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口述史研究（精选10篇）

教育口述史研究 第1篇

一、教育口述史研究在我国悄然兴起

国内涉及教育口述史的研究, 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张寄谦对于西南联大师生的口述史采访[1]。到20世纪90年代, 产生了三个较大的研究计划。1992年, 由陕西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李小江设计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立项, 其中包括一个子课题“先锋女学与女生本世纪初妇女办学与女子教育”, 研究了二三十年代江浙一带知识女性开办女子教育的情况[2]。1994年, 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 (1) 委托复旦大学历史系, 进行了“上海地区抗战口述史访问”的专题研究, 其中的一个专题是“抗战期间在上海的教会大学”。1996年该学会又与北京大学历史系合作研究, 进行四个访问项目, 其中有两个与教育有关, 即“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和“日本统治时期东北丹东沈阳中小学教职员的教学与生活”的研究。

随着口述史研究的发展, 继历史学界之后, 教育史学界也开始出现了真正有影响的大规模教育口述史研究, 这就是齐红深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日本侵华教育史研究”。与此同时, 他还主持建设了日本侵华教育网, 通过采访收集当事人的口述记忆史料, 以揭露日本在东北及台湾所推行的殖民和奴化教育罪行。其后又主持了国家教育科学十五重点课题“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 这可以说是国内教育史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自觉的教育口述史研究, 其价值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认可。[3]同期, 1997年, 焦鸿根从方法论的视角, 探讨了口述史研究对于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4]。2007年, 林宁等人也探讨了口述史在教育科研中的运用[5], 刘朝阳等人还撰文探讨了基础教育口述史研究的可行性, 把理论的探讨从一般的方法论深入到了具体的研究领域中[6]。冯跃分别在2005年和2008年分别对一个“好孩子”和一位县级中学校长进行了教育人类学口述史研究[7], 姑且不论其所谓的“教育人类学口述史”这一说法是否成立, 或是否属于真正的教育口述史, 但这种明确的表述分明体现了教育口述史的影响。2007年,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两本教育口述史的专著, 即《顾明远教育口述史》和《潘懋元教育口述史》。

二、我国教育口述史研究的特点

根据口述史学的基本理论, 我们可以发现, 当前在教育口述史研究方面, 主要有三大特点。

(一) 研究兴趣日益增强, 研究队伍仍显单薄

首先, 从研究主体来看, 从以历史学者为主转向以教育学者为主, 研究的自觉意识逐渐增强, 但教育口述史的研究仍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在1995年齐红深教授明确致力于教育口述史的研究之前, 国内的涉及教育内容的口述史研究主要是由历史学者主持完成的。

其次, 从研究范围来看, 国内教育口述史的研究, 仍然从属于其他历史研究主题之下。如前述李小江教授的研究、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与复旦和北大的合作计划、甚至齐红深的侵华日军教育口述史等, 都可以归于偏重历史的教育口述史研究, 更多地是涵盖在其他历史专题研究的下面。这一方面说明教育史与其他专门史之间的交叉, 同时也提醒我们身为教育史学者, 应该更加积极主动, 在教育口述史研究中有所作为。

(二) 精英取向和大众取向并举, 人物研究和专题研究同重

从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史研究计划开始的现代口述史, 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最初是精英取向的。它最初的计划就是对在整个美国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 如历届美国总统进行口述研究, 并最先完成了对罗斯福总统任期内的口述访谈工作。从1952年起, 该校口述历史部又设立了一个“中国历史名人口述”项目, 专门对在美著名华人进行口述采访, 包括在美的国民政府军政要人如李宗仁、张学良、胡适等100位知名人士的研究。但是, 后来, 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兴起、特别是民权运动的发展, 整个历史研究重心的下移, 他们开始意识到, 口述史学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就应当把视界从上层 (精英阶层) 转向下层 (普通民众) ,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口述历史学家的触角伸向了穷乡僻壤、黑人聚居区、边远小村镇, 聚焦于历史学的新兴学科与边缘学科, 如黑人史、社区史、妇女史、儿童史、家庭史、部落史、城市史等等。

而英国的口述史学, 在那些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旨趣的新社会史学家的影响下, 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大众性。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对于普通社会群体如工人阶级、矿工、乡村居民的研究上, 而且还表现在普通民众的参与上, 如伦敦东区就有民众自己的自传写作组织, 这也充分显示了口述史学的社会性、民主性与广泛性的特点。口述史的视角下移, 既与历史研究的大趋势一致, 又推动了这种趋势的发展。正如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所说, 口述史学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 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8]。由此可见, 口述史的生命力, 在更大的程度上实际上是来自其所执行的群众路线。

研究取向的不同, 就决定了研究对象的选取及研究方式的差异。一般来说, 精英取向的口述史研究, 多属个体研究, 对那些知名人士的访谈可称为人物访谈或专家访谈, 这种研究大都是围绕某个专家的生平事迹而进行的, 《顾明远教育口述史》和《潘懋元教育口述史》就是如此。顾明远和潘懋元两位先生的人生经历与中国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 他们所具有的丰富的知识和学养, 使得对他们的口述史研究, 实际上既是对自己生平的回顾, 也是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反省, 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而大众取向的口述史研究, 更多地是一种群体研究, 多是围绕某一专题而进行的, 因此可以称为事件访谈或专题访谈, 这种研究通过不同社会阶层和地位的人物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的口述, 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地展现历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更有利于给人们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早期由历史学家所主持的教育口述史研究, 更多地属于后一类研究。当然, 这两类研究并不是截然划分的, 也可以有交叉。比如, 我们可以就某一个问题对不同的专家做访谈, 这就做到了专家访谈与专题访谈的结合。

(三) 研究有待规范, 理论探讨不够

目前, 历史学界对于口述史的认识尚不统一, 就连口述史学的定义和性质都还没有达成共识。这种理论上的滞后与口述史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极不相称, 比如, 在人类学、新闻学、地方志等各个学科领域, 都涌现了一些所谓的口述史研究成果, 但这些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都存在着误用和滥用的情况。比如, 很多研究者只是把访谈记录加以整理出版, 就贯之以口述史之名;更有的研究者把回忆录、自传等也归入到口述史研究, 这就是没有分清楚口述史和访谈、口述和笔述的关系, 误用访谈记录和笔述代替口述史研究。

实际上, 口述史学应该是包括口述资料、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和口述史研究在内的一整套体系。口述史料是从史料学的角度, 特指史料留存的一个种类;口头资料与传统史料的主要区别不在于它的口头形式、它的主体意识或它的可追溯性, 而主要在于这种口述史料的产生能直接用于对历史编纂学史料的评价, 而且历史学家和采访者自己就是这种史料的作者之一。口述史的研究方法, 既包括搜集、整理、鉴别口述资料的方法, 也包括撰写、发表口述史研究成果的方法, 访谈只是口述史研究众多具体方法或手段中的一种, 而不是口述史研究的唯一方法。埃文斯指出, 口述史研究是一种进行历史研究的独特方法它以口述凭证为基础, 以访谈和其他方法作为自己的研究手段。从历史学的角度看, 口述史特指表述历史的一种方式;从功用来看, 它不仅仅限于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 而且着重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9]。这三者合在一起, 才能构成完整的口述史学。但是, 口述史料并不必然地与口述史研究联系在一起, 其他历史研究同样可以利用口述史料, 而口述史研究也需要其他资料的印证与补充。海外著名史学家唐德刚替胡适写口述史, 胡本人的口述只占50%, 替李宗仁写口述史, 李本人的口述只占15%, 其他部分资料都是他搜集并加以印证补充的[10]。

以此反观我国已有的教育口述史研究成果, 我们不得不承认, 在研究规范方面, 我们做得还很不够。长期以来, 教育学科总是被别的学科指责为一味地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却鲜有自己的创造和对于其他学科的贡献。目前, 历史学界对于口述史的理论认识不统一, 这恰好是我们教育史学应该思考并可以做出自己贡献的地方。因此, 我们在进行口述史研究时, 不仅应该尽量去遵从口述史研究的一些基本要求, 而且还应该通过自己的研究, 对相关的口述史理论进行思考和探讨。

齐红深就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 反思了口述史学进行的方法和问题, 有学者评价说, 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的确定、口述者的选择, 还是在访谈的范围规模、口述方式的尝试设计等方面, 都是自觉而执着的, 显示出鲜明的特点和理论的恢弘气魄, 在我国口述史研究领域显得格外突出[11]。在国外, 菲利普加德纳 (Phillip Gardner) 也通过教师的记忆和教师自己的经历, 探讨了口述史中的方法论问题, 教师对于自己生命历程的叙述, 口述史与记忆的关系, 叙述的中断、重复和回忆的利用等问题[12]。即使我们不能提出什么有影响的史学理论和方法, 但我们至少应该通过对自己研究的反思去思考一些历史的理论和历史哲学问题, 而不是以一知半解的状态下去盲目地搬用和借用。这对于提高我们学科的独立性和自信心是很有必要的。如果不注意考察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 所谓的口述史学只不过是口述资料而已, 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三、未来教育口述史研究的努力方向

当前我国的教育口述史研究在不断升温, 冠以教育口述史的研究论著不断涌现, 未来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教育口述史研究, 我们还应该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 加强对教育口述史研究理论的探讨

在当代学科交叉和融合日益频繁和加强的时代, 各个学科和研究领域的边界日益模糊, 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相互借鉴日益普遍。作为教育口述史研究, 应该加强自身理论上的探讨, 特别是加强教育口述史研究与相关研究之间关系的探讨。

1. 教育口述史研究与教育回忆录、教育自传

一般来说, 回忆录和自传是个人对于自己人生经历的回顾, 是以人物的成长为主要线索的, 发起的主体是回忆者本人, 内容也主要是个人的回忆。而在教育口述史研究中, 虽然也需要当事人的回忆, 但这种回忆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口述史要研究的内容。在研究的过程中, 回忆的主体是口述史的研究对象, 是被动地接受他人的访谈。从过程来看的话, 口述史的访谈, 事先都有访谈提纲, 有专门的研究者, 而口述者的回忆只是一种资料的来源, 并不是研究成果本身。如顾明远教育口述史, 就是按照“我的求学生涯”、“我与北师大”、“我与比较教育”、“我与新中国教育改革”、“参加总理的教育座谈”几个专题来进行的, 在这里, 口述者的回忆就成为口述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此外, 回忆录多以时间为顺序, 而口述史可以以时间为顺序, 也可以以事件、主题为线索。

2. 教育口述史与教育叙事研究

相对于教育口述史研究与回忆录之间的关系, 教育口述史与教育叙事研究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它们的研究主题既可以是个体人物, 也可以是群体事件;既可以是精英人物, 也可以是普通民众。但是, 这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

首先, 从研究的主体看, 口述史研究, 至少有两个主体研究者和被研究者;而在教育叙事研究中, 既可以存在两个主体, 也可以是单一主体, 即由主体自我对于自己的教育教学生活进行反思性的研究, 从教育叙事研究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 在教师成为研究者的理念和信息技术的推动下, 广大教师成为教育叙事研究的主体, 教育博客成为教育叙事研究的一个新的表达方式和平台, 这也是教育叙事研究在我国得到蓬勃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 从研究方法看, 访谈并不是教育叙事研究的必然方法, 而教育口述史研究是一定要有访谈的。不过, 在双主体的研究模式中, 二者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那就是, 二者的访谈, 一定都要事先拟定比较好的访谈提纲, 事后进行精心的整理。

最后, 从研究内容看, 教育叙事研究所叙之事, 有客观真实的, 也有主观感受的成分, 一切以说明问题为标准;而教育口述史研究作为一种历史研究, 首先要追求和保证的, 便是研究内容的真实性, 这也是教育叙事研究和教育口述史研究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

因此, 相比之下, 教育口述史研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要比教育叙事研究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 教育口述史研究要想取得比较大的成绩, 在注意自身与教育叙事等相关研究的区别的同时, 更要加强与它们之间的联系。因为, 教育叙事研究和教育博客, 一般都是教育中的主体, 如校长、教师和学生对于自己的教育生活的描述, 里面蕴含了大量的日常的、生动的教育事件和信息, 这实际上就使它们成为了解教育实践的一个很好的窗口和平台, 能为教育口述史研究提供很好的资料上的参考。而且, 现代计算机网络所提供的这些平台, 可以极大地方便口述史研究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节约口述史的研究成本。同时, 通过当事人对于往事的回忆、口述, 还可以拉近教育史与教育现实之间的距离, 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我国当前教育问题的历史原因, 为当前的改革提供经验教训, 从而做出教育史学科应有的贡献。

(二) 利用教育口述史研究推动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口述史不仅是收集史料、研究历史的方法, 它还是一种新的教育教学手段, 它改变了以往静态的课堂教学状况, 把教学变成一种充满活力的动态活动。因为它打破了师生之间、代际之间、课堂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障碍。在国外, 口述史不仅被用于历史、音乐、化学等各个学科的教学, 也被用于对教育教学效果的评估, 特别是对于那些无法直接测量的教育内容, 如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的效果等。比如, 美国南金斯顿中学和布朗大学联合主办的口述历史项目“整个世界在注视:1968年的口述历史”[13], “打破了一成不变的读’历史和写’历史的传统教学和研究模式, 使得听’历史成为一种可能”[14]。而克莱娅比什科夫 (Claire Bischoff) 等人则通过口述史的研究, 探讨了教育对于培养公正和和平精神的作用[15]。

教育口述史研究 第2篇

原创： 严佳媛

本学期选修了钱老师的口述史研究一课，经过一学期的学习，对口述史也有所改观，结合本学期课余时间拜读的温州大学杨祥银教授的《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对本学期的学习进行一个总结和思考。由于理论和实践上的操作还不够多，想要进行理论性的总结和提炼尚为困难，只能以读后感的形式，来谈一谈自己课余的思考。

翻阅此书，共有八个章节，以美国现代口述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与主流趋势为主线，分别从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起源、发展历程、国际背景、基本特征、理论研究、跨学科应用、口述历史教育与面临的主要挑战等问题做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梳理与研究。第一章“导论”从口述史学简史、基本概念界定、美国口述史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以及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框架等内容做了简要的梳理与分析。第二章“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起源与诞生”主要追溯了1948年以前“oral history”这个术语在美国的起源与早期使用，并以个别例子来分析美国学者和机构对于口述访谈方法的早期倡导与实践。而直到20世纪中叶，作为对技术侵袭造成历史记录重大缺漏的担忧，美国著名史学家阿兰・内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率先开启这项影响深远和具有重要意义的现代口述史学试验。经过将近20年的艰辛努力，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逐渐发展成为美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口述历史机构。第三章“精英主义、档案实践与美国口述史学”指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所开创的以精英访谈为主的口述史学试验已经演变成为一场席卷美国各地和不同领域的口述史学运动。而这种精英口述历史模式也反映了美国现代口述史学兴起与发展的最初动力，即基于精英人物的口述历史访谈而获得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资料，以填补现存文献记录的空白或者弥补其不足。简单而言，这种模式强调口述史学的档案功能与史料价值。第四章“美国口述史学与新社会史转向”指出，受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新社会史思潮以及一系列社会激进运动的冲击与影响，美国口述史学界开始超越第一代口述史学家所主导的精英访谈模式而扩展口述历史的搜集范围与视野。正是如此，口述史学被广泛应用于少数族裔史、女性史、劳工史、同性恋史、家庭(家族)史与社区(社群)史等新社会史领域。美国口述史学的这种“新社会史转向”不仅为那些处于非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与弱势群体记录和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而且口述史学所具有的“民主动力”与“草根精神”很大程度上也挑战和改变了传统美国史学主要基于精英白人男性的传统书写模式。第五章“美国口述史学的理论转向与反思”则从“记忆转向”、“叙事转向”与“共享权威”:口述历史关系反思“三个角度来分析和论述美国口述史学的理论转向与反思。研究指出，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口述史学的理论转向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口述历史生产过程复杂性的深度描述与全面反思。越来越多的美国口述史学家意识到，口述历史的功能不仅体现在它作为史料的证据价值，同时也可以作为”文本“来理解其意义的生成与诠释过程。对于美国口述史学研究的理论过度问题，一些口述历史学家也表示要提高警惕，强调不能以纯理论研究来代替口述历史所记录和呈现的真实生活与经历。第六章”数字化革命与美国口述史学“将从数字化记录、数字化管理以及数字化传播与交流等三个方面来分别阐述数字化革命与美国口述史学之间的紧密关系。概括而言，数字化革命对于美国口述史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国际交流，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改变着记录、保存、编目、索引、检索、解释、分享与呈现口述历史的方式与内容，这些都将严重挑战以书写抄本为基础的美国口述史学的传统模式。第七章”美国口述历史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则在考察美国口述历史教育兴起与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对当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口述历史教育发展的基本特征做一概括性总结与评价。本研究指出，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与探索，口述历史教育在美国已经步入一个良性的发展轨道。它或许不是摆脱现代教育困境的灵丹妙药，可是对于那些实践者来说，口述历史教育确实是一种值得尝试和努力探索的改革方向。第八章”美国口述史学的法律与伦理问题“以分别发生于1986年和2011年的两个涉及法律与伦理纠纷的美国口述历史案件为例来分析美国口述史学的法律与伦理问题，主要包括著作权、诽谤与隐私权侵犯、法律挑战与”学者特权“、口述历史伦理审查机制以及口述历史参与者之间基于专业伦理的权责关系等等。本研究指出，随着美国口述史学日益关注战争与冲突、突发事件、犯罪问题与特殊疾病等具有当代性、敏感性与隐私性的议题，()同时也因为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得口述历史资料的网络传播与应用变得更为容易与便捷，这些因素都导致口述历史工作所面临的法律与伦理风险进一步加剧。结语部分则以时间跨度长达将近100年的两个经典口号――”我们时代的口述历史“(An Oral History of Our Time)和”口述历史的时代“(The Age of Oral Histories)来概括性总结美国口述史学发展过程所体现的时代与历史的互动关系。

在翻阅此书的过程中，我感触颇深的一点是，书中所讲哥大口述历史的.访谈对象多以二战将领、财阀等精英人物为主，”以填补现存文献记录和空白或者弥补其不足，即强调口述史学的档案功能与史料价值。“自第31任总统胡佛以后，13任美国总统都有对应的总统图书馆与口述历史计划，它们较多地收集了与总统有关的口述历史资料，再鲜明不过地体现了其精英主义特征。经过二十余年发展，这种精英主义口述历史实践自1960年代中期开始，已扩展成一场席卷全美的口述史学运动。但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能接触到的口述史已经不是精英的史学，特别是钱老师提出将口述史放入公众史学的一部分，我认为这能够更加充分地体现和发挥口述史的价值，以我之前大略翻阅的一本记录北仑30年变迁的20位市民口述史《见证》为例，对平凡的大众进行口述史研究的可行性更高，特别是对于像我们这些刚入门的新手而言。

除此之外，杨祥银教授在另一篇发表于郑州大学学报的《关于口述史学基本特征的思考》中提炼概括了口述史的四个基本特征，分别为民主性、合作性、动态性和跨学科性。这四个基本特征也在此书中有所体现，如本书的第四、五两章：美国口述史学与”新社会史转向“,美国口述史学的理论转向与反思。随着1960年代以来美国新社会史思潮和一系列社会激进运动的冲击与影响，美国的口述史学被广泛应用于少数族裔史、女性史、劳工史、同性恋史、家庭(家族)史与社区(社群)史等领域。由于杨祥银教授的博士论文是《殖民权力与医疗空间：香港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变迁(1894-1941年)》，对近代医疗卫生史和新兴学科如”叙事医学“的钻研与关注，使其能够更好地论述美国口述史学的”新社会史转向“特别是它在医学领域(如艾滋病防治与老年医学等)方面。

读完此书最大的收获是从口述史本身的起源地出发，了解了其发展的过程等。但所有的理论学习应该运用到实践中，在上文中我也有提出，书中所述与我现如今的学习还是有一定的出入的。本学期进行了几次口述史的实践活动，一次是去鄞州老年大学采访蒋主任，一次是去东湖花园采访方祖猷老师。进行了两次转录工作，分别是历史系研究生党支部的党日活动，转录了钱老师的录音，另一次是方祖猷老师采访后的录音转录，特别是对方祖猷老师的采访和录音转录，对我的启发颇深。在采访的过程中，已经高龄的老先生侃侃而谈，作为一个采访人的我没有做过多的提问和引导。在访问的将近两个小时里，我对方老师的了解更加深入了，与之前从书中了解的不同，例如方老师在女权史和妇女史这方面研究成果也颇多。这也体现了口述历史一个非常突出的优势：可以直接和研究的对象进行交流，这是因为将活人当做历史采访对象，研究活人的历史。从研究的角度，我们提取了方老师的大脑记忆，将其转化为了录音录像和文本，留下了方老师的历史;从情感方面，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我更能直观地体会到了老先生对学术的热忱，笔耕不辍。

在转录过程中，我也遇到了不少问题。首先是语言的障碍，作为一个慈溪人，我对宁波地方方言还是一知半解，导致有很多地方转录有困难，特别是一些专业专有名词，这也反应了口述史研究在实际操作中的问题。另一个其实是后期编辑的问题，就是在时间线的确定上。大家都习惯性的用阶段来代替精准的时间点，例如”我初中的时候“、”我大学读了两年之后“,如果采访是严格按照时间线索下来得，问题还是比较小的，如果是有很多插入式的、颠倒了时间先后的，那么整理起来的难度就比较大，再加上如果是一般人，没有留下文字记录，那更是无迹可寻。此外我在课上看过钱老师已经出版的全国劳模口述史采访的片段，编辑成稿还是需要下大工夫，这方面我还没有实际尝试过。

在没有进行口述史研究之前，我常常想的一个问题是口述史是信史吗?这是我之前对口述史最本质的疑问。我这一疑问的最根本的来源有两处：一是之前所接触的历史资料都是以文本文献形式呈现的，对于这种当代人口述历史的形式非常陌生，下意识的新鲜且不熟悉的形式产生的抗拒;二是没有亲身的实践，只是观望和纸上谈兵。经过一个学期的理论和实践的学期，我对这一个问题也有了答案。印象颇深的是，钱老师在课上对这一个问题的解答，其实口述史和历史文献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能做的是将受访者的记忆保存下来，成为一种文献资料，至于这些资料是否有用，或者是否可信，那是使用者的事，使用者选取需要的部分，并对那血部分进行考订。这其实和一般的历史文献引用并没有什么区别。这番解答对我的启发很大，实际上，大众对时间的记忆是比较弱的，但是在主要经历的记忆上是不会出错的，我们通过口述的方式，将大脑记忆转化为文本记忆。特别是对于大多数没有文本记录的小人物而言，建立历史的方式就是大脑记忆。大脑记忆虽然是有缺陷的，但是所有的观念都需要经过大脑加工，大脑记忆是我们唯一可以相信的。所以这也表明口述史也有一定的缺陷，特别是在时间的精准性方面。但不能够因为这个而否定了所有口述史的工作，因为通过编辑最终呈现在大众面前的文字是经过核对、考订，是比较可靠的。因为口述史的任务是将有缺陷的大脑记忆转化为可靠的文本。

教育口述史研究 第3篇

做口述史研究的也许会先跑档案馆或图书馆,因为那里是有灯光的地方。他也可能先找寻著名历史人物的后代,那些已经故去的著名人物乃是历史长河上行舟的刻痕。但是,除非做口述史的有一点运气,他用这两个方法所做的搜寻未必会给他带来实质性的结果。《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下称《耳语者》)的作者费格斯(Orlando Figes)是一个有“运气”的人,他在书的后记中说,要不是因为运气,他根本不可能写成这本书。但是,不管他的运气多好,要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肯花心思寻找的人,他照样做不成他想要做的口述史。

费格斯的“运气”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费格斯还是一个研究生,他到莫斯科去做关于苏联革命和内战的历史研究,很想能找到对这段时期有直接回忆的人。他认识了一个叫泽尼娅(Zhenia Golovnia)的女子。泽尼娅的母亲奥克沙娜对费格斯讲了一些她家在二十和三十年代的往事,并把他介绍给十来位“出生在和平年代”,也就是一次大战之前的朋友,大多是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费格斯拜访了她们,但他那次运气不太好。这些老太太有的在苏联内战时年纪太小,什么也记不得了,有的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仍然心有余悸,就是记得什么,也不敢深谈。费格斯没有找到他想要寻找的东西,但却在寻找过程中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他发现,那些保留在普通人家庭中的记忆与苏联官方的历史叙述很不相同。

一九九一年,费格斯再次思考有没有在苏联做革命和内战时期口述史的可能。这一次,他的运气来了,主要是有了天时之利。一九八九年苏联政体变更之后,一下子涌现了一大批对斯大林式极权统治下生活的回忆录。费格斯下意识地感觉到,并不是能回忆的人都已经在积极回忆,许多人还在观望。他们害怕斯大林式的统治死灰复燃,找他们秋后算账。现在回想起来,九十年代初确实是可以做苏联口述史的黄金时期,随着普京时代的威权主义回潮,许多俄国人又恢复了他们沉默不语的老习惯。九十年代,那些涌现于后苏联初期的个人回忆很多谈的是人们如何受到压迫和迫害,遭受了什么惩罚,又如何平反。这些回忆很少触及人的内心深层伤害、亲人好友间的背叛和出卖、破碎的人性和人情,而恰恰是这些深层伤害,彻底而持久地塑造了斯大林式统治下人民的国民性。

又过了十年。二○○二年当费格斯再次回到他的口述史计划时,他觉得已经有点晚了。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时进入成年的那一代苏联人已经老了,这让费格斯感觉到时间的紧迫。要通过普通家庭和个人的内心生活去了解斯大林时期的统治,这已经是他最后的机会。他为《耳语者》而采访、接触的人们,平均年龄是八十岁。从二○○二年开始,到二○○七年做成《耳语者》这部口述史之前,至少有二十七位(大约占他访谈人总数的6%)已经逝去。

费格斯的口述史搜寻开始时很像是前面提到的“灯下寻物”。他寻找材料的场所是国家和公共档案馆,他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一些有关家庭生活的私人书写,再追寻这些线索找到那些把书写材料捐献给档案馆的人们。费格斯的寻找令他非常失望,“在信件、笔记、日记、回忆录堆里的漫长寻找最终没有什么收获,书写的材料往往字迹潦草、难以阅读,就算找到了一些零零碎碎有用的东西,也很难从中得出什么结论。这些档案馆材料几乎没有一点是最后用到《耳语者》中的”。

在档案馆寻找资料的同时,费格斯也走访了一些有关系的人家,听他们讲述斯大林时期的故事,并询问是否有私人材料可以提供给他的口述史。这些接受访谈者朋友传朋友,竟然成为费格斯研究工作最有效的方式。受访者的热情超过了费格斯的预期,他们给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家庭回忆、信件、笔记和其他宝贵材料(有的想把这些材料卖给他)。费格斯的许多俄国朋友和助手更是为他联络关系和收集、整理材料,帮助他做成了一个外来研究者几乎不可能做成的事情。

他最早的那位俄国朋友泽尼娅是一位电影工作者,她不仅把自己的家庭材料提供给费格斯,而且还把她为自己电影收集的材料与费格斯分享。这些材料包括她采访前劳改营犯人和看管时收集的访谈和文件。更为重要的是,泽尼娅介绍费格斯认识了亚历克赛·西蒙诺夫。亚历克赛是电影导演,也是著名苏联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儿子,更是一个积极争取人权和新闻自由的社会活动家,一九九九年担任莫斯科捍卫公开透明基金会的主席。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个人往事成为《耳语者》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部分,因为亚历克赛提供了特别详尽丰富的材料。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口述史要靠一点什么样的“运气”。找人要找得巧,找到的人不仅要知情,记得许多往事,而且还要有讲出来的意愿和能力。

亚历克赛·西蒙诺夫为费格斯开启了他父亲极为丰富的档案材料,许多私人材料都是从未向研究者公开过的,有的材料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家人都不知道的。这些材料给西蒙诺夫家庭成员带来了非常痛苦的回忆,因此,二○○五年十月,监管委员会决定在二○二五年之前不再开放此档案的材料。

从亚历克赛那里,费格斯还了解到亚历克赛的母亲泽尼娅·拉斯金娜(Zhenia Laskina)家的许多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正式传记中完全不曾提及的。拉斯金娜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第二位夫人,犹太人。康斯坦丁抛弃拉斯金娜,疯狂追求女明星谢罗娃（他在“二战”时最有名的诗篇《等着我吧……》就是为她写作的),并在“二战”后斯大林反犹时期(一九四六——一九五三)对拉斯金家人的困境置之不理。亚历克赛在母亲于一九九二年去世后,写了一部回忆他父母的回忆录,收集了拉斯金娜家族的丰富材料,正是这些材料帮助费格斯从口述史

的角度为读者描述和再现了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这个历史人物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耳语者和隐秘的历史

在俄语中,“耳语者”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指出于恐惧和被人偷听而压低了声音,第二个意思是指在别人背后窃窃私语地告密,耳语成为斯大林时代日常生活的特征,整个苏联社会都变成了这个或那个意义上的“耳语者”。

《耳语者》是一部揭示普通苏联人在家庭中隐秘想法的历史。这部历史是在零零碎碎的口述中构建起来的,因此不可能呈现一个完美的、有始有终的结构。这些零零碎碎的口述具有拼贴画那样聚零为整的揭示作用,“把它们放在一起,便可以从中看到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那就是普通苏联公民生活在斯大林专制下的内心世界”。这是《耳语者》与许多关于斯大林残酷统治历史不同的著作：“许多(历史)著作都是描述恐怖的外部现象——逮捕、判刑、古拉格式的囚禁和杀害,而《耳语者》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统治下个人或家庭生活的著作。在斯大林统治下,在拥挤的共同公寓中……一家人挤在几个或者一个房间里,隔墙就能听到别人说话,这时候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当国家把法律、监视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触角伸向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所谓的私人生活指的又是什么?”

成千上万的普通苏联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一方面觉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对苏联制度有离异感,一方面又努力自我调节,在这个制度中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许多个人尽管家庭成员中有的饱受迫害,但自己仍然努力进步,争取入党、入团。在对待家庭中的“人民敌人”时,普通的苏联人在信任他们所爱的人和相信他们所怕的政府之间经受了各种内心挣扎和道德煎熬。他们有的痛苦,有的麻木。“在斯大林统治的道德真空中,人要怎样才能保持人的感觉和感情呢?那些塑造成百万人生活的是怎样的生存策略呢?是沉默、谎言、友谊和背叛,还是道德妥协和曲意迎合?”

经历了斯大林恐怖统治的苏联,几乎没有家庭不留下它的印痕。据保守估计,从斯大林获得党领导权的一九二八年到他去世的一九五三年,大约有两千五百万人受到过政治迫害。这两千五百万人中,有的被枪决,有的成为古拉格的囚犯、特殊圈禁处的“富农”罪犯,有的成为无数劳改营地的奴工。他们占了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一九四一年的苏联人口大约是两亿),平均每一点五个家庭就有一个“人民的敌人”。这还不包括在大饥荒和战争中丧生的人们。这些直接受害者的家属数以千万计,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恐惧、伪装和绝望,他们不顾一切地向斯大林表现忠诚,争取按他的意志做苏联的“好公民”。

斯大林去世的时候,“留下了延绵不断沉默而顺从的人民”。斯大林时期的恐怖和暴力统治成功地建立了一个以绝大多数人的沉默、谎言、顺从、道德妥协、曲意奉承为特色的生活秩序。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改变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并没有改变斯大林的制度。苏联社会的上空依然徘徊着斯大林的幽灵。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匮乏、冷漠被动、恐惧隔阂、背叛、出卖、孤独无助、专制制度下的唯命是从、个人责任不清，在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依然如故。这样的人民,他们的个人遭遇无法形成文字记录,更无法相互交流,只能掩埋在孤寂的心灵深处。

如何进入这种沉默、封锁、幽闭的心灵,便成为历史学家的难题。历史学家们对斯大林主义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家研究总是把重点放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一般“群众”运动或集体经历等“公共”方面。这样的历史研究即便涉及一些个人,往往也是作为公共领域中人,而不是作为私人生活或家庭中人。这一局限与历史学家所能接触的历史材料有直接的关系。在苏联和共产党的档案馆里,大多数的“个人材料”都是关于“知名人士”和他们的家人,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的。把个人材料放进公家档案一般都有功利的目的。这些材料说的是别人能够看得见的事情,摆出的则是一本正经的面孔。费格斯在口述史研究初期,在档案馆里翻阅的几千份私人材料中,能够对了解家庭和个人内心世界有用的寥寥无几。

回忆录和日记

口述史是一种记忆,一种历史追溯。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图景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口述史。对这种口述史来说,现有的个人记忆和个人历史记叙未必能有直接的助益。费格斯着重提到了两种个人性记忆形式与口述史的关系,一种是“回忆录”,另一种是“日记”。对口述史来说,日记要比回忆录有用一些。苏联国内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国际间“冷战”模式的意识形态对立影响着出自苏联人笔下的回忆录的写作形式和内容特征。一九九一年以前,在苏联出版或由档案馆收藏的回忆录,除了一九八五年后出版和新闻开放期间的一些作品之外,很少有涉及私人和家庭生活的。

一般回忆录都是以公共性“大事件”为脉络或主线结构,而私人思想和感觉只是在与这些“大事件”有直接联系时,才偶尔有机会进入回忆录叙述。因此,回忆录对许多读者的“历史价值”在于,它偶尔提供一些官方史所不提及或刻意隐去的“细节事实”,而这些细节事实则也是因为对“大事件”有说明作用才受重视。

移居或流亡在西方的苏联知识分子写过一些回忆录,目的往往是向世界揭露斯大林统治下苏联人的生活状况。从“冷战”高潮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西方读者关于斯大林统治的认识多半来自苏联知识分子所提供的回忆叙述。这类叙述着重表现人在逆境下顽强存活和向往精神自由。这种以精神自由抵抗专制统治的道德决心在一九九一年以后则作为“民主战胜专制”的序曲而更成为许多别的回忆录所不断重复的主题。这一类回忆录往往也是跟着“大事件”在走。

三十和四十年代,很少有苏联人记日记,记日记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谁被逮捕了,第一个被没收的就是私人日记,日记中的材料,流露的思想和感情可以被解释或穿凿附会为置人于死地的罪名。即使是那些记日记的人,写的也大多是流水账。在苏联时代出版的基本上全是知识分子的日记,这些日记用词谨慎,四平八稳。一九九一年以后,更多的日记浮出了水面,包括社会中、下层人士的日记,主要是通过莫斯科人民档案馆的帮助。总体来说,斯大林时代的日记非常少(当然前克格勃档案中肯定还有尚不为人所知的)。现有日记的普遍问题是“苏联式套话”。这种语言现象在乔治·奥维尔的《一九八四》中有生动描述的“新说法”(Newspeak)。苏联制度的维持离不开它的意识形态和程式化语言。它使得绝大多数人没法在这种语言之外形成和表述思想,而这种语言中的思想和感情则可以自动地与统治权力的意志保持一致。由于绝大部分日记的“苏联腔”,“在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这么说(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信仰或时尚)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很难对日记做出解释”。

苏联国民性的心灵实录

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相当关心“苏联国民性”问题,他们从文学和私人写作文本(尤其是日记)中观察极权专制统治意识形态如何宰制和塑造普通苏联人的内心生活。他们的发现除了令人想起奥维尔的《一九八四》,还令人想起德国语文学家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第三帝国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中对希特勒纳粹意识形态语言的分析。费格斯在《耳语者》中所涉及的许许多多人物身上都留着“苏联国民性”的印痕。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把那些原本是由外力强加的说法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常态,变成一种集体性的“苏联心态”。

《耳语者》特别关心的那种“苏联心态”不是指有些人戴上政治面具,为个人前程而争取进步,而是指这样一种普遍现象:“当传统的价值观和信念被中止、被压制的时候,苏联心态便占据了人的意识空间。人们接受这种心态,与其说是为了‘当苏维埃人’,还不如说是出于羞耻和恐惧。……就像‘富农’子女争取入党入团那样,融入苏联制度对许多人(包括斯大林统治的受害者)来说是一种生存之道。他们不能不在自己心里把怀疑和恐惧淹没在沉默之中。如果他们让怀疑和沉默在自己心里发出声音,他们就无法再活下去。”他们不仅不敢对他人说,斯大林可能错了,他们甚至对自己都不敢这么说。

生活在极权恐惧中的人们,为了活下去,他们必须对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不只是“不做声”,而且更是加入谎言世界,“诚心诚意”地拒绝真实。由于这种“诚心诚意”,当一个人一夜之间变成“人民的敌人”时,一家人,包括他自己,都会说服他去接受这个判决。一旦苦难失去了“牺牲”的意义和价值,受难者便不再可能独自承担苦难而不陷于绝望和疯狂。这时候,他们自救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感情和理解上全身心地投向加害者一方。费格斯提到这样一位“富农”子弟,他因家庭出身的污点而被定为“人民之敌”,流亡多年,但一辈子都是一个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他说：“相信斯大林是正义的,……这至少让我们可以接受受到的惩罚,让我们可以免除(来自内心的)恐惧。”

口述史与其说是“写”出来的,还不如说是“谈”出来的。那些流露在交谈,尤其是彼此有基本信任关系的交谈之中的内心想法很少有写在斯大林时期的日记之中的。思想的强制和思想的自我审查是一对孪生姐妹,而在意识形态上四平八稳的语言便是他们共同的“后母”。这是口述史在苏联研究中越来越受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像一切与人的不确定记忆打交道的历史研究一样,口述史在研究方法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在像俄国这样经历过专制统治的国家,做口述史就更困难,因为长期形成的苏联心态已经变成一种几乎代代相传的国民性。人们不仅久已习惯窃窃耳语,而且他们耳语的历史事件往往更是一层迷障套着另一层迷障,变得极难用真实的尺度去衡量。

在《耳语者》的材料收集过程中,费格斯发现,许多年纪大的受访者对着录音话筒说话,有明显的忐忑不安。录音本身就成为一种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因为它令人想起的是克格勃警察的采证手段。许多苏联人早已因为长期的惧怕、羞耻和忍耐而学会压抑一切痛苦的回忆。他们从来不对自己发问,很少回想往事,“让过去的过去吧”成为他们的一种心理定势,或者自称是一种“豁达态度”。

对于许多这样的苏联人,受访和贡献他们的口述是一件令他们惊慌不安的事情,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口述史并不是直接记录下受访者的口述,而是在对话、探询中问来问去地挤出来的。做口述史的历史学家在自己心里有一个方案,但却同时也随时准备根据受访者的具体叙述修改这个方案。在取得口述材料后,还需要根据可以得到的书面材料(家庭或公共档案材料)对比、核对和筛选。

不仅是历史学家得益于这种面对面的口述史交谈,受访者也同样如此。许多人在斯大林统治下都曾有不错的事业,从未想过自己在一步步上升的关键时刻曾付出过什么样的道德代价。还有的人不愿意提起那些令他们感到羞耻的往事,会在过去的可耻行为之外加上一些额外的善良动机或高尚信念说明,久而久之,自己都弄不清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对这些人,口述史采访至少给了一次重新思考过去的机会。

《耳语者》实录了苏联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内心世界,这与宏观和公开可见的历史素材有所不同。《耳语者》的基本素材来自好几百个家庭的私人材料,包括信件、日记、个人文件、回忆叙述、照片、实物。这些珍贵的材料都是人们在斯大林时期偷偷藏起来的，是口述史研究者从历史中打捞出来的记忆碎片。正是由于它们的碎片性质，有许多部分都不可能纳入一本“书”或一部“著作”的人为“完整”叙述结构中去。完成《耳语者》一书本身并不是打捞这些口述史碎片的目的。保存这些历史碎片、记住它们代表的那个时代，要比写一本历史著作来得更为重要。为了尽可能保存原始的口述材料，费格斯特地建立了一个档案馆。这批口述史材料也可以在网上取得(http://www.orlandofiges.com),包括采访录音和录音文字记录，是目前关于斯大林时代私人生活资料的最大实录收藏。

教育口述史研究 第4篇

关键词：农村教育史,受教育者,口述史

在当前的教育史研究领域,农村教育史研究无疑是一个热点问题,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概括起来主要从农村教育的经费、课程、教师等政策和制度的沿革来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村教育的变迁作了详细的展示与阐释。在检视这些研究成果时,我们不禁要问: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村教育到底是个什么图景?什么样态?农村人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与氛围中接受教育?他们的教育生活是什么样的?教育对于农村受教育者意味着什么?学校对农村受教育者的社会升迁和流动有何功能?回答这些问题,无疑需要重新检视与思考现阶段农村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需要另辟蹊径,寻找展现更具“现场感”的农村教育历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以口述史的方法,从教育接受者的视角来观照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农村的基础教育,可以说这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一、何以关注农村受教育者

虽然当前农村教育史的研究为数不少,但仔细翻阅这些研究,可以发现研究的思路基本上也遵循教育史“制度和思想”的二维框架和国家主体的宏大叙事取向。表现之一是:在农村教育史的研究中所看到的只是制度、政策的出台与更替,不见人的活动与反应;只见描述伟人的宏大叙事,不见具体的教育场景、教育生活。正如丹麦学者曹诗弟所批评的一样“绝大多数中国教育研究采取的都是一种‘由上而下’的理论视野,……多数论文所表达的内容都是作者根据一些相关的理论资料和政策文献得出的主观意见,最后的结论往往也在意料之中,不外是告诉你中国教育应该怎么样,而不是描述中国教育的真实状况”[1]。因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如今,这60年来农村教育到底是个什么图景?什么样态?农村人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与氛围中接受教育?他们的教育生活是什么样的?教育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从一般的宏大叙事的教育史著作中无从知晓。国家主体、宏大叙事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农村教育的研究中更多关注教师、课程、经费等领域的问题,而关注受教育者及其家长的经验与感受的极少。教师、课程、经费这些是保障教育开展的必要因素,研究之丰富实属必要,但农村的学生和家长作为教育消费者,作为中国社会底层的人,他们怎样看待教育?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促使他们做出接受教育还是放弃教育?接受什么样的教育?等等。这些选择的动因又是什么?所有的这一切是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制度的安排,因为对受教育者需求和个人利益的无视,因为从不倾听这些平凡人的声音,在汗牛充栋的教育研究作品中很少能寻找到。正是因为这样,农村教育政策中很多良好的意图却没有带来良好结果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农村教育研究要更多地从学生以及家长的经验与感受出发,更多地考虑受教育者的个人需求和利益,不仅可以为目前讨论中国教育的常规方式开辟另一条意义丰富的言说道路,而且能够使中国教育政策的制定与落实过程变得更加完善。

二、何以运用口述史的方式

口述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记史方法,但口述历史作为一个史学类别进入正统的历史研究领域却是一件很晚近的事。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由美国历史学家亚伦·内文思(Allan Nevins)在1938年提出。1948年,亚伦·内文思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口述史研究室,口述历史研究开始在美国、欧洲等地蓬勃展开。但是至今为止,关于什么是“口述史”国外和国内的说法众说纷纭。国际口述史学界权威、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保尔·汤普逊认为,“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2]。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3]。但正如里奇所说,口述历史是一块极富创造力与活动力的园地,无法以单一的定义来界定、掌握[3]。尽管对什么是“口述史”的看法不同,但“历经各种历史事件、见证了自己的人生经历的受访者接受口述研究者的访问,把访谈内容忠实地记录下来,这成为口述历史的第一要件”。[4]口述历史所追求的就是“让默不作声的人说话”。普通大众虽然会因为“缺乏爱好、机会和文字技能”而不能书写自己的历史,但他们能说话、有记忆这基本上是每个人都有的能力,口述历史正是借助现代的录音、录像技术,对历经各种历史事件、见证了自己的人生经历的普通大众进行访谈,将访谈内容真实地记录下来,使普通大众也有了自己的历史,使他们也有机会走向历史的前台,展现他们的生活与活动,表达他们的心情与想法。从这一点来说,口述史可以说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是来自底层社会的历史。

三、受教育者的口述史:农村教育史研究的别样视角

农村受教育者的口述史研究,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听到中国数以亿计的平凡人物的声音。正是这些被忽视了的大多数的声音,让我们能捕捉到教育历史发展中普通人的诉求和需要。这些现世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曾来自于农村,他们是无数曾经求学的大众中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喜欢沉默无声的群体,在历史的记录中不会留下他们的声音和印迹。而这些人正是中国当下社会中无数社会个体中的一分子,他们构成了一个最庞大的群体,借助于口述史的方法,从他们的教育生活史入手,使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能够展现出其普通人生命的色彩。这样一群出生于农村、生长于农村、在农村接受过教育,有的走出农村,有的又回到农村的个体,他们个人的受教育经验、受教育历程中的欣喜与困境、理想与期待不正是代表了历史变迁过程中农村受教育者的期望与诉求吗?使这样一群普通大众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仅可以通过见微知著的方式获得对农村教育和农村学校发展的新解释,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渠道听到受教育者的声音,关注受教育者的诉求,使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不再是一种形而上的教育。农村受教育者口述史的研究能为中国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问题的研究补充声音的证据和史料,进而呈现出不同历史条件下,农村教育生活的原生态。

伊格尔斯曾说:“历史的意义并不只是学术而已,还在于各种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再现”。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收集与运用,以一定的史观来研究历史上的某些问题,得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历史留下的经验教训,这是一种历史研究;而不断发掘各种形式的史料,不断充实各种形式的历史证据,使历史学家再现出的历史更加接近历史的本真面相,这也是历史研究的一种责任与义务。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由于录音、录像设备的发达,由于历史研究从“阁楼到地窖”研究视野的下移,除了传统的以文物与文献作为再现历史的形式,声音、图像等形式也开始作为历史的证据得到了重视,在历史学界口述史的发达、影视史学的发展都说明了这一点。但在教育史领域,除了历史文献的运用,特别是官方历史文献的运用仍是主流,声音、图像等历史证据的运用还为数较少,在农村教育史领域更是少之又少。因此,通过口述史的形式,以声音为载体来记录个体受教育的历史,不仅可以获取有关中国基层农村日常教育生活中存在的许多鲜活的经验,也能够为中国教育问题,特别是农村教育问题的研究补充声音的证据和史料,使人们能观察到当代中国教育的发展、转型是如何在一个个普通的生命过程中发生的,这不仅弥补了主流历史在细节上的不足,亦有助于还原被那些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历史现场,有助于让后人看清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在过去的岁月中的所作所为和真实遭遇。同时,也凸显出那些被湮没在历史中的小人物的身影,彰显出民间史和私人史无可取代的独特价值。

参考文献

[1]曹诗弟.中国教育研究重要吗?[C]//丁钢.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1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2]Stephen Thompson,Paul Thompson and Yang Liwen.OralHisto-ry in China[J].Oral HistoryJournal(England),1987,(15).

[3]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史[M].王芝芝,姚力,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2.

草根口述史调查报告 第5篇

中国经历了长久的战争，终于在1949年建立了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建立新中国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立志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我们将在新纪元中谱写新的历史。这是一段艰辛探索、艰苦奋斗，开创新局面的历史；是一段万众一心，积极进取，沿着社会主义的历史；更是一段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而我们今天要讲却是草根眼中的历史。

我们小组将以电话访谈的方式对家里祖辈进行采访，了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6—1966）里，不同人的不同命运。

二、访谈内容

陈记者的访谈

现在由我来讲述我外婆的那一段生活。外婆生于1942年3月18日一个贫穷的家庭，但在她七、八岁时，父母双双去世，于是和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寄住在舅舅家。但就像很多苦情剧里一样，舅舅虽有心照顾姐姐留下的孩子，但因为生活的窘迫、舅妈的刻薄而有心无力。那个时候战争虽然快要结束，但是土匪还是会经常到村子里打劫，日子依然艰难而困苦。所以外婆的二哥和另一个人就逃了出去，好像是到城里去打土匪，照我外婆的话说，应该是去试试水。我不知道舅公是不是去当兵了，外婆也说不清楚。

1958年，开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外婆说她16、17岁的开始吃集体食堂，每个人发饭票。家里所有的粮食、菜啊都被国家拿走了，家里一点都不剩。我就问她，如果有人私藏呢？她说，要罚款呐，还要把那人的家里仔细地搜一遍。刚开始时外婆说他们还吃得饱，但到差不多第三年的时候，就开始吃不饱了。再说我外婆挣工分的事情，她那个时候一天只能挣四分，而男的年纪小一点的可以挣五分，成年男子一般可以挣十分、十一分左右。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男女差距真大啊。不过外婆做的一般是晒谷、割稻，这样一想也有些合理。外婆她还养过蚕，不过收获的蚕丝也是要上交的。

在外婆21岁的时候，经人介绍嫁给了我外公。她嫁过来的时候，集体食堂已经解散了，但还是要在小队里挣工分。每年分粮食的时候，如果工分不够就不发给你家粮食，必须将差的用钱补上去才给粮食，外婆说几乎每年都要补钱才行。我问她钱哪里来的，她说不是到镇上卖以前的粮食，就是和别人借钱。她记得很清楚，当时大米两毛二一斤。她说其实每天也吃不上多少米，要掺着许多番薯什么的。菜就吃苦菜和其它野菜。她们还会吃去了壳的大麦，那是豬才会吃的东西。直到我妈妈生下来，生活依然很困苦，那是我外婆26岁。虽然那时候已经有医院了，但大都还是在家里生的，接生员就是村子里胆子大的志发嫂，每一个孩子都出生在同一个高脚桶里。我外婆的生活尤其艰难，她生了四个女儿，直到第五个才生了我舅舅。在那之前，我外婆一直被人嫌弃。外婆说我外公这个人耳根子尤其软，别人一旦说她只会生女儿，生不出儿子时，回家就会对外婆大吵大闹，甚至动手。外婆的性子软也没有主见，对于委屈只会一味地忍耐，这一忍就几十年过去了。

教育口述史研究 第6篇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际间交流的增多, 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方面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全面性发展, 另一方面, 对中国现在的本土文化也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冲击。传统艺术文化之一的戏剧正因此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全球化高速发展、科技的高速发展与随之而来的电视剧, 电影和网络的的高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影视业, 观赏性较为直接的艺术形式, 而很少有人会去选择戏曲等传统的艺术形式进行观赏, 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古老的戏曲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使得越来越多像赣剧这样的传统文化形式逐渐被边缘化。赣剧受到的影响也离不开大环境, 如果不是国家扶持, 生存都日益艰难, 更谈不上传承与发展。赣剧目前的受众群体越来越少, 受关注程度也越来越少, 而且观众大部分是老年人, 好像无关于年轻人的事。年轻人从小接触的大部分都是电影、电视、网络, 接触过赣剧等传统戏曲形式的微乎其微。观众少的艺术形式的生存空间当然就很小, 所以当下戏曲文化市场的萎缩, 缺少观众已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此, 我们更要加强对于赣剧的研究和宣传, 加强对于赣剧的保护, 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找到一条适合赣剧发展的良好道路, 使之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二、口述史在赣剧研究中的突出优势

口述史是一个舶来品, 它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 而是产生于西方史学界。早期西方史学界较为重视“史料”, 所以在早期的史学发展中, “史料学”基于重要的位置。后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录音录像技术的产生, 由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来对历史进行口述, 并且由学者录音、录像、整理、归档进而研究成为了可能。所以史学界也开始由只重视史料, 发展到也重视历史亲历者的口述史。而口述史的概念也并非是统一和一成不变的, 笔者较为赞同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对于“口述史”这个概念及方法的界定, 他认为口述史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即:“口传记忆”与“个人观点”。也就是说口述史不仅仅是大而全地记载历史亲历者对于那段历史的记忆, 还要有个人对于那段记忆的观点。每个人的生长背景、生活经历、政治立场等的不同, 使得每个人看待事物和问题的角度千差万别。口述历史就是要避免宏大叙事的历史, 需要细节的、个人的历史, 所以我们在做口述史时, 还需要特别关注口述者对于那段历史的看法以及基于此种看法背后的东西, 这也就是唐纳德所说的我们在做口述史时不仅仅要记录保存“口传记忆”, 还要注重发掘“个人观点”。

然而, 传统史学虽然重视史料, 但也不仅仅是只用史料, 它也用到一些口述材料。例如我国就有使用口述史料的传统, 最为著名的如司马迁的《史记》当中就大量使用了口述史料。那么现代的作为一门学科或者作为种方法的口述史和以前的口述史料有何区别呢?我们需要明确的是, 作为一门学科的口述史时伴随着科技的发达、录音录像技术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 也就是说现代的口述史是以录像、录音的方式出现的。而且作为一门学科和一种视角的口述史, 搜集史料不是它的仅有目的。利用系统的方法、理论对口述史料进行详细研究, 并提供一种“自下而上”的全新视角才是正解。在口述史作用于赣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上也是如此, 我们不仅仅要把其看做一种史料, 更要将其当做一门学科、一种方法、一类视角。

由此可见, 口述史作用于赣剧研究是必要的, 它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赣剧的视角, 而且为研究赣剧提出的新的理论和方法。口述史在赣剧研究中的突出优势亦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凸显:

(一) “视角”的更新

上世纪80 年代的“集成”是政府主导下的中国近现代最大规模的一次民间音乐调查与搜集整理工作。涉及者众, 包括:音乐学家、戏曲学家、高校教研人员、各地文化局文化馆文艺工作者、民间艺人等约十万人, 历时近30 年。此项工程的资料和研究价值毋需质疑, 但缺憾也不能回避。这次的集成工作虽然有大量的记谱, 但在有些方面却因为观念的原因、时代的局限而有重大的缺漏, 如对于表演者、奏乐者等的介绍、他们对音乐、戏曲的看法、他们的背景、师承、收入等等, 信息缺漏十分严重。此外, 由于传统史学观念过于强势, 当时的史料记录大部分为文字史料, 而当时的录音带主要是为了记谱或给音乐创作者提供素材, 没有得到重视加以妥善保存, 图书馆、档案馆、文化馆等地的相关资料, 大多也只是文字史料, 声像史料奇缺。而仅有的一些录音也是以歌曲、戏曲的演唱为主, 对于表演者、传承者却没有进行口述史的录音录像活动, 从而导致这些史料的单一性。口述史不仅仅是对地方音乐、戏曲的浅描, 而是关注历史当中的个体, 从宏大的视角转为微观的视角, 从上层的视角转为草根的视角。这是口述史作用于赣剧研究的首要贡献。

(二) “立体”的史料

传统的文字史料主要是以文字、文本为手段来进行储存, 而口述史的史料存储形式和呈现形式都不同于传统的文本形式, 它是“有声”、“有像”的, 是“立体”的。赣剧研究如果借用了口述史的研究方法, 则其史料就不会仅仅是文字储存或乐谱的储存, 而可以是口述史的有声有像的“立体”储存, 这相比于前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优势。特别是对于赣剧这种以声像的形式来进行表达的艺术, 这种优势体现得更为明显。首先得到体现的是口述者访谈内容的“立体性”。赣剧音乐史料搜集工作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着文本资料的不确切性, 这种不确切性体现在赣剧音乐研究者搜集整理的文字资料内容中研究者与口述者观点的随意删增或交叉, 进而引起后续工作的麻烦。而现代口述史对口述者进行录像和录音的方式则使上述的麻烦和误解得以避免。它可以和文字史料相互证实、证伪、相互补充, 使得研究的随意性减少, 确切性增多。继而口述史这种“立体”的史料的价值还体现在赣剧音乐的特殊性上。赣剧无论是唱腔、伴奏、演员表演无一不是一种时间的艺术、综合的艺术。我们传统的记谱方式只能记载音乐的曲谱, 而表演、舞台等内容却很难用文字描述清楚。即使是得到了记载的乐谱, 也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记谱方式是西方的五线谱或者简谱, 这种发端与十二平均律体系的记谱方式与我国的传统音乐并不是一种音乐语言, 所以很多赣剧等中国传统音乐所要体现的内容这些记谱并不能完全体现出来。仅仅依靠记谱这种传统的方式是无法有效地记录、保护、传承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寻求和借助现代的科技手段, 通过录像、录音等方式, 将赣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地进行记录, 只有这样, 才更有利于后续的保护、传承、发展和研究。

(三) “有序”的存档

中国很早就已经有通过访谈、口述来搜集资料的传统, 建国以后, 更是由政府主导了大小规模不等的多次对于史料的挖掘、整理、抢救工作。而具体到戏曲、音乐的领域, 古代诗经就是明证, 而现代也有“集成”这种大规模的搜集整理行动。但是行动归行动, 成效如何还需讨论。录音录像技术的局限、西方记谱法的局限、治史观念的局限、资料管理的混乱等诸多原因都使得效果不是那样地尽如人意。所以我们在利用口述史的方法研究和保护赣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 要注意口述史料的保存工作是否具有有序性。也就是说在记录、整理、归档、保存这些珍贵的口述史料时, 要参考国内外相对成熟的口述史机构的做法, 对口述史料进行无遗漏、有效地整理和保护。

三、口述史研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作用

从民间艺人的口述史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关于文化遗产方面的知识, 这对于文化的传播与继承将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也能激发年轻人对于赣剧的喜爱, 从而继承发扬赣剧, 口述史研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作用的具体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 叙述者与传统文化主体的同一性

口述史涉及的范围很广, 强调的东西也很多, 在口述史的讲述中, 尤为注重视觉、听觉等的影响, 根据历史记忆记录更多的关于赣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声音, 唤起对于民间艺术传统的记忆, 找到更多更好的继承者, 这样不才能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二) 戏曲口述史的在场性与规范性

在访谈过程中, 必须要有规范的访谈方式, 被采访者必须以实际的赣剧文化为内容, 保证访谈内容的绝对性, 在口述访谈过程, 也必须做到规范, 不做假, 还要求访谈者能够与被访问者创造更加融合的气氛环境, 这样有利于保证访谈者的被访谈内容的公平性, 采访者利用录音, 记笔记的方式, 将口述的内容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 传承与继承。

四、赣剧“口述史”的价值

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 口述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方面具有诸多的优势。那么, 赣剧“口述史”的研究具有什么价值呢?赣剧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剧种, 它其中就包含了历史悠久当时曾与昆腔齐名的弋阳腔。而弋阳腔的流传过程, 是否还存在于世则一直存在着争议。通过赣剧口述史的研究, 我们可以保留很多现在的老艺人如潘凤霞、祝月仙、邹莉莉等的详实口述访谈记录。她们的老师大都是清代光绪年间的弋阳腔老艺人, 通过这些老艺人的教学, 潘凤霞等人掌握了大量弋阳腔的曲牌而后对于赣剧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口述史内容可以说是研究赣剧、研究弋阳腔的重要史料, 它对于之前赣剧、弋阳腔的研究不但可以起到一个证实的作用, 也可以起到一个证伪的作用, 甚至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新的研究和保护视角。

口述史在赣剧中的运用, 是我们研究赣剧等戏曲的观念上的更新, 它使得我们有更为清晰的一条记录历史的线索, 而且不同的口述人的不同口述史, 也使得我们对于同一段历史的研究可以从更多的角度进行关照。

五、新时代背景下赣剧的传承发展与创新

在世界舞台上, 与新兴的文化对比, 传统文化处于劣势, 处于不利地位, 要想改变这种现 (下接第21 页) 状, 就必须不断地将传统文化进行规划, 形式转换, 将琐碎的素材进行整理, 进行细化, 然后整理出来, 进行一定的创新研究, 当然要想真正的独立于世界舞台上, 就必须以原有的素材结构作为母体, 然后结合现代元素, 进行创新改良, 赣剧作为中国传统戏剧之一, 具有更多的艺术美, 但是与传统的题材一样, 要想取得更加稳定的发展, 就必须利己之长, 避其之短, 在原有基础上, 进行一系列的探索实践, 塑造更加成功的戏剧派风, 这样才能让后世年轻人更好的继承与传播赣剧。

六、结论

随着世界文化的大繁荣和大发展, 对于本民族的文化我们应该更加良好地继承与传播, 利用新的治史方法“口述史”来研究和保护赣剧, 不失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对于赣剧进行一系列的创新与改编也同样重要, 只有与新兴文化更好地融合, 赣剧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文化之新, 在于创新;文化之深, 在于更新。传承与发扬赣剧, 是当下年轻人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民族的即世界的, 无论何人, 都应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为促进中华文化的繁荣, 尽绵薄之力。

摘要：赣剧, 是江西省传统的民间艺术, 极具地方特色, 而且其声丰富, 既有高腔、乱弹, 也包含历史悠久的弋阳腔。面对着这样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具有极大研究价值和保存价值的剧种, 如何对其研究、传承与保护是当今研究者面临的问题。本文从赣剧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入手, 通过论述口述史在赣剧研究中的优势和作用, 对赣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期的传承与保护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意见。

关键词：赣剧,传承,发展,口述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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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冯晓华.对于口述史的理解综述[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12, (21) :127-130.

教育口述史研究 第7篇

一、口述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联系

口述史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这是发挥口述史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必要条件。口述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实践对象的一致性

杨雁斌先生认为:“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人。这里的‘人’, 既指抽象的个体, 也包括具体的个人。以往的历史学往往忽视了对人的研究, 尤其是忽略了对下层民众的研究。”他还指出:“口述史学在加强群体研究和精英研究的同时, 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3]口述史是“以历史重建为目的, 对过去事件亲历者的采访”[4]。无疑, 口述史侧重于从个体的经验来展示历史。然而“个体有伟人和平民之分, 口述史专家似乎更强调访谈对象的平民性、边缘性”[5]。口述史充满着平民意识, 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各层面, 包括社区历史、家族史等等, 形成了一个“平民文化史“领域, 所以口述史呈现出平民化、大众化的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人, 是广大人民群众。”[6]可以看出, 口述史的研究对象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一致的。借助于“从群众中来”的口述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媒介, “到群众中去”影响受教育者, 能够更加容易地被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所接受。

2. 研究内容的契合性

按照国际学术界流行的说法, 口述史是指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 以笔录、录音或录影的方式, 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结合国内口述史的发展历程来看, 口述史涉及的主要是近代以来的历史。这些历史由经历者口述, 极具现实感, 又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口述史并非机械的史料堆砌, 而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正如钟少华先生所说, “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 要经过历史学者的“研究加工”。[7]这意味着在口述史研究中, 渗透了历史学者对历史的感悟。

思想政治教育所包含的内容是全面的、广泛的、具体的。它需要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要具有针对性, 从现实出发, 选取那些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内容进行强化, 以突出现实感[8];二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部分, 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根本宗旨[9]。从这两个方面来看, 口述史的内容与其是十分契合的。

3. 研究目标的相通性

关于历史研究的目的, 可以从一些学者的相关文字和言论中了解一二。杨奎松先生谈到:“历史学者努力探求、考据和通过研究向今人呈现历史真实的可能性。”[10]熊月之先生认为:“一个人如果明理、智慧、通达, 生命的质量就会比别人高出很多。一个民族如果明理、智慧、通达, 就会少走许多弯路。”[11]从他们的论述中, 我们可以大致把历史研究的目的归纳为:一是还原历史;二是实现人和社会的更好的发展。口述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分支, 它们的研究目的是一致的。有学者认为“做口述史是为了保存史料”[12], 但笔者认为口述史保存史料的目的, 其实也在于还原历史。正因为它这一功能的无可比拟性, 使得口述史在还原历史方面有可能比传统史学做得更好。但是, 这一目的只是最基本的, 口述史研究更重要的目的应该是它更能着眼于人和社会更好的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是指教育者根据社会的要求与人的发展要求,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使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品德在一定时期内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13]由此可见, 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的是社会和人的更好的发展。因此, 口述史研究的目的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相通的。

二、口述史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基本内容

口述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是指口述史本身承载和传递着思想政治教育所需要的内涵和信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能以此为载体, 影响受教育者, 使其形成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期望的思想品德和价值观念, 并以此规范其行为。

1. 导向功能

“所谓导向, 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根据自身的方向性要求, 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施加影响, 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行为按一定阶级所要求的方向发展。”[14]按照这一说法, 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包括对教育对象思想和行为上的双重导向两个方面。口述史的导向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意识形态的导向。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习近平同志在8·19讲话中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15]时代的发展, 对公众思想政治水平的要求不断增加, 意识形态往往出现滞后性。我国长期以来对经济建设过分倚重, 客观上弱化了对人们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 这导致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思想政治水平相脱节的困境, 甚至在当前的思想领域里出现了怀疑共产党、怀疑改革开放的危险因素。口述史能够生动地展现中国共产党艰苦努力创建新中国的历程, 以及中国从落后走向富强的历程。通过这种认识, 人们就会更加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 拥护社会主义。

(2) 行为规范的导向。行为规范的导向就是依照先进历史人物的光荣传统, 规范自己的行为, 使其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近代以来, 无数先进的中国人踏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 在共产主义的指引下, 无数革命先烈在这条道路上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最终成立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劳动人民更是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 使国家变得富强起来。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向英雄学习, 那些革命和国家建设的亲历者要么是尽人皆知的伟人, 要么是普通的人民英雄, 由他们通过口述所讲述的历史, 具有真实性和真性情。这样的真情实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也更具群众感召力, 从而影响着人们沿着前辈的路继续为国为民。

2. 育人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以人为对象的教育活动, 它对塑造人的思想道德素质, 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口述史的育人功能主要体现在对公民爱国主义的培养和人格的完善。

(1) 爱国主义的培养。近代以来, 中国除了受到过显性的帝国主义欺凌之外, 还有隐性的“欧风美雨”的浸润, 崇洋媚外的心态没有随着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而消失。随着改革不断向前推进, 一些人对改革中暴露出的问题无限夸大, 不能结合国情进行理性分析, 因此认为中国比不上外国, 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下降。这种历史和现实的交错, 再加上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价值多元化的社会大背景, 使得人们对国家的认识和心态复杂起来, 因而出现了一些民众国家观念淡化, 产生了爱国主义失范的危险。

口述史可以向人们讲述在国将不国的年代里, 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一个独立的国家对于国民是多么重要。口述史还可以向人们展示新中国成立的过程, 诉说新中国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 是人民选择的结果。口述史通过生动具体的历史, 展现国家的伟大形象, 使人们在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认同国家, 从而增强对国家的信心和依赖。

(2) 公民人格的完善。高尚人格的形成受一定的社会环境的影响, 同时又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紧密相关, 口述史可以成为塑造公众完美人格的重要方式。口述史可以展现出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精神风貌, 这种风貌又通过历史人物的精神品格表现出来。通过亲历者或知情者真实的描述, 我们从他们艰苦奋斗的过程中感受他们伟大的精神品格, 以及他们对道德和理想的坚守。这种极富感染力的表现形式更能唤起人们内心道德的觉醒, 这一点体现在民众对伟大历史人物精神品格的学习上。雷锋同志的伟大事迹, 有很多是通过战友们的口述了解到的, 戴明章编纂《回忆雷锋》一书, 就曾在抚顺召集雷锋的老战友座谈。通过这些口述资料, 雷锋同志的伟大人格和事迹被人们深刻了解。每年的3月5日, 是“学雷锋纪念日”, 学雷锋关键在于学习他充满“真、善、美”的人格, 因此现在只要有人干了好事, 往往会被喻为“活雷锋”, 由此可见影响巨大。

3. 激励功能

习近平同志指出“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16]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一部分, 对夯实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励功能, 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 教育者利用一定的物质或精神手段, 通过外在正负强化引起受教育者思想动机的变化, 增加其内在动力, 使之自觉将教育目标转化为个人目标并为之努力的功能。”[17]口述史所蕴含的伟大的精神传统可以激发人们奋发向上的不竭动力, 因此它可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励功能。

《红军长征记》是“最早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录文本”。2006年《红军长征记》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为书名出版, “从这本珍贵的历史记录中, 人们可以看到当年一群怀抱着理想和热情的青年人, 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征程中, 所经历的既有希望和欢乐, 也有悲伤和痛苦的战斗生活。”[18]1996年10月22日,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把长征精神概括为:“伟大的长征给党和人民留下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这种精神, 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 坚定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 不怕任何艰难险阻, 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19]新的时期弘扬这些精神, 可以使我们在实现自身理想的道路上, 不怕任何困难险阻, 勇往直前。

三、口述史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现

在口述史蓬勃发展的今天, 发挥口述史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不仅对学科建设有益, 也对现实社会有益。实现口述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必须探索发挥口述史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新路径。

1. 尊重历史事实与坚持与时俱进相结合

近代以来的历史, 关乎民族兴亡以及国家未来的发展, 需要我们严肃认真地对待。由于经历的事件久远, 亲历者的回忆难免出现偏差, 极易偏离历史真实, 这就需要历史研究者对口述内容进行去伪存真, 还原真实的历史, 这是口述史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最好保证。

但是, 一味只讲历史, 受教育者很难与现实情况进行联系, 势必影响到口述史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因此, 教育者还要把历史事实和与时俱进相结合, 而这种结合是通过历史与当下的对比体现出来的, 就是选取合适的口述史材料与当今社会现象进行对比。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比较鉴别法, 即“教育者帮助受教育者对两种或多种不同事物的异同和特点, 进行分析、比较、鉴别, 从中做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 从而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认识水平”[20]。通过今昔对比, 人们更加认识到今天良好社会环境来之不易, 从而更好地珍惜当下, 把握机遇。

2. 创新利用渠道与优化传播方法相结合

高校和科研部门是当前研究和利用口述史的主体, 他们对口述史的利用也以科研为主, 利用渠道略显单一。如果不积极创新口述史的利用渠道, 将会制约口述史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大众传媒渠道, 拓展利用口述史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和渠道, 创造更为新颖有效的、适应现代人信息交流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形式, 也是发挥口述史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又一重要方法。可以创建口述史相关的网站, 将征得受访者同意的录音资料等公布在网站上, 供受众浏览;可以通过报刊创建专门的口述史板块, 讲述亲历者真实经历;也可以邀请历史事件亲历者做客电视、广播等媒体, 现身讲述, 这样充分拓展多渠道传播口述史, 使口述史中内涵的真情实感在社会范围内广泛传播。

然而, 没有好的方法与新的渠道相结合, 那么渠道只会是一个摆设。我们知道,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单向的、灌输式的方法为主。口述史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更加强调的是互动性, 它注重的是传播主体与受教育对象之间、受教育对象自身之间的有效沟通与信息交流。具体来说, 就是依靠上述利用口述史的新渠道吸引公众参与其中。如果是在论坛上, 人们之间可以通过发帖分享资源和交流心得;如果是在媒体上, 人们就可以更加直接地与亲历者交流。这样一来, 口述史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就在互动中被受教育对象所接受, 口述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便得到更大效力的发挥。

3. 深入校园与面向社会相结合

校园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 青少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 因此口述史深入校园非常有必要。把口述史的内容注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 可以大大增添思想政治教育课堂的生动性和有效性。当然, 教育者在引入口述史的过程中, 应避免盲目选择材料或者简单地进行口述史料的堆砌, 应该注重口述史与思想政治教育课堂的有机融合。比如, 高校课堂在讲述毛泽东思想时, 就可以引导学生阅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相关片段, 了解一代伟人毛泽东探索中国道路的生动细节, 以加深了解。受教育者在了解完口述史资料之后, 教育者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讨论, 然后进行点评, 这样学生就很容易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传递的信息。

思想政治教育面向的是整个社会, 口述史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范围也应当从学校扩展向整个社会, 可以在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口述史的内容。然而口述史的资料很少为公众所知, 难以发挥大的作用, 所以挖掘口述史资料中可以被社会接受的、并且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特征的内容, 是扩展口述史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深入社会的关键。此外, 抢救口述历史也需要面向社会, 这可以为口述史深入社会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

毋庸讳言, 仅仅从内容、方式方法和范围三个方面探讨实现口述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远远不够的。口述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必须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 通过长期的实践逐渐探索出来, 所以它还需要更多人去关注和支持。

摘要：口述史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包括“导向功能、育人功能和激励功能。在现实国情条件下, 通过尊重历史事实和坚持与时俱进相结合, 创新利用渠道和优化传播方法相结合, 深入校园和面向社会相结合, 可以有效发挥上述功能。

口述史与西方当代科学史研究 第8篇

不过, 总有一些科学史家会冒险进入这一领域, 他们认为当代科学史存在的任何问题都不是新问题, [4]应该寻找方法有效地去解决它们。于是, 以统计学为基础的定量方法被用来对科学研究文献进行计量研究;[5]以访谈为基础的口述史被用来积累档案文献和丰富人们对科学家个人关系以及某些观点的深入理解。前者无疑是值得信赖的;后者则争论很多, 至今没有作为一种严肃的历史工具被完全接受。

一当代科学的口述史项目

1 961年, 随着薛定谔 (E.Schroedinger, 1887-1961) 的离世, 物理学家意识到物理学黄金时代的英雄人物爱因斯坦 (A.Einstein, 1879-1955) 、冯诺伊曼 (von Neumann, 1903-1957) 、泡利 (W.Pauli, 1900-1958) 和薛定谔都已离开人世。因为这个原因, 1961年, 美国物理学会和美国哲学会资助开展了物理学中第一个口述史项目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 目的是为未来科学史研究提供源资料, 为科学家教育提供帮助, 以及为分析家、政府决策者和科学政策提供参考。[6]两年半的时间里, 该项目访谈了95位直接推动量子物理发展的科学家, 收集了175个访谈, 每个访谈约2小时;所涉手稿资料也被分类、微拍, 这些资料现在都可供使用。[7]同年, 美国物理研究所成立物理史中心, 专门从事当代物理学、相关领域以及相关机构的口述史。至今该中心已经访谈了1500位物理学家, 每人约2小时。

1962年, 库恩 (T.Kuhn, 1922-1996) 因为《科学革命的结构》成为他那一代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哲学家;鲜为人知的是, 就在该书出版的同时, 库恩还学习了口述史技术, 访谈了20世纪20年代量子物理革命的领袖人物。库恩的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后来的量子物理口述史项目, 也就是从那以后, 类似的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8]

除了物理学, 其他学科也很快跟进。比如1967-1973年, 美国信息处理学会联合会与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所合作开展了有关计算机发展的口述史项目。[9]类似地, 1978年, 明尼阿波利斯的查尔斯巴贝奇研究所在相关专业协会和公司的支持下, 开展了有关数字计算机和现代电子通讯技术革新为主题的口述史项目。[10]史密森研究所还开展了有关天文[11]、自然史、生物学等领域的口述史项目。[12]相应地, 1972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班克罗夫特图书馆也开展了当代科学的口述史项目, 其中一部分是关于海湾地区辐射实验室的口述史;一部分是关于海湾地区的物理、化学、医学物理、医学病毒学、技术创新、运作研究以及航空领域前沿工作的口述史;其他部分是关于电气工程, 尤其是无线电工程及电子的口述史。1982年费城建立化学史中心 (现为化学遗产基金会) , 开展了化学和化学工程口述史, 至今已经收集了400多位化学科学家的访谈。此外, 口述史的发源地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也开展了有关科学家和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访谈。[13]

过去的半个世纪, 不断有新的部门加入进来开展当代科学的口述史项目和保存相应的档案, 比如:普林斯顿大学西利穆德手稿图书馆、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纽约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的电气工程史中心等等。美国之外, 英国、加拿大、中国以及其他国家都逐渐开展相应的项目。

随着当代科学的口述史项目深入广泛的开展, 当代科学史家有机会重新思考当代科学史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 这为当代科学史研究引入口述史提供了更加严肃的论据。

二为什么要研究当代科学史

20世纪70-80年代, 一些科学史家认为当代科学史最好留给历史本身。这种对当代科学史的不安态度有多种起因, 但总的愿望就是维护这个年轻学科的专业地位。[2]这是事实。20世纪20年代, 辛格 (C.Singer, 1876-1960) 才在牛津大学建立了英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美国也只有萨顿在哈佛大学独自从事科学史研究。二战后, 公众越来越意识到科学在盟军胜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于是理解科学成为一种需求。1947年, 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 (J.Conant, 1893-1978) [14]呼吁用历史的方法来向非科学家讲解科学, 为此他邀请哈佛大学理论物理专业的一个年轻研究生做他的教学助手, 这个研究生就是后来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库恩。[15]1952年, 巴伯 (B.Barber, 1918-2006) 的《科学和社会秩序》的出版, 引起又一个重大变化, 就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注意到了科学史对政策决策者的实践意义, 开始资助科学史。50年代晚期是美国大学繁荣发展的时期, 受益于此科学史开始职业化。[16]这么一个年轻的学科, 要研究当代分子遗传学、板块构造、核磁共振以及环保争议是有点可疑的, 这种研究难免接近于画报新闻、可能有党派性以及由于缺乏历史距离而产生偏见;所以如果科学史家想要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学者存在, 那就要远离当代科学史。[2]

尽管有这些告诫, 但是仍然有足够理由促使科学史家对当代科学史产生兴趣。最振奋人心的理由是20世纪后半叶生成了历史上近90%的科学。在过去的300多年, 科学家的数量成倍地增加[17], 这种增长现在似乎达到了一种极限, 这种整体指数增长的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即从古至今历史上的科学家, 有90%以上的科学家自二战以来仍然健在, [18]他们是当代科学史研究宝贵的活资料;另外这种时间分布的类似模式也适用于其他指标, 包括出版物的数量、科学会议、分配给科学研究的资金。与此形成反差的是, 现在只有一少部分科学史研究是处理这一时期的。

科学社会学研究也强化了对当代科学史研究的兴趣。随着科学的地位、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科学学会的作用等问题进入研究视野, 科学史家也开始加入到社会学家的面向社会的研究中, 核查体制性和结构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科学实践方面的心理和认识论的因素。[19]这种研究转向的一个结果就是对科学认识的转变, 即科学概念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学。特别是60年代, 在科学与人文就是一个整体的信仰下, 评估科学家过去的工作不只是以他们对当前理论的贡献大小为基础, 而且还以社会、经济、政治或特殊时代和地方盛行的心理因素为基础。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与工业及福利的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16]科学知识的社会构建、科学争论、科学修辞、性别与科学等的研究经常被作为当代科学史案例进行研究。当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当代科学史的倾向就更为明显。另外, 科学道德当代魅力的不断增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科学史家逐渐开始关注科学不端行为、科学的伦理和道德, 这种兴趣旨在探讨整个20世纪历史记载中沉默的一块领域。想要对这些科学道德进行深入探究, 没有口述证据是无法开展的, 因为已有文献证据会有很多缺漏[20]。

当代科学研究的转向也是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的保守政治和90年代冷战的结束, 使得过去的价值观被重新评价, 这导致许多曾经被视为科学的和合法性的研究出现危机, 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1993年, 美国国会投票取消继续资助超导超级对撞机研究, 转而支持人类基因组计划。从此, 近一个世纪的科学主导研究模式被推翻, 物理学在大部分科学发达国家不再是自然科学的皇后, 不再是当代科学领域的典范与代表;生物科学开始成为政府、工业和大学喜欢的学科。1996年, 生命科学 (生物、医学和农业) 成为美国大学中的主要研究领域, 研究经费也相当充裕。这种倾向在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和美国国会办公室受到炭疽信件污染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国际科学政策的关键问题开始成为生物战研究、干细胞研究和人类引起的全球变暖研究。[21]对于当代科学史家, 这种政治气氛既创造了机会也创造了危险, 科学史家有被困在当代科学争论中的风险, 甚至可能被录用为辩论的盟友。科学史家的任务可能不再是科学的历史编撰者, 而是对科学的运作机制进行中立的分析, 并在更广泛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研究它的地位。[22]这种转变进一步加强了当代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和科学人类学的密切关系。

科学在全球范围内的运作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 全面解释科学活动需要在比传统更大的背景下展开, 包括中国、印度、南美和东南亚。一个事实是, 二战以后, 在华盛顿、莫斯科以及北京, 科学情报的收集逐渐成为一个高度优先关注的事情。[21]

所有这些因素促使当代科学史成为科学史中最有趣和最具挑战性的领域之一, 1992年科学史杂志奥西里斯 (Osiris) 也公开表明了对当代科学史的新兴趣。[23]那么, 谁适合来研究当代科学史呢?

三谁来研究当代科学史

20世纪90年代, 一些科学史家认为当代科学史最适合留给科学家, 因为他们在自传、教科书和评论文章中都在试图弄懂他们的前辈;而专业科学史家则应该深挖20世纪早期以前的、真正成为不变历史的文献。[2]这个观念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许多年来, 科学史大部分是由科学家们撰写的, [24]他们写了许多不同的历史, 范围从教科书中简短的历史介绍到通过回忆录和传记来对发展成熟的科学论文和专著进行考查。科学家钟情于撰写科学史的一个原因是科学史在科学合法化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因此, 我们很容易理解科学家倾向于书写过去那些著名的事情, 写成一种辉格式的科学史;[1]另一个原因是科学家使用科学史来判断他们当前的认识与想法是否合理, 是需要坚持还是需要调整。[25]还有, 科学史在科学教学中也是有价值的。因此, 对于科学家, 科学史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资源。

而事实上, 非科学家已经写出了大量完善的有关当代科学史研究的作品。从70年代开始, 就有相当多的专业科学记者已经开始探索当代科学史, 以至于有时候很难发现高质量的科学新闻报道和精心编写的科学史之间的区别。在图书贸易市场, 科学记者的作品还往往能有更良好的表现, 这些记者后来有的甚至转变成了科学史家。另外, 90年代活跃在当代科学史领域的另一个群体还可能是科学社会学家和科技政策研究的学生, 他们转向当代科学史是为了给历史导向的案例研究获取素材。这些非专业群体的研究对当代科学史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使他们不得不重视口述史;同时这些非专业群体都呼吁研究当代科学史。[2]

科学史家必须回应这一呼吁, 他们有义务, 也有能力。由于当代科学与其他社会和文化实践、思想及机构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对科学的理解需要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开, 即科学在进化与发展过程中与文化、经济、政治和制度的关系, [21]因此研究中对历史技能和文化解释的需要是不能低估的, 而科学史家确实能够在更大的历史空间和学科与机构背景下评估技术、实验和研究计划的重要性。

不过, 过去50多年科学论文的大量出版和多样性使得当代科学史研究比早期科学史研究需要更多的专业技术上的要求, 没有系统的科学训练, 要评估科学研究的意义是相当困难的。所以, 最理想的当代科学史家, 可能是科学史家和科学家的结合体。现实中, 最理性的状态可能是科学史家与科学家的相互合作。当然, 合作的基础是相互尊重与信任。一个事实是, 科学家往往对研究早期科学史、特别是涉及古典语言知识的科学史家有根深蒂固的尊重。[2]

另外, 要想合作, 科学史家与科学家必须能对当代科学史达成某种共识。科学史家和科学家都会发现有关过去的不同的、有趣的事情, 并出于不同的目的选择不同的资料, 写出它们的历史。关键的问题在于科学史家版的科学史和科学家版的科学史有冲突的危险。[1]首先是科学地位的问题, 这种情况主要源于科学史家对科学家传统的辉格主义科学史的谴责;[26]其次是因科学史家偶尔不情愿参与技术内容而产生的;[25]再者就是科学家有强大的党派倾向, 其中政治和意识形态具有特殊的强度。[27]

科学史家和科学家的关系是需要小心处理的。一些科学家希望他们的历史就是他们已经形成的正规路线的历史, 如果他们认为科学史家在撰写不合适的历史, 他们就会拒绝受访或拒绝提供源文献。对于当代科学史研究, 这是个严重的后果。当代科学史家必须与他们所研究的科学家和机构达成某种和解。[1]

如今, 大部分科学家非常尊重科学史家的专业操守和智力方面的自主权, 他们认为科学家和科学史家撰写历史的目的非常不同, 所以非常欢迎科学史家对当代科学史的兴趣, 而且非常乐意在获取口述史、个人论文和其他源资料方面进行合作, 并在科学史家选择和部署源材料的时候给他们放手干的权利。这是科学史家和科学家之间微妙的谈判和妥协的结果。

不过, 当代科学史家应该在智力、专业以及道德方面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在专业科学史家的角色中含蓄地或明确地找到自己的定位, [1]与其他职业人群活跃的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以及科学记者等分享这一研究领域。这些当代科学史研究群体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使得当代科学史成为一个至关重要、激动人心的研究领域。

四文献方面的问题

迈入当代科学史的门槛, 当代科学史家立即面临一个新的障碍, 主要是文献供应的不平衡, 即档案资料的明显稀缺和相应的档案之外资料的满溢。

档案资料稀缺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许多来自科学家个人、实验室、研究所和科学学会的文献保存在公共或私人的档案馆中, 而许多档案馆对当代收集的资料有条款规定, 即在某段很长时间之后才可以查阅。除此之外, 还有更多的档案仍然在某个大楼的某个实验室桌子的抽屉里, 归科学家个人保管。这些档案, 可能通过协商获得, 但这种协商会是相当漫长的, 有时甚至是没有结果的。对于科学史家, 只有查阅原始档案才会有新的发现, 否则研究工作只能是二手文献的反刍。[20]这也是促成科学史家转向口述史的一个原因。

与此相对, 档案之外资料的满溢使文献不平衡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堆积如山的科学出版物、成千上万的报告、庞大数量的电子文件以及数不清的、未注明来源的网上资料使当代科学史家非常头疼。文字资料的满溢对于科学史档案馆的馆长也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哪些文献值得保存, 哪些需要丢弃?这同样也对当代科学史家造成了困扰:哪些文件和出版物是有意义的?这种文献满溢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科学家或业内人士的知识和经验, 来评价哪些文件和出版物影响了重要的事件和历史方向。如果不想依赖他人, 科学史家又如何在这么多的文献中理出头绪呢?[2]

专门评论性杂志上的文章可能有用, [2]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 在实践中, 人们已经发展了新的方法来处理这些满溢的文献。[28]一种是定量方法的使用, 近60年出版的大部分科学文献现在都有引文分析、共引分析和其他科学计量研究。这主要被用于科学政策的目的, 很少被用于当代科学史研究, 因为科学史家一直很不情愿使用这种定量方法。[29]他们更喜欢的是口述史, 对科学家的访谈在应对档案缺失和档案之外文献的满溢方面非常有用, 这也是当代科学史在科学家自己平凡的口述中目不暇接开展的原因。因此, 对于那些对理解当代科学发展感兴趣的人们, 口述史成为了一个必要条件。[2]

与文献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科学家的工作逐渐在多学科合作的团队之间展开, 一篇论文常常涉及不同学科背景的、多数量的作者, 想要确保这些合作的记录都保存下来, 也需要口述史。[21]

摘要：20世纪60年代以来,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展了大量当代科学的口述史项目。一方面这些口述史项目以实践的事实证明了口述史在当代科学史研究中的有效性与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对当代科学史研究的反思, 进一步为当代科学史研究引入口述史提供了更加严肃的论据。

教育口述史研究 第9篇

中国传统园林,特指在历史上形成并延续至今的,具有传统意象的园林建造结果,包括此一园林在历史上形成、变迁及其重建。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系统化的对象,它代表了传统特定的文化价值及其曾经的生活方式,由一系列相关联的要素组成(如建筑、山水、绿化、文字等),并通过人与这一系统对象的互动反映文化中有意义的一些特征。

晚清以至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园林的命运,多遭兵燹、易手、荒圻之命运,历尽沧桑劫数。童寯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调查江南园林遗存时曾谓:“吾国旧式园林,有减无增。著者每入名园,低回嘘唏,忘饥永日,不胜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1)存留至今者,亦多为晚清同治、光绪年间以后所重建;而多数园林实例,又经过了解放之后的修复、重建或再造。因此,中国传统园林的修复,需审慎地考虑历史性特征而加对具体园林对象加以系统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众多前辈如刘敦桢、陈从周等先生,在园林研究及保护修复等众多方面均有所创见。一方面,基于对历史上传统园林的实地调查、史学研究;另一方面,则由此实践而产生出对造园相关艺术原则、具体手法、传统技艺的探索。中国传统园林既存实例,亦在文物保护和学术研究的支撑下,进行了重要的修复、重建或再造。调查和研究,使学术著作的出版有了基于物质体系调查的实证;具体园林案例的保护实践,又为深入理解传统园林基本特征、保存造园技艺,提供了重要的保护先例。为我们当代园林遗产保护工作,起到探索性和示范性作用。但是,这一时期以来的重要园林保护案例,如刘敦桢先生修复之瞻园、陈从周先生修复之豫园,以及基于这些园林保护的案例,园林研究的学术范式、园林保护的具体策略和修复传统园林的实践,学界并未足够的重视。

本研究基于豫园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修复,尤其是陈从周先生参与豫园修复的过程,就两个基本的问题展开讨论。分别是:

(1)中国传统园林的修复,如豫园,如何在保护园林遗产的前提下,通过专业的努力达成传统园林的再造?

(2)针对园林史而言,当代的园林修复、或称造园史,可采用何种方式加以研究,或者说,是否有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可以借鉴?

陈从周先生对豫园的修复,或称“再造”,案例具有典型意义。全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对豫园历史做简要回顾;第二部分,综述豫园现代修复的基本状况,并指出陈从周先生在其中的贡献;第三部分,对陈从周先生修复重建过程中所采用的传统园林基本修复原则加以初步总结;第四部分,对本研究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及结论做简要的介绍,希望引发关于当代造园史研究方法的一些讨论。总之,就理论阐释而言,以上四个部分的展开,分别对两个问题有所侧重;而两个问题之间,一方面基于史实的调查,一方面基于方法的架构,两者互相联系并支撑,以期从理论到方法对当代的园林史研究有所推动。

2 瞬眼繁华几变迁2):豫园园史

豫园,是上海市内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传统园林,位于今上海市西南部老城内,毗邻城隍庙,由明代潘允端始建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至万历五年(1577)潘允端解职返乡后大肆扩建,直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潘允端逝世,仍未告竣。潘允端,明上海县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初授刑部主事,历任南工部榷龙江关税、兵部宪副分巡、四川右布政使等职。园林占地约七十多亩,兴造历时近40载,经三个主要时期(肇造期、兴造期、完善期)3)而成,园内厅堂楼阁密布、水石池渠环绕、花木珍禽散布,为冠绝一时的江南名园。时人有谓“维时里中潘方伯以豫园胜,太仓王司寇以弇园胜。百里相望,为东南名园冠”4)。作为晚明时代重要的园林存世实例之一,豫园在中国园林史中有其特殊的地位。

潘允端去世之后,豫园传于潘氏后人,家道渐落,园亦荒芜。后为潘允端孙婿张肇林(曾任通政司参议)所有。后即变卖分割,园景日废,胜迹残存。入清更趋式微,至清中叶康熙年间,园中各厅堂建筑渐为城内同业公所占据,加以整改,旧观大变。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上海士绅集议,醵资廉价从潘氏后人手中购得豫园。大加整治扩建后,归城隍庙,因邑庙有清初所建“东园”5),遂改称“西园”。此改扩建工程亦历二十余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告竣。基本奠定今日豫园之格局。期间,各同业公所在园中建设活动甚多,如,仅乾隆三十六年(1771)一年内,沪帮肉庄业创设公所于邑庙西园香雪堂,京货帽业创设帽业公所于邑庙飞丹阁,分占情况日益复杂(图1)。至同治七年(1868),豫园已被二十一家行业公所分占,甚至连滨水游廊之地,亦为羊肉店、银楼、铜锡器业等同业分占以为议事之所6)。伴随城市不断发展和扩张,豫园连同城隍庙一起,成为商客云集之地,并与其近邻市肆商铺,共同构成上海重要的商业区域,格局延续至今。

然而,伴随近代以来几次重大历史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在上海,主要是小刀会的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豫园也经历兵燹、火灾等而难逃荒毁废圻的命运。豫园内建筑,如点春堂,曾被用作小刀会起义指挥部;荷花池惨遭填埋,被建设英法联军兵营;湖心亭及九曲桥曾毁于火患;香雪堂更毁于日军轰炸;豫园之内,亦曾作为难民汇集之地种种灾难,均集豫园。民国期间的零星重建和改造,比如湖心亭和九曲桥,于1924年火灾后加以重建。但一代名园历尽劫数,风光绝胜几近无存。

细究豫园园史,不难发现,传统园林的用地、功能、格局、名称等等均皆处于变动之中传统园林被不断重建的过程本身,就是园林“存、废”的基本特征:不仅其园林风格历经明清两代而有较大变化,而且其物质实体本身亦经过了分化、重组、修复和再造的过程,难辨当初晚明园林之胜迹。同时,历次重建过程的实质,则是对传统园林“存、废”问题基本价值的重新估量与评价,每次这样的过程,显然又将新的建造叠加进旧有既存传统园林场所的记忆之中7)。对于当代的传统园林修复而言,这些历史信息,与园林遗存一起,构成了陈从周先生等前辈在修复历史名园时,面对的基本状况。

3 名园犹作费心人8):陈从周先生与当代豫园修复

然而,一个传统园林的修复,并非深入园史就能有一个圆满的复原。豫园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修复,亦历经曲折之变化。时间上,豫园当代的修复,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修整、60至70年代的破坏、80年代的重修、90年代的增建、直至21世纪初的功能完善。与此同时,园林本身物质环境亦经历大的变化,渐成现今我们所见的面貌。几个时期之间,既有时间上的相继发生,也伴随着国家社会的巨大变迁、上海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及园林遗产认识的不断深化,因此,针对豫园物质遗存本身的修复、重建与再造亦有相当不同的演变。

豫园当代修复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各同业公所在“公私合营”中被统一划归相应的社会团体和机构9),使豫园物质遗存与场所空置,其本身的利用和处理,被作为一处“历史园林”定性并被加以修缮,也是由此时才开始的。由于其与太平天国运动的特殊联系,豫园内点春堂首先被确定为“革命遗址”被加以修缮和保存(图2)。随着全国文物普查的展开和文化建设的规划,豫园旋即被纳入一个“规划”之内。据上海城市研究专家、现已90岁高龄的楊嘉祐先生回忆,陈从周先生当时即以顾问身份参与豫园修复。这一时期,尽管针对豫园修复,楊嘉祐先生提出了一个长久的修复计划,以陈从周先生为代表的研究专家,建议以恢复晚明豫园近70亩的规模为目标;但豫园的修复主要是以抢救性保护为主要任务,恢复一些主要的厅堂建筑、修复重要的既存建筑,景观则以尊重既存原貌、略加整治为主。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和修复经费的限制,这一修复计划在进行了抢救性修复工作后即被迫停止,完成范围,仅现今西部和东部很少的区域。10)

即便如此,至1961年豫园修复告竣时,陈从周先生已完成有关豫园的学术研究论文《上海的豫园与内园》、《明代上海的三个叠山家和他们的作品》11)等,并延续他始于50年代研究苏州园林的方法,编辑出版了《豫园图录》,将50年代豫园修复的状况、图纸等,一并以学术出版物的形式,刊印出版。12)

然而,不久,“破四旧”运动的展开、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使保护工作陷入停滞。豫园甚至被列为“破四旧”的范畴,被大肆破坏。一度更名为“红园”。园内众多建筑、雕刻遭受不同程度破坏,园内水池曾被改建为防空洞,并被迫闭园多年13)。尽管期间因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访问而紧急修复,但仍然破坏严重,保护工作基本停止。14)

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随形势的好转和人们对文物认识的不断提高、文物保护事业的恢复和第二次文物普查的开展,使包括传统园林在内的文物保护被重新提上工作日程。豫园,作为上海市内重要的明代园林遗存,于1982年2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并将于1989年迎来豫园建园四百周年纪念,因此,相关管理部门提请,由陈从周先生主持修复豫园的东部重建,从而开始了豫园保护、修复的新阶段。豫园东部的修复、重建工程,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据随陈先生重建与修复豫园东部的蔡达峰先生回忆,自1985年开始,至1987年告竣,经两年的保护修复、重建和再造,豫园遂成今日之格局16)。不仅将之前被分割为内园、东部、西部三个部分的豫园重新合并,成为一个整体,而且,在园林修复过程中,又有考古发掘和园林再造的探索。陈从周先生基于对中国传统园林的深入研究和对当代豫园现状的深入理解,通过豫园修复与东部重建实践,奠定了今日豫园之格局,而豫园东部保护、修复和重建过程中,陈从周先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17)

陈从周先生由于身处上海,又以研究传统园林为重要的学术使命,参与豫园修复全过程,结下不解之缘。在豫园当代修复中,通过其不同时期的参与、顾问、主持,发挥了一位园林研究学者、造园大师、园林文化阐释者和传播者的作用和贡献。

4 有诗有画别添情18):豫园修复中陈从周先生造园思想初探

最近这一年多来,为了豫园东部的设计与施工,几乎隔日在乍现水石风光的土地上,回到家中,一个人在小斋沉思,园景曲情,徘徊周旋在我脑间,我幻想着在明代,当时的亭廊水榭如何?这些建筑中又怎样传出了婉转的曲声歌喉,笛韵人情,那种雅淡高洁,明代人的园林意境,如何重新表达出来,的确是耐人寻味与深思,往往在安排一门半墙,一湾曲水,都环绕着在景之外,如何能与曲境相配合。19)

这是陈从周先生在修复豫园过程中写下的文字,清晰表达了他在豫园修复过程中思考的一些传统造园、园林修复的基本问题。豫园修复和东部重建工程自20世纪50年代始修至20世纪80年代,历经30余年,分数次完成,每次修复,陈先生均以不同身份参与其中,从顾问而至亲自主持,始终以高度的热情和严谨的方式参与到这一传统海上名园的修复、重建工程。在参与历次豫园修复直至豫园东部重建的整个过程中,陈先生也完成了他学术生涯中重要的跨越,由对豫园等传统园林个案的考证、发掘,到《苏州园林》、《漏窗》、《装修图集》、《豫园图集》的结集出版,再到《园林谈丛》、《说园》、《中国名园》的正式出版,形成了成熟、系统的有关中国传统园林造园理论与手法、保护与修复的造园思想。

基于深入的当事人访谈、细致的历史文献考证和陈从周先生个人学术文献的整理,现将豫园修复和重建中体现出的陈从周先生的造园思想与保护理念、实践意义与学术贡献择要论述如下。

4.1 造园思想与保护理念

造园思想与保护理念方面,体现在研究园史、复造兼顾、因借得宜、动静之观、托意出境、诗咏雅集等几个方面,现分别论述。

研究园史方面,陈先生在修复豫园之前,对园林的历史演进、格局变迁、毁圻情况、重建经过,均一一加以考证,从《上海的豫园与内园》至《玉玲珑的来历》、《上海豫园》、《研究豫园的二则重要史料》20)等等。如在修复过程中,因为掇山理水,而对场地进行了类似考古发掘的工作,而发现明代池岸遗迹,尤其环龙桥旧址的木桩遗址,为确定环龙桥确切位置所在提供了考古上的科学证据21)。强调“凡观名园,先论神气,再辨年代,此与鉴定古物,其法一也。然园林未有不经修者,故先观全局,次审局部,不论神气,单求枝节,谓之舍本求末,难得定论”,并细分“复园”与“改园”,而针对不同基地有不同的策略。22)

复造兼顾,即指修复与重造,必要在深究园史的基础上,对现状有详细的勘察,在考古发掘证据、学术研究实证的基础上,对园林风貌和时代特征,有一基本的判断。如:50年代的修复,就曾拆除点春堂区域内作为校舍的“洋楼”,而80年代修复,则更是将已改为防空洞的水池加以考古发掘,在发现明代环龙桥遗址的基础上,复建环龙桥,以完成格局的恢复23)(图3)。

具体造园风格上,则综合研究明清两代造园艺术手法和风格特征,详参既存传统园林佳例基础上,细致推敲而加以重建。

因借得宜,即指造园思想而言。计成《园冶》云:“巧于因借,精在体宜”24),传统园林在造园时的要旨亦在于此。陈先生在豫园修复和重建中,正是对现状有充分的研究和体察,因此,非常注意因就实况和景观特征,将历史上被逐渐划分出园林并分别重建的园林现状之上,针对各部分不同的建造年代和风貌特征,“自出己见,以坚定之立意,出婉转之构思”25)。如,因就会景楼景区内扩展之水面,在得月楼北侧新建之矮墙,以墙上月洞门连接水面明式板桥与玉华堂景区,并就墙堆掇“浣云”假山,遂成新观。虽邻近湖心亭九曲桥景区之市肆仅一墙之隔,而园中清雅自然,真正做到“俗则屏之,嘉则收之”。26)

动静之观,乃陈从周先生《说园》开篇所论:“园有静观、动观之分,这一点我们在造园之先,首要考虑”27)。豫园修复与重建,在详考园史和细勘现状的基础上,先生创造性地利用基地内部建筑之间的格局,通过水面扩展、水廊修造、池岸修复、局部掇山而将格局统一至明代风格,充分考虑到园林“静观、动观”的特征,利用既存建筑而将静观的景观,如“浣云”假山,掇于流觞亭的主要景观面,并以矮墙置于山后,以隔得月楼压逼的情势,就粉墙而出粉本画意,自然天成,巧思如是。同时,新建“积玉水廊”,将水面水口有一妥帖的处理,并延长赏园游线,而新建部分置于园林一隅,最少地避免对原有格局的干扰和破坏,可谓一举多得(图4)。

托意出境,就是对园林之境界有一扩展,不仅仅止于园林的修复和重建,更在园林意境的兴造、点题和兴游方面,多有创新。《说园》五篇,陈先生以生花妙笔,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在豫园中,对玉玲珑奇石,不仅以水面加以强调,同时,恢复“寰中大快”照壁,以隔清代“内园”近距离所带来的局促之感,令人移步之间,顿觉新意。又有“浣云”假山、“积玉”水廊、“谷音涧”等等清雅巧思的命名,而出当代造园的新意。如“谷音涧”之定名,几经考量,而有定名,与陈从周先生喜顾曲有关,先生自谓:“似乎我在考虑豫园设计时,已超出了今日设计园林常规,在顾曲上做文章了”28)。

诗咏雅集,乃是传统园林使用中重要的活动。豫园修复和重建,时值豫园建园四百周年之际。陈从周先生在工程告竣后,既有如是活动的开展。据参与豫园诗会的周道南先生回忆,此活动自缘起而至以一园之成,陈从周先生首倡,王西野先生引首赋诗,全国文人雅士唱和者,凡近百人,得诗百数十首,后以其中诗、词、联佳作共一百二十一首,成《豫园新咏》结集出版,可谓流风雅韵,盛于一时29)(图5)。

4.2 实践意义与学术贡献

豫园当代修复研究可被作为一个当代传统园林修复的重要“标本”即浓缩了园林物质实体本身的修复、重建和再造;又反映出传统园林遗产在当代的命运和历史。豫园的修复与东部重建,不仅使陈从周先生以园林为中心的学术研究、保护理念、造园思想得到集中的体现和全面的实践,同时,也是先生籍此考证自己造园思考的试金石。同时,若将豫园历经近30年的保护过程,置于当代中国传统园林保护研究的大视野之中,其实践意义和学术贡献仍有待后辈学人加以认真地思考和总结。

实践层面,豫园修复及东部重建,在豫园当代保护进程中,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需特别提起方家注意,即造园方式、价值标准、取舍依据。

其一,造园方式。陈先生在修复和重建中所采取的方式,几乎仍然是中国传统造园家的方式。按照先生自己的说法,就是“做做看看、看看做做”,完全亲自在造园现场,思考与实践并进,随时调整以达最佳的兴造状态和结果30)。这方式不仅包括先生个人的思想、学识、经验,更将现代的规划、建筑、园艺、工艺统筹而成为一个全面的团队,真正实现指挥斧斤,运筹帷幄,经营布局,以成全璧。

其二,价值标准。当代传统园林的修复,需要面对的不单纯是物质实体的复原,更有文化重建的任务;而园林,则是集中体现这一目标的物质系统。陈从周先生尝谓:“明代之园林,与当时之文学、艺术、戏曲,同一思想情感,而以不同形式出现之”31)。先生在《说园》五篇中所提出的“动、静”观、“神、气”论、“意、境”说,不仅在造园的品赏、美学的升华层面,对园林的审美特征加以解说和论断,更对传统园林重建历史了然于胸,而对当代修复、重建和再造的价值标准,从实践层面的经验,而提升至文化价值和意义的阐发。

其三,取舍依据。豫园修复与东部重建的完成,并非一时之功,就是在这一过程之中,亦经历了“破四旧”、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因此,修复与重建面临的不仅是历史的遗产,更是当代的境况。在具体的修复过程中,不仅要对历史的丰富遗产加以研究、理解、阐发,同时,还要对当代的保护或改造结果,提出自己的见解。其间取舍之不易,可以想见。但详考整个过程,在引入考古发掘、科学考察、实证比较、文献复原等等一系列工作之后,仍需以专业的方法、谨严的论断、个人的巧思而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付诸实践。这是大不同于古人造园的新方式不仅决定了东部修复工程全过程,更对豫园此后第三、四期修复、扩建,提供足资借鉴、具体有效的取舍原则和依据32)。因此,在后期改造中,随城市更新的发展,积玉水廊因水面扩大,从初建的依壁而建,最终实现跨水游廊之格局即是一例。

陈从周先生对于豫园修复所进行的思考和实践,几乎跨越先生整个的学术生涯,甚至晚年,豫园成为先生生命的托寄,融入先生对与生命的思考,先生曾以“以园为家”印明志,足证其对园林的情怀。这一方面与先生对园林至真的情感分不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园林之于先生,已是其生命之中的重要组成。这一过程中体现出的,陈从周先生的造园思想与保护理念、实践意义与学术贡献,此篇拙文并不能全面概括,只能挂一漏万地提出来一些肤浅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随着研究的展开,相信会有更深入的发现。陈从周先生的造园思想及实践,实非单纯从专业的角度出发,而是上升至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说园》的论说,更是“充分显示了陈先生对中国园林的深刻理解和文化创造能力”33)。

5 结语:当代造园史研究及方法

本文所讨论的,虽然是陈从周先生和豫园修复与东部重建的个案研究,但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如前文所指出的两个问题,都存在于这个案例之中。同时,如果我们把研究的视野稍稍扩大,会发现,中国传统园林在当代的命运,亦多经历了与豫园相近似的命运。一方面,我们专业的学术积累,却随着前辈学人的辞世,而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前辈如陈从周先生,对于当代中国传统园林遗产得以存续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于清末以来的传统园林存废的研究、修复与重建的研究,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均皆仍处于一个初始的阶段。因此,有必要对前述两个问题在此处加以重申:

(1)中国传统园林的修复,如豫园,如何在保护园林遗产的前提下,通过专业的努力达成传统园林的再造?

(2)针对园林史而言,当代的园林修复、或称造园史,采用何种方式加以研究,或者说,是否有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可以借鉴?

本文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只能说刚刚起步,结论也是开放性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如前所述,陈从周先生对豫园的修复和重建,作为一种传统园林得以保护、存续的方式,本文从修复与重建过程入手,结合口述史访谈和文献精读,对陈从周先生在豫园修复与东部重建中的造园思想与保护理念、实践意义与学术贡献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同时,作为一种能够指导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传统园林修复与重建的范式,这一案例是否仍与其他前辈有所不同?比如刘敦桢先生对南京瞻园的修复和重建,是否可视为另一种范式的个案?仍然需要我们后辈学人认真地、从学术史的角度加以探讨。

而第二个问题,笔者在此结语中,略加论述。对于豫园修复史的研究,我引入口述史的史学方法。原因有三,其一,尽管研究对象园林研究的前辈,如陈从周、刘敦桢等均皆过世,但重要的相关当事人仍然在世,有口述访谈的条件;其二,口述史,作为一种史料获得和学术研究的新途径,在造园学术史的领域内,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访谈对象却年事即高,已到了需要做抢救性工作的程度;其三,口述史学研究范式,在历史学界虽然对史料的获取和可信度仍存争议,但其学术标准和研究方法,已相对完善,即使从获取史料的角度出发,仍然对我们的近、当代史研究有所助益。

近代以来,包括传统园林在内的中国文化,不经经历了历史的复杂演变,从学术史的角度论之,更是经历了因为近代学科建制而导致的学术研究对象确立、学术研究范式探索直至学科建制完善的过程,伴随着学科建制的历史,造园学术亦不断积累。因此,园林历史的研究,就不应只限于古代园林史研究范畴内的工作。而应向近、当代展扩新的领域。研究前辈学人的学术贡献、造园实践本身,是我们反思自身研究问题和研究方向的重要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希望,本文的研究过程和写作经验亦有它的作用和价值。

摘要：本文通过基于对史料的发掘和大量当事人访谈,以期对解放以来豫园的修复过程加以回顾;初步梳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豫园修复的过程,研究其中陈从周先生的造园思想与保护理念、实践意义和学术贡献。并进一步针对传统园林修复史研究方法与园林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加以探讨。

口述史与中国武术 第10篇

1.1 传统与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

周新国在《中国口述史学之回顾与展望》中谈到:“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口述史可以说源远流长”[1]。

口述史展现的是历史性的发展过程。我们国内从西周开始,“左史记行,右史记言”,其中“言”即是早期的口述史,乃至春秋《诗经》、清顾炎武《日知录》以及蒙古口述史《格萨尔王》亦有不少口述,中国史家司马迁在其巨著《史记》中广泛应用了口述历史。古希腊时代的《荷马史诗》大都是以行吟诗人的口头言说为蓝本整理而成,有西方史学之父之称的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表明“我的职责是把我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

目前,学术界所指的口述史通常是指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口述历史(Oral·History),现代意义上在这一术语最早产生于1948年,当时美国政府为了研究东欧历史和民情,派哥大教授阿兰·内文斯(Alan·Nevins)去采访流亡美国的东欧学者、知名人士等,这些讲话录音访谈,就是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在中国,“建国以来,才开始了现代意义的口述史调查与访谈实践,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全国政协主办的《文史资料》,这是文献资料与口述史资料的结合。[2]”

1.2 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兴起

1.2.1 文献史料、传统口述史的局限性

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和文献史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口述史’或‘口述史学’是以同被访谈者有目的的访谈的录音、录像所记录的口述资料,作为构建或者复原历史原貌的重要史料文本的一种科学方法”[3]。而文献史料仅是众多史料中的一种。从传统口述史的角度来说,传统口述史料以文字的形式记载是文献史料中独特的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传统口述史的局限性亦是其带来的口述文献史料的局限性———文献史料不能再生及文献史料作者主观创作的不可逆性。

1.2.2 现代口述史的特点

“杨雁斌的《百年透视》系统分析了口述史学的五大特征:(1)叙述性,是口述史学最为明显的特征,也是口述史学当中最为活跃的促动因素,具有其他历史史学所不具备的优点。(2)客观性,是口述史学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它体现在口述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能够真正地还历史本来面目、口述者直接参与历史能保证口述史料一定的真实性、口述凭证和口述史料搜集过程的一定客观性这三个方面。(3)社会性,它充分体现在口述史以普通人民大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4)广泛性,它是由口述史的叙述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口述史直接服务于社会现实使得其研究必须涉及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问题而决定的。(5)口述史料的完整性,口述史家为搜集资料而事先制定明确的访谈计划保证了口述史料的完整和系统[4]”。显然,这一描述特指现代意义的的口述史,其中客观性被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是现代意义口述史的主要特点。

1.2.3 口述史学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之辩证关系

杨雁斌在《百年透视》[5]中谈到口述史学最基本的特征是客观性,而其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口述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能够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口述者是历史的直接见证人确保了口述史料一定的真实性;三是口述凭证和口述史料搜集过程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另一方面,杨雁斌的《百年透视》和杨祥银的《口述史学的功用和困难》[6]指出,口述史学面临的最大难题确实记忆或回忆的可靠性问题。

事实上,在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矛盾问题上,当今大多数学者专家均认为:口述史学的主观性不损于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首先美国历史学家J·托什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口述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不是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群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如何形成的。英国口述史学家查尔斯乔伊娜认为:情感是历史事件作用于历史认识主体的结果,是主体的一部分。它不仅在被访者的头脑中保留的时间长而且易于回忆。更重要的是,它是真实可靠的,即使被访者所提供的口述史料与历史事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但是从他或她的情感中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他们自己最深层的价值体系的依据。因此,对口述史而言,主体意思、历史意识则是在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平衡点。笔者亦认为:口述史中的主体性虽在一定程度上有碍于客观地再现往事,但是与文献资料相比,口述史无明显缺点。在历史意识、文化层面,口述史显然要比单纯的文献资料更具有优势。

2口述史与武术

2.1 传统意义的口述史是早期民间武术的存在基础

程大力教授认为民间武术最早产生于明清时期。民国时期,处在热兵器时代的武术被赋予了更高的含义,武术被推至国粹之高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武术,如唐豪、向恺然等文人亦加入到武术源流等问题的研究队伍,形成了去除门户之见,以求武术大统一的共识。他们对武术的认识大抵不出向恺然先生早在1916 年前《拳术》一文所谈,“物之源流烟没而难考者莫拳术若也!学士大夫以其术不雅驯,恆鄙夷之,故古文无一字及之者。其轶见于他说,不足微也!其绵绵不绝至今日尚有存者,半缘于绿林豪客以为行刼之具,半缘于逃空门者以为护法之助。绿林无文章,释氏鲜传记,其源流无可考审矣!乃见世俗之所谓拳师者,必侈言家数,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但觉可哂耳!后之学者,幸毋为拳师所误,亦妄言家数也!”记载武术这一文化形态的文献资料的匮乏。

与鲜见的武术文献资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武术谚语以及武术传言等遍地开花,这一现象彰显出早期传统意义上的口述资料的发达。

首先,早期民间武术的传承方式为“师徒制”,传承具有简单而直系的特点。在民间武术形成之初,口述资料的传播是一个门派存在的基础。口碑不好则不存在门派弟子的加入,更谈不上门派的兴起。缺少现代传媒的搭桥,又无口述因素的渲染,门派的形态必夭折腹中,而不会出现民国早期武术派别大繁荣现象。其次,习武者大抵不出有二:一者,衣食无忧而习武,此类只有少数饱读诗书之人,毕竟占据习武者的少数;二者,习拳练武之大群体———富家子弟的护院、镖师及民间拳师,而他们大多为生活所迫,知识有限更甚者可以说目不识丁,若要达到著书传薪的程度有如登天。加之文人多耻于以武为耀,士大夫情节使得“文人”和“武人”合作著书成为奢望。因而多数习武者只能用简单明了的语句表达习武心得,久而久之,口述方式成为武术传播必然途径,也最终形成了以武术谚语、武术传言等口述史料特色的武术文化。

2.2 从口述史客观性与主观性辩证关系看中国武术的发掘、整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武术进入科学挖掘的关键时期,尤其是1983 年至1986 年。在原国家体委武术挖掘整理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下,在各级体委武术挖整组的积极参与下,动员了全国8000 余名专职武术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耗资100 多万元,开展了我国武术发展史上空前的“普查武术家底,抢救武术文化遗产”工作,采用田野调查法为主。虽有学者认定田野调查法属于人类学的范畴,但是究其本质,田野调查法只是治史的一种方法,而田野调查法亦是获得口述史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随着科学的日益进步,高新科技的引入使得田野调查法如虎添翼,成为挖掘整理武术的重要手段。

由上文可知,在口述史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矛盾冲突中,大多数专家学者强调主体意识、历史意识。而我国在建国以来的大规模武术挖掘整理工作过程中,又采用用了口述这一途径。那么,随着挖掘工作前期资料搜集工作的结束,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将———以何种态度面对生动或主观性的口述资料?如何去伪存真?

首先,对挖掘者和研究者而言,应该确定一种思想:将口述史相关方法运用在武术领域形成自己独特的武术口述史,并逐步发挥相关方法在武术研究领域的作用。

其次,在思想确定的基础上,多注重量性指标的提取和分析。强调武术的视频教学分析、武术采访中人物录音分析;结合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等等在内的多门学科,考量获得材料的真实性;建立科学完备的研究体系,力求还原武术真实面目。

再者,对武术教学视频及录音等分析时应注重人文指标的提取和分析。试图从多方面、多渠道、多方位对鲜活口述资料收集,以供武术政策法规调整以及武术发展定位做参考。

3预测———未来口述史在我国武术中的地位

3.1 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口述资料仍是民间武术发掘整理的主要资料

当前,作为一门科学,从理论与实践角度而言,武术所囊括的知识体系仍存在大量研究空白。武术拳种体系及门派源流、现象的探究仍将会是未来几十年武术研究者工作的重点。口述史与武术的契合,便于丰富武术研究资源,加强各种资源之间相互印证的能力,形成一种易于操作且实用的研究方法,协助解决武术考究遗留问题。因此,未来口述史将会快速渗透至武术研究领域,成为民间武术挖掘整理的主要资料。

3.2 口述史带给武术发展大融合

在一定程度上,武术专业理论者运用口述史相关方法进行研究,无疑将会推进学院派与民间武术拳师的交流,成为中国武术发展大融合的纽带。最终,这一举措将促进民间武术发展科学化,打破学院派纸上谈兵之窘境。换言之,利用口述史研究武术将会给中国武术提供健康发展的空间。

3.3 口述史带给武术前所未有的冲击

口述史被认为是极好的治史方向,却并不意味着其十全十美。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武术技术传播的进程势不可挡。因口述资料具有很明显的主观意识性,如果不能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地去考量一段武术口述录音、视频等,任其发展传播,从长远发展来看,将不利于武术的发展。再者,当今传播媒介的发达,给不谙武术之士提供了扭曲武术的空间,最终将为武术的健康发展之路铺满荆棘。

4建议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研究历史意识特别是民众的历史意识,要比单纯考证某个历史事件或人物更有意义,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发展趋势有着某种必然联系。因此,在处理当今武术的诸多问题过程中,均可以结合口述史进行研究,重视历史意识的研究。

摘要：文章通过对口述史的辨析,深入阐述口述史与武术关系,口述资料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是民间武术发掘整理的主要资料,而口述史与武术的契合将带给武术发展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大融合。基于此,应注重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对鲜活口述史料及口传资料的意识形态予以考察筛选。

关键词：口述史,武术,口述资料

参考文献

[1][2]周新国.中国口述史学之回顾与展望[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2).

[3]曲彦斌.略论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方法论的关联——民俗学视野下的口述史学[J].社会科学战线,2003(04).

[4]徐国利,王志龙.当代中国的口述史学理论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5(01).

[5]杨雁斌.百年透视[J].国外社会科学,199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