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城市建设(精选12篇)
21世纪城市建设 第1篇
关键词:建筑,设计,发展
世纪之交的中国建筑行业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意识、观念和标准都十分纷繁复杂的状况。而我国又是一个资源不很丰富的国家, 且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资源的紧张已经给我们亮起了红灯, 为我国的建筑设计理念提出了更高、更新、更为客观的要求。所以, 作为建筑设计者有责任重新认识和思考建筑设计在今后的发展道路。
1 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为主流的建筑设计原则
20个世纪60、70年代, 人们开始讨论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并转向对环境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末, 重新界定和扩大了许多原有的概念, 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
1987年, 以布伦特兰 (brunt land) 为主席的联合国与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 对“可持续发展”下了定义, 概括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不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议题的发表, 使建筑师们真切的体会到了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 也因此感到了新趋势下当代建筑设计师的责任和创作的冲动。“可持续发展”作为时代的主旋律, 促使我国的建筑设计有了重大的发展, 人居环境的研究成了一门科学, 建筑、城市和园林成其主导学科。建造符合时代气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筑设计理念已成为当代建筑设计师的历史使命。
2 坚持“以人为本”的建筑设计思路
建筑最终是服务于人类的, 创造出使人生理、心理、现实、未来的需求都能得以满足且具有健康特质的建筑是设计师的一个原则。近年来,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自身的居住空间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提升。
2.1 舒适型建筑
对建筑空间的合理安排, 各得其所, 分区明确, 并使各功能的空间有诗意的尺度比例, 方便物品的摆放和人的活动以及相对的私密性。满足室内环境质量, 各空间充足的采光, 通风良好, 使用率高, 并体现一定的艺术性和超前性。
2.2 生态型建筑
如今生活在都市的人们都渴望回归自然, 希望更多的与大自然接触, 但是单纯的绿色还不能说具有生态型, 生态型建筑是以绿色为基础涵概生态、环保, 可持续发展等多种理念。尊重设计地段内的土地, 环境, 及植被特点, 因地制宜。并且能够整体, 全面的考虑设计区域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体现出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存, 不可分割的特征。
2.3 节能型建筑
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 物质能量的循环再利用也在不断的增加。人类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展。低能耗的建筑大量兴起。自然能 (太阳能, 风能) 的直接利用, 如各种技术装置的风车和太阳能收集装置。将太阳能和风能直接转化为人们生活的动力。
2.4 智能型建筑
20世纪80年代以来, 电子科技高度发达, 通信技术猛增, 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使得智能型建筑应运而生。智能型建筑就是把计算机, 多媒体通信, 智能保安, 环境检测等技术与建筑艺术相融合在一起。使人获得投资合理信息社会需要, 并且安全, 高效, 舒适, 便利, 灵活的建筑空间。通俗的说, 智能型建筑就是一种创造力的环境。
3 坚持以绿色环保的人居环境为设计重点
未来的世纪是一个注重生态, 环抱, 追求人与自然科学整体协调发展的社会。、近年来由于我国的大中城市存在林木普遍稀少, 楼房与人口日益密集以及工业与交通集聚扩充而引发了大气污染, 水污染和躁声污染等一系列的城市环境问题。而且不少城市由于周边林草植被遭到破坏, 近而导致水土流失, 水源枯竭, 风沙危害等恶化的生态环境。影响城市整体协调发展。其次, 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 影响居民的健康与生活。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1997年全国城市空气质量仍处在较重的污染水平, 二氧化硫的排放仍在上升阶段。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二氧化氮的浓度严重超标。全国668个城市中, 有300多个城市缺水。监测表明全国有2/3的居民在超标的躁声里生活、工作。环境污染给城市居民带来巨大的危害, 使得广大居民迫切要求加强对生态环境的建设, 以改善生活与工作的环境。建筑设计时要充分考虑设计区域的自然条件, 利用城市的自然地貌特征和原有的植被, 水体, 花卉等本着保护和恢复原始生态的原则, 按照体现不同城市特点的要求, 尽可能的协调绿地, 水体和建筑物之间的关系。以大型公园, 植物园为“面”以小型的街心绿地为“点”以建筑物之间的通道为“线”对建筑与环境进行紧密的结合。体现出现代城市的建筑特征。
21世纪城市建设 第2篇
目前,中国经营城市较为成功的,既有大城市,也有中、小城市;既有东部较发达地区的城市,也有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如杭州“对城市的土地、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基础性资源进行集聚、重组和营运,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创造了城市发展的良好条件”(朱铁臻:《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理念》,《江海学刊》,.2)。贵州都匀市政府从开始,采取“资本置换”运作方式进行旧城改造和市政建设,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变,城市功能得到较大改善。该市通过土地资源、闲置厂房等出让,实现了以资产到资本的转化,为城市建设筹集到雄厚资金。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教授赞许为经营城市的创新之举。
笔者认为,经营城市并不是把城市的所有资源和资产都拿来经营,它主要是指政府把传统的由政府直接投资并组织生产的公共产品推向市场,实现从资产向资本的转化,为城市发展和建设积累资金,谋求滚动发展;同时,政府要推进社会公平,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经营城市的精髓在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政府成本”。
21世纪城市建设 第3篇
[关键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2015年3月,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和外交部共同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一文件的正式发布标志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从构想变为现实。东盟国家是中国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合作伙伴,但是中國与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即是其中之一。
2011年11月,希拉里在文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里提出“未来10年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将大幅度增加的投入运用在亚太地区”1。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美国国防的优先任务》报告。报告宣布“美国将加强与菲律宾、泰国等国家之间的盟友关系,提高集体防御能力和维护共同利益的能力”2。2012年6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会议,并在演讲中首次提出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设想。他指出,“维持亚太地区的再平衡仍是必须之策。”3。
美国以亚太“再平衡”战略为基础,积极发展和深化同东盟国家在多个领域的合作,插手东亚地区事务,以此来孤立、遏制中国,这给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带来严峻挑战。在安全领域,美国积极拉拢与东盟一些国家的盟友关系。2014年4月,奥巴马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签署为期10年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增加对菲律宾援助,提升其海洋领域态势感知能力,菲律宾则允许美国进入本国军事基地。这一举措增强了美国船舰在南海长时间、大范围、高频率侦查活动的能力。另外,美国还以南海问题为契机积极加强与越南的合作。在2014年5月南海海域发生的“中建南”事件中,美国指责中国采取单方面、破坏性的行动,解除对越南致命性武器的禁运,加强越南海上自卫力量。2014年4月,奥巴马访问马来西亚,两国首脑宣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4。马来西亚是南海问题中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之一,美国希望马来西亚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站在同一立场,这使中国与东盟相关国家的主权和领土争端更加复杂。在经济领域,美国继续以“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简称为TPP)为基础主导亚太经济一体化。TPP是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在2005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时宣布加入。美国TPP贸易谈判代表柯克表示,“今后要用TPP条款作为美国与他国谈判自由贸易协定的范本。”5 2015年10月5日,美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12个谈判国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的部长会议上达成基本协议,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统一规范。奥巴马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当超过95%的潜在客户生活在我们的国境之外,我们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规则。”6美国想要借助TPP重新确立全球贸易规则,确保美国对中国的长期优势。在此背景之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TPP协定之外,失去了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其根本利益也将必然遭到损害。因此,TPP协定表面上看是美国追求贸易自由化的举措,实则是想借此与中国倡导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和中国在APEC峰会上倡议建立的亚太自贸区相抗衡。
中国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应妥善处理与美国的关系,鼓励美国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参与地区合作、实现繁荣共赢。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会晤,双方就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一致。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美国,强调双方应进一步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7。中国与美国积极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主要是出于防御目的,希望能够和平崛起,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应有的尊重,以及为维护国际秩序发挥自己的作用”8。因此,在政治上,中国要积极宣扬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丰富内涵,尽量消除美国对中国“争夺霸权”的担忧,增进中美之间的互信;在经济上,中国应积极倡导与美国规范自由贸易区规则制定,不断扩大利益交融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中国应邀请美国适当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并考虑在合适时机加入TPP贸易协定,避免中美直接摩擦和冲突。
参考文献
[1]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EB/OL].http://foreignStrateg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2]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EB/OL].http://www.nationalguard.mil/Portals/31/Documents/PersonalStaff/LegislativeLiaison/publications/Strategy%20Fact%20Sheet%205%20Jan%20FINAL.pdf.
[3]Leon Panetta. The US Rebalance Towards the Asia-Pacific [EB/OL].http://www.iiss.org/-/media/Images/Events/conferences%20from%20import/the%20shangri%20la%20dialogue/shangri%20la%20dialogue%202012/speeches/first%20plenary%20session/66624.pdf.
[4]Joint Statement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Najib of Malaysia [EB/OL].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4/27/joint-statement-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najib-malaysia-0.
[5]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报告[EB/OL]http: www.macrochina.com.cn/zhtg/20100305095870.shtml.
[6]The President’s Remarks on Trade[EB/OL]. http: //www.whitehouse.gov/issues/economy.trade.
[7]习近平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EB/OL].http://www.fmprc.gov.vn/mfa_chn/zyxw_602251/t1299508.shtml
[8]张小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解读[J].国际政治研究,2014,1:49-58.
作者简介
李航,男,1991年8月,河南许昌人,南京政治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国家战略和对外关系。
21世纪城市建设 第4篇
一、BK21 Plus工程愿景
2013 年,韩国政府为实现高等教育卓越发展的战略目标,出台BK21 Plus工程,确立了以办学方式国际化、人才培养卓越化、地方院校特色化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发展思路,提出加强高校办学自主权,增强高校责任意识,培养创新型人才,以实现“创新经济”的最终目标。
(一)“1+1+3”的总体架构
BK21 Plus工程愿景呈现出“1+1+3”总体架构:即一个最终目标———实现国家“创新经济”这一总旨;一个核心任务———培养创新型人才;三类创新型人才。韩国政府认为“创新经济”必须依靠“创新型人才”,两者具有一致性。21 世纪智慧韩国工程主要针对一流大学及研究生院进行资助,区域创新型大学工程则是为了弥补21 世纪智慧韩国工程实施后,首尔圈外的地方性大学缺乏核心竞争力而出台的一项工程;世界一流大学工程是通过引进高水平海外一流人才,增强韩国大学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国际影响力而实施的一项工程。BK21 Plus工程在总结前三项工程经验的基础上,确定培养三类创新型人才:一是在大学研究生院博硕研究生中培养研究型创新人才;二是培养特殊领域专业具有创新性的人才,包括多媒体技术、文化内容、旅游业、情报安全保护等符合社会需求领域;三是在地方院校培养能够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社会带来就业岗位的应用性创业型人才,提振韩国经济[5](BK21 Plus工程愿景如图1 所示)。
(二)大学、人才、科研三维预设
韩国教育部及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对BK21Plus工程目标做三点预设。一是预计2019 年韩国将有国立首尔、韩国科技(KAIST)、浦项科技(POSTECH)、延世、高丽、成均馆等11 所大学进入QS大学评估前200 位。英国QS大学排名是目前最具影响力的世界大学排名之一,韩国政府认为,在QS大学排名中崭露头角,说明韩国的顶尖高等学府已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二是着力培养研究领域及跨学科领域的核心人才和专业人才,预计7 年内每年培养并资助优秀研究生约1.5 万名。研究生作为学术后备力量及科研骨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科技研发的状况与水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自然科学研究的不断复杂化,科学研究已无法由一个学科来完成,培养跨学科专业化研究人才成为BK21 Plus工程的又一规划。三是提高大学教育的整体质量和研究水平,争取SCI级论文被引用指数排名由2011 年的第30 位升至2019 年的前20 位,[6]增强大学核心竞争力及综合竞争力。
(三)可行的推进方案
为保证BK21 Plus工程的有效实施,韩国教育部及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提出四项推进方案。一是2015 年出台多项研究生院质量改善方案,对事业团进行全面治理,综合改善研究生教育的培养质量与研究生院的管理质量,制定、调整评价指标,出台制度层面的改革方案。两年内将对事业团取得的成果及研究生院质量改善方案进行评估。二是逐渐取消短期量化评估,取而代之的是中长期的质量评估。三是年度评价要基于事业团的自身规划和发展,以咨询为主的形式予以实施,减少事业团负担。四是根据事业类型和学科领域的特性,建立专业化的评估管理体制,由评估专家组成的评估咨询团进行动态、定期评估。[7]
(四)有效的保障措施
为保证上述两个中心任务及三类人才培养的顺利实施,BK21 Plus工程提出六项措施:一是加强研究型大学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科研投入;二是加强大学的国际化水平,引进国际顶级人才以培养国家社会亟需的优秀人才;三是变革人才培养方式,通过引进国外顶尖学者提高博硕研究生的研究质量,进一步加大产学合作推进高校特色化办学;四是确立人才培养激励制度,健全人才成长保障体系,硕士研究生每月资助高至60 万韩元,博士研究生每月资助90~100 万韩元,新进研究人员每月资助200~250 万韩元;[8]五是构建以质量为主的成果管理体系,提高管理效能;六是政府通过权力下放让大学自身在发展过程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强化大学的责任意识,保障BK21 Plus工程战略愿景的顺利实现。
二、BK21 Plus工程的实施
BK21 Plus工程是由国家主导资助,教育部、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协同管理,旨在加强全球化人才、特殊领域专业人才、未来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系统工程,该计划预计7 年内资助550 余个事业团(组),截至2014 年末,已遴选出68 个事业团(组)。
(一)实施主体
BK21 Plus工程由韩国教育部与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共同推进,教育部重在把控方向,确立工程计划和事业成果管理,包括批准并公布最终的遴选结果、监督工程的绩效与成果等,[9]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负责具体实施。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由韩国科学与工程基金会(The Korea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oundation,简称KOSEF,1977 年成立)、韩国研究基金会(The Korea Research Foundation,简称KRF,1981 年成立)、韩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基金会(The Korea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KICOS,2004年成立)三大机构合并而成,于2009 年6 月正式成立。[10]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下设BK21 Plus事业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工程重大事项的咨询审议及评价,拥有13 名职员,其中组长1 人,评估职员4 人,人力资源职员与网络信息管理职员各2 人,综合管理职员、事业咨询职员、宣传职员、审计职员各1 人。[11]在工程实施中,韩国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具有其他一切社会组织所不具备的权威性和强制力,使得工程在实施进程中实现形式上的效能最大化。同时,协同社会各界力量,调动、吸收、整合各方面资源,举一国之力推进工程实施,打出“组合拳”,发挥了国家推进中的优势效应。
(二)计划预案
根据韩国教育部规划,BK21 Plus工程预计7年内遴选出550 个事业团(组),其中未来创新型人才培养计划共入选475 个,占总事业团的86.4%,每年培养1.85 万名研究生,资助2,277 亿韩元,每个项目年均约资助0.48 亿韩元;全球人才培养计划入选21 个,占总事业团的3.8%,每年培养1,100名研究生,资助214 亿韩元,每个项目年均资助10.19 亿韩元;特殊领域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共入选54 个,占总事业团的9.8%,每年培养1,000 名研究生,每个项目年均资助3.17 亿韩元。[12]管窥BK21 Plus计划预案可以发现,BK21 Plus计划特别重视创新型未来人才培养。所谓未来人才,即具有巨大创新潜质的优秀研究生,韩国的BK21 Plus计划已将资助重点从大学、学科、全球卓越学者转向后继人才及培养,保障卓越人才的可持续发展。
(三)遴选结果
经过申请、现场检查、限时整改及重新进行遴选等环节,至2014 年,BK21 Plus工程中全球人才培养计划共遴选出21 个事业团,面向全国的项目共16 个,占总数的76.2%,面向地方的项目5 个,占23.8%;特殊领域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共遴选出28个事业团,面向全国的项目11 个,占总数的39.3%,面向地方的项目17 个,占总数的60.7%;未来创新型人才培养计划遴选出39 个事业团,面向全国的项目26 个,占总数的66.7%,面向地方的项目13 个,占总数的33.3%。未来创新型人才培养计划所资助的项目多为科学技术复合领域以及健康、信息安全、人文等领域,如: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生物等共18 个科学技术复合领域,占未来创新型人才培养计划所资助项目的69.2%[13](BK21Plus各大学获批项目情况见表1)。
三、BK21 Plus工程的实践经验
BK21 Plus工程培养目标聚焦于未来创新型人才、全球化人才及特殊领域专业人才,遴选评估更重实效,大力提升教学地位,资助兼顾了多学科领域的均衡发展,保证了工程的有效实施。
(一)整合BK21、WCU、NURI主旨
鉴于BK21、WCU、NURI工程实施中存在的各自为政、分兵作战、重复资助、重复建设等问题,BK21 Plus工程以BK21、NURI、WCU工程为参照系,兼顾并整合了三大工程的实施主旨与建设目标,围绕创新经济的驱动策略,确立BK21 Plus工程的主要任务及使命,统一分配资金,提高资源使用效能。BK21 Plus工程继承了1999~2005 年实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及一流学科的“BK21”工程;而招揽海外高层人才及权威学者,提高大学国际化水平,培养全球化人才战略,提升国家教育质量及科研水平则发展了韩国教育部2008~2012 年实施的WCU工程;关注地方大学发展,强化产学结合,培养专业化人才队伍,提高地方大学核心竞争力等反映了NURI工程主旨。当然,BK21 Plus工程并非已实施的三大工程的简单重组,而是将资源、管理主体与对象、要解决的问题等有机整合,合理的推进方案能够满足国家社会发展战略要求,保障BK21 Plus工程的有效实施。
(二)目标聚焦各类创新型人才
创新型人才具有显性与潜在性、结构性与开放性等异质性知识、技术、能力,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本及递增效应,善于探索、创造新知,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鉴于韩国人才不足与流失的现状———2013 年韩国智囊流失指数为4.63,在60 个国家中位居第37 位,[14]韩国政府提出着重培养三类“创新型人才”。[15]早在1977 年,韩国即实行公费留学制度,重点培养核心科学技术领域的高端人才。BK21 Plus工程消解了以往打造“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模糊战略,重在培养多领域、复合型核心人才与专业人才。计划目标从大学、研究生院移位至全球化研究型人才、特殊领域专业人才、未来创新型人才,从而形成由政府引导教育、由教育培养人才、由人才创造效益、由效益带动经济的发展链条,最终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创新型人才在学科建设及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发展及重大社会问题解决等方面多有建树,能够满足世界一流学科、一流大学、一流服务的客观需求。
(单位:项)
资料来源:Brain Korea 21 Plus.BK21[EB/OL].https://bkplus.nrf.re.kr/biz Info/biz Info List.jsp?categoryType=2&menu Id=13.https://bkplus.nrf.re.kr/biz Info/biz Info List.jsp?category Type=3&menu Id=16.https://bkplus.nrf.re.kr/biz Info/bizInfo List.jsp?category Type=1&menu Id=15.2015-01-29.
(三)大学使命回归
现代大学不仅具有传授传播知识和培养人才的教育功能,还具有不断创造新知识、新技术的科学研究功能及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研成果和人力资源的服务功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社会对大学的知识创新需求愈发强烈,科研俨然演化为大学的主导性功能。但人类社会的延续,社会新人的成长离不开知识的传播与传递,离不开大学中的教学活动,为此,教学、培育新人实为大学的中心工作。BK21 Plus工程克服了以往评估中过于重视论文数量的倾向,大幅度提升教学地位,强调教学与科研的互动,从而引导教学与科研均衡发展。评估体系除将学术论文列为评估指标外,更加注重项目实施的实效性,将实践性成果(作品、社会实践活动)纳入评估指标体系,在地方高校评估中更加注重产学结合。以自然科学领域的评价指标为例,共分为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制度革新与资助领域三大部分,每部分均有相应的评价标准与权重(见表2),教学权重高于科研权重,改变了以往重科研轻教学的评价方式,[16]大学使命逐步回归。
(四)兼顾多领域发展
BK21 Plus工程不仅注重大学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而且特别强调大学教育体系应不断满足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需求。在BK21 Plus工程受资助的三个领域中,除全球化人才培养计划与特殊领域专业人才培养计划的28 个事业团外,未来创新型人才培养计划共资助472 个事业团或事业组,涵括了自然科学类、工学类、医学类、农学·生命科学·水产学·海洋学类、科学技术复合领域类、人文学类、社会科学类、人文社会复合领域类、设计·影像类九大类型。[17]在472 个未来创新型人才培养计划中,基础科学、应用技术、复合领域共资助409项,占未来创新型人才培养计划的86.7%,人文社会科学共资助63 项,占该计划的13.3%。在事业团科学技术领域,数学、物理、地理、生物、化学等基础学科共39 项得到资助,占该类事业团总量的20%,信息技术、机械、应用生物、建筑学、化工、基础医学等应用科学类共78 项,占该类总事业团的40%,[18]应用技术占有绝大比重(如下页表3 所示)。该资助方式即可以兼顾较广泛的资助范围,同时确保重点学科与重点领域,尤其是确保国家、社会重大需求得到优先发展。
(单位:分)
资料来源:Brain Korea 21 Plus.BK21[EB/OL].https://bkplus.nrf.re.kr/board/board View.jsp?page=16/.2014-11-07.
21世纪城市建设 第5篇
面向21世纪经济发展的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所凝结起来的一种文化氛围、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经营理念和广大员工所认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它做为一种新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由于企业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环境不同,企业文化也不尽相同。即使同一企业,由于面临的市场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企业文化也会发生变化。
21世纪的经济发展已经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它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之相对应,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也有不同的特征和规律。
一、21世纪经济的主要特征决定必须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人们把21世纪的称为知识经济或新经济时代,新经济最突出的特征是知识替代劳动力和土地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在新经济时代,人们注重对知识的运用,依靠知识创造价值;在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成败的关键在于拥有某种技术,而不是传统经济条件下由资金规模和劳动力数量决定企业的竞争力;在新经济运行中,只有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才能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由于新经济条件下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经济运行的节奏日益加快,资本管理及决策系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给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接受教育将是人们谋生的基本手段。由于新经济以知识作为资本的主要形态,所以要求作人们必须终身学习,不断进行知识更新以
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
其次,资源配置的范围日益扩大。由于各种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交流的渠道更加通畅,范围更加广泛,速度更加快捷,使得资金、人员和专业技术这些资源辐射的范围更加广泛,交流更加频繁,各种有效资源将更大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
最后,社会变革的速度将会加快。竞争日益激烈,人们的工作压力和思想压力越来越大。
二、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企业文化通常是由企业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等方面构成的。
1、企业的精神文化
企业的精神文化是用以指导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各种行为规范、群体意识和价值观念,是以企业精神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它是广大职工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逐步形成,并经过有意识的总结、提炼而确立的。它集中体现了一个企业独特而鲜明的经营思想,反映着企业的信念和追求,比如宁波雅戈尔集团的“装点人生,服务社会”,大连燃料总公司的“燃烧自己,温暖他人”,既有行业特点,又有独具的文化底蕴。企业精神是一个企业最宝贵的财富,是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它比技术、资金和设备这些生产要素重要得多。
2、企业制度文化
企业的制度文化是由企业的制度体系、组织形态和管理模式构成的外在文化,它包括企业的各种管理制度和行为规范。它是把企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机结合的中坚和桥梁。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合理的制度必然会促进正确的经营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形成;而正确的经营观念和价值观念又会促进制度的正确贯彻,使职工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因此说,企业的制度和规范影响着企业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会促使企业文化朝着个性化的方向发展。
3、企业行为文化
企业行为文化是指企业员工在生产经营、学习娱乐中蕴含的行为准则。它包括企业在经营、生产、交往活动和群体活动中产生的文化现象。它是企业经营作风、精神面貌、人际关系的动态体现,也是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的折射。企业行为中又包括企业家的行为和企业员工的行为。企业家是经营决策的主体,企业家的行为集中体现了企业的经营理念。企业员工是生产活动的主体,他们的群体行为体现着企业整体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的程度。
4、企业物质文化
企业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显著的特点是以物质为载体,物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外部表现形式。优秀的企业文化是通过重视产品的开发、服务的质量、产品的信誉和企业生产环境、生活环境、文化设施等物质现象来体现的。
在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经营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企业文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1、强调团结协作与团队精神。新经济条件下,企业内部分工比较细致,任何自我价值的实现都依赖于彼此之间的相互协作,都依赖于企业的发展。如果缺乏团队精神,企业就不可能高效发展,也就不会有企业中每个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
2、承认个人能力的不同和收入差异。每个人的能力水平不同是客观事实,正因为人们之间存在能力上的差距,所以才有不同分工。这种能力的不同而导致的分工不同直接表现为收入的差异,投资者获得资本收益,管理者和技术人员获得知识收益,普通职工获得劳动收益,这一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3、企业在分配中更注重贡献。进入市场经济以后,绝大多数企业都提出了“工效挂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彻底打破了大锅饭式的平均分配,分配中更加注重个人对企业的贡献,人们对于公平观念的理解正在逐步发生变化。
21世纪:-公司治理的世纪 第6篇
“治理”(governance)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词。而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却是一个新词。1984年,鲍勃·特里克撰著的第一本以《公司治理》为名的书出版,同年,美国也发表了一份关于《公司治理的原则》的报告。1993年,名为《公司治理:国际评论》的学术杂志问世了。90年代,各国纷纷发表了关于公司治理准则的报告。例如,英国1992年的《卡德贝瑞报告》(Cadbury Report);澳大利亚1993年的《希莫尔报告》(Hilmer Report);南非1995年的《金报告》(King Report);法国1995年的《维诺报告》(Viénot Report)等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的埃德里安·卡德贝瑞爵士(Sir Adrian Cadbury)提出的旨在关注审计和监管问题的报告。它强调外部董事独立性的重要性,并建议成立由外部董事组成的设在董事会一级的委员会,具体为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该报告的内容最终被纳入《英国公司合并准则》。
按照特里克的研究,公司治理就是指导和控制公司运作的过程。特里克认为,公司治理就是对一个公司实体行使权力的过程。无论怎么表达,公司治理的中心问题无非就是这么几个:治理结构即董事会的结构、成员和程序问题;董事会与高管层的关系问题;董事会与股东、审计师、监管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问题等。
如果把公司治理涉及到的各种关系画出来,我们可以用一个套一个的圆圈来表示,见图1。一般来说,公司治理的范围由里向外,其核心机构是董事会,而董事会同企业高管层又紧密交融,这一治理结构的内圈,由公司董事会和高管层构成。向外扩展,外圈联系的是股东以及其他金融机构,还有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如果是上市公司,还会同股市和投资机构关联。再向外,是合同利益相关者,以及政府通过立法和监管机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最外圈是中小散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就好像水库的波澜,以企业为核心一圈圈向社会扩展,并由此把公司的作用与影响扩展到整个社会。因此,管理和治理有联系也有区别。所谓管理立足于公司内部运作,所谓治理立足于公司运作的社会效应。
公司治理问题诞生于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以英国为例,在刚刚工业化的阶段,除了国有的公司外,进入市场的主体是独立商人或者合伙人企业,这种企业要承担较大的风险。如果公司破产,不但业主要被债权人送进监狱,而且连业主的家人也会被送进债权人的工场以抵债。在这种背景下,不仅市场风险限制着企业发展,更重要的是市场需要的迅速扩张会带来公司发展的资本瓶颈。工业化的进展,使企业越来越需要外部投资,于是,把有限责任与社会融资结合为一体的股份有限公司便出现了。作为股东,公司股权的所有者,只对他们出资的股份承担债务责任。在经营方面,股东选举出董事,董事向股东负责。这就产生了最初的委托代理问题。但是这样的委托代理关系还是比较简单的,仅存在于公司经营者与股东之间。
到了20世纪30年代,人们关心的股东与公司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随着董事会对公司的控制变得复杂起来。1929年以前,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基本完成,然而人们并没有找到股东控制公司的有效方式。伴随着“一战”后的经济繁荣,在西方世界,人人都在做发财梦,尤其以美国最为典型。董事会开始越来越有效地控制着公司,但其对股东的责任却逐渐成了问题。特别是那种永续存在的董事会,作为股东的代言人,它原本要代表股东的利益,但在事实上它会更热心于控制公司经营以谋取董事和高管层的最大利益,不能够“始终如一地为股东谋取最大的利益”。1929年的大萧条,使相当多的股东血本无归,尤其是中小散户只有跳楼的份儿。从1929年到1932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市值由890亿美元降低到150亿美元,投资者迫切地需要得到保护。于是,在大公司发展最成熟的美国,为了度过危机,1933年美国出台了《证券法》,奠定了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法律基础。1934年美国出台了更为重要的《证券交易法》,形成了公司治理的外在约束框架。根据《证券交易法》组建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具有监管券商、监管交易所、监管行业组织和企业的权力。这个交易所的第一任主席,是大名鼎鼎的老肯尼迪(Joseph Kennedy),即后来那位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父亲。老肯尼迪本来就是华尔街的大庄家,对股票市场的内幕烂熟于心。那些股市交易中违规操作的投机行为,对于老肯尼迪来说几乎都是小儿科。所以,他下手能下到痛处,发力能发到好处。此后,该委员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公司监管机构,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随着股市的复苏,SEC的信息披露、监管和调查程序也越来越成熟。就像特里克在《董事》一书中所述,“该机构的权力不断增大,已使美国成了世界上公司监管机制最为完善的国家”。
自30年代专门保障投资者权益的SEC建立,到80年代“公司治理”概念出现之前,人们对于公司治理的探索并没有间断,但除了不断加强的监管措施外(如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对投资公司包括共同基金的监管规定,同年的《投资顾问法》对投资顾问的监管规定等等),治理理论的探讨缺乏实质性进展。这一阶段,两种公司治理思想有一定影响。一种思想主要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这种观点认为,大公司不仅对其股东负责,还应该对其他的利益相关者负责,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公司的员工、客户和供应商,还有社区甚至整个社会。这就涉及到了公司治理的范围问题,“企业公民”的思想逐渐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但是,这种思想多数是书斋里的呼吁,并不被大多数企业董事所接受。在董事们的脑子里,董事会只需要为股东负责的观点依然根深蒂固,新的观念还不足以撼动传统的公司根基。另外一种思想是在欧洲兴起的外部董事治理思路,这种观点认为,公司不仅仅需要董事会,还需要建立像德国一样的监事会,即构建双层董事会模式以替代过去的单层董事会模式。这种双层董事会的董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执行董事,与高管层融为一体;另一部分是外部董事(监事),不介入高管层的经营活动,而要充分发挥其监控作用。随着西欧由经济共同体向欧盟的演变,为了协调欧盟各国的公司法,有些人提出欧盟各国应该一律采取双层董事会模式。但是,这种建议并未推行开来,那些原本是单层董事会的国家不愿这样做。所以,一直到80年代,证券市场的监管虽然已经成熟,而与其相关的公司治理模式的改革和变化则依然是一种“试水”,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基础和有效的操作方案。尤其是关于公司董事会的研究,没有能够得到与经理人的研究同等程度的重视。
如果公司的发展过程不暴露出足够多的问题,那么,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也不过是说说而已。只有现实的需要,才能催生理论。现实的情况是,仅仅有SEC的监管是不够的,仅仅有学理和观念层次的探讨也是不够的。公司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把公司治理的变革逼上了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的研究日程。到了80年代,伴随着各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公司投资越来越复杂,兼并和重组越来越多,尤其是恶意收购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更重要的是董事会和高管层规避监控、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有如病毒般地开始传染,公司丑闻不断,以董事会和高管层为核心的治理结构,问题层出不穷,不仅公司的社会责任令人失望,就连公司的股东责任也很难落实。上市公司的股东期待董事能够通过真诚的努力来增加股东价值,而不仅仅是通过那些失真的会计资料和错误的财务报表来蒙哄股东。机构投资者在股市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它们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和制约很有限。这些投资机构,诸如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财务公司,都对公司业绩欠佳、董事报酬过高以及其他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表示了公开的不满,它们提出了更高的治理标准。另外,各国的财务监管部门和股票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的要求也提高了。针对董事的诉讼引发了一系列财务风险和公众的哗然。正如特里克所说的那样:“关于董事对公司的影响力(正面的和负面的)的争论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过。董事的重要性、挑战性和潜在的高回报,正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特里克以董事为中心的治理理论显示出了它的价值。
90年代,各国纷纷起草了公司治理的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最终形成了以英国的《合并准则》为代表的公司治理规则体系。1998年,英国把对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要求合并到一起,其中包括《卡德贝瑞报告》、《格林贝瑞报告》、《汉姆佩尔报告》和《特恩布尔报告》的主要内容,最后形成了英国公司治理的良好行为原则—《合并准则》(Combined Code)。这一准则,对董事会的组织结构及其行为规范、议事规则形成明确的规定,具体到对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公司秘书的要求,管理层的信息提供,董事会与机构股东和股东年会的关系,会计和审计,董事薪酬等等,都有相应的规定。1999年,英联邦秘书处和世界银行又发布了《英联邦公司治理原则》,为董事会做出了15条原则规定。与英国和英联邦出台相应规则同步,1998年,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合组织(OECD)也制定了公司治理的国际准则。这些,都预示着21世纪的企业将要唱一出公司治理的大戏,而这些准则的诞生,拉开了这场大戏的序幕。特里克就在这个舞台上,来了一个漂亮的华丽亮相。
当然,90年代一直到本世纪初问世的这些公司治理准则,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最终方案。随着公司治理的进一步深化,关于公司治理的争论将会继续困扰人们。按照特里克的归纳,目前,关于公司治理尚需展开研究的问题主要有:首席执行官是否应当兼任董事长?外部董事能否完全独立?机构投资者应不应当具有更大的权力?外部董事和外部审计师能否真的完全独立?董事的薪酬该怎么确定?等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待于治理理论的突破。而这一方面的深入研究,将会成为21世纪的重大课题。
尽管在公司治理中存在着这么多困惑和争论,但是,并不是把一切理论问题都弄清楚才能行动,恰恰相反,人类总是先有行动再有理论,不断地实践“试错”是理论的催生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国都试图尽力用公司法或者治理行为准则来规范公司治理中的问题。然而,自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后造成的公司权力归属问题,至今并未在理论上彻底解决。不过,这不能构成公司治理研究停缩不前的理由。特里克认为,在“公司的权力到底归谁”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不妨先将公司的所有权交给董事,并且通过相应的规制使得董事能够像已经做出的行为准则希望的那样完成公司治理的重任,甚至能够比行为准则希望的程度做得更好。于是,在著作中,他以董事为治理主体,以董事会为治理结构的核心,集中论述董事以及董事会的有关问题。其中与董事有关的内容,包括董事的任务和角色、董事的核心能力和个人素质等;与公司的治理机构即董事会有关的内容,包括董事会的构成、董事会的风格等。这些研究构成了公司治理的基础,也奠定了特里克本人的学术特色。
21世纪城市建设 第7篇
一、中澳自贸区的建设背景
(一)中澳经贸往来概况
自1972年12月21日中国与澳大利亚正式建交以来,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层面,两国都展开了密切的交流联系。在建交四十多年里,中国与澳大利亚深入合作,中澳双边贸易一直以有序良好的姿态发展。2010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880.9亿美元;2011年,中澳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166亿美元,增长了3.2%;2012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1223.1亿美元,增长了4.9%。中澳经贸直至2013年仍呈现上升的态势,2013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1363.8亿美元,增长了11.5%,成为近几年中澳经贸成交额最大的年份。但此后中澳双边贸易额开始下滑,2014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1281.7亿美元,下降了5.9%;2015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仅为1070.3亿美元,下降了16.5%。其中矿产品一直是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主力产品,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统计,2015年1-9月澳大利亚矿产品出口额为290.5亿美元,下降36.6%,占澳对中国出口总额的62.7%。由于矿产品占澳对中出口总额的60%以上,因此,矿产品对中国出口的表现基本代表澳对中出口的整体表现。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铁矿石这类大宗商品产量减少,虽然近两年中澳双边贸易呈下降趋势,但中澳贸易额仍超过千亿美元,这表明中澳经贸合作仍紧密。虽然中澳两国贸易面临着挑战,但只要双方积极面对,就能共同度过难关,这也是促进中澳合作,建立中澳自贸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澳自贸区谈判进程
中澳自贸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建立的自由贸易区。中澳自贸区经两国共同努力,谈判十年之久才终建成,签订了中澳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
自加入WTO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中国制造”开始行销全世界,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格局,中国企业开始在国际上大放异彩。这为中澳两国经贸合作的展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05年4月18日,中国政府与澳大利亚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备忘录》,标志着中澳自贸协定谈判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澳双方在文化、政治等方面不断接触,进一步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
2013年7月,澳方称愿加强与中方的沟通协调,以灵活创新的方式积极推动中澳自贸协定的谈判。但好景不长,11月,因澳方公开批评中国划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做法,致使中澳FTA的谈判过程出现波折。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国政府积极与澳方展开友好会谈,2014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结束G20峰会后,对澳大利亚展开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宣布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实质性结束。2015年6月17日,中澳双方签署自贸协定,中澳自贸区经历20多轮的曲折谈判终建成,协定自2016年1月1日起生效。从此,两国将密切合作,优势互补,为中澳两国的经济以及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二、中澳自贸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
(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源自“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它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穿过印度洋和红海,至东非和欧洲。新丝路则在此基础上不断建设完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从有重大影响力的地区大国转变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针对大周边地区实行的一项中期战略,目的在于和平地突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构筑涵盖大周边的区域性政治安全经济网络体系,经济建设是领域的重心。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秉承共商、共享、共建的原则,各国通过加强政府之间的往来,全面拓宽对外开放的合作格局,使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利于构建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空间、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共同繁荣。
(二)中澳自贸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打通我国向西发展通道的同时也打通了我国向南的发展通道,澳大利亚政府也表示出了对加入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浓厚兴趣,为此中国表示热烈欢迎,因为“一带一路”的建设并不拘泥于原有的既定路线,中国也诚邀其他各国的加入。此外,澳方政府积极邀请中国参与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的计划,澳洲北部的开发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有了可能。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一旦成功,不仅能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业升级、资源配置产生强大的推力,更能促进中澳自贸区更好的发展。
中澳自贸区的建设使得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联系更加紧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弥补了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来的不足。如此一来,中国建立中澳自贸区、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就将全球大部分的经济体囊括进来,各国之间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强,通过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就能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从而实现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新发展。
三、中澳自贸区面临的挑战
(一)金融危机余波未平
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距今已有七八年之久,但其影响事实上并未消除,全球需求下降,石油、铁矿石的价格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中澳之间贸易往来最多的商品是铁矿石,而因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钢铁产业的发展受到了制约,钢铁企业减产,对铁矿石的需求也减少了,这就导致铁矿石生产过剩,供大于求,价格下跌。因此金融危机余波未平对中澳双边贸易的扩大构成了挑战,影响了中澳自贸区的建设。
(二)来自美国“两洋战略”的威胁
“两洋战略”指的是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其中TPP是目前重要的国际多边经济谈判组织,突破了传统的FTA模式,其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TPP与TTIP筑造了一个市场准入屏障,使得中国等发展相对较为滞后的国家无法加入,而两洋战略又将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都囊括进去,因此两洋战略一旦成功,美欧采纳的技术标准都将可能成为未来双边、多边和地区间贸易谈判的参考标准,进一步巩固其规则制定的垄断地位和话语权,那么中国的局面将十分被动。澳大利亚作为两洋战略成员国和美国的同盟国,需要协调好中澳与美澳两方的关系,若协调得不好,则会影响中澳自贸区的建设。
(三)澳大利亚政局不稳
澳大利亚不像中国是只有一个执政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它是联邦制君主立宪制国家。澳大利亚大小政党有几十个,9年来换了5个总理,党派林立和总理的频繁更替导致澳大利亚政局混乱,政治的不稳定性进而又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政局的不稳使得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也下降,低迷的商业信心也会制约经济的发展,这无疑是对中澳自贸区建设的一大阻碍。
(四)两国产业合作中的摩擦与冲击
中澳FTA的签署使得两国贸易往来越来越多,澳方政府将对赴澳投资的中国企业降低审查门槛,并作出便利化安排。但澳大利亚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中澳两国文化、地理位置等差异显著,赴澳投资的中国企业免不了磨合适应。例如,澳大利亚畜牧业发达,赴澳投资设厂的相关人员就需要与当地牧民建立良好的关系,两国人民在沟通的时候会有不同程度理解上的偏差,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中澳自贸区的顺利发展。此外,自贸协定签署而实行的降税和免税政策,对两国相关行业都会有冲击。从短期来看,澳大利亚出口到我国的乳制品以其在国际市场的声誉、良好的品质和优惠的价格势必会对我国乳制品行业造成威胁,我国乳制品在国内的市场所占份额将会有所减小,一些中小型或刚起步的企业将有可能在这场竞争中直接败下阵来。同样,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商品出口至澳,也会让澳大利亚本土产业受到一定的冲击。
四、中澳自贸区建设的实施路径
中澳自贸区作为我国迄今为止所签署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整体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之一,它的建设需要来自各方的通力合作,政府、企业和消费者都要各尽其职,促进中澳自贸区的良好发展。
(一)对于政府来说:一方面,在短期内政府需要出台相关政策来协调中澳之间的商品竞争,支持相关行业的发展,这样才不至于让中小企业在一开始就淹没在竞争中;同时也要加强进口产品的检疫力度,这样才能让民众吃得放心用得放心。从大宏观环境来说,澳大利亚政府应当稳定政局,赢取民众的信心。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应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基础上有效推进中澳自贸区的建设。比如我国油气和矿产资源对国外依存度高,中澳自贸区的成立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国对铁矿石的需求,这也意味着我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进口依赖程度大。“一带一路”的建设加强了沿线各国的合作,我国与世界铁矿石储量较高的俄罗斯、印度、乌克兰的联系也更加紧密,我国可从这些国家进口,打破我国对其过度依赖,不被澳方所牵制。
(二)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应当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奖惩机制,提高自身实力,加快进行产业升级,以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才能适应接下来将要面对的竞争,将挑战变成机遇,实现企业的良好发展。从长远角度来看,两国的商品在市场形成竞争后,企业会为了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对对手进行研究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提高商品的质量,也可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更好地为两国消费者服务。
(三)对于消费者来说:一方面,要以实际行动支持中澳自贸区的发展,拉动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也要理性消费,不盲目崇拜进口商品,根据需要进行购买,同时也要发挥监督作用,若发现商品有任何不符合国家标准或有损身体健康的,应及时进行投诉,让政府严查整改。
21世纪城市建设 第8篇
早在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出访印尼时在国会演讲中首次提出要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后来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也就是现在“一带一路”的简称),之后,党政要人在很多场合多次提到共建“一带一路”,引起国内外媒体和官方的密切关注。现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成为我国新一届政府深化改革战略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中国连接世界的新型贸易之路,必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最初提出时很多人认为主要是为了加强与东南亚相关国家的合作,随着该战略的日益完善和深入推进,人们逐步认识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起源于我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包括三大航线辐射三大地域:南洋航线辐射东南亚诸国;西洋航线辐射西南亚和东非沿海并绕行美洲诸国;东洋航线辐射朝鲜和日本。其实该战略不仅局限于上述地区,它所涉及的区域和范围更为宽泛,规模更为宏大,它涵盖东盟、西亚、南亚、北非、欧洲等多个地区,致力于打造开放包容、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对于加强区域内国家和地区的交往,推动区域内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外交等领域的全方位战略合作意义重大。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首当其冲将对我国沿海港口及周边城市产生直接影响,使中国沿海港口和城市的功能发生质的变化和量的提高,而沿海城市和港口的发展又反过来必将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进一步延伸奠定坚实的基础。港航类高职院校因海而生、因海而盛,大多都是依托沿海城市和所属港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国家加快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过程中,港航类高职院校应当以城市和港口为依托和中介,主动出击,有所作为,创造和利用自身优势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形成良性互动,在战略的推动和落实中把握机遇,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
二、港航类高职院校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路径
核心竞争力事关高职院校的生死存亡,明确港航类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的评价指标,有的放矢的进行发展策略对接,是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第一步。目前,学界公认的港航类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包括教育教学、科研创新、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四个方面,因此我们探索港航类高职院校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途径也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教育教学方面,进行科学合理的专业设置和调整,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输送大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港航类高职院校应当成立专门机构深入研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发展需求,组织专门人员调查战略影响下的相关行业最新发展状况,有针对性的进行专业设置调整。教育教学中,依托港口和航运业,引入行业和企业项目,重点推进港航类专业建设的教育和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上,立足“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基本模式,抓住机遇,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大背景为依托,以航运类、港口类、贸易类等相关专业为龙头,引入港航特色的行业标准和企业管理规范,与行业和企业工作人员共同开发和建设专业课程标准,共同商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创新高职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带动学校整体全面发展。加强内涵建设,融入战略发展大环境。此外,作为培养港航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主体,港航类高职院校应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尝试进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专题订单人才培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数量。
第二,科研创新方面,整合科研资源,增强科研与技术开发实力,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科技支撑。港航类高职应当顺应“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需要,整合科研资源,增强科研与技术开发实力,建立和完善本校的科研管理制度,加强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管理相关制度的制定与改革,引导相关专业和教师积极开展与相关行业企业的科技合作与技术服务,鼓励和引导教师根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发展要求合作开展科技攻关、科技成果转化、新产品开发、技术咨询等相关业务。
第三,社会服务方面,立足港航,开展相关职业培训,增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辐射带动能力。港航类高职院校在推动我国港航事业发展的基础上对我国对外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港航类高职院校应当充分发挥自身港航资源优势,在出色完成在校学生学历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的同时,对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立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全面的培训内容和培训体系:一方面为港航类相关企业提供满足企业发展需求的员工岗前培训、知识更新服务、技能提升培训、综合素质测评训练等培训项目,满足企业对紧缺人力资源素质的培训需求;另一方面可以配套开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区域培训,为本地范围内相关社区居民、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提供与该战略推进相配套的各种管理文化培训服务。这对于充分发挥港航类高职院校在职业培训和社会服务中的引领作用,增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辐射带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文化传承方面,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提升学校知名度,扩大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影响力。港航类高职院校需要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大环境下,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所谓“引进来”就是要充分利用国际教育资源,把握国际高职教育的办学方向和办学理念,开拓和创新中外合作办学方式方法,积极引进国外院校的优秀高职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到校授课,将外来的先进的理念、知识、技术以及国际领先的服务标准、评价标准和职业标准等融入本校教学过程;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平台向相关发展中地区和国家输出我们的文化和教育特色先进资源,建立与境外学校和企业跨境合作关系,邀请外国公司职工到校培训,建立互派学生留学和教师留学的长效机制,不断提升学校的知名度,一定程度上扩大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国际影响力。
摘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目前我国政府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带来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变革。港航类高职院校只有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探索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路径,才能把握先机,决胜发展。
关键词:港航类高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路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1世纪城市建设 第9篇
水作为战略性永恒资源,与我国实行海洋战略、开辟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密不可分。2010 年12月31 日,我国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提出经济转型时期水利改革的新思路。“世界水谷”[1]全球体系的建设,作为支撑创业、金融、科研、文化与知识融合的协同创新综合体,将解决水问题与水人才培养、水科技孵化、水产业集聚巧妙地融合,对我国重走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强化海洋兴国战略有着重要意义。
1 “世界水谷”全球体系的构建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问题分析
当前水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制衡我国实现新世纪“中国梦”的关键约束。水是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永恒资源,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长远问题。
1. 1 “世界水谷”全球体系的构建
1. 1. 1 协同创新的商业模式
“世界水谷”是以水为元素、产学研政金协同发展的国家级产业综合体。“世界水谷”依托世界性水文化活动的发展,集聚人才、创业、资本、产业、文化、研发等要素,是抢占21 世纪全球治水制高点的重大战略决策。“世界水谷”的内涵从本质上来看,是我国对水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有效性探索。当前我国水行业面临着大量问题,特别是在科技创新的结构、模式等方面还不完善。“世界水谷”以人才、研发、创新的协同发展为出发点,为我国水要素市场的发展健全提供了高水平的平台。其次,“世界水谷”是推动世界水文化和水生态文明发展的着力点。文化作为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软动力,必须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世界水谷”借助市场的力量,为我国重走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了覆盖面广、传输速度快的水文化交流网络,有力地推动了全球水文化的深入交流和发展。
1. 1. 2 总部和分谷的组织体系
“世界水谷”全球体系的总体构思是总部和分谷的组织体系。“世界水谷”的总部设立在南京,能够有效整合江苏省内的水利高校、产业、水科技企业,具有较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品牌价值,实现协同化效应。从国际、国内两大分谷出发,根据各区域特性划分为四大分谷: 国际区域或特色分谷如东北亚分谷、中西亚分谷、非洲分谷、南北美分谷等; 特色水利分谷如黄渤海农水分谷、深圳游艇分谷、西北淤地坝分谷等; 中国海洋分谷如黄海分谷、渤海分谷、东海分谷、近海分谷和海岸分谷等; 中国江河分谷如长江分谷、珠江分谷、黄河分谷和淮河分谷等。各分谷根据区位和资源特性,发挥产业、资金优势,形成沿海海洋产业带。
1. 1. 3 全球化的战略定位
“世界水谷”全球体系是基于南京总部形成的总部集聚效应和功能辐射链条,形成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最佳整合。通过水谷组织架构和治理体系,并根据国家重走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需求,落实水谷战略品牌平台的实施,开发水生态文明和水科技升级的关键问题,利用金融集聚平台和主导产业优势,组建高水平创新队伍,促进“世界水谷”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通过“世界水谷”品牌文化的凝聚,推进世界一流水文化活动中心的建设。“世界水谷”全球体系模式构建如图1 所示。
1. 2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深化海洋经济贸易合作、开拓新世纪海上水道、参与全球水文化活动、推动海洋战略决策的互联互通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汉学家沙畹提出的。现有的研究大多关注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与东南亚经贸体系中的战略地位。陈万灵等[2]将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定义为经济转型时期的海上国际贸易网,界定三条狭义概念的航线: 东南亚航线、南亚及海湾航线及印度洋西岸航线。目前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重点是以东南亚地区为依托,以海洋经济为载体的经济贸易合作网络。拓展海上地缘经济利益,支撑海上丝绸之路的区域布局,全毅等[3]提出以自贸区、区域合作联盟为核心的七大战略支点。中国—东盟自贸区是海上丝绸之路“五通”定位的战略枢纽,为满足沿线腹地经贸往来的客观需求,卢昌彩[4]认为自贸区的升级版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是助力中国经济转型的平稳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美国TPP战略对中国东南亚经贸一体化进程的阻力。面对新世纪的发展诉求,重走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仍然面临着多重的问题和挑战。
1. 2. 1 海洋战略新型人才、技术匮乏
海上丝绸之路是以海洋经济和海洋战略为支点的。但由于我国海洋战略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和产业方面的基础还很薄弱,重走海上丝绸之路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5]。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和贸易关系的迅速变化,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将更加复杂。首先是海洋战略新型人才、技术的匮乏。人才是发展和创新的根本所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需要高水平、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既包括管理和科技人才,也要求具备国际化视野的高素质人才。而目前我国真正能够从事海洋高新技术研究开发、海洋新兴产业尖端技术开发、市场预测、产品营销研究的“软科学”人才屈指可数,相应的海洋战略高新技术的发展仍落后于世界优先水平[6]。
1. 2. 2 建设海外园区的经验不足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离不开海外园区的建设保障。海上丝绸之路要想走的更远更长,不仅需要国内资本的支持,更需要适应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诉求,吸引当地外资的投入。境外现有的成功案例很多,例如台湾新竹园区、英国剑桥工业区、新加坡海外工业园区等,都是海外产业园区建设创新的开拓者。但国内企业“走出去”建立海外园区的典范很少,难以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创新性的借鉴。因此要建立沿线海外产业园区,加强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家、各地区的市场研究,了解其特有的投资环境、市场特点、贸易习俗等; 引进外资优势,探索产业园区双向投资,构筑协调良好的投资环境,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有效途径。
1. 2. 3 文化交流水道形势严峻
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友好交流、借鉴的重要水道。但目前严峻的地缘形势、领土和安全纠纷、动荡和武力冲突等频繁发生,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塑形成了不可忽视的阻力。借助市场的力量,建立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可以为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重要的着力点。因此,为了充分发挥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辐射作用,需要疏通文化交流的渠道,引导各国文化交流的水道源远流长。
2 重走海上丝绸之路对“世界水谷”全球体系建设的战略需求
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实现陆海统筹、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举措。“世界水谷”是以水为核心要素的世界性开放式的水科学基地,其在产业、创业、金融支撑、文化交流、科研、创新等方面的集聚能力,将弥补我国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和创新意识的不足,扩大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力和实践力,为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寻找新的突破点。
2. 1 深化海洋合作的经贸需求
海上丝绸之路从古到今一直是东西方经济交流的重要桥梁。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促进海上贸易、要素自由流动的必经之路,是连通海洋经济、沿线腹地及港口城市的经贸之路[7]。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中国与东盟的命运共同体关系更加紧密。同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对国内水务公司的海外业务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如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的海外业务沿海上丝绸之路覆盖到印尼、马来西亚、缅甸、斯里兰卡等地,承包老挝南累克水电站工程,投资老挝南立1 - 2 水电站,2012 年协助斯里兰卡莫罗嘎哈勘达水库渠首工程开工。这些业务不仅关乎中国、东南亚、印度洋航线的利益,甚至辐射到非洲、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世界水谷”的建设动机是以水为核心,符合海洋经济的发展潮流及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可以利用“世界水谷”基地引导国内各类水业公司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地区进行水产业合作,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下,与东盟及周边国家共建合作机制。“世界水谷”倡导的水创业模式,以全球水利服务系统为平台,推动水业跨国公司的建立。海上丝绸之路与推进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相连接,推出一大批重点支撑项目,涵盖中、印、巴、孟多国农业水利领域的合作。“世界水谷”的建设将有利于缓解该地区水质性和资源性缺水问题,将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相连通,从而谋划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发展增长极。
2. 2 海外水产业园区的建设需求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将“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相结合的开放性经济体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企业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纷纷实现了跨国化、跨海式经营。但是单个企业实行走出去战略面对的障碍性约束太多,如信息不对称、信息成本高昂、法律咨询不畅等问题,难以获得规模效益。而如果多个企业采取抱团策略实行跨海化经营,则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抗风险能力。产业集聚是海外园区成功的重要因素,生产要素的专业化程度为海外园区的发展提供巨大的竞争优势。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下,“世界水谷”为水事企业海外产业园区的建立提供了水产业平台。“世界水谷”的产业定位是引导相关水利产业发展、建立水业跨国公司等,形成高端水产业集聚。“世界水谷”将连接相关涉水企业与政府,形成国家级乃至世界级水利基地,实现跨国水利集团、公司、研发机构的集聚。“世界水谷”作为协同创新基地,不同于现有大多科技园区“官产学”结合、“企企”结合、“产企”结合的协作方式[8],而是将“产学研政金”5 个协同主体结合起来,为现有水利企业工程项目发展乃至跨海经营、海外水产业园区的建立提供集约化和一体化的专业水利服务,形成海洋水产业链,达到集聚共生、合作共赢的效果。
2. 3 建设中国—东南亚水安全共同体的合作需求
安全共同体是以不同地区或国家的集体认同度为基础,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合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9],最早由Wagene提出该概念,Deutsch于1957 提出该理论的系统界定和分析。2003 年10月,东盟宣布构建“东盟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构想。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以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海洋经济合作为核心,关系到各国的切身利益,尤其是新时期下中国与东南亚区域水安全纷争形势严峻,水资源联合开发的安全化认识不断加深。“世界水谷”提出建设水安全共同体的国家水安全模式,以求构建东南亚水安全合作区域,现阶段已规划的区域有: 中印雅鲁藏布江合作区域、中缅独龙江—恩梅开江合作区域、中缅怒江—萨尔温江合作区域、中缅老澜沧江—湄公河三国合作区域。通过全流域水电项目开发,如水网建设、深远海资源开发、海水淡化规模化基地建设等,建立经贸合作,形成东南亚跨界水安全合作带状区域。“世界水谷”通过加强国际社会在海洋领域的合作交流,进一步推进国际区域分谷,在东北亚、非洲、南北美、欧洲等地形成世界海岸带分谷基地,利益共享,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海域争端,缓解水危机。
2. 4 水产业资金的支撑需求
目前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大多集中在一些传统领域,新兴海洋产业的投资很少。如2013 年制造业FDI项目数为6 504 个、批发零售业为7 349 个,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方面的投资项目整合只有122 个。而2014 年以来,FDI项目急剧放缓出现最大幅度下降,7 月同比下降17% ,8 月同比下降14%。“世界水谷”的资本集聚功能,主要目的是为水利活动、水务投资提供专业化的平台,并引导水权交易、水金融、水风险投资的进入,满足海上丝绸之路对沿线经济带水利投资的需求。此前中国与东盟成立了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银行联合体,主要为企业在交通运输、公用设施、石油开采等矿产资源方面进行的对外经济合作提供融资支持和相关金融服务,对涉水行业的融资支持很少。因此“世界水谷”要稳步推动融资支持,首先可以以政府支持发行水投资基金、水债券信托等间接融资形式为主,吸引产业资本投入水利市场; 其次可以推动水利企业进行股票融资等直接融资方式,形成水业板块;最终成功对接国际资本市场,形成特色的水利金融区,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金融资本的支持。
2. 5 水文化交流、水科学创新的迫切需要
海上丝绸之路自古以来便是中国同东西方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文化是一种无法量化的因素,作为具有强大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一种软实力,也正是众多海外园区成功所无法复制的主要原因。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提供海洋经济贸易合作的契机,更为沿线各国各地区多元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有利的途径。水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生命资源,水文化和水生态文明的交流发展,是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对全球共同面对的水危机的必然选择。应对水危机需要战略性、制度化和模式上的创新,不仅是国家战略发展面临的问题,也是企业、社会乃至全人类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权衡的问题。“世界水谷”加大对水科学创新的研发力度,整合世界性的治水英才、研发机构,以求提高应对水危机的能力,增强水科学研究的效果。“世界水谷”基地平台的建设动机之一是形成水文化交流区,设立国内外水利活动交流平台,如世界水论坛等国际性组织活动的分支机构、国际水科学馆、水博物馆、国家水数据库等,聚集思想,培养创新沃土。因此,“世界水谷”的建设将为海洋丝绸之路的重塑提供强有力的水文化、水创新支持。
3 结语
进入21 世纪,伴随着陆上空间的开发和利用陆地资源正处于不断耗竭的状态,海洋资源的优势地位逐步显现,近年来我国也不断加强对海洋战略空间的重视。因此,提出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对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从“两带一路”战略的实行和海上强国战略的发展视角出发,分析我国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世界水谷”建设的战略需求,其中主要包括海洋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水领域合作的经贸往来需求、建设海外水产业园区的诉求、共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水安全共同体的需求、水产业资金的支撑需求以及水文化交流和水科学创新的需求几方面。
建设“世界水谷”的根本出发点是立足于水资源的国家级世界性的战略作用、不可或缺的永恒性地位以及解决水问题的重要考虑而来的。“世界水谷”是旨在解决水问题、改善水状况的综合性创新体,将政府、企业、学校、金融体系和科研单位紧密地结合起来,使资金、技术、人才等市场要素的交流渠道得到扩充,推动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创新,从而弥补我国在创新意识等方面的不足和漏洞。
摘要:针对海洋新型技术的匮乏、海外园区建设经验不足、文化交流水道形势严峻等问题,结合产业、教育、科技、资本、创业等协同创新方式,构建“世界水谷”全球体系,包括协同创新的商业模式、总部和分谷的组织体系、全球化战略目标等。通过战略需求分析,得出:“世界水谷”全球体系将满足海上丝绸之路对海洋合作的经贸需求,对海外水产业园区及中国-东盟水安全共同体的建设需求,对水产业的资金支持以及水文化交流和水科学创新的诉求等结论。
关键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水谷,全球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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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城市建设 第10篇
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要素不外乎以下几种:雄厚的资本积累、充足的劳动力 (包括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及发达的科技。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发展滞后, 正是受到以上因素的限制, 其中资本积累薄弱是最大的制约因素, 即“缺口” (“缺口”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具备的资本实力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需求间的差距) 。依据钱纳里的双缺口模型, 在发展中国家, 时常面临两个缺口: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前者指需要进行投资时出现的储蓄短缺的情况, 后者指需要进口产品时出现的外汇短缺的情况。缺口的弥补, 有两种方法, 其一是抑制投资, 其二是引入外资。前者是封闭保守的做法, 长远来看不利于经济发展;后者是一种积极的做法, 能真正弥补缺口, 保障经济发展。FDI (外商直接投资) 和借外债是利用外资的两种手段。相比而言, 通过借外债的方式利用外资, 会给借债一方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因此, 外商直接投资是当前大多数国家最愿意采用, 同时也是采用最多的利用外资的手段。
二、沧州市2001―2013年利用外资分析
1. 沧州市2001―2013年利用外资总体分析
(1) 纵向分析。纵向来看, 2001―2013年间, 沧州市利用外资的总体状况比较乐观:2001年, 沧州市利用外资金额为0.6222亿美元, 到2013年, 利用外资金额达到4.1023亿美元, 是2001年的6.6倍。因此, 总体而言, 沧州市利用外资呈增长的趋势。据统计, 2001―2013年, 沧州市利用外资的实际金额累计达24亿美元, 平均每年利用外资为1亿8500万美元, 平均每年利用外资金额增长16.17%。但不是持续增长, 增幅不稳, 有波动, 其中2001年、2004年和2006年处于负增长状态, 增长率分别是28.1%、0.84%和5.6%。
(2) 横向分析。沧州与秦皇岛、唐山同处于河北沿海地区, 这三个地区的发展对整个河北省乃至京津冀的协调发展都能产生影响;由于《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实施, 三地迎来了共同的发展机遇。因此, 将沧州与秦皇岛、唐山二地进行比较, 较为合理。
从横向来看, 总体来说, 2001―2013年三地利用外资都呈增长趋势:沧州的平均增长率为16.17%, 秦皇岛为15.42%, 唐山为18.13%;同时三地都存在增幅波动, 都有负增长的情况出现:沧州的负增长出现在2001 (28.1%) 、2004 (0.8%) 和2006年 (5.6%) , 秦皇岛出现在2001年 (40.9%) , 唐山出现在2001 (29.5%) 、2002 (3.9%) 和2009年 (7.7%) 。但是, 与秦皇岛和唐山相比, 沧州市在利用外资方面有明显差距:以2013年为例, 沧州市利用外资金额为4.1023亿美元, 同期的秦皇岛为7.38亿美元, 比沧州多3.3亿美元, 唐山更是高达13.54亿美元, 比沧州多9.44亿美元。2001―2013年, 沧州市累计利用外资24亿美元, 秦皇岛为47.49亿美元, 唐山为88.17亿美元;2001―2013年, 沧州市平均每年利用外资金额为1.85亿美元, 秦皇岛为3.65亿美元, 唐山为6.78亿美元。因此, 同样处于河北沿海地区的秦、唐、沧三地, 唐山市利用外资能力最强, 秦皇岛次之, 沧州市最弱。在河北沿海地区的竞争中, 沧州市处于劣势。
2. 沧州市2001―2013年利用外资特点分析
(1) 引资规模分析。沧州市引资思路可以概括为:立足沧州自身优势, 抓住发展机遇, 扩大引资力度。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 沧州市和一些大型企业积极联系, 招商足迹遍布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举行或参加了多次重要招商活动, 在招商引资方面连连取得大成就。据统计, 2013年度, 沧州市共有外资企业265家, 其中77家投资金额达1000多万美元, 这77家企业工提供了8亿3500万美元的纳税额;有6家企业的投资额达到1亿美元, 提供了2.06亿美元的纳税额。总体而言, 2001―2013年沧州市引资规模和质量都有很大提升, 但由于国内外大环境的影响, 在所难免出现波动。
(2) 外商投资领域分析。如今, 沧州市外资利用领域囊括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各个行业。其中, 第二产业是引用外资的重头产业, 在利用外资结构中居于主要位置:沧州市的265家外资企业中, 有208家投资在第二产业, 占所有外资企业的78.49%, 投资的领域主要包括化工产业、合成纤维等;其次, 外商在沧州的农业领域也投入了越来越多的资金, 加快了沧州市农业的发展;另外, 外商在第三产业, 尤其是商贸服务业方面的投资增幅最明显, 全市新增多个服务业外商投资项目。
(3) 外资来源分析。经过十多年发展, 沧州市外资来源日益广泛, 截止到2014年8月, 共有11个国家和地区是沧州市利用外资的来源地, 其中, 香港是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地, 其次是美国, 再次是台湾, 韩国和日本, 所占比重依次为62.24%、6.65%、6.18%、4.22%和3.48%。以往, 沧州市的外资主要来源于港台、日韩, 近些年, 越来越多的欧美、东南亚国家开始在沧州进行投资, 这对沧州市的招商引资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也改变了原来单一的、以港台为主的引资渠道, 拓宽了外商和外资的来源。
(4) 沧州各县 (市、区) 利用外资能力分析。截止到2013年底, 沧州市共19个县 (市、区) , 其中有16个都完成了当年的引资目标, 甚至有的县 (市、区) 超额完成。到位外资前四个县 (市、区) 分别是:滨海新区 (9493万美元) 、献县 (3254万美元) 、沧州开发区 (3126万美元) 以及任丘市 (3030万美元) 。全市协同并进, 共同推动沧州利用外资能力的提升。
三、结论
沧州市利用外资方面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首先, 就投资环境来看, 沧州市的投资环境与秦皇岛、唐山等地相比, 不论是硬环境 (主要指基础设施状况) 还是软环境 (政策、法律环境) , 都存在差距, 因此外商更倾向于投资唐山、秦皇岛而非沧州;其次, 就外商投资地区来看, 沧州市渤海新区和开发区是外商投资最多的区域, 而海兴、吴桥等地外商投资甚少, 这不利于沧州市各县 (区、市) 的协调发展;再次, 就外资投资领域来看, 虽然投资于第一和第三产业的资金逐渐增多, 但目前来看, 仍然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 投资结构仍需调整。
近二十年, 沧州市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引资规模、引资质量都有了很大提升。但是应该看到, 与唐山、秦皇岛以及相邻的北京和天津等地相比, 沧州市的利用外资水平较差, 在利用外资方面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今后沧州市在利用外资方面, 要从改善自身投资环境、调整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地域分布结构等方面着手, 同时吸取京津地区的有利经验, 借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等政策的东风, 提升利用外资能力。
摘要:外资在推动一个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沧州市2001―2013年的利用外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既能反映出沧州市这十几年利用外资取得的成效,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市利用外资的不足之处, 为今后的外资政策提供依据。
关键词:沧州,利用外资,区域经济
参考文献
[1] .长城网河北频道.香港成为沧州市最大外资来源地.http://heb.hebei.com.cn/system/2014/08/18/013827905.shtml.
[2] .张建勇.河北省利用外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河北工业大学, 2008.
20世纪政治家眼中的21世纪 第11篇
该书与以往多本与李光耀相关的书比较,有两大不同或特色:(1)主要的不是回顾,更多的是向前看;(2)主要的关注点不是新加坡,更多的是国际事务,特别是世界格局不同力量的变化。其中,最引起大家兴趣的,或许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美国。李认为,美国前景持续乐观。虽然美国现在或未来会遇到一些挑战,但不意味着美国会走下坡路。因为美国的经济活力及创新能力无与伦比。即使美国就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在走下坡了,但从下坡路衰落的时间也会很长。因为,美国迄今为止,还是全球人才汇聚的中心。李光耀说,一些新加坡人在美国留学,也会留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用奖学金把学生送往英国,因为我知道他们肯定会回来”——“得人才者得天下”。这即是李光耀的政治智慧与治国之道。
二、关于欧洲。李认为,衰落无可避免,根本原因在欧元只有货币一体化,却没有财政一体化。所以他说,“它的基因决定了他的消亡”。未来走向,不外三种可能:(1)实现财政统一,但难度极大;(2)解体,会有混乱及痛苦,但可能性大;(3)介乎两者之间,重组。即形成一到多个集团,第一集团核心必然是德国,可能还有荷、比、卢;法国则可能是第二集团的核心。李认为,欧洲之终将走向衰落,在欧元之外,还有两个原因,就是福利制度与劳工法。这将继续束缚欧洲的生产力与活力,特别是当它们面对包括中国在内一众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形成挑战的时候,将会益发吃力。
三、关于日本。李认为,其将慢慢走向平庸。核心问题是出生率太低及人口老龄化。每一个老人需要对应的工作人口,1950年时是10人,现在是2.8人,2020年时为2人,2060年时降为1.3人。李光耀说,新加坡靠移入大量青壮年人口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日本人似乎很坚持自己民族血统的纯正,迄今未作调整。因此,虽然日本人有很好的素质、纪律与团队精神,但终将流于平庸。李说:“如果我是一个年轻的日本人,又会说英语的话,我也许会选择移民离开。”
四、关于印度。李说,印度虽有年轻化的优势,但长期并不看好,主要是“尚空谈,少实干”。另外,基础建设落后,语言不统一及种姓制度也都一一制约了印度的能量。
五、关于中国。李光耀把中国放在第一章,足见他的重视。有几点有趣的观察:
(1)中国有自己5000年来的文化与历史,相信中央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中国绝不可能发展为一个西方概念下的“民主国家”,“中国有自己的方式”。中国会小心、逐步地进行改革。
(2)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会继续“低调地”强大起来,使影响力提升,但必要时也会展现力量。
(3)讲到西太平洋局势,李认为,中美两国在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已经开始,并将延续到21世纪后中叶。
未来二三十年,中美两国实力将实现平衡,中国有可能把美国势力赶出12海里、甚至是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届时,中国将成为区域大国。
但中美应不致发生军事冲突,唯一的“危机”是台湾问题。不过李认为由于经贸依赖,两岸统一只是时间问题。
(4)中国应有潜力继续维持8%上下的增长率15到20年,但前提是要顺利推动各种改革。
作一些总结或评论吧:
(一)李光耀观世局,洞察力惊人,绝非“推背图”之流,靠的主要是逻辑与智慧。
(二)国家兴衰,一取决于人才,二取决于制度,三取决于民族性。
(三)与我一再指出的21世纪的主旋律是“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若合符节。
不能不佩服李光耀。
21世纪城市建设 第12篇
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是我国新时期提出的对外开放合作发展战略, 对深化中国-东盟合作、促进亚太繁荣稳定、推动全球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现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泛指商品贸易和金融、物流、电子商务、大数据挖掘等多项服务产业。鼓励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 结合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 充分利用沿岸国家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和市场, 实施国际化战略, 通过收购、参股或合作等方式, 推动产业向周边国家渗透。
本文在此研究背景下, 主要研究中国东盟近30多年来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中国和东盟服务贸易发展互补性分析和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跨境服务贸易的规模扩大, 增长迅速。中国服务贸易出口, 2000年的301.46亿美元, 2013年的2071.18亿美元, 增长近6倍。东盟服务贸易出口, 2000年683.7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2794.5亿美元, 增长近3倍。服务贸易进口方面, 中国2000年为358.58亿美元, 2013年达到3291.24亿美元, 增长近8倍。东盟2000年871.3亿美元, 2013年达到2949.4亿美元, 增长2.3倍, 明显中国服务贸易发展速度比东盟快。
中国和东盟双边服务贸易总量快速增长。从1991年到2013年, 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从79.6亿美元增长到2928亿美元, 增长了36倍。同时, 中国和东盟在双方贸易伙伴中的地位持续上升。目前, 东盟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中国从2009年起, 则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1997-2013年世界服务贸易平均增长率是8.4%, 东盟五国中新加坡、印尼得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较快, 平均增长率8.35, 新加坡、印尼得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较快达, 马来西亚、泰国平均增长率为5%。中国出口年平均增长率7%左右。中国、新加坡、印尼等国具有强的增长潜力。
二、中国和东盟贸易发展的互补性
服务贸易互补性理论上主要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 通过国际分工和产品比较优势分析两国静态和动态上由于生产要素扩大和国际流动性加强引起贸易的互补性。提出两国交换的产品因比较优势而形成的互补性是产生不同贸易模式的根本原因, 这种贸易的互补性由于资源禀赋形成价值比较优势出现产业间贸易形式, 同时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以及产品异质性形成比较优势出现产业内贸易。
贸易互补指数:由 (trade complementarity index) 是由Drysdale (1998) 提出, 衡量一国某商品出口与另一国某商品进口的匹配程度, 反映两国 (地区) 某商品贸易发展的潜力。计算公式如下:
TCIkij=RCAkxi×RCAkmj i国与j国在k服务部门上的贸易互补性指数, 其中RCAxik表示i国k服务部门进口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Xik/Xi表示i国k服务部门进口额占本国所有部门进口额的比重;RCAmjk表示i国k服务部门出口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Xkw/X表示全球k服务部门进口额占全球所有服务部门进口额的比重;MWK/MW表示全球k服务部门出口额占全球所有服务部门出口额的比重。
当主要出口产品类别与另一国的主要进口产品类别相吻合, 两国间的互补性指数就大。反之, 当两国主要进口出口产品类别不能对应时, 两国间的互补性指数就小。TCI指数越大, 说明两国该服务部门的互补程度越大。TCI>1表明两国服务部门上互补性较大。TCI<0.5表明两国互补性较小。
多种行业 (产品) 贸易存在和情况下, 两国的贸易互补性指数用各行业的互补性指数的加权平均来计算。加权系数为世界贸易中各类产品的贸易比重 (Wk/W) Wk表示k类产品的各国国际贸易总额, W表示世界所有产品的贸易额。当一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与另一国进口的主要产品一致性较好时则两国互补性指数较大, 反之则小。TCij= (RCAxik*RCAmjk) * (Wk/W)
根据互补性指数计算公式,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 服务部门的划分原则, 计算中国和东盟贸易 (表3中国出口东盟互补指数和表4东盟出口中国互补指数) , 因为数据库并没有通信、计算机、金融、保险、专利、个人创新文化、专利等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数据, 所以只能计算3个部门的互补指数。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东盟的两个部门旅游和运输, 中国和东盟互补性很大。其他部门金融、计算机、保险、个人创新服务、文化等技术密集型部门, 中国在上述服务部门没有出口优势。因此, 双方的互补性指数非常小。
东盟出口, 中国进口的服务贸易部门互补性计算, 发现双方在其他商务服务部门有互补性, 但互补程度不大, 互补性指数维持在1左右。说明东盟出口的服务贸易部门和中国进口服务贸易部门, 双方基本没有互补性。
中国与东盟之间服务贸易进出口分析可知, 2000年以来, 中国为出口国的服务贸易的TCI高, 说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服务贸易互补性大, 双方的互补性指数高, 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更依赖东盟。具体各国分析, 中国与东盟老成员国的互补性大于新成员国。以东盟为出口国的互补性中, 新加坡与中国的互补性最大, 最小的是柬埔寨。以中国为出口国的互补度中, 马来西亚与中国互补度最大, 其次是菲律宾和泰国;最低是柬埔寨。动态看, 总体上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东盟各国互补性影响不同。以印尼、泰国为出口国的互补性变大, 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 对中国的出口互补度仍然上升, 其他东盟国家的出口互补度下降趋势。新加坡对中国出口互补度逐渐上升, 居于第一位。以中国为出口国的互补性随着时间变化, 与新加坡互补度上升。新加坡成为与中国出口互补度最高的东盟国家。
服务贸易互补度TCI说明双边服务贸易潜力很大, 动态分析, 以东盟为出口国的互补性日趋下降, 以中国为出口国的互补性趋上升。东盟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度增加。以2007年为界, 中国出口的互补性小于以东盟出口的互补性。但中国出口的互补性指数上升趋势, 说明中国出口服务对东盟服务市场的依赖程度增加。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国东盟的互补性下降的趋势。但中国为出口国的互补性下降的速度缓慢, 说明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增加, 东盟的比较优势减弱。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 两国因为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的互补性开展贸易并获益, 互补性越大, 竞争性越小, 意味着贸易潜力越大, 贸易往来将越多, 贸易规模将更容易扩大。
从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互补来看, 中国与新东盟成员国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互补度最大的是技术密集型 (如通信) , 最小的是资本密集型 (如保险) ;与第二层次国家互补度最大的是技术密集型 (如通信等) , 最低的是技术密集型 (专有权) ;与新加坡互补度最大的是劳动密集型的运输, 最小的是技术密集型 (如专有权的服务贸易) 。
第三, 从具体服务部门的服务贸易互补度来看, 各个服务部门中, 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间互补势, 最典型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特许经营加盟商创造的收益占新加坡零售业总量15%以上, 实行特许经营的企业涉及的领域多样化, 有美容健身、料理餐馆、汽车服务、儿童教育等。
从不同的服务部门看, 在保险、专有权与特许经营等服务部门, 中国与东盟国家未来具有发展潜力的是服务的产业间贸易;而在运输、旅游、金融、计算机等服务部门中, 总体上是产业内贸易大于产业间贸易的互补水平, 因而在运输这几个部门的服务贸易均具有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潜力, 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应注重规模经济等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因素, 推动服务的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三、政策含义
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背景下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战略定位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枢纽区和开放合作的先行区, 加强战略资源合作开发, 打造海陆空联动新走廊, 扩大跨境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与合作, 搭建海上丝绸之路区域交流新平台和完善合作开发新机制。加大港口基础设施建设, 全力打造形成中国一东盟亿吨大港和千万吨集装箱干线港, 努力构建区域性的国家航运中心。建议全力推进中国一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建设, 为加强中国-东盟海上互联互通构建物流信息平台。跨境经济合作区是一种新的模式和合作方式, 符合中国—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战略的需要, 通过开放经济合作区的理念, 创新经济合作区的各项制度, 实现人员自由往来、货物自由流通、货币自由兑换等, 实现合作双方的共赢。
摘要:国家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 本文研究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发展的经济效应, 预测中国和东盟经济的发展潜力。文章分析中国和东盟自1980年-2013年双边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情况, 进行服务贸易差额的结构分析。核算了中国和东盟服务贸易的互补性指数, 得出两国在传统服务行业有较强的互补性, 新兴服务行业两国有竞争性。同时, 核算了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指数, 得出传统服务行业由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效应, 产业内贸易指数偏高。最后, 文章实证分析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发展对东盟10+1自贸区经济发展的经济效应并预测了未来经济的发展潜力。
关键词:服务贸易,互补性分析,经济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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