移入，引起产出水平上升引致就业“扩大效应”；由于高质量产业移入，引起承接地关联产业发展引致产业“发展效应”。
产业区际转移 第3篇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趋势和经济客观规律, 而产业的区际梯度转移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国家“十二五”规划把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上升到了国家层面, 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多次强调加快建立能够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但由于京津冀三地政府有限理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导致了区际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利益冲突,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产业同构与恶性竞争。孙久文、丁鸿君 (2012) 使用该指数对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分工度进行了分析 (如表1) , 发现北京与天津、天津与河北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产业同构现象[1]。尤其是天津与河北产业同构现象严重, 从2005~2010年, 津冀两地区域产业分工指数的走势呈现下滑态势, 从0.831574653下降到0.646720354, 反映出津冀地区产业同构化现象出现恶化趋势, 产业分工水平明显下降。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统计数据 (见表2) , 北京与天津的产业相似系数虽然在逐年下降, 但直到2011年仍然达到了67.18%。产业同构带来的后患就是要素市场趋同和区域产品市场恶性竞争, 价格扭曲致使市场失灵, 使经济效率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
资料来源:孙久文, 丁鸿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2, (7) :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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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统计数据库
(2) 区际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地方政府出于考核压力, 有可能在生产和交换等各个环节设置不利于行政归属不在本地的企业或个人的规定, 从而偏向本地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例如, 北京现代汽车被要求“救活”北京原有的汽车厂;北京市出租车换型过程中, 北京市先后颁布了整车的设计方案和技术标准, 每个设计方案都是以北京现代伊兰特、索纳塔为底板, 而最后招标结果不出意外地也是北京现代汽车胜出;北汽福田多功能汽车厂选址密云, 密云县政府要求该厂3000名职工中的80%要在本地招聘;廊坊虽然距离首钢、天钢很近, 却在胜芳镇建设产能600万吨的钢铁制造基地。在法规方面, 比如天津市地方法规规定, 凡是外地施工企业施工产值达到1000万元及以上, 就必须在当地工商部门注册, 企业所得税全部在当地缴纳。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 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 应当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在就业方面, 比如2009年北京市各区县政府批准招商引资企业招用本市城乡劳动力比例要达到50%以上, 用人单位当年新招用人员中本市城乡劳动力比例要达到50%以上等[2]。
为了化解产业区际转移引致的地方政府利益冲突, 突破行政边界刚性约束的羁绊, 破除阻碍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制障碍, 本文试图建立横向分税制。产业区际转移横向分税制是一种区域利益让渡与再分配的长效机制。这种机制不仅对于区域产业价值链延伸十分重要, 还是化解区际经济利益矛盾、区际冲突,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必不可少的工具。
1 文献综述
Martin and Rogers (1995) 提出了FC (Footloose Capital Model) 模型, 在FC模型中, 流动要素的重新布局导致产业活动的重新布局, 这种产业的重新布局使一个区域受益, 另一个区域受损, 造成区际经济利益冲突。从劳动所有者的角度看, 市场和规划者都在资本富裕的地区配置了过多的企业[3]。张维迎, 栗树和 (1998) 认为地方之间的经济发展竞争是导致地方利益冲突的重要原因[4]。John Mc Laren (2002) 提出了潜在地方保护主义理论, 认为地方保护主义不断上升的原因是协调失败, 而协调失败源于两大因素:部门细分沉没成本和谈判摩擦。这将导致区域内的专业化程度加强, 分工程度提高, 而省际的分工减弱, 从而使地方保护主义的预期供给能够创造出它自己的需求, 形成一个帕累托次优均衡。地方保护主义是形成省际矛盾的原因之一[5]。Richard Baldwin, Rikard Forslid, Philippe Martin, Gianmarco Ottaviano and Frederic Robert-Nicoud (2003) 提出了对流动要素的省际间税收竞争, 使得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府选择过低的税率[6]。税收竞争同样可以诱发省际矛盾。部分专家学者证明了, 省际间的税收竞争将导致均衡时的税率低于社会最优税率, 地方政府降低税收征缴力度并导致更低的福利水平 (Hongbin Cai&D.Treisman 2004, 安虎森2009) [7,8]。Baldwin, Okubo (2006) 将Melitz的企业异质垄断竞争模型与新经济地理模型相结合, 标志着新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新新经济地理学分析异质企业的区位选择与空间集聚关系, 发现存在两种效应:一种是企业分类选择效应;一种是企业区位选择效应。效率最高的企业首先选择从小区域向大区域重新选址, 逐渐将企业定于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与克鲁格曼的“核心边缘”模型的随机性产业聚集不同, 该研究认为这是一种非随机的空间选择, 能够促进中心区的生产率的提高, 迫使边缘区生产率的降低, 这就是企业区位选择效应。国家为了平衡地区经济发展而采取财政补贴的政策, 非合理或者不够力度的补贴会对本地市场效应产生强化作用促使高生产率的企业向中心区的集中, 而低生产率企业受成本的影响, 为了获得政府的补贴而迁往边远地区, 从而形成更为稳定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 这个结果就是企业分类选择效应[9]。汪伟全 (2009) 从公共管理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视角分析了地方利益产生的背景, 认为行政分权为地方利益的实现提供了政治基础和行政保障, 而财政性分权为地方利益的实现创造了经济动力和激励机制。地方政府拥有相对独立的利益也成为地方政府彼此竞争、发展经济的动因[10]。Andrew (2009) , Feiock and Scholz (2009) 在借鉴Krugman“核心边缘”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ICA (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ve) 框架, 建议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安排相互合作提高彼此对经济活动吸引力, 用以提高区域整体福利而不是采取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用以相互竞争[11,12]。
国外主要发达经济体只有德国存在横向分税制, 而国内对分税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分税上 (张伦俊, 王梅英2003;张伦伦2006) [13,14]。横向分税既是区际产业转移协调的主要内容, 也是区际税收竞争的一种结果。Tiebout (1956) 提出区际税收竞争是提高政府效率和居民福利的一种方式[15]。与之相反, 近期文献的主流观点认为对流动要素的税收竞争将导致政府低效率, 使社会处于帕累托次优状态, 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 (Gordon 1983, Zodrow、Mieszkowski 1986, Wildasin 1988) [16,17,18]。Hamada (1985) 证明了存在税收竞争的两个不同国家通过税收政策协调, 可以实现国际贸易的帕累托改进, 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19]。
2 理论基础
本文借鉴哈马达模型分析同一国家区际税收政策协调的必要性 (图1) 。
假设一个国家存在两个省, 分别为省1和省2且两个省存在一定的经济依存度。J1为省1的地方税收政策, J2为省2的地方税收政策, 远离原点为税收政策扩张。由于两个省存在一定经济依存度, 所以一个省的税收政策必将对另一个省产生影响。u是无差异曲线, 代表本省经济利益, 是J的函数, 即u=u (J) 。u1、u2、u3是省1的无差异曲线, 离原点越远代表本省经济利益越高, 则u1
接下来, 本文分析省1、省2不接受税收协调的情况。当一个省选择本省税收政策时要面对另一个省给定的税收政策, 因为哈马达模型假定了两个省的经济依存使得对手省的政策会对本省产生影响, 那么就需要借助“反应曲线”这一博弈工具。所谓“反应曲线”表示当对手省政策给定时, 本省有可能出现的政策选择。省1的“反应曲线”用R1表示, 它是由B1点与省2的税收政策J'2和由此政策而产生的省2的最大效用无差异曲线u42交点S的连线;同理省2的“反应函数”是R2。当省1、省2不接受协调且同时采取税收行动时, R1与R2的交点N即为省1与省2税收博弈的“古诺均衡点”。很显然, N点远离“契约线”B1B2, 不具最优效率, 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另一种情况, 当省2率先行动采取税收政策J'2, 省1看到省2的税收政策, 选择自己的“反应曲线”R1应对, R1与J'2的交点S是此次动态博弈的“斯塔克尔伯格均衡点”。该点一方面远离“契约线”B1B2, 同样不具效率, 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另一方面, S点在省2的无差异曲线u42上, 使得省2较省1获得了更大的省际经济利益, 即先发优势, 那么这个斯塔克尔伯格均衡点也是不稳固的, 因为省1不甘心只作个“追随者”。哈马达模型说明这样的结论:不进行区际税收政策协调会使区际经济利益无效率, 而进行税收政策协调可以实现区际经济利益的帕累托改进。
3 路径选择
地方政府利益固化的藩篱在产业区际转移时主要体现为区域税收的争夺, 横向分税制可以作为区际产业转移时的协调路径, 有助于实现区际经济利益的帕累托改进。本文涉及的横向分税制所分享的税收是指地方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中属于地方的部分, 与中央税无关。
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例研究区际产业转移横向分税制。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层次存在落差性, 各自处于产业链条上的不同位置。北京科技研发全国领先, 技术创新中心和市场营销中心发达, 因而占据产业链条的高端位置;天津的制造业拥有优势, 处于产业链条的中端位置;河北省在区域中具有明显的低价劳动成本优势和基础制造业优势, 产出上大都属于资源型初级加工的低附加值产品, 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 (见图2) 。因此, 京津冀应按照新型产业分工的思路来重构产业链体系, 通过区际产业转移横向分税制打造京津冀产业链整体竞争优势, 实现京津冀三地融合互补、联动发展、错位竞争、互利共赢的格局。
4 区际横向分税制
4.1 区际横向分税制构建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横向分税制。本文将以首都钢铁公司 (简称首钢) 搬迁至河北唐山曹妃甸为例, 使用案例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论证京津冀地区在区际产业转移时应如何建立横向分税制。
加州大学教授Shapley L.S因在稳定配置理论及市场设计实践上所作出的贡献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于1953年给出了n人合作博弈利益分配的一个解的概念夏普利值 (Shapley Value) [22]。夏普利值的主要思想是:按照局中人对联盟的贡献来分配合作得到的总收益[23]。这种思想体现了最优与公平的双赢概念, 是纳什均衡的演化, 是联盟稳定的基础。本文借鉴夏普利值的思想构建区际产业转移横向分税制, 以期达到区际经济利益的帕累托改进。
首钢搬迁至河北唐山曹妃甸, 对推动首都产业结构重新布局, 打造首都经济圈,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有直接贡献。首钢搬迁至河北, 临海而建, 不仅辐射京津冀等多个省市, 还大幅降低原料和产品运输成本。首钢搬迁至河北, 采用世界先进技术, 生产技术含量高、质量等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高端产品, 推动了河北乃至华北地区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首钢搬迁, 还为北京西部地区拓展了发展空间。首钢搬迁后, 原址将变身为高端产业、绿色产业的聚集地, 为首都产业布局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带来新的活力。这是一个对京冀双赢的区际产业转移经典案例, 但也面临地方利益冲突, 原因在于首钢对北京地方税收曾作出巨大贡献, 一旦转移到河北, 北京必将面临税收损失的问题。借鉴夏普利值思想, 区际横向分税的纳什均衡是:按照各区域对产业的贡献来分配合作得到的总收益, 北京与河北两区域应按照对首钢公司产出的边际贡献率比例分享首钢上缴的地方税。那么, 本文就需要测算京津冀各区域对产业产出的边际贡献区位边际贡献率。区位边际贡献率是衡量:一个区域内的市场环境和公共政策对辖区内产业产出的边际贡献。与区位商不同的是, 区位边际贡献率是针对区域而言, 而区位商是针对产业而言;区位边际贡献率是反映区域经济的指标, 而区位商是反映主导产业的指标。由于产业类型众多, 为简化研究, 本文不一一对各产业产出进行测算, 而是选取GDP作为被解释变量。因为GDP指标反映了全部产业产出的综合情况。
4.2 京津冀区位产业边际贡献的实证测算
Tobler (1970) 提出地理学第一定律 (First Law of Geography) :“任何事物在空间上都是关联的;距离越近, 关联程度就越强;距离越远, 关联程度就越弱。”[24]地理学第一定律揭示了空间数据的空间依赖性, 即空间数据自相关。空间数据的依赖性违背了经典计量经济学的样本独立不相关假设, 所以经典计量经济学对空间数据的估计可能是有偏的。为了克服空间依赖, 本文使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京津冀各区域区位边际贡献率进行实证测算。
4.2.1 京津冀空间自相关检验
本文使用全域自相关Moran指数I对京津冀区域经济数据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进行检验。全域自相关Moran指数I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n=177, 代表京津冀177各县域单元, wij是空间权重矩阵, 。本文选取边界相邻原则 (Queen Contiguity) 确定空间权重矩阵, 即如区域i和区域j有共同的顶点或共同的边, 则称区域i和区域j相邻, 记wij=1;否则, 区域i和区域j不相邻, 记wij=0。本文选取2012年京津冀地区县域GDP值作为经济属性值x (1) ;x珋是经济属性的平均值。全域自相关Moran指数I的取值在-1与1之间, 取值大于0表示正相关, 越接近与1表示相邻区域的经济属性相似性越强, 也可以理解为集聚;值小于0表示负相关, 越接近-1表示相邻的区域相异的经济属性越强, 也可以理解维空间分异;如果取值接近于0, 表示各区域经济属性是随机分布的, 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京津冀各县域GDP全域自相关Moran指数I=0.1735, 如图3, 说明京津冀各区域经济属性呈现出正的空间自相关性。
对于Moran指数I的估计结果可以用标准化统计量Z来检验其显著性水平。
如果Z统计量的值大于正态分布函数在0.0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1.96, 则表明京津冀地区空间自相关性显著。通过Arcgis10.0软件计算Z=4.197>1.96, 说明京津冀地区县域GDP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京津冀除西部山区Z检验不显著外, 其他大部分地区都通过了P=0.05的Z检验。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OLS估计由于忽视空间自相关效应 (空间依赖) 可能存在模型设定不恰当问题。
4.2.2 指标选取与数据描述
经反复试验, 在京津冀177个县域单元为样本的空间自相关效应有可能存在于模型误差中, 本文选择建立空间误差修正模型 (式3) , 通过将空间权重矩阵Wij引入模型误差项中, 修正空间依赖, 克服由误差项引起的空间自相关。
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问题, 本文以京津冀地区市域单元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 数据来源于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统计年鉴, 以neigbour=6为原则构建空间权重矩阵Wij, 选择GDP为被解释变量, 选择专利申请授权数PAT、区域就业总人数w、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TFAI为解释变量。专利申请授权数PAT反映了科技创新的能力, 本模型使用该指标测度北京对产业的区位边际贡献率;河北的比较优势在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本模型使用区域就业总人数w测度河北对产业的区位边际贡献率;天津在以滨海新区为代表的“硬件”上具备比较优势, 本模型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TFAI测度天津对产业的区位边际贡献率。数据描述: (如图4~图7)
4.2.3 空间计量模型选择与估计结果
较为常见的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分为空间滞后模型 (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 SAR) 和空间误差模型 (Spatial Error Model, SEM) , 二者均在截面数据的基础上引入了空间权重矩阵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判断使用何种模型主要考察以下两个方面:最大似然估计值LOGL和拉格朗日乘子LM-Error、LM-Lag的检验情况;见表6-5, SEM模型最大似然估计值LOGL为8.75, SAR模型最大似然估计值LOGL为1.62, 类似于F检验, 最大似然估计值越大说明模型整体效果越显著。此外, LM-Error为6.88, 远大于LM-Lag的0.0005, 且LM-Error的P值仅为0.048远低于LM-Lag的P值0.981, 说明选择空间误差模型更优, 模型设定错误的概率仅为4.8%, 且模型的空间自相关来源于误差扰动项。
本文选择建立空间误差模型 (SEM) , 如式6.2, 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通过将空间权重矩阵Wij引入模型误差项中, 修正空间依赖, 克服由误差项引起的空间自相关。建立空间误差修正模型 (SEM) :
注:***代表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T检验, *代表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0%的T检验。
5 结论
依据空间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3) , 北京对产业的区位边际贡献率是0.478, 天津是0.435, 河北是0.141。京津冀三地政府在拟定区际产业转移税收分享合同时应参照上述贡献率作为税收分享权重, 为简化运算, 取整后三地横向分税比例为北京∶天津∶河北=3∶3∶1。
依据夏普利值的思想, 在拟定区际产业转移合同时, 京津冀三地政府应按照三地对产业的区位边际贡献率比例进行税收分享, 即横向分税制。北京的企业转移到河北时, 税收分享比例是3∶1;天津的企业转移到河北时, 税收分享的比例是3∶1;北京的企业转移到天津时, 税收分享的比例是1∶1。
5 对策建议
5.1 区域考核指标一体化
不同区域只有拥有共同利益, 才可能拥有共同目标;只有拥有共同目标, 才可能协调一致行动, 突破行政边界分割, 打破地方政府利益固化的藩篱, 重构区际利益协调的激励结构, 降低区际协调的交易费用, 所以中央政府应改变地方政府考核机制, 由“军阀混战”变为共同利益, 通过横向分税制, 促进产业区际梯度转移, 化解区际产业引致的地方政府利益冲突,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5.2 纵向协调与横向协调相结合
京津冀区际利益协调机制应采取纵向协调与横向协调相结合的方式, 以横向协调为主, 纵向协调为辅, 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自主性、积极性, 兼顾效率与公平, 理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纵向协调是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简称国家发改委)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合并成立国家区域管理和协调委员会 (简称区管委) , 由国务院直接领导, 作为区际协调的超级行政机构和区际矛盾的仲裁机构, 以减少部门职责的交叉并提升机构权威性, 由一名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主任, 可以下设区域规划司、环境保护司、丝绸之路经济带协调管理司、京津冀协调管理司、长三角协调管理司、成渝协调管理司等。区管委的主要职能是区际经济利益协调、区际经济利益矛盾仲裁、区域规划、预算的编制以及区域规划落实监督等。区管委的设立能够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控制方式最大限度地克服行政边界导致的地方政府有限理性。中央权威协调仲裁机构的设立, 可以重构不同区域在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 降低省际经济利益协调费用, 从而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所以, 区管委要被赋予足够的权威, 可以驾驭地方政府;否则, 一个乏权无术的区管委将导致“囚徒困境”继续上演。国家区域管理和协调委员会作为区际经济利益冲突的仲裁机构, 仲裁结果具备法律效力。区管委的权威性还包括可以协调国务院各部委。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区域管理和协调委员会并不是要干涉地方政府内部事务, 它只是省际经济利益矛盾的仲裁和协调机构。它的职能边界只发生在区际矛盾产生的地方。
横向协调是指京津冀三地政府建立常态化的“京津冀市长联席会议制度”, 通过横向跨界协调, 构建横向分税制, 促进区际产业转移。京津冀市长联席会议由京津冀各市市长组成, 定期召开高层领导会议, 探讨各城市之间发展思路的对接, 对省际重大项目进行表决, 制定区域产业发展规划, 形成规范的对话与协商机制。联席会议主席可由北京、天津、河北省内各市市长轮流担任。市长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或秘书处, 为常设机构, 负责落实联席会议所作出的各项决策。办公室或秘书处设在北京, 便于和中央及时沟通。各市的发展改革部门是市长联席会议各项决策的具体执行部门。
摘要：产业的区际转移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 但由于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和行政边界的刚性约束, 造成了地方政府间的税收争夺, 阻碍了产业的梯度转移, 影响了价值链的有序延伸, 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基于财税体制改革的视角, 通过对横向分税制的探索, 试图构建产业区际转移利益协调机制, 以期能够打破行政边界刚性约束的羁绊, 突破地方政府利益固化的藩篱, 破除现行体制机制的障碍, 以经济的内在联系为基石, 化解区际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利益冲突, 理顺产业发展链条, 促进区域合理分工。
产业区际转移 第4篇
关键词：引力模型,产业转移,佛山陶瓷
一、引言
区际产业转移是指在一个国家内某些产业由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 表现为产业在空间上的移动, 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过程。本文构建测算产业转移力度的引力模型, 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佛山陶瓷产业转移作为案例, 对陶瓷产业12个转入地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找出影响产业转移因素的作用力大小, 以期为解决产业转移滞缓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二、产业转移引力模型构建
(一) 引力模型引入
引力模型的思想和概念源自于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 定律认为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的质量成正比, 与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最早将引力模型用于研究国际贸易的是Tinbergen, 他用两个国家的GDP代替两个物体的质量, 用国家间的距离代替物体间的距离, 得出的结论与引力模型相似, 即两国双边贸易规模与他们的经济总量成正比, 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 由此产生了贸易引力模型。
一般来讲, 贸易引力模型公式可表示为 (Bergstrand, 1989) 。其中, Mij为某一时期i国从j国的进口额;Yi为进口国的GDP;Yj是出口国的GDP;Dij为两国之间的距离;Aij为其他促进或阻碍两国之间贸易流动的因素。该模型转化为对数线性形式, 得到:
(二) 引力模型改进
很多学者对区际产业转移的动因做了大量的研究, 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空间距离、人口因素、劳动力价格、地区资源禀赋、政府作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等因素对产业转移有着重要的影响。以此为基础, 对贸易引力模型 (1) 进行升级, 构建出改进后的产业转移引力模型, 得到:
对于模型 (2) 的相关参数进行简要的说明和定义:
1.用地方产业总值G1、G2代替引力模型公式中的M1、M2, 那么产业转移的引力模型可以简单的表示为:
2.D表示转出地与转入地的物理距离 (即空间距离) 大小, 用来衡量产业转移中所产生的运输成本。
3.劳动力价格 (P) 和劳动力人数 (Lab) 是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
4.产业承载能力指数。一个区域产业承载系统的承载能力, 能不能满足所承接产业的发展要求, 是产业转移成功的关键。本文参考沈惊宏、孟德友等对城市中心职能强度的定义方法来计算一个城市的产业承载能力大小。具体方法是:选取能够反映产业承载能力的指标, 如:区位商、产业融合度、技术创新能力、固定资产投资能力、产业配套能力。然后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承载能力指数, 即区位熵指数、产业融合度指数、技术创新能力指数、资产投资能力指数、产业配套能力指数。
计算公式如下:
其他指数计算方法依上式类推, 进一步计算各城市的产业承载能力指数, 该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5.转入地的资源禀赋 (res)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地所能提供的土地、能源和资源等条件。因此, 如果转入地能够具备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资源优势, 对产业转移无疑是有帮助的。转入地具有某种资源优势, 则赋值1, 否则为0。
6.政府作用及优惠政策 (gov) 。一般来说, 在各地优惠政策目标取向与优惠政策内容设计趋同的背景下, 政府作用及优惠政策力度与承接地的经济发展实力以及承接和转出地的行政隶属关系相关。显然, 这种作用力在东部省市内部的地区间产业转移中最强, 其强度定义为1;而省际间的产业转移由于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实力的明显差距, 这种作用力依次减弱, 分别定义为0.9、0.8、0.7。
引力模型中的β代表引力系数, 在产业转移的引力模型中, 政府作用及转入地承载能力与吸引力大小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 本文用公式 (5) 来计算引力的大小。
三、基于引力模型对产业转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 案例研究及数据选取
陶瓷制品生产在中国历史悠久, 佛山陶瓷是我国最大的建筑陶瓷生产基地, 进入21世纪以来, 由于成本压力和环境压力, 佛山陶瓷行业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对外迁徙, 佛山陶瓷行业的省内转移主要集中在清远、河源、肇庆三个城市。佛山陶瓷行业的省外转移主要集中在山东淄博、江西高安、宜春、景德镇、湖南衡阳、岳阳、湖北当阳、福建晋江、四川夹江、辽宁法库以及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 形成了当地较大规模的陶瓷产业基地建设生产线。
基于研究需要, 本文搜集了上述12个城市2011年的相关数据,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并结合各地方统计年鉴整理而成。根据公式 (3) 、 (4) , 可以计算出每个城市的产业承载能力指数大小。四川夹江、江西景德镇、山东淄博分别是我国西部、中部、北部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 因此, 对它们的地区资源禀赋res定义为1。通过公式 (5) , 可以计算出12个城市与佛山市之间的产业转移引力大小。最后, 根据上述模型参数的重新定义, 可以得出佛山陶瓷产业转移引力模型的引力指标及引力大小, 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二) 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 (2) , 并结合上述数据对产业引力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 运用Eviews6.0, 采用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法, 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 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999834, 说明模型方程回归效果显著, 通过检验。对模型的实证结果解释如下:
1.总体看来, 各项回归系数都满足了理论上的要求, 与预期相符, 即地方生产总值、政府作用和产业承接能力的回归系数比较高, 说明它们对产业吸引力有很大正向作用;距离因素的回归系数负向最大, 它仍是产业转移的最大阻碍因素;资源禀赋和工资水平的回归系数较小, 它们也对产业转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人口因素的P值为0.4839, 结果显示是不显著的, 这是因为对于大部分制造产业来说, 并不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 而各地的普通劳动力都是充足的, 所以劳动力因素并不能成为产业转移的主要推动力。
2.正向作用因素。从模型结果的参数系数得知, 地方生产总值、政府作用和产业承载指数对产业转移吸引力都有很大的影响。这说明转入地强大的经济实力、完善的配套设施、良好的承接环境以及完善的承接产业转移体制是提高产业转移吸引力的关键因素所在。
3.负向作用因素。从数据显示, 距离因素的负向作用最大, 这说明远距离使运输成本加大、交易费用增加, 是阻碍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中国现阶段, 运输成本和制造业集聚之间是一种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 运输成本的降低反而会造成制造业的集聚。从劳动力因素方面来看, 价格和数量的作用效果均不十分显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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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区际转移 第5篇
随着中国产业转移战略的实施,承接地通过区际产业转移获得的技术效应逐步显现,并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产业转移获取资源和技术的背景下,地区如何通过区际产业转移提升本地自主创新能力显得更加重要。近期的相关研究试图对这种关系进行梳理,但研究主要集中在区际产业转移中自主创新的必要性、缺失原因以及相应对策上,遗漏了对该领域的前沿研究,即缺少区际产业转移对承接地自主创新溢出的影响机理和经验性实证分析。有关区际产业转移与地区自主创新内在关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明显不足,尤其是针对我国特定区域,分析国内产业转移对承接地自主创新效应的专题研究更是缺乏。国内区际产业转移对承接地自主创新效应是否存在?如果存在,这种效应具体达到怎样的程度?其内在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有哪些因素影响区际产业转移的自主创新效应?这些因素对区际产业转移创新溢出的影响达到怎样的程度?政策上又如何更好地发挥区际产业转移创新溢出效应?这些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积极研究国内区际产业转移与承接地的自主创新效应,系统地探讨其作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区际产业转移与承接地自主创新的作用机理,运用安徽相关数据进行实证,以检验两者的内在关系。
2 文献回顾
关于区际产业转移创新效应的存在性,国外学者立足于发达地区在资金以及技术上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
在理论论证方面,Kokko强调区际产业转移中移入类企业的竞争压力和本地类企业的模仿学习在承接地产生的技术研发溢出效应促使本地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效率[1],而其技术研发溢出的发生受空间范围的限制,并受本地学习组织能力和内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Venables[2]进一步指出地区主导部门和创新企业集聚区域形成一种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的“发展极”,不仅促进本地的技术创新,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而且导致技术溢出的外部性,对邻近地区产生辐射作用,为自主创新提供深厚的产业基础。在实证方面,Eaton和Kortum实证研究表明,区际产业转移的技术研发溢出很大程度上是本地化的,而且随空间距离的扩大而迅速下降[3],本地类企业与移入类企业空间越临近,获得的研发外溢效应越大。Haddad对19701987年间美国地区产业转移的实证表明,专业化的产业集聚环境有利于技术创新[4]。Ellis和Rogers利用博弈论实证分析地区为吸引区际产业转移而提供激励政策,进而促使承接地产业制度的变革与创新。
国外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尽管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但通过区际产业转移获取技术在现实中广泛存在。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区际产业转移的创新溢出特征,近年来,邓泳红、顾新、陈刚、刘志彪等的相关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邓泳红[5]认为,由于发达地区转移出的产业技术往往是处于标准化阶段趋于成熟的技术,承接地在区际产业转移中实际获得的创新溢出效应是有限的;承接地过分依赖产业转移的技术,容易陷入“引入与生产”之间往复循环的怪圈,不利于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顾新[6]指出,区际产业转移形成的产业空间集聚易于结集创新资源,形成本地化网络和区域创新优势。由于产业集聚区内知识和技术的密集度较高,集聚区内企业间通过学习与信息交流,促使转移产业的关键技术和知识在集聚区内溢出,有利于提升集聚区的技术吸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陈刚[7]认为,区际现代服务业转移可以为承接地发展新兴产业提供创新氛围,为自主研发创新奠定较好的基础,是缩小区域服务业差异的根本路径。刘志彪[8]研究表明,上海大量高新技术企业和专业技术人才的集聚吸引了大量高端服务业的转移,而服务产业的转移集聚又促进本地服务业及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与环境创新。
3 区际产业转移与承接地自主创新:机理分析
理论上区际产业转移对承接地自主创新有较为重要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途径发生的机理是什么呢?纵览相关的文献研究,区际产业转移对承接地自主创新的影响机理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技术研发溢出创新机制。
区际产业转移产生的技术研发溢出是影响承接地自主创新的一种重要途径(Macdougall)。根据对承接地自主创新影响的途径方式不同,行业内技术研发溢出是移入类企业与同行业的本地类企业通过模仿、竞争、人员流动和合作等途径产生技术研发溢出,从而促使本地类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提升。在区际产业转移过程中,本地类企业有机会直接接触到移入类企业较为先进的技术产品与管理经验,通过对其技术产品的学习模仿和逆向工程,积累掌握较为先进的技术,可以获得移入产业的技术研发溢出,逐步形成二次创新能力。区际产业转移一定程度上打破承接地的市场垄断,增加承接地的竞争程度,为技术创新创造条件(Caves)[9]。面对移入类企业的竞争,本地类企业通过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理念,加大学习与研发学习投入,积极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提升新产品开发能力,而移入类企业为保持比较优势,不断开发更为先进的技术产品,从而形成“螺旋式循环”的竞争创新;同时,本地类企业通过研发人员流动和培训,逐步积累知识与技能并形成技术研发创新能力。这种因研发人员流动而引发的技术研发溢出为承接地的自主创新提供了保证(Katz)。此外,本地类企业通过与移入类企业的研发合作,对先进技术进行研究开发中学,可以提高研究工作的起点,潜移默化地学习移入类企业的研发思路和方法,探索和吸收行业内领先技术,从而提升研发人员和团队整体的研发能力,促使企业技术与管理的创新;而行业间技术研发溢出是区际产业转移中移入类企业与本地上下游供应商形成产业关联而产生技术研发溢出,并促进本地上下游供应商技术创新与进步。移入类企业向本地上游供应商采购中间品,为保证公司信誉,需要按质量标准对本地上游供应商提供各种技术支持和人员培训,将技术转移给供应商,迫使其提高中间品质量和技术创新能力;下游企业通过购买新产品以改进生产工艺技术和组织方法,从而引起产业内技术扩散与创新(见图1)。
(2)技术直接转移创新机制。
区际产业转移往往是以区际直接投资为主要载体的产业转移。转出方通过独资或合资等直接投资方式在承接地生产中间产品和部分最终产品,把科技成果和工业技术产权直接引入到承接地,直接增加承接地技术研发的知识存量,为承接地进行自主创新奠定良好的技术基础,并通过中间产品转移技术直接影响承接地技术研发创新的水平和能力。因为中间产品物化了相对先进的研发技术,是技术知识的载体(Keller),人力资本水平成为本地类企业增加使用移入类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的前提。本地类企业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利用干中学消化吸收移入类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技术,逐步提升自身的技术研发与创新能力;与此同时,随着本地类企业使用中间产品种类和数量的增加,移入类企业的知识产出回报率得到相应提高,这将刺激移入类企业从事更多的研发活动,甚至在承接地直接设立研发机构,加大对中间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提高竞争优势。在此情形下,移入类企业的研发活动为本地类企业及其科研机构提供了合作研发和近距离学习先进研发经验的机会,有助于承接地通过学习掌握移入类企业研发部门的研发技术与方法进行自主研发创新。承接地可以通过技术直接转移效应获取内在的先进技术,以提升技术研发与创新能力,然而,区际产业转移技术直接转移创新的效果还受技术输出方的意愿和能力、技术直接转移所用的渠道以及承接地政府等因素的影响(见图2)。
(3)产业集聚创新机制。
产业转移往往与以产业集聚为主要特征的空间集聚联系紧密,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是产业转移结果的体现。产业转移形成的集聚是以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为基础,对自主创新具有重要影响。产业集聚便于大量技术知识与经验诀窍等缄默性知识的快速传播,加速产业间信息与技术的流动,有利于形成技术互补的集体式学习氛围,提高集聚地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对移入产业核心技术的吸收能力和二次创新能力。产业集聚有利于相关厂商借助本地产学研的研发网络,降低创新活动内在的不确定性风险和科学商业化的成本,利用以往积累的技术经验加快创新速度,增强自主创新的信心。对此,Jaffe的研究提供了相关的证据[10]。同时,集聚地部分企业的创新活动及其成果的应用增加了其他相关企业的创新压力,形成产业集群创新的挤出效应,带动其他相关企业的创新,促使集群的整体创新与集成创新。因此,产业集聚有利于形成从单个创新到集群创新、从简单创新到突破性创新的良性循环。此外,相关制度的保障与创新是有效承接产业转移的一个关键性环节。为吸引区际产业转移,承接地需要对原有产业政策和制度进行变革或创新,制定一种效益更高、交易费用更低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伴随区际产业转移形成的产业集聚,客观上要求承接地在产业配套能力、政策体制和管理制度等领域有所突破或健全,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制度保障,因此,产业集聚有助于促进承接地的制度创新(见图3)。
区际产业转移对承接地自主创新不同的影响方式对应着不同的效应和传导机制,并通过这些机制对承接地自主创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从区际产业转移载体的实际选择来看,直接投资是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考虑区际产业转移的现实以及承接地自主研发能力的差异性,上述三种机理可以作为分析我国区际产业转移与承接地自主创新的初步框架。
4 区际产业转移与承接地自主创新:实证检验
4.1 模型的建立
Jaffe把创新产出视为关于技术知识投入、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等投入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根据Jaffe的研究进行拓展,把其创新函数应用到区域间的产业转移,由此建立自主创新相应的投入产出函数为:
Iit=AitRitαZitβ (1)
式中A表示包含区际产业转移在内的影响自主创新的其他因素。本文沿着Jaffe模型的思路来验证区际产业转移RI对承接地自主创新的影响程度,考虑到RI对承接地可能通过各种途径产生创新溢出效应,为此对上述模型进行修正,建立承接地自主创新的回归模型:
lnIit=β0+β1lnRit+β2lnZit+β3lnRIit+β4lnFDIit+εit (2)
其中:i、t分别表示地区与时间,t=2004,,2009;Iit、Rit、Zit分别表示产业承接地的自主创新研发成果、人力资本投入和资金投入;RIit和FDIit分别为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量和外商直接投资的量;系数β1、β2、β3、β4分别表示科研活动人力资本投入、经费支出、区际产业转移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产出的弹性;εit为随机扰动项。
4.2 变量度量和数据来源
(1)变量度量。
I选用各地的专利授权量表示,主要是考虑到专利授权量数据较全面且容易获取。承接地人力资本投入R以科研活动人员数表示。资金投入Z以承接地科研活动经费支出额表示。主要解释变量RI是用实际利用境内省外的资金额表示。FDI为承接地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
(2)数据来源。
计量过程中所采用的专利授权量、科技开发活动人员数、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以及外商直接投资额均来自《安徽统计年鉴》和安徽17个地市的《统计年鉴》,区际产业转移额来自安徽经济合作网,其中,以安徽各地实际利用的境内省外资金额表示区际产业转移RI,而安徽各地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表示外商直接投资。为了保证统一的统计口径,本文选取的数据均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以取自然对数形式表示的数据是为消除计量中可能出现的异方差问题。
4.3 计量与检验结果
本文运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为减少异方差影响,本文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同时对解释变量进行内生性和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各解释变量间的相关性系数较小,回归中不会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以及内生性问题。
为进一步考察区际产业转移对承接地不同专利授权类型的创新活动影响,本文利用安徽17个地市2004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模型(2)进行分组检验分析。根据Hausman模型设定的回归结果,模型选择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回归检验结果见表1所示。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上显著
首先,从整体上考察区际产业转移对承接地自主创新的影响。从表1的第一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安徽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其专利授权量有显著正向的作用,因为RI的回归系数为0.278,显著性水平为1%。从该回归结果可以分析得知,区际产业转移对承接地自主创新的作用是显著正向的,但强度较小。
其次,从不同专利授权量类型的结果分析,区际产业转移对承接地不同类型的专利授权量有不同的影响。对于外观设计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区际产业转移对其专利授权量的产出弹性分别达到0.316和0.285,且显著性水平为1%。这表明提高区际产业转移承接量能增加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两类专利授权量,创新溢出效应显著。区际产业转移承接额每增长10%,可以促使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分别增加3.06%和2.85%,而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发明专利授权量的产出弹性为0.208,但不显著,这意味着区际产业转移对承接地发明专利的影响不明显。主要原因可能是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的技术含量较低,通过模仿容易完成;而发明专利由于技术要求较高,实现相对较难。
再次,考察其他解释变量对安徽自主创新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安徽科技活动人员R以及科技活动经费支出Z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50和0.126,显著性水平均为10%,说明承接地科研活动的人力资本和资金投入对其专利授权量产生显著正向的影响;FDI总体上对承接地自主创新的影响不明显。分组检验结果显示,安徽科技活动人员仅对外观设计专利产生显著正向作用,证实承接地科研人力资本投入促进本地低技术层次的创新;而对承接地高技术层次创新起推动作用的是本地科研资金投入,这由承接地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对发明专利的作用可以得到证实。
5 结论及政策启示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和启示:
(1)区际产业转移总体上对承接地自主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主要体现在技术层次较低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创新方面。区际产业转移与承接地自主创新之间存在一系列作用机理,分别为技术研发溢出创新机制、技术直接转移创新机制以及产业集聚创新机制。在区际产业转移过程中,承接地可以与技术先进的移入类企业通过模仿、竞争和合作等方式产生技术研发溢出,提高其自主创新能力;或通过直接投资方式生产中间产品,直接增加其技术研发的知识存量,并利用中间产品转移技术,促进承接地技术创新与进步;也可以通过产业集聚促使诀窍等缄默性知识的传播和产业创新氛围的形成,带动承接地相关企业集成创新、产业配套能力创新以及政策体制创新。而要充分利用区际产业转移提升承接地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是要提高承接地自身的消化吸收能力和自主研发能力,否则再好的转移技术也无法被承接地消化利用,更谈不上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2)考虑到区际产业转移对承接地自主创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低技术层次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创新,而承接地研发资金投入对高技术层次的自主创新起着重要的作用。产业承接地应加大研发资金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真正注重本地内生的自主创新。通过增强自身的学习消化吸收能力,为消化吸收移入产业的先进技术创造前提条件,依靠承接地自身提升自主研发创新能力,实现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同步发展。
(3)欠发达地区应重视区际产业转移的自主创新效应。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有效的政策和措施,鼓励本地类企业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并重视承接产业的技术层次;积极构建本地产学研的研发体系,合作研发产业的共性技术,以提升本地技术创新能力。同时努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全技术人才激励机制,通过机制创新,营造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培育本地技术创新能力。
摘要：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区际产业转移与承接地自主创新之间的内在机理,通过相关模型对安徽地区2004—2009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承接产业转移中,承接地通过模仿、竞争和合作等途径方式产生技术研发溢出,提升本地区自主创新能力。利用区际产业转移提升承接地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是要注重自身的消化吸收能力和研发能力;同时应加大研发资金和人力资本投入,注重自主创新的内生性。
关键词：区际产业转移,自主创新,研发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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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际产能转移的表征指标体系 第6篇
关键词：产能转移,指标体系,转移效应
一、动因、机制与效应的理论分析
指标体系构建是一项系统工作,其基本步骤应包括两步,一是建立基本指标集合,二是梳理指标之间的关系,二者均需要系统分析研究对象的内涵。根据已有文献,产能区际转移在宏观上表现为特定产业在相关区域之间相对生产能力的变化,其中产能相对增加和减少的区域分别称为承接地和转出地(付宗保,2008)。而在微观层面上,产能转移则由不同区域特定产业内部的自主企业的产生、发展、衰落、退出等行为来承载,或者说产能转移产生于区域之间竞争优势变化所引起的企业区位战略的重新选择和生产要素空间布局的动态调整(陈刚、刘珊珊,2006)。从经济结构演化视角分析,产能转移一方面从属于产业结构升级、空间结构优化等更高层次的结构演化趋势,另一方面又更加接近微观层面,因而具备相对独立的运行规律。
研究产能转移需要从经济效应、内在实现、外生驱动三个层面开展分析,分别对应于事物发展的结果、内因、外因。其中内因体现产能转移规律的相对独立性质,而外因体现产能转移规律对更高层次结构演变趋势的从属性质。
1. 产能转移效应。
产能转移的经济效应具有量与质双方面的内涵,量的增加主要体现为产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等指标的增长,而质的提升则由人均增加值、利润率等指标的提高来反映。
经济效应在量与质两个方面都有正和负两个运行方向,但量的增加和质的提升并不必然一致。质与量、正与负两对辩证关系具体表现为:相对集约型企业的迁入或扩张,将提升所在地区生产的质,同时扩大产出的量;而其迁出或减产,则会降低所在地区生产效率,同时降低产量。与之相对,粗放型企业的迁入或扩张,虽然能带来产量增加,但会降低所在地区生产效率;而其迁出或缩减虽会在短期降低产量,但却能够提升所在地区整体生产效率。
2. 内在实现机制。
产能转移是企业理性行为的集体表现,因此企业集合、企业间关系、企业构成要素、要素组合方式等均可归类为产能转移的内在实现机制,而企业集合与外部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则可归类为外生驱动因素。有些情况下,内因和外因之间界限并不固定。例如,同为技术进步,由先进部门通过自主研发获得的技术进步属于内生要素,而后进部门通过技术扩散等渠道获得的技术进步则更像是外生动力。
产能转移的内在实现机制可从两个角度来研究:一是从决策主体的视角,产能转移是以企业对其自身发展和与其他经济组织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决策为微观基础的;二是从资源配置的视角,产能转移又以固定资产、劳动力、生产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及其组合方式的变化为现实基础。
3. 外生驱动因素。
产能转移的动力是转出地引力减弱、斥力增强,承接地引力增强、斥力减弱四种力量的综合作用,可以具体分解到供给约束、需求潜力、政府因素、国际因素等侧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2013)。其中,供给约束体现为不同地区之间的成本差异,需求潜力则体现为产业所在地所能覆盖的市场规模,二者共同决定产业的预期利润空间。政策因素和国际因素则是通过影响供需力量对比来间接发挥外生驱动作用的,只是其决策主体分别是政府组织和国外主体,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
二、产能转移表征指标的体系结构
综上,在与产能转移相关的经济效应、实现机制、驱动因素三类指标中,经济效应、实现机制两类指标是直接指标,分别描述了产能转移的最终结果和实现过程,应纳入表征指标体系。而驱动因素指标则是间接指标,并不直接表征产能转移过程本身,可作为政策参考指标,但不需要纳入表征指标体系。
至此,可为中国地区产能转移构建出如表1所示的表征指标体系。8项指标分为两类,前4项描述产能转移效应,后4项描述转移实现机制。转移效应指标分为量的增加和质的提升两类,其中量的增加包括增量和增速两个侧面,质的提升包括劳动效率和资本效率两个侧面。实现机制指标分为经营主体和要素配置两类,从经营主体层面描述产能转移可通过企业数量和企业质量两项指标,而要素配置层面则包括劳动配置和资本配置两项指标。
表1 区际产能转移表征指标体系
根据指标计算公式,行业产Á值比重、企业数量比重、从业人员比重、固定资产比重4项指标属于比重类指标,而相对产值增速、相对人均产值、相对资产利润率、相对单企利润4项指标属于对比类指标,取值服从均值为1的随机分布。指标取值与数据测算所用数据均为三维数组,数据X应带有三个下标,d为区域,i为产业,t为时间。例如2013年河南省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比重为7.58%,记为,X=增加值,d=河南,i=工业,t=2013。
三、核心指标测算与应用方法演示
计算这8项指标所需的数据包括6项———当期及上期的总产值2项、从业人员数、利润总额、固定资产净值、企业数量。以《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的地区布局”———“按地区分组的各产业内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河南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2011与2000年数据为例进行指标测算和应用演示。
行业产值比重反映的是地区产能转移所引起的产值的数量变化。2011年河南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相对总产值比重——即河南省该产业总产值占该产业全国总产值的比例———为3.00%,而2000年这一指标值则为2.49%,这体现了河南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产出量的增加,是承接产能转入的特征之一。
相对人均产值指标是根据劳动效率是否提升和提升程度,来判断产能转移地区的生产过程是否出现了质的改进。2000年河南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相对人均产值仅为0.67,而2011年则上升到1.11,劳动生产效率赶超全国,结合前述行业产量比重和相对产值增速指标值,可进一步推断河南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所承接的产能转入总体上属于相对集约型。
相对资产效率指标根据固定资产使用效率的变化,对d区域内i产业的生产过程质的改进进行评估。固定资产使用效率可由固定资产利润率———利润总额与固定资产净值之比———来体现。以河南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为例,2000年相对资产效率为0.78,而2011年则升至1.23,可判断河南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固定资产使用效率也实现了对全国平均水平的赶超。
企业数量比重指标是从微观视角判断地区产能转移实现过程的重要指标之一。2000年河南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内企业单位数占全国企业单位总数的比重为3.80%,而2011年则减少至2.88%。与前述产能转移所表现出的正向经济效应相结合,可以判断转入河南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企业以高产值、高效率、高利润的优质企业为主。
相对单企利润指标能直接反应参与产能转移的企业质量。2000年河南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相对单企利润为0.65,而2011年则大幅度升至1.41,这可进一步印证2000—2011年间河南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转入了较大比例优质企业的判断。
从业人员比重与固定资产比重指标均属于生产要素配置问题。事实上,企业的整体搬迁或者规模调整,都是先将生产要素分解开来分别移动,到达承接地之后再重新组合的。分别测算河南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2000年和2011年的从业人员比重,该指标取值从3.72%减至2.70%,呈现出了劳动流出的趋势,这与前述分析结论可以相互补充。
与从业人员比重类似,固定资产比重是指d区域i产业内固定资产净值占该产业全国固定资产净值的比重。以河南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为例,2000年至2011年的固定资产比重从3.17%轻微升至3.30%,与劳动力流出趋势相结合,反映了河南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在这一时期逐步转入资本密集型产能。
参考文献
[1]陈刚,刘珊珊.产业转移理论研究:现状与展望.当代财经,2006(10)
[2]付保宗.中国产业区域转移机制问题研究.中国市场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