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范文（精选9篇）

孙子兵法 第1篇

3.一流攻守群，道天地将法，智信仁勇严，顶情略七斗，风林山火海

孙膑《孙子兵法》

4.未料胜， 先料败

《孙子兵法》

5.古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孙子兵法》

6.夫未战而庙算胜者

得算多也

未战而庙算不胜者

得算少也

孙子兵法 第2篇

20.故军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

《孙子兵法》

21.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孙子兵法》文学价值考量 第3篇

《左传》云:“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 不言谁知其志, 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论语》曰:“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 然後君子。”《孙子兵法》正是做到了“文质彬彬”, 才能让千年之后的我们穿透时空与语言的弥彰, 探知先人的思想。从文学传播的角度出发, 《孙子兵法》较之《庄子》、《楚辞》等历来被认为是纯文学的作品更具生命力。

一、独具匠心的篇章架构

《孙子兵法》极重谋篇布局, 可谓“以章运法”。傅朝认为《孙子兵法》十三篇实是按“道、法、术”三个层面进行安排的 (《孙子兵法》的文学价值) 。上卷包括《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 大体包括现代战略学所研究的内容, 即为战胜之“道”;中卷包括《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地篇》、《行军篇》, 大体概括了现代战役学的研究内容, 即为战胜之“法”;下卷包括《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和《用间篇》, 大体相当于现代战术学的内容, 实为战胜之“术”。十三篇前后相缀, 形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的军事学术体系。

笔者认为, “道、法、术”的章法不独存在于十三篇之宏观布局, 亦存在于每篇之中。孙武行文如其用兵, 成竹在胸尔后一泻千里。篇章之中先讲原则, 点出主题, 是为“道”;次讲方法, 运用材料, 是为“法”;再次为实际运用之“术”;篇末点题, 以为强调。

以《计篇》为例, 开篇即以“兵者, 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立论, 引出“故经之以五事, 校之以计, 而索其情”的主题。随后, 具体分析何谓“五事”, 即“道、天、地、法、将”;以及如何通过对“五事”的考校, 以索胜负之情状, 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既知胜负, 乃因敌而为, 故有“计利以听, 乃为之势, 以佐其外。势者, 因利而制权也”之说。随后以著名的“诡道十四法”尽言“权变”之术。篇末以“多算胜, 少算不胜, 而况无算乎!吾以此观之, 胜负见矣”点题, “复言《计篇》义也” (王皙) (2) 。

如此上下有序, 一气呵成, 实为说理散文之典范。在整个春秋时期诸子散文结构尚不完整的情况下, 孙武不仅完善了说理散文的结构, 而且使其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当为后世师法。

二、简约谨严的文风

《孙子兵法》既为《兵法》, 重在说理言事, 其文风简约谨严, 颇具“辞少意多”之效。全书不足六千字, 最少的《九变篇》仅250字 (因版本不一, 字数上略有差异, 大体如此) , 却是字字珠玑, 尽言用兵之法。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说:“在《孙子兵法》这本篇幅不长的书中, 把我20多部书里所涉及的战略和战术基本原则几乎包罗无遗。” (3) 清代陆以湉将《孙子兵法》的这种风格与《易》、《论语》、《道德经》相提并论:“《易》之冠经, 《论语》之冠书, 《道德经》之冠诸子《孙武子》之冠兵法, 惟其简也。” (《冷庐杂识》)

《孙子兵法》之简约谨严, 首先体现在运辞炼字上。其辞杂用四言、五言、多言等, 却杂而不乱, 根源在于用辞准确, 对仗工整。如《虚实篇》:“故善攻者, 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 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 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 至于无声, 故能为敌之司命。进而不可御者, 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 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 敌虽高垒深沟, 不得不与我战者, 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 虽画地而守之, 敌不得与我战者, 乖其所之也。”行文流畅, 完全为表意服务, 绝非刻意求工、玩弄词藻, 暗合“言志”、“明道”、“尚用”之要求。南宋文章学家李嗜卿在《文章精义》中说:“《老子》《孙武子》一句一理, 如串八宝, 珍瑰间错不断, 文字极其难学。”

再如对虚词、副词的使用。前人统计, 《孙子兵法》全书共用“故”字84处, “是故”15处, “必”字46处, 实为加强立论, “不暇左顾右盼之意” (4) 。对“也”字的使用也属此类, 清代林野在《春觉斋论文“也”字用法》中指出:“《始古录》谓欧阳修《醉翁亭记》用也’字, 东坡《酒经》用也’字, 王荆公《度支郎中萧公墓铭》皆用也’字, 不知谁相师法, 然皆出《孙武子》十三篇中。”

孙武在运辞炼字上的呕心沥血, 造就了大量流传千古的格言警句。如“百战百胜”、“兵以诈立”、“兵贵神速”、“以逸待劳”、“避实击虚”、“立于不败之地”、“致人而不致于人”、“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兵无常势, 水无常形”、“攻其无备, 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等, 无一不是在简洁的语言中蕴藏着丰富的内涵, 历经千载, 传诵不衰, 给人以无限的智慧和启迪。无怪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将孙武运辞炼字上的造诣与“诗圣”杜甫相提并论:“少陵诗法如孙吴, 大白诗法如李广。少陵如节制之师。” (5)

《孙子兵法》之简约谨严, 还体现在论理不论事上。自古于今, 兵书似绝少不了战例分析;观同时代诸子著作, 亦有大把大把追述前人业绩的论述。与孙武齐名的吴起就难脱俗套:“昔齐桓募兵五万, 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 以获其志。秦缪置陷阵三万, 以服邻敌。” (《吴子图国第一》) 稍晚于《孙子兵法》的《尉缭子》更是为文拖沓:“有提十万之众, 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 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 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 (《尉缭子制谈第三》) (6)

就形式而言, 《吴子》、《尉缭子》等借用先世的例子来论述自己观点的行文方式, 在当时那个时代是比较盛行的, 稍晚如《孟子》、《墨子》、《韩非子》等亦多用此法。然其行文繁复、拖沓, 远不如《孙子兵法》之精妙。苏洵评价孙、吴之不同:“吴起之言兵也, 轻法制, 草略无所统纪, 不若武之书词约而意尽, 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 (《嘉佑集权书》)

整体而言, 《孙子兵法》是“论理不论事”的, 即重视原理的表述而不拘泥于战争具体元素的分析, 更不拘泥于史实战例的剖析。除《用间篇》有“昔殷之兴也, 伊挚在夏;周之兴也, 吕牙在殷”之语外 (有学者认为此为后人所增 (7) ) , 全书没有一句言先世之事。

兵家之书, 《汉志》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关于这四家的兴衰, 吕思勉先生这样分析:“兵阴阳家言, 当有关天时, 亦必涉迷信。兵技巧家言, 最切实用。然今古异宜, 故不传于后。兵形势之言, 亦今古不同。惟其理多相通, 故其存者, 仍多后人所能解。至兵权谋, 则专论用兵之理, 几无今古之异。兵家言之可考见古代学术思想者, 断推此家矣。” (8) 他认为, 只有“专论用兵之理”的作品才是最有生命力的。今天, 《孙子兵法》的影响力无疑远远超过《尉缭子》等作品。所以我认为, 正是“论理不论事”的主体风格使《孙子兵法》具备了超越时代的价值。

三、修辞手法的灵活运用

《孙子兵法》大量运用各种文学修辞手法, 营造出磅礴雄辩的气势, 极具审美感染力。仅从表现手法而论, 这里几乎囊括前人所用的修辞手段, 如枚举、排比、层递、譬喻、类比等手法, 既各成旨趣, 又相映生辉, 读来令人酣畅淋漓, 如饮醇酒。

为了达到说理的效果, 将各种状况一一枚举, 加以说明, 这是孙武的拿手好戏。《行军篇》中, 列举了32种状况, 作为指挥员临阵的参考:“敌近而静者, 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 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 利也;众树动者, 来也;众草多障者, 疑也;鸟起者, 伏也;兽骇者, 覆也;尘高而锐者, 车来也;卑而广者, 徒来也;散而条达者, 樵采也;少而往来者, 营军也;辞卑而备者, 进也;辞强而进驱者, 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 陈也;无约而请和者, 谋也;奔走而陈兵者, 期也;半进半退者, 诱也;杖而立者, 饥也;汲而先饮者, 渴也;见利而不进者, 劳也;鸟集者, 虚也;夜呼者, 恐也;军扰者, 将不重也;旌旗动者, 乱也;吏怒者, 倦也;杀马肉食者, 军无粮也数赏者, 窘也;数罚者, 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 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 欲休息也。”范围之广, 几乎涵盖了战场上的所有情况。再如《九地篇》, 从“九地”的定义到不同的应对法则一一加以详述, 显示出孙武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决不是纸上谈兵之辈。

孙武惯用排比句加强文章的感染力。如《计篇》对“兵者诡道”的阐述, 连用了“利而诱之, 乱而取之, 实而备之, 强而避之, 怒而挠之, 卑而骄之, 逸而劳之, 亲而离之”等结构相同、字数相近、语气一贯、意义相关的词句, 语势强劲, 铿锵有力, 既把道理说透, 又起到了很好的造势效果。再如《用间篇》:“故三军之事, 莫亲于间, 赏莫厚于间, 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 非仁义不能使间, 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极言对“用间”之重视。这样的手法在十三篇中俯拾皆是。

孙武深谙说理的逻辑性, 尤擅层递。以《作战篇》为例, “举师十万, 日费千金”强调的是后勤的困难, 而后勤的困难正是为了突出速胜的必要性, 这是从战略经济的高度出发论证“速胜”这一作战方针的正确性。下文“速战速决”、“因粮于敌”、“胜敌益强”则是具体从方针、方式、方法等方面阐释“速胜”思想。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兵贵胜, 不胜久”。像这样层层推进, 前后呼应, 气势磅礴而又不失严谨的逻辑性, 在《孙子兵法》中并不少见。

《孙子兵法》中最具文学色彩的部分是“譬”的应用。如《军争篇》:“其疾如风, 其徐如林, 侵掠如火, 不动如山, 难知如阴, 动如雷震。”“风、林、火、山”的比喻, 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军队的不同状态, 简单明了, 兼具艺术感染力。再比如“兵之所加, 如以以碫投卵者, 虚实是也” (《兵势篇》) , “胜兵若以镒称铢, 败兵若以铢称镒” (《军形篇》) , “善出奇者, 无穷如天地, 不竭如江海” (《兵势篇》) 等。

在简单的譬喻基础上, 孙武进一步应用“类比”的手法来加深读者对文章的理解。如:“激水之疾, 至于漂石者, 势也;鸷鸟之疾, 至于毁折者, 节也。故善战者, 其势险, 其节短。势如扩弩, 节如发机。纷纷纭纭, 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 形圆而不可败。”“任势者, 其战人也, 如转木石。木石之性, 安则静, 危则动, 方则止, 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 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 势也。” (《兵势第五》) “故善用兵者, 譬如率然。率然者, 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 击其尾则首至, 击其中则首尾俱至。” (《九地十一》) “夫兵形象水, 水之行避高而趋下, 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 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 水无常形。” (《虚实第六》)

譬喻、“类比”手法的应用使《孙子兵法》兼具形象性与逻辑性, 客观上提高了该书的审美价值。事实上, 先秦诸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 大都喜欢博喻巧譬, 触类而长。公孙龙说:“假物取譬, 以守白辩。” (《公孙龙迹府》) 荀子说:“辩其谈说, 明其譬称。” (《荀子儒效》) 《墨子大取》篇把“辟 (譬) 、侔、援、推”四种辩论术中的“譬”放在首位, 可见“譬喻”是先秦诸子进行宣传活动的重要手段。⒀《孙子兵法》在譬喻上的成功应用, 证明其具有不逊于诸子的文采。

参考文献

[1]《文心雕龙-程器第四十九》.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1年3月1版.

[2]《孙子兵法集注》.岳麓书社, 1996年1月第1版.

[3]摘译自塞缪尔-格里菲思1963年版, 《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

[4]李浴日.《孙子兵法总检讨-孙子兵法文章法》.

[5] (南宋)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 《沧浪诗话笺注》.中华书局, 1937年第1版.

[6]转引自《先秦汉三国兵书名著精华》.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3年6月第1版.

[7]参看《孙子兵法集注-〈孙子〉真伪、著录、版本及价值简论》.岳麓书社, 1996年1月第1版.

《孙子兵法》选读 第4篇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选自《计篇》）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百姓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不能不认真地思考和研究。

孙子兵法 第5篇

-------《孙子兵法》

孙子即孙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人，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乃东方兵学的鼻祖，被尊称为兵圣！它不仅是出类拔萃的军事天才，更是首屈一指的兵学大师。他的著作《孙子兵法》既是一部军事经典著作，又是一部光辉的哲学著作，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中一份珍贵的遗产。

这十三篇《兵法》，言简意深，归纳出战争的原理原则，是古代最系统的军事理论。举凡站前之准备、策略之运用、作战之部署、敌情之研判等，无不祥加说明。书中主张的“智”、“信”、“仁”、“勇”、“严”熏陶着两千多年来军人的品德。其实，不仅是军人，就一般人而言，孙子的理论也深深的注入了脑海，譬如：“胜兵先胜”、“料敌制胜”、“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知己知彼”、“正合奇胜”、“以迂为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致人而不致于人”等，不但是常用的军事术语，而且也成了一般人时常引用的口语。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所以为将者用兵应从多方面加以考察，比较、计算各项细节，以求得其事实。比如：治道、天时、地理、将领、法制。所谓道，即“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故施仁政，而后得民心，而后固天下。对于天时地理，需善于观察勘探的将领因时因地作战谋划。而将帅非人人可为，需具备“智”、“信”、“仁”、“勇”、“严”五项条件，才算合格的将才。为将帅者，如走上偏颇之路，轻则身败名裂，重则丧国辱师。而法制，即制度化。军事行动讲求的是效率，要求快速、灵活、才能收到如臂使指之效，这必须在平时就建立良好制度，战时方能发挥力量。

用兵贵在神速，故应速战速决。大军出战，以取得胜利为第一要务。如果兵器钝弊，士气受挫，战力疲惫，才用枯竭，别国诸侯便会乘我们衰疲之际入侵，这时即便是有智谋之领导者，也无法善后了。所以用兵只宜平时迅速，不可逞巧持久，长时间用兵作战而对国家有益者，是从没有的事儿。兵贵胜，不贵久。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乐毅攻齐国三年，独不能下莒城与即墨，最后反使田单复国；隋炀帝滥施征伐，力屈于雁门之下，兵挫于辽水之上，于是杨玄感、李密乘弊而起；二战中，希特勒进兵苏联，攻莫斯科不下，攻列林格勒亦不下，使战力消耗无数，终遭败绩。所以孙子强调“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己知彼，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而胜中有胜，为之全胜。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便是作战的最高境界。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本以为同居之后会有幸福的生活等着我们，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我们同居半年后，我居然得了肾虚早泄，女朋友知道后经常的给我闹矛盾，而我却只能低着头任她说任她吵。自从得了肾虚早泄之后，我每天都不敢面对女朋友，工作也是垂头丧气没有了以往的激情。后来，女朋友忍无可忍，跟我提出了分手，这时我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忄生。于是我抓紧治疗，上网搜了很多资料，试了很多的药，可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直到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一种肾虚早泄的文章，文章介绍说它已成功治愈了很多例肾虚早泄患者，于是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加了马老中医的助手的徽||杏 msdf003,并买了两盒马老师亲自调配的中药试试。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当我使用第一次使用时就感觉效果十分明显，两盒用完之后，我的肾虚早泄竟然奇迹般的好了。现在，我的女朋友也回来了，而且工作中也不再垂头丧气。多亏了马老师，是它让我不再低头，让我在女朋友面前又重新挺胸抬头起来。至于谋略，善于用兵作战的人，能使自己无机可乘。善于防守的，像深藏在地底一样，使人无法窥知虚实；善于进攻的，像飞跃于高空一样，使人无从防备，所以既能保全自己，又能取得完全胜利。善于用兵作战的，他的取胜都是在无形之中，所以胜的容易。

孙子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这句话成为兵家之至理名言，历来将帅无不奉为圭臬。老子也曾说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可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任势。”在纷纭混乱的状态中作战，要使自己的军队不乱；在混沌不清的情况下打仗，必须把队伍布置妥当，是敌人无机可乘。

用兵的规律像水一样，水的规律是从高向低处流。佣兵的规律是避开敌人坚强之点，而攻其虚弱之处。水因地形之高低而限制其流向，用兵也要顺应敌情变化而克敌制胜。准备进攻敌人的地区不能使敌人预知，敌人不知则必处处防备。敌人兵力之所以薄弱，是由于处处防备的结果。用兵的方法，运用到极点，能使人看不出一点形迹，即使有深藏的间谍，也无法探明我军虚实；即使有高度智谋的人，也想不出办法对付我方。

用兵作战要奇诡多变才能成功。军旅行动时，快速如风；静止时，肃穆严整如林木般；进攻敌人时，如燎原烈火，猛不可当；防守时，如山岳一样不可动摇；隐蔽时，如乌云遮天使敌人无从知晓；快速动作起来如迅雷不及掩耳，是敌人无从退避。善于用兵作战的将帅，先在初期避开锐气，再利用其怠惰或思归的时机，发动攻击。这是针对敌人士气的高低予以打击。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所以明智之将帅，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必定同时兼顾有利与有害两方面。将帅有五项最危险的事：只知死拼，如暴虎冯河，就可能遭敌所杀；贪生怕死，临阵畏怯，就可能遭敌俘虏；性子急躁，又轻易发怒，就可能受不了凌辱；廉洁好名，就可能经不起诽谤；慈众爱民，就可能被敌人烦扰。这五项危险，均为将帅易犯之过失，也是用兵作战的大害。

自古以来，所谓善于用兵作战者，能使敌人前后无法顾及，大小部队之间无法联系，各自为战，不能相救援，也无法收兵转移。凡进入敌境作战，愈是往前伸入，士卒斗志越专一。统率军队这种事，要宁静沉着，深思远虑；要公正无私，严整不乱；要约束士卒的视听，使他对计划无所知。而作战前，要相处子一样沉静，等敌人放松戒备，作战时想脱兔一样迅速，是敌人抗拒不及，以求得胜利。

兵法著作《孙子兵法》的读书笔记 第6篇

《孙子兵法》刚开篇就把战争与生死之地、存亡之道连系起来，将战争的必要性显现的淋漓尽至。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孙子的这句话，是胜负条件中最重要的五项，正因为这样，孙子在以三万吴军对一百万楚军才会五战五胜，直捣楚都，成就了他的不败神话。

而他也说过，人多不一定就力量大，还要精，就好比拔河比赛，你以一百个小朋友对战十个大力士，你觉的有胜算吗?

百战百胜，这是战争的最高境界，真正做到的军队，它将无仗可打，因为谁都不敢向它挑战。人生正是这样，你第一次击败你的对手，他会增强自已的实力再向你挑战，你第二次战胜他，他会有所畏惧，不过还会向你挑战，你第三次战胜他，他会对你很害怕，对阵多个对手，胜百场，谈何容易。

战场上，最重要的不是主帅，而是士卒，其次是间谍，第三是主帅，第四是大将，而对他们来说粮食是重中之重，因此就有了大军末动，粮草先行，正因如此孙子特别重视粮草，因此他的部队从没被抢过粮。

孙子兵法漫谈 第7篇

班级、学号121106224

《孙子兵法》研读结课论文

孙子兵法在心理战方面的研究

姓

名： 魏志伟

授课老师： 黄雪松 院系名称： 数理系 专业名称：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4年6月2日

孙子兵法不只是在打仗方面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在商业方面也是。说到商业，其实商业战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战争的重点就在于心理战。孙子兵法在心理战方面的战略意义。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威慑与劝服

孙子在《谋攻篇》说过“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国家实现战略目标的方式有很多种，孙子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一种，在这种方式不可取的情况下，才会采用“破国，破军，破旅，破卒，破伍”等方法，但是，又如何能使每一次战争都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呢？这就要讲到威慑与与劝服了。也就是威慑敌人使其不敢战争和劝服敌人使其不愿战争。

孙子在《军行篇》讲到过“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也就是说要先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才能震慑住别人。想威慑敌人，首先自己要国力强大，尤其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使敌人产生畏惧与我交战的心理，从而避免战争、实现和平。

孙子重视“不战而胜”在劝服敌人方面，必然会通过外交谈判，舆论宣传，军事交往等非战争的手段，从情感方面打动敌军和敌国民众，尤其是打动敌国的好战分子；从道理上说服敌国军政要员，使其认识到跟我方作战他们理亏。

威慑与劝服实际上就是采用了心理战的强迫性与认同性，两者的结合与统一就产生了强大的战略力量。通过震慑与劝服，实现“全争于天下”的战略目标，是孙子心理战的重大意义。由此可知，孙子认为心理战的最大价值在与其战略价值，即通过对敌人进行心理攻击，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而“利可全”。

二、“死地”心理

心理战的战略意义虽然重大，但并非全部由军人或军队去实现。因为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媒体交往等等，均是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战略的有效因素，但是，这些大多数都是由非军人实施的。与战略价值不同，孙子的心理战战役战术价值主要由军人与军队实现，在《孙子兵法》中，主要反映在“死地”心理的军事思想上。孙子认为，作为心理战的战略价值，“威劝”主要作用于通过和平的方式灭敌人的威风，降低敌人的士气，振奋战斗精神，为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

在他看来，死地就是“无所往者，死地也。”无处可走的环境与境况就是死地。可能因为地理位置上的无处可走，也可能因情势上敌人的绝对优势，总之军人一旦进入死地，失败，死亡的可能性很大。“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他强调，在死地中，军队必须速战速决，并迅速离开。死地尽管是危险之地，但是可以被军事主体充分利用，以激发将士的士气，振奋将士的勇武精神，取得危险情势下的胜利。孙子在多年战斗实践中总结出，死地之所以能激发军人的战斗心理，主要在于“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不得已则斗”的死地之性质，促生了军人产生拼死斗敌的强烈心理和严守军队纪律的谨慎心理。因为与死地相比，在其他环境条件下作战，英勇作战打败敌人，可以取得胜利而生存；而不应用作战，同样有逃生的机会。但是，在死地中，军人的生存与生命只能通过战斗的方式取得，别无他法，否则必死无疑。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勇战，“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时，勇战还可能取得胜利而生存；即使战死，也有一个为国捐躯的声誉与褒奖，比不站而死更有价值。所以孙子辩证的认识到了死地的价值，并在战役战术中充分加以改造和利用。孙子的“焚舟破釜”就是人为的死地，将帅通过“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死地情境的创造，使将士“甚陷则不惧”，从而为战役战斗的胜利奠定基础。

由于死地可使人产生强烈的战斗心理，所以，打击敌人时要掌握应变的策略，不轻易将敌人逼入死地，否则，敌人的好斗心理就会上涨，可能造成对正义军队的重大伤亡。孙子说：“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莫追。”这是根据敌人在死地可能产生的好斗心理而做出的灵活的战术调整。总之，“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敌。”因为死地能激发将士的战斗精神和无谓的心理，故在战役战术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三、凝聚军心

在《孙子兵法》中，凝聚军心的要素有多个，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忠心，同心，齐心，细心。在孙子看来，忠心就是民众对国君的认可与忠诚。按照主体不同，忠心可分为将的忠心和民的忠心两类。关于将帅的忠心，孙子认为，将帅对国君的忠心越强烈，越想精忠报国，那么，他们就越想打击敌人，胜敌的可能性就越大。将帅的忠心为国家的强盛、民族的振兴提供了坚强的安全保障。孙子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将帅对国君的忠心，就表现对国君的“辅周”；反之，将帅对国君的离心，就表现为对国君的“辅隙”。可见，忠心是提升将帅战斗精神、取得战争胜利的要素。民众的忠心，孙子强调，民众对国君的忠心，是他们英勇作战，与国君同甘共苦的重要原因。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这里的“同意”即士卒、将帅、民众与国君的想法一致，也就是民众对国君忠心耿耿。

孙子说“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孙子预知战争胜利有五种方法，上下同欲是其中一种。不可否认，全军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这支军队就可能取得胜利。相反，官兵将士之间离心离德，很难取得理想的战果。孙子总结了必败的六种情况：“走”，“驰”，“陷”，“崩”，“乱”，“北”。其中，“崩”是一种与同心同欲相反的、必败的心理情境。将士之间意见不统一，将帅对士卒及下级认识不足，这就是“崩”。在“崩”的情况下，军队必然打败仗。孙子说：“大吏怒而不服，遇敌而自战，将不知其能，越崩”。部将怨恨、愤怒，不服从上级的指挥，遇到敌人愤然擅自出战，将帅甚至不知道下级的才能，士卒与将帅的意见相背，这就是“崩”。“崩”必败。孙子在肯定“同欲则胜”，“崩必败”时说：“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官兵步调一致，如同一人，是用兵打仗的基本道理，更是胜敌必备的心理条件。

在孙子看来，奇心并非好奇心，而是将士出奇兵的心理准备，也即“非常心”的诡道。奇心的价值合理性是由用兵的本质决定的，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意思就是说，用兵就要用谋略，也就是要用诡道。用诡道就必须先了解敌人的心理活动，然后，行动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出其不意，让敌人措手不及，从而战胜敌人。所以，奇心“诡道”就是主动地用我军之“非常心”对付敌军之“常心”的心理战。当然，若敌军的“常心”没有形成有利于我军的情形，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促使其形成，最终令我军的奇心有用武之地。孙子说“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丛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通过假象迷惑敌人，通过小利引诱敌人，敦促敌人的“常心”得以形成，然后，用重兵伺机攻击他，敌必败无疑。所以，奇心“诡道”也是孙子的心理战的重要内容。

从《孙子兵法》中汲取智慧 第8篇

《孙子兵法》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据外国历史学家考证,它早在汉代前后就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而明确载于史籍的,则是公元八世纪,日本留学生将它带回日本,广为传授。公元一七七二年,法国人正式出版《孙子兵法》,从此它又传遍欧洲大陆。迄今为止,这部兵法著作已有二十多种文字的译本刊行于世,在世界各国拥有广泛影响。英国的蒙哥马利[1]元帅在六十年代访问中国时曾说过:“世界上所有的军事学院都应把《孙子兵法》列为必修课。”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2]曾声明,他所撰写的许多军事著作中的理论观点,在《孙子兵法》中早有明确阐述。美国战略学者柯林斯这样评价孙子:“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到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

《孙子兵法》所揭示的战争基本规律及其指导原则,即使在现代高技术战争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孙子兵法》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想,对于当今人类谋求和平、争取持久发展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孙子非常重视政治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反对轻易发动战争。他主张“上兵伐谋”、“全国为上”,认为百战百胜并不算最高明,不使用暴力就能迫使对手屈服,这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这种珍惜和平、慎用暴力的思想,贯穿于《孙子兵法》全篇。这种思想,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人类正确处理国际纠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次研讨会以“《孙子兵法》与世纪之交的国际安全”为主题,用孙子这位先哲留给我们的思想武器分析影响当今国际安全的复杂因素,寻找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启示,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历史传统。中国政府继承了这种历史传统,基于和平与发展的愿望,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坚持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加强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进程,一贯反对在解决国际争端上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一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现在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将来富强起来,也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去威胁别的国家。世纪之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作为孙子的后人,中国人民愿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大力弘扬《孙子兵法》中符合人类共同愿望的进步思想,为推进人类的和平事业继续作出应有的贡献。

《孙子兵法》不仅对于思考当今时代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在政治、外交、经济、体育等领域也在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受到各国众多政治家、外交家、金融家、企业家和体育界人士的普遍重视。这是因为,《孙子兵法》所揭示的许多战争基本规律,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其观点和方法与社会生活的哲理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在当代政治、外交领域,可以说经常实践着孙子的思想,运用着孙子的谋略。近些年来,一些企业家将《孙子兵法》的理论与现代经营管理活动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管理思想。今天到会的专家学者当中,除了军事理论工作者外,相当一部分就是从事经济、外交和其他领域工作的。大家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共同研讨这部千古名著,也足以表明《孙子兵法》在世界各国和各行各业所受到重视的程度。

对于开展《孙子兵法》研究,我谈三点意见:

第一,要把《孙子兵法》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潜心研究《孙子兵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是十分可喜的。但仍然需要继续努力,不断拓宽视野,运用新的方法,使这项研究工作不断有所深化。《孙子兵法》虽然只有五千来字,但它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博大精深,能激发思维,给人以无穷的智慧和启示,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孙子兵法》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方面:一个是对《孙子兵法》著作本身及其相关情况的研究,其中包括对《孙子兵法》文化现象的研究,比如探讨为什么这本书会在那么广泛的领域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的生命力,等等。另一个是对《孙子兵法》的应用性研究,比如探讨孙子的思想对于我们思考当今时代的问题,具有哪些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人类的认识水平是伴随着自身的实践活动不断提高的,我们对历史文化成果的认识也应当不断上升到新的高度。总之,《孙子兵法》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对它的认识应当说是没有止境的。我们要永不自满,用锲而不舍、勇于创新的精神,不断把《孙子兵法》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

第二,开展《孙子兵法》研究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科学文化发展史告诉我们,学术发展需要宽松的环境。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必须遵循科学文化发展自身的规律和真理认识规律。毛泽东曾经讲过,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证和检验的时间。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与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孙子兵法 第9篇

《孙子兵法》也称《吴孙子》，是中国迄今流传下来的时间最早、内容最完整、影响最深远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该书的作者孙武，是春秋末年齐国人(今山东惠民一带)，为逃避齐国的战祸，辗转到南方的吴国，因为熟知兵法，吴国大将伍子胥将孙武推荐给吴王，于是孙武向吴王献上自己的兵法，并做了吴国的将军。此后孙武帮助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名诸侯”，由此，《孙子兵法》流传于世。由于其经历主要在吴国，故人称“吴孙子”。可见《孙子兵法》大约成书于春秋末期。两汉时期官方曾经三次组织人员整理各家兵书，《史记》、《汉书》均提到了《孙子兵法》，东汉末，曹操认为当时流行的《孙子兵法》过于“烦富”，且没有抓住“兵书”的主旨，因此曹操专门为此书做了注解，名为《孙子略解》。南北朝至唐，为《孙子兵法》注解者渐多。北宋时期，由于边塞军事吃紧，朝廷特别重视“兵书”，于是组织人力编纂了《武经七书》，《孙子兵法》列“武经”之首，第一次被当作官办教材进行讲授。而且自宋代始兴起了《孙子兵法》研究的热潮，一些文人将以前历代(东汉末至北宋)名家注解的“孙子兵法”收集起来，合称《十一家注孙子》。《武经七书》和《十一家注孙子》是后世《孙子兵法》传本的主要来源。明清以后，《孙子兵法》的研究仍热度不减。

《孙子兵法》第一次走出国门是在唐代，由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传至日本；18世纪又由传教士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据说拿破仑经常词读《孙子兵法》，20世纪初期，《孙子兵法》被翻译成英文，开始在西方国家流传，并被各院校当作必读的军事教材：到20世纪80年代，《孙子兵法》已被翻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出现全球性“孙子热”。不过，现代人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已不局限于战争和军事及政治的方面，而上升到经济管理、人事关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

《孙膑兵法》也称作《孙子兵法》、《齐孙子》，作者为孙膑本人及其弟子。孙膑出生地在今山东鄄城、阳谷一带，是孙武的后世子孙，晚孙武百余年。“孙子膑脚”和“马陵之战”是了解孙膑最好的两件事例。孙膑原与魏国将军的庞涓同师学艺，但庞涓妒才，自觉不如孙膑，于是将孙膑骗到魏国后软禁起来，并施以膑刑，挖掉了孙膑的膝盖骨，故此后人又以“孙膑”呼之，真名倒忽略了。后来孙膑被一位来魏国的齐国使者偷偷运到齐国，推荐给齐国的大将田忌，并受到齐威王的重用。《史记》记载，在围魏救赵战略中，齐宣王采用孙膑的计谍，最后孙膑以“减灶诱敌”的计略，在马陵大败魏军，击杀魏将庞涓，俘虏魏国太子申。马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经典的以谋略取胜的战例，此战也使孙膑举成名，名留青史。现在据学者考证及新出土的《孙子兵法》记载，擒庞涓实为桂陵之战。由于其经历主要在齐国，故人称“齐孙子”。虽然早期文献还见有孙膑其人其事的记载，但《汉书》以后，就几乎失载了。人们推测《孙膑兵法》大约在东汉后期失传，已失传近1800年。

临沂两部汉简本《孙子兵法》的问世

汉简本《孙子兵法》源于一次不经意的发现。

1972年4月10日上午，“临沂文物组”工作人员接到群众报告，说在临沂地区卫生局基建工地上发现了一座古墓。基建工地位于临沂市南部的一座名为银雀山的山岗上，这里原是一处汉代墓地。于是有关工作人员连忙赶到，并和工地负责人协商有关发掘事宜。4月14日，“临沂文物组”工作人员正式清理先前已被建筑工地挖开的一座墓葬，4月17日清理完毕。这是一座岩墓，墓坑直接在岩石上开凿而成，长314、宽226厘米，墓坑内有木质棺椁，木椁长264、宽176厘米；木棺在木椁内西侧，棺内放置人体尸骨，已腐朽，另放置少量的漆木器、铜镜等随葬品：木椁东侧为器物箱，放置大量的陶器、漆木器、钱币等随葬品。两部《孙子兵法》竹简就放置在器物间隙之中。4月14日下午，是这次发现值得铭记的日子。杨殿旭、刘心健等先生的名字同样值得铭记在册，他们来自临沂文物组，是他们首先发现竹简。据后来回忆，杨殿旭在墓葬中清理器物时，看到一根竹片从水中漂浮上来，很不经意地漂洗了一下竹片上的泥浆(清理墓葬时，墓坑内有积水)，并说“你们看，这上面有字”，并把竹片递给了墓坑上面的人。刘心健先生在现场，经仔细辨认后，确认竹片上写的是“齐桓公问管子日”几个字，当时就兴奋起来，大呼：这是古代的“竹简”!在发明纸张之前，古人把书籍文字写在制作好的“竹片”或“木片”上，分别称为“竹简”和“木牍”，也就是说，“竹简”就是古代的“文书”。因此，文物工作人员当即要求施工人员停工，并安排人员保护现场，同时上报临沂地区和山东省上级部门。山东省文物部门随即派遣山东省博物馆有关专家前来发掘指导。该墓被编号为“伍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不久在号汉墓的西侧又发现二号汉墓，也出土一批竹简。事后经初步整理统计，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大部分为“兵书”，二号汉墓出土竹简32枚，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

临沂汉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发掘出土后经过了保护处理，至今一直保存在山东博物馆。2011年，此批竹简被评选为“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两部竹简本《孙子兵法》的意义

汉代以前的正史文献虽然多次提及孙武、孙膑及其兵法，但均极简略而零碎。最早记载孙武、孙膑的文献有《吕氏春秋》和《韩非子》，可见战国、秦代之时两位孙子的“兵法”均为世人所熟知。两汉时期的《史记》、《汉书》也均有所记，《汉书》“兵书略”中将《吴孙子》排在第一位，《齐孙子》排在第二位，并明言《吴孙子》有八十二篇，《齐孙子》有八十九篇，可见两位孙子确实均有“兵书”流传于世。但不知什么原因，战国重要文献《左传》中没有此二人的记载，并且汉代以后的文献也不见“齐孙子”的记载。由此，引发了一场聚讼千年的悬案。从汉代至唐代，人们对《孙子兵法》的作者一直没有人提出异议，但宋代以后，开始有人对这两部兵书及其作者产生诸多疑问，大致有以下几种论断：其一，支持《史记》中的记载，认为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并分别著有“兵法”流传于世；其二，认为历史上并无孙武其人，只不过是一位战国时期“山林处士”所作的“兵法”而已，以其为吴王所用乃是夸大之词，其三，不否认历史上有孙武这个人，但《孙子兵法》不是孙武自己编著的，而为后世之人伪托“孙武”之名而作的：其四，《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膑，孙武和孙膑是同一个人，“武”是其名，“膑”是绰号。其五，历史上有孙武和孙膑这两个人，但现存的《孙子兵法》作者是孙膑；其六，认为《孙子兵法》是三国的曹操所著，“兵法”中提到的“孙子”是春秋时期的伍子胥。直到1972年临沂银雀山竹简出土之前，各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近代甚至还有外国学者也参与其中。临沂汉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同时问世，使得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历史大讨论一下子戛然而止，历史原貌不辨自明。临沂汉简的出土，向世人昭示，孙武和孙膑不但是历史上真实的两位人物，而且分别有“兵书”流传于世，同时也证明了《史记》、《汉书》等早期文献记载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