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审慎调查论文范文第1篇

股权合作也好、战略并购也好，无论是哪方面的对接和融入，最核心的还是人与人的合作。这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

央企和民资的合作越来越成为近年来热门的话题。与过去民间对央企垄断的认识不同，2011年来央企主动到地方寻求商业合作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在2011年12月份举行的浙江省与国务院国资委战略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暨浙江与中央企业合作洽谈会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表现很谦虚，他对麾下参会的104家央企负责人说：“央企要向浙江的私营企业、非公经济崛起学习活力，打拼市场的勇气和科学发展的水平。”

在国资委的统一布局下，大量央企带着几千亿元以上的项目到各地寻求商业合作。国资委主任王勇曾多次在与地方洽谈合作的会议上表示，“将继续以市场方式推动央企地方合作”。大量的民间资本与央企动辄数千亿元规模的项目取得合作，无疑将是双赢的局面。

新一轮发力

2011年12月26日，国务院国资委与浙江省政府在杭州签署《浙江省人民政府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合作备忘录》，并举办浙江与中央企业合作洽谈会，商定在“十二五”期间，共同推进中央企业与浙江进行深入和广泛的战略合作，充分发挥浙江区位优势，促进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在会上表示，“要进一步发挥影响力和带动力，促进浙江各类企业共同发展。”这是继黑龙江、四川等省份之后，国资委在2011年与地方合作的又一力作。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与过去国资委和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备忘录不同的是，此次洽谈会上，浙江省的170多家民营企业家特意赶来参加会议。作为民营经济发达的典型地区，浙江省大批名营企业家崭露头角，表现出较为活跃的一面。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人民电器集团董事长郑元豹、浙江广厦建筑集团公司董事长楼忠福、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存辉等一批优秀民营企业家悉数出现在现场。央企与民企的合作，成为此次洽谈会的一个重要方向。这符合国资委“促进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的战略方向。

“在重大产业提升项目上，浙江省与央企对接后，可以彻底改变省内产业‘低小散’的状况，完善现代产业体系，鼓励省属国有企业、实力突出的民营企业同央企进行战略合作，培育大企业大集团。”浙江省代省长夏宝龙在会上对央企与民企的合作寄予了厚望。他认为，双方的合作，将实现国企与民企、国资与民资、“国字号”与“民字号”的“强强联合”。

近年来，中央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并不是新鲜的话题了。已有很多央企和民企进行了项目、技术和产品等多方面的合作。2010年9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作的《央企和民企合作发展的初步研究》的课题中，探索了央企与民企合作的现状。该课题指出，央企和民企合作的数量成百上千，合作方式也多种多样。

具体而言，既有央企作为下游采购方的采购合作，例如中船重工的重要子公司大连船舶重工公司建立了分段制造、钢材加工配送等九大专业化配套制造场地，组织很多为民企的分包企业在专业化工程和配套场地进行作业；又有央企作为上游供应商的供应合作，如中钢国际市场收入约1/3来自民企，其铁矿和其它原辅料及冶金设备配件客户亦较多是民企；同时还有致力于产业链发展打造产业链合作平台服务、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金融合作等，如中国移动和多家厂商组建的TD-SCDMA产业联盟等。

其中，央企和民企间资本或投资的合作成为日益重要的合作方式。这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类是央企收购民企股权或资产；第二类是央企投资入股民企原业务，央企和其它合作者作为利益相关者或战略联盟者共同支持新企业发展；第三类是民企对央企原业务投资入股，央企主要以业务资产出资，民企以现金出资。

都有难念的经

尽管央企与民企的合作取得一定成果，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央企和民企的合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

从主观因素来看，央企和民企各有难念的经。

首先，央企主动向民企抛出橄榄枝，但是民营企业技术力量薄弱，资金实力不足，两者的合作难以寻求有效嫁接点民企显得有心无力，甚至因害怕“被吃掉”而不敢“攀高枝”。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2010年中石油的招商行动。

2010年5月，为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促进民资加快进入国计民生重要领域，国务院发布了“新36条”。2010年8月，中石油抛出了119个项目、2000余亿元的招商引资大单赴浙江招商。这被称作是自国务院5月份发布鼓励民营资本的“新36条”之后，央企巨头迈出的第一步。但是，一场大规模的招商行动，却被质疑成“招安”。大多数民企表示，自身实力弱小，与中石油这样的巨头相比如九牛一毛，所以不敢“攀高枝”。中石油的2000亿元招商计划也陷入尴尬局面。

为什么央企主动抛出橄榄枝，而民企却不敢接？“没有话语权，就会变成‘为他人做嫁衣’。”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祝波善告诉《国企》记者，对于民企与央企之间的合作，往往面临的困境是谁主导的问题。无论哪一方處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都将不乐意。民企如果想控股，就必须要有优势，这是市场规律。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德文告诉《国企》记者，并不是说民企排斥与央企的合作，而是如果全部都由央企绝对控股的话，其做法并不可取，民企担心自身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不止是中石油，还有很多央企在招商过程中都出现这样的问题。”刘准以人民电器为例，向记者讲述了民企的担忧。人民电器作为电器行业的民企，与国家电网有业务上的交集。刘准说，例如输变电行业，国家电网在抛出招商项目的时候，必然需要站在企业或者行业的立场进行他们的战略规划，其资源整合和运作的模式，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将民企纳入其管控之下，而民企需要考虑进入其麾下之后是否适应；其次，国家电网在招标的过程中，面对这么多的客户，是否会出现不同政策或者其他方面的冲击，都是民企在整合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其次，民企主动寻找央企，央企有时也并没有表现出较大积极性。央企不愿意与一般企业合作、参股，害怕投资存在风险。过去央企与民营企业的合作中也有过失败的教训。例如中钢集团与民营企业山西中宇钢铁的资金往来。由于中钢集团前期缺乏对产权置换的可行性研究，后期又管理不善，形成了巨大的财务欠账黑洞，造成了高达近40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

中国诚通集团副总裁王斌认为，对于央企而言，企业要发展，就要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央企作为国家骨干型企业，更要在行业中起到引领的作用，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充分市场化的民企合作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对于民企而言，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需要借力获取更多资源，需要借鉴优秀的管理，需要在大的政策环境下考虑长远发展问题。所以，国企和民企之间可以各取所长，形成优势互补。但是由于不同的体制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央企和民企合作存在信任度的问题。一方面，央企对民企的运作模式会心存疑虑；另一方面，民企的内部管理规范与央企不一样，对两者有效嫁接造成困难。

另一个表现则是央企的行政色彩浓厚。“央企没想跟民企合作，这种鸿沟是天然的。”北京仁达方略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王吉鹏认为，央企和民企的合作不是通过市场化走到一起的，其整个产业链的布局、市场操作模式、股权分配、资本驱动等，都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即使民企主动与央企寻求合作，行政色彩浓厚的央企，其合作的态度也并不一定积极。

从客观环境来讲，受有些行业、资源性企业的限制，有些领域没有完全放开，央企和民企都找不到合适的合作点。记者从国资委相关部门了解到，此次浙江洽谈会上，浙江省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兵装、中交股份、中国大唐等5家中央企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议金额2085亿元；与中央企业签订52个项目合作协议，协议金额2720.6亿元。浙江省与中央企业重点洽谈项目33个，项目估算总投资981.8亿元；向央企重点推介项目195个，项目估算总投资5306亿元。签约领域主要涉及石油化工、装备制造、新能源、交通基建、煤炭等领域。

从签约项目来看，这次央企与民企在会上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案例并不多，除了中国建筑技术集团与宏丰实业集团在轻钢轻混凝土结构建筑及研发方面有签约，诚通金属公司与宁波市华东诚集团公司就宁波生产性服务中心项目有合作，中国核工业建设公司与浙江宏伟实业有限公司在多个核电等项目达成战略框架协议等少数几个项目外，央企与地方国企的合作占据了大半。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认为，央企此次签约的项目大多在能源、交通领域，大部分民营企业没有优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在调查中还发现，央企与民企合作的动机也存在一些问题。体制政策因素是影响一些合作模式选择和驱动力的重要因素。一些央企在与民营企业进行资本合作时，往往选择控股，选择控股的理由主要是有利于控制，作为控股子公司可以合并财务报表；有的企业为获得某大型客户的全面服务合同，给对方很大的信用支持而不用参股方式获得稳定合同时，因为他们认为其项目规模大，一定比例的投资就可能投资额过大，有可能违背主业方向；某企业进一步发展与民企合作仅仅只是为了，因为投资必须控股，投资金额上升；当问及某民企投资者，为什么和央企资本合作，为什么愿意被央企控股，答央企有钱，获得自然资源方便，因此只要出价合理，愿意卖给央企。

共赢的基础

央企和民企是有序竞争、互利合作的关系。对于央企而言，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上，企业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与高成本的压力，央企难以再将上、下游业务活动集中于一家手中。寻求与民企的共同发展，是价值链业务细分的要求，也利于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战略联盟；对于民企而言，当代企业竞争，已经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上升到企业联盟与企业联盟之间的竞争，不仅别具优势的民企受到央企的青睐，民企自身也开始注重抱团发展，注重依托央企的资源和实力优势来壮大自身。

尽管央企和民企的合作还存在一些困难，但是央企和民企有合作基础，有合作空间。在过去的合作中，关于控股和权益的难点问题，也有比较成功的案例。

在央企和民企的资本或投资合作模式中，较为少见的是第三种，即民企对央企原业务投资入股，与一般央企或其子公司主要以资金方式出资不同，这种方式是央企主要以业务资产出资，民企以现金出资。代表案例是民企复星和国药的合资。民企复星集团下的专事医药产业的复星医药以现金5亿元，国药集团以其医药流通业务资产出资，2003年初组建了国药控股有限公司，复星拥有49%的股权，国药拥有51%的股权。

复星集团总裁汪群斌告诉《国企》记者，在合作初期，国药和复星就达成了共识，双方应通过市场化的管理手段和科学的公司治理方式，解决国控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董事会的组成结构上，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

“国药控股的董事会有4名独立董事，他们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院长的王方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谢荣、沪上知名律师陶武平和著名经济學家周八骏。有了这些管理专家、财务专家、法律专家和经济专家，国控的发展如虎添翼。”汪群斌说，这一合理的董事会结构确保了国药控股决策上的充分民主，也能兼顾合作伙伴的利益和想法。

“需要指出的是，复星入资国药控股，并不是追求将两个企业高度融合。而是通过双方投入资源，共同优化运营，对接优秀资本，达成企业更大的发展。”汪群斌说。

这或许是关于话语权问题的一种较好的解决方式。

王吉鹏认为，要解决央企和民企合作中的问题，一方面，央企应逐步去行政化色彩，转向市场化和社会化，民企也需要更加规范地运作和管理。另一方面则是从主观方面着手。“民企与央企的合作中，民企不一定会失去话语权。有的央企，花费巨额资金收购一家民企，仍然没有得到控股权，因为民企拥有创新的核心技术，拥有更多的地方资源。这才是民企自身最需要发展的优势。”王吉鹏表示。

刘准认为，央企与民企之间的实力悬殊，管理思路存在差异，企业文化较难融合。但股权合作也好、战略并购也好，无论是哪方面的对接和融入，其实最基础的还是人与人的合作，这才是最核心的层面。这个层面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而具体到操作细节上，也是如此。只要大的方针不变，在政策环境下，慢慢消除细节上的差异。

财务审慎调查论文范文第2篇

政府作为金融与非金融资产的主要持有者、金融政策的制定者和金融市场的监管者，是关联交易和系统性风险的重大来源，这是在中国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场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宏观审慎问题成了热门话题。人们认识到，即使单个金融机构是稳健的，集合的后果也有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单个金融机构为控制风险或提高流动性而出售资产有可能是审慎的，但多数金融机构这样做，则会导致资产价格下跌，进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在经济繁荣时期，大多数企业都显得很有资信。从单个金融机构的角度看问题，此时扩大信贷规模显然是理性的和审慎的;但所有金融机构都如法炮制，则导致信贷快速扩张，资产泡沫集聚，乃至通货膨胀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单个金融机构收紧信贷政策同样是审慎的，但如果大多数金融机构都这样做，其结果必然是更快地将经济引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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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审慎监管不限于监管体制重建

宏观审慎监管是以制度和措施防控系统性风险，其概念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实践。如何识别和度量系统性风险，如何防止风险在不同地域、国家、市场和机构之间传递?如何实现各类宏观审慎当局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如何在各国监管当局之间形成有效的分工合作?这些都是实在的问题。欧美各国正在酝酿的监管改革，也许能率先摸索出办法。

需要指出的是，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包括逆周期资本管制在内的宏观审慎问题在中国有不同含义。在市场主导条件下，繁荣时期增加资本金要求，就像给经济安装了限速器，可以防止过度扩张和通胀。但在政府主导经济的条件下，有没有这种装置不是本质，更起作用的是政府的号召。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关注金融机构倒闭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在中国，金融机构倒闭不是现实的风险。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太大而不倒”或者“太关联而不倒”，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也未能例外。而在中国，不但有“大而不倒”，也有“小而不倒”，还有“少而不倒”;没有人相信政府会任凭经营失败的银行倒闭而坐视不管。就是那些完全私有的银行，包括农信社在内，也不会轻易倒闭。这种信念早已深入人心，没有人担心会发生大规模存款挤兑或者银行倒闭。

但金融机构不倒闭不等于没有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中国在过去十多年里，用于挽救各类失败的金融机构而付出的代价，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如果英美国家也同样慷慨地救助金融机构，雷曼兄弟们也不是非关门不可。如此说来，不能以金融机构是否倒闭来判断系统性风险。中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当前主要表现在快速膨胀的资产泡沫，包括高得离谱的房地产价格，其根源是政策风险。政府作为金融与非金融资产的主要持有者、金融政策的制定者和金融市场的监管者，是关联交易和系统性风险的重大来源，这是在中国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必须面对的问题。

宏观审慎的基础是微观审慎。说到底，只有真正稳健的金融机构，才有能力和动力高效率、低成本地提供金融服务和有效地控制风险。这次金融危机中一些金融机构失败了，有的倒闭了。但是，经过建设性的毁灭，那些重新站起来的金融机构，应该更具有竞争力。与这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明确产权关系的金融机构相比，中国的金融机构大多还是政府控股，或虽然私人所有但仍由政府主导，仍然具有明显的同质性和盲目性，在公司治理和风险控制方面还有很多欠缺。它们在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金融服务的同时，还在频繁地因操作风险而产生巨额损失。虽然大型国有银行的改革和重组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还有政策性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以及由地方政府主导的金融机构(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没有取得改革的突破。在发达国家探索宏观审慎制度的时候，中国还不得不继续微观审慎领域未完成的改革。

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建立宏观审慎框架，需要有效的执行机构。而中国目前还面临着改革金融监管制度的艰巨任务。自从2003年实现金融分业监管格局以来，银行、保险、证券三家监管当局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还不能说实现了有效的监管。2003年中央金融工委解散以后，这些监管当局都在各自的行业接收了一些中小金融机构的“上级主管功能”，包括党的关系。凭借这种关系，监管当局可以直截了当地干预这些机构的内部事务，包括向其派遣管理人员。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已经非常罕见。即使是没有直接组织关系的金融机构，仍然是政府所有或受政府控制。很多时候，说不清这些监管当局是从监管的角度还是所有者的角度施加影响，也难以检验其监管政策和行为的真正效果。

此外，监管者还担负着促进各自行业的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任务。这些任务，与金融监管的核心职能也具有内在的冲突和矛盾。而2007年以后将三家监管当局重新纳入公务员薪酬体系，是金融监管组织改革的倒退，使得原本匮乏的监管资源更加拮据。更为要紧的是，这三家监管当局在日常运作中并无真正的独立性，也没有必要的法律保护，权威性和威慑力得不到保证。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和政府的这种亲密舒适关系，不利于金融机构提高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从长远来看，这种制度安排是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根源。

中国虽然在法律上实行金融分业经营，但实际上混业经营已经达到相当大的程度。不仅银行、保险、证券之间互相渗透，而且由产业集团主导的混合型金融集团已经越来越活跃。法律归法律。差不多每家大银行都开办了投资银行业务，直接办起了全功能银行。相比之下，中国还远远没有与之适应的金融集团监管体系。三家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监管当局与中央银行和其他宏观审慎部门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仍然限于表面化和形式主义，缺乏实际效果。2003年以后三家监管当局之间的季度联席会议，仅仅开过几次，并且没有货币当局的参与。

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应发挥主导作用。这是因为，单个的金融监管当局，主要的任务是维护具体的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因此其本质属于微观审慎的范畴。这些机构虽也涉及一部分宏观审慎职能，例如逆周期资本金管制，以及对金融机构同类组的某些监管政策等，但终究不会有整体图景。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功能、支付清算体系功能都使其处于维护宏观审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独特地位。

令人遗憾的是，2003年将银行监管功能剥离出来以后，中央银行仍然主动介入大量而具体的监管事务。中央银行实行的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和信贷政策，从性质上属于微观审慎领域。而最具有宏观审慎性质的金融稳定职能，虽然写进了修改后的中央银行法，但迄今没有明显建树。金融稳定部门主要忙于为失败的金融机构埋单，并无与其职能相匹配的权力 和能力。中央银行曾经力推的存款保险制度，几经周折之后没有实质进展。要从根本上提高货币当局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尤其是要发挥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还需要做出切实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