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书思想范文(精选7篇)
辞书思想 第1篇
一、关于义项排列的问题
吕叔湘先生认为词典义项按什么顺序排列, 应视词典是历时还是共时的性质而定。他在《〈汉语大词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汉语大词典》好比古往今来汉语词汇的档案库。它应该是一部收词全面的大型古今词典, 历时词典。作为一部大型历时词典, 要全面反映词义产生的时代, 词义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 包括词义的消亡或部分消亡等。因此, 作为历时性的词典, 词的义项排列理所当然地应以词义发展的脉络为序。而《现汉》的定位是以词汇规范为目的, 反映现代汉语词汇面貌的中型语文词典。吕先生指出, 《现汉》“分析词义以现代汉语为准, 不详列古义, 而且特别注意分辨基本的、常用的词的意义”[1]。这就是说, 作为共时性的词典, 它的功能是反映词汇在共时平面上的语义、语用及语法上的特点, 而不是词义的历时演变, 因此义项的排列不必像历时词典那样按词义的发展脉络为序。因此, 《汉语大词典》的义项按词义发展的脉络排序, 而《现汉》的义项排列按照“一般的在前, 特殊的在后;具体的在前, 抽象的在后”的顺序排列。
二、关于词类标注的问题
关于标词类, 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一文中指出:“首先, 确定某一形式是词不是词 (小于词的构词成分, 或是大于词的词组) ;其次, 作出词的语法说明 (包括标出词类) 这些, 在汉语语法结构的研究还未取得满意结果的情况下, 都是很难的课题。”这段话表明, 吕先生认为给词标注词性, 首先要确定是不是词, 其次, 在当时词类划分标准研究不够深入、语法学界分歧较大的情况下, 如果勉强标上词性, 则效果不一定好。吕先生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 即在《现汉》释义中为全部虚词和实词中的代词、数词、量词注明词性;名词、动词、形容词不直接标注词性, 但通过释语和例句的搭配, 让读者体会该词的词性。
三、关于释义的问题
中国两千多年来的辞书编纂实践, 在词语的解释、意义的辨析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古代辞书在释义方面也有明显的缺点, 即释义仍多用“一词释一词”。吕叔湘先生和他的《现汉》编纂团队在释义的问题上, 完全抛弃了这种陈旧、错误的做法, 采取了一种更为科学的释义方式。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 (修订稿) 》 (以下简称《编写细则》) “释义”部分, 提出了“释义的一般原则”:“分析词义, 以现代汉语为标准。要适当运用概括的原则, 避免两极端。”注解词义“要有正确的观点, 但不必机械地加上批判字眼”;注解行文要求“明确、通顺、简洁, 应该避免用方言、文言、生造词、翻译腔”。
除此之外, 吕叔湘先生还就词典义项释义的锤炼加工问题做过细致的阐发。他认为, 如何将基本上捕捉到的词义要点, 用恰如其分而又行文简洁的语句表达出来, 这往往是义项诠释中一个不可轻视的难点。[2]对此, 他做过探讨性的实例分析。如“黎明”:
《学习字典》:“天刚亮的时候。”
《新华》:“天快亮的时候。”
《现汉》:“天快亮或刚亮的时候。”
吕叔湘认为, 三部词典都抓住了“从黑夜过渡到白天的一段时间”, “是一个连续体”, 也就是“黑夜和白天的分界线”这个词义要点, 因而释义都没有错。所不同的是, 《学习》把天亮这个点定在“这个连续体的头上”, 《新华》定在“连续体的末了”, 而《现汉》则两者兼备, 无异于释作“天亮前后”。经过比较琢磨, 他指出, 如将“黎明”释为“从天不亮 (不包括天亮) 到天大亮 (不包括大亮) 这段时间”, 虽说“未免太学究气”, 但是“最为准确”的。[3]
四、关于编排方式的问题
吕叔湘先生认为, 词典的编排方式应根据词典的类型, 并最大限度地方便读者查检。吕先生在《辞书研究》1982年第5期上, 发表了《需要一本〈引用语词典〉》一文, 呼吁引用语词典的编纂, 其中就谈到了词典编排方式的问题。他指出:“引用语词典不同于类书”, 不能用分类的方法编排, 这样不好查找。“只有按照字形或字音检索, 才便于应用”。
五、关于收词原则的问题
吕叔湘先生认为, 词典的收词要视词典的类型和用途而定。吕叔湘先生修订的《编写细则》“总则”部分指出:“ (A) 选录词汇应以普通语汇为主体, 一切使用范围有限制的词汇是次要的, 应该酌量选收, 以供参考, 但是绝不能泛滥无归 (B) 在字形、词形上, 本词典应该起规范作用象声词和模拟性的形容词中互用的同音字或音近字应选择去留, 不可大量重复。儿化词和子’尾词的收录也宁严毋宽。”除了再次强调《现汉》主要应收录“普通词汇”外, 《编写细则》还对“普通语汇”、“口语语汇”、“北京话语汇和方言语汇”、“俚语”、“文言词”、“生造词”、“成语”, 、“专科语汇”、“单字”、“简称”等的定义、标注方式、收录标准作了规定。对“普通语汇”以外词语的收录, 总体要求为“屡在书刊出现的”即前文所言“通用的词”。这些收词原则的制定, 都是基于《现代汉语词典》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现代汉语规范化服务, 是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查阅中型工具书的性质而定的。
又如, 吕叔湘先生在《需要一本〈引用语词典〉》一文关于收条的原则, 指出:“诗文本身的好坏不是主要标准, 主要看是否被人引用。”有些诗文未必好, 但引用频率高, 就需要收。另外, 在成语词典内可以查到的诗文是否收, 谚语是否都收, 也是需要研究的。应该收的没有收令人失望, 大量收无人使用的条目则浪费篇幅。
六、关于辞书修改的问题
吕叔湘先生在《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一文中讲道:“一本好的字典”应当“重视修改工作”, 特别是“大词典, 不改是不行的”。词典的修改工作包括收词、正字、正音、正义、查检、词典结构等, 但重点还是释义。修改的目的是纠正谬误, 尽可能提高词典义训的准确、饱和与透明程度。吕叔湘先生指出, 《现汉》、《现代汉语八百词》都“是改出来的”, 而正在编纂中的《汉语大词典》“尤其要重视改”。[4]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吕叔湘先生对某词典的“难”与“容易”两词条的初稿与改稿做过比较分析, 明确指出, 经过修改, 释文质量有较大的提高。他以这一实例, 证明了修改字稿对保证词典释文质量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七、其他
吕叔湘先生还特别重视在词典编纂过程中应用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他认为语文词典不仅随时要向语言学吸取必要的养分, 而且要借助、运用语言学所提供的新观念、新方法。例如, 《现代汉语词典》中许多虚词的注释吸收了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的研究成果。
从吕叔湘先生的辞书学思想可以看出, 他善于运用现代语言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考察词典工作, 并为词典编纂制定出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原则, 这对于现在的词典编纂者继承和发扬前辈的辞书学思想理念, 促进现代语文词典的编纂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吕叔湘.在《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中国语文, 1993, (4) .
[2]吕叔湘.在《汉语大词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辞书研究, 1982, (3) .
[3]吕叔湘.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辞书研究, 1984, (1) .
[4]吕叔湘, 罗常培.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 现代汉语学术会议秘书处编, 科学出版社.
[5]刘庆隆.语言学家和词典编纂家——吕叔湘先生.《吕叔湘全集》第十九卷.
[6]邹酆.吕叔湘词典三论试析.辞书研究, 1994, (5) .
[7]江蓝生.现代汉语词典.与吕叔湘先生的辞书学思想.辞书研究, 2004, (6) .
辞书词语释义增补一则 第2篇
今发现《盐铁论》中一词“稽滞”之义似与辞书释义不合, 故作简要讨论。
《盐铁论·错币》篇云:“夫铸伪金钱以有法, 而钱之善恶无增损于故。择钱则物稽滞, 而用人尤被其苦。”[1]58又《盐铁论·轻重》篇云:“上大夫君与治粟都尉管领大农事, 灸刺稽滞, 开利百脉, 是以万物流通, 而县官富实。”[1]180
查各类工具书, 发现《辞源》、《汉语大词典》二部大型辞书收录了“稽滞”一词, 其释义分别如下:
【稽滞】拖延。《後汉书》六十下《蔡邕传》上疏:“三公明知 (幽翼) 二州之要, 所宜速定, ……而不顾争臣之义, 苟避轻微之科, 选用稽滞, 以失其人。”《周书·申徽传》:“徽性勤敏, 凡所居官, 案牍无大小, 皆亲自省览。以是事无稽滞, 吏不得为奸。”[2]2315
【稽滞】拖延;延误。汉蔡邕《幽冀二州刺史久缺疏》:“选既稽滞, 又未必审得其人。”《宋书·夷蛮传·倭国》:“每致稽滞, 以失良风。”《明史·宦官传二·张彝宪》:“管盔甲主事孙肇兴恐稽滞军事, 因劾其悮国。”[3]122
以上两部辞书对“稽滞”释义基本相同, 即义为“拖延”, 然而若以此“稽滞”之“拖延”义去理解《盐铁论·错币》篇中“择钱则物稽滯, 而用人尤被其苦”中的“稽滞”, 那么, “择钱”“则物拖延”, 文意不通;或理解《盐铁论·轻重》篇中“灸刺稽滞”的“稽滞”, 则文中“灸刺稽滞”就成了“灸刺”“拖延”之意, 亦扞格不通。故而《盐铁论》中“稽滞”当另有他义。
今查古训材料得知, 上古“稽”、“滞”皆有“留”义。如《说文·禾部》:“稽, 留止也。”又《管子·君臣上》:“是以令出而不稽。”尹知章注:“稽, 留也。”再《史记·平准书》:“而不轨逐利之民, 蓄积余业以稽市物, 物踊腾粜, 米至石万钱, 马一匹则百金。”韦昭注:“稽, 留待也。”又《汉书·食货志下》:“不轨逐利之民, 畜积余赢, 以稽市物, 痛腾跃。”颜师古注:“以其赢余之财, 蓄积群货, 使物稽滞在己, 故市价甚腾贵。”可见, “稽”有“留”义。而“滞”本为“凝”义, 如《说文·水部》:“滞, 凝也。”后引申为“留”义, 如《楚辞·九章·涉江》:“船容与而不进兮, 淹回水而疑滞。”王逸注:“滞, 留也。”又如《周礼·地官·廛人》:“凡珍异之有滞者, 敛而入于膳府。”郑玄注:“其有货物久滞于廛而不售者, 官以法为居取之。”, 可见, “滞”亦有“留”义。故“稽”、“滞”为同义词。而古文献同义连文常见, 如《盐铁论》“稽滞”即是, 其义可为“滞留”, 且以此义置入上述《盐铁论》原文之中, 则其文意顿时豁然通畅, 即分别为“选择好钱, 货物就会滞留, 而用钱的人则格外遭受痛苦。”“上大夫君桑弘羊当治粟都尉管理大农事, (推行了有效地财经政策) , 就好比中医用针灸刺激气血滞留一般, 使全身血脉贯通, 所以各地万物畅通, 国家府库充实。”
而“稽滞”之“滞留”义, 除见于《盐铁论》中, 还见于其他文献, 如:
(1) 《宋史·河渠二·黄河中》:“德州河底淤淀, 泄水稽滞, 上流必至壅遏。”
(2) 《金史·高丽传》:“章宗即位, 诏使至界上颇稽滞, 诏移问, 高丽逊谢。”
(3) 《明史·宋玫传》:“又言狱囚稽滞瘐死, 与刑死几相半, 宜有矜释。”
(4) 清严可均《全後汉文》卷八十一:“汉水逆让, 稽滞商旅, 路当二州, 经用沮。”
(5) 清董诰等《全唐文》卷四百九十二:“族属稽滞于江南者众, 寓书难遍, 悉为多谢。”
由上可见, “稽滞”之“滞留”义客观存在于古籍文献中, 且常见。又考“稽滞”于文献中的分布, 可知“滞留”义的“稽滞”主要直接与物、人相联系, 而“拖延;延误”义的“稽滞”一般与时间、事务联系紧密。但是, 如大型辞书《辞源》《汉语大词典》虽是收录有“稽滞”义之一——“拖延;延误”义, 而漏收其“滞留”义, 不能不说是个疏忽, 故当补。
综上所述, 辞书释义情况, 还得依赖专书全面、系统地研究成果来核查, 其既可检查有无设立词条之误, 又可核实词条释义不全或有误等。
摘要:在从事专书研究过程中, 时常翻阅各类辞书, 时有发现辞书漏收词语或某词释义有遗漏的。今捡得辞书释义不全一则, 现简要论证以试增补。
关键词:辞书,释义,增补
参考文献
[1][汉]桓宽撰,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92.
[2]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秦汉简帛文献的辞书学价值 第3篇
一、匡正和增补义项
1.茝。《说文·艸部》“:茝,虈也。”[1]24又《说文·艸部》:“虈,楚谓之蘺,晋谓之虈,齐谓之茝。”[1]24段玉裁注:“此一物而方俗异名也。茝,《本艸经》谓之白芷。茝,芷同字,茝声、止声同在一部也。”[2]10《0说文》未收“芷”字。“白茝”典籍中多作“白芷”,罕用“茝”。汉代简帛《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武威汉简》中的“白茝”即“白芷”,用字与《说文》一致:(1)一,白茝、白衡、菌○桂、枯畺(薑)、薪(新)雉,凡五物等。(马王堆汉墓帛书(肆)·五十二病方372)(2)治邚人膏药方:[楼]三升,付子卅枚,弓大十枚,當歸十分,甘草七分,草二束,白茝四分,凡七物,以朌膊高舍之。(武威汉代医简·治邚人膏药方88甲)(3)百病膏药方:蜀椒四升,弓窮一升,白茝一升,付子卅果,凡四物,父且,漬以淳醯三升,漬□□□三斤先□□□[枚]煎藥□□□□□□浚去宰。(武威汉代医简·百病膏药方89甲)
按:《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皆有chǎi、zhǐ两音,依据是《广韵》“昌紿切”“、諸市切”,此很可疑。《说文》钮玉树校录:“昌改切。盖即芷之正文,后人误为两字。”徐灝注笺“:改古音读如己,昌改切,与‘芷’同也。”意思是说这两音当合并,这确有道理。这两音下的词义都是“香草”,无别。《大字典》chǎi音下引《楚辞·离骚》“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3]3214,而《大词典》却把这一例句放在zhǐ音下。这种乱象正说明二音当合并,可与“芷”同,读zhǐ,而取消chǎi音。而“茝”与“芷”的关系,正如上文钮玉树所言,当为一字的异体,后人误分为两字。典籍中“芷蘭”亦作“茝蘭”。
2.伍。《说文·人部》“:伍,相参伍也。”[1]157段玉裁注:“参,三也。伍,五也。”[2]149《2周礼》曰“:五人为伍,凡言参伍者,皆谓错综以求之。”《说文》训“伍”为“交互错杂”之义,文献中用例如:《易·系辞上》“: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孔颖达疏“:参,三也;伍,五也。或三或五,以相参合,以相改变。“”伍”在文献中指古代最小的军事编制单位,五人为伍。如:《周礼·夏官·诸子》“:合其卒伍。”郑玄注“:军法百人为卒,五人为伍。”“伍”也指古代户籍编制单位,五家为伍。《左传·襄公三十年》“:田有封洫,庐井有伍。”杜预注“:使五家相保。”[4]92此外,《汉语大字典》还列举了“伍长“”队列;班次“”成对的组合;对偶“”古代作战阵名“”古代兵车编组单位”等义项[3]118。秦汉简帛文献中有“伍”作“军人,士兵”义的用例,《汉语大字典》未收,例如:(1)吞北隧卒居延陽里士伍蘇政,年廿八,□復爲庸,數逋亡離署,不任候朢,小字二,其一黑,其一黃。(居延新简:1251:E.P.T40:41)(2)河平元年九月戊戌朔丙辰,不侵守候長士吏猛敢言之。謹驗問不侵候史嚴,辭曰:士伍,居延嗚沙里,年卅歲,姓衣氏。(居延新简:5498:E.P.T59:1)(3)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罰金四兩。(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钱律)(4)徹侯受百五宅,關內侯九十五宅,大庶長九十宅,駟車庶長八十八宅,大上造八十六宅,少上造八十四宅,右更八十二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宅,右庶長七十六宅,左庶長七十四宅,五大夫廿五宅,公乘廿宅,公大夫九宅,官大夫七宅,大夫五宅,不更四宅,簪褭三宅,上造二宅,公士一宅半宅,公卒、士五(伍)、庶人一宅,司寇、隱官半宅。(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户律)(5)士五(伍)甲盗一羊,羊頸有索,索直(值)一錢,問可(何)論?(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6)爰書:某里士五(伍)妻甲告曰:「甲懷子六月矣,自晝與同里大女子丙鬭,甲與丙相捽,丙僨甲。里人公士丁救,別丙、甲。(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診式)
二、增补和提前例证
1.壻。《说文·士部》“:壻,夫也。”[1]20段玉裁注“:夫者,丈夫也。”[2]7《9尔雅·释亲》“:女子子之夫为壻。”《仪礼·士昬礼》“陈三鼎于寝门外”。郑玄注“:寝,壻之室也。”陆德明《释文》“:壻,女之夫也。“”壻”指女婿,今字多作“婿”[4]457。《汉语大字典》中“壻”的用例见《仪礼·士昬礼》“壻御妇车授绥。”[3]469秦汉简牍文献中的用例增补了《汉语大字典》收例:(1)自今以來,叚(假)門逆呂(旅),贅壻後父,勿令為戶,勿鼠(予)田宇。(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19(五))(2)京國丈人、壻、女舒君、來君毋恙。欲累以丈人,因道泉行,卒不得復。(居延汉简释文合校·73.9)
2.膂。《说文·吕部》“:吕,脊骨也。膂,篆文吕,从肉,从旅。”[1]13《3急就篇》卷三“尻髖脊膂腰背呂。”颜师古注曰“:膂,夹脊内肉也。”《书·君牙》“:作股肱心膂。”孔颖达疏:“膂,背也。”《素问·瘧论》:“循膂而下。”王冰注云:“膂,谓脊两傍。”“膂”谓脊骨[4]1870,《说文》以为“吕”字重文,典籍中罕见用例。《汉语大字典》中汉代以前用例仅见《书·君牙》一例[3]2104。汉代简帛文献中的用例增补了《汉语大字典》收例:(1)即取刑馬膂肉十□,善脯之,令薄如手三指,即漬之醯中,反復挑之,即屚(漏)之;已屚(漏),陰【乾】(煬)之,□□□□(沸),有(又)復漬(煬)如前,盡汁而止。(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养生方126)
3.頯。《说文·页部》“:頯,權也。”[1]173段注:“今之颧字。”[2]1664即颧骨。“頯”字作“颧骨”的义项在汉代以前的传世文献中未见,《汉语大字典》中未收汉代以前传世典籍用例,秦汉出土简帛文献中有不少用例“,頯”“、颜”用在一起,指额头和颧部,增补了《汉语大字典》收例:(1)人奴妾治(笞)子,子以死,黥顏頯,畀主。(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74)(2)或鬭,嚙人頯若顏,其大方一寸,深半寸,可(何)論?比疻痏。(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88)(3)或黥顏頯為隸妾,或曰完,完之當殹(也)。(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174)(4)其病:病足中指廢,胻痛,膝中穜(腫),腹穜(腫),乳內兼(廉)痛,□外穜(腫),頯痛,(鼽)(衄),數熱汗出,脞瘦,顏寒。(马王堆汉墓帛书(肆)·足臂十一脈灸经11)(5)奴婢毆庶人以上,黥頯,畀主。(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30)(6)奴婢有刑城旦舂以下至(遷)、耐罪,黥(顏)頯畀主,其有贖罪以下及老小不當刑、刑盡者,皆笞百。(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122)(7)耐爲司寇,司寇、(遷)及黥(顏)頯罪贖耐,贖耐罪罰金四兩,贖死罪贖城旦舂,贖城旦舂罪贖斬,贖斬罪贖黥,贖黥罪贖耐,耐罪(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129)(8)奴婢自訟不審,斬奴左止(趾),黥婢(顏)頯,畀其主。(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135)(9)吏當:黥媚(顔)頯,畀禒,或曰當爲庶人。(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15)(10)苦頯(?)及(顏)痛,漬以寒水,如(餐)頃,掌安(按)顫,指據髮,更上更下而謼(呼)虖虖,手與口俱上俱下,卅而已。(张家山汉墓竹简·引书97)(11)□□幸得冬寒,頯□□(居延新简·E.P.S4.T2:89B)
4.凷。《说文·土部》:“凷,墣也。塊,凷或从鬼。”[1]260《玄应音义》卷七“坚凷”注引《三苍》曰:“凷,土块也。”《墨子·节葬下》“寝苫枕凷”孙诒让閒詁曰:“凷,本字;塊,或体。”[4]2“15凷”为“塊”的本字,典籍中多作“塊”,罕见作“凷”的用例。《汉语大字典》中收《礼记·丧大记》“:父母之丧,居倚庐,不塗,寝苫枕凷。”《汉书·律历志下》引《左传》“:重耳处狄十二年而行,过卫生五鹿,乞食于壄人,壄人举凷而与之。”[3]307汉代简帛文献中的用例可以增补《汉语大字典》收例:(1)一,以月晦日日下餔時,取凷(塊)大如雞卵者,男子七,女子二七。先【以】凷(塊)置室後,令南北【列】,以晦往之凷(塊)所,禹步三,道南方始,取凷(塊)言曰凷言曰:「今日月晦,靡(磨)尤(疣)北。」凷(塊)一靡(磨)□。已靡(磨),置凷(塊)其處,去勿顧。(马王堆汉墓帛书(肆)·五十二病方105)
按:整理小组注:凷(塊),土塊[5]40。
5.褌。《说文·巾部》“:,幒也。褌,或从衣。”[1]151段玉裁注“:今之套裤,古之绔也;今之满裆裤,古之褌也。自其浑合近身言曰,自其两襱孔穴言曰幒。”[2]143《1急就篇二》“:襜褕袷複褶袴褌。”颜师古注曰“:合裆谓之褌,最亲身者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身自著犊鼻褌,与保庸杂作。”[3]6“75褌”是满裆裤,为《说文》或体。汉代以前的传世典籍中罕见其用例,秦汉简牍文献中则有4处“褌”字用例可以增补《汉语大字典》收例:(1)手卷,足展。衣白絝單□□□□取布袍、長裏各一領,布復褌□□衣。(居延汉简释文合校·27.1A)(2)布襲一領,身。布小褌一兩,身。(居延新简·E.P.T59:51)
摘要:《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是权威性的大型工具书,其收字、释义及列举书证都经过认真考校,达到当今辞书编纂的最高水平,是研究者们参考的重要资料。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出土的秦汉简帛文献可以为《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增补义项、增补和提前文献书证提供帮助,具有重要的辞书学价值。
关键词:秦汉简帛文献,《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附检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M].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
[4]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故训汇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浅析专科辞书的数字化 第4篇
1、传统专科辞书与数字化专科辞书之比较
与普通图书相比较, 辞书更适于先进的数字化趋势, 无论从内容上、形式上, 数字化后的辞书能使读者更得心应手的查阅查询。数字化专科辞书也自然比传统纸质的专科辞书更具优势。但在阅读的直观性和收藏的艺术性, 传统专科辞书更有他独特的魅力。
1.1 功能比较
专科辞书的功能主要是检索, 其次是部分分类排序的专科辞书也能满足读者通读的需求, 通读便于读者全面了解此专科领域知识。传统纸质辞书的检索方式主要有部首、笔画、汉语拼音、英文排序等, 而数字化专科辞书具有强大的检索功能, 检索方式可以提供无限种, 模糊查询、条件查询、分类查询、区域查询、索引查询、全文查询等。甚至可以根据读者的需求, 定制不同的检索方式。
1.2 容量及更新方式比较
传统纸质专科辞书由于受制于纸张、印刷、运输、销售等成本的考量, 容量必须有所控制, 不能无限扩充。例如我社出版的《服饰辞典》, 词目近万条, 200万字左右, 可属于规模较大的专科辞书。而数字化的专科辞书则可以无限量的扩充内容, 提供更多的信息量, 光盘辞书可以通过定期增加词目、增加光盘数量的方式扩充内容, 掌上电子辞书也可以以定期网络更新下载的方式扩充, 网络专科辞书完全可以后台随时更新。
1.3 生产复制方式比较
传统纸质专科辞书众所周知, 生产复制方式成本相对较高。而数字化专科辞书的生产复制成本非常低廉, 运营成本更是可以忽略不计。传统专科辞书著作权保护的是文字内容, 数字化专科辞书著作权保护包括文字内容、软件平台、词目数据库、程序设计等多个方面。数字化专科辞书的复制成本低, 著作权保护法相对落后, 盗版等侵权问题难以有效的控制, 这使数字化辞书的高投入得不到相应回报, 是目前很多辞书出版社不轻易将辞书数字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阻碍了数字化辞书发展的进程。
1.4 便利性比较
体积小重量轻, 数字化专科辞书和传统纸质专科辞书相比在便于携带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纸质专科辞书相对直观, 看得见摸得着, 在习惯于阅读纸质图书的读者眼中, 纸质辞书翻阅、查询方式更为亲切, 这也是纸质辞书的优势之一。
1.5 收藏性比较
当买到一本新书, 抚摸着精美的封面, 翻阅着泛着书香油墨气的书页, 这是多么幸福的一种体会。收藏性、艺术性、美这似乎都只和纸质书籍相关。
2、传统专科辞书与数字化专科辞书未来发展之路
2.1 传统专科辞书依然会长期存在
传统专科辞书在多年发展过程中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内容无论对于传统专科辞书还是数字化专科辞书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 是立足之本, 也是专科辞书最基础的方面。专科辞书与语文类辞书和综合类辞书相比, 更具针对性、实用性, 针对性是因为专科辞书的专业性, 只针对专业读者, 实用性是指专科辞书有时可起到教材或指导手册的作用, 可直接指导行业作业。由此可见, 虽然各行业情况不同, 需要的辞书类型、数量均不同, 但专科辞书的销售量相比语文类辞书和综合类辞书极为有限。因此, 专科辞书数字化平台的建设、数据库的建立相对来说成本更为高昂, 数字化的进程就会比语文类辞书和综合类辞书的数字化进程慢。
另外, 对于行业内的专业读者来说, 传统专科辞书和数字化专科辞书是互为补充、不可或缺的。传统纸质专科辞书在知识的系统性、全面直观性、记忆的持续性等方面的优势是数字化专科辞书无法取代的。纸质辞书不会消失, 纸质专科辞书更会生存更长时间, 但真正具有优势的是优质专科辞书, 真正需要我们辞书工作者努力的还是要提升专科辞书的核心竞争力质量。
2.2 专科辞书的数字化不可逆转
数字化专科辞书是集专业知识于一身的高科技产品, 代表着未来辞书的发展方向, 在市场上有着广阔的前景和极强的竞争力。
未来的辞书也可以采用多样的多媒体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文字、图像、声音的结合可以将以前传统的纸质辞书长篇累牍的文字和大量静态图片不能表达出来的内容清晰生动的表现出来, 比如某种纺织机械的运转方式、某种编织手法, 这样动态的表现非常直观, 能让读者更清楚的了解词目含义。这种多媒体可能是以电子书的形式出版, 也可能是与纸质辞书相结合的方式, 例如在现有纸质图书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小小的液晶显示屏, 书中某些需要视频的词目的位置上有个芯片, 与显示屏对应, 需要的时候触摸芯片, 显示屏就会自动播放相应的视频。
还可以设计类似于现在的儿童教育读物点读笔的辞书, 用专用笔刷在词条上, 可以自动阅读出词条内容。方便视力不好的读者及残疾人士的自助查询。甚至可以直接用语言查询。
传统专科辞书与数字化专科辞书会有相当长的时候是共存的, 或者会一直共存下去。目前, 数字化专科辞书不可能完全代替传统专科辞书, 它们之间不是取代关系, 而是互补关系。
我国的数字化辞书进程还处于初级阶段, 但是不可否认, 专科辞书的数字化不可逆转。对于如何确定专科辞书的出版方式, 是数字为主、纸质为主还是两者结合, 对于数字化平台的设计及确立, 对于出版市场未来走向, 是目前我国出版界亟待解决的课题。
摘要:专科辞书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图书出版行业的时代, 传统专科辞书与数字化专科辞书展现各自的优势, 本文通过传统专科辞书与数字化专科辞书的比较来分析未来专科辞书的数字化发展方向。
关键词:专科辞书,数字化,功能,容量,更新方式,生产复制方式,便利性,收藏性
参考文献
[1]张绍麒.辞书与数字化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2]上海辞书学会, 辞书研究编辑部.辞书编纂经验荟萃[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2.
开放式辞书编纂与共享模式初探 第5篇
关键词:开放式,辞书,编纂,共享
近些年,国内的辞书策划、编纂、出版、使用呈现高速发展的繁荣景象,但这并不等同于高质量发展:辞书运作主要集中于出版部门,体现的是自上而下的、单一的专家模式(见图)。从某种角度上说,目前国内辞书的质量和发展方向完全依赖于专家的智慧和思路,多元化程度不够。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大众在工作学习中使用辞书需求高涨,需要更加多元化的运作模式,特别是以专家为主导、以大众参与为主要形式的开放式辞书编纂与共享模式(以下简称“开放式模式”)。这一模式可以作为专家模式的重要补充,起到互相借鉴、互相发明的作用。
一 开放式模式的界定
本模式将辞书看作是重要的语言资源、文化资源,采用网络电子词典的运作方式,编纂过程最大限度地由专家、大众交互参与,形成的辞书资源由社会高度共享。这一模式体现了三个“开放”理念①:一是观念开放,体现网络互助、文化互助的精神;二是资源开放,将辞书编纂的每个局部资源完全开放,共享精神贯穿辞书编纂的每一个环节,体现了在资源共享上大公无私的魄力和彻底的开放精神;三是编者开放,将文化话语权由精英层面部分下放到平民层面,技术操作上由专家作者层面变成以专家为主导、以大众为主体的开放式编者群,体现对平等精神的尊重。
二 开放式模式的价值
(一)有利于语言文字规范的建设和推广
辞书和中小学教育是推广国家语言文字规范的最主要的阵地和舞台。权威辞书(特别是语文性权威字典、词典,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有一定的语言文字规范作用。西方很多国家没有设置专门的主管语言文字的政府部门,语言规范职能的实现基本是靠权威辞书实现的。我国虽然情况不同,但推出的语言文字规范也不宜过多、过宽、过细,否则会从某种程度上影响语言文字生活的丰富多彩,所以很多规范都需要靠权威辞书来补充和引导。另外,语言文字规范不可能完全依靠行政手段推行到社会语文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但有了辞书,大众只要有查检需要,就会接触语言文字的规范用法。
辞书是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集中体现者,是语言文字规范的重要表现形式。辞书的收字、注音、收词、释义、设例等操作能全面体现国家的语言文字规范。《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中的字形,《第一批异体表整理表》的异体字,《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中的异形词,《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读音,《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中的拼写规范等,这些规范都应该首先在词典中得到体现;再如《汉字统一部首表(草案)》《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范》《GB13000.1字符集汉字笔顺规范》《GB13000.1字符集汉字字序(笔画序)规范》《GB13000.1字符集汉字折笔规范》等,这些规范在编写辞书的音序、形序索引时都是最基本的参照系;另外,辞书的编纂也应该遵循《辞书编纂符号》《术语工作 辞书编纂基本术语》《辞书编纂的一般原则与方法》《辞书编纂常用汉语缩略语》《蒙古语辞书编纂工作原则与方法》等国家标准。所以,在辞书编纂出版过程中,只有以上述国家规范标准为编纂前提和依据,才能保证辞书“无声的老师”地位的实现,促进社会语言文字应用与规范标准的统一,保证语言文字生活繁荣、和谐。
另外,辞书的编纂和使用也为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制订、修订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材料。辞书编纂和大众使用结合在一起,大众在使用辞书的过程,会发现问题,引发有益的学术论争,其合理化建议会成为辞书以及规范标准修订、制订的重要依据。例如,2007年的航天工程“嫦娥奔月”成功实施后,很多人问“嫦娥奔月”的“奔”应读阴平,还是去声?“后羿射日”中的“逢蒙”读“páng”还是“féng”等这些问题大众从词典中得不到解答,或者几本词典出现的注音结果不一致,让大众无从选择。注音不同于词义解释。词义解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一定程度上体现编纂者的主观认识,但语音是统一规范的。这些来自大众使用辞书中发现的问题给语言文字规范建设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需要相关主管部门在这方面做出明确的引导和规定。
开放式模式将最大程度体现大众对辞书的能动参与性与使用广泛性,扩大辞书与大众的接触面,在大众方便地参与辞书编纂、修订、献疑、考证、引用等过程中,使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最大限度地在大众中普及和推广。
(二)有利于大众分享语言文字研究成果
辞书的编纂体现在专家层面,但其使用是全民性的,与大众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紧密相关,具有服务大众的公益性特点。语言文字工作在现代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力深入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近些年,网络的发展广泛而深入,深刻影响着人们获取和使用语言文字知识的方式,大众迫切需要基于网络检索的共享辞书资源。
台湾推出网络版的《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国语辞典简编本》《国语小字典》《异体字字典》《成语典》《新词语料汇编》,受到欢迎。但大陆现有的共享电子辞书资源并不多。它们中有的是由政府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建设的,如国家语委下设的“中国语言文字网”已经共享了《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中学生规范词典》《现代汉语成语规范词典》三部语文性字词典,但大众最需要的、使用面最广的中型、共时描写性的权威语文词典并没有得到共享;有的由政府参与而由科研机构具体建设,如教育部主管的“CNKI知网”新增了“在线词典”栏目,但提供的辞书并非主流权威辞书;有的是由商业公司开发,如“金山词霸”,在发行单机版的同时,还推出了在线共享版,但由于商业考虑,功能和内容都有缩水;以商业性为目的又有一定共享精神的语文性辞书资源中,做得比较有特色是《现代汉语大词典》(在线版)、《古汉语词典》(在线版),但并未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共享;也有民间个人建设的共享辞书,如网上有流传的所谓《新华字典》(电子版)、《现代汉语词典》(电子版)等,都不是权威出版社出版的权威辞书的电子化,而是一些辞书爱好者将一些辞书资源进行汇纂而成,其中的录入错误、解释错误较多,不但影响了权威辞书的声誉,其不正规的内容也给大众使用带来困扰。
从以上情况看,国内本着共享精神的权威语文词典资源开发得还不到位,这也就意味着大众对辞书资源的利用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商业性的纸媒方式,这不符合资源的本质特点共享,无法充分体现其自身的价值。目前,国家提出要让人民分享改革的成果。国家投入大量的科研经费编纂出版的辞书资源,集中了语言学、文化学的研究成果,部分内容应该反馈给大众,由大众享受科研成果带来的利益。
开放式模式的灵魂是:资源建设互动,资源利用共享。此模式本身的电子化、网络化运作为切实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观念和技术上的支持,与传统形式相比,体现着明显的优越性。
三 开放式模式的尝试
开放式模式是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而逐渐受到重视的。在辞书学界,有几次重要的尝试是不容忽视的。
近几年,辞书的网络编纂平台建设相继在各大辞书出版社中受到重视,如商务印书馆采用自建的方式,外研社采用引进的方式,都在尝试将辞书编纂由个人离散行为平台向集约化的协作行为平台迁移。但这些平台主要采用本部门内部局域网方式,依然是专家模式。
2003年,《新华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标志着开放式模式正式纳入辞书编辑出版的视野。它采用由权威出版社面向全国征求新词语条目,然后由专家进行定词的编纂方式。这种征集词条的方式,虽然还只是一个尝试,但这些词典条目来源于大众活生生的语言生活,不再由专家完全控制,体现了一种全新的理念。时至今日,反观词典中择定的2200条新词语,绝大多数是经受住了考验,大多成为当前生活中的常用词语,很多进入了基础词汇、全民词汇。这说明开放式征集词目的模式是可靠的。但这种方式是半开放式的,前半程的征词操作属于开放式,后半程的定词、释义等环节还是属于专家模式。
2005年,针对互联网上语言文字的不规范现象,“光明网”开设了《咬文嚼字》栏目,后改名为《网友问字》。先由大众提问,然后由网站组织专家解答,再将答案上网。2006年,出版社采用类似百科辞书的编纂方式,提取了365个问答编纂出版了纸媒书籍《网友问字》,这也是开放式辞书编纂的一个重要尝试。不过其在开放性上并没有形成突破,依然属于“半开放”模式。
2007年,国家语委下属的“中国语言文字网”设置了由网友共同编纂的“现代汉语网络词典”板块,规定了词条的编纂格式。这迈出了开放式辞书编纂的坚实一步,但其探索性、实验性的目的比较明确,互动活动都是后台操作,大众在前台只有提交内容的操作,所以离真正的开放性还有一段距离。但作为一个政府主管部门下辖的专业网站,这个功能板块释放出很多信息,说明政府已经关注这种开放式模式了。
近些年,一些采用完全开放模式的网络辞书功能模块不断推出,如国外的“维基百科”,国内“百度”的“百度知道”、“新浪”的“爱问知识人”、“雅虎”的“雅虎知识堂”等。它们都是百科辞书性质的,但编纂模式是一致的:在网络环境下,基于网友的提问,由其他网友进行全面解释,很多网友还会提供词条的原始语例、词源信息、释义依据和其他参考材料,解答方式和角度呈现多元化,体现出对一个词条或问题的多样性理解,是真正的平民化、非专家化辞书编纂模式。这种方式不但做到集思广益,而且针对性更强,信息量更大,在网络界影响很大。但平民化并不代表低质化,平民中有专家,特别是随着语文生活的百科化,所谓专家和平民已经没有绝对的界限,有很多参与解答者可能就是辞书专家或语言文字专家,有些可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他们对某些词语特别是专科词语的解释可能比语言学家更全面、更准确。
例如,2007年“拐点”一词的使用频率很高,在“百度知道”等栏目中,很多提问都是了解“拐点”确切含义的,其中很多解答非常专业,如有的数学专家解释“拐点”原是一个数学术语,后来移植进经济领域。但在经济领域究竟什么样的发展趋势是“拐点”的准确特征?很多经济界、房地产界的专家都发表了对“拐点”内涵的看法。这种集思广益的编纂思路体现了对“拐点”词义细节的最接近的理解,可以补语言专家知识面之不足。
以上这些开放式编纂和共享方式启发我们:如果我们的辞书编纂与共享采用此方式,将在编纂理念探索、辞书应用实践、让大众共享语言及文化资源成果方面体现出很大的优势。
四 开放模式的网络电子词典载体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电子词典已经成为辞书的重要载体形式,虽然还无法取代纸媒辞书的地位,但无疑是重要补充形式。电子词典的应用在国外已经进入蓬勃、全面的发展期,国内由于受技术和盗版等因素,进展缓慢。但电子词典最能体现辞书的工具性、实用性、方便性和高效性,代表着辞书载体未来的发展趋势。
目前比较成熟的电子词典主要有传统型、机器翻译型、研究型三种。传统型电子词典主要用于学习者进行普通的词汇查检,是纸媒单语或双语词典的电子化,只是增加了如图片、动画、音频、视频等多媒体信息,增强了词典的形象性和直观性;另外在检索方面大多有初级和高级查询、检索功能,有的甚至提供了可在词项及其释义中进行全文检索功能,这是传统型电子词典相对于纸媒词典的优势所在。机器翻译型电子词典主要用于专业的机器翻译系统,为机器翻译提供原语词典、目标语词典、规则词典等,其编纂主要受制于机器翻译要求。研究型电子词典虽然具有一定的探索性质,但却体现着电子词典编纂思路相较于传统词典的根本性转变,它将词汇语义理论的最新成果和计算机信息处理的最新技术应用于词典编纂,开创性地提出了许多编纂体例,代表了电子词典的未来发展趋势。
以上这三种类型的电子词典,大多是单机版的,不利于共享。开放辞书资源的建设与共享宜采用新兴的电子词典方式网络电子词典。网络电子词典不是简单地将纸媒辞书电子化上网,或将单机版电子词典由单机检索变成网络检索,它的优越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打破时空限制。网络电子词典运作方式是基于B/S模式(客户浏览器/服务器模式),任何一个联网终端通过浏览器都可随时获取词典内容,包括利用手机、PSP游戏机、GPS导航器等通讯终端电子设备,极大地提高了使用的方便性和普及性。
(二)实现了词典内容和功能的随机扩展。鉴于词典词条的内容容量有限,不可能将所关注的检索目标的全部信息展现出来,当当前检索结果提供的信息不足时,随时可以调用网络上其他搜索引擎进行补充检索,包括相关图片、视频等多媒体信息的检索,网络环境提供了满足此需求的无限扩展空间。
(三)体现高度的安全性。网络电子词典可最大限度防止盗版,比单机版能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首先,网络版词典不能被整体下载复制,《古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的网络版运行良好,使用者只能靠合法账户和密码登录使用,无法下载,但《汉语大词典》的单机版却在网络上被大量非法下载;其次,单机方式无法防止软件被快速破解,网络方式可以较好保证后台数据库的安全,即使黑客采用极端方式获取后台数据库,还需要在单机上搭建专业的ASP、JSP、PHP等服务器环境,否则,网络电子词典根本无法运行,这并不是每个普通用户都能胜任的。
(四)动态更新性强。传统纸媒和单机版电子辞书的印刷、光盘制作、发行、销售等环节的周期都较长,所以一些修订内容很难及时与大众见面。而网络词典却可以适时更新,通过网站内容更新系统,快速将修改和补充内容在最短时间内与读者见面。
(五)体现开放化的词典运作理念。网络电子词典相对于纸媒词典和单机电子词典,最能反映出辞书编纂、反馈和共享机制的根本转化,体现最大的全民参与、交互建设特点,最符合资源的开放式建设和共享思路。
五 开放式模式的基本运行机制
由于开放式模式是服务性、公益性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大众,而非专家和研究者,所以定位应该是普及层面,采用语文词典的编纂思路。可以分别做共时描写式词典、字典、英汉双语词典、同义反义词典、成语词典、新词语词典、学习词典各一部,基本可以覆盖应用层面的语文词典的各个类型。在探索阶段,可先以一部语文词典做试点。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辞书编纂与共享应坚持集中性和开放性、权威性和群众性、专业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的编纂原则。
由于开放式模式目前处于实验阶段,不宜采用“维基百科”式的无限制开放模式,应该选择有限制的开放。针对建设和谐语言生活、规范语言文字使用、监测语言资源这三大目标,开放式辞书编纂与共享的实现要基于以下五个基本点:
(一)追求共享内容的权威性、规范性
重视辞书服务于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职能,就应该保证共享辞书内容的权威性与规范性。开放辞书资源不但要重视全民参与建设,更要将已有部分辞书资源向大众共享。应该给大众提供一部中型权威的网络词典,在网络页面上设置固定板块区,和大众参与的交互板块置于同一页面,在固定板块给出每个词目的形音义等信息,这些信息应该尽量保证权威性、规范性,义项不宜过细,一般不反映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不对一些问题进行过细过深的探讨。这一板块可以保证大众部分地享受已有权威辞书资源,最主要的是当大众从其他辞书中发现注音、释义等方面分歧,可以在此找到规范、标准的解释。
(二)以交互性与社会参与性为模式的运作核心
辞书是语言文字资源的集成载体,语言文字具有社会性、群众性的特点,开放式模式要落实这一特点,应保证交互性与广泛的社会参与性。
在网页界面的固定板块区下方设置交互板块区,采用语文性描写词典与学习词典相结合的方式,在设置基本的形音义讨论内容后,整合进字形辨正、字音辨正、构词分析、词源追溯、同义辨析、同类类聚、反义系联、语法功能、语用提示、文化解释等学习词典的要素,设置专门类目,由大众进行交互添加,添加结果实时反馈,这种全方位、全角度、全层次的开放模式可以搜集到一个词全面、详尽的信息,对一个词的认识会更全面深入,也在理论上体现认知语言学将语言本体知识与个人感受、生活经验、百科知识相结合的研究思路。
另外,大众在此板块可就一些有疑问的信息进行理性的争鸣,这种自组织的、有益的学术小讨论,会营造一种基于原生态的、活生生的研究气氛,对词汇学与辞书学的研究也大有帮助。
因为定位于大众参与、使用,一定要保证交互项目的实用性,不应设置过于前沿的语言学项目,如让大众提供一个动词的框架元素或语义格等,否则会因为过于专业化和实验性而拉开与大众的距离,从而丧失其“开放性”的本质特点。
另外,交互板块和固定板块是互通的。固定板块的权威词条和释义是大众参与的基础,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质疑、出新及辩论,一些在交互板块中有价值的观点和结论都被累积起来,经过专家辨析后,直接进入固定板块的修订环节,保证权威内容的及时更新。
以上交互性运作模式的实现基于大众的积极参与。网络运行的最重要保证是大众的广泛参与,否则开放模式无从谈起,甚至网络都不会存在。要全面调动大众的积极性,基于对知识产权的尊重,除了发动和宣传以外,开放模式应充分尊重大众的网络署名权。不管是网络载体,还是根据网络内容出版的纸媒版本,采用大众的信息或依据大众的信息都应该在相应词条后用一定的方式注明,这不但可将辞书资源建设维持下去,还有利于实现辞书编纂与共享的实名制,维护这一编纂机制的严肃性与公平性。
(三)由专家监控与引导作保证
由于语言文字工作具有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紧密结合性和基础工具性特点,所以不能处于完全的自组织状态。我国的历朝历代,大都在中央政府设立专门部门对语言文字使用进行统一规范和管理。语言文字管理工作具有集约性特点,所以开放模式不能无限制地开放,在充分尊重大众参与权的基础上,组织专家梯队,全程监控和管理大众参与内容,对交互板块中大众提供的信息做提取、加工、升华等工作,对大众评论进行积极引导,过滤一些消极、反动的信息,对固定板块内容进行修订、汇总、整改,这样可以保证辞书建设与共享的健康发展,不至于失序和失范,防止有人将语言问题低俗化、政治化,维护语言环境的和谐稳定。
(四)把监控语言资源发展实态作为运作的最重要附带目标
如果说共建与共享一个全面、实用的网络电子词典是开放式模式运作的直接目标,监测语言资源实态是开放式模式运作机制要实现的最重要的附带目标。
当代社会,语言文字生活的发展日新月异。语言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甚至是战略资源,对其发展实态进行监测是摆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面前的紧迫任务。目前的语言资源监测主要是以行政方式,集中专家组成课题组进行研究,较少有大众的参与。一个知识再全面的专家的大脑永远抵不上千万个普通人大脑提供的信息的汇集。
例如,新词语是语言资源监测的重要内容,在新词语预测、计算机自动提取新词语等技术并不成熟的情况下,大量的新词语获取还需要靠人工干预。如果在开放模式中设置新词语交互板块,大众不但会尽量穷尽性地提供年度新词语条目,还会提供释义、语例、用法、词源等方面的丰富信息,也可提供旧词语的新义项、新用法,这里面聚拢的海量信息是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获得的。再如新词语监测工作有时需要判断某新词语是否为当年度产生,虽然我们可以从语料库中查询、印证,但再大的语料库,其规模及覆盖面也是有限的,因此很难界定有些词语是否是年度新出现的。作为语料库测查的补充方式,可以在网络新词语板块中设置“最早语例”项目,由大众提供相关信息,再由专家甄别,尽量保证其准确性。以上这些操作便于相关部门全面掌握新词语的面貌,全方位地关照新词语资源,与专家监测组的工作形成互补。
(五)建构全方位的安全保障体系
开放模式基于网络,就和所有的网络应用一样面临盗版、黑客等安全威胁。开放式模式的运作要有可靠的安全保障,主要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首先是技术保证,要对网络电子词典的后台数据库文件进行专业的、高强度的加密,对数据库内容进行高频的例行自动备份,配置专业的软、硬件网络防火墙等,通过这些操作最大限度地保证共享与交互数据的安全;二是制度先行,为防止抄袭共享辞书资源、乱攒辞书的问题发生,在进行开放辞书建设与共享之前,要建立健全辞书资源使用、引用措施和相关规定。大众的意见一旦在开放模块中发表,其知识产权归相关部门所有,其他人使用必须注明出处,在商业中大量使用必须取得授权。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了开放式辞书编纂与共享的建议与操作思路,但这只是一个大方向,更多的细节性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姜自霞.基于义项的语素构词研究在现代汉语学习词典编纂中的应用[A].郑定欧,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5.
[2]李宇明.辞书与语言文字规范[J].辞书研究,2004,(4).
[3]李宇明.关于辞书现代化的思考[J].语文研究,2006,(3).
[4]王翠叶.汉语言文字标准化工作的回顾及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2005,(1).
[5]王铁琨.规范化、现代化与辞书强国——中国辞书事业发展的思考[J].辞书研究,2007,(1).
语文辞书编纂与古汉语词汇学习 第6篇
一古义、今义不是一刀两断的
王力先生说:“字典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令人彻底了解字的意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咱们该使咱们所下的注解不含糊,不神秘,不致令人发生误会。”(1)要把现代汉语中的词义注释好,必须注意到具体词的古今变化。王力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按其发展演变的情况每一种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就以“死亡”来说,好似容易区分,但如何判断死亡也需要认真研究。王先生曾经批评有的著名辞书注释中死活义不分、一概罗列的缺点。我们不妨用王力先生经常举的语例来观察上述问题。
1.古语直接继承。
这个看似容易处理的问题,但也有难点,即如何准确理解今天继承下来的古义,然后明白无误地注释清楚。王先生举曹操诗《龟虽寿》中名句“老骥伏枥”,指出“枥”有两种不同的注释,《辞源》《辞海》等注释为“养马之所”“马厩”(新版《辞海》已改注为“马槽”),《新华字典》却注释为“马槽”。王先生研究后认为魏建功先生的《新华字典》注释是正确的(2)。魏先生是古汉语研究大家,其书不取旧说,显然是经过认真研究的。“枥”这个词应该说古今义并无变化,但也经过了这样的清理过程,才算注释准确了。
就是解释一个现代常用的词,往往也要追溯到古代的发展变化,才能准确可靠地讲清楚。比如常用词“床”,
《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供人躺在上面睡觉的家具:铁~│单人~│一张~。像床的器具:冰~│机~。某些像床的地面:苗~│河~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释为:供人睡卧的家具躺在~上│双人~│折叠~。像床一样起承托作用的东西车~│琴~│牙~。起承托等作用的地貌或地面河~│矿~│苗~
两本词典似无大的差异,但当初我们研究这个注释时,总觉得像床的器具(机床)和像床的地面(河床)有点不顺,实际上机床和河床也不好说是像床的事物。我们编写组反复琢磨《说文》的释义:“床,安身之坐也。”曹先擢先生说《说文》是“从床的功能出发来解释字的本义”,随着词义扩大,“凡是能起稳定作用的底座都可以床’名之,如机床、车床”(3)。从这里大家明白了“床”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意义,即起稳定支撑作用,不单是外形像床。所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采用了现在这种注法,是否就注对了,还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2.古今词义发生了变化。
这类词最为复杂,也是语文辞书注释最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因为变化的情况多种多样,大而言之就有词义扩大、缩小和转移三种。如果把使用范围、语词色彩等包括进来就更难于理清了。比如“邂逅”,词义是“偶然相遇”,但古代使用范围有限制,只有同亲人或故交不期而遇才能叫“邂逅”。所以《现代汉语词典》以前在释义后注明限于“久别的亲友”(新版已删)。可现实突破了这种使用范围,凡偶然相遇都可以叫“邂逅”。一位记者访问某著名女作家,说她“邂逅”一位男士,就把他请到家里住下。作家就起诉记者对她人身诬蔑(偶然遇上一个男人就请到家住)。记者很委屈,认为偶遇到亲人或故人请去家小住很正常。矛盾就出在对“邂逅”有无使用范围限制变化的理解不同。显然,这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只有实事求是地研究出现的问题,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去搞好辞书的注释。“严格地辨别古今词义的异同,是掌握古代汉语的主要关键。”(4)实际上也是编纂好现代语文辞书的基础。
王先生常举“脸”“眼”作为古今词义扩大的例子。比如“眼”先秦指眼珠子,现在指整个“眼睛”。先生常举“瓦”为词义缩小的例子,古代“瓦”指泥土烧制的器皿,而现在却只指盖房的瓦了。先生常举“脚”“睡”为词义转移的例子,古代“脚”指小腿,现在却指“足”,人走路时接触地面的部分。中国历史几千年,词义在不断地变化,比如“眼”从“眼珠子”变为今天的“眼睛”,就还需要搞清楚它演变的历史,才能确切知道它的词义何时演变成这样的。先秦指“眼珠子”,但到了唐代人的作品中就发生了词义的扩大现象,指整个眼睛了。王力先生概括语言的变化现象说:“什么时代有什么语言,语言是发展的,所以要注意时代性。我今天着重讲这个,因为过去人们常常忽略这一点。”(5)
3.至于词的转生,也是语言中的普遍现象。
王力先生说:“还有一类的字,它们在口语里本来是完全死去了的,但是到了现代却复活了。”(6)这种现象也时常发生在我们身边。“遂行”“时艰”这些词本来口语中已经不用了,但近来又复活了,网络和平面媒体上都有许多新用例。“世情”一词原本指世态人情,几十年前也多不用了,现在不仅复活过来,还增加了“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新义项(7)。语言中的词语不断在变化,研究变化就是考察它的历史发展,就必然会涉及古汉语的词汇语义问题。如果不注意词义的历史发展变化,也就很难把现代的语义注释准确、清楚。
二区分同音同形字和多义字是词典字头分立的依据
语文辞书编纂中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字头的确立和字头的分合。我国的语文辞书,字典是以字为条目,词典也是以字带词,在同一字头下排列以该字打头的词条。先前的辞书如单纯按不同形体的字为单位,也还好办,即每个不同形体的字作为一个字头,不管其义项多少以及它们间的什么关系,甚至连读音不同也没关系,只需要分别注释就行。如果按音序编排,也只按音把字分列成不同读音的字头,问题也不难办。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词和语素的概念,语文辞书的编纂也就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以同音同形字来说,就不能再作为一个字收列,既然是同音同形字(即不同的单音节同音词),它们就不是同一个“字”,应该至少代表的是两个不同的“语素”,按词和语素的观念就应分立字头。因此,字头的确立及其分合就成了语文辞书编纂中要研究解决的问题。这类问题的难点在于多义字和同音同形字的准确区分。
一个字大多不只一个义项,义项之间关系也不一样。有的相互关系紧密,可以清楚看出它们是由本义所引申发展来的,有的字义项之间关系不清,甚至相距很远,一时分不清各义项之间有什么关系,这时就会出现将这类字作为多义字处理或同音同形字处理的难题。作为多义字处理也就只列一个字头,所有义项全放在这个字头下。如果作为同音同形字处理,就需要分立字头。显然,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划分多义字和同音同形字的标准,只有掌握了科学而明确的标准,才能处理好字头的分合问题。
现在辞书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还没有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共同标准,不仅标准不同,就是在对字的义项间关系的认识上也时有见仁见智的现象。有学者认为不同词性的字(单音节词)就应分立字头。这个观点很难贯彻,因为汉语中兼类词太多,还没有一本辞书能完全按这样的标准去做。过去讨论汉语的词类划分时,就有学者提出把一个具有不同词性的词分别当作几个不同的词,以解决汉语兼类词过多的问题。这显然是行不通的。也有学者认为一个字中义项差别大,各义项出现了反义词时,就应分立成不同的字头。这个标准也会产生许多麻烦。比如差别大,大到什么程度就应分立字头?没有标准。各义项是否有对应的反义词也不好作为分立字头的手段。我们在编《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时,曾经多次研究过这类问题。我们认为比较可行和科学的标准是理清字义间的关系,分清全部义项是否属于同一个语义系统,如果是一个系统引申发展出来的,就是多义字,应属一个语义系统放在一个字头下,反之就应分立字头。具体做法是按字义发展的引申脉络关系,相互有引申发展关系的就是一个系统,没有引申关系的就是不同的语义系统,应看成同音同形字分立字头。因为一个字从本义引申发展出来的语义,不管多少它们都有引申发展关系,相互有紧密联系,就应该看作多义字,不应分立字头。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处理字头的收列和分合问题。由于原则不同,所以《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在字头的分合上同现行的一些字典不完全相同,有的地方可能差别还很大,原因在于字头分合标准和理念的不尽相同(8)。
有些字看起来无关的几个意义,在历史上却有共同的来源,而有些看起来有关的几个意义,在历史上却属于不相干的两个词。前者如“塘”字,《新华字典》列3个义项:堤岸,水池,浴池。和似乎无关,但是根据历史资料,确是发展为。后者如“素”字,《新华字典》列5个义项,其中包括:本色,疏菜类的食品(对荤菜来说)。乍看好像发展为,因为素菜比荤菜来得素净、单纯,但据历史资料义是假借为“蔬”,同义无关。《新华字典》是按字音排列,同音同形的字是不分列的,所以在字典中类似“素”的情况字头不分立。《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认为“素”应分立字头,在“素”字下把义项“指蔬菜”、义项“姓”前面分别加了一个圆圈,表示它们同前面义项不属于同一个词义引申系统,应分列字头,但因为义项简单,为了不使字头列得太多,故用变通办法加圆圈处理,参见该词典“凡例”。这同《现代汉语词典》处理不同。
又如“偷”,《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认为其下的“偷窃”义和“苟且”义应分列为“偷1”“偷2”,因为这两种语义不属于一个引申系统。其他词典按自己的体例标准,就没有分立字头。又如“方”,《现代汉语词典》立了4个字头:“方1”是方形;“方2,方向”;“方3,方法”;“方4,正在、正当”。《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没有分立字头。“方”的基本义是方形,上古神话说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因此习惯上用“方”指大地。《淮南子本训》:“戴圆履方。”高诱注:“圆,天也;方,地也。”大地是四方形的,便有四个方位,引申为方向。方形是正的、直的,可以作为人处世的准则和法度,引申为方法。“方”是不偏不斜的,“正的”可以虚化为意义相同的副词“正当”“正在”等。可见“方”的全部意义都属于同一个语义引申系统,只立一个字头就可以了。
我们认为,同一个字不管分不分立字头,根本标准在于它们是多义字(一字多义)还是同音同形字。如属前者自然不应分立字头,如属后者就应该分立字头。但要辨清它们是多义字或同音同形字,必须研究它们各义项之间的关系,考察它们语义的发展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判别多义字和同音同形字的不同。而这种研究和考察就必须追溯词的发展历史,必然同古代汉语的词汇研究有关。
三普通语文辞书的义项排列也可考虑“分时代先后”
王力先生认为:“无论是研究词汇史,还是编写字典,历史观点都应该是重要的指导思想、重要的原则。”(9)首先要“明字义孳乳”,也就是字义间的引申发展关系,“本义最早,引申义次之,引申义的引申义又次之”(10)。有同志认为,只有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历时性的字典才这样。其实不然。王先生说:“明字义孳乳,似乎只是语源字典的事,普通字典用不着。但是,普通字典如果很简单地提及某义为某义的引申,也可以使读者得到一些史的观念。”(11)王先生最不赞成将字义引申关系错乱排列,也就是主张字义排列应“分时代先后”,并以“江、河”两字为例,指出“关于词义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不能倒果为因。上边说了,有些词典认为江、河原为一般河流,后来变为专名,这就叫倒果为因。把词义的历史发展搞颠倒了。”(12)“中国的历史太长了,每一个世纪总有许多新字、新义,如果把几千年的一切字和一切义,都毫无分别地排列着,就等于把历史的观念完全抹煞了。”(13)这就说明,理清词义发展脉络,分别词义时代先后,是编好字典(或词典)的重要工作。
我们体会,王先生分清词义发展脉络和引申关系的思想,在语言研究、特别是词汇研究方面有重要的意义。要探索词汇语义发展的情况和规律,必须先研究具体词语语义的发展,从中才可以看出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抽象的理论探讨,有如无本之木,不大可能发现真正的规律性的东西。因此,应该说,探求词义引申脉络是研究语义和编辞书的基础性工作。其次,一个词的语义是随社会交际需要不断发展丰富起来的,语义之间必然有内在的联系,理清这种发展关系,就容易看到引申发展的线索,可以按发展线索去掌握理解词义,不至于把一个词的诸多义项看成杂乱无章的事物,失去了以简驭繁掌握词义的方法。按发展脉络掌握词义,就不必死记某词某义,可以从本义系联起发展出的各种语义。有人问“惠”何以有谦词的用法,如“惠赠”“惠顾”之类,如果知道“惠”是从“恩惠”“好处”义引申出给人好处、带来恩惠,就明白“惠赠”“惠顾”是别人送我东西或别人来看我,给我带来恩惠和好处,自然“惠”也就成了一种谦词。又有人问,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交战时怎么以“合”来计量,每交手一次为什么叫一合。如果知道“合”的本义为“闭合”“合拢”,引申义为接触,在冷兵器时代,双方兵器交一次手,也就是兵器接触一次,自然也就可以用“合”来计量了。显然,按引申脉络排列词典中的词义对学习的人是很有好处的。再次,上文说了,编语文辞书立字头要分清多义字和同音同形字的不同,这项工作也离不开义项的引申发展脉络的研究。只有先理清词义发展的脉络系统,才能科学地确定它们是多义字或同音同形字。
上述工作很重要,也很有意义,为什么没有人全面去做呢?显然是这项工作太难了。所以有同志认为要做这项工作,要先具备十多个前提条件,准备充分的资料,并且还不是一般什么人都可以做的。这位学者说的话不无道理。但问题再难,总得有人去干吧!条件是逐步创造的,如果我们不做,坐等子孙去做也无不可,但心中总有点遗憾。当年我们将这个问题请示吕叔湘先生时,先生说:“词义发展的脉络,词性的标注等问题,却不简单。但做总比不做好。万事起头难,只要开了头,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总有一天会完备起来的。”(14)我们就是在吕先生鼓励和支持下干起来的。
最初我们研究这项工作时,决定成立一个研究小组,请专门研究词汇史的副主编刘钧杰教授负责。经过初步摸索认为,三分之一的字的意义引申脉络据现有资料可以搞清楚,三分之一的字义经过研究讨论可以搞清楚,当向吕叔湘先生汇报此事时,先生马上问另三分之一的字怎么办呢?我们如实回答:明确标出(字典中用“○”)我们未搞清楚的,留待后来者去研究。吕先生表示赞同,所以他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序中肯定我们“实事求是,现在一时弄不清楚的,不妨存疑,只要不强作解人就好”的精神。
经过数年的努力,我们总算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对大部分字义的发展脉络有了认识。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成果是绝对正确的,恰恰相反,我们之所以把它们拿出来同读者见面,是诚心诚意接受实践的检查,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以便进一步提高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大致可以说某字引申出它后边的各义项,按文献资料是有根据的,至于某些义项间的先后引申关系,由于文献不足,我们学力有限,很难说它们就是定论。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从师友中不时听到不同的声音。郭锡良学长就曾劝我们删去表示先后引申联系的箭头符号,别把问题说得那么死板。我们感谢大家的好意,但我们想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把引申前后关系明确标出,决不是我们固执己见或自以为是,而是想更便于大家挑错指谬,也更利于我们今后“字典”的修订,在大家帮助下使此项工作日臻完善。因此,我们决定将一些可能存在字义引申脉络有分歧的字汇集出版,供大家批评审订。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八百汉字意义源流探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的原因,以便更广泛听取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因此,在本文中对此没有再分析举例。
上面三个方面,仅是我们在语文辞书编纂中体会较深的问题,也是我们学习王力先生辞书学思想的一点心得,不一定都正确,认识还有待深入,敬请大家指教。
摘要:本文从辞书编纂方面指出古今汉语一脉相承,从词义注释、字头分合与义项排列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字义,引申,字头分立,字义排列
参考文献
[1]王力.王力文集[M].第三卷、第十二卷、第十六卷、第十九卷、第二十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2]吕叔湘.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序[A].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04.
[3]刘钧杰等.常用汉字意义源流字典[M].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11.
辞书思想 第7篇
中文“元素”一词在现代汉语中主要有两个意义, 一为本质或要素, 一为化学元素的简称。汉语中“元素”作为一个词最早出现于《三国志蜀志》中, “汉嘉太守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喜”, 其中“元素”是以人名形式出现。在中国古代文献里“元素”作为一个词多是以人物之名、字、号的形式出现, 如《旧唐书卷十四》的“御史大夫李元素为润州刺史”, 《新五代史卷六十二》的“觉与朱元素有隙”, 《古周易上经》的“杨元素侍读”等等。英文“Element”一词产生于13世纪, 源于拉丁语“Elementum”, 最初指组成物质的四种元素 (土、空气、火、水) , 即西方之“四元行”理论, 认为气、火、水、土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元素, 其思想源自古希腊哲学。这正与我国的“五行”说相对应, 我国古代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组成。世界第一部英汉-汉英的对照字典《华英字典》 (1815-1823) 将“ELEMENTS of the Chinese, in nature”译作“金、木、水、火、土”。在此基础上“Element”后来又用于指称化学元素。“Element”一词属于化学学科中的基本术语, 转换为中文时曾出现多个词语与之对应。在“Element”的西文中译的过程中, 学者们主要采用的中文词语有“行”、“原质”、“原素”、“元素”、“成素”、“要素”、“原行质”、“元质”、“质”。众所周知, 在词语的规范和理解方面, 辞书是功不可没的, 因此, 本文主要选用了十几部20世纪早期的辞书, 针对“Element” (元素) 这一化学词语的中文用词的演变加以阐述。
1902年, 上海商务书馆出版我国第一部英汉字典英国传教士罗存德编辑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 在当时而言也是最早的英汉双解词典。在“Element”词条下, 首先以英文进行解释“The first or constituent principle or minutest part of anything”, 接着平列出汉语对应词即“行, 本, 原质, 物之本质”, 并且列举词语:“the five elements of Chinese philosophy”对译“五行”, “the 76elements of Europeans”对译“七十六原质”。由此推断, “Element”对应“行”、“原质”二词。
1903年, 上海明权社出版汪荣宝和叶澜编辑的《新尔雅》, 是近代中国较早的专门收集和解释汉语新名词的具有现代学术辞典性质的辞书。由于汪荣宝和叶澜曾留学日本, 在《新尔雅》词语的选录上深受日语的影响。日语中具体的化学元素有许多都用“某素”表述, 如“水素” (氢气) 、“窒素” (氮气) 、“炭素”、“硼素”、“硅素”、“镁素”、“钠素”、“钾素”等, 从而归纳出其类名“原素”作为“Element”的中文用词。该书较早运用通俗的辞典形式给“原素”下定义:“含于物体中, 造成单体之原料者, 谓之原素。”
1908年,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我国最早的审定科学词汇的辞书《化学语汇》, 书中分别列出科学词汇的英、中、日对译词。“Element”对应中文的“原质”和日文的“元素”。
1913年,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务书馆英华新字典》收录“Element”一词, 并将其解释为“原质”、“物之本质”。
1915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陆尔奎、方毅、傅云森等编撰的《辞源》正编, 它兼收百科, 强调实用, 是一部综合性、实用性极强的百科式大型工具书。其中收有“元素”与“原质”。对“元素”解释较简省:“即原质。详原质条。”而强调对“原质”的解释, 标出英文对应词“Element”, 指出所属学科“化学名词”, 并详细解释为“最纯之物质。任用何法。不能分为二种以上之异性物质也。现已考得者。曰八十余种。可分为两大类。一曰金属。一曰非金属者。非金属者。无金属之性质。如硫黄、养、淡、轻等。金属者。有金属之性质。能代替酸类中之轻而成为盐类者。如金、银、钾、钠等。其中又分为轻金属 (如钾、钠、钙、鎴等) 重金属 (如金、银、铜、铁、锡等) 两大部”。
1920年, 中华书局出版陈英才等编辑的《新式理化词典》, 这是一部专门性的学科性词典, 收录了大量化学词语, 其中包括“元素”和“原质”。“元素”条下首先以“化”字明确其为化学用词, 接着进行解释“东籍称原质曰元素”, 此处“东籍”即指中国以东的“日本”, 说明“元素”为日源词。同时, 该词典还收录“原质”一词, 在该词条下标注出英文“Element”, 以“化”字明确其为化学用词, 对“原质”作了详细的解释, 即“单体及化合物中皆含有原质。化合物为二原质虽只一种。能成数种单体。如炭为一种原质。其所成单体有炭及金刚石、石墨等类。凡化合物可分解为数种物质。逮至该物质不能再分解时。即定此物质为原质。原质云者。在今日化学界尚未能分解之物质也。现今所知之原质。约八十种”, 定义较之以往辞书更加专业性, “在今日化学界尚未能分解之物质也”, 强调“原质”为化学范畴术语的同时指出其特性是“未能分解之物质”。
1926年,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樊炳清编译的《哲学辞典》, 是根据日文、英文资料编著的, 是一本较早介绍西方哲学的工具书。其收录“要素”一词, 标注“Element”, 并作解释:“或作成素, 原素。义同。凡构成一事物之主要的成分, 其性质最单纯, 更无法可以分析者, 是也。其在物质科学上, 率作原素或元素, 以指究竟不可分之物质成分。乃各有种种原子量 (atomic weight) 者, 亦谓之原质。或以原质当 (Urstoff Grundstoff) 之译语, 故称原素以别之。其曰原质者, 指古代哲学之所谓世界原质, 如希腊人所说之水火风或阿屯 (atom) , 又可名之为太元者, 即是。至原质之与原素, 其实非有大区别。惟在古代, 出于哲学的思辨的考索, 近代则由科学的经验的研究以得之者, 其意义较确定耳抑此种单纯不可分之性质, 不独就物质界言之, 亦得应用于精神现象。试取复杂之精神作用, 而由内省的抽象的作用, 以分析其内容, 终有至于不可更分析者。如斯原始的单纯的成分, 在精神科学上, 不谓之原素, 而谓之要素, 如云精神要素’, 意识要素’是也。心理学之取精神复合说者, 要皆承认有此要素, 而由此要素之结合, 以说明一切心的现象。如英国联想派, 以观念为要素。赫尔巴特派, 以表象为要素。冯德则取二元的见地, 而谓感觉为客观的要素, 单纯感情为主观的要素。此外有从感情方面以说要素者, 有从冲动方面以说要素者。心理学之有派别, 正以其解释精神要素, 见地不同, 故也。”由其解释可知, “要素”亦可代之以“成素”、“原素”、“原质”、“元素”。“凡构成一事物之主要的成分, 其性质最单纯, 更无法可以分析者”是其一般意义, 若具体分析:意义层面有两个, 一为物质科学, 大凡称为“原素”、“元素”、“原质”, 指“究竟不可分之物质成分”;一为精神层面, 称为“要素”、“原质”, 因此亦兼有哲学名词之称。
1930年, 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舒新城主编的《中华百科辞典》, 收录“原质”一词, 标明英文“Element”, 且以“化”字说明该词所属学科, 解释“原质”时增加实例说明, “物质分至不能再分解时即为原质, 化合物为二种以上原质所成, 单体则为一种原质所成, 亦有数种单体。同一原质者:如炭为一种原质, 其所成单体有炭及金刚石, 石墨等类是。”
直至1932年全国第一次化学讨论会之后, 化学界才逐渐对“元素”一词的使用达成较统一的认识。次年, 国立编译馆出版《化学命名原则》, 开篇即指出“凡元素及化合物定名取字, 应依一定系统, 以便区别, 而免混淆”, 指出《化学命名原则》之目的是为了使化学名词得以规范。其将“Element”对译为“元素”:“凡以化学方法不能分解为更简之物质者, 称曰元素 (element) 。”同时对选用“元素”一词进行说明:“Element一字, 或译元素, 或译原质。然质字与广义物质之质字易滋误会。易纬干凿度曰:太素者质之始也’;孝经纬钧命决曰:形变有质, 谓之太素’, 是称质之原曰素, 古训已然, 故用元素。”《化学命名原则》的制定对“Element”中文用词的规范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同时对之后涉及或收录“Element”之辞典词条的选用产生一定的影响。尽管如此, 我们知道规范制定后的普及需要一定的时间, 是逐渐地得以统一, 因而之后的辞典中仍存有“原质”、“元素”并选的现象, 不过解释时有所侧重。
1933年, 上海南强书局出版吴念慈、柯柏年、王慎名合编的《新术语辞典续编》。词典中“元素”与“Element”互译, 解释为:“一物底性质最单纯的, 不能再分析的构成成分, 就称为元素’。这本来是物理学中的术语, 元素’是不可再分的最单纯的物质, 如氧氢等;而化合物’是由诸元素’所构成的, 如2氧1氢合成为水。应用于哲学, 把复杂的精神现象分为单纯的元素’, 如冯德 (Wundt) 之以感觉为客观的元素’而感情为主观的元素’, 而以这二种元素’底结合来说明心底现象。”指出“元素”亦可作“要素”、“成素”, 是“不可再分的最单纯的物质, 如氧氢等”, 简洁明确。同时指出“元素”亦为物理学和哲学术语。
1934年, 魏嵒寿主编的《英汉德法对照化学辞典》出版, 其中收录“Element”, 与之对译之词为“元素”, 解释为“系组成物质之基本体。用化学方法, 不能再行分割之原质”, 其中亦提及“Element”另一用词“原质”。
1935年, 上海商务书馆出版《王云五大辞典》, 附录英汉词表中“Element”对应“原质”和“元素”。将“元素”解释为不能再分析的物质, 如金、银、钾、钠等”, 将“原质”解释为“亦叫元素, 系最纯粹而不能分析的物质”, 并收录“原质名”, 即“化学原质通用的名词”。此部辞典更重“原质”。
1935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大字典》“原质”与“元素”均收录。“元素”释为“不可分析之本体。如养气轻气之类。旧译作原质。英文Element”, “原质”释为“一称元素。英语曰“Element”。称“旧译作原质”说明此部辞典更重“元素”。
1936年, 上海天马书局出版我国第一部专门收集外来词的词典, 即胡行之的《外来语词典》。将“Element”对译作“原质”并以“化”标明学科属性, 解释为“组成物体之单纯的不能再分的微小物质。已经发现了有八十余种。分金属与非金属两大类。近又发现一批放射性~, 为镭, 锕, 铀等是”, 分别从定义、数目、种类上作解, 较为清晰。
1936年, 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出版。收录“元素”与“原质”词条。“元素”条下标英文“Elements”, 并明确指出其为“化学名词”, 解释为:“凡以化学方法不能分解为更简之物质者, 称曰元素, 旧谓之原质。现已确知者有八十种, 大别为金属元素与非金属元素二大类。元素之名各以一字表之, 气态者从气, 如氢、氦、氮、氧等是;液态者从水, 如溴、汞等是;金属元素之为固态者从金, 如钠、镁、钙、铁等是;非金属元素之为固态者从石, 如碳、硼、硅、磷等是。”其定义沿用《化学命名原则》。同时收录“原质”, 指出“元素之旧称。详元素条。”其解释类似《辞源》, 区别在于:《辞源》重“原质”, 《辞海》重“元素”, 当然这与两部辞典的属性以及化学名词的逐步规范是密切相关的。
随着《化学命名原则》对“元素”一词加以专业性的规范, “元素”一词逐渐在“Element”中文用词中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在化学学科里“元素”逐渐取代其他“Element”中文用词, 而且在辞书词条收录上亦体现出其优势。从而使“元素”一词成为化学专业中的基本词, 同时也成为汉语词汇中的重要一员。
在词汇发展史上, 新概念的产生必定通过相应的词语表述, 每产生一个新的概念, 就要创造一个新的词语来表示它。同一概念亦可通过不同的词语表达, 最终选择一个约定俗成的词语作为通行的表述。就“元素”而言, 其生成可能具有某种偶然性, 然而它的使用则具有约定俗成性。
在词汇发展史上, 新概念的产生必定通过相应的词语表述, 每产生一个新的概念, 就要创造一个新的词语来表示它。同一概念亦可通过不同的词语表达, 最终选择一个约定俗成的词语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