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到1979的曲折历史（精选3篇）
1949到1979的曲折历史 第1篇
搞了个不错的站，其实中间来回搞了半年，。中间的弯路。。曲折就没什么讲了。。就讲是怎样的思路成功的。
说下环境
脚本jsp
数据库sybase
单从脚本没办法下手，看到的就是一个登陆页面。无奈扫了下端口发现开了8xx1
打开后是一个中间件，搜下这套程序。发现没得下，只有一个手册，我看了下默认的用户名密码，登陆进去了，发现里面很强大，数据库用户名密码都有，但是都是星号，
在查看数据库日志里面可以看到明文。然后发现有上传的，但是只限war/jar/rar包。
那就赶紧的传war马喽，提示说错误的war包。
然后看了手册说war包要包括以下属性：
运行时间：表示运行了多长时间;
启动时间：表示该应用的启动时间;
总请求#：表示部署在xxx服务器上的应用自启动后收到的总请求数;
当前#/min：表示当前每分钟的请求数;
最高#/min：表示最高峰状态下的每分钟请求数;
高峰时间: 表示请求数达到最高峰状态的时间。
无奈。。。我不会写啊，也不知道是怎样的格式啊，
然后就找这套程序，网上没得下。我就找到公司主站，联系了上海分公司客服，
我跟技术员聊了很多，他问我为什么要这个程序呢。我说我们公司现在做了一个客户。对安全要求挺高的，所以我网上看了下发现你们公司的中间件做的挺不错，
评价也高(先拍马屁嘛)，所以想先试用下，看看总体效果怎样。
然后技术员就说：是啊 这个怎样怎样好。他自己吹嘘了下自己产品。说好用的话希望联系他购买。
中间省略千字。。。。。。。
然后通过QQ硬是吧一个141M的程序包发我。中间断了6次-9次。很耐心的跟我讲，网络不好，要我耐心点。。。
(其实我都怕人家不耐烦的。。。NND这年头真的很难找到这样的好人了)
拿到手随即架设了下jdk环境。装上去后运行OK
很满意。。。然后我想这样的话还是不行，传不了war包。嘿嘿。。。一个不好的想法就产生了。。
我跟技术人员讲，我说你那有没有小点的war包的网站程序。方便我做测试用，他说他们程序自带有在dome目录下，随即找了下还真有。。。就是一个war包，解开看后需要的环境文件都有，主文件就一个index.jsp里面就是一个提示架设成功意思的英语。。。。随即替换成jsp马从新打了个war包。。。本地上传OK
然后针对目标上传OK。。。。然后直接就是系统权限。。。后面就没什么讲的了。。。。。
也许是老手法。。。不过大家看后兴许能举一反三。。。。。
1949到1979的曲折历史 第2篇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为经济建设奠定了政治基础,也为中央政府规制经济秩序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此时,中共中央在深刻认识到重工业缺位对于经济发展和国家主权独立的危害后,为增强国家实力,选择了跨越式的产业结构转换模式,即依托政府干预将产业结构转换的路径直接驶入以重工业为主导的阶段。
本文将1949~1957年作为共和国经济发展史中产业结构演进的转折期进行研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选择1949年为研究起点,一方面是因为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政局尚不稳定,外忧与内患并存,战乱与割据并存,经济发展缺乏制度性保障;另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数据资料统计口径的一致,以便从数字角度来分析历史过程。第二,选择1957年为研究下限是因为自1957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驶入了“跃进”式的轨道,产业结构转换呈现“非常态”的发展趋势,总体来说,在急躁冒进思想影响下的经济决策直接导致了经济运行效益低。1949~1957年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尝试摆脱落后贫困的面貌,尝试救国图强的工业化道路并取得良好效果的转折期,探究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状况及其转换动因对于今天有着借鉴意义。
二、1949~1957年中国的产业政策
(一)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产业政策导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就已经提出建设工业国的远期设想。1949年3月5日,在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1949年9月29日,第一届政协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2],即实现工业化。至此,将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国的发展目标构成了当期中国产业政策的基调。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时间规划,毛泽东在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在3~5年的时间内,使国民经济完全恢复,在8~10年时间内,使国民经济得到较大发展。1950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大约3年的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准备有计划地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1951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3年准备、10年建设的战略设想。这些经济设想虽然是针对中国国民经济全局而言的,但同样深刻影响着全国范围内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结构转换的方向。
鉴于建国初国民经济仍处于战后恢复时期的国情,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这一时期的产业政策导向是在综合考虑国民经济整体的恢复和重建的基础上,“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3]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填平、补齐,一大批基础工业部门相继建立起来。在这一时期,国内政局较为稳定,为经济恢复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各产业的发展速度都非常迅速,经济带有战后恢复的性质。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起步阶段,也是在接下来的历史走向中为重工业发展奠定基础的准备时期。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促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从立足于恢复生产转向重点建设与国防工业相关的重工业。1950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决议将1951年的财政工作的方针确立为:“在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建设第三的前提下,进行恢复与调整及必要的重点建设[4]”。战争使中国国民经济具备了战时经济的特征,巩固国防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1951~1952年间的国防费用支出逐年递增,在1951年高达43.0%(如下表1所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第215、220页。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和产业政策导向是在考虑国民经济整体的恢复和建设的基础上,逐步转向重点建设国防工业和重工业的,这主要是受到了当时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恢复时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是迫于安全形势的压力,并非是出于要急于在短期内实现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发展和升级。这与后来逐步形成的赶超战略有着根本的区别。
(二)1953~1957年“一五”时期的产业政策导向
“一五”计划的制定始于1951年,陆续经过了五年时间的规划和调整,是在边修改边实施的过程中进行的。对于“一五”时期的经济建设,1952年5月,李富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明确指出:“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重工业,尤其是钢铁、燃料动力、机械军工、有色金属和化学工业等基础工业上,为我国工业化打下基础;农业、轻工业和交通等事业应当围绕重工业这个中心来发展。”[5]8月,中央颁布了“一五”计划方针,即“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重工业首先建设钢铁、煤、电力、石油、机械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及基本化学工业;轻工业建设的重点是纺织、造纸和制药工业。”[6]1954年6月,毛泽东再次强调,“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讲不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我们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1955年7月,李富春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则是优先发展重工业。”[8]从这一系列正式文件、工作报告及领导人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逐步形成了统一的认识,最终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将其纳入了“一五”计划的产业政策导向中,经济建设的重心从战时军事工业转向了重工业中的基础工业。
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指出:“采取积极的工业化的政策,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其目的就是在于求得建立巩固的国防、满足人民需要和对国民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因此,我们把重工业的基本建设作为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并首先集中力量进行苏联帮助我们设计的156个工业单位的建设。”[9]此时,中央文件精神开始突出强调重工业的作用和地位。经济发展的重点,具体来说就是前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从而“使我国有强大的重工业可以自己制造各种必要的设备,使现代化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居绝对优势”。中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为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这一长远目标的启动时期。
三、1949~1957年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是政府强力推动下的结果,这与战后兴起的日本、新加坡等东亚国家极其相似。在政府主导型的环境中,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变动就成为影响产业结构转换的主要因素。具体主要表现在通过投资流向的倾斜影响产业结构,通过“156项工程”改善产业结构,以及通过技术引进优化产业结构等。
(一)投资流向的倾斜促使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转换节奏加快
从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情况来看,1950~1952年间投资总额的近80%都分配于工业、运输邮电和农林水利等部门。[10]在产业选择方面,朝鲜战争爆发以前主要根据具体需要来分配投资,工业投资中用于煤矿、棉纺等产业的恢复性投资较多。战争爆发以后,国家安全问题突出,政府投资明显向国防工业以及与之相关的重工业倾斜。就工业建设而言,主要是对现有工业进行调整和恢复。1952年,用于恢复和改建的投资约占全部投资的3/4,而用于新建的投资仅占1/4。[11]1950~1952年,特别是后两年,对重工业的投资达70%以上。而在基本建设投资中,交通、运输、邮电业占据了首位,占了3年基本建设总投资的22.69%,高于中国其他各经济建设时期。从这3年产业结构的变动情况来看,工业恢复和发展的速度要明显高于农业,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30%上升到1952年的43.1%;从工业结构的变动情况来看,重工业比重逐年上升,从1949年的26.4%上升到1952年的35.5%,轻工业比重逐年下降,分别从1949年的73.6%下降到1952年的64.5%。
“一五”时期,国家加大了对工业的投资力度。到1957年,国家对工业部门的投资比重已经达到57.4%,与1952年相比增加了11个百分点。1953~1955年,国家对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投资占基本建设总投资的比重分别为6.24%、5.86%和31.97%,三者都显得低一些。1956、1957年加大了对农、轻、重的投资力度。“一五”计划执行的结果,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投资占基本建设总投资的比重分别为7.1%、6.4%和36.1%。[12]在重工业的建设中,重点投资于冶金工业、机械工业以及能源工业等基础工业。从工、农产业的增长情况来看,1953~1957年农业增长速度放慢,平均增长速度4.5%,仅为工业的1/4。在工业内部,重工业发展快于轻工业,平均增长速度为25.4%,比轻工业高出12.6个百分点;从工业结构变动情况来看,重工业的比重从1953年的17.6%增长到1957年的27.3%,上升9.7个百分点,而轻工业的变动幅度不大。
(二)前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构建了中国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的基础
在1949~1957年中国工业化建设和产业结构转换的起步阶段,“156项”工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构建了中国工业的骨干力量,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奠基石。从“一五”时期的项目工程质量来看,该时期各基础工业部门(煤炭工业和化学工业除外)和国防军事工业新增的生产能力中,有70%~80%是“156项”工程提供的,如炼铁、炼钢、轧钢能力等;有的行业甚至是100%,如炼铝和汽车制造等。[13]“156项”工程建设贯穿整个“一五”时期,并一直延续到“二五”时期,到1957年,已经建成投产的有57个,部分建成投产的10个。[14]“156项”工程中实际施工150项,分布于煤炭、电力、石油、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医药、轻工、航空、电子、兵器、航天及船舶等14个行业,构成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基本框架。其中,包括44个军事工业企业和106个民用工业企业。军事工业企业包括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民用工业包括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15]从“156项”工程的产业构成来看,除了3个轻工业和医药项目之外,其余几乎全部是冶金、机械制造、电力、煤炭、石油和化工原料等资金密集型重工业,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构成了中国以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体系的基础。
(三)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升级主要依赖于大批成套设备项目的引进,“一五”时期的产业政策实现以产业移植为主的技术更新
1950~1959年,中国先后与苏联签订成套设备项目304项,后撤销89项;与东欧国家签订成套设备项目共116项,后撤销8项;从瑞典、丹麦等国家进口的成套设备3项。此外,还从以上国家进口单项设备和生产线共104项,后撤销42项,实际耗用外汇总额约27亿美元。[16]这些项目的引进和建设,填补了工业技术的空白,使中国逐步在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及能源工业等领域具备了开发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部分重要产品的能力,也初步形成了独立设计和组织实施部分规模较大、技术较为复杂的工业建设项目的能力。经过“一五”时期的建设,中国主要工业品品种生产能力均有显著提高。以钢铁工业为例,1952年国内只能生产180多种钢和400多种规格钢材。到1955年优质钢和合金钢的生产已达到240多种,高炉和平炉的利用系数基本达到当时苏联的水平。[17]1957年已能生产4000多种规格的钢材,其中包括高级合金结构钢、特殊仪表用钢、矽钢片、造船钢板、锅炉用无缝钢管以及50公斤的重轨等主要钢材。[18]
通过引进成套设备,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对先进技术的移植和复制,建立起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也是许多后起工业国在工业化初期普遍采取的方式。但是,这也容易将技术引进工作停留于对引进技术的仿制阶段。1950年代中国引进的技术项目中,成套设备使用的外汇占全部金额的89.3%,单项设备与生产线占9.7%,而技术资料、图纸与技术合作仅占1%。[19]这样的外汇分配格局反映出当期的引进重点是能在短期内建成投产并能够较快获得经济效益的项目,对于技术引进和技术吸收尚缺乏重视。
四、结语
1949~195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承上”主要体现于1949~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此时中国结束了分裂局面,经济步入了战后重建和恢复时期,并提出了建设工业强国的长远规划;“启下”主要体现在1953~1957年的“一五”时期,此时中国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重点建设156项工程,成功启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通过考察这一时期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第一,在中国,政府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政府颁行的产业政策则是推动产业结构转换的主导因素。虽然在1949~1957年,甚至以后30年里,中国没有任何官方文件或讲话正式提出了“产业政策”这一概念,但产业政策的导向性均在各类正式会议报告和中央领导人讲话中体现了出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直接决定了产业结构转换的发展方向。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在较短时间内集中全国物资和人力开展经济建设,但其中也蕴含着一个问题,即一旦出现政府决策偏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是严重而长远的。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在当前的战略机遇期,要实现中国经济的起飞,政府亟需从两个层面加速职能转换:一是规范政府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管理者职能,即提供自由竞争的制度空间,保证经济环境的正常运行,使市场机制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切实发挥导向性作用;二是政府作为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者和产业政策的制订者,也需要对其职能范围和行使职能的方式进行规范,即要认识到政府决策的有限性,并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产业政策应以税收、利率、补贴等经济手段为主,对社会资源的流向实行间接引导。
1979：历史的转折点 第3篇
正如卡里尔的书名所示，他关注的焦点是1979年──这一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包围、苏联入侵阿富汗、另有四位改变了历史进程的领导人崭露头角，他们是玛格丽特·撒切尔、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邓小平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很难想象人物身份会有如此差异，也很难想象1979年会如此严峻，但是先把你的怀疑搁置一下吧。卡里尔提出了非常令人信服的观点，他认为这一年历史来了一个急转弯，每一位领导人都开始启动翻天覆地的变革，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世界格局：苏联的解体、中国的崛起以及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出现。卡里尔说：“市场和宗教的双重力量在被无视了太久之后开始绝地反击。”
就在那一年的一月，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到美国进行了为期9天的访问。严格意义上说他不是中国的国家元首（他从来没有拥有过那个头衔），但是吉米·卡特总统在白宫举办了国宴欢迎他的到访。在宴会上，邓小平发现他与女演员雪莉·麦克雷恩坐在同一桌。麦克雷恩曾在血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到中国拍摄大力颂扬毛主义的纪录片，她告诉邓小平自己在集体农场见到种田的教授是多么美妙的经历。“邓小平不以为然地看了她一眼……，”卡里尔写道，“他对她说，教授，应该在大学里教书，不应该种菜。”
如果麦克雷恩事前做过准备，她就会知道邓小平自己在文革期间也曾被黜，他上台执政后决心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他想要肯定中国共产党的绝对地位──淡化一点共产主义。当他结束访美回到中国之后，邓小平说他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因为他在寻思“中国如何才能迎头赶上？”他的答案是释放业已改变着香港、新加坡和日本经济的市场力量。他的第一步棋是放手发展私有农业经济（结果：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创立经济特区，允许在经济特区设立私营企业，甚至允许外商投资。
1979年5月，中国官员带领一队到访的美国商人前往距离香港不远的一块尚待开发的地区，官员们指着地平线，用手比划中国计划允许建立首个经济区的地方。“在场的所有美国人能够看到的，”卡里尔写道，“这是典型的华南地貌：到处是农民和水牛耕种其间的稻田。”实际上，这群人目睹的地方后来成了深圳──今天这座城市的人口超过了1，000万，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制造业中心之一。
就在邓小平访美的时候，玛格丽特·撒切尔正在伦敦准备竞选首相。当时，英国经济下滑之严重，英国成了第一个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寻求援助的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奇耻大辱，”卡里尔说，“一个曾经是西方政治、经济体制核心的国家发现自己沦落到香蕉共和国的地位。”
雪上加霜的是，英国在1978年底和1979年初经历了一系列让经济瘫痪的工人罢工以及高企的失业率。这给了这位杂货店老板的女儿一个机会，她打出了“工人没有工作（工党没有作为）”的口号与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竞选。然而撒切尔不光是在和她的竞争对手较量──她为私有化、削减开支和自主自立搭建的平台对于已经主导了英国两大政党、其实也支配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当时的执政理念倾向于让政府更多地干预经济并扩大国家福利。卡里尔写道，“撒切尔逆革命潮流的目的是废除战后的共识政治。”撒切尔的转型举措──打压工会、出售国有企业，会在晚一些时候推出，但是在她以保守党领袖初次参加竞选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她的获胜，卡里尔说，“反映了英国思维的根本性转变。”正如工党的彼得·曼德尔森多年后所说：“我们现在都是撒切尔了。”
欧洲另一个地方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随着一缕白烟于1978年10月16日在梵蒂冈升起，波兰红衣主教──卡罗尔·约瑟夫·沃伊蒂瓦──成为400多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教皇。对于撒切尔和邓小平付诸实践的经济理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1979年他的祖国波兰之行却是对一个在朝正统思想的更大挑战，具体说来，就是苏联帝国统治下的思想。
在九天的访问行程中，教皇主持了39场布道，参加布道的波兰人估计达1，100万。组织这些大型集会的是教堂而非政府，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经验，团结工会（Solidarity） 后来运用这些经验举行集会，导致波兰1981年实施军事戒严，并最终在1989年导致东欧集团的瓦解。
教皇传达的自然是宗教讯息，但它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谴责。“亲爱的兄弟姐妹，”教皇在一次布道中说，“不要让自己受人蛊惑，认为否定上帝、在生活中消灭祷告、只做一名劳动者人就可以充分发现自我，让自己误以为自己制造的东西可以自动满足人类内心的需求。”就像卡里尔指出的：“在苏联集团里从来没有哪个共产党容忍过对其意识形态和信息霸权这样直接公开的挑战。”
1979年1月，伊朗发生了一场迥然不同的革命。宗教领袖霍梅尼的上台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不仅废黜了一个腐败的美国盟友──伊朗国王，而且也标志着伊朗左翼政党执政的终结。这位宗教领袖和他的追随者不怎么喜欢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对霍梅尼的追随者而言，苏联与美国一样是敌人。一位名叫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年轻人就是激进的学生之一，他力主包围苏联大使馆而不是美国大使馆，但没有成功。
对苏联而言，这场伊斯兰革命让其敌人的敌人上台执政，但却不是它的朋友。对美国来说，这场革命敲响了警钟，共产主义的蔓延并不是唯一的全球威胁。大家没能预料到的是，新威胁比旧威胁历时更久。
然而霍梅尼革命更广泛的影响产生在其它伊斯兰世界。自从奥斯曼帝国覆灭以来，一场公然展开的伊斯兰运动首次攫取了政治权力。这一成果产生的反响超出了伊朗之外，甚至对这个国家在逊尼派阿拉伯世界的宿敌起到了鼓舞作用。“霍梅尼革命之后，伊斯兰教徒不再只停留在语言上，”卡里尔写道，“他们行动了。伊朗伊斯兰革命最有影响的遗产就是向人证明，革命是可以成功的。”
苏联12月入侵阿富汗也是1979年的主要历史事件之一。就像《奇怪的叛道者》中记录的其它事件一样，它的历史重要性要在事后才显现出来。这场旷日持久、代价高昂、最终无果的战争将苏联进一步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促进了冷战的结束。这场战争为伊斯兰武装分子提供了集结点和训练场地，因而为下一场全球冲突创造了条件。毕竟，奥萨马·本·拉登首次到阿富汗是为了与苏联人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