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方法范文（精选12篇）
田野调查方法 第1篇
一、社会调查方法的广泛应用
社会调查的定义国内外有所不同。在国内,诸多调查方法,如问卷调查、定量调查等都称为社会调查方法,其定义众说风云,差异很大。而国外对于社会调查的界定则非常明晰。社会调查指的是一种采用自填式问卷或结构式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哪里收集量化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研究方式。1从定义看来,社会调查与其他研究方法有一些区别。首先,社会调查的对象是由人所构成的社会现象,而非个人或自然现象。其次,社会调查是一种由整体到部分的全面认识活动,而不是对于局部、个体的片面考察。它包括了选题、研究设计、资料收集、资料分析、调查报告撰写等一系列过程。再次,从研究方式上看,主要采用自填式问卷和结构访问来收集资料,运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收集第一手资料是它与其他研究方法的区别。最后,社会调查是一种定量的研究方式。这意味着,所有的调查最终都必须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形成定量化的结果。而运用直观的图标来呈现抽象的理论目的,也是社会调查方法的一大优势。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社会调查方法将成为一种极具科学价值的研究方法,并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通过社会调查,研究者对现象进行描述,从中发现其背后的原因,最后对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并提出相应的策略。这样一种逻辑较为严密的研究方式,运用直观的图表进行呈示也极大地避免了研究描述混乱的现象。社会调查方法在人文学科中的应用也相当多,就民族音乐学学科社会文化层面的探讨,就多运用这种方法。
二、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社会调查
学科的建构往往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民族音乐学由建立走到今天,面对社会日益
变化的需求,其研究思路也不断改变。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探讨音乐背后社会、文化的意义被视为论文价值的标尺。自律论与他律论的争议似乎在学术文章的探讨中也成为热门话题。社会调查在研究中的应用,有助于学者更具逻辑性与目的性地对社会因素进行探讨。笔者在完成一项民间音乐调研时有亲身体会。笔者通过自填式问卷的方式了解该民乐在某村落中的传承情况,在问卷设计、发放、分析的过程中,笔者对于理论的架构变得十分清晰。为了问卷的有效性,笔者对问题的设立原因做了思考,最后进行简单的数据分析。每一个过程,研究者都清楚知道自己的目的及所得数据对于研究的作用。这些方法使得文章在做抽象论述时显得更为直观、有条理。
三、田野考察与社会调查的结合
社会科学研究中,历来就存在着实证主义方法和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对立。笔者认为,两种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结合而非对立。相对于社会调查而言,田野考察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社会现象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完全用科学的方式来计算衡量。社会有其复杂性与多样性,这些复杂的现象必须通过研究者亲身体验和文化认知才能有所了解,长时间的融入观察才能发现。因此,笔者认为,田野考察与社会调查两种研究方式应该综合应用。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应用社会调查,更有利于对其实施的科学性与真实性的考察。当你的论文要以小见大,通过某个实地的考察看待更大范围的音乐现象时,社会调查的方法能够帮助民族音乐学者更迅速地了解较为可靠的信息,而不用一一进行长期的田野考察。同样的,如果要在一个较大的范围里了解某一音乐形式也是适用的。
结语
不难发现,二者的结合更有利于研究的进行,而这种现象在学术界已不是新鲜事,但在很多时候还不能充分融合,展现音乐学科特色。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艺术与科学的联系更加紧密,实验研究等更多方法的综合应用,更多学科的跨界使得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走出一条新路。
摘要：19世纪以来,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学科建构已逐渐完善,由最初简单的采风方式到现在由人类学中引进的田野调查方法,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向也相应地从抢救民族志的风潮里走出来,向文化中的音乐研究迈进。漫长的实地定性研究带来的是个人对田野的切身体验,而社会调查的定量研究则往往展现较为科学而直观的结果。二者的结合早已开始。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社会调查方法
注释
田野调查方法分析范文 第2篇
狄金华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回顾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田野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梳理出村落、基层市场共同体、乡（镇）以及县四个基本的田野研究单位，并以此为基点讨论了中国农村研究分析范式的现状与突破空间。研究发现，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的兴起有着自身的学术逻辑及路径依赖，同时田野研究的单位选择与研究范式的变更之间存在着辨证互助的关系。
关键词：田野研究
研究单位
分析范式
20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关注和研究是国内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其关注面之广，研究成果之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仔细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发现，基于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有关中国农村的研究形成了若干个分析范式[1]，例如社区分析范式、经济区域分析范式，同时若干新的分析范式的雏形开始出现或正在生成之中。其中任何一种分析范式的提出，往往都与田野研究单位的转变有着种种关联；同样，任何一次田野研究单位的转变，也给研究范式的拓展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事实上，不仅田野研究的单位选择与研究范式的变更之间存在着辨证关系，而且不同田野研究单位的选择也使得所呈现出的中国农村社会图景有所不同，其或是乡土社会的自洽图景，或是农村社会生活被国家主宰化的格局。这种不同的图景不仅使中国农村得以用不同的样态呈现，同时也使中国农村研究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因此，无论是在展开田野研究时，还是在进行文献探讨时，学者们都有必要明确了解其单位选择问题。而本文就是试图从村庄、基层市场共同体、乡（镇）以及县四个基本的中国农村田野研究单位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不同田野研究单位与农村研究范式的内在关联，并力图分析不同田野研究单位的学术贡献及其瓶颈所在。由于本文的目的主要是通过阐释与分析农村研究的单位选择来寻求中国农村研究的突破，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研究综述，所以对于众多的论著只是择而论之。
一、作为传统的村落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开拓者吴文藻先生（1988）结合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理论展开了对“社区”的系统化研究。吴文藻先生主张以“社区”为基本的研究单位来了解社会，由此推动了中国社区研究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早期的研究者单一地将“社区”界定为“村落”，例如费孝通（1998）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而且“从地理上讲，传统乡村社会的村庄之间具有比较清晰的地域界限，在不同的村庄之中，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都是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王曙光，2007）。因此，中国的村庄便具有了独立的文化单位和社会单位的性质。正是由于村庄的这种独立性与封闭性，才使得以村庄为基本单位展开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具备了逻辑基础。为此，中国早期社区学派的“社区”研究事实上就主要是有关中国村落社区的研究，研究者试图以此反映一般民众的生活，进而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做出评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等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这些作品在当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奠定了中国本土社会研究的世界性地位。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些作品也因为其对村落社区研究单位的运用而受到质疑。例如弗里德曼（1963）就提出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能否采取在其它原始部落中采用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质疑。弗里德曼所思考的是单个村落研究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代表性问题，即对小地方的描述能否反映大社会？弗里德曼的结论是否定的，他认为功能的整体性不足以把握有长远历史传统的文明大国的特点，因此，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对于中国的研究还得借助于文献，并做更大范围的研究。弗里德曼的这种批判本质上是对由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太平洋民族志模式而发展来的中国社区论的质疑，即认为这是“将一个区域性的范式认定为人类普同性的范式后又将其运用到另一个区域性范式的建构之中（”王铭铭，2005）。在解构原有村落社区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弗里德曼创造性地提出了宗族分析范式。与此同时，施坚雅（1998）在四川盆地实地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以集镇为单位的市场体系的分析范式，认为集镇而非村落是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生活更为合适的基本单位。这些对分析单位的反思，都对这一时期海外中国农村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在中国大陆重新恢复以后，国内学者又重拾曾经给中国社会研究带来过辉煌的社区研究传统，这样，曾经遭受质疑的村落社区研究也因此而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反思。有学者指出：“对一个村庄或社区通过进行观察，获得对社区的详细材料，并对这一社区进行精致的雕琢，从中获得了一个完整的社区报告，”这种乡村研究的发展本身“为地方性的资料细节所困扰，而忽视了一种整体的概览和思考”（麻国庆，1999）。这种质疑显然并非仅仅针对于村落研究，而是扩大到了对整个个案研究方法的一般性价值的追问。但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面对如此急速的社会变迁，研究者们又意识到，田野调查因其具备操作上深入而持久的潜力，对于理解社会仍然独具优势，而就把握社会存在的复杂性而言，深入性可能是较广泛性更加重要的需求。因此，个案村落仍然是研究者进行乡村研究时所重视的考察单位，因为这种研究方式不仅能细致入微地再现个案对象广阔的生活图景和社会变迁形貌，也仍然为认识超越个案的宏观社会提供了一条可以接近的道路（胡鸿保，2006）。特别是在王铭铭等（1997）提出“小地方大社会”[2]的概念之后，更促使研究者对村落研究方式进行重新定位与思考。
另外，一些政治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将研究重心转向乡村后也逐渐意识到，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不可能对全国农村的政治状况有一个真切判断。为此，他们曾提出“个案式思考”的概念，主张在进行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寻找对对象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贺雪峰，2003）。但这种个案社区的研究范式仍然面临着传统村落社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即对处于特定时空坐标中的村落社区进行研究，若忽视了村落社区的开放性，或一味地强调从宏观层次上看待村民的生活，而看不到村庄生活自洽的一面，则极可能使对村落的研究再次走入迷途。尽管如此，研究者们也注意到了微观村落中往往包含着的非村落的宏观国家因素和非当下的悠远历史因素，为了避免一村一个理论的“嵌入式观察”陷阱[3]，一些研究者主张以开放和历史的视角看待个案，以对其做出更加深入的理解，进而通过对个案的深入解释形成一种研究乡村特性的方法，而这一方法与定量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吴毅，2007a）。因此，这些研究者虽然仍将村落作为研究单位，但视野却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村落。例如于建嵘（2001）的《岳村政治》采取从县、乡、村步步深入的方法，岳村成了作者进行相关研究的表达对象，这种“县—乡—村” 的多层次研究路径为读者提供了较岳村本身更大的容量和视域。吴毅（2002）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则以川东双村为例，研究了20世纪整整100年个案村落的“地方性知识”与“国家”及“现代性”因素的互动。宏观与微观、历史与当下的贯通，使研究文本不仅呈现出个案村庄小历史的变迁，也将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变迁大历史的轨迹揭示出来（杨俊凯，2003）。同样基于单一村落社区无法承载实践复杂性的考虑，仝志辉（2004）在《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一书中以对四个村庄的比较来呈现超越单一村庄的社会关联。诸如此类的努力，将“社区研究”变成“在社区中研究”，放大了村落社区研究的效用。但尝试也有不成功的“短板”，即一些研究不免存在以来自村落的经验去验证或映证某种理论的嫌疑。正如有学者所担忧的，“把复杂的关系、丰富的材料简单处理成用以证实或反驳某种概括的„个案‟或„例子‟，从而犯下布迪厄所批判的将理论„逻辑‟强加在充满模糊感和权宜性的„实践逻辑‟上的致命错误”（应星，2001），从而减小了个案研究发现理论的特殊价值。由于受到国家—社会分析范式的影响，研究者们发现，随着整个民族国家目标的逐步实施，中国各类村落社区的历史都记录着国家权力向乡村不断渗透的过程。这样，“在一个村落的小地方，同样可以感受到国家的权力运作”（赵旭东，2003）。在欧伊（1989）的研究中，其为了说明农村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强调必须对“村庄”这一研究单位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村庄是处于国家和社会交叉部分的一种特有的组织单位，农民在这个地方生活和工作，收成在这里收割和分割，农民在这里获得收入和分配的物品，国家也在这里征购粮食”（孙立平，2000）。正是在村庄这一基本单位上，国家和社会相遇了，这也就意味着村庄这一研究单位在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样的研究思路，使村落研究的意义又重新得到确定。研究者们重新将研究的视角拉回到村落的有限区域之内，通过细致的研究来把握国家权力与民间生活的相互影响，即国家的规范是如何影响村庄的发展及村民的生活的，国家的指示与规则又是如何被规避、扭曲和被漠视的。
纵观村落研究的传统，学者们虽然立足于不同的学科视角，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诉求，但基于村落研究而形成的社区分析范式无疑都将村落视为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4]。在这一场域之中，不仅个体为了自身的地位与利益而努力，同时个体在行动的过程中又与村落外的社会空间发生联系，由此推动着具体的村落场域与其它的场域发生着诸多的关联。由此，基于村落社区研究而拓展的社区分析范式通过“深描”展现了中国农村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也为深入理解农村生活的自身逻辑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与视角。特别是在“场域建构主义”的策略之下，由于村落、村落之外、村落中的社会事实、村民以及研究者和研究文本都具有建构性，在每一项具体的村落研究之中，它们都会“遭遇”，并共同促成了研究成果的诞生，虽然由此带来了村落研究无法回避的代表性质疑[5]，但也恰恰是这种“质疑”与“抗争”破除了村落研究所暗含的“本土—他者”、“城市—农村”、“国家—社会”等二元论，让作为场域的村落真实地再现出来。这一方面为宏观社会的呈现奠定了基础（林聚任、刘翠霞，2008），另一方面对村落社区分析范式的质疑和完善也进一步成就了宗族分析范式和基层区域经济分析等范式。
毋庸置疑，中国农村社会的内容与复杂性远非村落所能包容，传统时代如此，现代性因素急速增生的现时代更是如此。因而，在学术重心下沉中生成的当代中国农村研究若以村落为单位虽然其情可谅，但若要更加全面地展现农村社会的复杂性与完整性，提升研究的解释力，就势必要求研究视野的放大和研究单位的提升。
二、成为经典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研究
乔启明（1934）和杨懋春（1963）早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接受农村社会学训练时就意识到了市场体系的意义；林耀华（2000）在《金翼》中分析黄东林与张芬洲家庭发展时，已注意到了家族的发展与集市的关系；费孝通（2001）的《江村经济》也讨论了集市在乡村商品交换中的作用；杨懋春（2001）则更是在其《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中生动地描述了村庄与市场的联系。
尽管以村落为研究单位的研究者大多已意识到村庄与外界之间的联系，但在施坚雅（1998）看来，以往的研究者在过分地强调小社团的同时却未能对村庄与外界的联系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试图矫正这种只着眼于小社团的研究倾向：
“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之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我要讨论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施坚雅，1998）
施坚雅（1998）通过对四川盆地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实际的社会区域并不是村落，而是他所处的基层市场区域。“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包括大约18个村庄在内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这一“基层市场共同体”既是一种社会结构，同时又是一个文化载体。它与同一区域内的权力结构、宗教活动呈现紧密的关联性，而且其区域范围与通婚圈的大小基本一致；同时，基层市场区域内农民的习俗、方言、风味食品以及穿衣戴帽的方式、绣花的图案都具有较强的同质性；而不同市场区域间所使用的度量衡也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基于此，施坚雅提出，基层市场共同体不仅是亲属、宗教组织、秘密社会、宗族组织、方言乃至“小传统”的载体，同时也是一个农民自给自足的范畴，一个分立性相当大的社区。事实上施坚雅（1998）本人已经注意到，跨村落的宗族与基层市场社区之间存在某种互动关系，由于农民家庭的社交活动主要在他们的基层市场社区内进行而很少在其外进行，同一个市场体系内宗族间的联系可能会永久存在，而在不同基层市场区域中地方化的宗族之间的联合常常受到时间的冲击。对此，国内的人类学家也意识到，从功能上来讲，中国集镇“不是简单的市场，而是库拉圈[6]、互惠场所、夸富宴[7]的举行地、再分配的网结、社会的竞技场和文化展示的舞台”（王铭铭，2005）。
尽管以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基本田野研究单位本身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也遭到了诸多学者的深刻批评；但当一个研究单位不是被当作概念游戏而是被视作收集资料的方法时，那些问题就可以相对淡化，基层市场共同体仍然可以视作一个比较有效的田野研究的选择单位。以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研究单位，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诸多的启示，也逐渐成为了一种分析和解释中国乡村市场以及整个中国社会构建和运行的综合理论模式。费正清（2000）将施坚雅关于“基层市场共同体”的概念表述为“集市社会”，它“既是一个经济单元，又是一个社交世界”，“这些旧的集市社会已经成为组织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天然基地”。在费正清眼里，集市社会是了解中国社会本质的一扇窗口。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研究显然也对孔飞力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孔飞力（1990）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便力图强调市场共同体与团练组织之间的关联性。对此，孔飞力亦不讳言，称赞“施坚雅的中国集市研究的杰出成就，将社会层次和非正式农村组织等等复杂情况与人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勾划出的活动范围联系了起来”，而孔飞力对中华帝国晚期地方武装的兴起与基层市场的关系的关注则直接受到了施坚雅相关论点的启发。在对湖南临湘团练结构进行个案研究时，孔飞力承认“采用了施坚雅的集市规模的分级方案”，又称“在其他地区，我们也发现了集市结构与地方武装相关联的充足证据”（孔飞力，1990）。目前国内有学者以乡村集市为基础展开对韩江中上游客家传统社会经济的研究，研究者之所以将乡村集市确立为研究重点，也主要受到了施坚雅的影响。因为乡村集市作为区域经济结构的基本单位，是重要的研究切入点，以定期集市为主要特征的墟镇又是观察更大区域社会结构的参照系。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乡村经济组织单位和基层社会结构的组成之一，直接扎根于乡土社会，与地方宗族、庙宇相互交错，相互影响，深入揭示这三者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解读客家传统乡村社会的关键所在（周建新，2003）。
施坚雅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研究对美国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吊诡的是，其原本只是试图矫正人类学家只顾小社团研究倾向的努力，却使得“一整代的美国史学家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社会上都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著名的比较史理论家西达·斯科波尔：
“……我们必须留心，传统中国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并非个体村落，……而是包括一组村庄的市场共同体。……虽然农民在个体村庄内居住和工作，但市场共同体才是他们真正的世界。他们经常到定期集市作买卖，取得工匠的服务、贷款、参加宗教仪式，以及寻找婚姻对象。”（转引自黄宗智，2000）
受施坚雅对于乡村市场研究的影响，庄英章（2000）在其《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一书中通过对林圯埔这一集市区域中生态环境与历史背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在一个长时间内生态的、经济的及社会文化的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这一研究路径的展开，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台湾人类学研究中过于“注重小社区的现时状态之研究，根据功能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种种现象，而忽略了较大区域的研究”状况的反思与突破。
将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研究单位，在学术界日渐引起重视的同时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质疑。基层市场共同体虽然被施坚雅看作小农的“自足的世界”，但由于没有得到其它调查材料的佐证，施坚雅的研究结论并不能被简单地推广到全中国。以农民的社交观为例，黄宗智（2000）研究发现，在华北平原，村庄仍然是农民生活的界限。对于这种不同于施坚雅根据四川盆地调查所得结论的论断，黄宗智（2000）并未断然地否定“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合理性，而是探究了造成这种认知差异的原因，即两地居住型式的不同（华北平原的房屋集结成一大群，成都平原则由很多分散的坝组成）与商品化程度的不同（四川盆地的商品化程度比华北平原高很多），“两个区域的这些差异——在居住型式上及商品化程度——使人联想到市场对四川盆地小农生活的影响，可能确实大于村庄共同体，但在华北平原上则未必如此”。
虽然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也受到中外学者的质疑[8]，但是它确实提醒汉学人类学家需要关注一个方法论的困境，即社会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小型社区一方面是大社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中国现实，它们最多只是一种关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王铭铭，2005）。同时，施坚雅以其独特的方式向研究者们展示了经济区域分析范式在中国农村田野研究中所呈现出的不同于村落研究范式与宗族研究范式的异样图景。这种图景不仅是以追求异文化的传统人类学者所忽视的，同时也是过于关注现代性和权力关系的农村社会学、政治学学者所未能重视的。
三、方兴未艾的乡（镇）研究
以乡（镇）作为基本单位来研究中国的农村社会则至少可以追溯到许烺光。许烺光（2001）的《祖荫下》即是以云南的喜洲镇为研究单位来分析当地乡村的亲属制度、信仰体系、人格与社会流动。但许烺光的研究显然只是吴文藻“社区”研究的不自觉拓展，虽然他在无意之中开创了以乡（镇）为研究单位的先河，但其却未能对乡（镇）作为一级农村研究单位展开足够的理论反思。真正自觉地反思以乡（镇）作为中国农村研究基本单位的学者是日本学者福武直。福武直在同一时期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的构造》一书中重点考察了华中地区自然村落与城镇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的政治、经济基础、宗教关系，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村落共同体”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情，村落既不是封闭化的，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外界社会处于有机的联系之中。在否认“村落共同体”的基础上，福武直提出了“乡镇共同体”的概念，他将“共同体”理解为农民基本生活得以维持的农户聚集区域，乡（镇）即是这样一个区域，在此区域之内，农民跨越村落进行日常生活的交流与市场交换（转引自郑浩澜，2006）。
虽然福武直提出了“乡镇共同体”的研究单位，但其却未能开展有效的研究。1984年初，费孝通在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之后，郑重地宣布了他的研究结论：小城镇包含了“大问题”。对于费孝通个人来说，小城镇研究将他的社区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层面，一个新的研究单位。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环节，小城镇凝结了中国社会结构变动中的种种矛盾。自1979年中国农村实行改革以来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都与小城镇联系在一起。在费孝通看来，选择小城镇作为社区研究的单位，不仅可以揭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基本矛盾，从中也可以看到隐含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矛盾。从小城镇出发进行研究将更容易对社会整体进行把握。事实也是如此。正是对小城镇研究的拓展，费孝通展开了对城乡关系和城乡体系的研究（丁元竹，1995）。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在延承费孝通小城镇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发现小城镇的建设与乡镇企业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乡镇政府的运作紧密相连。因此，他们进一步拓展了对若干个案乡（镇）系统而规范的社区调查，特别对乡（镇）的行政、经济与其它各类经济组织进行了重点研究（马戎、刘世定、邱泽奇，2000a；马戎、刘世定、邱泽奇，2000b）。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诸多学者对乡（镇）的田野研究进一步推进了本土乡（镇）研究的发展。
萧风霞（1989）的《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乡村革命的协从》可以看作是对乡级社区研究的一个有益探索。然而，她的研究虽然以珠江三角洲一个乡级社区的调查结果来展现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关注，却并没有对乡级的政治权力给予充分重视，仍然将乡与村统一起来进行分析，没有扩展研究单位的自觉。
吴毅先生的《小镇喧嚣》可谓是真正以乡（镇）为基本研究单位有意识开展的系统性研究。吴毅（2007b）在完成了对双村长时段、历时态的记述后，以对当下“乡域政治”运作过程的展示与剖析为希冀推出了《小镇喧嚣》。在《小镇喧嚣》中，吴毅虽然坚持其一贯的个案研究传统，但是将基本的分析单位由村落提升到了乡（镇），正式提出将“乡域”作为农村政治的研究单位。在他看来，对于微观政治研究而言，村庄政治并不能包容农村政治的全部内涵，至少现代意义上的官僚科层体制及其规范性运作过程这些重要环节在村庄场域内是缺失的（丁卫，2008）。“乡域”的概念孕育着一个突破，它为在较村落更为宏观的时空场域中探讨农村政治提供了可能。
当前，乡（镇）作为一个基本的田野研究单位已经为部分研究者们所重视。究其原因，则是因为乡（镇）与中国农村政治的发展与运作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基层政治过程未必能为村庄所包容，相对而言，将研究单位由村庄提升到乡（镇）不仅更贴近现代民族—国家大体系背景下的乡村基层政治特征，同时对于乡（镇）政治的考察无疑也更能够“体现出乡村基层政治在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以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吴毅，2007b）。
将乡（镇）作为基本的田野研究单位同时也与政权建设的分析框架传入中国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关系。学者们通常认为，乡（镇）组织本身就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部分，是国家权力下沉的一个表现，因此对乡（镇）的研究则更有助于理解国家政权的运作。而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也再次助长了对乡（镇）的田野研究，因为乡（镇）政权作为最基层的政府机构，其直接与农民打交道，国家的力量与社会的力量在这里直接汇合与接触，对于乡（镇）运作的研究不仅可以呈现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而且可以再现两者之间的互动与交融。这种“乡域政治”的研究不仅克服了“村庄政治研究在时空展示上的局限”，而且部分地解决了“县域政治研究在田野操作中的困难”；它不仅凸显了“一定时空关系网络中事件—过程本身所具有的社区整体感”，而且有助于展现乡（镇）、村、组各个层级之间的互动与关联（吴毅，2007b）。
以乡（镇）为基本单位的田野研究已作出了不少努力，特别是政治学学者在此领域的探索，以至于“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的雏形正在逐渐形成。不过，作为一种分析范式，“乡镇共同体”还有诸多的问题需要明晰。例如，在顾及到国家力量对乡（镇）共同体的影响之外，如何确立乡（镇）共同体内部的多元化主体，如何理顺各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探寻乡（镇）共同体内部分化与整合的机制，以及确立转型中乡（镇）共同体的变迁路径等？只有这一系列问题得到了解决，乡（镇）共同体的分析范式才能够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与接纳。
四、有待深入拓展的县域研究
对县域的研究虽然不像对其它研究单位的研究那般出众，但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科学恢复和发展的30年间，对县的研究一直未曾断裂，并推动县域政治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苑丰，2008）。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自秦推行郡县制以来的2700余年里，县一直被作为中国的基层行政区域单位而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历史整合的有机社会，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被视为一个较为完整的空间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它是基层意义上最完备的“国家”（樊红敏，2008）。
当前学术界对于县这一研究单位的的重视部分缘于农村社会的改革。于建嵘（2007）认为，农村综合治理改革的突破口在县。因为乡（镇）虽然是一级政府，但不是完整的政府，人大没有办法开会，没有检察院、法院和公安，诸多职能其都无法承担。所以农村社会改革不能总抓着乡（镇）这一方面来做文章，乡（镇）改革一定要和整个县的改革相结合。
虽然围绕县域展开了诸多的研究，但真正将县作为一个分析单位提出来的还是杨雪冬先生。杨雪冬（2006）将“县”赋予了其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中观分析单位的地位：
“从政治体制整体来看，县并不属于微观制度，因为它不是整个体制的最低端，更不属于宏观制度，因为其影响不是跨区域的，应该归为中观制度。这种中观性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其有一定的人口和地理规模，拥有完整的政治行政功能，可以反映出国家行为的一致性和制度的整体性；二是其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交接面上，与其他更高层次的政治单位相比，和微观社会组织的联系更直接、密切，运行也更具有多样性。”（杨雪冬，2006）
正是由于县的这种中观性，以及其在中国整个政治体制中的转承角色，以县为单位的研究“不仅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整个体制的运行和变迁，而且能够较为集中地体现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杨雪冬，2006）。杨雪冬将县区分为五个维度，即作为地理—文化单位的县、作为区域市场的县、作为行政层级的县、作为政治系统的县以及作为政治主体的县，进而论述了以县为单位的分析框架在理解20世纪以来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权力在乡村社会中实现形式转型的形态以及乡村社会与国家形态的交互作用：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县不仅是整个政治行政框架中层次最低的、最完整的正式制度综合体，也是实现区域经济规模化的最小单位，更是国家与社会互动边界上最完整的国家单位。通过对县的考察和研究，我们既可以看到制度的统一性及其结构性特征，也能够看到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过程，更能够清晰地看到制度中的能动者，制度运行的多样性以及多样性背后的要素。”（杨雪冬，2006）
基于对一个县的个案分析，杨雪冬先生（2002）提出了县域的基本框架，即对县的研究应该把它放在城市化、分权化、民主化以及依法治国进程的背景下，将其划分为制度结构和制度主体两种形态，然后按照以下三个路径进行。第一个路径是把县作为一个制度主体进行分析，从纵向（它与乡（镇）、市、省乃至中央的关系）以及横向（它与同一个地区或市内其它县的关系）上研究它和其他制度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个路径实际上研究的是县在整个制度结构中的地位。第二个路径是把县作为一个制度单位框架，分析在县的范围内各种关系的形成、调整以及变革情况。按这个路径进行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县这个单位来折射整个体制的运行以及体制在不同县域下的变异；第三种路径则是将前两种路径结合在一起，既要分析县在制度中的主体间关系，也要探讨不同县所形成的主体间关系，并分别分析其原因（杨雪冬，2006）。
县作为一个田野研究单位的提出，与全面展现农村社会复杂性与丰富性的学术需求有关。以政治研究为例，与“村治”和“乡政”相比较，以县为单位进行的考察将更加完整和体系化。同时，国家政权建设的分析框架也是促成县作为田野研究单位的理论动因。因为只有县才具有完整的科层制意义上的组织架构和运行基础，这一组织架构和运行基础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构成了基本的“问题域”。但值得注意的是，若坚持以田野调查的方法来研究“县政”，势必会遭遇到单个研究者不易把握的问题，结果是，对于“县政”的田野研究往往因为研究者无暇兼顾结构和过程这两方面而呈现出“非驴非马”的状况。可以说，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比较成功的以田野方法所做的“县政”研究。当前仅有的为数不多的几部关于当代县级政治的研究著作都始终未能摆脱以科层化体制描述替代对应政治过程分析的困境[9]。
县作为一个田野研究的单位，它呈现出比村落、基层市场共同体和乡（镇）更丰富的农村图景。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县政府是一级完整的行政组织，因而对县域的田野研究更能够完整、全面地探讨国家、制度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但同时也因为县内地域的广阔，单个的研究者不可能轻易地把握县域农村的全部图景。因而，研究者往往在田野研究中无法兼顾结构和过程这两方面，从而有可能既无法很好发挥田野研究揭示复杂情态的优势，又自废了制度性分析的长处。
五、结语
对于田野研究单位的确定，虽然可以有多样化的选择，但具体的选择往往受研究者的研究主题及其所采用的分析范式的影响（见表1）。当研究者试图进入农村社会时，村落社区成为其确定田野研究单位的首选。无论是“以小见大”的缩影论研究者还是类型化的比较研究者，都看中了村落社区个案研究有利于展现出农村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优势。但是，这种强调村落社区内部社会联系而忽视村落内外经济联系的研究思路必然要受到经济人类学学者的质疑与拷问。以施坚雅为代表的学者将田野研究的单位拓展到基层市场共同体就是这种质疑与反思的实践。与强调社会视角和经济视角不同，政权建设研究范式明显加大了对制度与结构的重视，其对政治发展与政治运作的分析必然要求加强对农村政权组织的分析。立足点是强调科层性还是强调科层性与乡土性之间互动的差异性，区隔出了县和乡（镇）两个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
表1
不同田野研究单位的比较
研究单位
经典文献的作者
费孝通
林耀华
杨懋春
施坚雅
许烺光
福武直
杨雪冬
研究旨趣
社区生活
经济
科层性与乡土性之间的互动
科层性
主要学科视角
社会学
人类学
政治学
人类学
政治学
社会学
政治学
社会学
分析范式
村落
基层市场共同体
乡（镇）
社区分析范式 经济区域分析范式
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
县域分析范式 县
与以村落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为田野研究单位所形成的相对成熟的社区分析范式和经济区域分析范式不同，以乡（镇）和县为单位的田野研究正在酝酿（或可能酝酿出）新的农村分析范式——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和县域分析范式。已经呈现出一定雏形的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虽然以制度主义的视角考察了作为科层制底层的乡（镇）基层政权组织运作，以及“乡域政治”在科层性与乡土性之间的交融图景。但是要想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乡镇共同体”的分析范式还必须做到能透析共同体内部的多元主体，厘清其结构关系，并在田野研究中打通宏观与微观、国家与地方、体制与非体制及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变量之间的关系，以确保乡村基层政治在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来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吴毅，2007b）。如果说基于乡（镇）的田野研究令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的雏形开始浮现，那么以县为单位的田野研究则只是提供了“县域分析范式”（姑且这样称呼）诞生的可能。要使“县域分析范式”真正得以产生，研究者至少应该确定县域分析范式的基本元素及框架，即县域内组织与群体的构成、属性及其关系，不同组织、群体实践逻辑的异同以及科层制同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关系等等。
虽然农村田野研究单位的选择同研究者的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但是研究者依据研究主题选择具体的研究单位时，仍然有必要对研究单位本身作出深入反思。以村落为单位的田野研究虽然有助于理解一个社区范围的社会结构及文化特征，并能够从“小地方”窥见到“大社会”，但缺乏时空拓展性的先天不足使其备受争议。以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基本单位的研究虽然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诸多启示，但由此而建构出来的一套分析和解释中国农村社会构建和运行的综合理论模式却引起了学者们更多的质疑。基于对村落田野研究单位的反思，乡（镇）作为田野研究的单位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相对于已经高度官僚化、科层化和部门化的县级单位来说，乡（镇）无疑更能体现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体制性与非体制性、结构性与非结构性，以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的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吴毅，2007b），但乡（镇）本身的代表性也是学者们质疑的一个方面，同时当田野的地域从村落提升到乡（镇）时，社区生活研究的完整性随即被大打折扣。而以县为研究单位的田野研究无疑进一步放大了乡（镇）在社区生活完整性上的不足，同时也使得田野研究的方法无从切入，尽管其在完整的意义上更好地呈现了国家性。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就同一主题选择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进行研究，其结论也可能呈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局面。以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为例，如果是将村庄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所看到的往往是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乡土性的一面，而容易忽视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中的存在；相反，如果以乡（镇）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虽然有利于对国家因素的观察与分析，但同时也容易忽视农村社会生活中的那些乡土和日常生活的因素，从而导致对农村日常生活自主性的低估（孙立平，2000）。因此，学者们在研究中也都一直在谨慎地选择着具体的田野研究单位。
总之，各个田野研究单位的利弊往往发生在具体的研究之中，研究者应结合特定的研究目的，根据研究的主题及适用的分析框架选择合理的田野研究单位，并对其作出自觉的方法论反思。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其研究更契合于农村社会的真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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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周庆智：《中国县级行政结构及其运行——对W县的社会学考察》，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
*本文部分观点的形成得益于与吴毅教授的讨论，感谢郑丹丹博士阅读了原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的错误由作者本人承担。
[1]“范式”这一概念，在1970年库恩提出之后，斯图尔特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即范式是信仰、价值、程序以及在科学家群体中被共同认可的以往科学成就的集合，范式指导他们的研究活动，他们在自己的学术训练和相同的研究经验中获得对这种范式的认知（转引自周晓虹，2006）。
[2]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一个处于当代社会场景中的微小的村落社区，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与近现代中华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同步。因此，通过对一个村落社区发展历史进行叙述，可以展现出现代国家权力不断向乡村渗透的过程，即通过“小地方”的分析能够达到研究“大社会”的目的。
[3]所谓“嵌入式观察”，即在一个村庄呆上不长时间即寻求理解模式的表达，并以此模式作为对下一个调查村庄进行观察和模式提炼的参照。此种观察法极容易导致循环性理论模式的产生和模式之间的相互循环论证。
[4]“场域”（field）概念为布迪厄所创设，他认为“场域”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者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也即，“场域”的基本含义只是指产生于特定系统中的相互关系。（参见布迪厄、华康德，1998）
[5]关于村落研究的代表性质疑问题，本人在《个案研究的意义及其研究拓展——兼论中国农村的社区研究传统》一文中进行了专门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6]库拉圈（kula ring）是马林诺夫斯基（2002）在《西太平洋的探险者》中描述的新几内亚东部特洛布里恩德群岛的一种交易形式。在这里，邻近的岛屿基本上构成了一个交易圆圈。后有研究者认为，库拉圈不仅仅具有经济的意义，还可维持各岛的和平，消除紧张和敌对，是包括仪式、交换、巫术、旅行、社会关系、社会整合等在内的复杂综合体（参见哈维兰，1987）。
[7]夸富宴（potlatch）由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最初予以细致描述，后来经由本尼迪科特（Ruth Benedict）再度解释的夸克特人的夸富宴仪式。在一次夸富宴仪式中，地方上的首领会以看似非常浪费的方式，把他们所拥有的大量的物品和财产都拿出来分掉。一般都被后来的人类学家看成是一种再分配的经济制度（参见Kottak，1994）。
[8]面对汉学界的批评，施坚雅对自己的理论作出了不断的修正。1971年，他提出了一个以村庄（而不是以集市）为中心单位的分析模式。他似乎有意把红枪会一类的现象包含在内，又似乎有意矫正自己以往过分强调“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偏颇。这个以村庄为主要社会单位的模式认为，一个自然村庄要经过“开放”和“封闭”的“周期”（转引自刘永华，1993）。
[9] 参见杨雪冬（2002）和周庆智（2004）等。
简论区域民族音乐田野调查研究方法 第3篇
关键词：田野调查;民族音乐学;音乐分析
民族音乐学是对当今活着的人群的音乐进行的研究，在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时，丰富的专业理论积累与大量的田野支持是至关重要的。田野考察是第一手资料的调查过程，2007年7月出版的由张伯瑜编译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其中的四篇文章——《民族音乐学的历史与民族音乐学家的工作》、《田野工作》、《民族音乐学的音乐分析》、《民族音乐学的局内人与局外人问题》使笔者对田野调查有了新的认识。
一、田野考察的前期工作
（一）案头准备
在田野考察前，应对被研究者或文化事项所在的的区域进行充分的信息收集，包括此区域的地理状况、交通状况、经济条件、人口数量、文化特色等等。在进行田野考察前，需阅读大量地方志、民族志、该地区人群生活照片，以便于为调查的项目寻找更好的切入点，在采访时避免触及此地区群众或被采访者的禁忌。掌握大量此类信息能够在实地考察中占据主动位置，利于采集到更有价值的资料。此外，在田野考察前，需在知网中阅读大量相关文献，看看哪一些是前人做过的工作，是否准确，若这一成果是准确无误的，那我们则要避免重复劳动。
（二）设备准备
在进行田野考察时，通常将地图随身带在包中。其次，照相机、录像机及其充电器、电池都要携带，为了备份，也可以将录音笔一同使用。纸和笔试考察必不可少的，若是考察中涉及到乐器，还应携带卷尺，若是在语言沟通上有障碍，则需联系一位翻译人员。
（三）明确分工及合理安排行程
在田野考察前，需要联系当地政府寻求支持，这样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问题。田野调查可以分为个人行为与小组行为，个人进行田野工作时较容易与被研究者“打成一片”，但采访者可能会由于各种突发的情况忘记提问的问题，看问题不全面也是个人田野调查的弊处之一。小组田野调查在对音乐事象的风格、结构特征的多方向观察上有着明显的优势，但若小组内部出现意见分歧并得不到解决就会使研究走向瓶颈。因此，在田野调查前，小组参与者应有一些理论假设， 并做好沟通工作。
二、实地考察阶段
“民间艺人从未以研究者提问题的角度来思考和讨论过自己的音乐，甚至在研究者的思维方式下很难思考，或根本不能讨论自己的音乐。”①造成这种情况的是原因是研究者以局外人的身份对被研究者提出了不能被理解的问题。
局内人、局外人是指研究者的文化身份与立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处于同一文化圈，研究者即为局内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不在同一文化圈则为局外人，这种身份的确立是建立在一个人最初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经历基础上。局内人与被研究者生活在同一文化圈，对此区域的地理情况、人文情况都较为了解，易于深入了解这种音乐现象，易与被研究者产生共鸣，从而得到更有价值的一手资料，深入挖掘此音乐事象的本质但局内人的研究易带有主观色彩，使研究成果不够客观。而局外人“自外观内”的 研究方式比较客观、科学，辐射范围较大，但只能参照自身已经拥有的知识来理解被研究的音乐，并且难以深入。（参照图1）
图1
无论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想要深入理解被研究对象，就要尝试运用“双视角”的观察方法。
在研究一项音乐事象时，通常采用对音乐家或民间艺人进行访谈调查的方式。在采访中，有几点是需要我们重视的：
（一）在进行采访前，研究者需要制定一份调查提纲，选择比较合适的问题，采用被研究者常用的语言，由被采访者的受文化程度决定问题的深度与广度，若被采访者受文化程度不高，则需要研究者有启发性的引导提问，将专业术语说“白”一些。
（二）在采访中，调查对象若自发的阐述观点，调查者尽量不要打断，有时能给自己提供新的问题切入点。
（三）在采访中，研究者不宜做出任何评价，不当的评价或是肢体语言（眼神、手势等）都会影响信息的采集。
（四）在采访过程中，为了搜集有价值的资料，民族音乐学要求田野工作者运用“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反对研究者持“民族中心主义音乐价值观”，研究者需要在尊重被采访者音乐文化价值的基础上进行采访。
（五）在后期的录音整理、归纳记谱时，要尊重原唱，忠实记谱，不可根据自己的意识乱改，如将微分音改成半音、散板记成四四拍等等。
（六）在资料收集时，不要只收集音乐材料，也要问及每首作品的起源、演唱技巧、文化功能、传播方式等信息。
三、整理分析阶段
（一）记谱阶段
田野考察后期，需要对采集到的资料与采访所得内容进行整合，若在采访中，被研究者有演唱或演奏行为，同时，许多民间音乐家承袭了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就要求研究者在事后对此有谱面整理，但“西方音乐通常所采用的记谱法不合民族音乐学的需求。”②
为了从不带偏见的角度研究这一音乐事象，我们应该尽量将客观的完整的谱子记录下来。民族音乐学家的首要任务，是找出“民歌手与记录下的音乐中发生的偏差”，这涉及到要找到一种与所听所见对象安全匹配的完美的符号系统，在精确记录非西方音乐的这一目的的趋使之下，在记谱这一问题上发生了两种趋向：（1）骨干音的记谱法，及从语音学发展出的音调记谱法，其注重的，是音调的规范性;（2）希图详尽的记录所有听到的东西的记谱法并对其进行必要的解释，上升到一定的理论层次。
除去对旋律的记录，研究者也要将作品歌词、产生这首作品的环境都记录下来，便于日后对歌词结构，作品艺术特征的分析。
（二）音乐分析阶段
《新格罗夫》中有一句话：“分析技术能够用在任何传统的听觉材料上。”音乐的分析技术反映出了音乐制造者的个人需求，作为揭示音乐材料与整体结构关系的一种具体实施手段，音乐分析是音乐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音乐的结构分析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被社会因素影响的直观的第一层面与主观的第二层面。在第一层面，音乐分析关心的是与本身实际密切相关的几种存在方式：乐谱文本、乐谱文本所代表的音响、作曲家的内心构想、表演家所实现的音响以及听者所体验到的音响。但音乐学家们对乐谱本身的认识及着重点都有很大差异，由于他们的音乐观不同，他们对乐谱的分析着眼点也随之不同，因而产生了各家自己的音乐分析理论及方法。第二层面的分析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许多音乐学家用美学的角度来分析音乐，这种音乐现象能够满足人的哪些需要，它有什么功能属性。音乐家们在研究音乐事象时需要运用主观能动性来进行审美分析行为，对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音乐的分析能够体现出研究者的审美需求与价值目标。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音乐的价值在不断提高，田野考察作为民族音乐学最有效的研究方式，这要求研究者将学术理论与采访、采集工作相融合，研究者若能使田野工作充分发挥社会作用，将会加快民族音乐学前进的步伐。
注释：
①“民间艺人从未……不能讨论自己的音乐。”摘自《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21页
②“西方音乐通常……音乐学的需求。”摘自《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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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方法 第4篇
关键词：田野调查,民俗学概论,教学方法
一、田野调查与民俗学的关系
田野调查又被称之为田野工作、田野作业以及野外考察等。田野调查在人类学研究中是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基础的一种方法。不仅如此,田野调查也逐步成为民俗学研究过程中经常应用的、最有效的方法。作为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的一门学科,民俗学具有其自身独有的特点,它的所有资料都来源于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换句话说,民俗活动就是民俗学得以发展的基础,民俗学就是以传承民事项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以田野调查为手段,通过深入地进行田野调查来获得重要的理论。对于我们所说的“田野”,现阶段存在着多维阐释。[1]一直以来,我们对田野的认识,是以自然主义理想为基础的,认为田野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甚至觉得只有在异地他乡才能够进入田野,才能够深入地了解田野调查,才能够体会到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由此得来的田野调查通常是指通过到农村、基层、草原接近自然去的方法来实现的。随着田野调查研究的深入以及民族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田野的内涵和外延也得到进一步的丰富。田野调查也不仅成为一个空间意义上的地点,甚至部分研究者简单而深刻地认为,人文世界无处不是田野。由此可见,田野对于民俗学概论课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田野调查,那么民俗学概论这一课程也难以有效地开展。[2]
二、田野调查对民俗学概论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
民俗学概论课程与田野调查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田野调查在民俗学概论课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将田野调查应用到民俗学概论课程当中可以使民俗学教学方法变得更加多元化。除了带学生去课外实施田野调查之外,笔者通过长期的研究与实践认为,在课内也同样可以实施田野调查。田野调查在民俗学概论课程中的应用,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实现。
首先,将那些传承人邀请进课堂实施田野调查。众所周知,传承人对民俗事项具有非常深入的了解,是某些民俗事项文化的传承人,随着田野调查内涵的不断丰富,我们可以将传承引入课堂教学中,通过传承人对民俗事项的介绍,使广大学生能够深入地了解田野调查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顺利完成田野作业。传承人在课堂上与学生面对面的回答这种田野调查方式可以进一步提高广大学生的田野调查水平。[3]例如,教师可以邀请湘西剪纸等传承人走进民俗教学的课堂,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表演以及问题的回答,进一步提高课堂的互动性,培养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其次,通过制作多媒体的方式来实现田野调查。丰富多彩的多媒体课件可以为广大学生营造一种良好的田野情景,使学生深入地感受田野调查的一种氛围。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现代科学技术也不断地深入到我们的教学过程中。而充分运用这些技术,尤其是新媒体技术,可以将图形、文字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调动学生感官,模拟出课堂田野空间,制造相应的田野氛围,使学生能够感受到田野调查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这种方式还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甚至嗅觉,使学生充分感受田野调查,深入了解田野调查中能够获取的知识。在今后的民俗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必须熟练地掌握多媒体现代技术手段,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积极性。
最后,通过角色扮演来实现田野调查。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田野调查并扮演调查中的角色,来实现学生在田野调查中感受的深入。不仅如此,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学生和教师分别扮演田野调查中的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并依据田野作业基本要领的不同,来带领学生深入理解与观察相关的民俗概念知识。[4]将室外的田野调查情景至于课堂之上。除此之外,教师也可以在课堂上积极鼓励广大学生讲述一些自己家乡的民俗文化,调动整个课堂的气氛。
综上所述,通过田野调查这种实训方式,民俗学课堂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学生学习民俗学基本概念和知识的热情得到进一步提高,极大地开启了学生的智慧,为学生营造了良好的活跃的课堂氛围,进一步促进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拓展了学生的眼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学习意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当然,也应当意识到,田野调查对民俗学概论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相关教师和学生共同的努力才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1]沈昕,齐丽媛,钟华君.走向生活:《民俗学概论》教学研究[J].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27-32.
[2]赵龙.论新时期民俗学的发展阶段[D].山东大学,2007.
[3]黄龙光,玉波,赵江云.田野课堂演述实训与民俗学教学改革[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1(9):59-62.
田野调查报告的撰写方法 第5篇
民族志研究的最终成果是民族志式的书面描述。田野工作有如智慧之旅，而写民族志就是它的终点。调查者来到陌生的文化场景，花上数周，数月，甚至数年来了解它；为了明白当地人是如何界定他们的经验，他得聆听、观察、参与；然后他要处理收集到的资料，把资料翻译为描述性的报告，使得不熟悉该文化的人能够理解它。这就是民族志。它用其它文化能够理解的语言来呈现构成一种文化的诸概念。像任何翻译一样，由于两种语言之间没有精确的对等概念，民族志传达的意义也不完整的。因此局外人只凭一本民族志是无法像当地人一样地完全把握该文化的意义的。但是优秀的民族志能在解释他人的文化知识方面走得更深入一些。
第一节 调查报告的类型和特点
民族志描述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技巧与勤奋，报告人的合作程度和沟通能力也有一定的决定作用。但是再好的报告人、再投入的田野工作也不能代替详尽的分析与书写。分析田野笔记不能等到田野工作结束后才开始。每一次访问、每一段观察之后都有必要把所获知的东西尽量完整地记录下来。这些原始资料可以用于构建提问、确定类别，改进我们在第四章中讨论过的各种定义。在研究前期必须要做的一种分析是限定调查内容。最好这样做：列出你在要调查的文化场景中能在的所有领域和题目；从中选择一到两个做详细调查。民族志报告的写法多种多样。有时要根据特定文化的特点来决定内容安排和重点，有时则可以由作者选择一种写法。没有简单的公式可以套用。我们认为，学习如何写民族志最好的方法是仔细参阅已发表出版的民族志。
各类调查报告不仅涉及的内容纷繁复杂，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而且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调查报告的形式，根据社会调查的对象、范围、具体内容以及阅读对象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按社会调查的内容划分，有综合性调查报告和专题性调查报告；按社会调查的主要目的来划分，有应用性调查报告和学术性调查报告等等。
1、综合性调查报告和专题性调查报告
综合性调查报告也叫概况调查报告。是指对调出对象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变化过程作比较全面、系统、完整、具体反映的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一般看重分析社会的基本状况，研究大有共性的问题，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建议。
综合调查报告一般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对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进行较为完整的描述。它的内容说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一个地区甚至特定社会的地理、人口、阶级、阶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所依据的资料比较丰富，覆盖面大，指导作用强。二是对调查对象的发展变化情况作纵横两方面的介绍。三是以一条主线来串连庞杂的具体材料，使整篇报告形神合一，达到清楚地说明调查问题的目的。
专题性调查报告是指围绕某一特定事物、问题或问题的某些侧面而撰写的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的特点是内容比较专一，问题比较集中，篇幅一般都比较短小，依据材料不及综合性调查报告那么广泛，反映问题也不及综合性调查报告普遍，但它能够帮助有关部门及时了解和处理现实生活中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
2、应用性调查报告和学术性调查报告
应用性调查报告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主要目的而撰写的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又可分为以下几种：
1）社会情况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是在深入、系统地调查研究社会基本情况后写出来的。其目的主要是认识社会现象、了解社会现状。其内容主要反映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基本情况。
2）政策研究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主要是为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服务的。3）总结经验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是以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为目的的。它对于表彰先进、推广先进典型、指导同类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4）揭露问题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主要目的是揭露现实甚或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引起社会的总是，使人们从中吸取教训、提高认识。同时也为有关部分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提供依据。学术性调查报告是以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为主要目的而撰写的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主要是通过对现实问题的调查和研究，来达到对客观社会现象作出科学的理论概括和说明。
调查报告的分类，只有相对的意义，不能绝对化。同一篇调查报告，分类的标准和侧重点不同，就可以归入不同的类型。
第二节 调查报告的写作要求
一、调查报告的结构：
收集资料的同时，注意对资料进行分析，写起来就从容多了。初动笔的时候至少要考虑下述材料：
1.按时间顺序做的观察和访问的田野笔记。2.在你心目中构成了该文化场景的所有领域。
3.基于你所选择的领域的术语（类别名），把术语按类别划分好。4.所选择的领域的特质（对其成分的界说）。5.报告人就研究的类别做的发言。6.你观察了所研究的类别之后做的描述。
民族志就是把你收集的资料、形成的分析安排成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写下来。最好先列出提纲。提纲可能包括下列几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回答了一些问题：
（一）前言
1．文章是关于什么的？
2．民族志、文化场景、基本的文化概念等等是如何界定的？ 3．文章的内容安排怎么样？
（二）田野工作方法
1．为什么选择这一文化场景？ 2．如何联系报告人？
3．主要报告人的特点是什么？ 4．采用了什么田野工作方法？ 5．什么因素影响了你对资料的选择？ 6．有没有遇到特别的难题？
（三）背景材料
1．与这一文化场景相关的时空背景和社会情况怎么样？ 2．这一文化场景的主要领域是什么？
（四）文化描述
1．你打算描述什么领域？为什么？ 2．报告人使用什么类别划分？ 3．他们的类别划分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4．这些类别划分是如何界定的？它们的意义是什么？ 5．报告人如何运用这些信息来构建他们的行为？
（五）结论
1．你能否解释这一文化场景？ 2．你对将来的进一步研究有何建议？
文化描述的资料安排有多种方式。有的民族志注重文化知识结构，这有如绘制一张详细的地图。作者按报告人的文化的类别划分来安排资料，要谨慎地界定各部分材料，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剖析它们的意义。接着，作者着重介绍在此文化中人们用于达成目标的手段。这要通过材料来说明。最后，他可能将文化及其功能结合起来讲。每一个社会情况对人们的行为都有要求。这一部分主要讲述社会情况的要求，人们在生活中面对的问题。
后附的文章可称为民族志式的描述。它们谈不上是理论上的分析或跨越文化的比较，应该说是关于文化知识的记录。我们认为这正是民族志研究的开始。
这些文章还有以下的特点。
1．由程度不一的本科生写成。开展田野工作时，有的学生才刚上大学第一个学期，有的是高年级的学生，有的是人类学专业的学生，有的则不是。2．这些文章运用了组织和呈现民族志材料的多种方法。有的注重上述提到的功能，有的注重手段和结构。
3．文章包括了在我们的社会中可做研究的广泛的文化场景。集中研究生活中人们对付各种情形的学问。大多数文章以民族志语义学为基础，有的文章则强调作者自身的观点多一些。
4．涉及到人类学入门，都市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心理人类学、人类学田野方法等等。有的文章开头与这些领域有关，最后则写成独立的研究项目。
每一篇文章都与人类学一向关注的问题有关。比方说，每一个社会都有关于珠宝以及其它身体饰物的习俗；美丽和外表的定义是由文化决定的；各个社会都注意对孩子的教育、对老人的关怀等等。但以往的民族志描述以及其它题目都是在非西方社会中做的，而我们收集的文章描述的则是我们自己的社会。
二、选择报告题目
1、确定题目。在调查之初，确定田野调查大纲的时候，研究者实际上对自己所要研究的主题已经有所确定。在田野调查之前确定的主题往往只是大体明确了自己想要做哪一方面的问题，自己的调查对象是什么。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进行，研究者的调查主题在表述上往往会发生一些变化，而变得界定越来越明确。但是有一点必须指明，经常更换自己的主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虽然田野调查之前确定的主题会随着调查的进行而有所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展开调查之前可以不用确定自己的题目。在调查之前确定自己的研究题目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能力。一方面，调查之前的主题越明确，意味着自己的调查越有所准备，收集资料的目的明确，则对今后的资料分析、报告写作都很有好处；另一方面，在研究之前确定一个好题目，是学者们申请研究资助必不可少的一步。
2、题目的组成。题目的组成可以由主标题和副标题组成，也可以由单一的主标题组成。
3、题目的要求：1）标题应该简练，不能太长，一些没有用的词语要删除。2）标题选择上可以用提起人们兴趣的字眼，也可以选择以报告的关键词和问题意识为题目。3）标题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往往只会通过你的标题来看你的文章。4）标题中应该尽可能包括以下内容，如主题、目标、主要方法、研究地域等任何能够吸引人，并体现报告特点的内容。如果主标题太长，可以考虑用副标题加以说明。5）标题中最好不要出现缩写（如世界银行缩写成为世行）和太拗口的词语。
三、摘要写作
1、摘要的重要性：大家一定要记住，大多数的读者只能通过阅读你的文章摘要来了解你的报告内容，并决定他们是否继续深入阅读你的文章。摘要需要通过简短的话语，引起读者对你研究的兴趣。
2、摘要字数：摘要字数一般不能太长。不同的文章对摘要的字数要求不一样，一般的期刊论文只要求200－300字的摘要。学位论文的摘要比较长，与作者的论文长度成正比。
3、摘要的内容：需要涵盖”what, how and why”三个要素。What指的是你文章的基本的目标和范围。需要注意的是，面对文章有多个层次的问题和目标的时候，一定要抓住关键的目标和问题，否则会混淆视听。How指的是你文章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论，你采取了什么行动怎样得出了你的结论。Why关注的是你文章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也即为什么你的研究有价值，要非常明确的在摘要中表明你文章的价值和特殊性。
四、确定关键词
1．关键词的重要性。关键词是文章的眼，关键词更是文章检索的重要工具。在检索中，论文的题目和关键词，共同确定了文章所属的领域和范围。
2、关键词的不能太长简明扼要，一片文章至少需要3个关键词。
3、什么样的词才能够作为关键词？关键词说得更明确些就是文章的眼。选为关键词的词可以是：文章的主要问题、研究方法、研究地域、研究对象、主要理论等等。关键词的选择不能够太生僻，尤其不能够以自己造的词为关键词，这些词都不具检索意义。
五、材料的选择与保密
(一)要大量掌握材料
一本调查报告的质量如何，除去要看它的政治性、思想性和科学系统性之外，主要是要看他它所掌握的材料是否丰富，是否已经掌握了一切应当掌握的材料。而所谓一切应当掌握的材料，当然首先是指调查材料而言。应掌握与此题有关的一切调查材料，就是一切档案材料和解放前的调查材料，也应掌握。此外，如历史文献的材料，民族语文的材料，考古学方面的材料和民间文学方面的材料也应予以利用。所以说在编写调查报告之际，除本人的调查资料之外，还应参考一些有关资料，尽可能不要遗漏。纵然有些材料从标题上看，似乎对我们没有关系，但也不要轻易放过。
（二)要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材料
仅以调查材料而言，各个点上的调查材料和面上的调查材料，加在一起，字数是很多的。譬如说，一个调查队共有20余人，在一个民族地区内调查两个月，可能写出一二百万字的调查材料，然而一本调查报告不能将一切素材完全包括在内。这就需要有所选择。那么，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这要看这一调查报告
（三）保密性问题
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必须发生个人接触，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彼此的关系有可能变得十分亲密，因此保密原则在这类研究中尤为重要。
在研究开始之前，研究者就应该主动向被研究者许诺保密原则，告诉对方自己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曝露他们的姓名和身份，一切与他们有关的人名、地名和机关都将使用匿名，必要时还应该删除敏感性材料。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也要注意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因为与被研究者关系密切就可以随便向他人提及他们的情况。特别是当研究者不止一个人，而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又彼此相互认识的话，研究者应该特别注意不要在他人中间传播彼此的情况，并且告诫他们不要将彼此的情况告诉其他人。如果被研究者因为与研究者关系密切，暴露了一些自己品尝不会暴露的信息，过后又感到很后悔，研究者应该再一次向对方许诺保密原则，使对方放心。
事实上，研究者要做到完全为被研究者保密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比如在调查报告最后通常都有一个向相关人员致谢的部分，如果作者在这个部分明确列出了被研究者的名字，那么他们制造匿名的奴隶就会前功尽弃。因此在撰写这个部分之前，研究者需要与被研究者事先商量好。
在研究报告中使用匿名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许可以隐蔽被研究者的身份，但是有时候也是根本无济于事。比如，有的当事人声名显赫，只要提到有关信息，大家就都会指导这个人是谁。其实，使用匿名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原则，应该视被研究者的意愿而定。在这里，尊重个人隐私与保密原则应该结合起来考虑。如果被研究者明确表示希望自己的名字被公众所知，那么研究者就不必严格遵守保密原则。
六、报告的行文
文体应当用白话文，力求简明通俗，并要有准确性、科学性和说服力。毛泽东同志指出过三个标吃即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所谓准确性就是指科学性和逻辑性而言，不要说空话，也不要说模棱两可的话。生动性，这也是和准确性与鲜明性分不开的。一本调查报告或一篇学术论文，如能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政治思想性，那自然就容易生动。但还有文章的写作技巧问题，属于艺术性方面的问题。例如怎样用字、造句，既要通俗、简练，又要生动活泼。这就需要在读书时，多下功夫，还要勤于写作，功到自然成。
关于标点符号的用法，要用得恰当。否则，会影响文章的准确性。关于民族语汇、方言、土语或专门术语最好少用。如非用不可时，应加上国际音标的拼字法。还耍加上必要的解释或注释，一定要使读者容易看撞．
在引用旧文献时，要根据最通行的版本，查对原文，注明版本和页数。如果原文的文字难懂，最好译成白话文，然后在文内注明，参见原书集卷、某页，以明来历。在引用经典著作时，要根据最新的译本，也要查对原文，注明版本和页数。如系间接转引，就应注明，不要自炫渊博，欺骗读者。
引用档案材料和末正式出版的内部文件，需要特别慎重，注意保密问题。在引用材料时候，如发现有些名称或字句，对于少数民族带有污辱性，就要妥善处理。因为一切著作和文件，不论好坏，一切由引者负责。凡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引文全不要引用。总之，这是一个政治水平和能否掌握政策界限的问题，同时也是写作技巧的问题。
最后，关于文体和风格的问题。除去注意每一篇文章的政治性和思想性之外，还要注意在文体和风格方面多多体会，多下功夫，久而久之，自然就有进步．
七、参考书目
参考书目的引用有多种风格，需根据相关的要求来安排你的参考数目。
八、出版
报告署名的问题：调查报告如果是集体搞的，应出集体署名，不能出一人署名。然而，对于报告有贡献的，决不限于参加调查的少数几个人。因此，在署名问题上，最好列出机关单位的名称，但在序言或前言内介绍参加人员和调查过程时，应将参加者的姓名、分工，由谁执笔，担任某一章的初稿，最后又由某同志担负总的编纂工作，等等，介绍出来，以明责任。如系个人的调查报告，当然应由个人署名。
关于“刻道”田野调查的思考 第6篇
苗族“刻道”的历史背景
所谓“刻道”,据清朝乾隆年间《镇远府志》记载，“苗族俗无文字，交质用竹木刻数寸，名为‘刻木’。婚嫁则姑之女定为舅媳。倘无子，必重献于舅，谓之外甥钱，否则终身不得嫁或招少年往来”。《贵州志略》亦有苗族“刻木示信，犹存古风”的记载。而“刻道”酒歌则产生于苗族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虽然有关于民族迁徙、图腾崇拜等方面的内容，但与那些反映创世、开天辟地、人类起源等的古歌古词神话不同，它所反映的主要是舅权制下的婚姻状况，它用酒歌这种形式记载苗族婚姻的起源、演绎。
它的发展和进步，被民族学家和民俗学家称为“苗族最古老的婚姻“活化石”，在苗族发展史的研究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刻道”是苗族古歌中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流传最广的一种酒歌。它是苗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积累和演变而形成的，其间吸收了其他民族优秀的民歌精华，形成了苗族诗歌独具的特色和风格。古歌对环境的描写，对人物语言、行动、心理和性格的刻画，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刻道”又是一部具有浓郁民族气息的苗族婚姻叙事长诗，更是一部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苗族古籍。它不仅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成就，在对苗族的起源和迁徙、图腾崇拜、数学知识、语言学等方面研究上也具有重要的价值。⑴
苗族“刻道”传承人的现状
为考查苗族古歌“刻道”,笔者今年4次去到“刻道”的主要流传地区贵州省的黄平县和施秉县，经联系，找到了施秉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吴光祥，苗族“刻道”能列为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主要是由他努力收集、整理、申报的。这是位四十开外的苗族汉子，得知我们来寻访“刻道”，他立即打开了话匣子，介绍说：“‘刻道’，就是苗族开亲歌，是苗族婚姻史的口传古籍，歌师要三天三夜才能唱完，属于口头文学。歌师在演唱‘刻道’时，使用一根有‘刻木’符号的木棒为‘歌本’，因此，‘刻道’也称为‘平道’、‘歌棒’。‘刻道’主要流传于施秉县城关、甘溪、杨柳塘、双井等乡镇的苗族村寨。”他介绍説在施秉有两位由文化部确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刻道传承人，一位是城关镇氵舞阳村67岁的吴治光，另一位是城关镇南门村70岁的石光明。
我们先来到城关镇的吴治光家，他家是一栋普通的木房，吴治光老人捡了小木凳给我们坐后，进屋里拿出了一根像笛子般的木棒，我好奇地凑了上去，难道这就是那根神秘的‘歌棒’？吴治光指着这根木棒说：“‘歌棒’就是这个，苗族的每位歌师都有一根，歌棒除把柄外，皆均分为九小节，三面刻有符号，共有二十七格，符号的笔画以横、竖、叉为主。一般的唱法是每一小格三问三答共六次，即六首歌，基本都是五言体的诗歌形式。一问刻的什么开头;二问刻在哪一面哪一格;三问刻的什么内容。一问一答共需唱168首歌，每首歌无固定行数，若以每首12行计算，就有2016行，加上演唱时的即兴盘问、旁生枝节，少讲也有一万行，所以说三天三夜也唱不完。”吴光祥插话说：“‘歌棒’上刻的就是苗族开亲歌的内容。苗族开亲歌是苗族十路酒路中最精华的一路歌，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涉及面多、流传广泛，产生于苗族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之后出现的舅权习俗时期，较系统地反映了古代苗族婚姻的起源，即如何从‘还娘头’的‘姑亲舅霸’（姑妈的女儿一定要嫁给舅舅的儿子），到封建买卖婚姻的‘外甥钱’（姑妈不让女儿嫁给舅舅的儿子，则需赔偿舅舅一定的钱物），直至‘一钵酸汤’也可以开亲，反映其中发展、斗争、演绎的过程。一根歌棒包含了三层意义：它既是一种记事符号，也是一路歌，还是苗族婚姻演变的史书。‘歌棒’是至今在苗族群体中发现的唯一的一种古老的刻木记事符号。”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有人认为这种歌棒上的记事符号就是苗族最早的原始文字，只是因苗族多次长途迁徙而没有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苗族开亲歌一般在嫁女、娶媳妇的长桌酒席上唱，分别为两人（一个主唱，一个伴唱）一组，四人对唱，一问一答，如果谁唱不上来，或者答非所问，就会被罚多喝一杯酒。吴治光记得自己十七、八岁时，去帮别人接亲，因不会唱歌而被罚得每次都醉酒，他就发誓要学会唱歌，于是每有空闲时间就去向歌师学歌，从21岁开始学会唱歌后就没被罚过酒了，并且对苗族的各路歌越来越入迷，凭着他自己超强的记忆力和那份专心，他终于成了远近闻名的歌师，四邻八寨每家有喜事都会请他去对歌，他是苗寨里最受尊敬和欢迎的人。吴治光老人还给我们讲述了“刻道”的历史。
另一位国家级传承人石光明给我们描述了“刻道”的现状。他説一辈子唱过四五十次，但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最后一次是在白家塘，杀猪陪客专门唱“刻道”，唱了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他现在老了，新时代女儿也不大回门了，儿子、女儿和媳妇都不学，没有多少人会唱了，现在的年轻人学唱的都是一些其他的酒歌,而且不是很精通，大多是为了应付一些外出走客之用。黄平县的吴治英老人也给我们说了一些“刻道”在黄平县的情况。他原来在新州一小，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文革后重新工作，后调到县供销社，以后又到黄平县重安区当区长，区委书记，1993年调到粮食局当局长直到退休。小的时候他听老人唱，后来跟到老人学，参加工作后，文革不准唱苗歌，后来才又唱，现在记得大部分，小部分忘记了。这个“刻道”是文革后和当地老人共同回忆，把木棒刻成字，有苗语有汉语才记得住的。木棒原来长的有7——8尺，短的有一尺多，大家唱得不对就用木棒当标准。现在一般都用纸把木棒上的东西写下来。木棒像一根秤杆，有正反和侧面，翻译好后写下来带着身上，有时间就传给别人。有苗族的地方就有传承，歌棒先唱上头，正面唱完后唱侧面。苗族用它来记载文化。他说他的的歌单是2007年3月25日打印出来的。他们唱“刻道”一般要唱一晚上，加上歌花，男女都可唱，一般苗族唱酒歌都是男女对唱。现在要40岁以上的才会唱了，40岁以下一般都不会唱，也没有人用歌棒的，其他人都是写在纸上，农村即使有会唱的但不识字，不会写，50年代后就没有人用歌棒了。
跟踪研究苗族文化多年的吴光祥对此充满忧虑：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苗族婚姻风俗已略有改变，不再是大摆宴席唱三天三夜，歌师们想唱歌的机会都没有了，传承的机会也就更没有了；其次是苗族青年都外出打工，学歌的时间也没有了。现在唱“刻道”的人越来越少，全寨25到35岁之间的人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学会的，而以前学会的，也荒废了将近十多年，“刻道”呈现衰亡的迹象。不仅是“刻道”，几乎所有的苗族歌曲都在遭受同样的命运。现在各个地方能唱“刻道”的歌师也在渐渐减少，年轻人现在在酒席上都喜欢唱些流行歌曲，而年老些的，则不愿意在酒席上唱那么有深度的歌曲了，一般都唱些比较浅显的手边歌，或者是划拳，喝醉了就上床睡觉。所以，不会唱的不想学，会唱的不想唱，在当地苗族的酒席上，已经很少听到“刻道”了。社会的高速发展，文化娱乐的多元化，“刻道”逐渐淡出了苗族人的视线。苗族“刻道”已经处于后继无人、即将断代的境地。如今，苗乡里除了几个老态龙钟的歌师外，面对一根“刻道”，还有谁能够说出个子丑寅卯？
苗族“刻道”的抢救与保护
“刻道”的传承是歌师传授徒弟传递下来的，而徒弟比起歌师来说则是千差万别，这或许是歌师少，徒弟众的缘故吧。学习“刻道”的随意性很大，拜师学歌体现出浓浓的乡土气息，不是没有规矩的。如冬季到歌师家学歌，学徒们总得带些糯米粑和树兜，作为大家共享的食品与烤火所需的燃料。还有的是为面子而学歌。以往向歌师学习“刻道”并没有带着很强的物质功利性，大多数人都是因为爱好唱歌，为面子而学歌。这个面子首先是家族的面子，酒堂的面子，然后才是自己的面子。当然为家族、酒堂赢得面子的人，就会获得家族酒堂的好评与尊重，自己也就有了面子。一般认为能说会道，能歌善舞的人，往往能够带动人们的情感，成为意见领袖，成为话语表达的权威，通情达理的人，必然获得人们的尊重。也有些人是因为在酒席上遇到对手的“打击”，愤而学歌的，不过他们最大的目的无非是在酒席上不至于被对手嘲笑，不至于给家族丢面子，他们绝非想通过学习“刻道”来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
总的来说，学成“刻道”，歌师才能传承“刻道”，而学成歌师，除了天赋秉性、刻苦努力与方法得当等个人因素之外，还得依靠社会的承认。现在原有的歌师再也得不到那份尊重，学歌者再也没有赢得面子的渴望，酒场的输赢再没有谁去计较，于是歌师成了独吟诗人，没人愿意去听，或许也听不懂他那遥远的诗句了。
因此，今天要想保护苗族“刻道”谈何容易。一方面政府虽然在保护，但另一方面村民又受到来自城市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民间艺术被城市解构，乡民生活被城市同化，乡民意识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一切都足以让源自乡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重大的打击。民间艺术在受保护和被侵犯的夹缝里悖论性地生存，一方面要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又面临城市化的解构和冲击。那些被乡民们祖辈相传的艺术也许在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那里看来价值非同寻常，但在城市化、商业化日益加剧的时代，传统的手艺或者技艺大多已经或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只剩下保护而没有任何传承，其艺术精神是很难真正保持的。在商业化和种种利益诱惑下的都市，尽管对原生态艺术的欣赏也可以风靡一时，但毕竟只是一时，任何风潮的诞生必然意味着退潮的到来，保护工作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断推进的同时，其原生地空壳化现象也逐渐突显，这主要表现为传承人的逐渐缺失。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一些地方政府保护了一些古村落，这是重要的，可以使文化遗产产生的具体语境得到完整保护，但问题是，村落里大多数原住民都到外地打工、生活了，留下的大多数是老幼病弱，掌握古村落习俗而又能作为文化传承主力出现的青壮年的缺席导致了古村落文化的严重“空壳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部分领域是由传承人口传心授得以代代传递、延续和发展的，在这些领域里，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以超人的才智、灵性，掌握着、承载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类别的文化传统和精湛的技艺，他们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代代相传的“接力棒”中处于当代起跑线上的“执棒者”和代表人物。以上种种，笔者认为,对目前苗族刻道保护的当务之急至少应该有三方面：1、对苗族村寨进行歌师普查。2、在苗族村寨中寻请歌师，利用现代设备对苗歌进行全面搜集备案。3、对“刻道”进行苗文记录、汉文翻译、综合整理，为录制光碟、出版图书打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在传统社会是民间大众的一员，甚至是传统精英文化主导下民间社会的边缘角色;在当代社会，由于文化环境的整体改变，作为传统社会日常文化的一分子，在今天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有者，对于他们的社会评价应该体现新的时代高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主的流动的文化遗产，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们应该从传承民族文化的高度，认识他们的文化贡献，在某些政策待遇上，将他们与当代社会生产者、劳动者的优秀人物以同等对待，给他们类似的待遇和社会保障。同时充分重视给传承人以社会表达的机会，给他们一个扩大社会影响、传承文化遗产的社会空间。比如可以定期给他们提供专门面向公众的讲述与表演机会，在大型公益文化服务活动中邀请传承人参与，将他们视为地方文化的形象人物等等。我们在给这些文化传承人以积极的社会地位肯定与社会声望评价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建立起了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舆论导向，这样就会逐渐形成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社会氛围，社会也就自然会更加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
田野调查方法 第7篇
1 民族传统服饰研究生专业教学的特殊性
民族传统服饰研究生专业教育集应用性、研究性教育于一体,其特点决定了其教育过程的独特性。从实践看,民族传统服饰设计专业研究生教育应具有如下特点:
(1)从直观层面分析,民族传统服饰设计专业研究生的活动主体内容是“研究”,而研究必须提升到理论层面。显然,其与本科培养应用型人才有一定区别。然而,目前许多人把设计类教育的研究生分为理论类和实践类,这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事实上,理论和实践是一个互动的整体,就设计类专业而言,离开了实践的支撑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设计艺术就不能成立[1]。因此,民族传统服饰设计专业研究生教育必须秉承实践与理论相统一的教育理念,既要使学生具有一定的实践能力,又要使学生具备相应的理论水平。
(2)民族传统服饰设计专业的教学与研究载体是民族传统服饰,这一学科特点决定了教学活动必须深入民族地区做调研,才能使学生真正接触民族传统服饰设计。在接触民族传统服饰设计之前,学生要了解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特点与地域文化,因为民族传统服饰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只有使学生了解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特点及其地域文化特色,民族传统服饰设计专业的教学活动才能往深度挖掘。
(3)民族传统服饰是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是特定民族的符号和象征体系[2],因而,在民族传统服饰设计专业教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习俗,从而使民族传统服饰设计的教学与民族服装、装饰、风俗、宗教信仰等紧密联系。
(4)民族传统服饰形式丰富、品类繁杂,对民族传统服饰设计的研究与教学不能只停留在服饰本身,而要深入到民族传统服饰背后的文化内涵。这就要求民族传统服饰设计专业教学过程中,对民族服饰的特点、造型、色彩、图案进行记录和再创作,研究过程中追溯民族服饰源流与演变,对民族传统服饰设计进行分形分式,阐释其文化意蕴。
总而言之,民族传统服饰设计专业研究生的教学必须提升到“研究的层次”,其专业自身的特殊性要求广大师生在教学、学习实践中重视民族地理环境、民族习惯、民族心理等与民族传统服饰密切相关的元素。正因如此,我们认为单纯依靠目前艺术学届普遍采用的艺术采风方法已经不能满足民族传统服饰设计专业研究生的专业学习,需要引入更为科学严谨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
2 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法的引入
目前,民族传统服饰设计专业研究生教学仍然沿用艺术采风方法。采风,即到外面写生,或者亲身体验大自然给自己带来的创作灵感。艺术采风古而有之,在我国古代,“采风”指的是采集民歌,到了五四运动时期,“采风”则泛指采集一切民间的创作和风俗。新中国成立后,“采风”则指采集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小戏、谚语、谜语、说唱等。石涛就曾有“收尽奇峰打草稿”的名言。因此,艺术采风确实对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艺术采风相对于严谨的科学研究而言显得不够严谨、科学。首先是民族传统服饰设计专业的采风偏重于对民族传统服饰艺术形式、构造的采集,忽略对艺术形式背后文化意义的挖掘,这不利于研究生就某个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其次民族传统服饰设计专业的采风方法比较单一,很难获得关于民族传统服饰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因此,引进民族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有助于弥补艺术采风方法的不足。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是民族学人类学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方法。民族学者深入民族聚居地区亲自体验,直接通过勘测、询问、交谈、观察等手段取得所需要的研究资料,并根据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周建新教授主编的《民族学概论》[3]介绍,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可以分为3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前期准备阶段。前期准备工作如果做得好就能在实际调查中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其首先需要做好资料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在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博物馆等文献机构中检阅有关的资料,如地方志、游记、调查报告、论文,以及有关地理、历史、考古、语言、口头传说等各种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查阅,能使调查者在调查过程中心中有数,为调查计划的拟定提供依据。其次是编制调查计划和提纲,即根据调查对象、课题制定方案,列出纲目。调查计划方案内容通常包括:调查的目的、意义、对象、范围、时间,以及实施的程序与步骤、途径与措施;组织、指挥、实施和控制调研过程的方式与方法;收集、整理、分析调查资料的方式与方法;调查的重点、预测的调查结果;调查所需要的工具和用品。调查内容通常包括地理环境、民族状况、生产和生活状况、文化教育、政治与社会组织、民族关系等。再次是调查队伍的组成。一个合理的调查队伍应该包括研究课题的专家、向导,其中包括女性工作者,这便于调查婚姻或者与妇女有关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民族传统服饰的调查涉及的妇女隐私等问题。最后是调查工具和用品的准备。需要准备的工具与用品包括田野调查常用的工具和用品,即个人证件、地图、照相机、录音机、录像机、电脑、米尺、纸张、墨笔、记录表格和笔记本等,一些常用的伤病药品,以及适合田野调查的衣帽鞋袜等。
第二阶段是调查实践阶段。田野调查有自己的方法和技术,调查人员能否熟练且正确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和技术,直接影响调查研究的结果。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主要有以下类型:
开调查会。即邀请当地群众参加综合或者专题调查会,请当地干部、群众介绍本地的民族情况以及习俗等事项。
个别访问。即直接到被访问的民族家庭去进行个人专访。
参与观察。即调查者深入生活,参与当地群众的生产活动、仪式与集会,在参与观察中捕捉、挖掘材料。
文字记录、测量和统计。即对具体调查对象、现象进行文字描述、测量和统计,记录与综合研究相关的资料。
摄影、绘图和征集民族文物。即对调查对象进行摄影、录像、录音等。
第三阶段是调查后期编写调查研究报告阶段,对田野调查所获得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提炼,写出调查报告。首先是对调查所获的资料进行整理和存档;其次是对资料进行分析,包括统计分析、理论分析和综合分析;最后是撰写调查报告,从调查资料中发掘出本质的最有意义的东西。
田野调查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研究对象、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调查方式。比如,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大瑶山做盘瑶神像画艺术调查时采用了“欲擒故纵”的调查方式,在此我们略作简述。
其实,真正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存在很多困难,特别是调查研究的是盘瑶道师们认为很神圣的神像画。神像画通常被道师们小心翼翼的收藏,如果贸然询问盘瑶道师关于神像画的情况并对神像画进行拍照,多数情况下道师们是有所顾忌的。但是,正如茅盾先生所说:“采集之时,贪多务得,要跟奸商一般,只消风闻何处有门路、有货,便千方百计钻挖,弄到手方肯死心。”[4]调查者可以先到瑶族人家里借宿,与主人家搞好关系,不着急直奔主题,先熟悉村落的自然地理环境等基本情况。经过三四天的交流,与村民有所熟悉之后,再进行神像画调查。调查过程中,尽量虚心请教道师,以拜师学艺的心态与道师们交谈。
神像画的整体调查采取的是“欲擒故纵”的方法。不直接到调查地点进行调查,而是先在金秀县城档案局和博物馆进行文献查阅,熟悉整个县城的历史文化。然后下到乡政府,请求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提供所选定的调查点的基本资料。做好调查前的准备工作之后,还不能直接到选定的调查点盘瑶居住的古堡屯,而是先到道江村等其他4个自然屯了解情况,比如了解经济文化交流、宗教仪式以及这些村的神像画等。完成前面的步骤之后,才开始到古堡屯进行调查工作。
神像画的记录是此次调查的重点工作,在调查中对神像画记录的详细与否关系到研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记录的过程是辨识图形的过程。只有在辨识的基础上才能准确地记录每一个图形的特征,如神像画里的器物、动物、自然物等图像。只有在田野调查的时候辨识记录好每一幅神像画里的图形特征,我们的研究才能顺利开展。如果在调查过程中没有做好辨识记录图形工作,就算详细分析拍照下来的相片也不一定得出准确的结论。
我们不仅要向道师询问关于每一幅神像画的作用、涉及的传说等知识,还需要道师们指点如何辨识图形。盘瑶的神像画是画师们对照流传下来的神像画绘制的,画像上所绘的人物、器物都是封建时期的人物、器物的形象,与现实中的人、物并不一样。事实上,神像画研究的各个方面及材料的客观性、可靠性往往取决于这种民族学人类学的询问记录。而盘瑶道师们都得到先人的技艺与知识的传授,或多或少都了解一些至关重要的基本情况,例如神像画上描绘的神人形象及其代表的含义。
按照上述田野调查方法,我们较好地完成了盘瑶神像画的田野调查工作。
3 田野调查对于民族传统服饰设计专业研究生教学的意义
田野调查有助于研究生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与鲜活性,其对于研究生系统地了解民族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民族传统服饰设计专业教学的发展亦具有重要意义。
3.1 田野调查为民族传统服饰设计专业研究生教育提供了特有的视角
民族传统服饰设计专业研究生教学引入田野调查,有助于改进调查方法,从而以更为严谨的角度认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田野调查所提倡的参与观察、开调查会、个别访问等方法,有助于民族传统服饰设计专业研究生更快捷地了解民族传统服饰设计的形式、图案、造型,以及服饰背后的传说、象征意义、符号标识等文化元素,从而推动研究生进行实质性的研究工作。
3.2 田野调查为民族传统服饰设计专业研究生教育提升理论基础
如果仅是对民族传统服饰设计进行摄影描绘,而没有对之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理论加工,则称不上研究。因此,必须在进行民族传统服饰设计专业研究生教学时,引入田野调查法,深入民族地区开展民族传统服饰设计的田野调查,详细发掘民族传统服饰背后的文化意义。通过对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进行认真甄别,进行尊重事实、合乎逻辑的分析研究,不断为民族传统服饰设计专业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3.3 田野调查是获取现代服装设计元素的有效途径
民族传统服饰设计专业教学需要收集民族传统服饰设计元素进行设计创作,即吸收民族传统服饰元素,运用于现代服饰设计,从而在现代服饰设计中体现民族传统风格。因此,在田野调查中收集、调研和关注与民族服饰相关的生活方式、民族习俗等,能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确凿的依据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对深入认识民族传统服饰的传承、传播及其发展演变和历史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为现代服饰设计的发展提供传统的支持。
4 结语
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法不仅对民族传统服饰设计研究生专业教学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设计艺术学其他专业方向的教学也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平面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民族装饰设计等。通过严谨、细致的田野调查,收集民族设计元素,研究民族设计元素背后的文化意蕴,对于设计艺术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研究生教育而言,该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民族感情,亦能提升学生的理论修养。
摘要：文章以民族传统服饰研究生专业教学为例,论述在设计艺术专业研究生教学中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能为设计艺术专业研究生教育提供独特的视野,提升研究生教育的理论基础,在收集发掘民族设计艺术元素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设计艺术,研究生,田野调查,方法及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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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真刚.传统民族服饰之文化剖析[J].贵州民族研究,2007(4).
[3]周建新.民族学概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239- 269.
田野调查方法 第8篇
保罗·拉比诺,美国人类学家,在1968年～1969年在摩洛哥进行田野作业,于1975年出版了《象征支配:摩洛哥的文化形态和历史变迁》这一民族志,从历史关怀的角度探讨摩洛哥数百年中的符号、政治、经济和生态意义。而《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是在1977年出版的。这本书主要记录了作者在摩洛哥进行田野作业时的所见所闻所感,也就是关于摩洛哥的种种文化,其中包括了摩洛哥人民的家庭、政府、邻里关系、友谊、矛盾和冲突等等方面。
一、对资讯人的理解
总体感知,此书不外乎是以田野调查过程和资讯人的寻找作为两条主线来进行说明的。拉比诺在此书中,用了通俗易懂的话语为我们描述了他的整个田野过程,并完全地展示了每一位资讯人的特点。
资讯人是田野工作的主要部分,但是要寻求到一个好的资讯人是比较困难的。强调资讯人的重要作用是拉比诺的核心观点,因此在拉比诺的整个田野调查中,不断寻求资讯人占据了其田野工作的部分内容。拉比诺刚进入摩洛哥时,结识了法国移民莫里斯·理查德,理查德是一名法国移民来的殖民统治怀旧主义者,却被其他移民者边缘化而生活落寞。此后,经过理查德介绍,拉比诺找到了易卜拉辛当阿拉伯语老师,为进入田野作业进行语言培训。易卜拉辛是一个既传统又复合现代气息的人,他不理解人类学家的需要,把人类学家当成旅行者来教,造成拉比诺学习语言的焦虑。阿里,一个从村庄走到城镇生活的人,打开了拉比诺的田野调查之门,他作为边缘人的位置使他成为理想的资讯人。阿里带作者参加了婚礼,观看了艾萨瓦兄弟会的“夜晚”仪式,了解了苏锡的暗娼店,并且寻找到了作为田野作业的地点——西迪·拉赫森·利乌西村。进入村庄后,作者仍然不断寻找着合适的的资讯人:麦基是保护其群体边界的人;拉什德随意向拉比诺谈论政治等敏感问题,导致村民介入禁止拉什德继续与人类学家共事;马里克则是最佳的资讯人,给作者提供了可观的信息;但敏感的政治和宗教事件最后还是由回村休养的阿里打开话题,至此拉比诺才获得了较完整的田野资料。
一名好的资讯人其必不可少的品质就是,能将哪怕是最简单的(对他而言)及最明显的事情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向人类学者解释清楚。在作者对摩洛哥村民的经济状况做调查时,先前村庄里并没有对各个家庭或者人进行经济上的分层,马里克为了理解作者的用意,不得不进行自我思考与审视,并重新表述其经验。但是作为资讯人,拉比诺认为,其与人类学者之间并不仅仅是信息提供者和研究者的关系,调查对象有自己的主体性。在将自己的生活世界对象化的同时,也在思考与研究者的差异,以及“局外人”如何看待自己等问题。当然,在与人类学者的交流过程中,很多以前没有注意的问题也会引起资讯人自身的思考,很多以前想当然、下意识认为合理的行为也在这种交流中得到反思。换句话说,资讯人在提供信息的时候也在反思自身,理解自己的生活世界。因此,拉比诺强调要重视资讯人的主体性,资讯人(研究对象)与人类学者是同等地位,并互为主体。另外,在资讯人与人类学者对经验与理解的共建过程,也相当于共建了一套共享的符号系统。但是这种共建是基于人与人的交流,实现于资讯人与人类学者双方,因此,是十分脆弱的、具有局限性的,而且与日常世界的人际间的交流与互动构建的交往模式相较,其中所建构的深度和广度并不充分,因此这种联系随时会崩塌。每崩塌一次,都会成为田野调查的一次转折,使得人类学者不得不重新开始,与另一资讯人建立同样的联系与符号体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双方会共享许多的经历,他们将会以较少的自我反思的态度来利用这些经历”。
另外,根据拉比诺的经验,要求人类学者在收集分析数据的时候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与反思。人类学者在训练资讯人将他生活的世界对象化的同时,也帮助资讯人建立了比较清晰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通过为人类学者提供信息得到清晰的表达。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资讯人提供的信息是被双重调节的。首先,人类学者的兴趣指向、提出的问题、观察到的现象以及对收集到的没有经过资讯人解释的初级信息的理解,都是受人类学者自身社会的历史文化以及自己理解和经验世界的方式而影响的;其次,资讯人在被要求自我反思之后提供的是解释,是建基在资讯人本身主体文化的背景之上的。这种双重调节再加上语言的翻译过程和问题使得跨文化的理解变得不是那么容易。虽然,在中国进行田野作业时,也许不存在跨国的文化理解,但是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的差异,这种双重调节也不乏意外地存在着。
二、对“他性”的思考
拉比诺使用现象学的方法研究阐释学的问题,即“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田野作业的他者性也决定了拉比诺的调查是围绕他者文化而展开的。在这里,这个所谓的他者并不单指调查对象,亦指研究者本身,通过把研究对象主体化,而把研究者自身客体化的办法来达到理解对方、反思自身的目的。
1、作为“他者”的本地人
拉比诺在曾是法国殖民地的赛斯平原进行田野调查,他遇见的第一位,可以说是首位可进行调查的“他者”对象,是他到摩洛哥最初住所——橄榄园旅馆的所有者:莫里斯·理查德。理查德出生于巴黎,后移民至摩洛哥,由于没学过阿拉伯语,其身份得不到当地人的认同,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是一定意义上的边缘人,拉比诺将他及其生活称为“垂死的殖民主义残余”。
易卜拉辛,拉比诺在进入利乌西村之前的阿拉伯语老师,利用法语作为谋生工具,夹在法国殖民当局和他的摩洛哥同胞之间,充当“中间人”。起初学习阿拉伯语的过程是比较融洽的,但由于易卜拉辛与作者来自不同文化,或者是易卜拉辛对作者的需求的不理解,使得语言学习触礁。另外,易卜拉辛与拉比诺一起去马拉喀什时,易卜拉辛试图要作者为他承担旅费(这在摩洛哥文化中是标准和正常的,是作者“第一次直接体验到‘他性’的经历之一”。在拉比诺认为他们之间建立的这种私人关系是友谊时,易卜拉辛不过是将其视为一种资源。
一个被拉比诺称为是“局内的局外人”,阿里,是作者的第一个资讯人,来自利乌西村中宗教性比较浓厚的一个分支当中,却生活于村庄之外。在与阿里深入的交往之后,作者对阿里的“他性”有了更明确的认知。阿里所参与的卖淫组织在塞夫鲁很常见,卖淫活动本身是一种被大众所接受的“亚文化”形式。在拉比诺进入利乌西村之后,他发现当地人并不欢迎阿里,但阿里却又成为村中男人羡慕的“他者”。
进入拉赫森·利乌西村后,马里克成为拉比诺主要的资讯人。由于马里克是一个家族的领导人,在村中颇具地位和影响力,这也使得拉比诺的田野调查得以顺利展开。与其他几个资讯人不同的是,马里克和拉比诺只是工作上的合作关系。作者在对村中财产情况进行调查时,资讯人马里克强调自己很贫穷,但事实上他相当富有,这就与他自身的文化归类不相符合,由此拉比诺认为,此时的马里克就变成了自身的“他者”(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与现实不符的层面)。
上述的几个当地人,都存在不同的“他性”。他们或在欧洲文明与摩洛哥文化之间,或身在较为封闭的乡村社区与欧化的城市之间,或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但他们都是人类学家与摩洛哥文化的中介者。
2、作为“他者”的人类学家
人类学家的他性,正如作为一个闯入他人村庄的“不速之客”,在观察完这个地方之后,又悄然离去的人。拉比诺刚进入摩洛哥时,与当地所认为的“他者”理查德进行交流,首先这使他成为理查德所认可的“自我”,但是摩洛哥当地人却因他与理查德的接近而成为他们所认为的“他者”。
前文中提到,拉比诺首次体会到“他性”是在易卜拉辛谎称没有旅费时,长时间的接触,作者视其为朋友,而易卜拉辛只将作者视为“资源”,由此,作者认为“他性”就是他来摩洛哥所寻找的东西。
在拉比诺与马里克进行接触的过程中,他所面临的“他者”问题又发生了转变。此时的拉比诺虽掌握这一地区的大量资料,但在涉及到该区较敏感的反政治问题时,他依然不能从资讯人那里获取相关资料。对于本地人来说,尽管常搭他的顺风车,但他仍是一个可能会给村庄带来威胁的“他者”,仍不属于这个集体。除此之外,在作者调查马里克财产状况时,作者的认知与马里克的文化发生冲突,在这里,我也不禁发出这样的思考:人类学者在进入田野地区后,其自身文化系统的认知慢慢渗透到该地区,是否也会变成一种影响当地人思维和反思自身文化的方式?
三、情感反思
人类学者进人田野地区进行田野作业,要完全摒除自身文化系统的认知、个人主观色彩和情感是不易做到的。拉比诺在田野调查期间,与阿里就去参观婚礼何时离开的问题发生的矛盾,是阿里对拉比诺的一种“控制”,由此拉比诺反思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如果资讯人永远是对的,那就意味着人类学家必须成为一个非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完全的角色。早先的田野作业就是如此认为,人类学家只是一个记录者,是一个完全的“他者”,但拉比诺通过亲身实践得知,人类学家只要学会控制自己,存在“本我”就不可能成为完全的他者,听从资讯人的摆布。
另外,在书中作者提及了另一位当地人——德里斯·本·穆罕默德。他拒绝成为拉比诺的资讯人,选择与拉比诺基于意识到彼此不同并且相互尊重而进行平等地对话。在拉比诺与本·穆罕默德建立朋友关系后,拉比诺对他自己是美国人有更强烈的意识,即对“本我”的自我强调。正是这种建立在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拉比诺对田野作业的人类学者与当地居民是何种关系进行了反思:第一,当地人是这儿的主人,而人类学家只能作为旁观者去了解当地的文化,但人类学者并不需要去迎合主人,也不必去说服当地人改变他们固有的文化,当地人和人类学者只能是对等的关系;第二,人类学家需要去参与观察当地人的生活,但也不必完全放弃自我融入进去,像当地人一样生活,而并非成为当地人。
摘要：《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对于田野作业中关于“他者”的反思,不仅仅在西方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且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资讯人的主体性,人类学者的“自我”以及在田野作业中对“他性”的探求都应作为一种思考。
关键词：田野作业,资讯人,他性,拉比诺
参考文献
[1]黄秀蓉.民族学专业田野调查实习之调整与改进刍议[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9(12):196-199.
[2]盛燕.反思田野作业——读《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96-198.
[3]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M].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田野调查方法 第9篇
1 田野调查法的具体应用
1.1 准备工作
1.1.1 选择研究地点
进行田野调查前, 研究者很大程度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理解选择研究地点。怀特曾回忆道“科纳维尔最符合我想象中贫民区的样子”。《岳村政治》中, 于建嵘选取衡山县的原因如下:“ (1) 衡山县建县有1700多年的历史; (2) 典型的农业县; (3) 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实验县, 对研究县政吏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4) 是革命老区; (5) 曾在当地工作, 对当地较为熟悉。”
1.1.2 进入研究地
田野调查中, 研究者常常会深入到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地区, 被研究对象也对研究者缺乏基本的了解和信任, 研究者需要采取一定的方法进入研究地。
在《街角社会》中, 怀特通过地方福利委员会的工作者找到街角的多克, 并通过这层关系顺利进入研究地。而在《岳村政治》中, 于建嵘通过私人关系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 并在其协助下进入研究地。
1.2 实地调查
怀特与于建嵘的调研都主要运用了访谈及观察法, 于也使用了调查问卷法, 两位作者都尽可能多地收集资料, 以还原调查地区的原貌。
在街角社会和岳村政治的调查记事中, 作者进行了大量引述, 而非作者修改后的间接叙述, 这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资料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保证了调查的客观性也有利于读者理解。同时, 由于一些资料是无法直接获得的或不便于访问的, 作者需要采用观察法来获得资料。应该说, 在调查的各个阶段都贯穿着作者的观察, 例如怀特参与到帮派的各项活动后得出结论“领袖之所以受到尊重, 是由于他为人公正……他必须在群体特别感兴趣的某个方面有些本事。”此外, 于为验证自己的阶段性调查结果, 曾到农民进城打工地进行问卷调查, 并培训了6名文化程度较高者, 让他们回家过春节时带回填写。
1.3 资料收集与整理
在田野调查进行过程中, 研究者可以采取当面速记或在事后记录的方式。在当面记录时应避免记录行为对被调查者造成不适, 此外还需要掌握一定的记录技巧并尽可能完全的记录被调查者的语言、动作甚至情绪的变化, 尽量避免遗漏信息。怀特和于在资料的收集及整理上对采用了这两种方法, 且以事后总结为主。
在整理阶段, 研究者首先应完整地阅读这些资料, 反思和分析自己的判断;其次, 研究者应该对这些资料进行两阶段的编码, 最初是把想法都总结出来, 之后进行集中性编码以细致分析, 形成研究的主旨。
2 田野调查的特点
2.1 访问对象的广泛性
要了解研究地问题或特色, 就需要与不同群体进行交流。在《街》的调查阶段, 怀特参与到普通家庭的生活中, 也与“小人物”、政治家甚至非法团伙人员有所交流。在《岳》中, 访问对象包括多级干部、农民及组织农民减负的“农民领袖”。
2.2 不同的观察及访问侧重点
怀特的调查向不同的人了解不同的问题, 如在与科纳维尔的非法组织成员讨论过行贿警员, 被告知“咱们能够收买一名巡警, 但是咱们收买不了一名管区副队长或队长, 即使咱们有这笔钱也不行”。在《岳》中, 作者与政府官员讨论的财政收入状况及收缴办法及工作难点;向村委会成员询问村干部的分工及选举办法;向普通村民了解对村委会工作及税费的看法。
调查地不同人因其社会地位、利益主张或思想观念等的差异, 他们对事物认识及看法不同。这就要求调查时要围绕被调查者关注的或熟悉的方面, 尽量还原事件的原貌。
2.3 基本是第一手资料
怀特在调查时发现街角青年比赛成绩与体育实力并无太多关系, “弗兰克应该是一名优秀的保龄球手……已经习惯于低人一等, 比赛时无法取得优秀的成绩。”怀特长期观察后得出结论“社会地位与保龄球成绩之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与人们的认识是不同的, 在帮会中运动不仅是一种锻炼方式, 更是一种帮派内部维系等级秩序的方式。这些“潜规则”都需要从一手资料中获得。
3 田野研究的策略
3.1 建立起对自己的信任
一般认为, 研究对象的配合要依靠对问题清晰认识, 但人们并不非常关注研究本身。怀特认识到“我发现在这个地区能否接受我, 取决于我所发展的人际关系, 而远不是取决于我可能给予的解释。”于在进行考察时, 也多次强调进行的是社无政治背景的私人性质的学术研究, 以获取信任。
3.2 避免造成影响
怀特研究当中, 广泛参与各种团体的活动却尽量不施加影响。在《岳》中, 于曾写道“周在讲话时, 只要李略有动作, 周就要停下来, 看一下李。如果李没有明确表示, 他才往下说。”他认识到对普通居民进行访谈要尽量避免官员在场所造成的压力。研究者尽力排除干扰因素, 考察被研究者的实际想法。
3.3 保持适当的距离
为保证研究的顺利进行, 研究者需要拉近与研究对象的距离, 这有利于促使被研究者放下戒备, 怀特正是以“多克的朋友”的身份才进入街角。
但这不意味着与被研究对象的“趋同”, 例如, 怀特过度的参与街角团体的经历令当地人产生不适并影响了研究。于在对“农民领袖”访谈时曾写道“我怕再生事端, 所以就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此外, 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过于亲密的关系很可能影响研究者的判断。
3.4 访问的技巧
田野调查是一种面对面的研究方式, 研究者很多时候需要对研究对象直接提问, 获取研究资料。但有些问题可能是敏感的或研究对象不愿意直接回答的。例如, 于在了解白果镇的财政问题时, “杨 (镇长) 有点不高兴地说, 这些情况我也不清楚”。研究者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更换提问或改变话题方式以继续访问。研究者要采取一定的方法保证访问的顺利实施。
4 田野调查的局限性
4.1 一定的主观性
首先, 研究地选择和进入都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主观判断或私人关系, 虽然田野调查在很多情况下是对某一特例的调查和解释, 但也应该尽量减少个人因素的影响。
其次, 田野调查中研究者是不带假设进入研究的。但实际上, 研究者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偏见”, 自觉不自觉的注意或忽略某些问题。
最后, 对资料的解读会受到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和主观倾向的影响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4.2 外部有效性
田野调查法一般应用某特殊地的研究, 所得出的结论一般不能推广到其它地区, 例如《街》所研究的意大利的贫民区, 其形成和发展都受美籍意大利人历史、文化及传统等特定因素的影响, 怀特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无法完全适用于其它类型贫民区。
摘要：为更好地理解田野调查及其应用, 选取了美国威廉·富特·怀特的《街角社会》及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进行分析, 力图借鉴两位的研究成果对田野调查法进行一定的总结与分析, 并提出相应的行动策略。
关键词：田野调查法,访问,观察,行动策略
参考文献
[1][美]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M].黄育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69.
[2]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中国期中国社会乡村政治结构的变[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289.
[3][美]威廉·富特·怀特, 黄育馥译.街角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37-38, 42, 191, 341.
田野调查方法 第10篇
黄甲镇地处于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成都, 据《双流县黄甲镇镇志》记载:“双流县城关镇东南;地势北高南低, 属牧马山浅丘。”其饮食文化体现着“川菜”所具备的特点, 据《华阳国志》记载, 巴国土植五谷, 牲具六畜, 并出产鱼盐和茶蜜;蜀国则山林泽鱼, 园囿瓜果, 四代节熟, 靡不有焉。可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造就了黄甲其充满地方特色的饮食文化。
二、被采录者背景
张, 女, 1961年生于四川省郫县, 后因上学及工作等原因迁居双流县黄甲镇。
谢, 女, 1945年生于四川成都, 因工作迁居双流黄甲。
王, 男, 1972年生于四川双流县黄甲镇, 工作学习均在黄甲。
宋, 男, 1989年生于四川新都, 因学习原因迁居双流黄甲。
三、节日饮食民俗文化解读
黄甲镇的节日饮食民俗体现着蜀人的包容和豁达的价值观:
1、祈愿朴实各类节日食物造型包涵多重象征寓意
节日的饮食民俗中多蕴含着百姓美好的愿望, 这从黄甲的婚庆、节日饮食民俗里可以表现出来。
大年三十:三十晚上的饭菜并不像北方一样一定要吃饺子, 三十晚上吃的菜肴也没有一个严格的范围要求, 菜肴的种类较平时丰富, 其中一般有年糕, 寓意年年高;在荤菜之中, 一般都会有鱼, 表达对“年年有余”祝愿。
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吃汤圆, 相对于北方的大年初一吃饺子的习俗, 黄甲人一般在这个时候都是吃用糯米和芝麻等做成的圆乎乎的汤圆, 汤圆中的“圆”字, 在传统文化里表示做人内要方正, 外要圆通, 大年初一吃汤圆, 不仅象征着团团圆圆, 也有着生活甜如蜜的寓意, 更体现了黄甲人所具备的川人的乐观、包容的人文特质。
农历五月初五:农历五月初五“端阳节”, “在“端阳节”这一天, 一般人家要做包子、吃盐蛋、吃粽子、喝‘雄黄酒’”。 (出自《双流县黄甲镇镇志》 (P319) )
2、体现了中国女性传勤俭持家、重礼仪的传统
在古代, 黄甲人饮食注重长幼有序, 节日更是如此, 全家进餐时, 小辈不能吃第一碗饭, 第一碗饭须是家中年长的男子吃, 否则就是坏了规矩, 祖宗先辈便不再保佑这家, 最后很可能穷困潦倒。初二女儿、女婿拜访时, 招待女婿吃, 寓意招财进宝体现了家庭对女婿 (男性) 的重视, 过节主妇掌勺盛饭, 给男人孩子们吃好, 自己最后吃, 俗语叫:做在人前, 吃在人后这样的风俗反映了黄甲女性重视礼仪, 尊老爱幼的文化心理, 黄甲人善于通过这样的节日习俗, 强化家族中人们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加强了人们对家族的依赖与重视, 勤俭持家、重视礼仪是汉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 黄甲人把这种心理融入饮食文化中, 是很朴实的一种文化心态体现。
这点在“拜姑嫜”这一习俗上更有着体现, “拜姑嫜”是新婚夫妇正在结婚次日的一个传统习俗, “结婚次日, 新婚夫妇要早早起床, 拜见翁婆、女由 (you) 女里 (li) 、姑子等在家庭有名望、有影响, 日后交往较多的长者或同辈;将回门时从娘家带回的红花生、甘蔗等分、散给亲友及侄儿男女;一般家庭, 没有雇请丫头老婆子的, 新媳妇还要煮早饭, 有人说, 吃了新媳妇煮的饭, 胃口大开。”
3、反映一个单位家庭周边小社交圈 (社、组) 之间的和谐关系
在黄甲, 相对于一些大的城市, 各户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是比较密切的, 这点在吃“酒碗”上有着比较明显的体现:一般在有婚庆、节日等情况下, 黄甲人都会吃“酒碗”。例如, 婚庆时的“酒碗”:分成“花夜”和“正席”两天。花夜安排在结婚的头天晚上, 因“花夜”和“欢迎”谐音, 故花夜里便有不少亲朋友好友前来吃饭, 只是酒桌上的菜没有第二天的“正席”的丰盛, 表示主人从头天晚上就开始欢迎大家来喝喜酒了。而花夜的早上, 一般就会有村里人 (一家安排一人) 拿上自家的炊具前来帮着买菜、洗菜、洗碗等。而花夜的晚上, 主人会邀请村里有威望且做事有条理的人来帮着打理一切。这人被称作“支客师”。“支客师”负责在花夜里将帮忙的村里人进行分工, 哪些人负责端盘;哪些人负责“打赶饭” (为别人添饭) ;哪些人负责发烟发糖, 哪些人负责捡碗洗碗等都要安排的井然有序, 以免第二天正席时出差子。而这些帮忙的人统被称为“帮办”, 他们帮忙时总是任劳任怨, 尽职尽责, 尽管肚子饿得咕吐叫, 他们也要等客人们都吃毕并收拾妥当后, 他们才开始吃饭。在这里“吃酒碗”不像在大城市那样, 直接将礼金装进红包, 写上自己的名字交给主人。在黄甲, 正席的这天, 设有专门的礼堂, 送礼的人不是把礼金交给主人, 而是交到礼堂上, 称作“赶礼”。礼堂上一般有三人, 一人执笔 (一般由毛笔字写得比较好的人担当此任) , 将送礼人的姓名和礼金写在一张红纸上;一人收钱, 一人发烟发糖 (送了礼金后便由此人发给两支烟和两块糖, 表示“好事成双”) 。这三人一般是村里做事仔细, 受人信任的人。另外, “酒碗”, 要分嫁女和“交待儿” (即娶媳妇) 两种。嫁女的, 早饭是正席, 而交待儿的, 则午饭是正席。取亲分为“接亲”和“送亲”两个程序。“接亲”是指新郎官带着男方的一些亲朋好友在正席这一天早早地来到女方家将新娘接到男方。来时必在新娘家不远处放一挂鞭炮, 告知女方, 迎亲队伍来了, 于是女方便有专门管接待的“帮办”出去迎接, 迎接时会发给接亲者一张手帕, 手岶里包着几块糖一包香烟, 然后将接亲的客人迎进堂屋让其坐下喝茶, 等“支客师”安排入席, 他们便会入座, 喝了喜酒后将新娘接走。
4、体现了朴素的自然观
在古代, 科学技术、农业生产水平都不发达, 黄甲居民保持着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对来年好的农业气候条件的期盼, 体现了朴素的自然观:比如在农历腊月二十四日的“祭灶”:“农历腊月二十四日‘祭灶’。据传说, 每年过了农历腊月二十四, 灶神老爷都要回到天庭‘述职’。为了不让灶神老爷在‘述职’时说人间的坏话, 因此, 在农历腊月二十四日, 灶神老爷上天之前, 人民便用‘麻糖’来祭奠他, 目的是用‘麻糖’粘住灶神老爷说话的嘴”, 而如今, 麻糖由于其香甜柔软的口感, 已经成为了黄甲的一种有着浓厚传统气息的小吃, 深受大家的喜爱。
四、节日饮食民俗现状
1、各地饮食文化在黄甲镇有着融合和发展
作为成都的县级城市的一个乡镇, 随着近几年来,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到这里工作或者生活, 这些外地人有来自北方的也有来至南方沿海等其地的, 他们的到来, 必然会带来其地方特色的饮食习俗, 随着时间的推移, 黄甲本地的饮食文化和外来人口所带来的饮食文化进行不断交融、互相借鉴, 取长补短, 这种融合也在节日饮食民俗中得以体现。黄甲人一般早餐都会一边喝粥, 一边吃包子或者馒头、花卷等面食, 其中粥来自于水稻, 二馒头、花卷都属于小麦类食物, 可以看出南方的饮食文化习俗同北方的饮食文化是有着广泛的交融的, 这也从一定程度体现了黄甲对于外来饮食文化有着较强的包容性。又如, 黄甲的特色川菜采撷众家之长南菜北味北菜川烹”形成了川菜“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鲜明特点。由于借鉴与融合, 故形成川菜品种繁多的地方特色。例如, 济南的糖醋黄河鲤鱼, 被誉为齐鲁名菜, 其糖醋法, 也是四川的多种味型之一。再如, 湘北人喜食粉蒸肉, 其烹制方法与四川的粉蒸肉做法完全相同, 这都是移民与本土的饮食文化相互借鉴、融合的结果。
2、城市化改变或排斥部分民俗
由于黄甲城市化的进程日益加快, 黄甲居民生活一定程度上也是排斥这些农村民俗文化的, 钢精水泥楼房的建立阻隔了人们的距离, 高度发达的信息通讯更是减少了人们面对面交流的必要性, 目前, 在黄甲乃至周边很多地区, 走亲访友的习俗已逐渐淡化。例如:十年前在黄甲还能常见到人们提着自家制作的糕点在春节走亲访友, 但如今这种风俗几乎绝迹, 水果花篮、各类营养品取代了原先的特色面点成为串亲戚的礼品亲戚间走动也减少, 特别近的亲戚 (如:婆家同胞兄弟姐妹等) 才互相走访。另外, 调查发现高学历的人较低学历的人对民俗有更随意和自由的认识, 对他们而言, 这些习俗不是不可改变, 不可侵犯的, 应该是为生活增添乐趣, 而非加重负担的因此, 由于学业或工作的繁忙, 很多人也逐渐淡化了某些民俗年轻人较老人而言, 对民俗关注较少。另一方面, 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一些民俗带来了积极的变化如:完善的邮政系统使食品邮寄非常便利, 现在黄甲居民逢年过节多会收到家乡寄来的特色小吃, 如:月饼、麻花、金银卷、松果等等。这样, 即使在城市生活的人无暇制作节日面点, 仍能祭奉先祖和神灵, 感受节日的气氛。另外, 值得庆幸的是, 黄甲独特的饮食文化, 尤其是麻羊文化节今年来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例如:从1999年开始, 黄甲已经连续举办了12届麻羊文化节, 吸引了大批游客, 引起了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的广泛关注, 进一步推动了黄甲饮食文化的发展。
五、结语
通过来到黄甲进行实地考察, 以及对当地居民的采访, 对黄甲的婚庆、饮食民俗文化进行了考察, 探讨黄甲镇在婚庆、节日时的饮食文化特点, 为黄甲饮食文化、民俗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思路, 更加认识到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对民俗文化的影响以及保护婚庆、节日饮食文化等民俗文化的重要性。
摘要：我国饮食民俗的特点一般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饮食事项本身内在的属性所显示出来的。一是饮食事项在时间、空间及发展过程中所显示出来。它一般具有人类共通性、民族性、阶级性、历史性、地方性、传承性变异性、集中性等特点, 本文拟对黄甲节日饮食民俗进行考察, 对象为黄甲的现住居民, 通过对迁居者节日饮食民俗的考察探讨其蕴含的文化内涵, 并发掘黄甲婚庆、节日饮食民俗因历史、地域原因的变迁情况, 以便更好地认识黄甲婚庆、节日饮食的民俗文化背景和传承情况。
关键词：黄甲婚庆,节日饮食习俗,传承,文化背景
参考文献
[1]王仁兴.中国年节食俗[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2]韩养民, 郭兴文.中国古代节日风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3]国世平, 袁铁坚, 杜平.中国人的消费风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美国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田野调查 第11篇
[关键词] 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 案例研究 田野调查
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进行汉语的国际推广，对于配合中国政治经济在世界的影响，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具有重大意义。据中国国家汉语推广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汉办）官方网站① 发布的信息，到2008年9月，中国已在世界各地成立了266所孔子学院。这些孔子学院目前的运行状况如何呢？笔者于2008年1月~ 7月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做访问学者，其间对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美国第一所孔子学院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调查目的就是了解孔子学院的具体实施情况，它们是如何在海外进行汉语语言文化的教学和推广工作的，有什么好的经验，以及还存在哪些不足，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这些调查结果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国外孔子学院的运作情况，可以为孔子学院今后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一、基本情况
美国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于2004年11月17日，学员主要来自美国大华府地区，主要包括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和特拉华州等。鉴于马里兰大学优越的地理位置，华盛顿使馆区（包括16个州）的一些活动也经常在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举行。国家汉办选定南开大学与马里兰大学合办孔子学院。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于2005年开设汉语班，并相继开展各种中国文化活动。
美国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共有5位工作人员，其中有1位正院长（男，美籍华人，原马里兰大学副校长，物理系教授），3位副院长（1位美国人，女，略懂汉语，兼职，本校教育学院教授；1位美籍华人，女，兼职，本校教育学院教授；1位中国人，南开大学派遣，男，专职），1位协调员（女，美国人，懂汉语，专职）。此外，只要有活动，马里兰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志愿者们也会参与协助。
在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的活动中，不懂汉语的人就说英语，教学使用英汉双语。
二、调查内容
美国马里兰大学春季学期（Spring Semester）是每年的1月28日~ 5月23日，其中3月16日~22日是为期一周的春假（Spring Break）。暑假（Summer Session）则是每年的6月2日~ 8月底。
笔者采用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的访谈法访谈了孔子学院的刘院长和主管教学的崔副院长，观摩了孔子学院的课堂观察并直接参与了孔子学院主办的主要语言文化活动。
1. 汉语教学
现在，南开大学委派的崔教授（博士）是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唯一一位正式的汉语教师。孔子学院每学期都会提供初、中、高三个级别的非学历（non-credited）汉语教学。这些教学活动又是在三种时间段中来进行的。第一类是学期班授课时间在晚上，地点在孔子学院，招生对象是工作上或多或少要用到汉语的政府工作人员、商人、教师等，一般每班人数都在个位数。第二类是暑期班：主要在白天教学，有时也选择晚上，授课地点在孔子学院里面或校外，招生对象以中小学生为主，招生人数比学期班要多些。例如，2008年7月28日~8月22日，孔子学院举办了为期4周的汉语强化班，每周5个晚上，每晚7点~9点，校内外均有授课地点。此外，他们每年还为5岁~13岁的儿童举行为期3天~5天的暑期汉语夏令营。第三类是周末班：招生对象是中小学生或者当地中文学校的中小学汉语教师，地点视情况而定。另外，汉语教师培训班是不定期举行的。例如，2007年他们在马里兰州的希望中文学校盖城校区（Hope Chinese School at Gaithersburg）举办了中文教师培训班，为期8周，共有42名教师经过培训并获得结业证书。但2008年却未能举行类似的培训。
2. 课题研究
今年，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的两位女副院长获得了学校课题“教师教育中的全球意识”（Global Awareness in Teacher Education），资助金额为5 000美元。
3. 学术会议
（1）主办学术会议
2008年1月24日和25日，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与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分别在国会图书馆和马里兰大学共同举办了题为“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的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社会和谐、可持续性发展和世界和平”，与会者是来自美国和中国的一些大学教授和学者。
其中，主旨发言的题目有：哈佛大学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论语》、许美德博士的《知识和高等教育中的东西方对话》、付勇巨博士的《中国20世纪的儒学研究》、克里斯托弗·汉考克博士的《从基督教视角看儒家之希望》班纳德·陈的《儒教与人权》、王红宇博士的《儒家的自我修养与道家的个人品性：和平之启示》、许美德博士的《当代中国教育家生活中的儒家思想》、刘国强（Kwok Keung Lan）博士的《全球化与教育中儒家价值观之源泉》、瑞贝卡·奥斯福博士的《东西方之碰撞：教育中的伟大思想家》、林静博士的《儒家与著名知识分子的过去与现在》。
（2）参与学术会议
2008年4月17日~19日，“全美中文大会”在华盛顿文艺复兴酒店（Renaissance Hotel）举行。中国驻馆大使周文重和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出席了会议并做了发言，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在美国孔子学院专场上发言。
4. 文化传播
（1）鼠年新春庆祝活动
2008年2月13日，鼠年新春庆祝活动在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大厅举行。大厅正面挂着孔子像以及孔子故里的巨幅照片，两边写有“尊师重道，有教无类”的对联。大厅一边摆着中国的小点心和饮料供大家享用。出席活动的有马里兰大学的校长莫特、孔子学院的全体老师、马里兰大学有关院系的代表，大华府地区的华侨代表，还有中国在马里兰大学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代表以及志愿者等。活动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人士祝贺中国新春的讲话和简单的中国文艺演出；第二部分是大家自由交流或观赏中国书法和剪纸表演。形式随意自由，整个大厅弥漫着中国的迎春氛围，大家边聊边吃，时而中文，时而英语，好不热闹。
（2）《周易》讲座
2008年3月1日，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马里兰州洛城（Rockville）希望中文学校和天津同乡会在马里兰州波多马克（Potomac）的丘吉尔中学共同举办了《周易》讲座。主讲人是来自南开大学的常务副校长兼文学院院长、中国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陈洪教授，讲座的题目是《周易的现代价值》。陈教授揭示了《周易》的理念，解读了《周易》的内涵，引导人们正确地去认识阴阳八卦。会场上座无虚席，绝大部分是华人，也有少数几个美国人。
（3）孔子读书会
孔子学院于每周一晚上举行“孔子读书会”（Book Club），时间为两个小时左右，在2008年的春季学期共举行了10次，每次一个主题，主讲人有周博士，马里兰大学的访问学者（包括笔者）以及在附近工作的华人。读书会是大家共同讨论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地方，研讨方式往往采用中美比较法，讨论语言是英汉双语。读书会是开放式的，参与的人员来自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的几位院长、马里兰大学的访问学者、学生，以及大学周边的华人华侨，此外，也有极少数懂中文并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特别是日本留学生）。同时，读书会也是交友的场所，由孔子学院提供或者会员自带一些点心饮料。参加者从中得到的是精神和物质的双丰收。
（4）北京2008年奥运宣传周
2008年4月7日，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协同该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在该校学生活动中心（Stamp Student Union）展出了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中心带来的人文奥运图片与录像，4月9日在该校外语活动中心（Language House）举办了名为“从雅典到北京”的系列奥运讲座。该讲座共有三位演讲人，即马里兰大学的休·李博士、约瑟夫·斯考伦博士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金元浦教授，前两位从不同角度回顾了雅典奥运的起源，金教授则阐述了即将在北京举办的人文奥运。
（5）大学生“汉语桥”汉语演讲比赛
2008年4月10日，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在该校纽布鲁文化中心（Nyumburu Culture Center）承办了第七届华盛顿赛区“汉语桥”汉语演讲比赛，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处的尤少忠参赞等一行出席。共有6个选手参加此次比赛，分别来自特拉华大学的3位选手，以及犹他州的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和弗吉尼亚大学各1名选手。赛后，尤少忠向获奖者颁发了奖状和纪念品，并勉励参赛选手和前来观摩比赛的大学生们继续努力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争当促进中美教育交流合作的友好使者。
（6）中国电影周
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与马里兰大学艺术史和考古系、东亚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中国电影周。自2008年4月22日起大概每隔两天放一场中国电影，共放映4部：严浩导演的《天国逆子》、贾樟柯导演的《世界》，娄烨导演的《苏州河》和李安导演的《色·戒》。另外还举行了两场影评会，影评人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研究和比较文学教授张英锦和史密森尼亚学院的电影程序编制员汤姆·威克，地点都是在马里兰大学的Hornbake 图书馆。电影是汉语对白，英文字幕。每次来观看的人既有中国学生，也有外国学生，但是人数不多。例如，观看电影《世界》的人还不到20个，从上午11点开始放，到中午吃饭时，有些同学陆续离开，坚持到最后的只有六七个人。
（7）中学生“汉语桥”汉语演讲比赛
2008年4月25日，由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承办的首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华盛顿赛区预赛在马里兰大学纽布鲁文化中心举行。来自华盛顿使馆区6所高中的7支代表队共21名中学生选手参加了最后角逐，来自不同地方的大中学校师生代表和家长观看了比赛。赛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尤少忠参赞和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刘教授致辞祝贺。
（8）马里兰日
2008年4月26日，第十届马里兰日（Maryland Day）在马里兰大学校园举行，该大学的许多学院以及一些政府部门（如美国国家档案馆、警察局、银行）都有自己的宣传展台，寓教于乐，赠送小礼品，许多小礼品后面还印着“MADE IN CHINA”。孔子学院也布置了展台展示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用毛笔把外国人的中文译名写在书签上并赠送给他们，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吉祥物及迎奥运签名活动等。
（9）《刘三姐》以及四川地震赈灾义演
2008年6月8日，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与大华府地区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木兰基金会在马里兰大学的室内体育馆田野馆举行了“手拉手，心连心”四川地震赈灾义演。广西桂林刘三姐歌舞团克服没有舞台背景和高温的困难，演出了大型歌舞剧《刘三姐》，宣扬了中国文化。马里兰大学的中国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大华府地区的华人华侨以及一些美国人共同推出了一台表现中国文化的综合文艺演出，并为四川灾区人民筹集善款。
三、调查分析
1. 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的主要办学特色
（1）汉语教学采取见缝插针和“走出去”战略
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充分利用晚上、周末和暑假时间来开展汉语教学。另外，他们不是坐在办公室等学员，而是主动“出击”，外出招收学员，并可根据需要把上课地点放在外面。汉语教学主要是吸引想学汉语的美国人和第二代或第三代华侨来学习汉语知识，同时，也吸引华人汉语教师来学习汉语的教学方法。
（2）学员学习一般带有融入性动机
学习动机一直被认为是第二语言学习的一个关键因素。加拿大语言学家加德纳和兰伯特把语言学习动力分为融入性动机和工具性动机。有融入性动机的学习者更喜欢并欣赏所学的语言以及与所学语言相联系的文化，有工具性动机的学习者则把目标语言看作是一种能给他们带来实惠的工具。① 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的崔教授说：“来孔子学院上课的美国学生，都对中国很感兴趣。他们不是为了学分而来，而是为体验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3）文化活动遵循主动灵活和“请进来”原则
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频率适当，几乎每个月都有两场或两场以上的中国文化活动。有些活动是每年例行的，例如大学生“汉语桥”中文比赛；有些活动是机动的，例如北京2008年奥运宣传周。此外，他们每年会从中国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在孔子学院进行一些文化活动，如《周易》讲座。这些文化活动更能吸引在美的华人华侨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2. 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的提升空间
对照《孔子学院章程》（试行）第十一条，孔子学院应提供下列服务：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开展汉语教学；培训汉语教师，提供汉语教学资源；开展汉语考试和汉语教师资格认证业务；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经济及社会等信息咨询；开展当代中国研究。在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成立才四个年头的时候，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可以说完成了章程中所规定的大部分任务，他们克服人员少、资源有限的困难，做出了骄人的成绩。然而，与国外的语言文化传播机构（如英国文化协会、法语联盟、塞万提斯学院、歌德学院、卡蒙斯学院、但丁学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相比，中国的孔子学院还是一个“婴儿”，还非常稚嫩。正如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在2007年12月21日视察孔子学院总部时所说：“孔子学院是中华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第一次大规模主动走出去的创举。”② 既然是第一次，那么肯定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还有许多发展空间，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也不例外。
（1）扩大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活动的规模
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的招生人数非常有限，一个汉语教授足以对付所有的学生，有时甚至还“吃不饱”。参加文化活动的人也不多。比如，大华府地区中学生组“汉语桥”汉语演讲比赛只有6所中学共21人参加，大学组才有4所大学共6人参加。为什么没有美国人来参加这些活动？笔者认为，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美国人选择接触外国语言和文化的机会太多。汉语言和文化不是他们学习外语的唯一选择，美国学习汉语的人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多。相反，许多传统西方强势语言（例如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的教学在美国根深蒂固。二是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的海报宣传力度不大。美国人事事都讲究提前安排，因此提前数周的宣传广告非常重要，否则，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活动。例如，大学生组“汉语桥”汉语演讲比赛是在马里兰大学举行的，而且该校也有中文系，可马里兰大学竟然没有一个选手参加，观众中也难觅他们的踪影，这可能与宣传不够有关。三是，文化宣传活动的准备工作还有待提高。例如，电影周的电影选材不精，没能很好地体现中国的文化。相反，有些电影，如《世界》反映的多是中国的负面因素：保安偷盗、证件造假、建筑安全和男女偷情，电影图像效果不够好，放映选在午饭时间也不太合适。
（2）加强建立各种具有本地特色的语言文化资源库
孔子学院可以有目的地建设各种语言文化资源库，这对今后孔子学院的发展很有帮助。例如，建立“美国人汉语学习与教学资源库”，可以请每个参加孔子学院活动的华人把他们在美国遇到的美国人学习汉语的笑话和特点进行收集整理，形成一个具有美国特色的教学资源；或者建立“华人与中国文化资源库”，使孔子学院成为海外华人社区相聚的一个场所。在海外进行汉语教学和文化推广时，华人可以成为很好的助手，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例如，华人（包括大华府工作的华人和马大的中国留学生）中有精通中国各种才艺和专业的高手奇才，孔子学院可以与他们建立联系，在关键时候（如每年的迎春活动）发挥他们专长，为每年的例行活动带来新鲜血液和创新思维。
（3）增加教学与科研的横向联系
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可以与本校中文系、国家外语研究中心和高级语言研究中心加强教学和科研的合作，这些机构在汉语言和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从而实现优势互补，扩大影响。此外，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还可以与国内的一些大学和相关机构进行教学与科研合作。例如，现在国内每年都有许多人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或交换学生，孔子学院可以接纳一些对外汉语、中文、英语和教育等专业的访问学者和交换学生。一方面，这些人可以在孔子学院完成他们的科研任务；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给孔子学院的各项教学和文化活动带来活力和帮助。
（4）强调语言和文化并重意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容。语言教学中要导入文化，同时，在文化活动中，也要贯穿一些语言的知识。文化活动如果没有结合汉语的推广将难以持续发展，也难以深入。孔子学院在推广语言和文化时，可以更好地把两者结合起来。
四、结 语
孔子学院自成立以来一直受到海内外华人华侨和外国友人的欢迎，在推广汉语和宣传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如何进一步发挥孔子学院的作用，如何保持可持续发展，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改进的地方。我们在不断扩大孔子学院数量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其建设质量。总而言之，孔子学院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田野调查方法 第12篇
一、苏克麻核桃仁麻糖制作技艺
苏克麻核桃仁麻糖是和田人的传统特产之一, 具有丰富的营养和药用价值。由阿卜杜拉·苏莱马尼编著的《天下只有一个和田》的《民间医俗》篇写道:“苏克麻核桃仁麻糖是用无仁红葡萄为主要材料, 并用相等比例的经过烤红的果仁用石质研钵细细研碎精制成的具有营养价值和药用的历史悠久的甜蜜食品, 它也许是用植物和水果制成糖类及麻糖的‘最原始起点’。”
据核桃仁麻糖专业行家的叙述, 最早的苏克麻是用核桃仁和无仁红葡萄为主要材料用石质研钵细细研碎精制成的, 但这种苏克麻不太畅销, 因为葡萄干重, 所以用秤称量时看起来东西少, 况且核桃本来就贵不能便宜销售, 以上实际情况让消费者觉得不太实惠。为了解决这种困难, 人们想出了用葡萄干和玉米榨出汁来制成核桃仁麻糖的办法来。这种办法不仅解决了以上困难而且用这种方式制成的麻糖又软酥又好吃, 因此销售量比前面的好很多, 也很受消费者的欢迎。
1. 麻糖的种类
麻糖的种类很多, 主要有核桃仁麻糖、苏克麻麻糖、鸡蛋麻糖、大麻麻糖等, 据专业行家说用以上种类又能制成不同种类的苏克麻麻糖。笔者这次调查主要是围绕苏克麻核桃仁麻糖进行的。
核桃仁麻糖分多种。其一是用葡萄汁白砂糖、核桃仁、芝麻制成的葡萄汁核桃仁麻糖, 又分为烤红的核桃仁麻糖和没有烤红的核桃仁麻糖两种, 色为淡红色。核桃仁烤红的麻糖味道稍微酸甜吃了不会上火, 没经过烤红的核桃仁麻糖的味是酸的, 如果吃多了会增多黄胆汁容易上火头疼, 不宜于火气大的人吃。其二是用葡萄汁和玉米糖稀制成的核桃仁麻糖, 比上面说的只多一种玉米糖稀, 这也分用经过烤红的和没经过烤红的两种核桃仁制成, 与第一种相比, 这种麻糖不酸, 色为淡黄微清。其三是用玉米糖稀制成的核桃仁麻糖, 这种麻糖用白砂糖、玉米糖稀、核桃仁和芝麻制成, 这种麻糖比上面两种麻糖又白又清。
2. 用玉米糖稀制作麻糖的原材料和制作过程
白砂糖、玉米糖稀、葡萄汁、烤红的核桃仁和芝麻。因为麻糖质量的好坏取决于核桃仁的质量, 因此选买核桃仁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首先将选好了的核桃仁弄干净, 为避免掺杂一些核桃碎皮, 要用筛子筛选干净。
(2) 架锅生火, 火力不能大, 保证均匀烤热。
(3) 在烤热的锅里放500克白砂糖炒, 不停地炒搅直到糖色肝褐色为止, 此目的在于使麻糖的颜色更加红艳。
(4) 锅里的白砂糖颜色变为紫色时放1 000克玉米糖稀, 可以把葡萄汁倒入开始烧锅。
(5) 锅里的材料快变为浆质时再放500克白砂糖, 像前面一样用小火烧锅到浆汁为止。麻糖软硬取决于浆料的稀密度, 春夏天密度高一点为好, 秋冬酱料密度低一点为好。
(6) 浆料做完后熄灭火。
(7) 将浆料的一部分盛到另外一个锅里, 将备好了的核桃仁放入锅里搅拌均匀, 依搅拌好了的麻糖酱料密度高低加一点核桃仁或者浆料, 然后放适量的芝麻重新搅匀后放到干净通风的凉处使之变凉, 核桃仁麻糖就制成了。
3. 用核桃仁麻糖制成苏克麻麻糖的做法
将麻糖放在干净凉快的地方用木槌轻轻地捶打, 在捶打时要不停翻搅, 如果捶打次数少而轻的话苏克麻就硬了, 如果捶打次数多时间又长的话苏克麻就很软, 苏克麻的硬软程度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决定。
二、苏克麻麻糖的销路及行情
苏克麻麻糖的销售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 需要苏克麻麻糖的顾客亲自到专业户家订做。这种方法中顾客自己准备一些材料, 有的材料专业行家自己准备, 通过这种方法制成的苏克麻麻糖很难保证质量的。对专业行家付费标准是, 从制好的苏克麻麻糖总重量中减去顾客自己准备的材料重量后, 余下的每公斤30元 (用两种汁儿制成) 或每公斤26元 (用一种汁儿制成) 。第二, 在市场上销售。本村专业户每周三天上集市去销售 (周一去恰尔巴格集市, 周三去玉龙喀什集市, 周日去洛浦镇集市) 。以用两种汁儿制成的每公斤60元、一种汁儿的每公斤50元的价格销售。由于这些集市都是农村集市, 集市上的人绝大部分是农民, 一般情况下农民喜欢选买便宜一点的一种汁儿制成的苏克麻麻糖。第三, 人们为了送给亲朋好友会选买整块的或是包装好的, 这些人当中单位机关和商人占绝大多数。这些顾客一般亲自到专业行家家里去买苏克麻麻糖, 带自备材料来的人寥寥无几。这种苏克麻两种汁儿的每公斤56元, 一种汁儿的每公斤46元。
因为苏克麻又软又好吃, 所以老年顾客的比例比年轻顾客高得多。老年人买苏克麻一般不按公斤为单位买, 而是按五元、十元为单位买。苏克麻的销售情况不仅由质量决定, 还受天气影响。自二月中旬起, 和田的天气逐渐变暖, 吃多了会使人厌食, 这些季节除了送人的顾客之外很少人买, 所以很容易出现苏克麻滞销现象。和田的天气从九月中旬开始逐渐变冷, 直接促进了苏克麻的销售。
三、苏克麻的营养保健价值
苏克麻成分中的白砂糖、葡萄汁、玉米糖稀、芝麻在维吾尔医学里都认为是热性、能量高、营养丰富的食品, 有健脑益智, 补肾强身作用。因此和田人早已养成早餐必配吃葡萄干和核桃仁的好习惯。现代维吾尔医学上说核桃仁有延迟细胞衰老、健脑益智、提高记忆力的作用, 葡萄有健胃健身、推迟衰老的作用, 玉米有加快肠胃活动和通便的作用, 白砂糖有补充人体需要能量的作用。因此, 集多种营养作用和药用价值为一体的苏克麻麻糖使广大群众一律认为是强身补脑、促进脑力发展、改善记忆力、推迟衰老的最佳食品。苏克麻麻糖以一种纯天然的优势成为和田人长寿的因素之一。
四、麻糖行业带来的积极影响
1. 减轻就业压力
该村大多数人从事苏克麻核桃仁麻糖行业, 因此没有外出打工维持家庭的必要。从某种意义上讲, 自给自足的行业方式减轻了当地就业压力。
2. 民族文化的传承
苏克麻核桃仁麻糖作为维吾尔民族特产, 是由祖先传承下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也算是一种民族文化的继承现象。经过长时间的流传, 维吾尔民族的文化被推广出去, 让更多人了解维吾尔族和维吾尔文化。
3. 提升妇女的地位
女人参与苏克麻核桃仁麻糖的生产和销售整个过程。对于和田这样一个在传统宗教文化影响下、女人们几乎没有实际地位的地区来说, 女人参加生产活动意味着女人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变化。
五、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
该村传统苏克麻核桃仁麻糖行业没有规模化企业特色, 产品制作过程中难以保证其卫生和质量;产品销售到外地的宣传力度明显薄弱, 此产品还未进入外地市场。
1. 政府应投资支持民族特产的产业化道路
政府出资在此区建造一个规模化的、先进的苏克麻核桃仁麻糖制作企业, 将村里自由职业者招入该企业, 并通过他们的职业技术培养出更多的制作能手。这样首先因大型企业的严格管理制度, 通过统一管理监管可以更好地保证产品卫生及质量, 再者, 可以吸收周围的待业青年, 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社会就业压力。
2. 应大力增强饮食特产的宣传力度
加大宣传力度, 可扩大产品的销售和市场规模。能够很好的提高和田地区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 从而能够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1]阿卜杜拉.苏莱马尼.天下只有一个和田.民间医俗卷[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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