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政治一体化(精选3篇)
地区政治一体化 第1篇
一、城乡一体化的理论研究
城乡一体化萌芽于上个世纪。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末期,由于历史上出现的城市与乡镇的二元化,各种经济矛盾不断出现,城乡一体化的思想被学者等各界人士重视。近年来许多学者对于城乡一体化进行研究。由于城乡一体化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环境、 文化生活、空间景观等多个方面,人们对于城乡一体化的理解也大有不同,对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研究也逐步深入。
1. 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界认为城乡一体化是相对发达的城市和相对落后的农村急于打破互相分割的壁垒,逐渐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 以便逐渐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从而使城市与农村融为一体共同发展的过程。
2. 经济学界从经济发展规律和生产力合理的布局角度出发,认为城乡一体化是现代经济中农业和工业联系日益增强的客观要求,更倾向于指统一布局城乡经济发展,加强城乡之间经济的交流与合作,促使生产力优化分工,合理布局,协调发展以达到最佳的经济效益。
3.规划学者从空间的角度出发,认为对于城乡结合要做出统一部署规划,即具有一定内在关联的城乡物质和精神要素进行统一安排。
4. 生态环境学者从生态环境角度出发,认为城乡一体化是对城乡生态环境的有机结合,保护生态环境,促使长期绿色协调发展。
二、天津地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状况
从2000年以来,尤其是在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天津将加快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并逐年加大新城建设和小城建设的投入。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天津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围绕破解农村小城镇建设普遍存在的土地和资金约束问题,经过反反复复的调查研究,探索出了一条“以宅基地换房”建设小城镇,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路。与此同时,天津为了缓解中心压力,疏散中心城市功能,完善城镇体系,天津地区也做出了加快建设新城的步伐。
(一)以小城镇建设和新城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的“特色天津”
1. 以小城镇建设和新城建设为重点。 近年来,全国不同地区都在探索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单纯就农民出路问题、农民增收问题等都会遇到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障碍。这时,用城乡一体化的思想聚集起来统一发展,加速城乡市场体系建设、保障农民就业、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成了首要任务。当然,作为直辖市的天津也不例外。天津通过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道路。即加强新城和小城镇的建设。在此基础上,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实现了土地、人口、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并有序转移劳动力,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共同繁荣奠定了基础。
2.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以科学决策为保障。严格来说,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也是小城镇建设的主体。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农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首先必须尊重农民自身的意愿,尊重他们的合理选择, 满足他们的合理诉求,这是政府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根本。
天津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进程中,始终不渝地坚定地走群众路线,把群众放在首位,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充分保障群众利益。对群众不了解的地方要给解释清楚,有了了解才有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支持。始终坚持“特色天津”的战略部署,在实施以“宅基地换房”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和贯彻“两个自愿”基本原则,其一是换房,农民根据自己的意愿申请,体现自愿原则;其二是自愿整理好自己的宅基地,通过法律手续签订协议。例如在第二批“九镇三村”的试点过程中,方案征求农民意见,达到90%以上的农民同意才能展开试点工作, 让农民先见到设计图纸,并且按照正规程序做好登记,确认等工作。确保公开透明,让群众满意。
对此,天津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对农民意愿的尊重与重视,一方面减少了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阻力,另一方面也保障了新城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的顺利推进,利于促进城乡良性发展。
3.推动政策创新,以土地政策创新为突破口。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第二、三产业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占用一定数量的农民用地。根据有关部门对天津地区12个涉及到农村的区县调查,农业承包地占国家、市、区县、乡镇等四级征用农地的二分之一。在长期的发展以来,农村农业用地变成城镇发展和第二、 第三产业建设用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集体和农民损失了大量的利益。因此要推进土地政策的创新,必须以让农民受益为突破口。首先,在征地过程中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解决冲突的司法机制,切实保证农民利益得到切实保护。其次,加强土地征管部门的政策公开化、公正化、公平化,以群众利益为主。在加快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形势下,必须切实关心农民利益。创新宅基地换房政策。一是要建立第三方土地评估机构和评估标准;二是设计对村民的安置对策;三是建立农民居住意愿集中度的合理诉求机制,通过机制的健全切实保证为农民创益。
(二)发挥新城和小城镇综合化、配套化发展
近年来,天津地区在发展新城和小城镇建设当中,不仅强调天津地区的全域统筹发展,还注重城镇建设中的相对独立性。沿着打造新城的理念,京津新城正在打造成为一个集工业园区、商贸、教育、休闲会展以及文化居住为一体的现代化国际移民卫星新城,与锦绣香江打造亚洲最优美的养生胜地相连,逐步向综合化、配套化的方向发展。
天津地区在发展小城的建设中也充分考虑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实施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战略思想。保留农村优点,克服农村缺点,引入城市优点,扬弃城市弊病的发展思路, 科学民主的划分居住、服务、产业等不同功能区,形成极具天津特色的区域小城 “新态化”格局。
三、天津城乡一体化出现的问题
(一)城乡居民之间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
进入21世纪,天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曾出现过缩小的现象。从2001年至2005年居民收入比值由1.85下降到1.75. 但2006年后又出现城乡收入扩大趋势。2006—2008年的城乡收入差值为6341.09元,7605.35元和9753元,比值分别为1.80,1.87和2.0,通过比值可看出2008年收入差距又拉大。2008年天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00.34亿元。按照地区划分市区零售销售额为1882.14亿元, 区县零售销售额为67.12亿元,县以下零售销售额为51.09亿元。从此可看出,消费与收入是同期的,城乡社会消费品零售差距过大在一定程度上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反映。
(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没有根本消除
在天津地区,农业处于相对薄弱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以至于出现了农村的劳动力、土地、资金三大要素的流失。失衡的城乡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不仅破坏了社会协调发展机制,同时也制约了天津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加大了社会稳定成本,最终将影响城乡一体化进程。
(三)城乡教育水平依然存在较大差距,教育资源整合不尽合理
天津地区城乡教育水平差距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教育投资存在很大差异。城区教育资源占有量远远高于农村资源占有量。多媒体教育设施,师资力量,校舍等各方面设施均远高于农村地区。二是教育内容出现差异。城乡教育对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存在不同的要求,无论是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城区都比农村教育发达,具有完整的,完善的人才培养模式,但缺乏与农村的职业教育密切交流合作的机制。
(四)城乡一体化带来的农民“失地 “问题严重
伴随着天津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和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征用了大量天津地区的农业用地。尽管政府制定了相对合理的土地征用政策,做出相应的土地征用补偿,但在失地农民的生活中依然出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如农村人员失业率过高,就业难度普遍偏大。对于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农民来说,土地不仅仅是生产要素,除了提供经济效益外还担负着提供就业,养老等不同方面的社会功能。可以说,土地是农民生活的一道保护屏障。天津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农民相应的就业、养老问题。另一方面是村民居住混乱,生活水平得不到相应改善。新居住的楼房需要缴纳更多的水、电、煤气、 暖气等费用,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成本,更多地给农民增加了生活压力。还出现了集体资产流失现象。各个区县分发安置补偿金的发放比率、发放时间和发放对象出现的不同标准,有些基层干部在发放安置补偿金时徇私舞弊。
四、完善天津地区城乡一体化的对策
(一)推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逐步缩小城乡经济差距
通过宅基地集中方式解决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人口结构和空间结构不合理现象。利用土地集约和流转为农民增益奠定基础;通过产业集中化解决产业结构出现的问题,逐步实现土地收益最大化,大力推进土地适度集中和规模经营,不断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并加大在小城镇建设中的比例,为农民获益创造物质条件;建设工业、农业循环经济园区,促进农民就业, 实现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缩小。
(二)深化体制改革,根除城乡二元经济体制
建立城乡沟通、统一有序的产品和要素市场,实现城乡市场相互衔接,相互合作,最终达到市场共享。重点要做好三大市场的统筹发展,一是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解决的是长期性发展的问题。同时,就业也是 “三农”问题的核心,抓住市场与劳动力解决就业是重中之重。二是统筹城乡土地市场发展。土地是农民的心头肉,解决好城乡的统一土地市场是消除土地二元化的必由之路。建立市场化的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逐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三)突破制度局限,创新教育体制
必须打破教育制度的局限,力求创新体制,城乡一体化的教育才能顺利进行。建立城乡教育资源共享尤为重要,逐步达到城乡的师资力量,硬件设施均衡分配。加大农村的教育投资,包括学校、 教师、校舍等不同方面的财政支持,逐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四)完善补偿制度,建立健全惠农政策
欧洲一体化经验与东亚地区合作 第2篇
关键词:区域一体化 地区认同 制度构建 功能外溢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并行不悖的两个重要趋势,欧洲、北美和东亚的区域合作可以说是当今世界区域合作的典型代表。欧盟代表着区域合作的最高水平,东亚的区域合作虽然发展缓慢,但也体现出自身的明显特色。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区域化运动中最为成功的典范,欧盟的某些成功经验对其他地方的区域化运动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本文主要是探讨欧洲一体化对东亚合作的启示。
欧洲的经验
(一)强有力的核心国家的推动
核心国家的推动作用是区域合作进程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体化进程往往起源于某一个核心地区,有一个或若干个较强、较高度发展以及在一些重要领域比其他地区更先进、更具吸引力的政治单位构成。”法德和解是欧洲联合和欧洲共同体形成的先决条件,法德合作或法德联盟已成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基础和动力,法德合作既有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基础,也有政治上彼此借重的需要。法德合作成功地将德国纳入和平框架,实现了法国制衡德国、维护地区和平的目的,同时,把德国与西部邻国的经济利益相融合,改善睦邻关系,有助于德国迅速改变在战后政治经济上的被动处境,符合德国的利益。在一体化进程中,尽管法德双方摩擦不断,但法德轴心始终是影响欧洲一体化发展和革新的核心力量。
(二)地区和文化认同
欧洲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概念。“欧洲”或“欧罗巴”一词,源自希腊神话,13世纪以后开始在欧洲典籍中广泛出现。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相互交融,共同造就了欧洲文明的构架。“欧洲人一提到希腊,就立刻产生了一种家园之感。”欧洲观念是欧洲一体化的文化基础,而文化认同感有时比以经济或政治利益为纽带联结起来的一体化更深远、更持久。欧洲认同是一种高度凝聚化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欧洲文化体现为自由、平等、博爱旗帜下的欧洲基本价值——自由、民主、人权,欧洲人把它铭刻在心,当作神的旨意。欧洲认同不仅是一种推动一体化和欧盟制度发展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欧盟制度建设的目的,因为制度的核心本身就是一些规范和价值观念结构。
(三)有力的制度保障
制度建设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占有核心地位。通过多边协商和条约谈判,随着民族国家的主权不断向超国家机构转移,欧盟的制度结构得到了加强和完善,从而推动了一体化的持续发展,欧洲一体化的过程就是欧盟制度不断发展的一个过程。煤钢共同体的建立为欧洲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仅将战略资源统筹到一个共同的具有超国家性的高级机构下管理,而且将相互合作的理念植根于欧洲大陆,从而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核心动力。而后出现的原子能共同体、经济共同体为欧洲一体化拓宽了道路。再后来,欧洲政治合作和欧洲货币体系,把欧盟一体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通过持续的制度改进和创新,欧洲一体化的成果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欧盟的制度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而身份和利益又推动制度建设,促成成员国在制度建设中加深对欧盟集体身份的认同。
(四)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的功能主义渐进化战略
经济一体化先行,在经济联合达到相当的程度后再发展政治一体化,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经验,它体现了欧盟国家主权让渡的先经济后政治的显著特征,这明确显示了“主权国家对政治主权让渡较之对经济主权让渡更为敏感的心态,也说明了特定经济领域的一体化能为成员国带来最为明显的收益。”欧洲联盟之所以在深化和扩大的道路上不断推进,是由一体化带来的巨大利益所产生的吸引力。“如果我们要建设欧洲,只有心照不宣的理性认识上的同意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有成果。”欧洲一体化的成功推进得益于不断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在各方得益的基础上实现共赢。
东亚一体化的特殊性及理论、原则和路径选择
(一)中日和解,共同推动
欧洲一体化在法德轴心的推动下,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依赖于美国的支持。亚洲一体化进程之所以远远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本地区缺少一个真正的主导性国家,主要大国和力量集团间互相制约和平衡。近10年来,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东盟为驱动力的地区一体化,一方面难以调动大国参与地区一体化建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难以构建有效的地区安全秩序,而且东盟为弥补领导能力的不足对大国施展的平衡外交作用有限。因此,东亚一体化要求中日两国的和解,共同作为东亚一体化的发动机,必要时可以吸收韩国作为中日两国的缓冲剂和润滑剂。没有中日两国的和解,就没有东亚一体化的强大动力,就不可能有东亚一体化深入持续发展。
(二)遵循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的原则,选准切入点
东亚地区的复杂背景决定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应当抛弃理想主义和急躁冒进的情绪,遵循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的原则,选好切入点。具体来说,就是要先从各方共同关心的、有迫切需要的经济合作尤其是金融合作等非传统安全入手,取得一定成效,增进互信后,再深化合作,寻求更高层次的一体化。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使得东亚各国认识到彼此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只有联合地区国家自身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1997年东亚各国在创建“亚洲货币基金”(AMF)受挫后,转而实施比较简单的货币互换安排。货币互换协议的实施,增强了东亚国家货币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东亚各国应对短期投机资本冲击、维持金融稳定的能力。次贷危机发生后,2008年5月5日,东盟和中日韩三国财政部长宣布出资800亿美元建立共同外汇储备基金。标志着亚洲金融合作在制度化和多边化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该基金的顺利实施,将使现有东盟+3合作机制“清迈倡议”发展成为亚洲区域性的货币基金。2008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签署协议,同意建立初定期为三年的两国货币互换安排。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中国央行还将积极研究与其他国家(地区)中央银行建立类似的货币互换安排,以维护区域及全球金融稳定。中韩之间的这一协议是此次经济危机以来中国对外第一单货币互换,对于增强东北亚地区,尤其是中日韩之间的金融贸易合作、共同抵御正在发生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在传统安全方面,可以努力在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基础上,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与合作体系。增强政治互信,逐步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
(三)地区观念的培养和制度构建
在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具有共同的地区和文化认同是实现区域合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文化、历史、传统及社会信仰方面的纽带联系是地区认同和地区意识形成的内在因素,成员国共同意识与认同的形成是地区主义的基础,是地区主义绝不可少的内核,也是其实现区域合作的基础性要求。”而制度建设则是强化地区认同的有力保障,地区认同和制度构建互相促进。东北亚地区一方面由于历史、地缘的相关性,长期以来同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都属于“大中华文化圈”,有着某种共同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面,东亚各国近代以来在发展道路上的不同,并没有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整合,培育出属于本地区的区域意识,使本地区的地区认同获得进一步的提升,导致该地区目前共有理念的严重缺乏。
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间合作必须依赖制度的保障。制度既是体现共同利益的载体,又是实现共同利益的工具。东亚在地区认同意识薄弱的情况下,更是迫切需要制度建设,以培养、加深地区认同。具体来说,要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具体由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分别建成自由贸易区并加强内部经济融合,稳妥地开展政治安全对话与合作,通过制度化的全面合作和平等协商实现其短期和长期目标——建成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
(四)保持适度的开放性,争取区域外大国的支持
地区一体化的建设不仅是地区内国家的互动过程,还要受地区外政治势力的影响。美国虽然不是亚洲国家,但东亚各国在经济上和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使美国在东亚地区获得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而这种产生于不对称依赖的政治影响力正是美国干涉和阻碍东亚各国实行将其排斥在外的内部经济一体化以维护其经济和战略利益的主要凭籍手段。其态度的积极与否将直接与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密切相关。1990年马来西亚倡导的EAEC和1997年日本倡议的AMF正是在美国的反对下夭折的。东亚的任何实质性区域合作事务都无法绕开美国,因此,东亚一体化的推进必须保持适度的开放性,欢迎美国加入东亚合作行列,敦促其增加对东亚的投资、贸易和技术转让,寻求和扩大新的利益共同点。
总之,东亚各国在推进一体化的过程中,应该借鉴欧盟的成熟经验,坚持遵循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的原则,形成一体化的核心国家,逐步扩大一体化的同心圆,对外保持一定的开放性,争取区域外大国的支持,稳妥推进,切不可追求一步到位。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德里克•E•厄尔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政治[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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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一体化研究 第3篇
人们常常将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混同的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理论是人力资源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人力资源 (human resources) 是指一定时间或空间内的人口总体所具有的劳动能力总和。通常, 我们用一定范围内具有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的、从事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人的数量和质量来表示。人力资源不同于人口资源, 它强调必须是拥有劳动能力的人, 而人口资源是由具有生命活力的人组成。同时人力资源与劳动力资源也有区别, 劳动力资源强调拥有劳动能力的人在达到法定劳动年龄之后, 才能称作劳动力资源, 而人力资源则可以把将要拥有劳动能力的人包括在内。人力资源具有稀缺性和有用性, 人力作为一种“既存的”或“外生的”资源应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经济活动及其收益的核算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中, 所强调的人力资源的质量又与人力资本紧密相关。正是因为如此, 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众多的国家, 人力资源丰富, 但由于知识水平及相关能力较低, 人力资本总量却很贫瘠。
一、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现状
环渤海地区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 从三省两市的范围来看, 环渤海地区的面积约52.2万平方千米, 而人口密度却达到每平方千米435人,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2倍。更为重要的是, 环渤海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人力资源。一方面, 环渤海地区拥有为数众多的高等院校, 其中包括一批国内最著名的学院, 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青岛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另一方面, 环渤海地区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数也是全国之最。2004年, 环渤海地区每10万人拥有在校人数2928名, 明显高于全国平均的1420人。此外, 每年还有大量的区域外专业人才被吸引到环渤海地区, 尤其是京、津两市。
丰富的人力资源与人才优势使得环渤海地区的综合科技实力位居全国前列, 成为中国科技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2004年, 环渤海地区拥有三项专利申请数与授权数分别为65538项与30472项, 各自占全国的比重为23.5%与20.1%。从各省市主要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主要指标看, 环渤海地区高新技术企业数占全国比重高达57%, 从业人员占31.8%, 总产值及总收入也分别达到25.5%与29.9%。尤其是北京、天津, 拥有大量的研发与创新机构, 高科技园区林立, 而且专业配套齐全。正是环渤海地区雄厚的人力资源与科技实力, 使得环渤海地区向高科技领域发展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
人力资源效益通常使用“创造百万GDP所需的人才数量”衡量, 即人才总量/国内生产总值。北京地区人才效益较低, 仅为上海、深圳的一半。北京地区创造百万GDP需要5.96名人才, 远远低于上海创造百万GDP仅需2.47名人才的水平, 北京地区的人才效益不及上海的1/2。深圳地区人才效益与上海相当, 其创造百万GDP需要2.83名人才。考虑到北京地区中央党政机关、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以及科研教育人才比重较大, 并且这类人才并不直接创造GDP, 在人才总量中减去此类人才重新计算人才效益, 结果表明, 北京地区的人才效益虽有所改观 (创造百万GDP需要4.67名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才) , 但仍然与上海和深圳存在较大差距。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丰富, 科技实力得天独厚, 但是, 环渤海地区人才的交流与合作却比较落后。北京的人才一般只集中在北京, 向周边省市的流动和服务较少。整个环渤海地区人才分布不均衡, 北京、天津、大连、青岛等发达城市与河北、辽宁和山东的大部分地区要实现人才开发一体化, 必须以经济的同步发展为基础。比较而言, 长三角、珠三角的人才流动很快, 区域间可互相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早在2004年6月第二届长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工作会议上, 就已经通过了《长江三角洲人才开发一体化联席会议章程》和《长江三角洲人才开发一体化联席会议制度》, 近些年来, 在两省一市政府部门有效的推动下, 思想观念取得了共识, 制度得到初步衔接, 资源不同程度地得到共享。
目前, 环渤海地区的人力资源优势面临着难题。实际上, 环渤海地区拥有巨大的潜力, 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源优势上。比如, 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信息、教育中心,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及专业科研机构在国内最为密集;天津也有多所高校及高端科研机构。近年来, 河北高素质人才和各种要素资源加速向京津, 尤其是北京集聚就是这一现象的集中反映。而河北省很早就注意到京津的人才、技术等优势, 决心借助这些优势促进河北的发展, 并据此制定了“环京津、环渤海”的“两环”发展战略。但是, 河北借力京津的人才优势面临着许多难题。长期以来, 一方面, 京、津发展战略上的缺陷, 影响了其人才优势的发挥。北京的发展战略长期以来定位不够科学和准确, 盲目求大求全, 北京市区在旧城改造基础上“摊大饼”式扩张, 导致北京城区人口、产业、交通集中, 而卫星城市则发展极为缓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北京的产业和资源向环京津地区扩展。另一方面, 河北省和北京、天津由于行政区划的隔离, 形成政策差别, 阻碍了京津冀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
三、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一体化的主要目标
(一) 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目标的共同性
即环渤海区域内各人力资源开发主体, 经交流、沟通和协商, 形成一个共同的人力资源开发目标, 这是环渤海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一体化的标志和内在动力。对于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一体化来说, 其人力资源开发共同的目标, 即构筑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高地, 形成环渤海地区城市群的“同城效应”, 从而增强环渤海地区综合竞争力, 实现人才自由流动, 促进人才全面发展。
(二) 整合环渤海地区的人力资源
环渤海地区内的各个地域单位, 通过联动、合作和协同, 整合成全区域人力资源的共同体。这是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合理利用的本意, 也是组织保证。各地域单位的共同目标, 是构筑环渤海地区人才高地, 形成环渤海地区城市群的“整体效应”, 从而增强环渤海地区的综合竞争力, 实现人才的合理利用, 促进人力资源的全面发展。
(三) 实现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共享
根据互惠互利的原则, 环渤海区域内各地域单位的人力资源实现共同分享, 这既是人力资源合理利用的重要体现, 也是推进人力资源合理利用的“助推器”。因为各个地域单位只有分享到整个区域的人力资源, 切实体会到人力资源合理利用后的实际利益, 才能积极参与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合理利用和流动的过程。这同时也给予我们启示:在实现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合理利用和流动的过程中, 要关注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对人力资源的需求, 使这些地区能够分享到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源。
(四) 保持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的协调性
协调性具体各个地域单位的人才政策的协调、人才制度的衔接、人才市场的统一以及人才信息网络的沟通。这是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合理利用的核心内容。椐此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机制, 是推进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合理利用的关键。除了保持协调性以外, 环渤海地区内各地域单位人力资源应该整体性推进。
(五) 取得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合理利用的共赢局面
区域内各个地域单元主体, 随着人力资源利用的深入推进, 得以共同发展和繁荣。这既是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合理利用的出发点和归宿, 也是不断推进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合理利用的内在动力。
(六) 维护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合理流动的畅通性
通过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有序流动, 使人力资源在全区域内无障碍地自由流动, 从而使人力资源的潜能得以开发, 创造才能得以施展, 社会价值得以实现。这既是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合理利用的结果和近期目标, 也是迈向其终极目标的基本途径。
(七) 实现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配置的高增值性
环渤海区域内各地域单元的人才个体, 经过合理流动, 得以优化配置, 从而使人才潜能得到充分释放, 新增出人们想象不到的高价值来, 随之而来的是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综合竞争力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
四、实现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一体化的主要措施
(一) 组建“环渤海人力资源协会”
该协会由环渤海区域内各地区人力资源中介机构组成, 协会的宗旨是加速人才市场一体化进程, 协会的职责是评价人才流动的现状, 分析人才流动的障碍, 提出人才无障碍流动的对策, 规范人才中介机构市场行为, 促进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一体化进程。
(二) 制定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和管理的规章制度
通过环渤海地区共同的制度建设, 规范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市场的行为, 为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的一体化进程, 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制度的制定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 制定“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和管理的暂行规定”, 并且在联席会议上由全体成员表决通过, 然后分阶段、分步骤加以实施。第二步, 制定正式的“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和管理条例”, 通过该项制度的实施, 把分属于人事、劳动、教育等行政部门管理的“人才市场”、“劳动力 (劳务) 市场”、“就业市场”等整合成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
(三) 充实和完善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议
要充实市长联席会议的组成成员, 特别是环渤海区域的组织、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代表的参与, 这样, 有利于强化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一体化的统筹协调力度, 拓展一体化的覆盖范围。环渤海地区应该建立“环渤海地区开发协调委员会”, 以便综合考虑环渤海区域内经济、人才、科技、教育、文化等一体化的协调事宜。
(四) 推进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信息网络的建设
加速构建覆盖全区域的大容量、高效率的人才信息网络, 可以打破时空限制, 大幅度提升人才及其信息资源的共享, 并且在此基础上, 搭建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专项信息网络平台, 建立环渤海地区人才信息库, 力争实现各地区项目与人才的对接, 这样也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充分实现人才价值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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