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经济范文（精选12篇）

社会与经济 第1篇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在与经济学对话, 尤其是与新制度经济学大家、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奥利弗E威廉姆森对话。通过对话, 作者提出了“嵌入性”这一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

在该文中, 格兰诺维特首先批判了社会学传统中的“过度社会化”和古典、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低度社会化”两个问题。格兰诺维特引用丹尼斯罗恩的观点, 指出在社会学中存在人被视为对他人意见过于敏感且完全屈从于经由社会化过程内化的共有的价值与规范体系, 即过度社会化问题。而经济学中则存在低度社会化倾向, 认为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影响。格兰诺维特对两种倾向分析的结论虽然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相互对立, 但却有着惊人的共同点:均以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 即将行动者孤立于实时的社会情境之外。过度社会化的孤立是由于机械化了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假定个人的社会属性或范畴一旦已知, 其行为方式也就被决定了。在文章中, 格兰诺维特将过度社会化中的“社会”与自然神论者的上帝相类比, 来形容这种情况下社会所拥有的强大的决定性力量。而经济学家不是完全不考虑社会关系, 就是将其定型化、一般化。 (1)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 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嵌入性 (即嵌入性) 的观点。他认为, 行动者既不是像原子一样游离在社会网络之外, 也不会奴隶般地依附于其所属的社会类别赋予其的角色。人们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实际是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

最后, 格兰诺维特通过与威廉姆森、霍布斯以及古典经济学的对话, 针对信任和欺诈、“市场抑或科层”两个问题论证了其提出的“嵌入性”这一理论。

“嵌入性”这一概念的提出在社会学界、经济学界均引起了轩然大波, 引发了一场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大讨论大结合, 新经济社会学学派由此兴起。针对格兰诺维特《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 笔者对“嵌入性”这一理论做了如下梳理与思考。

一、嵌入性理论对于信任与欺诈的解释

威廉姆森发现, 经济学往往假设人们是以相当温和的手段追求自我利益, 规避了霍布斯命题。而现实的经济活动中, 往往“以骗术追求自我利益;善于伪装掩饰的人更易于找到交易利益”。经济学对这一问题有两个解释:

1. 低度社会化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主张。

他们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形成, 认为制度的形成即为解决经济问题。“每一个演化中的经济问题必有一个社会制度来解决它。”因此, 会有一个相应的聪明的制度被设计出来以提高欺诈的成本, 取代信任本身, 解决欺诈问题。格兰诺维特对这一解决方式的批判是:制度的设计不是产生信任而是取代信任。因此就会导致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 即有理性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钻制度的漏洞。笔者认为, 当一个制度设计出来使欺诈的成本变得很高的时候, 人们会推论认为理性的他人考虑到成本不会采取欺诈行为, 因此而产生一种新的信任。只是信任的对象不再是他人而是制度。但是其信任的前提是制度要足够“聪明”。

2. 过度社会化的“普遍道德”。

这一观点认为, 社会会渐渐演化出来某些类型的隐性契约使人们尊重他人。这些契约即使不是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的基础, 至少也对社会有效率的运作贡献良多。格兰诺维特对这一理论的批判认为, 道德的约束不是无时无刻的, 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 一个理智人在离家很远的餐厅吃饭时如果付了大额的小费, 在双方过去不认识也不太会再发生一次交易并且交易内容不太会传扬出去的情况下, 除非发生暴力或欺诈事件上述情况不可能发生。

相对于上述两种解决方式, 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嵌入性的理论强调具体的关系以及关系结构, 即网络能产生信任防止欺诈。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如下的假定之上的: (1) 每个人都喜欢与信誉良好的人打交道。 (2) 人们往往寻求比“不欺诈”更好的关于他人名誉的信息。格兰诺维特利用布朗提出的著名的“N名囚徒困境”博弈论来证明其观点。他举了其经典的戏院失火会发生推挤踩踏事件, 而家中失火则不会, 正是因为大家相互信任, 认为他人的行为是可预测的, 所以没有囚徒困境。因此, 是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能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信任。

二、嵌入性理论对于“市场抑或科层”问题的解释

威廉姆森《市场及科层》提出了“市场抑或科层”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经济功能会在公司界线内执行, 又在什么情况下会越界交给市场。威廉姆森本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在任何情况下组织都以最有效率地处理经济交易为原则。因此, 那些经常发生的、结果不确定的、有需要特殊投资的交易较可能会留在科层组织内;那些直截了当、不常重复又不需要特别投资的交易较可能在公司间进行。威廉姆森对其原因的解释有两个: (1) “有限理性”, 即将复杂的交易内部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2) 诉求于权威关系以驯服机会主义。

格兰诺维特认为, 威廉姆森的分析“混合了《利维坦》一书中相同的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观点。公司内科层权力的效能被过度强调了。就好像霍布斯过度社会化观点下的主权国家。”“市场”则类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具体来说, 他从三个方面对威廉姆森的相关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批判:

1. 格兰诺维特指出, 威廉姆森割裂了商业关系和社会关系, 而实际上两者密不可分。

格兰诺维特引用马考利的研究, 证明组织之间的经济来往亦具有稳定性, 除非迫不得已不会使用诉讼解决纠纷。“大家在协调的时候都不喜欢谈到威胁要上法院。如一个商人所说如果你让律师和会计师站在一边凉快, 你可以解决任何争端。他们完全不了解商场上让东取西的艺术”。“证据一致显示要有一些震撼’才会动摇公司的采买政策, 使他不再重复地向一家或少数几家供货商下订单”。

2. 格兰诺维特认为, 威廉姆森忽略了组织之间亦存在广泛而多样性的社会互动网络, 这也是信息传递的有效途径。

3. 格兰诺维特批评威廉姆森高估了组织内科层力量的效率。

格兰诺维特引用道尔顿的《经理之人》描述的中集体欺诈行为以证明组织虽然被“设计成完全与由社会网而来的集体行动毫不相干”, 但是“当人员流动低的时候, 职务之间的关系会增加私人色彩的内涵, 最后会改造关系网络而改变组织的方向” (James Lincoln, 1982) 。在这一批判的最后, 格兰诺维特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市场交易内化成为公司内的交易, 的确可以较好地处理复杂而特殊的交易, 但却不能明确的认定科层组织就是主要的原因。或许交易内化的主要效果是提供一个焦点, 给一个紧密连带的社会关系网络。”笔者认为, 这一结论与其之前的批判论证相左。在格兰诺维特对道尔顿研究进行解释时, 指出其之所以出现集体欺诈行为正是由于关系网络对组织的渗透和改变。一方面认为关系网络是交易内化的原因, 一方面又认为关系网络会导致组织内交易行为效率的下降甚至失效。

三、结论

威廉姆森让复杂经济活动由科层整合的组织处理来解释经济生活中“机会主义”与欺诈的防止及合作与秩序的普遍存在。而格兰诺维特则认为, 秩序或者失序、诚实或欺诈与关系结构有关, 与组织形态则较少关联。一笔交易是会留在市场还是垂直整合进公司内, 要看其他条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社会网带来的是冲突、失序、机会主义或欺诈时, 交易就有要垂直整合入公司中的压力。反之有一个稳定的网络来处理复杂交易并产生了公司间标准行为模式, 就不存在这样的压力了。

在批判威廉姆森的观点时, 格兰诺维特一直注意将自己的理论与功能主义和进化论撇清关系。譬如, 在论证社会关系能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信任时, 格兰诺维特也分析了网络的局限性以强调其不是乐观的功能主义, 以关系网络取代道德或制度执行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

四、笔者思考

在本文中格兰诺维特在与威廉姆森的对话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假设和命题。总体来说, 笔者认为, 其理论是将社会网分析与制度分析相结合、将社会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典范, 为后人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切入点。譬如, 他运用情境解释的范式对经济学理性人的假定做了捍卫, 认为对分析者而言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如果把情境限制尤其是嵌入性问题考虑进去仍可能是有意义的。因此, 笔者认为, “嵌入性”这一概念不仅仅是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范式, 更是一种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新工具。

摘要：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互动自古有之。在个体与组织的经济行动这一共同的研究领域, 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通过与经济学的对话更碰撞出了“嵌入性”这一开创新理论。“嵌入性”理论的提出开辟了社会学新的研究领域, 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 新经济社会学兴起并成为当今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派别。“嵌入性”这一理论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 更是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 可以解释许多社会经济问题。

关键词：低度社会化,过度社会化,嵌入性,新经济社会学

参考文献

[1]张文宏.社会网络分析的范式特征———兼论网络结构观与地位结构观的联系和区别[J].江海学刊, 2007, (5) .

[2]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段毅才, 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经济与社会 第2篇

第一章 社会学基本概念

贰、社会行为概念

1、社会行为(包括不为或容忍)可能是以其他人过去的、当前的或未来的所期待的举止为取向(复仇从前的进攻、抵御当前的进攻、对未来进攻的防卫措施)。“其他人”可能是单个个人和熟人，或者人数不定的很多人和完全不认识的人(例如，“货币”意味着是一种交换的财富，行为者在交换时所以接受它，因为他的行为以这样的期望为取向，即为数众多的、然而不认识的和人数不定的其他人，将来在交换时乐意接受它)。

2、并非任何方式的行为-包括外在的行为-都是这里的确定意义上的“社会的”行为。如果它仅仅以期待客观物体的效用为取向，那么外在的行为就不是社会行为了。内心的态度也只有当它是以别人的举止为取向时，才是社会行为。比如，宗教行为如果是静身养性、孤寂的祈祷等等，也不是社会行为。(一个人的)经济行为也只有在同时考虑了第三者的举止时才是社会行为。由于谋求第三者尊重自己对经济产品的实际支配权力，很普遍地而且在形式上就已经是一种社会行为。在实质方面，例如因为也同时考虑在消费时第三者未来对产品的渴求和自己的“节俭”的方式也以此为取向，或者在生产时把第三者未来的渴求作为行为取向的基础等等，也是社会行为。

3、并非任何方式的人与人的接触都具有社会的性质，而是只有自己的举止在意向上以别人的举止为取向时才具有社会的性质。例如，两个骑自行车的人相撞，纯粹是一个事件，如同一个自然界的事件一样。但是，如果他们试图躲开对方，并在相撞之后谩骂、殴打或者平心静气地协商，这就是“社会行为”。

4、社会行为既不与a)若干人相同的行为相一致，也不与b)受其他人举止影响的任何行为相一致。a)如果在大街上有一大堆人在开始下雨时同时撑开雨伞，那么(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的行为并没有以另一个人的行为为取向，而是大家的行为都同样是以需要防备雨淋湿为取向。-b)众所周知，一个人的行为仅仅由于他处在一个地方狭窄拥挤在一起的“群众”中间，而受到强烈的影响(群众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比如勒邦(古斯塔夫。勒邦，1841-1931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以研究群众心理特殊性征著称)所撰写的那一类论文)，是受群众制约的行为。分散的群众可能通过一种同时地或者逐渐地对个人(例如通过新闻的传播)产生作用的和很多人感觉到的举止，会群众性地制约着个人的举止。仅仅由于个人感觉到是“群众”的-部分的-事实，会使一些人产生某些特定的反应方式，使另一些人的某些特定的反应方式变得困难。因此一个特定的事件或者人的举止会引起极为不同的.感觉：轻松愉快、愤怒、欢欣鼓舞、绝望和各种各样的激情，它们在单一的情况下，不会(或者不会这么容易)作为一种后果出现，-然而同时(至少在很多情况下)，在个人的举止和他处于群众中间这一事实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意向的关系。一种这样的仅仅由于单纯受“群众”本身影响的事实，而在其过程中仅仅是反应性地引起或部分地引起的、不在意向上与此有牵涉的行为，在概念上并不是这里所确定的意义上的“社会行为”。当然这中间的区别是极为模糊的。因为不仅比如在煽动时，而且往往也在听众本身，可能同时存在着与“群众”这一事实之间的一种程度上大小不同的和程度上可以作不同阐释的意向关系。

此外，纯粹“模仿”他人的行为(G.塔尔德(让。加勃里尔。塔尔德，1843-19，法国社会学家)很有道理地对模仿的意义予以重视)，如果仅仅是反应性的，不发生自己的行为以别人的行为为取向，那么在概念上也不特别地是“社会行为”。界限是这样模糊，要区分往往显得几乎不可能。如果有人曾经看到别人有一种他感觉是很适当的安排，现在他自己也作这样的安排，仅仅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所指的意义上的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并没有以他人的举止为取向，

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 第3篇

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是在制度、地理、文化、贸易、开放以及历史发展的机遇等等综合作用下产生的。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制度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如果制度不到位，仍然不能孕生快速经济增长。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第一段话就说：“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制度变迁决定了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變迁的关键。”

如果说制度是决定快速经济增长的关键，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制度的产生和演变？在这个问题上，林毅夫似乎走向了凯恩斯的“思想认识决定论”。在《通论》的最后一章，凯恩斯曾指出：“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它们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想象的要更有力量。”诺思教授对此讲得更透辟，认为政府决策者的意向在经济发展路径和社会繁荣与兴衰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在其后的分析中，诺思又一再指出：“人们所持的信念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反过来又构造了人类处境的变化。”由此，诺思认为，“信念是构建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之基础的关键”（见该书，23、83页）。读读毅夫《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第二部分最后的分析，再看看诺思的一些新近见解，真的感到好像是二人殊途同归。

从企业“自生能力”（viability）的微观视角来揭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转型国家的发展策略和经济绩效，是林毅夫教授近些年研究的另一个方面。

按照毅夫对近现代世界各国发展道路的理解，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原计划经济国家的政府领导人，迫于大国生存竞争，均把赶超西方工业化国家作为自己的政治导向和经济目标。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基本法则的认识，这些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在制定本国的发展战略时，违背了经济学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原理，导致一些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并不符合一国要素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结果，这些企业生产成本相对而言更高，没有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的保护，就无法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生存。毅夫把这种企业称作为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

按照这个标准定义，如果在一国中存在大量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就说明一国政府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是违反比较优势理论的，因而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从本国的“后发优势”中获益。若政府决策者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没有正确认识，仅凭赶超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良好愿望和长官意志任意制定本国的发展战略，有违比较优势原理，强行设立并持续扶植大量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不但会致使一国的经济表现低下，而且会造成政府官员依靠权力寻租，并最终会导致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因而，毅夫认为，那些有违比较优势战略的政府发展战略，一定会导致资源错配、激励不兼容、软预算约束和政府官员的腐败寻租，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经济停滞和社会危机的频繁发生。

从分析问题的理路来看，毅夫提出“自生能力”这个概念是合宜的，既有广泛的解释力，也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而，应该把自生能力视为经济学——尤其是比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但，企业的自生能力说到底是在特定制度安排下一种体制运行的结果，而显然不是某种体制产生、存在和是否有效率的原因。

按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理论，人类有喜好交易与交换的天生禀赋，这种天赋的自然发挥，会导致市场分工的自发演进和市场秩序的不断扩展。因而，按照斯密－哈耶克的市场秩序自发生成和不断扩展的理论，在任何族群和社会中，市场总会自发产生其成长和不断扩展的内在动力。因而，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如果没有某种社会安排和社会机制压制和阻抑人类市场秩序自发生成和成长，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应该是不期而然的。

然而，近现代东西方社会演变的历史轨迹也表明，尽管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是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但市场竞争机制本身却需要一定的抽象规则来确保其运行。没有抽象的规则来确保市场参与者的财产安全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就不会走太远。反过来说，人类社会在近现代之所以出现了前现代社会中所从未有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恰恰在于从近代以来在各国逐渐产生了确保市场运行的财产的法律制度。但是，能够确保市场良序运作的财产的法律制度如何产生且自身如何才能良序工作？这好像已经不是纯经济学的任务了，而需要法学家、政治学家和伦理学家共同努力。但是，西方世界的近代的兴起和二十世纪后半期东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历史均表明，良序运作的法律制度需要政府——乃至政府最高领导人——在法律的约束之下，从而政府是有限的和受法律所限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应该就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所显露出来的“天道”（providence）。顺天道而行，社会就会有可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就会有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持久繁荣。

回到林毅夫教授的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分析理路中，我们会知道，要确保企业有自生能力，关键并不在于说服政府决策者按照比较优势的要求而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制定一国的正确发展战略，来设立企业，而在于把主要的经济决策由政府还给市场，交给市场中竞争博弈的企业家，并建立一定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使政府决策者只能按照经济运行的内在法则行事。

社会与经济 第4篇

关键词：社会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比分析

一、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弗莱堡学派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指导和带动下,联邦德国经济在战后的十余年中获得了恢复和空前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至今,我国也已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最为显著的,可以说是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突飞猛进。而这有相当大的程度是归功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功。本文通过对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以及我国现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种经济体制的深入了解,比较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从而分析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能否应用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

二、文献回顾

(一)社会市场经济

提到社会市场经济,就不得不提到弗莱堡学派。这只学派最初是由经济学家沃尔特欧根(W已有的关于社会市场经济研究的文献,最早见于弗莱堡学派的经济学著述。这支学派最初是由经济学家沃尔特欧根(Walter Eucken)和法理学家法兰茨伯姆(Franz B?hm)和汉斯格罗斯曼-杜尔特(Hans Grossman Doerth)在20实际30年代建立而成。作为新自由主义学派的重要分支,他们的理论为由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Alfred Müller Armack)和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创立的社会市场经济(Soziale Marktwirtschaft)做了铺垫。

欧根(1939)指出“经济秩序”的两种理想类型中央管理经济和交换经济都存在着一定的弊端,从而提出第三种经济秩序“竞争秩序”。他认为:“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经济计划和每个经济活动总是产生于某种经济秩序’的范围之内,并且只有在这个当下的秩序的范围内才有意义。经济过程总是并且到处是在历史上既定的,实际的秩序可能是坏的,但没有秩序,一个经济就根本不能运行”。在后续研究中,他系统分析了二战前后德国经济的发展状况。

米勒阿尔马克(1947)在欧根的“理想模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市场经济”。他曾对“社会市场经济”的涵义做了概括性的表述:“社会市场经济是依据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的,以社会补充和社会保障为特征的经济制度”。

艾哈德(1858)介绍了在战后的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他认为建立市场经济秩序要尽可能减少社会政策方面的干预,还指出了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即必须采取秩序政策方面的哪些措施来建立一种经济秩序,使它充满和谐,消除分配冲突与阶级矛盾,保证社会稳定,避免经济危机。

Koslowski.P(2000)分析了社会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并将其产生及运用与德国文化、历史、道德等方面相联系。Krabec T(2003)在弗莱堡学派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竞争对有活力并且稳定的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产生的长期社会均衡的观点,对国家、科学和教派在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建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探讨。M.博查得(2009)认为社会市场经济是国际金融经济体系的重要模型,社会规范同金融监管一样需要受到极大的重视。

在国内,许多学者也对德国的经济体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陈泽环(1997)从伦理观的角度切入分析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认为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有着独特的基本价值原则,是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相辅相成。颜鹏飞、程传阁和崔孟修(1998)通过对弗莱堡学派理论以及社会市场经济阶段划分争论的研究,剖析社会市场经济模型的产生、发展及其实质。赵小健和陈倩莹(2008)也对弗莱堡学派和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之间的联系进行了阐述,并将其与宪政经济学进行了比较,区分二者的特殊性。姚燕(2008)通过阐述德国特色的社会市场经济与经济秩序伦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社会市场经济的确立,基于其文化传统根源和历史成因及德国本土的奥尔多自由主义等伦理思想。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尝试从社会市场经济的产生、应用以及效果的角度,归纳其自身特点,并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比较,得到两者之间的差异。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指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本配置方面起基础作用的经济体制或经济运行方式。早在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时明确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而从理论上冲破多年来市场经济的束缚,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会议上,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五大也指出“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实践经验和当前形势制定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现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

国内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政策上的。张卓元(2001)认为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尚未完善,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进行科学的立论。唐宗焜(2007)对社会功能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该占有怎样的位置进行探讨,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解决市场经济和社会平衡的关系问题。黄蓉芳(2009)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出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完善。林炎志(2009)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达到均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二元的、客观的,并用资本和劳动范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进行分析。李炳炎,孙占(2009)总结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主要包括现代市场经济,计划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三个层面的内容。

二、社会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

尽管这两种经济体制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毕竟产生于完全不同的环境,因此二者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具有很大差异的。

(一)本质上的不同

从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含义是,这种经济的实质是市场经济,这就与计划经济或集中管理的经济划清了界限。市场经济是社会市场经济的本质与基础。而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是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内在的结合在一起。

(二)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

德国当时是二战结束时的战败国,经济体制转变是在美英占领当局的管制下进行的。这种管制包括经济上以及维持政治与社会安定的协助。在某种程度下,属于一种强制力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困难比在正常情况下要小得多。而现如今,在国际局势严峻,全球经济萎靡的情形下,中国的经济基本独立发展,无法像德国当时得到多方的支持。从而,我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有很大不同。

(三)所面对的经济环境不同

两国的经济水平的巨大差距使得两种经济政策的提出完全不同。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起源较早,在长期的发展中有了稳固的基础,无论是资源资本还是科学技术都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其经济发展能力仍然十分强大。所以,在战后得以在较短的时间里恢复和发展。再者,德国的资源丰富,在利用上比我国更为有效。加之,中国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经济整体水平落后,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同时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要复杂困难得多。经济基础不同,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也不同。

(四)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

德国文化源自古希腊等西方文化,中国则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东方文化。弗莱堡学派的学说是植根于德国文化背景,具有德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也是顺应德国历史上经济制度演变的结果。19世纪初德国发生的教育改革为经济复兴提供了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再者,基督教中所宣传的思想对社会各方面有着广泛的影响。而我国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其原因之一在于教育观念陈旧保守,教学方法十分死板。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我国都照搬苏联模式。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家一直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为了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排斥市场经济。

(五)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纳粹德国的独裁统治,给德国乃至世界带来了巨大伤害,因而改变是肯定的。另外,战后所出现的东西方冷战格局,使得美国等由对德国制裁转变为对德国进行扶持和重建,从而推动了社会市场经济的确立。而我国自建国以来,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十分稳定。

(六)所处的社会体制不同

联邦德国的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运行的私有制市场经济,而我国在所有制结构上,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并在平等竞争中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尽管后者要走市场经济之路,但社会制度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准。

三、小结

经济政治与社会 第5篇

11月，乐平市场蔬菜行情稳定，菜源充足，品种齐全，供需两旺，市场交易异常活跃，蔬菜价格继续稳中有降，但有些菜品下滑太低，随之可有上扬之趋。其交易量仍渐上升，本月交易量为27.10万吨，环比增长2.19%。

据统计数据分析：本月选取的16个主要蔬菜品种为5升11降，其平均价为每公斤1.43元，比上月的1.59元每公斤减少了0.16元，环比下降10.06%。上升品种数黄瓜、莴笋为最大，分别陡升84.62%和51.94%，其次是茄子、小幅上涨14.19%，青椒和马铃薯涨幅分别是1.44%和0.74%；下降品种数大白菜最大，骤降53.40%，其次是洋白菜、白萝卜和油菜，分别大幅下降42.70%、40.74%和32.18%，菜花和西红柿小幅下降18.48%和13.33%，冬瓜、芹菜、胡萝卜、莲藕和豆角行情稳定，下降幅度较小，降幅在8.60—4.13%之间。

受气候和温度影响，一些地产菜生长迅速，加快了上市量，故有些菜价急剧下降，随着天气的变化，预计这种现象不会延续太久。进入12月，价格也许逐渐上扬。最近，交易量仍在逐日上升，给市场带来了繁荣，其价格将会相对稳定。

16种平均菜价与上月对比趋势图

新闻录入：jxy 更新时间：2011年12月9日

 本周末即将迎来国庆节，三季度也将结束，但CPI的“暑热”似乎仍凉不下来，市场预期9月的数据仍将处于高位。

“目前菜价还是没便宜下来，猪肉又回到了16块钱一斤，中秋节过后刚见价格有点儿往下掉就又涨回去了。”正在北京蒲安里菜市场买菜的李大妈告诉《每日经济新闻(微博)》记者。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随着秋季深入，很多蔬菜产品产季已过，蔬菜市场供应会有所减少，价格有可能进一步上行。

从多家机构给出的预测来看，一致预期9月CPI不可能低于6%，但在会不会超过8月份6.2%的问题上则存有分歧。包括兴业银行和中金公司在内的一些机构认为，9月CPI将可能达到6.2%~6.3%。

9月食品周涨幅节节走高

与前几个月一样，令9月CPI不容乐观最显著的原因依然是食品价格涨势。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8月29日至9月4日，18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比前一周涨1.5%；9月5日至9月11日上涨2.6%；9月12日至18日上涨3.7%；9月19日至25日上涨4.2%，环比涨幅有逐步扩大之势。其中，西红柿、大白菜和圆白菜价格涨幅达到两位数，分别上涨13.6%、12.7%和10%。

除蔬菜外，上周粮油零售价格也出现小幅上涨，其中花生油、菜籽油、豆油分别上涨0.3%、0.2%和0.2%；大米、面粉分别上涨0.3%和0.2%，鸡蛋零售价格上涨0.1%。8种水产品平均批发价格也小幅反弹。

肉类价格走势略显乐观，除猪肉价格下降0.6%外，其他涨势也趋弱。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牛羊肉消费开始进入旺季，猪肉消费也相对较旺，主要缘于北方地区有“贴秋膘”一说。作为衔接双节的9月，强劲的需求将使得食品价格环比上涨的趋势难以停止。

“综合来看，农业部9月前4周价格较8月均值环比上升1.7%，商务部前3周食品价格较8月均值环比上升1.9%，统计局9月中上旬食品价格较8月均值环比上升2.2%。预计9月CPI中食品类价格环比涨幅为1%，同比涨幅为13.2%。”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微博)表示。

另外，非食品价格涨价步伐也没见放缓。以房租为例，北京中原地产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北京市中高档住宅的租赁指数为145.91，单位平均租金为53.35元/平方米/月，环比上涨了0.57%，同比上涨了3.80%。

9月CPI仍将处于高位

自7月创下CPI同比上涨6.5%的今年高点之后，大家普遍认为8~12月CPI涨幅将逐步回落。但9月不断上涨的物价又使之前的判断遭受质疑，不少机构认为，9月CPI将超过8月6.2%的水平。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8月食品价格环比上涨可能在1.2%附近，非食品类价格环比涨幅约为0.4%，进而推算9月CPI环比增长0.5%至0.8%之间，中值为0.65%。他认为，由于9月翘尾因素与上月相比有望下降0.5至0.6

个百分点，所以预计9月CPI同比涨幅将落入6.2%至6.4%的区间内，中值为6.3%，较上月上行0.1个百分点。

中金公司的判断与鲁政委如出一辙。该公司报告也称，9月CPI同比涨幅可能回升至6.2%至6.4%。

报告称，9月前三周食品价格的上涨具有季节性，主要反映中秋节和国庆节前夕对食品需求的拉动效应。预计到9月底前食品价格难见显著回落，环比涨幅可能高达1.5%至2.0%。

不过，李迅雷仍坚持认为，9月CPI的同比涨幅约为6%，其中食品价格同比增长13.2%，非食品价格同比增长2.9%。他称，7月物价或已达到年内峰值，未来通胀回落趋势基本确定。短期内通胀降速会慢于预期，9月CPI或仍在6%的高位，10月很可能会降至5.4%，而11月以后则有望进一步回落至5%以下。

“在劳动力成本长期看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然高位徘徊、政府调控长效机制有待完善以及国内通胀预期依然较强等因素的影响下，年内物价回落幅度可能有限，”交银中心分析师唐建伟表示，目前通胀压力减轻主要是因为翘尾因素回落，11~12月的CPI同比涨幅可能仍居4%左右，预计全年CPI平均涨幅为5.2%。

秋雨绵绵菜价上涨 雨过天晴菜价回稳

作者：袁琳 刘…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59 更新时间：2011-9-23 16:04:47

近期，我市受连续20多天阴雨天气的影响，不仅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许多不便，也给蔬菜的生产和供应造成了不小的影响，部分蔬菜不能及时运出菜田，出现销售断档，上市量明显减少，造成鲜菜旺季不降反涨。在调查的25种鲜菜品种中，香菜、菠菜、油麦菜等叶类蔬菜价格上涨明显，土豆、洋葱等价格未出现较大波动。上涨幅度达两位数的有油菜、黄瓜、茄子、青椒、四季豆、油麦菜，上涨幅度分别为10.4%、65.7%、20.2%、22.2%、20.5%、17.5%。

据监测结果显示：今年8月18日到9月20日每周蔬菜加权平均价依次为每公斤2.15元、2.39元、2.23元、2.41元和2.43元，城区整体菜价在市场价格波动的正常范围内呈平稳上升趋势。9月城区菜价与8月相比上涨12.98%，与去年9月同期相比涨幅仅为0.62%，表明当前菜价仍处于较稳定的状态。

连日阴雨，我市城区不少蔬菜基地受灾。9月以来，城区露地蔬菜同比减产10%—20%。其中，以黄瓜、苦瓜、丝瓜、豇豆、四季豆、茄子、西红柿、青椒为代表的瓜果类蔬菜减产10%，而以大白菜、小白菜、空心菜为主的叶类蔬菜则减产15%—20%，设施蔬菜损失较小。此外，“倒茬”也是导致蔬菜产量低的季节性原因。由于“倒茬”，秋季蔬菜在国庆前后才开始种植，因此市场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本地蔬菜减产、外地蔬菜进入十堰的难度和运输成本增加，城区蔬菜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大部分蔬菜价格出现持续上涨，在蔬菜价格普涨的情况下，也有部分蔬菜出现降价的情况，出现降价的蔬菜主要有芹菜、莲藕、毛豆等。这可能与前期存货较多，后期雨水天气影响储存，菜商急于出货有关。

为确保我市“菜篮子”供应不断档，市政府蔬菜办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市场供应。市政府蔬菜办组织各县市区安排多批技术人员深入各受灾区，积极组织和引导农民加强田间管理与病虫害防治、清沟排水、补苗改种、抢收受灾瓜菜，同时，抓好新辟蔬菜基地建设，提前做好秋种准备工作，搞好救灾菜种供应调剂和种源信息发布等，同时协调神定河蔬菜批发市场，已紧急从山东、河南、陕西等地调运蔬菜，保障蔬菜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9月21日后连续的雨水天气将正式结束，蔬菜生产、加工、流通等各环节均逐渐恢复正常，与前几日相比，大部分蔬菜价格的增长幅度已开始下降，预计蔬菜市场价格在近两周内可以恢复到降雨之前。

附：城区蔬菜加权平均价变化趋势图

广州规范平价商店管理 蔬菜至少便宜15％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新浪 点击数：131 更新时间：2011-9-23 15:42:27 为稳定食品价格，广州力争年内建设200家产销对接的平价商店。昨天上午，广州市物价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平价商店管理规范，要求独立设立的农副产品平价商店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平价商店平时以低于市场价格销售农副产品，蔬菜类单个品种价格应低于当地平均价格15%以上等。

据了解，凡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具有合法经营资格者，均可申请认定农超对接平价商店。对于平价商店的监督和管理，价格主管部门要定期和不定期考核，如果被发现不按照规定经营平价农副产品、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稳价惠民义务、没有做到明码标价或者标价不规范的，先责令整改，逾期仍未整改的则撤销平价商店资格。如果被发现伪造申报材料恶意骗取补贴或其他政策优惠、补贴资金挪作他用、农副产品质量不符合相关质量安全规定，或者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直接撤销平价商店资格和摘牌。

关键词：面积

平价商店必须有相对独立且具备一定规模的经营场所，原则上应达到以下要求：独立设立的“农副产品平价商店”，不少于100平方米；农民专业合作社、农副产品生产企业以直销门店设立的“农副产品平价商店”，不少于20平方米；在商场、超市等零售网点内设立的“平价农副产品专营区”，不少于50平方米，在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内设立的“平价蔬菜交易区”不少于300平方米。

关键词：品种

平价商店主要面向普通消费者及低收入人群，因此，商店内经营的品种也有所要求，一般以粮、油、肉、菜、禽、蛋等基本生活必须的农产品为主。除农民专业合作社、农副产品生产企业直接设立的平价商店外，均应签订农超(产销)对接合同或协议，且以农超(产销)对接的形式供货的农副产品数量不少于农副产品总量得50%。

关键词：价格

平价商店内所售的平价农副产品在价格上也有明确规范，暂定为：蔬菜类单个平价品种价格低于当地同品种、同规格、同等级农副产品市场平均价15%以上，粮、油、肉、禽、蛋类单个评价品种价格低于5%以上(以广州市物价局价菜篮子价格为参考标准)。

平价商店的经营者须自愿服从政府价格调控管理，所销售的平价农副产品实行明码标价，在市场价格发生异常波动时，按照与政府的协议履行稳价惠民义务。

关键词：笑脸

市民如何识别平价商品？

广州市物价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称，平价商店使用全市统一的标识，店内的平价商品在标签上都会有一个笑脸，市民只要寻找笑脸就能买到平价肉菜。“这也意味着，并非平价商店内的所有商品都便宜过外面，一些没有‘笑脸’的、不属于平价品种的，就遵循市场规律自由定价”。

摘要：2010年以来，北京市蔬菜价格出现了持续上涨的趋势。引起蔬菜价格上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受到宏观经济、生产成本、流通成本等方面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出平稳蔬菜价格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蔬菜CPI物流价格

一、北京市蔬菜供应的构成

北京市是一个大型的蔬菜消费城市，常住人口2000多万，按照人均日鲜菜消耗量1千克计算，北京每天的鲜菜需求量为2000万千克，一年是730万吨。北京市所需求的蔬菜由于种类上和数量上的繁多，京郊所生产的蔬菜很难满足，因此外地蔬菜供应是北京蔬菜供应一个重要的环节。

截止2010年底，本市基本菜田面积为58万亩，其中芹菜、生菜、菠菜等叶菜类占到总量的60%左右，番茄、黄瓜等果类蔬菜约占18%，蔬菜全年平均自给率为28%左右。预计到“十二五”末，本市蔬菜总面积可达到70万亩，蔬菜年总产量达到450万吨，蔬菜自给率由28%提高到35%。目前北京72%左右的蔬菜依赖河北、山东、辽宁等其他省市的供应。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 第6篇

市场经济顾名思义是市场在经济生活中起主要协调作用的经济。人们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数理经济理论中认识到市场经济的效率较高。

社会主义一词在英语中首见于一八二七年伦敦出版的《合作社杂志》。到一九二四年英国学者格列非已能举出二百六十多个不同的定义。它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进步思潮，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它的影响。顺便提一下，孙中山提倡的民生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对社会主义有不同的设计思想。马克思不愿对此多谈，以免空想社会主义之嫌。可是他作为一位社会主义思想家不可能不憧憬未来；在第一国际的活动中不可能不参加有关未来社会的讨论；对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不可能没有观感。

马克思称资本主义以后的生产方式为“联合的生产方式”，而合作社和股份公司是向联合的生产方式过渡的良好形式。一八六八年第一国际布鲁赛尔代表大会有一项决议：铁路矿山等大企业属于社会财产，应委托职工组成的合作社经营管理。政府与合作社之间订立协议，明确权利义务。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政企分离，全员承包，民主管理。首都钢铁公司这样办了，其效率居国有企业之首。国有企业效率低是许多国家的痼疾，首钢何以能例外？当年马克思已观察到英国的合作社盈利比相似的资本家企业多。他认为资本家企业的工人有异化思想，倾向于浪费生产资料。合作社工人没有异化思想，愿意节约生产资料。在合作社中不存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国有企业与资本家企业不同，每个工人作为一个公民分享一份所有权。在这个意义上首钢职工在改革前已是企业的主人。但是只有改革之后，政府把企业委托全体职工经营管理，职工才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体会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首钢因而萌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接管一些私营工厂，按照第一国际的上述决议委托职工组成的合作社经营管理。有一个工厂的章程被保存下来，厂长和委员会都由职工选举，委员会集体决策，厂长组织执行，类似首钢的方式。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加以首肯，并进一步确认一个由合作社组成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那时西欧已有一些合作社的联社。联社与基层社之间不是上下级关系，它是合作社的合作社。联社的理事会由作为社员的基层社选举产生。联社与基层社同样是企业法人，平等交易。马克思设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合作社可以联合为联社，乃至全国性联社。他希望全国联社能起计划协调，克服经济痉挛(振荡)的作用。联社并非政府机关，而是民间团体。政府只有为数不多的重要职能。这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马克思设想的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苏联经济体制与马克思的设计思想有很大不同。企业国有国营，政府委任经理，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领导。政府的职能无限扩大，企业的许多决策权被政府越俎代庖。特别是企业不能自销其产品，自定其价格。横向经济关系受制于垂直的行政干预。市场在经济中的协调作用受到极大干扰。苏联经济显然不是市场经济。如果未经实践，不能先验地判断苏联经济体制与马克思的设计思想之间的优劣。经过长期实践苏联才出现自己的设计是行不通的。

如果认为只有苏联经济模式才是社会主义，则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矛盾的，互不相容的。如果承认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家，如马克思，孙中山，奥斯卡·朗格，邓小平，也有设计社会主义的能力，则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相容的，一致的。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农村土地村有民营；国有或集体企业由承包人经营，承包人可能是一位经理，也可能是全体职工。并且涌现一大批民有民营的企业。乡镇企业有完全的产品销售权，国有企业的销售权不断扩大。中国已是一个准市场经济。取得的优异成绩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和高效率。

一九二○年奥地利经济学家冯·麦昔斯说社会主义国家是生产资料的唯一的主人，因此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迄今许多为苏东国家出谋划策的西方学者仍坚持私有化是市场经济的前提。中国的实践证明在实行国有民营之后，承包人有其独立的经济利益，在市场上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国有企业在家电市场上的竞争是有目共睹的。不必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也能实现市场经济。

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孩提时期，需要学习和完善的地方很多。兹不揣陋，提出两项改进意见。

马克思没有提过“计划经济”，但强调社会主义须有计划。他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计划方法，而提出对计划的两点希望：按需要生产和稳定经济。苏联的计划方法繁琐到两个企业之间的交易须等上级通知的程度，却并未达到按需要生产的要求。多年处于受压制通货膨胀之下的经济也是很不稳定的。水利工程缺乏系统观念，造成黑海水位下降和威海即将干涸的严重问题。那种“计划经济”只有扬弃。但是按需要生产和稳定经济是全世界经济学家的共识，为此仍需有一定的计划方法。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须有计划地供给货币，稳定经济。运用浮动利率及公开市场运作以平衡货币的供求和匹配储蓄与投资。民营企业加强自身的计划工作，按需要生产，按需要投资，否则将蒙受经济损失。马克思设想一个全国合作总社，已故波兰经济学家朗格建议在国会中增设一个由各个产业的代表性人物组成的经济院，起计划协调作用。他们的建议似有考虑的价值。

清代木业与经济社会 第7篇

1 清代的主要木材产区

随着人口的日益增长, 人地矛盾突出。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导致对木材的需求日益加大。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地方政府的鼓励, 不少山地资源丰富的地区纷纷种植经济林木。安徽徽州、黔东南、四川地区成为清代木材的主要产区:

(1) 安徽徽州府辖属婺源县、歙县、休宁县。婺源山多田少, “每岁种田所入不足供通邑十分之四, 乃并力作于山以杉、桐之入易鱼、稻于饶, 易诸货于休宁”。林木收入也可以供赋税。休宁是多山地区, “高山之田, 越十级, 不盈一亩。岁丰未能供食之半”。山中宜杉, 土人稀作田, 多以种杉为业。木材成为民众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2) 贵州东南的清水江流域, 主要是黎平府。贵州地区雨量充沛, 气候多样, 适合各种树木生长。而清水江流域有着大量人工种植杉树, 黎平府“所属地方山多田少, 土地贫瘠, 苗民生计维艰。惟东北近河一带, 栽种杉木, 转售商贩, 放运出江藉可获利”。开泰县也山多杉木, 都江厅在有司的劝导下, 山上“植桐、杉、果树, 颇有成效”。清江厅本来就“树多松、杉, 往时苗人未习种杉, 近亦效为之。放木筏顺流而下, 获利甚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贵州清水河流域的府县广泛种植杉树。此地成为清代重要的林木产区。

(3) 四川地区。四川主要以楠木为主, 徐珂《清稗类钞》中称:“木产地南北不一, 而楠木产于四川嘉定府、泸州府。”楠木木质坚硬, 纹理细腻美观, 有芳香, 抗湿耐腐。多用于宫殿、坛庙、大规模寺院的建造用材。四川是皇木采办地区, 明清时期采办“皇木”以楠木为主, 主要采办地区为四川重庆府、成都、雷波、马湖、井研、宜宾、雅安、绵阳、乐山、广安泸州

2 木材的流动

三大木材产区地处偏远地区, 交通不便, 水路为木材运输的主要方式。木材从生产地进入市场交易有种植、采伐、运输、销售四个环节。

(1) 木材的种植。由于山多地少, 农业不足以养活众多人口, 徽州府婺源、歙县、休宁和贵州清水江流域民众普遍种植杉树, 以维持全家生计。此间, 他们积累了不少种植林木的经验。婺源的百姓在正月里“莳松秧, 插杉苗, 栽杂木”。有谚语称“立春前后五日栽木, 木神不知, 商人採木植于山”。贵州黎平府的百姓“在种杉之地必预种麦及包谷一二年, 以松土性, 欲其易植也。杉约十五六年始有子, 择其枝叶向上者撷其子, 乃为良;裂口坠地者, 弃之。择木以慎其选也。春至则先粪土, 覆以乱草, 既干而后焚之, 然后撒子于土, 面护以杉枝, 厚其气以御其芽也。秧出谓之杉秧, 既出而复移之, 分行列界, 相距以尺, 沃之以土膏, 欲其茂也。稍壮, 见有拳曲者则去之, 补以他栽, 欲其亭亭而上达也。树三五年即成林, 二十年便供斧柯矣。”杉树在民众的精心栽培下成为良材, 受到各地木商和消费者的欢迎。

(2) 木材的采伐。婺源、歙县、休宁等县的木材由木商买山砍伐, 木商深入产区“采判木植”后, 在冬季雇用工人砍伐, 蹲山棚、剥树皮或锯松板。再将剥完树皮的“白杉”或松板驮运下山, 堆放在空旷的谷地。对木材进行量尺、打印、编排。不少婺源的木商也会携带巨资远赴四川、湖南、贵州等地采购木材。歙县木商黄筏就“贩木湖南”, 程之藩“行贾于四川”, 婺源木商施延昭也“贩木苗疆”。清水江流域多为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黎平府所属清江、台拱等处盛产杉木, 且系苗地。深入山林收购木材的“山客”大都居住在山里, 伐木贩卖。汉苗语言不通, 只有茅坪、王寨、卦治三地的人是“同类苗人”, 成为木材买卖双方的中介。清水江流域各处木材运到三寨售卖给经营木材买卖的“水客”或“下江客”。黎平府沿江河一带, “商贾络绎于道, 编巨筏放之大江转运于江淮

四川楠木生于“深山穷谷, 大箐峻坂之间”。川东道道员王隲曾勘察沙坪灌口贾家山、何家山等处产木之地, 全部是悬崖峻岭。自山抵江, 或百余里, 或七八十里, 经过地方都是深涧幽壑。当砍伐楠木之时, 必须“构厢起架, 使木有所倚, 且便削其枝叶, 多用人夫。缆索维系, 方无坠损之虞”。在湖广辰州招募架匠、斧手后, 才能开始伐木。

(3) 木材的运输。婺源的木材要等到来年五六月, 梅水河水大涨, 将木材编成浮排放进河水中, 运到水路交通干线的口岸。再把浮排编成大排, 顺着两条路线而下:一是出浙江者, 由歙县浦口顺新安江而下;二是出江南者, 由绩溪顺流而下。木商在贵州的茅坪、王寨、卦治三寨买到木材后, 运至湖南靖州、常德一带, 或直下江南, 或运至广东各地码头出售。木材在运输过程中面临着各种风险, 婺源商人董昌瑷“买木南赣, 遭水涨, 漂失过半”。孙徽五“尝贩木湖南, 抵浔江, 木尽火”。运输楠木要垫低就高, 修栈开路, 上坡下坂, 辗转数十里。“木在溪涧利于泛涨, 木在山陆又以泛涨为累, 故陆运必于春冬, 水运必于夏秋, 忽水忽陆, 辗转上下, 非可直行也。”四川楠木由长江经运河水运至北京。如雷波厅的楠木先驮运至金沙江后, 放运川江, 至重庆改扎筏排, 在六七月间可以运出川境, 经湖广、两江、山东、直隶水路运到北京。

(4) 木材的销售。徽州的木材主要销售到江浙一带。歙县木商凌日荣“多往来于临安、云间”, 程实“以木易粟至姑苏”。销售区域包括金陵、吴门、常熟、辛塔、毗陵等地。婺源棺材在江南很畅销。黎平、古州一带“惟杉木遍行两湖、两广及三江等省, 远商来此购买每岁可卖二三百金”。古州厅所产木材一部分由两汪河流入清水江, 运到湖南桃源县棷溪转售, 或经清水江运至湖南洪江、常德转售。由于溪流水小弯曲, 每年销售量不过3000根左右。古州木材主要销往两广地区, 两广木材市场的兴衰, 直接影响着古州木材市场的兴败。四川楠木主要是皇室采购, 用来建造和维修宫殿。还有的木材用于建造房屋、漕船和家具。

3 木业对清代经济社会的影响

林木产区的民众通过种植经济林获得收入, 贵州“黎平之民富于木”。不少经营木材贸易的商人因此致富。木业在经济和生态环境方面有着重要影响:

(1) 造就了一批木商。在黔东南经营苗木的“水客”有“三帮”、“五勷”。来自安徽徽州、江西临安、陕西西安的木商称为“三帮”, 来自湖南常德、德山、河佛、洪江、托口五地的木商称为“五勷”。茅坪、王寨、卦治三寨本地也有木商。其中又尤以徽商最著名, 木业是徽商经营的四大行业之一。不少婺源、歙县、休宁商人经营木业, “婺远服贾者, 率贩木”。他们在木材产区收购木材, 贱买高卖, 以获得利润。木商李瑞丰, “商籍徽州, 业木供课, 至茅坪、王寨、卦治三寨交易”。陕西渭南阳郭镇姜恒泰在秦巴山里包山伐木由汉江运至汉口将木头拉上岸晾干后销往江南各地;或将木头做成木厢、地板出售。姜氏也成为陕西有名的木商。

(2) 促使一批城镇的兴起。黔东南形成了锦屏、黎平、剑河、天柱四个产木名县。茅坪、王寨、卦治三寨因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而繁盛, 各省木商在茅坪三寨投宿采购木材, 三寨成为木材交易中心。江西吴城镇位于赣江、修水交汇之处, 濒临鄱阳湖, 是江西省内的木材集散中心, 全省木材在此处集中, 经鄱阳湖出省, 销售到全国木材集散中心常州。陕西渭南曹村在庙会时, 主要经营来自华阴、华县的木材, 曹村也成为渭南有名的木材交易市场。汉口的木材交易也很兴盛。

(3) 破坏了自然环境。山林为私人所有, 木材也为私人经营。经营者只图眼前利益, 对山林过度砍伐, 致使造林与伐木失去了平衡, 林木资源日趋枯竭。乾隆年间, “婺之杉材虽有名, 然材难成, 而戕害者多, 今亦无佳者矣”。人工种植的经济林尚且如此, 自然生长的木材破坏程度也就可想而知。当砍伐楠木之时, 必须“构厢起架, 使木有所倚”, 还要征调大量劳役。陆地运输过程中必须垫低就高, 修栈开路。这对林区的生态环境破坏尤大。自然生长的楠木遭到大量砍伐, 楠木数量急剧下降。乾隆时, 四川出产木材的山场砍伐殆尽, 穷山邃谷地遍加搜寻。即使从未列入采办之区的酉阳州, 也难以大量购买到合适的大根楠木。贵州铜仁府的楠木在乾隆时已伐尽, 道光时湖南辰州府也难以找到楠木。

4 小结

木业与木商推动了全国范围木材市场的发展, 加强了偏远山区与全国商品市场的联系。徽州、黔东南地区因木而兴, 而四川因过度砍伐破坏自然环境, 山区在种植经济林时应注意开发与保护并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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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发展责任 第8篇

审计署组织编写的《领导干部审计知识读本》《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定义的经济责任审计为: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旨在明确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经营管理责任而进行的一种审计活动,即对其任职期间所应承担的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鉴证与评价的活动。

经济是一个体系,一个体系无灵魂也就无生命。国家、企事业单位设置审计机构就是为国家、企事业单位的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审计工作就是要使灵魂依附在经济体系上,使经济体系有生命,有了生命才能健康发展。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经济体系也要不断发展壮大。

2 审计目的和内容

审计工作是按审计委托书中的委托内容进行审计的。其中,委托的内容关系着审计的质量和审计的目的,这就关系到委托方代理人的能力和综合素质,委托代理人必须具有经济驾驭能力和专业的财经知识,从而明确委托的审计内容和目的。比如,经济责任审计的委托应是对领导干部在本单位经济社会发展中所承担的决策、组织、协调的职责和义务进行公平的审计,即对责任人在其任职间对该单位的会计信息质量情况、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重大经济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资产质量和保值增值情况、企业管理和遵纪守法情况、单位领导人员廉洁自律情况。

3 经济责任审计在日常审计中的问题

经济责任评价与认定往往是任后界定在任期间的经济责任。以下是某事业单位的负责人的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书的部分内容,该同志任职期内的经济决策均能按照该单位制定的相关财务管理制度执行,重大的管理决策均通过领导班子会议研究决定。通过审计,未发现该同志任期内的经济决策有重大失误。

3.1 任期内重大未了结的事项

通过审计,我们未发现该同志任期内存在重大的未了结事项。

3.2 个人廉洁自律的情况

根据该单位提供的资料,该同志任职期间从贵单位获取职务奖金、补贴、过节费符合贵单位相关工资政策,未发现该同志从单位获取了与其工作无关的收入。截至离任时,未发现该同志存在占用他人财产未归还的情况,未发现该同志任期内存在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要求的情况。

3.3 综合评价

该同志在任职期间对该单位各项工作进行了制度上的规范管理,使该单位的管理及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其任期内的经营状况良好,实现了一定的结余。经审计发现,在该同志任职期间未发现违反财经纪律及廉政规定的情况。

通过上述报告内容发现,该同志在职期间的成绩并为其升迁提供权威证明。然而,后人接收后发现该报告应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为该单位将其资金借给他人未了事项,有应报废而未报废设备,有多年挂账应收未收的损失款项和税收等。因此,新班子与老班子避免不了在审计报告书上产生矛盾。

新中国成立近65周年,每年国家司法机关均会通报上一年的经济和刑事案件的发案数量、结案数量和结案率。从每次的公布情况看,经济案件的发生均是当事人在原位单位发案新岗位被批捕的。这些经济案件是在审计中发现的?还是群众举报后才有司法介入的?如果是在离职审计时将其执行政策的情况披露出来,则该责任人就不会升迁到新单位违法。经济案件的存在不仅仅是作风问题,更重要的是经济问题。

我国的审计体系比较成熟,但在执行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审计委托,常导致审计人员无法有效开展工作。这是因为审计工作中存在双方甚至多方利益,导致审计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但审计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我国的经济就无法健康、稳定的发展。因此,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不能因各方利益问题而导致审计工作无法运行。感动中国中人物陈殊威女士对蓝田股份上市公司的虚假财务信息进行了揭露,成为了一名经济发展中的卫士;原审计当家人李金华敢于在国家经济运行中“亮剑”。

4 经济责任审计应敢于“亮剑”

同行看门道,旁人看热闹。审议人员应具有正义感和使命感,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完成审计工作,用智慧和勇气维护一个经济工作者的尊严和职业道德,舍弃小利益维护集体和国家经济利益,披露个人或群体的违法行为。

浅谈社会诚信与经济发展 第9篇

1、诚信制度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之基, 可以降低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

完善的法律体系和高度的社会诚信水准可以大大降低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 提高市场运作效率, 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事实上, 与法律相比, 诚信机制是一种成本更低的维持交易秩序的机制。诚信机制建立不起来, 不但加大了实施法律的负荷, 提高了交易成本, 而且法律本身也不可能得到有效执行。法律制度的运行也离不开执法者的信誉。没有了诚信基础, 法律能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在非正式制度中, 诚信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任何一项交易都是建立在信用和信任基础上的。

2. 诚信制度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市场经济条件下, 诚信既是道德资源, 又是经济资源, 诚信制度有助于增强企业内部核心竞争力和凝聚力。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企业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 诚信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诚实守信的企业机构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企业的竞争, 最终是信誉和品牌的竞争, 而信誉和品牌是建立在企业的诚信基础上的, 良好的企业诚信制度是其赢得市场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 诚信是企业员工价值的重要体现, 企业的诚信度高, 该机构的员工就会充满自豪感、荣誉感, 对企业的行为容易认同, 与企业共命运的意识会增强, 形成企业的凝聚力。同样, 有全体员工的诚信, 才会有企业的信誉度。诚信制度促进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社会诚信缺失对经济发展的危害

1. 诚信缺失严重影响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诚信的缺失, 一方面造成交易主体不被对方信任, 限制交易主体自身发展, 另一方面为防范交易风险被迫增加交易成本, 使得经济活动萎缩, 经营效率低下甚至破产。最重要的是造成了社会信用链条的中断和损害, 破坏了市场机制和市场经济规则。诚信缺失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2. 诚信缺失败坏社会风气

社会诚信缺失造成人们之间互不信任相互提防, 使得相互间的交流和沟通变得更加困难, 对他人的同情、关心和帮助也变得更加不易。更为严重的是, 失信行为得不到有效制止, 使得许多诚实守信的人利益受到损害, 认为“老实人吃亏”的思想占了主导, 整个社会的道德风险加大, 道德水平下降。

3. 诚信缺失严重影响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也严重损害国家声誉

据统计, 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现汇交易达到80%, 信用交易方式仅占20%左右。落后的结算方式严重阻碍了贸易的扩大和企业的发展, 也使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大大减弱。

三、社会诚信缺失对经济发展的解决方法

1. 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系统

诚信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诚信制度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诚信制度化的完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紧迫任务。从企业效益角度来讨论, 诚信制度属于经济范畴, 它是企业长远发展的保障。通过诚信制度的建立使企业做到诚信经营, 能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 加快企业的反应速度, 增强企业的应变能力, 提高企业的社会认知度。从而使整个经济体系健康发展。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 也是诚信制度建设的主体。诚信制度作为经济主体间交往行为的规则, 它内化为经济交易准则和秩序, 外化为法律、法规等制度, 成为了整个社会诚信机制的重点。诚信制度虽然不像物质产品那样会给社会带来直接的市场和利润, 但它是社会的一种资源, 是企业经济发展的一种无形的推动力和保障, 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2. 坚守诚信加强宣传道德建设

弘扬诚信, 要努力打造“诚信政府”。各级党政部门及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率先做出表率, 自觉地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自觉地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 自觉地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各种社会义务。扬诚信, 要大力营造“诚信环境”。各级党政要高度重视诚信建设, 采取各种措施鼓励诚实守信, 让诚实守信者得到实惠, 让见利忘义者付出代价;要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失信惩罚机制, 营造人人讲诚信的浓郁氛围, 以促进整个社会信用环境的改善。要特别抓好青少年的诚信教育, 让他们从小树立诚信观念, 以诚信为荣。

诚信是社会活动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诚信度的高低决定了经济组织的规模。缺乏注重诚信的社会氛围和道德约束, 市场经济就不可能顺利、健康运行。只有创造有秩序、守信用的市场环境、金融环境和竞争环境等, 才能推动经济建设健康快速发展。一个社会的诚信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制是确保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根本, 是维护市场秩序的保证。时代呼唤诚信, 经济发展需要诚信, 社会进步离不开诚信。

摘要：诚信不仅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要求, 更被近代以来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认可为是社会稳定与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一方面, 社会诚信水平是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而有所变化的, 另一方面, 它又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 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然而社会诚信缺失也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极大的危害。同时社会诚信作为一个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只有把经济与诚信有机地结合, 才能促使市场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地发展, 才能加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

关键词：社会诚信,经济发展,诚信体系,解决方法

参考文献

[1]文建东《:社会诚信与经济发展》.文明大观.2003年10期第34-34页

[2]杨瑞龙《:关于诚信的制度经济学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2

[3]周建军《:论诚信制度在企业中的地位》.社会科学家, 2008

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 第10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社会健康,成本

一、前言

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特别是对于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利用上, 如果不采取科学的管理措施, 将增加社会健康成本, 进而使得经济增长受到很多的限制。所以当前我们应该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的统筹发展, 以此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二、经济增长与环境、社会健康成本的关系

1. 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类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因而科学的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处理, 就会大大降低经济与环境的矛盾。如果从长远来看, 环境的影响远远大于经济, 因为环境不但对我们这一代人产生影响, 而且会对未来子孙后代产生影响, 因而人类在地球上要想更好的生活就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而经济发展的目的旨在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 这需要建立在拥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之上。就好像一些人在年轻的时候拼命的工作赚钱, 结果到老了花光积蓄去看病, 我们回头想想为什么要这样呢?政府当前越来越重视环境, 知道了环境破坏的后果, 于是开始向社会宣传保护环境, 并且正在花费巨资来治理环境, 但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到最初的那样。现在我们都明白赖以生存的环境对人们的健康有多大的影响, 只有环境好了才能长久的把经济发展下去, 而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带来的经济增长只是一时的, 无法长久下去。

2. 经济增长与社会健康的关系。

人们往往会为了一时的利益而破坏环境, 当环境破坏对人产生严重的影响后才会悔悟。我们知道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但是环境破坏了, 人们的生活质量就会大大降低, 甚至危及人的健康。因而需要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转变, 保持环境与经济的并行发展, 两者都不能偏废, 只有在健康的环境下发展经济才是正确的。

三、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社会健康成本实证分析

1. 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分析。

所谓健康成本, 主要是指人们为了更好的出行、更好的食物、更好的呼吸以及更好的生活时, 要承担的对应的昂贵的代价, 同时结果也不一定能够实现。由于健康成本本身的昂贵性, 通常我们承担不起这么昂贵的费用来达到健康生活的目的,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当前我们的社会并不健康, 而且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让我们真正过上更好的生活。所谓环境成本主要是我们所消耗的环境资源, 比如水资源、森林资源、矿场资源、土地资源, 以及被破坏污染的大气等, 这些都是环境成本的范畴。

2. 经济增长的社会健康成本分析。

经济增长主要为社会环境带来两个方面的较大的影响:其一是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社会各项保障也在加速的建立与完善, 同时社会各项政策的制定也使得居民的健康支出额度大大增长;其二, 经济高速增长也牺牲了自然环境, 使得自然环境受到很大程度的污染, 比如水污染与大气污染等都对人们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此外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很多传统的生活方式会被新的生活方式所取代, 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增加了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压力, 同时也会带来很多的不利影响。

四、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平衡的有效措施

1. 正视发展现状。

随着当前改革开放的加深, 我国的环境问题、社会健康问题正在面临新的挑战, 因而我们应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正视当前的情况:解决当前的社会发展问题为出发点, 进而降低经济发展对环境与社会健康的影响, 对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科学的规划, 同时也要依据我国当前发展的状况, 合理的制定出与我国国情相符的制度, 而且也要深入的研究我国国民的生存现状与发展状况, 从而能够对经济增长情况做出全面的评估;此外还要加大经济管理力度, 以此来增进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2.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单一化经济发展模式会限制社会的长远发展, 进而对当代价值观的构建产生影响, 政府要通过对当前社会、环境的研究, 不断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求创新, 并对当前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问题上进行深入的反思, 进而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构想, 在这种理念下应该加强资源与环境的统筹发展。此外我们还要对科学技术发展进行激励, 提倡用科学技术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通过科技的创新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多元化, 进而促进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 特别是对于资源环境与环境保护方面, 加大信息技术的利用率, 不断促进工作效率的提高, 进而带动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最终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3. 建立环境与社会健康保障体系。

因为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与社会健康的问题往往无法挽回, 因而只有采取科学合理的治理方法才能实现环境的逐渐恢复。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 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后代负责, 为他们留下一个健康的家园。所以我们应该构建起环境与社会健康保障体系, 加大环境与社会健康成本管理的投入, 加大对健康发展的重视, 以此来促进我国的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的协同发展, 同时降低资源的利用成本, 促进经济的不断增长。

五、结束语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而环境是这一切的基础, 环境不但与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而且极大的影响着我们的生存。因而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 应该对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 同时要加大对环境的治理, 让美好的生活环境与科学的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 进而创造出一个和谐健康的社会。

参考文献

浅谈经济增长与社会就业 第11篇

摘 要 当前我国就业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已经成为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最大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而就业的压力却越来越大。其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资本及农村剩余劳动的替代、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及劳动力价值的低估，应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调整投资方向，发展经济扩大社会就业，保持社会稳定大局，

关键词 经济 增长 社会 就业

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作为反映一国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两大重要指标，历来受到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视。有关二者关系，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1962年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其内容是，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一个百分点，实际GDP将低于潜在GDP两个百分点，即实际GDP必须保持与潜在GDP同样快的增长，以防止失业率的上升。作为一个经验规则，该定律论证了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二者呈反方向变化的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则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则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

一、近些年我国就业增长呈现放慢趋势的原因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保持超过8%的年均增长率，并由此推动物质财富的迅速积累，因而被一些中外学者称为“中国的奇迹”。然而，关系到民生福祉的就业并没有表现出同步的增长。就业增长呈现放慢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从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

一个国家就业状况的好坏取决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情况。一方面，劳动力需求与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工业化进程加快，我国走了一条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路径，资本深化不断加速，弱化了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使得较高的资本投资率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并不能相应地带动较高的产业劳动力需求。说明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未使就业率得以快速提高。“九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带动90多万人就业，“十五”时期下降到仅能带动80多万人就业。而目前，经济每增长1%只能为社会创造70万个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又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劳动力参与率等。我国劳动力的流动性逐步增强，从农村转移出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在二、三产业获得就业岗位，这种压力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将持续。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将使更多的人找到工作，这部分人员可能是原来城镇失业劳动力，也可能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前者使城镇失业率下降，后者提高净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相反，对劳动力需求增速的下降将使寻找工作更加困难，因而失业人数增加。

（二）从GDP增长的动力结构看

“发展经济，保障经济增长率”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一直所坚持的最大的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尤其是地方政府对GDP的增长率尤为重视。这本无可厚非，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和质量却存在着一些问题，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协调，能容纳大量劳动力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按照一般经济发展的轨迹，一国的发展是由农业国到工业国，产业结构从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向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占主导地位过渡。另外，部分地方政府急功近利，为了政绩工程大搞引进外资，兴建经济开发区、大型高校园区（大学城），这种短期行为也造成了就业不稳定性和大量资金资源的浪费。

（三）缺乏有效的工会组织来跟资方展开博弈

在我国的企业中，工人的工资水平普遍偏低，而资方所获利润偏高，从而造成“一次分配”就已显失公平。又由于劳工收入偏低，进而造成内需不足，于是只好低价超量出口。在我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企业工人正在受到国内资本和国外资本的双重盘剥。各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GDP连年高速增长，税收更是连年超高增长，但国民工资所占的份额却在逐年下降。这足以证明经济发展所创造出来的财富的分配在向资方的口袋和政府的金库倾斜，导致“国富民穷”、贫富差距严重。另外，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变成“工时超长型产业”，宪法所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和双休制在很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这实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剥削”，同时也减少了许多就业机会。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根源在于劳方缺乏博弈工具来保护自身权益。在欧美发达国家，员工的利益受到法律保护，他们一到下班时间便可准时离开，而且8小时之外企业无权再要求他们加班加点，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劳工的基本权益之一。

综上所述，我国的经济增长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就业率一直没有多少增长，以至于形成了奥肯定律悖论。

二、相关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特有农民工比重大，劳动力资源相对过剩，劳资双方力量悬殊及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高增长、低就业”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

政府要从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出发，在税费征收、小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经营场地、工商管理等方面给创业者提供更多的优惠和扶持，降低创业门槛，减少创业成本和风险，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要加快制定面向全体城乡创业者的优惠政策，扩大扶持创业的范围。创业者首先解决了自己的就业问题，另外，通过合伙创业、组建公司等方式带动更多的人就业，培养和造就更多的创业主体。

（二）调整投资方向

各级政府应尽快在投资方向上选择对最终就业效果有积极影响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使政策效应更加明确、更加具体地转化为就业成果，从而缓解目前面临的就业压力。

（三）完善工会组织来跟资方展开博弈

我国工人的劳动工资普遍偏低，而资方的所获利润偏高，政府应加大《劳动法》的实施、监督力度，切实保证工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妥善解决拖欠工资、工伤、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障问题，增强在岗人员就业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朱红恒.我国经济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原因.天府新论.2012（4）.

[3]黎德福.论二元经济的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法则”.世界经济.2010（8）.

[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社会与经济 第12篇

社会抚养费, 是中国政府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 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 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

中国在2002年颁布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 该办法第3条明确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参考, 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 确定征收数额。各个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的不同, 所制定的标准也有差异。总的来说, 就是违法多生育一个子女的, 按照夫妻双方上年度总收入的1~10倍向当事人征收社会抚养费, 再每多生育一个子女的, 依次增加3倍征收社会抚养费。

该办法规定对征收上来的社会抚养费资金的分配管理方式为: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应当全部上缴国库, 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贪污、私分。此外, 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经费, 由各级人民政府财政予以保障。

中国基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 授权各地自定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原则性规范 (见表1) , 同样多生育一个子女, 有的地区居民只需要缴纳几千元的社会抚养费, 而有的地区居民则需要缴纳高达百万元的社会抚养费。由此可见,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金额表现出了很大的随意性, 在各个当事人之间破坏了公平的原则。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 探讨中国社会抚养费的公平目标就具有了现实意义。

二、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的理论涵义

公平是指有关经济活动的制度、机会、过程和结果等方面平等合理。公共经济所追求的公平原则, 应该包括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

(一) 经济公平的理论涵义

经济公平是指经济主体在参与经济活动和分配经济成果的机会、结果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它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强调的是要素投入和要素收入相对称, 它是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由等价交换来实现的。

首先, 经济公平指的是机会均等和规则公正。其次, 从更深的层次讲, 公平指收入分配公正。这是对收入分配的尺度标准而言的, 即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 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 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平, 投入生产要素多者不能获得较多利润, 投入少者反倒获得较多利润, 那么, 劳动、技术、资本、土地就不可能被更多地投入, 社会资源就不可能得到充分有效的配置。

(二) 社会公平的理论涵义

公平从属的是一个伦理的范畴, 其实它更多地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一种平等的社会关系, 即社会公平, 其包括生存公平、产权公平和发展公平。社会公平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概念, 主要是指社会成员享有均等的机会, 拥有平等的权利, 特别是拥有平等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社会公平的实现机制是宏观上的一人一票与微观上的一权 (产权) 一票, 中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是从官本位的市场经济向社会公平的市场经济过渡。众所周知, 一种经济体制应该具有公平、发展与效率这三项功能, 或者说是三个特征。效率代表在短期内资源的配置状况, 发展是制度的实施给制度选择主体带来的稳定、长期的收益, 公平即社会公平是制度选择主体权利的实现状况。显然, 在经济体制的这三个特征中, 只有社会公平才是经济体制基本的、能够反映其本质的特征。因为制度是一种公共品, 而公共品的本质就在于具有共偿性, 如果一种制度的实施使一部分人获益, 另一部分人支付成本, 或者说一种制度的实施使一部分人支付较多的成本, 另一部分人支付较少的成本, 而所有人所得到的效用却是相同的, 那么这种制度就不是公共制度, 而只能是由利益集团单方面确定的, 以更便于掠夺社会财富的一种制度结构。

总的说来,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公平的实现往往既要求实现经济公平又要求实现社会公平。但在很多情况下, 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并不能完全兼顾, 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之间进行取舍。在经济发展速度显著,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经济大背景下, 我们应该更注重优先实现经济公平, 使社会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 以推动中国经济更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发展目标下, 我们应该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实现, 致力于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与政治方向相适应, 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社会抚养费政策的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辨析

(一) 社会抚养费政策的经济公平与不公平

1. 现行政策中的经济公平

社会抚养费政策中规定对违法超生夫妇征收社会抚养费, 以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这一政策规定遵循了经济公平的原则, 相对于符合政策生育的夫妇, 超生夫妇没有按照政策规定而多生育了子女, 他们比其他夫妇多一个甚至多个子女, 对他们征收社会抚养费以补偿社会资源的占用, 体现了一种经济公平。超生夫妇在此过程中多养育了一个子女, 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经济的代价,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社会抚养费体现了一种经济公平。

2. 现行政策中的经济不公平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超生婴儿和非超生婴儿没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在社会抚养费的政策制度下, 超生婴儿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远大于非超生婴儿, 也即是超生婴儿的经济成本远大于非超生婴儿, 但经济产出却是相同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又违背了经济公平的原则。

而且, 按《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规定, 对超生夫妇征收上年度收入的2~10倍作为社会抚养费无法体现市场经济中“等价交换”原则, 社会抚养费应该体现当事人关于超生事件对社会的补偿, 而1~10倍的年收入远高于对社会的补偿成本, 因而破坏了经济公平, 这一实际并没有履行市场经济的等价原则。

此外, 虽然《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对征收上来的资金有明确的管理规定, 但在实践中, 行政部门征收来的社会抚养费都是由下面几级基层政府按一定比例分配, 以用作计划生育事业的支出, 其中县一级政府占较大比例, 通常为70%~90%。例如, 《山东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 社会抚养费在省、市地、县 (市、区) 三级计划生育部门按5∶10∶85的比例分配, 用于计划生育事业。在此资金管理方式下, 社会抚养费除了对社会进行补偿, 还要为基层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提供资金支持, 超生对社会的补偿与行政部门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并不等价, 因此对社会抚养费资金的实际管理违背了经济公平的原则。

(二) 社会抚养费政策的社会公平与不公平

1. 现行政策中的社会公平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对违法超生的夫妇要征收社会抚养费, 体现了一种社会公平, 只要在不符合政策规定的情况下超标准生育子女, 超生夫妇就应该对社会进行一定的补偿, 就应该比符合规定正常生育子女的夫妇多缴纳社会抚养费。它体现了一种平等的社会关系, 即在社会生活中人人平等, 对不符合规定的行为, 就要承担比正常人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对违法超生夫妇征收社会抚养费是符合社会公平目标的。

2. 现行政策中的社会不公平

纵观全国, 对超生一个子女者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标准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固定倍数类, 即在征收基数确定的情况下, 按固定的倍数征收;二是浮动倍数类, 在征收基数确定的情况下, 设置一定的倍数区间, 这种做法较普遍;三是固定数额区间类, 设置征收额的上下限;四是设置下限类, 只规定征收额的最低倍数或金额 (见下页表2) , 列出了部分地区对超生一个子女者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标准。由此可见, 不同地区之间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不同, 且差距较大。这一现状无疑破坏了每个社会成员之间所应有的平等关系, 对相同情节的当事人所要求的社会补偿金额存在差异的做法, 更是违背了社会公平的目标。

另外, 在基层政府进行社会抚养费征收的实际工作中, 同一地区相同情节的违法超生行为所缴纳的社会抚养费也会存在差异。本可以按标准直接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当事人, 因为征收标准的浮动空间, 会致力于找领导、拉关系, 以求降低其需要缴纳的社会抚养费金额, 而找不到关系的群众只能按照规定标准缴纳社会抚养费。因此, 这一工作实际严重破坏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的社会公平原则。

除此之外, 对征收上来的社会抚养费资金管理的方式也违背了社会公平的目标。社会抚养费本应用于对社会的补偿, 但是在上文所提到的管理体制下, 社会抚养费大部分用于与计划生育事业相关的工作, 成为了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的工作经费。而违法超生夫妇根本没有义务承担职能部门的计划生育相关工作经费, 且对于符合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妇而言, 则完全不需要承担这些, 因而这一政策规定与工作实践也违背了社会公平中人人平等社会关系的原则。

目前中国的社会抚养费政策并不具有法律性, 因此超生夫妇在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政策下缺乏法律的保障。面对不规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行为, 当事人就没有健全的法律程序来维护自身利益。在《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中, 只对当事人的超生行为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 并未对职能部门的不规范行为作出明确的处罚规定。这些法律不健全、政策不规范等问题, 体现出了一种社会不公平的事实。

四、社会抚养费政策改革中的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取舍

(一) 与中国经济现状相结合, 应以经济公平优先

近年来, 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显著, 公众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社会民众也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提升, 人们传统的“生儿育女”观念也在慢慢复苏。与此同时, 目前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对于一些高收入群体而言, 根本不是问题。因此, 近年来超生人口一直都呈现上涨趋势。针对这一现状,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应该进行适度的调整, 在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的目标下更注重经济公平。提高对高收入群体的社会抚养费与年收入的倍数, 对高收入群体征收较高的社会抚养费, 将他们的“超生无畏惧心理”扼杀在摇篮中。

在当前社会抚养费相关法制不健全的条件下, 应该制定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对超生当事人和行政部门的行为都加以约束。而且, 在法律制定过程中, 针对上文分析的社会抚养费与收入水平挂钩违背了经济公平的原则, 可以对社会抚养费与收入水平的倍数关系进行微调, 将2~10倍的倍数关系调整到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 以期与中国经济现状相结合, 并优先实现经济公平。

(二) 与政治方向相对应, 应兼顾社会公平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 其中“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内容之一。由此,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 在社会抚养费要最大限度实现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原则下, 应该在优先经济公平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因此,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制定社会抚养费的标准时, 除了实现经济公平的原则, 还应该注重社会公平的目标。一方面, 适度降低社会抚养费与当地人均收入的比例关系;另一方面, 对于年收入低的家庭适当降低社会抚养费的标准, 尽量控制贫富差距的增大。

除此之外, 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也应纳入法制化的目标, 对其征收金额应该严格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标准来履行。将此规定纳入到法律制度中, 对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加以界定并提出惩罚措施。同时, 对低收入、困难家庭的征收标准和征收期限规定一个统一的浮动标准。这样, 在优先经济公平的同时, 还可以兼顾社会公平, 从而更好地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摘要：运用对比分析方式从社会公平与经济公平角度对社会抚养费的相关政策制度以及实际工作进行分析, 并以研究结论为基础, 探索社会抚养费相关政策改革中如何确定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取舍之道, 以求社会抚养费政策更加公平。

关键词：社会抚养费政策,经济公平,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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