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薪酬状况分析（精选3篇）

央企薪酬状况分析 第1篇

央企薪酬：中石油处级干部年薪25万普通工人3万

8月25日，国资委网站发布公告，要求在10月31日前开展2013年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职工薪酬调查工作。

这次调查主要针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以及各中央企业，并首度将央企职工“工资外收入情况”纳入调查范围。

“目前，央企高管与普通人员工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平均差距接近20倍，有的企业CEO工资甚至比普通员工高出上百倍。”国资委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脱明忠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以往，央企职工的工资外收入，包括职工福利性收入、补充养老保险费(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各类商业保险等，一直没有纳入国资委对国企工资总额统计及规范管理。

在脱明忠看来，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启动国企职工薪酬调查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响应国务院年初公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举动，预示着国资委正在抓紧研究国企系统收入分配改革的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

二是为了加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调控的基础工作，提高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收入分配调控工作的科学化、合理化和精准化水平。

实际上，国资委主导的薪酬调查工作自2007年始每年进行，但结果从未公布。而央企及主管部门的讳莫如深也引起了人们对这个话题的高度好奇：央企员工的工资和福利究竟如何？

福利削减

在很多人眼里，央企是“高富帅”单位—工资高、福利好、前程似锦。当陈平还是学生时，他也如此认为，但美好的想象在他进入这座“围城”后碎了一地。

2011年，研究生毕业后，陈平考入中国移动浙江省某地市级分公司，从事网络维护工作。两年里，他从6岗升至7岗，基本工资涨至每月2000元，加上绩效工资，扣除个税，每月到手4000多元；再加上一万多的年终奖，这便是他工资的全部。

在这家公司的人事架构里，8岗及以上属于领导岗位，依靠提拔与竞聘。陈平顶着维护员“最高岗”的天花板，年薪6万—7万。用他的话说，“日子还能过，但实在好不到哪里去。” 此前，刚入职时，单位里每月还会发几百块消费卡，春节、清明和中秋稍多一些，一年到头总共七八千元，足够陈平给父亲买两条中华，为母亲添几件衣裳，但今年，这些隐性收入全都淹死在“厉行勤俭节约”的改革浪潮里。

而仅剩的福利，陈平记得公司每年会往工资卡里打一两千元医药费，其余无非是“春天发一包红豆，夏天又有一包绿豆，等到中秋分一盒月饼，过年时再有点年货。”

陈平唯一庆幸的是，自己至少还是个正式工。据他观察，中国移动地市级的公司里，正式工的比例只有15%—20%，相当部分都是派遣工与聘用工，他们的福利也不好，而且工资更低。

不过，同样是央企的子公司、同样两年工龄，欧阳的生活却比陈平舒心很多。他是南方电网某沿海分公司的基层职员。这家单位的运行部下设多个巡视维护中心，每个中心配备1名站长、3个值班长以及值班员若干。

欧阳是其中一名值班员，他的月薪并不算高，税后6000多元。过去，在10月、11月等用电高峰季，他可以拿到3倍的工资，而不久前工资改革后，这种涨幅被控制在30%以内，但过年前后，他有时仍然可以得到双薪甚至三薪。

此外，他的年终奖为半年的工资，大约4万，同时还能享受五花八门的福利项目：首先，每逢过节，公司会发过节费，以千为单位，年终另有1万过年费；此外，还有不定期的购物卡和消费券，“今年少一些，但上半年到手的有五六千元。”

其次，这家单位拥有自己的员工食堂，提供早饭与午餐，同时，每天补贴15元伙食费，“因为食堂的饭菜便宜，饭卡里的钱通常吃不完。”欧阳透露。

不止如此，公司还每月举行1—2次文体活动，凡出席者全部有奖，奖金几百至几千元不等；而且，公司还以不低的比例为员工缴纳补充养老保险费。

类似陈平与欧阳的待遇差异在央企圈里司空见惯，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储备棉，虽与中石油、中国电信同为央企、同处垄断行业，但员工的工资和福利与后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垄断程度较高的企业，员工的工资与福利通常要比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好。同时，这也与历史沿革有关，比如电力行业自上而下普遍待遇较好，而大多数垄断行业虽然赚钱，一线职工的收入却不高。”国企改制重组专家、上海天强管理公司董事长祝波善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而据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中央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占工资总额的7%，其中最高的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4.46万元，占工资总额的26%，而最低只有149元，在工资总额中的占比仅为0.6%，两者相差近300倍。

薪酬级差

而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即便同一行业，同一企业，央企的薪酬差别依然巨大。

老梁是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司一位有着15年工龄的普通工人。辽河公司隶属于中石油，是全国最大的稠油、高凝油生产基地，每年向国家和集团公司上缴利税逾2500亿元。

在这样一家富余的企业里，老梁的收入称不上好。他提供的一张本某月的工资单显示：基本工资2235元、工龄津贴240元、野外津贴113元、上岗津贴196元、住房补贴99元、夜班费210元、加班费308元、午餐费294元，应发工资3695元，扣除住房公积金500元、养老金444元、失业保险金50元、企业年金55.57元，实发工资2640元。

另一位辽河公司员工透露，他们家的生活日用品很少自己买，单位里一般半年发一次，够用很久，而且孩子的医药费也可以报销一半。“如此计算，每年的福利性收入大约为7000元”。

不过，辽河公司上级干部的薪酬远非这两个数字之和。“通常，正式工人的工资每月2000元—3000元，科级干部比普通工人高一倍，处级干部又比科级干部高一倍；至于年终奖部分，普通工人大约2万，领导干部拿得更多。而总的来说，一个处级干部的年薪可以达到25万。”

老梁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们有一个既定的工资总额，比如说公司总共1000人，中石油1年给1000万，那么，所有员工的工资都从这里出。工资总额每年都涨，但落实到工人头上的涨幅很小，因为科长、处长等拿得多，占比大。”

而中石油下属西部钻探公司的一位员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普通员工与领导的差别主要在于奖金，“比如一个采油厂，员工的季度奖金如果是3000元，那么厂长起码要乘以10，拿3万。而其他小领导也要按照系数拿，组长、班长1.1，车间主任1.5，以此类推。”

其他不少央企中，企业干部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同样“断裂”。在黑龙江一家大型煤矿里，时代周报记者发现，该公司普通工人一年的平均工资3万左右，但矿领导的年薪都在20万以上。201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曾配合发改委，对垄断行业进行过收入调查，范围涉及数十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而调查结果显示，垄断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已接近5倍，差距最大的为石油行业，个别企业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差距接近100倍。

“其实，一线职工与中高层管理者在福利上的差距往往比工资更大。我们通常说的五险一金属于法定福利，而央企内部会有针对管理层的差别化福利，有些还不能用货币衡量，比如职务消费、出国经费、公车配备，等等。”祝波善说。

此外，不少央企内部还存在大量的聘用工与派遣工，他们与编制内的一线职工及管理人员在工资、福利上又有差距。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下属某科研院为例，这个研究所拥有自己的医院。“我没有编制，和有编制的员工看同样的病，却要花几倍的钱。”员工林德向时代周报记者抱怨。

这种薪酬鸿沟曾引发过巨大矛盾。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像中石油一类的企业，为了维护稳定，他们通常将普通职工和企业干部的薪酬分开发放，普通员工的工资和奖金在公司层面发，高层领导的收入则由上级公司发，并且是年薪制，同时，不在基层公司的工资表上有任何体现。

央企收入级差根在垄断

尽管工资待遇平平，在中石油下属西部钻探公司工作了大半辈子的章明却享受着一项令很多人羡慕的待遇：福利房。

这项住房福利已延续多年。老章过去住的就是单位的福利房，但只有60平方米。去年，他上交旧房，拿到了新房的钥匙。

这套住宅面积135平方米，三室两厅，附近区域商品房的市场价为每平5000元，但老章的购入价只有2000多元/平方米。

“房子是单位自建的，按照员工工龄一批一批走。而且，新入职的大学生，只要结婚，都可以参与分房。”章明说。

这种现象在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并不鲜见。据祝波善观察，一些央企在地方上非常强势，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拿到便宜的土地，集资建房后再以远低于市场均价的价格定向发售给员工。虽然这种操作不能绕过现行的政策和监管，但当地政府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前，中石油曾在北京爆出团购房上市交易，2年利润翻4倍的消息。这个备受争议的小区名为丰和园，去年5月的单价超过了3.3万/m2，但中石油员工2009年的买入价只有8170元/m2。

而2013年5月，审计署接连公布2013年第3-15号审计结果，央企部分违规的隐形福利被起底。比如，华能集团所属的扎赉诺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在2008-2011年，将计提的煤炭生产安全费用、煤矿维简费1085.43万元违规用于建设职工住宅楼、厂区道路等。

2012年12月，中国第一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指数调研报告》在北京发布。该调查指出，企业员工反映最需要增加的福利主要集中在住房、养老、医疗“三座大山”上。

对于住房福利，正略钧策咨询顾问邓明时表示，“变相集资建房在很多央企、国企广泛存在，这是民企无法企及的。”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也认为，在住房问题上，国企、央企提供的保障要比民企更加优越。“比如住房公积金，民营企业通常按照最低的比例缴纳，而国企、央企大多参照上限。”

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住房保障已是章明的最大利益。作为西部钻探的班车司机，章明每天往返于戈壁滩上，工作条件艰苦。他的工龄接近30年，月薪4000多元，年终奖也极少，只有2000元。

“其实，央企对于普通员工的福利更多只是为了满足基础型的需求。而且，好公司好福利是应该的，问题就在于员工的招聘，如果选拔是一场社会化、公平公开的竞争，那就没有问题。”一位供职于华润集团的项目经理向时代周报透露。

在他看来，国企与外企完全是两种企业文化，比如，很多老牌国企几乎不炒人，这使得福利的激励作用在国企很难见效，故而，它也就没有动力为员工提供超越基本生活需求的更好的福利。

“简单从统计数字来看，央企的福利并非最好。外企的福利投入很大，而民企为吸引人才也尝试了很多更有竞争力、更加灵活的做法。”韬睿惠锐福利咨询中国区总经理伍海川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但民众为何会对央企提出质疑，这与他们认为央企拥有垄断的市场资源、没有完全放开市场竞争有着直接关系。央企在工资福利上的投入会让人认为它偏离了人才管理成长机制。而这种矛盾的缓解需要更大范围的信息共享以及更加透明的监督管理。”

这样的种种不公与鸿沟可能不会长久，国务院有动刀的迹象。2013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其中指出，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要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缩小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

脱明忠认为，目前这番调查之后，国资委可能会出台一个关于落实《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实施细则，“否则，国务院的这个文件还是难以落实，没有抓手。国资委主导的薪酬制度调查工作已经进行多年，调查结果应该逐步公开，至于公开到什么程度，这可能涉及利益格局调整以及权益博弈的问题。”他谈道。

在调查结果未知的情况下，提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时，陈平感到害怕，“我不会被划入工资、福利过高的部分吧？”

伍海川则主张，目前一个总体的情况是，央企与外企的福利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但市场数据并不支持“福利的改善使得央企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幅提升”的观点。相反，很多人选择央企更多是出于工作环境、工作压力、稳定性等维度的考虑。

“从福利优化的角度来看，民企要优于央企，比如，民企会针对职工提供更有特点、灵活的养老金计划和医疗计划。这一点上，国企和央企应当学习民企的做法，对关键岗位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福利进行创新和改善，毕竟，这些都是一个企业最有创造价值的岗位。” 伍海川说。

朱列玉认为，目前，在垄断的国企和央企里，最突出的问题是高管以及中层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太高，内部收入不均衡，贫富差距悬殊。

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和2011年两年，国资委下属央企负责人平均年薪在65万—70万之间，此前，2004-2007年，这一数值自35万、42万、47.8万一路涨至55万。

与之相对，“一些央企内部，一线工人以临时工为主，企业人员按照编制内、编制外、正式工、合同工、派遣工等被分为三六九等，而派遣工和临时工，即便劳动强度很大，工资收入依然很低，而且几乎没有福利。”朱列玉说。

朱列玉建议垄断央企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应当参照公务员的待遇，或是拟定一个倍数，比如1.2或者1.5。“其实，央企高管收入过高是一个伪命题。如果在完全市场化的机制里，经理人由市场聘任，他的收入多高都不是问题。但在我们的体制里，又由国资委层面主导，那么，这个问题几乎无解。”祝波善表示。

“央企内部的收入差距必须通过突破垄断来消除，但反垄断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一线员工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国家应该参照工作强度、技术要求，根据社会平均收入制定薪酬标准，真正实现同工同酬。”朱列玉呼吁。

部分地方收社会抚养费发奖金：最高能返还92% 社会抚养费曝征收乱象：地方大比例返还基层部门

社会抚养费每年收了多少，去向何处，至今是个谜。

今年7月，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创立人吴有水律师向全国31个省份计生委及财政厅（局）共62家单位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昨日，吴有水接受《每日经济新闻(微博)》记者采访时表示，共收到26个省级财政部门、20个省级计生部门的书面答复，“给出数据”的省份只有17个。

目前多位律师已联合向国家和各省财政、计生部门申请信息公开。

有乡镇计生干部告诉记者，目前各个乡镇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按照不同的比例返还给了计生干部，有的乡镇返还50%，有的返还20%。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王名提出 《关于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建议案》引起讨论。尽管有报道称“取消社会抚养费”甚至取得了不少基层计生系统工作人员认可，但这一提案在法律层面尚未获突破。

部分地方“社会抚养费”成糊涂账/

2002年9月1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收取“社会抚养费”。虽然从结果来看均是对“超生”家庭强制收费，和“超生罚款”提法不同的是，由于不是“行政处罚”，“社会抚养费”不再受《行政处罚法》两年追溯期限限制，这意味着“超生”家庭试图逃避缴纳高额“超生”费用的难度更大。

吴有水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仅2012年一年，全国17个省份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就高达165亿元。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姚宏文近日回应舆论关注表示，社会抚养费全部上缴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该费用既不属于中央财政收入，也不属于卫生计生部门收入，不允许与计划生育支出挂钩。

由于缺少透明度，不少地方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有渐成糊涂账趋势，“对有些人征收，对有些人不征收，征收来的钱去了哪里最后都搞不清楚。”吴有水说。实际上，在各省财政预算中，“社会抚养费”未纳入每年公开内容，而地方计生委网站也鲜有该费用收支数据。

之前，河南审计人员曾撰文披露“社会抚养费”收支管理中种种“乱象”，包括截留坐支、挪用、乱罚款、打白条甚至不开票、滥发奖金、吃喝招待等。

尽管部分地方审计部门偶尔会对该费用组织专项资金审计，不过全国范围审计仍然缺乏。审计署日前表示，对“社会抚养费”关注度不够，未能全面掌握这些资金的底数。

社会抚养费大比例返还/

吴有水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有26个省级财政部门给了答复，20个省级计生部门给了答复，但很多答复是不知道、不能公开，其中17个省给了数据。”即使部分地方已公布数据，多是只给一个“总数”。

继吴有水之后，全国另有14名律师近日分别向14个未答复的省份再次提出了申请，并表示如仍未获答复，将提起行政诉讼。记者获悉吴有水已向财政部和卫计委提起行政复议，并计划选取一两个省，向其中各县再次申请信息公开。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王名提交《关于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建议案》，认为“社会抚养费”在执行中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建议“尽快从政策上加以调整，停止征收，并尽快修订相关法律法规。”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目前对“社会抚养费”收费标准做出如下规定，“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由于上述《办法》仅对收费标准做出原则性规定，地方执行部门具有巨大弹性空间和自由裁量权，具体执行中出现了多重标准。根据吴有水掌握的情况，实际征收“社会抚养费”时，收多收少、是否开票等问题容易受权力、关系影响，滋长腐败。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社会抚养费”却逐渐异化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手段。

根据国家相关预算管理要求，社会抚养费的管理体制实行“收支两条线”。收取方面，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全部上缴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支出方面，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经费，由各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

据吴有水掌握的信息，地方财政向基层乡镇返还的“社会抚养费”比例惊人，“各个地方不一样，有90%的，95%的，有100%的。”基层计生部门收取的绝大部分费用，最后以财政返还形式到了基层计生部门。

甘肃省一乡镇计生干部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他们现在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力度很大，最终每个乡镇按照不同的比例来返还，有的乡镇返还50%，有的乡镇20%。

据媒体公开报道，云南昭通地区将社会抚养费的92%返还基层。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县级计生行政部门有权做出征收决定，不过在执行中，乡镇计生部门通常扮演收费主体。这种制度安排的后果是，基层部门容易为了地方财政收入而默认 “超生创收”，偏离了其立法作用。

“如果像现在这样起不到立法本意，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我觉得值得考虑。”吴有水说。返回腾讯网首页>>

规范“央企高管薪酬”更需归位 第2篇

获得高层关注的央企高管薪酬问题, 的确有望获得自上而下的推进, 一直以来难啃的“硬骨头”, 也该不难找到“下嘴”之处。应当承认, 改革渐入深水区, 受到的阻力自然会越来越大。要想进一步深化改革, 的确需要展现高层的决心, 更离不开自上而下的推动。

具体到央企高管的薪酬, 长期以来形成的国企体制, 其实形成了强大而固化的既得利益, 尤其是央企高管的行政化管理模式, 既官且商的混搭式角色, 更是让央企高管的薪酬及其职务消费, 含混不清, 难以定位。连央企高管的角色与定位都难以厘清, 薪酬与职务消费究竟如何监管, 自然更非易事。而在这样一片浑水之中, 央企高管薪酬与职务消费的失控, 其实在所难免。

从这个意义上说, 高层对于央企薪酬结构不尽合理、薪酬监管体制不够健全问题的关注, 尤其是对于央企高管“职务消费”现象的重视并坚决根除, 应该说都值得期待的。事实上, 央企高管薪酬问题, 从表面上看似乎顶多是薪酬拿得多了点, 分配不够公平。但骨子里其实绝非简单的薪酬分配问题。现实中, 既然央企的人事仍然延续着行政化的管理模式, 央企高管虽然名义上在企业工作, 但实质上却拥有官员式的身份, 在央企管理者的角色中, 下意识地将官员身份乃至权力意识带入, 也就在所难免。而现实中, 就连与市场之间本有天然界限的绝对权力, 尚且难敌利益诱惑。当行政化的绝对权力遇上了央企的绝对利益, 会擦碰出怎样的火花, 也就不难预料。

事实上, 行政权力与经济利益之间的界限, 多少还可以用“政府的归政府, 市场的归市场”来加以区隔。但对于央企高管而言, 既官且商的混搭式角色, 显然连这一最基本的区隔也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 相比身处行政系统中官员的权力, 央企高管的权力显然距离现实利益更近, 权力与利益的合谋, 对于利益的侵占, 也更加顺手、更为隐蔽。于是, 为了防止央企高管权力自肥, 对于央企高管的权力, 自然也就更需警惕。而除了理顺国企的机制, 厘清央企高管的角色, 褪去其行政色彩之外, 在此之前, 对于央企高管的监管, 理当设定比官员更为严格的约束。

至于央企高管的薪酬究竟多高合适, 尽管不同的央企, 情形千差万别, 不能一概而论。但最基本的原则却并无争议。例如, 对于竞争性国有企业, 考虑到人才竞争的因素, 薪酬水平原则上应向市场看齐, 但仍应低于私企水平;而那些具有公用性、垄断性的国有公司, 工资水平则可直接参考公务员体系而无需考虑市场因素。至于央企高管“职务消费”, 这一从行政体系带来的“尾巴”, 也早该有一个彻底了断。

聚焦央企薪酬改革 第3篇

近日，中央深改小组第四次会议刚刚部署了央企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不到两周的时间，相关方案即审批通过。通过央企薪酬改革，打开国资国企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新局的深化改革已经到来。

关注四大亮点

此次深化改革会议中有关于央企薪酬制度的调整，可谓是众目睽睽。会议指出，深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坚持分类分级管理，建立与中央企业负责人选任方式相匹配、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严格规范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坚持统筹兼顾，形成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与企业职工之间的合理工资收入分配关系，合理调节不同行业企业负责人之间的薪酬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政府监管和企业自律相结合，完善中央企业薪酬监管体制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新出台的两份文件中不乏亮点，主要透露了四大亮点：

其一，明确表明了对央企、国企负责人适用“党管干部”原则。清楚表明了对四种公款消费行为设置禁令，严格限制金融企业负责人高年薪强化行政管理，将央企负责人的职务行为纳入中央“八项禁令”范畴。

其二，首次提出推进这项改革要坚持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目标，明确央企薪酬制度改革与国资国企改革的关联性。

其三，方案提到了“薪酬改革应与中央企业负责人选任方式相匹配”。预示着将会有更多元化的选任机制，有利于央企深化改革。同时透露了出资人与管理人分开管理、开门办国企的思路。

其四，以全局的改革视野来对待此次薪酬改革，强调薪酬改革要“具有系统性”，并明确国资委管理央企、其他中央企业、中央各部门所属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均在薪酬制度改革范围内。

72家薪酬改革首试

根据《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适用范围确定为中央企业中，由中央管理的负责人。第一批改革试点包括72户中央企业的200多位企业负责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介绍说，这一改革的适用范围包括由国务院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由中央管理的企业董事长、党委书记（党组书记）、总经理（总裁、行长等）、监事长（监事会主席）以及其他副职负责人。

据了解，具体包括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责任的53家央企，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以及其他金融、铁路等19家央企。这些央企的高管中，由中央管理的企业负责人受新的薪酬制度约束，通过市场化选任的企业负责人不受新制度调节。

《方案》把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结构，由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两部分构成，调整为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构成，引导企业负责人更加重视企业长远发展；同时把上年度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作为参照标准，确定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基本年薪和其他收入。

此前国务院国资委公开的资料显示，国资委履行出资人的央企，其高管平均薪酬与央企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在2002年为9.85倍，到2010年扩大到13.39倍，之后趋于平缓。此次改革方案对央企负责人薪酬与其职工的倍数还未最终明确，但据有关专家估计将大大低于目前的倍数。

两级分化怪状待攻破

关于此次央企薪酬的改革方案，有业内人士称，受冲击更大的可能是金融领域的央企负责人，降薪幅度会非常大。近些年来，关于央企的薪酬待遇一直饱受公众质疑，不同行业的央企薪酬待遇两级分化严重。

以煤炭行业为例，2013年，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整体出现下滑，煤炭上市公司中煤能源在净利润跌幅达61.5%的情况下，中煤能源董事长、执行董事王安的薪酬反而提高至150.6万元。不难发现，很多央企高管薪酬与业绩并没有挂钩，高管不会因为企业面临亏损而承担其责任，反而还会拿着高额薪酬。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研究员项安波看来，央企高管薪酬，是这些年来社会公众意见最集中，反映也最为强烈的领域，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一领域的改革已被社会视做观察改革会否顾及公平性的重要窗口。可以预见，未来对于央企薪酬改革的动作将逐步放开，而这仅仅只是相关改革的第一步。专家表示，接下来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比如对央企做好分类工作，对央企高管人员中的出资人代表和经理层做好区分，分类完善薪酬制度，严格规范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