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学范文（精选6篇）

传统史学 第1篇

关键词：史学,史官,文化,地位

史学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门学问, 在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通过史官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之高、史书在古典目录学中的分类位次之先及史存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之重得到体现。

一、史官在社会历史生活中的地位之高

史官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很早。早在原始社会, 我们的先民民神杂糅, 巫史不分, 史官既承担着‘史’‘的职责, 更重耍的是还承担者在当时极为重要的政治角色——“巫”的角色, 成为沟通神与王的特殊人员。他们主持祭祀, 占卜吉凶, 用神的意志来引导统治者, 成为君王左右必不可少的参政人员。相传夏代有史官终古, 殷代有史官向挚, “唯殷先人, 有册有典”, 当时“册”“典”就是由史官来完成的。西周时代, 史官的队伍日益扩大, 分工趋于明显, 他们有的记录史事, 有的起草公文, 有的掌管文书。椐记载天子赐钟鼎给诸侯公卿, 往往派史官做代表行给奖礼。周公时代的史佚见于钟鼎文的就不下数十次。而且周天子“动则左史书之, 言则右史书之”。可见当时史官的地位很高。春秋战国至秦汉的史职人员, 承袭传统职业模式, 既从事编册, 又进行筮卜、星占、望气、圆梦等宗教迷信活动, 他们沟通神人, 掌握天人之间的各种事务, 可谓上交天子, 下接诸侯, 在统治集团的决策活动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自大唐以后, 开始形成设馆修史的制度。各朝都把国史的修撰视为国事并且实行严格管理, 禁绝私人修史。撰修国史的人员, 职高位显, 通常都是朝廷内外的精英人物。他们精通历史, 富有学识, 是当时社会的名流, 备受各朝天子的青睐。正如梁启超所言:“一直到清代, 国史馆的纂修官一定由翰林院的编修兼任。翰林院是极清贵的地方, 人才也极精华之选----其尊贵为外国所无”。“可以说全国第一等人才做史官了”。所以大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则明确声称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 由此可见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之重。

二、史书在古典目录学中的分类位次之先

另一个表现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的历史现象, 即是史学在古典目录学中的分类位次。目录学素有“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的学术价值, 目录学中各个学科的分类位次, 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对该学科的重视程度以及对其地位价值的历史评价。从中国古典目录学分类法中可见:从东晋李充的《中经新薄》确立了史部位于第二位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次序后, 历代国家所编的正史中的经籍志都将史书分在第二类。唐宋雕版印刷术推动下兴盛的私家藏书目录也多把史部列于经部之后。足见史学在传统学术文化中的受重视程度之高。

三、史存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之重

考古学上将历史遗迹和遗物通称为文化遗存。笔者认为从时间及性质角度, 亦可将遗迹、遗物等遗存称为“历史遗存”, 简称为“史存”。史存既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而受到学术重视, 又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纪念先祖遗风遗德、缅怀往古世事陈迹、发思古之幽情、树无上之精神的人文游历和学习基地而备受青睐。如秦汉以来帝王或文人雅士对黄帝陵、孔里等祖先圣贤遗迹的拜祭瞻仰;苏轼、范仲淹等社会明达游历赤壁之战、岳阳楼遗址而创作的怀古名作《赤壁赋》《岳阳楼记》;普通百姓家亦将祖传之物视为宝贝特加珍藏。如今所有冠以“过去”“历史”字样的物件地方, 多被列入文物范围而举国皆护之, 由此可见其价值之重及意义之大。

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是与中国重视历史的传统和统治者的大力扶持提倡分不开的。而这些也反过来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达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孔颖达.尚书正义[M].文物出版社, 1982.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传统史学 第2篇

中国传统史学的繁荣兴盛，其重要原因是中国具有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这两条互动、互补又互相排抑的发展轨道。而形成组织化、制度化并且连续发展的官方史学，是中国传统史学区别于西方古代史学的显著特点，自方和私家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史学活动主体，视野、价值观、利益诉求不可能完全一致，而处于不断的矛盾与磨合之中，交织出多彩的史学景观，演绎着丰富的规范与理念。因此，欲深入研究中国史学史，就有必要考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过程和运行机制。

一、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

一个上古民族，是否能够产生原发性的历史学，实为或然性，而即使产生史学，其形式和途径也非一定。这从世界各地上古文明的对照和中西史学的比较即可看出:第一，文明发达很早的古埃及，仅存丰富史料并未产生本民族原发的史学，原因是古埃及缺乏自觉记史意识与强劲的记事求真理念。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需要发明文字和具有相当程度的历法，需要大事件的激发，更需要一定社会背景下产生强劲的记事求真意识。第二，西方史学的产生，可以从古希腊说起，“希腊人是史学创始人，正如他们也是科学和哲学的创始人那样。欧洲的史学无须向更古的时代追溯了”扭，其标志性成果是希罗多德撰著的《历史))(又称《希腊波斯战争史一书。因此，西方史学实际是从私家撰史诞生的。 然而中国史学乃是从官方产生，这是与古希腊完全不同的途径。在西周武王伐封之后，统治者面对殷商“顽民”的反抗，总结殷商灭亡的原因，同时思考如何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形成“殷鉴”。

二、私家史学的勃兴与超越

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辉煌发展的兴盛时期，众多学派兴起，百家争鸣是其重要特征;而伴随百家争鸣的进行，私家著述也大量产生，此为先前没有的文化现象。春秋时期，即使儒学创始人孔子，也未曾撰著个人的著述，这主要不是因为其文化程度和能力的限制，乃是整个社会与时代并未形成私人撰著的需要。所谓孙武撰《孙子兵法》，乃是缘于传说的不可靠记述，“孔子作《春秋》”的说法也缺乏实据且疑点重重，皆不足为训。但到了战国时期，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学派蜂起，相互争论，诸子百家为扩大社会影响、压倒异说，产生了撰辑著述的需要;而为了学派传承的广远，也不能单凭口耳相传，需要付诸文籍。这样，私家著述的涌现成为必然的趋势。诸子的论说各自汇集为书，一些传说、故事和实用知识编纂成型，私家的历史撰述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产生。不少私家著述实际并非一人所作，如《墨子》《庄子》之中，既有本人之文，也汇入后学撰述，《管子》更是多种学派文献的杂编，学士将一些论说和撰述归属于本学派或某学派的创始人，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常例。

在战国的百家争鸣中，儒家是孔子所创立的学派，既比其他各家渊源较长，又热衷于招生授学而徒众亦多，其内部支派分立，理念参差，学术深浅不一，可谓处于“杂儒”泛泛的状态。但秉承孔子“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Cs7 }-}}f}}n;的遗训，儒家比其他学派更重视历史、重视历史文献，则为共同的特点。在私家撰述风生水起的背景下，不能像孟子、荀子等自成一子的许多儒学士人，不仅编辑、整理、解释《诗》《书》《易》《礼》等文献，而且编撰了《左氏春秋》①、《国语》等史籍。《左氏春秋》和《国语》，是战国时期私家撰史的代表作。《左氏春秋》后称《左传》，其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认为著名先秦史学家徐中舒的说法比较可信，要点是:《左氏春秋》起先乃贵族盲人左丘明开始讲说。

三、官修《东观汉记》与史学发展新格局

《史记》取得辉煌的史学成就，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面世之后，立即引起广泛注意，许多学者接续撰写，私家史学的发展远远超越了官方，西汉自司马迁之后，自方史学儿乎看不到任何起色。但是，在《史记》成就被肯定的同时，也泛起批判其思想倾向的声浪，西汉末年，扬雄就曾指责《史记》述史“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而东汉初续写《史记》的班彪，则批评司马迁“薄五经”、“轻仁义”、“贱守节”等等，“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用语可谓十分尖刻。因此，司马迁所开辟的史家个性发展的路径，在私家学者中就遇到反制，而官方也随之作出相应的史学举措。 班彪之子班固承袭其父的撰史成就和史学思想，并且作出重要的改变，即决定将西汉的历史断代成书，摈弃了接续《史记》的撰述模式。班固认为:司马迁不仅在历史观点上“其是非颇谬于圣人”《马迁传》，而且那种通史的写法也是把汉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同样有不敬之嫌，于是“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明帝“十岁能通《春秋》”，后又“学通《尚书》”，具有相当的史学造诣。他对《史记》的思想倾向很不满意，后曾公开对文臣宣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

而阅读了班固《汉书》文稿，则十分赞赏，在对不同的私修史既有厌烦、也有赏识的感受下，受《汉书》体例和宗旨的启示，遂决计由官方纂修当朝的.纪传体国史，将史学拖向依附于朝廷政治的路径。 《东观汉记》的纂修在东汉是间断性地修纂，即积累一段时期后，由皇帝或其他执政者提议，再接续编撰。根据前引班固事略，可知于汉明帝时纂修伊始，就创立且编撰了“载记”，说明当时己经作出体例的全面规划。此后，汉安帝至顺帝、汉桓帝至灵帝两大段时期也取得重要进展。汉安帝时邓太后重视文史典籍，她亲自部署纂修《东观汉记》事宜，先后儿次令文官刘珍、刘驹腻、刘毅、李尤等人撰述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以及史表，整理修订本纪。汉顺帝时，多名文官接续这些纂修工作，撰成“诸王”、“王子”、“功臣”等传、《南单于传》《西羌传》以及《恩泽表》。

四、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

东汉建立的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对此后的社会文化、民族关系都产生很大影响，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

第一，挽救秦朝、西汉官方史学的衰退局面，使之复兴。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史学从官方产生，但战国时期私家史学己经发展到超过官方的水平。秦始皇在武力统一全国的进程中，灭裂六国历史载籍，而秦国的历史记载又很不健全，司马迁曾慨叹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口月，其文略不具。”田卷《六国年耕》西汉官方虽然在儒学经典的恢复和促进文学发展上均有不少建树，但史学作为甚寡，西汉朝廷有记事性“注记”(又称“著纪”)，现存资料却见不到朝延对这种记史体制的描述，说明记史制度己经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因为秦火，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官方史学状况难于考知，但《竹书纪年》能够表明己比春秋时期有所进展，而秦与西汉的官方史学，反不及战国时期。东汉对《东观汉记》的撰修，抵消了司马迁另一史学途径的影响，扭转了官方史学停滞、衰颓的局面，不仅修成一部影响很大的纪传体史籍，而且带动了记史体制的发展。东汉坚持了“汉之旧典，世有注召纪第十’“脾’召纪》的记史方式，还创造了宫内“起居注”的载籍形式，启示了西晋以后的记史制度的建设。此后，自方史学的发展和繁荣，就是在东汉的基础上再度兴起的。东汉不仅是汉朝的“中兴”，同时也是官方史学的“中兴”。

第二，东汉将官方与私家史学的关系，进行了成功的整合，构建了史学发展的新格局，这是中国传统史学得以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自方的记史制度虽在春秋时期即己扩展到各个诸侯国，但编年记事的载籍乃藏于宫廷，并不传播。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兴起，虽然官方一些“语”类、“书”类、“谱煤”类文献，可能有所流布，但编年史记依然封闭，连《竹书纪年》之书也如法秘存，直至随葬而少人知晓。可见当时官方史学与私家记载之间，尚未构成充分互动的社会结构，致使史学发展持续性的链条存有脆弱的一面，秦朝与西汉官方史学的衰微，即是这种脆弱而的反映。裔，国号为大夏，鲜卑宇文氏自称炎帝神农氏之后，其政权命名为“周”，诸如此类，儿乎所有少数民族政权均采用历史上己有过的国号，如“燕”、“赵”、“秦”、“汉”、“齐”等。

颠覆传统史学的徐宗懋 第3篇

我初识宗懋是1998年在香港南怀瑾的寓所。那天怀师的圆桌上来了一位陌生的客人，1.85米的个子，留着寸头，运动员的体格，但斯文得像书生。带他来的友人介绍说是《中国时报》副总主笔，台湾著名的战地记者。20年记者生涯中，他在前线采访过以巴冲突、美国轰炸利比亚、萨尔瓦多内战、尼加拉瓜内战，访问过新加坡李光耀、马来西亚巴达威、南非曼德拉、日本石原慎太郎等各国政要。有一次采访时被乱枪击中，子弹从后颈射入、嘴巴出来，但他生来不知道“怕”字，大难不死后依然活跃在新闻火线上。那次见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后来就失去了联系。

2012年，我主持一个历史研究项目，需要找一位台湾合作者。偶然看到一本徐宗懋的著作《台湾战后50年》图文并茂，就想邀他入伙。这才知道他在2000年已离开《中国时报》，创办“台湾文史工作室”，专事历史影像的收藏、写作、出版和展览。我在他的博客上留言，幾天后，他给我发来电邮，我们相约在上海会面。十多年过去了，尽管白发已经爬上了各自的两鬓，但昔日的印象并未改变。他告诉我这十多年一路走来艰辛的创业经历。一开始他并不清楚自己想做什么，拿出两三百万元新台币的离职金，租了一个办公室，雇了一个职员，就开始到台湾、日本、欧美及中国大陆收购老照片，然后在杂志上撰写图文稿、出书、办展览。最初没有经费，没有稳定的收入，家庭负担沉重，但不屈不挠的个性使宗懋坚持了下来。

这些年下来，他收集了中国近代的珍贵照片三十余万张，涵盖社会各个领域，大多是原版照片，清晰度很高。这些照片有的从私人收藏家那儿买来，有的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等公共机构。2010年春，宗懋从日本听说德国摄影家奥尔默拍的一套圆明园影像玻璃底片，在西方神秘消失77年后，忽又神秘出现。拥有这套底片的法国收藏家有意出售，但要求买家在4个月内凑足一笔数额不菲的资金。这对徐宗懋来说不是一笔小数。他飞到北京，出售了自己珍藏的三种文献真迹——1851年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写《资本论》的一页笔记、恩格斯的一封信和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的一封信，筹足了资金，买下了这套底片。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圆明园最早的影像记录。在从东京回台北的飞机上，他把底片紧紧抱在怀中，就像抱着自家初生的婴儿。

上海见面后的第二个月，我去台北看他。在罗斯福路一栋陈旧的公寓楼里，一间逼仄的工作室，一张野餐长桌和长凳，突兀地摆放在进门处，来访者得十分小心方可落座。四周书架上堆满牛皮纸包裹着的各类历史图像，仿佛进到了一个历史档案馆。和别的收藏家不一样，宗懋收集照片不仅是自我欣赏或和朋友分享，而是将这些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藏品，按主题系统分类整理，加上严谨的文史注解，让它们呈现出一个个历史故事。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宗懋构想以他十多年来收集的上千件抗战文物、图片与史料在台湾成立首座“中华抗战纪念馆”，以模拟器、声光效果与丰富史料呈现战史，与民众对话，宏扬民族精神，教育民众认识八年抗战历史。

历史学视野中的民族传统体育研究 第4篇

民族传统体育首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所以,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有效研究能否进行,关键在于能否准确把握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历史走向。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文化形态,也是一个文化系统,在其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它的文化形态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将古代民族传统体育放在整个社会形态中进行研究, 从而更清晰地表现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真正面貌。并且,研究民族传统体育与其它文化形态及社会的关系,可以为我们准确把握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真正历史动力提供有益的思考。故此,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在更大视野下的展开,首先要自觉地将武术作为中华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将其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只有真正将其置于全新的视野之下,才有可能对其展开全面研究。再者,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应与其它文化形态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我们在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过程中,应当对其特定社会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背景进行厘清,从而对民族传统体育在当时条件下的发展进行整体性研究,对民族传统体育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分析。事实上,这也才是目前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产生了许多值得我们尊敬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基点,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的研究选择越来越难。研究的创新性是研究的基本要求之一,创新研究对历史研究而言,首先体现在材料的“新”上,拥有一些前人没有使用过的材料显然会使自己的研究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使自己的创新性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其次,在发掘新的史料很难的情况下,就需要我们在新的视野下,用新视角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总之,无论是“新”材料还是材料的“新”用,都体现了我们对旧有研究的创新,都是我们不断创新的结果。随着历史研究和考古学发掘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要着重于对“新”材料的使用。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与史料的运用息息相关。长期处于社会文化结构的底层,导致许多民族传统体育料都不够真实,需要我们去甄别使用。但由于这样的史料太多,在许多的研究中还是难免将错误的史料运用进去。再加之, 传统的宗法思想也给民族传统体育史料的搜集和甄别带来了困难,由于为尊者讳,在师徒传承方式为主的传授过程中,后学者往往会将许多真实的情况隐藏起来,而代之以虚假的史料,使我们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成为几近于神的人,并且使他们的行动变得只能隐藏在厚厚的帷幕后面,无法搞清。我们在研究中不得不经常使用的地方史志材料当中,由于历代修纂者对所修志地方的偏爱,也常常会有意无意地为我们制造一些不准确的史料。同时,由于近代以来,风云变幻,许多武林人士的个人行为很难被人称道,其后世及后学为了掩盖事实的真相,有意地为我们制造了层层迷雾。因此,要提高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水平,只能先从民族传统体育的材料的甄别和考证功夫做起。

传统史学 第5篇

关键词：近代西方史学著作,史料运用,近代西方史学发展

一、近代史学的发端

文艺复兴首先在意大利兴起, 它的表现并不局限于文艺和艺术中, 史学也是人文主义获得集中表现的领域之一。意大利史学在近代早期的领先同时代表了近代史学的发端。

(一) 比昂多与瓦拉史学著作的史料选用

自14世纪开始, 人们崇尚古典文化之余, 发现了铭文、古代货币和勋章可以作为史料使用, 比昂多 (Flavio Biondo, 13921463) 就是具有这种意识的先驱者。比昂多对古代罗马表现出强烈的情感, 他崇尚先人们留下的任何东西。为此, 他著有关于罗马的著作《著名的罗马》、《复兴的罗马》和《胜利的罗马》三部书可以认为是将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奠基之作。继考古学而起的是另一种史料批判形式, 即文献校勘学。与这门学科紧紧联系的人物是洛伦佐瓦拉 (Lorenzo Valla, 14071457) 。

比昂多对资料的重视和理解使他有能力对书中某些细节进行考证, 使考古资料和史料批判工作在历史写作中取得了卓越的效果。《胜利的罗马》便是这样一部其同时运用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而写成的罗马史。其后的瓦拉更是开创了文献校勘学的先河, 1440年, 他发表了《君士坦丁赠礼的证伪》对教会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君士坦丁赠礼”进行批判揭露。瓦拉巧妙地将这份文件的拉丁文文法与4世纪和7世纪的拉丁文文法对照, 并运用法律制度、宗教制度、历史文献方面的材料作为辅证, 一举推翻了“君士坦丁赠礼”的真实性, 从而揭露出教会历史上虚伪的一面。当然, 瓦拉的贡献不只是在于他证伪了这个文件, 而在于深深刺激了历史学家们, 使他们对历史真实更加重视, 文献校勘学从此诞生, 并且同时成为近代历史学当中一门不可缺少的工具学科。

比昂多与瓦拉的著作代表了以考订史事为基础, 利用考古学、校勘学的方法对历史进行解释及对一些史料的批判。但是限于当时认识水平的限制, 还不可能发展出一整套史料的批判方法。

(二) 马基雅维里与圭恰迪尼史学著作的史料选用

马基雅维里 (Machiavelli, 14691527) 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对于中国读者而言, 他也因著有《君主论》、《佛罗伦萨史》和《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 (《李维史论》) 等名著而闻名遐迩。与马氏同一时代的意大利另一代表性人物圭恰迪尼 (Guiccisrdini, 14821540) , 其最重要的著作为《意大利史》。这两位史学家的思想代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巅峰状态。

马基雅维里的史学思想被认为是代表了当时人们理解史学诸多问题的最高水平。但由于马氏政治本位的功利主义史学观, 使得《佛罗伦萨史》也是集历史事实和政治理论于一体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 马氏以评论历史事件的形式来阐述政治理论, 对历史事实的选择也以是否便于宣扬训诫为标准, 因而他对史料的选择带有很强的主观性, 并且十分狭窄。在《佛罗伦萨史》近20篇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发表的演说中, 其内容大都是根据历史事实发生的场合由马氏虚构的。圭恰迪尼也是一位政治家, 虽然他的《意大利史》这部20卷的著作是其经过多年的史料搜集写出的, 其史料丰富程度超越了马氏的《佛罗伦萨史》, 但在史料的处理方面却同样不关心史料的来源。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 虽然在15、16世纪, 随着文艺复兴思想广泛的传播, 史学家们能够冲破中世纪在神学支配下进行的史学, 并且西欧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能够批判地利用史料, 但正如张广智先生书中所言:“只是运用这种方法的人还不多, 并没有作为历史写作的必要的环节扎根于历史学家的心中。”

二、博学时代

继文艺复兴的广泛传播, 随之而来的便是宗教改革。一方面在德国及其他新教国家与天主教会的史学论战中, 双方采用的基本方法便是大量搜集档案, 让历史自己说话, 另外由于宗教战争使得大量的档案、文献流落市场, 也使很多学者可以努力收集一些原本不公开的材料。这些导致了16世纪末到18世纪早期的博学时代的产生。博学时代是史料受到重视的时代, 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历史学家对整理、编纂史料的空前的兴趣, 其取得的成就是历史学职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一) 波兰达斯派

比利时的波兰达斯派的创始人是路斯威德 (Rosweyde, 15691629) 神父, 而使“波兰达斯派”扬名四海则是凭借其弟子波兰达斯 (Bollandus, 15961665) 的才能。

理丕皮布洛奇 (Daniel Papebroch, ?1714) 是波兰达斯派中最优秀的史学家, 他在史料批判中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推翻了“资料来源越古老, 越普遍被人接受, 也就越应该受到尊敬”这个传统的史料接受准则, 而代之以史料的真实与否及与事实是否相符作为衡定史料价值的标准。这在博学时代的地位却是颠覆性的。

波兰达斯派的伟大工程, 是将基督教世界出现过的圣徒按照其圣徒节在公历上的顺序编排起来。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或许此时系统的史料批判等思想还未形成, 其史学著作也多少参杂有神学成分, 但“这仍是一种异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而独有的自觉的史学精神”。

(二) 圣摩尔派

在这个时代, 最令人瞩目的业绩首先出自法国史学家的辛勤劳动, 它们奠定了法国成为近现代史学大国的地位。博学派的第一位学者是就法国人皮埃尔匹陶 (Pierre Pithou, 15391596) 。另外, 16、17世纪的法国圣摩尔派修道院承担着文化研究的重任, 更是博学时代的领军者。

匹陶整理、编辑了大量中世纪的文献, 并向德图建议系统地收集并编订中世纪的法国史料, 结果, 在匹陶去世以后, 这便成为了法国博学派的主要任务。到了圣摩尔派, 史学家们在对史学资料的整理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那些编纂出来的历史资料集具有巨大的价值, 其中让马比昂 (Jean Mabillon, 16321707) 和伯尔拿德蒙福孔 (Bermard de Montfaucon, 16551741) 代表了圣摩尔派的最高水平。他们的史学著作, 都是在查阅了大量的人物事件原始著作后编纂而成的。当然, 他们在史料的整理方面是出色的, 但其史料批判方法方面的成就是很有限的。

经历100余年的博学时代是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的过渡阶段, 这个时期, 学者们在史料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为历史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可信材料, 从而推动了历史学的科学化。

三、历史学的世纪从哥丁根学派到兰克学派

如果说文艺复兴的中心在意大利, 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 那么19世纪这一“历史学的世纪”的中心便在德国。德国的哥丁根学派在短短的三四十年的时间里, 改变了德意志史学的落后状态, 为19世纪德国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的中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 哥丁根学派

哥丁根学派大体形成于18世纪60年代, 在近代西方史学史上, 它可以说是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有伽特勒、施洛塞尔、斯毕特伦、赫伦等人, 且都受到了伏尔泰的治史观念的影响。

该学派的把古典史学提倡的史学批判方法和由博学家开辟的专业化史料考据方法与历史学有机结合起来, 使史学研究成为一般情况下需要严格专业技能训练的人才能从事的工作, 从而促进历史学专业化, 使史学逐步走向近代科学性质。哥丁根学派重视原始资料的收集与辨析, 反对抽象思维, 倡导专题研究与分工合作, 重视历史学辅助学科, 为19世纪兰克史学奠定了基础。

(二) 兰克学派

利奥波德冯兰克 (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师, 在29岁时便出版了成名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这部书为他赢得了柏林大学的教职, 其后他便在柏林大学开创了历史研讨班的授课方式, 带出了大批优秀的学生, 形成了德国历史学中的兰克学派, 即通常认为的客观主义史学学派。由于该学派倡导秉笔直书, 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 因而又成为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的同义语。

兰克认为, 史学家的任务是据事直书, 不偏不倚, 如实客观。要想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首先对史料进行批判检验, 去伪存真, 由此重现历史, 亦由此历史学可以被抬入科学之列。兰克的这种主张是在19世纪初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提出的, 因为自然科学的极大成功使得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也希望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对事物的不带个人偏见的科学认识。因此兰克的主张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史学家, 他们正希望自己这门学科摆脱哲学或神学的控制, 并和文学艺术分道扬镳, 成为一门严肃的实验科学。

兰克第一次明确了史料运用的原则, 即原始资料的价值高于间接资料的价值。而且他发展出了一整套史料批判的方法, 即采用“外证”与“内证”相结合的方法。这些都足以使得他成为近代史学之父。当然, 以20世纪史学研究的标准来衡量兰克史学, 不论在他研究的时代还是内容的范围, 抑或史学目的和史学理论方面, 都会发现存在许多令后人不满意的地方, 但是“如果想要研究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历史主义史学, 兰克都是一座不可绕过的路标”。正如张广智先生在书中评价马比昂一样:“史料批判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 尽管马比昂的批判能力不能与19世纪以后的学者相比拟, 但他却是同时代中最好的, 而后人都是站在他的肩上才取得了更大的成绩。”这也同样适合于像兰克这样的史学大师, 现代史学正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上才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更大的成就。

从古典时代开始, 西方史学就以求真与垂训为己任, 但在当时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往往参杂着神话与传说。随着文艺复兴的广泛传播, 西欧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能够批判地利用史料, 到博学时代史料真正的受到重视, 最后于19世纪形成了系统的史料批判方法。正如张广智先生在书中所言:“在考察现代史学取得辉煌成就的种种基础, 我们才能感觉的资料收集、整理、考证的巨大价值。”

参考文献

[1]张广智.西方史学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93-258.

[2]张广智.关于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J].文史哲, 2006, (4) :95-101.

[3]李勇.评《西方史学史》[J].史学史研究, 2000, (4) :72-74.

[4]张耕华.一部“经院式”的西方史学史——读张广智:《西方史学史》有感[J].史学理论研究.

[5]张井梅.浅论西方史学史上的“博学时代”[J].史学史研究, 2008, (3) :65-73.

传统史学 第6篇

《述论》 一书在前言部分简要叙述了国内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大略, 并对各时期各阶级对太平天国史料的搜集情况及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成果作出扼要评价。在整体结构方面, 该书框架完整严谨, 体例新颖合理。 第一章“太平天国印书文书的搜集与整理”, 虽所占篇幅不多, 但厘清了印书文书的搜集、整理与出版的历程, 使得读者能够大致了解掌握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基本文献资料。 第二、三、四章则为全书的重点, 分专题评述了太平天国经济史、军事史、外交史、宗教史及太平天国纲领的研究概况, 并分别评介太平天国六王的研究现状。 最后两章则为太平天国史个案研究。 这样点面结合的框架设计使得读者为之耳目一新, 也体现了作者在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的扎实功底。

作为一本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总结性学术论著, 《述论》一书内容丰富翔实, 评价客观公正, 语言生动流畅, 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一、内容概括全面, 资料选择得当

在历史研究中, 史料如同水之源, 木之本。 作为一本史学述论, 该书总结与运用了大量相关资料, 不仅使得全书内容更翔实全面, 而且使得立论有据可依, 令人信服。 作者在对太平天国史中最基本的史料———“印书”与“文书”的搜集整理情况进行梳理时, 便介绍了各时期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献, 鲜有遗漏, 另外还进行了简要评价, 使得读者一目了然。 在介绍晚清时人对太平天国文书的搜集情况时, 书中写到张德坚在《贼情汇纂》的“序”中直言:“贼何所恃? 所恃者诡秘不易知耳。 ”这样便使得该书“知己知彼, 以图镇压”的编纂目的清晰可见。 在论述专门史热点问题时, 作者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做到了征求异说, 采摭群言。 例如作者十分重视新时期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些新观点与新方法, 在第四章关于洪秀全的研究综述中, 作者注意到近年来历史人物研究中方兴未艾的新趋势———心态史研究, 并且针对几位学者对于洪秀全个人性格的分析进行了阐述。 当然, 作者在选择一些资料与观点时也会根据其价值大小进行甄别挑选。 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天朝田亩制度》性质的讨论时, 作者认为“文革”发生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 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只是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 反复论证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上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 力图从历史的角度证明当时的“运动”, 与学术了无关系, 便对其未做述评。

二、分析深刻透彻, 评价客观允当

《述论》一书除了归纳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学术观点之外, 还通过把握当时的学术语境, 对其进行了深刻分析与客观评价。 作者在总结近30多年来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成果时, 毫不讳言地指出相对于太平天国其他领域的研究, 其对外关系史方面的研究仍显得较薄弱, 并存在相当多的问题。 首先话题比较集中, 有些问题老生常谈, 纠缠于如何定性, 研究视角并没有打开。 其次, 对资料挖掘不够深入, 在具体问题上下工夫不足。 究其原因, 主要是当时记载太平天国对外关系的中文资料十分缺乏。 作者的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治学态度使得该书更具深度。 拜上帝教作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源头, 深刻影响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取向, 甚至每个人的日常行为、生活都会受其支配。然而, 早期学界对于太平天国宗教大多持回避态度, 或者是蜻蜓点水式的一带而过。 上世纪八十年代, 胡绳认为宗教迷信是封建时代农民精神上的沉重负担, 在没有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以前, 农民即使是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也难以完全摆脱这个负担。 他们没有科学的政治语言来表明他们造反的目的与方向, 论证他们革命运动的合理性。 作者通过分析当时学者们所惯用的阶级分析方法, 认为这个观点其实反映了这个时期对太平天国宗教历史作用评价的一个基调, 即无论学者们是否承认宗教在前期对于组织农民、发动革命的积极作用, 然后都要指出宗教的落后性、欺骗性, 最后看似顺理成章地得出企图借助本土宗教或者西方宗教实行“救国救民”的运动是行不通的结论。 除了深刻分析前人观点之外, 作者还对其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比如书中谈及有关韦昌辉家世出身的争议时, 有两位学者采用了当地碑刻的记载论述其为“富农之家”的观点。 对此, 作者在肯定了利用碑刻这一新颖做法的同时, 也指出划分阶级成分, 再以之来确定阶级立场、 政治态度的这种以阶级为纲的政治标准, 在史学研究领域中是一种不正常的反映。

三、布局合理恰当, 语言生动流畅

除了丰富翔实的内容, 客观公正的评价之外, 要使得一本近400页的著作等够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引人入胜, 还需要段落之间的合理布局, 语句之间熟练的衔接过渡及生动形象的描述表达。 历史上的争鸣大多出于对不同史料的不同解读与对同一史料的真伪之争, 作者对于这两种情况的呈现方式并不相同。 前一种, 作者会按照不同的模块对各方观点进行归纳总结, 而后一种, 作者便不作划分, 而是按照一定顺序布局。 例如在个案研究中, 作者这样写道, 罗尔纲先生通过分析《谕李昭寿书》与《忠王亲笔答辞》的笔迹, 认为其均为忠王亲笔, 而年子敏将 《李秀成自述》、《忠王亲笔答辞》、《谕李昭寿书》的照片交由司法部法医研究所鉴定, 得出三者不是同一人手笔的结果, 据此反驳罗尔纲的观点, 罗尔纲先生锲而不舍、不畏艰难, 又根据“永字八法”, 从书法及文风方面来证明《谕李昭寿书》确为忠王真迹。 虽然这些方法与结论仍需斟酌与推敲, 但是作者清晰再现了这一辩论交锋, 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学者坚忍不拔、敢于质疑、打破沙锅纹 (问) 到底的治学精神。 在描述学者发现新史料时, 作者写到 “他毫不掩饰喜悦之情”、“大喜过望, 如入瑯环胜境”。 个案中, 作者称罗尔纲先生如蜜蜂酿蜜, 似春蚕吐丝, 对罗尔纲先生滴水穿石的功力与废寝忘食的付出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这些生动优美的用词, 使得读者身临其境, 感同身受。

四、指明研究方向, 提出更高期望

在《述论》的后记中, 作者提到编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提供一本有关太平天国史的研究生教材。 作为一本研究生教材, 《述论》一书在向研究生叙述各家之言, 学界公允之论的同时, 还指明了许多有关太平天国的可研究方向, 例如与太平天国经济密切相关的社会变迁、民风习俗的研究, 太平天国的对外贸易与当时世界经济的横向比较的研究, 等等。另外, 书中还处处透露着作者对历史研究生在历史研究方面的悉心指导。 在选取资料方面, 书中多次提到可以挖掘利用外文资料, 同时也提出在利用新资料时需要小心谨慎。 比如作者认为地方志的记载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 但不能陷入地方志的泥潭, 还必须辅之以其他一些史料作为佐证。 在人物评价方面, 作者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是基于翔实的史料基础上, 做到有理有据, 而不是偏于情感上的认识或政治上的需要。 在研究方法方面, 作者多次提到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对历史研究的有力补充, 因此在研究太平天国运动时可以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当然, 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这本书尚存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在介绍前人搜集整理太平天国印书文书的过程时, 作者对同一位学者的介绍略有重复。 另外, 虽然作者在叙述有关太平天国专门史热点问题的各家之言时, 介绍史景迁、小岛晋治等外国学者的观点, 但该书并未对国外与港台地区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作进一步概述。 但瑕不掩瑜, 总的来说, 作为一本阶段性的总结性著作, 《述论》一书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推动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进步与发展;作为一本工具书, 该书向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梳理罗列了可参考的基本文献资料; 作为一本具有向导性质的研究生教材, 该书既呈现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整体脉络与现有成果, 又向研究生提出宝贵的建议, 指明研究方向。 通过对这本书的学习, 我们认识到虽然学者们筚路蓝缕, 锲而不舍, 使得有关太平天国的许多问题得以厘清或辨明, 但仍存有较大的可研究空间。 这就需要我们学习前一辈孜孜不倦、坚韧不拔、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 以史料为根本, 从新角度、新思路出发, 对太平天国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