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翻译方法论文（精选3篇）
传统翻译方法论文 第1篇
随着英语重要性的日益凸现, 学习英语的方式也逐渐多元化。在中国的英语学习群体中, 通过英美影视剧, 提高听说能力的方式, 也越来越受欢迎。在要求体验英美原声影视作品的同时, 又希望能够学习英美语言文化, 字幕翻译便产生了, 在翻译领域中也越来越重要, 而且字幕翻译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娱乐化的倾向。于是, 在英语学习群体中, 疑问便产生了, 灵活的意译是否意味着, 今天的翻译越来越好了呢?在中西方翻译史上, 直译意译的概念贯穿始终, 并且深入人心, 但是孰好孰坏, 并没有定论。该文的研究将围绕直译意译问题, 结合现当代翻译理论, 对翻译现状进行分析。
2 直译与意译
对直译意译问题的理解, 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春秋战国时期, 老子、孔子等思想家并未专门探讨翻译问题, 但是他们关注的言与意, 形与质等问题, 为后来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汉代佛经的传人, 佛经翻译活动开始兴起。作为最早的佛经翻译理论文章, 支谦的《句法经序》强调翻译风格“因循本旨, 不加文饰” (支谦2009, 22) 。和支谦不同的是, 后秦时代的鸠摩罗什却是意译的代表。钱钟书的《翻译术开宗明义》有这样一段话, 可以说明罗什法师的意译倾向:慧皎《高僧传》卷六《僧睿传》记其参罗什译经, 竺法护原译《正法华经受决品》有云:“天见人, 人见天。”什曰:“此语与西域义同, 但在言过质。”睿曰:“得非人天交接, 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 (钱钟书2009, 31)
继佛经翻译之后, 清末迎来了中国翻译的第二个高潮。主要代表是林纾的文学作品的翻译, 以及严复的政治、经济、自然科学等著作的翻译。由于清末的历史环境, 这个时期的翻译主要关注的是翻译人才的培养和翻译词汇的吸收。例如, 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和胡以鲁的《论译名》等。对直译意译的真正探讨, 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中国翻译第三次高潮, 这个时期开始关注译文的风格特征。以鲁迅为代表的直译派强调, 直译不是死译和硬译, 而是通过学习模仿源语, 发展和丰富白话文。当时大部分人还是强调意译, 认为保留原文神韵才是真正的文学翻译。在这个论战过程中, 艾伟以问卷的方式, 讨论了直译意译的界定、直译意译的主张, 以及直译意译的困难等问题。最后, 通过数据分析, 得出的结论是:在理解力方面, “直译成绩逊于意译成绩” (艾伟1984, 177) 。从传统的视角对翻译进行讨论仍在继续。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随着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 中国翻译逐渐转向西方学习。与此同时, 回归传统译论的声音也从未消失过, 马祖毅、罗新璋、王宏印、张佩瑶等都有所成就。
和中国翻译史相似的是, 西方翻译史上也曾对直译意译进行过深刻地探讨。西方对直译意译的区分始于西塞罗。西塞罗曾强调:“我不是作为解释员, 而是作为演说家来进行翻译的, 保留相同的思想和形式, 但却使用符合我们表达习惯的语言。在这一过程中, 我认为没有必要再翻译时字当句对, 而是保留了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 (转引自谭载喜2009, 19) 。西塞罗所提的“解释员”与“演说家”的翻译方法, 是西方翻译史上直译意译概念的雏形。古代时期的哲罗姆在翻译《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时便采用的是意译的方法。然而, 中世纪时期的波伊提乌提倡的却是直译, 认为内容和风格不可兼得。文艺复兴时期, 民族语得到了极大地发展, 各国的《圣经》翻译以意译的方式为主。虽然法国的多雷 (Etienne Dolet) 和英国的廷代尔 (William Tyndale) 因此而遭到教会的迫害, 但是他们的翻译观点以及翻译作品却对后世有着深刻的影响。
17世纪, 法国出现翻译高潮, 并就准确翻译与不准确翻译展开争论。18世纪, 翻译中心移到英国, 以浦伯 (Alexander Pope) 为代表的释译派, 强调采用活译的方式翻译荷马史诗;柯珀 (William Cowper) 则走的是“介于词译和拟译之间的中间道路” (谭载喜2009, 126) , 强调的是忠实于原作。19世纪, 翻译中心出现在德国, 施莱尔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分析了两种不同的翻译途径, 即译作顺从原作, 以及原作顺从译作。这两种翻译途径其实类似于直译意译的翻译方式。
现代翻译延续了19世纪的特征, 直到当代翻译家奈达 (Eugene Nida) 将语言学的概念引入翻译学, 才结束了单纯的语文学分析模式。翻译不仅是艺术, 只针对作品风格进行探讨, 翻译还是一门科学, 译作应当考虑读者的反应。作为语言学派的代表, 奈达提出了动态对等和形式对等的翻译模式。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 基于对英美文化和殖民文化的研究, 提出了归化和异化的概念。前者强调译入英语的作品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后者则强调译入英语的作品保留源语文化的独特性。在一些学者看来, 无论是奈达的动态对等和形式对等, 还是韦努蒂的归化和异化, 归根结底还是直译意译的问题。当下研究直译意译问题难道就没有任何意义吗?翻译研究是否就穷途末路了呢?
3 当下直译意译研究的意义
基于对中西方翻译史的回顾, 该文认为直译意译问题将继续存在。从传统的语文学研究来看, 翻译研究仅仅涉及原文和译文的关系。在探讨二者关系的过程中, 直译意译问题便产生了, 而且在长达千年的翻译历史中, 都没有得出有效的解决策略。从当代翻译研究来看, 除了原文和译文的关系, 翻译研究所涉及的因素还应包含: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源语读者和目标语读者、赞助人和译者等。虽然翻译研究不断深入, 但是原文和译文的关系无法越过, 因此直译意译问题依然存在。然而直译意译的存在并不是非此即彼的, 而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在研究原文和译文的关系时, 如果要判断译文采用的方法是直译还是意译, 或者是直译意译都有, 这就必然会涉到程度的量化问题, 然而程度的量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许这就是争论千年的原因之一。
由于直译意译无法量化, 直译意译显然成为了翻译研究永远无法逃避的问题。从当代翻译研究来看, 翻译研究开始关注读者、文化等因素。奈达认为, 译文对目标读者产生的效果, 应与原文对源语读者产生的效果一致。奈达的观点不仅考虑到原文与译文, 而且还关注了两种语言环境下的读者。韦努蒂则强调译入英语文化的译文要体现源语文化, 通过保持源语文化的异域特征, 消除英语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与奈达相似的是, 韦努蒂不仅关注原文与译文, 还包括翻译背后的两种文化。从奈达到韦努蒂, 从两类读者到两种文化, 两种翻译方法和两个翻译版本的存在, 应该才是一种常态。以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个版本的《红楼梦》为例, 如果没有杨宪益的译本, 译文中的中国文化也许就不会那么明显;如果没有霍克斯的译本, 译文对于英语读者来说也许就不会那么容易理解。例如:
例1.“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饭”, 叫我怎么办呢? (第二十二回)
杨译: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What do you expect me to do? (tr.Yang 619)
霍译:and I don’t se what I am supposed to do without any capital.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tr.Hawkes 624)
例2.万两黄金易得, 知心一个也难求。 (第五十七回)
杨译:Ten thousand tales of gold are easier come by than an understanding heart. (tr.Yang 1665)
霍译:Easier a golden hoard to win than find one understanding heart. (tr.Hawkes 1671)
从以上两个例子来看, 杨译版本中保留了中国文化中的米、饭和万的概念, 而在霍译版本中, 为了符合英语读者的文化习惯, 米、饭和万的概念分别由flour, bread和a golden hoard取代。这两个版本的存在既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 又为不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4 多元视角与译本多样性的必然
在传统的语文学研究阶段, 围绕原文与译文的关系, 直译意译的争论从未停止过, 风格、神韵等问题的研究成为了主题, 在此基础上, 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读者在翻译中的特殊角色。古罗马帝国末期的神学家奥古斯丁 (St.Augustine) 就曾指出“ (《圣经》) 翻译中必须注意的三种风格:朴素、典雅、庄严” (谭载喜2009, 29) 。在这三种风格的基础上, 奥古斯丁认为, 朴素风格适合一般读者, 译文主要是启蒙作用;典雅风格适合受过教育的读者, 译文主要是为了颂扬上帝;庄严风格适合所有读者, 译文主要起规劝作用。鲁迅也曾将读者分类:“甲, 有很瘦了教育的;乙, 有略能识字的;丙, 有识字无几的” (鲁迅1984, 224-225) 。进入语言学研究阶段之后, 语言学派、功能目的派、释义派, 以及文化转向之后出现的文化学派等, 分别从翻译中的其他几对关系进行研究, 系统地对读者、译者、赞助人、主流诗学、政治环境等因素进行了阐述。这些研究视角与传统的直译意并行不悖, 为翻译研究创造了新的可能, 并且证明了译本多样性的必然。
5 结论
面对影视剧翻译的娱乐化倾向, 英语学习者们在心满意足地看剧时, 也开始提出了疑问, 这样的意译意味着翻译水平越来越高了吗?针对这个问题, 该文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直译意译是翻译的一个部分, 二者的量化很难清楚地实现。该文通过对中西方翻译史进行梳理, 发现争论了千年的直译意译问题无法避免, 风格迥异的译本同时存在也是一种必然。接受这种必然才能更好地理解翻译实践, 从而清楚翻译活动中的其它几对关系, 最终才能从更加多元的角度来对翻译进行研究。无论是语言学阶段的研究, 还是文化转向之后的研究, 翻译研究并不是逃避直译意译问题, 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 对翻译进行了更为深刻, 更为广泛地思考。
摘要：该文从影视剧翻译娱乐化倾向为切入点, 针对英语学习者提出的问题, 回溯了中西方翻译史, 指出直译意译是翻译的基本方法, 两种不同风格的译本并存是种常态。在传统译论的基础上, 从多元的角思考, 这是翻译研究的必然。
关键词：翻译,直译,意译
参考文献
[1]Cao, Xueqin.The Story of the Stone[M].Translated by DavidHawkes.New York:Penguin Book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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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艾伟.译学问题商榷.翻译研究论文集 (1894-1984) [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160-180.
[4]鲁迅.关于翻译——给瞿秋白的回信.翻译研究论文集 (1894-1984) [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22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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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英语六级翻译民族传统考点预测 第2篇
笔墨纸砚是中国古代文人书房当中必备的宝贝，被称为“文房四宝”。用笔墨书写绘画在中国可追溯到五千年前。秦时已用不同硬度的毛和竹管制笔;汉代以人工制墨替代了天然墨;有了纸张以后，简牍锦帛逐失其用;砚台则随笔墨的使用而发展。 “文房四宝”到宋朝以后特指湖笔、徽墨、宣纸、端砚。可以说文房四宝书写了整个中华文明。
The Four Treasures of the Study The writing brush, ink stick, ink stone, and paper were requisite treasures in the study of the scholars of ancient China, and they are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Four Treasures of the Study.” The writing brush and ink stick have been used by the Chinese to write and paint since 5,000 years ago. In the Qin Dynasty (221BC---206BC), people already used feathers of different hardness and bamboo trunks to make brushe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206BC-220AD), man-made ink was used instead of natural ink. After paper was invented by the Chinese, bamboo slips, wooden tablets, brocade and silk, which originally functioned as writing surfaces, gradually faded out. The ink stone was first developed with the use of writing brushes and ink. After the Song Dynasty (960AD---1279AD), the “Four Treasure of the Study” particularly referred to hubi, the writing brush produced in Huzhou, Zhejiang province; huimo, the ink stick produced in Huizhou, Anhui province; xuan paper, a kind of paper produced in Xuanzhou, Anhui province; and duanyan, the ink stone made in Zhaoqing, Guangdong province (Zhaoqing was earlier called Duanzhou). Indeed, the Four Treasures of the Study” have writtin the whole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it is.
传统翻译方法论文 第3篇
七个一工程・一篇案例
一句有悖传统的翻译
――记《口技》教学片段
南川三中初一年级 尧彬
《口技》一文，对口技表演者高超技艺的生动逼真地描写，结构层次清晰、有条不紊，极好地运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手法。教学时亦应抓住其结构和语言的特点进行教学。但上过本文，有一个镜头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师：文中多次描述听众的反应，这些描述有什么效果？
生1：“满座宾客无不伸颈，侧目，微笑，默叹，以为妙绝。”说明宾客听得入神，被深深吸引，并感到满意，“默叹”一词表明宾客还能意识到这是口技表演，虽已入神但还能自持。
生2：“宾客意少舒，稍稍正坐。”表现了宾客也随口技表演内容由紧张到松弛的渐变过程，也说明宾客逐渐难以自持。
生3：“宾客无不变色离席，奋袖出臂，两股战战，几欲先走。”写宾客惊慌欲逃的神态、动作，说明口技表演达到以假乱真的绝妙境界。
生4：我认为宾客不是要逃跑，而是去救火。
（哗然）
我当时也懵了：是我看的资料不全吗？不权威吗？但在我的记忆中是翻译成的“几乎想争着逃跑”呀！随即，我让学生展开讨论，自己却赶紧翻阅资料。但事实就是这样：《教师教学用书》中译为“几乎都想争先恐后地逃跑”，《文言文全解》、《教材全解》、《点拨》等中都译为“几乎想抢先跑掉”之类的，无一是译为去救火的。
我暂不表明观点，让学生自己表决。结果各有理由：
认为是逃跑的理由是：众多资料书中是这样的翻译，古汉语字典上的“走”也是解释为“跑，逃跑”。因为此时宾客已不能自持，所以在火灾面前表现出逃跑心理是符合事实的。
认为是救火的理由是：救火救人是发生火灾后宾客们应立即想到的，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文中的.“奋袖出臂”一词也表明宾客们准备大干一场。“走”是解释为“跑”，但不是“逃跑”，而是跑去舀水，同时也表明了宾客们不能自持的境界。
不用说，我赞成了救火的观点。因为我们的教学，不只是欣赏文中壮观的场面，体会.写作的精妙，更要培养学生做人素养。至于是否改变了原文本意，我想林嗣环在天之灵也不会过多指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