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的启示（精选6篇）
辛亥百年的启示 第1篇
一、辛亥革命的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 签订了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 开始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状况。一些爱国人士为抵御外侮、救亡图存, 开始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 代表人物有:奕、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 这些洋务派企图通过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 使清朝富强起来, 在洋务运动期间, 洋务派兴办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 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而通过实践证明,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不从根本上改变腐朽的封建制度, 就无法走向富强的道路。甲午中日战争的战败, 也代表着洋务运动的结束。
洋务运动失败后, 一些知识分子看到单纯地依靠技术和设备不能救中国, 必须改良现有的封建制度, 结合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 对现有体制进行改良, 这些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 他们发动“公车上书”“百日维新”等运动, 期待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来进行政治改良, 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制, 但最终被强大的顽固派残酷镇压, “戊戌六君子”的惨遭杀害, 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终告失败。这样标志, 企图通过改良封建制度进行强国富民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必须通过暴力革命, 从根本上摧毁封建制度, 建立符合中国发展的政治制度。
一些海外华侨也在关心着中国的走势, 他们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认识比较深入, 认为清政府和封建制度应该彻底被消灭, 主张自下而上以暴力手段推翻满清, 前期建立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 后来又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提出“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建立民国, 平均地权”, 这些革命组织的领导者主要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等, 他们主张通过暴力革命, 推翻清政府, 建立共和民国。前期这些革命党人策划“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等, 让中国民众看到了一种新的希望, 这也是辛亥革命的前声。
二、辛亥革命的过程
1911年10月10日晚, 熊秉坤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起义士兵首先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 受革命团体影响较深的新军共同响应。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 占领总督衙门。11日凌晨, 起义军聚集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 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总督, 上午武昌全部光复, 并以军政府的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武昌起义的胜利, 震惊了清政府, 也震动了大江南北。清王朝的统治顷刻间土崩瓦解。
1911年底, 独立各省代表云集南京, 谋划筹建全新的政府, 公推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 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因该年为辛亥年, 故称为“辛亥革命”。
三、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初中历史新课程标准》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建立起全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通过颁布《临时约法》, 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权利, 加深了民众对民主共和的观念。对当时的政治、思想、经济、社会、民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 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被称为“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彻底推翻了帝制, 建立起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 但由于革命党人没有充分的准备, 只能借鉴美国的政治制度, 实行总统共和制, 再加上当时封建残余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的根除, 颁布的一些法规也没有按预想实施, 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等“伪革命”所窃取, 但辛亥革命对中国民众影响颇深, 尤其是革命青年们, 对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启蒙作用。
2. 思想影响。
辛亥革命也可以看作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 通过这场革命的洗礼, 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对中国传统的“君君臣臣”等儒家为主的诸多思想产生了严重的冲击, 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成为了当时大批知识分子的精神信仰, 也导致后期出现新文化运动, 使“民主”、“自由”的观念在民众的心中再一次升华, 对以后的“五四运动”等无产阶级革命, 做好了前期准备。
3. 经济影响。
从辛亥革命开始, 中国出现了长期的分裂混战的局面, 经济凋零, 由于没有统一的政府, 长期的分裂及战乱, 导致社会经济建设滞后, 近代工业遭到很大的破坏, 虽然出现了一个爱国实业家, 但并不能从整体上提高我国的经济建设水平, 对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都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4.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多数为军人、旧官僚和各地士绅, 可以看出辛亥革命中的封建残余也非常严重。从大方面看,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 但一些旧官僚和各地士绅, 也因投身革命而获得地位, 反而更加巩固了他们的地位。如黎元洪, 本人就是一个旧官僚, 通过辛亥革命, 地位反而更加提升。可以看出, 辛亥革命并没有重新建构社会结构, 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的生存问题。
5. 民风影响。
辛亥革命之后, 对人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男人不再留长辫, 不再穿长袍, 女人不用再裹脚, 实行新阳历, 消灭跪拜礼等, 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种种新气, 促使着人们思想的改变。
四、辛亥革命的反思
辛亥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成功的革命运动, 但由于当时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及时代的局限性, 导致革命的成果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所窃取, 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无论如何,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百年辛亥 百年中国 第2篇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重新审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重新审视100年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必然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辛亥革命也是中学历史学习中需要掌握的一个重要知识点。
【课标点击】
了解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活动，知道武昌起义，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主要史实】
一、孙中山与中国同盟会
1.孙中山是我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
2.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初步形成。
3.1905年，国内出现了许多革命团体，孙中山提出团结革命力量，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孙中山的主张得到许多革命者的拥护。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4.同盟会的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是同盟会的总理。中国同盟会还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同盟会的成立大大推进了全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5.中国同盟会的性质：它是第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6.三民主义：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合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二、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湖北武昌发动起义。10月11日清晨，起义军完全占领武昌，接着又攻占了汉口和汉阳，革命在武汉三镇取得胜利。由于1911年是旧历辛亥年，所以历史上称这次革命为辛亥革命。
三、中华民国成立
1.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要求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于是，1911年12月，宣布独立的各省代表在南京集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从这天起改用公历，以中华民国纪元。
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颁布了由参议院制定的《中華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
四、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1.性质：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历史意义：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3.教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是行不通的。
【中考提示】
课程标准把辛亥革命放在“近代化的起步”中提出具体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时也要把辛亥革命放到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去把握。中国近代化经历了经济变革（洋务运动）—政治变革（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思想变革（新文化运动）这样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层层发展的过程。
在对这部分知识进行考查时，命题者经常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与辛亥革命联系起来，从中国近代化的角度来命题；在考查方式上，试题多以综合题、选择题的方式出现。
在学习和答题时，同学们要学会运用全面的发展的认识方法：既要看到它的意义，又要明确其不足，还要将其放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去理解和把握。
【中考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
1.（2010年四川遂宁卷）“皇帝倒了，辫子割了”八个字是少年瞿秋白对一事件历史功绩的概括。此事件是 （）
A.洋务运动B.戊戌变法C.辛亥革命D.五四运动
2.（2010年湖南邵阳卷）明年就将迎来辛亥革命100周年。下列有关辛亥革命的叙述中，正确的有 （）
①发生在1910年 ②推翻了清王朝 ③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 ④建立了中华民国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3.（2010年湖北鄂州卷）辛亥革命是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失败的。这里的“胜利”是指 （）
A.推翻了封建制度B.成立了中华民国
C.打倒了帝国主义D.改变了中国命运
4.（2010年广西河池卷）2007年“两会”的主题叫“民生”，人大代表提出了“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你知道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关注并提出“民生”主张的是谁 （）
A.李鸿章 B.毛泽东 C.孙中山 D.邓小平
5.（2010年贵州毕节卷）辛亥革命最突出的历史功绩是 （）
A.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 B.推翻了清王朝
C.建立了中华民国 D.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列举题
6.（2010年四川巴中卷）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列强侵华史，又是一部中国人民的抗争与探索史，请列出五四运动前中国人民进行近代化探索的四件史实。
三、材料分析题
7.（2010年浙江宁波卷）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翻开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近80年的历史，人们发现温和的改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现实，必须彻底埋葬旧制度。于是革命党人举起义旗，发动革命，推翻旧王朝，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和制政府。然而，这场革命引起的变化毕竟是有限的。清王朝皇冠落地后，不平等条约没有废除；从农村到城市，很多人家还是把君主当作神来供奉。
请回答：
（1）材料中的“改良”和“革命”是指哪些历史事件？它们有哪些共同之处？
（2）这场“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哪些变化？结合材料谈谈对“这场革命引起的变化毕竟是有限的”这句话的认识。
8.（2010年湖南长沙卷）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民族主义，就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解除民族压迫。民权主义，就是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国政府；国民一律平等，总统和议员由国民选举产生。民生主义，就是通过改革土地制度，解脱劳动者的贫困，做到“家给人足”。
——人教版初中教材八年级上册
材料二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历了三次伟大的历史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就是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材料三 人民网北京2010年3月10日电，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修福金委员提出，明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国家应该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以隆重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为契机，深切缅怀孙中山先生等民主革命先驱，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更加坚定全世界中华儿女振兴中华的信心与决心。
请回答：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三民主义在辛亥革命中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其核心是什么主义？它是哪一组织的革命纲领？
（2）材料二中江泽民提到的“三次伟大的历史性变化”中的后两次变化分别指什么？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分析明年纪念辛亥革命的理由。
（4）请列举两位为辛亥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湖湘伟人。
参考答案：
一、1.C 2.B 3.B 4.C 5.C
二、6.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
三、7.（1）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探索现代化道路，向西方学习，力图挽救中华民族危难等。（2）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社会生活发生变化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多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没有根本改变。
台湾举办辛亥百年档案展 第3篇
台湾“监察院”3月16日至4月15日举办辛亥百年监察档案特展, 展出100件重要历史档案, 故宫“情义相挺”, 仿真制作12本清宫奏折, 让民众一窥清帝与台湾监察官员互动。
“监察院”说, 清代为了加强君臣间联系, 历康、雍、乾三朝, 逐渐发展出由高阶官员直接向皇帝奏报政务、私事及所见所闻的奏折, 奏折由官员缮写、封固、递送, 不经内阁, 直呈皇帝。
“监察院副秘书长”许海泉指出, 从清宫奏折中可以发现, 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 除了纠举官员不法外, 对于一般民生问题, 如雨水、粮价情形, 十分关心。当时, 台湾各地大规模垦拓, 不免发生少数民族和汉族冲突问题。清帝指示监察御史, 要使每个族群“各安生理, 彼此不相干”, 调和族群冲突, 而甲午战前, 在台的监察官员也上奏点出当时的国际形势。
“监察院”指出, 这次档案展将展出各届“监委”调查的重大案件, 包括李宗仁弹劾案、前“行政院长”俞鸿钧弹劾案、台中卫尔康大火案、邱小妹医疗人球案、“二二八事件”、“拉法叶舰”军购案、陈文成案、雷震案等。
另外, 许海泉说, 马英九于台北市长任内涉及的富邦金控案, 李登辉、陈水扁也都分别因“拉法叶舰”采购案、公务机要费案, 于卸任后被“监委”约询, 这些资料都一并展出。
暗香浮动，百年辛亥 第4篇
【关键词】 辛亥革命 意义 影响
百年前，男人们依旧像往常一样议论着骤变的形势，但已从此截掉了那条曾“视如己命”的辫子；女人依旧在集市上小心打量着王朝巨变带给物价的变化，但已经尝试着去习惯将那双“大脚”见诸世人；旧官僚打落了房上的几片瓦，以示革命，但他们同样不得不了解“共和”是个什么东西；有眼光的商人们纷纷成立实业集团，开工厂、设银行；使命感强烈的知识分子，大力宣扬近代民主思想······
辛亥年很快过去了，但它不可否认地给中国历史的马车一个极大的作用力，以至于任何阻挡都无异于螳臂当车；它为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扇门，虽然门没敞开，但清新的空气已不可阻挡的吹了进来，与屋内的交换混合；或者可以这样说，辛亥的残花已逝，但暗香残留，萦绕中华百年，浮动岁月流变的尘埃，久久不忍离去。
1. 辛亥革命的法理意义
2011年9月17日，笔者在岭南大讲堂旁听了高全喜教授的“论清帝逊位的宪法意义”主题讲座。其中，他提到了一个观点：如果把辛亥革命与清帝逊位诏书结合起来，就具有了中国版光荣革命的意义，使得革命后的政治制度建设有了法理性基础，这成为封建社会到近代社会过渡合理性的一个法理源头。这种意义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来讲，意义是重大的。而就在辛亥革命发生不久之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然在此之前的1906年，清政府准备了一系列立宪工作，并于1908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但由于它是清政府为缓解社会矛盾而做的应急措施，没有良好的政治、社会基础，并且实质性大权仍然统归朝廷，不久便以失败告终。至于其中的内容宗旨是维护“君上大权”，赋予臣民的权利极为有限，至于“议院”，则完全是点缀而已，显然没有《临时约法》更彻底，更纯粹，更有原创性。《临时约法》“规定了以美国宪法为蓝本的三权分立的共和体制，确认了公民享有的包括人身、财产、言论、出版、迁徙、信仰、结社、集会等各项自由权利；有保留地沿用晚清政府制定的刑法，刑事诉讼法草案，法院编制法等重要法律，使得清末修律的积极成果得到保留。”[1]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其意义在于它通过立法程序，贯彻了宪政原则，揉进了法制化的社会体系建构成分，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权的组织形式，保障了人民的民主权利。虽然，“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被北洋政府所取代，政权变更导致南京临时政府留下的制度成果不多，但其创造的民主、共和以及法治的法律意识形态却得以保留，并成为后来政权必须予以继承的合法性资源。此后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制建设呈现出突出的改良性的特征，北洋政府时期在沿用清末所修相关法律的同时，根据社会关系的变化创制新的法律法规，从而形成新旧法律纷然杂陈，相互作用的局面。”因此，无论是1914 年6 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诉讼法》的诞生，还是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完成的《六法全书》，均与之前的法律建设一脉相承，使得以律理论为指导，具有现代特征的法律制度在中国最终确立。辛亥革命这一颗石子激起的千层浪，无疑深刻地波及到了中华民族在法理上的探索。
2. 辛亥革命的社会意义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去髻灭，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这段话是《时报》在1912年3月5日上刊登的。它以简练的语言形象的描述了社会变化的方方面面，不仅仅是生活细节上的，更有实物和制度上的，并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场革命已经改变了在中华大地上存在千年的种种风貌。
辛亥革命所用时间并不长，但为何一场革命何以有如此大的能量？
有学者认为，“人们对其（辛亥革命）文化的改革评价依据主要是政府的政令，而忽视社会实际效果的考察，导致评价过高。”“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文化改革，主要是从属于政治的革命需要”，“辛亥革命主要是政治革命”，它对“社会文化改革是有限度的”。[2]但我认为，辛亥革命的文化意义并不容忽视，只是应该把它放在前后相继的社会变化的过程中来探讨。正如另一些学者所言“纵观世界历史，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在任何一次革命之前，都是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启蒙运动，也没有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亦如此······” [3]这就好像辛亥革命之前的不断演变发展的形势，告诉了我们前方有一扇通往另一种世界的门，各种压力迫使我们不断地向那扇门靠近，而辛亥革命就是我们走到门前把门推开的那个动作，随之而来的便是刮来的比之前频率更高的一阵阵“革新”的清风。
如果说在辛亥之前清政府的的那一系列的革新还处于一种不完全开放的、浅层次的、被动的局面，则辛亥革命带来的各种变革均显现出了较为彻底的局面。 例如，在思想宣传上，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通过报纸、刊物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他们的宣传工作较之以前的改良性宣传有着很强的目的性、针对性，效果颇为显著，郭世佑在《晚清政治革命新论》一书中说到“当辛亥先驱们把根深蒂固的专制神权一同捅了个大窟窿，其解放思想的作用及其历史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专制帝制的覆灭意味着对儒学三纲之首和传统等级制度的彻底否定，意味着芸芸众生那些整天忙于磕头的脑袋和应酬跪拜的双脚同时得到解放，让它们有更多的时间用于思考和走路。”同时，在政治参与上，人们的热情空前高涨，参政意识大大增强。在封建社会，士大夫以“君子不党”自保，普通老百姓也是“莫谈国事”自律。由于“专制局破，共和成立”，政府的鼓励“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3]正如费斯克所说“思想的自由就是最高的独立。”人们参与政治的这一过程，就是一次对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最好的学习过程，因为这一过程不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它可以在一次次实践中得到最充分地体现，留给它的领悟者最深刻而全面的印象。 而在人权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女性自由的争取，在革命者的宣传下，广大妇女也认识到“居地球之上，其不幸者莫如我中国人，而中国女界，又不幸之最不幸者”。[4]所以她们要求“女权摧折残败兮，自我复之。自由废弃坠弛兮，自我举之。”[5] 争取女性权利。1912年1月11日的《民立报》，一句：“天下兴亡，匹妇有责”，在响亮地喊出女性的社会责任與历史使命时，毫不含蓄的显示出女性权利的大解放。
3. 辛亥革命的经济意义
1903年2月17日，《浙江潮》第一期第一页刊登了一篇题为《俄罗斯之东亚新政策》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经济上之竞争，其祸乃更毒于政治上。何以故？譬之是犹人也，朝割其一手，夕割其一足，其人必痛，而其惊醒也易，而其反抗之力大，而其人犹可以复生也。若举全身之精血而吸之，其犹茫然皇然莫知所由，未几乃病瘵以死矣。此言其术也。若夫于政治上，则未有经济之权既占，而政治上之权乃犹能以人者也。盖其资本所在之地，即其政治能力所到之地，征之于近代，历历有明征也。”可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已经认识到经济的重要性，但是把希望寄托于清政府身上最终换来的只能是失望。“诚然，晚清政府的经济改革，尤其是清末新政所涉及到的颇类似近代西方的一些后起资本主义国家所进行的改革但清政府并没有因为这些改革措施而存活下来。究其原因，个人认为一是改革的时机比较滞后，二是这次近代化改革并不彻底，清政府始终不肯放弃专制权力。我们所熟知的是‘皇族内阁’的登场导致君宪运动的破产，而‘铁路国有’政策直接成了满清灭亡的导火索。”[6]
辛亥革命后这一局面有了明显的改变。《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自由保有财产”、“人民营业自由”等。临时政府也专门颁布《保护人民财产令》。其中特别规定 “一、凡在民国势力范围者之人民所有一切财产均应归人民享有；二、前为清政府官产现入民国势力范围者，应归民国政府享有；三、前为清政府官吏所得之私产，现无确实反对民国证据，已在民国保护之下者，应归该私人享有；四、现虽为清政府官吏，其本人确无反对民国之实据而其财产在民国势力范围下者应归民国政府保护，俟该本人投归民国时将其财产交该本人享有；五、现为清政府官吏而又为清政府出力反对民国政府，虐杀民国人民，其财产在民国势力范围内者应一律查抄，归民国政府享有”；在中央成立实业部，并要求地方在其他官制并未划一的背景下迅速成立实业司，以专门负责管理和振兴实业；制定并颁布《商业注册章程》，允许私人自由申报设厂，取消前清的注册费，并且减轻了部分税费；制定银行条例，鼓励民间新式金融业的发展 鼓勵成立实业团体 并且很多临时政府的高级官员都身体力行等。[6]于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各种相继出台的政策引导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一个较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期”，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参考文献：
[1]梁迎修.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法制现代化[J].河北法学，2011（9）
[2]张九洲.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文化改革刍议[J].史学月刊.2002（12）
[3]陈力等.辛亥革命的文化意义[J].历史研究2006（10）
[4]佚名.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M]，北京：三联书店，1960：937
[5]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481
[6]张佳坚.浅议辛亥革命对中国经济的思想的影响[J]，金融经济，2011 （10）
作者简介：杨帆（1991-），男，籍贯：河南省长垣县，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政治学。
辛亥百年的启示 第5篇
一、引言
早在19世纪后半叶，由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国人尝到“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被迫开始了“西学东渐”的变革。不过，这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进程，直到辛亥革命前夜，除了伍联德(星联)之外，对世界学术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国人似乎还不多见。但这里所说的，主要是自然科学(或“理工科”)的情况。中国在这一领域实在落后得太多，被“无限放大”后，摧毁了国人的自信心，误以为我国在所有领域都是落后的，以至于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一切成果，“全盘西化”。凡是中国固有的，大抵被“妖魔化”，弃之如敝履;凡是西洋来的，肯定都是好东西。其结果是大大扭曲了国人的思想观念。一百年来的潜移默化，使当代中国人已经形成在前人和洋人面前都“抬不起头”的心态。一提起前人，就是当年“大师如云”，今人如何不行;一提起洋人，就是西方有多先进，我们如何落后等。
但盲目崇洋也是不对的，会导致连质疑的勇气都没有，学术界一旦有此心态，就只能唯唯喏喏地“跪着思考”，一窝蜂似地争相介绍和吹捧国外成果，跟在后面做些顺水推舟式的小研究，毫无份量，谈何原始创新性!百年之后，连八股文都应该重作评价了，何况其他?笔者认为，在倚重思想传承的社会科学领域，西方“全面先进、遥遥领先”只是个假象，反而存在某些有待质疑的重大方向性问题。如对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玩弄数学模型为荣的经济学界集体失语，在“提出预警”上交了白卷，其“全行业价值何在”就是值得反思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也不是落后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反而还有不少可圈可点的领先成果。如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在西方经济学家少有参与的情况下取得的，“中国模式”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笔者仅以会计作为分析样本，开宗明义地表达两层意思，一是西方会计模式并非完美无缺，有太多的不堪一击之处，甚至可以说，它根本算不上是科学;二是中国借助于在自有会计文化传统上的原创性成果，可以从总体上解决这些问题。
二、西方会计的“去科学化”趋势
对于会计的发展，“日本学者从会计通史的角度，提出了会计世界一周论’，认为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对会计发展做出了不同的贡献;14世纪至15世纪为意大利;17世纪为荷兰;19世纪为英国;20世纪为美国和德国。”(海渥著《会计史》译者前言，1991)由于国人识英语者远比识德语者为多，20世纪实际上是美国会计模式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时期。可惜，美国会计在这百年中，除了确立现金流量表的地位和创立现代管理会计这两大亮点以外，在财务会计方面，既犯了“无意识的错误”，也犯了“有意识的错误”，以其为代表的西方会计模式不但没有先进性可言，反而呈现出“去科学化”的发展趋势，每况愈下，处于“趋同”过程中的中国会计也因而深受其害。
第一个误区是采用了“应计制”作为会计计量基础。办公司当然是为了赚钱，就一个足够长的期间(例如1年)来看，只要经过生产经营，收到的钱多于付出的钱，本期就是赚钱了，这就是“现金收付实现制”的思路：收到就是收到了，付出就是付出了，堪称科学的方法。不过，当公司和股东或债权人同期也有现金往来时，要从中分离并计算出“赚到多少钱”，可能是个技术难题。因此在20世纪上半叶就产生了“应计制”，在确认当期的收入和费用时，有意漠视实际的现金收付，另立主观判断标准，“收入减费用”后的差额叫“净利润”，作为表明公司“赚钱与否”的替代指标，以此来回避“去年公司赚了多少钱”这类简单直白而又回答不了的问题。然而，科学强调的是“再现”，用会计的行话就是“谁来做账，都能得到同样的结果”。由于应计制加进了主观判断，对同一家公司的业务，100位会计师独立地做账，连同CPA的审计结果在内，会得到101套财务报表!会计从此成了“非科学”的行当，陷入永无休止的无聊论争。可见，围绕“应计制”所作的研究，哪怕再显得“高深”，也没有资格号称“科学研究”。这应属于因解决不了技术难题而“无意识”地犯下的错误。
第二个误区是引入“公允价值”概念。会计的“历史成本”原则是：原来花了多少钱，先记录在账上，销售以后要和它比较，多出来的才算赚到。然而，1990年9月，时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任Richard C.Breeden指出：“金融机构从事金融工具的买卖，它们都有一个根据当前市场情况进行价值计量的问题。其资产应该按当前市价而不应按历史成本入账。”(汪建熙译)随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为完成命题作文，更进一步提出“公允价值收益”：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当前市价入账，期末市价对比期初市价若有变化，其差额就是“公允价值收益”，是“净利润”的一个新成分。但没卖出去的东西“市价”是多少，谁能说得清楚?无良厂商从此可以随意地决定金融产品的市价，从而随意地报告净利润。半个多世纪前，在人们无意之中，“净利润”作为替代“赚钱”的虚幻指标，占据了正统地位。“公允价值”则是为服从强势集团的利益而提出的虚幻指标，根本没赚到钱，却钻了净利润“什么也不是”的空子，在其中滥竽充数，使会计离科学越加遥远，当属于“有意而为之”的错误。会计历史上的这两个重大错误，前后遥相呼应，使得全世界都用错了评估公司业绩的指标，直接导致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
第三个误区事关合并报表。现代公司大多参与股权投资业务，在公司集团内部可能产生关联交易，在提供合并报表时必须消除其影响。但可以观察到，西方在合并报表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上，如“母公司观VS主体观”、“权益法VS成本法”和“合并法VS个别法”等，令人不可思议地都作出了方向错误的选择，使得合并报表乱象丛生，提不出完善应对所有问题的统一模式，实务界只能各行其是地摸索，手工编报，又走上了“由谁来编，结果都不一样”的去科学化道路。而现代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拥有对外长期股权投资，需要提供合并财务报表，在落伍的理论和技术手段下，连编制者自己都不相信的合并报表，如何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已成证券市场监管的一大隐患。这应是属于“无意识的”的，由多个次级错误迭加在一起所合成的重大错误。
第四个误区是忽视了复式簿记保护资产的功能。财务会计本是通过对库存实物专设明细账，进行“数量/金额”的双重登记。所谓“管钱物的不管账，管账的不管钱物”，并不是说管钱物者就不记账了，而是说为避免监守自盗，他的账要与会计的库存明细账核对后，达到“账实相符”、“账账相符”，两者如有差异，就要说明理由，才能解脱经管责任。不幸的是，1990年代以来，外行的ERP设计者在“业务财务一体化”之类似是而非的口号下，武断地完全取消会计的库存明细账，听任仓库明细账“一账独大”，形成“管钱物的也管明细账，只向会计人员报告总金额”的做法，公然违背内控的基本原则。结果是仓库管理员明细账加起来不等于会计库存总账，谁错了都不知道，无法有效监控实物“跑冒滴漏、偷梁换柱”等行为，高科技还不如手工账管得好，已令会计界严重蒙羞。这是因“无知者无畏”而犯下的错误。
这表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会计模式在20世纪走错了路，使美国提出的所谓“高质量会计信息”口惠而实不至，成为空谈和笑柄。而且，不仅仅是对外提供通用财务报表的财务会计出了大问题，在应计制盘踞的近百年中，由于原始业务凭证为财务会计所独占，并被处理成漠视现金流的信息，目的只在于编制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直接结果是面向公司内部的、以现金流信息为基础的管理会计成为“信息干旱重灾区”，一直缺乏常态化的数据来源。没有数据输入，当然无从探讨数据处理，更谈不上数据输出和表达。以至于只能在文献和教材中“蓬勃发展”，无法落地生根，无法作为公司管理常态而发挥作用。这就是会计的现状!
以ERP的运用为例，我国某商业银行原来由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年度审计费用不过数十万元，改由号称“世界顶级”的国际会计事务所审计后，费用飚升到百倍以上。ERP的设计者是技术专家，对会计“无知”尚属情有可原，洋CPA们没能看出ERP破坏内控制度的严重错误，没能在源头上刹住，而听任其向全世界泛滥，就是重大失职了;他们也没能及时识别安然、世通、两房、雷曼等无良厂商的造假行为，引发世界经济动荡;他们却不过是通过手工分析填列合并报表，给出百万元以下数位都是零的雷人数据，破坏了审计线索，无从审核表内、表间的勾稽关系。所谓“世界五百强都在用”的ERP，动辄几千万元的报价，成功率却极其低下，曾有某央企全行业购买了几十套ERP，结果一套也没用好。其整体先进性尚且不论，会计模块的设计肯定是大错特错的，为使库存明细账表面上加起来等于会计总账，有些软件自动生成“差异凭证”，这其中恰恰可能包含错误或作弊业务，是资产保护风险点，系统却回答不了产生差异的原因。
日语中的“一周”，就是“循环”或“风水轮流转”之意。历史留给现代会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会计的出路何在?会计该如何转型?中国会计向何处去?这是许多有识之士正在思考的问题。
三、我国会计文化与核心技术
面对会计的现状，作为中国会计人，回到百年前的“原点”，重新回放历史，就会发现，我国的会计传统本来是走在正道上的，令人直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叹。
中国会计界“西学东渐”的启动，大致以1905年为标志，在当年，蔡锡勇出版了《连环帐谱》，介绍复式簿记，大清(户部)银行也派员赴日学习记账。1911年前后，已无科举功名可以考取的学子们纷纷走出国门，负笈求学。其中杰出的会计学者很快就作出了世界性的贡献，如杨汝梅(众先)所著《商誉及其他无形资产》(Good 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 1924年出版于美国，“会计名家派登(W.A.Paton)氏于其所主编之《会计大全》第七九五页到八三三页(Accountants’Handbook P795～833)、史屈莱托夫(Frank.H.Streightoff)于其所著之《高级会计学》第一一五页至一二二页(Advanced Accounting P115～122)中均一再引用，奉为佳臬，于此足征该书之价值，实占有会计学国际之重要地位也。”(李鸿寿，1937)而派登就是今译为派顿的美国会计学会前会长。在国内，从1920年代起，从未出国留学的徐永祚发起“改良中式簿记”运动，风生水起，也引起日本会计学者的注意，“有本邦造氏且亲来咨询，为文刊之日本《会计》杂志”。徐永祚的长子回忆：“我亲眼看到他会见日本会计专家有本邦造先生时，用日语对答如流，以致社会上有不少人误认为他曾留学日本。”可见，在民国初期，中国会计学者与世界会计是能够对话的，并不是有多大的落差。
值得特别关注的，还有中国会计“现金导向”的独特文化传统。公司的对外交换是“现金/实物”互为逆向的运动，所以有“实物导向”和“现金导向”的两种视角，观察所得结论也截然不同。
徐永祚先生指出：“复式簿记之左借(Debit)右贷(Credit)，犹之中式簿记之上收下付，复式簿记之分录(Journal)，犹之中式簿记之转帐。惟借贷以科目为主，中式之收付以现金为主。故所表现者适得其反。吾人但知其相反可耳，何必为形式上之改革。故中式簿记现金收付之帐法。本方案仍照旧采用。历来商界对于物品会计，往往漠视，以致窃取走漏，常有所闻。不知货物用品，乃由金钱所购得，应与金钱同一重视”(徐永祚，1934)可见，“中式收付簿记”是偏向于现金而相对漠视实物的，与基于应计制的“西式借贷簿记”相对漠视现金明显不同。
安绍芸先生则作如此理解：“收付记账方法的理论是现金收付，可以反映各类资产负债净值的增减，因而如果根据现金收付事由的类别设置会计科目，记帐的目的照样可以达到。收付记帐方法的会计科目实在即是现金科目的明细科目，合起来仍等于一个现金科目。所谓收方科目实即现金科目收方纪录之分析，所谓付方科目实即现金科目付方纪录之分析，故收付记帐方法的会计科目中，应该没有现金科目。”(安绍芸，1951)
近代会计史上，“现金收付记账法”在中国沿用了至少60年以上，直到1993年会计制度改革才退出历史舞台。徐氏称“中式之收付以现金为主”，安氏称“现金收付方法的会计科目实在即是现金科目的明细科目”，都入木三分地指明了现金在中国受到尊崇的主体地位，其影响可谓源远流长。
根据比较文化理论，文化传统和文化环境常可用于解释为什么某些现象会发生在某个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因此，结合历史传统，以下的两个现象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1)中国会计准则要求企业同时提供现金流量表主表和附表，分别采用“直接法”和“间接法”(或称“调节法”)，从而成为世界上要求最严格的国家。
(2)中国会计学人提出作为调节法理论基础的“汪-张等式”，完成“现金流量表的精确编制原理及其计算机实现”的课题，达到主附表“殊途同归”的精度，直接支持了中国现金流量表准则的要求。“汪-张等式”表达为：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净利润-经营性项目净增额-非经营活动导致利润净增额+非经营活动导致经营性项目净增额
(反向时以负数表现)
汪氏即笔者，张氏即张世党先生，他提出附表的“其他”项目，要包括“经营性活动受非经营活动影响的业务”在内，为笔者建构公式提供了重要的启发。这一等式给出了严谨的框架，可以用来解释和预测间接法的调节过程，并已经过广泛的实践考验，可以正式确立为一种规律。还可以得到调节过程中各项目与“汪-张等式”各项目的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
表1中，左边和中间两大板块是现金流量表附表“补充资料1”明文列举的内容，右边板块则代表“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互相挤占挪用”的业务，这类业务一旦发生，在附表只能放在“其他”项中，由此揭示了“其他”项目所代表的经济内容。可见，附表中从“净利润”开始，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止的调节过程，每一项都有会计核算账面数据支持，主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项目只有与其相等才是正确的，这可称为“汪张等式验证”，是在应用主表数据之前确保其精确性的必要步骤。其重要性在于，“现金”数据是容不得任何误差的，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这就是可以倚重的文化传统和核心技术，结合其他原创性成果，不但可以改正上文所提及的四大错误，还有望使管理会计进入实用状态，大大提升会计的价值。
对于第一和第二个“去科学化”的误区，改正思路在于：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只看实物的单向运动，也就难免片面性，只有用“实物/现金”兼顾的“双视”眼光，结论“共生且互补”，才能避免盲人摸象式的错误结论。鉴于“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笔者提出以下改良方案，即在完整地保留应计制会计和净利润指标的同时，通过深度利用计算机，自动完成数据转换，开拓出现金流会计和溢余现金，实现势在必行的公司业绩指标大转换，由此形成会计“双轨制”的结构。不管是否采用“净利润”来衡量公司是否盈利，最终还是要正面回答公司是否“赚钱”。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归到“现金收付实现制”上来。但这并不象“每股现金流量”指标那样，不是把股东、债权人的现金收付也算在内的“现金收付制”，而是“内生性”的“现金收付实现制”，重视公司“自己赚到的钱”即溢余现金，并以此作为全新的业绩指标，这只要对精确编制的现金流量表主表项目另作编排即可得到。所谓“赚到的钱”，就是主表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和“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三大板块之和。从这个角度看，能不能精确编出符合“汪张等式验证”的现金流量表主表，是区分“单轨制会计”和“双轨制会计”的唯一标准。
对于第三个误区，即合并报表问题，只要确立公司集团虽然不是法律主体，却是会计主体的理念，借助IT工具导入成员公司数据，为公司集团单独建账，进行自己的后续会计核算，编制自己的财务报表，就可迎刃而解了。
对于第四个误区，即ERP破坏内控制度的问题。需要明确的是，技术理由无论如何不能凌驾于保护资产的理由之上，在空前重视内部控制的大环境中，没有理由再对这个巨大的漏洞视而不见了。这就需要引起内控主管部门充分关注，CPA的内控评估报告要明确指出其缺陷所在，用户为保证资产安全要提出改进软件的要求，在各种社会压力下，由软件开发商召回并改正即可。
至于如何提升管理会计实用价值，要点是转换到现金业绩指标上来。既然财务会计要报告“赚了多少钱”，管理会计就该研究“怎样多赚钱”，而这是极其简明的。如每个部门、班组乃至个人都可明确为“现金收支中心”或“现金支出中心”，实行“业务职责明细化，现金收支明细化”的双重业绩评价，而所有现金收支直接向上汇总的结果，就是公司运营的最高目标“溢余现金”，即赚到的钱。这要通过下文所说明的，“融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为一体”的会计信息系统设计来实现。
四、中国会计驶向快车道
笔者认为，依托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原创的核心技术，让我国会计在近几年内跃居前列，引领世界“会计科学化”潮流，为提升全行业的“存在价值”作出表率，其先决条件确实已经具备，只要能充分认识，并发扬光大，即走“会计信息化”之路。如果错过时机，将铸成历史过失。
首先需要填补的“世界性空白”，是公司集团会计核算的信息化。当前的理论和技术手段严重落伍，在现代信息技术支持下，公司集团完全可以另外建账核算。首先，是导入各成员公司会计核算的电子数据备份，清除其中与公司集团会计主体无关的业务数据(主要是记录关联交易的记账凭证，和成员公司结算“自家损益”的记账凭证);然后转换为公司集团统一的账户体系，统一排序和重新编号，就有了自己的“账”，此后如何进一步核算，如何编制报表，都可以从会计教科书中找到答案，没有新问题了。这样，通过底层(成员公司)和中层、顶层(公司集团)几个层面“合并报表核算软件”的上下配合，不但可以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表，还可以补充成员公司当前所用的“单轨制会计软件”之不足，编出底层精确的“现金流量表”，在中层、顶层编制出精确的“合并现金流量表”，进而是“合并溢余现金表”。在这样的技术支持下，可以直接回答“去年赚了多少钱”这样的问题，一举摆脱只会用“净利润”来衡量公司盈利与否的尴尬处境。总之，根据“公司集团会计学原理”，借助于信息化为公司集团自动建账，上市公司合并报表的信息质量将大大提高，而这是不需要追加多少工作量和投资就可以达到的。
而会计信息系统也是亟待开发的领域。始于1990年前后，沿袭至今的“会计电算化”，基本特征是简单模仿和复制财务会计实务，以减轻劳动量为主要诉求，加上设计者对会计的本质缺乏正确理解，连财务会计的基本功能都未能完全实现，更不可能在设计上考虑管理会计的需求。本文提倡的“会计信息化”则是从技术上打通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一体化会计系统”。在公司内部管理方面，现金流信息可以让管理会计枯木逢春，有丰富可信的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手段，并形成“动态全面预算”，成为常态化的公司内部管理机制。以图1加以说明。
公司的生产经营过程，由“人、财、物”三要素共同发挥作用。所以，图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四大模块属于“前台业务”，除了实时管理外，还有可能通过预算进行事前管理和事后分析。而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则属于“后台业务”，其功能是针对前台业务进行平行监控与分析，并提供“预计的”和“历史的”财务报表。可以将会计信息系统视为两个相关联的“软件账套”，其中，财务会计账套可称为“财务决算会计软件”，以实际业务单据作为原始凭证，利用其数据产生记账凭证，最终产生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当然，它要重建库存明细账的核算。类似地，管理会计账套可称为“财务预算会计软件”，以前台业务的预算表单作为“原始凭证”，利用其数据产生面向未来期间进行核算的“记账凭证”，最终产生预计资产负债表、预计利润表和预计现金流量表。在两个账套之间，只要建立一个“账户体系对照表”(表2)，确保预算账套和决算账套的账户体系能挂上勾，便随时可以查询各账户的预算数、实际数和差异数，完成对业绩的考核评价。
预算会计软件账户体系设计的特点是：(1)预算账户只能是粗略的。因为不到未来时点上，无法预测细节性的内容。(2)预算账户与决算账户之间，要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如决算账户的“原材料”、“物资采购”、“生产成本”、“产成品”、“发出商品”等均属于预算账户的“存货”，这样才可能进行预算差异分析。这种严格对应可以通过对照表建立起来，表2是“预算/决算账户对照表”的简例。
有了“预算/决算账户对照表”，要编出如表3的“财务预算差异分析表”也就不难了，其特点是针对每一预算账户，“预算数”是从预算账套取数的，“实际数”是将对应于该预算账户的决算账户数据相加得到的，两者之间的差异是监控和分析的依据。
五、结语
近现代的中国会计人从来都是敢于创新的。如“增减记账法”由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姚依林)直接领导，会计专家(张以宽等)设计，会计实务界(原商业部下属单位和大庆油田等众多行业)踊跃参与所共同完成的重大原创性成果，并在我国成功运行了近三十年，其“大俗即大雅”的思想已成为中国流复式簿记(简称为“左右记账法”)的核心。回眸百年，既然取回的未必全是“真经”，已经到了需要自己“造经”的关节点上了。
会计是最应该用计算机的领域，也是最不容易用好计算机的领域。会计转型的方向是以现金流信息为新焦点的“会计科学化”，它将借助于“会计信息化”手段，展现出全新的气象，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也是中国会计人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在技高一筹后，再“兼济天下”，以真正科学先进的中国会计模式引领世界。
参考文献
[1]李鸿寿:《会计书报介绍》, 《会计季刊》1937年1月。
[2]徐永祚:《改良中式商业簿记方案》, 《会计杂志》1934年第二卷第一期。
[3]安绍芸:《总预算会计制度第八条关于记帐方法的说明》, 《新会计》创刊号1951年1月。
[4]王哲:《国士无双伍联德》,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5]汪一凡:《改良现代会计方案:科学化的探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6]汪一凡:《原来会计可以这么用》, 立信会计出版社2010年版。
百年辛亥武昌始 第6篇
作為一次史无前例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有2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宣扬了共和观念。百年剧变，辛亥革命始终是无以取代的航标，在历史的洪流中明亮周遭的暗魇，指引充满希翼的未来方向。
新兴力量与革命萌芽
20世纪初期，中国已出现了留日热潮。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留日学生已经累计达万人，集中了大批反清的中坚力量。不少新兴知识阶层的精英开始主张以暴力革命彻推翻由满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及美国的共和政体。主张革命的人多为海外留学生、华侨青年，孙中山即为其中代表。他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组织兴中会，于次年10月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闻名国际。1905年夏，孙中山在日本成功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于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了著名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
从1895年至1911年，兴中会、华兴会以及后来的中国同盟会等各种革命团体，共发动了十多次反清武装起义。1911年4月27日，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最终因力量不敌清军而遭失败。后收殓到72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蒋翊武、刘尧澄乃派詹大悲、杨玉如赴上海，与宋教仁等暗中谋划武汉大举。
决战——武昌的炮火
1911年前的武昌，蓄势待发。当时，湖北新军原为张之洞所练的“江南自强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当中以共进会及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渗透最广。保路运动酿成民变后，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武汉的防务非常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机会。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起义机关将革命时日原定为1911年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推迟至10月16日。
然而，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1911年10月10日晚，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在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于10月11日黎明占领总督衙门。
辛亥革命后，迅速成立的军政府谋略处宣布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并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次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南京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海外华侨，留学生和国内舆论界认为“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主张争取袁世凯反正，推举其为第一任大总统。11月9日，黄兴致函袁世凯，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主张给袁世凯“一个民选的总统”，避免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悲剧。11月16日，孙中山在巴黎也致电国民军政府，表示同意举袁世凯为总统。12月25日，孙中山从法国马赛回国抵达上海。由于有着比较高的威望，受到许多革命团体的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年底，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和选举临时大总统会，孙中山获得十七张有效票中的十六票，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年，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他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他旋即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辞职，让位于袁世凯。
次月，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和逼迫下，宣统帝溥仪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逊位诏书》。《退位诏书》由张謇起草，并由临时参议院通过，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至此，大清帝国正式终结，并被中华民国取代与继承。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和更为漫长的两千年帝制，终于宣告灭亡。
几易其手的成果
民国元年2月13日，宣统退位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恪守先言，提出辞呈，向临时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参议院旋即由南京迁往北京，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终于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经国会选举，10月后，他正式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但因其1915年的废共和封帝制之举，遭至众怒，引发护国战争。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中国进入各省区军阀割据的时期。孙中山在广州多
次组织护法政府，终未能阻挡中国出现南北分治的局面。
文化与思潮的变革
随着封建帝制的坍塌，辛亥革命不仅仅是政治层面，同时也是文化上的改革。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各种启蒙思潮的迸发，从另一个侧面开启了新的天地。
1911年11月23日，以刘海粟为首，联合乌始光、丁悚等人，在上海乍浦路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即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前身）。秉承了辛亥革命的启蒙思潮，学校坚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宣传艺术责任，复兴中华艺术。上海图画美术院作为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的第一所美术专科学校，是辛亥革命成果推广至全国范围的一个缩影，一种象征。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以儒家
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
辛亥流芳
无论革命的果实最终以怎样的形式流落至何人手中，辛亥无疑都能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建立了共和制政体这样一个崭新的国家，北洋军阀的破坏和短暂帝制的复辟，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
的共和国体。在意识形态上，辛亥革命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和宣扬；在经济发展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获得了有利的空间和条件：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增长，从侧面也推动了社会进程的发展。
1921年，孙中山在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表达了未能坚持民主政体于国家实施的遗憾。他在信中写道“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在遗嘱中也殷切嘱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