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的历史范文（精选6篇）
茶文化的历史 第1篇
茶文化的历史演变
据藏族史料记载，西藏高原盛行饮茶之风，是从松赞干布时期与唐朝之间的茶马贸易开始的。藏族在唐代已经获得许多中华内地的名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西藏的商业贸易兴盛起来，而茶马贸易成为吐蕃与唐朝的主要贸易。唐高宗时“缣马交易”、唐玄宗赤岭的“互市换马”开始了唐朝与吐蕃茶马市场之端，用良马和唐朝换茶。对此，唐朝专门成立了“茶马司”，负责与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公元743年，唐蕃会盟，立碑于“赤岭”（今青海湖东面的日月山），建立了“茶马互市”。为了交换茶叶，吐蕃曾派专人经营藏、汉茶叶贸易，称为“汉地五商茶”。
西藏高原本是不产茶的地区，史料记载，早在囊日松赞时期，吐蕃民间就开始嗜茶。把茶叶当作开胃、养身之药由来已久。藏文史书《藏汉史集》关于茶叶在藏族地区出现的故事有如下记载：吐蕃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场重病，静养之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吐蕃王派人查看，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上。他发现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树枝，于是摘下树叶放入口中品尝其味，顿觉清香，加水煮沸，竟是上好饮料。于是派出众大臣及百姓去寻找这种奇妙的树，历尽艰辛终于在汉地找到了，原来这就是茶叶树。从此，茶叶被引进藏区，并逐渐成为藏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
史籍有关于吐蕃王室储存汉地各种名茶的记载。在藏文的《汉藏史集》中，有两章（《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茶叶的种类》）专门介绍茶是如何从汉地传入吐蕃的情况。书中写道：“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族的和尚，此后赤松德赞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札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知识篇为《甘露之海》。这说明随着茶叶传入西藏，茶文化也随之在西藏广为传播。茶叶一经传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之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族的饮食必需品，上至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竟相争求。于是，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也应运而生。
在西藏，藏族喝的茶可分为酥油茶、甜茶、清茶，其制作方法也各不相同。而藏族最喜欢喝的是从吐蕃时期就己开始流传的酥油茶。酥油茶的制作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工艺色彩。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以产于四川、云南的青砖茶作原料，先把砖茶熬煮成浓浓的茶汁（荚沽），滤出茶叶，倒入茶罐，放在一旁待用。做茶时
，取适量的浓茶汁加一定比例的水和盐，倒入“董莫”（酥油茶桶），加入酥油，再用力将“甲罗”（打酥油茶用的棍子）上下来回搅动，待水乳交融便成了可口的酥油茶。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力走入高原人家，不少人都使用电动搅拌机打酥油茶，使这一传统的饮食习俗被赋予了现代的操作方式。
茶文化的历史 第2篇
从广义上讲，茶文化分茶的自然科学和茶的人文科学两方面，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与茶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着重于茶的人文科学，主要指茶对精神和社会的功能。
由于茶的自然科学已形成独立的体系，因而现在常讲的茶文化偏重于人文科学。
茶文化包括茶的历史、茶的著作、茶的传说以及人们在饮茶、品茶中的学问，还包括茶在人际交流和文化交流中的特殊作用和意义„„这些博大精深浩如烟海而独特清新的人文景观日益充实和丰富着茶文化的历史画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亮丽风景。可以肯定的说，中国是最早发现茶和使用茶的国家。
2、“茶”字及饮茶习惯的由来
在古代史料中，茶的名称很多，但“茶”则是正名，“茶”字在中唐之前一般都写作“荼”字。“荼”字有一字多义的性质，表示茶叶，是其中一项。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饮茶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茶的文字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此，民间的书写者，为了将茶的意义表达得更加清楚、直观，于是，就把“荼”字减去一划，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茶”字。
“茶”字从“荼”中简化出来的萌芽，始发于汉代，古汉印中，有些“荼”字已减去一笔，成为“茶”字之形了。不仅字形，“茶”的读音在西汉已经确立。如现在湖南省的茶陵，西汉时曾是刘欣的领地，俗称“荼”王城，是当时长沙国13个属县之一，称为“荼”陵县。在《汉书·地理志》中，“荼” 陵的“荼”，颜师古注为： 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这个反切注音，就是现在“茶”字的读音。从这个现象看，“茶”字读音的确立，要早于“茶”字字形的确立。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因而在语言和文字上也是异态纷呈，对同一物有多种称呼，对同一称呼又有多种写法。
在古代史料中，有关茶的名称很多，到了中唐时，茶的音、形、义已趋于统一，后来，又因陆羽《茶经》的广为流传，“茶”的字形进一步得到确立，直至今天。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很早便有关于食茶的记载，而且随产地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中国的茶早在西汉时便传到国外，汉武帝时曾派使者出使印度支那半岛，所带的物品中除黄金、锦帛外，还有茶叶。南北朝时齐武帝永明年间，中国茶叶随出口的丝绸、瓷器传到了土耳其。唐顺宗永贞元年，日本最澄禅师回国，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尔后，茶叶从中国不断传往世界各地，使许多国家开始种茶，并且有了饮茶的习惯。
3、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巴蜀常被称为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的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茶叶文化的形成，与巴蜀地区早期的政治、风俗及茶叶饮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① 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
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以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荼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
② 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
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
③ 唐代茶文化的形成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中唐时，陆羽《茶经》的问世使茶文化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标志着唐代茶文化的形成。《茶经》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1 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精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茶经》是个里程碑。干百年来，历代茶人对茶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无数次的尝试和探索，直至《茶经》诞生后茶方大行其道，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④ 宋代茶文化的兴盛
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庭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给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⑤ 明、清茶文化的普及
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晚明时期，文士们对品饮之境又有了新的突破，讲究“至精至美“之境。
在那些文人墨客看来，事物的至精至美的极至最后之境就是“道”，“道”就存在于事物之中。张源首先在其《茶录》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茶道”之说：“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他认为茶中有“内蕴之神”即“元神”，发抒于外者叫做“元体”，两者互依互存，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元神是茶的精气，元体是精粹外观的色、香、味。只要在事茶的过程中，做到淳朴自然，质朴求真，玄微适度，中正冲和，便能求得茶之真谛。张源的茶道追求茶汤之美、茶味之真，力求进入目视茶色、口尝茶味、鼻闻茶香、耳听茶涛、手摩茶器的完美之境。
张大复则此基础上更进一层，他说：“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爱山水而不会其情，读书而不得其意，学佛而不破其宗。”他想告诉我们的是，品茶不必斤斤于其水其味之表象，而要求得其真谛，即通过饮茶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愉快，一种清心悦神、超凡脱俗的心境，以此达到超然物外、情致高洁的仙境，一种天、地、人融通一体的境界。这可以说是明人对中国茶道精神的发展与超越。到清朝时，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规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⑥现代茶文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茶叶从1949的年产7500T发展到1998年的60余万T。茶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在杭州成立了第一个以弘扬茶文化为宗旨的社会团体－－－“茶人之家”，1983年湖北成立“陆羽茶文化研究会”，1990年“中国茶人联谊会”在北京成立，1993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湖洲成立，1991年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杭州西湖乡正式开放。1998年中国国际和平茶文化交流馆建成。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各地茶艺馆越办越多。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已开到第五界，吸引了日、韩、美、斯及港台地区纷纷参加。各省各市及主产茶县纷纷主办“茶叶节”，如福建武夷市的岩茶节，云南的普洱茶节，浙江新昌、泰顺和湖北英山及河南信阳的茶叶节不胜枚举，都以茶为载体，促进全面的经济贸易发展。
⒋ 历代贡茶
贡茶是中国茶叶发展史上的一种特定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有产物。贡茶使千百万茶农蒙遭苦辛，但贡茶在客观上也推动了茶叶生产技术的发展，它也是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①贡茶的起源
贡茶的缘起与封建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贡茶与其它贡品一样，其实质是封建社会里君主对地方有效统治的一种维系象征，也是封建礼制的需要。贡茶的发生，据史料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周武王时期。武王伐纣，巴蜀以茶等物品纳贡。这种现象具有极为明显的政治色彩，纳贡，即意味着君臣关系的确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贡品主要被用来满足君主及上层阶级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之需，即所谓“致邦国之用”。
随着贡品需求量的增大，贡赋制度逐渐变得严密起来。从“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最后发展到设官分职进行管理。有所谓“九赋”、“大贡”。大贡即“ 祀贡、嫔贡、器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物贡”。茶叶就是“物贡”中的一类。
到了西汉时期，贡茶逐步明朗化。如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荼”、“烹荼尽具”之句，间接地反映了上层阶层的饮茶情况；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槚笥”，反映了茶在贵族生活中的地位；后来，还有反映西汉皇室用茶的文学作品，如《飞燕外传》 所述： “咸帝崩后，后夕寝中惊啼其次。侍者呼问，方觉，乃言曰：吾梦中见帝，帝赐吾坐，命进茶。左右奏帝云, 向者侍帝不仅，不合啜此茶”。
三国时期，吴国末帝孙皓，每为食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三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陈寿《三国志·吴志》)这些用茶无疑属于贡品。后来，又有“晋温峤上表贡茶干印，茗三百斤”(宋·寇宗《本草衍义》),“温山出御荈”(刘宋·山谦之《吴兴记》)的记载。
② 地方的主动贡献
贡茶除了贡物制度的强制性敛取之外，还有一种地方上的主动推荐贡献现象。这种现象也是使贡茶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请看以下几条资料：
“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征献浸广，遂为任土之贡,与常赋邦侔矣”。
“两浙茶产虽佳，宋祚以来未经进御。李溥为江淮发运使，章宪垂廉时，溥因奏事，盛称浙茶之美，云：自来进御，惟建州茶饼，浙茶未尝修贡，本司以羡余钱买到数千斤，乞进入内”。(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
这三条资料中，前两条表明了唐宋时期的贡焙制度的确立与这种由下荐上的进贡形式直接相关，也表明了一时一地的物产，可以通过上贡的形式，达到名扬四海的目的。
③历代贡茶概况
贡茶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直至清代封建制度的寿终正寝，贡茶才随之消亡。悠悠数千年，贡茶对整个茶叶生产的影响和茶叶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⒌茶文化的传播
在茶叶历史上，茶叶文化由内地向边疆各族的传播，主要是由于两个特定的茶政内容而发生的，这就是“榷茶”和“茶马互市”(也称茶马交易)。
“榷茶”的意思，就是茶叶专卖，这是一项政府对茶叶买卖的专控制度。“榷茶”，最早起于唐代。在唐文宗时，王涯为司空，兼任榷茶使，在大和9年(公元835年)10月，颁布榷茶令,但在11月，王涯即被杀，榷茶刚刚诞生便夭折了。
到了宋初，由于国用欠丰，极需增加茶税收入，其次，也为革除唐朝以来茶叶自由经营收取税制的积弊，便开始逐步推出了榷茶制度和边茶的茶马互市两项重要的国策。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制茶、饮茶已有几千年历史，名品荟萃，主要品种有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白茶、黄茶。茶有健身、治疾之药物疗效，又富欣赏情趣，可陶冶情操。品茶、待客是中国个人高雅的娱乐和社交活动，坐茶馆、茶话会则是中国人社会性群体茶艺活动。中国茶艺在世界享有盛誉，在唐代就传入日本，形成日本茶道。
饮茶始于中国。茶叶冲以煮沸的清水，顺乎自然，清饮雅尝，寻求茶的固有之味，重在意境，这是茶的中式品茶的特点。同样质量的茶叶，如用水不同、茶具不同或冲泡技术不一，泡出的茶汤会有不同的效果。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讲究茶的冲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泡好茶，要了解各类茶叶的特点，掌握科学的冲泡技术，使茶叶的固有品质能充分地表现出来。
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品茶”不但是鉴别茶的优劣，也带有神思遐想和领略饮茶情趣之意。在百忙之中泡上一壶浓茶，择雅静之处，自斟自饮，可以消除疲劳、涤烦益思、振奋精神，也可以细啜慢饮，达到美的享受，使精神世界升华到高尚的艺术境界。品茶的环境一般由建筑物、园林、摆设、茶具等因素组成。饮茶要求安静、清新、舒适、干净。中国园林世界闻名，山水风景更是不可胜数。利用园林或自然山水间，搭设茶室，让人们小憩，意趣盎然。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很重礼节。凡来了客人，沏茶、敬茶的礼仪是必不可少的。当有客来访，可争求意见，选用最合来客口味和最佳茶具待客。以茶敬客时，对茶叶适当拼配也是必要的。主人在陪伴客人饮茶时，要注意客人杯、壶中的茶水残留量，一般用茶杯泡茶，如已喝去一半，就要添加开水，随喝随添，使茶水浓度基本保持前后一致，水温适宜。在饮茶时也可适当佐以茶食、糖果、菜肴等，达到调节口味和点心之功效。
中国茶文化的对外传播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
⑴茶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在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据传六世纪中叶，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扁及全朝鲜。后来，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全国。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时，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新罗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礼。这套茶礼包括
一、吉礼时敬茶；
二、齿礼时敬茶；
三、宾礼时敬茶；
四、嘉时敬茶。
其中宾礼时敬茶最为典型。高丽时代迎接使臣的宾礼仪式共有五种。迎接宋、辽、金、元的使臣，其地点在乾德殿阁里举行，国王在东朝南，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或国王在东朝西，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有时，由国王亲自敬茶。
高丽时代，新罗茶礼的程度和内容，与宋代的宫廷茶宴茶礼有不少相通之处。
⑵茶入日本
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是对日本茶道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渊源关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内容，而日本茶道的发祥，与中国文化的熏陶戚戚相关。
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为通道，并以佛教传播为途径而实现的。浙江名刹大寺有天台山国清寺、天目山径山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径山寺是临济宗的发源地。并且，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进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学问僧络绎不绝，来到浙江各佛教胜地修行求学，回国时，不仅带去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还带去了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中国茶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遣使、学问僧在浙江的游历。在这些遣唐使和学问僧中，与茶叶文化的传播有较直接关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在兴仁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随着唐使到了中国，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后与最澄等一起回国。都永忠平生好茶，当弘仁元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贺的韩琦，经过梵释寺时，作为该寺大僧的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则赐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后来，茶叶逐渐成为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宠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台山，随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宗，又到越州龙兴寺从顺晓学习密宗，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与都永忠等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据《日本社神道秘记》记载最澄从中国传去茶种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最澄在将茶种引入日本的同时，也将茶饮引入了宫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视，具有与都永忠同样的功绩。
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三年(754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而且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饮茶之道无疑也是其中之一。
南宋时期，是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阶段。日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第一次入宋，回国时除带了天台新章疏30余部60卷，还带回了茶籽，种植于佐贺县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带。荣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荣西回到长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镰仓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种植茶树，大力宣传禅教和茶饮。
在此期间，中国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开始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创立茶礼的东山时代，所用只限于天目茶碗，后来，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为朝鲜和日本的仿制品，而天目茶碗益显珍贵，只限于“台天目点茶法”和其它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如贵客临门或向神佛献茶等。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称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5-1502年)，将平民聚合饮茶的集会“茶寄合”与贵族茶会“茶数寄”合二为一形成的禅宗点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后，千利休(1522-1591年)继续发扬光大，提炼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规，而取得“ 5 天下茶匠”的地位。从此以后，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规和待人接物的“七则”，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个日本茶道艺术，无不体现出与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发着中国唐宋时代的文化气息，保留着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地的佛家饮茶遗风。⑶茶入俄国
中国茶叶最早传入俄国，据传是在公元六世纪时，由回族人运销至中亚细亚。到元代，蒙古人远征俄国，中国文明随之传入，到了明朝，中国茶叶开始大量进入俄国。
至清代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中俄签订互市条约，以恰克图为中心开展陆路通商贸易，茶叶就是其中主要的商品，其输出方式是将茶叶用马驮到天津，然后再用骆驼运到恰克图。
1883年后，俄国多次引进中国茶籽，试图栽培茶树,1884年,索洛沃佐夫从汉口运去茶苗12000株和成箱的茶籽，在查瓦克──巴统附近开辟一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和制茶。
1888年，俄人波波夫来华，访问宁波一家茶厂，回国时，聘去了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10名，同时购买了不少茶籽和茶苗。后来刘峻周等，在高加索、巴统开始工作，历经了3年时间，种植了80公顷茶树，并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厂。1896年，刘峻周等人合同期满，回国前，波波夫要托刘峻周再招聘技工，产菜购茶苗茶籽。1897年，刘峻周又带领12名技工携带家眷往俄国，1990年在阿札里亚种植茶树150公顷，并建立了茶叶加工厂。
茶文化的历史 第3篇
常州位于古代吴国的中心区域, 是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吴王封其弟季札于延陵, 成为常州2500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真正开端。季札曾三让王位, 多次出使中原, 被尊为常州文化的始祖。他观乐知礼, 是对美好道德的追求, 是对国计民生的热切关注, 这一切都融入常州的传统文化之中。
京杭大运河苏南段的开通, 加速了南北文化的沟通交融。伴随着繁荣发展, 常州吸引了更多文化人南迁, 使得城市人文氛围日盛。唐宋时期, 古文运动重要人物王安石等就曾任常州知州, 他同本地文人一起强调文以载道, 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后重建州学, 使得常州教育事业跃居江南前列。据统计, 宋代常州籍进士共700余人, 名列各地前茅。另外, 南北儒学融合交汇第一人杨时和“三苏”之一的苏轼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感召力, 他们的文化精神奠定了常州文化日后最重要的根基。到了明代唐顺之的出现, 成为常州学术文化走向成熟的标志。
清朝的常州学术步入繁荣阶段, 书院林立, 进士数量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可以说, 常州学术文化的繁荣是常州城市文化的繁荣, 《科举和社会流动》指出, 常州文人城居比例超过3/4, 大部分都聚居于城东白云溪和城西的青果巷两个街区。其中白云溪一带前后北岸几百米的小街上居住过五名状元、三名榜眼、三名探花, 还有常州学派的各种名士等。
2. 近代运河经济的衰落与历史文化建筑保护的危机
但近代以来, 随着战乱和北运河的淤塞使漕运改道, 常州逐渐失去转运和商业中心的地位, 被之前只是其辖县的无锡取代, 历史地位因而逐渐降低。尽管如此, 常州还是凭借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兼容并包、创新求变的人文精神, 在近现代的改革大潮中, 名人辈出, 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仅仅从古时名士聚居的青果巷中就走出过近代爱国实业家盛宣怀、国际语言学家赵元任、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现代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等民族的骄傲。
提到青果巷, 就不得不提到承载了辉煌历史的状元、进士牌坊、礼和堂、名人故居等文化建筑。这些建筑区别于外来的徽商建筑格局, 属于典型的本土江南民居。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里的建筑印刻着历史名人居士的足迹, 这种深厚的历史感, 浓郁的文化气息与建筑、环境水乳交融, 赋予历史街区以无穷的魅力, 这是现代仿古街区所无法比拟的。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常州, 并没有走保留历史遗迹、易地建设新城区的道路, 而是采取了旧城改造, 一面建设一面保护的方式。持续了多年的大规模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开发, 不可避免地使一些拥有历史文化印迹的建筑、遗址、弄巷等或被移建、或被损坏、或惨遭拆毁。这些都使常州这座人文气息浓郁, 承载着厚重文化积淀的历史文化名城风貌难以得到展现。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修缮工作已经迫在眉睫。
3. 历史文化建筑保护的现状及问题
有关历史学家指出:“历史是一份记忆, 一种符号。而历史建筑则是这份记忆和符号最恰如其分的载体。”同样一座城市, 不同的历史文化建筑所承载的记忆也不尽相同。常州市在历史上不仅教育业发达, 还拥有经世致用、创新求实的人文精神, 这些特点都体现在一座座活生生的历史文化建筑上。
3.1 双桂坊。
常州双桂坊是一个历史上与科举制度紧密相关联的地名。它东起打索巷 (今晋陵中路) , 西至南大街, 全长近400米。双桂坊近千年的历史, 体现了常州古代教育业的高度发达, 是教育业兴盛的一个符号。时至今日, 常州双桂坊已经被打造成为一条集旅游、娱乐、道德讲堂为一体的美食街, 而对于历史上常州教育业兴盛的那段记忆已经不复存在。从文化符号转换的角度看, 当局可能着重表现了双桂坊沿街传统小吃的古貌, 却忽视了其真正的意义。而从历史文化建筑保护的角度看, 虽然保住了“双桂坊”这个地名, 但无论是地址还是建筑都与历史上的双桂坊相左, 属于仿古建筑, 历史学者并不提倡这样的保护方式。
3.2 青果巷。
青果巷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 都是名人居士汇集的地方。它同样与市中心南大街相邻, 在这条绵延数里的巷子中, 曾经走出数位科举进士、抗倭英雄、小说家、诗人, 更有意图改变旧中国面貌, 为了新中国牺牲了自己的早期民族领袖。
而如今的青果巷, 是常州仅存的保存较为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但由于南大街的改造和扩建, 街区的建筑连年受到残蚀, 面积大幅缩水。尤其是巷西一段, 已被拆得面目全非, 其中就有盛宣怀、李伯元等名人的部分故居。如此一来, 原本深厚的文化底蕴消失殆尽, 古老的巷子已经基本成了城中心的“贫民窟”。值得庆幸的是, 经过细致严谨的规划, 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修缮工程已经逐步展开, 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得到及时的重视。
除了一些幸存至今的历史建筑之外, 常州版图上还曾经出现过白云溪及其沿岸的历史建筑群, 包括西仓桥、白家桥等文化价值高的古代建筑。他们都是古老常州文明的象征, 是人们不应抹掉的珍贵的城市文化符号。现在却淹没在浩浩荡荡的经济大潮之下, 让人扼腕。
3.3 问题出现的原因。
这其中, 地方政府有着推之不去的责任。尽管各个地方政府根据相关法规、针对实际情况出发, 制定了保护历史文化建筑的相关规章、条例和管理办法, 但其参与到保护历史文化建筑、街区项目中来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长期一味坚持这样的指导思想, 带给我们历史文化的保护工作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另外, 除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每年可以获得一定的保护专项经费外, 其他更多地区的历史建筑保护只能通过国家有关规定的城市维护费中的1%用于文物维修, 这样的经费显得捉襟见肘, 成为文保工作开展的又一大瓶颈。
4. 保护模式探究
4.1 避免过度商业化。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曾表示, 过度商业化正使我们文化遭灭顶之灾。所谓“过度商业化”是指不考虑文化产品的精神属性, 追求商业价值, 唯利是图地攫取文化市场的超额利润。而“过度商业化”迎合人性中存在的低层次欲望, 必然导致文化产品的恶俗化、低级化。
对于常州的历史文化建筑保护工作, 更应该注重这一问题。谁又能想象得到从前的前后北岸是一处繁华胜景, 曾经碧波环抱、烟桥画柳, 曾经龙舟竞渡、百舸争流。明清以来, 名士云集、灿若群星, 是常州的文脉所系。如此的改造使得鲜活的历史记忆荡然无存, 实在让人惋惜。
如何才能更有效地避免过度商业化呢?主要取决于当地政府的举措。以正在开展的常州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修缮工程为例。一方面, 修缮要有一份编制完善的规划, 适当减少甚至取消街区内的商业因素, 体现出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是第一位的。另一方面, 要加强过程管理, 建立民众与政府共同管理监督机制, 提高民众责任感和保护意识。
4.2 历史建筑修缮与人治病相似, 坚持原汁原味, 并努力延长寿命。
现存的所谓“历史文化建筑”是指那些在1840年之前修建而成的, 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和意义的建筑, 距今起码有200年的历史。经过漫长的岁月洗礼, 历史建筑无论是表面还是内部结构都会不可避免地遭到人为和自然的损坏。而人的一生或多或少会遭受到病毒的侵袭, 生病了自然就要到医院去治疗。所以, 历史文化建筑的修缮和医生治病是一样的。医生治病要以人为本, 对症下药, 才能够药到病除, 延年益寿。不可能说这个人病入膏肓了, 无药可治了, 只好顺应其死亡, 然后轮回重生又活过来, 病就好了。这在医学上的不合情理的, 也是不可能的。那么政府相关规划、文管、建设部门也应该遵循这一规律来对历史文化建筑进行修缮, 坚持在原址原地修补原貌, 并努力延长其寿命。而不能为了商业利益的开发, 肆意地移走古建筑, 把老古董变为“新古董”甚至“假古董”。这样的保护就是毁灭性的, 失去了古建筑原本的意义。
4.3 坚持四不要原则, 保护好地域文化。
“四不要”即臆造的“假古董、假建筑”不要;过度商业化不要。这两点上文有所涉及, 就不过多赘述。另外, “土专家、伪专家”的建议不能要;擅自修改地名的行为也不要。
所谓“土专家”是指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 而在实践中获得专业知识和实际经验的人。政府在广泛收集资料、意见期间, 他们的建议应该是中肯的, 可取的。但做决策的时候, 一定要由学历史、懂历史、会规划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操控。而“伪专家”在历史建筑保护过程中, 是开发商为了攫取更多经济利益而雇佣来为其说话的有一定身份资历的人, 这些人的意见如果被采纳必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地名作为一个城市地域文化的载体和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 已被联合国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正越来越受到重视和保护。常州的小营前、西瀛里、青果巷、篦箕巷、世科坊、双桂坊等许多老地名, 这些地名都是独一无二的, 是常州历史文化的一张张“活名片”。这些地名的存在同时也保护着其中为数不多的历史文化建筑, 保存着人们的那份文化记忆。随着城市的拓展和变化, 许多地名正在逐步消失, 历史建筑的保护受到很大的威胁。所以, 为了留住这些城市的记忆和文化的符号, 相关部门在修改地名时一定要慎之又慎。
5. 结语
常州在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兴盛的教育业和发达的运河经济都是我们不可磨灭的记忆。历史文化的传承, 呼吁对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 当局需要转变工作思路, 创新思维, 在修缮工程中敢于把社会效益与文化效益放在第一位。注重文化符号转换的合理性和文化的地域性, 学习并吸收运行良好的历史文化建筑保护体制, 让常州这座“千古龙城”重新展现出文化的力量, 焕发出历史的光辉。
摘要：本文以常州市历史建筑为例, 在对其历史文化进行考察的基础上, 结合常州市近年来的保护现状, 探讨了历史文化建筑保护出现的问题, 强调了历史文化建筑是城市的一个名片, 并从历史文化传承的视角提出了一些保护模式的建议。
关键词：文化传承,历史建筑,常州,保护模式
参考文献
历史悠久的江南茶文化 第4篇
唐代是饮茶、制茶大发展时期，商业空前繁荣。陆羽的《茶经》进一步推进了茶业和茶文化的发展，使茶的栽培和商品化水平逐步加快。陆羽曾走遍江、浙、赣各地产茶區，江南的南京栖霞区、句容茅山、丹阳、无锡、苏州等地留下了他的足迹。《茶经》———这部中国第一部茶学经典著作，就是他在浙江湖州的苕溪写成的。至今，仍有苏州虎丘“陆羽井”、南京栖霞山“试茶亭”等纪念“茶神”陆羽的遗迹。旧时江南开茶馆的多供奉陆羽的瓷神像，当生意不旺时便向瓷像口里灌茶，祈求茶神保佑生意兴隆。
江南历代名茶辈出，至今蔚为烟酒茶糖大观。产茶既盛，茶的买卖自然兴旺。如浙江绍兴、宁波、台州一带出产的珠茶，早在宋代就称“江南第一名茶”，销路颇广。茶最初于清代外销时叫做“贡熙”，意为专门进贡皇上康熙的。19世纪时，“贡熙”在伦敦市场上的售价不亚于珍宝。
明清徽帮茶商在江南占有相当市场，不少茶行栈、茶楼应为徽商所开（至今南京街头上大部分茶行仍为安徽人经营）。民国后，扬州、福建商人也在江南争市场，称镇扬帮、福建帮。江南茶商也远至外地行商，至迟在清代雍正年间，苏州花茶就大量运销东北、华北、西北市场。辽宁锦州市“天后宫”，在1727年重建碑文中，就有苏州“关东庄”茶商捐款的记载。抗战时南北交通阻隔，华北茶商无法深入福建等南方茶叶产地，便云集南京，从皖南等地购入毛茶，在南京窨制成北方人爱喝的花茶运回北方，可见“北方帮”茶商在江南也很活跃。
历史地段、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划定 第5篇
一、历史文化保护区划定的考虑因素：
1、文物古迹或历史建筑的现状用地边界；
2、在街道、广场、河流等视线所及范围内的建筑物用地边界或外观界面；
3、构成历史风貌的自然环境边界。
4、位于区外的历史建筑/群，按同样要求进行保护。
苏州平江历史街区---城市内
周庄---历史城镇
二、演变---
观念更加明晰
思想更坚定
策略更有针对性
三、视线所及
四、文物安全与保护要求
五、标志物的观赏要求
六、保护价值评定与取舍
七、保护、整治与改造、创新方式的选取
八、必须与力所能及---大与小---规模问题
九、高度控制的考虑因素
宜人尺度
空间轮廓线
制高点视线与观赏要求
互相通视
远眺---自然背景
十、高度控制参照物的选取
十一、高度控制的区域
十二、高度控制规划图---综合各分析结果的叠加图
既要考虑现实、又要严格保护---对得起历史
为城市发展创造更有机、从而也更广阔的条件
十三、苏州古城区内高度控制---24米
你的看法？
问题的两面性
高度啊高度！
十四、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什么是发展？建设？现代化？先进？
十五、世界上的其它名城
黄酒的历史与文化 第6篇
引言：通过对本学期对酒的历史与文化的学习，加深了对各类型酒的了解，老师在课程提到的黄酒更是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又因为我的家乡只有一区域性白酒，其酿造工艺并无独特之处，所以此次论文结合老师的两个问题对具有悠久文化底蕴黄酒展开论述。
一、东方酿造酒的典型
黄酒是中国的民族特产，也称为米酒，属于酿造酒，在世界三大酿造酒（黄酒、葡萄酒和啤酒）中占有重要的一席。酿酒技术独树一帜，成为东方酿造界的典型代表和楷模。其中以中国绍兴黄酒为代表的麦曲稻米酒是黄酒历史最悠久、最有代表性的产品。它是一种以稻米为原料酿制成的粮食酒。不同于白酒，黄酒没有经过蒸馏，酒精含量低于20%。不同种类的黄酒颜色亦呈现出不同的米色、黄褐色或红棕色。山东即墨老酒是北方粟米黄酒的典型代表；福建龙岩沉缸酒、福建老酒是红曲稻米黄酒的典型代表。
说起黄酒，人们几乎都想到浙江绍兴，认为那里是黄酒的发源地，其实，黄酒的发源地在湖南衡阳。考古发现，彭头山遗址是世界最早的古稻谷栽培地，酿造黄酒需要谷物，而湖南最早出现古稻谷栽培，说明湖南最早具备酿酒条件。有典故记载，衡阳古酒的酿酒技术与现在的黄酒酿造工艺基本一致，这也说明，过去衡阳的酃（ling）酒就是今天的黄酒。有学者对史料进行细考后还发现，绍兴酒约有2500多年的历史，而衡阳的酃酒（亦称酃湖酒、醽醁酒）至今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其历史要早于绍兴黄酒，因此，可以这样推测，酃酒才是黄酒的真正“鼻祖”，绍兴黄酒很可能是从衡阳酃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趟过悠久的历史长河，华夏民族在不断的生产实践中，逐步积累粮食酿酒经验，使黄酒酿造工艺技术炉火纯青。
二、黄酒的分类成分及分类
黄酒是用谷物作原料，用麦曲或小曲做糖化发酵剂制成的酿造酒。黄酒的生产原料在北方以粟。在南方，普遍用稻米尤其是糯米为最佳原料，为原料酿造黄酒。黄酒香气浓郁，甘甜味美，风味醇厚，并含有氨基酸、糖、醋、有机酸和多种维生素等。
黄酒的分类标准较多，按黄酒中所含的糖份来分可分为干黄酒，半干黄酒，甜黄酒，半甜黄酒。如“加饭酒”，是半干型黄酒；“封缸酒”(绍兴地区又称为“香雪酒”)，表示甜黄酒或浓甜型黄酒；“善酿酒”表示半甜黄酒。
按原料和酒曲划分可以分为以酒药和麦曲为糖化，发酵剂主要生产于中国南方地区糯米黄；以米曲霉制成的麸曲为糖化、发酵剂，主要生产于中国北方地区黍米黄酒。大米黄酒则为一种改良的黄酒，以米曲加酵母为糖化、发酵剂。主要生产于中国吉林及山东。红曲黄酒以糯米为原料，红曲为糖化，发酵剂。主要生产于中国福建及浙江两地。
三、黄酒的营养及保健功能
黄酒的主要成分除乙醇和水外，还含有18种氨基酸，其中有8种是人体自身不能合成而又必需的。这8种氨基酸，在黄酒中的含量比同量啤酒及葡萄酒多数倍。
此外，黄酒含有许多易被人体消化的营养物质，如：糊精．麦芽糖、葡萄糖、脂类．甘油、高级醇、维生素及有机酸等。这些成分经贮存，最终使黄酒成为营养价值极高的低酒精度饮品。
黄酒也是B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维生素B1、B2、尼克酸、维生素E都很丰富，长期饮用有利于美容、抗衰老。
锌是能量代谢及蛋白质合成的重要成分，缺锌时，食欲、味觉都会减退，性功能也下降。而黄酒中锌含量不少，所以饮用黄酒有促进食欲的作用。
黄酒内含多种微量元素。如每100毫升含镁量为20～30毫克，比白葡萄酒高10倍，比红葡萄酒高5倍；含硒量为1～1.2微克，比白葡萄酒高约20倍，比红葡萄酒高约12倍。在心血管疾病中，这些微量元素均有防止血压升高和血栓形成的作用。
黄酒夏天可以加冰加薄荷，这是比较时尚的喝法。传统的喝法是加姜丝加话梅煮一下喝，“青梅煮酒论英雄”煮的就是黄酒，适合秋冬季节喝。现代意义上的“清爽型营养黄酒”也可以直接开瓶引用，口感也不错的。
四、历久弥香文化酒
凡是好酒，必有芳香。凡是历史名酒，也必然浸融了深厚的文化精髓 黄酒是吴越文化中最典型的代表之一，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黄酒文化 众所周知，以惠泉黄酒为代表的吴文化和以绍兴黄酒为代表的越文化，是中华黄酒文化中的两支风格各异的杰出流派。
据《史记》、《吴越春秋》等书记载，作为吴文化发源地的无锡酿酒历史有两千年以上。明人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已写过“惠山泉酒”之名。清代年间，惠泉酒已是进献帝王的贡品。1722年康熙帝“驾崩”，雍正继位，曹雪芹之父在江宁织造任上，一次就发运40坛惠泉酒进京，可见无锡惠泉酒已经成为贾府这个贵族之家的饮用酒是不奇怪的。惠泉黄酒作为苏式老酒的典范，它以江南地下泉水和江南优质糯米作为原料，主要采取半甜型黄酒的酿造工艺，经过数千年文化积淀和工艺完善，终于成为明代的江南名酒，直至清代的宫廷御用酒，完成了从普通民间黄酒，发展成皇家御用黄酒的神话，从此源远流长，乃至今天。到了近现代，由于结合了现代技术、科学管理，“苏式老酒”的风格更臻至完美，其味温雅柔和、甘爽上口，饮后让人怡神舒畅、回味悠长。今天，随着吴文化的传承、发扬、光大，“苏式老酒”也成为了中国黄酒多元化市场中的一支百花争艳的典型代表，这应该不亏于乾隆皇帝当年对无锡惠泉酒御笔亲题传世佳酿之美名吧。
惠泉黄酒作为“苏式老酒”的典型代表，以地下优质泉水和江南上等糯米为原料，辅以独特的惠泉酒酿造工艺，经过多年窖藏而成。其香气中正平和，介于外露与内涵之间。轻摇一下惠泉黄酒，一股醇和馥郁的香气便自然沁入肺腑，令人心旷神怡。酒色为琥珀色，晶莹明亮、富于光泽。当酒液滋润到整个舌面，感觉到酒质协调、柔和顺口、清爽冰凉、别具风味。
黄酒是中国最古老的独有酒种，被誉“国粹”，儒家文化乃中国最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称之“文化精髓”。两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黄酒生性温和、风格雅致，酒文化古朴厚重，传承人间真善之美、忠孝之德；儒家内涵讲究中庸之道，主张清淡无为，宣扬仁、义、礼、智、信等人伦道德。细细体味，黄酒与儒家文化可谓一脉相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中庸”黄酒之格。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儒家把“中”与“和”联系在一起，主张“和为贵”、“普通的和谐”。中庸之道即中正不偏、经常可行之道。中庸既是一种伦理原则，又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方式方法，中庸之道无处不在，深深地影响着国人的生活。黄酒以“柔和温润”著称，恰与中庸调和的儒家思想相吻合。黄酒集甜、酸、苦、辛、鲜、涩六味于一体，自然融合形成不同寻常之“格”，独树一帜，令人叹为观止。黄酒兼备协调、醇正、柔和、幽雅、爽口的综合风格，恰如国人“中庸”之秉性，深得人们青睐，被誉为“国粹”也就为之不过了。黄酒之“和谐”，对今日我们倡导“构建和谐社会”也是相符的。儒家“和为贵”、“普通的和谐”与黄酒“中和”之理念，正好给予了现代意义“和谐”诠释、发挥和想象的一个空间。
“仁义”黄酒之礼。“仁”是儒家思想的中心范畴和最高道德准则。子曰：“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其中“仁”是目标，“克己”而使“礼”得到遵守和恢复是实践途径。孟子则经常以“仁义”并重。“仁”体现 了人与人的关系，是在尊重关怀他人的基础上，获得他人的尊重和关怀。黄酒是一种物质，它自古与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酒作用于人的精神的东西，可使人为善，也可使人为恶。酒虽有利有弊，但适度把握，裨益颇多。酒的功能有三，一是可解除疲劳恢复体力，二可药用治病滋补健身，三酒可成礼。黄酒承载着释放人们精神，惠泽健康，表达情感，体现爱心，激发睿智的作用，这与儒家崇尚“仁义”，主张“天地人合 一”的精神境界，提倡友善、爱护是息息相通的。
“忠孝”黄酒之德。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人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孟子更是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这些“忠孝”思想体现了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文明，也是中国美德的一部分。黄酒生性温和、醇厚绵长，在漫漫中国酒文化长河中，黄酒以其独有的“温和”受国人称道，黄酒的文化习俗始终以“敬老爱友、古朴厚道”为主题，这与儒家所追求的“忠孝”精神一脉相承。
五、黄酒的发展现状
黄酒被称为国粹。从课文里了解到的孔乙己在咸亨酒家柜台前站喝，到《红楼梦》里的黄酒配螃蟹斗诗会，那会儿曹雪芹他爷爷已经开始把绍兴黄酒当做贡品以每年40坛的数量进献朝廷了，清朝时的“禁烧酒不禁黄酒”也充分地说明了黄酒在当时有多时髦。这些历史和传说故事都在告诉我们，黄酒曾经真的很流行过。那么再看看我们现在黄酒发展遇到了哪些问题呢？
以绍兴黄酒为例。具有2400多年历史的绍兴黄酒更以其悠久的历史积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蜚声中外，享誉环宇，其卓绝精湛的酿制工艺，幽雅馥郁的醇厚口味，得到了中外友人、名流学士的普遍赞赏，也为古城绍兴增添了耀眼的光彩诚如著名学者陈桥驿先生所言：“名酒出于名邦，于事绝非偶然。酒以城而名闻遐迩，城因酒而风望倍增”。
据统计，绍兴市（包括所辖县市）有各类黄酒生产企业 214家，其中绍兴县境内就有76家。这些酒厂中，万吨以上的酒厂仅5家，绝大多数不足千吨。它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规模小、档次低、归属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