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银行范文（精选8篇）
澳门银行 第1篇
从该条款的意思来看, 首先要对贷款企业进行合理的法律定义, 笔者以为应从狭义上进行理解, 即企业应指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的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 不包括个体工商户, 其他经济组织。而至于何为内地企业, 何为澳门企业, 可作以下定义:1、内地企业:范围包括在内地注册登记的中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外资企业, 该企业主要经营业务在澳门, 至于在澳门是设立办事处, 还是分支机构均可以认定为内地企业。这样的内地企业资产并非在澳门, 可抵押或可担保的资产均是在内地。其条件在原有法令来看, 既不属于内地银行的贷款范围, 又不属于澳门银行的支持对象。2、在广东注册的澳资企业:主要指澳门注册登记的企业在内地以澳资身份再注册成立的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 这样的企业主要的经营业务应该是在内地, 但可抵押或担保的资产在澳门, 同样既不属于内地银行的贷款范围, 又不属于澳门银行的支持对象。
由于企业注册或经营地与可担保可抵押的财产属于相隔两岸处于不同法律体系的地方, 对其融资贷款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框架协议第五条恰恰为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提供了指导性的方向, 只是在框架协议执行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难处, 主要在于:1、澳门银行如何将在澳门经营的内地企业在内地的财产进行抵押登记。2、按照框架协议即使能够在珠海登记中心进行抵押登记,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的对抵押物进行处置。鉴于澳门法律与境内法律的差异性和诉讼成本、调查成本高、以及资产抵押程序等问题, 简单的将框架协议予以运用其实存在诸多现实的难处。笔者以为最快捷有效的办法莫过于促进澳门银行与广东担保公司的合作, 为澳门银行的贷款安全进行保驾护航。
二、广东担保公司的存在及主要形式
“担保”这一行业最早起源于瑞士, 中国政府于1999年6月正式启动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为宗旨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建设, 目的是希望通过外部第三方机构的介入分散贷款风险, 以促进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随着最近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和管理文件, 促使了我国担保行业以健康态式长足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根据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担保公司的成立最低注册资本需要500万元, 担保业务范围包括:1.贷款担保。2.票据承兑担保。3.贸易融资担保。4.项目融资担保。5.信用证担保。6.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7.诉讼保全担保。8.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等等, 业务领域较为广泛。利用担保公司的担保贷款的优势在于:1、能够快速、便捷连接金融行业与中小企业。2、是政策性金融的组成部分及其重要补充。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担保公司虽然是金融行业与中小企业的桥梁, 但金融企业并不是对任何担保公司都予以认可, 各家银行都根据自己的审核体系严格地对担保公司的担保金额、还款能力、财务报表、资信情况进行审核来确定最后某家担保公司所能担保贷款的具体金额。
目前广东担保公司与内地银行的主要担保贷款对象为:尚不符合内地银行贷款标准的中小企业;担保形式为:由担保公司为该企业的贷款向银行提供连带保证担保责任;贷款企业到期不能还款:由担保公司代为偿还债务。后期:担保公司用反担保抵押的财产进行诉讼追偿, 或向中小企业追偿。
三、广东担保公司与澳门银行合作的主要形式初探
根据框架协议的内容, 澳门银行会逐步尝试对在澳门经营的内地企业, 以内地资产作为抵押在澳门融资, 但是涉及的内地资产的抵押和处置却存在对接的困难, 处置的麻烦。为解决资产抵押和处置上的问题, 笔者建议将广东担保公司拉入贷款系统, 为澳门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 促进贷款的快速、便捷以及实际可操作。具体形式和步骤为:
1、澳门银行对广东省内的尤其是临澳门最近的珠海的担保公司信誉、资质、财务报表等进行审核, 确定一个可以担保的授信额度 (即可贷款担保的总金额) , 签订一年期的合作框架协议;2、澳门银行对需要贷款的内地企业进行审核, 符合条件的将有关资料转由合作担保公司审查;3、在澳门银行同意放贷与担保公司同意担保的前提下, 向该企业发放贷款;4、由合作担保公司向澳门银行为该企业提供连带保证担保;5、该企业在内地的资产直接反担保抵押在合作担保公司 (境内) 名下;6、如到期贷款企业无法偿还, 由合作担保公司直接赔付给澳门银行;7、合作担保公司在代偿后直接以反担保抵押在名下的内地资产向本地法院起诉拍卖还款, 或由澳门银行协助向贷款企业追偿。
四、广东担保公司与澳门银行合作的益处以及存在的风险
广东担保公司与澳门银行合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益处:
1、解决实际操作的困难。框架协议涉及到用内地资产进行抵押贷款, 众所周知, 内地资产的抵押登记机关是各房产登记中心。目前的情况, 涉及境外的抵押登记暂时还不允许操作, 虽然将来可以操作, 但需要协调多个部门, 探讨多种程序, 在时间上也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即使可以解决抵押登记的问题, 但在程序上必定复杂于内地的抵押程序, 但如果采用反担保抵押在广东担保公司的名下, 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程序, 解决了实际操作的困难。
2、某种程序上保证了贷款的安全和快速回笼。在贷款到期企业无力偿还的时候, 凭着澳门银行一纸还款通知书, 广东担保公司可以先行进行赔付, 赔付后的诉讼和资产处置由广东担保公司来完成, 保证了澳门银行贷款的资金安全, 简化了澳门银行因为异地诉讼 (在抵押房产的一般在不动产所在地起诉, 也就是在境内诉讼) 的时间成本, 降低了风险, 使贷款金额能迅速回笼, 进一步保证了澳门银行的利益。
澳门银行 第2篇
澳门特别行政区审计署于1999年12月20日成立, 是一个由审计长领导, 享有财政自治权, 并对行政长官负责的独立机构。澳门审计署现有工作人员80人, 其主要职责是审计澳门特区的总账目, 并对公共行政领域的部门及机构, 以及大部分经费由财政支付的实体等审计对象进行各项审计工作。审计署通过发挥其职能, 促使“审计对象”提高透明度, 提升效率和效益, 为澳门特区居民的整体利益而服务。澳门审计署一直秉持专业、独立、尽责、客观的理念开展各项审计工作,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增加了社会对公共审计的了解, 令澳门特别行政区逐渐建立起一个接受和重视审计的文化。
澳门审计署的审计工作主要有三种, 一是政府账目审计, 即对每财政年度政府的总账目及各自治部门的管理账目进行审计监督;二是专项审计, 即由政府账目审计延伸出来具有特定性的专项审计工作, 对其预算管理、内部管理、管理模式及财政活动之效益进行审查;三是衡工量值式审计, 即对审计对象在履行职务时所达到的效率、效益及节省程度三方面进行审查、分析, 评论经济效益的优劣。澳门审计署的审计报告在报送行政长官后会在审计署网站上进行公布, 公众可以自由下载。澳门审计署近两年来共发布审计报告12份, 其中政府账目审计报告2份, 占比16.7%;专项审计报告和衡工量值式审计报告各5份, 各占比41.65%。专项审计和衡工量值式审计已成为澳门审计署审计工作的重点。在审计报告中, 澳门审计署注意运用抽样审计、资料分析、数据对比、图文结合等方法来描述审计内容。
二、澳门审计署审计报告的特点
(一) 审计报告的可读性强
一是审计报告的谋篇布局考虑不同的阅读对象。仔细研读澳门审计署的审计报告可以发现, 每份报告的布局都可划分为“简要版”和“详尽版”。“简要版”言简意赅, 往往只用两到三页就将审计的整体情况、建议以及被审计对象的回应呈现出来, 便于迅速了解情况, 宏观把握全局;“详尽版”则资料丰富、内容详实, 综合运用文字、图表、照片等手段对审计的各个方面进行详细的描述, 便于推敲分析, 弄清整个审计过程的来龙去脉。具体而言, “账目式审计”报告中的“审计长报告书”部分;“专项审计”报告和“衡工量值式审计”报告中的摘要部分就属于各自报告的“简要版”, 其在整个审计报告中所占的篇幅大概只有10%左右, 其余部分则为“详尽版”。“简要版”部分如下表所示:
二是“模块式分解”提升了读者的阅读效果。人民银行的审计报告一般都是按照基本情况、发现问题、原因分析、审计建议的顺序来布置, 可以称之为流线型报告模式。相比之下, 澳门审计署的审计报告则是采用模块式的分解, 即将被审计单位的工作分成多个模块, 每个模块又分成更细小的工作单元来报告。每个工作单元又包括基本情况、审计发现、改进建议和被审计单位的回应等部分, 并制作了详细的索引目录, 既能让读者迅速的找到目录中标注的篇章, 又方便读者就其关心的问题集中阅读, 从而提升读者的阅读效果。比如:在《澳门基金会对社团的资助发放》中, 就将基金会的工作分为“申请资助时所申报的收入及开支预算与最终执行结果之差异、资助款项发放后的跟进和监督、对受资助者提交活动报告义务的监督及对违反者的处分”等模块。
(二) 审计报告的互动性强
一是注重审计双方的交流互动。研读澳门审计署的审计报告, 会有一种读武侠小说的酣畅淋漓之感。审计双方你来我往, 相互过招, 且都有理有据, 刀光剑影之间, 孰是孰非, 一目了然, 正所谓“灯不挑不亮, 理不辩不明”。具体来看, 澳门审计署在审计报告的整体框架中增加了审计对象的回应以及就审计对象回应的补充两部分内容, 并在报告后附上了审计对象回应的原件。审计对象回应部分不仅包含审计对象对结论的认同及整改情况, 同时也包含审计对象对某些结论存有的质疑, 而就审计对象回应的补充部分又会就这些疑问给出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如果存有较多异议, 审计报告还会在附件中列出更为详细的回应内容。比如:在《持续进修发展计划》中, 澳门审计署在审计报告附件中专门就审计对象回应部分中的76处疑问进行了逐一解释。
二是注意交流过程中的方式方法。如果说互动交流是达成共识的基础, 那么交流过程中使用的方式方法则是达成共识的关键。在澳门审计署的审计报告中, 对被审计单位的每一部分工作都作出详尽的描述, 综合运用文字、图表、照片、示意图等手段, 力求在报告中严谨、准确的呈现实际情况。其中就包括被审计单位为完成该项工作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哪些成绩、审计部门在对该部分工作开展审计时采取了哪些方法等, 对于审计中发现的可予改进之处, 更是不惜篇幅, 力求描述准确、以理服人。在交流过程中不急不躁, 摆事实, 讲道理, 让被审计单位自己去判断审计发现的问题是不是有理有据, 做到以理“服”人, 而不是以规章、制度“压”人。
(三) 审计报告的逻辑性强
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是逻辑的两个方面。问题认识的怎么样, 解决的怎么样, 是判断逻辑性强弱的根本标准。澳门审计署的审计报告在认识问题层面, 其审计分析层层深入;在解决问题层面, 其审计建议切实可行。
一是审计分析层层深入。在澳门审计署的审计报告中, 大部分篇幅都用于审计发现的分析。虽然很少引用依据, 但分析却全面深入, 层层递进, 如庖丁解牛, 逻辑性极强。比如在《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建设费用估算》的专项审计报告中, 审计署发现建设办没有建立一个以控制建设费用为目的的估算并对估算进行检视和更新, 针对该审计发现, 报告首先对审计发现进行了描述, 其次分别从项目管理决策和公共资源分配两个角度分析该发现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其中在分析该审计发现时, 采用层层深入的方法。原文如下“建设办因应设计费用的判给而建立了最初估算后, 继续以这个粗略的估算, 作为建设费用控制指标再者, 即使建设办已掌握更多较为具体的资讯时, 但仍没有因应各项因素的变动, 主动计算更切合实际的工程费用, 对有关估算金额做出整体更新。”在这种不断深入, 层层递进的分析下, 最终得出“建设办在适时检视、调整和更新项目估算的工作方面存在不足, 不利于监控整个项目在建设费用方面的变化”的结论。
二是审计建议切实可行。审计具有确认与咨询功能。只有当提出的审计建议切实可行时, 审计的功能才能发挥出来。如果审计建议只是空中楼阁, 无法实施, 那也就失去了审计原本的价值。在澳门审计署的审计报告中, 每条审计发现通常会对应一条甚至多条审计建议, 每条建议只说明一个方面, 虽然内容不多, 但都比较具体, 切实可行。如在《澳门基金会对社团的资助发放》的审计报告中, 其中一条审计发现是“基金会在收到社团提交的活动报告后所编制的跟进表中未对其中资助款项收入所出现的异常状况做出详细的分析和跟进研究, 评估出现有关差异之合理性”, 针对这条审计发现给出的两条建议分别为“基金会应关注受资助者在活动期间所得到的收入是否与基金会做出审批时的依据有所不同, 并对异常的情况展开调查研究”和“基金会应尽快落实对受资助方执行账目进行调查和审计的监察机制, 并且订定执行上的原则和细则, 例如审计对象的纳入准则和对受资助者账目审计的深度及广度范围和审查标准。在订立准则后应与受资助者进行充分的沟通, 让其清晰了解并做出相应的配合, 解决基金会和受资助者在账目审查事宜上的分歧和障碍, 落实执行有关的审查机制”。
三、对人民银行内部审计报告的启示
澳门审计署在审计方面取得的成绩与他们所采取的“提供审计增值服务”的姿态密不可分。在阅读澳门审计署审计报告的过程中, 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审计人员是在与被审计单位一起思考如何更好的改进工作, 提供审计增值服务, 而不仅仅是查错纠弊。相比之下, 我们的报告似乎缺少了一些亲和力, 更像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发现问题”。对于人民银行而言, 开展内部审计的出发点应该是帮助被审计单位或部门持续提高完成工作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查错揪弊。具体而言, 我们应把提供增值服务的姿态体现到审计报告中去:
1、定位更友善。在我们的审计报告中, 要牢记内审部门所扮演“提供增值服务”的角色, 要把这种理念融化在报告的字里行间, 这不仅体现了一种友善的态度, 更反映了我们工作的性质和特点。
2、沟通更充分。内审人员应多层次、多角度的与被审计人员交流, 表现出同被审计单位互动互助的过程, 被审计单位的解释也应反应到报告中去。
3、语气更缓和。审计报告在描述问题时, 应尽量使用缓和的语气, 并且充分考虑到被审计单位面临的困难, 以及为解决该问题已经做出的努力。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 尽可能“润物无声, 踏雪无痕”。
4、建议更具体。前面已经提到, 澳门审计署的每一条审计建议都确保具体可行, 而且具有针对性, 每条审计建议都切实考虑到了被审计单位面临的困难, 不仅是提出了问题, 也设身处地的去思考如何改进。我们内审部门也应注意这一点, 在审计报告中提出切实可行的审计建议, 画好审计报告的“点睛之笔”。
参考文献
[1]陈丹萍.我国内部审计管理现状与对策[J].审计研究, 2007.6
[2]中国内部审计协会.经营管理技术第四版[M].北京:西苑出版社, 2008:236-404
澳门银行 第3篇
澳门是中国最后一块外国作为殖民地的地区，回归的意义不言而喻。澳门回归之后，中国的领土便有了完整性，中国也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国家，也代表了新中国再也不是之前被人欺辱的那个旧中国了。
由于澳门处于我国一国两制的方针，使得国人进出澳门想要港澳通行证，澳门也是一个旅游胜地，澳门旅游业发展迅速，澳门拥有大量的风景名胜，葡萄牙风格的建筑。
澳门回归代表着什么
澳门银行 第4篇
银行生产力变化的研究结果对管理者有着重要的意义。现有不少学者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银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但关于澳门银行业的研究甚少,只有傅晓青和黄益林(2010)应用传统Malmquist(M)指数对香港及澳门主要商业银行的生产效率变化发展进行了比较性分析[1]。然而,传统模型忽略了“坏”的产出,对测度的准确性有着一定影响。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中,多以不良贷款作“坏”的产出来测量。柯孔林和冯宗宪(2008)引入不良贷款要素,利用ML指数分析了中国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跨期动态变化,证明不考虑不良贷款会高估生产率增长[2]。但由于考虑到澳门银行业具有国际性业务比重大,产品及服务种类多元化,除了放款业务外还对客户提供复杂的结构性产品,而备用金更能反映这些业务可能带来的非期望产出。因此,本文在测定澳门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时将考虑备用金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构建产出型的ML生产率指数,分析澳门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跨期动态变化。
2.1 方向性距离函数
方向性距离函数是ML指数的基石。在产出一定的情况下,企业希望节约投入,可选择投入导向。在资源约束下,企业希望有更多的产出,则可选择产出导向。Coelli(1999)发现很多情形下,导向选择对结果只有微不足道的影响[3]。本文选择产出导向DEA模型作以下研究。方向距离函数可以表述为:
其中,g=(gy,gb)是方向向量。向量g=(y,-b),表示在给定投入x的情况下,好产出y成比例地扩大,“坏”产出b成比例地收缩,β就是好产出y增长、“坏”产出b减少的最大可能。
2.2 ML生产率指数和规模效率
在方向性函数的基础上,根据Chung,Färe 等(1997)基于产出ML指数t期和(t+1)期之间的生产率指数[4]为:
该指数>1时,表示在t到(t+1)时期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1时,则表示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当指数=1时,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维持不变。
为了研究生产率改变的动力,ML指数可以分解为效率变化(EFFCH) 和技术进步指数(TECH):
ML
Färe et al.(1994)提出对技术效率变动(EFFCH)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动(PECH)和规模效率变动(SECH) [5]:
EFFCH
通过此分解,本文可以进一步探讨导致效率变化的动力。
3 研究数据筛选
本文样本为2006-2010年澳门各银行的经营数据,来源于澳门印务局、各银行网站公布的年报及澳门金管局的统计数据。
根据澳门银行业的实况,基于中介法和资产法思想确定投入产出变量。为了更有效分析澳门银行业的生产率,本文按样本银行5年间的平均总资产值大于或小于100亿澳门币划分为A、B两组作比较分析。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1。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运用上述方法,本文分三步进行实证分析。(1)根据ML指数的分解研究全要数生产率变化的动力;(2)将技术效率变化进一步分解以探讨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导致效率变化的动力;(3)测量“坏”的产出对生产率的影响。
4.1 澳门银行业ML生产率指数的测度
本文在规模不变的假设下,计算了样本银行2006至2010年期间的ML指数及其分解。结果见表4-1。
(1)在2006至2010年间,总平均增长指数为1.040,表明每年平均增长4个百分点,其中效率的相对改进2.2个百分点,技术进步1.2个百分点。总体呈增长状态,而期间生产率变化出现的波动主要是受到全球经济不稳的影响。在2006-2007年间,银行业在该年度生产率呈现改进趋势,增长了11.4个百分点,其中效率变化指数为1.090,技术变化指数为1.021,说明在该期间生产率的改进主要源于效率的提高。这一现象可能的解释是,澳门银行业不断优化贷款的质量从而提高了技术效率。在2007-2008年期间,受到美国次级房贷危机影响,澳门银行业的ML指数出现负增长。其中,效率变化指数及技术变化指数分别为0.982和0.964,出现稍微的退步。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金融体系,澳门银行业分别投资了2亿元及代理销售7亿元的雷曼债券。而雷曼兄弟的破产,给澳门银行业及客户带来巨大的损失。不但引发客户集中投诉,银行更出现挤提现象。当年的不良贷款率从2007年的0.61%升至1.12%,导致效率变化指数下跌。但由于澳门金管局在2007-2008年致力于加强与香港及内地的密切合作,先后开通了与香港的跨境港元、美元支票清算系统,促进了资金流动。此举措提升港澳跨境资金清算效率。使澳门银行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技术退步的幅度较小。2008-2009年澳门银行业生产率呈现改进趋势,ML指数为1.092,效率变化指数及技术变化指数明显的反弹,分别为1.021和1.056。这表明,2009年澳门银行业抓住了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机会,积极投入资源,处理不良贷款,控制成本以提升整体营运效率。加大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质素,促进业务表现。而2010年,因为受到欧债的影响,2009-2010年间,澳门银行业的效率变化指数下降至0.997,但ML指数却为1.005,说明这段期间生产效率改进主要源于技术进步。
(2) 2006-2010年,A组银行平均增长率为1.1%,B组银行平均增长率为6.1%。2006-2007年,A组银行的增长源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进的共同影响。B组银行的增长源于技术效率改进。2007-2008年,受到次级房贷危机影响,两组银行生产率均退步,A组源于技术退步, B组源于技术效率退步。2008-2009年,A组银行增长率为6.9%,来源于技术进步,而其技术效率却出现了退步,这可能是对美国次级房贷危机影响作出的反应出现了滞后性。同期,B组银行增长率为10.9%,来源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进的共同作用。受到欧债影响,两组银行在2009-2010年间生产率均有退步,A组源于技术退步,B组源于技术效率的退步。上述说明,金融危机对A、B组银行均有负面影响。在技术变化方面,仅对A组银行有负面影响,这是由于A组银行相对投入更多资源于金融创新产品的研发。在金融危机下,A组银行对金融创新产品的投入减少,导致其技术退步。在技术效率变化方面,B组银行更为敏感,A组银行对金融危机的反应出现滞后现象。
4.2 澳门银行业技术效率改变及其分解
为进一步研究澳门银行业的生产效率,根据等式(4),技术效率改变被分解成“纯”技术效率改变(PECH)和规模效率改变(SECH)的乘积。表4-2显示,澳门银行业总体规模效率改变平均增长2.06%,“纯”技术效率改变平均增长0.1%,技术效率平均增长2.24%。按银行规模划分,A组银行的规模效率改变,“纯”技术效率改变及技术效率的平均增长分别为2.58%,-0.16%,2.42%;B组银行该组资料分别为1.68%,0.29%,2.11%。这说明澳门银行业在运行规模及资源使用方面已作出相应的调整,但A组银行使用资源(如劳动力,设备设施等)的效率仍有待提升。
4.3 测量“坏”的产出对生产率的影响
为了检验以备用金作为“坏”的产出对澳门银行业效率的影响,本文估计了不包含备用金的M指数(见表4-3)。在不考虑备用金的情况下,澳门银行业2006-2010年平均增长率6.1%,比考虑备用金情况下高出2个百分点。本文通过t检验来验证(见表4-4),证实备用金显著影响澳门银行业生产率增长水平的测度。
注:*,**分别表示ML指数和M指数在均值90%和9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有差异。
5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研究澳门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新思路,即考虑备用金的影响下,通过构建ML指数对银行业生产率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澳门商业银行2006至2010年间每年生产率平均增长4个百分点,除2007-2008年外均呈现改进势头,效率的改进程度较技术进步的程度大。
(2)总资产大的银行效率相对较低。其“纯”技术效率改变的总体平均值出现负增长。该类银行需要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强机构精简、流程优化、员工培训等措施的实施。
(3)在金融危机下,有着稳健资本充足率的澳门银行业也难免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是总体恢复速度较快。在技术变化方面,仅对的总资产大的银行有负面影响。在技术效率变化方面,总资产小的银行更敏感,总资产大的银行出现滞后性。
(4)在不考虑坏的产出的情况下的生产率比考虑以备用金作坏的产出情况下的生产率高2%。说明备用金对澳门银行业生产率增长水平测度的准确性有显著的影响。
摘要：利用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数测度2006-2010年澳门银行业生产率的增长情况,分析19家样本的银行全要数生产率跨期动态变化。结果显示,研究期间,澳门银行业全要数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4.0%,主要源于效率进步的作用。面对金融危机时,总资产小的银行更敏感,总资产大的银行在技术效率变化方面出现滞后性。此外,当不考虑“坏”的产出时,澳门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比考虑时高出2个百分点。经过t检验证实备用金显著影响澳门银行业生产率增长水平测度的准确性。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坏”的产出,澳门银行业
参考文献
[1]傅晓青,黄益林.香港与澳门的银行效率与产出变化[J].澳门金融研究季报,2010(18):83-108
[2]柯孔林,冯宗宪.中国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4):110-120
[3]COELLI T J,PERELMAN S.A Comparison of Parametric and Non-parametric Distance Functions:With Application to European Railways[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1999(117):326-339
[4]CHUNG Y H,F?RE R,GROSSKOPF S.Productivity and Undesira-ble Outputs:A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Approach[J].Journal of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997(51):229–240
澳门银行 第5篇
今天的特区政府总部,始建于十九世纪,原是澳门富绅的豪宅,且是同期大宅中的佼佼者,其建筑风格打破几个世纪以来葡萄牙人在澳居住形式一成不变的沉闷单一格局,开创澳门新古典主义风格民居的先河,对澳门民居建筑的发展起很大的推动作用。后来由于澳督入住,大宅的角色发生变化,不再是一座纯粹的私人住宅。作为澳督官邸,它与社会政治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后来为便于澳督工作,许多政府机关亦搬来这里办公,以致建筑的规模、格局以及细部元素都需作出改变来适应,从而形成今天的模样;其中的细部元素更成为官式建筑的典范,对官式建筑有深远的影响。此外,作为澳门的第一住宅,它也是十九世纪澳门上层社会主要的交际场所,引领生活风尚,促进澳门社会的联谊。
蜕变前的沉寂简朴的传统葡式民居
葡萄牙人于1557年开始正式获准在澳门建房居住,初期,其所建的房子十分简陋,主要是以竹枝、木枝及茅草等材料搭建而成的茅屋,既不稳固,更无风格可言。及后,随着与华人认识加深,在建立一定互信的基础下,明朝政府允许葡萄牙人开始有限制地以夯土、砖瓦及木材等材料修建更为坚固的房子。这些房子是根据葡萄牙当时的一般民居传统式样修建,具有中世纪城市的特点;房子一般是因地制宜修建,设计上讲究防卫性,外观比较简朴,很少装饰元素。关于这类型房子的样式,从完书于十八世纪中叶的中文古籍《澳门纪略》可以得知大概:房屋多为两层或三层高,以葡萄传统民居的正方形为主,墙壁较厚,以抹灰保护墙身;墙身四面开窗,窗较大,一般有两层,外边为百叶窗,内层为贝壳窗;屋顶为坡屋顶。门侧开,入口前有十数级石阶。一般是主人住楼上,楼下为供买自非洲的黑奴居住。一般住宅都有围墙围绕,围墙内设或大或小的菜园。
这种建筑式样由于受澳门经济走下坡的影响,加上清政府对葡萄牙人在澳的建筑行为限制甚为严厉,而没有得到发展,从而延续到十九世纪。从著名画家钱纳利(George Chinnery)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所绘画的南湾素描景象中可见,当时南湾带洋溢派异国风情,大型房子沿海边整齐排列,然而建筑形式并不华丽;而在今政府总部所在的地段上,是座两层高、四坡屋顶的房子;房子比较简朴,四周开窗,不施装饰,楼上窗户为矩形落地式,有简单的“一”字形窗楣;楼下窗户相对矮些,为方形,房子侧有个大花园,基本上与十八世纪的房屋样式无异。
新古典主义建筑鸦片战争战后的澳门豪宅
十九世纪初的澳门,由于清政府不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居留,外国人不得不在澳门租屋居住,等待下一次往华交易的时期。外国商人的进入,不仅令在澳的葡萄牙人可从租赁房屋中得到很大的收益,同时,由于外国商人在华生活的约束多,生活较为苦闷,一旦到了澳门这具欧洲色彩的城市,他们便变得放松,尽情享乐,大量挥霍,从而改变了社会节奏和生活气氛,并促使澳门经济向外向型转型。此外,走私鸦片及贩卖华工到海外也为澳门增加不少收入,而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又因赌博合法化更保证了澳门经济稳定增长,城市也因此摆脱两百多年来的沉寂,再次发展。而在另一方面,由于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积弱,葡萄牙开始推行殖民扩张政策,清政府对澳门城市建设所制定的禁制与约束名存实亡。积累大量财富的在澳葡人以及旅居澳门的外国商人,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可炫耀其财富的豪宅。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南湾这上层阶级居住的地区。这些豪宅不仅具有葡萄牙建筑的传统内在特质,同时也因应潮流而有所创新,在外观上采用十九世纪风行的新古典主义手法进行建筑设计,从而令澳门民居出现划时代的改变,而南湾澳督府更是其中的翘楚。
现政府总部建于1849年,原为塞卡尔子爵(Barao de Cercal)府第。据文德泉神父(P.Manuel Teixeira)说,大宅由澳门著名建筑师若瑟多马斯阿基奴(JoséAgostinho Tomás de Aquino)设计。若瑟多马斯阿基奴生于1804年,其父亲是一个生于柬埔寨的葡萄牙人,母亲是澳门人。阿基奴是澳门难得一见的建筑天才,许多由他设计的建筑都成为澳门的地标,如西望洋山教堂、大堂(主教座堂)以及已拆掉的圣方济各修院及同样后来成为澳督官邸的圣珊泽宫。
塞卡尔子爵府第建于圣老楞座教堂与南湾海滩之间的坡地上,参考十九世纪的地图,可以知道该府第的范围与现在基本上一样,面积近5000平方米。但原来主体建筑面积只有800平方米左右,为典型的葡式民居平面布局;建筑呈方形,对称布置,两层高,楼梯居中,房子布置在两侧。屋后是花园,花园中有水井,再之后是厨房等辅助用房。至于建筑的外观,从1868年的旧相片可见是与传统的葡式民居有很大分别。它一改以往较为封闭保守的外观,建筑主立面以开敞的外廊来突出其开放及张扬,新古典主义特色,同时装饰元素明显增多,并反映了时代趣味。其主立面面宽有32米,中间内凹,有20米宽,两翼突出,有6米宽。内凹的中间部分设入口门廊,稍作前突;其下层设三个拱形入口,上层为四根具科林斯特色的石柱子组成的廊式露台,露台栏杆为铸铁图案。两翼上层为三根科林斯石柱组成的外廊,下层为开有两个百叶窗的墙体,窗下的墙身为花岗石,墙角为隅石,为葡萄牙本土常见的建筑特征。大宅入口前设小花园,甚有民居味道。建筑物其它几个立面以开窗为主,上有半圆形窗楣,窗楣内有雕刻细致生动、式样丰富的灰塑花纹装饰,是十九世纪澳门民居流行的做法。檐口下开有圆形通风小孔葡式建筑多设假天花,天花内常较闷热,不利构件保存,此小孔就是为散热而设。建筑的屋顶为坡屋顶,铺中式瓦,四周有低矮的女儿墙,墙上设有中式宝瓶栏杆装饰,体现了一定的中西文化交融。主建筑左边设有一层高的更房,建筑造形虽较为简单,但门口装饰较为讲究。
相对于该建筑的开放与张扬,在同一张照片中,可以见到南湾边上其它的建筑式样则比较封闭呆板,一般只是外墙开窗,很少有外廊和露台之类的外向元素。可见澳督府的设计于当时而言是较为大胆创新,起引领潮流作用。而在此之后,澳门的大宅多以新古典主义手法进行修建,而且主要集中在主立面的处理上。具新古典特色的外廊式设计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才慢慢出现,相信其设计是受到当时外国商人的影响。当然,外廊式建筑对葡萄牙人来说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在欧洲以至印度果亚他们都有此类建筑。而针对澳门炎热的天气,外廓式建筑既可有助通风,也为人们提供舒适的乘凉空间。当然,它有利于一览海上景色,已不在话下。
建成后的塞卡尔子爵府第除了成为南湾边上的标志物外,它同时也是澳门上层社会的交际重地,经常衣香鬂影,歌舞升平,展现十九世纪的澳门上层社会多姿多彩的休闲舒适生活的一面;其中面积广阔繁花似锦的花园更为派对的最佳场所。十九世纪的澳门虽然有海景无限,但各山头怪石嶙峋、树木稀疏,野外景观实不怎样。反观上层社会的花园则十分讲究,遍种奇花异卉,野趣十足,而且很多是由外国引入澳门。在那时,由于没有有趣的公共娱乐活动,也没有专门的交谊场所,在豪宅中的聚会成为葡萄牙人的日常生活之一,故此类花园豪宅往往成为当时葡萄牙人聚集交谊的地方。据潘日明神父(P.Beajamin António Videira Pires)在《殊途同归》一书中所述:“家庭生活和社交活动却绚丽多采,热闹非凡。闲暇时,有的人围坐在一起玩多米诺骨牌或纸牌,而另一些人则由定居澳门的艺术大师路奇安迪诺利指挥,在钢琴伴奏下引吭高歌。当时星期聚会颇为时髦,星期日在塞卡尔子爵官邸聚会;星期一市政厅秘书长恩里克德卡斯特罗官邸高朋满座;星期二暹罗领事贝纳迪诺德赛纳费尔南多在官邸招待商人,而星期三和星期四分别在军人俱乐部和政府大厦相聚。男士们占用这个星期四,下个星期四则属贵妇们。星期五在移民事务员、西班牙人坦科亚尔梅洛家尽情欢乐。星期六改在阿尔皮诺安东尼奥巴舍科律师私邸翩翩起舞。”
澳门第一住宅
然而,由塞卡尔子爵府主办的派对和宴会于1881年因其家族衰落而嗄然而止。塞卡尔子爵府被拍卖且由政府投得,变身为澳督的官邸,成为澳门第一住宅。
葡人于1557年入据澳门,起初没有总督,城市名义上是由船队船长为长官,但这些长官更喜欢住在船上,很少上岸,城内的管治实际由议事会负责。后来为加强管治,才于1623年派马士加路也(DFrancisco Mascarenhas)来澳任总督。但由于受到在澳葡人的排斥,马士加路也并没得到总督应有的待遇,初时留宿于大炮台,后来搬进市议会,再后期才入住私人住宅。后虽经多番努力及斗争,总督的威信才得以确立,但二百多年来一直没有固定的府第,直到十九世纪中政府购入位于南湾边上的塞卡尔子爵府作为官邸,澳门的总督才算是居有定所。
同期,政府进行南湾海堤修筑工程,堤边植树,树影婆娑,水光潾潾,令澳督府门前更美不胜收,而政府也总算有一个体面的地方来招待嘉宾。1885年,奥古斯托P托瓦尔德莱莫斯(Augusto P.Tovar de Lemos)在描述南湾和澳督府时说:“另外一个宫殿被一致认为是风格最精巧的,可以在南湾的建筑群中找到。它面向南方或者更准确地说西南方。整个宫殿,包括装饰,都足以接待最高规格的外国显要人物,维护我们国家的尊严。它是现任总督托马斯德索萨罗萨(Tomas de Sousa Rosa)的住所,他进行了装修,聪明地把更多的政府部门安了进去,处理得既舒适又幽雅。”
大宅虽换了主人,但其作为社会交际场所的功能不但没改变,反而变得更为频密,各式的官式或私人活动与晚会往往通宵达旦。如每年的6月10日是葡萄牙国庆,是葡萄牙人小区的节日。在给那些为葡人社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颁发传统的奖章之后,中国人和葡萄牙人、政府机构和领事机构一般都聚在一起,参加一个生动活泼、长达数小时的晚会。这些晚会的魅力之一,阿诺索伯爵1890年有记录:“6月25日晚上,音乐会后是舞会,在澳督府举行了精彩的晚会。女士们唱的歌是无与伦比,费尔南多塞尔帕(Fernando Serpa)在对《浮士德》的革新中,唱出了一个给人印象深刻、勇敢深沉的男低音,而曼努埃尔达弗兰萨(Manuel da Franca)的男高音抒情独唱更是让人听得如痴如醉!而这些奇迹,都是通过艺术大师戈麦斯达席尔瓦(Gomes da Silva)的技巧来实现的,他还是个最杰出的医生、植物学家。音乐会在大房间里举行,那里悬挂着各位总督的肖像。舞会在另外的房间里,而议事厅则一直关着,里面有国王的画像,在厚厚的缎帐后。那些由中国画师绘画的总督画像,只是让人有些吃惊。要搞清楚这些画像是什么,真是不可能的事。可怜的总督们!”
从以上描述可以了解到,大宅虽贵为总督官邸,其联谊作用更为重要。然而,从澳督将一些政府功能如议事厅等放进此建筑起,建筑的住宅文化一步步萎缩;从二十世纪初的照片可见,作为花园入口的更房被拆掉,花园围墙被铁栏栅取代,花园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途人可分享园中美景,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与民间的距离更为接近,政府处事较为透明。然而对于澳督家庭来说,却并不一件愉快的事。二十世纪初叶,当时的总督帕克达克斯伯爵的儿子若阿金帕克达克斯(Joaquim Paco d'Arcos)写道:“在左边,宫殿的窗户对着一条狭窄的小巷,右边,是一个郁郁葱葱、看护良好的花园,此花园属于这个宫殿,虽禁止公众进入,但因与外面只有一条高高的篱笆相隔,从外头亦可以看见里面。我们只使用宫殿后面的大花园(侧面的花园缺乏隐秘性,到那里去只是为了美化这所房子),花园分成两个层次,可以避开那些好奇的眼睛,而且得到中国园丁的精心看护,那些比较稀有的、千奇百怪的花卉和植物,都争先恐后地涌到我们房间的窗户前。”“这花园,从种类的丰富到植物学上的多样,与安哥拉穆萨米迪什政府(Mocamedes)官邸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在那里我一直孜孜不倦地力图使之成为一个里斯本式的花园!番木瓜树、石榴、桔树、番石榴、无花果树,都在这个湿润的天堂里,非常旺盛。棕榈树、粉花羊蹄甲、芙蓉花、蔷薇花、玫瑰树和山茶是最尊贵的品种,一年四季都在给我们的生活增光添色。还有,那平静的湖面上,飘满了荷花,又给整个院子增添了几分宁静和安祥。”
而从1925年的旧照片可以看出,原来位于入口前的小花园后来也被拆掉了,少了一份令人亲切的居家生活韵味。随着更多的公共部门的搬入,此澳督府在二十世纪初已不宜作为官邸,于是澳门政府另外在西湾购置了一所大宅作为澳督官邸,让澳督真正享有自己的生活空间。而旧澳督府在平面上作了很大的扩充,连立法会也放进去,至此,澳督府已不是住宅,它事实上是澳门的政治行政中心。
澳葡政府的行政中心
为了配合由住宅转为办公楼的角色变化,大宅在1930年经另一次大改动。首先在正面处理上,虽然整体构图不变,但中间的主入口门廊由三个圆门拱入口缩减为一个直拱门廊,而楼上的外廓被拆掉,整个二楼内凹的空间是完完全全的露台,以便于容纳更多嘉宾观赏门前举行的官方仪式及南湾绮丽的风光。而山墙顶则建有一个小巧的山花,山花上嵌上葡萄牙国徽,进一步强调建筑的政治性及公共性。至于两侧的露台则简化为由两柱支撑,栏杆也改为宝瓶状,与女儿墙相呼应,增加了中国文化的比重。除上述改动,中心。身份虽然转变,但角色依然,其肩负的是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伟大事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澳督府”另一大改动是窗楣上。在十九世纪,澳门的民居的窗楣多为半圆式,楣内有灰塑装饰,“澳督府”也不例外。然而在这次工程中,考虑到“澳督府”的功能上已转变为政府办公室,作为澳门的行政枢纽,予人公正严谨的形象十分重要。以往立面上的一些灰塑装饰也被铲除,窗楣也改为较为严肃带有文艺复兴特色的三角楣,以及性格较为刚直的“宜”字窗,而这些窗式则成为澳门公共办公建筑的基本特征,如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修建的邮政局大楼、四十年代改建的市政厅大楼(今民政总署大楼)等都采用此式样的窗户。而在外观色彩配搭上,以粉红色的墙体配上白色的门窗,十分简约轻快。文德泉神父说粉红色源于十八世纪葡萄牙庞贝尔时代的风格。而在澳门,粉红色外墙配白色门窗自此之后成为官式建筑的典范,同期改建的圣珊泽宫、嘉思栏士兵营、陆军俱乐部以至近年修建的司长级官邸及回归后建的官邸都采用这种色彩配搭,可见其影响至深。此外,建筑的坡屋顶被削去,以新材料混凝土结构平屋顶取代原来的木结构。而混凝土结构也用于二楼楼板的改建,从而令一些室内空间可加以整合成为跨度可达9米的大房间,以迎合政府办公需要,特别是大会议室及立法会的需要。此外,由于原有空间不足使用,花园及辅助用房等被拆建,与主建筑连在一起,逐渐生成今日的矩形平面。
虽然“澳督府”的室内格局改变很大,但是昔日的一些空间也有所保留,如中轴在线的极具气派的白云石楼梯及入口大厅,以及有蓝厅之称的餐厅,它因四周墙壁贴上具中葡文化特色的蓝白色瓷砖而显得高贵典雅。此外,虽然昔日住宅的味道已留下甚少,但在一些细节上仍体现澳门西式民居一直保留下来中西风格并存的传统,如家具既有葡萄牙式的,也有中国式的,少量是两种风格的混合。装饰房间的瓷器几乎全都是中国制造的。
在近代,“澳督府”也经历改动,1983年将二楼的露台改为可遮阳挡雨的直拱外廊,同时水平檐板也作了一定的延伸,并贯通全层。整个立面显得更为紧凑典雅,于古典中透出现代的简洁。此外,1998年对花园作了重新布置,遍布其中的是千奇百怪的热带植物,而平面格局也作了调整,几何图案的水池及花园强调西方的理性思想,同时其喷泉也强调水与生命关系,暗喻澳门与海洋的关系。而门前的空间也作了扩充,并以铁栏栅围上,少了份亲切感,似乎又拉开了与市民的距离。当然,变迁不止建筑本身,还有它前面的海面也被填平,景色大不如前了。
千禧新角色特区政府总部
随着澳门回归祖国,大楼山花上的葡国盾被木板封上,挂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徽。回归后,原“澳督府”变成澳门特别行政区长官办公室和政府总部,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最高行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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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茶王曾志挥 第6篇
解放后,“曾氏制造”的美酒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地,许多国家的客户都希望曾志挥能到外国去投资设厂,但是他都婉言谢绝。1965年,中国经贸委驻澳门的南光公司(属中资公司)向这位熟悉中国和西方商业运作的年轻爱国商人发出征召,希望曾志挥通过澳门这个自由贸易港口,把中国的茶叶打入国际市场。
曾志挥用当年办酒厂的刻苦劲,又一头钻进了对中华茶文化的研究。1965年9月25日,年仅30岁的曾志挥与其他商人成立了华联茶业公司,由5个经营国货的经销商组合而成。正如曾志挥所料,经营茶比经营酒难好几倍,5个经销商所汇集的资金,仅一年就消耗了超过3成。作为茶叶供应商,每次均按一年供应量来预计开支,且由于茶叶属容易吸附其他气味以及空气中的湿气,因此,茶的储存地点和方式也相当讲究,必须拥有特定的仓库,不可随便放置於普通的工业仓库,其资金的消耗庞大。
经过半年对茶叶专业知识和营运技巧的摸索,曾志挥早已着迷於对茶的研究,他透过与内地茶业生产基地专家以及经销商的交流和学习,并结合自己的经验,制定出一套国际市场的开拓计划,在两年时间内,他令中国内地向澳门输出茶叶量由原来的不到5%,上升到市场占有率达到95%,成绩骄人,助中国茶叶开拓了澳门市场,爱国丹心终于成就了大业。
曾志挥晚年热衷于义务传播茶文化和培养青年人才,儿子曾佐威积极为南海发展建言献策。在澳门,要数曾志挥对中国茶文化最在行。这个有着“澳门普洱茶王”美誉的南海乡亲常义务开讲座传授茶经,弘扬中华茶文化。还曾获澳门特首何厚铧颁发的勋章。
原本曾志挥是领命于国家的号召,但两年下来,他竟深深地迷上了中国茶文化。1997年,曾志挥联合茶艺爱好者成立澳门茶艺协会,如今他已是该会的永远会长,并有“澳门普洱茶王”的美誉。在他的推动下,30多年来,中国茶叶深入了澳门人的生活和内心,不仅很多澳门人喜欢品中国茶,还有很多内地人专程到澳门选购普洱茶。
如今,曾志挥经常义务开讲座传授茶经,弘扬中华茶文化。通常,跟曾志挥约茶文化讲座的时间的电话不断。据了解,已入古稀之年的曾志挥每个星期都要开讲座,每次一上课就是3个小时。据悉,不久的将来还会到澳门科技大学授课。
随着澳门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迅速,茶叶又经现代医学证实对人体健康有莫大的裨益,於是茶的普及饮用进入了新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以弘扬茶文化为己任的、由社会各阶层爱好茶的人士组成的“澳门茶艺协会”便应运而生曾志挥率领一班志同道合之士成立了茶艺协会,12年来积极向广大市民推广茶的特性和饮用知识,让大众进一步认识茶对身体健康的功能。
曾志挥将华联茶业公司打稳阵脚之后,开始培养下一代的参与,父子同心,齐创佳音正所谓“虎父无犬子”,事实上,幼子曾佐威早已受到父亲的熏陶,对茶叶的专业知识和茶叶经营有青出於蓝之势,而他亦秉承父亲的宗旨,承接了父亲的宏愿,为推广茶文化不遗余力。目前该会已有会员数百人,涵盖澳门许多行业和各个阶层,通过举办包括茶艺培训、慈善公益和茶叶推介等在内的各种茶事活动,为普及茶知识、引导科学品茶、促进茶叶经营和弘扬茶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茶艺协会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在于活动。它经常应各社团的要求举办各类茶艺班:“儿童茶艺班”、“儿童无我茶艺协会”、“教育司成人茶艺班”和“茶制点心班”,等等。在社会上,茶艺协会还与有关社团联合举办慈善、公益、敬老、爱幼及联欢活动等。荷花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花”。澳门第一届荷花节由市政局主办、茶艺协会主持具体活动,别具一格的冲泡荷花茶、品尝莲制品点心等内容很受市民的欢迎。因此,这种以荷花为主题的活动已经连续了5年。又如,茶艺协会主持的中秋园游会,除供应名茶月饼外,还举办茶的讲座、茶文化问答有奖游戏,尤其是2008年茶艺协会在澳门举办的安溪铁观音茶王赛,取得了圆满成功。茶艺协会积极协办这次活动,邀请了460位嘉宾品尝评分,结合评茶师品评甄选,两者评判相一致,评出了铁观音、毛蟹、本山名茶的金、银、铜奖,这个结果公布后,在当地掀起了一个饮用铁观音茶的热潮。事实一再证明:茶艺协会是一个有活力的社团。它开展弘扬茶文化的活动是得到社会各界支持和参与的。这对茶叶经营与茶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作为一名负上社会责任的商人,曾志挥是成功的典范,他独到的经营手法和宗旨,他对国家经济、茶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他对行业的贡献,不但重振内地茶产地区的经济,亦改善了茶农的生活。这一直以来,也是曾志挥朝着“三赢”的局面而行:第一是经营有利;第二是消费者得益;第三是供货者生活水准提升。今年,曾志挥获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工商功绩勋章”,肯定了他对国家、澳门社会的贡献
作为澳门南海同乡会创始人之一,曾志挥不仅经常联络乡亲回南海探访,还帮助儿子曾佐威创办澳门九江同乡会和开展同乡会青年部工作,并发动太太与儿媳妇参加社团的各项事务工作,因此流传下曾氏家族“父子兵齐上阵”、“全家总动员”的佳话。
曾佐威,曾志挥的儿子,1957年出生,祖籍南海九江。现任澳门茶艺协会会长,澳门南海同乡会副理事长,九江同乡会理事长等。
澳门:宗教旅游胜地 第7篇
澳门地处中国大陆东南沿海, 位于珠江三角洲南部, 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澳门虽属我国南海一隅, 但正所谓:“一花一世界, 一月映万川”, 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使这里成了著名的宗教圣地。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巴哈伊教, 是澳门主要的几种宗教。
佛教在澳门历史悠久, 已有500余年历史。澳门比较有影响的佛教团体有“澳门佛学社”、“澳门佛教联合会”等。
道教在澳门曾有过一定规模, 现在比较活跃的与道教有关的信仰有妈祖 (即天后) 。
天主教传入澳门已有400多年历史。1576年1月23日, 天主教澳门教区成立, 是远东地区最早的传教中心。较大规模的教堂有20多座, 其中望德堂、风顺堂和花王堂历史均在300年以上。教会在社会援助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澳门天主教会主要从事中、小学教育, 拥有各类学校几十所, 师资近千人。教会还开办了托儿所、诊所、及老弱伤残院。在天主教活动中, 除了经常性的弥撒外, 还有传统宗教游行 (圣像出游) , 特别在复活节期间游行蔚为壮观。
基督教于1807年由英国伦敦会马礼逊教士传入澳门。澳门现有基督教教会30多所, 信奉基督教的主要是中国人。基督教会对教育和福利事业十分热心, 开设多所福利机构, 小学, 中学。基督教在澳门的教派很多, 各自独树一帜, 如“新使徒教会”、“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
巴哈伊教于1953年传入澳门, 因其创始人侯赛因.阿里自称巴哈安拉而得名。该教的基层单位是灵体会。
除前面提到的宗教外, 澳门还存在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 (国教) 在澳门也有400多年的历史。16世纪澳门开埠时, 亚非地区的阿拉伯人将回教引进澳门, 并盛极一时。后来随着澳门贸易地位的衰落, 阿拉伯商人渐渐离去, 信仰回教的人开始大为减少。但每星期都有数十名伊斯兰教徒在市区北面水塘侧的清真寺做弥撒, 这里也是伊斯兰墓地。
印度教徒主要从事贸易活动, 而在宗教事务上比重很小。
宗教景观比比皆是
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在澳门这个多宗教的区域里, 有许多宗教活动场所因其历史的积淀已成为宗教名胜古迹, 这些宗教古迹也无一例外成为了保存文化的重要载体。
澳门的宗教景观可大致分为佛教、“洋教” (主要指从西方传入天主教、基督教、和巴哈伊教) 、和妈祖信仰与民间宗教等人文景观。
佛教人文景观
澳门的佛教人文景观有40余处, 具有代表性的有普济禅院、竹林寺、莲峰庙、乐山寺、菩提园等。
其中普济禅院 (观音堂) 是澳门三大古庙中规模最大、占地最广、建筑最为雄伟的一家, 也是保存南方庙宇特色较好的寺院之一, 建于明朝末年, 距今约360多年。
普济禅院为中国古飞式的佛教建筑, 颇具中国名山古刹特色, 是一座规模宏伟, 港澳罕有的佛寺建筑群。禅院的首座是大雄宝殿, 次殿是长寿佛殿, 后座正殿是观音殿, 院后还有广阔幽深的后花园。
“洋教”人文景观
大三巴牌坊是澳门的象征之一, 也是游客澳门之行的必到之处。大三巴牌坊原是圣保罗教堂的前壁遗迹, 位于澳门大三巴街附近的小山丘上。圣保罗教堂建成于1637年, 糅合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建筑与东方建筑的风格, 中西合璧、雕刻精细, 是当时东方最大的天主教堂, “三”是Sao的译音, 而“巴”是“Paulo (保罗) 的译音, 因为它的形状又与中国传统牌坊相似, 所以取名为“大三巴牌坊”。
除了巍峨壮观的前壁, 精美绝伦的艺术雕刻更将“大三巴牌坊”装饰得古朴典雅。从牌坊顶部逐层而下, 先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十字架, 向下再分三层, 每层的壁龛均藏有一铜像, 由澳门早年的制炮工厂铸造。十字架下是一尊鸽形铜像, 据说是代表圣神, 像的旁边围有太阳、月亮及星辰的石刻, 象征圣母童贞怀孕一刹那的时光。铜鸽之下是一个耶稣圣婴雕像, 像的旁边刻有钉死耶稣的工具。第三层的正中刻着一个童贞圣母雕像, 旁边以两种花朵围绕分别是牡丹和菊花, 前者代表中国, 后者代表日本。雕像左方还刻“永恒之众”, 一艘“葡式帆船”及“面目狰狞的魔鬼”。右方则刻有代表生命之树及圣母征服魔鬼并刺穿其骷髅的图像, 象征正义战胜死亡。第三层的下面有一层壁龛, 有四位耶稣会圣人雕像。牌坊的底部有三面大门, 正面的大门上刻有拉丁文“MATER DEI”字样, 意即“天主圣母”, 两侧的门上刻有耶稣的记号“IHS”。
近年, 澳门政府在昔日圣堂的地点多次进行了维修工程, 并建成了一个天主教艺术博物馆, 馆内收藏了澳门各教堂和修道院具有代表性的画作、雕塑和礼仪饰物等展品。
妈祖信仰与民间宗教人文景观
妈阁庙是到访澳门的游客所熟知的名胜古迹。在澳门三大古刹中历史最悠久。妈阁庙原称妈祖阁, 在澳门东南, 俗称天后庙, 建于一四八八年, 正值明朝。
相传妈祖乃福建莆田人, 又名娘妈, 能预言吉凶, 死后常显灵海上, 帮助商人及渔民消灾解难, 化险为夷, 福建人遂与当地居民商议, 在现址立庙奉祀。而庭院内有中国帆船石刻浮雕, 传说娘妈曾乘此船自家乡出海, 经历台风巨浪, 平安抵澳。
当时妈阁庙门前即为澳门海岸线, 成为当地及附近居住的渔民作业时上岸补给、歇息和祈福之处。庙宇背山面海, 沿崖建筑, 古木参天, 风光秀美。整座庙宇包括大殿、弘仁殿、观音阁等四座主要建筑。
此外, 澳门的民间宗教人文景观也比比皆是。如被旅游者所熟知的莲溪庙、北帝古庙、谭公庙等。而在许多民间宗教的庙宇中, 土地庙则最具文化韵味, 如果论建筑的雄伟、历史的悠久当首推“永福古社”的沙梨头土地庙, 相传建于宋末年, 距今已有600余年历史。
明代澳门涉外法律研究 第8篇
关键词：明代,澳门,涉外法律
嘉靖三十六年 (1557) 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后, 为加强对澳门葡人的管理, 明政府逐步制定出一系列加强澳门治理的涉外法律制度。与前代相比, 明代澳门涉外法律在涉外行政管理法律、贸易税收管理法律、涉外司法管理制度等方面变化较大。笔者拟对明代澳门涉外法律研究作一管窥, 以期揭示其概貌与特征。
一、涉外行政管理法律
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后, 时人曾就如何对待驻澳葡人产生很大分歧。广东监察御史庞尚鹏奏议让葡人遵旧例随舶往来:“欲将巡视海道副使移驻香山, 弹压近地, 曲为区处。明谕以朝廷德威, 厚加赏犒, 使之撤屋而随舶往来。其湾泊各有定所, 悉遵往年旧例。”[1]131稍晚于庞尚鹏的霍与瑕则主张在澳门“建设城池, 张官置吏, 以汉法约束之”[2]291。实践表明, 明政府在澳门采取了设官置守、立法管理的办法, 一方面在澳内设提调、备倭、巡缉三行署, 在澳外设香山知县、海道副使、海防同知以及关闸把总、香山参将、市舶提举等官职进行管理, 另一方面也开始针对澳门地区制定专门的涉外行政管理法规。
首先是万历三十六年 (1608) , 香山知县蔡善继条议《制澳十则》, 这是明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单行涉外行政管理法规。《制澳十则》出台“未几, 澳弁以法绳夷目, 夷叫嚣, 将为变。善继单车驰澳, 数言解散, 缚悖夷至县堂下笞之。故事, 夷人无受笞者, 善继素以廉介, 为夷人所慑, 临事控制有法, 夷遂俯首帖耳受笞而去”[3]卷5。然而《制澳十则》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考。
其次是万历四十二年 (1614) , 海道副使俞安性颁行《海道禁约》。禁约内容五款曰:“一、禁畜养倭奴。凡新旧夷商敢有仍前畜养倭奴、顺搭洋船贸易者, 许当年历事之人前报严拿, 处以军法。若不举, 一并重治。一、禁买人口。凡新旧夷商不许收买唐人子女, 倘有故违, 举觉而占吝不法者, 按名究追, 仍治以罪。一、禁兵船编饷。凡蕃船到澳, 许即进港, 听候丈抽, 如有抛泊大调环、马骝洲等处外洋, 即系奸刁, 定将本船人货焚戮。一、禁接买私货。凡夷趁贸货物, 俱赴省城公卖输饷, 如有奸徒潜运到澳与夷, 执送提调司报道, 将所获之货尽行给赏首报者, 船器没官。敢有违禁接买, 一并究治。一、禁擅自兴作。凡澳中夷寮, 除前已落成遇有坏烂准照旧式修葺, 此后敢有新建房屋, 添造亭舍, 擅兴一土一木, 定行拆毁焚烧, 仍加重罪。”[4]22《海道禁约》是明朝政府对澳门进行行政管理最重要的地方性法规, 主要针对澳内社会管理焦点问题而定。通过禁约, 严厉禁止澳门葡人蓄养倭奴、拐卖人口、兵船逃税、私自贸易、擅自兴作。
二、贸易税收管理法律
明政府既然允许葡人在澳居住经商, 自然要对其贸易活动进行制度管理, 并对其进出口货物进行征税缉查。
在贸易管理方面, 明政府对澳门葡人的贸易管理有两点特殊规定。一是允许澳门葡商参加广州“交易会”。据瑞典人龙思泰记载, 葡萄牙人自1578年开始参加广州交易会, 起初市场每年开放一次, 从1580年起每年开放两次[5]108。到崇祯四年 (1631) , 广东地方政府以葡人不服管制, 禁其入广州贸易。为此澳门葡人派代表团前往广州进行谈判, 但无结果[6]39。广东地方官员不胜烦扰, 遂奏请禁止葡商到广州贸易。十三年, 皇帝御旨到达广东, 自是禁止葡商上省贸易, “止令商人载货下澳贸易”[7]卷33。二是对于入澳中国商人实行“澳票”制。明政府一直允许华商到澳贸易, 唯入澳华商需领取“澳票”。嘉靖末年霍与瑕云:“大约番船每岁乘南风而来, 七八月到澳, 此其常也。……于六月间, 先责令广州府出告示, 召告给澳票商人, 一一先行给与, 候抽分官下澳, 各商亲身同往。”[2]290通过建立葡商上省贸易和华商入澳贸易制度, 明政府加强了对澳门贸易的管理, 也形成了广州与澳门之间既有分工又有联系的贸易协作机制。
在税收管理方面, 明代对澳门葡商的征税办法经历了从抽分到丈抽的演变。初时广东政府对澳门葡商船只征税实行“抽分”制:“夷人入贡, 附至货物照例抽盘, 其余蕃商私赍货物至者, 守澳官验实申海道, 闻于抚按衙门, 始放入澳, 候委官封籍, 抽其十之二, 乃听贸易。”[2]130由于实行抽分制时, 外商“报货奸欺, 难于查验”, 隆庆五年 (1571) “改订丈抽之例”:“按船大小以为额税。西洋船定为九等, 后因夷人屡请, 量减抽三分;东洋船定为四等”[8]448, 即按船只大小征收数额不等的关税。需要指出的是, 明朝对澳门葡商征税实行优惠措施。比如一艘估为200吨的葡籍商船第一次需交纳1800两银作为吨税, 以后每次仅需交纳此数目的1/3;同样吨位的其他国家船只则要交付5400两银的吨税, 而且以后每次要交付同样数目的税金。另外葡萄牙人在广州购买商品交纳的税金比其他国家商人少2/3[9]39。
在稽查走私方面, 明代有走私、匿税、下海诸禁, 犯者治之甚严, 《大明律》及万历十三年《问刑条例》均有明确规定。除通行全国的律例外, 广东地方政府还针对澳门走私贸易制定专门的地方性法规, 《海道禁约》中的“禁兵船编饷”、“禁接买私货”即专门针对澳门走私而定。崇祯四年 (1631) 九月, 皇帝还针对澳门走私特别下旨:“着香山县印官设法稽诘, 凡船货出入, 躬亲盘验, 一切硝黄盐铁违禁等物, 不许私自夹带, 及诡异船只, 潜伺贿放, 违者处以重典。仍着道府各官弹压厘剔。如讥察无方, 玩纵启衅, 该抚按一并参来处治。”[10]14然而, 尽管明政府先后制定诸多法律禁止走私, 但终明之世澳门的走私贸易一直非常严重。
三、涉外司法管理制度
葡人大量入居澳门, 华葡居民之间冲突案件频发。对于澳门地区发生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犯罪案件, 广东地方政府一般会依照中国律例审判处刑。但对于外国人在华犯罪案件, 明代法律规定与前代有较大区别。
中国古代涉外刑事案件的司法审判, 在《唐律疏议》中即规定:“诸化外人, 同类自相犯者, 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 以法律论。”[11]133即具有同一国籍之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发生相互侵犯案件, 适用当事人本国法;不同国籍之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发生相互侵犯案件, 依照唐朝法律处理。宋承唐律, 《宋刑统》也继承了唐律中“化外人相犯”的条文规定。元代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在制定法中不见“化外人”之称谓。到明代时, 《大明律》一改唐宋时期关于化外人犯罪的法律规定, 规定“凡化外人犯罪者, 并依律拟断”[12]20, 即只要外国人在中国领域内犯罪, 就由中国政府依据中国法律进行审判处罚。这种单纯的属地主义管辖原则改变了过去属地主义与属人主义相结合的管辖原则。
尽管《大明律》明文规定“凡化外人犯罪者, 并依律拟断”, 但对澳内外国人犯罪案件, 明朝政府并不一定行使司法管辖权。特别是居澳葡人之间发生的轻微民刑事案件, 广东地方政府准由葡人自行审理:“其小事则由判事官 (即大法官) 量予鞭责。”[4]65但对于外国人重大犯罪案件, 特别是外国人杀死中国人的案件, 明政府一般会积极管辖审理。明代澳门见于记载的外国人杀死中国人案件主要有三起。万历三十三年 (1605) , 澳门葡人“私筑城垣, 官兵诘问, 辄被倭抗杀, 竟莫谁何”[13]卷527, 该案审理结果未见记载。三十八年, 澳内葡奴十四人同驾一艇往山取柴, 与官军兵船发生冲突, 葡奴伤死官兵三人, 官兵亦杀死葡奴二人, 溺死四人, 生获八人。海防同知令将葡奴押解广州, 批按察司译审。后将葡奴八人, 俱依强盗得财斩罪, 枭首通详, 批允监候, 其中五人先后监故。至四十三年, 广东巡按御史田生金等复审此案, 认为疑窦重重, 遂再次译审现在三犯, 葡奴称系取柴之船, 尚有主人在澳。田生金遂判令将葡奴给还葡主领回约束[2]309。从上述案件可以看出, 明代对重大涉外刑案基本是按照国内司法程序, 依据《大明律》审判定罪的, 但也有与内地案件不同之处, 如外国嫌犯要转解广州, 审判时要有通事传译, 这些是明政府基于对涉外刑事案件的慎重和审判方便作出的特殊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