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学范文（精选7篇）

当前文学 第1篇

一. 中国经验

在目前的文学界, 甚至文化界和知识界, “中国性”、“本土性”、“地方性”以及“中国经验”正在被广泛讨论。如果从文学的角度讲, 最朴素的最基本的中国性与中国经验应该是对中国现象的书写。中国人写中国事应该是最朴素的道理。当然, 将中国经验等同于对中国事情的表达是幼稚的和表层化的, 但是, 无论如何, 中国事情应该是基本的出发点之一, 其次才会是进一步的比较与深度勘探。从这个角度去检讨, 许多中国事情似乎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表现, 它们正面临着被遗忘的境遇和早已被完成书写的错觉。

因此, 当一些作家意识到这一问题并自觉地在文学实践中予以表达时, 从大的方面讲, 这不仅是对中国的书写, 也是对人类记忆的保存, 是对世界的贡献。我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和莫言的《蛙》, 这两部长篇是对几十年前中国乡村医疗制度的反映, 那个制度曾经惠及中国几亿农民, 而赤脚医生也曾经是中国乡村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两位作家的写作让人们联想到许多关于中国医学与社会保障的事情。医学是个很有说头的话题。一个时代、一个地区, 一个民族或国家如何对待生命与疾病, 如何医治疾病, 如何建立自己的药物体系、诊断体系、治疗体系、防疫体系, 以及相关的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都是非常有趣的, 这一切都与其他社会因素, 包括社会的文明程度、经济水平、科学水平、自然背景、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 医学在许多时候被一些人作为社会进步的尺度, 同时也作为社会改造的前沿领域来对待。中国当前的医疗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焦点, 特别是农村的医疗问题似乎已成痼疾, 让人无可奈何, 它在何种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的现代化, 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以及它对社会文明的潜在作用都难以预料。正因为医学在人类生活中的这种重要地位, 所以疾病连同医学从古到今文学艺术创作与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 几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话语传统, 现在, 我们终于看到作家对这个问题完全本土化的书写。

还有计划生育制度, 也是一桩十分中国化的事情, 世界上还有其他国家实行这一制度吗?不多, 印度算一个。文学当然不是制度史、经济史, 它主要不是去表现一个国家如何实施一个与经济发展相配伍的人口政策, 而是侧重表现它的其他层面, 它对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生命意识、家族血缘意识的冲击。河北有一个作家桑麻, 他长期在乡镇基层工作, 抓了多年的计划生育, 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去年他在《美文》上开了一个专栏《我的沉重的纪念碑》, 专注于这一题材的写作。有叙述, 有反思, 他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许多故事, 真的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对人性的拷问, 对生命与尊严的挑战, 充分展示了传统与民族的文化性格。

前几天我刚读到郭文斌的长篇新作《农历》。这部长篇从“元宵”开篇, 到“上九”结煞, 刚好一个轮回。中间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年、中秋, 但也有我们非常陌生的龙节、中元, 有的是农历的节气, 有的是农历的节日。人们, 尤其是都市的人们, 现在对农历已经不那么看重了, 有多少人还按农历安排自己的生活呢?农历是中国古人发明的, 据说最早诞生于夏朝, 后来经过了多次修正。它是根据太阳和月亮运行的规律总结推衍出来的, 因为太阳的运行产生了季节的变化, 农事的安排必须适应这种变化, 古人据此设置二十四节气以指导农业生产。农历文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话语系统, 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表, 而且包含着天文、地理、宗教、习俗、生产、生活等许多方面。在古代, 二十四节气对农业生产具有强制性指导意义, 而每一次生产行为都包含祭祀、禁忌、庆祝、劝勉以及实际生产行为等许多程序和仪式, 每一道程序又都包含着它的起源、沿革、传统等文化增殖。对中国人来说, 这是一笔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

郭文斌这次写作的意义在哪里?有关传统文化式微的判断已成定论, 有关保护传统民俗节日的呼声也与日俱增, 甚至进入了“申遗”的范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更, 建立在农耕文明上的传统民俗节日的瓦解也许是必然的, 而随着社会的转型, 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可能也要退出主流。《农历》讲述的是一个看不出明显时代印记的乡村一年的生活故事。而在现实中, 乡村早已破败, 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早已解体, 不管是农历的规定性时序结构, 还是代与代之间的文化传承也早已断裂。我们虽然有足够多的理由来阐述传统文化在乡村重建中的作用, 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申说乡土文化的地位, 但在狂澜既倒之时转换一种方式也许是冷静而现实的, 比如完整的呈现与原味的讲述, 它使正在逝去的事物能本真地存现在话语中。郭文斌在《冬至》这一章有一情节, 父亲说先人们常用“春泉垂春柳春染春美, 秋院挂秋柿秋送秋香”的对联推测这一年的雨水的多寡和收成的丰歉, 当六月追问如何推测时父亲说他记不太清了, 六月顿觉遗憾:“爹当时应该把它记在本子上才对。我可一定要记牢, 到时传给我的儿子, 再让我的儿子传给我的孙子, 再让我的孙子传给我的重孙, 子子孙孙, 孙孙子子我可不愿意让他们遗憾。”

韩东的《知青变形记》也是一部书写中国事情的作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当代政治史、社会史、人口史、教育史与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场遍及中国的运动, 不仅影响了2000多万知识青年的一生, 而且冲击了与之相联系的父母、家庭、学校与社会, 影响了当代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所有这些影响可以说至今还存在, 但却并未得到全面而深刻的阐释。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叫罗晓飞的知青, 他为了表现自己, 积极要求为生产队饲养耕牛。在极度枯燥的日子里, 对性的渴望在知青群里以各种想象的方式被谈论, 包括对生产队的这头母牛。但这一纯粹的笑话在当时的语境里被当作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被坐实, 而罗晓飞成为同伴逃脱镇压的牺牲品, 他被诬陷强奸母牛, 成为破坏春耕生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将被枪决。恰巧此时生产队里俩兄弟打架, 为好扎死了弟弟为国, 于是, 社员们便将罗晓飞顶替了为国。死了的为国被替换成了畏罪自杀的罗晓飞。于是, 一切都变形了, 生者成了死者, 知青成了土著农民, 未婚者成为丈夫和父亲。罗晓飞躲过了人生的一大劫难, 但也遭遇到人生的一系列尴尬与困难。他在村民那儿是一个异样的存在, 他必须为自己, 也为他人守住一个有关生死的天大的秘密。他再也无法加入到知青的行动序列中, 不必再“受教育”, 但也无法招工、回城。在经过一番努力和挣扎宣告无果后, 罗晓飞在小说的结尾为“罗晓飞”进行了祭奠, 作了永远的道别。

汪政先生扶栏远眺

我以为这部作品最有意味的就是对乡村文化的书写。《知青变形记》虽然写的是知青, 但却是在乡村文化背景上进行的, 知青的命运始终与之相关。在老庄子, 存在着如社会学家所说的“大传统”与“小传统”, 前者指的是显在的国家政体及意识形态, 如作品中的县、公社、生产队等农村政权、“知青办”、王助理以及“人保组”等, 后者就是老庄子的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之上的隐性秩序和一系列乡规民俗, 它被大传统批为“封建”, 但却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在老庄子, 福爷爷是富农, 在当时, 他是被专政的对象, 然而因为他“是老庄子上的长辈, 虽说成分是富农, 但在村上极有威信。”事实上, 变形记之所以能成为现实正是以福爷爷为首的村民们的智慧, 这是一个极为严密、关系重大的事件, 事关一个杀人犯 (为好) , 一个现行反革命犯 (罗晓飞) , 以及相关的家庭与人物, 需要精心的策划与默契, 它竟然能够被成功实施, 足见“小传统”的力量。对这个在“大传统”看来是一个违法的反革命事件, 福爷爷有着乡村宗教的合理解释。罗晓飞因为成了为国, 自然不可能再谈他与女知青邵娜的爱情, 这一切福爷爷认为都是必然的。因为“上辈子”邵娜欠罗晓飞的, 罗晓飞又欠为国的, “都是报应, 都是有因缘的!”可以说, 小说中的变形是小传统对大传统的一次戏弄与反抗。作品在知青之外对乡村文化如此的书写在以前的知青文学中极为所罕见。当然, 从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形式与聚集方式看是多种多样的, 有这种下插式, 也有知青点式的集中管理, 还有知青农场的准军事化方式。但不管哪种方式, 都不存在纯粹的、一致的知青文化, 知青都生活在各种文化的撞击、交叉与渗透之中, 而且, 他们也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走来, 带有原先的印记。因此, 对知青的书写, 理应照顾到这些因素。甚至, 知青还可以是一个角度, 可以上达到对目的地文化的陌生化观察。如果要说到《知青变形记》的中国经验特质, 不但是它对知青这一特定群体与事情的书写, 更重要的就是对这一群体进入乡村文化后的异质化过程的戏剧化叙述。

二. 人道情怀

文学是人学是一句老话了, 但我们却不能保证我们就对这句话理解得很好, 很透彻了, 更不能保证我们在实践层面做得已经到位。在当下, 一个显见的事实就是文学与现实、与社会的距离越来越远, 人们不关心文学了。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时大家都是怨天尤人地从外部找寻原因, 为什么不从内部找?要知道人类历史上许多伟大运动都与文学相关, 甚至就起于文学, 而现在呢?当人们在现实中遇到问题时, 有谁还想起来到文学中去找答案, 文学又在什么时候向人们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恍然大悟的问题?文学不关心人了, 人也就不再关心文学。现在什么问题最大?“民生”最大, 社会变化剧烈, 阶层起落明显, 贫富差距加大, 社会矛盾突出, 文学何为?是不是也要开启文学的“民生工程”?这确实需要认真思考。文学当然不能充当现实手段, 但却不能没有人道情怀。文学应该永远关注生命、生活与生存。

王安忆对一些青年作家不食人间烟火式的写作进行过批评, 她认为一篇小说要考虑到人物是如何生存的, 这是小说的物质基础。她认为一个小说家要有“世俗心”, 她说:“从现实中汲取写作的材料, 这抓住了文学, 尤其是小说的要领, 那就是世俗心。”王安忆解读作品, 看重的都是作品中的人物是怎么生活的, 日子是怎么过的, 那日子怎么过得起来, 关键在什么地方, 困难在什么地方, 如何一步步克服。过日子的过程就是小说展开情节的过程和人物形成性格的过程, 也是反映现实揭示社会矛盾的过程。我们的许多青年作家是不是不屑于写这些东西, 觉得不雅?他们喜欢高雅的东西, 人物一出场, 就像有万贯家财似的, 除了谈情说爱就没有别的了。用王安忆的话说, 这样的小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没有一个物质的基础。毕飞宇也有相似的立场, 他有一个文学演讲, 他将“世态人情”比喻为“小说的拐杖”, 意思与王安忆也是一样的, 他说, “世态人情是要紧的, 无论我们所坚持的小说美学是模仿的、再现的、表现的, 无论我们的小说是挣扎的、反叛的、斗争的, 世态人情都是小说的出发点, 你必须从这里起步, 你必须为我们提供一个小说的物理世界。”“世态人情不是一个多么高深的东西, 这个貌似不那么高级的东西, 特别容易被我们这些小说家轻易地丢掉。有些东西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不觉得, 一旦丢掉, 它的麻烦就来了。我特别强调一些基础性的东西, 如果我们要使小说写得更加有生命力, 我觉得世态人情是一根不可或缺的拐杖。这根拐杖未必是铝合金的, 未必是什么高科技的产品, 它就是一根树枝。有时候, 就是这根不起眼的树枝, 决定了我们的行走。”他说“任何时候, 小说只要离开了世态人情, 必死无疑。”一个曾被人称为先锋的作家讲出这番话来是发人深思的。

我想以迟子建的一些小说来说说这个话题。迟子建创作有一个不变的主题, 那就是对俗世生活与普通人的关注, 对温情或温暖的信仰。迟子建虽然写有大量的传奇作品, 但她一直对当下的、日常的生活, 对占绝对多数的普通人保持高度的关注。她认为这些构成了生活的主流与主体, 虽然它们可能因为缺乏刺激而不被感知, 因为重复而被熟视无睹。她说:“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优秀作家最主要的特征不是发现人类的个性事物, 而是体现那些共性甚至循规蹈矩的生活, 因为这里才包含了人类生活中永恒的魅力和不可避免的局限。我们只有在拥抱平庸的生活时才能产生批判的力量。”《福翩翩》写的是两个普通人家相濡以沫之中不乏误会与龃龉的故事。柴旺原先还有一份工作, 后来失业在家, 儿子又蹲了监狱;刘家稳残疾在家, 凭媳妇刘英做教师养家糊口, 两个女儿和和、顺顺考上了大学, 经济就更显拮据了。这两家左邻右舍, 平常有事都相互照应着。年关将至, 两家正为如何过年发愁, 忽然因刘家稳的一手好字有了刘家稳写春联柴旺去卖的主意, 不想大有收益。刘家是冬天都舍不得烧火取暖的, 更不要说为刘英颈椎病去买近千元的治疗仪了, 但柴旺因卖春联的大风将“福”字吹到了一户有钱人家而得了一沓百元的“赏钱”后, 背着两家人给刘英买了一台。本是一桩好事, 却使两家陷入了误会之中, 直到顺顺回来, 并带回柴旺儿子在监狱里编织的福字才得到消弥。小说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 有的是原汁原味的生活细节, 是平凡与贫寒人家度日的算计、交往的面子, 延续生活的坚守与朴素的伦理和做人的自尊。作家没有将叙述流于贫富对立的简单批判, 也没有滑入廉价的同情, 而是深入到生活的肌理中去剖析和挖掘人性的力量, 那些乐观、勤勉、关爱与自尊。《起舞》充分展示了迟子建对哈尔滨的书写能力。故事从上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援华入笔, 擅舞的齐如云因为陪苏联专家跳舞而有了混血儿子齐耶夫, 自此长期受到歧视与迫害, 孤儿寡母搬到了贫民区老八杂历史上的舞场半月楼。出生贫寒、爱情不如意的丢丢知道齐如云的故事后找到了她, 并与齐耶夫结了婚。她融入了这个家庭, 融入了老八杂, 也融入了半月楼久远、神秘而又传奇的历史。丢丢虽反复努力也未能阻断老八杂的拆迁, 却为之丢了一条腿。但一切总会过去, 重回老八杂, 虽然面貌大变, 但丢丢与老八杂的老住户们还得重新开始各自的生活。这样的复述其实省去了许多线索, 因为小说的结构是树状的, 不断分孽出枝杈, 因此小说是全景的, 它要展示哈尔滨不同地区的风格与文化, 特别是老八杂这样的老区的过去与现在, 要展示生活在其中各色人等不同的生存方式。《起舞》的特别之处, 也是它的温暖之处在于呈现了被普通生活所掩盖的内在的奇异之思, 内在的冲动、欲望与梦想, 那源于历史深处的离经叛道的力量。这种梦想与力量在非常之时非常之人可能会使其成为现实, 但在普通人身上或许是陷匿不现的, 我们却不能因此说它们是不存在的, 正是这种力量给普通生活以支撑并使之充满诗意与光辉。作家就是这样去刻画丢丢的, 从传说中半月楼的舞女蓝蜻蜓, 到齐如云, 再到丢丢, 构成了一条血脉相续的性格链, 昭示着世俗生活与普通人涵蕴着的“坚定心灵”。这本小说集中的《第三地晚餐》去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 当然值得细说。在小说的开始, 主人公陈青留给人的是高雅、美丽、富于个性的印象。但是随着叙述的展开, 陈青的家庭, 陈青的初恋与社交, 一一得到了补叙。她的无能却风流的父亲, 坚强、勤劳而偏执的独臂母亲, 按黄、白、红一字排开的生活, 在城乡结合部或弱智或乖张但都缺乏起码的生存能力的兄弟姐妹, 以及竞争激烈的、处于社会神经中心的传媒业的工作环境, 还有虽然早已过去却无法忘却的伤痛的初恋陈青所面临的就是遗憾、屈辱、厌恶、疲惫、压力。但她的社会角色却使她不能不举起色厉内荏的盾牌, 她不能失败, 所以她还得去帮助无助的母亲, 应付生存窘迫的兄弟姐妹, 她必须以虚拟的第三地旅行去接招马每文同样是虚拟的第三地旅行, 而与此同时, 是她背后的放纵与崩溃小说的结尾部分节奏明显加快, 父母亲的凶杀, 继女的遭骗, 丈夫的绝症, 兄弟姐妹进一步的困顿, 单位委婉的提前下岗的通知, 使陈青面临全面的困境。但是高潮之后迟子建依然约束我们一抹温暖的亮色, 显示了生活的宽容与人性自净与自我修复的能力。我还要特别提到《花牤子的春天》, 因为它体现了迟子建温暖的信仰中一个典型的书写途径, 那就是对一些畸型人物, 如弱智、疯癫、残疾、老人、小孩等特殊人群的同情、悲悯以及对他们身上所蕴藏的美丽人性的开掘与呈现。《花牤子的春天》中的花牤子原来叫高牤子, 因为他“花”, 无法自控自己的性行为而被人称为“花牤子”, 并因此无法在村里生活而由老父亲带着背井离乡, 直到在外打工伤了命根没法再花, 才回到故乡做起了电磨磨粮的生意。表面上看, 生活虽然好起来了, 但是前事与今天的纠葛依然不断, 打击一个接着一个, 老父亲的猝逝, 自己又失去了左手, 几乎使他无法生活下去。但就是这样一个身心残疾的人仍然有着朴素的价值观、同情心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他同情与援助他人, 并为乡村淳朴的民风充当保护神, 哪怕受尽误会与歧视。

汪政先生在旅途中

这就是迟子建经常讲述的故事, 它们是普通的、世俗的, 人物是庸常的、卑微的, 但是就是如此质地的生活, 经过迟子建的书写, 被打上了美丽的色彩。伤痛, 不幸, 世事难料, 但却在感伤中有慰藉, 在艰难中有希望, 在冰冷中有温暖。迟子建为俗世的生活找到了意义, 为普通人的存在进行了价值诠释, 从而使她成为当代中国最富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之一。作家苏童理解得非常准确:“她在创作中以一种超常的执著关注着人性温暖或者说湿润的那一部分, 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进入, 多重声部, 反复吟唱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因而显得强大, 直至成为一种叙述的信仰。”“宽容使她对生活本身充满敬意她也许是现实生活的旁观者, 她也许站在世界的边缘, 但她的手从来都是摊开着, 喜悦地接受着雨露阳光。”

这些作家的立场, 包括迟子建的小说都值得深说。我想提出一个新概念, 即文学的“社会化”。我的基本判断是, 文学开始进入一个高程度社会化时期。这一判断基于两个前提:一是社会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走向开放, 社会的公共领域不断扩大, 人类活动的社会化日渐明显;第二是文学, 不管是写作还是阅读, 也在不断社会化, 在媒体越来越发达, 特别是互联网强大的今天, 社会为写作与阅读提供了可以称得上是过剩的资源与空间, 以前纯粹是个人化的“记事”行为, 现在都在公共平台上进行。一方面, 是社会矛盾的日渐突出, 个人生活常常深陷茫然与危机, 另一方面, 则是人们对社会参与的热情、责任与可能性不断增大, 终于在不知不觉间促成了文学对社会的新关注。相比起八十年代的纯文学, 九十年代的零度叙事, 当下的文学正以不同的方式直面现实, 现场感明显提高, 这就是文学的社会化。比如, 现在什么问题最大?“民生”最大, 社会变化剧烈, 阶层起落明显, 贫富差距加大, 多种矛盾突出, 这些问题在文学中正在得到反映, 我说文学要开启“民生工程”, 只不过文学的民生工程并不是实践层面的。在一个日益技术化的社会, 文学已经学会如何恪守自己的领地与责任。它的社会化虽然紧密地与社会现实相关, 甚至与社会热点一一对应, 迅即地对重大事件作出反应, 对重要的社会思潮进行深度剖析, 但它常常体现为理性的批判、道德的诉求、情感的慰籍、精神的追问与灵魂的安顿, 我称之为社会关怀, 所以, 我将这一类创作称为“社会关怀文学”。

当然, 人道情怀、社会关怀不一定只是对世俗生活的肯定, 有时恰恰相反, 比如, 毕飞宇在谈到自己近期的创作时说道:“我是写小说的, 我的立场很简单, 那就是批判与怀疑。我不认为我的批判与怀疑有多大的作用, 但是, 写小说的人就是这样, 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弱者, 他有悲观的倾向, 他对伤害有一种职业性的关注, 然后是批判与其说这是责任, 不如说这是神经类型, 小说家的气质与心智决定了他们只能这么干。一个小说家最大的困惑也许就在这里:即使他认为路必须是这么走的, 他也要质疑, 他也要批判的。”所以, 有时并不是儿女情长, 倒是批判, 有时更体现了一个作家的人道情怀。

三. 精神追问。

小说或者文学最终的指向肯定是精神, 而且是形而上的精神。其实, 指望文学能解决人们现实中的困难与问题是不切实际的, 但文学应该给人心灵上慰籍, 让此岸中的人们感受到彼岸的神光。在讨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特别是与西方文学的差距时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缺乏宗教, 所以, 文学总是缺乏神性, 缺乏深度, 缺乏引人向上的东西, 缺乏终极的关怀。不能说他们讲的完全没有道理, 起码是一种看法。不过, 中国作家一直在作这方面的努力, 对意义, 对价值, 一刻也没有放弃追求。

文学一直参与人类思想史的进程, 就以中国近几十年长篇小说来说, 它的演进与中国思想精神之旅可以说是同步合辙。早在思想解放之初, 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戴厚英的《人啊, 人》就将人道主义等思想引进到创作中, 改变了中国当代长篇的思想资源库。紧接着是更为激烈的先锋文学, 它将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人文思想引入中国, 广泛而深入地开启了中国当代长篇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度探索。刘恒的《虚证》通过心理分析的手法深入到人的潜意识领域, 残雪的《突围表演》、孙甘露的《呼吸》、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吕新的《抚摸》、洪峰的《东八时区》、潘军的《独白与手势》、东西的《耳光响亮》等作为先锋长篇的代表作以前卫的姿态将萌芽于中国当代精神领域的荒诞、孤独、恐惧等负面情感予以放大, 通过超现实场景的设置, 奇特的人与人关系的模拟和象征、隐喻等小说修辞, 揭示出现代人与这个世界的紧张关系。

汪政先生挥毫疾书

而几乎与此同时的是文化寻根, 它是思想向另一极的突围。从宏观上, 它是在中国思想与世界接轨后, 在现代精神遭遇困境后, 通过人类学途径对传统思想资源的求助, 也是民族与国家在遇到全球化压力后寻找立足之地的自卫。同时, 它也可以看作是一次文化的启蒙, 在这个启蒙中, 人与自然, 人与历史, 人与生命等关系得到了新的认识, 传统的文化性状与多样性, 自然的先在性得到确认。在贾平凹的《商州》中, 我们看到了现代从传统走来的清晰印记, 而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中, 我们文化多样性正在消失的现实状况触目惊心。这场运动到现在影响依然存在, 许多生态长篇小说如《藏獒》等其源头都可上溯于此。而北村、张承志、马丽华、阿来、范伟等作家宗教题材长篇小说的写作也可视作它的延续与深化, 客观上也体现了三十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宽容。北村着眼于现代人的精神状况, 从西方宗教思想中获取资源, 在忏悔与救赎之中寻找出路。而马丽华、阿来与范伟则采取较为客观而写实的手法寻绎佛教、东巴教、天主教等在特定地区的传播与繁衍, 探讨它们与各种传统文化的冲突、影响、共存与相互吸纳的过程, 重新认识宗教在人类文化进程中的意义, 并通过人物命运的书写与性格的塑造来凸现不同宗教理想和它们在重建现代人价值体系中的巨大作用。

新写实前后, 由于西方阐释学和虚无主义的影响, 加上在社会生活中俗世主义的流行, 当代长篇出现了零度写作的倾向, 拒绝意义, 拒绝情感的投入, 成为许多作家的写作姿态, 体现在具体写作中就是对深度模式的放置与对停留在表象的描绘。现在看来, 这本身就构成当代长篇思想演化的一个环节, 本身就是一种思想, 它不但对许多人为建构的意义体系进行了解构, 而且客观上对其后的意义建构确立了新的前提。

在这几十年的长篇写作中, 有许多作家一直执着于当代人心灵世界的探索, 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沿, 延续五四启蒙的传统, 自觉地履行道义的担承, 不断地批判中国传统思想的糟粕, 特别是不断产生的新的思想痼疾, 体现出难能可贵的思想勇气、忧患意识与人文关怀, 如史铁生、李锐、韩少功、张炜、阎连科等。他们的写作风格各不相同, 思想方向各有选择。史铁生侧重于人的生命意义的寻绎, 他的《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在彼岸世界的背景中为此岸生活确定理由;李锐穿行于现实与历史之间, 其《无风之树》《银城故事》等对中国当代思想充满了诘问与批判;而批判意识更为强烈的是阎连科, 《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对中国当代社会嘲讽可以说得上入木三分, 而其近作《丁庄梦》则给人描述了一个非常态的可怕的世界, 在非常态的故事中敞开的是现实与人性可能存在的黑洞, 它是近年不多见的审丑的力作;韩少功以文化为依托, 《马桥辞典》、《暗示》着重对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变异进行指认、辨析与梳理;张炜从《古船》开始, 一直到近作《刺猬歌》, 大都众传统儒、道以及民本思想出发, 在对现代社会的怀疑中试图重构人的精神家园。

这些努力是可贵的, 但道路还很漫长。文学一定要志存高远, 将精神追问作为我们的目标。一旦将文学, 将小说置于精神层面, 许多表象的技术就显得那么轻如鸿毛, 不足为道。2010年中国出版的亮点之一是出版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多卷本长篇小说《红轮》。索尔仁尼琴大家都不陌生, 他的《癌病房》、《古拉格群岛》等早已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对于绝大多数诺奖获得者来说, 他的获奖作品基本上代表了他创作的最高成就, 而且, 获奖之后基本上就再没有什么大创作, 其成就更难以与获奖作品比肩。但索尔仁尼琴却是个例外, 他是因为创作了《癌病房》、《第一圈》等而获奖, 这没有成为他的终点, 相反, 几乎成为了他的起点, 其后的《古拉格群岛》、《红轮》大大超过了他的获奖创作。这是一个精神上高度独立, 意志坚定, 不为一切所动的伟大作家。在前苏联, 他因反对专制而被当局迫害, 并被驱逐出境。按理说, 到了西方, 他应该欢欣鼓舞才对。事实上, 他一踏上欧美的土地就对西方大加筏挞, 认为西方的民主是人类的灾难, 在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左右下, 在物资主义、世俗化、消费欲、追求经济增长、城市化的趋势中, 人类文明是没有出路的。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当局邀请索尔仁尼琴返回祖国, 在想象中, 这个被极权逐出家门的人一旦回到自己的国家一定会激动万分, 心存感激, 可一踏上西伯利亚的土地, 索尔仁尼琴就对俄罗斯猛烈抨击, 并且拒绝当局给他的奖赏。这就是索尔仁尼琴, 一个注定的现实中永远的叛逆者。他对自己的这种方式以及结果早已料定, 他将自己比成一个横冲直撞的牛犊, “只要还活着, 或者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为止, 或者是橡树被顶得吱吱响, 倒在了地上为止。”为什么会如此, 是什么给了索尔仁尼琴力量?那就是精神与信仰。索尔仁尼琴说过:“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他说, “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 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 而不在其外在发展的高度。”因此, 他这样看待作家的职责:“一个作家的任务, 就是要涉及人类心灵和良心的秘密, 涉及生与死之间的冲突的秘密, 涉及战胜精神痛苦的秘密, 涉及那些全人类通用的规律, 这些规律产生于数千年前无法追忆的深处, 并且只有当太阳毁灭时才会消亡。”了解了这些就能够理解这位伟大的孤独者了, 也因此更能理解他的伟大创作。索尔仁尼琴的《红轮》据说共20卷, 每卷2到4部, 每部40-70万字, 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写到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可以想象这是怎样一部卷帧浩繁的鸿篇巨制。这部巨著尚未完整地翻译过来, 目前只译出了前三卷, 我看到的只是第一卷的三部, 显然还不能做出评价, 但直观的印象就足以让人感到震撼。一些学者已经感到尴尬的是, 称它为“小说”实际上是左右为难的一种权宜之计, 索尔仁尼琴的写作早已突破了小说甚至文学的疆界, 纪实, 虚构, 小说, 散文, 诗歌, 乃至政论, 历史。这里有庄严宏阔的历史场景, 也有人物内心深处隐密的活动, 既有金戈铁马的战争图画, 也有恬淡静谧的田园风光, 历史的真实以文件档案的方式严肃地回放, 而想象的人物与动作又戏剧性地在其中穿梭演绎。索尔仁尼琴将人类的表达形式完全打通了, 他力图追寻的就是历史背后的“规律”, 以及对历史表象批判后对那可能永远是希望的精神乌托邦的憧憬与申说。在这伟大的史诗面前, 在这终极的审判面前, 在这永恒执拗的精神追索面前, 一切技术的考虑, 一切形式的斟酌还重要吗?

当前文学 第2篇

当前外国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位著名的日本教授曾说,“什么叫大学生?他们的学习是主动的自觉的,不需要依赖任何人,只需凭借学校为他们提供的一切有利条件,按照自己个人设想的方向去充实自己,造就自己大学老师从你们的考卷中,希望更多地看到你们独立的思考、探索和新观点.”由这样一群风华正茂,精力充沛,求知若渴的大学生和学识渊博的`教师组成的课堂,本该是活泼热烈的,然而,当前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师生之间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缺乏精彩激烈的讨论,缺乏思想的碰撞,更多的是单向度的“输出”与“输入”.

作 者：陈利娟 作者单位：山西大同大学文史学院,山西,大同,037009刊 名：天津市教科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TIANJIN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年，卷(期)：“”(2)分类号：H3关键词：

当前幼儿文学欣赏教育中的误区 第3篇

关键词：欣赏教育,幼儿,误区

随着经济水平的稳步提升,幼儿教育已经成为中坚力量,受到全世界的广泛瞩目,但幼儿教育中的欣赏教育不受重视。更多人关注的是结果,而忽视了儿童参与艺术的机会。虽然很多教育人士曾经对此进行了积极尝试,并且取得了一定成功,但离预期的还是太远。

一、忽视幼儿的欣赏地位

多数人把幼儿当成是被动的接受者,教师对幼儿提出问题,并且预留完备的答案给幼儿。教师不仔细观察幼儿参与作品时的活跃度和情感的积极性,将本该妙趣横生的文学变成了枯燥无味的讲解。幼儿对文学的欣赏并非是单纯的反映,而是主动再创造的过程,相互吸引,相互交流。幼儿通常在反复听的故事中,挖掘新鲜感,将自己融入其中,体验快乐。

二、对于幼儿审美感知缺乏培养

一般的感知是为了目的感到满足,而审美感知是一种主观的想象、体验,加以理解中产生的映象。当幼儿看到一幅图,其不会去看色彩的亮度、构图原理、质地所在,看到的是故事的完整性。文学欣赏主要是让幼儿拥有审美性,但这点往往被很多教师忽视,出现了本末倒置的问题。文学作品为适合儿童阅读往往会加入想象、梦幻,而教育中,教师看不到这些梦幻性。

三、审美态度的忽视

在现代幼儿教育中,非审美价值的地位远远高于审美价值,这是普遍存在的误区。一方面,这归因于教学思想偏差;另一方面,广大教育者本人也未形成完善的审美态度。幼儿需要完善的审美态度,学生需要被引领,他们需要从一粒米看到农民伯伯的挥汗如雨,从而节约粮食;幼儿需要透过孤立的事物看到万物的衍生。审美理解有别于实用理解,一个普通的碗从实用角度来说不过是炊具,但是从审美角度来看,它可以上升到许多不同的境界。

当前文学 第4篇

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现状；突出问题；改革途径；策略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打开国门，加强各国交流，让英语专业人才成为社会炙手可热的急需人才。在高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中，英美文学是必修科目，但其课程地位较为尴尬。

一、英美文学教学的突出问题分析

（一）英美文学的课程地位问题

从教学内容角度来看，英美文学的课本的内容大多取自英美文学经典作品。但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前已经阅读过相关作品，英美文学课本内容没有任何新鲜感。在网络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学生有多种途径接触英美文学作品，学生虽然没能深入研究英美文学作品，但这模糊的印象会影响学生的英美文学学习积极性。从教学任务来看，英美文学课程与英语专业的其它课程有交叉之处。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素养，是英美文学教学的主要任务。然而英美文学课程所培养的英语素养与社会对于英语人才的要求有矛盾之处。与口语教学相比，学生通过口语学习快速掌握交际技巧，可以在学习后与外国友人进行简单交谈。但在英美文学学习后，学生无法在短时间内积累可交际的知识，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某种能力。

（二）英美文学的教学策略问题

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策略，是以英美文学教学目标为指导，以课程特点为参考对英美文学课堂教学活动做出的有效安排。在当前的英美文学课堂中，很多教师的教学策略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大部分学生的英美文学学习兴趣得不到激发。在课堂中，教师用于激发学生英美文学学习兴趣的方法过于陈旧与单一，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这也从侧面反应出了当前的英美文学课本内容没有达到学生的学习期待，虽然课本内容来源于英语文学作品，但却与当代英美国家的生活相距较远。

（三）英美文学的教学方法问题

英美文学课堂的教学方法，对于学生的学习热情与最终的学习成果都有明显影响。目前，以教师的讲代替学生的读，已经成为重要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中，教师将自己的阅读思想传递给学生，通过讲解让学生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内容，而不是引导学生自主阅读获取阅读感受。

二、英美文学教学的改革途径分析

（一）提高英美文学课程内容的时代性

面对教材内容陈旧的现状，英美文学教育工作者要通过校本教材的开发与编写，将新的文学作品纳入到英美文学教材中去，以此来吸引学生关注现代英美文学作品，了解英美文学的发展方向。在制作校本教材时，教师要分析学生的阅读兴趣，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选择学生可能感兴趣的现代英美文学作品作为课本学习的补充，让英美文学课程充满朝气。教学内容的改革，是英美文学教学由内而外的改革，能够在根本上解决英美文学教学效率不足的问题。

（二）拓展英美文学课程教学途径

教师的讲解不应当成为英美文学课堂的主体部分，结合英语文学作品进行师生互动与生生互动，以互动、讨论作为英美文学课本的主要教学形式，才能提高教学效率。比如在讲解《老人与海》时，教师可以在课堂中播放《老人与海》的电影，让学生借助视频了解文学作品，通过写影评与分享影评进行交流。“The old man was thin and gaunt with deep wrinkles in the back of his neck. The brown blotches of the benevolent skin cancer the sun brings from its reflection on the tropic sea were on his cheeks”这样的语句，通过观看视频会更加生动。另外，教师可以通过课本剧的制作与表演丰富学生的英美文学学习途径。在课本剧的表演中，让学生化身为经典文学作品的人物，体会当时的社会环境与英美文化，有利于学生成为英美文学的理解者与传播者。

（三）优化英美文学课程教学策略

教师要结合各个班级学生英语文学水平制定不同的教学策略，教学策略没有统一标准，只要让学生在学习后有所提高，就是成功的教学策略。像在讲解《The Merchant of Venice》时，教师要引导能力强的学生自主阅读，并记录心得体会。有的学生记录下“The Merchant of Venice talks about the affaris between Bassanio，Portia，Shylock and Antonio.Bassanio is friends with Antonio，he needed money to go propose to Portia，and decided to borrow from Antonio.Antonio，to satisfy his friend，borrowed the money from a Jewish merchant Shylock，and thought he would be able to pay it back as soon as his next ship arrives in port.With this believe，he made a deal with Shylock that if the money wasn't returned，Shylock would be allowed to cut out 1 pound of flesh out of his body……”足以证明学生对名著的理解。引导能力较弱的学生合作阅读，共同解决阅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使英美文学学习成为个性化与自由化的学习活动。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英美文学，是培养英语专业学生语言文化素养的重要学科。受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意识的影响，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没有达到预期。全面分析英美文学课程教学的不足，结合当前的教学条件创新教学方法，是让英美文学课程走出尷尬境地的必然选择。搞好英美文学教学，营造良好的英语学习氛围，才能让英语人才达到社会要求。

参考文献：

[1] 马云燕.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现代农村科技，2011，（3）.

[2] 王春晖.高师院校英美文学教学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1，（2）.

当前文学 第5篇

然而, 当前有大部分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畸形的知识状况。纵观当今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 文学理论正逐步地走上一条与大学课堂教学相结合的道路。那么, 目前文学理论的课程形态是通过什么方式得以体现的?笔者认为, 文学理论的课程形态是通过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撰来实现的, 而文学理论教材的知识状况的改善与发展需要从文学理论理念的根本性理论品性着手。

文学理论教材的数量庞杂, 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性专著, 一类是知识普及性著作。

学术性文学理论教材, 通常是以宏观的角度来解构文学的各种现象与问题。比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该教材, 童庆炳进行了精心的理论建构而非简单整合拼凑, 同时将“用”与“融”合一, 使得这本文学理论教材的知识状况具有很高的学术性, 其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提供全新的文学视角和文学理念, 为文学理论研究注入新的血液。童庆炳从文学理论的本质出发, 以文学之母的哲学理念为理论支柱, 采用文学实践性话语, 大胆创新, 提出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这一全新的理念, 打破了文学工具论这一教条式文学理论意识形态, 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学理论的人文性和批判主义理性精神。童庆炳在《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教材中还将文学理论研究的边界延伸至“文化诗学”的领域。当国内众多学者转向“文化研究”的文学理论研究时, 童庆炳却认为, 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事实、文学问题和文学活动, 文艺学的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 但无论其边界如何移动, 都不可能去钟情一味俯就人的感官、欲望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研究的兴起显露出学科分工过细、思想体系陈旧和脱离批评实践等弊端, 但不能就此认为文学理论应转型为文化研究;在童庆炳看来, 以后现代理论为指导的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是有价值的, 但是, 随着研究对象日益偏离文学文本, 它成了一种无诗意或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 (1) 因此, 可以说, 学术性的文学理论教材, 其知识状况具备很高的学术价值, 能够体现文学理论研究的创新性与知识性的统一。相反地, 知识性文学理论教材, 则更多地是整合拼凑先辈学者在文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 其理论的创新性有所欠缺, 表现出一种知识性与普及性的统一。

但是, 植根于大学教学中的文学理论, 在它看似合理的这种存在方式中其实带来并保存了诸多不合理因素。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使教材过多服从于学科, 因而不能够充分顾及教学对象的需要和接受能力, 甚至也不能够充分顾及不断发展的文学现实状态, 体现出学院化的封闭与自足。 (2) 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理论, 自然也离不开理论的根基。而文学理论教材是对文学理论的总结性著作, 自然也离不开理论根基。然而, 当文学理论教材没了理论的根基, 便会呈现出一种“伪”知识状况——杂七杂八的文学理论知识的单一堆砌, 毫无理论创见, 没有一以贯之的文学理念, 更谈不上文学理论的理论品性。笔者认为, 这种文学理论教材所呈现的“伪”知识状况是令人堪忧的。当文学理论教材的理论“根基”没有引起受众者足够的重视时, 文学理论教材就不足以支撑整个文学理论知识的体系, 也就不可能展开系统而又完整的文学理论知识叙述。文学理论是一种具有鲜明逻辑力量的理论, 而“伪”知识现状势必造成文学理论教材缺乏文学理论本该有的魅力和感染力。

那么, 当前这种文学理论教材“伪”知识现状对于文学理论学习者又意味着什么呢?笔者认为, 这意味着文学理论的理论品性误导。当前, 中国大学的现状是专业限制太多, 整个高校教育教学的指针就是学科与专业的建设。我们每个人都得遵循, 文学理论老师也是如此, 文学理论学习者亦是如此。学科和专业的这种自我建设, 在某种程度上会减少学生自主学习的选择余地, 这样也就会削弱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在教学实践中, 它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大幅度地增加了学科本身对教材的限制。以文学理论教材为例, 在如今的大学, 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 文学理论是他们必修的, 为这种学习而编写的《文学概论》、《文学理论基础》等教材, 成为大学文学理论的主要部分。这些教材往往从探讨文学是什么入手, 延及文学的功用与价值、文学乃至文艺学的边界、文学的发展前景等充满变化与争议的领域, 其中关于文学的基本知识与文学理论知识这两类不同范畴的东西也很少得到有效区分……总之, 文艺学丰富的知识体系及观念、方法等强制性进入教学领域, 在教材中获得了显在形态, 同时也完成了学科知识体系的自我建构。在这些积极成效后面形成的, 却是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对象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更大程度的分离。

诚然, 众多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多维度的特点。然而, 这是否就能够说明当今的文学理论教材代表了文学理论知识的真理呢?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出于何种动机一定程度上会决定文学理论的知识状况。如今的文论界, 在是否需要革新文学理论教材的问题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们知道, 当今的大学课堂, 文学理论教材大多是群体性话语模式的产物——教材中古今中西文学理论知识状况的冲突明显。这些教材本意是要为受众者提供相对稳定的知识范式, 可是由于编写者自身文学理论知识品性的限制, 导致文学理论本该有的真知状况变成伪知状况, 其理论知识无法直接面对真正的文学。由于编写教材的作者本身的视野局限, 不信任教材所要面向的受众者的水平, 因此编者站在自身本位的立场上经过一系列通俗化处理, 以教材为载体为高校学生虚构了一个看似统一的知识范式。以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为例。该本教材的知识视角过于狭窄, 仅仅从中西的文学理论视角, 而没有从人类民族的宏观视角展开论述。更为严重的是, 南帆的这本教材, 仅仅是一种纯粹文学理论知识的阐释, 缺少学术的逻辑力量。由于很少有文学作品的介入, 因此严重削弱了文学理论对文学现象的穿透力。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全书一共27章, 按理说体例庞大, 讨论的问题会更加全面深入。然而, 整本教材忽视了文学的社会性, 消解了文学理论的理论品性, 也就使得教材的知识状况流于伪知识的状况。

针对当前部分文学理论教材的伪知识现状, 应该采用什么途径加以调和改善呢?笔者认为, 应该效法董学文, 张永刚《文学原理》的做法。首先要对文学理论的理论品性有所把握, 这应该是写文学理论教材的指南。反思文学理论教材的知识现状, 认真地分析思考学术性文学理论教材与知识性文学理论教材的优劣。在笔者看来, “以经注经”的模式返璞归真, 能够有效地规避文学理论教材的抄袭现象和伪知识状况。文学理论教材的生命线是什么?笔者认为, 是“活”的文学现象, 而不是“死”的文本文献。所谓“以经注经”的方式来改善文学理论教材的伪知识状况, 是指用文学现象的“经”赋予“经典”新的生命。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文学理论教材知识状况要回归自性——文学理论本该有的理论品性。文学理论品性集通学性, 实践性, 逻辑性, 内省性于一体, 这就要求文学理论教材需要遵守文学理论的自律性原则。当前存在一些文学理论教材, 其知识状况依旧是“说教”的伪知识状况。笔者认为, 真正的文学理论教材要极力地避免说教造成的文学理论叙述惰性, 从中道出发, 以文学理论品性为教材核心精神, 还文学理论教材逻辑性, 创新性, 富有生命力的知识状况。

摘要：当前, 大部分文学理论教材所体现的知识状况不容乐观。纵观当今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 可以说, 文学理论正在逐步地走上一条与大学课堂教学相结合的道路。那么, 目前文学理论的课程形态是通过什么方式得以体现的?笔者认为, 文学理论的课程形态是通过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撰来实现的。与此同时, 文学理论正在形成一种知识飞速更新的基本模式。但是, 完全依托教材来展示文学理论的知识状况, 这种做法本身就存在着诸多争议:一是文学理论作为课堂教材是否具备合法性与可操作性前提, 二是文学理论教材伪知识现状令人担忧。因此, 笔者认为, 文学理论教材的知识状况的改善与发展需要从文学理论理念的根本性理论品性着手。

关键词：文学理论教材,知识现状,可操作性,理论品性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11月01日.

[2]董学文, 张学刚.《文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05月01日.

当前文学 第6篇

一、教学课时量和教学空间日益狭小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由于所谓的为革命“立史”, 厚今薄古, 现代文学课的地位很高, 课时很多, 普遍都有200课时以上, 甚至和古代文学不相上下。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当代文学越来越突出, 现代文学被细划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两门课, 现代文学部分减少, 但和当代文学部分加起来也还有200多课时。充裕的教学时间, 给了教师相对自由的空间, 那时的现当代文学史的课是真正当成“史”来讲的, 讲得很细, 并能做到文学史和作品的并重。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情形为之大变。在社会的压力下, 在当时盛行的通识教育观念的引导下, 专业培养计划进行了很大调整, 强化通识与技能成为调整的指导原则。于是, 各种公共课、通识课增加, 比如“演讲与口才”、“现代社交礼仪”、“应用文写作”等课程的设置。但总课时有限, 因此只能减开专业课并压缩课程的学时。经过九十年代的调整,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时量只有目前的128学时。课时量的减少, 导致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变为对文学史的梳理, 原来可以在课堂上充分解析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只好放在课下让学生自学, 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课时量减少了, 而与此相对的是教学内容的变更和增加。就以当代文学为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当代文学的发展实际只有三个时期:十七年文学, 文革十年文学, 新时期文学。而且在当时的教学理念中, 十七年文学成就不大, 属于略讲的范畴;文革文学是瞒和骗的文学, 属于不讲的范畴;实际上当代文学的教学重点仅在新时期文学方面, 对当时来说, 也就指八十年代的“十年”文学发展。当代文学发展至今, 已经走过了20余年, 文学的变化繁复不穷, 教学内容逐年增加。同时, 八十年代末打通现当代文学界限和后来“20世纪文学”观念的提出, 使对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联系的研究成为重点, 从而也引发了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重新研究。“无名”文学和“地下”文学名词的提出, 无疑又增加了当代文学的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在丰富, 而教学时间却愈来愈少, 这是当前高校一线教师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

二、学生知识结构和培养目标的位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 人文学科是大学素质教育的中心, 中文系是许多高校的热门专业, 也是许多优秀考生向往和选择的专业, 学生的整体文学素质相当高, 进入大学后, 很快就能和大学教育体系接轨, 而且学生数量也相对较少。以河南省为例, 八十年代, 有着近百位教师的河南大学中文系在校本科生800人, 就已号称“亚洲第一大系”。学生少而精, 教师的教学质量和选择空间当然得以保证, 所以, 许多高职称的名师都可以登上讲台。现在, 省一般院校有40名教师左右的中文系, 在校生规模都在1500人以上。一些老牌学校, 一个名师带的研究生都可以分为教学班, 因此导师认不出自己的研究生也就不足为奇了。高校的扩招的是非利弊虽是各界专家讨论的话题, 但对于高校教育所带来的问题仍是诸多教师必须面对的课题。扩招导致学生整体素质下降, 特别是省属高校, 生源本身就不容乐观, 加之考上中文系的学生大多不是第一志愿, 基础更差, 甚至连基本的语文知识还不易过关。大批这样的学生走入课堂, 现当代文学的教学 (实际也包括其他文学课程) 变成了批量的教学“生产”, 所产生的问题当然是严重的。

学生的知识结构变化还表现在另一方面, 当代大学生就业压力促使学生对高校学习愈来愈功利化, 天之骄子的光环一去不复返, 考上大学是为了找到一份工作, 攻读硕士和博士是为了选择更多的机会, 找到更好的工作。对他们来说, 中文系的专业课还不如许多公修课更实用。当然, 为增加就业率, 学校也鼓励他们这样做。另外, 有些学生为增加就业的筹码, 考各种“级”和各种“证”也是必然之选, 精力分散, “专业意识”不像以前那样的单一, 也不那么专心。所以,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中, 学生对经典的质疑几乎是每一个教师都遇到的见怪不怪的现象。“现在都21世纪了, 还学鲁迅干什么?”“讲这些诗歌和文学史有什么用?”是学生常有的问题。甚至在某些高校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复试的面试中, 当问及考生读过鲁迅哪些作品时, 考生答:“祥林嫂和闰土。”提问和回答让人难以置信, 但却实实在在发生了。这也许只是个别现象, 但反映出的问题值得深思。

对经典的质疑, 反映出现代大学生学习的功利性, 但同时也折射出学生对经典作品的陌生。在调查中发现, 中文专业的大多数学生是喜欢现当代文学这门课的, 这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报考中也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不过, 喜欢并不等于了解, 很多学生认为现当代文学容易学习或者认为教学内容应该与现实生活比较贴近而自我感觉良好。在讲当代文学时, 当问及他们读过当代哪些作品时, 回答多是郭敬明、韩寒、安妮宝贝, 能说出海岩就已经很不错了。大部分学生更多地考虑考试如何过关, 上课是听热闹, 考前复印课堂笔记, 死记硬背教材上的有关作品的论述, 或找一些作品简介、梗概之类的教辅资料加以应对。加上网络的发达, 有投机取巧者随便下载网上文章或抄袭别人的成果来应付文学作业。在这种情况下, 在现当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学生的阅读与教师的讲课进程保持一致几乎是奢谈和空想。

再一点, 是本科教育目标的调整。以前大学本科的目标就是培养专门人才, 现在不同了, 大学教育越来越大众化, 普通高校中文系的本科生培养目标是为中学输送优秀的语文教师, 更强调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 到研究生阶段才突出专业。如北大中文系过去专业划分比较细, 大学生入学后就分文学、汉语和古文献三个专业, 不同专业的“现代文学”讲法有区别, 文学专业对这门课讲得细一点, 课时也多一些。而现在北大中文系招生不再分专业, 一、二年级的课程全部打通, 而且加上许多“专书导读课”, 诸如《论语》、《孟子》之类, 三年级才分专业, 许多专业课就都挪到研究生阶段了[1]。而对于师资力量薄弱的不知名高校, 早就没有专业之分了, 更多的是生存压力下的专业调整, 适应社会大众的需求, 更重视开设那些社会影响火爆、生源充足的专业, 比如播音与主持、广播电视编导等, 汉语言文学专业反而被边缘化, 相关的文学专业课的处境当然也举步维艰。这样, 在低年级开设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就不能不适应这种变化需求, 淡化专业性, 而往素质教育、通识教育上靠。在整个中文系课程体系中, 现当代文学课程如何适应当前中文学科人才培养的目标, 这门课的功能是否应当有所变通, 这个定位的调整, 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三、教材编写和教学观念的滞后

社会的发展变化影响着现代大学的教育模式, 如果还沿袭传统, 势必造成学生和教师的分裂和二者关系的异化:学生对教师的讲授敷衍、拒绝或逃避;教师则痛慨学生不爱学习, 学风空疏浮躁。就教材来说, 现在通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更多偏重于对文学思潮、文学运动和作家创作道路及总的创作风格的介绍, 更重视“史”的线索的梳理与宏观体系的建构, 轻视文本细读和审美熏陶。就当代文学来说, 近几年来影响较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有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等, 基本上是当前高校中文系普遍选用的教科书。这些著作的成就和创新不可否认, 但由于大都是集体编写的教科书, 又受到《教学大纲》的规范, “不得不采用以充分交代文学知识的总账式的大而全的叙述方式。又因为这种叙述方式的对象是受教育者’, 作为教育者’的叙述主体就天然地被赋予全知视觉, 编史者无形中被诱使一方面进行绝对化叙述, 一方面努力秉持公心’, 尽量避免个人情感和趣味介入”[2]。陈思和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虽然用大量的文本分析代替了宏观的文学史勾勒, 却不适合对当代文学不甚了解的本科生教学, 只能作为课下的选读著作。可以说, 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本科教学缺乏既有学术个性, 又能达到“史”与“作品”并重的教科书。

中国现当代文学本科教学中存在的另一问题是课堂教学的千篇一律, 忽视或漠视文学教育。“现当代文学的教学目的不仅在于教给学生文学知识, 更在于使学生获得文学审美能力、文学想象能力, 以及写作能力”[3]。一些教师教学中缺乏自己的创见, 对知识理解僵化, 拘泥于所谓定论, 课堂教学大而无当。这样, 他们讲起宏观, 甚至宏观理论时, 洋洋洒洒、头头是道, 但缺乏对文学作品的精彩分析。即使有一点微观的文本分析, 也常常是顾左右而言他, 在无需阐释的地方平面滑行, 在无关紧要的地方隔靴搔痒。久而久之, 本应当生动活泼的文学课堂异化成了各种宏观套话、空话的集散地和摆弄新名词、新话语的试验场。可以说, 以文学作品带动课堂的审美教育和情感教育是很多现代文学课教师的软肋, 抑或是陷于“失语”状态, 现代文学的独特性和学科魅力完全丧失。实际上, 现代文学是“现代人精神追求的心理情感体现, 它与现代中国人及当下中国人是血与肉的关系, 了解认识现代文学, 在一定意义上讲, 就是了解认识现代中国人自身”[4]。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现代人生活息息相关, 因此, 它本应该是最有话可说, 最有内容可讲的课程。也正因为如此, 课堂教学所形成的冷漠局面更值得我们反思。

当然, 这其中有着许多深层的原因。一方面, 为了应对体制内的要求和评价标准, 为了在体制内更好地生存并谋求体制认同下的个体发展, 教师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论著的写作与发表, 不得不去申请各种层次的各种基金和项目。另一方面, 许多高校也片面追求科研成果的统计以此评优评先, 而忽视课堂教学 (我认为, 现今高校推行的精品课程活动应该是一次重要的调整) 。同时, 教学理论资源的变化, 对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前现当代文学研究所依持的理论很单一, 现在则是非常丰富, 甚至是五花八门, 这固然可以活跃思维, 为课程增加活力, 用什么方法理论进入似乎都可以, 但也可能消解作为基础课程必要的知识稳定性, 使部分教师无所适从, 从而无所依托, 这种情况也许在当代文学的教学中体现得更为典型, 面对许多新近崛起的作家和作品, 面对众说纷纭的文学现象, 现当代文学教师如何既站在学术前沿, 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也是一个相对困难的问题。因此, 对于中文系其他一些基础课, 如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等, 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学术规范不够。这当然与学科性质有关, 但如何利用新的理论资源, 调整教材编撰和教学内容, 同样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总之, 面对现当代文学课程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尴尬处境, 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学者需要倍加关注。而且如何针对本学科特点, 联系现代大学教育实际, 真正发挥学科的价值和魅力, 也应成为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1]温儒敏.现代文学基础课教学的几点体会[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6.3:19-21.

[2]郜元宝.作家缺席的文学[J].当代作家评论, 2006.5.

[3]王卫平.师范大学文学课教学的困惑、问题与出路[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5:28.

当前文学 第7篇

【关键词】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文学教育;问题与对策

一、当前我国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汉语言文学课程结构体系存在一定的漏洞。在新时期建立经济实用的课程结构体系是汉语言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现在我国的汉语言课程结构体系存在一定的漏洞，尤其是汉语言课程内部要素的结合问题，需要我们相关工作者加强重视，进一步合理优化，将该问题有可能引起的学校课程教育整体效益作用难以发挥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这样才能很好地保证汉语言教学水平和人才质量的有效提升。面对这种情况，汉语言教育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是樹立科学课程结构观念，同时要建立相对完善的汉语言课程结构体系，对课程内部的结构有一个较为宏观的把握，确保课程优化设计与课程整体效益的发挥能够有科学、合理的理论指导。

2.相对而言，教师教学技能依旧处于较低水平。在整个汉语言文学教育工作中，教师是教育工作的直接实施者，教师教育技能的高低和教学效率的高低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受传统教育思想影响，许多教师在教学研究方面的技能较为欠缺，并且教育思想较为落后，教育教学模式受传统影响较为严重，不少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依旧运用传统填鸭式教学模式，基本上忽视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整个教学课堂中师生的互动比较少甚至是没有，气氛沉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不到有效的激发。除此之外，一些教师的教学策略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单一的，这很难对学生汉语言文学学习的兴趣有充分全面的调动，在提升汉语言教学效率方面现代媒体的运用非常少且效率低下。

3.汉语言文学教师对课程教育理念的认识较为模糊。汉语言文学教师良好教育实绩的取得是以对汉语言文学教育理念有深刻理解、领会为前提的。现在许多教师在按照汉语言方法提升汉语言教学水平方面还有明显的缺陷，他们不能以此为依据对学生的语文素养进行有效地提升，教育方法的运用上同样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这和许多教师对汉语言教育理念认识非常模糊，对汉语言教育的核心和大方向缺乏准确的把握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就目前发展现状来讲，国家已经进行了深入的新课程改革，一些教师也在通过自己的尝试探寻一些非常具有特色的教法，获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这些具有特色的教学方法最终的可行性到底如何，需要我们相关教育工作者通过教育实践进行检验。换句话说，教师的教学改革必须要在清晰的汉语言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同时素质教育的实施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学生汉语言文学素养的提升才能被顺利提上日程。

二、现在我国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教育应采取的改善对策

1.汉语言结构体系要在现状的基础上不断地被完善。就目前汉语言结构体系的发展现状来看，我们非常有必要按照汉语言文学发展的趋势和大方向对其进行不断地完善，确保汉语言文学课程体系能够紧跟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首先要建立良好的学生道德体系和理论基础，并对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进行充分的发挥，有效贯彻汉语言文学的实用价值，将培养的重点放于实践能力的培养上，因为越来越多的汉语言教育工作者认识到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价值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和可以拿来计量的经济效益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工作者要对课程结构内在各要素的结合方式进行全方位的优化，确保其合理性和科学性的提升。因为科学、合理的课程结构体系是教育工作者宏观掌控课程内部结构，为汉语言文学课程优化、课程设计提供理论依据的重要要素。在构建课程结构体系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学生的主体地位一定要得到切实的保障。另外，要建立以学生汉语言素质发展为核心的课程设置，构建课程结构时要尽可能地为学生创造更多的自主学习空间和时间，尽全力拓展学生的视野，将学生汉语言文学学习的兴趣进行全面激发，增加其学习汉语言文学的兴趣。通过完善汉语言文学课程结构体系帮助学生形成自我知识结构，从而提升汉语言文学课程整体功效，切实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发展学生的个性。

2.根据课程改革的需要提升汉语言文学教师专业技能水平。第一，对教师的教学理念进行积极的转变，确保其时代性。随着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市场对人才需求的改变，汉语言文学教师要不断地转变自身的教育教学理念。在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要对学生汉语言文学理论素质进行全面的提升，另一方面还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运用汉语言文学的能力。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将学生作为所有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并且所有的教学教育活动都要以提升学生的汉语言文学素质和应用语言的能力进行具体设计，同时要注意为学生创设一个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将学生汉语言文学学习的主动性进行全面的调动。另外，要加强对教学模式和教学策略的探索。探索、创新教学模式时一定要以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为前提，确保学生能够以最饱满的学习质态参与到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将之前填鸭式教学模式彻底摒弃，教师也要转变自身的角色，促使自己成为学生汉语言文学学习的重要伙伴。教学策略要进行恰当合理的选择，整个教学策略的选择和制定，一定要以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具体实际为前提，同样要对各种相关的因素进行全面充分的考虑，善于运用自主合作探究等学习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效率进行全面的提升。

加强教师对汉语言文学教育理念的领会。教育理念是教师对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基本认识和观点，在掌握汉语言文学基本教育理念时一定要参照课程改革的具体要求，依据课程的标准。扣住汉语言文学教育核心，提升学生汉语言文学素养，倡导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法，建设富有活力的汉语言文学课程体系。教师在日常教育实践过程中要践行教育理念，并加强自身的学习，从宏观上把握汉语言教育的发展方向。同时教师还要对汉语言文学教育的本质有一个宏观的把握，认识到言语是所有教学活动的核心，自身具备工具性、人文性和符号性，尤其是其工具性在课程改革的新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教师在开展汉语言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明确汉语言文学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引导学生学会运用语文工具，提升学生应用汉语言文学的能力，确保其在实际的生活中能够灵活地运用汉语言文学知识。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新时期我们的相关工作者要加大对汉语言文学教育实践的探索力度，及时地发现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能自己的力量寻找到最恰当的对策，确保汉语言文学的魅力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现，为我国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传承和发扬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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