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前沿技术范文（精选12篇）

国际前沿技术 第1篇

1 数据来源和工具方法

本文将Web of Science中的Derwent Innovation Index(德温特创新索引)数据库作为智能手机专利检索的数据来源,运用信息可视化软件工具对专利数据进行分析。在智能手机专利技术领域,2002年Symbian公司推出了第一台Symbian智能手机7650,此后智能手机技术快速兴起。本研究将检索的专利数据时间段定为2002—2013年。从产业发展周期看,移动智能终端市场处于成熟期,所以在这一阶段选取品牌认知度、市场规模、线下渠道执行力、线上渠道执行力4个维度描述厂商综合执行能力[2]。结合世界排名以及厂商综合执行能力,选取华为、中兴、苹果、诺基亚、索尼、夏普、三星、LG分别作为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的智能手机代表厂商。将以上八大智能手机厂商的专利数据作为样本,根据能够反映智能手机技术标准的IPC代码检索式IP=(H04Q-007/032 OR H04W-088/002 OR H04W-088/004 OR H04W-088/006 OR H04M-001/073OR H04W-052/002 OR G06F-003/041 OR G06F-003/042 OR G06F-003/043 OR G06F-003/044 OR G06F-003/045 OR G06F-003/046 OR G06F-003/047)进行专利数据检索[3],并对数据进行了统一的标准化处理。

在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方面,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和Cite Space软件工具对检索的专利数据进行计量和可视化分析。美国Drexel大学的陈超美博士在引文分析理论的基础上,应用JAVA计算机编程语言开发了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Cite 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它是一种专门用于可视化分析各种文献数据,反映知识的演化趋势和热点前沿的应用程序。运用该软件对检索的专利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通过科学知识图谱可以展现当前智能手机领域研究的基本专利技术。在关键词共现网络中,中介中心度的指标通常反映节点关键词在网络图谱中“中介”的重要作用,一般是连接网络中不同群组的关键节点。突现率代表着某一时期内该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陡增情况,突现率越大,意味着该专利技术在某一时期使用次数增多的程度越明显。

2 国际智能手机技术的整体分析

专利战略是企业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主动地利用专利制度提供的法律保护及有利条件有效保护企业自身,并充分利用专利情报信息分析竞争对手状况,进而推进专利技术开发,取得市场优势。通过观察国际智能手机的市场排名,可以了解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手机厂商。此外,专利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的创新能力,是企业核心技术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2.1 国际智能手机的市场排名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ABI Reasearch发布的2013年第二季度全球品牌手机厂商销售数据报告,截至2013年第二季度,世界排名前十的手机厂商为三星、诺基亚、苹果、LG、中兴、华为、TCL、联想、宇龙酷派、索尼(见图1)。世界前十的厂家中有4个是中国企业,但是应考虑到该排名是根据市场份额来统计的,中国的优势在于是世界上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地和消费市场,而高端客户群体仍被苹果、三星等品牌占据,中国智能手机产业在科技创新上应加快步伐、有所突破,才能在国际智能手机领域占据优势地位。

注:图片来源于ABI Research

2.2 国际智能手机的专利数量分布

图2显示的是2002—2013年国际智能手机专利申请逐年发展的情况。不同的专利权人申请的专利数量不同,专利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智能手机专利技术主要分布在三大板块:计算处理和控制、通讯、半导体和电子线路。2002—2013年期间与智能手机有关的专利数据共有43 840条记录。从图2可以看出,随着智能手机的兴起和发展,涉及智能手机技术的专利申请量逐年增加。2002年申请相关智能手机专利且数量比重较大的手机厂商有索尼、夏普和三星。2008—2013年,智能手机技术的专利申请呈现大幅度增加,尤其是在2012年达到高峰。一方面是因为智能手机技术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手机专利诉讼案频现,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本文选取的八大手机厂商的专利数量共计7 062件,占所有专利数量的16%。从专利持有数量来看,在所有的专利权人中,三星集团和LG集团持有的专利数量分别排名第一位和第二位,均接近2 000件,可以看出韩国智能手机产业在智能手机的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日本和美国的智能手机厂商持有的专利数量位于其次,而中国则与这3个国家相差较远。

2.3 国际智能手机的技术前沿

从整体上分析国际智能手机前沿技术,对2013年市场份额排名世界前十的智能手机厂商相关专利技术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可视化分析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智能手机的核心技术发展领域集中在“触摸屏幕”、“便携式;手持”、“模拟输入的细节安排”、“软件产品”、“手动输入设备”、“个人数字助理”、“个人备忘记事本”、“图像和显示处理”、“液晶显示屏”等方面。其中,“触摸屏幕”领域中的多点触摸人机交互技术是研究的重点,即在一个触摸应用界面上,通过人的手指触点、手势与外在物理物体接触而达到直接人机交互的目的,增强了用户体验[4]。此外,软件产品开发也是智能手机发展的一大热点。自2009年开始,各大手机厂商都纷纷推出自己的手机应用商店,为手机用户提供更多的软件资源和智能服务,未来需要研发人员不断开发出更加智能化的软件产品来满足手机用户的多元化需求。

3 各国智能手机专利技术的比较分析

专利是世界上最大的技术信息源,据实证统计分析,专利包含了世界科学技术信息的90%~95%。专利作为技术研究和开发的最重要的成果表现形式,具有可以被计数、代表技术创新过程中一项定义明确产出的特点[5]。通过对专利文献进行计量研究,可以掌握某一技术领域主要专利技术企业的时空分布情况,进而揭示主要的专利技术和某些技术的重大转向。

3.1 中国智能手机专利分析

企业专利地域布局是指企业的专利申请分布,即企业国内专利申请、国外专利申请及国际专利申请的分布状况及比例。专利的国际申请是指《专利合作条约》缔约国的国民想要对某一技术向《专利合作条约》缔约国中的一个或多个国家申请获得专利保护时,可以按照《专利合作条约》所规定的程序,向《专利合作条约》所指定的受理单位或国际局递交指定语种的申请文件。专利号的前两位代码代表着向不同国家和组织所申请的专利,通过对专利号进行统计可以分析专利的地域布局,进一步可以观察到产品发展的重点和潜在市场。从华为、中兴的企业专利布局来看,其在国外和国际的申请比例为10.1%,在国内的申请比例为89.9%。以华为和中兴为代表的中国智能手机厂商的专利布局在中国市场所占比例最高,即在国内申请占据绝对优势,其产品和服务仍以国内为主打市场,但在国际市场占据的份额较低,可见中国智能手机正处于打开国外市场的快速发展过程。

通过Cite 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系统绘制中国智能手机领域的专利共现网络知识图谱(见图1)。从网络图谱的整体来看,共现网络中形成了以“触摸屏幕”、“便携式,手持”、“显示的建设生产/测试模拟输入的细节安排”、“手动输入设备”等为核心的专利共现网络群组,尤其是以“触摸屏幕”和“便携式;手持”为核心的两个研究群组是整个专利共现网络的核心群组,构成了中国智能手机专利技术的基础。在共现网络基础上,统计出中国智能手机专利技术各个节点的计量指标。表1列出关键词共现频次最高的前15项专利节点信息,表中频次的大小是指专利技术共现的频率。

在中国智能手机专利技术专利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中,共现频次较大的节点主要有“触摸屏幕”、“便携式;手持”、“模拟输入的细节安排”、“手动输入设备”、“图像和显示处理”、“程序管理”等。共现频次最多的“触摸屏幕”一词的共现频次达165次,这表明触摸屏幕相关技术的研究在智能手机专利技术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便携式;手持”等专利的共现频次也达45次,这表明智能手机的使用便捷和舒适度等相关问题也是近年来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模拟输入的细节安排”、“手动输入设备”、“图像和显示处理”、“程序管理”等专利也保持了较高的共现频次,表明了屏幕显示、手机输入、手机内部管理也仍然是智能手机研究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在选定的阈值下,共有3个关键节点(中介中心度大于0.2),即“便携式;手持(0.29)”、“共同操作的显示(0.21)”、“模拟输入的细节安排(0.4)”,这也充分表明了手机的使用便捷和舒适度、屏幕显示、手机输入在智能手机专利技术领域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3.2 美、日、韩智能手机专利技术分析

运用Cite 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进一步对美、日、韩国家智能手机专利文献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对比高频词(见表2)、突现率、中心度等网络节点指标分析各国智能手机专利情况,探测不同国家智能手机技术的优势与不足。

在美国智能手机技术专利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中,共现频次较大(超过100)的节点主要有“触摸屏幕”、“便携式;手持”、“软件产品”、“模拟输入的细节安排”、“程序管理”、“共同操作的显示”、“手动输入设备”等。“共同操作的显示”这一节点的突现率最大且明显大于其他节点,这说明在该领域美国智能手机专利技术出现重大转向;另一方面,在选定的阈值下共有两个关键节点(中介中心度大于等于0.1),即“手动输入设(0.11)”和“程序管理(0.1)”,这表明了手机的输入设备与内部程序应用在美国智能手机专利技术领域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在日本智能手机技术专利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中,共现频次较大(超过100)的节点主要有“触摸屏幕”、“便携式;手持”、“软件产品”、“模拟输入的细节安排”、“液晶显示器”、“手持笔记本”、“拨号显示使用”、“显示面板”、“发光二极管驱动系统”、“共同操作的显示”、“透明导电薄膜”、“电子静态摄像头”和“个人数字助理”等。其中,“共同操作的显示”、“个人数字助理”、“多功能电话”这3个节点的突现率最大且明显大于其他节点,这说明在这些领域出现技术转向;此外,共有4个关键节点(中介中心度大于0.1),即“便携式;手持(0.11)”、“液晶显示器(0.11)”、“手持笔记本(0.23)”、“显示面板(0.14)”,这表明了手机的使用便捷与舒适度及与屏幕显示的相关问题在日本智能手机专利技术领域研究中的地位凸显。

在韩国智能手机技术专利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中,共现频次较大的节点主要有“触摸屏幕”、“便携式;手持”、“模拟输入的细节安排”、“手动输入设备”、“个人数字助理”、“图像和显示处理”、“手持笔记本”、“显示的建设生产”、“透明导电薄膜”等。“位置数字值转换器”、“多功能电话”、“共同操作显示”、“数据交换”这些节点的突现率明显大于其他节点,在这些领域韩国智能手机专利技术变化明显。在选定的阈值下,共有两个关键节点(中介中心度大于等于0.15),即“触摸屏幕(0.16)”、“共同操作显示(0.18)”,这表明了有关手机屏幕及操作的相关问题在韩国智能手机专利技术领域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

从整体的专利地域布局来看,中国智能手机在国际市场份额占据太小,而在国内市场地位也不处于优势,国外高端品牌手机的市场份额比重大,国内3G市场建设不完善以及4G时代的来临,使得众多国内手机面临挑战。从专利技术来看,与“触摸屏幕”、“便携式;手持”有关的专利技术是全球智能手机领域关注的主要热点问题,美国和日本在与“软件产品”相关的专利技术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此外,美国还侧重于研究手机输入设备和屏幕操作显示,而日本则在显示屏方面独具优势,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领域。韩国作为持有智能手机专利最多的国家,在各个专利技术方面都有涉及、优势较广,重点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手机屏幕及操作方面及通讯设备。中国智能手机专利技术与美日韩国家相比优势不足,技术发展水平仍有一定差距。

4 中国智能手机技术发展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国际智能手机的市场份额、专利数量、专利地域布局、前沿专利技术等综合竞争态势的分析,与美、日、韩国家主要专利技术和技术专向进行对比,借鉴国外专利布局和技术研发的优势,为中国制定和完善相关专利保护制度、制定科学合理的企业专利战略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4.1 稳定国内市场地位,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华为公司和中兴通讯是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杰出代表,经历了从1995年的早期发展阶段到2000年左右的快速成长阶段,到目前面临智能手机时代的调整发展阶段。以中兴和华为公司为代表的中国智能手机生产厂商应利用好本国科技扶持政策及在与智能手机息息相关的通信行业的优势,进一步稳定在国内市场的地位。同时,我国产业技术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应进一步增加研发投入,提高科研人员素质,特别鼓励智能软件的开发设计[6];还应增加在国外和国际的专利申请比例,实施全球研发和技术战略布局,设立有效管理下的研发机构,聘请国际知名顾问公司对国外机构的运作进行咨询,打造国际化战略,在渐进式开拓国外销售市场的同时拓展“研发市场”,通过跨文化团队合作实施全球异步研发战略[7]。

4.2 保护本国技术优势,关注世界前沿技术

在过去30年中,中国专利制度在现代化、提高透明度、促进有效实施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关部门应继续完善专利制度,为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8]。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在华专利申请量密集,对本土企业创新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从本研究的专利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和技术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到,与“触摸屏幕”、“便携式;手持”有关的专利技术是2000年以来全球的研究热点领域,中国智能手机厂商在此领域的技术已经进一步的完善和成熟,小米、联想等近年来崛起的国内自主品牌应注重在国内和国外的专利技术保护,保持现阶段的技术优势,除此之外,将研究的重点放到智能手机的“程序软件”,“手机输入”,“屏幕显示”等相关领域,时时关注美、日、韩国家智能手机技术的前沿动态,在手机系统与手机内部程序管理技术中有所创新,进一步关注智能手机的使用便捷度和舒适度,关注客户体验。对中国智能手机厂商来说,近年来的研究领域少有转变,热点技术领域较为单一,需要更多地去关注世界智能手机专利技术的前沿。

4.3 建立协同创新思维,转换技术创新视角

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从无到有的技术创新;另一种是从技术的无序到有序。从中、美、日、韩四国的智能手机专利技术的高频节点专利来看,基础的技术领域都集中在一起。中国手机厂商应更注重技术创新,建立协同创新思维模式,从硬件、软件、手机系统、用户使用习惯等视角在现有的技术上进行协同创新。通过内部协同创新,加强产业组织内各个要素的互动[9],促进技术间的深度整合、紧密融合,集中优势力量联合攻关,通过全面开放、深度合作,实现价值创造、引领创新[10]。另一方面,在无法短期内研发出有创新力和竞争力的操作系统的局势下,应对软件、手机系统等进行二次开发。除此之外,随着4G时代的到来,中国手机厂商除了进一步消化吸收3G时代的创新成果,明确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向,在4G智能手机专利技术相关领域积极开展研发和申请。

摘要：随着智能手机市场竞争加剧,技术专利争夺越发激烈。选取华为、中兴,苹果、诺基亚,索尼、夏普,三星、LG分别作为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的代表厂商,用专利计量、可视化技术对专利数据进行分析。当前智能手机的核心技术集中在“触摸屏幕”,“便携式;手持”,“模拟输入的细节安排”,“软件产品”,“手动输入设备”等方面。分析各国专利技术的优缺点,提出中国手机技术战略对策:开拓国际市场,关注前沿技术,转换创新角度。

学习国际前沿教学法心得体会 第2篇

2014年10月22日、24日连续2天参加了国际前沿教学法“精品课程”和专项“培育人才能力的探讨”的学习，此次培训，收获很大。

首先，对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一直以来，认为职业教育就是培育熟练的技术工人，但是国外的职业教育已经实现从最初的培养熟练的技术工人到培养工程师的跨越，从学术殿堂转换成科技的摇篮。我国在2014年2月26日的会议中也提出：中国的职业教育要培养创新型人才。中国职教的培养目标也已经向培育学生多元智能发展。中国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转变，对于教师来讲，需要更大的改变，不能仅仅教会学生所以然，还要在教学过程中教导学生研发的方法、创新的能力。教师决不能用过去学习的东西，教现在学生，用于未来的应用。专业需要养分，教师应利用多种机会学习先进的知识和企业的现实需求。学习的机会，一方面需要教师自身去创造，一方面需要学校的倾力协助，双管齐下，才能打造一个优秀的教师团队，培养创新型人才。

其次，培养人才的模式，较成功的有德国的招考训用的双元模式，也有台湾的成功办学模式，每一种成功的办学模式都离不开“校企合作”这一重要环节。校企合作在中国职业院校践行多年，在少子化的社会环境下，谁的校企合作愈成功，谁的生源愈好。这就是职业院校培育人才和企业需求相契合的结果。这次培训，学到了职业院校的优良制度保障体系对校企合作的护航。下面以台湾明治科技大学的模式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校企合作的前期准备：安全的讲习非常重要！即使是最优秀的职业院校，它的特色办学有时也是用血淋淋的代价换来的。例如：台湾明治科技大学用1-2年的时间派学生去企业实习，在实习过程中，曾出现过学生手被压伤的安全事故，国内铁道学院的学生在实习中曾被高压电击伤。最后的结果，学生可能会将学校诉之公堂。但难道因为会出现安全事故就否定这种校企合作的模式吗？答案是不是的，成功的办学要推行先进的模式，用制度来完善这种模式，用完备的制度保驾护航。这个制度需要系部和学院的共同努力。

校企合作前期的实务实习：面试、简历、劳动法的学习。这正是我院开设的形式政策、大学生生涯规划课程所讲授的内容。能够预先带领学生学习。

校企合作的实习过程:以学生为中心，考量学生实习内容、每月进行一次辅导、信息反馈，包括企业的满意度。企业满意度直接影响我们未来的发展，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今天企业降低1%的满意度，明天我们学生的就业率可能会降2%，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提高企业的满意度，需要学校有一个完备的方案去评估和改进。

通过培训学习，更加理解了作为一名教师的责任，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多学习，多实践，为培养优秀人才尽力。

食品工程系

国际前沿技术 第3篇

【 关键词 】金融创新；金融监管；金融改革；监管深化

由于金融产品创新的国际化发展，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打击。国际金融监管相关机构积极推进国际金融监管机制改革，这不仅是金融产品创新的监管需求，更是监管深化理论在监管实践的反映，对于中国金融监管及金融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金融创新产品风险国际监管改革的前沿发展

1.欧盟金融监管改革前沿。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欧洲的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造成了重创，迫使欧盟在加强监管、深化协调与促进监管一体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2009年6月19日，欧盟理事会在1999年金融服务行动计划（FSAP）的基础上，通过了《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Reform of EU’s Supervisory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Services），成立了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和欧洲金融监管系统，分别负责欧盟的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尤其强调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要从欧盟层面监控系统性风险并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及时监测并评估影响欧盟整体金融稳定的风险。2009年7月7日，欧盟经济与金融会议就如何减少金融监管的顺周期性达成了共识，并讨论了发展坏账准备动态模型、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加强业绩与报酬关联度、引入前瞻性会计标准，推动修改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针对金融产品创新风险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欧盟议会于2010年9月22日通过了金融监管新法案，成立欧洲系统风险评估委员会和三个欧洲金融监管局。新成立的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由欧盟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行长组成，负责监管整个欧盟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宏观系统性风险，及时发出预警，并提出应对措施，以加强欧盟宏观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同时，新成立欧洲银行管理局、欧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欧洲保险与职业年金管理局等三家金融监管机构，建立欧洲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协调机制，分别负责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实施监管。

2.巴塞尔委员会（Basle Committee）的金融监管机制改革前沿。针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巴塞尔委员会及时研究制定巴塞尔Ⅲ改革方案，而巴塞尔委员会的成立正是由于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的国际监管需要。20世纪60年代金融产品创新推动国际金融产业的迅速发展，而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的滞后尤其是银行国外业务的国际监管不到位等，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德国Bankhaut Herstatt银行和美国Franklin National Bank 银行的倒闭，促成了1974年年底巴塞尔委员会的成立。20世纪80年代金融产品的进一步创新引发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危机，由于不良贷款过多而资本金过少引发信用风险，导致很多银行纷纷倒闭，促使巴塞尔委员会将监管机制深化到银行内部的监管。1988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 即巴塞尔Ⅰ。但由于该协议对信用风险权重处理过于简单，忽略了金融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尤其是忽略了衍生金融产品等金融创新产品风险的监管，并引起了监管套利等局限性，巴塞尔委员会于1999年6月决定对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进行修订，并于2004年6月最终定稿，即巴塞尔II，又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巴塞尔II开始关注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的评估与监管，重点关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并从银行最低资本的规定、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三个方面加强了银行监管。相比巴塞尔I，巴塞尔II强调银行要建立内部风险评估体系，提出了标准法和IRB（Internal Ratings Based Approaches，IRB）基础方案及高级方案的内部评级法等金融风险评估计量方法，并允许监管部门和不同银行针对不同的业务和风险的不同特点进行选择使用，鼓励银行采用高级的内部评级法并提高风险管理技术。在具体风险分类评估计量时，建议对信用风险采用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对市场风险采用标准法和内部模型法（the Internal Model Approach，IM），对操作风险建议采用基本指标法、标准法和内部测试法（the internal Measurement Approach，IMA）。巴塞尔II从风险种类的全面监管和风险导向监管、国际监管合作等角度推动了监管深化，但巴塞尔II对流动性风险和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的关注仍跟不上国际金融产品创新的发展，银行内部VaR模型及相关风险评估的计算方法也不够具体和完善，对各类风险的评估方法及风险权重的计量在具体执行上仍存在争议，尤其是银行信贷抵押产品风险权重的计量及合格抵押证券的认定上分歧较大。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暴露了巴塞尔II的局限性。典型的例子如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在2008年年中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到第三季度末仍有420亿美元流动储备，这些虽然符合传统监管指标，但雷曼兄弟却在2008年9月13日因信用风险等引发危机而倒闭。从巴塞尔I对资产证券化监管空白到巴塞尔II提出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但仍跟不上金融产品创新的监管要求。

巴塞尔Ⅲ在巴塞尔II的基础上，针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改革，建议提高银行一级资本的最低水平，提高银行业的承受能力，加强风险管理和治理，加强银行业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等，对全球银行风险监管机制进行全面改革。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委员会的27个经济体的央行和银行监管机构负责人一致通过了巴塞尔Ⅲ改革方案，并经2010年11月11日至12日G20首尔峰会批准通过。巴塞尔Ⅲ是建立在统一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巴塞尔II）基础上、关于银行国际监管的一套全面改革框架，包含了加强银行风险管理和治理、加强银行的透明度和披露、改善银行产业的风险承受能力等方面的改革措施，以达到提高银行压力的杠杆率或微观审慎监管和全系统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这两个改革目标。巴塞尔Ⅲ尤其强化了金融衍生产品和证券化产品等金融创新产品的资本监管。巴塞尔Ⅲ改革方案提出更严格的资本定义范围、更高的最低资本比例要求和资本留存缓冲比例要求，推进了全球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的监管，主要内容如下：为提高银行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的承受能力，促进金融稳定发展，巴塞尔Ⅲ提高了银行最低资本要求比例：将扣除扣减项后的普通股比例从原来的2%提高到4.5%，将一级资本最低要求比例从4%提高到6%，并将总资本比例提高到8%，以提高银行对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冲击的抵抗力；要求银行在最低资本要求比例的基础上，保留2.5%的资本留存缓冲，以限制银行收益分配促进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要求银行建立逆周期缓冲资本或其他能充分吸收损失的资本，比例为普通股的0%～2.5%，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降低市场亲周期效应；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建立资本附加费（Capital Surcharges）、或有资本（Contingent Capital）、保释债（Bail-in Debt）等附加资本，以降低“大而不能倒”带来的金融风险。经改革，银行最低资本要求）等附加资本，以降低“大而不能倒”带来的金融风险。经改革，银行最低资本要求比例和资本缓冲要求比例之和中，除扣减项后的普通股比例提高到7%，一级资本（下接40页）（上接55页）提高到8.5%，总资本提高到10.5%。此外，巴塞尔Ⅲ规定了流动性覆盖比率（LCR）并修改了净稳定融资比例（NSPR），以加强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监管。巴塞尔III具体资本改革要求比例（见表1）：为加强巴塞尔II改革方案的可操作性，I考虑各成员国的实际利益，避免各国仅将改革标准运用于本国银行而损害其国际竞争力，促进协议的尽快达成，巴塞尔III设计了金融监管机制实施的过渡期，并要求各成员国2013年之前将协议内容列入本国法律。过渡期安排要求各成员国在2013年之前，将普通股比例、一级资本最低要求比例、总资本加资本留存缓冲的最低要求比例分别提升至3.5%、4.5%、8%，到2019年之前分别提升至4.5%、7%、10.5%，对于总资本最低要求比例为8%并一直维持。对于不符合一级非核心资本和二级资本的新资本工具，各成员国要从2013年1月1日开始分十年逐步剔除。对于银行资本的监管调整项，包括未并表金融机构的重大投资、因时间性差异产生的递延税资产和按揭抵押贷款收款权等，要从2018.0。过渡期的具体安排（见下页表2）：

二、金融创新产品风险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监管深化理论分析 自20世纪末60年代以来，由于自由主义思潮促进对金融监管的放松，推动了国际金融产品创新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美国经济学家E. S.肖于1973年系统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认为各国政府应当放弃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和控制才能实现金融深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恰恰说明金融自由化不是无限制地自由化，而是在市场经济法治化发展下的一种自由化，否则必然会引发金融危机。过度金融自由发展其实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种误解，而金融创新产品风险引发的金融危机也是监管深化理论发展滞后的一种表现。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是对过度金融自由的一种纠正，其实质不是监管严与松的问题，而是监管深化（余海斌、王慧琴，2010）的一种实践反映。由于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都快速发展了，但是监管深化理论及实践都是滞后的，导致了金融风险过度积聚并引发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深化发展既不是无力监管也不是无限监管，监管深化要求监管的度要适当，对市场的干预要适度，对于具体的监管方法和监管技术等要不断发展。从监管深化理论框架来分析，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推进了监管理念、监管目标、监管机制、监管方法和技术等方面的监管深化。

1.金融创新产品风险导向监管理念的认识进一步提高，监管范围进一步扩大。从改革内容来看，金融衍生产品等更多的金融创新产品被纳入监管范围。对金融创新产品的高风险性、高杠杆性、风险透明度不高等特点，金融机构推动创新产品风险扩张的薪酬激励机制，以及信用评级机构对金融创新产品风险的作用机制等，从监管角度提高了认识。

2.金融创新产品引发的系统性风险首次明确纳入改革目标，中央银行在应对系统性风险及金融稳定职能得到强化。从改革内容来看，系统性金融风险被明确纳入改革目标，并成立相关部门专门负责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处理。同时，不管是对金融创新产品风险引发的一国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还是全球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不管是英美两国的金融监管机制改革还是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机制改革，都强化了中央银行对金融创新产品风险的监管职能，以促进维护金融稳定目标。

3.各成员国国内金融监管机制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机制进一步强化。由于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创新产品风险已不仅仅涉及一国金融监管，更涉及全球金融监管。英美等国家在加强国内金融监管机制改革的同时，也积极促进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的协调与合作。从欧盟到G20峰会等，都一直在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机制。 三、金融创新产品风险国际监管深化的实践启示

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内容来看，金融创新产品风险的国际监管机制改革体现了监管深化的以下几个实践趋势，对于中国金融监管深化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从欧盟金融监管深化发展的实践来分析，欧盟虽然从加强欧盟立法、建立健全欧盟金融监管机制等方面不断推进欧盟金融监管一体化，加强欧盟各成员国金融监管的协调与合作，但由于欧盟各成员国分散化的财政主权及国家利益等因素的不利影响，欧盟作为一个经济体在金融监管一体化改革方面的实践仍有待进一步深化，新成立的欧盟金融监管机构有监管作用也有待进一步各成员国的改革推动。

国际前沿技术 第4篇

关键词：信息技术教育,演进路径,可视化分析,引文编年图,研究热点,研究前沿

一、背景

信息技术 (Information Technology简称IT) 特指与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相关的技术。信息技术教育不是单纯技术教育, 也不是以信息技术研究和开发为目标的教育 , 信息技术教育的内涵由信息技术课程和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的整合两大部分组成。信息技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促进人的发展。近年来,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新课改对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的迫切需求, 有关信息技术教育的研究已成为相关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二、数据与方法

1. 数据来源

以WOS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三个子库SCI-E、SSCI和A & HCI为文献来 源, 检索策略 为: 主题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主题 = (Education) , 时间跨度:1982-2013, 共检索到符合条件的文献记录1927篇 (检索日期为2014年1月5日) , 设置输出“保存为其他文件格式”, 在“发送至文件”对话框中, 设置记录内容为“全记录与引用的参考文献”, 文件格式为“纯文本”, 每500条记录保存为一个文件, 共四个纯文本文件。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引文图谱可视化分析方法, 借助HistCite、CiteSpace软件实现。HistCite软件由美 国著名情报学家和科学计量学家Eugene Garfield开发, 它能够用图示方式展示某一领域不同文献之间的关系, 可以快速帮助研究者绘制出一个领域的发展历史, 定位出该领域的重要文献, 以及最新的重要文献[1]。CiteSpace是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 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 (Drexel University) 陈超美博士开发, 该软件有两大主要功能, 一是学科知识领域演进的可视化, 直观地呈现出学科前沿的演进路径及学科领域的经典基础文献;二是辨识和探测学科知识领域研究热点, 预测知识领域发展的前沿趋势[2,3]。

三、结果与分析

1. 年度时间分布

将WOS中生成的纯文本格式数据导入相应软件, 按年产量 (Yearly output) 统计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情况, 结果见图1。可以看出, 国际信息技术教育学术研究的文献最早始于1983年, 在过去的31年间, 发文量总体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1997年以前, 以信息技术教育为主题的研究文献每年发文量都在五十篇以内, 1997-2007年维持在百篇以内, 2007年后, 每年的文献量都超过百篇, 甚至接近两百篇。研究文献年产量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家对此研究领域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2. 高影响力文献

LCS (Local Citation Score) 是某篇文献在当前数据集中被引用次数, 它反映了某文献在某领域的受认可度, 通过LCS可以快速定位一个领域的经典文献。在HistCite软件中将文献依据LCS排序, 剔除非学术性文献, 选取LCS值前十位的文献, 结果见表1。在将WOS中生成的纯文本数据导入HistCite时, 软件会依据文献发表时间先后顺序自动赋予每篇研究文献一个唯一的编号, 见表1的文献编号列, 这个在下面引文编年图分析部分会用到。

3. 引文编年图分析

利用HistCite的图形绘制 (Graph Maker) 功能, 以LCS值 (LCS Count) 为条件, 设定节点数 (Limit) 为30, 绘制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文献的引文编年图, 以期找出该领域研究的演进路径, 结果见图2。图2显示了信息技术教育研究领域影响力最高的30篇文献的发表时间、发展过程和互引关系。引文编年图左侧显示了文献的发表年份, 与年份平行的带数字圆圈代表了当年发表的文献, 圆圈中的数字为文献编号 (见表1文献编号列) , 圆圈大小与文献的LCS值成正比。例如, 编号为118的文献发表于1995年, 其LCS值最大, 因此它外面圆圈也最大, 圆圈周围出来的箭头显示了该文献被后续文献的引用情况。按照时间顺序梳理文献间互引关系, 很容易找出信息技术教育研究的演进路径。

在图2中, 出现最早的一个节点为118, 它代表了118号文献, 该文献由Leidner DE和Jarvenpaa SL共同撰写, 名为“基于理论视角看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学校教育管理水平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to enhance management school education:atheoretical view) ”。作者在文中指出, 有这么一条教育学的假设:为教育目的设计开发的信息技术有助于改善学习过程。为此, 他们回顾分析了电子化教学技术的发展及与之相应的不同学习模式。结果表明信息技术最早应用于教育管理时的初衷是使课堂上的信息传递自动化, 而不是用来改变学与教的过程, 信息技术只是加速了无效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方式, 不仅没有有效地促进学与教, 反而影响了教学效果。因此, 只有利用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环境与过程, 才能真正改进学习过程, 从而提升学校教育管理水平与质量[4]。

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上述引文编年图不难发现, 从118号文献引出多个分支, 分别为491、555和1060, 而离其最近1997年出现的224节点也是其中的一个分支, 它在引用118号文献部分成果的基础上, 扩展了其研究范围。224号文献由Alavi M、Yoo Y和Vogel DR合著, 题为“使用信息技术增加管理教育价值 (Using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add value to managementeducation) ”。文章借由一个案例描述了同一门研究生层次管理学课程在两所异地大学通过高级信息技术的设计与传送过程。在这门课上, 信息技术支持横跨不同大陆的学生与教师一起上课, 使得融合了外部专家意见的合作学习成为可能。同时, 这种合作在丰富学生学习的同时也有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文章指出, 信息技术给教育可以引导高等院校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增加其教育价值[5]。

同样, 其后2003年出现的649号文献又参考了224号文献的研究结论。文献名为“考查学校教师的技术接受度:一项纵向研究 (Examining technologyacceptance by school teachers:a longitudinalstudy) ”。文章指出, 信息技术对教育的作用正日益凸显, 然而世界范围内公立学校对信息技术采取抵制态度的教师数量依然很多。基于此, 作者通过梳理已有相关研究的主要发现和有针对性用户接受现象的显著特点, 借助一个研究模型考查了公立学校教师的技术接受决策。该研究模型让超过130名的教师参加一个为期一个月的PowerPoint制作技术培训, 参与的教师能亲身感受到合理使用技术提高学与教的效果。当然, 整个过程中, 研究者分阶段考查了参与教师对使用信息技术的反应。研究结果表明, 工作相关性和感知有用性与易用性是影响教师使用信息技术态度的主要因素, 只有让教师真正意识到信息技术对学与教的促进作用,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信息技术的接受度[6]。

按照文献的引用关系梳理, 可以看出, 距今最近, 从649号文献引出, LCS值又较高的节点为1175, 该节点文献由Teo T独著, 名为“建构教育的技术接受模型:一项对职前教师的研究 (Modelling technologyacceptance in education:A study of pre-serviceteachers) ”。该文旨在构建一个模型来预测新加坡教师培训机构中职前教师对技术的接受度。文章考查了影响技术接受度相关因素间的关系, 采用调查问卷形式从475名被试中获取研究数据。应用结构方程建模的研究方法, 建立了一个假设模型并测试其拟合指数。得出的最终模型有良好的拟合指数。结果发现, 感知有用性、对待计算机应用的态度及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对职前教师技术接受度有直接影响。而感知易用性、技术复杂性和辅助条件对其有间接影响, 感知有用性对于行为倾向起最主要的决定作用[7]。

可以看出, 上述四篇文献的研究内容越来越深入, 基本理清了信息技术教育中技术接受度影响因素研究的演进过程, 形成了这条研究分支。当然还有其 他研究分 支, 如:8 14 0 8等。正是这些研究分支构成了信息技术教育研究的演进路径。

4.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 意在表达文献的主题。通过高频关键词, 可以确定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本研究使用CiteSpace 3.6.R1, 以关键词为节点, 时间分区为3年, 阀值为Top 30 per slice, 采用最小生成树 (MinimumSpanning Tree) 算法, 绘制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 即信息技术教育领域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共得到节点112个, 连线173条, 结果见图3和表2。

图谱中年环的大小表示频次, 内部不同灰度的年轮表示相应年份。由图3中关键节点分布可知, 过去三十多年国际信息技术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可以确定为:态度 (attitude) 、因特网 (internet) 、课程 (curriculum) 、感知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 、用户认可度 (useracceptance) 、模型 (model) 和数字化学习 (e-learning) 等。

5. 研究前沿分析

研究前沿最早由Price DJ (1965) 引入, 用来描述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本质的概念[8]。陈超美博士认为, 使用突现主题术语要比使用出现频次最高的主题词更适合探测学科发展的新兴趋势和突然变化[9]。利用CiteSpace软件中提供的膨胀词探测 (Detect Bursts) 技术和算法, 通过考察词频时间分布, 可将其中频次变化率高的词从大量的主题词中探测出来。依靠主题词的词频及其变动趋势, 揭示国际信息技术教育研究的前沿领域。经过运算, 共探测出16个突现词, 将其按时间排序, 见表3。

由表3可知, 1983-2013年国际信息技术教育研究领域突现词分布于8个年份。其中, 突现词最早出现在1983年, 来自英国莱斯特大学 (Universityof Leicester) 的David Hawkridge教授在其 当年出版的《教育领域内新信息技术 (New InformationTechnology in Education) 》一书中, 提到了新信息技术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一词, 主要指微型计算机、影碟和可视图文等在教育中的应用, 称为新信息技术是因为它们在之前的教育中很少被用到。也正是在这一年, 我国召开第一次全国中学计算机教育工作会议, 制定并公布了《中学计算机选修课教学大纲》。随后, 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的不断成熟和深入, 并逐渐扩展到医学、计算机、教师专业发展、信息学等领域, 突现词也就多了起来, 1995年是突现词出现最多的年份, 有5个, 分别为计算机 (computers) 、医学教育 (medical education) 、医学信 息学 (medicalinformatics) 、教师教 育 (teacher education) 和万维网 (wide web) 。2013年是距今最近的年份, 有一个突现词, 为整合理论 (unified theory) , 该词全称:整合性技术接受与使用理论 (UTAUT: Unified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 是Venkatesh和Morris等2003年基于理性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提出的。该理论模型包含四个影响行为意图的维度, 即绩效预期、易用预期、社会影响、帮助条件, 这四个维度又分别受到性别、年龄、经验及自愿性四个干扰变量影响。此外,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技术接受模型 (technologyacceptance model) 、电子健 康档案 (electronichealth record) 、用户接受 (user acceptance) 和健康信息技术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等也是这几年信息技术教育的研究前沿。

四、总结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 以信息技术教育为主题的研究虽然出现时间不久, 但其相关研究发展较快, 已形成了专业的研究学者群, 众多学者关注基本理论体系建设, 具有丰富的研究对象和范畴, 并且出现了较为经典的综述性文章。与信息技术教育相关的众多学科如信息学、计算机科学、医学等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并形成了该领域学术研究前沿。可以预见, 用户认可度、技术接受模型和数字化学习以及与之相应的个案研究或典型实践或许会成为未来的研究趋势和热点, 本研究在为后继深入研究提供了资料整理、思路理清的基础上, 对我国信息技术教育也有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Garfield E.Historiographic mapping of knowledge domains literature[J].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004, 30 (2) :119-145.

[2]Chen C.CiteSpace II: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6, 57 (3) , 359-377.

[3]Chen C.Searching for intellectual turning points:Progressive Knowledge Domain Visualization.Proc.Nat.Acad.Sci, 2004, 101 (Suppl) :5303-5310.

[4]Leidner DE, Jarvenpaa SL.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nhance management school education-a theoretical view[J].Mis quarterly, 1995, 19 (3) :265-291.

[5]Alavi M, Yoo Y, Vogel DR.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add value to management educ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40 (6) :1310-1333

[6]Hu PJH, Clark THK, Ma WW.Examining technology acceptance by school teachers:a longitudinal study[J].Information&Management, 2003, 41 (2) :227-241.

[7]Teo T.Modelling technology acceptance in education:A study of pre-service teachers[J].Computers&education, 2009, 52 (2) :302-312.

[8]Price DJ.Networks of scientiifc papers[J].Science, 1965, 149 (3683) :510-515.

船舶辅机前沿技术研究 第5篇

船舶辅机前沿技术研究

船舶辅机是重要的船舶配套设备.我国的`船舶辅机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本文针对我国船舶辅机专业中基础相对较好、市场需求前景大、国外重点发展的产品,选出了典型项目,列出了研发内容和关键技术,以有利于攻克核心技术,打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自主品牌产品.

作 者：富贵根 俞志刚 周果 王伟勇 郁敏奇 牛远振 易小冬 FU Gui-gen YU Zhi-gang ZHOU Guo WANG Wei-yong YU Min-qi NIU Yuan-zhen YI Xiao-dong 作者单位：704研究所,上海,30刊 名：上海造船英文刊名：SHANGHAI SHIPBUILDING年，卷(期)：“”(2)分类号：U664.5关键词：船舶辅机 甲板机械 舱室机械 特种机械

国际前沿技术 第6篇

〔关键词〕知识图谱；研究现状；前沿分析；图情领域

〔中图分类号〕Ｇ250.25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8－0821（2012）09－0020－05

随着社会信息化和知识化的迅速发展以及iSchool（The School of Information Studies，iSchool）联盟的不断推进和壮大，推动了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范围从传统的图书情报领域拓展到信息科技领域、研究对象从实体的图书情报机构延伸到虚拟数字空间。这些变化使得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众多专家学者对图书情报学在社会变革和日常工作中发挥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有着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对于图书情报学知识结构及其演化规律的探索也在不断向前推进［1－2］。本文在此背景下，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国际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热点，运用知识图谱方法［3］对该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的研究，分析和探索国际图书情报领域研究现状和前沿，把握国际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脉络，明确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为我国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重点和方向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为推动我国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活力和契机，使其更好地适用于我国信息化社会的建设。

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于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建立的全球著名的综合性社科类文献数据库——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该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内容覆盖社会学、法律经济、管理系、信息科学等55个领域，具备很高的学术影响力，所收录的文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国际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的进展和前沿。由于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呈现多方位、全面性、多学科渗透的交叉发展的趋势，在实际研究中很难将所有数据采集完全。因此，在数据采集的过程中结合《期刊引证报告》中2006-2011年间图书情报领域平均影响因子排名前十的期刊作为来数据采集的来源期刊，如表1所示。

确定来源期刊后，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选择ISI和SSCI数据库以2001-2011作为检索时间段进行检索，共获取包含Article、Review、Proceedings Paper等多种类型的文献8 975篇，选取占文献总量70.23%的Article和Review作为分析的样本，总计6 303条。

2 研究现状描述

2.1 文献信息量统计

发表文献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某个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发展趋势。图1展示的是所选择的数据来源期刊10年间的发文数量。

图1 按所选择的数据来源期刊进行文献信息量统计

从图1可以，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和SCIENTOMETRICS期刊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是美国情报科学与技术学会的会刊，主要发表权威专家的精辟论述，是情报学界的标志性刊物；SCIENTOMETRICS是科学计量学和情报学领域的前沿期刊，主要运用定量方法进行图书情报领域的计量分析，反映学科的发展趋势和典型模式。

2.2 论文著者统计分析

著者发文量和被引频次可以识别某领域的核心作者及其学术影响力［4］。本文选择发文量和被引频次排名前十的作者视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和高被引作者，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EGGHE L以发文量65篇排在发文量榜首，SALTON G以被引频次453次成为该领域中被引频次最高的著者。EGGHE L主要从事科学计量学领域的研究，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大多是关于g-指数、h-指数等相关文献学文献，SALTON G主要从事信息检索、现代搜索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开发工作，所提出的向量空间模型、逆文档频率、术语频率、术语偏离值等概念和检索过程中的相关反馈机制，极大地促进了信息检索领域的发展，被誉为现代搜索技术之父。更引人瞩目的是LEYDESDORFF L、GLANZEL W和SPINK A等3位作者在发文量和被引频次列表中均进入了前十名。LEYDESDORFF L主要从事系统理论、社会网络分析和社会学创新等学科的研究，有着较高的发文量和被引频次；GLANZEL W在被引频次数量上超过LEYDESDORFF L和SPINK A，足见其在图情领域中的影响力和核心地位；SPINK A曾就职著名的搜索引擎公司InfoSpace和Vivisimo，主要从事用户行为和搜索引擎技术的研究［5］。

2.3 高产机构分析

统计表明这些文献数据来自937个不同的研究机构，表4列出的是发表论文排名前十的高产机构。

从论文数量来看，发文量排名前三的是印第安纳大学、华盛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其发文量所占比例分别为2.03%、1.79%和1.70%，表明这3个机构在图书情报领域研究中较为活跃，有较高的学术成果发表。其它排名比较靠前的机构还有北卡罗来纳大学、马里兰大学、匹兹堡大学、亚利桑那大学等。

从地区上看，排名前十的高产机构中，美国占据90%的席位，显示出美国在该领域有着强大的学术影响力，支持和推动着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和前进。排名第八的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是唯一一所非美国的高等院校，该校是欧洲国家的重要高等学府，为图书情报学在欧洲的发展和普及起到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力量。

3 知识基础与前沿分析

3.1 研究热点与前沿

关键词是作者对论文主题的高度提炼和概括，能够准确地反映文本内容的核心和精髓，通过高频关键词来考察一个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就具备很强的代表性［6－7］。本文将下载的数据导入CitespaceII中，网络节点类型选择Keyword，时区分割选择为1，即10年的数据以年为单位切为10片，阀值选为出现频次最高的top50，运行软件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通过点击图谱中节点，获取高频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关键词频次最高的是Science，出现频次为475次，反映出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必须借助科学的方法、工具和软件才能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其次是Model，表明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需借助一定的模型来更好的解决现实问题，借助数据模型是促使图书情报研究从简单的定性描述向高级的定量分析的必由之路。排在第三位的是Systems，表明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比较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应用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其它高频关键词如Technology、Performance、Behavior等代表图书情报学科的不同发展趋势和研究倾向。

为了更好地了解高频关键词所反映的研究主题，通过聚类将这些关键词按其联系的紧密程度进行聚类，获取4个聚类主题，如图2所示。

通过图2可以看出，高频关键词反映的研究主题主要分为4个方面：

3.1.1 信息系统

该主题的高频关键词主要有system、information-systems、retrieval、information technology、business value等。该主题反映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比较注重信息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通过利用现代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平台，加强和提高企业的信息化水平，辅助企业决策，体现出国际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比较注重将技术、社会和人文进行有机的结合，强调理论研究为应用服务，将学科价值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也是图书情报学发展的最终目的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3.1.2 知识管理

该主题的高频关键词主要有knowledge management、information retrieval、networks、www等。该主题反映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更多的是挖掘和发现组织中的隐形知识，并对其进行有效地管理和利用。当前，企业获取知识的途径由传统的文献资料向网络空间进行过渡，企业更多地通过网络获取其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

3.1.3 信息计量

该主题的高频关键词主要有bibliometrics、journals、citation analysis、collaboration、indicators等。该主题反映出随着信息资源数字化的迅速发展和普及，通过定量方法来描述和研究信息的动态特征和内在规律，更好地帮助用户进行信息的筛选和评价，提高信息的利用效率和用户的满意度。

3.1.4 信息服务

该主题的高频关键词主要有behavior、user acceptance、E-commerce、trust、relevance等。该主题反映出随着社会信息化得发展，从用户的角度进行信息服务的研究和开展，有助于提供用户信息服务的满意度，能够将有价值的信息传递给特定的用户，实现信息增值和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

为了确定该领域目前的研究前沿，本文选用突变检测算法来挖掘和发现该领域的突变专业术语，同时选择时间线索聚类视图，得到图3所示的聚类知识图谱。

图3 图情领域关键词聚类图谱

通过图3可以看出，通过词频变化较高的突变专业术语有information technology、journals、h-index，这些都是目前的研究前沿。此外，生成的关键词聚类图谱所反映的八大聚类中与高频关键词聚类得到的四大主题十分相似，都是围绕信息系统、信息服务、信息计量等方面进行展开。

3.2 知识基础

黄柏伟:走在国际设计的最前沿 第7篇

2011年荣获“中国软装100设计盛典”十年设计十大经典代表人物;2014年荣获中国酒店设计大师五星钻石奖;2015年代表作“北京MGM美高美会所”荣获国际空间设计大奖艾特奖最佳娱乐空间设计奖;中国国际空间环境艺术设计大赛筑巢奖评审专家;中国家居装饰界领军人物;作品多次荣登国内外知名刊物, 出版专著《夜魅:黄柏伟夜店作品精选集》, 在业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作为最早一批进入内地的高文安、梁景华、黄柏伟等香港知名设计师, 他们带来了最先进的设计理念及一整套完善的设计体系, 推动了内地设计产业的发展, 堪称大陆设计界的拓荒者。三十年来, 黄柏伟保持着近乎苛刻的低调。但他设计的作品已成为行业的经典之作, 影响着人们的社交娱乐生活, 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品味和审美情趣, 有着开先河的意义。

黄柏伟多年深耕细作, 尽管他鲜少接受媒体采访, 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作品就是设计师的语言, 众多出色的作品成就了黄柏伟独特的设计语汇。匠心独运, 引起回响。黄柏伟的作品得到了客户多方面的肯定和赞誉。多年的实践中, 他将自己的设计美学与商业功能无缝链接, 实现了设计价值和商业价值最大化。

黄柏伟的经典作品有MGM CLUB (北京) 、西安阳光国会夜总会、珠海卓凡实业集团旗下百度酒吧专案、小白鲨餐饮娱乐管理集团旗下的餐饮娱乐专案、苏格 (MUSE) 俱乐部、翡翠明珠国际俱乐部专案、瑞华维景国际大酒店、巴厘岛国际温泉会馆、观澜高尔夫球会所、Beijing Club旗下的Magnum酒吧 (香港) 、广州堂会餐饮娱乐专案、K歌王娱乐有限公司专案、金牌小龙餐饮管理专案、香港翠河餐厅专案、唛歌量贩式KTV等。

才华横溢引领娱乐空间设计潮流

酒店餐饮和娱乐设计是黄柏伟的强项, 对客户来说, 黄柏伟的设计意味着与众不同。在充分考虑业主需求和使用体验的基础上, 他熟谙国际最新设计潮流和新型材料, 匠心独运的设计与精心细致的选材造就了一件件经典作品。就算未能亲眼目睹黄柏伟设计作品的人, 也必定见过无模仿甚至是复刻他的创意的作品, 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1999年黄柏伟设计的深圳八卦岭好世界 (Seafood Market) 酒家内便集中了他的两个设计巧思。传菜间如今在全国各大酒店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设置了, 而它的前身正是黄柏伟首创的传菜柜。在这之前, 服务员上菜需要推门而入, 不但对用餐的客人造成打扰, 同时又影响酒店人员的服务效率, 而传菜柜的设置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菜品送到之后直接放入传菜柜送进包间, 不但保证了用餐客人的私密性, 又提高了酒店人员的工作效率。这个设计很快风靡全国, 之后又进化成今天的传菜间, 为大家所熟知。而该酒家外立面上的巨型立体玻璃纤维造型大龙虾也以其独特切题的造型一时风头无二。

黄柏伟的设计才华不仅体现在功能和创意上, 在材料方面也是手到擒来。如今遍布大街小巷的波浪板正是2000年黄柏伟率先引进的。作为一种新型材料, 波浪板源自法国, 这种新型时尚艺术室内装饰板材造型多变, 效果奇幻, 非常适合公共娱乐场所的装饰。然而波浪板的技术引进却不甚顺利, 无奈之下, 黄柏伟决定自主钻研, 他和龙华厂家合作, 研制出了和法国原产波浪板相媲美的波浪板, 连法国的老板自己也分不清哪块是自己的产品。

从“LED设计师”到“夜店设计师”

与此同时, 黄柏伟在业界还有一个称号“LED设计师”, 这源于他众多创新的LED墙设计。比如2001年的深圳凯悦KTV的多媒体TV柜, 将电视柜墙的功能多元化, 既可以唱卡拉OK也可以看电视节目, 掀起了一个新的设计潮流。在此之后, 2004年的深圳Class Club大厅的LED墙又开启了全国高端技术灯墙的热潮, 从此LED灯墙成了娱乐场所的标配。而当时的LED生产商还是十分稀少, 品类也很单一, 当时黄柏伟好不容易在广东中山的一家工厂找到LED产品。当时还只有红、蓝、绿三色的LED, 而今天LED灯已经遍布大街小巷, 这背后黄柏伟功不可没。

在黄柏伟的著作《夜魅:黄柏伟夜店作品精选集》中, 集合了他一系列的夜店装饰设计作品, 这其中包罗了全国最具地标性的夜店场所, 比如北京的Coco Banana和MGM CLUB、重庆白金台会所、深圳翡翠明珠国际俱乐部等。这些概念前卫、效果炫酷的夜店和酒吧不但是黄柏伟设计才华的表达, 也为业主带来了丰厚的商业收益, 而新的客户往往慕名而来, 让黄柏伟打造新的投资项目, 这也让黄柏伟在业界多了一个“夜店设计师”的称号。

国际前沿技术 第8篇

关键词：情境学习,热点主题,前沿问题,科学知识图谱

情境学习指在所学知识应用的场景中进行学习的方式,并且强调学习者的角色、认知融入真实的情境中。它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知识与实践应用的结合;社会互动性和协作性。情境学习理论是当代西方学习理论领域研究的热点,也是继心理学领域“刺激反应”学习理论、认知学习理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后的又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我国对情境学习的研究始于李吉林的情境教学法实验,并在情境教学研究方面取得较大成就。这种情境性更注重根据教育目标而优化的学习环境,与国际情境学习对“情境”的解释有所区别,其侧重点在教学层面。国内目前对于国际情境学习的元研究尚显不足,缺乏对国际情境学习当前形势的研究。在利用信息可视化手段对国际情境学习进行定量分析方面的匮乏显得尤为突出。本文通过对国际情境学习研究的主题结构与前沿问题的分析,试图准确把握国际情境学习的最新研究方法以及理论成果,为我国教育者的教育教学活动及相关领域研究者和专家提供客观的研究依据和决策支持。

一、国际情境学习理论研究文献的基本分布

美国科学技术信息情报所(ISI)的Web of Sci-ence是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的入口网站,包含SSCI、SSI等重要引文数据库,拥有8,000 多种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高质量期刊。本文研究的所有数据均来自该检索平台。文章选取Cite 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系统作为数据分析工具。具体分析的文献数据来源于SSCI数据库中国际情境学习领域的权威期刊,检索时间范围是1991~2013年,利用关键词检索法在web of Science中检索了与国际情境学习相关的数据,共获得用于分析的数据763 条(截至2013 年3 月)。

通过对权威文献情况的研究,可以得出某一学术研究课题基本发展态势。本文对检索结果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数据基础,统计和分析学术论文产出年份分布和高产作者文献量的情况。

通过对1991~2013 年的国际情境学习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国际情境学习文献的出版量基本呈增长趋势,尤其是2006 年以后,情境学习的文献量均较高。国际情境学习研究有许多高产作者,而他们的发文情况并不相同。本文选取了其中5 位高产作者金书柯(KINSHUK)、安德鲁(SENSE. A.J)、加藤(KATO. H)、赫琳顿(HERRINGTON. J)、尼尔斯佩雷斯(PINKWART. N),对其发文量进行分析。排在第一位的是金书柯。金书柯教授是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计算机和信息系统学院的院长,他曾从人机互动的角度研究过受保护的学习环境对于良好学习系统的重要性。这也是金书柯教授在情境学习方向研究的重大贡献。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的安德鲁排在第二位,他在《构建项目的学习环境》(Structuring the Project Environment forLearning)中强调通过建立项目内的学习环境来促进从业者等的反思能力并培养他们的技能及学会如何学习,这也是安德鲁在情境学习领域的重要研究。[1]美国信息科学研究所的加藤则从协作学习角度阐述了情境学习。赫琳顿是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教育学系的教授,情境学习是她的研究方向之一,她曾经在相关文献中对高等教育中的真实的学习环境做过研究,讨论真实的学习环境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强调了情境学习在高等教育中发挥的积极影响。排在第五位的是柏林洪堡大学的尼尔斯佩雷斯教授,他曾在文献中研究了个人数字助理(PDA)对教育方案的合作具有的有益作用。该理论也是对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情境学习的阐述,对情境学习的推广有积极影响。

二、情境学习研究热点主题的可视化分析

通过信息可视化的科学知识图谱表现出来的文献共被引聚类,可揭示科学知识领域中主流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其知识结构。由Cite 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系统绘制的分时、多元、动态网络图谱可以揭示科学知识领域研究前沿及其知识基础之间的互动演进规律。[2]

文献共被引概念于1973 年由前苏联情报学家依林娜马沙科娃(Elina M. Eva)和美国情报学家亨利斯莫(Henry Small)分别提出。[3]此后,作为引文分析的一个重要内容,共被引分析(同被引分析)受到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献共被引聚类是由多篇文献间的共被引关系形成的,它体现了聚类文献中共同的热点问题和研究主题,通过信息可视化的科学知识图谱表现出来的文献共被引聚类,揭示了科学知识领域中主流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其知识结构。[4]

本文运用Cite 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对前文确定的文献数据进行文献共被引网络分析。选取2003~2012 年的文献数据为样本数据,得到国际情境学习研究的文献共被引网络,并对其进行聚类分析。在标识词(标识词来源施引文献关键词)的列表中,权值最大的标识词代表了具体聚类的主要的研究热点主题,本文利用Cite Space软件中的TF*IDF算法分析了聚类节点排名前4 项的聚类,从中选取权值最大的标识词再结合施引文献进行分析,最后得出国际情境学习文献主要的研究主题。

从聚类结果的情况来看,排名首位的是关于实践共同体问题的研究。“实践共同体”这一概念,它强调共同体和实践的重要性,并使得个体实践更加有效。也可以理解成多个有着共同关注点的个体,他们有着相同的理解和兴趣,而且在实践活动中,他们相互尊重、相互鼓励、相互学习,从而使问题解决的效率更高。在网络协作环境下,实践共同体的学习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使得实践活动更顺利高效地进行。1991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让莱夫(Jean Lave)和研究者埃蒂纳温格(EtienneWenger)的著作《情境学习:合法的边缘参与》(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一书,两位作者在这本书里面首次提出“实践共同体”这一概念。[5]而在2006 年,伦敦帝国大学田中商学院的卡伦汉德利(Karen Handley)的《通过参与、认同和实践发挥学习在实践共同体内外的意义》(Within and Beyond Communities of Practice:Making Sense of Learning Through Participation,I-dentity and Practice)一文也主要探讨了实践共同体的概念。[6]通过二次文献可以看出,21 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莱夫提出的“实践共同体”概念进行了更进一步的丰富探讨研究。

第二个研究热点问题是排名第二位的交互情境下的词汇习得(cross situational learning)。例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琳达史密斯(Smith,L. B.)在2008 年出版的《从交互情境统计学分析婴儿的快速习得词语指示图式》(Infants Rapidy Learn Word-Reference Mappings Via Cross-Situational Statistics)一文中,研究展示了12~14 个月大的婴儿可以通过特定词语与情景快速获得信息。[7]交互式情境下的词汇语言学习使学习者的积极性得以提高,主体地位得到体现,进而提高了学习效果。同时,学生在操作、思考过程中既获得知识又锻炼了思维能力。

排名第三位的是关于病人参与(Patient Par-ticipation)相关问题的研究。病人参与,是指病人和医生共同决定医疗决策的一个过程;在此操作系统下,医生在为患者提供相关卫生保健资源的基础上结合患者的意愿来选择最佳治疗方案。[8]《患者参与:有关患者安全的当前知识及适用性》(Pa-tient Participation:Current Knowledge and Applica-bility to Patient Safety)一文中强调病人参与不仅在医疗保健新流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作为提高患者安全的手段也在逐步受到重视。[9]同时,病人参与组织也受到人们的众多关注。全国患者参与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atient Participation)是英国致力于改善和促进医疗环境和质量而建立的重要组织机构,该组织的建立同时促进和支持了初级护理的病人参与进程。治疗必须强调患者的积极参与配合治疗,这也要求在医生培训过程中注重实践,使培训活动在将要用到的情境中进行。而这也反映了情境学习在医学领域的重要性。

排名第四位的是关于数字游戏化学习的研究。数字游戏化学习活动中,教学者的信念、意向、欲望必须基于对实际教育活动的考虑,在此基础上充分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以此来调动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并提高学习效果。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唐塔普斯科特(DonTapscott) 研究了网络数字化技术环境对个人与社会互动模式甚至是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传媒等领域。[10]数字化教学通过改变学生的学习和思维方式,推动了教育改革。

三、国际情境学习研究的前沿问题分析

研究前沿的概念由普赖斯(Price D.)于1965年引入,从文献计量学视角看,一个研究前沿大概由40~50 篇最近发表的文章组成。[11]因此研究前沿就可以理解成在某断时间内,以突现文献(Burst Article)为知识基础的一系列文献所研究的科学专题。研究前沿必须在分析突现文献和突现词(Burst Terms)的基础上,结合对施引文献(CitingArticles)的分析,进行综合判断和探测。[12]本文根据文献共被引网络中突现率大小的排名,选取了1991~2013 年的9 篇文献进行了分析,绘制出国际情境学习文献共被引网络中突现节点文献信息列表。从这9 篇文章的的突现率变化可以看出其中有5 篇文献1在2007 年以来被引用突现率很高,基本可以反映近五到六年来的热点主题即本文所分析的国际情境学习的前沿主题,而其余4 篇被较多引用的时间较早。通过总结突现文献相关信息发现国际情境学习研究的前沿问题有情境学习理论、交互情境下的词汇习得、实践共同体概念及视频游戏情境下的学习活动四个方面。

(一)情境学习理论的研究

1991 年让莱夫(Jean Lave) 和埃蒂纳温格(Etienne Wenger)的著作《情境学习:合法的边缘参与》问世,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出了“情境学习”这一新的学习方式,即要求学习者在知识需要应用的情境中学习。作者还从人类学角度出发强调了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参与的重要性。作者在书中对“学徒制”的解读中提到隐型知识对学习新手很重要,认为学习活动必须在情境中进行。[13]从共被引突现节点信息表来看,该专著从2010 年至2012年被引频次突增,是近些年来国际情境学习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

(二)交互情境下的词汇习得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陈郁阐释过一种交互情境习得策略,这种策略是基于对词语、对指代物,以及两者同时出现的情况进行估算并统计相应的分布数据,同时论证了学习者的学习在变化习得条件下,会产生显著绩效的问题。[14]交互情境统计学既能充分发挥交互情境中学生的主动性和教师的引导作用,又能利用统计学对相关数据的分析研究作用,提高学习者的词汇学习效率。琳达史密斯(Smith,L. B.)在2008 年出版的《从交互情境统计学分析婴儿的快速习得词语指示图式》一文中,研究展示了12~14 个月大的婴儿可以利用特定词语与情景来快速获得信息。[15]这两篇文献均强调了交互情境下的词汇习得行为,而且近几年的被引频次明显增长,说明交互情境下的词汇习得也是近年来国际情境学习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沿问题。

(三)实践共同体概念

实践共同体最早是莱夫(Jean Lave)和温格(Etienne Wenger)提出的,是情境学习的一个重要概念,强调由多个有共同意向的个体组成,而此群体之外的学习新手则想进入这个群体学习。卡伦汉德利(Karen Handley)等学者在《通过参与、认同和实践发挥学习在实践共同体内外的意义》一文中,从不同的方面探讨了实践共同体这一概念。首先,作者从个别学习者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情境学习”的构成过程;其次,作者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的角度来考虑实践共同体的概念,认为更广泛的背景下能产生更为丰富的文化社区之内和之外的流动性和异质性;最后,作者建议通过一个细化的定义来使实践共同体概念更加清晰。[16]突现节点信息表中显示卡伦汉德利(Karen Handley)等学者的这篇文献自2008 年至2012 年的被引频次出现突增,说明21 世纪以来国际情境学习的一个重要研究前沿就是实践共同体概念问题。

(四)视频游戏中的学习行为

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视频游戏已不仅仅是娱乐项目,更多的专家学者注意到了其在学习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并且视频游戏在情境学习活动中也逐步受到关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詹姆斯保罗吉(James Paul Gee)曾就视频游戏教给学习者学习能力做过研究,最后得出,学习者在视频游戏中也会有情境学习的体验。视频游戏的过程中,不仅用户能获得相关的科学知识,而且游戏设计者为了吸引更多玩家而做出的努力工作也会使自己的学习能力得以提升。[17]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电子技术飞速提高。电子信息技术逐步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教育活动,并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引起一系列变革。詹姆斯保罗吉(James Paul Gee)的这篇文献近些年被引频次较高,说明视频游戏中的学习活动也成为国际情境学习研究的重要前沿。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国际前沿技术 第9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异质性,全球价值链,贸易自由化

一、引言

从微观企业异质性视角分析国际贸易掀起了理论的变革与创新,形成的新理论被称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或者新- 新贸易理论。在这一新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一系列贸易行为带来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快速发展,使得近年来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成为经济学中理论创新的重要方面。近年经济学前沿期刊中,国际贸易领域的文献逐年增加,2012 年8 月最主要的经济学前沿期刊共发表国际贸易领域论文56 篇,2013 年增加到60 篇,2014 年达到了74 篇。

2014 年国外国际贸易前沿研究文献的主要议题包括六个方面: 异质性企业贸易,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贸易福利与贸易自由化效应,贸易与劳动力市场,贸易谈判与协定,以及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垒。其他的议题还有如: 贸易新现象及其解释,贸易政治经济学,贸易与金融市场,贸易与气候环境,贸易不平衡,贸易弹性,贸易与空间经济学,以及贸易与增长。这些主要的研究议题中,异质性企业贸易处于最主要地位,占据了文献的1 /3 多; 贸易福利与贸易自由化效应、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两类文献也处于重要位置。

比较最近几年国际贸易国外研究文献,有三个重要的变化和发展趋势: 第一,异质性企业贸易领域的研究处于最前沿,且呈现全面扩展的趋势,已经涉足到贸易领域的每一个方面,从微观企业视角研究贸易问题成为主流。第二,全球价值链和生产分割、贸易谈判和协定正日益成为热门研究主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第三,经济学最前沿期刊中贸易主题论文的发表数量逐年增加,证明了贸易理论创新的重要性; 以 《美国经济评论》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为例,2012 年发表贸易领域论文5 篇,2013 年6 篇,2014 年增加到13 篇。第四,理论创新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理论类的文献相对较多或者说发展成就更大,重大的实证发现相对而言稍为逊色。

本文全面梳理国外国际贸易研究文献,先从统计上分析文献的期刊和领域分布,再从七个方面综述具体文献。在介绍文献的同时,重视对文献进行归类、梳理和评论。

二、2014 前沿领域分布和近三年的变化

以八份最主要的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前沿期刊统计,2014 年共发表了国际贸易领域相关研究74 篇。其中,异质性企业贸易问题文献26篇,占总数的35% ; 贸易福利和贸易自由化的效应文献11 篇,占总数的约15% ; 全球价值链和生产分割文献10 篇,占总数的约14% ;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文献6 篇,占总数的约8. 1% ; 贸易谈判与协定以及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垒文献各5篇,占总数的约6. 8%。 《美国经济评论》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 和 《计量经济学杂志》 ( Econometrica) 这两个最重要期刊上共发表15 篇贸易类论文,其中异质性企业贸易文献7 篇,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文献3 篇,贸易福利与贸易自由化效应文献2 篇( 见表1) 。图1展示了2014 年国际贸易文献的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注: 表中,AER是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缩写,E是Econometrica的缩写,JPE是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缩写,QJE是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缩写,IER是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的缩写,REStudy是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的缩写,REstatis是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的缩写,JIE是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缩写。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发表论文的期刊看,2014 年 《国际经济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发表贸易类论文最多,发表了43 篇; 《美国经济评论》(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和 《国际经济评论》(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分别发表13 篇和5 篇,位列第2 和第3; 《经济学季刊》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和 《经济研究评论》 (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各发表了4 篇。

注:AER是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缩写,E是Econometrica的缩写,JPE是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缩写,QJE是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缩写,IER是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的缩写,REStudy是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的缩写,REstatis是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的缩写,JIE是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缩写。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比较2012—2014 三年间国际贸易领域国外前沿期刊发表论文情况,发表总数不断增加,2012 年八份前沿期刊共发表论文56 篇,2013 年发表60 篇,2014 年发表74 篇。从最重要的经济学综合性期刊看, 《美国经济评论》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年发表贸易类文献5 篇,2013 年发表6 篇,2014 年增加到13 篇; 《计量经济学杂志》 ( Econometrica) 2012 年发表贸易类文献1 篇,2013 年1 篇,2014 年增加到2 篇( 见表2 和图3) 。

单位: 篇

注:AER是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缩写,E是Econometrica的缩写,JPE是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缩写,QJE是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缩写,IER是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的缩写,RES是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和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相加的缩写,JIE是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缩写。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注:AER是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缩写,E是Econometrica的缩写,JPE是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缩写,QJE是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缩写,IER是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的缩写,RES是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和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相加的缩写,JIE是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缩写。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发表文献所在的具体领域看,异质性企业贸易数量上绝对占优,处于国际贸易研究的最前沿,2012 年在八份前沿期刊中发表相关文献28篇,2013 年18 篇,2014 年26 篇,分别占当年发表总数的50% 、30% 和35% 。其他领域方面,全球价值链和生产分割、贸易谈判与协定在三年中一直处于较为重要的位置。全球价值链和生产分割领域2012 年发表文献7 篇,2013 年12 篇,2014 年10 篇; 贸易谈判与协定领域2012 年发表文献8 篇,2013 年8 篇,2014 年10 篇。比较三年中主要研究主题的变动,2012 年较为重要的领域还有传统贸易理论、贸易与要素价格; 2013年较为重要的领域还有引力模型扩展和应用、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2014 年较为重要的领域还有贸易福利与贸易自由化效应、贸易与劳动力市场等。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三、异质性企业贸易

从微观企业异质性角度探寻企业的一系列贸易行为选择及其影响是国际贸易研究的最新方向与前沿,这一理论被称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近年以来,国际贸易领域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大多集中在微观异质性企业的范畴内,传统的贸易问题都被引入到微观企业的层面进行研究,呈现了全面扩展的趋势。

2014 年异质性企业贸易领域的研究与前几年相比,呈现了两个突出的特征。

其一是从异质性企业的微观视角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已经成为前沿文献的主体,研究的主题逐步覆盖了所有贸易的领域。这导致单独将异质性企业贸易归为一类似乎已经不够细致,完全可以按照领域将异质性企业贸易问题进行更加细分的归类。

其二是异质性企业贸易领域的研究正在以很快的速度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不仅仅研究主题在向更加细致方向拓展,同时研究的范围和覆盖面也在不断增加。可以说,从微观异质性企业角度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已经成为主要发展趋势和方向,新- 新贸易理论正在逐步取代新贸易理论和古典贸易理论成为国际贸易学术的前沿。

2014 年异质性企业贸易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领域和方向: 第一,异质性企业的贸易行为选择,包括出口选择、进口选择、出口产品价格和质量选择、出口市场选择、出口产品种类选择( 多产品模型) 、生产区位选择( 跨国生产) 、出口频率选择、贸易网络结构选择等。其中,出口产品价格、数量、质量选择、出口动态选择以及多产品选择是重点方向。第二,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分析贸易及贸易自由化的效应,重点是在加入或者放松一系列假设的条件下分析贸易的效应,如在信用约束、多产品条件下分析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等。第三,其他政策或冲击对企业贸易行为的影响。在异质性企业的微观框架体系下分析其他外生冲击或者政策变动带来的影响。例如汇率变动、融资约束对异质性企业的影响,环境投资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等。第四,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上的新拓展。例如对异质性多元化的扩展,用异质性企业模型拓展传统贸易理论等( 见图5) 。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2014 年异质性企业贸易领域的前沿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异质性企业贸易行为选择,以及其他政策或冲击的影响两个方向,无论在主要文献中的数量或占比都处于主体地位。这与2013 年该领域文献主要集中在贸易自由化的效应有所不同。下图6 统计了不同方向上文献的数量分布。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第一,异质性企业贸易行为选择文献。主要包括出口产品数量、价格、质量选择,出口和跨国生产选择,产品种类选择( 多产品选择) ,以及出口频率和网络结构选择。其中,多产品选择、出口和跨国生产选择是重点。

Aw和Lee ( 2014) 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企业需求和生产率对于出口和跨国生产选择的影响,得出生产技术、消费者偏好、产品质量、固定投资成本、运输成本和相对工资水平影响异质性企业的选择,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支持理论发现。Ramondo ( 2014) 实证检验了跨国生产企业的数量和收入,进而分析跨国生产扩张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模拟分析发现关闭跨国生产的福利损失大约为4% 。Biais和Hombert ( 2014)构建模型分析了偏好不确定条件下的企业定价和贸易数量,指出偏好不确定会带来分配无效率但不会降低价格; 在流动性冲击下,初始价格下降与贸易量正相关。Silva等( 2014) 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被解释变量双边界测量方法,重新实证计算了企业出口扩展的集约边界,发现新方法下的核算结果和传统方法核算结果差异很大。Kropf和Saure ( 2014) 从理论上分析了出口企业的出口频率选择,多次出口运输会提高单次出口的固定成本,但降低货物的仓储成本,故而存在一个最优出口频率选择。Nocke和Yeaple ( 2014) 从理论上分析了多产品企业的产品种类选择,设定企业存在两种不同类型能力的异质性,解释了为什么大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多种类的产品,全球化对于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其他的有Feenstra和Romalis ( 2014)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出口企业的价格和产品质量选择; Nocco等( 2014) 从理论上分析了垄断竞争条件下的最优产品选择; Alvarez和Lippi ( 2014)构建模型分析了多产品企业的定价选择; Chaney( 2014) 从理论上分析了企业贸易的网络结构,指出企业的关联网络会影响出口行为选择。

第二,贸易和贸易自由化的效应文献。在异质性企业的框架下分析贸易和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进出口、福利、要素价格、生产率、要素收入等的影响,以及贸易成本的下降对异质性企业行为选择的影响。

Mrazova和Neary ( 2014) 引入一个可分的效用函数分析贸易成本下降和需求结构变动对贸易福利效应的影响,发现了新的贸易福利的来源。Behar和Nelson ( 2014 ) 在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中引入多边阻力( Multilateral Resistance) 因素分析贸易成本下降对贸易的影响,发现双边的成本下降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有限,而多边贸易成本的下降具有更加明显的贸易促进作用。Alessandria和Choi ( 2014) 在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中引入出口动态、生产率的不确定性分析关税和贸易成本下降的效应,发现贸易成本下降8% 会使贸易占GDP的比重从3. 9% 提高到7. 4% ,并且福利提高1. 02% 。Ma等( 2014) 使用中国1998—2007 年出口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出口后的专业化如何影响企业的要素密度和生产率,发现企业在出口之后资本密集度下降但生产率提高,论文扩展现有模型解释了实证结果。Breinlich( 2014) 使用美国和加拿大1989 年关税同盟前后的上市公司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贸易自由化的效应,发现加拿大企业对于美国出口关税下降的反应与理论预期一致,但对于加拿大进口关税下降的反应与理论结果存在差异。

第三,其他政策和冲击的影响效应。主要在异质性企业贸易框架下分析外在政策变动或者外生冲击对于企业的影响,例如汇率变动、信贷约束、环境投资、政策不确定、劳动力市场摩擦、经济危机等对于企业的影响。

Gopinath和Neiman ( 2014) 使用2000—2002年阿根廷危机实证分析了经济危机时企业的贸易调整和生产率变化,发现进口下降中企业内的贸易下降更多,而进口价格下降会显著引起生产率下降。Mayer等( 2014) 在多产品企业模型框架下分析了市场规模和竞争对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影响,发现市场竞争加剧会导致多产品企业出口下降并选择生产更多的产品组合,实证分析也支持这一结果。Mion和Opromolla ( 2014) 理论分析了管理者流动和出口的经验对于企业出口贸易行为选择的影响,发现企业更容易出口管理者熟悉的国外市场。Fernandes和Tang ( 2014) 分析了向临近企业学习如何影响新出口企业的表现,发现了显著的学习效应,新出口企业会向临近企业学习进入出口市场。Cacciatore ( 2014) 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劳动力市场摩擦对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发现贸易一体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但会在短期内增加失业,劳动力市场的摩擦会降低贸易的利益。Amiti等( 2014) 分析了异质性企业的汇率传递效应,发现出口份额高和市场份额大的企业具有更小的汇率传递效应,即较少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Feenstra等( 2014)检验了不完全信息下信贷约束对出口的影响,指出银行不清楚企业生产率的情形下,企业受到更强的信贷约束。Handley ( 2014)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对于出口企业的影响,发现政策不确定会推延出口企业进入新市场。Rodrigue和Soumonni ( 2014) 构建了一个动态企业模型分析了环境投资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发现环境减税对于企业生产率没有影响,但会增加出口。

第四,理论的新拓展。包括生产率之外企业异质性的多元化,理论对于新现象的解释,以及使用异质性框架拓展传统理论等。2014 年该领域的文献不多,主要是用异质性框架拓展分析了新的贸易问题和现象。Jaef和Lopez ( 2014) 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框架下分析了商业周期理论,推导了传统商业周期理论的所有结论。

四、贸易福利与贸易自由化的效应

国际贸易理论通常聚焦两个方面: 一是为什么会有贸易; 二是贸易的影响效应。贸易福利和贸易自由化的效应是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部分。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可以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研究,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都会涉及贸易自由化的影响。2014 年贸易福利和贸易自由化效应的文献关注贸易福利效应,贸易对于收入、制度变迁、生产率以及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等,涉及的领域比较宽泛。

近年来,很多文献采用量化分析模型,分析贸易对福利的影响。Melitz和Redding ( 2014)和Head等( 2014) 等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推进,研究了贸易影响福利水平的新渠道: 本地生产率的内生变化( endogenous changes in domestic productivity) 。Head等( 2014 ) 分析无帕累托( Pareto) 假设下的贸易与福利的关系。他们研究用对数正态异质性( log - normal) 替代帕累托异质性假定下的福利分析结果。

贸易自由化对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包括对工资、分配效率、公司透明度、制度变迁等。Behrens等( 2014) 建立了一般均衡垄断竞争模型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于工资、生产率、消费多样性以及收益的影响。Holmes等( 2014) 研究了贸易对分配效率的影响,探讨了成本变化和价格变化渠道的不同影响。Blonigen等( 2014) 研究了贸易伙伴国商业周期的协同性。实证结果发现,贸易关系对趋势性变化比周期性变化的影响大。Tong和Wei ( 2014) 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公司透明度影响的机制。市场竞争的加剧引发公司透明度下降,但开放市场增加了厂商提升利润的机会,这有助于公司透明度的提高。Puga和Trefler ( 2014) 以中世纪威尼斯为研究对象,以历史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国际贸易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语言、贸易成本、厂商的抗风险能力等对贸易的福利效应有较强的影响。Melitz和Toubal( 2014) 构建了包括195 个国家的新的共同母语和共同使用语言的数据库,采用实证方法研究与语言相关的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语言对贸易影响方面,对各类语言因素综合考虑后进行的新测算得出的结果是传统方法的2倍。一些研究关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及贸易成本对贸易的影响。Alessandria和Choi ( 2014) 研究了冰山成本下降对美国近年来出口增长的影响。Duranton等( 2014 ) 和Faber ( 2014 ) 分别采用美国和中国的数据,研究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对贸易开放的影响。Annorenberghe ( 2014) 研究了厂商的风险承受能力对国际贸易福利收益的影响。当厂商无法完全内部化下行风险时,贸易开放的收益将下降。

贸易与其他政策的互动影响也是学者们较为关注的问题。Kim和Kose ( 2014) 采用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和财政改革的福利效应。Ortega和Peri ( 2014) 实证分析了贸易和移民对于收入的影响,发现开放能够正向激励单位资本收入,但贸易对于收入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五、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

全球价值链和生产分割、垂直专业化紧密联系,是国际贸易前沿研究方向之一,涉及问题主要包括全球价值链的度量、价值链的分工、国际生产组织、垂直专业化贸易、中间品贸易的模式与效应、企业的外包和一体化选择等方面。2014年这一领域的文献主要集中在附加值贸易的分解和核算、离岸外包的决策与效应研究,以及贸易和外包对工资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等。

全球价值链研究首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是测度垂直专业化程度及附加值贸易。Koopman等( 2014) 是这一领域的突破性文献,他们构建了一个综合的数理分解方程,将总贸易逐项分解成附加值数据,这一方程可以将以前的VS、VS1、VS1*、VAX等各指标融入统一的框架,同时,基于附加值贸易数据,可以对显示性比较优势、多阶段生产的贸易成本等问题给出新的解释。

Biesebroeck和Zhang ( 2014 ) 、 Schwarz和Suedekum ( 2014) 以及Diez ( 2014) 对不完全合约角度产权角度研究全球价值链和外包问题的分析框架进行了推进。Biesebroeck和Zhang ( 2014)采用理论模型研究了企业全球外包中对生产过程复杂性( complexity) 的决策机制。Schwarz和Suedekum ( 2014) 研究了不同中间品外包决策的相互作用机制。Diez ( 2014) 研究了关税对最优生产组织模式的影响,认为北方国家的最优关税对外包有阻碍作用,而南方国家的关税则相反。

在考虑增加值贸易后,需要对传统贸易问题进行重新解读。Baldwin和Nicoud ( 2014) 研究了要素禀赋理论的扩展问题。他们将体现全球价值链生产的工序贸易模型与传统贸易模型进行结合,提供了一个简洁但可以进行扩展的同时考虑两种贸易模式的HO模型。他们采用这一模型对贸易的收益、要素禀赋理论等传统贸易问题进行了分析。Bems ( 2014) 分析了考虑增加值贸易的模型与采用总贸易的数据之间的配比问题。指出无生产投入的传统多部门宏观经济模型是增加值贸易模型,而用总贸易数据对模型进行校准将因偏好权重、价格弹性等因素而出现偏差。

贸易和外包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Hummels等( 2014) 和Ebenstein等( 2014 ) 采用新的数据和方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推进。Hummels等( 2014) 采用工人层面的详细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包的工资效应。数据包括丹麦工人- 企业数据与厂商产品层面的进出口数据,这些数据有助于研究外包对特定工作岗位上特定工人的工资影响程度。结果发现外包会增加高技能劳动的收入,对于不同工作工序的工资影响不同。Ebenstein等( 2014) 实证估计了贸易和离岸外包对美国工人工资的影响,他们将产业水平的贸易和外部数据与产业水平的工人数据结合,突破传统的研究制造业内就业变动,而扩展到对不同职业选择的影响。他们发现全球化促进了美国工人工资水平的总体下降,贸易和外包促使工人从高工资的制造业部门转向其他部门和其他职业,从而平滑行业工资差异。

以上分析表明,2014 年全球价值链研究在附加值贸易测算、理论模型的构建、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贸易效应研究等领域不断深入。全球价值链研究将逐渐从描述价值链的特点、准确测算附加值贸易,向传统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诸多领域进行扩展,预计该领域未来几年将继续成为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领域研究的热点。

六、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主要涉及贸易与劳动力要素配置,贸易与劳动力要素价格和报酬,贸易与就业和失业,以及贸易与劳动力教育培训等。2014 年的文献关注贸易与劳动力市场匹配,贸易和劳动收入的风险,贸易与教育政策,贸易与劳动力市场转型,贸易比较优势和劳动技能分布,以及贸易改革的工资效应。

Davidson等( 2014) 使用匹配的工人- 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全球化和贸易开放对于产业内劳动力工作有效匹配的影响,发现贸易开放提高了劳动力匹配程度并提高了匹配的效率。Krishna and Senses ( 2014) 实证分析了贸易与劳动力收入风险的关系,发现进口渗透对于劳动收入风险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Chang和Huang ( 2014) 从理论上分析了贸易和教育系统的内生贸易政策选择的关系,指出一个国家的教育系统决定了劳动技能的分布和比较优势,比较优势通过贸易进一步强化,进而强化教育系统的政策选择。Rafael和Carneiro ( 2014) 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和劳动力市场动态转型,发现贸易会带来劳动力市场的转型,但需要若干年的时间,福利会由于调整的拖延而受到损失。Bombardini等( 2014) 从理论上分析了比较优势和劳动技能分布的关系,指出比较优势可以来源于产业间劳动技能的替代以及国家间技能的分布差异。Krishna等( 2014) 实证分析了贸易改革的工资效应,发现贸易保护的下降会增加出口企业相对于国内企业的工资水平。

七、贸易谈判与协定

贸易谈判与协定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涉及经济一体化、贸易谈判博弈、贸易战和贸易摩擦,以及多边贸易体系等。贸易谈判与协定是具有重要现实价值的议题,近年来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推进以及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贸易谈判与协定的研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2014 年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效应、贸易摩擦和非合作均衡的条件、区域开放对于多边一体化的影响、贸易战与贸易合作均衡等。

Ossa ( 2014) 在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的新贸易理论模型下测度了最优关税、贸易合作均衡以及贸易非合作均衡结果,发现世界最优关税约为62% ,贸易战的非合作均衡关税约为63% ,未来的多边贸易合作约能提高政府福利2. 9% 。Baier等( 2014) 分析了经济一体化对贸易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发现经济一体化会同时影响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不同类型的经济一体化会带来不同的影响、集约边际的反应早于扩展边际。Campolmi等( 2014) 从理论上分析了非合作均衡形成的影响力量: 纠正垄断扭曲,贸易条件变化,本地市场效应,财政负担转移。其中,非合作博弈形成的主要因素是财政负担转移和贸易条件效应。Kerrerer等( 2014) 使用美国和加拿大的自贸区和相关数据发现如果自由贸易协定由相互竞争且大的经济伙伴达成,会促进成员扩大多边开放。Nicita等( 2014) 分析了撒哈拉非洲6 国同盟( SSA) 保护的形成,指出能够促进收入从富裕国家流向贫穷国家。

八、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垒

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的研究是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证研究的重要方面,主要涉及贸易成本的测度、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度量、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的影响效应、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等。2014年相关文献的研究重点关注贸易成本下降与出口增长的理论与实证,地理和距离壁垒与服务贸易增长,语言壁垒与贸易变动,高速公路、运输基础设施投资与贸易关系等。

Alessandria和Choi ( 2014)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贸易成本下降与出口增长的关系,并构建一个理论模型从贸易成本下降视角解释了美国1987—2007 年的制造业出口增长。Anderson等( 2014) 使用加拿大数据实证分析了地理贸易壁垒与服务贸易增长的关系,发现地理壁垒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是对货物贸易影响的7 倍,服务贸易更加容易受到地理壁垒的影响。Melitz和Toubal ( 2014) 实证分析了语言贸易壁垒与贸易的关系,发现语言的相通容易形成相互信任,对于贸易的影响非常显著和突出。Duranton等( 2014)实证分析了美国各州之间的高速公路网对于贸易的影响,发现高速公路网对贸易总量的影响较小,但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对于相互贸易影响较大。Faber ( 2014) 使用中国运输基础设施投资数据分析了贸易成本下降对于贸易和产业布局的影响,发现高速运输系统对于GDP增长具有显著影响,那些拥有高速运输系统的地区增长速度高于没有高速运输系统的地区。

九、其他领域

以下将文献数量较少的所有其他议题的研究集合在这一部分综述,之所以列在一起不是这些领域不够重要,而是涉及的研究文献在2014 年度内不多。其他领域主要包括八个方面: 贸易新现象及解释,贸易不平衡,贸易与增长,贸易与气候环境,贸易与金融市场,贸易弹性,贸易政治经济学,贸易与空间经济学。

第一,贸易新现象及其解释。主要包括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解释,国际贸易理论的困惑,对贸易的重新核算等。Mitchener和Yan ( 2014) 指出中国贸易开放后,出口产品的技能密集度下降而进口产品的技能密集度在提高,实证研究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减少了技能溢出从而带来贸易进出口技能密集度的变化。Caron等( 2014) 发现了贸易产品的劳动技能密集性和收入弹性的强相关性,并通过实证进行解释。Klasing和Milionis ( 2014) 使用历史进出口数据和购买力平价调整GDP, 采用短截断( short - cut) 方法重新估算了1870—1949 年的世界贸易数据。

第二,贸易不平衡。主要分析了贸易不平衡的原因。Barattieri ( 2014) 指出全球不平衡中,美国是由于较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和较少的服务贸易顺差,而日本、德国和中国是较大的货物贸易顺差和较小的服务贸易逆差。论文从服务贸易视角解释了不平衡的原因,由于服务贸易的开放远滞后于货物贸易,导致主要不平衡国家难以通过货物和服务贸易平衡贸易。

第三,贸易与增长。主要包括了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模式。Hlatshwayo和Spence ( 2014) 分析了需求和经济增长的模式,从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需求结构分析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

第四,贸易与气候环境。主要包括边界调节税对于福利的影响。Keen和Kotsogiannis ( 2014)分析了当碳排放价格在各国间存在差异时边界调节税的作用,结论认为当所有政策工具可以自由使用时,不需要边界调节税; 而当碳税在部分国家受到限制时,边界调节税可以达成帕累托改进。

第五,贸易与金融市场。主要包括贸易密度和汇率的动态变化。Cho和Madrid ( 2014) 分析了贸易密度和汇率动态联系,给出了两者负相关的证据。

第六,贸易弹性。主要包括贸易弹性的度量。Simonovska和Waugh ( 2014) 使用新的方法测度了贸易的弹性。

第七,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影响。Galiani和Torrens ( 2014)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独裁、民主对于贸易政策的影响。Conconi等( 2014) 分析了选举制度对于贸易改革的影响效应,发现选举会激励政策制定者选择保护的贸易政策,从而不利于贸易自由化。

第八,贸易与空间经济学。主要分析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Allen和Arkolakis ( 2014)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发现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至少在20% 的水平上受到收入空间分布的影响。

十、总结

论文从七个方面系统总结并梳理了2014 年国外国际贸易前沿文献,包括异质性企业贸易,贸易福利与贸易自由化效应,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贸易与劳动力市场,贸易谈判与协定,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垒,以及其他领域。同时,解析了近三年文献的研究领域和期刊分布,归纳了变动趋势和方向。

异质性企业贸易文献领域,2014 年呈现了几个突出的变化特征。一是从异质性企业的微观视角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已经成为前沿文献的主体,研究的主题逐步覆盖了所有贸易的相关领域。二是异质性企业贸易领域的研究正在以很快的速度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不仅仅研究主题在向更加细致方向拓展,同时研究的范围和覆盖面也在不断增加。从微观异质性企业角度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已经成为主要发展趋势和方向。2014年异质性企业贸易领域的前沿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异质性企业贸易行为选择,以及其他政策或冲击的影响两个方向。

贸易福利与贸易自由化效应文献领域,2014年重点关注贸易福利效应,贸易对于收入、制度变迁、生产率以及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等,涉及的领域比较宽泛。

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文献领域,2014 年主要集中在附加值贸易的分解和核算、离岸外包的决策与效应研究,以及贸易和外包对工资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等。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文献领域,2014 年关注贸易与劳动力市场匹配,贸易和劳动收入的风险,贸易与教育政策,贸易与劳动力市场转型,贸易比较优势和劳动技能分布,以及贸易改革的工资效应。

贸易谈判与协定文献领域,2014 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效应、贸易摩擦和非合作均衡的条件、区域开放对于多边一体化的影响、贸易战与贸易合作均衡等。

国际前沿技术 第10篇

存储器是消费型电子产品的必备单元, 技术密集且门槛高, 市场主要被三星、海力士等企业垄断。中国作为多种电子产品的世界最大生产国, 每年消耗存储器件占全球三分之一, 但此前一直未实现存储器大批量国产, 主要依靠进口。而日韩两国则通过实施国家战略, 分别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自主掌握存储器技术, 也使全球存储器产业重心从美国移至日本, 进而移至韩国。

新型非易失性存储器具有高速、高密度、可微缩、低功耗、抗辐射、断电后仍然能够保持数据等诸多优点。新型非易失性存储器包括相变存储器、磁性存储器、电阻式存储器、铁电存储器等诸多类型。从2002年起, 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在现行存储技术之外, 及时攻关下一代新型相变存储器, 并承接我国“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973计划”等相关任务。目前, 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中芯国际、微芯等企业组建百余人产学研团队, 成功研发出不同于传统存储机制的“相变存储器”。据项目负责人宋志棠研究员介绍, 该联合研究团队在相变存储器芯片的工程化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 研制出8Mb测试芯片, 并实现全部存储功能, 开发出自主IP的双沟道隔离二极管阵列, 成功实现了工艺集成和相关功能的演示, 并建立了8英寸整片测试系统。

在此基础上, 上海微系统所与中芯国际建立了12英寸专用PCRAM平台。12英寸40纳米相变存储器的产业化关键技术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完成了第一版芯片的设计, 并进入关键的工艺开发;初步完成了尺寸为60-70纳米的相变材料填充和抛光、刻蚀等单项工艺开发。据悉, 微系统所在相关材料、器件、工艺等环节布局专利达300项左右, 其中80多项已获授权, 为产业化和国际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国外陆军战略前沿技术发展 第11篇

从近年来国外陆军装备技术的发展战略、规划计划和发展动态看，陆军装备技术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指控通信、侦察感知、火炮弹箭、防空反导拦截、战斗车辆和直升机等六大技术领域。

指控通信技术

以美、法等国为代表，当前国外陆军重点建设全球化信息栅格，通过一体化网络实现部队战斗力的倍增。美国在该领域具有领先优势，在协作式战场空间认知、软件无线电和认知无线电组网等技术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互联互通互操作能力全面提高。同时，“单兵网络接入”(SPINE)技术将推动移动式C4ISR系统的发展，弹载数据链技术将使飞行中的导弹与C4ISR系统融为一体，形成C4KISR能力。

“协作式战场空间认知”(CBRA)技术利用协作式管理与辅助决策技术，开发具备多平台、跨领域情报整合、计划协调和互操作功能的应用软件。美陆军重点发展的“未来指挥所”软件已成为“陆军作战指挥系统”6.4版本的嵌入式技术，提供了统一的作战图、系列图表和强大的互操作能力，数据每5秒刷新一次，可进行实时的信息共享与情报处理，实现分布式、协作式的指挥控制。美陆军构想将“未来指挥所”作为所有作战指挥应用软件和用户的前方终端，以及统一的作战指挥可视化系统。

认知无线电组网技术可对敌方干扰信号进行实时检测和识别，综合采用时域、频域和空域的智能抗干扰技术，实现无线电通信和传感器系统中的动态频谱应用。美陆军在2011年6～7月的“网络集成鉴定”演习中评估TxMax认知无线电系统的实用性，初期反馈结果比较理想，通过组建“移动自组织网络”(MANET)，能够更好地提供单兵级的移动通信保障，更有效地使用波段，基于IP协议越洋传输语音、数据和文本信息。

“单兵网络接入”技术开发可自主管理的、单兵背负式电子装备结构，利用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发布的无线个人区域网系统技术，建设单兵级的战术作战中心。SPINE技术分基本型和指挥官型两类，将降低30％的电子系统重量，采用研制中的环保型电池为单兵无线网络供电，每天可增加50％的供电量。另外，还将利用新的软件技术，确保单兵能够与战术无线电网络、战斗指挥系统进行链接和数据交换，建设移动式CISR系统。

弹载数据链技术可使飞行中的导弹融入CISR系统中，与控制站或操控手实时交换信息。射手既可以根据导弹传回的实时战场图像，修正瞄准点或更换目标，也可在导弹发射后再选择攻击目标。预计到2020年，弹载数据链技术将成熟化，大幅提高制导武器的精度和网络化作战能力。

侦察感知技术

雷达、红外和微光等探测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国外陆军防空预警、搜索跟踪、识别定位和制导水平的跃升，无人值守传感器技术微小型化即将成熟，有望实现武器化。

在雷达方面，有源相控阵体制技术已获得广泛应用，多任务雷达将成为重要发展方向。合成孔径／运动目标指示雷达技术在探测隐蔽、伪装、隐身的目标上大有作为，将实现小型化，应用于机载高空侦察领域。美国无人机载合成孔径雷达集成了VHF与UHF双波段合成孔径雷达技术，可满足陆军探测、识别小型路边炸弹等的关键需求，即将进入成熟应用阶段，大量应用于小型无人机。

微光像增强器已经发展到第四代，阴极灵敏度达到2000微安／流明，分辨力达到64对线，可在更大范围的光照条件下工作。下一代前视红外技术(又称灵巧焦平面阵列技术)将采用碲汞镉传感器和先进的信号处理技术，可覆盖整个可见光波段和近、中、远红外波段。微光与红外融合技术通过基于算法的场景智能合成，实现了图像的逐点融合，现已应用于美陆军的数字式增强型夜视仪，能够对低亮度传感器和非制冷式长波红外传感器捕捉到的图像进行数字合成。

多光谱／超光谱成像技术可覆盖人眼看不到的紫外和红外区域，用于探测被伪装和植被所隐藏的目标和车辆运动痕迹。多光谱探测技术光谱分辨率在0.1左右，超光谱探测技术采用更多的工作波段，光谱分辨率可达到0.01左右。超高光谱探测技术尚处于概念验证阶段，工作波段达到1000个，光谱分辨率在0.001以下。美陆军新型的“极光”(AURORA)无人机目标探测系统，结合了昼用多光谱成像技术和高分辨率光电传感器，能自动探测和识别目标，是第一个将多光谱技术应用到实战中的系统。

无人值守地面传感器运用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器的高级算法，实时侦察、定位和识别空中与地面目标。随着低功率惯性测量装置、压力传感器、生物传感器、射频通信与光学视距通信组件的微小型化，数千个甚至数百万个立方厘米级别“智能尘埃”式的自主式传感器节点将组成分布式传感器系统网络。目前该技术正应用于美国“蜘蛛”智能地雷系统的研制，形成网络化、相互协同配合的智能化整体雷场，能够自主搜索、锁定并摧毁敌方目标。

火炮弹箭技术

在增程、自动装填、复合制导和数字化、轻量化等技术的推动下，国外先进火炮的威力和自主作战能力不断提高，弹箭兵器向远程化、精确化和多用途方向发展，未来将重点利用新概念发射、多模制导和超高能含能材料技术，推动火力打击效果的变革。

从当前实战需求出发，加装数字化火控设备，发展数字化火炮和火箭炮是目前美俄等国火炮升级改造的重点，可遥控操作的模块化炮塔技术实现了武器化。德国率先发展的“炮兵火炮模块”(AGM)技术在“雷神”火炮系统上得到集成应用，实现了炮塔无人化，2008年以来经受了多次严格的机动性和射击试验，炮手在装甲舱内遥控操作武器系统，提高了火炮系统的生存能力、射击反应速度和快速机动性。

电热化学推进技术利用等离子体点火提高燃料效率，显著增加身管火炮的炮口动能。国外电热化学发射技术的关键环节现已取得突破，开展了大量工程化研制，有望在近期应用于武器装备。美国研制成功的“闪电”120毫米试验型电热化学炮系统，实现了炮口动能14～15兆焦。在电热化学推进技术的基础上，美国用低分子量气体代替固体发射药，发展“燃料轻气炮”(CLGG)技术，在试验中155毫米火炮的炮口动能达到了33兆焦。预计到2020年，电热化学炮技术将成熟并开始装备使用。电磁发射技术也已从基础研究和实验室研究，逐步过渡到系统集成，向武器化迈出重要步伐。

新一代制导弹药将广泛采用GPS／INS中段制导+末端多模复合制导的模式，综合运用先进战斗部技术、高

能炸药技术、引战配合技术、弹用新材料技术等提高毁伤能力。随着抗高过载的GPS接收机和惯导器件技术的成熟，GPS／INS制导技术广泛应用于战术导弹、火箭弹、炮弹和迫击炮弹，精度提高到10米以内。2011年3月，120毫米GPS制导迫击炮弹在阿富汗首次投入实战。组合半主动激光、红外和毫米波雷达的三模导引头将成为发展重点，预计于2015年前具备初始作战能力，大幅度提升自动目标识别与自主打击能力。美军研制中的第二代GMLRS制导火箭弹(以前称作P44导弹)采用了中段GPS／INS+末端(激光半主动／毫米波雷达／红外成像)多模复合的“一加三”制导体制，是迄今世界最先进的制导技术。

高效毁伤技术以高能不敏感炸药技术为重点，未来八硝基立方烷的合成技术有可能取得突破，以CL-20为基的高能不敏感火炸药将得到大范围应用。发达国家正致力于全氮化合物、纳米含能材料和金属活性材料等新概念超高含能材料的应用，将实现TNT当量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增长。

防空反导拦截技术

经过历次实战检验和战后不断完善与改进，国外陆军防空反导拦截技术日趋成熟，未来将重点发展动能拦截技术和高能激光技术，提高反巡航导弹和反间瞄火力，即反火箭弹、炮弹和迫击炮弹(RAM)能力。

动能拦截技术已开始达到实战化水平，带动各种新型战术防御武器的发展。“导弹段增强”(MSE)技术在动能拦截技术的基础上，采用直径更大的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更大的控制舵与稳定翼和改进型复合制导与控制装置，集成了标准气动舵面和180个微型姿控发动机，将使“爱国者-3”(PAC-3)导弹的拦截空域增大约50％。2011年3月，1枚PAC-3MSE拦截弹在试验中成功地直接命中并摧毁了一个弹道导弹目标。

高能激光武器技术的应用以固体激光器为主。2010年2月，美军实验室创造了105千瓦的电激励激光器功率输出新纪录，突破了硬杀伤激光器100千瓦的功率阈值，美军将在此基础上制造出世界上首台高能固体激光测试平台，为固体激光武器系统的研制奠定了基础。

战斗车辆技术

以美、德、俄为代表，现役第三代主战坦克广泛采用计算机、光电和新材料等技术，战技性能大幅提升。国外陆军战斗车辆技术发展集中于高功率密度发动机、混合电传动和主动防护技术，重点提高对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

高功率密度柴油发动机技术满足了战斗车辆向轻量化、快速化方向发展的要求。德国最新研发的轻质高功率密度发动机单位排量功率达到92.9千瓦／升，体积和质量比同功率军用发动机减少约60％，居世界领先地位，已应用于军用辅助动力、发电装置和美军未来战术卡车系统。预计到2020年，高功率密度发动机将成为战斗车辆的主流动力。到2030年，将满足电装甲、主动悬挂、环境控制、战场管理以及新概念武器的功率需求。

在商用车辆技术的带动下，以混合电传动为代表的各种动力传动技术更加成熟、性能更加稳定，应用前景广阔。混合电传动技术将高功率密度的发动机和磁一电动发电机联结在一起，可全方位提高装甲车辆的性能，如加倍延长车辆行程、在无掩护情况下快速启动、实现静音“隐蔽”行使和提高涉水深度等。法国奈科斯特公司近年新推出了6×6型混合电动样车，在全电或静默行驶模式下，最大公路行程可达到15千米。预计到2020年，混合电传动技术将发展成熟，从演示验证转向应用阶段。

主动防护技术可有效应对复杂环境中的各种威胁，已成为当代模块化综合防护理念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将于2015年完全发展成熟，成为地面作战平台的标准装备。预计到2020年，电磁装甲技术将发展成熟，提供20兆焦／米3的能量密度。到2030年，智能装甲技术将取得重大进展，能够通过传感器和微处理器控制装甲模块上的高能材料发生反应，迅速向来袭弹丸方向膨胀，达到使来袭威胁失效的目的。

军用机器人车辆既有无人驾驶战斗车辆，又有大量形似昆虫且能合作完成任务的微型装置。当前半自主无人车技术已基本成熟，并大量投入使用。预计到2020年，武装无人车技术将发展成熟。到2030年，自主无人车将具有障碍物判定、路线规划、环境感知等能力，甚至可自主操作武器。

直升机技术

新结构旋翼技术、合成视景技术、高功率发动机和复合航空装甲材料技术的进步正在推动新一代高速直升机的发展，其飞行速度将达500千米／小时左右，使用喷气式发动机甚至可能超过800千米／小时，突破目前传统直升机340千米／小时的飞行速度极限。

新结构旋翼技术成为直升机更新换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四发倾转旋翼、最优速度旋翼、X2共轴双旋翼和智能旋翼技术等将应用于美军现役直升机的后继机型，预计于2030年开始列装。

合成视景技术将地形数据库存储的数据和实时数据相融合，生成类似于卡通图画的合成视景显示，在进场着陆和悬停时，可为飞行员提供360°的态势感知，保障直升机沙尘环境下安全着陆。2009年1月美陆军进行了沙尘环境试验，合成视景技术取得了预期效果。

国际前沿技术 第12篇

一、国际事务专业和传统国际政治学科的差异

国际事务专业和国际关系专业、国际政治专业, 无疑共同点居多, 而不同点较少。国际事务专业更为接近国际关系专业, 而更加远离传统的国际政治专业。但是国际事务学专业和传统的国际关系专业相比, 增加了“国际事务”这个词语, 并置于“国际关系”词语之前, 反映了国家的教育导向。具体来说, 国际事务专业和传统国际政治学科的差异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 强调技术性和应用性, 淡化理论性

国际关系专业经过多年的发展, 虽与西方同行的研究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但纵向相比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国际关系专业学科状况, 已经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青壮年时期。表现在:产生了一批具有国内外重大影响的国际关系学者, 如王逸舟、秦亚青、时殷弘、倪世雄、阎学通等, 并产生了质量并举的青壮年学者梯队;初步编著了一系列方法论、本体论的教材, 在国内外出现了大量颇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著作;由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坚持的方向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要维持学科的自尊与独立, 必须提高学科介入的‘门槛’”, 因而初步形成了国际关系专业特有的概念操作、理论逻辑和研究路径, 形成了独立的专业特征, 等等。由于国际关系学者在该专业的多年发展中, 注意提高学科的准入门槛, 因此高度关注科学性特征, 进一步使国际关系专业的学习和研究向理论化、精英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专业走向独立的学科特征, 对国际关系专业的发展和成熟是一大幸事。但也带有一些弊端, 即对本科专业和社会需求而言, 应用性和技术性才是主导方向。在强理论性、强科学操作性思路培养出来的本科生, 在就业市场陷入了应用性困境。尽管国际关系专业本科生就业难是大学生找工作难的整体社会环境决定的, 但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 带着“国际”字号光环的国际关系专业在就业上应相对较好才符合逻辑。这些问题表明, 政治学类下设的各个专业, 应进一步对本科培养和研究生培养进行区分。国际事务专业的出现, 适应了这一需要。有学者认为, “‘地方化’、‘次国家化’、‘非政府化’或‘公共政策化’的国际关系研究, 是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有待开拓的新领域, 也是国际关系专业本科生日后就业竞争力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而国际事务专业进一步强调应用性、实践性和技术性, 注重将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本科生也能够进行的操作实务, 将相对发展成熟的国际关系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来。二外强调国际事务专业的外语特长, 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强调与滨海新区取向结合, 都是国际事务专业灵活地与应用需求贴近的写照。

(二) 强调公共事务性, 淡化政治性和民族性

国际关系专业、国际政治专业、外交学专业等等都带有公共事务的特征, 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习惯将国际社会按照活动主体区分为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国际政治专业一般是指国家间活动, 而外交学则以一国政府为活动主体开展对外活动。这些与国际关系专业包含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个人有着显著不同, 表现在国际关系专业对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个人作用的强调上。从国际关系专业中进一步区分出来的国际事务专业继承了国际关系专业这一取向, 进一步淡化政治色彩, 将带有国际公共性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强调国际社会中的共性问题, 超越传统的国家利益, 关注国际公共利益。这一点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保护更多的国际公共利益, 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有着较强的逻辑联系。

(三) 强调问题的解决导向, 淡化问题的解释倾向

如果说, 马克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从意识形态上影响到执政党的文化取向, 那么“经世致用”等口号则反映了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实用思维。从传统和现实、上层与民间等多个维度来审视, 要求国际关系学科不仅仅要试图解释国际问题, 而更要试图解决国际问题, 提供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 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全球治理, 则是对国际关系专业提出了“深化和扩展”的更高要求。从中国古典思维去理解, 以往国际关系专业追求“道”, 那么国际事务专业则倾向于如何使用已经初步“悟”到的“道”来实现儒家所言的“出世”。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 国际关系使用各种规范理论进行阐释, 使人获得知识。而对于这些知识, 应进一步关注其应用价值, 使之向政策学、管理学渗透。

(四) 强调学科专业的开放方向, 淡化专业的自我封闭倾向

国际关系专业从改革开放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 强调独有的学科特征, 也从历史学、经济学、新闻传播学等多个学科汲取了大量的营养, 借鉴了不少的概念、方法和工具。国际关系专业初步形成独有的学科特征, 提升了学科准入门槛的同时, 也逐步带有自我封闭的倾向, 这不利于国际关系学科的深入发展。国际事务专业尽管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但国际事务专业横跨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多个学科, 将它们对于国际公共事务问题的思路、模式和方法统筹于国际关系之中融合、转化、提升, 成为国际事务特定的解决问题思路和对策, 从而出现国际关系理论统筹各学科的“位居其上”的局面, 进一步将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反馈回它在发展历程中所借鉴的那些学科, 进一步相互交叉和融合, 促进专业的开放, 而降低专业的自我封闭倾向。

除了以上几个差异外, 国际事务专业和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等专业的差别, 还在于进入21世纪, 国际环境和中国教育政策的导向发生了变化。国际事务专业更加强调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能力的塑造和应用。与国际关系专业学者的“参谋”传统不同, 国际事务专业培养的是既具备国际关系专业知识, 又能直接从事国际公共事务的管理型人才。也就是说, 尽量减少国际关系专业与社会具体事务脱节的程度, 使本科生在大学期间就受到一定的职业化实践训练。

二、国际事务专业的若干性质

以上的特点, 是国际事务专业与相近专业的若干差异。在这个基础上, 作为国际事务专业的本体基础———国际事务学还有一些独有的特点。试总结如下, 以便读者加深对国际事务专业的理解:

(一) 国际事务学强调“以公管公”

在国际活动中, 外交学倾向于从国际社会满足国家利益的需要, 可谓是“以公益私”, 而国际事务学则与之相对, 强调借助于国际公共组织, 包括国际政府间组织和跨国非政府组织来应对、管理国际公共事务, 着重于“以公管公”, 在实现国际公共利益的过程中符合道义地实现国家利益, 使国家利益“取之有道”。这也是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所主张的内容。

(二) 国际事务学优先关注“国际重大但不紧迫问题”

国际关系学者将国际问题区分为“第一类是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第二类是重大但不紧迫的问题, 第三类是无关全局但紧迫的问题, 第四类是无关全局并且也不紧迫的问题”等四类。如果说, 国际政治学和外交学, 特别是国际危机问题倾向于解决“重大而紧迫”和“次要但紧迫”问题, 那么国际事务学则除了这两个问题外, 优先关注“重大但不紧迫”的问题。例如北京雾霾, 在短时间内不会立即造成大量人员死伤, 因此其紧迫性远远不如叙利亚内战和乌克兰危机。但是雾霾作为环境政治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具有国际公共事务的长远效应。在国际政治关注传统安全的基础上, 国际事务学将跨国领域的非传统安全作为自己的优先考虑对象。

(三) 国际事务学致力于角色扮演实践

由于国际事务专业强调应用性与技术性, 因此在授课方式上, 国际事务学致力于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开展角色扮演。例如通过“外事礼仪”课程, 教学者亲自演示礼仪的过程, 甚至具体到外宾接待中的调酒、打领带等操作性细节。通过模拟联合国、模拟商务谈判、模拟外宾接待等活动, 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体验, 积累他们从事国际公共事务的经验和兴趣。在一定程度上, 国际事务学还聘请高端国际事务人才来为学生授课。

(四) 国际事务学对国际问题导向的结构性调整

由于国际事务学面向国际社会需要解决的各类问题, 因此国际事务学也和相近专业相同, 紧跟国际热点问题, 但是在结构方面有所调整。除了国际热点问题外, 国际事务学除了继续关注国际热点问题外, 也较多地关注国际长期、重大但非新闻焦点的问题, 避免国际事务学受到媒体议程的操控。

三、国际事务专业发展的若干障碍与问题

国际事务专业作为新设置的专业, 有着显著的知识储备和政策环境优势。它建立于国家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的需求上, 有经过长达三十年改革开放环境的哺育。它的天然优势还在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专业发展已接近四十年, 积累了丰富的人才、教学经验。尽管具备了以上的优势, 国际事务专业的发展也面临着若干障碍和问题。

(一) 国际事务专业和国际关系专业在培养层次上的如何衔接

由于本科生并非都直接从事外事活动, 而是由相当比例的学生选择了继续深造。这些继续深造的学生如果也以应用性为主要方向, 那么很显然不符合国际关系专业科学化、拔尖化的需要, 因此从考研需要以及学界认可度而言, 国际事务学的培养应相对二元化, 一方面对有考研需要的学生在理论素养方面提出较高要求, 另外一方面对直接就业的学生着重培养实践性和应用性。

(二) 国际事务专业如何不简单地办成国际关系专业的重复

由于国际事务专业与国际关系专业、国际政治专业密不可分。如何避免把国际事务专业办成国际关系专业的简单名称改变, 而不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法方面做认真细致的改革, 那么国际事务专业就成了国际关系专业的附属品, 而不具有独立的专业性质。由于国际关系专业在该领域中占据绝对的学缘、人才、资金优势, 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既有专业利益格局”。如何超越专业利益形成的优势格局, 难度甚大。

(三) 如何形成全国性的国际事务专业共享平台

在国际关系专业的多年发展中, 教师们通力合作, 把分散的科研能力团结起来, 形成拳头效应是保证国际关系专业建设成效的基本经验。但是国际事务专业是否能和外交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等专业一样, 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学科群和集体优势, 建设诸如“外交学年会”等全国国际事务专业交流机制, 尚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困难。在建立“国际事务学年会”, 合办“国际事务学研讨会”, 增强影响力方面, 国际事务专业尚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当然, 国际事务专业作为一门在大陆地区新兴的专业 (西方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早已设置有该专业) , 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招收国际事务专业学生的过程中, 与传统的国际政治专业相比, 生源质量、社会评价都有极大的提升。这说明, 加强国际事务专业的教学研究、本体论研究迫在眉睫。国际关系学界要抓住这一时机, 继续推进国际关系学科向纵深发展, 不辜负国家、社会, 特别是师生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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