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者》范文（精选5篇）

《闯入者》 第1篇

老邓在老伴去世后独居,频频接到来历不明的电话。这一情况让两个儿子很担忧,但老邓与大儿媳无法相处, 也不能接受小儿子的同性恋身份,不想让他们介入自己的生活。直到遇到一个跟踪她的十几岁少年,一段尘封的回忆才被揭开。

全片统一在老邓的视角中,以两个空间的交错开篇。从老邓接到陌生电话开始,就穿插着另一个时空下混乱的房间,暗示一个犯罪现场和老邓接到的电话之间的联系。接着老邓带孙子去养老院看望自己的母亲,儿媳姗姗来迟,言语之中能看得出婆媳之间日常的争执。前往大儿子家中,老邓执意要给孙子做狮子头,不顾大儿子一家人早已做好的安排,固执地强加自己的意志。老邓穿过长长的走廊,进入一家男士按摩院,来到办公室, 小儿子和他的男伴正在做饭,老邓故技重施栽进厨房, 这种“闯入”更加直接,用狮子头做武器,打着母亲的旗号,理直气壮地进入儿子们的家中,捍卫自己在他们生活中的影响力。老邓的行为带有强烈的中国家长逻辑。但她的孤独在她去养老院探望母亲时也得到呈现,她对母亲说自己已预定好了自己的床位,等母亲去世自己便住进来。这种措辞更像是在儿孙处碰壁之后在更弱势的母亲面前的发泄。老邓的性格描述至此达到了一个完满的节点,强硬、固执、自我,是为本片埋下的暗线做的伏笔。王小帅企图将这个并非空巢却胜似空巢的老人的生活现状作为一个引子,勾起对如今当下中国老人生活的一次总结。与儿子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却有巨大的隔阂, 这不仅仅与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有关,更与老邓自己的性格缺陷有关。

一个少年跟踪老邓,犹如一个幽灵在老邓家小憩一夜。梦境中男孩躺在她的身边轻抚她,像是跨越边界的触摸,却也杀机四伏,男孩举着刀朝老邓砍下。老邓醒来后,男孩消失,警察出现。男孩在小区里犯下了一宗入室杀人案,老邓则是他的猎物之一。惶恐之余,我们几乎忘记的另一条线渐渐浮出水面,当老邓接到的那一通无名电话再次响起时,我们从老邓口中第一次听到了“老赵”这个名字。从儿子们的交谈中,我们得知老邓当年在三线工厂借用“文革”揭发之风迫害了老赵一家, 获得了进京的资格。老邓决定回到贵州的旧厂区寻找老赵一家。敲开赵家的门,斯人已逝,老赵的妻子给了这个意外来客重重的一巴掌。可直到躲在屋内的少年露面时,我们才看到了故事的全貌,不速之客就是老赵的孙儿, 他为了报仇来到北京跟踪这个祖辈口中的仇人。在人人自危的年代,牺牲别人而实现私利,造成另一个家庭的不幸,直到垂垂暮年,老邓才第一次有机会为自己赎罪。从这个角度看,老邓始终是自私的,她违背法理而选择情理只是为了弥补过失,但她什么都不能补偿,反而把情况引向复杂。最终少年像困兽一般跑向楼顶,从窗口坠落,老邓面如死灰。时代的清算早已结束,人性的善恶早有定论。

看王小帅的作品,《冬春的日子》、《扁旦姑娘》或展现人的隔阂,或表现社会的动荡迷失。《青红》则首次将镜头聚焦到王小帅本人魂牵梦萦的贵州三线工厂, 对那段回忆进行了追溯。《日照重庆》使用了类似《公民凯恩》的非线性叙事手法,把最激烈的劫持案件放置在父亲寻子的过程之后,突出矛盾之外的情感动机。

文学叙事中有一个“闯入者”的概念,指在故事环境之外的来客带来了新的冲突和理念,造成稳定秩序的坍塌甚至颠覆。不知王小帅是否借此题目直接表明了本片的动机,“闯入者”含有两层意义,一是指闯入儿子生活的老邓,其二则是闯入老邓生活的少年和他所代表的那段回忆。正是由于双重构架,本片出现了断裂的叙事节奏,一个是当下苦叹“这个家我拢不住”的老邓, 一个是“文革”时期争抢进京名额伏案写检举材料的老邓, 人未变,时代变。如何把两个时代的困境统一到一个戏剧情境中?王小帅选择了悬疑寻究的方式。与《我11》相比,《闯入者》更流畅、更能突出主题。但是断裂带来的错位并没有有效通过叙事弥合,前半段的故事几乎可以独立成章,却没有将反思“文革”的元素埋下。在影片过半之后才借儿子之口交代历史后景,而这个着墨不多的后景却成为了影片最终的落脚点,造成了空间的一次跳跃,这使我们不得不质疑这种构架的合理性。也许今天的我们需要以这种跳脱的视角重看“文革”。人为抹平的历史远去,能记住的只是在历史中的切身痛感, 跳脱的背后是对疼痛的回避,像是一个对遗忘的警示, 今天的一切都源于过去。

摘要：文学叙事中有一个“闯入者”的概念,指在故事环境之外的不速之客,这位不速之客带来新的冲突和理念,从而造成稳定秩序的坍塌甚至颠覆。不知王小帅是否借此题目直接表明了本片的动机,“闯入者”含有两层意义,一是指闯入儿子生活的老邓,其二则是闯入老邓生活的少年和他所代表的那段回忆。

绿茵闯入者 第2篇

克罗地亚国脚爱德华多“惨案”传来，英足坛上下震惊，世界各地球迷为之祈祷，但真正举国慌张的，非克罗地亚莫属。主帅比利奇嘴上说着“相信泰勒不是有意的”，心下早已将最恶毒的咒骂送给了伯明翰后卫。预选赛12场进10球，你不难理解这个出生于里约热内卢的小伙对于克罗地亚的欧洲杯之行意味着什么。

人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同周遭的环境和事物产生互动，逐渐形成自我意识，确认自己的存在。倘若自幼生活在异国他乡，难免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具有决定性作用；倘若成年后徙居，更可能是因为利益关系选择最终立场。一对兄弟的例子：自陈思考时用英语的维埃里兄弟，克里斯蒂安“顺理成章”地成为蓝衣军团首席杀手，小五岁的马克斯因实力有限，无奈选择为澳大利亚效力。按种族来说，哥俩都是不折不扣的亚平宁半岛人士，论意识形态，又更偏向抚育其成长的澳大利亚。

种族一词，自古以来殊难界定。各门各派的科学家各持己见，抛出了无数或高深或浅显的定义，始终不得一致。于是，有人认为种族是一种社会构造，以政治化的“群体”、“民族”等中性词来谈更加贴切——一个角度翻来覆去无解，势必要转向另一种诠释方式。在历史长河的繁衍和变迁中，种族也在持续地经历新生和灭亡。其中，“地理大发现”的意义如此深远，数百年后的足坛也不免深受影响。

非洲和新大陆成为欧洲列强剥削和殖民的沃土，黑人被送到所有存在白人的地方，旧大陆冒险者不惜跨越大西洋淘金，这般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归根结底是要往“钱”走。20世纪初，足球成为三百六十行之一，无论黑人还是白人后代，凡是能搭上点关系的南美球员，都削尖脑袋要朝欧洲钻，能加入对方的国家队，更意味着站稳脚跟。当时，职业球员并未赚到天文数字，但阿根廷人切萨里尼于1929年成功转会尤文图斯，4000里拉的月薪已是中产阶级（医生、律师之流）的四倍。他和同胞奥尔西、蒙蒂一起，为尤文图斯创造了最初时期的辉煌，而后二人更是为意大利夺得1934年世界杯立下汗马功劳，第一批的“闯入者”打响了口碑。

现今国家队名单上的球员可分为四种状态：本土族群、移民后裔、前殖民地、改籍。前三者入选被视为天经地义，但文化背景天差地别，荷兰白人和苏里南人的内讧已经不是秘密。最受舆论刁难的改籍者，反倒不易喧宾夺主。无论技术特点还是擅长位置，他们本就因新国缺人而被征召，上场后的作用显而易见。一些“扶贫”第三世界的改籍球员，更可名利双收。但媒体和球迷担忧的是，如果卡塔尔重金“诚聘”艾尔顿的案例愈来愈多，“国家队”将名不副实。

国际足联多次修订规则，限制改籍条件，加入“球员必须在该国生活两年以上”等条款。然而，打补丁的速度始终跟不上钻空子。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卡塔尔照样从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挖出了几名外援，让他们堂而皇之地听完国歌上场踢球。从球员角度，这样或能人尽其才，那么，雇主的胃口有多大、品位有多好呢？1994年世界杯后，美国足协起劲地满世界找人，听到哪位哥们有意都要拉来谈谈，随时准备呈上绿卡，结果四年后小组赛三败出局，2002年依靠本土新人多诺万才找回正确的方向。英格兰在西曼退役后门将位置告急，如果阿穆尼亚表一表决心，卡佩罗就点头，福斯特会怎么想？

《闯入者》 第3篇

一、戏剧情境铺陈——“空间”韵味

影视艺术除去镜头语言的表达,核心部分需戏剧性叙事来搭建传奇故事,所有故事脉络都应围绕戏剧情境来铺设。“戏剧情境是促进戏剧性冲突爆发、发展的契机, 是使人物产生特有动作的条件。”[1]同时,戏剧情境“包含了两方面内容:特定情况、环境和特定的人物关系。”[2]

导演采用小景别的交代方式,外加空间范围的局限(即老邓一家所在生活社区、学校、养老院、公车), 以凸显主人公狭隘、阴郁生活的日复一日。同时,老旧的居民区和现代化居民楼、公交车和现代轿车、家庭和养老院、北京和老三线,形成四组完全对立的空间环境, 试图对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展开探讨,进而推出时代更迭的后遗症,如此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大社会背景对人心的导向。纵观影片中的环境,渗透着萨特禁闭剧的影子。 当电话铃声响起,电话那头只有喘息声从无人应答,进而促使老邓一家处于被动的猜测状态,随影视时空流转, 接电话者张军和邓美娟的往昔罪过都通过对话呈现在观者面前。大军接后,推测是因工地纠葛,想到自己没给工人钱的事件。而老邓开始疑神疑鬼的推测是自己死去的老头子,终感知是一份关于老赵多年前罪责的讨债, 老太太强悍的内心在无人作答的电话前坍塌,对老赵一家的忏悔成为影片呈现的重要情节。可以说此类外在情况和环境的铺设,对影片情节的搭建具有直接促进作用。

戏剧情境书写中还有更值得推敲的环节,即故事的人物关系设定,这也是故事讲述的基石。回看具有王小帅标签的影片不难发现,人物关系谱呈现去复杂化,《闯入者》也延续简单人物关系原则。围绕居住在北京的一位年过六旬丧偶老太(文革时期的“施暴者”)讲述, 观者看到老邓以忙碌的状态掩饰过往的不堪,却难掩心魔的不停拷问,同时在老邓的现实生活中言行举止透着特殊时代寄予的强权纠察之使命感,这种盲目监督的责任感成为剧中所有矛盾的症结所在。其次,老邓两个儿子的定位选择依旧延续“小人物”的命题特质:大军忠厚沉稳,事业家庭均走在小康道路,是婆媳之间的润滑剂, 扮演着时代的附庸且一切行动都在中规中矩中;小兵性格叛逆,以做网店为生的同性恋者,也是老邓强统治最无能为力的失败案例,其身上散发着现代社会与“红色” 年代的观念对垒。除此之外,影片还塑造了处在暗处的角色——红帽少年(老赵的孙子),给予少之又少的对白来增加神秘气息。同时创作者巧妙地赋予他“红帽” 形象,来引出红色时代尘封多年的往事谜底。仅几组人物设定,影片的故事即能表达出创作者对其内涵的推敲, 这应该归因于小帅导演多年创作经验的把控。

影片《闯入者》依靠戏剧情境的铺设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和人物关系谱,为观者搭建起通往剧情深处的时空桥梁,进而不断探索事件蔓延过程中迸发的“空间” 韵味。跟随人物关系的交错牵制,使老邓心理感知也越发清晰,成为引导剧情悬念的关键所在,也促使戏剧性越发丰满。

二、戏剧悬念预设——“红帽”危机

剧作者根据人物关系及戏剧背景制造出观者期待的情节变化,带来人物命运的难以捉摸,在此基础上依据冲突的展开,在悬念到来时为某一社会问题发声,使观者跟随悬念的起伏变化感受这一社会问题的好与坏、善与恶、情与理。

电影《闯入者》里的悬念设置在影片开始就与主题契合度极高,随情节发展精彩碰撞不断升级。于影片前端: 1. 多次电话铃声的响起,接起后无人应答,最终传来“嘟嘟……”的挂机声。几组镜头后观者开始注意到这个并非偶然的叙事导引,到底电话那头是什么人,又有怎样的起因。2. 邓老太一家相聚老大张军家吃团圆饭时,剧情安排神秘人第一次出现,王璐闻门铃声开门见一大堆垃圾涌入,暗处行为冲突升级至正面,当张军和张兵楼梯、电梯双重堵截时,与张兵同电梯而下的红帽少年开始隐隐显现出不安定因子,同时少年的鸭舌帽遮住面部也为剧情悬念的铺设贡献了一些主观价值。3. 进而又通过一组夜间向老妇家扔砖头的镜头,开始从事件发起者邓老太的主观视角看到带红色帽子的陌生少年。《闯入者》 通过画面静态表达,一遍遍神秘电话、垃圾堵门、扔砖头事件的敲击,营造出神秘且不安的特殊情况和环境, 为影片扣上悬疑的基调,一股如涓涓细流涌入的“闯入者” 形象在电影开端即显现悬念契题效果。

同时,邓老太与少年造就虚实模糊的意识跌宕。1. 邓美娟留少年住在家里,给他做狮子头,把对家人无处安放的爱部分地放在了他身上。然而邓美娟不知道,这是“引狼入室”。2.“红帽少年”操刀欲砍、撕碎照片、老太街头追寻少年的镜头书写,刻意模糊现实和想像间的界限,此处剪辑也跳脱开慢速行驶的节奏,影片的戏剧张力因此而增强。然而,悬念的铺设如此之多,又该以怎样的感知体验抛出解决悬念时的社会深思呢?《闯入者》 在片尾采用区别于片头的非常态化静态审视,转以快节奏逼近事实真相,以从“红帽少年坠楼”事件引发社会深思。当红帽少年落地时,有种危险因子坠落的寓意, 同时导演有意把红帽少年设置成红色记忆的代表,他的落地徒增起邓老太罪责问鼎,即祈求原谅的遥遥无期, 传达出个人的消失并不能泯灭整体的无意识,所以一人的悔悟也是无法去除伤痛或者换回和解。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邓美娟表情复杂的脸上,存在更多的还是茫然的韵味,社会在进步,然而总有这么一群或一批人处于迷茫状态,他们努力前行却依旧找不到救赎的方向。

观影体验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来自视听感受,而真正带领观者进入影视世界的还是悬念生发的浮城迷事。小帅导演在《闯入者》的悬念塑造上,采用大量跟镜头制造“鬼视点”不断寻求影视语言的悬而未决;又在故事创作的结尾,打破国内大团圆结局的观影期许,采用欲罢还休的问题悬置,真正把戏剧悬念推向高潮。“红帽危机”带给人们深思的人心救赎,预警还在继续。

三、戏剧动作对垒——“心境”变迁

传统戏剧样式中台词和舞台动作是组接戏剧的精髓, 所谓人物形象都是在言行举止中或正面或相反的显露个人色彩和内心情绪。影视作品中戏剧动作的描摹同样适用,以下将从形体动作和言语动作展开《闯入者》的剖析, 探寻动作背后的心境变迁。

“一般说来,冲突就是未获得解决的戏剧性动作。”[3]影视艺术里言语动作在推动情节和叙述故事的同时,也在打开话语制造矛盾冲突。影片中有一句魔咒一般的象征话语,即“狮子头”系列,老邓总想给家人做狮子头吃, 甚至老邓把自己心心念念想做给家人吃的狮子头做给红帽少年。“狮子头”被创作者披上如狮子般霸道的压制, 同时又处于尴尬的位置,两家人面对这道菜时的选择也在细微展现出家庭环境的殷实与窘迫差别。而未谋面的 “闯入者”以电话骚扰,张军接电话说是“刘胖子……”, 邓老太接电话开口猜测“老头子……老赵……”,此处显然是用对白给出信息,引出事情的真相给予更大的事件悬念。随期而至的张军和张兵兄弟俩的对话却发挥了与前者不同的效能,“老太太拼命的写他的揭发材料, 后来……”。此处对白与老邓和死去的老伴对话处相关联, “老黄打来电话说老赵去世后好像有什么不对劲的……” 通过以上对白交涉,知晓红帽少年是来寻仇的,由此, 一股尘封了近40年的贵州回京风波在人物动作里才完全解码。

戏剧作品中把形体动作分为:纯粹外部动作和性格化形体动作。诸如张兵翘小指往耳后撩头发、为男友细腻的解开围裙的动作,足以传达出老邓的小儿子是同性恋。当年为了小兵能在北京落户一直难逃罪责,一辈子要强的老邓面对此刻被认为异类的小儿子,内心苦楚可想而知。与此同时,对于邓老太代表性的戏剧动作可以用“一记耳光”、“一次下跪”、“两回奔跑”来总结。 来到贵州的老赵家,老赵妻子旭芳给邓美娟的“一记耳光”分明提示着:历史结下的仇恨没有因红帽青年的离开而轻易消解,也只能用扇耳光的方式图个片刻痛快。 而两家被仇恨渲染的代表见面,邓老太选择以下跪的动作求得片刻心境安宁,“这一跪”因为历史的纠葛而包含了太多的内容,到底是认错、忏悔、祈求对方的理解、 还是给自己一个安慰?或许都是,亦或许都不是,但毕竟暗示着某种和解的表象。“两回奔跑”都是为了罪过, 一是邓老太怀着善意且要赎罪的心情提醒老赵孙子有警察来抓他,这是邓老太的奔跑;二是少年为逃脱罪责摆脱警察而逃跑,这是红帽少年的奔跑。事情却因少年不慎坠窗,造就赎罪的行动像悬置半空中的窗户,摇摇欲坠又后悔无期。

这样一段对过去的动作化剥离,我们看到的远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少年在沉沦,老邓在悔恨中接近疯癫, 警察无能为力,只能化作法律的执行者,而社会也秉承不了心理康复中心的使命,它只负责接纳和呈现。

四、结论

“闯入者”观致 第4篇

作为奇瑞与以色列投资集团量子公司共同出资建立的一个全新品牌，观致自今年初相继在日内瓦车展和上海车展上亮相以来，就一直备受关注。

然而，目前汽车市场上已拥有众多成熟汽车品牌，仅观致3所处的紧凑型家轿市场，也已经有诸如菲翔、速腾、福克斯、C4L等不少有力的竞争对手。那么，人们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全新品牌的产品？

“一个全新品牌的美丽之处就在于没有历史包袱。”观致市场及销售部执行总监卫思梵（Stefano Villanti）对《时间线》说。

其实，观致筹备之初，也曾想过购买一些国外品牌，但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既然我们是一家扎根于中国的全新公司，就不需要将自己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也不需要继承什么东西。”卫思梵说，“况且每个行业到了一个成熟的水平时，创新就会存在难度。但是对于从零开始的观致来说，这样的难度会小很多。”

观致拥有一个强大的国际化团队，管理人员来自大众、宝马、沃尔沃、萨博等公司，更引人关注的是，在观致品牌刚发布时，观致汽车董事长兼CEO郭谦就表示，观致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家传统的制造公司，而是将自己定位为一家“创造全新消费者体验”的汽车公司。

它宣称，要以打造苹果手机一样的模式打造汽车，在设计、用户体验上实现创新。比如进行广泛的用户调研，确定消费者需求及产品定义；在生产制造环节上，让供应商在产品开发早期即介入，进行同步开发，这样既可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成本，又能提高产品匹配度与品质。

事实上，观致花了四年时间，进行了大约250多起市场和用户调研。调研人员在测试车里放置了八个摄像头来观察消费者在车里会做些什么事情，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其驾驶及车内娱乐等喜好。

基于这些调研数据，观致确定了其目标受众为25岁至35岁的年轻都市消费者：为了买到更好的产品，他们愿意平均额外支出一万元。而外观和品质是两个关键因素，除此之外，操控、空间也是其注重的购车要素。“所以，你会看到观致比同级别的车大一些。”卫思梵说。

当然，对于一个新品牌来说，最大的难度在于赢得消费者的认可和信任。“买车毕竟是一项很大的投资，怎样让消费者相信，我们同现在的大品牌有同样的质量和技术呢？”卫思梵说，“我个人认为，不要给顾客讲故事，应该摆事实。如果将观致3轿车与竞品在细节上一项一项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到观致3轿车的品质。”

由于是汽车市场的新进入者，尽管其在2013年欧洲新车安全评鉴协会（Euro NCAP）的测试中获得最高五星评级，但因为安全性已经是目前几乎所有品牌汽车标榜的必要元素，所以这并没有成为观致3推销的重点。

其更多强调的是与其他品牌的不同之处，比如对于观致3的双离合变速箱，一大特征就是其技术方案是电动驱动，而不是很多厂商采用的液压驱动，另外，其还选择了成本更高的独立分开的电子控制单元（ECU），而不是直接与变速箱接触，这样的设置均能增加双离合变速箱的稳定性。而即使低配版，观致仍提供了16英寸铝合金轮圈、LED日间行车灯、LED导光轨组合式尾灯、带8英寸电容式抚屏的观致MMH多媒体信息娱乐系统等。

观致3最大的亮点当推其与微软合作研发的观致逸云多功能云导航和车管家服务，其通过免费3G网络可实现导航、车辆管理等功能，而且消费者完全可通过手指滑动来操作，取代了按钮和多级菜单。车主甚至可以在家里用APP规划好行程，上车时，行程就会自动出现在车载系统上了。它还结合网络一代的需要，融入了很多社交功能，比如签到。

不过，从观致的配置上可以看出，曾经宣称要做“汽车界中的苹果”的观致并没有像iPhone对手机行业所做的那样，给汽车行业带来用户体验上的颠覆性革命。卫思梵也承认，由于汽车行业的属性，他们所做的创兴并不能称得上是革命性的，“我们认为创新来自于对用户体验的真正了解，而后根据用户需要来设计产品和服务。”

其实广州车展前，对于观致3的售价，坊间主流传闻为13万至18万之间，而现实情况显示，观致放低了身价。

然而与竞争对手相比，观致3的价格仍不具有太多优势，甚至与同级车中以“贵”著称的速腾相比亦如此。观致3 1.6T致悦增强型比配置相近的速腾1.4TSI 时尚型还贵了4000余元。

目前，观致已与100多家经销商签订了合作协议，其希望短期内覆盖中国60%以上的区域。另外，它位于常熟的生产基地也已投入生产，第一期的年产能预期为15万辆，但第一年不会马上达到如此规模，未来则会将年产量提升至30万辆。

可以说，观致打造出了一款在产品品质上不逊于国际一线厂商的车型，但作为一个新品牌，要想尽快占领市场份额，主要依靠的仍然是性价比上的优势—小米已在手机行业做出了榜样。

当“闯入者”撞上“铁板” 第5篇

他与王小帅相遇的这个场合，是在上海召开的2015年中影华影春季新片推介研讨会。王小帅在发言中反复提及“给大家添麻烦了”，话题的起源则是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闯入者》排片争议。

2015年4月30日，《闯入者》上映第一天，导演王小帅发表长微博，开篇直言：“这可能是商业片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严肃电影最坏的时代。”

这部电影获得了71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第51届台北金马奖等多个奖项的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提名，但上映当天排片只占全部院线资源的1.32%。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的数据以及行业统计，目前中国有超过2.36万块大银幕和大约4000家可统计票房影院，它们主要被45个城市院线所掌握。

愤怒和抱怨，无法打破这块由影院、资本、制片方以及观众共同铸就的“铁板”。

给房地产打工的电影院

王小帅说，这可能是一个严肃电影最坏的时代。

而北京新影联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周铁东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是院线最坏的时候。”

虽然院线前10名中有5家在最近5年保持了超过30%的复合增长，但十大院线的单场观影人次均逐年降低，每年平均减少6%，到2014年是平均每场不到25人。

与之对应的一种说法是，中国影院平均上座率是15%，而在美国可以达到30%。

周铁东以一家典型影院的运行向本刊记者举例说：“经营时间5年，8块银幕，年票房收入在2000万元左右，在业内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但它还是在赔本。”

因为，影院拿到的票房收入最高只能达到50%或略高，但一年房租是800万元，还有至少200多万元水电煤气物业费，“再扣除员工工资、增值税等，能不赔吗？”周铁东说，“所以现在很多影院是在给房地产商打工，地产商做院线能尽情扩张，因为物业是他们自己的。”

在他看来，电影票房有一半以上都化入房地产泡沫，“这不是电影产业能够解决的问题。”

“过去院线方拿17%的手续费，后来渐渐萎缩到7%，再到3%，现在3%都不保。而且由于恶性竞争，院线之间几乎是恶意降价：你到我这个院线来，只抽2%;另一个院线说我只收1%就行了，有的院线干脆说我不但不要你钱，还给你补贴。”这位资深电影从业者有些气愤。

横店某影院总经理张天（化名）也以近年横店在北京工体地段建设的一个影院项目为例加以说明。

“4000平方米场地每年房租900万元，加之水电、人工、折旧以及企业所得税等税费、贷款利息、院线加盟费等等，每年要有4000万元收入才能保本。4000平方米场地大约能有800到1000个座位，也就是单座产出就要超过4万元，而当时全国平均数才2万多元。”他说，“在美国，爆米花等卖品的入账是影院年收益的60%左右。而在中国，一般只有12%。而且，这些卖品的税金要交17%，利润也不算高。”

“从横店每家影院的综合运营来看，租金和物业大概要扣掉票房的15%，员工工资约占10%，还有设备更新维护、水电费等，最后留给影院的，只有10%左右，这还算是高的。”张天说。

需要提到的是，目前中国仍以小影院居多，平均每个影院只有4.8个厅。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复联2》这样的商业大片同期上映的影片，势必遭受挤压。

“当银幕总数超过3万块进而达到5万块的峰值时，中国电影产业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层级结构将成发展的必然。”周铁东认为，“我们还需要时间，需要积累，需要慢慢建构。”

经验胜过大数据

具体而言，院线排片一般有两种方式：从总部下达排片指导意见，或由影院经理决定。

张天向《瞭望东方周刊》解释，排片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影片前期宣传声势越大，越容易获得高排片;影院第一线观众对影片的关注度;影片主创阵容越大、投资越大，越容易获得高排片;影片题材、类型，青春、喜剧、动作等新近市场走俏的类型能获得更多排片。

“我们会从时光网、豆瓣网等专业网站提前获取影片信息，也会关注诸如‘第一制片人’、‘电影票房吧’等微信公众号和自媒体平台，从新浪微博、朋友圈等发行方几乎能用到的所有平台获取综合信息。”张天解释。

同时，他们会进行同档期竞品分析，并以上述判断依据给出排片结果。有的片方也会邀请影院经理提前看片，使后者有更直观的判断。

张天没有提到的是，由于互联网介入电影行业，出现了格瓦拉、猫眼、微信电影票、抠电影、大众点评、淘宝电影等购票网站，近两年整个行业都在通过这些平台获得更加具体直观的数据值。

不过，目前并没有数值计算、模型生成等客观“硬性”数据标准，排片大多还是依靠院线经理的经验进行预判。

周铁东不无感叹地告诉本刊记者：“都说经验主义害死人，但其实大数据才害死人。”他认为成熟院线经理的经验预判，更具有参考价值。

“美国才有资格说大数据，它有观众分割学，有各种各样的地缘人口数据，而且它有独立于行业之外的许多专业调研咨询公司。但我们没有这样的系统建设。当我们能够积累翔实客观、没有被污染掺水的小数据时，才有资格去谈大数据。”周铁东有些激动。

一个例子是2014年的《一步之遥》，大数据运算预测有25亿元票房，“最终只有五分之一。大数据还显示《智取威虎山》就不应该投拍，最后人家也获得了近10个亿的成绩。”他说。

给返点的不是为了票房

院线经理通常情况都能预判准确，当然也有例外。

张天说：“最近的一次失误，就是看走眼了《赤道》和《何以笙箫默》。预判时，《赤道》主创阵容强大，拥有诸如张学友、张震等明星，梁乐民、陆剑青之前执导的《寒战》口碑票房都很出色，所以预期能产出4个亿的票房，实际到现在才不到2亿。我们首日给出的排片超过《何以笙箫默》，第二天就提高了后者的排片。”

“即使是我们集团旗下出品的影片，也许在上映第一天会获得排片照顾，但市场反响不好也会减少排片和场次。”张天告诉本刊记者。

他提到《何以笙箫默》时，强调了片方在全国展开声势浩大的路演宣传，对市场影响力巨大。

周铁东也认为：“在这个注意力分散的时代，将受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产品上来，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然而，并非所有影片都能靠宣传打开局面。2014年的《黄金时代》前后历经了8个月的宣传，主创阵容强大，仍然遭遇票房惨败。

张天将此归咎于题材：“现在的主流年轻观众有几个认识萧红？”

院线经理最讳莫如深的就是“排片潜规则”。

关于“排片返点”，张天说：“这个现象确实存在，但像《变形金刚》这样的影片不给返点，难道有影院会少排片吗？一般返点给得高的，基本上是对票房没有底气和信心的片子。”

“不过由于影片投资情况复杂，这样的片方目标一般也不诉诸票房，有可能只是为了‘露个脸’给资方一个交代。”他补充说。

“所谓‘潜规则’，还有‘不看就没有情怀’这种拿艺术情怀对观众和影院进行双重绑架的行为，都是我们这一阶段产业发展不理性的现象。”周铁东说。

他解释，“在美国，无论是排片还是观众都摆脱了盲目性。比如教父级影评人罗杰·伊伯特，他的大拇指屈伸能决定一个影片的死活;同时还有专门的影片前期预测公司，会提前对片子作出准确性预估。中国电影产业化只有十来年，这是一个必经阶段，产业链需要慢慢健全。”

“铁板”是如何形成的

2011年，国内院线一致看好的好莱坞大片《铁甲钢拳》，被名不见经传的小成本爱情喜剧《失恋33天》逆袭。此后喜剧片、青春片崛起，市场反响越来越热烈，影院不断增加排片。

在王小帅眼中，《闯入者》进入的其实就是《何以笙萧默》等青春片占主导的电影市场。但是对于院线来说，后者大大拓展了新的市场空间。

“目前全国二三线电影市场出现井喷，小镇青年成为观影主力，这使得《何以笙萧默》这样的影片成为票房主力。现在青春、喜剧、动作等类型片市场走俏，《左耳》《何以笙萧默》《赤道》我们都定义为‘烂片’，但就是有票房，它们符合集体观影的影院氛围。”张天说。

《何以笙萧默》等的高票房现象，在张天看来，是由于“粉丝效应，精准的受众定位”。

即使获得成功，但二十一世纪校园电影院线董事长林宇告诉本刊记者，《匆匆那年》《微爱》这样卖座的青春片，也在转向校园院线推广宣传，而《亲爱的》《万物生长》等文艺片也看准了校园市场。

青春片以及喜剧片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形成“铁板”并不奇怪：虽然还有一些青春片在经历着“影院一日游”的尴尬，但它们不仅击败过国产严肃片、文艺片，还成功支撑了国产电影票房逆袭好莱坞。

这一现象在2013年达到顶峰：《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击败《特种部队2》《遗落星球》《被解放的姜戈》等好莱坞大片。

《北京遇上西雅图》首周末票房突破7000万元，将同期上映的《虎胆龙威5》《生化危机5》等好莱坞大片都甩在身后。它在全国排片榜上持续高居第一，还压过后来上映的《巨人捕手杰克》。

周铁东说得很清楚：“资本的本能就是趋利，影院要活就不能为情怀埋单，因为埋不起。”

要懂得什么人看什么片

根据EBOT艺恩日票房智库，截至5月3日24时，《闯入者》的城市票房市场份额中，北京占比高达24%，也就是说近四分之一的票房由北京贡献。加上上海、深圳、成都、重庆、武汉、南京、杭州、广州、西安10个一二线城市，共为《闯入者》贡献了七成票房。

《闯入者》的票房分布，鲜明印证了城市文化背景对票房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闯入者》这类影片的目标市场分布在经济条件较好、艺术鉴赏能力较高的区域。

就在《闯入者》推介会当天的放映上，吴鹤沪观察到不断有观众提前离场。这部被一些影评人评价为“王小帅有史以来最好的作品”，在他看来，内容质量上“的确没话说”，故事主题深刻，充满人文关怀，叙事中还一直留有悬念。

然而不紧不慢的节奏，聚焦知青一代的“老旧”题材，很难吸引到年轻的主流观众。

吴鹤沪认为《闯入者》遭受的冷遇源于题材，像他这样有知青体验的人才会有认同感。

五一期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的导演李睿珺特地赶了早场10点去看《闯入者》。百人小厅几乎满座，放映结束时还有人唏嘘动容落泪，有的观众甚至直到字幕全部播完才离场。

但这种场面显然并不普遍。因为《闯入者》的遭遇，拍文艺片的李睿珺不免对自己的新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前途担忧不已，“压力很大，我担心可能连宣发费都收不回来。市场不是一般的残酷！”

李睿珺已打算为新片另谋出路，“目前我们想到的是借助二十世纪校园院线点映为自己造势，从大学开始培养观众，这里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林宇认为：“很多文艺片都没有找准观众在哪里。目前文艺片要放弃大众，精准定位小众群体。”

在他看来，《闯入者》这样的电影就应该“把目标受众精准定义到小众文艺青年”，大学生就是最好的目标群体，应该落地校园进行大规模展映、做宣传推广，先把这部分群体的观影体验转换为口碑，“有口碑才有票房”。

吴鹤沪从院线角度为“王小帅们”出谋划策：“创作者不要一个类型风格吃到底，你拍一个《泰囧》盈利之后，再拍几个《闯入者》都可以。”

事实上，著名导演杜琪峰、科波拉等就同时拍摄主流大众喜欢的商业电影和偏向个人艺术表达的作者电影。

“能让观众大哭大笑、看到自己影子的影片，最受欢迎。”张天分享了自己在市场一线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