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阶段范文（精选12篇）

现实主义阶段 第1篇

任何事物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外部条件而凭空存在。讨论教育公平问题、尤其是当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的教育公平问题, 绝对不能置当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不顾, 空谈理论上的公平问题。笔者认为, 当前中国社会教育公平的内涵, 应从教育公平的法理内涵、社会现实条件的制约、以及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的特征三个方面来界定。

一、教育公平的法理内涵

公平概念在法理学意义上应包括四种含义:一是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指机会均等。三是指分配公平, 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每个人获得与自己投入的有效资源相称的收益。四是结果平等, 指人们在最终消费上的平等。

教育公平的最基本要求, 是指在教育领域人人享有平等的法定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古老原则, 但是人们在对它的理解上却也经常出现偏差。具体来说, 应注意这样几点: (1) 平等不是等同, 平等并不否认多样性和差异性; (2) 平等是一种权利能力的平等,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许多例外;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具有理想因素, 其最终实现有待于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整体进步与发展。因此, 教育公平只是确保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并不保证人人达到一样高的教育程度。

教育公平更进一步要求教育机会均等。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 公平首先被定义为机会公平。“公平的定义是两项基本原则。第一项是机会公平, 即一个人一生的成就应主要取决于其本人的才能和努力, 而不是被种族、性别、社会及家庭背景、或出生国等因素所限制。第二项原则是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 尤其是享受健康、教育、消费水平的权利。”罗尔斯认为, 一个社会所应该具有的伦理选择必须要考虑社会中最不幸的人他们的社会机会。只有机会均等的社会才是公平的社会。在论述其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的两个原则时, 罗尔斯写道, “第二个正义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 使它们 (2) 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可以这么说, 当前中国的教育公平问题, 机会公平已经取代权利平等成为第一位的问题。

教育公平更要求分配公平和结果公平, 这是涉及到所谓实质正义的问题。这是罗尔斯的第一正义原则:“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 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实质正义即分配正义问题, 一直都是伦理学密切关注的问题。就教育公平而言, 仅仅谈论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的平等是空洞和没有意义的, 只有真正实现教育产品的分配及消费上的公平, 才是落到实处的公平。

总之,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教育公平首先是教育机会的公平。这就是说, 要确保每一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和机会。其次, 教育公平还包括教育过程的公平, 这就要求政策确保每位应接受教育的公民在事实上能够接受教育, 使得权利上的平等落实到事实上的平等。最后, 教育公平还要求教育质量的公平。这是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最高要求, 它体现为每位公民享受同等质量的教育服务。从制度层面上来看, 教育公平就不仅仅是一种公平分配资源的理想, 它还是一种保障公平理想实际操作的救济规范和法制制度, 而这种制度又直接决定于并反映出社会关于教育公平的理论认识。

二、社会现实条件的制约

以上关于教育公平的分析纯属理论分析, 谈教育公平问题, 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中国目前最大的现实就是, 正处在并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 我国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 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多亿人民的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从21世纪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但是, 从大的发展阶段看, 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王梦奎认为, 从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至少100年时间, 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还将社会主义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归纳如下: (1) 工业化历史任务尚未完成, 中国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2) 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 (3) 城乡二元经济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 (4) 经济总量虽已升至世界第四, 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 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

我国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 这是对我国现有社会制度基本性质的总概括和总规定, 是我国国情的一个基本方面。因此, 教育公平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 是我们国家必须追求的一个政策目标。还而, 如上所述, 我国的特殊国家决定了现阶段我国教育公平还有很多问题。教育不公平现象很多, 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不同理解。从具体表现层面来看, 有如下种种不公平现象: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的不公平、重点学校教育与一般学校教育的不公平、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不公平、男童教育与女童教育的不公平、优等生教育与后进生教育的不公平、升学教育与就业教育的不公平、关注知识与关注能力的不公平。从实质层面来看, 这种种不公平现象可以归纳为:教育起点的不公平 (即教育机会的不公平) 、教育过程的不公平和教育结果的不公平。

三、作为公共产品的教育

公共产品是一类特殊的商品。美国学者P萨缪尔森于1945年提出了确认公共物品的两个标准, 即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后来为各国学者所公认。所谓非排他性, 即是指无法排除任何人享受某一公共物品的利益, 或者说要排除任何人以公共物品的消费需要花费非常大的成本。而所谓非竞争性, 即指一个人对某种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减少他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 或者说增加一个人的消费, 并不会带来成本上的增加。

完全满足上述两条标准的物品被称为纯公共物品。然而, 许多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并不是纯公共物品, 确切地说, 应称为准公共物品。也就是说, 这些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不充分。教育就是公共物品下的一种准公共物品。虽然美国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将教育界定为纯私人物品, 但更多学者尤其中国学者主张将教育界定为公共物品下的准公共物品。以某所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为例, 其在消费上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是以学校的招生容量和规模为限度的。在限度之外具有较明显的竞争性和排他性, 扩大招生规模往往需要增加师资和其他投入, 成本非常高。但在限度内具有相当程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尤其是较好地具备了非排他性这一特征。

教育作为准公共物品的性质, 对公平问题提出了特别的要求。

一方面, 教育产品极强的正外部性要求政府资助教育, 促进教育公平。外部性, 简单地来说, 是指经济活动的主体的行为对他人产生了影响, 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的现象。换言之, “外部效应就是未在价格中得以反映的经济交易成本或效益”。外部收益即正的外部性, 它是准公共物品的普遍现象。教育的外部收益体现在, 对教育产品的消费, 其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通俗地说, 个人对教育产品的消费, 受益者不仅仅是消费者个人, 整个社会和国家都会因公民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的提高而受益。教育的外部收益表面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如果教育产品的生产成本全部由私人承担, 那么消费者会以自己的估值 (如支付的学费相当于多少日用消费品等等) 来判断教育消费的价值。通常会产生教育消费不足的问题。现阶段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不少问题, 如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和儿童失学、大学教育普及程度相对滞后等, 都是这种原因造成。因此, 国家和政府必须资助教育, 通过分担一部分教育成本, 提升国民对教育产品的消费意愿, 增进教育公平。

另一方面, 不同类别和不同层次教育产品在公共性纯度上的差别, 对教育公平提出了区分层次的要求。就类别而言, 根据教育活动的直接目的和功能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两个类别: (1) 以社会的共同需要为主要目标的教育活动和 (2) 以满足个人需要为主要目标的教育活动。前者是在特定条件下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为满足国民最基本的素质要求而开展的教育活动。从层次上来看, 大致对应是初级教育阶段, 在我国主要是指九年义务教育, 即小学和初中。后者首先以满足个人需要为直接目标, 主要影响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就其程度而言是国家法定义务教育以外的各种更高层次的专业性的教育, 如高等教育及各种专门的消费教育。第一类教育产品公共性纯度高于第二类, 教育公平的政策目标首先应确保初级教育的公平, 在此前提下逐步扩大教育公平的范围。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 可以就本文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公平理论的探讨作以下总结。

无论是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教育产品的外部收益来看, 还是从新形势下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施政目标来看, 教育公平都理应是我国社会值得追求和必须去追求的价值目标。教育公平的一般内涵, 包括教育机会、过程和质量三个层面上的公平。社会主义教育公平的实现, 首先应确保机会公平, 最后追求结果公平, 即教育质量的公平。从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条件制约以及不同层次教育产品不同的公共性纯度来看, 现阶段教育公平不应强求无条件平等, 而应承认教育差距的现状, 结合国情区分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分区域、分阶段、分层次逐步推进。

现实主义阶段 第2篇

读《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有感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论》是列宁1916年春天在苏黎世写成的。说实话关于这本书我没太读懂，只能凭现在的理解来解读一下。本书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基础上继承和发展，围绕马克思原理阐述了帝国主义的意义、发展特点和在各个方面的表现。

本文主要是围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观点，在前六章重点分析了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

第一：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第二：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第三：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四：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第五：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在本书的第一章“生产集中和垄断”中，列宁描述了帝国主义的第一个基本特征。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文中还提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

往往与对领土的控制相连接，世界领土被瓜分完毕及要求重新瓜分是帝国主义时期的特点之一。殖民地作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对于帝国主义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对世界领土的瓜分与斗争是十分尖锐的。

现实主义阶段 第3篇

都说美国是个崇尚消费的国家，而如今那里却出现了“Freegan”族怪人。Freegan是个复合词，由free（免费、自由）和vegan（严格素食主义者）合成。Freegans是指那些不购物（包括食物）、不开车、不买房，尽可能不消耗资源而生活的人。不要以为Freegans都是些穷光蛋，他们绝大多数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体面的工作。他们认为过度消费正是导致地球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使周围人真正意识到“浪费可耻”。他们靠别人丢弃的“垃圾”为生，吃的、穿的、家具、电器……凡是还能用的，都可能成为他们的“宝物”。也许当所有人都明白了节约的重要性，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

许三多：“钝感”无敌

2007年度《新周刊》“新锐人物”称号首次颁给了一个虚构人物——许三多。获奖理由是：许三多以钝感的力量感召了普通人的心灵。“钝感”最早出现在日本作家渡边淳一的《钝感力》一书中，从字面上可以直译成“迟钝的力量”。不过渡边淳一强调，钝感不等于迟钝，它强调的是一种耐力和定力，是厚着脸皮对抗外界的能力，是积极向前的人生态度。我们在观看电视剧《士兵突击》后发现，许三多身上的“钝感力”诸如迟钝、老实、傻、缺心眼、执著、一根筋等，在如今这个人人渴望迅速成功的浮躁时代显得尤为可贵。“钝感”不再只是一种性格，更是一种品德。而虚构的许三多最终能击败李安、史玉柱等众多成功人士当选，充分证明了“钝感”的魅力。

陈冲：我们不需要“伪沟通”

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的高二女生陈冲向上海8大区12所中学发放了800份调查问卷，并进行了大量电话采访，花费一年多时间完成了题为“上海市区高中生与父母沟通状况研究”的近5万字的报告。报告显示，一种只谈学习没有情感交流的“伪沟通”正成为上海高中生与家长交流的通病。

陈冲在调查中发现，有42%的高中生表示父母非常愿意与自己交流，31%与父母每天交流，43%认为父母能耐心倾听；而另一组数据显示，50%的学生认为父母不太了解自己，69%认为与家长沟通存在障碍。“似乎有不错的沟通，却没多少实际效果，这就是伪沟通的危害！”陈冲认为“伪沟通”的症结在于父母最关心的是“学习或和学校有关的事”，而同学们“最烦家长整天唠叨学习”。她建议家长应丰富沟通内容，从关注学习转向关注全面，变“伪沟通”为“朋友式沟通”。

陈冲的报告引起了全国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这表明研究性学习如果从实际生活出发，就会更有生命力和感染力。而陈冲认为，自己最大的收获不在论文本身，而是在调查和思考的过程中不断地反省和领悟，完成了从“叛逆”到“与父母和谐相处”的积极转变。

泰康数学奖：创新思维最重要

现实环境下我国侦查阶段辩护权探讨 第4篇

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曾经说过:“刑事诉讼的进化历史可以说就是辩护权发展的历史。”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历史是从早期的纠问式诉讼模式逐步演进到现代成熟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1679年英国的《人身保护法》第19条规定:“关于本法所称的对犯罪行为的控诉, 各被告可以对争议点答辩。”而“辩护人制度”作为一种积极的补充, 保障辩护权得以实现。第一次规定了现代意义上的辩护权。而现代意义上的侦查阶段辩护权在近代刑事诉讼的两次重要革命“行政权与司法权分离”、“控审分离”后才首次出现。此后数百年的刑事司法改革逐渐将单纯作为刑事诉讼权利的辩护权上升到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 并且规定了诸多救济途径, 从而迫使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不得不为辩护权留出足够空间, 由此侦查阶段辩护权不断得到完善。

由于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益随时处在遭受侦查权侵犯的威胁之下, 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利益, 刑事诉讼法将侦查阶段辩护权规定为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一项法定权利。犯罪嫌疑人应当在侦查机关实施的侦查活动可能侵犯到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之时, 才能够运用辩护权保护自己最基本的合法权益。可见侦查阶段辩护权是一种在侦查程序中运行的防御性权利。

2 我国侦查阶段辩护权的立法评述

2.1 侦查阶段律师的身份问题

“保障辩护权, 首先必须保障辩护人委托权。”现行刑诉法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有权委托辩护人。”赋予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明确的辩护人身份。与96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委托辩护人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

2.2 侦查阶段律师允许进行的活动内容

审查起诉阶段的律师较之于侦查阶段的律师, 虽同为辩护人, 但被允许进行的活动内容仍有较大的不同。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 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 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活动内容比之96刑诉法已条文的形式对侦查阶段律师辩护内容予以明示, 也赋予辩护律师一定范围的调查取证权, 但仍然缺少阅卷权。

2.3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通信权

律师的会见通行权及安排会见的时间, 通过在实践中严格落实该条, 可以有效解决侦查阶段律师会见难的问题。现行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使《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作为两部位阶等高的法律, 在对律师的会见监督方面的规定达成了一致。

2.4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有助于实现侦查阶段证据收集的全面性、客观性、准确性, 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反观96刑诉法, 并未规定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而调查取证权和阅卷权实质决定了律师开展刑事辩护的质量, 这种权利缺失使侦查阶段辩护权难以与侦查权相抗衡, 不符合控辩平衡的理念。赋予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 有助于提高犯罪嫌疑人程序性主体地位, 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落到实处。

3 对完善我国侦查阶段辩护权的几点思考

现行刑诉法对侦查阶段辩护权的规定与96刑诉法相比有了巨大的进步, 体现了刑诉法修正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宗旨, 在刑事司法改革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但笔者认为仍有诸多方面可以加以完善, 就此提出几点浅陋的思考:

3.1 应当建立沉默权制度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 沉默权早已为西方各国国内法所确立, 对此贯彻最为彻底的当属美国, 其强制要求侦控方及裁判方不得因犯罪嫌疑人的沉默而推定其有问题, 但这样的要求对控诉方来说可能过于严苛。基于我国现实情况, 可以选择有限制的沉默权, 即针对侦查阶段的沉默, 由裁判者做出合理推定。

3.2 应当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阅卷权

在侦查阶段, 包括辩护律师在内的辩护人是不享有查阅案卷的权利的。没有阅卷权, 便无法掌握丰富的基本案件事实材料, 无法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效的刑事辩护。为了能够给犯罪嫌疑人提供实质有效地辩护, 应当赋予并丰富侦查阶段律师的阅卷权。

3.3 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讯问在场权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秘密侦查讯问体制, 使得讯问成为不受监督的绝密空间, 成为滋生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的温床。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讯问在场权, 可以有效监督和制约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 防止侦查人员滥用非法讯问手段进行讯问, 同时律师还可以从侦查人员的讯问中获取案件事实材料, 为在侦查阶段进行辩护做好充足的准备。但现行刑事诉讼法未规定该项权利, 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无疑极为不利。

摘要：首先阐述了侦查阶段辩护权的历史沿革及性质, 随后着重分析了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侦查阶段辩护权规定的进步与待完善之处, 最后针对现实情况提出完善我国侦查阶段辩护权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侦查阶段,辩护权

参考文献

[1][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M].刘迪, 张凌, 穆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2]熊秋红.刑事辩护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

现实主义阶段 第5篇

读后感

系别：化工系

班姓学号：日期：

读罢《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书，心中泛起了一些简单的感想。列宁在这本书中很全面地论述了帝国主义。在相关书籍中看到，后人评论这本书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继续发展。这本书总结了《资本论》问世后半个世纪中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个时候，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了。列宁就其中几个经济方面的表现进行了系统的精彩的分析，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帝国主义是一种腐朽的资本主义。列宁在序言中直接点明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这些角度上讲，这本书不愧为一本思想巨著。

资本主义的竞争发展，最终会形成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到前所未有的尖锐化。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是“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竞争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垄断没有消灭商品经济，所以它不能消灭竞争。垄断实际上并没有消灭竞争，却是竞争的另一种形式。占据主导地位的垄断竞争包含了以下形式：垄断组织内部的竞争；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垄断组织和费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列宁在书中写道，“现在已经不是小企业同大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同技术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现在已经是垄断者在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不屈服于垄断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

恩格斯在第三章有关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中的论述十分精彩，个人也对这一段比较有感悟。这一章主要围绕着帝国主义的“垄断”展开阐述。它主要说明了金融资本统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最终形成这样一个“帝国”。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即垄断阶段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的资本巨头手中，货币财富越来越被少数大银行所控制。希法亭对金融资本给出了一个自己的定义，但是列宁批判了这个观点。列宁指出：“生产的集中；由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正是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金融寡头的统治得以渐渐形成。少数垄断的巨头们掌握着金融资本，他们用金融武器统治着这整个资本的世界，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甚至掌握国家政权。金融寡头们的统治遍及了整个社会生活。列宁指出：“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

金融寡头们统治、剥削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所谓的“参与制”。一级一级的母子公司控制机构让母公司有能力用较少的资本控制支配比自己大许多倍的资本。如果这样一级级地支配下去．那么也许母公司拥有100万资本，就能控制几千万资本的子公司。金融寡头只要以较少的资本就能控制超过自身许多倍的资本．以致掌握工商业。控制整个国民经济。金融寡头本身的资本实力并没有到绝对的高度，但是这种体制，或者说他们所制定的游戏规则极大地增加了寡头的经济实力，使它们成为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宰。资产阶级的规则制定者们也设定了一些制度，以引导群众的思潮，并维护自己的游戏规则。资产阶级宣扬着“民主化”。这一点表面上看出发点固然是好的。只要你入股，都可以获得公司所获得的一部分利，似乎形成了“资本的民主化”的良好局面。但是看看形成的局面是什么样子的呢？小额的股票可以让公司广泛地收集社会上的闲散资金和货币资本。金融寡头手中的钱越多，他们赚钱的能力就越强，他们就越能掠取垄断所带来的利润。如果说子母公司之间是一个树状图，那么发行的股票就相当于在人民大众之中建立了一张增强实力的大网。如果我们从小额股票的拥有者的角度看，他们觉得这种制度很有利，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以一定风险来获得一定利润。他们并不会觉得，这种方式其实是在增强金融寡头的势力，让他们可以明目张胆地

继续盘剥大众。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是被资本家私人占有的，这是他们用以剥削的形式，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劳而获。直到顶峰时，少数金融寡头利用工业资本、金融资本溶合统治着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资本主义也就变成了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此后的几章，列宁讨论的内容就是金融资本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

之前在我高中时，全球爆发了金融危机。于是为了跟风了解时事的我爸和我也都去买了几本有关金融危机的书籍。其中《货币战争》和《谁来拯救美国》两本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货币战争》开篇就向我们介绍了现代金融业的体系是如何建立的。从最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谈到了JP摩根。它特别提到了以美联储的头头格林斯潘为主的一个金融俱乐部。它集合了世界的首富们，而许多人认为这样一个俱乐部是世界经济政策的权威和决定者。金融家们究竟是为什么能如此轻松地赚到如此多的钱？因为他们垄断了一切，他们制定着这场游戏的规则。也许有些是民众所知道的，但是更多是民众所不了解的垄断。也许群众中有的人在这个规则中玩得比较好，大家觉得他是很能赚钱的。但是他只是在规则中的一个玩家，始终不能逃脱这个规则。

自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每一场世界重大变故背后，都能看到国际金融资本势力的身影。他们可以控制经济命脉，他们就可以掌握政治命运，他们可以煽动经济危机，他们可以控制财富分配。正是他们，主宰着人类的财富。

金融危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次资本的再分配。表面上看，似乎大家都倒在了金融危机之中。但是实际金融危机是一场由金融巨鳄们所设计的一场游戏。最终资本通过一次危机，转向了他们的手中。

前段时间华尔街掀起了这样一场声势稍微有点浩大的运动，还是挺发人深思的。这次的经济危机暴露了很多之前掩盖在繁荣的美国经济市场下的问题。而这次轰轰烈烈的游行活动无疑是一次大爆发。在许多人面临失业问题的时候，华尔街上依然是一副繁荣的景象。那些大资本家们依然在享受着骄奢的生活。占人口比例极少数的富人掌握了与之极度不对的的财富。当别人为了一个工作而苦苦寻觅的时候他们却在挥金如土。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讽刺。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对利润的追逐，最初的资本积累是通过对原料进行加工，通过剥夺工人的劳动力，使得资本升值，从而资本家们从中获得利润。随着经济的发展，贪婪的资本家们发现，通过对金融衍生品的投资，比较起发展实业来可以更加轻松的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这样只是对经济的泡沫化，实际上，社会并没有因为这个活动而产生什么价值，就好比炒房的过程中，虽然通过对房价的炒作，可以从中获利，但是那座房子还是那座房子，并没有增加什么价值，这样的社会就会呈现出虚假繁荣。表面的繁荣之后往往就会爆发出经济危机，无论是29年的经济大萧条或者08年的金融危机，都是在虚假的繁荣达到极点后最后爆破，产生了一系列的经济崩溃。虽然对于像以前因为资本家过度逐利导致生产饱和的现象，国家可以通过不惜财政赤字的方式，修建一些高速公路或者高铁，来拉动国家内需，提高就业率，但是，这些措施无异于饮鸩止渴，虽然解决了眼前的矛盾，但是却为以后埋下了更大的隐患。试想，当所有的可以建设的高速公路都建完了，所有的大型建筑，设施都建完了，或者当国家因为不停地发行国债，导致通货膨胀到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采用什么来解决因为资本家逐利心理产生的社会矛盾。如此看来，最终为资本家的错误买单的还是普通的大众。这也向我们反应了资本主义必然会衰落的原因。这一点在最初马克斯就曾经提出过。但是由于全球的经济一体化，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一旦崩溃必然

会对我们国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一些以出口为主的产业。

张楚：我剐刚度过了虚无主义阶段 第6篇

张楚一九七四年生。小说发表于《收获》《人民文学》《十月》等刊，出版小说集《樱桃记》《七根孔雀羽毛》《夜是怎样黑下来的》《野象小姐》《在云落》《梵高的火柴》，随笔集《秘密呼喊自己的名字》。曾获《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北京文学》奖、《十月》青年作家奖、鲁迅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孙犁文学奖、《作家》金短篇奖、《小说选刊》奖。被《人民文学》和《南方文坛》评为“年度青年作家”。

桫椤：最近去了美国？文学访问？旅行对一个作家来说很有用，说点这趟旅行中跟文学有关的新鲜事吧！

张楚：是的，我们应美国杜克大学邀请做了一次文学之旅。对我个人而言，这次去美国最有趣的事情跟文学无关，而是跟入境有关。那个严肃的人境官审查了我的护照后，又看了我的邀请函，然后说时间是五月一日到五月三十一日，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我有点发蒙，解释说这是学校的安排。后来警察把我带到滞留室，叫我等候说明。滞留室里基本上都是黄种人和黑人，自人很少。我的另外两位同学也被请进来——我们所有学生用的都是同一个邀请函，但是别人都没有事情。最有意思的是，同学A和B是在同一个窗口顺次办理手续，同一个执法人员让A入了关，却把B关进来。由此可见，美国人其实是很粗心的。我们在滞留室大概待了两个小时，手机也被强制关机，只能默默等待。这无聊的时间里。幸亏随身携带了福克纳的《八月之光》。等老师找到我时，我已经读了六十多页。其实当时想，大不了再坐十三个小时的飞机回国好了，哈哈，真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三个滞留的原因，飞往波士顿的飞机被迫改签，直到晚上十点才到宾馆。真实的美国跟我们在电视里、电影里看到的似乎不太一样。

不过后面的旅程还是很开心的，在波士顿跟哈金先生做了深度访谈，后来又在丹佛拜访了刘再复先生和李泽厚先生。刘再复先生很健谈，我们在他硕大的草坪庭院里聊了半天文学。他说，在当代社会，美一直在颓败；中国人只有此岸世界，没有彼岸世界；孔子是团面，可以随便捏；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李泽厚先生都八十六岁了，清癯英朗，不太爱说话。他们家打扫得非常干净，有一面墙壁上全是他夫人的照片。我们还参观了梭罗的瓦尔登湖、艾默生故居和马克·吐温故居。在旧金山参观了“城市之光”书店（垮掉派的大本营）。这样从东海岸的波士顿途径纽约、丹佛、拉斯维加斯再到西海岸的旧金山，一路颠簸一路行。对了，我还特意看了看纽约中央公园最北面的那个湖——它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出现过。我个人觉得，美国作家对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的影响太大了。我个人最向往的是去趟福克纳故居，不过因为经费问题改了路线没能如愿。我特别想在他房子外面的台阶上坐会儿。

桫椤：看来作家与普通游客的确不同，作家能在陌生的地方生发出特殊的感受，也许这些体验就能出现在你未来的作品中。在同代人中，你算得上是个对中短篇小说创作矢志不渝、不离不弃的作家。从一个作家成长的角度——虽然你已经功成名就，你认为中短篇小说是一种训练过程，还是可以当作奋斗的目标？你在跟张鸿的对话中说，你要写长篇，原因是你觉得你“欠自己一个对世界的诠释和总结”，中短篇小说不能对世界进行诠释和总结吗？

张楚：我觉得一个作家写不写长篇跟他内心的格局与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程度密切相关。专门写短篇一样可以成为伟大作家，比如契诃夫、鲁迅、卡佛、门罗。我想他们之所以没有写长篇，可能觉得短篇小说足以表达他们对生活、对人类幽暗内心世界的挖掘与呈现。对于我个人来说，当初写中短篇的出发点是很清晰的，那就是作为一种写作训练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体验到了写中短篇的快乐。这很重要。到了现在，我发觉自己在写中短篇时，往往不自觉地旁逸出很多意外想法，而且想说很多废话，或者说，这种废话其实是应该在长篇里出现的。我想，可能自己想描摹的世界、想表达的世界观、想塑造的人物，中短篇的体量已经不足以承载，换句话说，也就是“欠自己一个对世界的诠释和总结”吧？

桫椤：在读者中你的拥趸不少，我周围就有不少。我曾和他们交流过你的小说，但是包括我在内，大家有一个为你打抱不平的事：文坛对你贴了一个标签，就是“小城镇”写作，比如饶翔有文叫《作为美学空间的小城镇——对张楚小说的一种解读》，王秀梅有文《小城给张楚的意义》等等。尽管这些文章各有各的理由，但是就像我们说“底层写作”那样，总是给人强烈的“大城市”视角，好像你都不应该写小城镇而且还是个小城镇人——当然，你不反感这种说法，你写了《野草在歌唱——县城里的写作者》这样的自述型文章。你怎么看待你的身份、小城镇和文学这三者的关系？

张楚：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县城生活，写的也大都是县城题材的小说。所以贴的标签也没错。我喜欢“小城镇”这三个字，就像我喜欢“蒲公英”“紫云英”“麦秸垛”“向日葵”“细腰蜂”“巴西龟”“白月光”这些名字一样。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和你朗读他们时发出的声音构成了一种具有魔力的召唤。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事件：第一次暗恋、第一次梦遗、第一次约会、第一次喝啤酒、第一次痛心疾首地哭泣、第一次因为阅读泪下、第一次失去亲人、第一次在月光下奔跑、第一次因为爱情想自杀、第一次上集市收税、第一次写出自己满意的小说，等等等等，全都是在小城镇里发生的。我对县城的体会和关注，剖析和反思，注定了我是一个有些乏味的县城生活书写者。说实话，我曾经无数次想逃离那里，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文学的意义上逃离那里。或许，我未来的写作生涯，还会与小城镇息息相关。从小说这种文体诞生以来，擅长写城镇的经典作家比比皆是，福楼拜、舍伍德·安德森、福克纳、麦卡勒斯、奥康纳、杜鲁门·卡波特、鲁迅、沈从文……

桫椤：从地域角度上看，县城处在乡村和真正的城市（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把县城当作城市）之间，是一种过渡性的地方。过去乡土叙事一直是主流。现在城市叙事还远远没有成熟起来。你的小说中善于利用从乡村到县城，或者从乡村到城市这个背景来建构故事，比如《忆秦娥》，老舅和满树香都是农村出身，然后到县城里；像《刹那记》，鞋匠和裁缝那种关系完全是乡村式的，但是他们面对的却又是农耕以外的世界，道德和思维方式决定了人物的命运；再比如《大象》，孙志刚和艾绿珠找人的过程、感谢人的方式完全是农村式的。但他们的意义恰恰是他们的行动从农村到城市中去了。我觉得你的写作反映的正是乡土叙事到城市叙事的这种转变。你认为呢？

张楚：你总结得很对，从乡土叙事到城市叙事的这种转变。也许就是县城叙事吧。县城作为中国最具特色的行政区域，自身兼具乡村和城市的某些特质，同时又具有自身审慎的魅力。如何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领域发掘出具有特质美学和特质人性的事件，是身置其间的我最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桫椤：假如“小城镇”写作这个标签是准确的话——我是说假如，在这个角度上，你觉得个人从乡到城的经历影响了你的写作吗？

张楚：这肯定是的。每个作家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向、写作特点、写作深度和写作广度。

桫椤：你自己也说“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我身边的人，除了我自己，他们多多少少有些我的亲人、我的朋友的影子，还有一些，则是道听途说的人。”我也发现了这一点，比如《夏朗的望远镜》，这个小说里面就写到了一个现实中的人，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被判死刑的腐败分子，当然这个小说并不是一个反腐倡廉的小说。在传统的小说观念里，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曾经是小说追求的目标，现在这个正常到平庸的时代，无论环境还是人物，典型性越来越不容易抓住了。但是你抓住了，现在不是烈火硝烟锻造大英雄的时代，各种琐碎的日常，各种庸俗和逼仄——于是就写各种的小人物。——于是又有评论家说了，你是“小人物”写作。你总是这么能被人抓住“把柄”！关于这个问题你有过回答，但是我还是想问：你怎么抓住了“身边的人”的“小”然后把它经典化出来？这个问题你要认真回答，我觉得很多年轻的写作者在等着你的答案。

张楚：其实百分之九十的现当代中国作家写的都是小人物，鲁迅、张爱玲、沈从文、老舍、萧红（这个名单可以无限长地列下去）……再到七。后作家，都是如此。其实是否被贴标签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作家本身要对自己的写作有一个清醒、警觉的认识。你得知道你为何这样写，为何不那样写。

你非要我回答如何抓住小人物的“小”，对于我这种理论盲而言，只能举例子说明了。比如《野象小姐》，其实是朋友妻子的故事。她生了病，住院期间认识了很多病人，成为同病相怜、患难与共的朋友。那些病友在癌症面前，心态各有不同，个性也彰显得十足。她给我讲了很多住院细节。在她讲述过程中，我脑子里一直像放映电影般出现了一帧帧画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个经常跑到他们病房聊天的清洁工。清洁工长得巨胖，但是性格乐观，老是嘻嘻哈哈给他们解闷。这时我突然对这个人物产生了兴趣，作为一个有特点的女人，面目模糊的她似乎在向我招手。但此时我是焦虑的，不清楚该如何安排她的命运，如何让她在琐碎的、忧伤的叙述中散发出蜂蜜般的甘甜以及阳光温暖的味道。她虽模模糊糊，但时常干扰到我，似乎提醒我，不要再把她存留在那个混沌世界。

一年后我去秦皇岛看朋友，他带我去了酒吧。酒吧里有个异常肥胖的女人正在跳钢管舞。这个女人很老了，浓妆也掩盖不住她眼角的皱纹，可她笑得非常自信，眼神里似乎烧着小火焰——是的，如你猜度的那样，就在那一刻，曾经的清洁工和这个跳钢管舞的女人合二为一了。她诞生了。她在五光十色的夜里不慌不忙地跳着舞，手里的钢管仿佛就是那把扫帚。好吧，这篇小说就是这样随着她的诞生而诞生的。

桫椤：你是一个很忌惮故事的人，而且你的忌惮表现出来，不是在写作中去迎合某种小说技法而“消解故事”，而是索性忽略故事。你的作品几乎没有一篇是靠一个完整的故事支撑起来的，像《野象小姐》，那样疏淡的几个人物的关系，《小情事》也是，几组人物的感情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事几乎都不能被称为“故事”。如果说有故事，也已经被拆解得支离破碎，而且也是把故事“拆解”到人身上，而不是“因人设事”。可是要知道，现在的时代被称作“全媒体时代”，我觉得它的另一个说法应该叫作“全故事时代”，各种各样的故事在网络中传播，而且多到滥，你觉得这对小说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什么？谈谈你的故事观吧！

张楚：小说肯定是需要故事的，不然它就不能称之为小说。但是每个人对“故事”的理解方式是不同的。对我来说，那些琐碎的、日常的生活细节在叙述的裹挟下按照节奏往前行进，就是地地道道的故事——当然，它可能缺乏戏剧性。我写中篇小说前，其实会构思好大致的故事核。比如《七根孔雀羽毛》是一起子弑父谋杀案，《梁夏》是男人控告女人性骚扰，《夏朗的望远镜》是一个小镇男人反抗精神压制，而《风中事》则是八五后青年的混乱恋爱观。《小情事》有些例外，从体量上看，应该是个短篇的架构。是的，谈到短篇了。在我看来，短篇不需要激烈的故事。戏剧冲突如果过于激烈，从艺术表达上就会伤害小说，它表面张力过强的话，就会损害短篇小说的内部血肉和骨骼。现代作家的经典短篇小说其实故事性都不强，比如《祝福》《孔乙己》《边城》《倾城之恋》《金锁记》什么的，都是写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欧美现当代短篇更是如此，读爱尔兰作家的短篇。《死者》《南极》《山区光棍》什么的，但是你不能说那不是好的短篇小说——它似乎更注重人物内心的波澜，而不注重外部世界的戏剧性跨度。

现在的确是“全故事时代”，网络小说更注重诡异奇崛的故事，阅读刺激性大，能让被生活折磨得披头散发的读者有个难得的放松享受机会。但这只是中国的国情。其他地区，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其实是没有网络小说的，他们有类型文学，但在书店的书架上只能摆到“故事”那一类，“小说类”只摆严肃文学。作为一名所谓的从事传统文学创作的作家，其实我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阅读者体验到严肃文学的魅力。物质极大丰富后，人可能会更关照关乎人类心灵延伸方向的文字。

桫椤：当然人物一定是小说里站着的那个东西，而不是别的。但是这有个问题，你的小说总是体现出复杂的人物关系，尤其是在开头，关系的复杂性会导致阅读进入时一头雾水，比如《忆秦娥》，里面的讲故事者、叙述者、被叙述的人物之间以及他们横向的伦理关系，我琢磨了好久才明白。你可以强调滞涩的叙述能够加深对主题的表现，但是好像太绕了也未必有利吧？

张楚：你这个建议特别好，以后我会留意改正这一点。其实短篇小说里不需要太多人物。如果出现了一个人物，即便是次要人物，在后面也必须有回应，这好像是短篇小说的创作规则。我也反思过自己的这个创作特点。这就又回到了前面你提的问题，短篇可能已经承载不了我的人物了，我最好写个长篇吧，让他们在里面聒噪个够。

桫椤：重视“日常性”必然看见“小人物”，我觉得你的写作也许在这一点上很有意义：丰富的日常性和小人物。正是这些小人物在日常的表现，深刻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你觉得呢？我对《夏朗的望远镜》印象非常深刻，夏朗和方雯遇到的问题几乎每一对青年男女在生活中都会遇到，那种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生活观念的对立。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尖锐而深刻。

张楚：《夏朗的望远镜》其实写的是美好沉默的人是如何被世界伤害的。那些沉默而羞怯的人时常围绕在我身边。他们有我的亲人。也有我的同事。他们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他们像是一群失声的人，在别人欢歌时沉默；他们还像是～群探悉了另外一个世界秘密的人，对这个世界保持应有的冷漠和戒备。他们从不和他人争什么，即便他人冒犯和羞辱了他们；他们也从不在背后捣他人是非，即便他人触犯了他们的道德底线……总之，这群沉默寡言的人，仿若就是罗伯特·穆齐尔笔下那群没有个性的人，对一切都持无所谓的态度，或许可以从根本上说，他们似乎是一群丧失了锋芒、没有灵魂的人。然而，真的是那样吗？他们，在成为“他们”之前，到底经历了如何的变故，历经了如何的灵魂炼狱呢？我从一个貌似我熟悉的小男人身上，读到了他的诸多成长痕迹：从少年到青年，从毕业到工作，从谈恋爱到结婚生子……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又是平庸的。我眼看着他从一个青葱内敛的人渐渐成长为一个平和麻木的人。他已经丧失了感知世界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诸多能力。那些尘世的灰尘和暗影，缓缓将他笼罩，让他无论处在何方，都相信自己是个安全的人。我企图通过这个男人，窥探出“他”或者“他们”的精神世界。可穆齐尔还说过，本性决定行为，本性取决于行为。那么，他们成为“他们”，他们失声，对他们而言，未必不是幸福。只是，他们没意识到，我们的确需要大声说话——唯有如此，这个世界才能更真实，而照耀我们的光，才能更明亮。

桫椤：对日常性的重视是你的“现实主义”吗？绝对意义上说。没有所谓“虚构”的作品，所有的小说都是经验的产物。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你认为你的“现实主义”与那些宏大叙事中的“现实主义”有什么区别没有？

张楚：肯定是有的，我想这不单是我自己的“现实主义”的特点，也是我们这代七。后作家“现实主义”的特点。用洪治纲先生的话来讲，就是七。后作家无论是对尴尬命运的体恤性表达，还是对荒诞生存的反讽式书写，抑或对个人化情感经验的精确临摹，在直面日常生活时，并没有回避生存的无奈与伤痛。只不过，他们所展示的这些尴尬和疼痛，更多的是来自个人意愿与现实之间的无法协调，既不像五。后作家拥有某种深远的历史意识，也不同于六0后作家具备强劲的理性思考，更不同于八。后作家对时尚、“穿越”和玄幻等反日常生活的迷恋。因此，从代际差异上看，他们的创作更加强调自我在当下现实中的生存感受，性爱也好，生活也好，都缺乏自我的历史感。也许，正因为他们过于回避对生活和人性进行形而上的哲思，削减了批评家对这一代作家创作的阐释欲望，才导致他们成为当代文坛中一个“沉默的在场”。他们在处理人物关系时，常常着眼于模糊而暖昧的状态，追求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审美效果。他们不太喜欢过于复杂的人事纠葛，但他们却能够凭借自己良好的艺术感知力。轻而易举地深入到各种日常生存的缝隙之中，发现许多令人困惑而又纠缠不清的精神意绪，并对这些微妙的人生意绪进行饶有意味的扩张——这种扩张能力正是一个作家叙事潜能的重要体现，它可以直接映现作家对生命内在质感的有效把握，使小说在逼向生命存在的真实过程中，成功地建立起自身的叙事根基。

桫椤：你非常喜欢童年视角或者少年想象，但是这个视角所见，却常常会发现很特别的女性。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忆秦娥》，“我”作为一个观察者和见证者，看见的是“满树香”对“我舅舅”的爱；《小情事》里面，“我”是小说里的叙述者，名字干脆就叫“张楚”，但是里面驱动故事发展的，是自己的母亲“周桂花”，这个人物在农村里是那种“里里外外一把手”式的、“大拿”式的；《大象》是一个隐含的少年视角，即劳晨，这个十五岁女孩的对应人物是艾绿珠，虽然二人没有明确的交集，但显然是有关系的。而你的小说对女性颇为重视，甚至女性也是一些小说的叙事核心，比如《细嗓门》《刹那记》《野象小姐》等等。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楚：我的朋友曹寇曾经说，他很佩服那些能书写一个女人命运的男性作家。《包法利夫人》写女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完全是个情绪线索，串接的是十二钗；沈从文的几个代表作，《萧萧》《边城》和《丈夫》也无不是写女人；汪曾祺《大淖记事》里那个姑娘给十一子灌尿治病时，先自己尝了一口，委实让人动容。兴许，男人不具备怜香惜玉之情大致是当不了好作家的？我想，男人如果能像苏童、毕飞宇那样把女人写活，是不是一件值得格外骄傲的事？

桫椤：在你的小说中，常常有一个意象牵动人物，甚至这个意象对小说本身并没有逻辑上必须存在的理由，但它们一旦出现，就会让人产生某种心灵上的颤动。如果说《大象》中的那个布象、《夏朗的望远镜》中的望远镜与作品的主题还有着直接的关联，而《七根孔雀羽毛》，那七根羽毛不知所来，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叙述者宗建明重视它们，但他就是敝帚自珍，羽毛好像是“我”与李红及其孩子之间关系的象征物，但是又莫名其妙；还有《细嗓门》里的那盆“蔷薇花”，显然这是一个只存在于文学逻辑中的意象，现实中不会出现，但它与凶残的家暴和凶杀、离婚这样沉重的话题相对照，产生了巨大力量。我不知道你是否写诗，你对意象的使用颇有诗意，堪称“神来之笔”，谈谈你的想法。

张楚：无论是望远镜，还是七根羽毛，抑或蔷薇花，其实都是一种意象。其实意象可能只是模糊的潜意识。比如《曲别针》里的曲别针，有朋友说它隐喻了男主人公精神世界的扭曲。其实我写时并没有这种意识，这只是一种个人的小嗜好，就像有人喜欢不停摆弄打火机一样。人私底下的一些细微的小习惯、小毛病、特殊喜好。都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镜像。《七根孔雀羽毛》里的孔雀羽毛，也许没有任何意义，但却是主人公最温暖、最隐秘的东西。人有时就需要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它安静地存在着，跟我们所处的这个庞杂混乱的世界形成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反差。当然，也可以说它是精神世界对诗意的一种向往和梳理。不过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这些“意象”确实有助于揭示人物内心和小说主旨。可我写作时更多时候是“无意识的有意识”。后来《收获》的编辑继军兄跟我说，“意象”在我的小说中运用得太多，成了某种标志。我很警惕。最近的作品中就很少涉及“意象”了。比如《风中事》《略知她一二》《简买丽决定要疯掉》，都写得很实。我不太想让别人觉得意象只是我对技巧轻车熟路的运用。

我没有写过诗，但是很喜欢读诗，跟很多诗人也是好朋友。在古希腊，诗人们被认为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立法者”，帝王是很警惕的，认为他们扰乱了人们内心深处最神秘的那部分。容易引起人们精神上的骚乱。当代社会，诗人们失却了这种“立法者”的地位，他们依然探讨人类心灵最隐秘的那部分，不过声音却变得审慎。我最喜欢的诗人是策兰、艾略特、聂鲁达和奥登。中国的当代诗人们跟小说家有很大区别，像古人那种“兰亭雅集”之类的活动一直被他们效仿，但是小说家们似乎更喜欢独来独往，很少扎堆。

桫椤：好像一直在说你的作品，我们还是跳出来。你写小说这么多年，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这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而且能说的事？

张楚：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写小说的快感没有以前强烈了。刚开始写作，就是一种自发性写作，读的书有限，就是一通乱写，但是那种偷偷摸摸乱写的感觉很爽。慢慢地就掌握了一些技巧，书也读得杂了些，多了些，对小说这门艺术的思考会让写作者在不知不觉中过渡到一种自觉性写作，选材、语言、叙述的节奏、表达的主题在写作之前会有一个粗略的、通盘的考虑。作品少了些莽撞，少了些棱角，多了些理性，多了些平滑。那时的写作还是很快乐的，能感觉到自己在这条路上走得有模有样。过了这个阶段，书虽然读得更多，但是会对自己的创作有一种怀疑：你所写的、你所创造的世界，真的有意义吗？那些人类普世的价值和情感，伟大的先知和伟大的作家们都已经完美地创造出来，你既没有他们有才情，又没有他们有智慧，这样傻乎乎地写作是不是很愚蠢？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内心的虚无主义在作祟，你必须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你要相信你和那些先知们一样，会对人类情感做出最新的预言：你要相信你和那些经典作家一样，会对人类最新的情感类型和模式做出最完美的描摹与诠释。我想我刚刚度过了虚无主义阶段。说实话，这个阶段很危险，很多才华横溢的写作者都在这个阶段放弃了写作，去做让他们的触角更灵敏的新鲜事。

其实我特别羡慕国外的作家，他们很多人到了六七十岁，还对写作保持着旺盛的热情。除了跟荷尔蒙分泌有关，跟自信心有关，可能更跟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处理方式有关。比如玛格丽特，七十岁了还能写出《情人》；菲利普·罗斯六十四岁写了《美国牧歌》，六十五岁写了《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六十七岁写了《人性的污秽》，七十七岁写了《复仇者》；门罗更不用说了，七十三岁才出版了《逃离》。反观中国作家，超了六十五岁还能激情澎湃写小说的，能有几个人？中国的作家很容易沉湎于世俗，与这个世界互相嵌入得严丝合缝，这种过度聪慧和过分人世，可能是妨碍中国作家延长写作寿命的重要缘由。

桫椤：获得鲁迅文学奖后，你从税务局调到了省作协，成了一名专业作家。你觉得这个身份的转变会影响你的创作吗？是有利还是没有利？原因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始阶段的特点 第7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准备,共产国际

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 毛泽东明确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他号召全党“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 即是说,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 (P534) 这表明把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项长期的伟大的历史事业已经被全党认同, 从此中国革命更自觉地以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披荆斩棘, 凯旋高歌。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始于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到1927年国民革命的失败, 这期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三个基本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准备不足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强柱石, 在其创建前后理论修养不足, 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首先, 在祖国内忧外患环境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 自经创立就投入到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的紧张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之中, 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与研究的客观条件。其次,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异质文化, 从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不过三四年时间。而俄国从普列汉诺夫于1883年组织劳动解放社到1898年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 有足足15年的时间。相比之下, 中国共产党理论准备时间要短得多。再次, 当时中国的反动政府越来越不能容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 甚至明令取缔, 所以在当时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上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斗争中难免过多的搬用俄国革命模式, 没能充分认识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延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共产国际是列宁于1919年3月联合欧洲各国左派革命党发起成立的世界性共产党组织。它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在反对帝国主义兽行、反对帝制、反对特权等级、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反对各种各样的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的斗争中联合起来”, [2] (P23) 试图依据俄国的革命经验, 全力帮助各个国家组建和发展各国自己的工人阶级政党, 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并使各国共产党归属于共产国际的统一指导, 最终实现苏维埃制度世界化。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宣布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与共产国际正式确立了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

加入共产国际, 一方面让势单力薄的中国共产党有了外部依靠, 并且比较便捷地接触到一些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例如共产国际将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介绍给中国共产党, 客观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另一方面,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也不乏错误的指导和干涉, 并且严重限制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国共合作形式上, 共产国际面对国共摩擦的不断升级, 对资产阶级右翼的反共反人民倾向只强调团结不主张斗争, 要求中国共产党以一党之以妥协确保国共两党之合作, 结果是汪蒋之流公然背叛革命致使国民革命惨白收场。共产国际远离中国, 不能确切地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做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也是不可能, 用他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 难免直观主义, 有失偏颇甚至南辕北辙。在此期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能在曲折中摸索前进。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受阻于不成熟的革命运动

理论源于实践, 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上世纪2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不成熟的革命实践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必然不是一马平川的。

自鸦片战争, 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 他们对中华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和剥削、压迫和奴役便日甚一日;国内反动统治阶级不顾劳苦大众的疾苦也加紧盘剥。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 在共产国际的积极提倡下,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合作, 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拉开帷幕。大革命在开始的时候就蕴藏着失败的可能。首先, 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 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消弱了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其次合作采取上层统一战线的形式, 忽视了农民革命的积极性, 甚至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1] (P18) , 认为强调搞农运工作的毛泽东是离经叛道, 他的主张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再次, 中共在合作过程中放弃了对革命特别是军队的领导权致使汪蒋发动反革命政变时, 共产党人不能及时组织有效的抵抗。

没有革命的实践就难以产生革命的理论, 上世纪20年代, 不仅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 就连中国革命也因时代的局限而稍显稚嫩。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困苦中摸索着开辟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起始阶段的显著特点揭示了新事物成长、发展的历程。在经历了多次挫折与磨难之后, 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在中国化的“襁褓”中夭折, 反而愈益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熠熠的真理性, 在广袤深邃的中华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 并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到新阶段。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始阶段的基本特点对于我们以史为鉴,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加自觉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独特的实际相结合, 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现实主义阶段 第8篇

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精髓。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社会形态是关于社会运动的具体形式、发展阶段和不同质态的范畴, 是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被概括为经典的“三形态说”和“五形态说”。马克思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是最初的社会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是第二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 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 全面的关系, 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是第三阶段。”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理论。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 马克思经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考察, 明确提出了“五形态说”:“大体说来, 亚细亚的, 古代的, 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加之共产主义, 马克思提炼出了人类社会大体分为五个阶段的这一演进脉络。

“三形态说”与“五形态说”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理论, 它们在结构特征、划分标准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 但二者的本质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表述。“三形态说”与“五形态说”相辅相成, 都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存在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这一规律的。人的发展从依赖到自由而全面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原始走向共产主义, 都将是历史的必然。

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邓小平根据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就是处在初级阶段, 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 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可见, 经过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

1984年, 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基于国际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并经过反复的理论论证, 到了1992年初, 邓小平从对社会主义历史的动态的角度, 科学地概括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即“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表述不是静止的, 而是发展的、带有目标性质的。其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立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贫瘠土壤上, 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时期, 我国的经济和各方面的发展才能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因为市场经济相对于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 确实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不可逾越的经济形式。但要明确的是, 我们所要发展的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市场经济。其原因在于, 虽然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着相应的社会福利制度, 但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是承认剥削的必要和两极分化的事实的, 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追求相去甚远。剥削和两极分化都反应了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邓小平历史地直面了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客观存在, 提出了消灭剥削和消灭两极分化的目标, 并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但是, 共同富裕这个目标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发展和完善, 带动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生产关系逐渐完善的最终结果。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精准表述, 成为了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不断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性, 同时社会形态更替还具有特殊性、多样性。正因为如此, 我国采取革命的形式实现了由较低社会形态向较高社会形态转变, 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直接进入高一级的社会形态, 是由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特点以及历史环境等各方面因素所决定的。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曲折, 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指引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 依据本国家和本民族的特点带领我国在新的社会形态下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发展模式。可以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 又符合我国的最大实际, 体现出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科学地定位现实社会发展阶段并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首先我们要认识到, 虽然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并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共产主义阶段的生产力水平, 但是我们选择了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我们已经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也都说明我们现在已经具有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性质。正如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次, 虽然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但在生产力等方面尚且不符合理想社会主义的要求。所以我们必须要坚持改革开放, 坚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样才能最大效率地促进我国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如习近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最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结合, 理论和实践反复循环并上升, 每一次的飞跃都为我国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改革方案逐渐落实到实践当中, 我们要坚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必然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 不断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尽快实现科学发展、持续推进民主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摘要：“三形态说”与“五形态说”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两大经典表述, 它们相辅相成, 都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以及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找准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方位, 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科学地定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历史阶段, 并认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必然的和优于资本主义的这一现实, 有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

关键词：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4]张植卿, 罗萌.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J].河南社会科学, 1998 (06) .

现实主义阶段 第9篇

1 对我国外贸采取的措施

1.1 传统的贸易壁垒措施

2008年对过硫酸盐、淡水小龙虾尾肉、无可锻性铸铁管件、铁钒合金、六偏磷酸钠、圆形焊接碳钢管件、钢钉、薄壁矩形钢管、亚硝酸钠、非公路用轮胎、未加工橡胶磁铁、钢丝衣架、电解二氧化锰、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膜、片和条、低克重热敏纸等产品发起反倾销, 案件高达16起之多。其中圆形焊接碳钢管件、薄壁矩形钢管、亚硝酸钠、非公路用轮胎、未加工橡胶磁铁、电解二氧化锰等6类产品美国还采取反补贴措施。2009年非封闭内置弹簧部件、环形焊接碳钢管线管、小直径石墨电极、环形焊接压力管、钢制螺杆、空调用截止阀等12项产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措施, 光2009年1月到2009年5月短短的4个月竟高达11起之多。2010年1月到2010年7月半年时间里对油井管等产品发起13起反倾销反补贴措施。2011年2月7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终裁, 认定自中国进口的钻管对美国国内产业构成实质性损害威胁。据此, 美商务部将发布反倾销税令和反补贴税令, 倾销税率除两家强制应诉企业为零外, 其余企业为69.32%~429.95%, 补贴税率均为18.18%。2011年5月31日, 美商务部发布公告, 决定对中国钢质高压气瓶产品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本案是美对中国产品发起的第29起、2011年第3起“双反”调查。2011年7月27日, 美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对华重锻造手动工具日落复审终裁, 决定继续维持反倾销措施, 税率为15.02%~50.81%, 实施期限仍为5年。

1.2 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

美国的保护措施越来越隐蔽, 近年来美国利用一系列的技术标准来加强对本国的贸易保护, 给本国的贸易保护穿上合法的外衣。美国的标准特别多, 是一个标准大国, 它制定的包括技术法规和政府采购细则在内的标准有5万多个, 私营标准机构、专业学会、行业协会等制定的标准也在4万个以上, 其中不包括一些约定俗成的事实上的行业标准。联邦政府制定一些强制性的标准, 主要涉及制造业、交通、环保、食品和药品等。此外, 相当多的标准, 特别是行业标准, 是由工业界等自愿参加编定和采用, 美国私营标准机构就有400多个。这一体制造成的结果是技术标准数量繁杂, 要求比较苛刻, 美国把这些标准用来作为国际贸易的标准, 来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入, 经常让人防不胜防。2009年6月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ANSI) 和国际安全设备协会 (ISEA) 联合推出了一套新标准, 该标准的编号是ANSI/ISEA207-2006, 它从设计、规格和使用等方面对公共安全领域从业人员的反光背心作了详细规定。同年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发布最新版 (ASTM) F963-2008玩具标准。该标准在2007年版本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新的要求。它们分别是磁铁、弹性系绳球 (溜溜球) 、包装薄膜以及绳、带和橡皮筋。

1.3 知识产权措施

20 07年4月10日美国就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和出版物市场准入问题, 分别向WTO提出两起申诉。这是2001年中国入世以后, 美国第一次针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向WTO争端解决机制 (DSB) 提起的第一个诉讼, 也是美国第四次向DSB提出针对中国的申诉。近年来, 美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指责并未停止, 2009年2月中旬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发布“美中贸易关系报告”, 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IPR) 再次提出严正警告之后, 中美之间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磋商再次密集起来。据知识产权局统计, 2010年, 出口至美国的中国产品被申请“337”调查的高达19起, 在这些调查中, 中国出口企业即使获得胜利, 也会因为高昂的诉讼费用和停滞的产品销售遭遇巨大的损失。美国利用“337”调查来限制本国从中国的知识产权产品的进口, 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2011年9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就中国的知识产权进行332调查, 并发表题为“中国知识产权侵权情况和自主创新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的报告。该报告分五部分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侵权和自主创新政策及其对美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内容涉及中国知识产权侵权和自主创新政策的趋势和特征、中国知识产权侵权情况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改善对美国经济的潜在影响以及中国创新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日前, 美参议员库恩斯对《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 (2011) 提出了两项修正案, 从而为美国的知识产权创造新的保护。

1.4 蓝色壁垒措施

蓝色壁垒是指进口国以劳动者劳动环境和生存权利为借口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其中SA8000是蓝色壁垒的核心。美国已在2007年试行的SA8000认证标准中, 把知识产权、劳工利益等非产品本身的质量标准纳入进口农产品标准中。如果完全按照美国的要求进行养殖和加工, 必然增加生产成本, 加大我国农产品出口难度。美国制鞋业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耐克、匡威等世界著名鞋类制造商已逐渐从制造企业转型为贸易企业, 以经营品牌为主。目前, 美国的鞋类市场中, 本国生产的仅占5%, 其余95%均依靠进口, 美国将企业社会责任认证 (SA8000) 纳入到对生产企业的要求之列, 最近几年, 蓝色壁垒越来越多地为美国加以利用, 要求与美国签订合同的供应公司尽可能达到SA8000的要求, SA8000已经成为限制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重要工具, 加大了我国劳动力的成本, 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

2 原因分析

2.1 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后, 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成效甚微

2007年底以来,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 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国外扩散。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 危机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 美元贬值, 物价上涨, 经济崩溃, 银行工厂倒闭, 政府竭力救市还是无济于事, 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明显增大。2008年2月14日, 布什总统签署以减税为核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法案》, 减税总额高达1680亿美元。2009年2月, 奥巴马政府通过名为《美国恢复与再投资法案》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财政刺激计划, 该计划又被称为“奥巴马新政”。2010年3月18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了一项总额180亿美元的促进就业一揽子方案, 即《雇佣激励以恢复就业法案》。金融危机以来, 美国尽管实施了大规模的金融救援和问题资产救助计划, 但美国金融市场风险溢价仍居高不下, 信贷市场紧缩严重, 以短期利率为主的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2010年以来, 美国经济依然未进入平稳的经济复苏, 而是延续着时升时降的反复震荡。事实证明这种经济复苏持续时间不长, 各种经济指标出现短暂改善后再次恶化。失业率也居高不下, 一直在10%左右的高比例徘徊。2010年,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占全球经济的份额比2009年下降了2.5个百分点, 世界银行2011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 2011年~2012年, 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为2.8%和2.9%

2.2 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竞争对手, 而危机后中国经济仍快速发展

在世界经济不景气这种大环境下, 中国经济却在持续增长。2001~2010年, 中国贸易规模持续扩大, 进出口贸易总额由5097亿美元扩大至29700亿美元, 共计增长4.8倍, 年均增长21.6%, 占国际贸易的比重由4%升至9.7%。其中, 出口由2660亿美元增至16000亿美元, 增长了4.9倍, 占世界市场的份额由4.3%升至10.4%;进口由2436亿美元增至14000亿美元, 增长了4.7倍。截至2010年, 中国已成为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经济体的第一大出口市场, 中国对外贸易顺差2008年达到2986亿美元历史高点。此后顺差逐渐收窄。2009年和2010年, 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分别为1961亿美元和1831亿美元, 比2008年分别下降34.4%和38.6%。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与出口总值之比为11.6%, 2011年以来, 尽管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国内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但是中国的进出口平稳较快发展, 贸易结构继续优化, 外贸发展更趋平衡, 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取得新进展。2011年1~9月, 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6774.4亿美元, 同比增长24.6%。其中, 出口13922.7亿美元, 增长22.7%;进口12851.7亿美元, 增长26.7%, 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增速4个百分点。

2.3 中美贸易摩擦受到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整体影响

美国从兴起到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超级大国, 开放是使美国保持长久发展活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总的趋势是自由贸易, 但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增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美国贸易逆差越来越大, 虽然服务贸易和高科技产品贸易有顺差, 但是商品贸易逆差巨大, 在巨额的贸易逆差面前, 美国贸易政策中的保护主义明显加强, 保护手段实施力度加大。再加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 给美国带来严重的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 美国雪上加霜, 而中国又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 中国长期以来的贸易顺差, 美国长期以来的贸易逆差, 这就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

3 我国的应对措施

3.1 把两国贸易摩擦看成是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推动力

美国采取的一系列的贸易壁垒措施中蕴含着公共的利益诉求和人文关怀,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这种壁垒对我国提出了更高水平的发展要求。可以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 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更好地开拓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美国市场, 更好地迎接美国市场的竞争和挑战。中美贸易摩擦要避免政治化, 有贸易就一定有分歧, 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政府要加强与美国政府的平等对话, 加强联系。

3.2 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国际贸易纠纷

W TO争端解决机制对所有的成员来说, 都提供了妥善解决贸易纠纷和抑制违规保护的重要途径, 它是一种保护成员方合法权益的手段, 也是督促其履行应尽义务的工具。作为WTO的成员, 我国应充分了解WTO的相关规则来解决问题。政府要深入了解WTO的机制, 企业也应该联合起来, 充分利用行业协会的作用, 积极应诉。美国的各种行业协会已经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利益集团, 它们为企业代言, 成为影响对华贸易政策进而影响两国贸易摩擦的一股重要的力量。而我国的行业协会还比较松散, 没有强大的行业协会为企业积极应诉, 所以我国需要增大行业协会的力量, 帮助企业成功应诉。

3.3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型

按照比较优势的理论, 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 所以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事实也证明, 我国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得益于廉价的劳动力。即支撑着我国的外贸出口率, 也大大吸引着外资到我国来投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以及国际上不断出台的壁垒措施, 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 推动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升级。运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企业要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 提高和培育自主品牌的能力。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http://www.customs.gov.cn/

[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http://www.mofcom.gov.cn/

现实主义阶段 第10篇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小学德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三个倡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当今社会占统治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核心理念, 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制度必须长期遵循的基本价值准则。这种价值理念, 在中小学德育工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地位, 发挥着教育资源和评量标准等多重作用。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晴雨表”。

近些年来, 中小学德育工作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 大力加强公民道德教育, 广泛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道德实践活动, 积极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和社会环境, 青少年学生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热爱祖国、积极向上、团结友爱、文明礼貌是当代中小学生精神世界的主流。与此同时, 我国社会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革, 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道德失范、社会丑恶现象和消极腐朽思想, 也深刻地影响着青少年学生的价值取向;互联网、手机报、博客、微博、微信、QQ、MSN等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 给青少年学生的学习和娱乐搭建了新平台, 也给他们接触腐朽落后文化和有害信息开辟了快速通道。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复杂, 国际敌对势力加紧与我们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日趋尖锐, 他们利用各种途径进行的思想文化渗透, 对我国青少年学生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任务、青少年德育工作的新情况, 中小学德育工作还存在一些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主管领导认识不足, 相关部门重视不够, 没有形成全社会共同做好中小学德育的合力;学校重智育轻德育、重教学轻实践, 素质教育没有落到实处;个别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亟需提高, 教育方法与手段相对滞后, 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也不强;社会留守儿童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及时跟上, 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缺位严重;学校德育工作的保障措施不够, 体制机制、队伍建设、经费投入、政策措施等还有许多与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所有这些, 都是“薄弱”了多年、提出来多年、多年没有解决或者说没有真正解决的环节。

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 以及仍然存在的老问题, 都需要我们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 从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和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高度, 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局高度, 把“三个倡导”作为开展中小学德育工作的行动指南, 根据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出发, 深入浅出、寓教于乐、循序渐进地开展工作, 不断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增强学校德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此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评价提供了参照标准。通过这种“照镜子”和“回头看”, 可以帮助基础教育工作者了解工作效果, 积累有益经验, 发现存在问题, 从而促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创新与发展。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小学德育内容的“核心区”。

鲁洁教授在《德育新论》中指出:“德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和受教育者的需要, 遵循品德形成的规律, 采用言教、身教等有效手段, 通过内化和外化, 发展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法制和道德几方面的系统活动过程。”根据这种说法, 中小学德育工作就是为了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在基础教育阶段夯实青少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基础。“道德本质上是一种价值, 它在个体生活和群体生活中, 给人们指出什么是理想的和应该做的。”从本质上说, 中小学德育的目标和要求,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在《小学德育纲要》规定的我国小学阶段的德育目标中, 如“培养学生初步具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和良好品德;遵守社会公德的意识和文明行为习惯;良好的意志、品格和活泼开朗的性格;自己管好自己、帮助别人、为集体服务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为使他们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打好初步的良好的思想品德基础”等内容, 就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要求。毫无疑问,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 首先要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学校德育的“核心区”。

事实上, “三个倡导”的内容在以前的道德教育中均有体现, 只不过提法没有这样具体, 逻辑层次没有这样清晰。十八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种新概括、新提炼, 更有利于学校德育工作的开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 一方面要充分挖掘“三个倡导”的深刻内涵, 搞清楚每一个“倡导”所指的具体内容。对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不能简单地照本宣科, 而要设计他们能够接受的、反映“三个倡导”内容的教学和教育内容, 再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社会实践等多种途径, 把这些内容“渗”、“透”到学生的头脑中。另一方面, 基础教育阶段的其他课程, 也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 并在教学指导思想、目的和意义、教学资料中反映“三个倡导”的内容。不仅仅是思想道德修养课, 语文、数学、外语以及其他自然学科中都应该而且能够反映这些内容。问题的关键是, 教师不仅要“教书”, 还要时刻绷紧“育人”这根弦, 这就牵涉到广大中小学教育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问题。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小学德育提出新要求

社会系统得以运转、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核心价值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 不断建构并最终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历史实际、符合时代潮流、符合人民需要的核心价值理念。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五个方面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三个倡导”, 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说明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精神依托的认识越来越清晰,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认识越来越具体。这种价值理念, 来自历代仁人志士的实践和探索, 凝结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心血和智慧, 最终还要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升华。所谓回到实践, 归根结底还是要指导人的行动, 内化为人们“自觉需求”的问题。这种内化过程决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需要一个灌输和教育相结合的持续过程。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 更需要这样的“渗”和“透”。

勿庸讳言, 作为考量一切事物或现象存在意义以及能否满足社会主义发展需要的最根本立场、观点和态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十八大报告从国家、社会、公民等三个不同的角度, 用24个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高度概括。这种概括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更是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期望。为了把这种意识形态转化为人民的自觉需要, 当然离不开基础教育阶段的灌输。只不过这种灌输, 不能只讲“形而上”的道理, 而是应该主动适应青少年的理论认同规律和意识形态接受特点,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到我们的学校德育和课堂教学中来, 让学生牢牢把握“三个倡导”的深刻内涵及辩证关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从国家发展的层面概括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目标和价值追求。这个目标和追求的实现, 需要后面两个层次“倡导”的支持和保障。同样, 第一个“倡导”的发展和实现也会影响到后两个“倡导”的发展和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追求, 在国家发展和公民进步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从公民的角度提出了作为社会主义公民应该追求的价值理念和素质要求, 是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通过课堂教学和学校德育的“渗”, 让青少年学生明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要求, 只是完成了意识形态教育的第一步。更难做的是第二步, 也是我们必须做好的“透”, 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 及其生活中的每个个体的重要作用讲“透彻”。如何通过学校德育和课堂教育, 让青少年学生早早地就意识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之于我们, 就像大气层一样必不能少, 我们置身其中在受其保护的同时, 还要汲取其物质和精神养分,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广大基础教育工作者提出的新课题。这就要求广大基础教育工作者清醒认识目前学校德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把握住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和身心特点,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中小学德育工作,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中小学思想品德课程建设,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基础教育全过程。

三、基础教育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渗”与“透”

由于中小学生在认知、能力、兴趣、个性等方面有着与成人不同的特点, 基础教育阶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更要重视渗透的艺术。“渗”, 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是主导渠道;“透”, 需要学校、社会和家庭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1. 课堂教学是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主导渠道。

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学校是主要阵地, 中小学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和职业学校德育课的教育教学活动是主导渠道。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导渠道作用, 首先要加强中小学德育课堂建设, 修订小学思想品德课和中学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 调整职业学校德育课程设置,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教育教学内容, 积极推进“三个倡导”进中小学德育教材;其次, 改进中小学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教学方法和形式, 采用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方式, 如启发式、讨论式和研究性学习等,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渗”入青少年学生头脑;再次, 紧密联系青少年学生生活和社会实际, 增加实践教学和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课时量, 让学生在实践教学和参加社会实践、社区服务的过程中感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最后,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不同学科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 提出在中小学语文、数学等不同学科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指导意见和评量标准。

2. 校园文化活动是感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重要载体。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承载着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 是基础教育阶段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校园文化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在校园内举行的科技、文艺和体育活动。如利用各种法定节日、传统节日、纪念日以及入学、入队、入团、成人宣誓等特殊时段, 以及各种主题班会、队会、团会、党校、团校以及演讲、征文等形式, 都可以开展内容鲜活、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二是把活动延伸到校外。如在组织学生观看教育影视作品或专题文艺演出, 组织学生参加夏令营、冬令营、革命圣地游、红色旅游、绿色旅游以及各种参观、瞻仰和考察活动时, 融入深刻的教育内容;三是利用新兴媒体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利用当下青少年最喜爱的互联网、手机、博客及其他交流方式, 设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上教育基地或手机教育平台。

3. 教师素质是制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的关键环节。

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的中小学德育工作者队伍, 是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的基本前提。没有一支职业道德高尚、教育技能过硬的中小学德育工作者队伍,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所有顶层设计都将成为一纸空文。打造这支队伍, 首先要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 造就一支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具有无私奉献精神, 能够以高尚情操引导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德育工作者队伍;其次, 提高中小学德育工作者的学历层次和学术眼界,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教师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举一反三、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的讲解中变得轻松愉快、易于接受;最后, 推动中小学德育工作者教学教育技能的与时俱进, 是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引青少年学生“眼球”、占领网络德育阵地的必然选择, 也是在喜闻乐见中向青少年学生“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由之路。

4. 长效机制是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保证。

作为学校德育工作者, 可能都听过这样一些说法:“学校三年功, 不及社会一阵风”“5+2<7”“学生在校学半天, 不如哥们一支烟”, 相信大家也都有这样的感受。这说明, 做好基础教育阶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仅靠学校和中小学德育工作者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还必须协调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 各司其职, 通力合作, 齐抓共管, 建立健全共同关心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长效机制。一是政府和有关部门不要置身事外, 而要把中小学德育工作当成“分内的事”, 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教育资源, 为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全方位支持;二是学校、社会、家庭要密切配合,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做到目标一致、步调一致、互补互助, 合力唱好这台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重头戏”;三是通过对校园周边环境的治理、对网络环境的净化、对文化市场的监管,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校环境和社会氛围。

基础教育阶段是塑造一个人道德品质和政治素养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学生能否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小处说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 往大了说关系着祖国的前途。

德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和受教育者的需要, 遵循品德形成的规律, 采用言教、身教等有效手段, 通过内化和外化, 发展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法制和道德几方面的系统活动过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 不断建构并最终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历史实际、符合时代潮流、符合人民需要的核心价值理念。

现实主义阶段 第11篇

摘要：小学阶段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关键时期，也是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阶段，但是现在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在小学阶段较为落后，尤其在贫困地区的小学，爱国主义教育更加落后。

关键词：小学阶段， 爱国主义教育 贫困地区 落后

【中图分类号】G621

1 引言

爱国主义教育是指树立热爱祖国并为之献身的思想教育。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特点是：艰苦奋斗、辛勤劳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财富；反对民族分裂 和国家分裂，维护各民族的联合、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在外敌入侵面前，团结对外，英勇抵抗，维护祖国的主权和独立；同一切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势力和制度进行斗争，推动祖国的繁荣和进步[1，2]。

2 贫困地区小学爱国主义教育落后的原因

本文作者长期在贫困地区的小学任教，经过多年的家访和摸底，贫困地区的小学爱国主义教育较为落后，主要原因主要为：

2.1家庭原因

很多贫困地区的小学生的家长，由于生活的需要，长年累月在外地打工，家里的小孩基本是由爷爷奶奶辈的负责照顾的，但是爷爷奶奶这一代人，受到的文化教育较少，知识较为落伍，因此无法在身旁教育好小孩子。而父母远在外地打工，仍然受到的知识较为新，视野较为广阔，但由于和小孩离开较多，接触较少，不能有效的对小孩进行教育和管理，更别说是爱国主义教育，很多小孩甚至不知道爱国主义教育是什么。有一点点的爱国主义教育一般来自影视，比如一些抗日影片，还有一些是学校教师的教育。

2.2学校的原因

众所周知，由于贫困地区的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很多贫困地区的小学，很难留住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任教，而这些大学毕业生，知识新，视野广，能够很好的对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原有学校的教师，由于学历较低，视野较窄，同时后期的培训较少，甚至很多地区的教师几乎没有任何职业培训，更没有到发达地区进行现场考察和观摩，因此才导致教师爱国主义教育水平有限。

2.3当地管理部门原因

营养午餐计划的实施，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这些计划的实施，使很多贫困地区的小学生吃饱了，身体慢慢长结实了，但是地方管理部门确忽视了，小学阶段的爱国主义教育。贫困地区的小学生，不仅要吃得好，穿得暖，还有享受像城市小孩一样的爱国主义教育，享受改革发展带来种种好处。因此希望贫困地方管理部门，在很好的解决小学生吃饱穿暖的同时，更要注意小学阶段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要想办法留住教师人才，对基层教师进行职业培训，尤其是可以组织到发达地区进行现场的考察和观摩，进一步提高基层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能力。

3贫困地区小学爱国主义教育解决对策

要解决贫困地区小学爱国主义教育落后问题，不是单单一个部门能解决事情，它需要更多政府部門，社会人士和各个方面共同努力，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3.1 贫困地区的经济问题

贫困地区经济问题是影响农村教育的关键因素之一。2013年11月，习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 2014年1月，中办详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2014年3月，习近平参加两会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实施精准扶贫，瞄准扶贫对象，进行重点施策。进一步阐释了精准扶贫理念。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新年首个调研地点选择了云南，总书记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5个月后，总书记来到与云南毗邻的贵州省，强调要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才是解决现有贫困地区经济落后的方法。

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了，很多小孩的父母就会回来创业，这些人从发达地区带回来新的知识，就能很好教育小孩，这样既能解决“留守”儿童问题，还能解决贫困地区小孩爱国主义教育问题。

3.2 学校问题的解决

“精准扶贫”在贫困地区得到很好的实施和执行，贫困地区的经济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一连串学校问题也就能很好的得到解决。现在贫困地区的小学教育关键是缺人，缺新人，缺能够很好有职业培训和发展前景的人。

如何留住新教师，如何对教师进行培训和指导，这才是解决贫困地区小学教育的关键问题。

大力发展贫困农村地区的交通，同时使贫困农村地区出行较为方便，同时在建设新型农村，改善农村环境，为留住新教师创造较好的客观环境，并且积极探索贫困农村地区新老师的出路和发展方向，引进来，关键要留得住，并且长期留得住。

对于贫困农村地区的原有的老教师，加大职业培训，提高自身教学水平，提高相应工资待遇，稳住老教师的心，同时开展教师上升的渠道。

只有上述两点，才能留住新教师，稳住老教师，同时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才能有效开展贫困农村地区小学阶段的爱国主义教育，否则新教师留不住，老教师人心不稳，更何谈爱国主义教育。

3.3 管理部门要解决的问题

当地政府管理部门，应积极推动教师的职业培训，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和能力，提高贫困农村地区的教师工资待遇，同时应经常组织教师到发达地区进行教学考察和观摩。

对于贫困农村小学阶段爱国主义教育，应因地制宜的探索新的方法，比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组织小学生到革命圣地进行现场爱国主义教育，或者组织学生观看相关爱国影片，还可邀请相关爱国人士，做一些爱国主义的报告。形式应该是多样的，实质上的内容就是爱国主义教育。

4结论

贫困农村地区小学阶段爱国主义教育较为落后，原因是有各个方面造成的，但只要各个方面团结一致，共同努力，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就能使贫困农村地区经济好转，人们富裕安康，农村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就能稳步推进，为培养社会主义新型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朱桂莲.关于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审视[J].社科纵横，2008，23（1）81-84.

[2]范鸿鸣.融爱国主义教育于历史课堂[J].教学探新，2012，（11）：50-51.

1作者简介： 安承云（1975-），女，大专，小教高级

现实主义阶段 第12篇

关键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划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划分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至今, 已经有半个多世纪。这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 根据建设模式的不同, 又可分为两个特点鲜明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 我们在这里为论述的方便, 把它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 其时间跨度大致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个阶段的鲜明特点是以苏联模式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的框架, 虽然毛泽东很早就看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 也提出了走自己的路,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最终没有突破苏联模式。所以这个阶段总体上来看, 没有形成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模式。第二个阶段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作为发端而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探索,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这个阶段从时间的跨度来看, 就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 并且这是一个继续向前延伸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鲜明特点就是突破了苏联模式, 真正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其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形成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模式, 也是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独一无二的发展模式。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难点之一就在于如何看待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 即1956~1978年这段历史及其理论成果, 主要是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所进行的初步的探索。其原因在于, 毛泽东思想涵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而比较特殊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又分为两个阶段:1956~1978年,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阶段;1978年至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所以,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最难处理的关系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能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也就是这两个阶段能否合二为一的问题。从字面意思来看, 毫无疑问, 前者是不能纳入也没有必要纳入到后者当中, 但是, 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早在1956年, 就提出要“以苏为鉴”,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探索自己的道路。这个任务的提出, 很显然就是摆脱苏联模式, 走中国自己的路, 涵义与中国特色是相类似的。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于毛是有原因的。但是因此而把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部分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却是不恰当的。

首先, 这两个阶段历史条件不同;这两个阶段有联系, 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它们的重要区别。也即, 虽然同是社会主义建设, 但二者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有着很大区别。从历史背景来看,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是在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如何判断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历来是观察和估量国际形势、制定和执行内外政策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没有超越列宁提出的战争与革命。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端、形成及其发展都是在和平与发展这个大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后, 邓小平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逐渐形成了新的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相对和平的新历史条件, 为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正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 中国结束了10年“文化大革命”, 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 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阶段。

从实践基础来看,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是在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 内部面临薄弱的物质基础、外部面临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的条件下开始的。内外两方面的压力最终使这一时期对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判断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实践基础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崭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邓小平理论就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由此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其次, 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几乎是昙花一现, 并党情国情

没有成为1956-1978年建设社会主义的主线和主要任务。虽然也有一些对后来的改革开放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早期探索及理论成果, 但是由于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了严重的挫折, 很多积极的理论成果和实践中的尝试也被搁置甚至一度遭到否定和批判。

第三, 从理论的概念体系来看, 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总是从其核心概念展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一开始就很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

众所周知,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 毛泽东就提出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但是因此就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点还是存在问题:首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核心概念发端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党的十二大才第一次提出并开始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可见,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是直接关联的, 它的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从概念上来看, 毛泽东提出的“探索自己的道路”不能等同于我们今天诠释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所提到的“特色”, 它包含很多内容, 其中最为关键的有两条:一条是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 一条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是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是与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相比较而言最突出的特色。这个“特色”纵向的比较体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迄今为止的两个阶段上、横向的比较体现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建设和发展模式上;视野还可以放大到整个人类社会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上。正因为如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特色”是有特定内涵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具有特定的内涵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那么, 既然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部分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恰当, 但是又不能忽视它对于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的重要作用, 那么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难题。对于这个难题的破解, 归根到底要回到他们所共同面临的任务, 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尚不发达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富裕。这样一个共同的任务, 构成了两大理论成果沟通的桥梁, 形成了二者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启发

从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成果,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渊源。正如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相类似,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理论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一起,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理论渊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理论成果主要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发展道路问题上, 1956年, 苏共二十大以后, 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 进行“第二次结合, 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的任务。

第二,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上。50年代末60年代初, 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区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段划分问题的思考,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第三,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上。1957年2月, 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思想,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如何安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政外交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四, 在如何看待和利用市场的问题上。60年代初, 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反对平均主义, 重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 又搞资本主义”, 由于实践的需要, 这个时期, 毛泽东已经在思考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问题。与此同时, 党中央的许多领导同也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比如, 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 主张在工商业经营方面, 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 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 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 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 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 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 也涉及计划与市场、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问题。可见, 在这一时期里, 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社会主义与市场、公有制与私有制关系问题的思考,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 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 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 还是做这件事。当然, 我们也有发展, 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其次,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中的曲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面镜子。1957年下半年以后, 由于国内国际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 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 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开始在曲折中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在挫折中进行, 党在指导思想上开始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经济上急于求成, 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 以致先后导致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但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正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经过“两次胜利, 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后才使党逐步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一样,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正确全面认识也需要经过一个失败与成功反复的探索过程, 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

总之,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重大的转折, 实践的尝试与突破和理论的探索与创新交互作用, 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创新与发展。

在这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理论上的创新: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认识。以上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所在。

首先,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实现突破。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突破了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角度对社会主义的界定, 从更深的层次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内涵。这一概括从三个方面刷新了以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一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强调。以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多的是强调生产关系的公有化, 离开生产力水平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 误以为只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 提高公有化的程度, 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忽略了一点——社会主义不是空中楼阁, 而是需要坚实基础的大厦, 而这个坚实的基础就是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这是发展, 实质上也是回归, 说发展是相对以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而言;说回归是相对我们对人类社会整体脉络和规律的认识而言——无论何种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 物质生产力始终是最基础的、最根本的, 这原本是无须赘述的, 但是这里之所以作为突破提出来, 原因就在于以往社会主义实践中对生产力的忽略。二是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强调。邓小平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 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这一目标是走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必经的阶段。三是对实现目标途径的强调。从生产力方面讲,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不断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从生产关系方面讲,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所享有。对以上三个方面的强调内在的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又高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就是创新所在。

其次, 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这实质上是一个社会主义究竟离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还有多远的问题。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在这一问题上的突破就是清醒地认识到现中国的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 它必然需要一个长期发展过程, 中国至今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足中国社会主义还不发达的现实制定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 这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达到过的对自身的清醒的认知。

第三, 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认识。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对中国模式是否已经形成、中国模式是什么等问题都有很多研究, 当然, 要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模式, 恐怕几篇长篇巨著也不足以说明一二。在这里我们仅把视野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看分析这个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起码应该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几大版块, 而在几大版块中, 起决定作用的又是经济发展的模式, 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导致社会变化日新月异的发源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突破的角度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 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 经济体制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 所有制结构实现了由单一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前所未有的——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势如水火, 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完美结合;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势不两立, 到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 以极大的宽容度实现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理论上空前的突破, 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打开了一片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经济发展模式变迁的同时, 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社会方方面面都实现了重大的变革和突破。从而形成了今天我们对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全新认识。

总而言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 最关键的就在于对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早期探索的超越和创新。

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可以作如下概括:首先, 二者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其次,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最好的借鉴,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超越。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 2007.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 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