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范文第1篇

引言:近些年, 我国加大了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力度, 通过对其的深入研究发现, 致使生态环境受损的因素有许多, 这些因素的产生与地质矿产资源开发有直接关联。尽人皆知, 地质矿产资源开发是一项重要工作, 但在实际开发矿产资源过程中时常出现乱砍滥伐的现象, 如此一来便导致了我国水土流失等问题出现, 使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遭到影响, 所以, 提高对地质地质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的重视尤为重要。

一、地质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在传统的地质矿产资源开发中时常会出现生态环境遭损坏的情况, 首先, 对地质矿产资源进行开发, 从最初的勘探到后期的加工的整体流程中会产生诸多废弃物, 比如勘探材料的排放、烟尘、废气等, 所产生的废弃物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完全消除的, 当其进入到环境中, 会给土地与大气的质量、人们健康带来影响, 并且成为导致环境污染的主体;其次, 传统的地质矿产资源开发为了切实降低开发难度, 时常会利用转换地质状态的方法, 但此种方式与自然规律是相违的。当资源开发完之后, 此区域极易出现地质灾害, 还有部分地区会出现地下水资源枯竭的状况。在开发地质矿产资源时, 只要是不当的管理都会使矿区周遭环境遭受威胁, 并使当地的生态系统受影响。虽然一些地质矿产资源开发单位在勘探、加工时采用了一些保护自然的方法, 但此种现象并不广泛, 很多单位并未意识到此方面, 所以无法将地质矿产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问题在根本上解决掉, 若是此问题不能及时有效解决,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直接影响。

当前, 我国加大了对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力度, 各个行业都有义务与责任参与到环境保护中, 当然矿产单位也不例外, 这便需要在矿产单位在开发矿产资源时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 通过应用无污染技术来完成生产作业, 尽量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 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局面提供有力依据。

二、推动地质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有效策略

(一) 增强工作人员环境保护意识

1. 加强宣传。

在对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就是宣传, 加强宣传能够使更多的人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这对于他们提高责任意识具有促进作用。若想提高开发人员环境保护意识, 单位领导需要起带头作用, 在实际工作中采用适度的原则, 杜绝出现过度开采资源的现象产生, 需要结合实际状况来进行开采, 从而为后代留下充足的矿产资源。

2. 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

不管是矿山扩建, 还是改建都需要以保护自然为主, 若是给自然环境带来巨大伤害, 一定要及时停止工作, 切勿继续施工。另外, 在开发地质矿产资源时需着重注意社会伦理引导, 它对生态环境保护具有一定影响, 正确的引导能够使其传统的功利价值观发生转变, 使更多的群众意识到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开发地质矿产资源时, 不但要考虑经济因素, 还需兼顾社会效益与社会效益, 从而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同步发展。

(二) 应用生态开发技术

开发矿产资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经济价值发挥到最大, 但对地质矿产资源来讲不能只看重眼前利益, 需将目光放长远, 若是因为当前对矿产资源不注重保护, 一旦资源被挖空, 不但无法为单位带来经济效益, 还会使后代生活质量受影响。因此在开发矿产资源时需注重利用生态开发技术, 不但要注重清洁生产技术, 还需给予资源利用技术与视废弃物利用技术高度重视, 因其能够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比如在矿产资源开发时应用清洁生产技术, 能够使生产过程变的无污染化, 或是降低加工污染能力, 将其控制在国家所规定的范围中, 推动地质矿产资源开发朝着无污染的方向发展。

(三) 建立健全的的内部管理制度

1. 坚持以生态技术为主, 将内部管理体系构建工作做到位, 明确责任主体。

如今生态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了当前地质矿产资源开发单位的主要工作, 为了切实降低对自然环境的损害, 矿产开发单位需在开发中展开保护, 并且把各类环境保护工作落实到具体部门, 比如在生产环节, 需要将环境保护责任分配给生产部门, 保障生产所产生的废弃物对环境不造成影响。

2. 加强对绩效考核制度的建设力度。

地质矿产资源开发单位需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同步发展, 这便需要构建健全的考核管理制度, 需基于多样化考核为主, 在对干部政绩考核时, 需把生态环境保护状况当作考核内容, 在注重生态审计机制建设的同时, 还应将管理制度切实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基于此才会使更多员工参加到生态环境保护中, 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

(四) 加强政府扶持力度

政府的支持力度对地质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有直接关系, 因为政府是市场调节的主体。为了推动地质质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政府需加大对其的支持力度, 并且对单位的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动态监督。比如, 政府可以为矿产单位提供补助资金, 降低单位处理废弃物时的资金压力, 对于应用新兴处理设备的单位也需要给予适量的资金补助, 提高了单位优化设备与技术的重视。除此之外, 还需建立技术生态扶持制度, 因为矿产单位所在地区经济的差异性, 会使技术生态化的作用效果受影响, 因此对矿产单位增加政府在技术生态方面的扶持力度, 从而提高单位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并达到完善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的目的。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 诸多地质矿产资源开发单位并未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导致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 我国需加大对地质矿产资源开发的重视力度, 通过降低地质矿产资源开发中废弃物排放量、构建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提高地质矿产资源开发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注意生态开发技术应用, 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 为促进地质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摘要：本文主要以地质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为重点进行分析, 结合当下地质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为主要依据, 从提高地质矿产资源开发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构建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政府加大扶持力度这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与研究, 加大对地质地质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研究力度, 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地质地质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关键词：矿产资源,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俊霞, 贾志敏.内蒙古草原地区地质矿产资源开发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法律研究[J].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 , 2012, 33 (06) :133-137.

[2] 杨永均, 张绍良, 朱立军, 安艳玲.贵州地质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J].贵州农业科学, 2014, 42 (09) :232-235.

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范文第2篇

摘要：一场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凸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文化意义。而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所表达的天人合一宇宙观和所强调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观，对于我们合理求解人与自然关系仍然具有重要启示。顺应自然作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的重要原则，其所彰显的中国智慧是不言而喻的。它启示我们要摈弃功利态度，与自然之间互养相成;要自觉培养一种节俭、自律、富有人文情怀的生命观;要居安思危，增强环境忧患意识，优化人类的现代生存观念。

关键词：中国精神;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生命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2.006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秩序，也改变了世界的发展节奏。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受到重大威胁，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正遭遇严重冲击。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举国上下同舟共济、坚定信心，迅速汇集各方力量，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经过全体国人的艰苦努力，我们的疫情防控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我国的经济社会秩序正在逐渐恢复。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所取得的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担当，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此严峻形势下，我们应当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凝聚共同意志和力量，拿出更大决心和行动。全世界各国应淡化意识形态之争，深化抗疫协调交流合作，争取早日战胜疫情，构建人类更加美好的世界。

反思有利于进步。这场空前的抗疫防控阻击战，也许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太多的思考和启示。尤其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更应该痛定思痛，深化理论的自觉意识，特别是努力结合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精华，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人类现代性的进程与危机，以期助力国家总结疫情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提升我们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水平，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做出贡献。

一、解读“中华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民族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内生动力，它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进程和积淀中逐渐形成的，集中彰显着本民族的特色和本质，因而体现和表达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与凝聚力，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灵魂。中华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的集中表达，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是华夏各民族的理想信仰、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文化浓缩，是中华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创造的原生动力。

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看，中国精神的核心价值诉求就是《周易》所强调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众所周知，在中华文明史上，《周易》被称为万经之首、大道之源，因为《周易》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框架。而这两句话，分别出自“乾”“坤”两卦的“大象”。“乾卦”象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象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乾》《坤》两卦是《周易》中唯一的纯阳和纯阴之卦，既代表了阳之范畴与阴之范畴，又代表了不同于人类社会生活系统的“天”与“地”两个概念，最终所谋求的是天人合一之文化境界。

“天人合一”的信念是中华文明创生的大前提，我们甚至可以说，以“天人合一”为主导的中国“和合”文化，是中华人文传统的基本信念和主要基调，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2014年5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现实生活实践中，“天人合一”集中体现于人与自然的统一上。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人与自然之所以能够“统一”，究其根本，源于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来源于自然，因此“人道”不可能与“天道”相冲突，毋宁说人性是物性的绽放，人道是天道的赓续。恩格斯在其著作《自然辩证法》中曾经强调：“我们的主观思维和客观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的结果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理论思维的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人作为万物之灵，在其漫长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对自然的认识与把握也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人类只有深切地意识到与自然的相互印证、互养相成，才能够真正达成人与自然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也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彻底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的价值诉求。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哲学中，“天道”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独立于人伦世界的纯粹“自然”观念，而是被把握为一个含蕴至善价值规定的本体或万物统一体。人是可以通过“尽心”“知性”而达到“知天”的，在人性或人道中内在地就拥有天道，因而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则必然是一种以人性或人存在目的的实现为前提的“天人关系”，而其最终的指向性必然是天与人的合一。

在中国哲学看来，大自然的运行刚强劲健，有其固有的周期与规律，有道是“天行有常，不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宇宙在不停运转，人应效法天地，永远不断地奋进前行。《周易·系辞》指出：“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认为无论是人还是自然都是秉承了天地之大德而生成的，因此人要力求做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孟子进一步提出了“性天相通”的观点，认为“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世界上的各种事物之理是由“天”而赋予“我”的，人们只要自觉做到尽心养性，就能够认识把握自然，“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道家更为明确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主张“顺应天道”“无为而治”。《老子》第七章讲“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此处的“不自生”意指不自私其生、自营其生。生命是在与“他者”的相互成就中绽放的，因而，“生命”与“自然”具有着天然的亲缘性。而儒家认为“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天就是道，就是自然规律，是天地宇宙万物生化运行的机理，所以需要依“天道”而行，与自然同道。

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就体现在人对“自然”的态度上。如果说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那么西方文明则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信念。这一点在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进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尤其是工具理性的滥觞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人们对生命的感受日趋经验化、物质化。以当代西方社会为例，在科技文明与资本经济结构的冲击下，人们的传统生活根基正遭受严峻挑战，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生产日趋专业化，消费日趋大众化，生活节奏越来越加快。人口的大量迁徙流动导致人际关系的表面化，使得个人的生活方式日趋受制于整体的社会结构，让人们越来越难以把握外在世界，越来越难以确立真正的自我。在此种复杂且无法捉摸的状况下，个人便无从确立自身的生活原则。而科技文明本身所特别强调的又是技术，当个人的生活为外在的分裂世界所瓦解时，个人便丧失了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活原则，从而被物化了的存在所淹没，人的内心世界亦没有一个追求自由的向度，注重物質而忽略精神，注重当下而放弃将来，最终造成这样一种现实：生活技术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原则。在这种工具理性的狂风下，一般人在生活上只问“如何”而不知“为何”，只问如何生活，而不问为何而生活，人生逐渐失去了庄严的目的。

而天人合一的核心内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主张天人协调，追求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相类相通，以达到统一。中国哲学强调只有在“天人合一”的前提之下，去展开人的文化创造、展开人的生命与奋斗，这个世界乃至个人才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毋宁说就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实践展开。天道刚健，君子应当以此为楷模，自强不息。华夏民族栉风沐雨，一路走到今天，既有艰苦卓绝的奋斗，也有忍辱负重的前行。作为君子，既要“善利万物”（道家），还要“厚德载物”，即以自己宽厚的德行去承载万事万物（儒家）。这是知与行的统一，既深刻体认这种精神，更要身体力行地加以自觉实践，如孔子自述“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坎坷而信念弥坚，饱经磨难而斗志更强，正是得益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深层精神信念的支撑，这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与灵魂。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灾难中所积聚成的强大实践力量，正是中华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突如其来的疫情，唤起了全体国人心怀天下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怀，无数人秉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守望相助，勇于担当，共克时艰，从磨难中奋起，在磨难中成长。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精神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但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并没有随着岁月而褪色，它必将对于未来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与发展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二、中国精神所彰显的自然与生命

当前，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警示着人类社会正在面对一个新的共同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布报告称：“2019新冠肺炎病毒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我们共同面对的最大的考验”，呼吁全世界共同行动，采取果断、包容和创新的政策行动，来解决这一危机的负面影响并减轻对人类的打击。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古老问题摆在人们面前，也再一次提醒人类：人的生命在浩瀚的宇宙自然面前是何等的无助、何等的脆弱。尤其是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人类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如何让人文精神照亮时代危机的重重阴影？人类应该如何去对待生命、对待自然？

时代的紧迫性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在这一语境下进一步去体味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恩格斯曾经意味深长地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取消了。”

的确，今天人类所面对的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文化世界”。“人与自然的矛盾”似乎越来越让位于“人与文化的矛盾”，文化铺天盖地包围着人类。因此，以反思人的文化世界为主旨的“文化哲学”成为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哲学思潮。但是这绝非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被遮蔽了，绝非意味着人类可以挥舞文明的解剖刀肆意对自然进行征服和改造。早在1991年，笔者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意在说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理解，是现代人类文化自觉的重要结果。因为人类文化的突飞猛进，展开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对立、冲突乃至和谐，人类只有真正达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意识，才能把握真正的人文精神及其价值诉求究竟是什么。也许这种历史的进程是必须的，否则人类便无法跃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在这方面，以“天人合一”宇宙观作为出发点的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中国文化自有史书记载以来强调敬畏自然，倡导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如孔子讲君子有三畏，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首要的就是“畏天命”，天命是超人间的主宰者，万事万物乃至于人的一切行为均需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在孟子那里，心、性、天三者的内涵与意义是相互通融的，因为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下，尽心即可知性，知性也就能知天，心性本指向人，既然尽心可知性，则知性又能知天。《庄子·天道》篇中讲：“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道”也就是大自然的规律，既不可抗拒，也不可改变，因此必须敬畏自然、敬畏天地，遵循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行事。宇宙自然充满了神秘感，它每时每刻都在创生着新的灵性，孕育着新的生命。中国文化从未将人看作完全孤立于自然的存在，也从未将自然视为纯粹的客体，而是坚信自然给予人类以生命，人类也在自然中成长，并在对自然的敬畏中获得生命自我的确证。人类和各种有生命的物种原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借助大自然的赐予求得生存与发展。因此，自然界既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又是维系物种生命活动的必要环境与条件。

人类起源于天地万物，是天地的派生物，所以天地之道就是人生之道。莊子讲“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孟子认为，人性作为生命之根据，它由“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所构成，而这四心又对应着四种道德，即“仁、义、礼、智”。人性作为内在于人心中的潜在性，需要“扩而充之”，去实现这种潜在性和“未完成性”。人性的潜在性之完成与生长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绽放过程，故《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人只要发扬“诚”的德性，即可与天一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道”既是自然也是人的生命，因此它并不是外在于人的东西，毋宁说它就是人生命的内在超越根据。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我们唯有对自然深深敬畏，对生命无上尊重，才能够在本真的意义上发现人类文化创造的价值、领悟人生的意义。

诚然，今天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与改造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我们面对的世界越来越成为“人化的世界”，并且这“人化”程度还在不断加深。但是由于工业文明的巨大威力，使得经济发展的方式和自然平衡稳定的需求不相适应，导致了人与自然矛盾的不断加大。同样，由于对自然规则的破坏，导致了运用资源的过程不能达到可持续的要求，竭泽而渔，一方面自然对其基本“稳态”的维持会对我们的破坏行为乃至人的生存进行阻碍;另一方面，人对自然的破坏也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

对于自然界与人的精神的内在统一性，恩格斯曾经有过明确的强调。他认为从人的进化史来看，人来自自然，作为人的来源的自然独立于人之外并先于人而存在;人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自然对人说来有两种意义：一是人的来源，二是人的对象。作为人的来源的自然独立于人之外并先于人而存在，人是其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作为人的对象的自然是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为了生存，人需要自然，而自然却不是人的产物，它外在于人的需要，因而自然就成为人所需要克服的活动对象。这样，在人的生存需要和自然的外在性、人的主体性和自然的强制性之间就发生了矛盾和冲突。显然，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这一逻辑与历史前提决定了从人类诞生的那天起，人就秉承了自然之灵性，理性是人之为人与生俱来的自然禀赋。在此意义上说，人与自然必然具有内在的统一关联性。人来自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决定了人类与宇宙自然受一种相同的规律制约着，在精神主体的超越与升华中，人们必须同时感到，这种精神的超越与升华就是自然母体所赋予人们的禀性，人们是在与宇宙自然的对话中完成这种超越的，所以在这种超越的过程中，既不会因为外在自然的无限广大神秘莫测而感到自我的消失，偶然的生命存在淹没在必然的宇宙演化变迁中，也不会因自我能动性的伸张而把宇宙自然的目的寄托在个体之自我完成之上”。因此，在对自然的超越中同时保持对自然的认同与回归，这是人类在现时代所应采取的文化态度。

尊重并敬畏大自然的基本规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法则。中国哲学讲求敬畏自然，要在与自然的圆融相处中实现生命的价值、体味生命的意义。敬畏自然，这同时也是对自己最好的尊重。从生命的主体出发显现自身的力量，是母体自然赋予了人类以生命行为。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必须将自然把握为一种宇宙本体存在，并对其采取认同的意向;既然自然作为一种有机生命体，必然具有某种智慧，可以将其视之为自然智慧，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的智慧是自然母体智慧的部分显现”。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永远不要奢望去战胜自然，而要始终将自然视为自己的智慧之源。

在今天，我们重提敬畏自然，已经不是因为对自然“无知”而畏惧，而是在科学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在深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对自然的一种敬仰和尊重，这其实也是一种真正的文明进步。生命只有一次，地球只有一个，自觉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学会敬畏自然、亲近自然，既要珍爱我们的生命，更要爱护我们的地球，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自然与人和谐美好的发展。

三、“顺应自然”凸显中国智慧

真正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既关涉当代人类的发展，更关涉未来人类的命运。诚然，由于时代的不同，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可能会有不同的价值诉求，但是从人类历史进程的总体趋势而言，它必然表现为由简单的抽象向日益丰富的具体上升的发展过程。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笔者认为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大致表现为如下三种基本形式：“一种是适应的、受制约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人类全部的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都建立在依赖于周围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一种则是实践的、需要的关系，人类把自然界当作满足社会多种多样需要的财富的源泉，人类通过作用于自然界的实践活动（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达到自己的目标;最后一种为伦理学的、道德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人类向大自然的认同与回归，表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热爱、爱护与保护，与自然和睦相处。此外还有美学的或审美的关系，这是人与自然和谐与统一的最高体现，大干世界的宏伟、秀丽、宁静、幽深所激发出来的人的美感，对自然美的体验、认识及其教育，都是这种审美关系的表现形式。”这三种基本形式，折射了人类自然观由自发（人与自然的原始统一）向自觉（人与自然的互养相成）的文明提升。

对于上述人与自然关系所展现的基本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同样有过生动的说明，这具体体现在马克思所提出的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划分理论”之中。对此马克思的完整表述如下：“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在这里，马克思从人与自然这一基本存在关系入手，认为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这就决定了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在第二种社会形态下，“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其特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三个形态则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如果说在马克思所称的“最初的社会形式”下人对自然的适应、依赖、受制约的关系占优势的话，那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第二大形式”的社会形态下，人类对自然界的日益征服形成了更能显示人的能动性的“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的实践和“多方面的需要”的关系。大工业文明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的实践需要，将愈加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伴随而生的人类对自然界征服索取的恶果也日益显著，物质财富的增加助长了人的占有欲与傲慢，而忽略了与自然所应保持的和谐与统一。

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人类的文明程度。顺应自然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秉持的文化理念。对于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显然，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显出来。适应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理念，党中央提出了“顺应自然”这一新发展思路，要求人们自觉地遵循、契合自然发展规律。“以辅万物之自然”（《老子））第六十四章），赞天地之化育。这既是一种现代生态文明观，更是一种现代化发展实践的中国智慧。

的确，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但这里的“精华”与“灵长”所表达的是人的明智与责任，即能够超越生物本能，全面而深刻地观照天、地、人。“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就可以恣意宰制天地，人之可贵在于处于天地之间，就要顶天立地、化育万物、顺应自然，不可恣意攫取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要“敬天保民”，始终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

“顺应自然”作为未来中国现代化實践的重要原则，其所彰显的中国智慧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我们要摈弃对自然的功利态度，与自然之间互养相成、和谐发展。工业革命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是巨大的。据联合国统计的数据，自从近代人类工业革命以来，已经改变了地球上75%的土地和66%海洋生态系统。确实，从人类的发展速度来讲，未来能够在地球上找到一份“净土”，可能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今天的人类掉进了现代生活的深渊中，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成了现代生活的三大支柱，这导致人的现代生活渐趋物象化、理性化、程式化和技术化。然而，人是灵与肉的二重性存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所彰显的仅仅是人的经验生活维度，这种经验生活维度一旦走到极端，必然要遮蔽人的超越性的精神维度。

由此看来，对于自然，我们必须慎言“改造”和“利用”，尤其对于种种涉及自然命运的重大决策，也必须谨慎论证，节制操作，因为自然的命运可能以种种复杂和难以预知的方式与人类自身的命运相关联。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无数自然灾难告诫人们，我们不断地向大自然索取，不断地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如果还不自觉反省，更多的自然灾害也许还会降临。我们要在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自然万物都是有其“边界”的，边界保证了万物是它自己而非其他。这个地球是一个既美丽又容易受伤的星球，如果不加节制地开采、肆意地破坏，必然会导致地球千疮百孔。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努力将人对自然的改造控制在大自然能够消化和吸收的范围之内。珍惜自然资源，共营生命绿色，让有限的资源能充分地循环利用。这就彰显了尊重自然、崇尚绿色的中国智慧，为人类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贡献了中国方案。努力找回我们曾经遗失的“天、地、人”和谐共生的美好情境，让顺应自然真正成为国人现代化实践生活的“集体无意识”，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其次，要自觉培养节俭、自律、富有人文情怀的生命观。人是一种灵与肉的二重性存在，需要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来完善、充实自身。人的这种“身一心”二元结构折射着人与自然的应有关系。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曾强调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把“生存”提升为“生活”。在他看来，“生存”只是一种物理事实，而“生活”才标示着生命的意义。今天我们需要基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极限意识，去重塑我们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更需要从顺应自然的角度来看待人的生命展开历程。

“节俭、自律、富有人文情怀的生命观”的提出，正是基于这一价值诉求。现代文明推崇节俭，在其根本点上是基于我们对有限资源的珍视。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各种资源的消耗，但这一切更离不开节俭。现如今，中国正在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社会化建设时期，需要我们每个公民在努力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朴素节俭，珍惜财富，合理使用各种资源。无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生活领域，都应该倡导节俭，反对奢华铺张浪费，尤其是注意对过度消费的抵制。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发扬节俭的精神，崇俭朴戒奢华，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共同维护勤俭节约的良好社会风气;自律是一个人根据自我和环境等状态，选择与自己最匹配生活方式的一种能力，并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获得更大的身心平衡与享受。自律源于我们对生命质量的关注。自律的生活可以让人走得更远，自律应该成为一个人自然显现的一种生命状态，良好的自律性会带给我们健康和乐观的生活。摒弃虚荣、浮躁和无知，拒绝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回归真实、从容、淡定的心态，培养自己的恒心和耐力，明晰未来的方向，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人文情怀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承传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遗产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等。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是人和人之间的生命情感，一个人只有守护住人文情怀，才能搞清楚“什么是我们最想要的”，才能超越单向度的经验与物质欲求，让生命洋溢人的目的性关怀。

再次，要居安思危，增强环境忧患意识，优化人类的现代生存观念。人类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表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它的文明神经往往越敏感和脆弱，因此需要居安思危，对其进行精心呵护。自然环境是人生存的内在要素，追求自然与生命的圆融，是人生的重要追求目标。从哲学层面来看，居安思危源于人的忧患意识，它是人对某种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状态事件的防范和谋划。忧患意识历来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重要价值内涵，它表达的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历史使命感，如孟子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就是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鲜明体现。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绵延不息、赓续繁荣的重要基因。

今天，面对自然，我们需要培养忧患意识。因为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如果没有生态环境的安全，人类就必然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之中，就像恩格斯所警示的。而今受伤的自然已开始报复人类，人类如果不改變我们对自然的态度，后果将不堪设想。从顺应自然的角度说来，人类应当承认，自然将永远大于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这是由认识对象（自然）的复杂性和人类心智的有限性所决定的。盲目的理性乐观主义常常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危害，因为他们相信人对自然的控制就像对机器的控制一样容易实现。人类应该自觉认识到，我们所强调的“顺应自然”恰恰是指向人与自然的和谐目标的，它因此不再是对人的单纯束缚，毋宁说是人自由的真正表达。

在此价值关切之下，人类需要提升和优化人的生存观念，改进人的生存品质，凸显人的生存意义。今天，我们尤其应该倡导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正德、利用、厚生”的人生态度，真正做到既正人德，学会敬畏自然，与大自然和睦相处;又正物德，做到物尽其用、富裕民生，最终达到兴利除弊、促进社会和谐之目的。

只有人的生存观念有根本性提升，人的生存品质才会有实质性的改进，人生存的意义才可能凸显，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成为现实。经过这场新冠病毒对人类社会的冲击，我们的确应该反省，让这场灾难成为真正改变人类行为的契机，让我们真正认识到大自然与地球所有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进而去认真敬畏自然、呵护自然，让未来人类文明脚步继续前行。也许这种人类行为的改正首先要取决于生存观念的提升。人作为能动的、目的性存在，需要葆有健全的自我反思、约束及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的范导下，让我们的发展目标充满人文关怀，让我们的实践行为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让我们专注于人、社会、自然的全面协调发展，让我们真正构建起以人为本、民生至上的社会共识，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诉求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责任编辑 付洪泉]

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范文第3篇

摘要：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倾心关注和致力解决的主要问题。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善于把握全局，从战略高度认识“三农”问题，强调“三农”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明确“三农”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问题；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善于用科学理论指导；善于结合新形势，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要求。强调加快农业发展、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农民收入，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新对策。

关键词：江泽民；“三农”思想；对策措施

农业、农村和农民(简称“三农”，下同)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变化，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想、新举措，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三农”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真学习和探讨江泽民的“三农”思想，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对于国家“十二五”开局之年做好“三农”工作，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江泽民对“三农”问题的新认识

“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国的特殊国情即农业大国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始终都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立党立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这13年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三农”问题，时刻关注“三农”问题，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问题”。江泽民关于“三农”问题是“首要问题”和“根本问题”的重要论述是在新形势下对“三农”问题的新认识，是确保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顺利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思路、大举措，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1、强调“三农”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

不管是改革开放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有许多矛盾要克服，但什么问题是首要问题，什么矛盾是主要矛盾，这是必须首先要搞清楚的重大问题。江泽民结合新形势，多次强调“三农”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革命和建设中一直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1990年6月，江泽民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对“三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了重要论述，他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们需要从经济上和政治上，从眼前和长远，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从农村工作和农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从把农业搞上去这个任务的极端艰巨性、复杂性等方面，来加深认识农村工作和农业的重要性，继续努力打开农村工作和农业的新局面。”

在1994年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又强调：“我们的工作千头万绪，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第一位的大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麻痹大意。”

1995年3月，江泽民在江西考察时指出：“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发展中大国，十二亿人口有九亿在农村，吃饭穿衣问题始终是第一位的大问题，全国的安定首先取决于农村的安定，工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取决农业的发展水平和提供的条件。……农业必须始终放在整个经济工作的首位，农村的发展必须始终作为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中的首要环节来考虑和筹划。这些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要动摇。”

2、明确“三农”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问题

中国不仅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业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3多，且资源相对不足，以不到世界10％的耕地和不到7％的水资源养活占世界五分之一多的人口，其困难可想而知。因此，农民能否安居乐业，农村是否稳定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为此，江泽民多次强调“三农”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问题。

1992年12月，江泽民在6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这是我们党从长期实践中确立的处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

1993年10月，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又强调：“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已经讲过多次。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在相当一些领导干部中认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从指导思想到实际工作还没有真正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要地位，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忽视和放松农业的倾向。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再次强调这个问题，以进一步统一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这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功，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城市改革的其他方面改革的顺利进行积累了重要经验。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农村改革的成功和农村经济的繁荣，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全面展开，国民生产总值就不可能提前实现翻一番，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出现今天这样生机勃勃的局面。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充分说明了农业和农村工作在我们国家发展中所处的极端重要的地位。”

总之，江泽民对“三农”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反复强调，不仅说明了重视“三农”是由中国国情和农业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而且说明了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并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是长期的全局性的方针，经济不发达时要坚持，经济发展了仍然要坚持。农业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战略作用，永远忽视不得，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二、江泽民的“三农”思想新特点

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的反映。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过：“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强调：“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纵观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发展史，每一历史时期，“三农”思想都有其不同特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农业问题的核心即土地问题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农村问题的核心即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农民问题的核心即收入问题调动了

农民的积极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乃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因此，如何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从而组织起浩大的农民革命队伍，参加中国革命，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课题。农民经济利益的核心就是土地问题，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主要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土地制度，积极为农民利益奋斗，因而获得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最广大农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也正是在这最广大的力量的支持和配合下，仅仅用了28年的时间，就推翻了长期以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就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分期分批土改，至1952年底，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全国约3亿元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真正实现了中国农民几千年的梦想——“耕者有其田”。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因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农村改革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保护和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邓小平认为：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后，邓小平多次强调要保持农村基本政策长期稳定不变。他说：“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

江泽民的“三农”思想产生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人类社会跨入知识经济社会的新时代，产生于世界向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的新时期，同时也产生于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向现代化迈进的新阶段。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抓住主要矛盾，兼顾各方面关系，对做好农业、农村、农民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特别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同时把解决“三农”问题不仅看作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看作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针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中出现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负担过重的问题，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如延长土地承包期，减轻农民负担，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等等。这些都是切实维护农民经济利益的重大举措，不仅关系到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关系到党和国家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江泽民的“三农”思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有关“三农”思想，而且结合新形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善于把握全局，从战略高度认识“三农”问题

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三农”问题影响着整个国计民生。实践经验表明，什么时候重视“三农”问题，中国经济社会就向前发展，反之，就停滞甚至倒退。正是基于对现实国情的深入了解，江泽民对“三农”问题一直十分重视，善于从战略高度认识“三农”问题。

1990年6月，江泽民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第2年就明确指出：“我国十一亿人口，八亿多在农村。农村稳定了，农民安居乐业了，也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国家和社会全局的稳定。”

1993年10月，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又强调：“农业基础是否巩固，农村经济是否繁荣，农民生活是否富裕，不仅关系农产品的有效供应，而且关系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如果农业没有更大的发展，农村经济不能登上新的台阶，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和第三步发展目标就不可能顺利实现。……。全党同志应该站在这样的高度来看待加强农业的深远意义。”

1996年，江泽民在河南考察农业和农村工作时再一次指出：“中央所以反复强调农业的特殊重要性，是从我国人多地少这个基本国情，从保持全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全局性要求出发的，也是从保持和加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独立自主地位的战略性要求考虑的。”

1998年9月，江泽民在《全面推进农村改革，开创中国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的讲话中强调：“实现跨世纪发展的目标，难度最大而又非完成不可的一项任务，就是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抓住农村这个大头，就有了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主动权。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挑战，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和加强农业，把农村经济搞上去，这样才能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才能增加发展的回旋余地。”

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思考，1998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对“三农”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稳住农村这个大头，就有了把握全局的主动权。”

总之，江泽民思考和论述“三农”问题，是站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大局高度，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高度进行阐述的，这些重要论述对于加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2、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保持清醒头脑，少走弯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三农”问题上有过沉痛的教训和曲折的发展历程。对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并经常加以总结。

1993年10月，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牢记建国以来几次由于农业大起大落而导致国民经济大上大下的教训。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越是加快改革开放，越要重视农业、保护农业、加强农业。要真正地而不是表面地、实际地而不是口头地、全心全意地而不是半心半意地加强农业这个基础。”

1998年9月25日，江泽民在安徽省考察工作时明确指出：“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农民有积极性，农业就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就停滞甚至萎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确定农村经济政策的

首要出发点，是充分发挥我国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并且提出，我们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是我们花了很大代价才认识的真理。农村改革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就是坚持了这个正确的出发点。家庭承包经营所以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就是给了农民自主权，使农民得到了实惠。在农村开展任何一项工作，实行任何一项政策，都必须首先考虑，是有利于调动还是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是维护还是会损害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是解放和发展还是会阻碍农村生产力。这是我们制定农村政策必须坚持的基本准则，也是检验政策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

3、善于结合新形势，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举世公认的巨大变化。但由于错综复杂的种种原因，农村问题的解决还远远未达到理想的程度，农村问题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艰巨的任务，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题。对于这一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有着清醒的认识。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地方政府出现了只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整天忙于招商引资办企业，只重视城市建设而忽视农村发展，整天忙于拆房子建公路、建公园的倾象。江泽民对此高度重视，经过调查研究，他明确指出：“在一些贫困地区，由于群众生活非常困苦，潜伏着不少不稳定的因素。如果社会秩序不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发展。”不仅如此，同时还会使“非法宗教势力乘虚而入，与我们争夺基层领导权。如果这些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贫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势必影响民族的团结、边疆的巩固，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是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

江泽民对于农业问题同样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有些人对农业的重要地位和加快农业发展的思想有所松懈，同时由于农产品供求矛盾的相对缓和，农业效益逐渐下降，农民收入增长比较缓慢，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不少农民弃农经商务工，影响了农业发展。江泽民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严肃地告诫全党：“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底子又薄的大国里，农业问题、粮食问题，始终是国计民生第一位的大问题。农业始终是战略产业，粮食始终是战略物资，必须抓得很紧很紧，任何时候都松懈不得。”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江泽民对农业问题进行了新的论述。2002年5月，江泽民在重庆围绕党建和西部大开发进行调研时强调：“要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村人口比重很高的农业大国，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如何，农业和农村经济状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中国改革发展的进程，决定和影响着中国社会稳定的全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放松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可能带来的全局性影响不能低估，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不能低估，对做好新阶段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的难度不能低估。”

4、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推动“三农”发展

江泽民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这样人口众多的民族，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为指导，如果没有以正确理论为基础的强大的精神支柱，那末，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将是不可想象的，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就谈不上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就不会有美好的未来。全部近代中国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用什么科学理论来推动中国“三农”发展呢?江泽民多次强调，必须以邓小平的“三农”思想来指导中国“三农”的发展。1998年9月25日，江泽民在安徽省考察工作时明确指出：“农村改革的成功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胜利。邓小平同志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关于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一系列论述，给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在每一步关键的时候，都是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支持和推动改革。农村改革的历程说明，只有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冲破旧的观念和僵化体制的束缚，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理论，就不可能进行农村改革，也不可能有现在这样一整套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更不可能有今天的巨大成就。认真总结这20年的宝贵经验，对于全党更加自觉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三、江泽民对解决“三农”问题提出的新举措

正由于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正确认识，江泽民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关于“三农”问题的思想，不断探索，开拓创新，努力进取，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

1、加强农业保护，强调科教兴农，发展农业产业化

首先，强调农业保护。农业保护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现象，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种非市场安排的政府行为，也是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1992年，中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经济由此驶入了市场经济的快车道。那么，中国农业是不是也需要保护?对此，1993年10月，江泽民在深入分析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率先提出：“农业在国家宏观调控中是需要加以保护的产业。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单纯靠市场调节，工业和农业发展速度的差距、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将会日益拉大。”这一判断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及时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睿智之举，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农业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5年12月5日，江泽民在《统一思想，齐心协力，奋发进取，讲求实效，做好明年经济工作》的讲话中对农业保护政策又进行了全面阐述。他提出：“积极探索扶持、保护、促进农业发展的新机制、新办法。农业是社会效益大而比较效益低的产业，光靠市场调节不行，必须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加以扶持和保护，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同做法。要制定引导资金等生产要素向农业流动，多方筹集农业发展资金的政策。合理调整工农、城乡利益关系，按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健全主要农产品风险基金和储备调节制度，减少农业的市场风险。引导二、三产业加强对农业的支持，逐步形成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以工带农的机制。充分运用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更多一些利用国外资金、技术，促进我国农

业发展。”实践证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必须遵照江泽民所强调的：“市场经济越发展，工业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和扶持。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客观规律。”

其次，强调科教兴农。科教兴农是时代的要求，必然的选择。江泽民一向重视科教兴农，科教兴农战略是江泽民“三农”思想的一个重要闪光点，它顺应科技全球化潮流，紧扣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脉搏。他明确指出：“要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各地应根据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自然条件和耕作特点，紧紧抓住科技进步这个环节，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和有效利用资源上下功夫。”1991年11月29日，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正式提出了科教兴农战略。他强调，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积极实施科技教育兴农的战略。“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大农业经济的发展，最终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适用技术的广泛应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不仅可以有效地弥补农业资源的短缺，而且可以提高物质投入的有效性。因此，我们一定要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积极创造条件，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逐步地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再次，强调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是中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是继家庭土地承包制后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农业产业化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了产供销、贸工农、科教紧密结合的一条龙经营体制。

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江泽民对“农业产业化”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农村出现的产业化经营，不受部门、地区和所有制的限制，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这样做，不动摇家庭经营的基础，不侵犯农民的财产权益，能够有效解决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运用现代科技和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

2、发展集体经济，强调家庭承包经营，推动小城镇建设

首先，明确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和目的。1990年6月，在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明确提出农村改革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深化农村改革的目的，是保护和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力。

其次，强调家庭承包经营是中国农村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经营制度。早在1990年6月19日，江泽民就指出：“要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一项长期坚持的政策，一定要非常明确地向农民讲清楚。也要向农民讲清楚，不仅要稳定这个制度，而且要不断完善这个制度。”1998年9月，江泽民在总结20年农村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强调：“深化农村改革，首先必须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他进一步指出：“稳定家庭承包经营，核心是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中央关于土地承包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不变。而且三十年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变。”

再次，强调推动小城镇建设，提高城镇化水平。1992年12月，江泽民提出：“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乡镇企业。发展乡镇企业要与建立社会主义新型集镇结合起来。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1999年11月，江泽民又指出：“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大战略。城乡差距大，农业人口多，是长期制约中国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快小城镇建设，不仅有利于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而且有利于启动民间投资、带动最终消费，为下世纪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持续的增长动力。”经过20世纪90年代至2l世纪初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大发展，到2002年，中国乡镇企业达2133万个，从业人员13288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6.8％。城镇化建设一方面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促使农民变市民，转移农业劳动力，这是江泽民“三农”思想的又一创新。

3、减轻农民负担，加快扶贫开发，提高农民收入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江泽民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一直关注农民问题，始终把农民的收入问题牵挂在心，在农民收入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首先，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农民负担过重，严重影响了农业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农民负担重已成为“三农”问题中一个突出问题。对此，江泽民高度重视，明确指出：“增加农民收入问题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实现小康，还直接关系到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国内需求，带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从长远看还可能影响农产品的供给。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为此，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措施：“在农民增收可能的情况下，尤其要高度重视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这项重大改革事关广大农民切身利益和农村长治久安……。要认真搞好乡镇机构改革，下决心精简财政供养人员，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支出结构，确保税费改革取得成功。”

其次，加快扶贫开发，实现农民小康。中国人口众多，地区差距较大，发展很不平衡，一些贫困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江泽民时刻情系人民，对扶贫工作十分关注，提出了一些新主张。江泽民建议：“由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走开发式扶贫的路子，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才能稳定地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要在贫困地区干部群众中大力倡导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克服无所作为的思想，克服单纯等、靠、要的思想。”“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最根本的要靠发展。解决贫困地区的问题，最根本的也要靠发展。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就贯彻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江泽民还特别告诫人们：“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项任务完成以后，扶贫开发仍然不能放松，要继续抓下去……。这项工作，必须同我们对下个世纪整个经济发展战略的考虑结合起来，同加快中西部地区建设、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大战略，要早作筹划。”

综上所述，江泽民不仅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而且在行动措施上也作出了一系列加强农业、发展农村、富裕农民的重大决策，使中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1990～2001年粮食平均年产量93777亿斤，比80年代平均年产量增加1838亿斤……。2001年与1989年相比，棉花增长40.5％，油料增长1.2倍，糖料增长49％，水果增长2.63倍，猪牛羊肉增长1.72倍，水产品增长2.8倍。农产品市场供给充足。我国用占世界10％的耕地成功解决了占世界近22％人口的吃饭问题，在国际上被称为奇迹”，受到许多国际友人的高度称赞。同时，中国农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从1989～2001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601.5元增加到2366.4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4.3％”。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三农”问题虽然有了一定的解决，但由于中国的国情特殊，农民人口多，低子薄，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还任重而道远，需要继续努力，扎实工作。在新时期新阶段，仍然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江泽民的“三农”思想，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加强对新形势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努力把“十二五”规划中“三农”工作的新目标新任务落到实处。

(责任编辑：丛琮)

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范文第4篇

一、陕西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状况

陕西省是中国在西北地区的重点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对于维护中国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与社会价值, 经济体制的改革深化使陕西省的区域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但地方政府干预的负面因素也使陕西的区域经济在不断发展扩展过程中, 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区域经济差距问题。

从人均CDP角度分析, 陕西省从1990年至2016年, 全省CDP的极值从以往的404.30亿元增长到19399.59亿元;人均GDP的极值也从1219元增长到51015元, 分别增长了46.98倍与40.85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极差也1990年的1175元, 增长到2016年的2844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极差从1990年的360元, 增长到2016年的9396元, 分别增长了19.20倍与25.10倍。关中、陕南以及陕北三大区域的人均GDP极值也从1990年的580元, 增长到2016年的24273元, 扩大了4085倍。

从区域投资角度分析, 陕西省2016年的全社会固定投资额为20825.25亿元, 在“陕南绿色循环发展、关中协同创新发展以及陕北转型持续发展”的陕西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下, 区域投资逐渐呈现陕南迅速、关中稳定以及陕北下降缩窄的局面, 其中陕南区域经济投资增幅了24.5%, 较2015年高出了1个百分点;关中区域经济投资增长了13.5%, 较上年增速提升了7.2个百分点;陕北区域经济投资收窄下降了2.5%, 同上年相比收窄了将近3.7个百分点。

从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角度分析, 区域信息化发展水平表明, 到2016年底, 陕南、关中与陕北为22:46:42。截止到2016年, 不同区域的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机构床位与医疗人员大体情况是, 陕南区域为50和59;关中区域为65和77;陕北区域为57和69, 从中可以看出, 陕南区域不管是在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上, 还是在医疗人员上, 均较其余两地服务水平要滞后。同时, 相关研究数据表明, 陕西省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费用要比城市地区高出近4倍, 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几个省份, 且这一收入差距明显高于国际相关警戒标准,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加大, 已经成为陕西省重点关注问题。

二、陕西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形成原因分析

区域条件、地域环境以及自然资源等, 是导致陕南等陕西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因素。从整个陕西地域格局来看, 关中是内地与西南、西北地区经济文化等的重要衔接地, 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加上其本身就是西北区域极为稀少的平原地带, 为该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相较而言, 陕北自然资源丰富但交通体系建设过差, 而陕南物资丰富, 但多山路, 交通也极为落后。另外, 国家在政治经济发展战略决策制定上存在的地域歧视性, 低投入与地区自身的发展滞后性, 也给陕西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阻碍。再加上陕西地区在发展中存在一定的区域先发优势与循环累积效应, 关中经济显著性高于陕南与陕北两地, 积累能力的差异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区域经济差距。

三、实现陕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策

(一) 发挥政府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市场机制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区域经济间的不平衡性, 为了将区域循环积累效应降到最低, 政府要提高对欠发达地区政策与物资的投入倾斜力度, 提高欠发达地区整体产业密度, 陕西与陕南地区政府要与相关机构协商交流, 根据地区优势特点与优惠政策吸引社会投资, 加快对基础公共设施与交通体系的建设, 并适当提高陕西欠发达地区财政支付转移能力。

(二) 发展优势资源与特色产业

地域的发展关键在于构建系统完善的对外输出基础产业, 而这是建立在对本地优势资源的挖掘利用程度以及优势资源产业链条上。陕西在发展中要充分发挥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与劳动力优势, 如大力扶植秦巴山的药材种植业, 发展西商旅游产业等。同时, 要构建产业联动机制, 塑造不同地域的标志性品牌, 带动周边以及整个区域的发展, 形成产业联动发展体系。

(三) 强化区域协调互助合作

陕西在发展中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将资金逐步引入欠发达地区, 逐渐形成区域协调互助共赢发展模式, 不仅要全面推动不同区域要素间的高质量流动, 构建资源共享互补机制, 尤其是在资金与技术等方面的沟通合作, 逐渐消除区域产业发展壁垒, 并且要提高对口区域经济发展支援, 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构建陕西省内不同市县间的对口支援体系, 以关中与陕北经济发达市县为主, 带动陕南地区经济欠发达市县经济发展, 建立结对一对一帮扶关系, 互惠互利, 逐渐形成区域协同发展良好态势。

四、结语

综上所述, 虽然当前陕西经济处于相对较高的发展水平, 但其存在较为严重的区域发展差距, 所以陕西需要充分发挥地区政府扶持与引导作用, 提高对欠发达地区政策与物资投入倾向性, 强化区域协调互助合作, 从根本上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与中央集权逐渐向地方下放进程的推进, 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干预作用日益增强, 为地方政府成为市场经济独立决策权力主体提供可能, 但受地方要素差异性、地方政府政策发展侧重点等因素影响, 地方政府在经济干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缺陷。在这一发展大环境下, 如何有效缩短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稳定发展, 构建特色化产业链条, 提高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 已经成为当前陕西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本文就是基于当前陕西省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现状, 积极探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对策, 旨在为实现陕西省区域经济长久稳定性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陕西省,区域经济差距,区域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孔凡斌, 陈胜东.新时代我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思考[J].企业经济, 2018 (3) .

[2] 杜传忠.经济新常态下推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及对策[J].理论学习, 2017 (6) .

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范文第5篇

在当今随着电子商务业务的兴起, 物流更是进入到了大多数普通人们的生活当中, 对传统生活、生产方式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通过对我国《物流术语》标准的解读, 我们可以将物流定义为:物流是基于客户的运输需求, 通过对保管、运输、包装、装卸、流通等物流基本服务功能的集合, 来实现货物由集散地向消费地的地理流动。这里的货物包含范围较广, 如半成品、成品、原材料、信息等。就物流产业的特点来讲, 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 产业聚合特点, 物流运输涉及范围较广、行业类型较多, 因此在实施的过程中, 需要各行业的通力配合来实现, 这也就体现了其对区域各行业的聚集能力。二是, 市场化发展特性, 物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其产生和发展都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环境的影响。三是, 技术先进性特征明显, 尤其是现代物流业的兴起, 使得现代化信息技术更多的被引入到了物流管理及运输的各个环节当中, 在提升物流管理便捷性的同时, 也赋予了物流业更强有力的科技感。

2 区域物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

2.1 物流产业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物流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 而物流业的兴起则为区域经济交易成本的降低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渠道。尤其是由区域物流产业所构造起来的完整的物流运输节点和线路体系网, 能够通过产业集聚以及资源聚合作用的发挥, 在充分保障货物运输安全的情况下, 实现低成本货物运输;其次, 物流产业的资源、行业聚集效应, 能够有效推动区域内各种资源的充分流动, 促进区域内良性经济发展环境的形成;再次, 区域物流的发展对于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有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区域物流行业聚合作用的发挥, 能够在区域经济市场上发挥极大的经济效应, 使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得以提升;最后, 区域物流的崛起能够通过降低区域间贸易壁垒的方式, 来为外贸行业在区域内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

2.2 区域经济推动物流产业良好发展

区域物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区域内经济发展情况的影响, 无论是物流业在区域内的发展规模、形式、服务内容等都会受到区域经济需求的制约。区域经济对物流产业的发展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区域经济能够依据自身发展情况, 而对区域物流的发展提供不同层次的外部资源支持。如, 交通运输线路的建设、网络通讯线路的完善、仓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财政支持等等。一般而言,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 其区域物流发展程度也越高、体系建设情况也越为完善;其次, 由于区域物流是基于区域经济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区域经济的整体结构也会对物流产业结构的布局和调整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扩大化, 区域物流业必须通过创新改革计划的实施来不断完善自身市场服务能力, 以更好的贴合区域市场发展需求;最后, 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能够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进入到区域物流市场当中, 促进本区域物流业服务水平的提升。

3 区域物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对策

区域物流与经济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和谐关系, 因此要想促进区域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加大对区域物流行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为此, 首先要强化区域政府部门对区域物流的管理体制改革力度, 发挥政府公共服务管理职能, 通过消除区域封锁、破除行业垄断等措施, 为本区域物流行业的发展构建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 政府部门要连同区域各行业, 结合区域经济物流服务需求情况以及区域内交通、信息建设等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来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物流基础设施发展建设规划, 为区域物流业的良好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 政府要发挥其区域连通作用, 通过区域物流合作工作机制的建立, 打破区域限制, 深化区域间不同行业之间的物流合作, 以促进区域物流一体化局面的形成, 为本区域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可能。

摘要：在区域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 物流作为一种集配送、装运、包装等服务业务为一体的新型产业, 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为更好的发挥物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实现区域经济的变革式发展, 我们有必要就当前区域物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展开一番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同时也希望借助以下研究能够为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提供更多的可参考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区域物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韩雪, 樊相宇.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物流能力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J/OL].铁道运输与经济, 2016, 38 (11) :30-34.[1]韩雪, 樊相宇.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物流能力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J/OL].铁道运输与经济, 2016, 38 (11) :30-34.

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范文第6篇

【摘要】三都县是全国唯一一个水族自治县，是典型的水族文化区。三都属于滇桂黔石漠化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的主战场。本文通过对三都县建档立卡农户与实地调查分析发现，“缺资金”与“缺技術” 的致贫因素分别占49%与15%，此现象与其文化心理特点有一定关系。本文针对以上原因，从文化心理角度出发，认为教育帮扶、基于文化的产业帮扶、易地扶贫搬迁及兜底保障是精准脱贫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三都；文化心理；帮扶

基金项目：贵州省民族宗教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合同编号：黔民宗201802号）。*为本文通讯作者

前言

贫困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是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是就是“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反贫困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最紧迫的行动之一。特别是总书记2013年11月在湘西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以来，中国的反贫困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学界再次掀起了贫困及反贫困研究热潮，且呈迅速上升的趋势。作为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贵州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等方面凝练出了一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典型经验，精准脱贫已取得瞩目成就。赤水市、桐梓县等15个贫困县分别于2016年与2017年通过国家验收，顺利实现脱贫摘帽。2018年退出的18个县于2019年3月迎接评估检查；三都县计划2019年退出，或将于2020年3月迎接评估检查。未脱贫摘帽的则是面临深山区、石山区以及民族地区等多重困难，其脱贫难度更甚，贵州的脱贫攻坚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阶段。但是，目前的相关研究集中讨论了精准扶贫的内涵、对策路径、考核评估等主题，且取得丰硕成果。尤其是对策与路径方面，对于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以及不同路径（包括五个一批内容）都有较为详细的分析。但对于具有独特文化心理与现象的三都县来说，研究较为薄弱。为此，本文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出发，以三都县为例，分析民族心理在致贫方面的影响，以期为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提供参考。

一、三都县贫困现状

三都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地处“月亮山、雷公山”两山腹地，东邻榕江、雷山，南接荔波，西接独山、都匀，北连丹寨，是中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全县总面积2400平方公里，辖6镇1街道、86个行政村5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约40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7.4%，水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7%，占全国水族总人口的63%以上。三都属于滇桂黔石漠化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的主战场。2018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76.3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70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66元。

自2014年实施贫困人口建档立卡管理以来，经过动态调整后，三都县2015年建档立卡人口8.15万人，贫困发生率为25.3%，为贵州省县域贫困发生率最高的第三。2018年，全县49个贫困村出列、2.54万贫困人口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1.66%，精准脱贫数据质量管理位居全省前列。但仍有部分地处偏僻与民族聚居区脱贫任务艰巨。通过近三年来的努力、缺技术、资金及交通条件落后等客观因素导致的贫困现象已有较大改善，但由文化心理导致的“贫困”（通常被认为是内生动力不足现象）仍面临较大困难。

二、三都县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分析

详细分析致贫原因是精准施策的前提，也是精准脱贫的关键环节之一。通过对全县建档立卡人口的分析，三都县建档立卡人口致贫原因主要有缺资金、缺技术、因学、缺劳动力以及交通条件落后等原因（见图1）。

（一）缺资金

在致贫因素中，最突出的是缺资金，占比高达49%，远高于黔南州平均值（33.64%）。通过进一步分析并结合田野调查发现，这一现象或与其民族文化有关。作为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三都县聚集了全国90%以上的水族人口，代表了典型且独特的水族文化特征。水族的独特文化可从其节日窥见一斑。水族的节日种类繁多，地域交错，时间不一。除与周边地区相似度较大的清明、端午、中秋、春节等节日外，最独具水族文化特色的莫过于端节与卯节。

端节是在水历旧岁结束、新年开端之际过节，是水族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祭祀祖先、聚会亲友、预祝来年丰产的年节[1]。所谓端者，一年之两端，之开端，直至新年二月方结束，历时六十余天[2]。端节的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历时之长，冠绝于周边之民族，故有“水族盛大节日”之称；卯节是水族另一个独特且重要的传统节日，主要包括祭祀、卯坡对歌与欢宴。水族过卯节的时间在水历的九、十月间（相当于农历五、六月）逢卯日举行（丁卯除外）。卯节分为四批过，以卯日过节，以辛卯日为上吉[1]。过完四批节日约需三十余天，同时也意味着时间与经济上的成本会相应较高。

在水族地区，虽有“过端不过卯”“过卯不过端”的现象，但这两个重要的节日均俱范围大、人数多、历时长等特点。端节与卯节具有祭祀祖先、庆贺丰收以及预祝来年丰收等功能，对水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节日活动有标记族群边界、强化族群集体记忆与构建水族社会运行规则等功能。但是隆重的节日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如筹备节日、接待亲朋好友、参与各种传统习俗活动等，更需要做好相应的物资准备。因此，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持续时间长且如此隆重的节日会给家庭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不利于家庭财富的累积。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盛大节日必然会消耗掉不菲的财富与大量的时间。调查中发现，不少在外省务工的年轻人赶回来过节，除了往返所需费用外，还在节日期间与亲朋好友聚会花掉大部分积蓄。此外，还可能会因为请假回家过节而失去工作挣钱的机会。因此，在贫困识别时，部分家庭长期缺乏财富累积而易被识别为贫困人口，在进行致贫原因分析时，通常表现为 “缺资金”的原因。

（二）缺技术

“缺技术”是位居第二的致贫因素，占比达到15%。长期以来，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交通闭塞，对外交流不便，导致传统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心理占主导地位，对新事物的接受较慢。因此，难以生产盈余产品的传统农耕是农户的主要经济活动，包括传统农作物种植与畜牧养殖。调查显示，单个农户在选择种植或者养殖业时，往往会选择技术难度低市场风险小，而非利润高的品种。这些选择偏好反映农户在承担市场或者技术风险的能力不足以抵消对新技术的畏难心理。因而从致贫原因分析中就可以得出，部分农户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劳动力，但是由于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传统农耕活动而导致收入偏低，被归为“缺技术”类别。

（三）交通条件落后

虽然贫困通常是自然与人文环境综合的结果，但“交通条件落后”“因灾”或者“缺土地”等原因多与自然环境有关。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较高，对于地区经济处于贵州省中下游的山区县来说，无疑是一个较大的难题。况且，自然环境与贫困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相互依赖与强化的过程，表现在贫困是生态环境退化的一个结果或贫困人口是生态环境退化受害者[3-13]。换言之，恶劣的自然环境会导致贫困的发生或加深贫困的程度，而贫困也会加剧自然环境的恶化，二者不仅相互依赖且有强化效应。为此，易地扶贫搬迁将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最有效途径。

（四）内生动力不足

长期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使农户对现代社会的商业价值观念不强，对金钱与财富的观念与工业社会有一定的差异。从“他者”的角度看，这种差异或者民族文化心理通常会以“内生动力不足”或者“懒惰”而导致的物质贫困现象出现。因为贫困人口的识别通常经由驻村工作队、村支两委等组成的“他者”队伍，通过一系列标准化程序对家庭人均纯收入、住房安全、基本医疗保障、义务教育保障等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此外，“因病、因残”“缺劳动力”等原因是需要政府兜底保障的主要群体之一，也是各地比较普遍的致贫原因，在此不做详细分析。

三、三都县脱贫路径分析

“六个精准”与“五个一批”是当前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基本要求与主要路径，通过全社会的努力，中国已取得举世瞩目的脱贫成效。但是对于一些独特文化圈来说，帮扶难度依然很大。在基于其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上，分析致贫原因的文化背景，实施“五个一批”战略，更易达成精准脱贫目标。文化心理体现在一个民族或社会所坚持的道德标准与共同价值取向，是其社会文化存在的直接反映，并由此而影响到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各方面。由于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对社会存在方式、生产方式和主体的实践方式具有依赖性，且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较大稳定性[14]，其稳定性具体表现为地域性、地区性和民族性[15]。要想从“他者”认定的角度去改变十分困难。根据致贫原因，逐层分析民族文化心理特点有利于做到因户施策、精准脱贫。

（一）教育帮扶是解决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

在民族聚居区，“扶贫先扶志（智），扶志（智）先通语”是基层干部在帮扶工作中最深刻的感受。民族聚居区多为深山密林地带，自然条件较差或者与交通不便等因素影响了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使自给自足的农业文化心理占据了主导地位，易形成自己较为独特且相对稳定的文化圈。对此，在精准脱贫的“五个一批”中，教育无疑占据最核心的地位。教育帮扶是一个长效的系统工程，针对不同族群应有与其文化心理相适应的帮扶体系。教育涉及到语言沟通能力、劳动技能以及内生动力等方面。

语言文字是对外交流的基础，也是事关脱贫成效的关键。由于语言交流障碍，这些群体极易产生自我封闭的贫困文化圈，愈加害怕与外界交流进而导致自卑心理的心理特征。由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体系等，导致贫困文化而代代相传[16]。语言文字以及沟通能力培训是基础、技能培训是手段、全民素质教育是目的。只有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有一定的生产技能与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才能真正实现摆脱贫困，自我发展。要注重贫困者的文化知识、心理素质、思想觀念等的培养提高。我们要通过各种形式对群众进行教育，逐步引导人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斩断人们与贫困文化的联系，培育他们的现代人文精神，从而从根本上挑战贫困，不断创造新生活[17]。因此，充分利用县域各部门资源，加强村级双语培训、实用技能培训，是解决短期收入不高的重要手段；加大对贫困家庭中小学、高职、大学等的扶持力度，是根除贫困、实现小康的长效手段。

（二）基于文化的产业帮扶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

产业帮扶是所有贫困地区都在大力实施的一项措施，也是提高收入最有效的办法。贵州省各区域都根据本区域的自然环境，发展各种涉农产业，三都县也可借鉴水城县的“三变”模式引入农投公司，因地制宜地发展第一产业。但是在本研究中，笔者根据致贫原因进行分析后，认为基于文化的产业发展值得探讨。Baulch通过对东亚、东南亚少数民族民族贫困问题的研究，认为要实现全球3亿少数民族人口摆脱贫困，必须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为基础的社区谋生发展计划，将文化自我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18]。对于三都的水族聚居区而言，可借鉴雷山县西江镇的发展模式，将水族的端节与卯节影响范围广、参与人数多以及持续时间长等原本对农户经济不利的特点，开发成为水族文化展演的文化旅游产品。更好地把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帮助少数民族的脱贫致富有机结合起来[19]。通过对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既可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增加农户的收入或缓解农户节日经济负担。

（三）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环境-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

对于“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深山区、石山区，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将分散与偏远的贫困人口集中安置在生产、生活条件更好的集镇或者县城，不但可以解决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的问题，更有利于解决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

此外，对于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无法通过帮扶脱贫的贫困人口，需要通过实施社会兜底保障解决贫困问题。需要制定符合其文化特点的政策保障体系，动员社会力量、多渠道筹集资金共同参与到反贫困中，为彻底摆脱贫困，建立反贫困的长效机制提供政策、资金保障。

四、结论与讨论

三都县的致贫原因分异反映了民族文化心理特点。为了标记族群边界与强化集体记忆，节日活动成为其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节，对单个农户经济有一定的影响，被识别为“缺资金”的现象突出。长期的传统农耕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商品经济意识不强，经济活动偏向于风险低而非利润高的品种。导致新技术的使用与推广相对缓慢，被识别为“缺技术”的比例较大。环境/贫困互动关系在县域经济较低的区域更为凸显。为此，笔者认为，教育帮扶是解决“缺技术”“内生动力不足”以及其他致贫原因的终极方案；基于文化的产业帮扶是有效缓解农户经济压力的重要途径；社会兜底保障与易地扶贫搬迁可作为精准脱贫的底线保障。

但是，依然还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首先是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度”不易把握。端节与卯节都涉及到祭祀活动，并非简单的娱乐活动，如何在开发利用的同时能保护且传承其核心文化价值，不至于过度消费水族的節日文化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其次是村寨自我调适能力。面对现代新事物的大量涌入，原有的村寨结构必然会发生一些变化，村寨的自我管理与调适能力将决定能否成功。因为驻村帮扶力量最终会消退，村寨的未来与发展的决定权最终还是由村寨自己掌握；第三是资金与政策保障问题。在本文未重点探讨的“因病、因残”“因学”“因灾”“缺劳力”与“社会兜底”因素中大部分都需要大量资金作保障，如何筹集资金并且在政策上完成这些基本保障将是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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