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六省范文（精选7篇）
中部六省 第1篇
一、中部六省农村居民收入现状分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以及对“三农问题”的关注, 中部六省农村居民收入有了显著提高, 增长速度有所加快。但是中部六省是传统的农业大省, 农村居民收入与全国和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 仍存在着一定差距;同时, 中部六省省际间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也有较大差异。
(一) 中部六省农村居民收入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的比较分析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7~2012) 整理得出。
由表1可以看出, 从2006~2011年中部六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绝对量持续增加, 安徽、河南、湖北三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现翻番;湖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3419.35元增长到6897.92元, 增幅最大为3478.57元;江西省增幅次之为3432.10元, 超过当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390.25元的增幅;山西省增幅最小为2420.48元;安徽、河南、湖北、江西四省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5.47%、14.96%、14.29%、14.13%, 超过全国13.60%的年平均增长水平;山西、湖南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六省中, 山西、安徽两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较低, 连续几年排名靠后;江西省发展势头迅猛, 从2006年起一直靠前, 直到2010年才被湖北省赶超。但是, 中部六省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绝对量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977.29元, 中部六省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是湖北省,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79.37元, 最低的是山西省, 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高达1375.89元。2011年, 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9585.04元, 是湖北省6897.92元的1.39倍, 是山西省5601.40元的1.71倍。2006~2008年, 中部六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有一定的波动, 呈先增后减的趋势, 但有五个省增速都维持在10%以上;2009年, 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 中部六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很小, 增长速度急剧下滑。2010年起, 全球经济回暖, 中部六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有较大幅度提升, 增长速度加快。
(二) 中部六省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变化分析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0~2012) 整理得出。Á
由表2可以看出, 中部六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大部分来源于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只是农村居民收入的补充。2009~2011年, 中部六省农村居民收入构成中, 除山西省和湖南省外, 其他四省家庭经营性收入均高于工资性收入, 与全国平均的趋势保持一致;河南、湖北两省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重分别高达54.53%、54.09%;中部六省平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在下降, 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在上升, 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持续上升, 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呈波动性。与东部地区比较, 中部六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四项来源均偏低。
由图1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可以看出, 2011年东部地区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为52.31%,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中部六省;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低于中部六省;财产性收入差距明显, 东部地区所占比重为4.25%, 而中部六省中只有山西省所占比重略接近东部地区为3.04%, 其余各省均在1.80%以下。2009~2011年, 相比东部地区, 中部六省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差距巨大, 其收入增长主要依赖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但由于中部六省的工业发展落后于全国和东部地区, 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偏低, 绝对数值偏小, 这也是中部六省农村居民收入偏低的主要原因。
(三) 中部六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7~2012) 整理得出。
由表3可以看出, 2011年, 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1809.78元, 中部六省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都低于全国水平, 排名靠前的湖南省为18844.05元, 排名靠后的江西省仅为17494.87元。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6406.04元, 远远高于中部六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就中部六省而言,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山西省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4, 安徽省为2.99, 湖南省为2.87, 河南、湖北、江西三省分别为2.76、2.66、2.54。再加上城乡居民收入用途不同,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除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 还要把收入中的一部分投入到生产活动中, 中部六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就更大了。
由表3还可以看出, 从2006年到2011年, 中部六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波动不是很明显, 湖北、江西两省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一直在3.00以下, 而山西省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在3.00以上。
二、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基本结论
通过对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进行客观分析,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中部六省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绝对量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更低于东部地区。
2.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中: (1) 中部六省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低于家庭经营性收入, 而东部地区工资性收入占绝对优势; (2) 中部六省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作为纯收入的重要补充, 普遍低于东部地区; (3) 中部六省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波动幅度偏小, 可能是因为国家对农业大省 (粮食主产区) 财政金融的支持力度没有大的变化。
3.在2006~2011年间, 除2009年的特殊年份外 (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 , 中部六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递减, 可能的原因是中部地区的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农业科技投入方面起到了较好的成效。但全国平均和东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波动不明显。
(二) 政策建议
无论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需要, 还是缩小地区之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需要, 从多方面制定可行性措施增加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都是当务之急。从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视角,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 培育新型农民, 增加工资性收入。
中部六省是农业大省, 也是农民工大省。中部六省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于打工。因此, 要加强职业培训教育系统, 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 加强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扶持。通过再就业培训和农村职业教育, 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村居民, 是现阶段中部地区增加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重要措施。
2.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加大农业科技投入, 提高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
中部六省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 单纯依靠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粮食生产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显然已不可能。因此: (1) 中部六省要加快发展现代化农业,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拉长农业产业链, 通过农产品深度加工, 增加附加值, 实现农村居民增收。河南省南街村“发挥比较优势, 围绕农业办工业”的经验值得借鉴。 (2) 根据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中部农村要大力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实现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 (3) 要加大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和农业科研的投入, 提高农业科技研究水平;开展职业培训的“阳光工程”;支持农业推广体系建设, 建立“科教推广生产”的良性运行机制;发挥农业科技示范园的示范和带动效应。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 较大幅度地提高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
3.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增加中部六省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全国“两会”高度重视农村居民土地经营权的保护, 将有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出台。农村居民土地经营权实际上具有“物权”属性, 通过保护“物权”、大幅度提高土地征用补偿费用标准、宅基地有偿转让、农村房屋和林权抵押贷款等措施, 增加中部六省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4. 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 增加中部六省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
中部六省作为国家的粮食主产区, 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二三产业相对滞后, 农产品收益甚微, 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收入。因此, 要完善中央支农的各项政策和专项资金补助倾斜政策。通过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补助, 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和保护种粮积极性, 构建农村居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同时, 要加快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 通过制度创新, 开展制度性的农村金融服务;通过改革, 让更多的资本进入农村市场;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积极推广小额信贷;中部六省要加强合作, 可以联合设立支持农业发展的区域性银行和农业保险公司, 构建起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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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六省外商投资环境比较分析 第2篇
选用2008年中部六省的统计数据, 根据统计规则和专家意见, 构建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国民经济发展、对外经济活动、科技创新、人口因素五大类别, 总共42项细分指标的投资竞争力评价体系, 应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的相关理论与方法, 实证评价中部各省的外商投资环境, 并找出对各省影响较大的相关因素, 为进一步改善各省外商投资环境, 并促进中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指标选取与研究方法
1.1 指标选取
外商投资环境的好坏不仅受到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 更取决于当地人口、经济、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客观性, 选取了涉及五大类别的42项细分指标, 具体指标见上表 (1) , Zi (i=1, 210) 代表自然环境与基础设施建设, Ji (i=1, 211) 代表国民经济发展状况, Wi (i=1, 213) 代表对外经济联系, Ki (i=1, 25) 代表科教创新, Ri (i=1, 2, 3) 代表人口因素。所选变量除R2为2007年数据外, 其他原始数据均来自各省2008年度统计公报, 比值则是经过相应数据计算得来。
1.2 研究方法
本文将采用因子分析法来评价中部六省的外商投资环境, 并通过综合因子得分对六省的外商投资竞争力进行排名。数据分析过程在统计软件SPSS13.0中进行。因子分析的原理就是用少数几个共性因子去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 即将相关比较密切的几个变量归在同一类中, 每一类变量就成为一个因子, 以较少的几个因子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运用因子分析, 就可以很方便地从多个变量中找出影响外商投资环境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进而找出改进的对策。
2 实证分析
由于各个变量的度量单位各异, 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 然后在SPSS13.0中进行因子分析。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 统计结果显示, 五个公因子的特征值分别为15.526、11.256、8.055、4.523以及2.641, 方差贡献率分别为36.967%、26.8%、19.178%、10.768%以及6.287%, 5个公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100%, 完全包含了42个原始变量的信息, 可见公因子的提取是合理有效的。
与第一个公因子Fac1相关系数绝对值在0.7以上的有13个变量, 相关度达0.9以上的四个变量为J1 (地区生产总值) 、Z5 (城市用气普及率) 、J8 (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以及K5 (万人拥有高校数) , 可解释为综合经济因子。影响第二个公因子Fac2的主要变量有11个, 相关度达0.85以上的四个变量为J10 (城镇年人均消费支出) 、Z4 (自来水供应量) 、W13 (外国旅游者人数) 以及Z1 (自然地理位置) , 可解释为自然因子。与第三个公因子Fac3相关系数绝对值在0.7以上的有10个变量, 相关度达0.9的四个变量分别为W2 (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 、W3 (外方注册资本) 、W1 (外商投资总额) 以及W5 (三资企业占总资产比重) , 该因子可解释为外商因子。与第四个公因子Fac4相关系数绝对值在0.7以上的有5个变量, 相关度最大的四个变量分别为J3 (人均GDP) 、K4 (人均教育经费) 、R2 (15-64岁人口比重) 以及K3 (万名职工专业技术人员数) , 该因子可解释为人力资源因子。与第五个公因子Fac5相关系数绝对值在0.7以上的有3个变量, 相关度最大的两个变量分别为W9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货物进出口总额) 、W10 (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分货物进出口总额) , 该因子可解释为贸易因子。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和原始变量的标准化值计算各省各因子的得分数。由于本文选取了6个省份的42个变量, 并且提取了5个公因子, 因而所得到的因子得分系数为42x5的矩阵, 记为R= (rij) 42x5, 原始变量的标准化值则为6x42的矩阵, 记为B= (bij) 6x42。各省各因子得分矩阵S=BxR= (sij) 6x5, 分析时六省顺序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以及湖南, 以山西省为例, 其各因子得分的计算公式如下:
Fac1=b11 x r11 + b12 x r12 + + b1 42 x r1 42
Fac2 = b11 x r21 + b12 x r22 + + b1 42 x r242
Fac3 = b11 x r31 + b12 x r32 + + b1 42 x r342
Fac4 = b11 x r41 + b12 x r42+ + b1 42 x r442
Fac5 = b11 x r51 + b12 x r52 + + b1 42 x r542
同理计算出其他各省各因子得分。随后, 根据各单个公因子得分与对应的方差贡献率进一步计算得出各省的综合得分, 计算公式如下:
综合得分Score=Fac1 x Var1 + Fac2 x Var2 + Fac3 x Var3 + Fac4 x Var4 + Fac5 x Var5 (Vari, i=1, 2, 3, 4, 5, 为因子方差贡献率) 。
各省外商投资环境的因子得分以及综合得分如下表2所示:
注:归一值是为了便于比较而将综合得分值进行极差标准化后的结果, 不影响原数据的相对大小。
根据因子得分以及综合得分结果将各省外商投资环境进行排名, 排名结果如下表3:
3 实证结论
根据上述因子分析的结果,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综合得分居于首位的河南省在综合经济因子上的表现远好于中部其他5省, 占据着绝对优势。这主要得益于河南省自中央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来, 大力实行产业转移, 加大政策优惠和优秀人才的引进等一系列措施。
(2) 湖北省以微弱的差异居于综合得分的第二位, 但是在自然地理位置以及外商因子中位列首位, 同时其他三方面的得分均位于第二位。湖北省自古以来均为水陆交通要道, 素有“九省通衢”的美名,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湖北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少便利条件, 武汉自明清以来即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商业重镇之一, 而且汉口曾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通商口岸。在科教方面, 湖北高校众多, 人力资本优势明显, 但是一直以来, 湖北人才外流比例较大, 而且近几年湖北的发展变革速度较慢, 这可能就是导致其综合得分不敌河南的原因。
(3) 湖北省的外商投资环境综合得分远不及河南和湖北, 但是又明显优于其他三省, 居于综合排名的第三位。从单个公因子得分来看, 湖南的地理区位条件较好, 但是综合经济发展、人力资源等因素则较为平庸。
(4) 江西、安徽得分较为相近, 排名分别为第四、第五, 尽管从地理区位来看, 两者分别毗邻经济发达的省份浙江和福建, 但是整体外商投资环境并不突出。这与两省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 省域现有经济状况、自然地理区位以及人力资源因素都影响着外商投资环境的好坏。
(5) 山西除了人力资源以及贸易因子外, 各单项因子得分均位于中部六省的底层, 综合排名位第六名。这主要是因为山西省位于我国中西部地区, 地理位置较为偏僻, 交通也不便利, 长期以来的主导产业为煤炭开采与出口, 产业结构不合理, 第二产业产值高达61.48%。尽管其人均GDP位于六省之首, 但是其人口总量仅为河南的35.9%, 湖北的59.3%。因而山西整体的自然经济环境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较小。
4 对策建议
如何在中部崛起的整体发展战略下改善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外商资本的引入, 促进各省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呢?本文根据上述因子分析的结果给出以下建议:
(1) 提高现有基础设施的利用率, 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无论是就单个省份, 还是对中部区域而言, 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吸引外商投资必不可少的条件。
(2) 加速产业结构调整, 迎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浪潮。随着中央政策的引导, 东部地区加工贸易企业将掀起新一轮向中西部转移的热潮, 许多跨国企业的生产基地也将随之向中西部转移, 中部各省应该抓住这个吸引外商投资的机遇, 利用外资来加速自身经济的发展。
(3) 加强人才的保留与引进措施。21世纪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 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不仅为构建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也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无穷的动力。
(4)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构建自主创新产业。在吸引外商投资的过程中, 不能一味地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优势, 而应该逐步建立起自主创新的科技优势, 以科技优势吸引外资的进入。
(5) 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尽管吸引大量外商投资有利于促进各省的经济发展, 但是也应该坚守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基本准则, 因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就不仅要考虑到现阶段的经济利益, 而且应该考虑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
(6) 加强区域合作, 走互利共赢的发展道路。中部六省应该充分利用地域优势, 进一步改善六省之间的交通状况, 加强区域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在实现整体区域竞争力提升的同时实现各省的优势发展。
摘要：选用中部六省2008年的省际截面数据, 选取基础设施建设、国民经济发展、对外经济活动、科技创新、人口因素五大类别的42项具体指标, 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各省外商投资环境进行定量评价, 并进一步根据因子得分将六省的竞争力进行评级。结果显示, 河南、湖北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最强, 湖南居于其次, 安徽、江西、山西竞争力最弱。还发现, 人口受教育程度、劳动力人口所占的比例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于各省外商投资竞争力有着显著影响。
关键词：中部六省,投资环境,因子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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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六省的区域竞争与合作分析 第3篇
一、建国以来中部六省在全国的区域格局演化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中国划分为沿海与内地两部分,河南东部、安徽被划分为沿海地区,山西、江西、河南西部、湖北和湖南为内地。1958年,中央把全国划分为七个协作区,山西为华北协作区成员,河南、湖北、湖南为华中协作区成员;安徽、江西为华东协作区成员。1964年开始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省的西部划为三线地区,四省的东部和安徽、江西为二线地区。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又将全国划分为西南、西北、中南、华北、华东、东北六个大协作区和华南、闽赣、山东、新疆四个小协作区,但六大经济区域的基本框架并未突破[1]。1982年,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发出《关于沿海和内地划分问题的通知》,六省全部为内陆地区。198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界定了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范围,六省全部属中部地带。
1999年6月,中央做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决定,2003年12月,拉开了东北振兴的序幕,使得中部地区相对处于“政策洼地”,由此,希望获得国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成为中部六省的共同愿望。2004年3月,“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首次明确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里。2009年9月,国务院《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正式出台,明确了中部地区的优势和定位,指明了中部地区的发展方向,为中部地区的发展增添了动力。
2012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中原经济区以河南为主体,包括晋东南和皖北等部分地区。2015年4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经国务院批复实施,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城市,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经济圈等为核心发展地区。随着中原经济区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出台,再加上山西和安徽的不同定位,中部地区又重新分为相对独立的若干区域发展板块。
二、区域竞争:中部崛起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目前,我国各种区域政策的位置越来越突出,与产业、财政等宏观调控手段一样,正在形成宏观调控新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中部六省对中部崛起战略都抱有很高的战略期望:河南省提出要“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走在前列”,湖北省要努力“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江西省要求“在中部崛起中有更大作为”,安徽省正在促使“向中部崛起的领军地位迈进”,湖南省要做“中部崛起的引擎”,山西省力求“在中部崛起平台上的跨越发展”。这些定位,背后是各省为了谋求区域发展而展开的激烈竞争。
各地出现在政策、项目与投资等方面的竞争,具有一定的客观性。首先是因为中部地区发展水平都还比较低,不仅远低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即使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也存在很大差距,所以快速发展的愿望更加迫切。根据全国及各省统计公报以及2015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可以看出,无论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还是全体人均可支配收入抑或R&D经费投入强度,中部六省基本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竞争的存在,从制度经济学中政府竞争性的角度分析,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为了留住企业,各地区努力创造优势,从而加剧了区域间的竞争。尤其是在目前地方政府以GDP、税收、就业等为基本考核目标的情况下来看,作为区域产业政策行为主体的政府选择的出发点是本地利益的最大化。
从另一方面来看,中部地区纷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处于同一层次,缺乏起辐射带动作用的“龙头”[2]。就经济总量而言,河南遥遥领先;就人均来看,湖北居首;以R&D经费投入强度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水平,则又是安徽夺魁。可以说,中部六省在发展当中,是各有所长,没有一个省份能对临省形成全面“压倒”之势,这从客观上造就了中部六省互不服气,难以形成具有内在驱动力的协调发展机制。从城市来看,虽然武汉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城市,但是武汉城市圈在经济总量和人均GDP上也分别落后于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和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导致其在邻省的影响都相当有限。在目前的中部崛起的背景下,中部并没有形成具有强大主导作用的经济中心,这是和长三角等地最大的区别之处,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核心辐射源,就自然出现了各自为政、群龙无首、争当领头羊的格局。
同时,各省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沟通机制。如前所述,中部在历史上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从大漠边关的黄土高原到温风软雨的岭南丘陵,自然环境复杂多样,人文经济迥然不同,生活习俗千差万别,与其他地区的发展相比,既没有像江浙沪等国家层面上的一体化措施,也没有东北三省政府层面的联席会议等办公机制和泛珠三角所勾勒的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从内部来看,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间交流都相当有限。值得注意的是,中部六省之中,鲜有彼此互为最重要的联系对象,譬如山西与河北、河南与山东、安徽与江苏、江西与浙江、湖南与广东的省际交流,无论是资金流还是人员流,都较其他相邻的中部省份密切。
三、中部六省在竞争中合作的基础分析
合理竞争是保持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部崛起中,各个省份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竞争也是正常的。但是一定要认识到竞争不是“零和”博弈,在竞争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合作,中部各省的发展应从“彼得我失”的零和思维转向相得益彰的“正和”博弈[3]。目前国家出台的“十三五”规划,区域政策有望被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并与产业、财政等宏观调控手段形成合力。与此同时,我国各地的区域经济联盟、区域空间组合、区域合作机制、区域功能分工等也出现了实质性的快速发展,由地方经济向区域经济的转化已现突破性态势。在这种状况下,中部六省只有加强区域合作,统筹区域发展,才能够形成一个整体,共创中部腾飞奇迹,才能在国家的区域政策中有更大的发言权。
第一,发展战略的对接目标不同。山西在区域布局定位上,正在积极加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圈。安徽实施东向战略、发展东向经济,重点是融入长三角。湖南则明确提出“湖南向南”,积极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实现与珠三角的交通互连、产业互补、市场互通、资源互享。江西的目标是全面“对接长珠闽、融入全球化”。河南、湖北分别坐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黄金航道核心位置,东南西北可谓“八面玲珑”。
第二,产业基础和发展重点不同。河南的农业和交通产业,山西的能源基地建设、湖北的高科技产业、湖南的文化产业、江西的绿色和生态产业、安徽的科教与家电轻工业等不仅在中部,在全国都很有优势。各省完全可以错位发展,发挥自己的最大比较优势。
第三,中部在产业一体化的合作有强烈的内在需求。例如,两湖地区的能源需求与晋煤外运的通道建设问题,再如河南食品工业与共同区域市场建设问题,都呼唤着各省加深合作。这些产业为中部各省的发展提供了区域合作的内在动力。
四、实现竞合发展之道:构建共同框架
中部崛起,需要各省以泛区域的利益目标为导向,强化体制创新,通过契约型或有形的超区域政府组织的管理,形成六省合作的内生机制。
第一,要积极塑造中部的区域形象。当前最主要是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努力营造中部区域魅力,在国人心目中形成“中华粮仓”“鱼米之乡”的富庶形象和四通八达、九省通衢、神州腹地的交通便利印象。
第二,要提升中部区域竞争力。经济全球化在区域间竞争加剧的同时,使区域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更为明显,从而使区域所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地理位置虽然是影响经济联系的重要因素,但区域经济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仅依赖于自身的发展基础,也通过区域间的物质及信息联系实现区域经济间的相互影响[4]。在这种情况下,中部要想崛起,必须要在区域间利益共享、经济互相渗透依赖等提升区域竞争力方面上下功夫。
第三,完善区域合作发展的制度化机制。在推进一体化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如何分工,各省间以及区域间、城市间如何分工协作,基础设施、产业和空间结构一体化以及政府间政策的协调问题,都是中部崛起现实经济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与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努力相伴而生的复杂的共同治理体系,通常涉及新形式的合作与地区间的协作[5]。当前,建立六省跨行政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机构,应立足研究中部地区协调机制,推动在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市场规范等公共产品领域的合作,解决中部地区发展中各省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第四,深化中部区域的新型产业分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了区域分工的深度与广度。当今世界出现了区域产业链分工体系和经济模块化发展的趋势,这使很多产品生产过程包含的不同工序和区段,被拆散分布到不同区域进行,这为中部六省一些产业的合作发展提供了新挑战和新机遇。在分工中促进合作,有所为有所不为,是中部地区崛起的必由之路。
第五,完善区域性交通服务网络,消除地方市场隐性分割。加快省际间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形成区域快速交通和信息网路,消除投资、经商、就业和旅游等方面的地区差别和政策差别,鼓励企业实现跨区域合作与并购,把各省的经济活动置于区域合作框架中进行,杜绝区域合作中的“机会主义”倾向,形成区域间利益双赢的发展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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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六省农村信息化水平比较分析 第4篇
关键词：农村信息化,水平,评价,中部六省
2004年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旨在解决“中部塌陷”问题。为了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中部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已将推进农村信息化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为了对中部六省农村信息化水平有一个科学的评价,为十二五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笔者通过长期农村信息化工作实践研究,提出了一套农村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部六省水平进行了具体分析和对比。
1 农村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农村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是在参照国家信息化指标构成方案[1]的前提下,结合农村的实际进行设计,主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系统性原则。从信息的传送到接收、消费的各个链条,系统考虑。二是全面性原则。在指标的构成上,全面考虑地区的经济基础、信息基础设施、信息终端设备、信息人力、信息消费等情况。三是普适性原则。所选择的指标必须适应对各个不同地区的农村信息化的量度,且应符合农村的实际。四是尽量量化原则。即尽量通过大量统计数据支撑各项指标。
2 农村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为了评价农村信息化水平,设计了5类指数、14个指标。5类包括经济基础指数,含3个指标;信息基础设施指数含4个指标;信息终端设备指数,含3个指标;人力指数,含2个指标;信息利用指数,含2个指标(见表1)。
3 中部六省农村信息化水平分析比较
中部六省2006年、2007年农村信息化水平加权平均值汇总见表2~4。
3.1 总体水平
根据上述农村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全国及中部六省农村2006年、2007年2年数据的测算(以北京2006年数据作参照,即北京当年农村信息化的评价指数为100),结果表明:2007年全国大陆地区农村信息化的评价指数为50.66。中部六省中,山西为51.43,列第1位;湖北为44.45， 列 第 2 位 ; 江 西 42.65， 湖 南 42.03， 安 徽 42.01， 河 南 37.09，分列 3、4、5、6 位 。 山西之所以成为中部地区的领 头 羊，主要是“人力”和“信息利用”指数“帮了忙”，这 2 项指数 分别达到 13.03 和 15.16，均列中部第 1 位。河南列倒数第 1 位，主要是信息利用指数(其中主要是互联网普及率)“拉了 后腿”，这项指数仅为 6.09，不到山西的 50%，也不及湖北的 50% 。 中 部 地 区 除 山 西外 ， 其 余 五 省 均 未 达 到 全国 平 均 水 平，这说明中部农村信息化呈塌陷之势(见表 5)。
3.2 发展速度
全国大陆地区农村信息化总体发展速度为19.67%(2007 年与 2006 年比较 ) 。 中部地区发展速度最快的是江 西，指数增长率为 17.27%，第 2 位是湖南，增长率为 15.47%; 第 3 位是山西，增长率为 14.47%。安徽增长率为 13.57%，湖 北增长率为 11.49%，河南增长率为 4.83%，分列 4、5、6 位(见 表 6)。
注:(1)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指数的4个指标用地区通信设施的总体数量代替;(2)农村信息服务人员数量指标用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职工人数代替;(3)农村互联网用户比例用地区综合互联网用户比例代替。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7》。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
3.3 分项评价
全国大陆地区2007年农村信息化5类分项指数分别是:经济实力4.03;基础设施5.60;终端设备12.64;人力11.63;信息利用15.14。其发展速度(与2006年比较)依次为18.18%、21.21%、16.20%、1.04%、43.37%。中部六省经济实力指数列第1、第2、第3位的是山西(3.54)、湖北(3.35)、河南(3.21),该指数六省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速度列前3位的分别是安徽(20.00%)、湖北(19.64%)、河南(19.33%),山西和湖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基础设施指数列第1、第2、第3位的分别是安徽(7.15)、河南(6.94)、湖北(6.83),该指数六省全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中部地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一定积累;其指数增长速度前3位分别是湖北(23.73%)、江西(17.84%)、湖南(17.74%),中部六省的增长速度只有湖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终端设备指数列前3位的是山西(12.95)、安徽(12.56)、江西(11.24),该指数除山西外,其余五省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指数发展速度居前3位的是山西(9.56%)、安徽(5.55%)、江西(5.34%),六省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力指数居前3位的是山西(13.03)、湖南(11.30)、湖北(11.26),除山西外,其余五省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指数发展速度最快的是山西(3.25%),其次是江西(1.17%)、湖南(0.89%),六省只有山西和江西高于全国平均。信息利用指数位次依次为山西(15.16)、湖北(12.22)、江西(11.42)、湖南(10.84)、安徽(9.57)、河南(6.09),六省只有山西略高于全国平均;指数发展速度依次为江西(59.05%)、安徽(53.37%)、湖南(50.56%)、山西(36.21%)、湖北(30.00%)、河南(3.40%),六省中江西、安徽、湖南三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6)。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是中部六省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落后地位,由于经济实力不强,农民缺乏购买信息终端设备的能力(五省信息终端设备指数低于全国平均)。二是人力指数水平很低,发展速度缓慢,六省均未达到2位数,有些省还是负数。这说明农村信息化发展中人员素质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三是信息利用指数增长速度较快,六省除河南外均达到2位数,这说明现代信息技术越来越受到农村用户的重视,发展越来越快。比如互联网应用指数是所有指标中增长最快的。
4 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4.1 中部“塌陷”
上述数据表明,中部六省不仅许多分项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总体水平也大多低于全国平均,没有一个省达到北京市50%的水平。这种情况与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要求格格不入。因此,国家应加大对中部地区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投入,不断提升农村信息化水平。
4.2 北强南弱
中部六省农村信息化发展不平衡,处于北部的山西省农村信息化水平要强于其他南部五省,5个分项指数,山西省有4项指数位列中部第1位。中部相对落后省份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升农村经济实力,以提高农村信息吸纳能力。
4.3 手段落后
在中部农村,各省虽然电话、彩电等信息终端设备普及率较高,但电脑普及率很低,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六省2007年的电脑普及率分别是3.43、2.19、2.0、2.0、1.59、1.19,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8)。虽然目前在农村普及电脑并不现实,但在乡村建立信息示范站点,让农民就近享用现代化信息服务是可行的。另外,采用IPTV的形式,推进互联网进村入户,也是一种廉价、实用的信息入户解决方案。
4.4 素质“腿短”
如上所述,中部六省人力利用指数很低,亟待提高。目前农村的现实状况是文化素质较高的青壮年劳力大量外出打工,留下的是妇女、小孩和老人,信息接收利用非常困难。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大农村教育培训的力度,在努力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同时,保障适龄儿童的入学率,避免产生新的文盲。农村科技培训要经常化、制度化,信息接收终端设备要尽量“傻瓜化”,信息收费要低廉化,信息内容和服务要本土化。这样,信息才能真正进村入户[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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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六省 第5篇
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计划;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市场竞争的加剧,坚持自主创新成为中部崛起的强劲动力,提高区域的创新能力成为中部崛起的必由之路。自主创新能力是指通过运用各种优势资源、建立新的技术平台或对已有技术进行重大改进而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并取得自主知识产权,使自身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加,获得持续竞争优势自主创新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能力的有机综合[1]。其强弱是评价一个自主创新实力的重要尺度[2]。中部地区拥有湖北、湖南、河南、山西、江西、安徽六省,也就是说中部六省的自主创新能力直接影响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
全面评估某一地区的创新能力,系统比较不同地区的创新能力,对了解该地区的自主创新体系发展现状及趋势显得十分重要。因此,正确地对中部六省自主创新绩效进行测度,对于中部地区乃至全国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2 因子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是一种数据简化的技术,它通过研究相关阵或协方差阵的内部依赖关系,将多个变量综合为少数几个因子,以再现原始变量与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3]。因子分析法的主要思想是根据相关性大小把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而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每组变量代表一个基本结构,这个基本结构称为公共因子(之所以称其为因子,是因为它是不可观测的,即不是具体的变量)。对于所研究的问题就可以通过最少个数的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测的每一分量[4]。
因子分析法的基本步骤如下:首先,确认待分析的原始变量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次,构造因子变量,利用旋转方法使因子变量更具有可解释性;然后,利用因子变量计算得分;最后,根据得分对结果解释说明。
3 因子分析法的实证分析
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涉及面广、蕴含信息量大,其重点研究内容就是建立一套科学化、标准化、系统化、规范化的指标体系,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中部六省自主创新能力的全貌,从而对中部六省自主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5]。自主创新能力是多种能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不仅包括创新主体对资源的掌握和运用能力,还包括使创新主体资源能力得以实现的环境能力和科技成果的创造能力。因此,本文将中部六省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指标界定为以下三个方面:自主创新基础、自主创新投入和自主创新产出。中部六省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见下表1。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中指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因此2010能够得到的主要是2009年的数据,因为数据的采集、出版需要一定的时间[6]。根据前面的指标设置,中部六省各项指标的具体数值如下表2所示:
数据来源:《湖北省统计年鉴:2010》、《中国科技统计数据:2010》、《中国统计年鉴:2010》
本文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首先要将原始变量数据进行标准化以消除数据量纲不统一的影响。而数据标准化采用的是Z-scoer法,变换公式这里不再一一详述。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就求其相关系数矩阵。知大部分相关系数都大于0.3(原则上来说只有当大部分相关系数均超过0.3,数据才适合因子分析),因而用因子分析是合适的。
下表3给出了每个变量共同度的结果。从该表可以知道,因子分析的变量共同度都很高,表明变量中的大部分信息都是能够被因子所提前,这说明该因子分析的结果是有效的。
下表4给出了因子贡献率的结果。通过下表可以看出,只有前三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并且这三个因子的特征值之和占总特征值的90.824%,因此,提取这三个因子作为主因子。
利用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值。通过旋转后的因子荷载表中各因子在指标上的荷载系数可看出:
F1主要包含的指标是X1、X4、X5、X7、X8、X9、X11、X12、X18,这些指标在第一主成分上有较高载荷,说明第一主成分基本反应了这些指标的信息。这些指标都与研发的投入产出有关,因此F1代表研发因子;
F2主要包含的指标是X10、X13、X14、X15、X16、X17、X19,这些指标在第二主成分上有较高载荷,说明第二主成分基本反应了这些指标的信息。这些指标与科技发展的水平有关,因此F2代表科技水平因子;
F3主要包含的指标是X2、X3、X6,这些指标在第三主成分上有较高载荷,说明第三主成分基本反应了这些指标的信息。这些指标与自主创新的基础有关,因此F3代表创新基础因子。
最后,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表(表5)计算出各个观测量的得分和综合得分。
综合得分F=(42.619%F1+28.635%F2+19.569%F3)/90.824%
其中:
F1=0.119ZX1-0.023ZX2-+0.110ZX18+0.026ZX19
F2=-0.031ZX1-0.060ZX2++0.056ZX18+0.130ZX19
F3=0.001ZX1+0.292ZX2+-0.022ZX18+0.048ZX19
基于中部六省的指标统计数据,通过综合评价函数可计算出所选取的中部六省自主创新能力关于三个主成分及其构成指标合并之后的得分情况,具体如下表6所示,按得分高低顺序排列,分数越高表明由综合评价函数评价的自主创新能力越好。
通过上表的综合得分看出,中部六省的自主创新能力从强到弱依次是:湖北、河南、湖南、安徽、山西、江西。
4 结束语
在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和区域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自主创新能力己经成为中部地区获取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7]本文针对中部六省的自主创新特点,构建中部六省的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借助SPSS17.0统计软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中部六省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行科学地分析,客观地评价了各省的自主创新能力实际情况。
由于自主创新能力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理论基础相对薄弱,资料收集和数据获取有限,使得本文对各省自主创新能力的优劣势还未进行评价。因此,对中部六省自主创新能力的优劣势分析与对策研究是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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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六省 第6篇
一、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现状
大同市位于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的中心, 面积1.4万平方公里, 人口331万, 是山西省第二大城市。大同市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 京包铁路、大秦铁路、北同蒲铁路纵横交织。古时曾为北魏都城———平城所在地, 也是多民族融合的最前沿。平成文化、边塞文化、佛教文化源远流长, 积淀深厚, 由此带动了该地区旅游观光产业的蓬勃发展。
毫州, 地处皖西北, 面积8371平方公里, 人口576万。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曾以“三朝古都”名扬天下, 文化积淀深厚, 民俗艺术精彩繁多。毫州盛产中药材、烟草和小麦等粮食作物, 素有“中华药都”、“华夏酒城”的美誉。自东汉末年以来, 毫州地区种植药材之风盛行, 目前全市 (区) 中药产业从业人员超过100万人, 药材种植面积近100万亩, 中药饮片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 出口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南阳地处豫西南, 面积2.66万平方公里, 人口1026万, 二者均为河南各市之最。南阳2012年GDP2367.2亿元, 位列全省第三。该市交通区位优越, 焦枝铁路、宁西铁路横穿全境, 形成全国新的十字交叉结构;国道311线、312线、207线、209线和豫01线、02线等多条省道纵横交织。
湖北襄阳, 全国十大明星城市之一。既是老工业基地和传统农业大市, 也是全国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城市, 还是全国三个“军转民”试点城市之一。目前, 襄阳拥有产值过亿的高新技术产业18家, 国家火炬计划76项, 汽车及零配件产业已经成为其支柱产业。2009年该市的高新技术产业数量全国排名为44名, 2012年已经上升至36名。目前已经吸引来自美国、日本、法国、德国、香港、台湾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来襄投资, 其中有5家为世界五百强企业。
湖南岳阳, 处于沿江经济带胃部, 素有“湘北门户”之称, 是湖南省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城市, 拥有全球五十强的亿吨级大港———岳阳港, 国家交通主动脉在市区交织成网。在2014年开建的岳阳机场配合下, 未来将形成“水陆空”三位一体的大交通局势。
吉安, 革命摇篮———井冈山的所在地。1927年秋, 毛泽东, 朱德等老一批革命家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70年前, 这里刮起了“十万工农下吉安”的红色风暴, 根据记载, 走出吉安的共和国将领达147名之多。几年来, 吉安为了促进红色旅游业的发展, 特别重视交通发展, 2012年全年该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总数达2000万人次, 同比增长15%, 实现旅游收入165亿元, 增长32.9%。
二、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特点
通过对大同, 毫州, 南阳, 岳阳, 襄阳, 吉安六个市的现状比较分析, 可以看出以上几个城市的快速发展, 有如下共同条件和基础:
第一, 在本市区域内, 整合资源, 集中管理。大同市在2001年时将原有的煤炭企业大同矿务局改制为大同煤矿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对资产进行重组合并, 实行集中管理, 统筹规划, 扩大了企业规模, 增强了企业竞争力;南阳市充分利用自身的古都形象, 人文景观和山川河谷等自然资源, 大力发展文化会展和旅游观光产业;吉安在充分整合革命遗迹, 自然景观和文化旧址的基础上, 又完善了交通灯基础设施, 初步形成“红—绿—古”三色旅游模式。
第二, 在发展关键期, 都获得一定的政策资源。政策不仅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也是保证经济持续发展下去的坚强后盾。湖南岳阳原本只是一个濒临连江的鱼米之乡, 后来经过国务院批准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 以及城陵矶港区的批准建设, 从而奠定了岳阳全球港口50强和“长江八大良港”之一的地位;襄阳在政府引进高科技产业春风的吹拂下, 大力发展汽车零配件产业和高科技产业, 2012年在全国的高新技术排名中已经上升至36名;吉安在荣获国家首批“A类红色旅游区”的称号以及众多经典被国家批准红色文化保护单位后, 旅游观光产业蒸蒸日上。
第三, 在各市的发展过程中, 都有经济基础支撑。经济基础是一个市乃至一个区域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从以上几个比较的城市来看, 毫州已经初步形成了中药材种植, 中药加工, 中药流通, 中药科研和教育在内的比较完善的产业体系, 带动了100余万的中药产业劳动力;襄阳以汽车发动机生产为核心, 带动汽车零部件的生产, 形成工业集聚和产业链, 促进了本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吉安则以原来的革命历史为基础, 将自然风光和历史遗迹相结合, 大力发展旅游观光产业。
第四, 在创业进程中, 机制束缚实现突破。在各市的艰苦创业, 取得辉煌成绩的阶段, 都曾遭遇体制机制的束缚, 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受到制约。比如毫州, 在中药材种植面积扩大, 产品过剩时, 创新举办了“中国 (毫州) 中药材交易会”, 有力促进了中药材的流通;为适应当下社会对养生的重视与需求, 又及时制定并实施了《中华药都———养生毫州行动计划》, 开启了中药养生的新时代。不管各地经济, 历史, 文化, 自然背景如何, 寻求新的社会经济模式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总结
通过上述比较与分析, 本文认为一个城市快速发展的基本条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是整合资源, 产业支撑, 其次以此为基础, 利用配套政策、体制支撑和统筹规划支持产业升级和发展, 最后通过机制创新突破来加强地区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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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畅.地方经济发展问题探讨——襄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有感.现代商贸工业, 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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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六省 第7篇
一、模型的建立及数据说明
1. 三阶段DEA模型的建立
由Fried等[2]提出的三阶段DEA方法, 解决了Coelli[3]所创建的DEA方法在效率评价分析过程中不能排除环境条件和随机误差的弊端。Farrell[4]最早以英国为例展开农业生产效率的分析, Ball V.E.etc.[5]研究了包括美国在内的10个农业大国的生产效率, Dias Aavila A.F.[6]研究了农业技术发明和技术传播对于农业TFP增长的作用;国内学者方福前、张艳丽[7]利用非参数Malmquist计算出1991-2008年中国农业TFP指数及构成, 车维汉、杨荣[8]运用DEA方法测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20个人均土地资源较少的国家及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961-2005年间的农业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及Malmquist指数, 郭军华等[9]运用三阶段DEA模型研究了我国2008年农业生产效率, 周迪, 韩桂兰[10]采用三阶段DEA方法, 分析了我国2005~2009年省际农业生产效率。
三阶段DEA方法通过三步来实现对决策单位 (Decision Making Unit, DMU) 效率值的评价。第一步采用传统的DEA方法从投入的角度也可以从产出的角度测定DMU效率。基于可变规模报酬 (VRS) 假设, 从投入的角度 (产出一定时投入最小) 来测定DMU技术效率的方法如下:设有N个决策单位, 有K种投入要素以生产M种产出结果, xi、yi分别为第i个DMU的投入和产出列向量, X和Y为N个决策单位的 (K×N) 阶投入矩阵和 (M×N) 阶产出矩阵, 则第i个决策单位的技术效率可以从如下线性规划中得到:
其中是被考察DMU的总效率值, 当θ=1时, 表示DMU处于有效状态, 是效率前沿面上的点, 当<1时, DMU存在效率损失, 意味着要素投入过多。
第二步, 运用随机前沿分析 (SFA) 方法消除不同主体所处的外部环境差异所带来效率评价的差异性。以投入导向为例, 对第一阶段DEA方法所得到的, i个决策单位的N个投入松弛值量进行SFA分析, 构建的SFA回归方程为:
其中, Sni表示第i个DMU第n项投入松弛值;Zi=[Z1i, Z2i, …, Zpi]表示p个外部环境变量, βn为环境变量的待估参数;fn (Zi;βn) 表示外部环境变量对投入松弛值的影响;vni+uni为混合误差项, 其中vni~ (0, σ2vn) 反映随机干扰, uni~ (0, σ2Un) 反映管理无效率。vni与uni独立不相关, γ=σ2Un/ (σ2Un+σ2Vn) , 当γ→1时, 表明管理无效率占主导, 当γ→0时, 表明随机干扰占主导。
利用SFA方法对式 (2) 的方程进行估计后, 就可以对DMU投入要素进行调整, 调整一般采用对于外部环境以及运气较好的决策单位增加其投入的方法得到新的投入数据:
第三步, 采用式 (3) 计算得到剔除环境变量和统计噪音影响的投入 (或产出) 数据, 用调整后的数据重新进行DEA分析, 以获取消除了个体环境差异后得到效率评价。
2. 模型变量选取及数据的来源
(1) 产出指数的选取。对于单个农户而言, 估计家庭粮食产量相比估计务农收入要容易得多, 且粮食产出与劳动过程关系密切, 因此本文放弃经济收入指标, 选择中部六省的粮食产量为产出指标, 为便于同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 全国平均作为一个DMU进入模型, 所以本文有7个DMU。 (2) 投入要素指标的选取。资本和劳动是常用的生产要素, 对农业, 土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考虑耕地面积 (总资源) 不是粮食产出直接因素, 农作物播种面积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两个指标中, 后者更适合作为农业生产的土地投入;劳动力投入选取各地区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资本包括农用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存量, 当年化肥施用量 (折纯量, 万吨) 也是一种流量资本。 (3) 环境指标的选取。农业是受环境条件影响较多的产业, 包括自然资源条件、农业劳动力素质等外部环境因素和外生随机因素 (如气候、自然灾害情况) , 还有财政支农政策等。学者一致认为环境变量应选取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影响但不在样本主观可控范围的因素, 本文选取指标有:
乡村人口 (万人) 指标。对于乡村人口较多的地区, 农民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可能性降低, 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自农业, 因此只有精耕细作, 才能保证家庭的生活, 预期对农业生产效率会产生正面影响。
有效浇灌面积占粮食播种面积的比例 (%) 指标反映农业的生产条件, 相对于缺水的农田而言, 有效浇灌可以较大幅度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但近年来出现工业和城市用水与农业争水现象, 农业的浇灌条件有恶化的趋势, 而节水技术和耐干旱作物的推广部分缓解了这一矛盾, 预期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正面影响。
先进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农业现代化管理与经营都离不开现代化的农业从业人员, 人力资本的积累既可以提高农民的知识和技能, 知识的提高又有助于提高农民经营的效率。以乡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预期将会正面影响农业生产效率。
农业是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的弱质性产业, 以农作物受灾面积 (千公顷) 指标表示自然灾害变量, 在相同投入下, 自然灾害减少农业产出。理论预期农作物受灾面积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负向作用。
对农户来说, 相对于粮食而言的经济作物, 甚至于杂粮的收入在经常年份要好于水稻、小麦等常规性品种, 但政府从国家粮食安全角度考虑希望农民多种植粮食等农作物, 粮食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 (%) 指标的影响方向难以确定。
财政支农可以起到促进农户生产的积极性, 具有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积极作用, 以2000年为价格基期的财政支农支出数额 (亿元) , 预期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正面影响。
《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2001-2011) 上给出了各地区乡村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的抽样数据, 将其受教育时间分别设定为0、6、9、12和15年, 采用人口数加权平均计算得到乡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人) 。其他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1-2011) 计算得到。
二、实证结果及比较分析
1. 第一阶段DEA分析结果
使用DEAP2.1软件对中部六省及全国单元2001-2010年农业生产效率进行Malmqusit指数法分析 (见表1) 。由表1得出, 7个单元TFP、综合技术效率均为上升;但是中部六省不同省份的农业生产效率变化参差不齐, 山西、安徽、河南三省TFP都表现为年均增长, 而江西、湖南和湖北三省则表现为负增长。从中部六省2001-2010年总体农业生产效率变化情况与全国进行比较分析, 因为中部地区农业在规模效率方面较大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导致TFP年均增长低于全国水平, 如果消除这方面的影响, 中部六省的农业生产效率平均增长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 第二阶段SFA回归结果
将第一阶段DEA分析所得到的各单元投入变量的松弛量取对数后作为被解释变量, 将前述六个环境变量经过变换后为解释变量, 使用软件Frontier4.1 SFA回归结果见表2。
由表2可得, 环境变量对投入松弛变量的系数大多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外部环境因素对各省农业生产投入冗余量存在显著影响。当回归系数为正时, 表示增加环境变量将会增加投入松弛量, 从而导致各投入变量的浪费或减少产出;反之, 表示增加环境变量值有利于减少投入松弛量, 即有利于减少各投入变量的浪费或增加产出。 (1) 乡村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理论预期一致, 该变量对四种投入松弛变量的系数均为负, 且系数较大, 且均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反映了农民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科学种田以提高生产率, 对农田的科学管理和耕种会增加农业的产量和收益。 (2) 财政支农支出。与理论预期一致, 该变量对四种投入松弛变量的系数均为负, 且显著性程度较高, 系数较大。说明财政支农对农业生产效率提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提高财政支农支出会导致投入松弛量的减少, 从而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加, 且效果显著。 (3) 受灾面积。受灾面积对四种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 但有两个未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自然灾害的发生导致产出的减少, 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这与理论预期一致。 (4) 粮食播种面积的比例。该变量对四种投入松弛变量的系数均为正, 并且均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 但系数不大。粮食播种面积的比例的提高, 并没有带来规模经营, 从而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广种薄收的传统耕作方式和地方政府行政命令干预下的粮食播种面积比例的提高, 其结果是粮食耕作的劳动生产率不升反降。 (5) 有效浇灌面积比例。该变量对四种投入松弛变量的系数均为正, 并且能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与理论预期不一致, 现实情况可能是在农业浇灌比例减少的情况下, 由于节水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农作物品种的调整, 因此没有对农业生产效率造成负面影响。 (6) 乡村人口 (万人) 指标。该变量对四种投入松弛变量的系数有正有负, 且没能通过至少10%的显著性检验。一方面农村人口密度高的地区, 非农就业困难的农户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投身于农业, 农业的精耕细作会提升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农村人口密度高会带来大量人口外出务工就业或在当地乡镇企业就业, 对农业生产是弊多利少。
注:*、**、***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为相应估计的t统计量。
表2中SFA回归γ均在0.6以上, 且均能通过至少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影响农业生产效率误差项中管理因素占主导, 但随机干扰也不可小觑。农业的影响因素太多, 不同区域受环境变量的影响不同, 导致一些区域因为较好经营环境或运气具有较佳的效率表现, 而一些较差经营环境或运气的地区效率则表现较差。
3. 第三阶段调整投入后的DEA分析结果
根据式 (3) 调整投入量, 并将调整后的投入值与原始产出再次代入DEA模型进行分析, 得到第三阶段各决策单元的效率值及规模报酬调整状态, 如表3所示。
将消除了环境变量影响的第三阶段DEA分析与第一阶段比较, 发现: (1) 规模效率值有较大程度的降低, 中国六省的规模效率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且低于1, 说明中部地区相比全国的农业耕地细碎化更为严重, 规模经济的好处没有得到体现; (2) 近十年来纯技术效率中部地区与全国一样, 基本上没有变化; (3) 消除了环境因素的影响, 中部六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年均增长率要高1%; (4) 从综合效率分析, 第三阶段所测出的效率值要低于第一阶段, 说明消除了环境变量影响后的结果更客观, 真实地反映各省的管理效率状况, 说明进行环境和随机因素的调整很有必要。
4. 结论及建议
对我国中部六省2001-2010年农业生产效率进行三阶段DEA模型分析, 得到: (1) 通过第二阶段的SFA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所选取的六个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对中部六省农业生产效率存在显著影响。环境因素中, 农业人力资本、财政支农对效率产生正影响, 而受灾面积、粮食播种面积比例和有效浇灌面积比例对效率产生负影响; (2) 在经历了投入要素调整前后的回归分析, 农业生产效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中部六省与全国平均相比, 全要素生产率进步年均高1%, 规模经济低, 纯技术效率持平, 技术效率进步高1.6%。因此本文建议:第一, 提高环境因素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正面影响, 包括提高农业生产人员的科技水平, 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提高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提高财政支农的力度和结构, 以发挥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第二, 通过提升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来改善农村耕地细碎化, 通过土地流转、建设现代农场以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经营, 争取更好的规模效益。第三, 中部六省的农业生产效率表现出北高南低的特征, 北方的山西和河南节水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而南方的江西、湖南土地的复耕系数决定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应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提高农业技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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