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范文（精选3篇）

阿拉伯之春 第1篇

2010年12月突尼斯一些城镇爆发动乱, 由此拉开阿拉伯世界一些国家民众纷纷走上街头, 要求推翻本国专制统治的行动。突尼斯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街头自焚事件点燃了突尼斯民众的抗议之火, 随后这场政治运动燃烧整个中东、北非阿拉伯世界。突尼斯、埃及、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先后爆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这场发生在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运动被西方称为“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事件的发生, 原因错综复杂。它的爆发, 与传统的政治运动有着类似的共同背景, 即复杂的国内政治、经济危机, 从而导致民众的不满反抗;加之国外势力的长期干扰, 比如, 西方国家长期鼓吹灌输“人权高于主权、自由、民主” 等思想深入人心, 从而导致民众对当前国家政治不满。在这些传统的政治运动中, 经济危机往往是导致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在这场“阿拉伯之春”事件中, 还有一个非传统的推动因素, 即“新媒体”, 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 这里的“新媒体”指的是以社交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传播媒介, 也可称作 “新媒介”, 指帮助人们建立社会性网络的互联网应用服务, 它不仅包括Facebook、 Twitter之类的“SNS”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即社会性网络服务) , 也包括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照片分享工具等互联网支持的社会媒介工具。2010年12月18日, 突尼斯民众通过社交网组织反政府游行示威活动, 最终推翻了执政长达23年的本⋅ 阿里总统的独裁时代。在这场革命浪潮中, Twitter等新媒体动员民众的政治传播作用再次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背后, 除了诸多阿拉伯国家长期专制、落后的统治激起民众的不满, 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 21世纪新生网络传播媒介早已深入大众的民主生活中, 其简便、快捷、普众化的特点使其应用深入各个领域, 几乎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 尤其是在年青一代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 “阿拉伯之春”的爆发也正是主要由年轻人争当先锋。偶发的事件激起青年一代要求“民主”的抗争, 而新媒体“互联网”的使用, 成为青年一代传播思想和组织抗争的重要政治传播媒介。成长于互联网新媒介时代的阿拉伯青年, 习惯于在社交网中获取新闻消息、了解国家, 也习惯于在互联网世界中表达自己的需求, 他们像一个个分散各地的“布瓦吉吉”, 因在某一时刻的情感共识燃爆后而团结在一起, 如磁铁般吸引他们的正是互联网。正如波斯特所言:这个世界日益被不断加厚的传播系统的网络联结, 它通过一种像毛细血管的结构延伸到这个行星的每一个隐蔽处与断缝之中。1这些青年通过在网上的交流, 互动, 从而酝酿了舆论, 其在新媒介的传播下, 得到了更多追求民主和正义者的支持。当新媒介被应用于连线政治后, 它便为青年确立了主体意识以及实现自身价值的行动场域。它们从某种程度上助推抗议者从一个个散落的个体连接成一个无限庞大起来的团体走上街头进行民主抗议, 甚至在国与国之间引起了连锁反应效果。它也从某种程度上对一个国家的“政治控制”发出了挑战。譬如, 在这一革命浪潮中, 埃及等一些相关国家当局甚至决定切断本国的社交网和互联网。

二、新媒体与政治传播的关系

传播学大师马歇尔⋅ 麦克卢汉曾说: “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同时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 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与应用, 都标志着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21世纪以互联网的发展为显著特点, 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将人类带入新的传媒时代, 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各个国家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思想意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在新闻传播等方面呈现出“简便、快速、即时、形象”等特点, 其具备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以及政治影响力。

新媒体的使用日益深入各国民众生活之中, 社交网已经成为普通民众获取信息的第一来源。众所周知, 问世美国的社交网, 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被形象地称之为“新政治参与工具”。也有更多人认为奥巴马当选的成功, 与其善于利用社交网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目睹了他的胜利之后, 越来越多的国家政治集团也开始重新重视新媒体在政治活动中的巨大作用, 关注着它的政治组织能力。在 “阿拉伯之春”国家之一的突尼斯, 有很多使用互联网和新社交网的人。该国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60%, 而一般来讲, 年轻人更善于使用社交网, 突尼斯使用Facebook的人数达到总人口的18%。2这恰恰说明了新媒介在政治传播方面所具有的新特点。它正在一个接受西方民主思想传播的年轻群体中发挥着巨大的政治组织作用, 看似无形, 却往往引发巨大的新型政治街头运动。

那么, 以社交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究竟是如何在政治传播过程中发挥其作用的?首先, 新媒体的出现, 打破了主流媒体对一国政治信息的单方面报道传播。 一国的主流媒体往往是服务于该国执政机构的宣传、传播媒介, 往往在某些危害一国政府形象的事件报道上缺失真实性, 总是会刻意隐瞒事件背后的政府实情。 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往往会打破一国主流媒体的报道, 让民众得知真相, 从而得到民众的认可和信赖。这无疑对一国主流媒体以及当政者发出了挑战。 其次,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报道事件、发起倡议、组织抗议、走上街头”等程序迅速发起政治运动。这种政治运动不仅发生在欧美权利意识较为发达国家, 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 运用新媒体的政治传播能力组织起来的政治街头运动也越来越多。对于国家而言, 一方面, 他们是倡导使用新媒体进行主流政治思想传播的主体, 而同时他们也畏惧民众利用其政治传播功能发起一系列政治运动向政府抗争。

总之, 新媒体的出现和使用为政治传播带来了新的革命。它鼓舞了革命的发生, 挑战了主流媒体的地位, 同时, 它是这场“阿拉伯之春”背后的“发声”工具, 将植根于阿拉伯各国底层民众的民主思想激发了出来。

三、新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

无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 新媒体在政治传播中都扮演着新的角色, 欧美发达国家新媒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营销与政治选举上。然而, 新媒体在发展中国家所起到的政治传播作用要复杂得多, 因其政治合法性与言论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尚需继续完善。在发展中国家, 当传统媒体无法发声时, 普通民众及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往往会采取通过新媒介进行政治思想传播, 力量组织, 并且迅速动员社会成员, 形成抗争运动。以Twitter为代表的新媒介具备这样的功能:即使网民无法登陆Twitter网站, 网民仍然可以借助一些使用平台发送信息。国家当局对某个网络节点的封杀却仍然无法阻挡信息的传播, 这就打破了传统媒介在政治传播上的限制。《时代》杂志曾认为, Twitter之所以被用作“社会运动媒介”, 原因在于其“自由、高流动性、高个人化与非常的速度”。3下面我们以“阿拉伯之春”事件为例, 分析新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主要作用。

首先, 在“阿拉伯之春”事件中, 新媒体快速地将民众的视角聚焦在某一事件上, 吸引了国际主流媒体。在突尼斯一些城镇发生暴动后, 新媒体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呈献给大众, 并且给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 以网络为纽带的新媒体将千万个“布瓦吉吉”吸引过来, 并且对这一社会现象阐述自己的意见。同时, 在新媒体的传播下, 这一政治事件几乎同步被国际各国关注, 也让阿拉伯各国独裁者迅速作出反应。 其次, 新媒体在整个政治传播过程中将个体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推向了高潮, 形成了即时的互动政治传播网络。在一些阿拉伯国家, 社交网爆出了有关政府的腐败信息, 民众在得知这些真相后, 人人可以通过在自己熟知的社交平台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个人的参与互动助推了整个社会问题的爆发, 昔日敏感的社会诟病一旦被群体揭发, 民众利用社交网将这些敏感社会问题推向高潮, 形成一个巨大的政治传播网络。这股力量可能一触即发。例如, 在社交网的助推下, 突尼斯、埃及、也门、叙利亚等国家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甚至演变为革命、发生内战。再如, 利比亚内战。第三, 新媒体为公众的自由言论和享有知情权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并且突出表现在交流者之间的互动。与传统媒体不同, 新媒体在政治传播上更多地体现互动的过程, 而非单方面政治灌输。由 “布瓦吉吉”自焚事件引发的整个社会的关注, 由部分与“布瓦吉吉”有着共同遭遇的青年在社交网上的无序互动, 引发整个社会对这一社会现象的参与式互动, 使越来越多的青年加入这个社交媒体的互动之中, 每一个都在扮演着信息的传播者, 从而吸引了大量公众加入, 无限的循环互动便引发了整个社会有组织地走上街头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在这场运动中, 以社交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充当着不可或缺的推动角色。

在距“阿拉伯之春”爆发多年后的今天, 日益更新的科技发展正在影响着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个体,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发展也正在影响着我们的点滴生活。与“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初相比, 这场阿拉伯民众的抗议大潮似乎退却了, 但我们不可否认这场持续的民众革命确实给阿拉伯民族带来了革新。近百年来, 阿拉伯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努力从未停息, 其中的原因复杂多变。处于信息化时代的今天, 新媒体的政治传播作用是现代各国革命所不能忽视的力量, 它助推了阿拉伯各国“快餐式”的政治运动, 虽然没能很好地驾驭这一政治运动走向完全的成功, 但是经过“Twitter革命”洗礼的阿拉伯各国, 正在渐渐地走向新的世界,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摘要：当今社会中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日益成为政治传播的新媒介, 它们改变了传统的政治传播模式。爆发于2010年年底并燃烧至整个中东的阿拉伯革命, 这场被西方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的政治事件, 使得新媒体的政治传播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以“阿拉伯之春”背后的新媒体为例, 分析探讨当代新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

关键词：新媒体,政治传播,阿拉伯之春

参考文献

[1]黄民兴.世纪震荡: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的原因和前景[J].回族研究, 2011 (3) .

[2]Gladwell.M.Small change: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J].The New Yorker, 2010 (4) .

[3]李成贤.“弱连接”发挥“强作用”——从“阿拉伯之春”看新媒体的政治传播能力[J].新闻记者, 2013 (3) .

[4]欧阳友权.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阿拉伯之春回到原点 第2篇

但随后的24小时内，也就是军方的48小时最后通牒到期之时，军方领导人宣布罢免穆尔西。而此前，穆尔西公开表示这是一次“彻底的军事政变”。

这可以看做是始于6月30日，牵动埃及数百万民众的“挺穆”和“挺军”示威对抗的一个结点。看起来，军政府的支持者胜利了。但伦敦政策研究和发展协会行政主管纳菲兹·艾哈迈德却认为，这一结果预示着埃及迎来动荡新时代。

此前，在“阿拉伯之春”后就任的穆尔西一直坚持称自己是民选总统，不会因为军方的压力而辞职。但如今，主要的权力又握在军方手中，一切回到了原点。自穆尔西2012年6月30日上台算起，直至今年6月30日推翻声浪响起，不过一年。这一年中，埃及镑贬值，外汇储备下跌，通货膨胀势头不减，24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超过了40%。去年竞选期间，穆尔西曾针对埃及社会的长期问题而提出“百日计划”。可一年过去了，大部分目标仍没能完全实现。为了对抗军队势力，穆尔西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巩固穆斯林兄弟会势力，而非着手应对深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但归根到底，对于大多数埃及人来说，他们的目的既不是支持军政，也不是厌恶民选政府，一切只是手段而已。他们真正期盼的，是一个更新更好的埃及。但现在不论哪一股力量，都没有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7月5日，在埃及的伊士美利亚的一场冲突中，一名埃及人中枪身亡。对于军政阴影下一直在民主大门前徘徊的埃及来说，他既不是无辜牺牲的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阿拉伯之春”折射的另类世界图景 第3篇

翻新的永远只是花样

“阿拉伯之春”引发的混乱与炮火表明，第三世界国家要维护和实现自主发展面临很大难题。尽管人们对“阿拉伯之春”的原因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的是，阿拉伯世界剧变的本质是这一地区国家要解决长期不发展或畸形发展的问题，是一场内生性的变革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地区成为大国角力的前沿战场，在外国势力的控制下压抑了很长时间，迫切渴望探求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这场变革的干预，一方面是要引导其向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是要防止“阿拉伯复兴主义”的抬头与坐大，以继续控制和主导这片对世界经济命脉至关重要的石油产区。

尽管历史已经表明“炮舰政策”不得人心，但西方列强百余年因袭下来的“强权即公理”逻辑并没有改变，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的强权做派也没有改变。在一定程度上看，在尚不均衡、不公正的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中，霸权主义、殖民主义与新干涉主义日益融为一体，对外干涉的理由与形式也不断翻新花样。科索沃战争的理由是“人道主义干涉”，干预形式主要是空中狂轰滥炸；阿富汗战争的理由是“打击恐怖主义”，采取的形式是组团出兵；伊拉克战争的理由是“萨达姆的独裁统治、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支持恐怖主义活动”，采取的是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摧毁；对利比亚军事打击的理由是“制止流血冲突、保护平民”，采取的形式是制造混乱、支持反对派与军事打击相结合。军事打击利比亚、施压叙利亚和伊朗表明，西方大国正通过武力来证明它们仍然是当今世界的操控者和主导者，必要时完全有决心、有实力以任何形式来达成其既定目标。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叙利亚和伊朗磨刀霍霍，究竟会不会动手，采取什么形式，引发世人关注。如果叙利亚和伊朗被“摆平”，谁又会是下一个目标？

外力介入的后果：乱

“阿拉伯之春”引发的乱局表明，稳定始终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民生福祉的源泉，动乱只会“引狼入室”，致使国将不国，百姓遭殃。当然，稳定的基石不能建立在松软的政治沙滩上。阿拉伯世界是一个惯于诞生和依赖政治强人的地区，不少领导人在带领人民实现国家与民族独立、提振国际地位等方面发挥过重要历史作用。这一地区的“政治明星”一个个都曾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也长期成为国父般的精神和世俗领导。这种依附于个人权威的制度也使这一地区的政治生态严重单一化、脆弱化。“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看起来固若金汤的政权，在长期的僵化体制下早已危机四伏。“阿拉伯之春”正是这些国家民众要求变革僵化体制的体现，但是这种诉求却为外力所利用和推高，最终导致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在剧变发生之前，西方国家曾多次称赞突尼斯是学习西方价值观的“模范生”，称埃及穆巴拉克领导着一个温和且亲西方的政权。至于利比亚，由于9.11事件后卡扎菲180度大转弯，以不搞核武器、不大量进口武器发展军队为代价换取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曾被西方视作“孺子可教”的典型，还一度被奉为西方政客的“座上宾”。但是本·阿里的逃亡、穆巴拉克的被捕和卡扎菲的消失无不表明，表面的亲热并不妨碍西方国家在背后下黑手。事实上，它们一直在影响和争取这些国家的精英人群与军队。比如，埃及和突尼斯军队在动荡之初都宣称效忠总统，但随着动荡局势的加剧，它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作为甚至反作为，是这两国政权迅速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媒体披露的细节可以看出，在西方的长期渗透与灌输下，这两个国家的军队早已成为西方民主的忠实信徒，早就从精神上缴械了。利比亚军队高层更是有人直接脱离政府成为反对派军事领袖。

目前来看，“阿拉伯之春”的“民主结果”遥遥无期，摆在这一地区国家和人民面前的是无休止的流血和动荡。这样的结果不能不发人深思。

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险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当前，西方在中东剧变中的所作所为表明，它们正一刻不停地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开始从“文明冲突论”和“民主和平论”两个视角审视中东地区。在美国人看来，这一地区的民族与文明都与西方截然不同，是滋生敌视西方情绪和恐怖主义的大本营，要消除这一隐患，必须在此进行“民主化改造”，为此美国专门制定了“大中东计划”。可以说，在美国反恐战争和“民主改造”的双重压力下，中东地区早已埋下了大动荡、大改组和大变革的种子。“阿拉伯之春”发生后，西方一方面支持忠实于西方的政权镇压民众动乱，另一方面对那些不服从、甚至与西方对着干的国家实施制裁与打压，甚至不惜直接动用武力。对于那些曾经追随美国并长期为其利益代言的“过气”政客，西方也同样毫不留情地抛弃，以此警示阿拉伯各国首脑：顺从者昌，逆之者亡。

二战后国际关系一直遵循的基本准则是不干涉别国内政，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国际上发生的争执由联合国进行调停和处理。但美国一直把这些原则视为束缚，并逐步推出了一条“美国式的国际关系准则”：将民主和人权置于国家主权之上，以人道主义原则高于领土完整原则为标准，把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看作“国际问题”。有人说,世界上有两种民主,一种是美国人喜欢的,一种是美国人不喜欢的；世界上有两种独裁政权,一种是美国人喜欢的,一种是美国人不喜欢的。罗斯福当年就曾这样评说中美洲的独裁者：“我知道他们是婊子养的,可他们是我们的婊子养的。”所以，不是他国政权性质的问题,而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对美国认定的“暴政国家”出现的“不民主”和“违反人权”现象，西方可以采取任何形式的干预。当然，谁来裁定一个国家是否是“暴政国家”、有没有“违反人权”，自然由美国说了算。

然而，世界如此之大，正是文明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才使世界变得丰富多彩，硬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那就像堂吉诃德挑战大风车，既疯狂，且危险！

西方在中东剧变中的所作所为表明，它们正一刻不停地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

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成立十周年暨犹太学前沿问题学术讨论会

5月13～14日，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成立十周年暨犹太学前沿问题学术讨论会在河南开封举行。会议由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主办，该所名誉所长、加拿大华人丘才廉，英国伦敦犹太文化中心海外部主任Jerold Gotel，中以学术交流促进会执行董事Carice Witte，郑州大学副校长、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所长张倩红，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执行所长张礼刚，以及来自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犹太问题研究中心、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世界知识》杂志、博联社等单位的中东犹太研究著名专家学者参加此次会议，就犹太历史、文化、大屠杀、开封犹太人以及当前中东地区的热点问题发表了学术报告，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