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园边界范文（精选9篇）
城市公园边界 第1篇
随着人类社会中城市空间的发展和人文关怀精神的苏醒,大量城市公园如雨后春笋孕育而生,给人越来越多交往、活动的机会,成为中国城市空间中最富人气和最具生命力的载体。然而与此同时,新的发展机遇带来了新的问题:现代景观设计师在极力鼓吹“新革命”,并努力“拿来”西式文化理念的过程中,却渐渐丢失了民族个性,割裂了传统文化,在风格上也杂糅混乱,使现代城市公园失去了本土特色。我们应该在借鉴和学习西方城市空间的文化理念和设计手法的同时,传承和发扬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精髓,找出中国城市公园发展的未来之路。空间边界景观作为景观中两个空间或两个场所的线性分隔,是城市公园中备受人们青睐的逗留场所,是对空间性质的传达和延伸,是引导人群活动的潜在动力,是营造场所活力的内在源泉,因此,营造丰富多样,富有人文气息的界面环境便成为打造空间活力的重要设计原则。
2 城市公园空间边界景观之溯源
城市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内涵与外延均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变化着。纵观中国城市空间的发展历程,从传统空间的闭关自守,进入现代民居环境的开放通透,由单一的墙体围合的空间限定方式,演变为多元化生态化的边界形态,以原有的对内斥外、孤芳自赏的私家庭院,发展到以人为本,生态文明的城市公园,主要经历了有墙城市、殖民城市和开放城市这三种主要型制,也反映了我国城市公园空间边界的演化过程。
2.1 有墙城市古时围墙封锁下的庭院空间
“国有封闭城,家有封闭院”,帝王时代的中国,自我封闭式的内向意念深深得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在城市空间中所反映的便是高深不可逾越的围墙。这种边界形式下形成的高墙森严的园林空间,只属于达官显贵的专属领域,而非市民大众公有。集市作为公众性最强的公共空间,也是宫廷主导的经济体制的组成元素,并非真正自由民主化的场所。这种面向内而背朝外的空间边界,带来的是死寂沉沉、木纳呆板的城市空间(图1)。
2.2 殖民城市近代沿江开埠的公共公园
中国19世纪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城市文化受到了部分破坏,近代的中国出现了被迫对外开放的口岸,比如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等,都有殖民城市的典型特征。城市经历外来文化入侵的同时,公共空间的边界形态受到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一道道高深的围墙被推翻,广阔、开放的通透型边界应运而生,造就了独特的中西合璧的城市空间。于此同时,中国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尤其一些海归人士,秉着“兼收并蓄,锐意进取”的思想,衣锦还乡时建造园林,虽为私有,却为百姓免费开放,使得这些园林成为中国早批为百姓开放游憩的城市公园。无锡大部分名园如梅园、蠡园、鼋头渚(图2)皆为此时代的产物,其边界形态不同于古典私家园林因封建等级制度所体现的高墙森严、庭院深深、曲径通幽的特征,反之呈现出开放舒展、欣欣向上、雅俗共赏的柔性边界形态。1)
2.3 开放城市当代城墙消失的城市公园
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现代化的城市广场、城市公园一类的公共空间开始遍布东方土地,也带动了中国整个文化系统的演化。围墙逐渐隐退在城市空间中,随之带来的是开放式边界、象征性边界、共享型边界这类丰富、多样、自然的柔性边界形态。围墙的拆除不仅为城市空间营造了通透的屏障,同时也开辟了许多新的公共区域,构建出灵活的、易于感知的场所。
现代城市空间的多元化,给人越来越多易于交往、活动的机会,然而,这些开放空间也带来了许多与空间活力格格不入的边界形式。许多城市盲目修建与自己城市特色及使用需要并不相关的超大尺度的草坪和广场,巨型的公共空间蚕食着周围的边界,城市的生活场所受到严重的侵蚀。由此,如何在我国城市空间中营造边界的活力效应,使其为城市带来备受青睐和富有人情味的公共空间,赋予城市以更大的魅力和吸引力,成为我们当前的重要课题。
3 城市公园空间边界景观之塑造
城市公园边界景观的活力效应,即人与边界景观之间的互动效应,首先应着眼于边界处的造境,造境要落到造情,造情则要从空间、环境及地域文化等方面进行具体的分析,实现对中国传统园林特色的传承,对现代化民居环境的契合,空间边界活力效应的“意境”便由此而生。
3.1 与自然之“融”
江南传统园林的文化核心无疑是“天人合一”的理念,追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自然情调,这种师法自然、高于自然的造园艺术,其实质都是强调融于“自然”的艺术处理;而在现代高速的城市生活节奏下,人们更需要一方净土,在新鲜的自然环境下放松心情,释放压力。因此,城市公园作为居民的休憩场所,更需要为市民打造亲近自然,融于自然的景观场所。
现代的城市景观所提倡的“大地艺术”、“生命的景观”,也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强调,这与传统园林的自然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并加入了生态学概念,提出“廊道”作为景观边界的生态格局2)。绿地廊道作为城市公园的边界形式,一方面能够形成丰富的植物群落景观,起到改善气候环境、净化空气等效果;另一方面,植物围合的空间更令人赏心悦目,层次丰富的植物景观构成一道柔性的“围墙”,既起了很好的阻隔效果,同时形成绿色氧吧,给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一个闹中取景的场所。河流廊道呈现出可亲可近的滨水空间,更是现代城市景观中最宜人、最富活力的场所。
美国越战老兵纪念碑就是以树木、碑体、土山共同完成空间的转折与分隔。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校园内,利用自然山水分隔空间,营造开阔自然的校园环境,起到视野通透、一览无边的优美环境,为学生营造一个轻松、宁静的学习氛围。
3.2 与空间之“渗”
“渗”即通透、开放。开放性与封闭性,取决于形式所引起的视觉感受程度。封闭性、领域性往往是一种功能的需要,中国封建时代由于空间领域的限定,古典园林形成内向布局的形式,以墙体划分内外区域,对外空间形态封闭沉闷而缺乏生气。庭院内部的造景处理却截然相反,善用独到的造园法式,将边界消隐于无形,给人以无边无际、永无止境之感。如交错空间的流动、尽端空间的营造、序列空间的景深等,古典园林所追求的这种迂回路转、曲径通幽的空间效果,以及“框”、“断”、“漏”的造园艺术,通过花窗、回廊、水景、山石、绿篱等过渡和分隔空间,能使人畅游其中,乐此不疲(图3)。
对于现代城市公园而言,一方面要考虑人在内部空间活动中的景观体现,同时也要兼顾外部观赏的景观效果。所以现代城市公园的外围边界应摒弃中国传统背外的布局形式,延续庭院内部空间的景观肌理,综合运用内向布局与外向布局结合的手法,并与现代化的民居环境需求结合起来,形成通透的场所空间,能够产生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开放型空间形式。如划分领域的手段宜将围墙做成各种透空的形式来取代实体围墙的分隔,或采用透明围护等办法,使边界虚化,增加视线的透视度,能使心理空间超越围合空间,消除压抑感、领域感和封闭感,取而代之的是相容性与渗透性、开放性与可达性,营造出连续的整体空间,以便人们的进入和使用。
苏州博物馆,从时空上延续了苏州古典园林的文化脉络,窗外一个个庭院,皆由窗取景,若隐若现。所有的组织,都以简明扼要、出神入化的文化语言传达,无不体现江南水乡的传统气息和神韵。杭州的吴山广场创造了具有场所性和领域感的现代城市休闲场所,在入口及空间边界,通过弧廊、碑墙、水帘、廊桥等景观元素界定广场过渡区,使之与环境融合呼应,既起到半围合的效果,又能保持视线通透,为空间带来立体层次感。透空的边界构成两个场地的剪影轮廓,沿透视线把人们带入远方的端景点,或形成一个个具有特写镜头的取景框。
3.3 与市民之“亲”
在有限的空间内创造丰富多彩的人居环境是古典私家园林最大的艺术贡献之一。自然写意的庭院风格通过对边界空间的经营,将丰富的景观元素尽量沿边布置,使空间密集的地方更集中,开豁的部分更宽敞,在有限中追求无限,给人无边无际,永无止境之感。廊之所以折线,桥正所谓九曲,这些边界空间的精心布置和巧妙安排,都是为园主打造一种“隐逸”、“亲切”、“悠闲”的格调,使人在移步异景中停留更多的时间,转换更多的视点,细细领略园中幽趣,产生无尽的遐想。
现代城市公园同样需要营造浓厚的空间意境,给人丰富的感官体验,使人充当空间的主角,搭建舒适和谐的居住环境和充满诗意的人性空间。与传统园林边界不同的是,现代边界空间更多得纳入城市文化、商业文化,并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为人们提供共享、互动的活力场所,从而调动市民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在城市公园边界的处理中,要迎合当地民居特色环境引发空间的活力效应,使边界空间形成富有活力的、有秩序的、与市民生活相息相融的边界空间。
比如文化景墙就有着很强的文化教育意义和增添环境美感的作用。合肥市琥珀山庄的黑池坝,在半圆形雕塑墙的围合下,形成一个适宜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和集会的场所,其围墙特点也为空间带来文化渲染的作用。再如杭州中山北路、大关路等街道一角,用景墙巧妙分隔出几块小型静谧的绿地空间,有些景墙刻画了丰富的杭州山水风情的中国水墨画,或者是气派典雅的立体浮雕,也有神似中国古代的城墙形象,加以中国吉祥物立于顶端,下面配有供人休息的长椅,以丰富的绿化围绕其中,为行人创造了一个闹钟取静的场所,使街道动静结合,富有韵律(图4)。
杭州南宋御街的墙面,以古民居的形态特征,展示了富有本土特色的边界景观,使趣味性、文化性和生活性溶于一体,增强了空间的魅力,旧时生活场景的再现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和市民。
4 结语
文章以空间边界作为切入点,从中国传统园林背外向内的空间“溯源”展开论述,引入当代城市公园“自在开放”的空间形态,指出城市公园边界景观的塑造在努力向西方进行学习和借鉴的同时,必然需要向传统园林内部的空间模式进行传承和延续,并在“现代”的意义上进行转化的背景和选择。中外交汇、古今交融的发展模式,才是我国城市公园营造活力边界的创新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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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电车拓展城市边界 第2篇
电车出现以前，按照美国城市史学家萨姆•沃纳的说法，世界城市处在“步行城市”时代，城市空间范围大约是一个人从市中心步行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市区的边界。
“步行时代”末期，欧洲城市开始有了公共交通。1826年，巴黎出现了可以拉多名乘客并有固定运行路线的“公共马车”（voiture omnibus）。1828年，美国人将煤矿使用的轨道铺到了巴尔的摩的街道上，发明了轨道马车。
蒸汽机和电动机发明后，欧美城市出现了用窄轨蒸汽机车牵引的市内有轨车，但终因噪声和污染过大无法普及。供电技术的发明给公共交通的发展带来了曙光，1879年，德国工程师西门子在柏林博览会上尝试使用电力带动轨道车。1888年，美国里士满建起了世界第一个有轨电车系统，电车由此进入了实用阶段，世界城市进入了“电车时代”。
轿子、脚驴与人力车
21世纪初，电车传入中国城市。1906年2月17日，《大公报》对天津的报道：“本月二十三日（阴历，阳历为16日）为电车初次开车卖票，头等客车，每位行城墙旧址马路一面铜元四枚，二等客车行一面二枚，半面一枚。其人烟稠密之处设立粉牌，开列由某路至某路头等二等各车价若干，并指明停车处所。该电车往来次数甚密，搭客甚多，道旁观者如堵。”
这是对中国的有轨电车首次运行的报道，地点是天津老城的围城马路。
与欧美城市不同，电车出现以前，中国城市没有真正意义的公共交通。在专制体制下，社会没有平等的公共享用或参与，交通也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别。人们出行除了步行外，主要乘轿子或畜力车。
官员出门乘轿，轿子按品级享用。富人出行乘坐骡马拉的轿车。这种轿车虽然不分等级，但是从装饰的豪华程度就可以看出乘坐者的社会地位。20世纪初，天津上流社会追求洋化，一度盛行乘西洋式马车。驾车的马匹也不用中国马，而是从天津的外国驻军那里购买高大的西洋马，甚至花巨资从国外进口。
当时的大众交通流行脚驴和人力车。骑驴是北方乡村最普遍的交通方式，在城市里便出现了赶驴载客的，称“脚驴”。赶驴者牵着一头备有简陋鞍垫的毛驴站道边揽客，有一人骑乘便可出发。花费不多，一般百姓也可以负担。
19世纪80年代，人力车由上海传入天津。最初的人力车还是由日本进口，被称作“东洋车”，既载客也拉货。有记载这样描述“夕有拉东洋车（又名人力车）待人雇，或拉人位，或拉货物，为脚行之类，在街市停放。此车系东洋日本所造，只坐一人，二轮极轻捷，轴以钢条为之，轴上有铁弓，为之有坎坷处，人坐无颠险之患，喜走硬道恶软道。中外国之官，每月收捐钱500文给执照。东洋车自此始有，为拉车起名者曰东洋狗。”（储仁逊：《闻见录》）
人们把人力车夫骂作“东洋狗”，是对这种外来物矛盾心态的一种发泄。早期的人力车车轮是用铁箍做成，20世纪初橡胶出现后改用橡胶胎，因此天津人俗称“胶皮”。上海人则因人力车身统一涂桐油或黄漆而称“黄包车”。
在当时，人力车还只是少数商埠城市才有的交通工具。甲午战争时，调防的清兵路过天津，看到人力车还挺稀罕：“近来大兵过境，各兵勇睹此异制（指人力车），他省所无，因亦高兴雇坐”。（《直报》1895年2月4日）当时天津的人力车总数已经有四五千辆。
白牌电车围城转
19世纪天津的马路上跑着大量的人力车和脚驴，现代意义的公共交通系统还没有形成。这需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工业技术和新交通工具的出现；二是城市化的加快和城市人口的增长，商业区、住宅区等功能分区出现，快捷的公共交通成为生活的必需。
19世纪末，外国租界的拓展使天津城区面积成倍扩大。于是，外国公司开始关注公共交通投资。首先是日本人，1898年日本人与清政府签订的《天津日本租界条款》中规定，“准日本商人与中国商人设立公司”，在划给日本的海河码头与天津老城南门之间“合办马车铁路”。“马车铁路”显然是当时西方城市流行的轨道马车。但是，由于政局不稳，很快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这项计划没能实施。
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了天津城。7月30日，联军各国委派军官成立临时政府管理天津，称“都统衙门”。都统衙门的建立给外国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8月初，都统衙门成立不久，就收到了欧洲人和日本人投资建设有轨电车的申请。当时有轨电车是一项垄断经营，各国公司都想争得垄断经营权。最终，主要由比利时财团投资的“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得到了有轨电车和城市供电的经营特许权。
本来，都统衙门要求电车轨道铺设工程必须在1902年1月1日开始施工，1903年7月1日之前通车。但是，由于电车公司未能如期完成注册，因此请求将开工时间延期至1902年7月31日。而此时，都统衙门已经决定8月15日将天津的政权移交清政府，他们与电车电灯公司签订的协议也移交给清政府当局执行。
从都统衙门手中接收天津政权的是直隶总督袁世凯。他接管天津后并没有马上同意电车公司施工，而是又与公司进行了将近两年的谈判。直至1904年4月26日，才签订了《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合同》，规定，“天津电车电灯公司”获准垄断经营天津的电车与电灯，经营期限50年；公司经营范围是以位于老城鼓楼为圆心，半径6华里的区域。当时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英籍德国人德璀琳出任公司第一任董事长。
1905年，电车轨道铺设工程开工。电车公司首先在老城区铺设轨道，其原因一是老城区人口最密集；二是都统衙门于1900年强行拆除了天津的城墙，并沿城墙基址铺筑了四条道路，就是现在的北马路、东马路、南马路和西马路，四条道路宽阔笔直，宜于电车行驶。因此，电车公司便首先沿着这四条马路铺设了第一路电车轨道。
1906年2月16日，中国第一路有轨电车开始运行，其盛况如文章开头引用的报道。从1905年到1927年，一共有6条电车路线先后通车，通行区域覆盖了老城区和日、法、奥、意、俄五国租界。各路电车标志以颜色相区别，分别为白牌、红牌、蓝牌、绿牌、黄牌和花牌。最先沿围城马路铺设的电车为白牌，所以早年天津人有句俗语：“白牌电车围城转”。
按照《电车电灯公司合同》的规定，如果电车跨越海河需要建造桥梁，要由电车公司和市政当局各出资一半，而且必须建造能够启闭的开启桥，以便河中船只来往。保留至今的金汤桥就是为了铺设通往奥、意租界的电车轨道而修建的。
“新玩意”遭抵制
按照1904年电车公司与清政府订立的合同，除了围城马路之外，在老城区还要铺设两条线路，一条是从北门外向北铺到北运河边的西沽，另一条是从西北角向西北沿南运河铺至自来水公司水厂附近，所经地区都是人口密集的街区。但是这两条路线都没能铺成，主要原因就是民间社会的抵制。
电车的铺设受到来自老城社会的反对，尤其是商界、脚行和人力车夫。1905年5月，电车轨道工程刚开始动工，商界三十一行商董就联名上书袁世凯，提出修建电车的“八大害”。脚行的脚夫和人力车夫等也聚集到商会请愿，要他们出面恳请当局停止电车工程以保生计。商人们还聚会商量阻止电车的修筑：“或筹款将电车全料购回，或会议相戒将来众商皆不坐此车”。（《大公报》1905年6月8日）
对电车的抵制，除了人们的保守心理，还与当时天津受到的文化冲击有关。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城墙拆除，道路拓宽，交通改观，城市垃圾被清除，马路有了路灯，城市有了卫生管理。祖辈习惯的生活空间在外国人的强制管理之下一下子改变了，这种相互矛盾的现实使人们很难接受。正是在这时，电车又来到了面前。不同的社会阶层，出自共同的矛盾心理，形成了很大的社会抵制力量。
袁世凯通过天津府县和海关道，用公开发表告示的方式，批评了商界领袖们的短见拙识：“电车一项，各国殷盛冲要之区，无不安设，辙迹愈密，商务愈兴，需用人力亦愈广。天津风气早开，绅商多身历外洋，当有真知灼见者”。（《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下））
当然，有袁世凯和官府的支持，电车还是通车了。电车公司采取免费试坐和低廉票价吸引乘客。最初的电车，座位分头等二等，头等座位有绒垫，车厢有地毯、痰盂、电扇等，二等座位则是竹藤座椅。随着市民对电车的认同和乘客的大众化，电车不再有坐席的等次，一律改为木座位。
对于“庞大”而又快速的电车，习惯于在大街上与马车和人力车混行的百姓无所适从。从电车通车不久巡警局发布的“白话”告示中，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形：“电汽车（最初对电车的称谓）已经开行了，车又重，走得又快，若不小心，要是碰着压着，大有性命之忧……北门外乐壶洞（电车终点站）这条马路四通八达，人又多，车马又拥挤，电车又在这做了站头，你们到此千万要留神，不可乱步，以免弄出祸患来。小孩们虽说不懂事，家里头的父兄也可以管教管教，正格的就不怕损伤孩子们吗？我说的是很要紧的话，你们可别当耳旁风啦！”（《巡警局白话告示》，《大公报》1906年2月21日）
1911年，电车发生了轧人致死事故。老城区再次发起抵制电车运动，号召市民不点电灯、不坐电车；如遇电车碰伤或轧毙人命事，即将电车烧毁、铁轨毁坏等。为此，商界领袖宋则久、南开校长张伯苓和警察局长杨以德出面调解，提议电车公司、警方以及市民共同保证电车安全。
尽管屡遭抵制，电车还是逐步被市民接受了。到20年代，电车已经成为连接老城与租界的主要公交车。
百姓公交车
电车成了那个时期城市现代化的标志。电车司机脚踏铜铃，发出有节奏的铛铛声，成为时尚生活的乐章。
天津的有轨电车成为最平民化的交通方式，除了它快捷、方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票价低廉。在20年代，天津电车的票价最低为铜元2枚，最高6枚，就是说最多花6个“大子儿”（天津人对铜元的俗称）就可以从老城北大关的终点站乘车到法租界的商业中心劝业场。即便是收入低微的市民，每天上下工也可以乘坐电车。电车公司几次企图提高票价，都因受到广泛的反对而作罢。这样，电车成为穷百姓也坐得起的公交车，人力车反而成为社会中上层才能经常乘坐的“的士”。
当时，全国有电车的大城市还有北京和上海，电车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各有不同。在北京，票价的高昂使电车始终处在奢侈消费和生活必需之间，无法平民化。1940年，天津全年电车乘客总计为8183万人次，而当时天津的人口为150万。由于电车售票都支付铜元，公司每天能收入铜元70万枚，竟然占了整个城市流通铜元的50%以上。
电车成为社会大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公交车，无论是每天从老城区到租界或工厂上工的穷苦工人，还是夜晚到租界去娱乐享受夜生活的青年男女，都要乘坐电车往来。夜晚“电车载着疲惫的工人从东方（指租界）驶来，东去的电车挤满了‘洋气’的城市男女，向灯光之塔下的夜中的白日里（也指租界）去寻乐”。（莎蒂：《天津交响乐》，《大公报》1933年4月22日）坐电车逛劝业场，成为30年代天津都市流行的生活时尚。
电车改变城市
电车加快了城市人口的流动，尤其是在老城区和租界之间。这还和民国时期特殊的政治背景有关。1912年，天津发生壬子兵变。北洋军队在袁世凯的暗中唆使下哗变，大肆抢劫老城区商家，尤其是商业繁华的估衣街，迫使商家富户纷纷逃往中国军队无法进入的租界避难。由此开始，兵变和军人骚乱频繁不断，老城区没有了安全感，凡是有能力的商人及其他社会中上层纷纷携家产逃入租界。在这一过程中，快捷的电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只要一有传闻士兵要来抢劫“华界各处热闹街巷之商店，几乎全部闭门停市，携带包裹箱笼之属，群向租界方面逃避，（通往租界的）东马路之群众向南奔跑者势如潮涌。”（《大公报》1928年5月15日）
一边是人口向租界的“大逃亡”，另一边是商业向租界的“大迁徙”。“大小商号迁往租界者，罔不争先恐后”。最早迁往租界的是最容易遭抢劫的金店、绸缎庄，如恒利金店、物华楼、敦庆隆、老九章等，这些都是天津有名的大商号。他们在电车通过的日租界旭街开设分号，其他商家也随之迁往。
十多年光景，到了20年代，从旭街到法租界杜总领事路（50年代后合称和平路），也就是黄牌和蓝牌电车通过的道路，两旁已经商号店铺栉比鳞次，形成了至今繁华不衰的商业街——和平路。这条路的另一头，当时称法租界梨栈，由于黄、蓝、绿三路电车在那里交汇，更成为商家必争之地。1929年，劝业场、天祥等大商场先后建成，使“法界梨栈”成为城市的商业中心。可以说，今天的和平路、劝业场繁华商业区的形成，与电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开埠以前的天津，老城是政治中心，十字街连着四个城门，各级官衙占据了城的中心，城外运河边的估衣街一带是传统商业中心。城市的空间呈团块状，住在城里的居民走上十数分钟就可以出城逛逛商业街，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步行城市”。
随着电车的出现，这种空间模式改变了，城市的发展重心向电车通过的道路沿线转移。按照当时学者的分析：“盖天津市发展之趋势，其初围绕旧城，继则沿河流，复次则沿铁道线，自有电气事业则沿电车道而发展”。（吴蔼宸：《华北国际五大问题》）
余音
50年代，中国的大城市开始发展无轨电车，陆续拆除有轨电车。天津的有轨电车到70年代全部被拆除，无轨电车也于90年代被公共汽车取代。到2006年，中国大陆仍有有轨电车运行的城市只剩下哈尔滨、长春和大连了。
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开通了从法国引进的胶轮导向电车，属于新的一代有利环保的新公交。2009年元旦，北京前门大街再现了复制的有轨电车——北京人称“铛铛车”。“铛铛车”成为人们怀旧的旅游车，票价20元，与当年两个“大子儿”就可乘坐的电车，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城市公园边界 第3篇
本文选取4个临主干道的城市公园进行夏季小气候数据测量, 首先在园外的城市主干道旁选取两点进行测量, 测量结果取平均值, 以此数据作为对照点代表公园所处环境的小气候, 随后在公园内边界处选取多个测量样点, 分别测量其温度、湿度、负氧离子和PM 2.5浓度并与对照点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研究城市公园边界不同宽度对园内小气候因子的影响, 从而得出相应结论, 对今后城市公园建设提供更科学的建议, 以改善人居环境舒适度。
1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域概况
北京市位于北纬40°, 东经116°, 地处华北平原的西北方向, 海拔43.7m, 南北长约176.5km, 东西长约160km, 群山环绕。北京属于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有着明显的四季变化, 夏季日照充足, 高温多雨, 相对于春秋冬三季夏季风量最少, 全年平均气温约为14℃, 近10年年均降雨量约为540mm。
1.2样点选择
由于夏季人们活动更为频繁, 且夏季植物降温增湿效应也较为明显, 故以代表性和可行性为原则, 选择在夏季测量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测量地点选择北京地区4个临主干道的城市公园 (即海淀公园、太阳宫公园、丰益公园、朝阳公园) 作为研究对象。在选择数据样点时, 初期通过研究讨论与卫星地图的查找选择测量公园, 并在其绿地边界上选择测量样点, 后期通过实地调研对初期选择的数据样点进行筛选排除与增添, 确定最终的数据测量样点。
1.3测定指标及方法
1.3.1试验器材:塞纳威CW-HAT2005粉尘速测仪 (测量温度、湿度、PM2.5浓度、PM10浓度) , COM-3200PROⅡ负氧离子检测仪 (负氧离子浓度) 。
1.3.2试验数据指标:以当日气象资料为标准数据, 同时测量城市公园绿地外道路的气象数据, 并将其作为对照点代表公园所处环境的小气候对比数据。
1.3.3试验方法:根据相关气象资料, 并结合实地状况, 在2015年8月上中旬, 大约9∶00~ 15∶00的时间段内, 人们白天相对集中的活动时间段中, 测定每个样点的各项小气候指标, 每个样点每个时间段重复测定3次取平均值, 各项数据测量样点高程距地面高度均为1.5m。所有试验均在气象条件相对较一致和稳定的时期进行。
1.4相关概念阐述
公园边界是区分公园内外空间并具有围合、限定作用的物理界限, 本文所阐述的公园边界指的是公园内的某部分空间至园外道路最短垂直距离上这部分范围的空间, 其具体的范围是由公园内部人流最为集中、 人的活动最多的地方到公园绿地的尽端的这部分空间, 如:园内道路至园外道路间的绿地、园内某公共空间至园外道路间的空间、入口广场内的座椅至园外道路间的空间等等。
空气温度是影响人体舒适度的重要指标。科学研究表明, 在25℃的环境下, 温度适中, 人体最为舒适; 而在夏季这个温度会略高1~2℃, 若温度超过32℃, 人体就感到发热, 情绪更容易发生波动。
相对湿度对于人体舒适度也有一定影响, 研究发现, 相对湿度超过95%的时候, 人的心情会变得烦躁; 而过于低的相对湿度又会使得皮肤干燥蜕皮, 故相对湿度45%~65%的情况下, 最适宜人类生活。
负氧离子, 也称空气负离子, 主要是由空气分子在紫外线、高压或强射线作用下被电离而产生。相关研究表明, 由于氧气分子具有亲电性, 能够优先形成负离子, 而在短波紫外线作用下, 植物叶表面发生的光电效应可以促进空气分子电离, 植物叶尖的放电, 也能够促使空气电离, 从而产生负离子。由于空气负离子对于人类健康有益, 所以成为衡量城市空气质量的重要参数。 当负氧离子含量越高, 细菌数量越少, 人的心情也越发顺畅, 人体也更能处于健康的状态。
颗粒物是北方城市空气中的主要污染物, 也是北京市大气首要污染物。大量研究表明, 绿色植物具有滞尘能力, 能降低空气中的颗粒物浓度。目前对于可吸入颗粒物讨论较多的为PM10和PM2.5, 分别被定义为可吸入颗粒物和可入肺颗粒物, PM10会阻碍口鼻的通畅, 危害呼吸道健康, PM2.5则会进入肺泡和血液系统, 污染肺部, 甚至会引发心血管疾病。故PM10和PM2.5指数越高, 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也就越大。
1.5数据处理
采用Microsoft Excel与SPSS13.0软件, 分别绘制4个城市公园的温度、湿度、负氧离子浓度、PM2.5与距离的关系图表, 并进行统计分析及方差显著性检验。对不同的宽度变化下, 温度、湿度、负氧离子浓度以及PM2.5浓度的变化进行相关性分析, 得出距离与这4种气候因子是否具有正相关或者负相关的关系。
2结果与分析
通过样点数据的获取, 分析不同城市公园在距主干道距离不同情况下的夏季小气候指标变化。
2.1温度
在对测量数据进行初步整理之后, 通过SSPSL3分析软件得出温度和距离的关系 (图1) 。由此可看出, 4个公园的公园内温度与其边界宽度成负相关, 即:公园内温度变化趋势均是随着公园边界宽度的增大, 温度呈现下降的趋势, 如:海淀公园边界距离宽度增大时的温度比边界宽度小时的温度差2℃, 其他3个公园也相差1.5~2℃不等, 这样的差值已经可以影响人的体感温度。图1中数据的波动剧烈是由于边界的空间形式、 植物配置的不同造成了数据变化趋势的不同, 本文初步分析可知植物边界的降温效应大于铺装边界的降温效应, 但还有待通过进一步研究分析确定不同的空间结构与植物配植形式对城市公园边界内温度的影响。
在对边界样点距离数据和样点温度数据进行了排序和相关性分析 (表1) 后可看出, 除朝阳公园外, 其他3个公园的相关性系数的绝对值均在0.5~0.7, 即:边界样点距离大小与样点温度大小成负相关, 从而验证了图1得出的结果。
通过一系列的分析, 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城市公园绿地对当地小气候的温度有一定的影响, 并且是随着距公园边界距离的增大, 温度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 并且下降幅度可以影响到人体对温度的感知, 进而影响人体舒适度。同时, 不同边界绿地内部空间类型对温度也存在着影响, 如开阔的广场温度会升高, 但绿植率高的林下空间或者绿地温度相对较低。
2.2相对湿度
通过图2可以看出, 4个城市公园内的相对湿度与其边界呈正相关, 随着宽度的增大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例如海淀公园内绿地边界相对较宽时湿度最高为75%, 边界距离相对较短时最低为64%, 分析其他4个公园, 这种差值波动约在10%~20%的范围。
在对每个公园边界样点距离数值与相对湿度数值进行的相关性分析 (表2) 中发现, 丰益公园与太阳宫公园的相对湿度与距离的相关性系数绝对值均大于0.3, 呈现正相关的趋势, 其他2个城市公园内的相对湿度与距离的相关性系数的绝对值在0.15左右徘徊, 呈现出不相关的趋势。造成这种误差的原因可能与不同空间元素的构成差别, 或边界是否临近公园内湖泊等因素有关。
通过上述分析, 城市公园边界绿地对当地小气候存在着影响, 城市绿地可以提升周边环境的相对湿度, 但是通过目前的试验数据来看, 这种影响没有存在一定的有单一规律的趋势。并且通过文献查阅, 相对湿度范围在45%~65%时为人体最适宜湿度, 通过查阅当日官方气象数据来看, 城市公园内的相对湿度;相较于公园外的相对湿度数值的升高, 可以达到人体对温度要求的舒适度要求。
2.3 PM 2.5浓度
PM 2.5指数测量数据变化图 (图3) 表现出了由于园内植物对于空气中颗粒物的吸附作用, 各公园PM2.5浓度均随边界宽度的增加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公园外部与公园中心PM 2.5指数差值最高可以达到25~50μg/cm3, 有效地改善了园内的空气质量, 在城市中制造了一片相对健康干净的小环境。
通过横向对比公园的趋势可以看出, 由于测量当天的PM 2.5指数各有不同, 各公园数据差异较大, 如:朝阳公园由于当日空气质量本身较好, PM2.5浓度仅25μg/cm3, 而海淀公园PM 2.5浓度约为170μg/cm3, 但通过边界处与公园中心PM 2.5差值计算了相对于边界原PM 2.5指数所减少的百分比, 分别是35.5%、22.2%、5.8%、21.2%, 由此可知, 除某些天气条件下造成近5%的降低幅度, 公园边界可以对PM2.5造成20%~30%的减少, 从而形成更加良好的环境。
通过计算分析PM 2.5数据变化和测量地点与公园边界的距离的相关性 (表3) 可以看出, PM 2.5测量的数据与边界的距离都与其负相关, 并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即:随着边界宽度的增大, PM 2.5浓度呈下降趋势。
2.4负氧离子
由负氧离子浓度与城市边界绿地距离的关系 (图4) 可以看出, 除海淀公园外, 其余3个公园内负氧离子浓度与其边界宽度呈正相关, 即:随公园边界宽度的增大, 公园内负氧离子浓度呈上升趋势, 公园外部与公园中心负氧离子浓度差值最高可达到340个/cm3, 可以有效提高园内空气质量;而海淀公园园内负氧离子浓度与其边界宽度成负相关。且各公园负氧离子浓度数据均表现出较大波动, 如:图4中朝阳公园负氧离子浓度曲线起伏比较剧烈, 负氧离子浓度最高是可达800个/cm3, 最低400个/cm3, 故推测园内负氧离子浓度与边界其他因素有关。
通过计算分析负氧离子浓度数据变化和测量地点与公园边界的距离的相关性 (表4) , 可以看出, 海淀公园中负氧离子浓度与距离呈现负相关趋势, 而朝阳公园、丰益公园、太阳宫公园中负氧离子浓度与距离呈现正相关。
负氧离子是空气中带有负电荷的氧气离子, 由于这种离子比较微小, 会受到许多方面的影响, 如:人的活动、自然风向、空气中尘埃、植物配植形式等, 所以分布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所以会造成本文中负氧离子浓度曲线波动较为剧烈。本文测量数据只可初步得出城市公园边界绿地内的负氧离子浓度高于当地小气候的负氧离子浓度, 但其具体影响因素及相关性还有待研究。
3结论
通过数据实测, 初步可以得出城市公园绿地边界的宽度对小气候因素存在着一定的影响。 (1) 城市公园绿地边界宽度与温度:随着城市公园绿地边界宽度的增大, 园内温度降低, 呈负相关趋势, 更大范围的绿地能起到降温的作用。 (2) 城市公园绿地边界宽度与湿度:随着城市公园绿地边界宽度的增大, 园内湿度升高, 呈正相关趋势, 更大范围的绿地能起到增湿的作用。 (3) 城市公园绿地边界宽度与可吸入颗粒物:随着城市公园绿地边界宽度的增大, 园内PM 2.5值减小, 呈负相关趋势, 证明绿地能够有效减少PM 2.5浓度, 造就宜人环境。 (4) 城市公园绿地边界宽度与负氧离子浓度:随着城市公园绿地边界宽度的增大, 园内负氧离子浓度增加, 呈正相关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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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边界城市治理与系统风险 第4篇
长期以来，政府各个部门间由于职能划分过细所致的衔接失灵，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及公共资源的严重浪费，甚而引发广大民众的误解和不满，影响社会组织结构的稳定。2009年，中国政府用于维持社会稳定负面的财政支出高达5140亿元，几乎接近国防军费开支，可谓名副其实的“天价维稳”。一贯号称“财政困难”的广东省某市在“花钱买稳定”的理念指导下，花费3100万元创建了一支包括340名成员的维稳“飞虎队”，甚至在每一条街都安放一名像“东厂”一样的“哨子兵”。这种满街的全副武装，真的能够带来安全感，真的能够带来社会系统的稳定吗?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甚至头疼医脚的行政管理模式错位，其后果必然是陷入越来越多的矛盾被激化的恶性循环，给整个系统带来巨大的运作甚至是存续的风险。
老子曰：“无名，万物之母，常以无欲以观其妙；有名，万物之始，常以有欲以观其檄。”世间万物自然和谐的相互关系是何等的美妙，组织设计过程中对边界问题的考虑也是如此。杰克·韦尔奇在执政GE时，基于无边界组织理念大力倡导打破各类组织樊篱，倡导组织各部门彼此之间的合作。关于组织变革趋势中边界的强化或虚无，从一般组织设计常识来看，科斯的理论与杰克·韦尔奇的经验似乎是各掷一词而相互对立的，但从系统论的观念来看，这一对貌似对立的理论精华与实践经验之间实则是和谐而高度统一的。因为系统结构的先进性和暂时性等属性，决定了没有永远先进而无需变化的系统。当组织所处的环境条件发生改变的时候，系统内部的适应性边界关系就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如果处理不当，轻则使组织发展停滞不前，重则会导致整个组织的颠覆。杰克·韦尔奇的无边界管理理念正是在忠告我们，要直面和正视环境的变化，在系统性危机发生之前，尝试新的组织关系和新的组织架构。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城市之一的杭州市，其社会复合主体模式对行政管理变革的尝试，正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转型过程中，基于这样的新的发展思路进行设计，以进一步改善民生，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并进而推动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创新。
大城市的治理，一直是一个困扰着公共管理理论界和实践界的世界性难题，政府在城市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发挥一旦错位，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根本上影响和动摇整个社会治理系统结构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任何一个系统的稳定，都不可能通过来自外界的压制力实现。真正的社会稳定，需要基于系统的考虑，以均衡的社会利益结构、完善的社会治理结构和成熟的法制环境为基础。当前全国各地的社会群体冲突事件、上访事件飙升，一方面是由于某些官员个人或者某些打着社会公权力幌子的群体权力对公民个体利益的非法侵害所致，如果只是采取强力控制、封堵、威慑等手段，甚至有些地方通过压缩基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而过度的、无节制的满足所谓的维稳支出，这无异于南辕北辙，也违背了政治的本意，从而陷入“花钱买稳定”的危险的恶性循环。另外一方面，也是当前中国城市治理结构失衡所致，决策过程不透明和决策失误，监管缺位，法制建设不够完善，使得社会各界在城市治理决策过程中难以有合适的渠道表达自身的意志。不同的治理结构会产生不同的治理结果，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模式的尝试创新了中国城市的治理结构，从政府的单一治理主体结构向党政、知识、行业、媒体等多个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协作治理和共同治理结构转变。与此同时，推动了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从对立、不平等和权威关系向合作、平等和伙伴关系的转变，培育了广大市民在城市治理过程中的参与感，这种公民参与和协商民主也正是针对当前一系列社会群体事件和问题的治理之本。
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有关问题研究 第5篇
近些年,国内城市的扩张速度越来越快,不仅是特大城市,几乎每一个城市都在迅速“变大”。从数据来看,1990-2000年,我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大了90.5%,但城镇人口仅增长了52.96%,土地城镇化是人口城镇化的1.71 倍。2000-2010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大了83.41%,城镇人口仅增长了45.12%,相差1.85倍。2013年,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12个省的156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提出新城新区建设的有145个,占92.9%。12个省会城市全部提出要推进新城新区建设,共规划建设了55个新城新区,其中沈阳要建设13个新城新区,武汉也规划了11个新城新区。在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地级城市提出要建设新城新区,占92.4%,共规划建设了200个新城新区,平均每个地级市提出建设1.5 个新城新区。另,161个县级城市中,提出新城新区建设的有67个,占41.6%。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认为,城市的定位和目标都太离谱,好大喜功,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口号泛滥。截至目前,中国有655个城市提出要走向世界。在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规划标准高,投资规模大。生态城、智慧城、科技城、现代城、国际一流、世界领先之类的口号,比比皆是。为了GDP发展、政绩和财政等多重原因,我国城市面积正以脱离现实的规模扩张,中央提出城市开发边界,将对城市发展规模边界做出明确界定,对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加以有效遏制。
城市开发边界是在我国城市建设用地需求过大过快而耕地资源日益短缺,城市过度蔓延且土地与基础设施利用效率低下,外延式拓展突出与内部空间结构失衡,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问题不断呈现的情况下提出的。
2 城市开发边界提出的历程
2010 年10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根据区域自然条件,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
2014年1月召开的全国国土工作会议上,国土部部长姜大明透露,国土部、住建部将配合修订相关规划给城市划定边界,以制止各地城市无节制扩张规模的“摊大饼”现象,今后将逐步调减东部地区新增建设用地供应,除生活用地外,原则上不再安排人口500万以上特大城市的新增建设用地。国土部规划司司长董祚继也在采访中指出:耕地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红线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几条线;如果城市开发边界定不下来,永久基本农田就不可能划定,反过来说,开发边界确定之前,也得先把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优先,是划定红线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先在规划图上把永久基本农田和需要保护的生态用地“抠出来”,尽可能以此为基础来划定开发边界。
2014 年1 月,住建部《关于开展县(市)城乡总体规划暨“三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建规〔2014〕18号)要求,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调整城乡空间结构,统筹规划各类城乡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科学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合理确定城乡居民点布局总体框架,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
2014年2月,国土部《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8号)指出,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依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合理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强化规划硬约束。
2014年8月,国土部《关于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的报告》中指出,坚持底线思维划定“三线”,优先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引导城市串联、组团式、卫星城式发展。
3 城市开发边界在学术领域的情况
研究领域没有“城市开发边界”的概念,与之对应的是城市增长边界或者城市发展边界,英文翻译为“Urban Growth Boundary”,简称“UGB”。UGB最早是由美国俄勒冈州塞勒姆市提出的。1973年该市与Marion和Polk两县因对塞勒姆都市发展进行管理的问题发生了冲突, 也产生了美国的第一条城市增长边界。UGB以内的土地可以开发为城市用地,UGB以外的则不可以。该界线既是土地利用计划的核心及关键组成部分, 也是整个规划的基础。UGB确定了地方政府在规划期20 年内的住房、工业、商业、娱乐、开放场地及其他所有城市用地的需求。
关于UGB的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学者从政府管理角度理解为“被政府所采用并在地图上标示,以区分城市化地区与周边生态开敞空间的重要界限”;也有学者从保留地形、地貌的角度出发,认为“大都市区域是应该具有地理界限的有限空间。这些地理界限的来源是地形、农田、分水岭、河流、海岸线和区域公园等……发展不应使城市的边界变得模糊或者是消失”;也有学者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UGB是一条划分城市与乡村的分界线,是一种城市空间控制和管理的手段”,还有学者认为“UGB是城市的预期扩展边界,边界之内是当前城市与满足城市未来增长需求而预留的土地”,或者认为“UGB是城市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的分界线,是控制城市无序蔓延而产生的一种技术手段和政策措施,也是城市在某一时期进行空间拓展的边界线”。
国内关于UGB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①概念引入。2006版《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第四章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一条均明确指出在城市总体规划纲要及中心城区规划中要研究中心城区“空间增长边界,提出建设用地规模和建设用地范围”。之后,有学者介绍美国UGB的提出背景、概念与内涵,针对中国当前城市空间拓展特征与UGB研究面临的问题思考UGB的中国化。②UGB制定方法探讨。通过分析UGB的设定动因,依照“反规划”理念,从生态适宜性分析与景观生态格局构建入手划定UGB ;基于城市增长的阻力因素分析,探讨划定城市扩展边界。国内的UGB研究目前基本停留在概念与技术层面的解说,并未系统全面地构建起UGB中国化的规划管理体系。
4 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应注意的问题
鉴于目前对城市开发边界还未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本研究将城市开发边界暂定义为“城市在某一时期或实现终极发展目标时的空间扩展边界线”。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旨在:①限制城市无序蔓延,圈定明确的城市边界;②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③保护生态环境和城市外部开放空间;④实现城市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
城市开发边界是为控制城市无序蔓延而产生,既是一种技术手段,也是一项政策措施。目前,关于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国土部仅制定了一个《关于开展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试点的工作方案》的内部文件,如何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既没有一个明确的技术标准予以参照,也无政策性管理文件予以遵循。因此,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需明确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4.1 明确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对象
国土部(国土资发〔2014〕18号)文,“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依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合理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划定城市开发边界”;住建部(建规〔2014〕18号)文,“科学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城市规划编制办法》规定,“研究中心城区‘空间增长边界’”;《关于开展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试点的工作方案》规定,选择现状(中心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以及三大城市群的重点城市,率先开展划定城区开发边界的试点工作。因此,明确对象是划定城市开发边界的前提。
4.2 城市开发边界划定规模的确定
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应与城市资源承载力和发展阶段相适应,在科学论证城市远景空间结构和规模的基础上,确定城市开发边界。目前,建设部和国土部都在开展划定城市开发边界的试点工作,一个城市开发边界的范围最终是由城市总体规划的城镇用地规模确定,还是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确定,或者是由城市预期的人口规模、人均用地标准进行推算都需进一步探讨。
另外,由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三个规划的编制期限不同,所以城市开发边界规模确定的时限也是需要明确的问题。
4.3 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后的影响
①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后,城市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也就确定了,因此城市开发边界内的土地价值因稀缺性而相应提高;②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后,城市扩展受到限制,发展方向有可能会转向无开发边界限制的开发区或示范小城镇,因此,应对开发区或示范小城镇进行合理规划,对其土地利用进行规范管理,避免土地浪费现象的产生;③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后,需对现行的土地管理方式进行调整以适应城市边界内、外土地不同的管理和发展要求。
4.4 城市开发边界的后续管理问题
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后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实现其预期目标就根本无从谈起。城市开发边界由谁划定、由谁监督执行,也是此次划定工作的关键。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后,如果城市发展超出预期,城市开发边界是否可以调整,如果同意调整,其频繁调整是否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或者适当调整,应该履行怎样的程序,这些都是需要明确的问题。
5 天津市城市开发边界划定的思考
5.1 如何进行组织
关于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是全市统一开展还是选择试点区县开展的问题,建议结合“三规合一”的工作部署,选择试点区县先行划定。由区县政府牵头组织,市规划、市国土房管局、市发改委会同相关部门协调指导。
5.2 主要考虑因素
划定城市开发边界主要考虑的因素:①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主要考虑满足耕地保有量和粮食安全的要求;②生态红线,从生态平衡、生活适宜角度确保生态空间安全;③城市的规划人口规模、人均建设用地标准等,同时考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乡建设用地指标;④城市公共设施的合理辐射范围,主要考虑交通等;⑤城市目前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以及未来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合理水平;⑥生产、生活、生态用地的合理结构;⑦各地区划和地物的法定边界线、地理边界线、行政管辖线等。
5.3 划定过程
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过程主要包括以下方面:①确定城市周边需要保护的耕地和基本农田;②确定城市内部和周边的生态红线范围;③确定城市发展定位,预期城市人口规模,根据人均用地标准与城市发展需求确定用地规模;④分析城市空间的扩张和演变过程;⑤分析当前城市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情况,调查城市各类建设用地结构及非建设用地情况;⑥依据用地规模,考虑城市扩展方向,在综合考虑城市的用地状况下,选择较为明显的地理界限或城乡分界线来划定城市开发边界。
5.4 后续管理
仅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并不能有效解决城市过度扩张蔓延等问题。关键是城市开发边界法定地位的保证以及有效的实施管理。因此,应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开发边界编制方法和程序,并从法律法规角度明确城市开发边界的法律地位。将城市开发边界纳入城市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且通过“三规合一”科学合理的划定。同时,在规划期内城市开发边界原则上不得调整,确需调整应进行评估分析,并履行相应的程序。
摘要：城市开发边界作为一项新的政策措施,被各方寄予了“防止城市无序蔓延,优化城市布局和形态,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厚望。鉴于目前缺乏相应技术标准和具体的管理性文件,因此更加深刻、具体地研究城市开发边界划定的相关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在分析城市开发边界提出背景和提出历程的基础上,对城市开发边界的技术问题和管理问题进行探讨,一方面为技术人员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为城市管理者提供相应的参考。
关键词：城市开发边界,UGB,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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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园边界 第6篇
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市型风景名胜区边界划定与管理量化研究”资助的研究初期进行了(1)边界划定研究:以资源为导向,对要素进行空间分析的方法对边界进行划定研究;(2)边界管理研究:从人类可进入性、资源保护和视觉景观3个方面进行研究。研究集中在宏观尺度。随着研究的推进,关注城市型风景名胜区边界区域“城”、“景”割裂的问题,从二者关系的视角进行研究,逐渐转向中观尺度,进行边界空间类型、视觉廊道、建筑高度控制研究。
目前,已深入到风景区边界城市区域观景空间内部进行空间优化设计的研究层面,运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对边界区域具有观景价值的公共空间进行空间原型的探讨,空间类型包括具有旅游、游憩和日常生活价值的街道、街头绿地、庭院、小型广场。
2 国内外研究前沿与核心问题
2.1 研究的核心问题
(1)根据人群运动的规律,优化场所内的公共设施,推动城市空间营造向智能控制和智能化方向发展。
引入计算机视觉技术中的人群行为分析(Crowd Analysis),可以实现24h持续监控,进行行为追踪和行为分割。根据活动类型、位置、范围提取空间原型,研究过程会对“人群行为分析”技术进行调整,涉及参数设定和编程,进而推动该项技术的发展。现今人群行为分析技术主要应用于人群管理,包括防灾避险、异常事件检测、安防等。研究将该项技术用于城市公共空间设计,推动城市空间营造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2)针对相同场地不同时间段活动内容不同的问题,对空间原型进行研究,为便捷、紧凑的城市公共空间设计提供依据。公共空间“原型”作为城市空间物质形态的“最小构成单元”,与人的行为具有直接对应关系,可探寻空间机制并形成模型。城市公共空间中人的活动位置和活动类型随时间变化,“空间原型”研究将每种活动类型的空间要素和范围作为独立体系进行探讨,具有普适性。
(3)实现城市与风景的互动发展,使城市可以共享风景资源,同时满足旅游和游憩需求。研究场地集中在城市型风景区边界外600m缓冲带内的高密度城市环境中,活动类型包括旅游活动、游憩活动、日常活动3大方面。
2.2 国内外已有的前沿性成果
2.2.1 国内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1)城市公共空间原型研究
针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原型研究较少,丁韦廷(2012)采用“空间原型耦合法”对山、水、林、居等主要空间要素进行“原型”分析,是宏观层面的研究。
有学者从具有普适意义的空间“原型”的视角进行城市公共空间的探讨,韩冬青(2014)[1]提出2个观点:城市设计本质是对物质空间“型”的设计及要素彼此之间结构秩序的设计;形态理解是形态设计的知识前提。张毓峰(2002)从空间单位及其组织结构两方面提出了空间形式系统的基本构想。朱文一[2]认为原型为“物质形态”和“最小构成单元”,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对中西方城市空间形态进行符号抽象。可见原型研究对城市空间设计的重要意义。
另外,基于行为的城市公共空间研究正逐渐向定量化和精确化方向发展。如空间句法与行为结合,研究城市公共空间(戴晓玲,2010)[3],但多集中在中观尺度,精度问题有待解决;又如叶鹏等(2012)[4]将GPS与行为结合,对物质空间与行为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研究,但对实验者的心理有一定干扰,易受天气条件影响;再如谭少华等(2015)通过实地拍照观测方法,对游人数量及行为进行量化统计,但平面分布准确性和样本覆盖率存在问题,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
研究选取计算机视觉技术对人的动态行为进行客观评价与数据分析,可以较好地解决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对城市公共空间进行精准设计。
(2)计算机视觉用于监测人的行为轨迹、分布特征的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的Bolei Zhou[5]提出了一种新的行人群体行为分析与识别模型,建立动态行人代理的混合模型(MDA)来代表群体,进行群体行为模拟,获取行人出现的区域热度信息等。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6],进行了基于行为的多目标检测。研究主要通过行为的动态空间轨迹分析,对空间的使用效率即要素关系进行评价。
2.2.2 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1)城市公共空间原型研究S.Muratori等[7]分析意大利历史城镇和城市建造过程,运用多个历史时期的城市空间样本,建立了城市形态演化框架。Conzen M.R.G.[8]认为空间原型即城市“形态”的原型,体现日常生活经验,以三维的空间模式体现。目前,尚缺少通过量化手段生成城市空间原型的方法。
(2)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城市公共空间研究
近3年,国际范围内有专家运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对城市公共空间进行研究:Salesses(2013)、Naik(2014)等使用众包数据提高了对大量图像进行视觉认知调查的效率,同时也完善了计算机图像识别技术对于模拟人类评估和图像打分的算法。其具体方法是将街景图像分割为四个几何部分——地面(包含街道)、建筑、树木以及天空。之后,通过计算机图形识别技术对每一部分赋予不同的特征值,再进行整合。但尚未建立街景图像与行为的关系。
(3)计算机视觉用于监测人的行为轨迹、分布特征的研究
在计算机视觉领域,Silda等人[9,10]尝试解决多目标分析的问题。另外,针对固定的单摄像头无法监控的相对广阔范围的轨迹跟踪技术也在不断发展[11,12],实现多点接力跟踪。在轨迹识别方面,针对二维传感器网络中多目标轨迹识别问题,Busnel Y.给出了通过规划方法来智能识别多用户轨迹的可行性[13]。
一些国际学术机构设立了集群行为研究的团队和专项项目,如中佛罗里达大学计算机视觉实验室(Computer Vision Lab of UCF)的集群分析(Crowds Analysis)项目、香港中文大学王晓刚教授团队和伦敦大学Queen Marry视觉实验室。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等研究机构也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2.3 所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1)形成主观和客观结合的人的行为识别技术
取样公共空间中人的活动,运用人群行为分析技术识别活动轨迹(范围轮廓)和空间构成要素。如何提取视频、如何建立摄像头传感器网络和行为轨迹间关系模型以及如何对行为轨迹进行统计和融合进而匹配是关键问题,而复杂行为需要人眼对视频帧进行主观判断,并结合现场观察,针对城市空间的研究采用主客观结合的方法。
(2)探索景观及空间要素与行为的关系
探讨空间与人群行为活动的关联性,即为空间物理属性与行为原型数据建立关联,探讨空间与人的体验、舒适度等关系。
3 研究目标
(1)确定城市型风景区边界外具有观景和游憩价值的空间
用视觉景观分析的方法选取景源和主要的观景空间,确定缓冲区中具有观景价值的城市公共空间(即研究对象),实施监测。
(2)确定群体行为发生的范围、路径和分布规律等
需进行视频处理和轨迹识别,同时调整人群行为分析技术,结合人眼判定确定具体轮廓或尺寸范围。
(3)确定空间构成要素,形成“形态原型”和空间组织机制
计算机视觉的人群行为分析产生“行为原型”;经过抽象形成“结构原型”,阐明空间组织的机制;确定空间构成要素形成“形态原型”。
4 研究方法
4.1 客观方法
(1)基于空间句法的算法“标准化角度选择度”(Normalized Angular Choice)分析可达性;基于景观资源评价的目标景源筛选;基于ARCGIS中3D ANALYSIS模块中的视域性分析工具针对观景点进行可视性分析,用于目标城市公共空间的选取(图1、2)。
(2)人群行为分析(计算机视觉技术):人群行为分析技术是一个系统,包括视频处理、轨迹识别和行为分析3个主要步骤。
视频处理——对多个摄像头的视频数据建立摄像头传感器网络,实现监控区域的全覆盖(图3)。
轨迹识别——根据拍摄视频进行不同时间分段、不同时间长度的轨迹识别和分析(图4)。
行为分析——对行为类型及其空间载体进行相关性分析,以便确定人群的活动范围,并可以统计全天的行为变化情况。获得人群轨迹之后,通过轨迹融合和相似性匹配的方法对人群轨迹进行分析(图5)。
4.2 主观方法
(1)现场踏勘和访谈、问卷:实地调研和访谈,为深入分析现状及其问题建立数据基础,同时用于核查视频监控数据。
(2)利用互联网评价:利用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上传影像数据,公众打分。
4.3 主客观方法结合及技术路线(图6)
5 研究难点与解决途径
5.1 研究难点
(1)如何确定行为类型,为针对人的行为将公共空间拆解为最小单元提供依据;
(2)如何形成完善的多点(多摄像头)监测,通过运动轨迹集确定各种行为类型的空间特征,为空间原型的构成及要素组织提供依据;
(3)如何确定活动范围,为空间原型的空间尺寸及形态提供依据。
5.2 解决途径
(1)确定行为类型解决方案
笔者结合近3年调研成果确定活动类型如表1,数据采集自景区边界外600m宽1)(表2)缓冲带内的城市公共空间包括街道、街头绿地、小型广场、庭院4类。
(2)完善多点监测解决方案
项目组已在视频分析中前景与背景的分割与提取方面取得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将场景运动信息融合到稀疏表示和低秩矩阵中进行数学建模,利用凸优化数学手段来求解方程。该方法与现有方法相比,在处理慢速移动、伪装物、场景光照变化等因素时,有着最佳的背景提取结果[14]。摄像头传感器网络的建立基于视频处理技术,依赖于多个摄像头的视频数据,由实际情况中的摄像头的观测范围和空间位置、距离等因素决定。多摄像头的分布需要进行预设和预处理,以制定理想方案。下一步应用多目标前、背景分离技术(图7、8)。
(3)确定活动范围与活动类型的关联性解决方案
确定行为发生的“位置(要素)”和“轮廓(尺寸)”,需要借助主观判断确定活动类型与“位置(要素)”和“轮廓(尺寸)”的关系。进行空间原型(类型化方法控制下的空间操作,Archetype)的研究,可分为行为原型、结构原型和形态原型:通过人群行为分析(计算机视觉)的方法形成“行为原型”,是基础数据;行为原型以活动点的集合和路径(线)的集合呈现,需要对其进行简化和整理,形成抽象的“结构原型”;在此基础上,通过空间组织和设计形成宜人的活动空间,即“形态原型”并对成果进行图示表达。
图、表来源
图1~6:由作者绘制;
图7、8:项目组成员叶昕辰绘制;
表1、2:均由作者制作。
摘要：针对城市型风景区边界城市空间较少考虑观景效果、利用率低、活动不便、吸引力差的问题,文章采用计算机视觉技术中的人群行为分析技术对以可达性分析和可视性分析确定的风景区周边具有观景价值的城市公共空间进行研究。首先进行视频处理,基于视频监控技术,建立摄像头传感器网络;然后,进行轨迹识别;其三,在轨迹模式识别和轨迹聚类的基础上进行行为分析;最后,结合人眼对视频帧的判断和现场观察验证数据准确性,匹配活动类型与空间范围,并形成行为原型。由行为原型借助模型分析空间要素与行为原型的关系,形成形态原型。研究结论为基于空间范围和构成要素的空间原型,作为最小的空间构成单元用于城市型风景区边界区域城市空间优化设计中,使空间布局便捷、紧凑、设施完备。
城市建设对边界层大气环境的影响 第7篇
城市作为人类主要的生存聚居地和工业集中的生产场所, 其气候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城市地区相对于周围的乡村地区而言, 由于其独特的下垫面, 地面动力学粗糙度明显增大, 地面热容量和热释放量也均比乡村地区明显增加, 从而使其上空的边界层特性与周围的乡村地区大为不同。国内外大量的研究结果都表明, 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 导致城市内边界层的结构出现了相应的变化。
为了研究城市下垫面变化对城市边界层环境的影响, 根据在葛店进行的3次污染气象试验中探测的温度和风廓线资料, 分析了该地区边界层随下垫面变化而产生的变化。
2 试验方法及数据来源
葛店位于鄂州与武汉之间, 鄂州市西北部, 武汉市洪山区东侧, 长江之南。在葛店分别进行了3次污染气象试验, 第一次在1987年的12月, 第二次在2003年的12月, 第三次在2007年的12月。温度探测均采用GNZ3型遥测接收仪, 用双经纬仪同步跟踪气球, 每隔20s读数一次, 用矢量法计算气球高度和各高度的风向、风速。
3 风场的变化特点
3.1 地面风场
在1987年12月的观测中, 地面主导风向为E风, 对应的平均风速为2.1m/s;次主导风向为SE风, 对应的平均风速为1.8m/s。地面风的最大风速出现在10时, 风速为1.6m/s;傍晚18时和早晨06时, 风速最小为0.8m/s。观测期间的静风频率为30%。
根据2003年12月的观测结果, 当地的地面风的主导风向为NE, 次主导风向为NNE。静风频率为18.5%。地面最大风速出现在早晨06时, 风速为3.4m/s;最小风速出现在夜间22时, 1.3m/s。
2007年冬季的观测结果中, 地面风的主导风向为NNE, 次主导风向为NE。2007年的观测期间风速较大, 静风频率为0。地面最大风速出现在中午12时, 风速为4.5m/s;最小风速出现在16时, 风速为2.3m/s。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发展和建筑群与日俱增, 城市下垫面的粗糙度加大, 使得城市边界层的湍流加大, 风场结构发生较大的改变。根据第一次1987年的观测到2007年观测结果 (表1) , 当地的地面主导风向由E风逐渐改变为NNE风, 静风频率逐渐变小, 可见由于这多年的发展导致当地的地面主导风向发生较大的偏转, 地面风速较以前变大。
3.2 风场随高度的变化
3.2.1 风向
1987年在评价区的低空风场在250m以下主导风向为N风, 300~400m高度层的主导风向为NNE, 450~500m高度层为NE, 750~1000m范围内E风占主导。各高度层的静风出现频率较小, 在650m高度层以下静风频率均小于5%, 700m高度以上的静风频率在6%~10%之间。
2003年的观测记录显示, 100m高度的主导风向为NE, 随着高度的增加, 200m主导风向右偏一个方位为NNE, 200~600m主导风向一直稳定在NNE方向上, 但偏右方位的风频率逐渐增加, 700m高度主导风向又右偏一个方位, 转为NE风, 800~1000m的主导风向稳定在WSW方位。观测期间的静风多出现在地面, 400m以下静风频率小于5%, 400m以上高度层的静风频率均为0。
2007年的观测结果中, 50m以上高度层的主导风向大多为NE, 仅200m高度层的主导风向为ENE, 但200m的次主导风向也为NE。观测期间各高度层的静风频率均不高, 主要集中在300~700m高度, 其他高度的静风频率均为0。
根据3次的观测数据, 第一次的观测时主导风向随高度的增加存在较明显的右偏, 由N风偏转为E风。第二次观测时的主导风向在高层一个较大的切变, 在70m高度以下风向主要为NNE和NE, 700m高度以上则突然偏转为WSW。而在2007年的观测结果中, 从低层到高层的主导风向较为一致, 大部分为NE。
3.2.2 风速
图1是1987年在鄂州进行观测得到的各高度层风速的变化曲线图, 可以发现观测点白天风速明显小于夜间风速。各时次在50~100m高度均有明显的风速增大。14时的风速为全天最小风速, 该时次的风速随着高度的增大, 风速也逐渐增大。夜间20时和02时的风速随着高度增高而逐渐变小。
2003年的观测中, 在300m以下, 中午14时的风速最小, 清晨08时的风速最大;但到了800m高度以上, 02时的风速为最小 (图2) 。
根据2007年的观测结果, 在700m以下, 除08时外其他各时次的风速随高度变化不显著, 08时的风速随着高度的升高而迅速变大。在700m高度以上, 02时的风速略有下降, 其他各时次的风速则迅速减小至1.0m/s以下, 变化很大 (图3) 。
相较于3个观测结果, 观测地点的白天风速小于夜间风速, 其中尤以第一次观测 (1987年) 的结果明显。观测期间, 夜间风速在地面~100m高度之间风速增加明显, 到了高层 (800m高度以上) 风速会略有减小, 但是在2007年观测期间, 在700m高度以上则出现风速迅速下降。
4 温度场的变化特点
4.1 地面温度
1987年的测试期间, 地面气温最低气温出现在06时, 最高气温出现在14时。观测地点的地面气温与鄂州气象站的观测结果相关系数为0.9929, 呈显著相关;而与武汉气象站的观测结果相关系数则为0.8507。
2003年的地面气温观测结果, 与鄂州气象站的相关系数为0.965, 与武汉气象站的相关结果为0.963, 二者相差不大, 与鄂州的相关性略大于其与武汉的相关性。而到了2007年, 地面的气温观测结果中, 与鄂州气象站的相关系数为0.915, 与武汉气象站的相关结果为0.917, 变成了与武汉的相关性略大于其与鄂州的相关性。同时, 可以发现, 观测地的气温与临近气象站的相关性在逐渐降低。
4.2 低空温度场
图4为1987年各时次温度随高度的变化曲线。在观测期间, 从傍晚18时起, 至次日08时为止, 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逆温现象。其中在02时的逆温强度最大。逆温均出现高度在350m以下, 近地面50m以下的逆温强度均高于50m以上的逆温强度。
在2003年的观测结果中, 从夜间20时之后才开始出现逆温, 直至早上08时。逆温频率最强时次同样为夜间02时 (图5) 。
在2007年的各时次温度随高度的变化曲线图 (图6) 中, 逆温最强出现在夜间02时, 在早间08时出现在100~200m的低悬逆温。在2007年的观测中可以看出, 观测点逆温多出现在近地200m以下, 200m以上几乎无逆温出现。
结合图4~6的变化曲线可知, 1987年观测得到的02时的逆温最强, 自地面一直持续到350m高度, 而此之后观测的逆温厚度逐年降低, 2003年观测的逆温厚度在250m以下, 2007年则为200m以下。
5 结语
由于这多年的发展导致当地的地面主导风向发生较大的偏转, 观测地点的地面主导风向由E风逐渐改变为NNE风, 地面风速较以前变大, 静风频率逐渐变小。在地面~1000m的高空风场中, 白天风速均小于夜间风速, 但是白天与夜间风速差异在逐年变小。各高度层主导风向也有一定变化, 从之前的随高度增加, 主导风向由N风偏转为E风 (1987年) 而改变为各高度层主导风向较为一致, 大部分为NE (2007年) 。在温度的观测中, 地面气温从最开始的与鄂州气象站相关最好, 逐渐变为与武汉气象站相关最好。1987年观测得到的02时的逆温最强, 自地面一直持续到350m高度, 在此之后观测的逆温厚度逐年降低, 2003年观测的逆温厚度在250m以下, 2007年则为200m以下。
摘要：根据在葛店进行的3次污染气象试验的结果, 分析了19872007年当地的低空风场与温度场的变化情况, 结果表明:观测地点的地面主导风向发生偏转, 明显由偏E风转为偏N风;地面气温从最开始的与鄂州气象站相关最好, 逐渐变为与武汉气象站相关较好。
关键词：风场,温度场,观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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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心区整体更新地段的边界形态 第8篇
城市空间是城市活动的载体,不同活动和功能之间具有不同层次的界面,各界面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构成了城市生活的本质。这种交流和联系反映在物质空间上,则体现为不同的空间形态。
城市中心区的更新中,原有界面联系被打破的同时又形成新的联系。这一过程涉及的层面和影响因素广泛而复杂,既有功能的协作、交通的衔接、空间的融合,也涉及土地权益的变更和再分。而介于城市原有体系和更新用地之间的边界形态,直接影响到更新地段与周边城市区域多层面的衔接和使用者对城市空间的体验。
二、中心区整体更新地段边界形态的影响因素
1. 区位环境
由于历史原因,城市中心区的更新,往往位于环境面貌较差、建筑密度较大的发展滞后区,或者是由于工厂、企业等一次性搬迁引发的城市功能和形态的“真空区”。在对这类区域的修补和填充中,区位环境的影响将明显反映到边界形态上。
一些影响是无法避免的,如周边道路等级、各类交通站点、上位规划中要求的退线、地块开口方向等。另一些影响则是更新区域遵循某些原则对周边环境产生的避让或迎合,如东京、香港等城市空间与建筑的广泛交融,看似人为,实则是城市发展中形成的强势规则对土地利用的内在要求。由车行道、人行道、平台、桥梁、公共区域等连接在一起的三维网络体系,既是百年来城市发展管理引导的结果,更是在此环境下各开发地段主动迎合的产物。
2. 功能布局
虽然不同功能的开发必然产生不同形态,但追求大量客流带来的效益是功能布局的一种普遍原则,这在城市中心区地段更新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根据客流的方向布局不同功能,在外部往往表现为追求沿街效益的最大化,如东京中城(Tokyo Midtown)的开发中,东北侧靠近有待下一轮更新的地区,因此将大部分建筑设置在临较高级别城市道路的西南区域,东北侧形成了东京面积最大的商业区绿化庭园,一方面追求了沿街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以良好的环境作为吸引点,迎接周边地块未来更高强度的再开发。
追求客流效益在地段内部表现为大力提升商业开发的公共属性,向地段内部引导大量客流,并提高城市公共活动区域与地段边界的渗透力度。东京六本木山(六本木Hills),为了拉大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与地段内部功能接触面的长度,将绕道逛街的乐趣,还有自然发生式的街道所具有的多样性及意外性,进行高品质地重新编修和组合(图1),为了使城市公共空间与建筑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最高建筑顶部还设置了高等级的艺术中心,聚集了美术馆、展望台、教育中心以及俱乐部,并在此常年举办各种跨领域的创作、交流活动。东京许多类似的再开发项目,都将内部文化展览等设施尽量与边界开敞空间紧密连通,作为提高地段内部公共属性的有效手段(图2)。城市属性的区域与更新地段的接触被无形地拉伸交错,在用地范围边界交流界面之外,创造了更多层面的内部交流界面。
3. 更新模式
部分特定区位的城市更新项目通过协议租赁、功能置换等形式,将原空间保留利用。如上海田子坊、南京1912等项目,使原有边界与城市结合的形态得以最大程度的保留,在交通、景观等各层面都保持着良好的渗透和交流,并将原空间肌理与向公共开放的崭新功能相结合,有效地将更新地区改良成契合当代新型生活方式的场所。
而许多更新地段不具备保留利用的条件,采用复合开发的模式就成为追求城市生活多层面融合的有效手段。同一更新地段内既有多种功能的互补,也涵盖了多种尺度的城市活动。如东京六本木地区在0.19km2范围内,集成了办公、住宅、酒店、商场、美术馆、电视台、剧院、学校、寺庙、历史公园和地铁站等多种城市功能和公共活动空间,将更新地段边界空间的公共性和复杂性拓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4. 更新政策
城市更新相关法规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制定城市各系统的利益再分配方式,并按照一定规则满足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这些主体分别从各自角度出发,对城市更新提出不同的需求。协调多元的利益群体、设计公平合理的共享制度机制,是保证更新区域在周边环境中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必要条件。在多方协商的更新制度下,反映到边界形态上的各利益主体的权益才能够得到最大保证。从开发商、居民、政府三者之间的反复对话、协商的过程,可以体现一个更新项目前期论证的严谨态度,以及社会各层面在解决公共问题、做出公共决策方面的耐心、立场和智慧。这样形成的边界形态才是符合更新意义的,在城市中具有生命力的。
日本六本木更新建设中,最终边界的道路连通、景观空间、地段范围等形态,是开发者与居民、政府以及与地段相邻的5个街区集会、自治会历时17年密集协商的结果。既满足了再开发的近邻居民提升居住品质、增加区域联通、保留毛利庭园等诉求,又满足了政府的空间发展诉求。在“整合公共设施”方面,地方政府提出了需要整合连接环状3号线和六本木大道的侧道,以及东西连接环状3号线和朝日电视的主要区划道路(1)。东京都市计划中近50年一直存在的关于赤坂和六本木地段的连通问题,借此契机,在与各业主沟通协商后,也得以解决(2)(图3～图5)。
三、中国城市中心区整体更新地段边界形态的特点
1. 多层次边界形态同质化
城市空间边界是诸多系统相互交汇、转接的区域,有城市级别的系统,如主要道路、城市空间等;也有区域级别和街道级别的系统,如广场和停车、步行景观、街道家具等。不同等级的系统交汇需要相应的空间形态,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互动性使得城市中多种空间界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具有整体性的城市空间体系。
中国城市中心区更新中,功能与尺度往往过大,将城市宏观形象性作为塑造外部空间边界的主要出发点,缺少将城市边界、街区边界、行人边界与内部功能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复合性,忽视了其他层级系统对空间尺度的适宜需求,多层次的边界形态尺度趋同、交汇空泛、大而无当。
2. 边界空间的逐利手法单一
在市场经济规律下,追求综合效益最大化是城市中心区更新项目重要的行为之一(3)。在成熟的城市建设机制下,根据周边开发的预期合理选择多种逐利形式的组合,既有利于功能与空间的协同共享,也有利于各地块与城市之间形成紧密的形态衔接。
中国城市更新建设缺少能发挥持续效力的前期规划指导,也很少依据稳定的规律对周边开发进行判断。在规则混乱的情况下,将自身的容积率与有利空间最大化成为惟一安全的选择,由此多出现沿城市道路高强度开发的形态,商业开发则反映为将沿街面尽量占满,更新地段空间界面整齐却单调(图6)。
上述现象背后实际反映了中国城市更新操作的较大随意性。地块出让顺序的不确定、周边形态设计的不确定,造成了“有法不依”下的“无法可依”。有效的指标控制局限于地块个体,忽视街区整体,缺少对周边地区建筑与环境的关联考虑与协调。
3. 边界表皮与内层脱节
城市中心区的更新表层会对内部产生刺激,带动背后街区的发展。内外之间不仅是物质环境的延续,更重要的是文化与心理的延续。一方面,中国许多城市商业再开发形式雷同、功能模式单一,缺少具有文化魅力的更新项目;另一方面,中心区的控规与城市设计导则操作的尺度往往过大,在人行尺度的细节上难以做到有效控制。这也往往导致更新结果虽满足各项控制,但距离人性化的丰富空间仍相去甚远。
在重点地段的商业开发以外,许多城市更新也必然要依靠房地产项目的带动。在对土地出让资金和城市形象改善的急切追求下,对旧城区以粗放的方式重新划分(图7),导致开发地块一味扩大,出现了不少大尺度街区和封闭门禁社区。大型地块的街区形成,剥夺了街道作为主要交往场所的功能,形成了内外脱节的公共空间界面特点。
四、在城市更新方法探索过程中的边界形态优化
近年来,中国不断学习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建设经验,在方法和制度上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对于中国城市中心区更新的良性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实施过程中有一些方面对地段边界形态影响较大,在进一步的实践中需要继续发展和完善。
1. 注意探寻多种层面的联合开发
联合开发的合作方式在中国的运作时间较短,还缺乏成熟的运作和监督机制,需要在推广、利用中不断地加强和完善。在中国,联合开发形式多限于地铁公司与上盖物业的联合(上海、广州等地的联合开发项目,在地铁出入口的设置和通道连接方面有较多人性化处理)。但受制于诸多因素,同一更新建设地段内多个利益主体的联合运营与维护仍然较少。不同权属下的交通组织要素与空间形态要素的分化依然严重,许多项目仍将空间形态限制在权属空间的交界处,未能统一设计、施工,诸多边界壁垒的问题如空间呼应、材质衔接、设施整合等仍然大量存在。
(图片来源:互联网)
2. 注意奖励政策下的边界空间利用品质
合理的空间奖励政策是促进城市公共空间优化的有效手段,也有利于促进开发者主动考虑城市环境问题,提高社会整体的城市设计意识。中国的容积率奖励政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可奖励的“开放空间”定义太广,缺乏具体的界定方式,造成政策未能达到应有的有力效果(4)。而且这类零散的边界空间没有纳入预先的城市设计,在实际应用中,多表现为尺度过大的绿化区域。
在许多城市,此类空间由开发商负责修建,应以约束性文件进一步保证其公共品质。如香港怡和大厦项目,开发商因建造公共空间而获得增加容积率的奖励时,政府与开发商以捐赠契约的形式确定了双方权属,开发商将广场捐献给政府作为市民空间,地段内的人行道、公共空间及空中步道均由开发商投资,并由其代表香港政府来负责管理。契约还声明了公众任何时候都享有自由而不受打扰地步行穿越这些捐献空间的权利。
3. 注意在多权益主体协调下保障空间细节
城市更新是协调相关利益主体、实现权益再分配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中国的城市更新运作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土地产出的受益主体较容易确定。但相关业主的权益往往以资金或房产支付的形式一次性补偿,既缺少对原权益者土地升值收益的保障,也缺少对其环境优化收益的保障。因此,对建成效果产生话语权的利益群体较为模糊,建成环境多由政府和开发商主导,除道路、采光等基本问题外,参与空间环境细节协商的主体不多,这是与国际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更新制度的较大区别。
日本1969年颁布执行的城市改建法规定,获得三分之二业主赞成成立的改建公会拥有推进自身项目的权利,也能进行权利变换。通过权利变换,可以将以往的资产自动转移到改建后的建筑物中(5)。日本许多成功的城市更新案例之所以能够取得市民团体如此积极的参与、主动关注城市更新的各个细节,与这种法律保障下的资产转移密切相关。一部分居民既是更新后项目升值的长期受益者,也是未来新环境中的居住者。
为了避免城市更新成为过分追逐市场经济利益的结果,应探索当地居民通过广泛参与的形式实施更新。在深圳等城市,将产权所有者作为城市更新的利益主体之一,通过法律的形式得以确立,极大地提升了民众对更新建成效果的关注和影响(6)。
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中心区整体更新地段的边界形态,不仅仅是设计层面的操作,还受到管理层面、经济层面、制度层面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十几年来,我国许多城市延续的“推倒重来”模式和更新区边界肌理严重异化的现象,明显反映了主导更新规则单一的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中国城市中心区的更新建设将会吸引更多群体的主动参与,政府、企业、业主等多方利益的碰撞也将更加突出。事实证明,只有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城市人性化空间,尊重社会系统中各群体的合理利益诉求,才能够创造良好有机的更新发展模式和城市空间环境。
(图片来源:GOOGLE卫星图片)
(图片来源:2009年第5期《城市建筑》)
摘要：城市中心区更新地段的边界形态对更新区与周边区域的空间和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本文从空间布局、功能范围、区域关联等方面研究城市中心区整体更新地段的边界内涵和形态要素,并通过案例分析,探求不同形态形成的影响因素,提出城市相关地区的有机更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城市公园边界 第9篇
1 尺度转换
尺度问题是城市研究和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 正确的操作方式可能会变成错误。在生态学、地理学、建筑学等领域中, 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尺度转换问题进行了研究, 吕一河、傅伯杰对生态学中的尺度转换方法进行了综述 (2001) ;孟斌、王劲峰总结了地理学中尺度转换的研究进展 (2005) ;朱晓华、李亚云研究了土地利用类型结构的多尺度转换特征 (2008) ;刘纪根等研究了土壤侵蚀模型中的尺度转换问题 (2004) ;在建筑学领域, 徐伟、李娟探讨了建筑类型学中的尺度转换策略 (2006) 。
“尺度”从内容来说具有丰富的地学含义, 包括尺度转换、跨尺度的相互作用、空间尺度与时间尺度相互关联和多空间尺度数据处理等问题 (郝仕龙、李壁成, 2004) [2]。尺度转换指利用某一尺度上所获得的信息来推测其他尺度上的现象。在这一过程中, 包含3个层次的内容:尺度缩放, 系统要素和结构随尺度变化重组, 依据某一尺度上的信息 (要素、结构、特征等) 的跨尺度研究。其中, 所研究的尺度是一种时空尺度, 是指所研究客体或过程的时间维和空间维, 常用粒度 (grain) 和幅度 (extent) 来描述 (赵文武、傅伯杰, 2002) [3]。
尺度转换在自然地理及其相关领域研究中常常与层次理论紧密联系。Wilby等认为尺度转换就是信息在不同层次水平的变化;层次理论因研究“复杂性”问题而产生, 在管理科学、经济学、心理学、生物科学、生态学和系统科学等领域均有;O’Neill等将层次理论作为生态学中联系空间尺度和信息的理论框架;景观生态学结合斑块动力学理论和层次理论发展了层次斑块动力学理论;此理论提供了一个研究时空异质性、尺度和层次组织如何影响生态系统结构和动态的理论框架;鲁学军等尝试应用层次理论建立地理空间的尺度结构分析模式问题[4]。本文将“尺度转换”的概念和方法运用到规划设计中, 针对不同的比例尺解读不同信息, 探讨其跨尺度影响, 帮助形成相应的规划策略。运用层次理论对于丰富城-景边界景观尺度层次、拓展设计思路和方法具有价值。根据等级理论, 复杂系统具有离散型等级层次, 处于等级系统中高层次的行为或动态常表现出大尺度、低频率、慢速度的特征;而低层次行为或动态则表现出小尺度、高频率、快速的特征。不同等级层次之间还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 即高层次对低层次有制约作用, 而低层次则为高层次提供机制和功能[5]。
一方面, 城-景交界处可共享风景资源, 是边界效应最活跃的区域, 更是市民 (游客) 休闲游憩的重要场所;另一方面, 城-景边界的设计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基于此, 本文对城-景边界的研究借鉴城市设计分层规划的研究方法, 将边界按宏观中观微观进行尺度划分。宏观尺度上通过用地类型调整, 实现城市向自然的渗透与自然向城市的映射 (互动关系) ;中观尺度关注空间布局结构, 创造丰富的城市体验;微观尺度探讨界面形式, 结合边界处重要节点的设计, 实现自然风景向城市空间的过渡 (表1) 。
2 宏观尺度
宏观尺度以用地类型调整为主, 一般不涉及具体明确的空间形态。用地功能布局是否合理, 对空间环境品质、交通流线组织、景观环境营造、城市运行效率都有直接的影响。因此, 在城-景边界处的设计中应加强城市用地的综合研究, 而非单纯对景区自然要素的隔离保护, 提倡“设计结合自然”。《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风景名胜区内的景观和自然环境, 应当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严格保护, 不得破坏或者随意改变。”在实际规划过程中笔者发现, 边界处的城市景观往往会对景区的自然风景体验产生影响, 边界处城市空间的设计应作为风景名胜区内景观和自然环境保护的积极拓展。条例第三十条规定:“风景名胜区内的建设项目应当符合风景名胜区规划, 并与景观相协调, 不得破坏景观、污染环境、妨碍游览。”这一问题在景区边界处同样存在, 就对城市的影响而言, 该处景观的协调与控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地理学中分形是尺度转化的基本方法, 在城市规划领域陈彦光 (2005) 提出“分形城市”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是指分形城市体系;中观是指城市形态分形;微观是指城市建筑分形。笔者运用分形理论、技术和方法对城-景边界空间的组织、结构和元素等进行描述、分析和预测。基于卫星遥感影像的研究, 可以判别风景名胜区边界处的用地类型, 本文提取三个城市型风景名胜区的边界进行比较研究, 按照出现频率高低进行整理 (表2) 。从表格可以看出, 居住用地出现频率较高, 其原因在于景区周边具有优越的自然景观资源, 可提升项目价值, 是开发商首选区域。《风景名胜区条例》不再提外围保护地带, 风景名胜区边缘区的开发建设控制力度大幅减弱, 在景区边界出现了破坏景区自然风貌的建筑, 高层建筑产生的干扰和破坏最为严重。当今, 很多城-景边界逐渐发展为以人工化景观为主, 土地利用复杂多样, 破碎化程度高, 开发强度大, 视觉景观差的区域, 居民点或工业区产生的气体、噪声、垃圾等污染对景区产生极大威胁。
城市型风景名胜区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 休闲娱乐场所需结合人文景观设置。另一方面, 由于景区拥有良好的景观资源, 其边缘地带往往成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选址区域, 为整个城市注入新的科学文化内涵, 如武汉东湖风景名胜区边界处的武汉大学 (图1) 。此外, 较多城-景边界与农业用地相接。净月潭风景区内部山势起伏, 不利于农业耕种, 主要耕地分布在山脚较为平坦的区域, 农田将景区南部包围起来, 自然与人工区域相互分离又在视线上相互融合, 形成景区边界 (图2a、2b) 。
3 中观尺度
中观尺度研究与城市空间形态的肌理密切相关的边界空间。一方面延续宏观结构, 另一方面考虑与微观尺度的联系, 就如同层次理论中的“层”, 将复杂的系统清晰化再加以提炼分类, 整个操作都需要在宏观尺度结构主线的基础上进行[6]。在城-景边界空间环境中, 分形理论关注环境中各个要素的关联作用, 每个要素都会影响到整体。关注那些以往被忽视或压制的要素, 变“潜在”为“显在”, 将其强化、放大, 进而体现整体远远高于各独立要素相加的效应。中观尺度研究内容包括城-景边界各类公共空间的定性、定量布局、公共空间的组织方式和风貌特征、建筑之间的关系以及主导空间的形成 (节点) 等。本文从空间布局出发, 对景区边界进行点、线、面的系统划分 (图3) 。点包括小型广场、建筑外部空间、小型绿地、滨水空间、景区出入口。空间节点设计影响人们对景区的认知, 设计时应注意组成节点的建筑群风格、色彩、形体组合所体现的景区特色, 应将其视为景区的一部分进行设计, 从现有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中提炼创作语汇, 形成相应的景观设计方法。线包括城-景边界处的街道1) 、道路2) 、滨水绿带。道路的延续性、方向性、可度量性特征决定着城-景边界的几何网络。面依托风景要素的街区、城市大型广场、大型绿地、建筑组群。上述要素在城-景边界中只有共同构成图景时才能提供完整的空间。不同要素之间可相互影响、相互转化;也可能相互干扰, 甚至相互矛盾。
中观尺度的城-景边界处理应首先建立连续的空间层次, 节点之间要有一定连续性, 笔者从可视层3) 和可达层4) 进行分析, 得出边界的集成度5) 与穿行度6) , 关注空间与人的行为之间的联系, 为微观尺度的具体设计提供科学依据。其次营造适宜的空间尺度, 尺度直接关系到人们对城-景边界空间的体验和感知, 不同尺度之间的序列与对比能够丰富人们的空间体验。为了营造适宜的尺度感, 在满足使用的前提下, 将大尺度空间划分, 隔而不断, 形成适于交往的小尺度空间, 将观察视角从中观尺度转化为微观尺度进行解读, 形成具有针对性的设计策略。
4 微观尺度
微观尺度的城-景边界与人的行为关系更为紧密, 本文基于10个城市型风景名胜区边界邻接要素的总结, 将边界空间分为四种类型:与城市道路相接的边界空间;与建筑相接的边界空间;与水体相接的边界空间, 与城市开放空间相接的边界空间。首先, 此分类是丰富边界空间内涵和探讨场所意义的基础;其次, 这一层级的景观空间与人的活动紧密相关, 对人的空间感受和空间利用会产生深刻影响;此外, 此分类有利于进行下一步的景观要素划分, 是探讨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的基础, 可指导具体边界设计 (表3) 。从某种意义上讲, 边界空间是一个不同尺度层次的分形系统, 当人接近或进入边界空间或某单体建筑时, 随着距离的不同, 只有存在各种与之相适应的尺度时, 才具有吸引力、趣味性和舒适度。因此, 设计的成功与否与体验其过程的尺度层次有关。当多个建筑形成建筑群体, 开放空间与建筑、水体、道路形成复合空间时, 需转化到中观尺度上对其进行分析与处理。
4.1 景区与城市道路相接的边界空间
城市道路与景区相接的边界空间设计既要形成风景路, 也要屏蔽道路上噪音和尾气的不利影响。可以采用地形处理、植物景观营造、景墙布置等方式进行设计。边界处地形处理方式分为两种, 一种是结合挡土墙、台阶、花坛等对地形进行整体抬升或降低;一种为自然地形结合植物配置。在地形处理上, 不同高度和坡度的地形可以隔离城市道路的噪音, 既阻隔外界环境对景区内部的干扰, 也具有景观层次, 使“风景”延伸到城市空间。通过植被进行营造的方式可采取层次丰富的密林形式对城市空间进行柔性隔离。景墙的布置可提升边界空间的文化内涵, 但由于其厚度和长度存在局限性, 且单独布置较为生硬, 因此不宜过多使用。
4.2 与建筑相接的边界空间
“嵌入”是一种以不破坏既有环境, 使建筑个体以含蓄的方式融入景区肌理的方式。通过弱化建筑本身的形态使其与景观环境融为一体, 建筑在景区边界建造, 应作为结构上的衔接和过渡, 使得原有的景观结构能够连续。
架空是将建筑物的底层部分或全部空间打通, 削弱传统意义上建筑底部的厚重感, 空间在建筑内部延续, 是有“顶”而无围护的空间, 在建筑与景区之间形成过渡空间, 建筑如同从环境中生长出来一般, 呈现出一种轻盈的状态[7]。
隐藏是一种由外而内的设计方法, 建筑大部分的体量隐藏于自然环境中, 最大限度地减少建筑和人的活动对景区视觉上的消极影响。隐藏是限定并形成空间的一种方式, 是景区向城市过渡的桥梁。
4.3 景区与水体相接的边界空间
许多景区都会临水而建, 边界空间往往由水域、陆域以及交界的水际线组成。景区与水相交的边界空间, 是具有观赏性、生态特征的多重属性空间, 在设计中应将水与景区融合, 可设置亲水平台延伸到水面之上, 或者利用砂石、水生植物、木桩等材料形成能够维持景区生态平衡和空间意境的驳岸。
4.4 景区与城市开放空间相接的边界空间
开放空间是城市中人与人、人与自然进行信息、物质、能量交流的重要场所, 它包括绿地、水体、待建与非待建的场地、城市的广场和道路等空间[8]。
城市型风景名胜区除需考虑内部绿地不受破坏, 还应与周围城市开放空间进行物理划分, 必须在视线、行为、路线等方面引导游人, 边界空间应具有一定的限定功能, 这种限定功能不应像传统封闭的景区用栅栏、围墙等进行分割, 而是利用地形、植物、水体等景观要素进行行为上的限制, 通过设置不同高差的景观要素过渡到外部公共空间, 结合植物形成天然屏障, 提升边界空间的景观品质。
5 结语
分形作为一种经典的尺度转化研究方法, 可以对研究对象连续尺度上的演化规律予以定量描述, 对于丰富城-景边界的尺度层次、拓展设计思想和手法具有重要意义。城-景边界直接面对城市中各种外界因素, 与城市发生联系, 并激发出多样的活动, 是城市中的活力空间。本文在宏观尺度对用地类型及现状进行分析与控制;在中观尺度指出边界处各空间要素所承担的功能, 优化空间布局;在微观尺度进行系统分类, 提出四种类型边界空间的设计策略。宏观、中观、微观三种尺度层级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由此形成了尺度之间的转化。在以上三种尺度对景区边界进行的研究, 有助于充分利用风景资源构建优质的城市空间, 提升城市景观品质。
摘要：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 风景名胜区与所属城市联系日益紧密, “城-景”边界的处理重要性逐渐凸显。边界划定以资源价值为导向, 一般在宏观尺度完成;边界处用地类型及城-景空间关系的疏理一般在中观尺度完成;而边界形式在微观层面探讨。通过分形理论、层次理论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尺度对城-景边界进行研究, 重点关注三个尺度的主要特征以及相互之间的衔接关系, 实现尺度转化, 进而形成具有针对性的设计策略。宏观尺度对用地类型进行调整实现风景与城市良性互动, 中观尺度优化空间秩序、提升景观体验, 微观尺度对边界空间进行分类, 并提出相应的设计策略。
关键词：景观规划,景观管理,风景区规划,城市型风景名胜区,边界划定,空间尺度转换,分形理论,层次理论,设计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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