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社会与公共创意(精选10篇)
文化社会与公共创意 第1篇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是一项系统庞大的工程, 实践过程中利于加强农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和凝聚力。将文化礼堂建设立足于统筹规划、综合利用, 上下互动、各方联动, 建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管理有序的农村文化综合体。如绍兴市开展的“春娃学堂”, 其在内容建设上可以以绍兴市各大专院校为主体, 以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为载体, 开展以支教、大手牵小手、心灵关怀等不同内容形式的下乡活动。利用高校在智力、人才、图书、环境等方面所具备的优势资源, 对绍兴市的文化礼堂建设提供不同层次、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支持, 以此来丰富、拓宽和提升现有文化内容, 建设成功品牌思想道德课程“君子道”。
2 深挖掘———利用乡村文化内涵, 普及参与面
“一村一色”、“一堂一品”是省政府在文化礼堂建设文件中提到的要求。文件即要求每个村做到凸显自身的特色, 最终建成品牌。从宏观角度而言, 对于我市的文化礼堂建设应发挥“绍兴”的自身优势, 特别应在内容与内涵建设方面努力做到结合绍兴品牌和地域文化特色。如在“五有标准”、“两堂五廊”的建设上, 如何建设其内容与内涵, 就是需要彰显各自特色的地方所在。努力地挖掘各自特色, 推进与深化文化礼堂的建设。在建设中要确立明确规范化的建设标准及要求的同时, 还要积极突出特色文化, 保证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能够有机融合到本地的乡土特色文化之中, 使其真正地体现出农村文化礼堂的应有魅力, 将农民群众全部吸引到礼堂来。
3 聚人心———增强新农村凝聚力, 发挥村落粘合度
习近平主席曾提到, 文化具有聚人心、集合力的作用, 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粘合剂”, 是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和必要条件。因此在构建美丽乡村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 在农村文化大礼堂建设中要挥动文化的旗帜, 增强新农村凝聚力, 发挥村落的粘合度。通过文化礼堂活动的推进, 村民们能够有一个共同参与活动, 贴近村落文化, 感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美丽。另一方面, 文化具有极强的熏陶、教化、激励作用, 可以让村民在文化礼堂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利用文化厚德载物、宽容和合的凝聚作用, 来更好的增加村落凝聚力。
4 重实践———多视角落脚, 勤思考实践
首先从宏观角度而言, 应在内容与内涵建设方面努力做到结合城市品牌和地域文化特色。如在“五有标准”、“两堂五廊”的建设上, 彰显各自特色的地方所在。如目前所开展的“村娃学堂, 其就是一个结合绍兴市实际需求, 体现绍兴市特色与品牌的最好阵地, 在后续建设中应集人力、物力、财力对其进行着重打造。其次从中观视角而言, 每个地域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 其在经济、文化、特色等方面也有各自的优劣势。鉴于此状, 各县市应从自身实际出发, 在统一要求的基础上, 努力地挖掘各自特色, 推进与深化文化礼堂的建设。如柯桥区、上虞区工业经济发展较高, 外来人口众多, 如何让本地人与外来人口共同获得文化认同, 共同体会一种归属感和成就感, 使得在工作、生活、娱乐等方面均能获得满足, 可以文化礼堂建设找到突破口。最后从微观视角而言, 应充分挖掘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注重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创新, 着力在文化礼堂的建筑风格、展示内容、活动样式、模式机制等方面形成特色、形成品牌。
在我国改革开放深层次发展的当下, 农民群众物质条件丰富, 经济条件日益改善。但是当下农村普遍存在着村民生活富裕后精神匮乏, 城镇化推进过程汇中内心焦虑、急功近利和道德滑坡等情况, 因此如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满足村民的精神信仰需求, 业已成为现代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通过农村文化大礼堂的活动的推进, 可让村民受到文化的熏陶, 感受现代文明的魅力, 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道德修养。最终利用文化礼堂平台为农民群众提供一个释放和吸收社会正能量的心灵港湾, 实现乡村公共空间的重塑。
摘要:村庄社会整合离不开在村落公共空间中发生的各种互动, 文化礼堂建设的推进保证了村民强有力的社会互动与关联, 村民在这种制度化活动中不断重复着传统社区行动, 可强化村落社区的记忆强度和社会关联, 加强村民之间的地域和村庄认同意识, 使之达到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团结意识, 从而推进形成一个新型村落共同体。
嘉兴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研究 第2篇
曹小明浙江嘉兴市委党校,嘉兴 31400
1内容提要文化创意产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信息咨询、市场拓展、人才培训、投融资等服务平台的支持。本文试图通过对嘉兴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研究分析,提出完善嘉兴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运营
文化创意产业是以知识产权的形成和应用为载体,将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创新创意,通过科技的支撑作用和市场化运作进行产业化的活动。文化创意产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信息咨询、市场拓展、人才培训、投融资等服务平台的支持。
近年来,嘉兴紧紧围绕建设文化名城、壮大文化产业的目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形成了嘉兴国际创意文化产业园、嘉兴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园、创意创新软件园、海宁皮革时尚中心和桐乡320创意广场等独具一格的文化产业园区。面对如火如荼的园区发展态势,如何集聚同类企业、挖掘区域优势,如何服务园区企业、提升产业层次,是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嘉兴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研究分析,提出完善嘉兴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的对策建议。
一、定义与范畴
1、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的内涵
公共服务平台是为了区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针对某类用户群体一定时期的公共需求,通过组织整合、集成优化各类资源,提供可共享共用的基础设施、设备和信息资源的各类渠道,以期为此类用户群体的公共需求提供统一的辅助解决方案,达到减少重复投入、提高资源效率、加强信息共享的目的的载体,一般具有基础性、开放性和公益性等特征。
结合公共服务平台的概念,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就是服务于产业内所有企业,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共享的保障条件,解决产业发展中公共事务的开放、共享的服务网络、体系或设施。
2、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的类型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平台内涵丰富,标准不同,类型也不同。以服务主体为标准,可分为政府、园区管理机构,包括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创意企业自身及其他产业的相关服务平台;以服务内容为标准,可分为项目引导平台、共性需求技术服务平台(例如针对动漫游戏企业共性需求的动漫游戏渲染平台、测试平台等)、投融资服务平台(如针对文化创意企业在起步之初的天使投资,中期的银行低息贷款和风险资本介入以及后期上市前的进一步融资和上市辅导等)以及人才服务、营销服务(展示交易)等服务平台。上述平台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有机统一体,通过为文化创意企业提供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等产业化条件,沟通各方的联系,推进文化创意成果的转化。
二、嘉兴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发展现状
嘉兴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总体上处于初期阶段,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嘉兴市以产业集聚和解决企业、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关键技术等为突破口,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不断取得进展,以园区为主体的平台建设格局开始形成。
1、区域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速度加快
嘉兴区域综合性科技创新平台主要有科技创业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城和浙江科技孵化城等。目前,嘉兴市电子通讯产业创新服务平台已成为国家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规划项目,列入国家发改委“促进服务业发展项目2009年第三批扩大内需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嘉兴科技城被评为省级优秀科技孵化器,正在积极申报国家级科技孵化器。另外,已先后通过了《嘉兴市国际服务外包示范园区认定及管理暂行办法》、《嘉兴市服务外包人才培训机构认定及管理暂行办法》和《嘉兴市软件产业相关优惠政策》等文件,分别对嘉兴服务外包示范园区、服务外包人才培训机构及软件平台建设和环境建设设定了标准、发展路线和扶持机制,为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在内的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专业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逐步完善
专业性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是指以某个行业(产业)为对象,为解决其共性关键技术问题,或者为引领、带动和服务于整个产业发展而设立的机构。在嘉兴主要有专业(行业)科技创新平台、区域行业技术服务中心和重点实验室等,包括浙江省皮革行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浙江省现代毛衫业重大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等。
以浙江省皮革行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为例。该平台下设浙江省皮革与制鞋工程中心(温州)与浙江皮革工业研究中心(嘉兴海宁)两个分平台。设在海宁的浙江皮革工业研究中心由海宁皮革研究院、海宁皮革城管委会和温州大学共同建设,海宁皮革研究院为牵头单位。中心下设综合分析测试、信息与成果展示、产品设计咨询、人才培训及企业孵化基地等机构。2007年开建以来,在集聚创新资源、组织技术攻关、提供科技服务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3、园区专业性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开始发展
针对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无力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同时迫切需要以低廉的成本享受到产品设计、工艺革新、品质控制、产品检测、技术培训、信息渠道等方面服务的现实需要,以产业园区为载体的专业性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开始发展,推动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
如嘉兴毛衫产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依托嘉兴学院、浙江理工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与濮院毛衫部分科技型骨干企业在瓶颈技术、产品检验检测、人才培训、品牌策划、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开展合作。为适应毛衫企业不断变化的需求,嘉兴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又增加了创意设计和融资担保两项新服务,与浙江理工大学共建嘉兴毛衫业创意研发中心,与农业银行、信用社共建融资担保平台。
三、嘉兴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的发展,有效地推动了嘉兴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基地)的建设,面向创业者的投资引导资金和种子资金,面向中小企业的设计、研发、检测和融资担保等服务,提高了区域创意、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为嘉兴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但就总体而言,嘉兴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尚处在前期规划阶段,由于文化创意产业整体发展环境还比较薄弱,其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滞后。
1、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远不能满足诸如信息服务业、动漫游戏业等文化创意产业的需求
截止目前,数字化、高新化GIS园区所必须的为各类创意设计企业和个人提供信息、交流、展示、设计交易、中介服务和信息服务的统一的网络信息平台尚未建成。
2、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对知识产权、信息集散、人才培训、成果转化、评估交易、风险投资等方面的配套服务能力不强
除毛衫、皮革等创意新产品展示外,尚无为国内外设计师与创意类企业提供交易机会的展示交易平台;推进嘉兴设计走向高端化、国际化、应用化为宗旨,从事与设计业相关的设计咨询、设计管理、设计输出等各项社会服务的研发设计平台仍处于规划阶段;与金融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为创意类企业提供投融资支持的投资咨询平台,为创意产业园内的企业取得自主知识产权提供“一条龙”服务、使创意产业的成果更好的走向国内外市场保驾护航的知识产权保护平台,以及定向为企业培训专业性创意产业人才的人才培训平台建设还面临着重重困难。
3、文化创意产业平台建设体制束缚还比较多,部门多头管理现象比较突出 目前,嘉兴市文化创意产业平台建设,涉及市本级和各县、市、区不同行政区,以及科技、文化、经贸、广电等多个职能部门。受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文化创意产业平台建设缺乏整体发展长远规划,各园区和各单位存在各自为政、区域封闭和单位所有等问题。
4、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资金来源渠道比较单一
在文化创意产业平台建设资金方面,建设资金基本上来源于政府和园区(其实归根结蒂也是政府),包括文化创意产业专项资金、第三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及省文化产业扶持项目引导资金等。
以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为例。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经市文化创意产业指导委员会立项并经市政府批准后,在建设资金到位前提下,即可向市文化创意产业专项资金申请项目资助。对于发挥作用较好、成绩显著的园区平台,经认定后,还能得到一定的奖励。因此,仅靠政府投资,文化创意产业平台的长效机制势必受到影响和制约。
四、完善嘉兴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的对策与建议
针对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相对滞后的现状,如何结合嘉兴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产业发展的特色,实现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内公共服务的创新,构建适应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需要的公共服务平台,还要通过一系列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与长效机制来构建和完善。
1、统筹规划,建立高效的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治理结构
对于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的科技创新平台,建议政府建立监管机构,对平台建设要进行统筹规划,通过政策引导,调动地方政府、各产业园区以及社会资本参加平台建设的积极性,避免低水平建设和重复投资。
2、落实文化创意产业各行业领域公共服务平台部门职责,完善投资、建设和运营机制
对于公益性强、服务范围广、企业不愿意投资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议采取产学研合作的方式,由政府财政支持;对于同时具备盈利性和公益性特征的混
合型平台,建议采取以政府投资为主,同时吸引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以及其他社会资本参与的模式建设;对于诸如文化创意产业孵化器之类具有重要示范、带动作用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建议或依托文化创意产业园,或依托大型企业进行投资建设,而政府通过相关政策进行引导扶持;对于有一定盈利能力的软性公共服务平台,比如投融资服务平台,则建议引进企业或中介服务机构进行投资建设。
同时建议根据政府公共服务平台总体规划和引导政策,明确文化创意产业各行业领域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运营及管理部门和单位的职责,强化公共服务平台的绩效考核与激励,对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服务平台要运用服务效果和社会效益双重指标对平台运营机构进行考核。
3、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文化创意产业平台建设营造有利发展环境 文化创意产业是以知识产权为核心资产的新兴产业,是一种围绕知识产权的开发和保护所组织起来的新型生产关系。因此,建议结合建设“全国版权保护示范城市”和“国家版权保护示范城市”等活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条例,鼓励和规范知识产权评估等中介机构发展,不断提高全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营造有利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4、积极探索,形成多样化的融资服务和资金支持模式
目前,嘉兴已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财政税收、投资融资、人才建设、园区开发等产业扶持政策,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但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些举措在针对性、关联性与体系性等方面还存在着不足。有鉴于此,建议进一步探索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金融、工商、税务等方面支持政策;积极推动、完善为中小文化创意企业初期发展提供支持的政府贷款担保、银行质押和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直接补助、房租补贴以及宣传推广等政策,为文化创意产业平台建议寻找突破口。
参考文献
1、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浙发改规划〔2009〕558号
2、崔东红.城市创新服务平台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20073、程正中.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研究.企业活力,2008年第1期
4、程正中.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问题研究.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文化社会与公共创意 第3篇
一、教学模式
1. “请进来”,把艺术带进校园
我校秉承“以人为本,雅美并行,艺体双馨,和谐发展”的办学目标,得益于学校领导的重视和大力支持,美术科在教育工作的开展上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而现阶段,国内的中小学多数都是传统的教学模式,学生在校接触的也就只有本校的老师,教材内容也单一为国家或地区的义务教育教材,因而所收获的知识也多是来自教材和本校老师的传授。
而我校处于一个“十分钟文化圈”的“黄金地段”,区图书馆、陈树人纪念馆以及区少年宫等机构设施就在我们学校旁边,得天独厚的条件,校领导深谋远虑,为了本校的长远发展,积极和美术馆、艺术馆、少年宫等机构设施交流合作,不断请艺术家、教育学者进校授课以及进行作品的展示活动,把艺术直接带进我们学校中来,使学生对美术、艺术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很好地培养了他们学习美术的兴趣。如:和艺博院联合举办的“丰子恺漫画作品展”,在学校风雨操场进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展示,师生们都能感受到大师对生活的观察入微,领略到大师的艺术作品魅力,促使学生迸发热爱生活、追求艺术的情感;传统剪纸艺人进校授课,师生们都被艺人精湛的技艺所吸引,幽默风趣的课堂,栩栩如生的作品,无不让师生们大开眼界。
2. “走进去”,营造不一样的课堂
美术教师应积极带领学生和鼓励学生自己走进图书馆、纪念馆、少年宫、美术馆等机构设施中去,感受与校园文化不同的艺术氛围以及学习更多的美术知识。
开展课题初,我对学生进入越秀区图书馆、陈树人纪念馆、广东省美术馆、区少年宫等的情况进行初步调查,调查后发现,尽管我校旁边就有越秀区图书馆以及陈树人纪念馆,但学生积极、主动进入馆中观阅的情况却不是和我想象中的那么好,特别是进入陈树人纪念馆参观学习的学生更是少之又少。开题后,学校领导和教师加强了馆校结合的合作,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自主学习,学生进馆情况得到较大的提升。调查结果如下:
开题后,学校领导和教师加强了馆校结合的合作,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自主学习,教师在日常教学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在进行美术教学时,要求学生结合课本知识,在课余之时到区图书馆、陈树人纪念馆等查阅资料,寻找素材,以更好的对美术课程进行预习,提前对教学内容、知识点、技法点有个初步认识,在课堂上就能融会贯通,稍学即明,更为有效的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2)组织学生到各美术馆,观赏各类展览、艺术作品,提高审美能力;推荐对美术特别感兴趣的学生入少年宫,参加美术兴趣班,学习与课堂不一样的知识与技能,提高绘画水平。
二、以点带面,实践研究
1. 《岭南画派》校本教材的编写
馆校结合、互补共育的教学模式,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去引导学生加深对祖国瑰丽的艺术文化的了解,参与艺术文化的传承与交流。故此,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美术科组教师分工合作,到图书馆、艺术馆、美术馆、网络中搜集相关资源,通过不断修改、专家指正,共同努力编写了《岭南画派》校本教材,采取以《岭南画派》这一个点为基础,再带动全面发展,来构建这互补共育的教学模式。
2. 馆校结合,同课异构
根据校本教材,首先在图书馆开展了一个“岭南翰墨,少年传承”的课题讲座,主要针对“岭南画派”的起源、传承、发展作了一次简明扼要的剖析,其中参与的人员有本校的行政领导、教师、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群众等。在讲授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虽然陈树人纪念馆离我们这么近,学生、家长基本都知道它,而进去过的却只是一小部分人。通过本次讲座,由浅入深,从身边的“陈树人纪念馆”说起,让学生、家长等各个听众觉得艺术原来艺术离我们那么近,只要我们平时多留意、多关心,愿意放缓生活的步伐走进去,艺术原来就在我们身边,原来可以把握在我们的手上。讲座后,听众都深有感触,对本次活动给予极高的肯定和赞许,并希望能多进行这样的活动,形成模式。
文化社会与公共创意 第4篇
文化创意产业是在全球化和消费社会的背景中, 文化工业与知识经济、创意经济的一种统合, 是一种“后物质主义时代”的经济类型。当前, 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 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可以预期, 文化创意产业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重要的影响。
目前, 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 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文化创意产业, 纷纷制订规划将其作为战略和支柱产业, 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来扶持与推动。然而在实践中, 却暴露出一些问题, 比如没有抓住改产业的自身逻辑与发展规则, 出现了依赖传统工业发展路径的惯性等等。
如何破解这些问题呢?目前有些研究关注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 即所谓的经济逻辑和文化逻辑。但关键在于, 如何才能成功获得这些资本?换句话说, 文化创意产业有什么优势和能力来赢得投资和人才, 如何推动技术与制度创新, 如何形成新的产业集聚群落?这些都需要深入的解释。经济逻辑和文化逻辑固然重要, 但这种“经济学范式”和“文化范式”既无法回答创造性精神活动在该产业中的作用, 也无法回答社会外部对其的制约性。
所以, 我们需要新的视角与新的概念。文化创意产业嵌入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 受到社会结构、人文生态的制约与影响。这就是社会逻辑, 具体说就是社会资本, 表现为社会的信任、社会横向交往结构、公共生活与生活方式的变动、社会的开放与宽容等因素。事实上,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社会资本密切相关, 从某种角度说, 甚至可以让我们找到新的发展战略。
二、社会资本的涵义与特性
近年来,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理论已成为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分析问题的重要视角, 展示出一种“方法论集体主义”的重要性。
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认为,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 诸如信任、规范, 以及网络, 它们能够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他指出, 意大利北部地区经济社会比南方发达的重要原因在于前者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 如高水平的互信、合作、公民参与和社团活动等。
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 能够为处于该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 是否拥有, 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行既定的目标”。
弗朗西斯福山则认为, 社会资本就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遵守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他们按照这一套价值观和规范彼此合作。他指出, 在一个信任度较高的社会里, 经济运行的成本将大大降低, 正式制度的缺陷得到有效弥补, 为社会经济的繁荣提供必要条件。
从上可见, 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差异在于, 社会资本既不依附于个人, 也不存在于物质要素中, 而存诸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中, 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 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因此, 社会资本在本质上具有非正式制度的性质和特征, 涉及群体网络、规则、信任、互惠、秩序、社会参与、团体凝聚力等维度, 这些维度相互融合、渗透、作用, 构成社会资本的统一体。
从功能来看, 社会资本通过相互的信任、期待、互惠、共享等机制, 一方面增进共同体的认同感, 维持共同体的稳定和行动的一致性, 提高资源动员的能力与效率;一方面也优化组织外部环境, 促进组织间的合作, 克服机会主义, 弥补制度的不足, 保证集体行动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社会资本虽然不是生产函数的投入要素, 但是非常重要的中介要素与“生产软件”。
三、文化创意产业的特质与对社会资本的需求
文化创意产业所固有的一些特征使其对社会资本有着天然的需求。
首先,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新兴产业更容易遭遇市场失灵, 比如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资源并不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来获取;另外, 无序竞争、搭便车、道德风险等问题都是经济规律所难以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资本通过人际网络、信任、合作等要素对市场失灵进行补充、纠偏, 从而配置资源。有人通过对浙江省内广告公司的调查发现, 影响广告公司运营的前十大因子中, 业务规范、监管、秩序、行业自律、审批规范等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
其次, 大部分文化创意企业是中小企业, 它们虽然具有一定的活力, 但普遍缺乏资金、信息、技术、经验、业务和市场, 独立生存能力不强;而且, 文化创意产业依赖的是不确定的个人创造性和不确定的市场, 而非流水线和可预期的产品, 所以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风险较大的领域。这无形中就需要社会资本, 诸如信任、合作来扩大企业的交往网络、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抵御市场风险。
再次, 文化创意产业生产是一种柔性的生产, 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较低, 但对社会层面的要求却很高, 比如说人才存量、行业形象以及社会人文环境。就拿人才来说, 创意工作最重要的领域就是进行复杂的沟通而非机械的生产。最聪明的个人所拥有的技能和精神总是有限的, 需要与他人接触、讨论以改进他们的工作。当厂商、同行、专家和顾客能够为了共同的目标, 以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把物质、知识和技能结合起来时, 创造活动就会更有效率, 就会有更多的回报。确实, “人力资本的积累是根本性的社会活动, 各种人群都牵涉于其中, 但是其积累的方式又无法从物质资本的积累中找到参照。”因此, 它需要社会资本作为生产的“软件”。
最后, 由于文化创意产业依靠“专家思维”, 所以, 从企业内部来看, 更多的是弹性的工作组织方式而非严格的科层制, 组织更需要的不是泰勒制的管理而是应用社会资本的治理。企业在内部成员间建立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 不但降低了沟通障碍, 也会更愿意分享交流彼此的经验与知识, 使企业各部门间的协调更加顺畅, 有效减少了组织成本。
四、社会资本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中的作用
社会资本并非独立的生产要素, 也不是有效的公共政策本身, 而是一种社会结构所显示的软实力。众多研究表明, 社会资本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对于文化创意产业来说, 也是如此。
1. 社会资本降低了交易费用, 增强了资源的筹措能力和配置水平
虽然物质资本的投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 由于高水平的社会资本提供了较高的社会信任、合作的可能与紧密的社会网络, 也会对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
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制度、一种软实力和隐性契约, 在市场中具有导向作用。拥有优质社会资本的企业意味着可以长期与之进行合作, 利用良好的声誉削减搜寻和交易成本, 降低了市场风险。因此, 社会资本越丰富, 能得到的信息、资金乃至于社会支持等稀缺资源的机会就越多。社会资本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 能调配众多的资源。社会学家格拉诺维特指出, 当订立合同或谋职这样的经济行为是在社会网络中进行时, 就会显得更有效率。
由于文化创意企业大多数是小企业, 甚至是以工作室形式的个体户, 缺乏信用, 缺少抵押和担保, 没有什么金融机构为愿为其提供融投资服务。比如动漫公司是中国生命周期最短的企业类型之一, 资金不足是重要原因。假如它们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 比方说, 有影响力人物的加盟、受到风险投资公司的青睐、有产业的集群、有社会中介公司的服务或者得到政府的支持, 就会吸引金融机构、投资公司、担保机构等推出金融产品, 为它们融资创造条件。
在英国, 银行的信贷资金、各类风险投资基金、创意产业发展基金等以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的形式, 推动着文化创意产业的高速发展。伦敦苏豪区 (SOHO) 的电影制作园区就是靠高水平的社会资本吸纳经济资本, 利用跨国电影企业的网络拓展海外市场。正如帕特南所说, 社会资本在这种情形下就可以转化为金融资本和市场。
美国的文化创意的兴盛, 是因为有弗洛里达所谓的“创意社会结构”:拥有灵活的金融体系、高科技的开发公司、研究基金会、弹性的工作方式和宽容的社会环境, 于是就积累了高水平的社会资本从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
2. 社会资本推动技术创新与制度进步
技术创新和制度进步并不是孤立的过程, 不限于个人与组织内部, 而需要借助多元资源, 建立各种关系、合作的网络不断加强个人与组织间的横向联系来实现。这在新知识经济时代更加明显。在文化创意产业的技术和制度创新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一方面, 新技术层出不穷, 跨领域特征日益明显, 各种信息和资源越来越弥散化, 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形下, 社会资本利用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 使各种资源能在组织内或组织间快速流动与调配, 并选择最优方式加以固定, 达致技术的创新。
另外一方面, 优质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各方在合作过程中产生一些认同的规则、非正式协调机制等, 从而制约机会主义、搭便车和相互拆台, 这样就有了制度的进步。很难想象, 在一个盗版猖獗、恶意模仿肆虐的地方, 文化创意产业会有良性的发展。
因此, 技术创新与制度进步不仅是一个物质层面的工作, 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过程。比如, 我国动漫生产, 由于给国外企业代工多年, 制作技术并不成太大问题, 所缺乏的恰恰是社会资本:缺少工作流程之间协调管理, 没有成系统的方法论;缺少业内的互动, 没有一个事业共同体等。
而在著名的硅谷, 正是因为高科技公司、研究型大学和众多的社会中介组织之间产生了紧密的合作, 各种组织和各类人员之间形成了充满合作精神的互联系统, 促成了硅谷地区技术创新的良性互动, 使得硅谷成为世界高科技产业区的典范。毫无疑问, 覆盖硅谷的跨越公司界限的交流网络, 是知识、技术乃至于于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
3. 社会资本吸引人才与资本, 推动创意城市的形成
当前, 文化创意产业表现出强大的能量, 推动城市的发展与升级, 走向“创意型城市”。纵观世界各国, 创意城市已经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创意城市不再象工业城市那样依赖原料、土地、劳动力, 而首先需要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多元的文化、优良的社区与人文氛围等, 相当于弗罗里达提出的创意城市“3T”指数中的“宽容度”, 实际上是社会生态的软环境。它主要依据“多样性指数”、“同性恋指数”、“波西米亚指数”和“人口混杂指数”, 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社会开放性和包容性、开放度。这就是一个城市的社会资本的存量。较高的社会资本意味着有社会宽容度和地方认同感, 有健全的规范、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能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 营造出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氛围。事实上, 这样的环境容易吸引创意阶层的集聚, 从而推动创意型城市的形成。
新加坡在文化创意的实施战略中吸收了新理念, 努力推动街头文化, 允许同性恋进入公共职位等来提高社会的开放度和“波西米亚指数”;香港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指数就直接出现了“社会资本”的概念:既包括了宽容度, 也包括慈善捐赠、公民参与等方面。
可见, 文化创意产业就是对城市软性力量的整合。如果一个城市拥有生气勃勃的市民社会, 市民的参与感和社区精神强, 能容忍不同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社会会吸引更多的资本和人才流动, 从而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高地。可以说, 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和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积累文化创意产业中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具有资本属性, 需要不断对其进行投资来增加存量。作为新兴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的社会资本的存量是有限的, 所以特别需要培育与积累。
1. 政府有限度地参与文化创意产业
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特别对于中国社会而言,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 社会资本是以一定的社会网络作为载体的, 是在民众横向的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科尔曼指出, 具有高度科层特质的政府过多卷入到产业发展中, 会导致社会非正式网络的衰弱, 削弱了社会资本。所以, 最佳的方式就是政府营造各种平台, 在知识产权、市场竞争、融资方式、政策引导等方面加强制度供给, 使企业自发组织起来, 进行合作并建构网络和规范。
2. 推动非营利组织的发育
发展非营利组织是积累创意产业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凯夫斯认为, 创意产业更多会出现在大量的艺术中介机构、文化传播、经纪人、制作人等社会非营利组织扎堆的地方。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加强企业的横向关联, 提供多样化的信息, 增进信任程度等。美国著名的调查报告《创意纽约》认为, “非营利和营利部门充满活力的组合是城市创意活动得以持续发展并保持高质量的根本。”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成立后, 跟北京各大银行签订了授信协议, 进行无形资产质押试点, 使得众多的动漫企业得到了必要的贷款。上海的创意产业协会、创意产业中心和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等非营利组织在推动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3. 优化人文环境
文化创意产业更需要创新型人才和宽容的人文环境。因此, 一个致力于发展文化创意的城市需要表现出强大的公共产品供给与服务能力, 包括扩大公共交往空间、改善文化设施、加大交通建设、降低犯罪率等, 尽最大的可能降低企业和个人发展的门槛, 扩大城市的宽容度与融入度, 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形成稳定的创意阶层, 为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4. 建设产业集群的园区
文化创意企业的社会资本有限, 要么无法顺利地筹措必要的资金、技术、人才, 要么使用成本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 通过园区集聚相关组织不失为文化创意企业的最优选择。在企业的空间集聚过程中, 会逐步形成专业分工、相互协作、信息交换, 甚至新的市场, 这就使集群内的企业更加容易获得资源, 并降低使用成本。可见, 企业间的集群性、协作性、依赖性等关系创造了社会资本, 提升企业获取资源的能力, 提高生产的效率, 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打下了基础。有人通过对浙江省内园区集群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 分工合作型园区的社会资本相对丰裕, 资源筹措能力更强, 绩效更佳。
在国内文化创意较为发达的北京、上海等城市, 莫不是通过产业聚群来推动其快速的发展, 比如北京在打造创意之都的规划中认定了20多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为文化创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空间载体, 搭建了良好的合作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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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对广告创意的影响 第5篇
摘要:现代广告语言创意是深深地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社会文化是从哲学观念、思维模式、道德观念、生活观念这四个方面对广告语言创意产生影响的。本文认真分析了这四个文化因素的影响示例和影响机理,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对我国的广告语言创意有所裨益。关键词:社会文化广告创意
我们己置身于一个广告如林的世界,广告作为传播信息的一种方式,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是民族的语言,广告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之中,将语言运用于广告的人以及接受广告的人都是社会、文化、习俗的人。以下我们就具体分析广告语言创意与文化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
三、道德观念对广告创意的影响
传统的道德观念是一个民族、社会的行为规范的生活准则。对人们的语言活动来说,它比法律具有更普遍的约束力。广告语言的运用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一定的道德观念的制约。
(一)诚信对广告创意的影响
在中国,诚实被认为是人的基本道德品质之一。而由于重农经商的传统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在人们的心目中,商人与经商往往与奸猾、不诚实联系在一起。针对这种情况,我国的广告必须在“诚实”二字上多下功夫。广告语一言应该实事求是,开诚相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切忌胡吹乱捧,欺骗愚弄。广告语一言在使用夸张的方法时要注意要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不能无中生有地乱说。《文心雕龙》中的“饰而不诬”就是这个意思。有些广告的语言有意无意地显得过于虚浮,结果使本来就存有戒心的中国人对广告产生不信任甚至反感。例如:97.69%的成年人面部都有螨虫(虹雨牌肤美灵)
这也许是抽样调查后得到的科学数据,但这是化妆品广告而并非医学鉴定,论据中把有蜗虫的人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二位,反而会引起人们的怀疑。至于那些明显是虚夸的广告语言像“誉满全球”、“包治百病”等等,更是与人们的道德观念背道而驰,引起人们的反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也是违反广告法的明文规定的。
(二)谦逊对广告创意的影响
自我谦逊和尊重他人是汉民族的道德准则。广告是一种宣传,应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进行,因为人们所乐于接受的仍然是那些表现出谦逊态度,或者对受众表现出尊重、理解和真诚帮助的广告语言。事实上,“您”、“君”等尊称在我国广告中的确极为常用,尊称“足下”、“阁下”和谦称“敝”也时有所见。例如:
愿君选用康巴丝石英钟(康巴丝石英钟广告)
群星与您相伴,共享美好人生(深圳群星花园广告)
东风夜放花千树——沙洲灯具给您带来光明美景(沙洲灯具广告)
(三)含蓄对广告创意的影响
含而不露,严肃深沉是中国人的行为准则,这与某些西方民族明显的外向强烈的幽默正好相反。含蓄是汉语的特点之一,但由于受到简明、醒目要求的制约,我国广告语言的含蓄性表现得很不突出。幽默虽然是一种很有效的艺术手段,但在我国广告中,幽默诙谐的语言并不常见,即使有也是比较一般、简单的,“两片儿”(史克肠虫清)的电视广告在中国人看来己经是幽默的了。而西方广告语言的幽默则要大胆离奇得多。例如:
除了钞票,承印一切。(法国一印刷公司广告)
如果您无票乘车,那么请您在伦敦治安法院前下车。(英国伦敦地铁广告)
己长发的部分,请勿再涂此药(美国P.K.D生发剂广告)
凡向鳄鱼池投掷物品者,必须自己拣回(肯尼亚天然动物广告)
小心驾驶,阁下无法复印。(复印机生产厂家印在公共汽车上的广告)
如果“佩利纳”还不能使你的鸡下蛋,那它们一定是公鸡。(佩利纳饲料公司)
虽然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广告的制作者动机究竟如何,但事实上这两条广告以其尖锐的幽默更深刻地印入了消费者的头脑并大大地刺激了他们的购买欲望。因此,在广告中自嘲的幽默即使走得太远,也依然有可能绕回它们原先所设定的目标。
幽默广告语大都是诱人的妙语,智慧的火花。因此,幽默广告语的创作,必须视角独特,别出心裁。但是,在运用幽默法时必须注意本民族、本地方的语言表达习惯,如果用得不妥,就会降低幽默艺术的功效,甚至会产生副作用。世界著名广告大师波斯迪说:“巧妙地运用幽默,就没有卖不出去的东西。”的确,在广告创作中,运用幽默法能使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产生妙不可言的效果。
有人曾说亚洲人是没有创意的人种,这种说法当然不公平,但东西方思维明显差异,有个形象的例子:一位是东方美女,一位是西方美女,当狂风刮来时,东方美女含羞地用手遮住裙子,而西方美女大胆地展示美臀,象是模仿梦露。不是要东施效肇,而是我们的思考方式不够大胆,不够幽默。羞涩、拘谨扼杀了我们的创造力。有人说,我们不懂幽默,不可能,因为西方的幽默广告也会让我们捧腹大笑。开放、大胆、幽默的态度,也许是做出好创意的源泉。
四、生活观念对广告创意的影响
生活观念在这里主要是指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生活观念。但相对来说,生活观念是比较容易发生变化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种思想观念、道德习俗、生活方式频繁接触、剧烈碰撞,特别是由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很多中国人在生活观念上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广告宣传需要及时、紧密地适应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消费心理的变化。我国的广告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恢复的,这二十多年来中国人在生活观念方面的冲突、矛盾、疑惑、改变、适应都在广告语言中得到充分具体的反映。
(一)崇洋观念对对广告创意的影响
当长期封闭禁锢的国门刚刚打开的时候,不少人对国外的户品产生了强烈的羡慕、崇拜心理。在语言的运用上,人们纷纷以会说、会用外文为时髦。外文字母则从家用电器到背心裤头无处不在。在前些年的广告中,一些早已被淘汰了的音译外来词也在广告中起死回生,例如,“维他命”(维生素)、“朱古力”(巧克力)等,因为它们比意译词或者己为人们习用的音译词更具有外来色彩。有些明明是卖给中国老百姓的商品,包装上却只有洋文,找不到一个汉字。
随着香港与大陆的关系不断密切,随着海峡两岸的交流日趋频繁,港台文化对大陆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广。在这种影响之下,港台普通话中的某些特殊成分也成为部分大陆青年效仿的对象。广告语言有些也采用港台式发音、词语、句式和字体,有的广告则干脆请港台人士出马演播。
(二)追求时髦对广告创意的影响
在经历了长期辛勤、俭朴的生活之后,部分中国消费者尤其是一些城市消费者和生活观念很快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极力追求时髦的生活方式。我国的某些广告也为此推波助澜,竭力宣传商品的高档、豪华、时髦。于是,“最新型”、“超时代”、“超豪华”、“朝廷贡品”、“欧美风格”等等带有强烈诱惑性的词句比比皆是,常用不衰。很多商品广告的定位就基于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观念的迎合,例如:
国际饮料健力宝(健力宝饮料广告);风华冰箱,豪华气派(风华冰箱广告)
戴天霸,风度佳!戴海霸,添身价!(天霸、海霸手表广告);夏普——是超级享受的恒久保证(夏普录像机广告)。
改革开放几年后,在对国外有了更全面、冷静的了解、认识以后,同时在我国政府的引导、提倡之下,人们开始对民族传统文化,对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又有了新的认同,我国的广告及其语言逐渐成熟起来,涌现出许多新颖独特,体现传统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好广告来。
(三)家庭观念对广告创意的影响
汉民族传统以重家庭、重感情而著称。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和人情味虽然也有淡化的趋向,但总的来说,仍是人们生活观念中的十分重要的内容。令人遗憾的是
过去十多年的广告,表现传统的家庭观念和人情味的语言内容并不多见。有的广告虽然想表现亲友间的关系和感情,但总是显得很牵强,例如红梅相机的广告口号:“旅游伙伴,馈赠佳品”,强调“馈赠佳品”的确抓住了中国人互相送礼的习惯,但问题是很少有人以几百元一架的照相机作为礼品的。
而与此同时,一些国外来华广告却深谙中国人的特点,制作出了表现家庭欢乐,朋友情谊的成功广告。例如:
朋友情谊,贵乎至城相处,互相支持帮助,互相激励。啊,滴滴香浓,言犹未尽!麦氏咖啡,情浓味更浓!(麦氏咖啡广告)
有朋远方来,喜乘三菱牌(三菱汽车广告)。
诸位,旅途辛苦了,欢迎您到北京来(日本精工表公司)。
最后一个广告是日本精工表公司在中国最大的火车站一北京火车站的地下道出口处做的灯箱广告标题。一声轻轻的问候,一份浓浓的情谊,使旅客就像见到了久别的朋友。
(四)传统文化观念对广告创意的影响
现代广告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它是概括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但当人们把这一概念的概指对象进行现实具体化时,它便必然体现出民族文化的规定性。不同的民族文化,其广告文化表现出差异性。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民族文化构入广告活动的各个方面,形成特定的广告理解、广告意识、广告传播、广告接受等。广告语言中成语的运用、俗语的运用、双关语的运用、对偶句式的运用、古诗词的运用等,就明显地具有民族文化的特点。
例如:“从来名士善品水,自古高僧爱斗茶”。
这样的茶馆对联广告,在西方文化环境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即便是招贴出去,也难以产生广告效果。再如宣传鞋子的广告对联:
“脚踏实地前程似锦,步履严谨登月凌云”。
巧妙地运用成语,对仗工整,意思连贯,全联没有出现“鞋”字,但利用了人们对于成语“脚踏实地”等的普遍性理解,却可以收到销售鞋子的广告效果。
又如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房地产广告),“何愁白发三千丈,且看乌云压镜来”(一种特效黑发霜广告),“为人忙,为己忙,忙里偷闲,喝壶香茶消消汗。劳心苦,劳力苦,苦中求乐,吃碗凉粉清清心。”(茶馆广告),“大地山川生笔底,九州人物出毫端。”(书画店广告),“好马配好鞍,好车配风帆。”(风帆牌蓄电池广告)
这类广告的效应,是非华夏文化莫属的。日本人在中国的广告就比较刻意追求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如三家汽车公司的广告语: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丰田”;
“有朋远方来,喜乘三菱牌”;
“古有千里马,今有日产车”,巧妙引用了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四句古话,增强了广告的感染力和渗透力。
结语
总之,在进行广告创意时,一定要深刻理解社会文化对广告创意的影响,充分考虑哲学观念、思维模式、道德观念、生活观念对广告创意的影响,只有深入到社会文化中去,才能做出民众喜闻乐见的广告来。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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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社会与公共创意 第6篇
文化产业最早是从西方研究和发展起来的。随着它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日益凸现, 而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接受, 其也成为众多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与此同时, “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相关概念也频繁出现于各种媒体中。但这些概念的高曝光率也使大众产生了一些困惑, 所以本文试图对这三个相似的概念做一下浅略的介绍。
一、文化产业
在我国, 学术界对“文化产业”概念的理解普遍较一致。一般认为:“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文化工业” (Culture Industry) 理论。该学派认为文化工业是一种标准化的过程, 其生产的产品就像其他商品一样出于同一种模式, 其产品已经失去了文化的内涵;而且束缚了大众的思想, 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由此可以看出, 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持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
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产业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文化产业” (Cultural Industries) 这一概念慢慢变为中性。其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把文化产业定义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 再生产, 储存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从这个定义中, 我们还是可以找到“文化工业”的影子。
我国最早的“文化产业”定义出现在2001年, 全国政协与文化部所组成的文化产业联合调查组对文化产业作了如下的界定:“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2004年4月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又进一步明确了文化产业的内涵和范围。该文件指出, 文化产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 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它的范围包括:“新闻服务, 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 广播、电视、电影服务, 文化艺术服务, 网络文化服务, 文化休闲娱乐服务, 其他文化服务, 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 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销售。”
从以上文化产业概念的发展可以看出,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特别是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文化生产已经摆脱了自给自足、自娱自乐的自发性阶段, 进入到了与产业化、科技化、市场化相伴而生的新的发展阶段。
二、创意产业
一般认为, “创意产业”的概念是首先由英国作为一项国家发展政策提出的。布莱尔当选英国首相以后, 于1998年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 该小组将“创意产业” (Creative Industries) 定义为“源于个体创意、技巧及才能, 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与利用, 而有潜力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产业”。并把创意产业范围规定为:“广告、建筑、艺术、古董市场、手工艺、设计、时尚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电视和广播、表演艺术、出版和软件等”。“创意产业”概念在英国被正式提出后, 在很短的几年内就被一些英联邦国家所接受, 如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并将其作为一种发展战略进行大力推广。此外, 我国台湾地区受此影响也开始十分重视对创意产业的发展。
关于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创意产业是对文化产业的细化和深化, 或者说是一种“超越”。如荣跃明在《超越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本质与特征》一文中写到:“从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看, 创意产业脱胎于文化产业,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艺术生产的一种业态。在价值链的连接中, 创意产业始终处于文化产业的上游。”
但在多数学者的文章中, 还是默认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差异, 而且它们所包含的范围也基本一致。如薛永武在《关于文化与文化产业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中指出:“创意产业无论是什么内容, 都属于观念形态的文化, 文化产业中的文化’本身又是一种观念形态, 是文化创造者创意的感性显现, 因而文化产业又可以称之为创意产业。”
值得注意的是, 在赢得1997年大选胜利以前, 英国新工党的相关文件中一直都使用“文化产业”这个概念。但在大选胜利之后, “文化产业”就被“创意产业”所代替。英国这种将“文化产业”迅速转变为“创意产业”的作法, 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制定文化政策的需要, 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其实, 英国所定义的创意产业, 实质上就是文化产业。只不过是“创意产业”一词更加突出强调了文化产业中的创意特性, 侧重点不同而已。
三、文化创意产业
关于“文化创意产业”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的概念, 学术界普遍认为源于英国提出的“创意产业”。更有学者, 直接用创意产业的概念来界定文化创意产业。如潘晓曦的《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几点认识》、陈珏宇的《国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述评》等。
但多数人认为, “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赋, 借助于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 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 产生出高附加值产品, 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仅从这个定义我们就能清清晰地感觉到“文化创意产业”与“创意产业”的相似程度。
但在理解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涵时, 仍有部分学者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一词中“产业”是由“文化”和“创意”作为并列的定语来共同修饰的, 即“文化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的总和, 既是文化和科技的融合, 也兼容并包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如奚建华在《从文化产业到文化创意产业:现实走向与逻辑路径》一文中提到:“文化创意产业是文化、经济和技术等相互融合的产物。它以创意作为核心驱动力和根本标志, 在价值链发展的最顶端, 促动和形成各种创新要素的积聚, 打破传统二、三产业的界限, 实现对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和不同领域的重组与合作, 形成融合多种产业内容、产业流程的混合型、创新型产业形态。”
在对于概念的选择上, 无独有偶, 我国香港特区政府在其2003年正式发表的《香港创意产业基础研究报告》 (Baseline Study on Hong Kong Creative Industries) 中, 使用了“创意产业”的这一概念, 并将11项行业纳入其中。然而到了2005年, 香港政府又在官方文件中将“创意产业”改称为“文化创意产业”, 并将其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之一, 进行政策性的大力扶持。类似于英国大选前后的概念选择变化, 香港政府所作出的从“创意产业”到“文化创意产业”的转换, 一定程度上也是为其制定相关政策服务的, 并没有过多的从概念内涵上进行区分。
四、几点认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文化产业”、“创意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并无实质性区别, 三者之间的“同”要远远大于“异”。因而笔者不赞同在概念的命名上进行过多地纠缠, 应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以及更深层次问题的研究上去。
鉴于国际和国内对“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这两个新造之词存在较大争议, 特别是它们也容易与“创意经济”等概念引起混淆, 建议在有关文件中还是使用在国际和国内认同度都较高的“文化产业”这一提法为宜。在目前的实践过程中, 由于这些概念的混用已经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某些地区为发展文化产业而新建立的“创意产业园区”实际上与我们常说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并无什么不同。这不仅影响了“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两个重要产业的发展, 还可能造成大众理解的偏差, 更不利于文化产业这个在我国扎根不久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因此, 笔者建议应该统一命名为“文化产业园区”, 以示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区别。
目前,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都已经根据本国的自身优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 (虽然“文化产业”在各国的称谓和所辖范围略有出入) 这些国家的文化产业不仅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而且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 这使它们成为全球内典型的文化产业强国。因此, 我国也应该充分利用我们天然的有利条件, 积极开发本土文化资源,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并进一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 从而扩大我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跻身世界文化产业强国之列。
摘要:文化产业作为世界公认的朝阳产业, 在我国不仅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而且也成为学术研究上的一个热点问题。但一些新造概念的出现, 如“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 使大众在理解“文化产业”时产生了些许困惑。本文试图对这三个相似的概念做一下浅略的介绍。
关键词: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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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社会与公共创意 第7篇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消费文化已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并且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大众的生活, 由此催生了被誉为“朝阳产业”、“无烟工业”的文化产业形态。文化艺术是文化产业的灵魂和依归, 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符号实践的舞蹈艺术活动, 同样服从着生产和交换的自然逻辑, 成为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可开发的商品。在遵循艺术发展客观规律的前提下, 如何开发舞蹈艺术?如何使舞蹈艺术与文化产业有机融合?这就需要思考传承和创新的问题。邝嘉著的《舞蹈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一书, 系统地阐述了舞蹈艺术与现代文化创意产业诸方面的问题, 界定了相关理论概念, 明晰了一些概念与理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回答了在消费社会中的舞蹈艺术本土化传承创新与市场化的关键问题, 具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和重要理论价值。
就笔者陋见, 以往的研究要么单纯从舞蹈艺术的角度讨论其现代价值或者发展策略, 如萧君玲的《变动中的传承——民族舞蹈创作的文化性与当代性》、田培培的《舞蹈艺术经营》, 要么从宏观视角讨论舞蹈与文化产业, 如慕羽《音乐剧艺术与产业》。发展舞蹈文化产业的相关研究已经出现, 如赵世林、陈桂波的《民族文化传承视野下的云南歌舞演出产业》, 但将舞蹈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的深入研究不多见, 尤其从理论与实践、实用与操作层面, 结合现代文化消费心理, 从文化学、艺术学、市场营销学进行的跨学科系统研究更加凤毛麟角, 邝嘉著的《舞蹈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一书恰恰弥补了这一缺憾, 其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本书首先界定了文化产业创意的概念, 提出文化产业创意的思维特点如创造性、突发性、多元性, 以及文化产业创意的基本形式, 如发散思维、收敛思维。文化产业归根到底是市场行为, 文化产品独出心裁的创意和策划尤为关键。如何发展文化产业中的休闲产业创意, 成为当前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为此, 作者对休闲文化产业创意进行了专门阐述, 并层层递进至作为休闲产业的文化旅游业和演出娱乐业的创意, 分别对旅游文化旅游业和演出娱乐业的创意与策划进行分析。本书的最后一部分, 作者对最能体现舞蹈艺术的演艺形式, 从发展传承和产业化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当歌舞艺术在旅游地以演出的方式呈现出来, 就成为了旅游演艺产品。“从旅游演艺产品的文化生态、文化内容、艺术特色综合观之, 它们主要分为艺术特色相得益彰的三大类型, 即山水实景型、民族风情展示型、文化遗产演绎型。”1
在笔者看来,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理论和实践的巧妙结合, 在书中的每一部分, 作者都结合了生动的案例进行论述, 如谈到文化产业创意的突发性特点时, 作者举例电视导演陈汉元创作电视专题片《话说运河》对长城和运河组成一个“人”字的突发奇想。在谈到文化品牌的品牌创新与维护时, 作者举例迪斯尼的“米老鼠”形象的创新和维护等, 以及本书最后一章的每一节都以某一知名案例如舞剧《月上贺兰》、土家族的“女儿会”、《云南映象》等来分析, 这种结合大量案例叙说的形式, 使本书的概念和理论内容形象生动, 通俗易懂, 学习借鉴之余启发读者更深思考。
综上, 本书着重从产业创意与策划的角度, 对歌舞艺术与文化产业创意的现代融合, 进行了方方面面条分缕析的论述, 对当前歌舞演出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相关对策。由此, 本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当然, 本书也有一定不足之处, 譬如语词和概念表达, 结构安排等有不当之处。但是, 瑕不掩瑜, 本书在对舞蹈艺术和文化产业市场的研究割裂与分野情况下, 对两者进行了有机融合, 并从多学科交叉角度进行了系统阐述, 对新的文化创意产业形态如网络、动漫、广告、会展的创意也进行了细致分析和介绍。其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摘要:在当前舞蹈艺术和文化产业市场研究割裂与分野情况下, 需要思考多学科的研究取向, 《舞蹈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一书从文化学、艺术学、经济学等角度, 对舞蹈艺术和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现代融合进行了系统阐述, 值得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舞蹈艺术,文化创意产业,创意,策划
参考文献
文化社会与公共创意 第8篇
近年来, 中国社会转型引发传统价值体系向新的价值体系转换, 这与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 (Mile Durkheim) 整合社会理论“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描述类似, 不稳定性极强。就今天的经验事实分析, 价值重构导致的冲突急剧膨胀, 使得处于其中的人伪善多变, 公众摇摆于价值主导与利益收效之间抗争求全, 制度确立的规范性遭到个体化的消解, 社会信任机制和文化创造力严重不足;思想上得到市场主义解放的个体与社会陷入文化价值失范与意识形态反制的尴尬境地。文化与意识形态既紧密相连又相互制约, 一方面, 文化建构着意识形态, 决定着它的现实生成和理论发展;另一方面, 意识形态又规制着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在变革调整的频繁时期, 检讨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互动意义是厘清社会化的功能性需求, 重建生活世界与内心世界文化价值观的必有路径。
不过, 按照意义世界的生活化过程来看, 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社会性和价值多样是自然的结果, 是矛盾的结果, 也正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共诉求的结果。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特瑞·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对文化的词源意义分析, 文化起初是一种物质化的过程, 它指向自然之物和被人加工过的形态。在概念思想史的进路当中, 文化的多面性和多歧义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框架和读解方式令人目不暇接。在人与社会的观念图谱里, 文化甚至被“看作自然不断地自我重塑 (self-refashioning) 的媒介”。事实上, 不论是自然主义还是唯心世界, 围绕“文化”展开的样貌清理, 始终包含着人对自身生活世界的热爱。文化合理地并且自发地从自然存在转入符合人的正义与德性价值之域是现实主义情境不可规避的思考。换言之, 如果除却描述性的文化线索, 规范性的文化应该如何去教化统一并实现与政治国家抑或市民社会关系的优化, 已成为一个紧迫而且深切的问题。在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革命者、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思维中, 艺术、文学等文化维度的认知路径已然彰显对社会信仰机制的内在活力与外在危机之真实和担忧。这直接和间接地显示了文化最朴实的公共意义。
在《意识形态》一书中, 英国政治理论学者大卫·麦克里兰 (David Mclellan) 对意识形态有一个较为中肯的总结, “它探究的是我们最基本的观念的基础和正确性”。观念可以是一种系统的理论学说, 抑或者是片断的、不成熟的看法的综合。进一步来说, 意识形态即是观念的表意和外化, 观念构成人类认识自我的基础意义;正确性则表明人们对观念存在的理想期待和事实检验。意识形态内涵的情感色彩是随着近现代社会形态和研究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并不是说, 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 仅仅存在于这个概念产生以后。只是它所统摄的诸多论题远比文化表征的直接、具象, 因此才获得了受思想界关切的独特之处, 例如有关制度、道德、权力与自由等实践性对象的内容。“每个社会都想要建立一套人们靠之能将自己与世界联系起来的意义系统”, 意识形态正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意义系统, 由此这种系统也就客观上产生了需求满足公共意义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 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现实关联强烈地影响着政治国家类型的存在性质。国家的确立必须依赖精神倾向的灌输才能让文化起到凝聚向心力的作用。在最为融洽的情况下, 文化代表了人性的自为方案与伦理认同。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 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分析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展开的, 所以马克思的实践观念里充满了对资本社会的警觉和反思, 以致他对这种社会外溢的意识评价奠定了贬义的论调。客观而言,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论基于阶级社会政治合法性的问题, 但理想的社会主义目标似乎也不能完全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况且, 任何社会制度的自我证成力都是容易遭受怀疑的, 通常只有在介入到特定制度内部架构以后, 才可能会察觉到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勾连是难以泾渭分明。词源角度的线性发展史已经证实, 文化包含了一般层面上“加工成人型的‘意识形态’, 这本身也不是什么秘密;除此之外, 文化在一种政治体制内也有转化为‘霸权’的可能”, “国家是所有个别主体的多样性在其中努力达到统一的客观的, 也可以说是权威性的形式”。毫无疑问, 正当的、合乎公共利益的权威意味着集体信仰和群体认同, 否则就是一种为政治辩护的等级化工具, 完全背离文化伦理的公共秩序, 必然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根基。
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价值问题回归是实践论的应有旨趣。价值视域内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观念命题, 这反映了人们对自身生存世界的道德体悟和实践统一的困惑与理想。价值问题是哲学研究中永恒的话题, 其最为典型的动态发展表述为“哲学价值论的转向”, 这是一个以“事实”和“价值”的阶段存在与转化为时代依据的“主体人的尺度”, “价值问题的核心和难题是与人所面临的价值冲突和价值选择息息相关的”。本质上, “研究价值问题的取向是为了形成引导未来行为的可接受的、被称为是合理的价值判断”。目前有关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问题研究多集中于泛化的辩证视角, 流于表面概念梳理、历史知识与个体观点的澄清;以及“当前学术界存在的以文化的科学性排斥其意识形态性以及以意识形态性否定文化的科学性等多元片面倾向”, 这些多维又不断交织的认知思路虽然在很大层面上丰富了二者互动的可能, 具有争鸣与创新的意义。但是含混与驳杂的观点却是在貌似完整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基本问题、基本类型、作用机制的图谱描绘中, 迷失于历史分期的理论叙事方式与阶级话语的批判态度之中, 制约了对一种相对客观的价值的认定。文化以社会价值的形式游离于真正的社会价值尺度之外, 而意识形态则被作为对立的社会束缚而丧失了事实性的意义。
另一方面, 研究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价值共识是社会哲学范式下深化公共性内涵的要求。在倡导差异化的价值理论范畴内, 公共价值的认知思维并没有获得价值研究应有的重视。对价值的概念、价值与社会事实关系的探讨, 虽然保持了对各种文化形态的文化价值、文化意义以及对意义形态载体规范性的关注, 但是从价值视野全面审视文化-意识形态的合理构成和理论对话, 却一直受制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虚假性”展开的深刻而系统的批判, 且略显偏颇。文化的意义泛滥、意识形态贬义色彩浓厚, 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本应有的公共价值衔接, 一直难以为理论界正视和发现。尽管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从侧面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公共性旨趣和美好构想, 但是宏观上的意义赋予变成了解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局限, 遮蔽了二者正面效应的发挥, 进而笼统地否定了意识形态价值规范的正当性, 造成公共价值研究立场与研究方式的双重误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极力导向政治经济批判的哲学研究重新恢复到创新哲学主题的文化领域。结果, 与可能密切相关的价值问题分道扬镳。
价值是衡量主客体关系的利益结果, 公共价值是客体所具有的有益效用及主体的公共表达。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价值命题作为主体人的一种公利与私利相杂糅的实践思维和主观行动, 在微观角度指向人的心性秩序, 是道德主体心性秩序重建的社会结果;宏观上是一个社会、一个群体的自为认同, 是文化借助意识形态内聚力来维持身份认同的连续过程, 是外在制度规范的建设问题。所以, 文化的内聚力并不是通过文化自身去执行实现, 意识形态的公共化倾向同样也无法回避。这样一来, 作为客体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本真价值和最终取向应该存在于主体的公共利益实践之中。其实, “在中西方价值论研究中, 公共价值一直未被足够重视而成为主流话题”, 基于此, 系统地辨析文化与意识形态不同的价值基础、共同的价值归属正是本研究的理论起点。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理论界开始频繁使用“公共价值”这一概念, 意味着人们开始关注公共价值的问题。从现代历史的实践语境看, 这预示着普遍的世界危机。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制度转型构成中国社会新的发展挑战。在这样的结构性变迁中, 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整合机制, 比如公共信仰、行为规范、生活方式……面临着重构的人本使命和群体期待。道德滑坡、价值冲突, 市场社会的私欲与非人格化, 特别是当“社会内在性道德素质的严重贫困, 普通民众基本德性品质的缺失, 使一种‘道德无根性生存’成为道德个体不得不面对的窘境现实”的时候, 物质生活的丰裕终究不能解决全面的社会风险。普遍意义上的文化开放性、包容性是多元现象的叠合, 同时表明了文化狭义上的与生俱来的多样性、地缘归属以及精神活力, 但是当经济与技术的成功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尺时, 当精英主导的价值体系里形成既得利益群体时, “在社会结构的组织原则和文化‘意识形态’公认的第一公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 文化被纳入到制度框架内而成为了矛盾的结合体。齐格蒙特·鲍曼巧妙地解释了文化变异的客观逻辑, 一种“型塑精神和意志的技术”, 其实他也指明了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微妙关系如影相随。如今, 以往共享的文化价值体系, 逐渐呈现一种危机图景:反抗一般价值规范的各种社会意识集聚膨胀, 文化的教化作用与知识权威持续遭到解构, 多义、不合逻辑、非理性、不确定、秩序混乱与失序, 社会发展路向的价值主体性仍然笼罩于私利世界, 这即是传统社会公共性文化与价值观念的缺失。
在价值差异和多元化的时代, 市场主导型社会的价值与个人主义、技术主义、消费主义构成一种所谓符合现代规范的自洽性文化:以自由的名义进行规范的合理的启蒙与欺骗。这种启蒙性的欺骗以新的经济学个体价值至上为准则取代了集体主义时代个体价值的湮没无闻。因此一旦个体裂变的原则奏效, 那么受多元价值观影响的个人认同势必趋向分散, 很难形成拥有统一价值基础和生活方式的文化整体。在美国, 社群主义代表的对公共生活的“善”追求, 质疑自我优先的文化利己传统, 认为共同体场景的共在构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规范, 愈发凸显公共利益在现代进程中的重要位置。在复杂多维的风险情境当中, 文化与意识形态以自己的畸变的存在方式分化重整, 进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与这种局面并行的价值观积弱和冲突陷入功利主义的困扰之中, 任何意涵公共价值和价值共识的集体观念被边缘化。“现代公共哲学观念认为, 一个社会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和保持稳定, 一个重要的因素应该归于社会发展的公共性诉求”。公共价值重视社会整体性, 并且在尊重人的个体性的同时, 以公共领域的现实空间为依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物质层面的重建必须依赖精神层面的有效与满足, 也正是这样人们迫切希望的化解危机方向必然指向滋养精神的文化和合理意识形态的产生, 发现“人们生存、享受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的丰富思想, 引导社会的良性发展。公共价值是一种公共活动, 它构成社会的伦理基础, 清醒地认识制度设计的缺陷。这是本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
文化社会与公共创意 第9篇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上提出了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战略任务,将过去的“社会管理”表述为了“社会治理”,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传达的思想截然不同。客观地看,社会治理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维护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而需要全社会共同承担,社会治理意味着治理过程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管控,而应是多元主体的平等协商与合作。从内涵上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旨在满足农民精神层面的需求,由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共同参与进行的,并通过向农民普及知识、传播文化等方式来保障农民群众文化权益的文化产品及服务的供给活动。目前,衡阳市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主要还是由政府垄断提供,由此造成农村公共文化资源利用率低下、配置不均衡,同时,衡阳农村地区文化设施建设还相对滞后,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明显。因此,这种由政府垄断的单一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衡阳市日益变化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需求,需要寻求新的供给模式,这就是在社会治理理念下,采用多中心制度的模式服务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也就是说让各类私人机构、个人及公共机构都共同参与到公共事务管理当中,倡导社会全体共同参与,使公共问题能够通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之协同合作得以解决。
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构成要素
所谓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其基本内涵就是在农耕环境背景下,公共社会组织或文化部门为农村所提供的精神层面的公共文化服务,而这种服务一般是商业性或公益性的知识学习类活动或休闲娱乐活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模式涉及供给的主体、供给结构、供给方式、决策机制以及筹资渠道等多个方面,其运行高效与否与各个方面的合理均衡有关,只有各个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协作,成为一个协调的整体,才能发挥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效能。其主要构成要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供给主体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主体主要有四类:政府、社区(村)集体、企业或私人、民间非营利性组织。在此四类供给主体当中,政府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处于主导地位,但政府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主体,多元化的供给主体能够尽可能的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农村农民需求。政府的责任在于向农村提供市场供给无法满足的产品及公共服务,村集体组织的责任在于向村民提供一些与生活、生产息息相关的产品及公共服务,例如修建村内的公路等,企业或私人则主要可以涵盖一些外部性不明显的准公共服务或产品,另外,还应该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角色作用。
(二)供给方式
农村文化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涉及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输出形式,这种输出形式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其一,直接供给方式,主要由政府或集体提供,例如医疗、义务教育等;其二、委托供给方式,主要是政府向私人委托,例如能够收费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这种委托方式主要是以托管、租赁、承包等方式,由政府委托给企业或私人,企业或私人则遵照合同或政府意图提供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其三、政府补贴,这种方式主要是鼓励向农村提供产品或公共服务的企业与私人,一般以税收减免或补贴的形式开展。
(三)供给结构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结构涉及公共文化供给的多个方面,包括供给的质量、数量以及城乡间的差异水平等,反应的是供给的内容满足需求的能力。对于农业机械、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科技、道路桥梁建设以及市场的供求关系等影响农民生活生产的公共服务,应在处在优先供给的地位;对于一些满足少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公共服务,如歌剧舞院、豪华公共设施等,应根据实际的经济情况,尽量少供给或不供给。
(四)筹资渠道
支撑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筹资渠道主要包括三类:其一为政府的财政资金,这也是当前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可分为预算内和预算外渠道两种,前者主要通过税收的方式实现,后者则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向企业和农民自筹、统筹;其二为市场渠道,这种方式适用于可以收费的公共服务,可由企业或私人提供;其三为农村集体资金,这种资金的来源可以为农民的集资分摊,也可以为村集体的积累资产。
(五)决策机制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决策机制涉及供给相关的制度与规则,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决策主体、决策程序、决策方法、权责分配以及相关的监督机制等等。
二、创新衡阳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意义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要包括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社会供给三种基本模式。三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一种理想的模式,应该是集三者之所长、避三者之所短的复合模式,使之互相补充、互相合作、互相竞争,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多元供给选择,形成有效供给。毋庸置疑,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够破除农民保守思想,帮助农民尽快树立正确的思想理念,从而为衡阳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从这一角度上看,创新衡阳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意义重大。
(一)有利于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工作效率
衡阳市现行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要还是由政府垄断,这种供给方式不仅经济效率低下,而且由于缺乏有效竞争,导致政府提供的服务质量不高、内容单一,对社会效益的实现影响较大。而社会化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组织形态上都与政府的科层制不同,它要求在服务供给运作时能够高效决策、灵活多样、主体地位平等,这就打破了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垄断地位,使得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市场,也使得成本意识、效率意识等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显现。
(二)有利于提供多元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随着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农民群众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需求也变得多元多样。根据衡阳市某县的一项调查显示:新农村建设以后,该地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和消费层次明显高于建设以前。新农村建设开展以前,农民比较热衷于看电视、打麻将等少数几项文化消费活动,新农村建设以后,村民们对书画摄影、上网、旅游、演出表演、听音乐、看书读报等文化层次高、消费层次高的偏好率明显增强。但在衡阳市传统的服务供给决策中,主要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无法真正聆听用户的声音,从而无法提供给农民真正需要的服务。如果能够将衡阳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主体延伸至基层,委托给社区(村)集体、企业、非营利组织,甚至是私人,将更有利于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相较于单方的政府供给而言,社会化的供给方式更能够全方位的满足个性化、多元化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需要,也能够弥补私人部门、政府在服务供给上的短板。
(三)有利于在财政上缓解政府压力
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需要以充足的资金保障作为支撑,缺乏有效的资金投入和基本经费保障,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就无从谈起。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衡阳市财政过去用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支出比例很低,虽然近些年市政府已经在努力加大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投入,但依然存在着较大的资金缺口,而县、乡二级的财政支出更是有限,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来源基本上是依靠政府投入,而政府出于多方考虑,只能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进行有限度地投入。再加上农村日益增长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使这个缺口越来越大,政府财政已经难以满足当下的需要。通过创新衡阳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利用社会资金,使得政府财政与社会资金都能够服务于公共文化服务当中,不仅能够使得服务成本降低,还能够弥补政府财力不足的缺口。
(四)有利于加快农村社会民主化进程
在衡阳市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发展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政治上的稳定,但没有民主的政治稳定是十分脆弱的。因为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果就是社会自主性的不断增强。经济主体多样化的发展造成利益分化,促使农民需要通过更多的政治参与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加快衡阳市农村的社会民主化进程,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推进衡阳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供给的进程中,政府的垄断力逐渐减少,政府原有的权力逐渐外放,这也是一种权力回归社会的现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社会化能够促进农民与政府间的交流与沟通,提升衡阳市农村社会民主化进程。
三、衡阳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构建路径
考虑到衡阳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重要性作用,建议在满足农民文化需求的基础上,分别从供给主体、决策机制、资金投入、监督管理等方面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具体来说,应当做好如下几点工作。
(一)推进衡阳市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参与
目前,随着衡阳市经济的不断攀升,农民的需求也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态势。过去仅仅依靠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已经过于落后,跟不上农村社会发展的步伐。在现行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组织和宏观调控,在市场竞争机制下,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确保衡阳市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渠道多元化,首先应对政府职能进行优化,以保证在农村公共服务职责明确。一定要将责任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和个人,避免互相推诿,权责不明晰现象的发生。政府对于农村公共服务来说,作用非常关键,必须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性和权威性,使得农村公共服务的主体得到法律条文的制约,并在此基础上为农民提供切实的利益和服务。除此之外,政府还要细化农村公共服务,并且将基础公共服务作为根本出发点,而其他的将由市场或者社会组织来调解和供给。其次要在政府的调控下,市场和社会要突出各自的优点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政府还可以提供更多的福利来使得更多的公司和个人投入到农村公共服务中来,使其在做公益事业的同时,也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利润,这样的合作共赢会使得公共服务走上一个新的台阶。最后,政府应当加大组织力度,一旦出现了资金紧张、政策制约等情况,便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给予适当地政策倾斜和扶持。同时,政府还可以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制造正确的舆论导向,以防止有人假借做慈善的目的来干非法的勾当。
(二)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科学决策
文化服务供给的决策合理与否,将对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服务的供给目标、市场效果产生重大影响。长久以来,衡阳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决策都是从上至下的,并不是先征集农民意见后再进行决策,而是直接由政府决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数量、内容、形式等,农民只有被动的接受,没有主动选择的可能。这种单方面做决定的制度,毫无民主性可言,也完全没有考虑到农民的实际情况,使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很容易出现供应不足,或者是过量供应的情况。因此,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调动起农民的主动性,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首先,要加强农民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和主动性。农民在我国占据了大部分,但是由于收入低、文化素质低,从而大部分位于社会的底层,很多时候总是被动的接受,不懂得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是一味的服从和隐忍。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农民受到传统思想的禁锢无法摆脱。民主意识低下给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带来了不小的障碍。从这一角度上分析,只有创建有效的决策体系,帮助农民意识觉醒,懂得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主动参与到活动中去,才能够争取到说话和表达自己意见的权益,才能够使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更加贴近民意,更加符合农民的实际需求。其次,创建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途径,使农民能够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诉求。现实中,农民是比较脆弱的,他们缺乏去主动表达自己愿望和诉求的机会,而且也很少有人愿意倾听他们的心声。因此,当下最为重要的就是如何搭建有效的沟通平台和协同供给平台,让农民主动参与到决策中来,真正实现自己的诉求。
(三)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资金保障
衡阳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协同供给模式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支持,这也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持续开展的保障。鉴于此,我们必须构建有效的协同供给模式来确保资金的充足,唯有这样,才能够使公共文化服务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第一,政府必须加强资金扶持,在城乡资金投入上尽量缩小差距。长期以来,衡阳市为了发展经济,提升群众的生活质量,采取了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政策,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严重滞后。正是这种落后性才导致农民的切身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要克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不足的难题,政府就必须出面,利用各种政策和措施帮助农业复兴,从而使城乡发展趋于平衡,以此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第二,政府不仅要加大资金扶持力度,而且还要进一步吸引外资,寻找各种资金支持源。因为,仅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是远远不能够振兴和发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政府必须在宏观调控的基础上,促使更多的企业和个人投入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上,进而为其发展筹措更多的资金,吸引更多的人才。此外,对于资金投入的企业和个人而言,不仅仅是资金支持,同时政府还要创造更多的条件帮助参与的企业和个人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这样才能够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再上一个台阶。
(四)优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监督管理
不可否认,良性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督管理。整个供给系统运行能否有序、供给是否有效、供给目标是否完成等都与监督管理的效率息息相关。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由于监督力度不足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资金截留问题等。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民并不知晓供给的数量和内容,因此这种不透明的方式就留下了隐患风险。现实表明,加强协同供给的监督管理力度是协同供给模式下提升供给方式的必要手段。加强协同供给的监督管理可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其一,在政府内部加强自我监督管理,确保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能够持续有效地开展。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是防范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官员腐败、寻租行为重要手段,建立起完善的问责机制,使得涉事的官员能够在角色服务方面自我监督与约束。其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紧密联系其他供给主体,建立全民参与的民主监督管理机制。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需要密切监督的不仅仅是政府主体,还应包括其他的盈利组织及非盈利组织,鼓励广大的农民群众参与到监督当中,形成政府、社会、市场、大众等多元协同的监督管理机制。作为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最有发言权的农民群体,应重视农民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监督主体作用。另外,媒体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也是新型的重要监督方式,这对于规范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各类供给主体行为,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同样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摘要:社会治理兼顾主体的多元性、互动性,强调过程的发展性、延续性,倡导利益的调和性。由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长期由政府垄断提供,造成公共文化资源利用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均衡、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这显然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农村公共文化需求。文章从社会治理角度切入,分别从供给主体、决策机制、资金投入、监督管理等方面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
关键词:社会治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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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科技邂逅创意 第10篇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人们关注的话题不仅仅只是温饱, 精神的满足占据着人们生活的重要地位, 我们日常所需的“衣、食、住、行”产品中也不断融入了审美、经济元素, 更重要的是融入了很多创新元素。手机可以直接视频、娱乐互动, 电脑升级触摸屏, 电子流媒体日趋盛行等等, 这些高科技产品在便捷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在丰富着人们的精神和思想。不仅如此, 产品中的文化元素也在不断地渗透到生活, 服装设计师把青花瓷图案印制在旗袍上, 京剧唱腔可以融入现代流行的RAP等等, 这些古典文化与现代文化交织的元素在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视觉和听觉器官, 正如从信鸽传输到无线通信, 从竹简记录到电子留档, 科技的发展从未停滞、无处不在, 人们追求生活享受的热情从未冷却, 这一切都离不开创意。让我们不禁想探究一个话题:当文化与科技邂逅创意之后, 究竟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何为文化创意产业
谈及创意,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个概念文化创意。一般认为, 创意是头脑风暴, 是点子智力。文化创意只是文化和商品的结合物, 创意就等同于文化创意。这种解释似乎过于片面和拘谨。我们不妨从文化创意与文化创意产业这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一探究竟。文化创意产业, 是指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赋, 借助于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 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 产出高附加值产品和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包含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与智能产权三项内容。简单而言, 文化创意所涉及的领域必然包括文化与科学技术两个方面。任何创意作品的产出, 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但同时, 创意不是简单地对传统文化进行直接复制, 而是加入了个人创新与想象能力, 利用科学技术手段, 进而实现对文化资源的再生利用和延续发展。
信息时代, 文化创意产业推崇创新和创造力, 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和推动。它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的转换为核心, 具有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技术整合性。文化创意产业通过品牌培育、营销策划等手段提高制造业产品的附加价值, 从而带动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i Phone 4手机就是品牌推广与开发的典型代表。
在我国, 文化创意产业是市场不成熟、需求不稳定、产业链尚不完整的风险产业, 又是有效需求高速增长、市场前景十分广阔、经济效益非常诱人的朝阳产业。正是具有这种相辅相成的特点, 文化创意产业才需要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高效的政策支持机制、高技术的基础设施、相互接驳的产业链条、打破原有行业界限的重组疆域, 迅速顺畅交换传播的数字网络和一个高度市场化的交易平台。数字化网络市场、物联网以及发展创意产业集聚区、孵化器建设就是满足以上需求的产业发展模式。
数字城市、电子商务、云计算、物联网等高科技产物与创意的全面融合
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是文化创意产品流通、传播与销售。由于认识上的一些偏差和经验上的一些缺失, 特别是文化创意产品在国际贸易上的缺失, 使创意产品的流通、销售和贸易受到严重制约, 也使中国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停留在初级水平。
在我国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总体布局中, 在生产性集聚区逐步完善成熟的基础上,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应抓住时机, 大力拓展文化创意国际市场, 完善国际中介服务机构, 推动国际文化贸易的快速发展。所谓数字化国际文化贸易市场, 包括一个落地的文化创意交易市场、一个全球的网络虚拟文化创意产品市场和一个相关内容产品的物联网, 以及文化创意市场的配套设施。与市场相关的是大量中介服务:知识产权保护和交易服务, 知识产权授权应用开发服务、文化创意产品相关法律服务、文化创意企业投融资服务和财务服务、文化产品外贸外包中介服务、文化创意内容产品的传播服务等。
销售文化创意产品, 推动文化贸易发展, 打造完善的产业链, 都离不开物的传输。物联网的兴起, 为创意产品的流通创造了新的模式。所谓物联网, 国际电信联盟在2005年度报告中提出, 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目标已经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连接任何人, 发展到连接任何物品的阶段, 而物体的链接就构成了物联网。物联网将给文化创意产品的全球贸易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自2009年8月温家宝总理提出“感知中国”以来, 物联网被正式列为国家五大新兴战略产业之一,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其受关注程度是美国、欧盟以及其他各国不可比的。
在云计算技术和未来物联网基础上建设我国文化创意产品全球交易大市场, 建设具有前瞻性的文化创意产品服务平台, 建设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常设机构, 并着力建设与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相配套的无国界、多语言、全球化, 并拥有物联网支持的虚拟文化创意产品交易港, 是当前我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发展的一个方向。
在线交易、电子商务、淘宝网等网上市场, 依据物联网的建立, 云计算的技术支持, 打破了过去线上线下的界限, 一个新的、全球的商务转型的时代即将来临。未来, 没有线上的商务与市场将惨遭淘汰, 没有线下的物联网支持的线上信息港, 就只能是“门户”和媒介。我们应该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积极构建网上文化服务系统, 建立网上虚拟创意产业集聚区或“文化创意信息数字交易港”, 应当在当代文化潮流、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时尚基础上, 构建某一创意产业 (行业) 科研、生产、流通、交易的数字化平台。吸引海量信息汇聚, 开展网上信息交换、商务交易和产品推介销售。
总之, 崭新模式的立体创意产业集聚区或“文化创意信息数字交易平台”将有机会全面实现官、产、学、研、投、贸等各个链环的数字化高端整合, 其代表着创意产业集聚区的高级形态和未来发展趋势。未来发展道路上, 科技产品中将不断融入创意理念, 当然有创意产品的地方必然少不了高科技元素的点缀和辅助。
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与科技, 创意无处不在
今天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科技发展的成果, 这其中囊括了工业设计、文化、科技等许多元素。就拿U盘来说, 它在相当部分人群中扮演着“必需品”的角色。小巧便携的体积, 获得了不少电脑一族的青睐。随着邮箱在线存储和大存储量移动硬盘的问世, U盘的市场份额不断减少。然而, 生产商却用了更聪明、更便捷的手段让U盘重新回归大众视野。
如上图所示, 相信图片里的U盘设计已经吸引了您的目光。将太极的概念运用在U盘设计中, 黑白的颜色对比充满了时尚感, 看上去这对U盘更像两尾鱼, 调皮地弯起尾巴, 模样相当讨喜。再者将U盘的外观融入青花瓷元素, 看起来高贵典雅, 文化韵味十足。还有钱包概念手机, 竹键盘鼠标组合等, 昭示着中国设计的觉醒。
把文化元素应用在科技产品中, 究竟属于文化创意还是科技创意?似乎二者都有涉及。毋庸置疑, U盘的创意更偏重于文化创意的范畴。U盘本身的作用和基本配置不变, 改变的只是外在的包装形式。中国太极的概念作为文化资源被成功地融合在科技产品的外观上, 类似的创意在生活中屡见不鲜。很多时候, 我们在关注创意的同时, 往往忽略了设计作品本身的价值。中国不乏一些创意新锐, 而很多设计虽然新颖, 却很少被应用在实际生活中, 只是成为纸上谈兵的案例。
科技创意, 主要表现在创意科技产品的发明、科学技术和科技产品的创新应用三个方面。创意科技产品的发明比如触屏电脑、测谎仪、移动硬盘等。这些创意从概念到成品, 都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 它们大多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 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至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应用,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创意农业。方形西瓜, 番茄树科学家们利用植物的生长规律和特性,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奇的农业产品, 还有那些太空转基因蔬菜。此外, 医学上用基因再生技术培植器官救治病人, 化学上利用不同元素相互作用进行战略设备的发明, 都是科学技术的创新应用。科技设备的创新应用以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为标志, 文艺表演环节的画卷至今让观众记忆犹新。画卷的显示屏由北京利亚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承制, 在计算机的控制下, 通过激光将光电呈现在LED显示屏上, 呈现出各种新奇图案和文字, 通过声、光、电的巧妙结合, 展示出奇妙的人文意境, 通过人工不断同步操作, 实现图像流动效果。科技设备的应用不再局限于特定领域和特定范围, 而是为生活服务, 具有了更高的使用价值。2010上海世博会, 科技与创意的吻合更是无处不在, 所产生的效果更是无与伦比。看起来科技创意似乎比文化创意更让人叹为观止。
搭建文化、科技、创意三者共舞的平台
文化与科技邂逅创意, 我们得到的不只是视觉感官上的冲击, 更多的是实用和方便。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意的琴瑟和鸣, 让创意这个概念有了更深更广的内涵和范围。对于科技创意这个新鲜词汇, 也许我们还未曾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 但是我相信我们将在未来见识到更多更新鲜的科技创意成果, 对科技创意这个概念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
目前很多创意都还是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 如何让文化、科技、创意三者渗透得更加彻底, 这就需要我们发挥人的聪明才智, 使创意大脑、创新技术、文化内涵综合发挥作用, 创造出无限价值, 更重要的是及时搭建三者共舞交融的舞台, 这需要政府政策的扶持也需要民间资本的介入和社会热心人士的参与, 更需要媒体的宣传和鼓舞。比如奥运会、世博会、上海国际创意活动周等等, 这些国际性的活动都不失为一种好的宣传和市场推广活动。河南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也积累有自身的实践经验, 比如2010首届郑州国际创意活动周, 得到了国家、省、市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创意产业以及它所引申的一些行业。河南省首个文化创意园郑州金水文化创意园也发挥领头羊的作用, 积极参与谋划“文化创意照亮河南创造”、“创意领跑中原”等活动。
河南省省委书记卢展工多次指出并使用“文化强省”来号召大家行动起来, 河南正在行动。目前, 河南省正在积极地推进首个工业设计园的建设。探索仍在继续, 将文化与经济融为一体的创意产业正是具有将分散的极具个性的文化创意集聚为强大产业的助推器。因此, 文化与科技唯有邂逅创意, 才是最完美的体现。
销售文化创意产品, 推动文化贸易发展, 打造完善的产业链, 都离不开物的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