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综合规模范文（精选8篇）
城市综合规模 第1篇
中心城市大型综合性医院,通常是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相当的城市中的三级甲等医院。从发展规律看,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作基础,床位少,就没有发展潜力,不但出现人民群众“看病难”等问题,也不利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发展;而规模过大,管理成本加大,人员设施设备跟不上,诊治效率低,运行成本高,就会带来“看病贵”的问题。因此,建设和保持医院的适宜规模,已经成为当前各级卫生主管部门和医院决策层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所谓适宜规模,主要指医院所配置的设施设备、床位、人才等资源,与医院所承担的任务和就医需求相适应、相匹配,从而使医院的医疗、学科、人才、教学、科研等与人民群众需求和社会稳定进步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安全发展,产生最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组织架构,是医院发展的科学定位。要达到比较理想的组织架构,就要综合全面和重点考察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 承担的医疗任务要与该区域医疗需求相一致
这是医院规模定位的基本依据。随着时代的发展,尽管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但医院的这个定位不会改变。新时期医院规模的拓展依然要把自身所承担的主要任务与医疗需求放在第一位,作为重要的依据来考虑。医院的拓展规模,不能偏离这个任务的基本要求。
我国大多数大型综合性医院属于国家管理的事业单位性质,其所包括的编制人员和床位数、任务重点、经费保障等,都有明确的指标。有的医院行业特点突出,除社会自然形成的医疗人群外,主要是承担本行业中特殊的医疗保健任务。比如,国家行业系统中的公安、煤炭等总医院。军队系统承担本战区、本兵种官兵医疗保健任务的总医院。这些医院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上级赋予的医疗体系内的医疗保障任务需要。这部分人员是相对稳定的。随着国家保障体制的完善,有的还服务一定数量的社会医疗保险人群。但其拓展规模都应与所受领的任务量大体相当。有的行业优势大,所承担的医疗保障人员数量多,其拓展规模相应大一些。有的在任务和数量上,上级还有特殊的保障任务要求。医院在拓展规模时,充分考虑了满足这些医疗任务需求。而有的医院只承担本行业、本系统的人员医疗保健任务,医疗资源相对少一些,其拓展规模也应充分考虑这个因素。否则,如果任务量不足、自身“吃不饱”,就会使设施设备、人力资源不能充分利用,就会造成损失。如果是贷款搞建设,自身也要承担还贷的压力和风险。就军队医院来说,在指定的医疗保障任务内,上级按照给定的编制床位、保障人员数量给予一定的拨款,为医院发展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如果要在编制之外展开床位,就要根据医院自身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决定。一般情况下,医院展开床位以不超过50%~80%为宜。
2 医疗人才的承受能力要与发展空间相匹配
医院规模的扩大,既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也必须考虑医疗人才的承受能力。许多大医院都是由于有很多名医名家,众多患者就医也是慕名而来。但是,有的医院在考虑拓展规模决策时,往往对展开多少床位考虑的多,而医院规模扩大后所需要的相应人才考虑的少,或者重视不够、论证不充分。以至有的医院设施设备很先进,而使用设施设备的管理技术人才跟不上。有的引进的先进设备“待价而沽”,好装备找不到能够驾驭的人才;有的管理跟不上,诊治服务水平“涛声依旧”,甚至不如从前。这都说明,在规模拓展中,充分考虑人才增长的可能性,是题中应有之意,而且,它是决定医疗质量的核心要素。因此,在考虑床位数、设施设备增加的同时,相应的医务人员、管理人员、后勤服务人员等也都要同步考虑,两者要同频共振,同步增长。
比较而言,上项目、建高楼、购设备,只要充足的资金作保证容易实现。但是,人才成长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不像病房建设、设备更新那样快,花钱就可以见效。医疗行业的技术性与实践性都很强。人才的成长和培养需要相当的时间和周期,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积淀,需要大量实践经验的磨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样,短时间内的快速增长几乎不可能。目前,医疗人才来源大体有三种渠道:一是院校毕业生,二是社会引进,三是自我培养。这三条渠道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院校毕业生,先要在临床一线进行实习,一两年内没有单独处方权,至少也要两年后才能正式派上用场,有一定的独立工作能力,但也离不开上级医师的指导帮带,医疗水平的提高需要进一步的实践积累。社会引进人才,在医疗市场总体需求扩大的情况下,人才总量是有限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大幅度的上升。尤其是拔尖人才、学科带头人匮乏问题普遍存在。自我培养,一些大医院都采取了一系列好方法好举措,有的自身有一定的人才储备量。但是,如果医院规模突变性扩大,相应数量的较强管理人员和较高的医疗专家护理队伍及后勤服务保障队伍,也很难在短期内配备齐全。因此,必须充分论证各种人才的生长保证渠道,确保规模扩大后的医疗质量和效率。一般而言,编制床位与人员比例在1∶3左右,在组织管理方面,每一张病床有工作人员2.5人左右。每10张床有一名医生,教学科研单位则为5张床1名医生;医生与护士的比例为1∶4至1∶5。总务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般是两张床有1名。这是经过一些医院的临床实践的参考数。由于各个医院的任务量和服务具有特殊性,在人员编制运行上也有一定的差别,应根据实际需求,实事求是的测定。
3 床位数量要与周边医疗资源配置相协调
医院规模扩大,一个重要因素是根据医疗资源多少确定。驻地周边人口数量,相邻医院吸纳患者竞争性,相对稳定的医疗市场需求,以及医院自身对外的影响力等,都是规模拓展的重要依据。一般中心城市的医疗需求量相对比较大,医疗影响辐射力强,具有吸引周边中小城市、县区医疗资源的优势。驻北京、上海等著名医院,还具有吸引全国,及至国际医疗资源的影响力。比如,我院每天都有2000左右患者候床,这个数字已经持续了两三年。这就表明,我院有吸引众多患者的潜在资源,可以通过拓展床位吸纳进来。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这些潜在医疗资源,决策就要慎重。
周边人口数量不多,医院相对集中,又不具有独特医疗特色优势的医院,在规模拓展上,不宜过大。也要对已经占领了医疗市场先机的医院影响力做出科学的判断,如果总体医疗人群的数量达到或已近饱和了,也不应扩大太多。以湖北省十堰市医院扩大规模为例。十堰市是位于鄂豫渝陕四省毗邻的秦巴山区的中型城市,老百姓到周边的武汉、郑州、西安、成都、重庆等大城市都是几百公里,不太方便。因此,尽管该市只有350万人口,城区人口只有50万,但潜在服务人口有2000万,这个市有四所三甲医院和众多中小型医疗机构。该市的太和医院,抓住了老百姓就医难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规模扩张,大幅度改善医疗条件,吸引了患者,床位扩大到1348张,实现了年门诊量70万人次,住院量3.5万人次,每年能吸引10%的外地病人,综合实力及业务量相对稳定。其他医院的扩张规模,就应考虑到太和医院,以及周边地区的总体患者数量有限因素的影响。有的医院对医疗市场患者数量估计不足,以为有了先进的医疗设施设备就可以吸引患者,这是难以实现或持续的。有的医院之所以高新的仪器利用率低,运转起来得不偿失,不得不长期闲置,与就诊患者来源不足有很大关系。
4 综合效益要与人民生活水平和服务宗旨相吻合
“为人民群众提供适宜的、负担得起的、安全的基本医疗服务”,是国家大力倡导的一项政策,也是人民医院的宗旨所在。医院规模扩大,应立足于既有利于自身发展,又满足患者需求,尤其是要体现公益性、合理性的特点。换言之,不能把投资建设高档基础设施,增添大型医疗设备,建立在通过市场垄断地位,让广大患者“埋单”上。这不仅背离了服务宗旨,也会失去医疗市场竞争力。特别是随着大中城市社区医疗、县区医疗环境的不断改善,“小病找社区,大病到医院”等人们医疗保健意识的不断更新,这种依靠高消费、高物价拓展规模是难以为继的。
我国将建立国家医疗质量保障体系,尤其要建立统一的国家医疗质量评价体系和制度,弥补由于标准的缺乏而不能对医疗机构运行状态做出科学客观的评价与衡量的缺漏。这就使医疗市场更加合理、规范,为有效防止多收费、乱收费等现象提供了良好前景。在同样条件,同样的设施设备,为百姓提供因病施治合理价格的服务,是医院医疗质量和服务层次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数。在病人平均门诊费、平均住院费用、药品收入所占比例(不超过40%)等方面,都应符合国家的物价管理规定,与人们心理承受能力和医疗市场总体水平相吻合。
5 规模扩展要与自身环境设施相适应
驻大中城市医院,大都在建在繁华地带,寸土寸金,具有向周边扩展余地小、交通流线不通畅等特点。在现有区域面积上拓展规模,就要向空间发展,增加垂直交通成本;各个医疗区域合理布局受到限制,不方便患者就医;后勤辅助设施水电气暖管线、污水站、垃圾站等难于摆位布局;管理服务也增加了难度,整体运行成本较高。还要考虑规模扩大投资的承受能力问题。据有关调查,在通常情况下,不算购置土地的费用,建一所500张病床的医院,需要投资3~5亿元。若贷款兴建有一定的还贷压力。医院规模扩大后,还要购买设备,引进人才等,都是巨大的投入。应根据医院的实力、投入与产出的评估考虑。不能单纯考虑床位数的增长。有的医疗单位国家重点予以扶持,在人才、经费投入使用上予以照顾,其发展规模压力相对小一些,但也要充分考虑自身发展承受能力。
当前西方一些国家的医院拓展规模失败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他们有的医院在规模拓展上,超出了自身所承受的能力,有的病床大增,平均每千人口8~12张床,尽管是高标准的建筑,昂贵的装备,但是使用率较低,仅为80%左右,出现了病床过剩的现象,也给病人带来过高的医疗费用负担。因而有些医院在竞争中失败而关闭,有的则将部分病房租给私人使用。
总之,目前国内国外还没有关于医院规模统一的规范标准。国外曾有研究认为,从投入产出效益看,800~1200张床位的综合性医院规模最适宜。在我国,多大规模的医院投入产出效益最佳,有待深入研究和实践检验。尽管不同的医院有不同特点,从我国国情和医疗发展总体趋势看,一般以2000床左右规模为宜,具体在2000张床位以上多大规模,我们认为,应从以上五个要素综合分析,科学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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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广场工程规模划分 第2篇
（八）城市公共广场工程
城市公共广场工程术语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标准体系一城乡规划、城镇建设、房屋建筑部分》和《城市公共交通站、场、厂设计规范》。城市公共广场工程包括城市公共广场、地面停车场、人行广场和体育场的建设与维修工程
大型工程：≥10万m2；单项工程合同≥3000万元。
中型工程：3万～10万m2；单项工程合同1000万～3000万元。
小型工程；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万元。
论城市规模经济与城市规模发展 第3篇
所谓城市规模, 通常是指城市的土地、人口及经济等方面的数量规定, 它主要表现为在一定的时间内, 构成城市的各种物质和经济要素的集聚程度和数量多寡。通俗地说, 城市规模就是城市的大小, 它是城市吸引力、辐射力和带动力大小的标志, 是一个含有社会经济意义的数量概念。
按照城市内集聚的要素不同, 可以把城市规模分为城市空间规模、城市人口规模及城市经济规模这三个互相关联的部分。其中, 城市空间规模是指城市占用、使用土地范围的大小, 通常是指城市建成区的土地面积;城市人口规模是指城市人口的数量, 通常以市区的常住非农业人口作为标准;城市经济规模是指城市经济中诸经济成分, 诸产业部门以及社会再生产的诸方面在城市空间范围内量的聚集程度, 它是城市经济实力的具体体现, 一般用城市资产规模、城市市场规模和经济当量等复合指标来表示。城市资产规模是指城市自身所拥有的财产规模, 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 它是城市规模扩张的基础, 城市资产规模越大, 城市规模相对也越大。城市市场规模是指城市市场的数量、等级、辐射力以及市场交易流量。市场规模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城市规模扩张是否具有较强的张力, 市场规模越大, 这种张力也就越大。经济当量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表示, 主要反映在一定城市规模下的单位经济实力。
按照城市内各种要素集聚的程度和数量多寡, 一般可以把城市规模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以及小城市等几种类型。这种类型划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具体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面积大小、人口总数、城市人口数、城市化水平、经济发达程度、社会政治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则将200万人以上的城市列为超大城市。人们一般都把中国的城市规模划分为五个等级, 即超大城市 (城市人口在200万以上) 、特大城市 (城市人口在100万以上) 、大城市 (城市人口在50万100万人) 、中等城市 (城市人口在20万50万人) 和小城市 (城市人口在20万以下) 。
二、城市规模经济
城市规模经济是一种外部规模经济, 它是指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增大, 城市生产、生活以及建设与运营的单位成本递减、经济效益递增的现象。城市较高生产力和递增收益首先来自城市规模经济, 城市规模经济还表现在居民个人、企业和城市。
从居民个人的角度来看, 城市规模经济主要表现在居民工资收入的增加和福利水平的提高两个方面。美国的有关研究表明, 城市的工资水平是城市规模的一种函数, 不同城市之间工资水平的差异可以用城市规模的大小不同来解释, 并且工资水平大致上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上升的。在消费上, 一个更大规模的城市会具有更加多样化的消费品和生产投入品, 这种多样性可以增加产出和效用, 使大城市具有更高的生产力, 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也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在规模较大的城市中生活的居民能够得到相对较多的便利或相对较高的福利水平。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城市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城市规模效益主要表现在生产效率的提高及市场容量的扩大。美国58个大城市研究结果表明, 2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生产率要比规模较小的城市生产率高出8%。城市人口增加一倍, 与之相联系的劳动生产率大约增长6%, 市场容量大小与城市规模大小成正相关, 市场容量越大, 企业获得的需求支撑也越大, 而且市场容量增大势必带来劳动力队伍的壮大和劳动技能的提高, 企业更会因市场容量的扩大而享受到更多更便捷的服务。这些因素, 都将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从城市角度来看, 城市规模经济带来的城市规模效益是指整个城市范围内的规模经济。是由于中间投入品的规模经济, 生产中的范围经济, 商品交易中的规模经济以及信息传递的规模经济等诸多因素导致了城市范围内的规模经济的出现。以信息传递的规模经济为例, 信息和知识的交流由行业内部扩展到了行业之间, 不仅使人力资本的的形成获得了正外部性, 而且交流作用于生产活动, 提高了生产力和工资水平。
一般来说, 城市规模与城市规模经济存在一定的正的相关性。超大、特大、大、中等以及小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存在较大的不同, 这一点有不少研究并得到相同或相似的结论。在我国, 城市规模经济效益也十分明显。韩士元 (2004) 选取了2000年的20个超大城市、20个大城市、20个中等城市的GDP和利税总额数据, 分别计算这些城市的人均GDP和利税总额数据, 分别计算这些城市的人均GDP、人均实现利税指标, 通过计算得到以下结果:2000年, 20个大城市的人均GDP和人均实现利税分别为20个超大城市的49%和50%;20个中等城市的人均GDP和人均实现利税分别为20个大城市的88%和65%, 20个超大城市的人均GDP和人均实现利税分别为20个中等城市的2.32和3.08倍。
城市增长与城市规模发展所谓城市增长, 其实是指城市综合体由小到大, 由弱变强的发展变化的过程。很显然, 城市增长包括量的增长和质的增长。城市量的增长包括城市规模和城市数量增长, 城市规模的增长具体表现为空间规模、人口规模、经济规模等量方面的增长。城市质的增长是指城市素质的增长, 表现为城市自组织能力的增强, 城市结构的优化、技术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制度的变迁、管理的改善、环境的优化以及市民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城市质的增长会使城市更为美丽、更清洁、更和谐、更文明、更富裕、更高效、更民主、更富有活力。
城市规模和数量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其影响和制约因素包括历史的、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文化的等多个方面。影响城市规模的主要因素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和能源等地区资源;交通地理位置和经济地理位置;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设施的供给量以及城市的经济实力。城市规模受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双重制约。其中, 客观因素包括城市的地形、地貌, 水资源、矿产资源、地震地质、对外交通、规模经济、科技进步, 经济实力以及经济结构。主观因素包括:重大工程项目布局, 人口生育政策, 城市规模, 特殊优惠政策。客观因素决定城市规模的基本框架, 主观因素则对这种框架进行必要的调整。影响城市规模的因素还包括:城市的性质、城市的空间位置和容量, 城市基础设施的容量以及城市的资源条件和容量等。
城市科学研究表明, 城市比较优势、城市内部规模经济、城市集聚经济、城市技术进步、信息城市五方面是决定城市规模、等级差异的决定因素。比较优势体现较强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城市内部经济体现经济效益和效率;城市集聚度体现低成本和技术溢出效应;技术进步是城市规模增长的内在持续动力。因为技术进步通过对城市经济增长推动城市发展;信息空间的进入权和对信息空间结点的控制权是城市成为世界城市的关键。
摘要：城市是一定空间范围内的经济聚合体, 城市化能够带来城市规模的扩大, 从而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但城市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 过大的城市规模反而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 导致各种城市病的发生。因此, 需要研究最优城市规模, 并对城市空间规模增长进行适当的管理。
我国城市规模政策研究 第4篇
关键词：城市规模,规模政策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模政策的演变轨迹及其争论焦点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模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
1978年3月,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 会议制定的《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 多搞小城镇”的方针, “大城市的规模一定要控制”, “中等城市要避免发展成大城市”。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城市规模发展的指导方针。
1980年12月, 国务院批转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控制大城市规模, 合理发展中等城市, 积极发展小城市, 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
1990年4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对城市规模和发展方针进行修改。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 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的城市发展方针, 也是至今仍在执行的城市发展方针。
总体而言, 从1978年的“控制大城市规模, 多搞小城镇”到1980年的“控制大城市规模, 合理发展中等城市, 积极发展小城市”, 再到1990年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我国的城市规模政策和发展方针经过了几次调整, 客观上反映了我国城市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经济发展的历程。
(二) 我国城市规模政策的争论焦点改革开放后, 关于我国城市规模政策
的讨论日益激烈, 争论焦点在于大城市规模要不要控制, 发展小城市 (镇) 是否我国城市化的唯一道路。针对这一争论焦点, 根据各派的核心指导思想, 大致可归结以下三个主要的观点范畴:
1、大城市重点论。
大城市重点论认为:积极发展大城市, 反对把小城镇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途径或唯一途径。大城市是千百年来人类政治、经济和文化精心营造的成果, 包含了社会前进发展的根源性动力。大城市的集聚效益、规模效益和范围经济高于中小城市, 实践证明大城市的超前发展是工业革命以后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 中国也不会例外。根据经济地理学的极化-涓滴效应, 经济发展前期, 大城市将起着带动、溢出和示范性作用;而在经济发展后期, 二者将呈现相互依赖, 共同发展的一体化关系。而在这个漫长过程中, 大城市始终是以高姿态、高标准统领着双方的发展。
2、小城镇重点论。
小城镇重点论认为:发展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唯一道路。这是由我国实际国情所规定的,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化成为中国城乡发展的大问题。由于我国城市发展尚不健全, 蕴藏巨大隐形成本, 使得我国城市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量十分有限, 这就从客观上决定了我们要走发展乡镇企业, 发展和复兴小城镇, “就地城市化”的道路。另外, 小城镇和大城市共同发展, 承认小城镇发展的公平权利, 维护广大农民生存与生活的发展需求, 是我国社会主义本质和实现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的总体利益与长远利益。
3、中等城市重点论。
中等城市重点论认为:大城市和小城市更自均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端, 应当确立以发展中等城市为中心的城乡网络结构。中等城市重点论带有强烈的中性色彩, 介于上述两种观点之间。他们指出, 大城市规模的重点发展, 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观点而言, 最终会造成大城市病, 同理, 小城镇规模的重点发展, 则会耗费现有经济资源, 舍本逐末, 难免会造成小城镇病。为了克服这发展的两个极端, 发展中等城市无疑是一个中庸性选择。
二、对我国城市规模政策争论焦点的分析
(一) 对大城市重点论的简要分析
根据上述城市规模经济模型的理论分析, 单纯从数学统计范畴, 我们似乎容易论证积极发展大城市规模这个观点的正确性。然而, 笔者认为, 在我们运用经济模型与数理统计解析城市规模政策时, 我们必须认识到该模型运用的边缘性和基于该模型建立起来的合理城市规模, 即当运用该模型对大城市重点论进行分析, 该理论的不足之一体现在它没有考虑到城市规模拥有随时间变化自我更新能力。
城市规模的自我更新是多种内外因素共同合力的结果, 而这种合力并非单纯依靠于人口和土地指标所能限定。当城市规模仅受人口或土地规模变量影响时, 变动量依循曲线形态变化, 但是当该城市规模受人口或土地规模之外的因素影响时, 模型的曲线状态将随着城市的自我更新能力而不断移动, 曲线交点随即变更, 合理规模的存在和讨论应该考量时间尺度。因此, 支持大城市重点论的经济模型数量体系需要加入时间推移的城市自我更新能力的考量, 不存在对任何时期都适用的大城市重点论, 也不存在一个对任何时期都适用的合理城市规模。
另外, 积极发展大城市并没有考虑到城市规模隐蔽的社会成本, 这也是大城市重点论为人所诟病的地方。很多学者在中国城市集聚与规模经济的背后, 从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等多元角度出发引申出大量的家庭暴力、子女教育、伦理关系、身心状态、传统文化保育等诸多成本消耗问题, 这种对城市的有形物质消耗与无形精神削弱统称“城市病”。而对“城市病”的分析正是大城市重点论和该模型没有充分意识到的, 进一步说, 大城市重点论没有充分衡量我国重点发展与和谐发展之间的平衡点。
(二) 对小城镇重点论的简要分析
在运用巴顿城市规模经济模型进行城市规模政策分析时, 我们应该注意到该模型两个极端点1点和3点。城市规模在一定时期内与经济效益成正相关, 而这个正相关的起点正是1点。只有在1点与3点之间城市规模, 才有资格谈论经济效益的持续提升。
《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城镇人口只有达到15万人才能发挥城镇的集聚规模效益。2002年我国建制镇平均人口规模为0.73万人, 虽然近几年的规模有所提高, 但要正常发挥城镇的集聚规模效应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目前, 全国镇区人口超过3万人的建制镇不到1000座, 县城平均只有8万人, 而县城以外的建制镇人口超过5万人的不足400座。另外, 城镇基础设施不健全、不完善, 基础投资成本偏高, 使用效率低下, 第二、第三产业发展阻力较大, 对周边地处的涓滴效应不足, 不能带动区域性的经济增长, 统计数据表明真正有发展前景的小城镇比例实在不高, 绝大部分城镇规模远远在1点以下, 人口分布不均匀, 造成小城镇人均土地规模过剩, 即处于第Ⅲ阶段, 在土地面积一定的情况下应该加大配套因素的投入。
然而, 对小城镇的这些不足的弥补需要源源不断的庞大的资金链投入, 甚至需要动用城市发展的贮备资源以做弥补, 加之我国小城镇地理空间分散度高, 区位条件、经济条件和发展潜力参差不齐, 这样, 小城镇发展所引致的极化涓滴效应, 集聚与扩散机制究竟何时显现, 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否能支付起这个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呢?这是坚持小城镇重点论者难以解决的困局。
(三) 对中等城市重点论的简要分析
中等城市重点论带有强烈的中庸性色彩, 这种中庸性色彩将带来中庸性结果。
位于巴顿城市规模经济模型的中间点, 即大致为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 可以获取比较大的经济效益。然而, 单方面重点发展中等城市意味着牺牲一部分大城市趋向于自身更合理的成本-效益规模的权利, 即在中等城市的重点发展的背景下, 相对减少的城市经济效益能换来比中等城市更大的综合效益, 中等城市发展的机会成本是十分巨大的。这种城市综合效益是由人口的规模效益所带动的, 夏小鲁在《优化城市规模, 推动经济增长》中的研究成果指出, 针对中国人口现状的实证分析, 人口规模200万大致为模型最优点2点。因此, 这种以隔断大城市适宜发展而取得的高经济效益换取中等城市的平稳性增长似乎并不值得。另外, 与对小城镇担忧一样, 我国中等城市发展的拉动作用也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中等城市的溢出效应、社会文化和影响力范围有待深化, 城镇乡村之间公平、共享发展机遇的问题也将愈发尖锐。中等城市在一段时间能否有效承担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衔接角色, 能否对大城市多元影响进行有效承接与利用也是一个疑问。
这种处于小城镇与大城市两难处境的中等城市重点论, 与其说是中庸性的选择, 倒不如说是城市效益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抵消而形成的中庸性结果的体现罢了。
三、对我国目前城市规模政策的总结与反思
(一) 目前城市规模政策存在的问题
结合上述利用城市规模经济模型对我国城市规模政策的分析, 可以看见每一个观点都有其合适与不合适的一面, 具体表现在我国目前实行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所引申出的许多社会问题。在这些问题的探讨和分析上, 结合了城市规模经济模型的理论基础和视角, 作者认为我国目前城市规模政策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1、单纯的规模政策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 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规模的扩张, 但这种规模的扩张并不是孤立进行的, 它必须建立在城市的其它发展条件和内外影响因素之上。这个连续的动态过程在每个人口聚居地都有其自身发展与停滞的发展规律, 不会以人为划定的规模界限为转移, 如果不考虑城市发展的其它条件而只进行单纯的规模控制, 就没有抓住城市发展的根本问题, 也就没有充分把握前文所述的城市规模拥有自我更新的能力的观点。
2、笼统地说“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不妥。
从经济效益上看, 随着城市规模的提高, 城市总效益有逐步上升的趋势。一般来说, 城市是具有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的, 但城市规模和城市的经济效益又不一定具有正相关关系, 关键还在于城市自身的内外发展条件是否协调。如果城市的发展健康有序, 规模大点并不见得是件坏事。
3、目前的城市发展的规模政策不能适应全国所有地区。
我国地域广阔, 城市规模也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 而目前城市发展的规模政策, 不可能同时适用于全国各地。况且我国的城市发展方针自形成以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而国民经济却有了飞速的发展, 并且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 所以单纯的规模政策就更不能绝对指导现今城市的发展了。
4、城市发展的规模政策不能保证城市规模一成不变。
退一步来说, 即使从理论上得出了一个最佳的城市规模, 由于城市发展条件的千变万化, 我们既不可能把小于这一规模的城市变得很大, 也不可能把大于这一规模的城市变得很小。因此笼统地选择某一级别的城市去发展或者严格控制是与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相违背的。
(二) 存在问题的解决思路:合理城市规模政策的内涵核心
城市规模伴随城市自我更新而变化, 城市规模政策理论上也应该具有伸缩的弹性, 这种弹性在区域上符合特定地区发展的实际, 时间上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作者认为:只要城镇的发展符合该地区要素禀赋的可持续发展时, 市场、文化与法律三者将会共同作用, 相互制衡地为这个地区确定一个合理的城市规模, 而且这个“合理”体现在自觉形成的城市规模变动拉伸S型发展曲线。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建立的城市规模最终将位于S型发展曲线的至高点, 而且规模增长的快慢与S型曲线斜率成正相关, 这个至高点就是最符合地区实际、国家发展和人民需要的城市规模, 否则, 人为地进行力量打压和揠苗助长, 最终只会付出代价和机会成本而徒劳无功。
可持续发展是合理的城市规模政策的题中之意, 既包含在政策之中, 也指导着政策的发展, 它作为城市规模政策的内涵核心和重要价值判断标准, 时时刻刻带动规模向合理化发展, 带动规模政策向合理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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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文.我国城市化发展回顾及思考[J].经济问题探索, 2009 (11) .
中国三大城市群的城市规模分布比较 第5篇
通过对以往文献进行研究发现, 在城市规模分布的衡量指标中, 城市首位度的应用频率较多, 使用起来也相对最为方便。城市首位度指一个国家或区域内最大城市与第二大城市人口的比值。为了将更多城市的人口规模因素考虑在内, 有学者提出了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四城市指数用公式表示为S4=P1/ (P2+P3+P4) , 十一城市指数为。其中, P1, P2, , P11是根据人口规模将城市体系内的城市按照由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序后的某位次城市的人口规模。当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均接近于1时, 城市体系内的城市规模分布较为合理。此外, 城市规模中位值也在文献中有所应用, 指的是将城市按人口规模排序后, 位于中间位置城市的人口规模。它能够反映城市体系中城市规模的一般水平, 可作为上述指数的补充。
在常用衡量指标的基础上, 为更全面地比较三大城市群的城市规模分布, 研究还设计了两种新的衡量指标。通过建立2-11城市指数和4-11城市指数, 对传统的十一城市指数进行改进, 分别考虑了前两位城市和前四位城市的作用, 更能反映较大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整体人口占比情况。同时根据位序规模法则, 两种城市指数的计算公式分别为:。其中, 是人口数量排在第位城市的人口数量。2-11城市指数和4-11城市指数的理想状态也是接近于1, 指数越大, 表明城市体系中城市人口越集中。
除以上衡量指标, 齐普夫定律 (Zipf’s law) 也可以被运用到城市规模分布的研究中。根据Soo的论述, Auerbach在1913年就指出城市规模分布服从帕累托分布 (Pareto distribution) , 表现形式为或。其中, 是某个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人口规模位次, 是这个城市的人口规模, 和为常数。此后, 齐普夫不仅指出城市规模分布服从上述帕累托分布, 还认为在代表最大城市规模的情况下, 的取值应该等于1。由此, 可以作为分析城市规模分布的重要指标。若大于1, 表明城市体系内的城市人口较为分散, 高位次城市人口占比不很突出, 中小城市发育较强;若小于1, 表明城市体系内的城市人口较为集中, 高位次城市人口占比突出, 中小城市发育较弱。
二、三大城市群的城市规模分布现状
研究以地级市数据为基础, 数据来源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2) 》, 城市规模使用年末市辖区人口数量, 以更好地反映城市人口规模。按照较为广义的划分方法, 将三大城市群的范围确定如下: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所有地级市共13个城市;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市和江苏省、浙江省的所有地级市共25个城市;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广东省的所有地级市共21个城市。
首先, 计算5种城市指数, 分别是城市首位度、四城市指数、十一城市指数、2-11城市指数和4-11城市指数 (见表1) 。从城市首位度看, 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城市首位度明显低于位序规模法则的理论值2, 表明这两个城市群前两位城市的人口规模差距较小;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首位度较大, 首位城市优势明显。将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群进行对比, 市辖区人口数量位列第二的天津仅比北京的市辖区人口少32.4%, 而长三角城市群的南京比上海少了59.2%, 京津冀城市群具有双核城市群的特征, 而长三角城市群的单核心特征较明显。
从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看, 长三角城市群与理想状态最为接近, 两项指标都接近于1;京津冀城市群在较大规模城市上具有首位城市优势较弱的特征, 而当一些人口规模较小的地级市被考虑在内的时候, 首位城市在人口数量上的领先地位则相对突出。在这两种指数上, 珠三角城市群的首位城市广州均不具备优势, 城市群中各城市发展相对更为平衡, 但是首位城市的带动作用较弱。借助2-11城市指数和4-11城市指数, 可以进一步将位列第二至第四的城市考虑在内, 考察城市群中几个较大城市的规模优势是否明显。结果表明, 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口集中趋势越来越明显, 表明地区发展相对不平衡, 大量城市人口集中在几个大型城市中, 主要是聚集在北京和天津, 另外两个城市是唐山和石家庄, 而其他地级市的规模较小, 城市规模中位值为89.9万人, 是三大城市群中最低的。京津冀城市群的城市规模分布不均衡既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也是制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之一。与此不同的是, 除了上海人口数量较多, 长三角城市群的人口分布偏于分散, 且城市规模普遍较大, 城市规模中位值达到162.7万人,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8倍。对于珠三角城市群, 尽管人口集中程度仍旧略为偏低, 但是随着第二至第四大城市先后被视作指标计算中的核心城市, 人口集中程度有所上升, 这表明前几大城市间的人口数量差距较小, 几大城市整体上仍然集中着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2) 》
除上述衡量指标, 运用齐普夫定律的检验方法, 可以帮助考察城市群人口的整体集中情况, 回归结果见表2。在三大城市群中, 长三角城市群符合齐普夫定律 (α值接近1) , 进一步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现状符合位序规模理论的理想状态, 城市规模分布较为合理;京津冀城市群偏离理想值最远, 城市群人口较为集中;珠三角城市群则相对较为接近理想状态, 人口分布整体上同样偏于集中。总体而言, 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的结论与前述各项指标的分析结论一致, 而珠三角城市群的结论略有差异。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 齐普夫定律的回归中考虑了所有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内容更为全面, 而珠三角城市群的主要特征是, 位序前列的几个城市的人口规模普遍较大, 位序末尾的几个城市的人口规模较小, 市辖区人口规模居于中间的城市数量不像长三角城市群那样多, 从而人口分布在整体上表现得略偏于集中。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2) 》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运用6项衡量指标和齐普夫定律检验方法, 对中国三大城市群的比较研究发现, 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规模分布最为合理, 而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均偏离位序规模法则的理想状态。首先, 京津冀城市群具有双核城市群的特征, 区域发展相对不平衡, 大量城市人口集中在几个大型城市中, 而其他地级市的规模较小, 这既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也是制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之一。京津冀城市群应该加强各类型城市的均衡发展, 努力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其次, 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规模分布较为合理, 属于单核心城市群, 首位城市优势明显, 其他城市规模普遍较大。区域内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强城市间分工合作,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互补作用。最后, 珠三角城市群的首位城市广州市不具备明显的人口规模优势, 城市群中各城市发展相对更为平衡, 但是首位城市的带动作用较弱, 位序前列的几个城市的人口规模普遍较大, 人口分布在整体上表现得略偏于集中。区域内城市需要明确各自定位, 加强城市间合作和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放.中国城市规模结构的省际差异及未来的发展[J].人口研究, 2002 (03) .
[2]周一星.城市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3]Soo, K.T..Zipf’s Law for Cities: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05 (35) .
我国城市规模结构统计分析 第6篇
一、我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数量统计分析
1.全国不同规模的城市数量总体统计
按照2014年11月21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规定,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 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据此,对全国2003-2012年不同规模城市的数量进行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为更直观地展示2003-2012年全国不同规模城市的数量变化情况,将表1的数据反映在图1中。
结合表1和图1可知:2003-2012年,(1)我国城市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城市总数处于653-657个的区间范围;(2)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I的数量也基本保持稳定、波动较小,区间范围分别是1-3个、4-5个和5-9个;(3)大城市II和中等城市的数量分别以2008年和2007年为界,呈现出先逐年减少再逐年增加的态势,其中大城市II数量先从55个(2003年)减少到44个(2008年)后又增加到50个(2012年),中等城市数量先从95个(2003年) 减少到84个(2007年)后又增加到91个(2012年); (4)只有小城市I的数量保持逐年增加,从196个 (2003年)增加到251个(2012年);(5)小城市II的数量总体上呈减少趋势,从292个(2003年)减少到247个(2012年)。
数据来源:EPS 数据平台《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
2.全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数量的分布统计
截至2012年,我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数量的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为更直观地展示2012年全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数量变化情况,将表2的数据反映在图2中。
结合表2和图2可知:截至2012年,(1)我国城市分布并不均衡,四大经济区域的城市个数从多到少依次为:东部地区(238个)、中部和西部地区(均为169个)、东北地区(89个);(2)超大城市(3个) 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3)特大城市(5个)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3个);(4)大城市I在各区域均有分布且数量较少(均不超过3个);(5)大城市II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24个),其次依次为西部地区 (11个)、中部地区(9个)和东北地区(6个);(6) 中等城市在四大经济区域呈梯度分布,从多到少依次为东部地区(31个)、中部地区(28个)、西部地区(18个)和东北地区(14个);(7)小城市I在四大经济区域呈梯度分布,从多到少依次为东部地区 (95个)、中部地区(71个)、西部地区(61个)和东北地区(24个);(8)小城市II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76个)和东部地区(71个),其次依次是中部地区(58个)和东北地区(42个)。
数据来源:EPS 数据平台《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
二、我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统计分析
1.全国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统计
全国2003-2012年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为更直观地展示2003-2012年全国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变化情况,将表3的数据反映在图3中。
结合表3和图3可知:2003-2012年,(1)我国城市城区人口总体上呈增加态势,但其在全国总人口中的占比始终处于25%-28% 的区间范围; 2003年与2012年城市城区总人口分别为33805.01万和36989.68万;(2)超大城市的城区人口总体上呈快速增加态势,从1278.23万(2003年)增加到5218.87万(2012年);(3)特大城市的城区人口波动较大,总体上呈减少态势,2003年与2012年城区人口分别为3548.87万和3084.29万;(4)大城市I的城区人口波动较大,总体上呈减少态势, 2012年有较大反弹;(5)大城市II的城区人口总体上呈减少态势,2003年与2012年城区人口分别为9023.14万和8225.56万;(6)中等城市的城区人口先逐年减少再逐年增加,从6728.77万(2003年) 减少到5832.36万(2007年)后再增加到6414.07万(2012年);(7)小城市I的城区人口保持逐年增加态势,从6026.95万(2003年)增加到7805.14万(2012年);(8)小城市II的城区人口总体上呈减少态势,2003年与2012年城区人口分别为3661.47万和3300.1万。
2.全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人口的统计分析
截至2012年,全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为更直观地展示2012年全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变化情况,将表4的数据反映在图4中。
结合表4和图4可知:截至2012年,(1)我国城市城区人口分布并不均衡,四大经济区域的城市城区人口从多到少依次为:东部地区(17426.83万)、 中部地区(7666.47万人)、西部地区(7433.85万)、 东北地区(4462.53万);(2)超大城市人口(5218.87万)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3)特大城市、大城市II的城区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54.08% 和49.33%);(4)大城市I的城区人口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38.27%);(5)中等城市和小城市I的城区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34.85% 和30.61)和中部地区(37.36%和29.37%)。
三、我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建成区面积统计分析
1.全国不同规模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总体统计
全国2003-2012年不同规模城市的建成区面积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为更直观地展示2003-2012年全国不同规模城市的建成区变化情况,将表5的数据反映在图5中。
数据来源:EPS 数据平台《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
结合表5和图5可知:2003-2012年,(1)我国城市建成区逐年扩大,建成区面积28586.38平方公里(2003年)逐年增加到45506.37平方公里(2012年),增长了59.19% ;(2)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I的建成区面积波动较大;与2003年相比, 三类城市2012年的建成区面积分别增长468.30%、 17.39%和41.81% ;(3)大城市II、中等城市和小城市I的建成区逐年扩大,建成区面积分别从2003年的6612.76平方公里、5489.18平方公里和5967.45平方公里增加到2012年的11433.72平方公里、 8176.05平方公里和10637.01平方公里;(4)小城市II建城区总体上呈缓慢扩张态势,2003年和2012年的建成区面积分别为4354.89平方公里和4986.74平方公里。
2.全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建成区面积的统计分析
截至2012年,全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建成区面积统计结果如表6所示。
为更直观地展示2012年全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建成区面积变化情况,将表6的数据反映在图6中。
结合表6和图6可知:截至2012年,(1)我国城市建成区分布并不均衡,四大经济区域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从大到小依次为:东部地区(21094.77平方公里)、西部地区(9761.79平方公里)、中部地区(9301.82平方公里)、东北地区(5348.35平方公里); (2)超大城市建成区(3123.29平方公里)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3)特大城市、大城市II和中等城市的建成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61.29%、54.79% 和40.59%);(4)大城市I的建成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36.08%)、西部地区(27.33%)和东北地区 (25.07%);(5)小城市I的建成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38.55%)和中部地区(28.29%);(6)小城市II的建成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30.64%)和西部地区(32.75%)。
再论城市人口规模预测方式 第7篇
在近年来城市规划实践中,对于城市人口规模的预测,规划人员尝试了许多预测方法,如劳动平衡法、带眷系数法、时间序列法、德尔菲法等。但迄今为止,尚未找到一种能令人十分满意的预测方法。
究其原因,并不在于方法本身,而在于人口预测的指导思想存在着一些误区,即过去重视静态方法的研究,而忽视对人口变化规律的探索,尤其是在我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转化的过程中,人口动态的增长方式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而现有的规划对这些变化缺乏研究,使得人口规模预测的研究难以深入。
因此,在本次工业新区人口规模预测的过程中,采用定性分析为主、定量计算为辅的方式来确定人口规模。
2 我国人口规模预测的三个转变
2.1 人口规模转向就业规模
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扩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多,使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强,既包括劳动力总量上的需求,也包括劳动力结构性的需求,需求的增强带来了城市人口的集聚;2)经济发展使城市居民收入增多,更加提高了城市用地规模的不断扩大,促使城郊农用地的非农化。
2.2 人口规模转向形态规模
城市人口规模直接与城市建设用地相关,因而由城市建设用地的实际形态所决定。规模预测是一种在建设用地形态结构界定下形态规模的预测。与此同时,经历了以点发展为主的我国城市发展,现已呈现出点—轴发展的形成特征,并有向区域网络发展的趋势,从而也促使城市规模越来越表现出区域化的特点。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组团式城市的规模直接受组团建设用地的范围而决定。
2.3 人口规模转向容量规模
环境和发展是当代人类生存的主题。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求人类社会“在不危及后代人需要的前提下,寻求满足我们当代人需要的发展途径”,使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城市规模时,必须考虑其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的阈值,即城市环境承载力的大小,探求城市系统整体最优,经济效益和环境舒适共同实现的容量规模。在实践中,这种容量规模最常见的是以城市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多少来衡量。土地人口容量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城市区域所能提供的城市建设用地总量的确定,应综合考虑区域农业用地的产出能力以及必要的林业生态用地等多种因素。但目前有一种把土地容量规模演变成极限规模的趋势,即对城市区域内所有可建设用地进行全覆盖规划开发前提下的土地极限规模,这种趋势在沿海城市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值得注意的。水资源人口容量是指在一定的水利工程措施下,区域所能提供的生产生活用水总量(在城市人均用水定额指标界定下)所对应的人口容量。同样,常见的做法是假设区域水资源达到最大开发利用(包括跨流域调水的可能性)前提下的容量规模。
3 阳曲县城暨太原工业新区人口规模预测
3.1 规划区概况
规划区范围约79 km2。采用组团式布局,组团控制适当的发展规模,组团内为集聚、集约的模式发展,组团之间以绿地或生态绿带相间隔。规划区范围内现状总人口约5.2万人。
3.2 规模预测
3.2.1 人口增长途径分析
工业新区的城镇人口增长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
1)本地户籍人口的增长;2)随着工业新区建设的不断深入,将不断吸引大量外来从业人员及其一定数量的家属。
3.2.2 本地人口自然增长预测
规划区域范围内,现状总人口为5.2万人,根据阳曲县近年来人口发展趋势,确定综合增长率近期为7‰,远期取6‰。
根据预测公式:P=P0(1+R)t;
其中,P为预测年总人口;P0为基础年总人口;R为综合增长率;t为规划期限。
则:近期(2010年):P2010=5.2×(1+7‰)4=5.35万人。
远期(2020年):P2020=5.35×(1+6‰)10=5.68万人。
3.2.3 外来人口预测
1)产业用地规模预测。
阳曲产业用地:规划区域范围内,现状工业用地为2.8 km2。规划期内,将对现状位于县城的部分工业用地进行外迁整合,同时考虑阳曲县当地工业的适当扩张,现状第二产业用地规模将由2.8 km2增加至3.0 km2。
工业新区发展用地:自太原工业新区开始将发展空间向阳曲县转移以来,目前已有13家企业与太原民营经济区管委会签署了入驻协议,其用地规模已达1.6 km2。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在规划期内工业区产业用地的发展速度究竟会是多少,并以此推断太原工业区在规划期内最终的发展规模。从太原市民营园区自身的发展看,自1995年成立至今,总的用地发展规模为4 km2,基本以年均0.4 km2的速度在扩张。当然,这一速度还是无法真正反映民营经济区的实际生长潜力。很显然,民营区当初的选址位置受到自然地理条件、交通条件、投资环境的制约。如果把这些影响要素与同在太原的另外两个产业园区——高科技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相比较,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它们之间的这种差距。这自然会对其在发展过程中的扩张速度产生影响。
我们再对比省内与太原民营经济区处于同等级别的其他一些开发区的生长速度:
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1992年成立,目前开发完成4.0 km2,生长速度0.27 km2/年;
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1990年成立,目前开发完成10.0 km2,生长速度0.58 km2/年;
长治经济技术开发区,1992年成立,目前开发完成7.3 km2,生长速度0.48 km2/年;
晋城经济技术开发区,1992年成立,目前开发完成4.0 km2,生长速度0.27 km2/年;
侯马经济技术开发区,1997年成立,目前开发完成3.0 km2,生长速度0.3 km2/年;
忻州经济技术开发区,1992年成立,目前开发完成0.8 km2,生长速度0.05 km2/年;
以上开发区的平均生长速度为0.33 km2/年。考虑到太原工业园区的区位特殊性并结合近年来的发展情况,我们确定其生长速度应该在0.5 km2/年～0.6 km2/年之间,核算标准取0.55 km2/年。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在规划期内太原工业园区新增的产业用地规模为0.55×13=7.15 km2。
综合上述三部分用地确定:规划期末产业总用地规模为11.8 km2。
2)就业人口规模预测。
实践证明,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以工业城市无锡为例,GDP每增长1%,其所需就业人口增长0.317%。
太原地处中西部地区,投资的产业类别相对东部沿海开发区的层次较低。参照我国同类型开发区相关数据,确定规划期内,太原工业新区内地GDP均按11亿元/km2计。
2004年山西省亿元GDP就业人口规模为997人,太原市亿元GDP就业人口规模为982人,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亿元GDP就业人口规模为648人。随着技术进步及生产率提高,取规划期末亿元工业总产值所需就业人口为600人,则规划期末共需要就业人口11.8×11×600=7.8万人。
我国目前工业人口与服务业人口比例为1∶1,随着工业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该比例将不断增加,规划期工业新区工业人口与服务业人口的比例为1∶1.2,则7.8万人的工业人口所带来的服务业人口为9.4万人,因此,工业区发展所带来的实际就业人口规模为7.8+9.4=17.2万人。
3)外来人口预测。
由上述分析可知,阳曲县城及太原工业区所需的实际就业人口为17.2万人。阳曲县现状劳动力数量占总人口比例的42%,则规划范围内阳曲县本地人口能为工业新区提供劳动力数量为5.68×42%=2.4万人,因此,从满足阳曲县城及太原工业新区发展需要的角度考虑,必须引入外来从业人员17.2-2.4=14.8万人,取带眷系数为1.2,则该部分人口带来的最终实际人口规模为14.8×1.2=17.8万人。
4)流动人口预测。
流动人口按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的4%考虑为(17.8+5.68)×4%=0.94万人。
4 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确定阳曲县城及工业新区人口规模为:17.8+5.68+0.94=24.4万人。
参考文献
[1]龙卿富.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再认识[J].湖南教育学院学报,2001,20(5):169-171.
全球智慧城市大规模发展趋势 第8篇
城市治理更为协同开放
智慧城市的建设和运行, 正在远离传统的封闭和自上而下的方法, 转为更加开放的模式。城市官员们认为, 确保公开和透明的治理体系可以为建设发展创新与包容的智慧城市创造机会。为实现参与性管理模式, 各城市所采用的工具和技术包括:开放和包容的网络、开放的数据基础设施、可视化、仿真和游戏化、市民参与、一体化管理结构。
2003年, 韩国首尔建成了“e-首尔网”行政光纤网络, 连接城市的主要公共建筑、相关办公室和各社区。2011年对该网络进行了升级, 以支持最新的智能服务。该项目为市民提供免费的Wi-Fi服务, 包括访问所有公共网站, 同时辅助首尔市政府处理各种智能设备传来的海量数据。“智慧首尔2015”的主要支柱之一是增加智能设备普及率并让新用户学会使用。主要措施包括提供二手智能手机、向捐献旧手机的市民提供新机购买税收减免优惠、开展智能ICT设备培训课程等。2012年4月, 首尔启动“开放广场”机制, 向市民和相关机构发布政务信息, 目前已发布800余个数据集, 涉及儿童照管服务、公共交通路线、公交车到站时间、停车位情况、各地区天气状况、受到推荐的餐馆等信息, 而且均附带地图和互联网链接、图片或统计数字。城市管理部门鼓励利用这些公开的免费信息开发智慧城市应用, 以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品质。此外, 首尔还建立了政策建议在线提交系统 (OASIS) , 市民可通过该系统与城市管理人员直接进行政策和建议讨论。
服务更为智能化个性化
全球范围内已经部署了诸多类型的智慧城市服务, 旨在解决各个城市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优先事项。大多数智慧城市服务聚焦于智能能源/环境和交通项目, 因为可以利用ICT技术确保更有效地使用能源和降低成本, 通过减少污染直接改善环境, 或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间接改善环境。提供足够的公交车、火车和快捷运输, 鼓励人们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从而减少道路上的私家车数量, 进而缓解交通拥堵和缩短市民上下班花费的时间。例如智能交通系统, 利用传感器采集的数据主动重新规划交通, 在避免拥堵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道路使用率。智能电网技术使最终用户的能源使用更有效率, 并使电力公司能够主动地识别和修复供电泄漏。公共安全系统实时监控人们的活动, 可用于提醒警方或为交通网络服务。医疗智能解决方案远程监控慢性病患者, 这样患者可以较长时间待在家中, 减小了资源紧张的公立医院的压力。学习智能解决方案如虚拟教室和新学习环境, 可以提升学习效果和效率。
日本横滨以能源、建筑、交通运输几个领域为重点, 通过引入新技术等方式降低碳排放。采取政府出资、企业参与的建设方式, 总投资约为740亿元, 参与企业包括东芝、日产、夏普、日本电气、东京电力、松下等, 其主要工作包括发展可再生能源、企业能源管理、区域能源综合治理、生活方式革新、家庭能源管理、区域供暖管理、智能交通七大领域。美国圣地亚哥采取政企合作方式发展智慧城市, 参与者包括圣地亚哥政府、圣地亚哥电力煤气公司、通用、UC San Diego和Clean TECH等, 发展目标定为支持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 具体目标包括:实现33%的能源采取清洁能源、帮助用户实现实时电力能耗管理、实现双向通信的智能电网、进行成果展示。
融资方式更为多元
智慧城市项目需要大量投资, 而融资仍是智慧城市推进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智慧城市项目的资金可由政府提供或者通过公共部门直接融资。然而大多数智慧城市项目需要私人投资来填补资金缺口。世界各地智慧城市项目最常见的金融工具包括:公私合伙、绿色债券、节能绩效保证合约、税收增量、众筹和私人投资。
欧盟支持跨领域PPP投资的欧洲投资银行的“欧洲PPP专业技术中心” (简称“EPEC”) 在一个升级德国街道照明系统的项目基础上, 开发了一个标准化的PPP模型。EPEC还发布了一份旨在指导公共采购部门考虑采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简称“PPP”) 方法的“指南指导”。此外, 欧洲投资银行还开发了特别用于为城市可获得的欧盟预算资金和私人投资提供补充的工具, 为用现有金融资源提供了更大的范围和灵活性。
商业模式更为创新和可持续化发展
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探索新的商业模式, 来资助各自的智慧城市项目。这些城市所采用的新兴技术和创新商业模式包括:基于云技术的即付即用模式、利用数据创造收入、试点项目、更智能化的采购。韩国釜山智慧城市采取基于云计算的即付即用模式, 由当地政府与思科和韩国电信合作提供。旧金山、首尔、新加坡和赫尔辛基等城市建设了开放数据门户网站, 使包括应用和服务开发人员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访问各种服务生成的数据。例如, 旧金山的在线开放数据库提供了一个平台, 第三方开发者基于该平台开发了各种应用和服务, 包括私人所有但面向公众开放的城市空间地图、特定物品回收、利用信息发布等。
技术应用更为综合集成
《中欧智慧城市比较研究报告》详细探讨了相关技术, 这些技术有的推动城市数据供应不断增加, 有的使数据创造的机会得以实现并最终产生创新的智慧城市服务。这些技术包括:宽带、物联网、个人智能设备、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数千家技术公司在开发和实施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大唐电信、华为、中兴等中国公司也在提供一系列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但就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 还没有一个公司有技术能力提供全系列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政府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
政府政策对于推动智慧城市技术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例如, 各国政府, 特别是在东亚, 以韩国、日本、新加坡为代表, 都在支持智慧城市试点建设, 并将本国的行业龙头企业纳入智慧城市项目的核心, 意在面向新兴经济体, 出口“智慧城市”相关项目和解决方案。日本经济产业省正在国内四个城市开展智慧城市试点建设, 日立、NEC、松下、东芝等日本企业在国内试点城市获取相关经验后, 目前正积极参与在美国、法国、西班牙、印度和中国的一些智慧城市项目。韩国政府在“建设尖端信息城市, 提高市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竞争力”的目标导向下, 在首尔、松岛等地开展了u-city智慧城市建设试点, 此外, 韩国的一些信息企业, 还积极拓展国外智慧城市建设市场, 力图将韩国的智慧城市建设经验推广到全世界。
由于宽带和云计算是智慧城市的关键组成部分, 政府政策中关于这类基础设施发展的相关法律和监管框架也会对智慧城市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我国智慧城市发展的五大趋势
随着中国对智慧城市建设工作的不断重视, 智慧城市建设将遍及各个区域、各级城市。未来我国智慧城市将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第一, 智慧城市建设将更加重视以人为本。智慧城市作为一种新型城市形态, 也必须以人为中心, 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的价值取向。只有充分开发利用人的智慧, 紧紧围绕人的实际需求, 支撑智慧城市建设的现代信息技术才能发挥作用, 才能真正实现城市的智慧化运行, 进而为市民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及价值实现平台, 让智慧城市的建设成果惠及全体市民。
第二, 智慧城市建设更加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当今世界,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问题的矛盾日益突出, 环境问题成为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在智慧城市规划、设计、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需更高关注重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 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转变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未来, 我国智慧城市将不断完善环境能源监测体系、能耗控制体系、污染排放检测体系, 积极推进绿色建筑和低碳城市建设, 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
第三, 智慧城市服务功能呈现多元化趋势。未来, 智慧城市建设将在应用方向上更加多元化, 可分为智慧经济、智慧服务和智慧资源三大领域。“智慧经济”应用侧重强调城市产业的优化升级, 即通过信息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应用, 提高信息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结构。“智慧服务”关注城市和谐发展的支柱是智慧型、人性化城市服务。通过智能化推动城市就业、医疗卫生、交通运输、社会安全监管等问题。“智慧资源”侧重优化智慧城市的生存环境, 合理调配和使用水、电力、石油等资源, 达到资源供给均衡, 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第四, 社会主导战略在智慧城市未来发展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智慧城市主导战略根据推动主体的不同可分为政府主导战略和社会主导战略。政府主导战略主要是由政府机关等资助和管理, 为城市公共部门和开发机构建设更有效率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提供全新的方法和思路, 并且为数字社会创新发展的战略提供良好成长环境。社会主导战略是一种由私人机构、社区组织、大学及其他创始者发动的由外及内、突发性的创新活动, 并且多应用公共平台和解决方法, 强化社会资本建设和推进数字融合。目前的智慧城市实践中, 政府主导战略占据主流, 但具体的实施还是要依靠企业的市场化运营才会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智慧城市对创新能力要求很高, 中小型企业是进行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最活跃的市场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